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有德行與文化素養的商人）
儒商，即為“儒”與“商”的結合體，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財富與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一般認為，儒商應有如下特徵：注重個人修養；誠信經營；有較高的文化素質；注重合作；具有較強責任感。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終目標，有對社會發展的崇高責任感，有救世濟民的遠大抱負和憂患意識，追求達則兼善天下。古有陶朱、子貢、白圭等一代儒商，後有徽商、晉商、淮商、閩商、郴商等儒商商幫，現今也湧現出““立己立人，達己達人”的榮氏家族、邵逸夫、霍英東等具有新時期儒商精神的現代儒商。
中文名儒商
含 義有德行與文化素養的商人
人 物邵逸夫、霍英東
儒商精神立己立人，達己達人
學術界對這個問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說法，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說法：
儒商是以傳統文化理念為指導的、從事商品經營活動，有一定文化修為的商人；
儒商是把“儒”和“商”相結合的“商”，即把“商”的職業和“儒”的倫理品質結合起來的市場經濟的經濟活動主體；
儒商與一般商人最本質的區別就是非常重視商業道德，不義之財不取；
儒商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狹義說，是指以儒家學說作為行為準則的商人。從廣義說，是指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兼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之長的商人；
儒商是指有較高文化素養的、有儒家道德觀和價值取向的、有自強不息和勇於創新精神的企業家；
儒商分為古代儒商和現代儒商，現代儒商是把“內聖”和“外王”有機結合起來，把傳統美德和由市場經濟滋生的新的道德觀念有機結合起來，尊重人的價值，實行人格化管理的商人；
儒商是把儒家的價值理想與市場運行本身的法則相結合，並能遵循指導市場活動行為法則的商人；
儒商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價值觀念的企業經營管理者。現代儒商應該是具有科技專長，同時又具有儒家價值理想的，即具有“士魂商才”的經營管理者；
儒商就是以孔子倡導的儒家道德來規範自己商業行為，並進行內部管理的商人或經營者；
儒商是指有文化的、講道德、善理財、會管理、創效益，並且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具有綜合創新能力的商人或企業家。現代儒商還具有現代意識、區域意識、全球意識，還應該懂外語（最好是英語）和會使用電腦；
儒商是有道德、有文化、有國家社稷理想的商人；
儒商是有品牌戰略思想、有成功後反哺社會的良知的商人；
儒商以創造社會財富、服務於天下為責任；
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根基在於“誠信”，儒商以產品和服務的質量誠信為特徵；
工資來自勞動的報酬，在其位必須盡其職，儒商的忠誠是忠於職守忠於客戶的衷心；
資金最初來源於發明、勞動等報酬的再投入，因而投資的股權仍然合乎儒家倫理；
新儒商本質是商，應以企業為重。
2 商業活動
一方面，由於歷史和時代的原因，現有儒商可謂天之驕子，他們佔盡天時（改革開放政策）、地利（中國這塊處女地）、人和（儒與商的完美結合），獲得了物質和精神的累累碩果。同時也在理論規範、商業規則及社會關係、政治聯姻等方面修築了堅固的工事。在未來社會中，他們無論從戰術、戰略，還是從挖潛內部潛力等方面都將成為一種輝煌。從另一方面講，這些儒商所具有的“儒”，是與政治聯姻的基礎，政治家們完全可以打著談“儒”的幌子與儒商結成親密的伙伴，為儒商提供政治保護。其次，儒商又具有雄厚的經濟基礎，依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觀點，儒商則可以堂而皇之地通過政治協商等途徑進行參政議政，所以說，現有儒商羽翼將更加豐滿。
另一方面，過去的所謂“暴發戶”們確實在中國私有經濟領域裡的資本份額佔有很大比重。他們雖然沒有文化，但他們的社會經驗、人生閱歷已經構成他們的雄厚實力，他們以一種強大的勢力正在將中國的資本裝入腰包。不過，他們之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具有自知之明的，他們已經感覺到了自身的弱點，那就是文化的缺陷，於是他們發財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培養下一代，培養接班人，他們將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中國甚至外國的最好學校。
未來的社會，一部分“暴發戶”們的資本最終將轉移到受到良好教育的他們的後代手中。這將形成中國未來的擁有大量資本的新一代“儒商”。
3 社會貢獻
由於儒商的特殊存在方式，他們對資本的使用更具有文化特點。同樣是資本的消費，一般商人和儒商之間的消費觀念可能會存在很大差別。儒商的消費一般是在藝術層面，如建造園林、挽救文化遺產、收藏藝術珍品等等。而一般商人的消費則更具有揮霍性，如暴富後賭博、吸毒、淫欲等等。當然，這種消費觀念只是相對而言。我並不否認沒有文化的商人就對文化藝術沒有興趣，也許一部分沒有文化的商人更渴望獲得文化及藝術。同樣，我也不否認儒商對非文化藝術會喪失興趣，也許有一部分儒商還染有很多惡習。
總之，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可以隨處看到文化大家族給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那些璀璨的文化遺產包含著一代又一代儒商的勤勞和智慧。這是社會的財富，也是人類的財富。
4 文化
從孔子時代的子貢、明清之際的晉商、徽商到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以及"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經濟的崛起，以儒家的"經世致用"哲學在經濟領域的成功運用，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儒商文化。
