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幸福國家林昶佐出使樂壇騷動
2025/06/18 07:07
芬蘭已連續8年蟬聯全球最幸福國家。（資料照，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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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人「對生活感到滿意」
歐祥義／核稿編輯
〔財經頻道／綜合報導〕今年3月，聯合國公布「2025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5），前5名都在北歐，其中「芬蘭」高居榜首，已連續8年蟬聯全球最幸福國家。第2至5名分別為丹麥、冰島、瑞典及荷蘭。
報告排名除了根據個人對生活滿意度的自我評估，還依據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社會支持度、健康預期壽命、自由度、慷慨程度以及貪腐程度等因素衡量評比。
台灣則位居27名，領先日本、韓國與中國，在亞太地區表現最佳；美國跌至歷史新低的第24名，中國只獲得第68名；最不幸福國家則依序為阿富汗、獅子山及黎巴嫩。
芬蘭哲學家兼心理學研究者Frank Martela在接受美國《CNBC》訪問時指出，與其說芬蘭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不如說它是「全球不幸福人口比例最低的國家」來得更貼切。芬蘭國家廣播公司（Yle）報導，根據「世界幸福報告」的幸福指數測量模式看來，確切的說，芬蘭人應該是「對生活感到滿意」，而不是「幸福」。
在全球政治極化、氣候災難與經濟不穩定層出不窮的背景下，芬蘭這個僅有550萬人口的北歐小國，似乎找到了現代社會最渴望的「穩定與快樂」。但什麼讓芬蘭人這麼幸福？是福利制度？教育？自然環境？抑或是一種難以量化的社會信任與文化習慣？
芬蘭有完善制度和社會安全網。（資料照，美聯社）
芬蘭實施全球首見「無條件基本收入」
芬蘭連年穩居幸福國家榜首，不在於它是經濟或氣候上的樂土，而在於人民高度信任彼此與政府、福利制度公平健全、社會安全感高。芬蘭民眾普遍認為「即使遇到困難，也有人會幫助我」，這種社會連帶意識，是幸福指數的核心。此外，芬蘭在不同年齡層中幸福感的表現也極為均衡，無論青年或年長者，整體對生活滿意度普遍高。這顯示其制度與文化能跨世代傳遞幸福感。
芬蘭有完善制度和社會安全網，該國的高福利制度建基於高稅收與高信任，國民稅率雖高，卻普遍支持政府因為其回饋具體而有效。所有人皆享有免費教育、公共醫療與失業保障。政府投入大量資源於幼兒照護、老人長期照顧，以及居住補貼，使得家庭在育兒與養老上壓力大幅降低。
2017年起，芬蘭進行了世界首個「無條件基本收入」，對部分失業者發放無條件補助，雖然實驗後未全面實施，但其理念與政策討論對全球有重要啟發：保障基本經濟安全，是提升幸福感的基礎。
芬蘭對心理健康的重視也早於其他國家。近年政府積極擴編心理諮詢與校園心理師人力，強調預防勝於治療。這讓民眾在遇到生活壓力時，有更多支援系統可以求助，減少孤獨與情緒壓力。
芬蘭文化強調「低調的快樂」與「簡單的滿足」。（資料照，美聯社）
芬蘭國民不必擔心被體制「坑殺」
芬蘭文化強調「低調的快樂」與「簡單的滿足」。沒有美式的外顯激情，也非亞洲的競爭焦慮。芬蘭人擅長與自然為伍，對物質慾望低，強調個人空間與安靜，這讓人能在日常中獲得內在平靜。
該國社會信任度極高。根據歐盟統計，芬蘭民眾對政府與機關的信任度在歐洲名列前茅。公民相信稅金會被合理使用，官員大多廉潔，警察誠實可靠。這樣的制度與文化背景，讓人不必擔心被體制「坑殺」，自然更能安心生活。此外，芬蘭的國家「Sisu」精神，意指堅韌、不放棄的生活態度，貫穿芬蘭文化。這種內斂但堅定的價值觀，讓芬蘭人在面對困難時表現出韌性，而非急躁或焦慮。
芬蘭人對自然的熱愛是幸福感的核心之一。超過七成國土被森林覆蓋，人均湖泊密度世界最高。人們假日進森林、泡三溫暖、釣魚、滑雪，讓生活保持與自然的聯結，被證實有助心理健康與減壓。
此外，芬蘭的教育制度更被譽為「世界最人性」。學生每天上課時數少，功課不重，沒有標準化考試壓力。教師地位高，薪資與醫師相近，需受嚴格專業訓練，社會尊重其專業自主。教育強調「學會如何學習」而非「填鴨式輸出」，這讓學生在成長過程中更有自信，學習動機來自內在驅動，而非外在比較。
雖然芬蘭在幸福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但也非無懈可擊。該國長期面臨高緯度帶來的冬季憂鬱症問題，儘管政府投入大量資源處理心理健康，但仍有族群在黑暗寒冷的冬季陷入情緒低谷。
芬蘭過去幾年也出現針對移民與難民的社會緊張，特別是在接納來自中東與非洲的庇護申請者後，一些保守派政黨聲勢上升，顯示即使是高度信任社會，也存在多元文化融合的挑戰。年輕人方面，儘管整體幸福感高，但也面臨就業不確定與氣候焦慮等現代困境，幸福的制度，並不能完全消除新世代的焦慮。
芬蘭的教育制度更被譽為「世界最人性」。（資料照，法新社）
台灣與芬蘭之間沒有正式邦交，但雙方透過互設具大使館功能的代表機構，在經濟、貿易、文化等領域保持著實質關係，雙邊互動逐年升溫，兩地大學也展開交換與合作。更重要的是，兩國在民主、人權與資訊自由上的共識，讓雙方在國際事務中日益靠攏，芬蘭政府多次於國際場域關切台海局勢。
今年2月，外交部駐芬蘭代表處表示，台芬雙方在赫爾辛基簽約，芬蘭成為北歐首個與台灣締結航空服務協議的國家，台籍航空公司華航、長榮、星宇也都有相關代表出席。這不僅標誌著雙邊關係邁向更深層次合作的一大步，更為兩國航空公司未來的實質交流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今年5月，我國總統府發布總統令，特任前立委林昶佐為駐芬蘭代表。《紐約時報》報導指出，「台灣總統賴清德任命閃靈（Chthonic）創辦人暨主唱林昶佐（Freddy Lim）為駐芬蘭代表，這個決定恰如其分」，因為芬蘭是全世界人均重金屬樂團數最多的國家。外媒《新蘇黎世報》發表長篇報導，介紹了台灣新任駐芬蘭代表林昶佐，報導稱，台灣駐外代表的人事更迭，通常不會引起媒體關注，但此次對林昶佐的任命，卻引起了著名音樂雜誌《Metal Injection》或《Rock Hard》的關注。
我們能複製芬蘭的幸福嗎？芬蘭的經驗提供台灣重要啟示，像是社會公平、教育人本、心理健康、自然接觸、職場與家庭平衡，這些都不是遙不可及的理想。重點不在完全照搬，而是汲取價值理念，落實於本地脈絡。LTN經濟通》全球最幸福國家林昶佐出使樂壇騷動 - 自由財經 https://bit.ly/4l4qBJ2

