觀念平台－採取「苦笑曲線」重返台灣製造優勢
By 中時電子報,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十一月 21日, 2017
2017年11月22日 04:10 工商時報
戴肇洋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
1992年，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在推動「再造宏碁」過程中，提出「微笑曲線（Smiling Curve）」理論作為發展策略，進而將其修正為「產業微笑曲線」理論。亦即在追求附加價值理念下，將廠商利基或產業鏈結假設為微笑嘴型所形成的一條朝上曲線。其中，微笑曲線中間下端在競爭激烈下，是屬於附加價值較難以上升的製造生產；相對微笑曲線的兩端是屬於附加價值較高，包括左邊是全球性競爭的研發設計，以及右邊是在地性競爭的品牌行銷。
此一理論提出之後，除掀起國內產官學研各界廣泛探討，以及透過各種模型加以實證外，與其相關的論述，已成為台灣許多廠商從事升級轉型方向，創造自有品牌進軍全球重塑形象的圭臬，甚至是台灣許多產業規劃長期發展策略，建立自主技術領先國際脫穎而出之基礎。換句話說，未來不論廠商在面對競爭上，或是產業在迎接挑戰上，應該朝向微笑曲線兩端發展，亦即加強左邊智慧財產的創造，以及加強右邊顧客導向之服務。
然而，二十餘年以來，雖台灣廠商在市場佈局上透過西進、南向等方向延伸發展，台灣產業在技術累積上則是經歷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產業創新條例等政策支持協助，但此一期間，我們卻又發現，不但廠商難以朝向附加價值較高的品牌行銷區塊移動，而且產業更加不易邁入附加價值較高的研發設計領域定位，導致迄今為止廠商仍仰息於跨國企業主導重要市場之下賺取微薄利潤，產業仍依存於先進國家掌控關鍵技術之下分包低階加工。
為何目前台灣淪落至如此不易擺脫的宿命？探究其癥結在於，台灣市場規模不大，一般難以利用國內行銷通路作為試驗，自行創造獨特的全球品牌，加上技術能量薄弱，更加不易透過國內研發體系作為架構，自主建立領先之國際技術。亦即不論投入自行創造品牌，或是投入自主建立技術，其所需要的資源從人脈、經費至管理、風險，並非以中小企業經營模式為主的廠商可以承擔，也非以委託加工發展型態為主的產業可以肩負。
在此同時，個人認為台灣面對既有市場規模及技術能量限制之下，若要取得一席之地，則需從「反向」的思維切入附加價值曲線。換句話說，未來台灣在資源配置上，與其投入較缺乏競爭條件的研發、品牌，不如投入已具有競爭基礎之創新、製造。亦即我們並非忽略研發、品牌，而是有效利用逐漸被遺忘的長期以來委託加工所累積孕育的製造經驗，透過創新元素驅動，將上述「微笑曲線」下端分包利潤較微的低階加工，翻轉成為微笑嘴型之「苦笑曲線（Sullen Curve）」上端主導附加價值較高的高端製造，構築競爭優勢。
事實而言，目前世界許多國家在服務業相關領域邁入高度發展的同時，開始調整產業競爭策略，不論之前美國所推動的「重返製造」目標，或是最近中國大陸所規劃的「2025達到製造強國」願景，乃是將製造業朝向「高端製造」升級，列為國家未來追求生存發展的競爭策略。
此外，誠如在國際評價上，提及德國製造，我們始終稱許其產品符合高端品質、耐用安全，提及日本製造，我們則是肯定其產品具有高端技術、多元功能，兩者均能透過高端製造延伸產品附加價值，進而構築競爭優勢；相對提及台灣製造，迄今似乎仍停滯在其產品「創新元素」不足、「製造品質」偏差形象，導致難以創造附加價值，提高競爭優勢。
畢竟，「製造」是台灣追求生存發展的根基，完善厚實製造業是健全發展服務業之前提，兩者相輔相成。再者，推動台灣製造朝向高端升級，同時兼顧研發、品牌，進而創新附加價值，不但可以促進產業結構轉型，而且亦可藉此擺脫薪資停滯困境。因此，面對國際經濟景氣渾沌、全球產業鏈結重組之下，唯有透過「苦笑曲線」邁入高端製造，建立競爭優勢，始能在全球化發展趨勢與區域化整合潮流中，立於不敗之地

結構轉型警訊！52家企業衰退
By 聯合新聞網, udn.com查看原始檔八月 28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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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28 00:57聯合報 記者孫中英／台北報導
蔡政府上台後力推「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但國內不少企業目前則面臨「衰退困境」，包括宏達電、宏碁、聯電等大型企業，過去十餘年來市值衰退為「中型企業」，華映、茂迪、威盛等「中型企業」則成為「小型企業」。專家指出，國內尤其是科技、面板和部分傳產業者正面臨結構性轉型，且有可能轉不過去的存亡危機，政府該做的是創造友善經營環境和趕緊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否則企業一開始衰退，應該「就回不去了」。
台灣董事學會分析二○○五到二○一六年間台灣一六二四家上市櫃公司市值變化，有八家大型企業縮水為中型企業，中型企業成為小型企業有四十四家。台灣董事學會發起人蔡鴻青說，這是很大的警訊。
八家「大變中」 多做代工
董事學會調查，八家「大變中」企業的平均市值從期初的一○九點五億美元掉到廿七點六億美元；八家公司是宏達電、聯電、友達、鴻準、仁寶、宏碁、TPK（宸鴻），唯一的傳產業是遠東新。蔡鴻青說，不管是「大變中」或「中變小」的企業，最多就是科技和面板業，公司多是「代工」，以手機供應鏈來說，大客戶過去還有摩托羅拉，近年只剩蘋果；只要蘋果有新機，供應鏈跟著打上「蘋果光」，但若哪天蘋果沒了，恐怕真的會歲月無光。
蔡鴻青說，科技業早就面臨轉型的問題，純粹只做代工「看不到產業的長期成長性」。但值得關注的是，遠東新市值衰退除了和行業周期有關，也凸顯台灣整體化工、化纖業正面臨嚴重的關稅壁壘問題。
憂關稅壁壘 盼快洽簽FTA
目前區域國家除了台灣，都積極簽署FTA，中國大陸、東協和南韓互簽FTA，東協國家輸入大陸、南韓輸往東協產品，許多都是零關稅。台灣業者本希望兩岸貨貿協商能降低「石化、面板、工具機、汽車」等商品銷往大陸關稅，但如今卻面臨兩岸關係停滯。
一名傳產分析師說，若台灣化工產品外銷區域市場關稅降不下來，業者又只留在台灣，說不定「一整個產業會全死光」。不過，遠東新在六月股東會後宣告將調整產能結構，未來要下壓台灣產能，提高大陸廠和越南廠產能。
台灣企業除步入衰退困境，上市櫃公司這兩年也「瘋減資」。蔡鴻青說，除了稅制考量，減資與企業衰退現象其實可連結觀察，因為企業減資就是告訴大家「我沒有成長。」但減資後，上市櫃公司規模變小，負面效應是「台灣資本市場也會越來越小」。
助轉型 政府應給友善環境
面對台灣企業的轉型難題，蔡鴻青指出，政府除應認真思考簽署FTA，該做的就是「提供友善的經營環境」，台灣企業不需要政府三不五時就創造一個「產業政策」，要的是一個「有水有電不反商」的投資環境，若這些基本指標都達不到，就不要怪多數企業想往外跑。