儒商文化提倡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經濟發展，它是一柄"雙刃劍"，在約束儒商自身誠信經營、重義輕利的同時，也提高了儒商的信譽，降低了社會交易的成本和風險，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和經濟的發展。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確立和人類社會發展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弘揚儒商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儒商文化是公民道德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江總書記提出了"以德治國"的方略，深得儒家" 修齊治平 "思想的精髓。中共中央印發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確立了"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 敬業奉獻"二十字基本道德規範，與儒家思想一脈相傳，是對幾千年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繼承和發揚。而根植於儒家思想沃土又融合當代經濟發展經驗形成的儒商文化，與《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互相印證，可以說是《公民道德建設綱要》的商業版本。我們要把提倡儒商文化與貫徹落實《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有機結合起來，重鑄道德長城，推動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推動民族素質的全面提高。
其次，儒商文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補充。市場經濟體制是由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但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也有失靈的時候，它不能解決市場中的壟斷、收入不公、並帶有一定盲目性、滯後性等。而以行政審批為核心的政府調控又難以洗淨"腐敗之手"，這中間必須有道德的"良知"來發揮公正的作用。由於我們的市場經濟還處在起步階段，再加上長期的"鬥爭哲學"對傳統道德的破壞，使得市場經濟秩序極度為混亂，從假冒偽劣商品的氾濫成災，到上市公司的集體造 假，再到廈門遠華走私、瀋陽慕馬的腐敗大案等，無不在昭示著重振道德的"綱常"的必要。可以說，市場經濟的道德倫理是市場經濟列車的鐵軌，脫離了道德之軌，市場之車就會寸步難行。朱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必須大力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逐步在全社會形成誠信為本，操守為重的良好風尚。"我們提倡儒商文化可謂切中時弊，恰逢其時。
第三，儒商文化是加強企業管理和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手段。儒商文化是經過歷代儒商的成功實踐不斷總結出來的，它本身就是一種企業經營管理之道。儒商文化的諸多內容在今天的企業發展中仍有十分積極的作用。如注重誠信，就是重視產品質量，信守合同，不逃廢債務。重"義"就是守法經營，注重環保，在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創造社會效益。"仁愛"就是關心職工的切身利益，實行人本管理。"人和"就是對內鑄造團隊精神，搞好協作，對外樹立"顧客至上"的觀念，建立良好的客戶關係。西方的諸多管理法則也往往體現了這種管理中的道德訴求和人文關懷。如美國企業的創新精神、德國企業的質量第一觀念、日本企業的團隊意識等，與中國儒商的管理理念可謂殊途同歸。孔孟之鄉在改革開放以後湧現了一大批在國際國內市場上嶄露頭角的企業，就是這些企業的經營者能夠從傳統文化中汲取豐厚的營養，並根據企業實際進行創新的結果。如太陽紙業集團董事長李洪信"太陽每天都是新的"的創新思想、山東礦山機械廠廠長馬昭喜"兩本（即人本、成本）管理"法則、魯抗集團董事長章建輝"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憂患意識、如意毛紡集團總經理邱亞夫"樹立國際一流品牌、建國際一流企業"的堅定信念、心聲集團董事長韓法軒"奉忠孝誠愛心，走人間真情路"的親情管理理念等等，都深得儒家文化精髓而又獨具特色，成為企業管理的核心和企業文化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大地促進了這些企業的發展，為孔孟之鄉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有人認為，具有現代人文道德的、有社會責任感的，又具有現代管理能力的、有創新意識的企業家，就是現代儒商。如果只把“儒商”界定為只是“商人”是不妥當的。
5 品質
儒商代表人物——子貢
儒商代表人物——子貢
從《論語 ·顏淵》的“克己復禮為仁”，到儒家經典《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學精神幾乎滲透到國家與國民的脊髓。無論國家治理天下，還是國民治學、理財、謀生，都被“儒”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影響著。“商”作為“儒”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種技巧或手段，在儒學精神出現的初期，二者之間就有了聯姻與變異。早在秦代，秦始皇就焚書坑儒，使“儒”在形式上遠離了政治和經濟。歷史發展了幾千年，“文革”又一次將“儒”打入冷宮，將商業裝入計劃經濟體制的口袋，使“儒”與“商”失去了自由飛翔的翅膀。
實質上，無論是“焚書坑儒”，還是“文革”。其實都是“儒”與“儒”之爭，也都是“儒”在政治上的演繹與蛻變。現代人對儒商的提法已經拋開了古人之“儒”，而是一種狹義概念。這裡的儒商，實際上就是“文化商人”的代稱。
6 現象時代
從我們的慣性思維來閱讀“儒”與“商”，我們會看到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詞彙游離在我們的觀念中。它們的價值趨向和審美層次都有著不可融合的成分。如果將二者結合，我們很難像糅合泥土一樣將兩種物質糅合在一起，而要通過某種特殊方式的化學反應將其凝結。這就需要時代這個特殊的背景來提供足夠的催化劑和溫度、濕度。因為我們看到，我們正在走向這樣一個時代。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私有經濟和國有經濟在比重上的變化，中國的商業和文化在一夜之間掙脫了所有的桎梏與鐐銬。原有的無規則商業遊戲逐漸被新的有序方式取代。“儒”與“商”也獲得了新的自由。“儒商”這個讓人陌生的詞彙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冒了出來。而且長勢喜人。這是中國在一個特殊歷史時期誕生的產物。它的出現必將推動新的更加科學的市場經濟形成。