「無條件基本收入」成效如何？芬蘭最終實驗報告出爐
「無條件基本收入」成效如何？芬蘭最終實驗報告出爐 - 自由財經 https://bit.ly/2L724Ej
2020-05-06 22:12
即便是以高福利聞名的芬蘭也認為，無條件基本收入花費太高且效果不佳。（彭博）
〔財經頻道／綜合報導〕全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且失業率攀升，「無條件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的概念浮上檯面；2017年，北歐國家芬蘭啟動實驗，提供2000名25歲至58歲的失業者每個月560歐元（約新台幣1.8萬元）；而在近3年後，芬蘭於今天發布最終實驗報告，其結果卻顯示，無條件基本收入確實有益民眾心理健康，但對促進就業並無幫助。
《彭博》報導，該報告顯示，提供無條件基本收入後1年，18%的領取者找到工作，與對照組相同，到了第2年，27%的領取者找到工作，也只比對照組多了2個百分點，顯示無條件基本收入制度，可能無法如部份人士預期般，達到促進就業的作用。
儘管該報告指出，無條件基本收入有益民眾心理健康，讓民眾對財務安全更加心安，但隸屬芬蘭財政部的研究機構VATT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研究主管Kari Hamalainen直言，這是很大的誘因，但並未完全有效，其代價高昂而不可持續。
另一方面，芬蘭社會事務暨健康部部長佩科寧（Aino-Kaisa Pekonen）表示，這份報告仍「有助於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在武漢肺炎疫情造成的慘澹失業率之下，芬蘭首相馬林（Sanna Marin）所屬的執政黨聯盟主張，不考慮引進無條件基本收入，但考慮施行「負所得稅」制度，也就是說，若能找到1份工作，但如果薪水低至一定程度的話，政府將反會補貼金錢，藉以激勵民眾找工作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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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政府將展開一項「基本收入」計畫，每個月發薪水給市民。科學