薪資倒退16年 8成上班族嚮往美日工作
中央社中央社 – 2017年1月9日 上午11:07
（中央社記者邱柏勝台北 9日電）台灣薪資水準倒退16年，激發上班族海外求職念頭。根據yes123求職網調查，年後有意跳槽的上班族中，8成考慮赴海外工作，以美、日最受青睞，希望能領到在台灣2.2倍的薪水。
yes123求職網今公布「年後跳槽與海外上工調查」，調查顯示，高達88.9%的上班族透露，在雞年農曆年後想換工作，比例不但高於去年的87.1%，更創2011年以來新高。另外，想跳槽的上班族中，更有80.3%透露考慮到海外工作。
調查指出，上班族最想去的海外工作地點，前5大熱門地區分別為日本（42.4%）、美國（40.1%）、港澳（38.2%），以及東南亞（33.7%）、澳洲或紐西蘭（30.7%）。
至於6到10名方面，則分別是加拿大（28.4%）、中國大陸（26.4%）、歐洲（24.1%）、南韓（13.4%）以及印度（8.1%）。
此外，本次調查發現，上班族平均希望海外領的月薪，是比台灣目前領的多出121.3%，等於是要拿到2.213倍的薪資。若再以經常性薪資3萬9167元估算，外派的月薪，大約希望能有新台幣8萬7000元左右的水準。
yes123求職網發言人楊宗斌表示，根據主計總處公布資料指出，台灣薪資水準停滯不前，甚至倒退16年，導致上班族寧可到國外工作，爭取比較好的待遇。但上班族離鄉背井到海外工作，除了要放下熟悉的家人與生活環境，還得擔心當地物價，是否導致開銷過大，賺的錢甚至不夠花，因此前往海外工作，求職者通常都會要求比較高的薪水。
但楊宗斌也憂心，台灣人才若持續外流，未來恐怕將演變成「國安問題」，影響到國家整體的競爭力。因此政府若要避免人才外流，要先解決長期凍薪、低薪化的問題，以及降低青年失業率，調整產業結構並且推動升級。
此「年後跳槽與海外上工調查」，是由yes123求職網於2016年12月22日到2017年1月3日，以網路問卷進行抽樣，調查目前有正職工作的會員，有效問卷共1314份，信心水準為95%，誤差值為正負2.7個百分點。10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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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輝：台灣是不是選錯了戰場
By 作者: 彭明輝, opinion.cw.com.tw查看原始檔八月 10日, 2015

很多人都知道台灣不該再代工了，卻很少人認真想過，台灣是不是一直都選錯了戰場，所以才無法擺脫代工的命運？

富比士2015年的全球兩千大企業顯示，體型不同的國家各有他適合的主打戰場。美國的製造業主打新興科技的消費品市場，歐陸國家主打量大的耐久財和商用、工業用生產設備；而瑞典這種小國則主打量小價高的商用級和工業級產品。只有台灣是不自量力地在主打量大的新興消費品市場，難怪只能被整合到美國的供應鏈裡去代工，並隨時被新興國家取代！

如果再認真去分析富比士2015年全球兩千大企業中德國或瑞典的入榜製造業，就會發現適合台灣的藍海無所不在，只是我們對「利基市場」的想像一直太狹隘而已。

● 為什麼蘋果不是德國的

最常聽到的是一個荒唐的答案：「因為德國民族性保守，所以不擅長創新。」別忘記：沒有德國人就沒有相對論和量子物理，連量子力學都會只剩一小塊。1918年戰敗的德國，22年後就有能力用40天的時間占領全法國，這絕對不是單憑「工業強大，嚴守紀律」就做得到的。一個會率先在2011年提出工業4.0的國家，更不可能欠缺產業的前瞻性思考。

蘋果不是德國的，因為支撐起蘋果電腦、Google和臉書的許多社會制度都不符合德國戰後的現實條件，也違背了德國在戰後的主流價值（公平競爭，人盡其才的ordolibralism）。

美國會成為全球消費品市場的技術創新領袖，是因為她有戰後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可以主導全球標準的制定和專利的審查，從源頭控制戰略制高點。其次是她有政治、軍事與電影工業共同支撐出來的「高科技」品牌形象。此外美金是國際貨幣兌換基準，可以用它去支撐華爾街高風險高獲利的金融市場──當美國金融體系出亂子時，可以叫全球投資者和消費者一起買單。這些條件與優勢，都是其他國家不可能有的。

另一方面，歐陸國家也不願意在新興消費品市場裡跟美國爭龍頭地位，因為它是建立在不符合歐陸國家社會發展目標的基礎上：嚴重偏袒資方的稅賦與專利制度，以及偏袒少數人的知識經濟；其代價是犧牲中小企業與技術工人的發展空間，以致製造業衰退，底特律破產，很多美國人的生活水準像新興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