7 時代需要
儒家文化和科舉制度在古代中國是在人類社會中的進步，使百姓可以通過讀書進入上流社會，使社會管理階層知識化，使選舉制度成為可規範化。歐洲文藝復興，學習儒家的人本思想建立了文官體制，學習儒家的教育模式產生了世俗大學和知識階層，成為歐洲近代化進程的重要方面。當代中國，尤其需要有理想、有信仰、有道德、有規範的商業家和企業家、金融家，也就是儒商。
一方面，由於商人對“儒”的匱乏，使得市場經濟缺乏理論上的成熟。商人雖然有極其豐富的商業實踐經驗，但缺乏文化知識的輔助，很難形成完整系統的理論，規範也就無法用準確的文字加以表述。而“純儒”，雖有較好的駕馭文字能力，但缺乏實踐，也很難形成能夠具體指導實踐的規範，只能是紙上談兵。基於上述原因，市場經濟要想走向規範化，並且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形成，就必須由具有“兩棲”功能的儒商來完成這一使命。
另一方面，“儒”也為“商”的發展提供了一種規範。這種規範就是文人之間約定俗成的品格或品質。這與商人間那種惟利是圖的品行是格格不入的。在儒的這種精神的干預下，儒商的行為受到了嚴格的製約。同時，傳統商業的道德規範和“無商不姦”的程式觀念也對儒商的行為產生影響。這種嬗變和膠合必然引發儒商新的思考，繼而推動市場經濟走向規範。
8 特點
現代儒商應該具備以下幾個主要方面的特點：
1．以德為立身之本；
堅持實踐“利”與“義”相統一的價值觀；
3．勇於競爭和善於競爭；
4．實行以人為本的管理；
5．具有開拓創新的意識和能力。這些是現代儒商必須具備的最基本的素質，但不是他們的全部素質。
用傳統文化思想精華構建企業文化，用以指導企業的運作與發展，稱之為當代儒商或新儒商文化。
當代儒商有以下特徵：
第一，企業隊伍靠文化知識結構而成，素質高，推行知識型管理，文化型經營。
企業重視對員工的文化素質教育、傳統文化教育和業務素質培訓，重視企業思想文化建設。
企業文化具有該企業特點和個性：企業文化建設與企業經營管理緊密結合，以培養提高人的素質為目標，把經營管理推向新的高度。
第二，以儒家傳統思想精華為企業的生存、發展理念。企業領導人具有一切儒學修養和傳統文化素質，勤奮、熱情、善良、智慧、自尊、大度、心態平和、胸懷寬厚、舉止文雅、注重禮儀、熱愛生活，並善於結合實際把企業文化思想運用到企業的籌劃運作，經營管理中去。堅持用優秀傳統文化思想教育全體員工，規範企業行為，帶領企業員工，探索新時期儒商文化特徵，揭示新的儒商文化內涵，聯繫當今社會特點，通過企業行為傳播儒商文化傳統精華，為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做出貢獻。
第三，以仁愛思想構建和諧的企業環境和廣泛的人際關係。對內，提倡互相關愛，寬容謙讓，建立上下左右的融洽團結的內部關係；對外以“仁為心、義為路”“和而不同”和平等、公平法則追求和諧的市場和寬鬆的環境。
第四，人無誠不立，企業無信不存，誠信是企業求生存、圖發展的生命線。企業員工要把“言必行、信必果”作為座右銘，以信譽謀求企業的長遠利益。一舉一動都要體統講究信用，信守諾言和遵法守紀。企業要堅持以“誠信為榮，失信為恥”的信條，並把它變成企業員工的自覺行動。
第五，以賢選人，以賢重用和對員工升職。
其標準：
有正確的是非觀，善惡觀，羞恥觀，嚴以律己；
與人為善，有精誠合作團結的精神；
擁有青春活力，精通業務，工作幹練；
大局為重，勇於認錯，懂得服從，懂得自責和心存感激。
第六，儒商風度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言思忠，疑思問，念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季氏》）
這裡提出的九思，說的是有文化有教養和素質高尚人的風範。
觀察事物，看問題，要考慮看清楚，看準確，不可看走了眼，誤了事，或者走馬觀花；
聽人說話時，要考慮聽清楚沒有，不可道聽途說；
待人時一定要考慮自己的外部表情，要溫和要誠懇；
待人的樣子一定要謙恭，不可誇誇其談，盛氣凌人；
對人說話一定要忠誠，實際，不可以假大空；
辦事時，要注意認真，不可以馬里馬糊；
有疑問要向人請教，不可以不懂裝懂；
自己發怒時，要考慮後果，不可留下後患；
得到好處時要考慮所獲得的利益是否符合義的規則。
第七，講究禮儀
子貢曰：“貧而無、富而不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論語?學而》）。
孔子的弟子子貢問老師：“貧窮不諂媚、富貴不驕傲的人如何？”“孔子回答說：”可以，但不如貧窮而樂觀，富貴而好禮的人。”
孔子一生做人處世把禮放在重要位置，儒商繼承儒家傳統，更重利益，認為人與人的交往應以禮儀為先。禮對規範人的行為，培養良好的人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禮儀的方式不同，古代行跪拜禮；漢朝迎賓行執帚禮；今天以握手禮為普通，但亦有諸多要求和禁忌，使用得當，方能發揮禮儀的最大作用。
企業領導人和員工都要精通社交禮儀，公關禮儀，公務禮儀和服務商務禮儀等。
9 精神
在生命運動中，其實人的生存享受只有兩種，一種是肉體的，一種是靈魂的（或精神的），其實“為儒”的過程就是靈魂欲獲得滿足的過程，“為商”的過程就是肉體欲獲得滿足的過程。當然，肉體和靈魂也是辯證統一的，是矛盾的雙方。比如肉體的疾病，就會導致精神的痛苦，精神的不悅也會導致肉體病情的加重。在“儒”和“商”之間，也有兩者對立的時候，比如“儒”覺得“商”重利輕德，惟利是圖，不會成就大氣；而“商”卻覺得“儒”酸文假醋，故弄玄虛，只會紙上談兵，不會實際操作。
人類在生存活動中，純粹地對金錢的追求，將喪失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人性的貪欲是與生俱來的，商業行為就是滿足人類貪欲的一種活動，這種活動的成敗，與其他賭博活動的成敗是一樣的，都能夠刺激對物質貪欲的膨脹。這種膨脹和對物質的無止境貪欲，將使靈魂陷落到骯髒的污垢之中。一些人染上了賭博、淫欲，甚至吸毒的惡習，因為他們在獲得足夠的金錢之後，不知道用什麼樣的方法來刺激生命，獲得足夠的享受和娛樂。在沒有“儒”文化的人生中，我們的確也很難找出一個更加適當的生命消費方式。而儒商則不同，物質的富足只是為其提供了一種生存保障，因為人不可能餓著肚子整天談論高雅和文化。而更加徹底的追求則是讓靈魂獲得享受。在這種狀態下，只有文化才能夠清洗靈魂的污垢，使人變得高尚。
因此，人類生存的美好境界就是－－儒商境界。這是人類在“肉體”和“靈魂”中最富足和完美的生存狀態。
儒商精神：全球華商的一面旗幟
儒商精神這一概念是指一種援儒入商所形成的獨特的商業人格和行為規範，所謂儒商也就是指作為商人而要有儒的精神、儒的氣度、儒的道德規範，以儒家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為準則去從商、經商，在商業行為中滲透儒家所倡導和躬行的"仁、義、禮、智、信"。