從巴西影集《3％》思考「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可行性
By 台灣教授協會, www.thenewslens.com查看原始檔七月 3日, 2017
文：豬木郎馬蜂
最近抽空看了一部名叫《3％》的巴西影集，引人深省。所謂3％，指的是一個虛構的未來世界，被區分為97％的窮人與3％的富人，前者集中於「內陸」，後者則居住在「近海」。
空間上的絕對阻隔，同時設下可享受資源的界線，而唯一能夠跨越這條貧富界線的機會，就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甄選」。每位年滿20歲的青年男女都可以申請參加甄選，但是過程十分嚴格，一旦失敗就永遠失去機會，最終只有3％的精英能夠通過考驗，成為「近海」的居民。
這部劇集與《飢餓遊戲》、《分歧者》等類似故事的最大差異，在於它特別著重每道甄選關卡的設計與突破。從最初的個別面試、團隊合作，到後面越來越「個人化」的難題，在在逼迫每位受試者於有限時間內，承受超乎想像的壓力。
它考驗的不僅是受試者的聰明才智或臨場反應，而往往是人性的底線。再者，其它故事的淘汰者經常以毫無意義的死亡收場，但在此劇中，淘汰者們苟活的羞辱、憤怒或超然，同樣令人動容。
然而筆者更感興趣的，不是這些有如大企業人資面試般的甄選難題，而是構成整部劇集的核心思想，也就是3％的世界價值觀。
在劇中，設定了一個由甄選淘汰者所組成的「革命／恐怖組織」，稱作「目標」，他們的目標就是破壞這個人為區隔的制度設計，追求一個人人都能享受豐裕資源的嶄新世界。他們派人滲透到甄選之中，於是考官們必須一邊進行測驗，同時設法找出危險的間諜。而彼此交鋒的高潮，也正是兩種價值觀的對立、對決和對撞。
這迫使筆者自省，究竟我們渴望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是一個貧富分化懸隔、但能確保少數「精英」創造最大價值的社會？還是一個所有人都能共享資源、但卻有陷入停滯風險的社會？
乍看之下，這好似冷戰時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型態的對立，特別是「目標」在批判制度不公時的強而有力，與創建新世界方案上的虛弱蒼白形成明顯對比，使人強烈感受到一股冷戰終結初期、新自由主義大獲全勝時的餘韻。
問題是，隨著劇終前兩位要角放棄成為3％的資格、轉而投向目標陣營後，就開啟了另一種全新的可能，一種挑戰現有制度乃至設計全新規則的無限可能。
筆者由此聯想到近幾年在歐洲提出的大膽構想：無條件基本收入。這又稱全民基本收入，指的是在無須審查任何條件資格的情況下，定期發給國民足以滿足基本生活條件的金錢。
這個制度的用意，在於從根本上解決貧窮問題，他們主張這樣做不僅能擺脫社會福利的歧視問題，且能使人在滿足基本生活之餘，從勞動中解放，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並促進人類的進步。
有趣的是，反對聲音通常不是從通膨角度切入，而是認為這種制度設計必然使人們失去工作意願，從而導致經濟衰退、社會崩解。這簡直猶如冷戰論爭的翻版。
可是，冷戰時期與21世紀的現在有一個關鍵區別，即科技進步的幅度。科技進步一方面提高了人類共享資源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科技取代人工的趨勢也莫之能禦。
由於資本主義經濟運轉的前提，係國家以強制暴力剝奪人民及其生產工具，使其成為「自由得一無所有」的工人階級，故當科技再次剝奪工人與工作的連結後，將造成平均利潤率的下降，以致更劇烈的週期性經濟危機，將會更頻繁地衝擊現有的社會經濟體系。
若從這個結果反推，那麼預先設計一個保障所有人類生存基本需求的制度，或許就不僅只是解決貧窮的消極手段，而是具有主動防範社會體系瓦解的積極作為了。
像這樣一個打破3％分界線的社會，究竟會不會讓大多數人都失去工作意願？筆者以為或許不然。理由是，人類的慾望與目標是極為多元的，當人們無須煩惱基本生活後，那麼追求其它成就的渴望，將同樣持續塑造出新的競爭，迫使人們在壓力下殫精竭慮。
人類受迫於生存壓力，或以生存作為推進社會運轉的動力，這其實是來自於前工業化時代、糧食生產有限下的舊社會思維，而這顯然早已不符合此刻的社會現實。
或許在不遠的將來，當一個人類再也不受溫飽威脅的社會實現後，那麼臉書的按讚數又將形塑出另一條全新的3％分界線也說不定？