矽谷只有一個，全世界不可能有第二個，這不是因為美國人比較聰明，而是因為她有前述全球獨有的條件，以及另外一個附加條件。美國擁有全球最多元的先進產業與武器系統，可以吸納各種天馬行空的創意，將它們變成有市場價值或軍事價值的技術；而其他國家卻只能把這些創意當作沒有市場價值的純學術研究。在前述各種條件下，美國才能夠以充裕的經費支持大學裡千奇百怪的各種研究，並吸引全球最頂尖的人才去留學、工作。

缺了上面任何一個條件，矽谷就沒辦法聚齊全球最頂尖的人才和最豐沛的創投基金，將各種創意與發想一棒接一棒地加工、整合，直到被產業化。因此，以色列矽溪（Silicon Wadi）雖然號稱是全球第二大高科技創新重鎮，實質上也只不過是加州矽谷的海外分部而已。以猶太人的富有和聰明，都只能附屬於加州的矽谷，你就知道高科技創新產業的背後是政治、軍事、經濟與金融的霸權，它根本是一個極端不公平的戰場，絕非只是人才與資金的較量。[2] 而不自量力的代價，絕對是很痛苦的。

芬蘭為了Nokia的豪賭而付出慘痛代價，三星的弊端則讓韓國人痛苦不堪。台灣的兩兆雙星只不過是附屬於美國企業的廉價供應鏈，使得台灣從日據（日治）時期的「香蕉共和國」變成美國經濟殖民下的「蘋果共和國」，每年要繳交巨額的專利授權和更新代工設備，以換取微薄的毛利，技術升級的空間被嚴重地壓縮，隨時有被後進國家取代的危險。

新興消費品市場真的是一條適合台灣走的路嗎？繼續跟隨美國的腳步去發展生物科技產業與穿戴式裝置，下場會不會重蹈Nokia、三星和兩兆雙星的覆轍？

德國很清楚自己的現實條件和社會發展目標，儘管她擁有汽車、錄音機、電視、數位電腦、直升機、阿斯匹靈、口服避孕藥、影像掃瞄器、信用卡晶片、和MP3格式等發明的能力，以及全球最強的製造業出口能力，她還是選擇避開美國專擅的新興消費產品市場，而主攻汽車、工業設備和醫療設備等生產財，以及工業原料、醫藥和商用軟體市場，以便在傳統的技術優勢上添加新的創意，並兼顧研究人員的知識與創新，和技術工人的特長。

其次，德國、瑞士、荷蘭和瑞典的龍頭產業絕大部分跟精密機械脫不了關係，因此公司可以利用上百年累積的專業知識和技術（know how）去提升一般工程師的生產力，整個產業鏈裡的工人也必須要發揮高度的手工技巧，以便配合研發部門做出高精度、高品質、能忍受惡劣環境的產品，這也使得工人的潛能與附加價值一併被提升上去。因此，這些萊茵體系的產業不只是研發與創意密集，也同時是知識密集，和工匠技術密集，從天才、幹才到巧匠都有一展長才的空間。

此外，耐久財與生產財的系統性能是需要零組件和子系統的高度配合，因此不只終端的系統產品是研發導向的高技術、高單價、高附加價值，她的零組件供應商也會被迫必須交出高品質、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因而帶動整個產業鏈的技術和毛利向上發展，甚至逼得連零組件供應商都必須要轉為研發密集的型態。這使得整條供應鏈都是技術導向而非成本導向，也使得這些企業既有能力忍受較高的勞動力成本，也不會輕易地外移到成本較低的國家。

對比下，消費品市場的價值鏈往往集中在擁有品牌與專利的母公司手中，其他供應商的毛利低且技術層級不高，因而對社會總體生產力的提升貢獻有限，還很容易造成供應鏈的外移，以及產業空洞化。所以，底特律破產了，德國的傳統企業卻持續升級而很難被新興國家取代。

面對歐美產業特質的差異，台灣必須認真思考的是：我們到底該學習條件跟我們有如天壤之別的美國，還是該取法現實條件跟我們相近的歐洲中小型國家？

● 瑞典為什麼那麼強

施振榮曾明確斷言：「小國無法做品牌，沒有內需市場，很難。」台大一位商學院的教授則乾脆主張：小國沒有本錢分散資源，台灣應該要把資源集中在資訊業，才有機會創造一兩個世界級品牌。[1]

其實，小國有許多高毛利、技術與創意密集的利基市場，只不過我們過去對這世界了解太少，對歐洲更鮮少有較深入的了解。如果仔細看看入榜2015年富比士全球兩千大企業中的瑞典製造業，你將會發現到處都是適合台灣發展的利基市場。

台灣有23家製造業進入富比士2015年的全球兩千大企業，瑞典只有12家；而瑞典最大的製造業在富比士的榜單中只排到第276名，遠遠落後於鴻海（122）和台積電（158）。但是瑞典企業的研發密集與技術密集程度卻遠超過台灣，在全球同業中居於領導地位；她們的產量通常不大，但全球受雇員工卻動輒數萬人。

創立於1876年的Ericsson（276）是瑞典最大的製造業，擁有37,000項專利，全球員工將近12萬人，其中25,300人在從事研發。她的規模遠小於鴻海和台積電，卻是全球最頂尖的通訊系統設備製造商：1950年的全球第一通國際電話是靠她的交換機接通的，2000年時全球3G行動通訊系統的領導者是她，她也在2010年以84Mbps的HSPA技術創新世界紀錄；目前全球40%的手機通訊是靠Ericsson的設備在傳送，英德合資的全球第二大手機服務網Vodafone就是採用她的設備。此外，她曾在1956年參與研發出全球第一隻行動電話，負責提供通訊系統，然後她設立手機部門，在1997年推出全球第一隻智慧型手機Ericsson GS88；後來她被Nokia的廉價優勢壓縮掉市場佔有率，並在2000年發生晶片廠大火後，因不堪虧損而把整個手機部門賣給Sony。

看著Ericsson的成績，很容易理解《經濟學人》為何看不起台積電和鴻海。但是，假如連Ericsson都只能守住電訊設備的利基市場，而從手機的消費市場敗下陣來，我們就更加必須認真思考台灣的戰場到底在哪裡。