在農業經濟時代，人們對經濟的認識水平受到了很大限制，社會觀念往往輕商、賤商，商業的經濟價值長時期得不到實事求是的認識，這種情況甚至於高喊"割資本主義尾巴"和"反投機倒把"的時代，當時雖然也有"工、農、兵、學、商"的排序，但"學"且地位低下，"商"就更不足論，同中國傳統商人居"四民"之末的地位相比並沒有多大改觀。"商品的流通環節並不增加社會財富"，"無商不姦"、"無奸不商"幾乎成為對商人和商業的評定。在這種背景下，從商、經商實則如同犯下原罪，商人也要以為社會所尊崇的儒家行為規範和道德標準來規範要求自己，或是將"賈而儒行"、"以儒術飭商事"作為提高自身社會地位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儒商就應運而生。
儒商起源於何時？這個問題比較難於正面回答，應根據儒商定義的寬狹來加以大致推斷。若文人加商人亦即有文化的商人即為儒商，那麼，自有商人起就有儒商，春秋戰國之范蠡、白圭、漢之桑弘羊均為儒商代表。但這樣的解釋顯然不能令人滿意，蓋因儒與商真正"合流"當可大大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創造出燦爛的商業文明，形成一種比較穩固的、為社會所公認的商德，應而儒商作為群體的出現不會太早，當以有資本主義萌芽的明代為儒商大量出現為宜，而明代中葉徽商這一個商人集團的崛起應視為儒商真正出現。他們有明確的以儒家道德觀念經商的主張，也有"以儒商飭商事"的實踐，認為"良賈何負閎儒"，以亦儒亦商為尚，在商業實踐中，把誠實守信、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仁、義、禮、智、信"等等儒家的道德準則作為商德，做人經商並重，以做人的追求來經商、在經商的過程中體現做人的原則。這使得徽商集團普遍具備了即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也是進步的商德，在很多徽商身上，體現了很強的道德修養，其道德自覺和自律在中國商業文明開始之初就達到了令人讚嘆的的水平，實在是因為它根植於儒家的沃土之上，是一種純粹本土化的文明。
流傳久遠的儒家思想二千多年來一脈相承，影響國人的思維至深至遠，形成了國人獨特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我們把儒商精神與儒家教義相對照，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儒商精神的內涵。《論語》有云：“富貴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可見儒家並不“罕言利”，但“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要講“義”、“利”之辯，要區分什麼是合於“義”的“利”，什麼是不符合“義”"的"利"，前者的求利是屬於“取之有道”，後者的求利則是“小人喻於利”的那種求利，為君子所不取。這就直接引發了儒家的另一種理論，即“不苛取”，而且是“一毫一厘不苛取”，要“取之有道”，而且，儒家學說給“苛取”和“不苛取”有很嚴肅的道德判斷，“苛取”是小人，而“不苛取”應該就算得上是"儒商"了。從本質上來說，儒商精神反對的是一種為富不仁，強調的是利以義取。從儒的"窮"和"達"的主張來說，援儒入商、即真正的儒商還需要有益於社會，"窮則獨善"、"達則兼濟"，又使真正的儒商具有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有一種樂善好施的精神，就是在不“窮”不“達”的情況下，援儒入商也需要有一種“利他”的精神，最起碼也要考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這麼說，儒商從事的本應是純功利性質的商業，但始終存有超功利的道德追求，讓經商行為始終帶有非常隆厚的道德色彩，這是典型的儒商經商理念，是儒商精神對世界商業文明的一個獨特貢獻。所以，援儒入商是儒家思想在商業中的實踐，是一種賈而好儒。
我們從儒家的經典教義和我們傳統的商業道德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對傳統商德的影響。儒家思想強調"禮之用，和為貴"，傳統的商業理念是"和氣生財"；儒家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商業道德都強調能站在顧客的立場上考慮問題，強調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強調在顧客得到完美服務的同時得到商業利益。儒家講義利之辯，進步的商業道德也強調商人的利益不能置於社會整體利益之上，強調不能因謀求私利而損害消費者利益甚至國家利益，認為只為個人利慾不擇手段謀取利益是不道德的，是一種利欲熏心、惡性膨脹。經典儒家教義強調人之為人必須"言必信，行必果"，而誠實守信則在任何時候都是一項基本商業道德。儒家的義，從本質上來講，是"宜"，就是說要做應該做的事、做符合社會公義的事情，比方說扶危濟困、互助、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等等，這些都是人對社會所應盡的義務。儒家學說的一個最大的特點，是總是將人置於社會的大背景中，考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規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用道德的力量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從來不談什麼自然人，要求一個人在實現私利時不損害公利，不損害他人利益。商業理念也是如此，強調合作，強調不損人利己。儒家思想強調"過猶不及"、"中庸之道"，傳統的商業道德則強調不謀取暴利，不搞掠奪式的經營，注重商業生態，講究商人之間、商人和顧客之間的協調發展。儒商實際上奉行的是商業道德秩序學，講究以道德力量維繫商業秩序。儒商在商而品位超過商，在從事本應是純功利的商業行為的過程中，總是希望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這就是儒商精神。