考驗人性！荷蘭政府將向市民發放「月薪」

荷蘭政府將展開一項「基本收入」計畫，每個月發薪水給市民。（取自QUARTZ）

2015-07-23 11:05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如果有一天政府每個月要免費給你一筆錢，你會怎麼做？是每天繼續原本的工作？又或者是把工作辭了開始享受人生？荷蘭政府將在明年一月起，在烏特列支市（Utrecht）進行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的社會實驗，每個月將會無條件發給居民一筆錢，金額約會落在台幣3萬至4萬5之間，科學家想要藉此計畫去了解，當人們無條件得到社會補助時，他們將會怎麼做，會利用這筆錢對社會做出貢獻，又或者是用在自身的利益上呢？

根據《QUARTZ》報導，該計畫將由荷蘭政府和烏特列支大學（Universiteit Utrecht）合作，將會有大約300人參加，其中至少有50人可以無條件拿到錢，代表即使他們找到工作，也還是可以拿錢。除了這一組之外，還會有另外3組將會依照個別情形，受到不同嚴格程度的規範。

該計畫負責人霍斯特（Nienke Horst）表示，成人每個月會得到約900歐元（約台幣3萬1），伴侶或家庭每個月則有1300歐元（約台幣4萬5）。霍斯特表示，這個實驗目的在於挑戰傳統觀念，過去人們總是認為，接受社會補助的人，必須要透過處罰和訪查來監督。此外，也有人批評「基本收入」無法驅策人們去工作，只會對社會造成傷害。

「我認為這樣做會讓更多人快樂一點」，霍斯特樂觀地說「人們總說接受基本收入的人不會認真去找工作，我想我們會得到答案。」

在過去也有其他國家進行過相同實驗，像是印度和馬拉威，不過最有名的還是位於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多芬市（Dauphin）的社會實驗。在1974到1979年，多芬市展開了名為「米糠計畫」（The Mincome program）的社會實驗，依照每個人的收入多寡，定期發錢給全體市民。

專門研究米糠計畫的曼尼托巴大學經濟學家福傑特（Evelyn L. Forget），在2011年出版一份報告，名為《沒有貧窮的城鎮》（The town with no poverty）。在這一份報告中，福傑特指出，「基本收入」有效降低了多芬市的貧窮，也緩解了其他社會問題。福傑特的研究顯示，多芬市雖然跟唱衰該計畫的人所預測一樣，人們的工時確實變少了，尤其是年輕男性，但同時這些人靠著補助的金額重拾書本，回到學校接受教育，而媽媽們也因無經濟壓力能夠專心養育孩子。

福傑特在接受《QUARTZ》訪問時說「雖然有人認為『基本收入』不好，但在有了『基本收入』之後，男性較不容易輟學，這對於他們的終身收入有很大影響，而女性也可以請較長的產假。」

然而多芬市的米糠計畫的長期成效如何，並沒有得到確切結果，該計畫在1979年加拿大保守派接掌政權後被停止。而《QUARTZ》報導最後提到，或許這次在烏特列支市的實驗，能夠得到一個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