創立於1873年的Atlas Copco（525）是瑞典的第二大製造業，專攻高性能礦坑與隧道的挖鑿設備和工業用高壓動力設備。Volvo（559）創立於1927年，最具競爭力的產品是商用遊覽車、貨卡和船舶與飛機的驅動系統，而不是消費市場的家用汽車；成立於1862年的Sandvick（760）是全球最大的超硬合金專業刀具，1930年代成立的Assa Abloy（832）在全球門鎖和保險、保全系統市場佔有率達10%，創立於1907年的SKF（956）是全球精密軸承的代稱，歷史超過60年的Autoliv（1226）為全球著名汽車大廠提供安全氣囊與路況自動辨識等先進的駕駛安全輔助設備，歷史僅23年的Hexagon（1492）專長礦業與衛星地理資訊系統與精密量測設備，創立於1883年的Alfa Laval（1707）全球第二大的重工業關鍵製程設備廠。即將滿90年的SCA（590）兼營運輸包裝與紙尿褲，兩者的共通特性是注重功能性，而非一般的消費品；此外，生產家用電器已近百年的Electrolux Group（1174）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的商用電器生產商，只有創立於1947年的H&M（473）是專攻低價位的時裝業品牌。

比較這些大企業的屬性，非常地多元，多到出人意料之外。譬如，Assa Abloy從門鎖起家，竟然可以在八十多年內持續創新，針對旅館、企業與金融業的需要而發展出各種旅館與辦公室用的智慧型門鎖、保險櫃與保全系統，成為全球兩千大企業中的第832名。由此可見，只要你願意積極地替客戶著想，做到遠比客戶更了解客戶的需要，任何一個行業都容得下無限的創意、研發和毛利與營運規模的成長空間。

因此，不管先進國家的企業有多少技術壟斷優勢，有心的台灣企業永遠可以靠自己長期累積的智慧去開創新的利基市場。

這些利基市場以專業的客戶為對象，遠比消費性產品市場更適合台灣人重理工而不重人文與創意的特質。她的客戶需求很客觀而明確，只需要拼技術，而不需要揣摩消費者瞬息萬變的心理和各國的文化差異，更不需要解決全球零售通路與行銷的複雜問題。此外，因為客戶有能力客觀地評價產品的品質，並給予合理價格，因此投入研發與技術升級的資源較容易從市場上回收，也較不容易陷入後進國拼殺價格的血戰。這樣的市場，從產品創意、市場預測、研發、設計、製造到行銷，都較容易聚焦，不會像消費品市場那樣地變化莫測，所以風險較低，特別適合像瑞典這樣資源有限的小國，更適合像台灣這種理工掛帥的中型國家。

● 轉型中的台灣產業

大家都嫌台灣的企業小、其實台灣的企業規模已經明顯超過瑞典，問題出在毛利低，技術層級低，而且多樣性嚴重不足。台灣入圍富比士2015年全球兩千大企業的製造業共有23家，依序是鴻海（全球排名第122），台積電（158），南亞塑膠（662），中鋼（708），廣達（725），聯發科（788），台灣化纖（912），台塑（930），和碩（935），日月光半導體（1000），華碩（1003），群創（1023），台達電（1093），友達（1111），華亞科（1348），仁寶電腦（1412），大立光電（1455），遠東（1479），緯創（1617），可成（1707），南亞科技（1762），英業達（1841），以及正新輪胎（1866）。

這一份名單裡IT相關的代工產業比例高到嚇人，政府斧鑿痕跡之深更是嚇人──曾經名列政府重點產業的將近20家，像台達電、大立光電、可成與正新輪胎這樣始終在科學園區外面自力成長的，算是異數。

不過，在鎂光燈照不到的許多角落裡，台灣一直有人在技術和研發上默默地深耕、茁壯，而他們也在兩兆雙星泡沫化之後逐一浮上檯面。除了台達電、大立光電、可成與正新輪胎之外，精華光學在汐止，川湖在高雄路竹，而「金磚企業」之首的四零四科技則在新店，他們都從沒在科學園區設過廠，四零四科技甚至堅持不上市──他們的崛起都是靠硬底子的技術，而非政府補貼或股市炒作，因此更值得期待。

其次，2015年初每股獲利前15名的製造業不再集中於特定產業，而是分散在尖端科技和傳統產業的所有行業裡：他們都有自己可以完全掌控的獨特核心技術，有適合自己的利基市場，具有跟瑞典、荷蘭頂尖國際企業相似的特質，因此也都有機會在未來進入富比士全球兩千大企業，並發展出全球頂尖的技術。

除了這15家之外，還有經濟部遴選的兩屆隱形冠軍（共20家），以及雜誌精選過的其他隱形冠軍，和許多EPS超過10元或接近10元的製造業。它們的附加價值率都超過代工產業，而他們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在數量上、多樣性上和技術層級上則遠勝過晶圓代工加兩兆雙星。

台灣正在進行產業結構的轉型，從政府揠苗助長的兩大明星變成自主發展的百家爭鳴，從資本密集與規模優勢轉向深耕技術，從短多長空轉向可長可久。

如果有人看不見台灣的未來，也許是因為他看錯了地方，也許是因為他還在迷戀過去兩兆雙星的假象，而不知道台灣正在朝更健康，更有競爭力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與註解】

[1] 天下雜誌，2013/11/13，〈品牌，台灣還可以做嗎？〉

[2] 猶太人的聰明程度和他們對當代學術的貢獻有多驚人，恐怕很少人充分了解。沒有猶太人，就沒有精神分析，也不會有相對論和量子力學──26%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都是猶太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德語系的猶太人，連歐本海默和美國人最崇拜的費因曼也都是猶太人。今天的經濟學論戰，幾乎就是猶太社群的論戰──傅利曼、克魯曼和Joseph Stiglitz 都是猶太人，此外還有17個猶太人拿過諾貝爾經濟獎。猶太人撐起古典社會學的三分之二板塊，涂爾幹、馬克思和Georg Simmel都是猶太人，法蘭克福學派要角Theodor Adorno和法國的Raymond Aron（與沙特齊名）也是猶太人。沒有猶太人，當代人類學可能會崩掉三分之一：李維史陀、鮑亞士（Franz Boas）和Clifford Geertz都是猶太人。其他學科恐怕也都是這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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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輝：統獨與民生議題的緩急先後
By 作者: 彭明輝, opinion.cw.com.tw查看原始檔