因而，儒商精神應該包括恪守信用、誠信為本，誠實不欺，利以義制、以義取財，仗義疏財等等商業道德，是把誠、信、義、恕、讓等倫理道德原則貫徹到從商經營之中去，是盡量用儒家精神去洗滌一味求利的商人習氣。或曰：商人經商的目的就在於追求利潤，而且要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提倡儒商的精神不就犧牲了商業效率了嗎？事實上，這裡有一個追求商人個體利益或是局部利益最大化還是追求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問題，但放在社會大系統中，商人個體不顧公德、不擇手段的求利，乃至於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恰是商業生態惡化的罪魁。"效率"似乎是有了，但就社會而言，公平卻被拋在了一邊，失去了公平和公正的所謂"效率"對社會而言毋寧是一種災難。儒商精神的可貴之處正在於強調了公平原則，而且，這種公平不是來自於一種外在的強制力量，而是來自於受儒家思想浸潤的商人的道德自覺。儒家經典有"性善"和"性惡" 之辯，提倡儒商精神就是要在商業經營中保持一種"性善"，使誠、信、義等等人性中的美的東西轉化成優秀的商業品格、轉化成為商人的自覺行為，而不僅僅要靠制度和法律約束。儒商精神實質上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商人在商業行為中的道德"自律"，而非"他律"，從宏觀上看，提倡儒商精神，可大大降低整個社會管理系統的運作成本。就拿商人本身來說，經常性地陷入投訴、商業糾紛的旋渦中，對商業活動來說也是不利的。我們可以堅信，我們的社會隨著儒商隊伍的發展壯大，商業秩序必將得到最根本的改善。
或曰，儒商精神，既如前所述，其實就是提倡一種自律而非他律，用道德自律去抵制幾乎是人的本能的利欲，在實踐中是否有可操作性？其實，這正是儒商精神的精華所在，古往今來出現的大批商德崇高、業績不凡的儒商證明了儒和商是可以兼於一身的。儒和法是中國古代思想中重自律和重他律兩種不同的理論，儒家的思想是通過提倡道德倫理、喚醒人們的道德自覺來匡扶人心、匡正社會，當然這些倫理道德一旦被固定下來也有一定的強制性，如後世的"理學"和"禮法"就是如此。法家則是用嚴刑峻法來規範人的行為。儒家強調道德自覺是導之於前，法家的嚴刑峻法則是導之於後，所以儒家學說從本質上來說是道德秩序學，講究以道德力量來維繫社會秩序，讓人追求一種精神自覺。儒家學說從來都是只強調人的社會屬性，人倫人倫，其實就是人際之間的關係。把人際之間的關係調整好了，那麼，社會的發展才能和諧、穩定。如今，社會步入了商品經濟時代，儒商精神所提倡的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人與人和諧相處的商業生態文明和義與利、合作與競爭、自強與自律和諧統一的商業倫理精神，具有非常強烈的時代意義。儒商精神是儒商所共有的進步商德，是他們在儒家思想熏陶之下對所從事的生產經營、交換本質的獨特認識，是受儒家思想浸濁的商人在商業經營中所形成的獨特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是對世界商業文化的獨特貢獻。
文化，特別是商業文化，是經濟的反映，而經濟是文化的基礎。什麼樣的經濟會產生什麼樣的文化，文化也反過來作用於經濟，健康的文化對經濟起促進作用，落後的文化則對經濟起阻礙作用。儒商精神從它誕生和日益明確起，就對規範商業行為起著積極作用，這說明在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雖然我們的商業文明沒有達到西方那樣一種發達程度，但我們的商業文化精神卻絲毫不落後於西方那些發達國家。如今，進入了商品經濟時代，要使我們的經濟健康有序地發展，必須提倡儒商精神，必須提倡進步的商德，否則，我們的經濟不可能得到健康有序、持續穩定的發展。
純粹的儒商不是簡單的商人加文人，與時下取得了一些商業利潤就以學問作裝點門面的媚俗行為更是毫不相干。儒商關鍵不在於學問有多高深，學養有多深厚，而在於對儒家倫理道德實踐程度。有些商人儘管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他在本質上卻有向善之念，對儒商思想有一種如佛家所言的天然的"慧根"，在商業行為中自然地堅持"不苛取" 、堅持取之有道、善於處理好公眾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係，不以獲利為唯一目的和終極目的，也完全可以稱之為儒商，而且是有"君子儒"風采的儒商。
商業行為從來都具有兩面性，一則促進了商品的流通，激發了商品生產，帶來了社會繁榮。但另一方面，商人的趨利又有不擇手段、唯利是圖的自發傾向。儒商精神既能糾商人唯利是圖之偏，這就使得這種精神在整個商品社會都會起到歷久彌新的重要作用。榮氏企業的創辦人之一的榮德生曾說："古之聖賢，其言行不外《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明誠，整心修身，終至國治而天下平。吾輩辦事業，亦猶是也，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圖，小人在位，亦則雖有王明陽，亦何補哉？"從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儒商的一些追求，首先，榮德生先生作為一代儒商，他有這樣一種意識：做一名好的商人，同時要做一名有道德的高尚的人，兩者必須統一於商業行為之中，否則就會"一味唯利是圖"，只能是"小人在位"。其次，既要做一名好的商人，又要做一名高尚的人，實現的途徑是向"古之聖賢"和儒家思想汲取營養，要"明德"、"明誠"，"整心修身"，實事求是，而不能見利忘義，這樣，"吾輩辦事業"才"庶幾有成"。這正如明代大思想家王明陽在《大學問》中所指出的："商賈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賢"，"其歸要在有益於生人之道"，只要他們在商業行為中能"致良知"，能恪守儒家教義就行。
儒家精神還有哪些內涵？我們可以通過中國歷史上被奉為儒商的代表人物的行狀進行了解。超越個人功利的儒商代表有春秋時的范蠡和計然，戰國時的弦高；以卓越的文化水平提升了經營之道的有白圭，他的"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作為經商之道可謂是深得市場要領；把經商致富作為一種"致太平"的途徑的有清初思想家唐甄，他在《潛書·考功》中說："為治者不以富民為，而欲幸致太平，是適燕而欲馬首指南者也"。他們都是經商從商而不以一己之利，而是從商但以富民強國、安定社會為己任，都是在經商的過程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儒商精神有益於世用。一般商人都非經濟方面的理論家，他們在從商方面的宗旨和理念，都是建立在某種文化底蘊基礎上的意識和潛意識的產物，儒家思想有益於世用，在於它既崇高又平凡，尋常商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去實踐，這樣一種優秀的本土文化能為我們的商人提倡精神源泉。有一位深黯儒商精神的銀行家曾說："古人日常道德之訓，永遠是真。蓋道德非他，乃維持團體合作的必要條件。忠，誠，廉，讓四字，餘覺其特與商業團體有關。"如今，伴隨著社會轉型，我們遇到的是嚴重的道德危機，進而引發大規模的商業危機。商業領域欺詐之風日盛，極端功利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盛行，前幾年的清理"三角債"幾成運動，信用缺失如今成為一種很嚴重的社會問題；"打假"更是一本難唸的經，在商業行為中，損人利己，坑蒙拐騙，敲詐勒索現象嚴重，這些，都反映的是一種從商者的素質。我們的經濟秩序，道德秩序都有一個面臨重建的問題。當然，加強法制建設，是使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但也應該兩個文明一起抓，要努力提升商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利用本土文化，發掘儒商精神，並把它作為一種現代精神來提倡和弘揚，不失是一條有效的途徑。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說："世紀之交，我們的地球上貧富懸殊越來越烈，有錢又有權的人如果沒有文化擔當，沒有一種為人類進步的責任感，地球就不會有和平與發?quot；。可以說，在商人中提倡儒家精神是使商人逐步有"文化擔當"的偉大事業，是提一種進步的商德的客觀要求。我們強調儒商精神的現代價值，強調要通過對儒商精神的弘揚，來為現實的經濟發展服務，其目的和意義正在於此。
儒商精神將成為全球華商的一面旗幟。儒家文化是影響了中國2500多年的本土文明，儒商精神也是根植於本土的優秀商業文化。儒家思想深刻的影響著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全球華商有同一種文化思想背景，那就是儒商文化和儒家精神。社會實踐業已證明，儒家文化已經推動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也使得世界華商在全球經濟格局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我們有理由相信，儒商精神作為一種進步商德，在商戰重於兵戰的今天，將對經濟秩序的穩定，經濟繁榮和發展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10 對比西方
比較
與西方商人管理思想比較
儒學對中國以及東亞的許多國家都有很大的影響，不僅如此，它對我們的管理思想也有著深遠的影響。本文通過論述儒商與西方商人在管理思想上的差異，及其各自的利弊來論證儒學並非作古之物，它還是具有現代價值的一面。
和其他文化形態一樣，人類的管理思想也有兩種主要類型：一種是淵源於古希臘文化傳統的西方管理思想，它在近代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演變為具有一定科學形態的管理理論，從20世紀初泰勒開始已發展成為科學化的理論體系，對現代人類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另一種是淵源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管理思想，它具有極為豐富的內容和東方文化特色，並曾產生出光輝燦爛的古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由於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中國的儒家管理思想在近代沒有能夠與產業革命及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相結合。80年代以來，由於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經濟的飛速發展，使人們的眼光重新從西方轉向東方，開始研究中國古代商人的管理思想在當代社會中的重大意義。日本著名管理學家伊藤肇認為： “日本實業家能夠各據一方，使戰敗後的日本經濟迅速復興，中國儒商文化的影響力，功應居首，許多學者研究後發現，中國儒商的管理思想的長處往往正是西方商人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
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威廉·大內在考察了日本商人的管理的成功之處後，認為對於這種源於中國的管理思想，“我們一旦理解了它，就能夠將它與我們自己的組織形式進行對比，並了解我們的環境內還欠缺什麼東西”。因此，重新認識中國的傳統儒家管理思想，進行中西兩大類型商人管理思想的比較研究，正成為當今管理科學發展中的一個“熱點”。
那麼什麼是儒商? 簡單說儒商就是“儒”和“商”的結合，但對這一比較流行的提法，學術界也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說法。下面列舉幾種具有代表性的說法：
1、儒商是以儒家理念為指導的、從事商品經營活動的商人。
2、儒商是把“儒”和“商”相結合的“商”，即把“商”的職業和“儒”的倫理品德結合起來的市場經濟的經濟活動主體。
3、儒商是指有較高文化素養的、有儒家道德觀和價值取向的、有自強不息和勇於創新精神的企業家。
根據以上的不同說法本文認為，儒商就是把儒家的價值理想與市場運行本身的法則相結合，並能遵循指導市場活動行為法則的商人。而西方商人本文是指與東方相對的一個概念,主要指歐美各國的商人。
區別
雖然“儒商”定義尚存爭論，但現實生活中的儒商作為世界的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其蓬勃發展之勢卻預示了儒商未來發展前景光明。當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迅速發展也說明西方商人的管理思想也有著自己的價值。那麼下面就來論述兩者的區別。
一
管理基點的差別
在管理中首先要涉及到的兩個基本要素就是人和物。人與物的關係是管理的基點，管理的實質也就是要實現人與物的最佳組合，從而創造出盡可能大的效益。因此，如何來處理人與物的關係可以說是經營管理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對這一問題的解決就有兩種基本思路： 一種是以人為本，通過調動和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去實現對物的有效利用； 一種是以物為基礎，用物來規範和激勵人，使人與物達到有機結合，創造出經濟效益。
儒家管理遵循的是前一種思路，即以人為本，把人當作經營中最根本的、能動的因素，並通過對人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關心和激勵去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實現對物的有效利用，創造出優化的經營業績。在管理上，儒商崇尚的是“賢主勞於求賢，逸於治事”的用人思想，“聖人治吏不治民”的指揮思想，“人君崇明不貴察”的控制思想等等，此皆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如日立公司的經營信條是“事業即人”，豐田的口號是“既要造車，也要造人”，松下主張“造物之前先造人”。人本管理思想來源於“仁者愛人”的儒家思想核心。