國慶日那天聯合報有一則新聞，標題是「綠努力消獨，藍拼命去統」。此外，政治大學2014年的民調顯示，支持急統和急獨的人一共只有7.2%，主張維持現況的佔58.8%，偏向統一或偏向獨立的共有26.9%，無反應的7.1%。「維持現況，台灣優先」早就已經是台灣的普遍共識。

統獨問題確實不是短期內能解決的，而且它也不急著解決。偏偏我們卻天天吵統獨，吵到夫妻不合，親戚反目。為什麼我們要花那麼多心力在無法解決的問題上，而急待改善的食安、房價與產業問題卻任令它們日益惡化？

為什麼我們總是顛倒了輕重緩急的次序？是因為媒體與政客的操弄？還是說我們一直把兩岸的經貿問題、台灣的本土意識、跟統獨問題給揪混在一起，以致於整天談統獨，卻一直說不清楚是在談兩岸經貿、本土意識，或者急統與急獨？

統獨問題的思考必須與時俱進

務實地看，在當前和可見的將來，大陸不可能接受台灣獨立，台灣也不可能接受兩岸統一；美國跟其他國家一樣地垂涎大陸市場，只求兩岸沒有戰爭，而不在乎台灣的國際地位。在這樣的形勢下，激情而急切的辯論只會深化島內的對立與仇恨，卻不會因此改變台灣的國際處境。

但是，這樣的僵局不必然會持續下去。大陸的經濟發展導致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貪污腐敗的風氣越來越盛；同時，中產階級在經濟事務中獲得越來越多的決策權，而政治決策中的經濟考量則越來越有份量。在這些趨勢下，沒有人知道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到底能持續多久，連中共黨校都不敢掉以輕心地在認真研究這個問題，許多美國政治學者更認定一黨專政一定會結束。

此外，大陸越來越多人「一切向錢看」，越來越多人把關注的焦點從兩岸移向「大國崛起」、一帶一路與各種經濟成長課題，也有越來越多人在「翻牆」跨越中共的資訊封鎖。在這趨勢下，大陸新一代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不見得會像老一代，許多人甚至在網路上表示不在乎台灣是否獨立。

另一方面，如果大陸的民主化與經濟發展追上台灣，甚至在經濟上超越台灣，台灣人對統獨的看法也可能會跟現在不太一樣。

因此，現在不見得是決定統獨的最佳時機。晚一點再決定，說不定雙方的立場更有彈性，談判的空間更大，達成共識的機會也越高。

再者，過去的統獨論戰都聚焦在中央集權制和台灣獨立，其實可能的選項還有三種：聯邦制、特殊的中央與地方關係與邦聯制，尤其是「特殊的中央與地方關係」本身就是一個灰階，從聯邦制到邦聯制中間有很多變化的可能，更值得我們花心思去討論其中對台灣較有利（而又有現實可行性）的各種版本。

時勢在變，統獨問題的討論也必須與時俱變，我們不該只記得過去的仇恨而不去思考未來。面對著不確定的未來，我們沒必要急著對統獨問題做出最終的決定，只需要針對階段性的急迫需要，討論出局部性的決定、談判與承諾，以便為未來留下夠寬廣的轉圜空間。

用開放的心態談本土意識

把本土意識問題給放在統獨的架構下談，不但只會造成對立與撕裂而沒有好處，甚至根本就抓不到本土意識的問題核心。

在談本土意識之前，讓我們先釐清自己的態度。鄭和下西洋與明朝重修長城代表著近代中國的兩種性格：海洋中國和大陸中國──前者是開放、多元、積極創新的，後者是封閉、排外、保守懷舊的。我們是要擁抱海洋中國的開放與多元，還是要繼承大陸中國的封閉與排外？我們是要擁抱多元族群與多元文化，還是要繼承閩客械鬥與福佬沙文主義的惡習？

客觀地說，荷蘭人在1624年開啟了台灣的信史，而後明鄭、清治、日據、光復、解嚴與政黨輪替等，都是台灣歷史無法被更改、抹除的一部份。因此，台灣不只跟中國有不可分的淵源，也跟原住民、日本人，甚至荷蘭人有密切的淵源。

如果要問「誰是台灣人」，只能有兩種答案：要嘛只有原住民是台灣人，要嘛我們都是台灣人──原住民、早期的華人移民、留在台灣的日本人、1949年遷居到台灣的華人，以及近年來遷居台灣的新移民。

從本土意識的角度看，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分類，或者統派與獨派的分類，都是無聊透頂的事。從選舉的角度看，政客最愛的卻是族群的對立與撕裂，以及被此伎倆操弄、綁架而含淚投票的死忠支持者。然而，如果選民只記得歷史仇恨，而不懂得擁抱多元文化與多元族群，那是愚蠢至極的行為。

台灣沒有澳洲、加拿大的自然資源，沒有香港、新加坡的特殊貿易地位，沒有荷蘭、英國、美國的金融優勢，也沒有大陸的13億人口，因而很難在競爭激烈的全球市場上立足。我們唯一的過人之處，就是豐富的被殖民史，和多元的文化與種族。具體的表現之一，就是我們有全世界最豐富的飲食文化。

被殖民與血腥統治是痛苦的，但是付出代價後，留下來的畢竟是豐富的文化遺產。為什麼我們不懂得一視同仁地擁抱它們、珍惜它們，善用它們？

甚至於外勞，原本應該是台灣的重要資產，卻被我們無知地漠視與排擠。敢冒險渡海來台的外勞，很高比例是聰明而有冒險精神的人，其中許多人來台三年是為了存下返鄉做生意的資本。這樣的人才，是我們前進中南半島市場的理想合作夥伴，而中南半島更是廣大伊斯蘭市場的前哨站。政府官員如果懂得布局未來，應該為他們擴建清真寺，讓他們有固定的聚會場所，建立他們對台灣的好感，並且促進台商與學生跟他們的互動，從而厚植台灣人對伊斯蘭市場獨特需求的了解。