與儒商不同的是西方的管理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有重物不重人的傾向。在歷史上相當長的時期中，西方的管理者都把人看成是“機械人”、“經濟人”，這表現在管理中首先是根據既有的物質條件，形成一整套規範制度，把人和物都納入這大套規範化的製度中進行組合，人在實際上是被當作了一種與物同樣的因素，是物及其製度的配套物。正如美國學者卡爾·佩格爾斯所說： “在西方世界,僱員基本上是被看作一種生產要素，跟資本是一種生產要素一樣。”在這種管理模式中，人實際上被物化，是作為整個物質機器的一個部件而存在著，而不是作為一個有血有肉、會思想、有情感的能動主體。馬克思也曾經說過： “勞動者只是當作單純的生產資料，以食物給予他們，就像煤炭添入蒸汽爐，以油脂注入機器一樣。”這種管理模式忽視對人的情感、精神需求的重視。
當然，現代的西方管理也強調人才的作用。但是，這與儒商以人為本為出發點的管理觀念有著重大區別。儒商強調以人為本是認識和尊重人，是把人作為主體來對待。而西方商人的管理思想是把人當作一種資本、一種生產要素，還是逃不了人是經營活動中的一部機器。
但是，西方商人這種以物為基礎的管理思路以及以製度為本的物質化管理方式，也有其優越性的一面，主要表現在管理有較好的統一性、穩定性、不會因一時一地個別人員的變化而影響整個管理系統的運行，其不足在於對人的主體地位認識不夠，勞動者的積極性不能得到充分發揮，這就限制了效益的創造。儒商以人為本的管理方式能更好、更大程度地發揮被管理者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創造比目標更高的效益；其不足之處在於管理有不少不確定性、隨意性，也就很容易造成個別人的變化而影響到整個的企業的正常運行，導致效益明顯下降。
二
管理手段的差別
在運用哪一些手段與方式來實現管理目標的問題上，儒商與西方商人也存在著很大的差別。西方商人在管理中運用的基本手段與方式就是理性化的利益機制，即“以理性的契約來確立雇主與僱員之間的利益關係，通過利益上的獎與懲來激勵和約束員工的行為，使其驅向管理目標。”與此不同，儒商在運用理性的利益機制的同時，也特別注重情感激勵、思想發動和精神動員的作用，把倫理與人情作為激勵和約束員工行為的重要因素，甚至把利益機制也打上倫理的色彩。
運用儒家的重人、重信、重義、重情的精神對員工進行管理，督促其實現管理目標，是儒商管理手段的特點。儒商的管理思想認為要時刻考慮如何能使員工由你讓他們干好轉化為他們心甘情願的自己干好，使他們在廠同在家裡一樣,把廠家的事當成自家的事。雖然說制度管理在現代企業管理中非常重要，但還必須有一些情感因素在裡面。而中國的儒家管理以“求善”、“求治”為目標，恰恰非常強調心理的作用，依靠領導者榜樣“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力來調動和團結全體群眾，達到管理的目標。雖然在中國歷史上也有多種管理方式，但以人道、仁義和群體力中心，以心理情感為紐帶，以情理滲透為原則的“德治”方式和“內聖外王之”的 儒家管理思想則始終佔據著主導地位。
應該說，儒商這種把利益與倫理、理性與情感等機制結合起來進行管理的方式是一種更合乎人性，也更為有效的方式。它更能有效地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創造更高的經濟效益。當然它也包含著一種過分誇大倫理精神的作用。西方商人的理性化利益機制管理方式的優點在於比較規範，容易操作，見效快，這也符合西方人的性情。但是它過於簡單化，難以滿足員工多層次的需要，對於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也是有限的。
三
管理組織方式的差別
儒商的企業管理組織方式是家族式的。把“齊家”的原理擴展到各種管理組織的行為中，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作為經緯，從縱橫兩個方面把血緣關係與管理等級制度聯繫起來，所謂“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以移於君； 事兄悌，故順可以移於長； 居家理，故治可以移於君”，說明這種倫理關係在各種管理行為之中起著關鍵性的調節機制的功能。
某個企業的模式類似於一個家族，企業的最高執行官就如同家族中的家長，其餘職員由最高執行官選擇任命。日本工運評論家森田實這樣描述日該企業的內部關係： “企業主好比父親，工會好比母親，企業中層負責人類似小舅子，勞動者則似掙錢的兒子。日該企業不斷向職工灌輸以企業為家”的思想，再加上實行“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制”，企業與職工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當然任命也有其一定的規則，“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是用人的總則； “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是因時用人的原則； “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是因人任事的原則。這就如同家族中的家長認可德才兼備的人來各司職務一樣。要這種管理模式能使職工把企業當作自己的家庭，就會使員工與企業同甘共苦，努力使廠家一體。另外，儒商的管理思想也認識到要真正使員工愛崗敬業，以企業為家，就要盡企業之所能，為員工解決一些實際困難和後顧之憂，鼓勵員工學習，要製訂出一系列的鼓勵員工學習的政策等等，真正關心職工。
總結一下家族式的管理方式的優勢在於：一是凝聚力比較強，整個企業上下能夠形成統一意志，員工有較強的自覺性和能動性，能盡職盡力地為企業而奮鬥；二是當家長是一位優秀的人才時，其管理效率較高，能更有效地進行調度，更靈活地去適應市場的變化。其局限性在於：一是對高層管理人才，特別是主要管理人才的選拔帶有一定的封閉性，不能做到完全開放地從社會上選取最優秀的人才來進行經營；二是對“家長”即企業首席管理者依賴過重，制度不夠完善，因而當“家長”不稱職時，企業就會陷入難於擺脫的困境。”
西方商人的管理組織方式則基本上是採取契約制和科層制。企業的最高管理者都是聘用來的。企業管理採取分工明確，分層負責，各司其職，按績付酬。員工與企業的關係是在利益相互依存相互認可的基礎上，用契約關係來加以維持的。因此，員工與企業的關係只是以利益關係為轉移的不穩定關係。企業不景氣時，靠大肆裁減員工來減輕工資支出。員工找到很好的工作單位或薪水更好的職位就會跳槽。過於嚴密的分工，使得當某一環節出現問題時，容易造成不同方面和層次的斷裂,整體運行受阻。對調動整個組織來適應市場的突變也常不如家長式的企業來得更為靈活。而且管理技術的複雜化造成了片面追求管理的數學化、模型化和計算機化的傾向，無視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藝術的豐富性，以致成為被美國人稱為對“象牙之塔中的分析和理財手段的迷信”。總之，這種管理組織方式的特點就是組織製度和結構是理性化的、容易操作的。但是人員的構成是不穩定的，員工與企業本質是相互外在和分離的。