台灣的產業如果要升級，主要不外三條路：（1）提升產品品質，進攻耐久財市場，成為供應歐美大廠關鍵零組件的隱形冠軍；（2）延續過去的發展模式，在新興產業（穿戴裝置、智慧城市、雲端產業等）中搶利基位置；（3）在新興國家建立品牌，尤其是在伊斯蘭世界裡建立品牌。

品牌形象跟國家形象有不可分的關係：我們喜歡歐美與日本的品牌，因為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把這些國家當作比台灣更進步的國家。所以，我們很難在歐美市場建立品牌，卻有機會在新興國家建立品牌。

但是，台灣的農耕隊曾在中東建立過可貴的情感網絡與國家形象，許多來過台灣的馬來西亞僑生已成僑界領袖，如果再加上台灣的新移民和外勞，台灣其實有相當多資源可以在伊斯蘭經濟體系裡建立起我們的品牌，而不需要像越南台商那樣地靠剝削勞動力而引起不滿和怨恨。

可惜的是我們不去擁抱海洋中國的開放與多元，卻偏偏繼承了閩客械鬥的封閉與排外，因而蹧蹋、枉費可貴的文化與族群資源，甚至找不到經濟上的出路。

另一方面，有人把課綱微調無限上綱到憲法位階，卻沒有認清一個現實：今天的中國是誕生於1949年的中國，是歷經文化大革命與批孔揚秦的中國，是以唯物辯證與毛思想為教條的中國，他們的國慶日是十月一日而不是十月十日，他們講的是普通話而不是國語。

我們記憶中的中華文化，幾乎只存在於現在的台灣和1949之前的大陸，而鮮少存在於當今的大陸。中華文物的精華在台北故宮而不在北京故宮，繁體字與國學在台灣而不在文革之後的大陸，臺灣人比大陸人更熟捻傳統文化的精神，而大陸的古蹟絕大多數是為了觀光而托古造假的。

想要認同中華文化，不需要扯上統獨，甚至不一定要踏上大陸的土地，因為那裡只剩下地理上的連結和抽象、遙遠的歷史記憶。

從總體經貿佈局看兩岸經貿

把兩岸經貿放在統獨的架構下談，經常淪於跟現實脫節的意識形態之爭，而看不到問題的核心與現實上的風險。只有把兩岸經貿當作台灣對外經貿佈局的一部份，我們才會真的看到問題的核心。

大陸市場對台灣的致命吸引力與統獨的意識形態無關，純粹只因為它是全球市場中最肥厚、最吸引人的那一塊。2014年全球GDP成長率約2.5%，其中大約50%的成長來自於中國大陸，約有30%的成長來自於其他新興國家，而歐美先進國家的貢獻不到20%。大陸的市場大，成長率又高，要叫同文同種又佈局已久的台商不垂涎這個市場，根本不可能。

而大陸市場的風險也跟統獨無關：大陸的房市與金融市場都早已在危機邊緣，隨時會有泡沫化的危險，所以李嘉誠父子已經把大陸投資拋售一空；惠譽信用評級公司也警告，大陸經濟隨時可能會有硬著陸的風險；台灣的《財訊》雜誌也警告台商，要趕快重新調整大陸市場在全球布局中的比重。

此外，台灣的對外貿易過度集中在電子產業，貿易模式過分集中在兩岸三地，許多學者更警告台灣對大陸的經濟倚賴已經過重。

上述這些訊息都在警告我們：兩岸經貿已經過熱，而非不足。

支持ECFA的專家學者總是說，必須先簽訂ECFA，排除大陸的干擾因素，才有辦法加速簽訂各種FTA。然而這些專家總是不肯面對兩個根本的問題：（1）簽訂FTA的結果必然有產業受惠，也有產業受害，該如何救濟受損的產業及其員工？（2）就算這些FTA對GDP的增長與特定產業有幫助，但是所獲得的好處到底歸誰？

韓國在過去20年來近乎蠻幹地積極簽定FTA，而不顧國內可能受到的傷害，結果是加速大企業的供應鏈外移，而使得中小企業受害；大企業的利潤率不斷上升，但是上班族的處境卻惡化，農業部門與消費者的利益更是嚴重地被犧牲。因此，朴槿惠上任後不再積極推動FTA，而把「療傷止痛」列為第一優先目標，並全面檢討過去的對外貿易政策。後來在2013年頒布「新通商政策路線圖」，把對外貿易協議的優先目標改成促進就業以及有利於中小企業，而不再一味地把FTA當作大財團的發展工具。

台灣民眾面對ECFA與各項FTA時，最該關切的其實是：這些協議到底是只對少數財團有利，並且讓90%的人受害？還是真的對90%的人有利，而只對少數人不利？

許多深綠的群眾只擔心服貿與貨貿是「出賣台灣，促進終極統一」，卻從來不去擔心藍綠政權的FTA可能都是為了少數財團的利益而在出賣90%的台灣人；許多農民和關心他們的NGO團體狂熱地支持民進黨，卻從不去問民進黨會不會為了美國農企業與台灣大財團的利益而出賣台灣的農業。這種看似分裂人格的雙重標準，只能從一個角度去理解：他們只關心統獨，卻從來沒有認真去問「民進黨會不會為了少數財團的利益，而出賣90%台灣人的利益」。

台灣今天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房價高到不可思臆，GDP成長的過程實質薪水卻倒退，產業與經貿政策偏袒少數產業和財團而犧牲絕大多數人和消費者的健康。但是，從過去的執政經驗來看，藍營和綠營在這些問題上有多少差異？

結語

從上述的各種角度看，台灣今天最重要的問題不在統獨，不在18%與老農年金，而在於藍綠政府都只關心富人和少數財團，以致其他90%的人實質所得倒退而工時卻變長，年輕人在失業和非典就業下看不到未來。老實講，統獨論戰根本就只是騙選票的口水戰，而食安、實質薪資倒退、富人減稅而三大基金瀕於破產、官商勾結炒地皮等議題才是急待解決的真議題。選民越熱衷於統獨論戰，實質的民生問題就越是得不到媒體和政黨的關切，90%台灣人的痛苦也將持續下去而得不到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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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生真情告白：台灣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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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輝：賣台的模式有三種
By 作者: 彭明輝, opinion.cw.com.tw查看原始檔

第一種是在兩岸關係上犧牲台灣的政治自主性，第二種是為了美國的利益而出賣台灣人，第三種是為了頂尖1%富人及其附庸（財閥和高階管理人）的利益而出賣其他90%台灣人（中小企業與所有受薪階級）──最後一者才是我們過去三十年來最主要的痛苦根源。

過去二十年來，藍綠政府刻意壓低能源與農產品價格，以利於資方壓低工資，將經濟發展的果實向上集中到1%富人及其附庸手裡。接著又縱容股市與房市的各種不當與不法炒作，使得財富進一步向上集中，甚至讓居住權變成世襲。最後，將富人稅負降到遠低國際標準，讓1%富人靠市場瑕疵（資訊不對稱、不完全競爭、不公平貿易、官商勾結等）而積聚的財富得以世襲。結果，全民苦心所創造的經濟成長幾乎盡歸1%富人及其附庸之手，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外部性）卻由全民吸收──全台山林、河川、沿海的環境破壞，越來越嚴重的PM2.5 與各種黑心食品，以及凋零殘破的農村（我們原來的故鄉）。

此外，為了成全美國的利益，我們花鉅資購買不適用或（且）過時的武器，吃有問題的美牛和美豬，被迫進口基改大豆來給人吃，在加入WTO的過程中對美國予取予求，在代工產業的模式裡輸出血汗輸入污染，心甘情願地成為美國的經濟殖民地。

第一種賣台模式確實是應該被譴責，但是1949年以後從來沒有真正地發生過。過去二十年來真正讓台灣人痛苦不堪的實際上是後面兩種賣台模式，為什麼它們卻鮮少受到監督和譴責？難道後面這兩種賣台模式真的比第一種賣台模式更無所謂嗎？

世襲資本與民主

過去二十年來，台灣最有錢5%的所得與最貧窮5%所得之比在急劇地惡化，從1998年的22倍，暴增為2007年的62倍，然後再惡化為2011年的96.56倍。2013年時5%首富拿走全台所得的25%，比2000年多出4%。

一個社會如果像台灣這樣，讓財富越來越集中於頂層5%的富人，讓居住權與財富變成世襲，它到底是比較像「民主社會」，還是比較像封建社會？

皮凱迪（Thomas Piketty）把這樣的的社會稱為「世襲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並且把它跟巴爾札克名著《高老頭》裡的封建社會相提並論。這個故事的背景是1819年，拿破崙建立的法蘭西第一帝國剛在1814年結束，將政權交給復辟的波旁王朝。故事裡的男主角哈斯提涅（Rastignac）面對著兩難的抉擇：如果憑一己之長唸完法律系，並辛苦地累積十年的資歷，他有機會成為傑出的檢察官，但一輩子都只能靠平庸的薪水過活；如果去追求一位富家女，並刻意製造決鬥來殺死她的哥哥，就可以得到龐大的遺產，立即享受數十倍於檢察官、名律師的收入。原本樸實而充滿正義感的哈斯提涅，在兩種方案的強烈對比下，終於向財富低頭而放棄原來的理想。

對於少數有能力擠身「新權貴」的人而言，今天的台灣當然比波旁王朝復辟的時候更讓人滿意，但是他們畢竟只佔台灣人口的不到5%。對於另外90%以上靠薪水過活的軍公教與工農大眾而言，要靠微薄的薪水去買一棟房子是越來越遙遠的夢想，就算買到房子也很難再存下養老的錢，一但罹患慢性病而無法料理個人生活或需要長期醫療時，就算賣了房子也不見得能保住淒涼的晚年。對於這些90%的人（我們）而言，今天的台灣社會確實比復辟的波旁王朝更容易生活，但卻可能還遠比1819年的封建社會更不公平。

你說，這樣的社會制度算不算是在出賣台灣的未來？

服貿、貨貿與TPP：到底哪裡不同？

有些深綠的人把服貿與貨貿狹義地解釋成「犧牲台灣的獨立性，向統派的一中靠攏」；而TPP則是「台灣必須走出去，擁抱全世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搜尋一下網路上關於ECFA與FTA的專業論述，你會發現主流的論述是這樣的：台灣的競爭力輸給韓國是因為FTA簽太少，而目前簽訂FTA的最大困難是中共阻撓，因此推動ECFA是廣泛推動FTA以便盡速扭轉台韓貿易劣勢的必要手段。所以，服貿與貨貿跟TPP一樣地是FTA的一環，最主要考量是國際貿易與經濟利益，而非兩岸政治。假如真的是這樣，民進黨如何能跳出這個羅網？

另一個更該認真追問的問題是：服貿、貨貿、TPP跟其他FTA的目的，是「全民共享」的經濟利益（inclusive development），還是犧牲90%台灣人（我們）的利益來成全頂層10%人（他們）的利益（patrimonial capitalism）？

促進貿易不必然是「犧牲我們來成全他們」，促進貿易是有機會讓全民獲益，前提是必須要有完整的配套：貿易協定的內容要盡量兼顧各種產業的發展機會，對於受害的產業和員工要協助他們轉型或轉業，而通過合理稅負與福利制度進行財富重分配則是確保「利益均霑」的最後手段。

但是過去藍綠政府卻從來不曾有過上述確保「利益均霑」的配套辦法，所以結果是只有富人經濟和受害者，而沒有全民經濟。

服貿爭議期間，可能的受害者一一跳出來抗議，通通都是中小企業的老闆和受薪階級。藍委曾經氣得在電視上大罵官員：「你們只會說『利大於弊』，現在受害的產業通通都跳出來了，你們為什麼還是說不清楚到底誰得利！」我們很難確知事實的真相，但是普通常識告訴我們：可以打電話給行政院長的企業一定會得利，受害的一定是那些沒辦法打電話給行政院長的企業。

再從媒體若隱若顯的報導與暗示來看，服貿與貨貿背後真正的推動力量乃是特定的企業與財團，他們關心的是企業的利益而非兩岸的政治關係；而且，這些企業與財團有藍有綠，其中絕大多數同時也是 TPP和各種FTA的背後推動者。

那麼，服貿與貨貿到底是第一種賣台模式？還是第三種？而ECFA和TPP在本質上真的有明顯的差異嗎？它們不都是犧牲我們（90%台灣人）的利益來成全他們（頂層10%人）的利益嗎？

市場經濟與民主

如果蔡英文、朱立倫和馬英九團隊的腦袋裡都只有捍衛富人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和「向地滴流經濟學」，而不關心其他90%的台灣人，他們賣台的機率會有明顯的差別嗎？假如蔡英文跟財閥關係不亞於朱立倫和馬英九，她賣台的機率會輸給朱立倫和馬英九嗎？

認真想想這個可能性，然後問問自己：為什麼我們耗費那麼多力氣在「只聞樓梯響」的第一種賣台模式，卻對猖獗橫行的第三種賣台模式視若無睹？

也許是因為我們誤信「貧富差距是必要之惡」、「貧富差距有助於經濟成長」，或者海耶克和芝加哥學派戮力推銷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

市場經濟真的等於民主政治嗎？在符合主流經濟學假設的理想市場機制下，資訊完全透明且被充分利用，市場是公平的完全競爭，則每一個人的所得會等於他對社會的貢獻。這也許不盡然符合啟蒙運動時期對民主政治的期待，但很可能已經是現實上最完美的世界了。

問題是，現實世界裡的市場機制跟經濟學理論的描述差距太大，大到我們根本不該用經濟學的理論來捍衛現實世界裡的市場機制。

就以股神巴菲特的價值投資法為例吧，你可以依照他的六項法則去投資，卻不一定會賺錢，因為他擁有的資訊量遠遠超過你所能擁有的──他不只是靠價值投資理論賺錢，他更仰賴資訊不對稱；而這資訊不對稱的關鍵，就在於他有遠比你更龐大的資金可以用來匯整各種資訊。這場遊戲的實際規則是這樣的：資本的不對稱造成資訊不對稱，資訊不對稱造成獲利不對稱，獲利不對稱擴大資本的不對稱，如此循環下去使得「富者越富而貧者恆貧」──最底層的人例外，他們會因為物價越來越高，而不時處於「貧者越貧」的悲慘境遇。

在這樣的現實世界裡，一個人所獲得的報酬跟他所擁有的資本高度相關，而跟他對社會的貢獻低度相關，所以連巴菲特自己都感到不平。在2010年寫給《財富》雜誌的信裡他提到：

在我所處身的經濟體裡，戰場上搶救許多人命的報償是一枚勳章，偉大的教師得到的是家長的感謝函，對於有能力發現證券價值被錯估的人則給予數十億的賞金。

這樣的社會不是跟高老頭所處的社會一樣地扭曲人性與價值嗎？這樣的社會真的符合民主政治的精神嗎？

奴隸制、封建制與民主制

政治的起源是灌溉，在領袖的號召下集聚眾人之力，開鑿灌溉溝渠來提升耕地產量，創造額外的公共福祉。而政治體系的差異，是取決於分配的方式和機制。在原始的民主、共產或開明專制裡，每個人所分配到的大致上正比於個人的付出與貢獻；在奴隸制度裡，有些人除了溫飽之外別無長物；而封建制度則是由少數人（譬如貴族會議）來決定收穫的分配，每個人所分配到的正比於他跟決策階層的關係遠近。

就台灣的現況而言，有不少人的所得接近古希臘的奴隸，只能溫飽而別無長物，晚年生病時有機會比古希臘的奴隸更得不到照顧。至於其他人的所得分配，比較像是封建社會（所得正比於跟決策者的關係遠近），或者施行農奴制度的封建社會，而不像是民主社會（所得正比於他對社會的付出與貢獻）。

就「開明專制」這個詞的精神而言，它意味著重要的是分配的方式是否公平，誰來決定如何分配則是次要的問題。也就是說，經濟上的平等遠比決策權的平等更重要。

其實，自古以來的剝削都是以經濟上的剝削為首要目的，對身體的控制以及對自由意志的剝奪，都是達成剝奪經濟權的手段，而不是主要的目的。

因此，歐巴馬在紀念「進軍華盛頓五十周」時指出，必須落實經濟上的平等，才算是完成金恩博士的偉大夢想。的確，如果黑人可以跟白人坐同一張餐桌，卻買不起白人在享受的美食，那樣的種族平等能有什麼實質意義？

在目前的社會裡，由於現實世界裡市場機制的諸般缺陷，所得的差異不僅跟天賦有關，更加跟他所擁有的資本和人脈密切相關。這樣的社會，與其說是民主社會，不如說是封建社會。

對於90%的台灣人而言，尤其是對於底層近乎奴隸的人而言，經濟上的剝削真的會比中共的軍事威脅和恫赫更應該忍受嗎？經濟上的賣台真的比政治上的賣台更不需要被監督與反抗嗎？

跨出統獨與藍綠，才能看見是非與黑白

自從2008年的金融風暴之後，全世界紛紛響應「佔領華爾街運動」，展開「1% vs 99%」的階級抗爭，到處可以看到「We are the 99%」的標語。

然而台灣人卻似乎只看見「統獨藍綠」，而看不見「是非黑白」，也看不見自己朝夕相處的內部「敵人」。

當深綠群眾大肆抨擊18%，而藍營群眾抨擊老農年金時，似乎沒有人在認真想：18%被砍掉的部份是被用來改善勞工的退撫條件，還是被用來為富人減稅？老農年金如果被砍，是會用來改善農業的經營環境與年輕人的就業機會？還是會被用來加添10%富人的收入？

一個英國的學者為了研究「佔領華爾街運動」對台灣的影響而來訪問我，他十分不解地問我：「為什麼全世界99%的人都團結起來對抗1%的剝削，你們卻是底層的軍公教在跟底層的工農互毆，而讓頂層的富人漁翁得利？」

我知道問題在於許多學者和NGO團體都只看得見統獨而看不見是非，只在乎藍綠而不在乎黑白，因而誤導了藍綠的群眾和熱血青年。

太陽花學運期間，當我聽到年輕學子慷慨激昂地把服貿當成統獨問題在批判時，心裡很悲哀。真正讓他們失去未來的，是國內的財閥與官商勾結，他們卻看不見自己身邊的豺狼虎豹，也從來沒有認真地問過一個問題：民進黨是跟1%的財閥站在一起？還是跟90%的台灣人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