比較了儒商與西方商人的管理思路、手段以及組織方式，不難發現儒商強調的是以內製外，而西方商人則慣用以外制內。比較中可以證明儒學雖是古人之物，其還是具有現代性的一面。
日、韓等東亞各國幾十年來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這和對這些國家社會和文化影響極深的儒商文化不能說沒有關係。儒商是智力資源的載體，在市場經濟、知識經濟中，儒商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正是儒商才能承擔起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之責，把義和利、富裕和奉獻、競爭與合作，自強與自律統一起來，付之於行動。儒商的出現是對“ 官商 ”的否定，也是對“ 奸商 ”的鞭笞，也是對俗商（一個單純地以收入產出來計算的商人）的拋棄。根據古今中外儒商成功的經驗，結合時代特徵，我們概括出6條儒商治商理念： “君子受財，取之有道”的金錢觀； “善抓機遇，科學決策”的經營觀； “突破現狀，推陳出新”的發展觀； “求賢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觀； “以人為本，協調人際”的管理觀； “顧客第一、服務至上”的營銷觀。
總之“儒商思想”就是體現在東方式經營管理中的東方價值觀和思想方式，它用以彌補“西商思想”中的工具理性和分析性思維的不足。“儒者”的“儒家文化”與“商人”的講求實效、精打細算相輔相成，形成具有儒商特色的企業文化，並運用於工商業實踐，是一種適應現代企業管理要求的理想經營方式，注定將大行其道。讓我們更多的儒家商人成為商海的弄潮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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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的定義
學術界對這個問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說法，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說法：
1. 儒商是以儒家理念為指導的、從事商品經營活動的商人；
2. 儒商是把“儒”和“商”相結合的“商”，即把“商”的職業和“儒”的倫理品種結合起來的市場經濟的經濟活動主體；
3. 儒商與一般商人最本質的區別就是非常重視商業道德，不義之財不取；
4. 儒商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狹義說，是指以儒家學說作為行為準則的商人。從廣義說，是指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兼收儒、道、墨、法、兵家之長的商人；
5. 儒商是指有較高文化素養的、有儒家道德觀和價值取向的、有自強不息和勇於創新精神的企業家；
6. 儒商分為古代儒商和現代儒商，現代儒商是把“內聖”和“外王”有機結合起來，把傳統美德和由市場經濟滋生的新的道德觀念有機結合起來，尊重人的價值，實行人格化管理的商人；
7. 儒商是把儒家的價值理想與市場運行本身的法則相結合，並能遵循指導市場活動行為法則的商人；
8. 儒商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價值觀念的企業經營管理者。現代儒商應該是具有科技專長，同時又具有儒家價值理想的，即具有“士魂商才”的經營管理者；
9. 儒商就是以孔子倡導的儒家道德來規範自己商業行為，併進行內部管理的商人或經營者；
10. 儒商是指有文化的、講道德、善理財、會管理、創效益，並且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具有綜合創新能力的商人或企業家。現代儒商還具有現代意識、區域意識]、全球意識，還應該懂外語（最好是英語）和會使用電腦；
11. 儒商是有道德、有文化、有國家社稷理想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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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的品質
從《論語·顏淵》的“克己復禮為仁”，到儒家經典《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學精神幾乎滲透到國家與國民的脊髓。無論國家治理天下，還是國民治學、理財、謀生，都被“儒”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影響著。“商”作為“儒”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種技巧或手段，在儒學精神出現的初期，二者之間就有了聯姻與變異。早在秦代，秦始皇就焚書坑儒，使“儒”在形式上遠離了政治和經濟。歷史發展了幾千年，“文革”又一次將“儒” 打入冷宮，將商業裝入計劃經濟體制的口袋，使“儒”與“商”失去了自由飛翔的翅膀。
實質上，無論是“焚書坑儒”，還是“文革”。其實都是“儒”與“儒”之爭，也都是“儒”在政治上的演繹與蛻變。現代人對儒商的提法已經拋開了古人之“儒”，而是一種狹義概念。這裡的儒商，實際上就是“文化商人”的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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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商現象與時代
從我們的慣性思維來閱讀“儒”與“商”，我們會看到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辭彙游離在我們的觀念中。它們的價值趨向和審美層次都有著不可融合的成分。如果將二者結合，我們很難像糅合泥土一樣將兩種物質糅合在一起，而要通過某種特殊方式的化學反應將其凝結。這就需要時代這個特殊的背景來提供足夠的催化劑和溫度、濕度。因為我們看到，我們正在走向這樣一個時代。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私有經濟和國有經濟在比重上的變化，中國的商業和文化在一夜之間掙脫了所有的桎梏與鐐銬。原有的無規則商業游戲逐漸被新的有序方式取代。“儒”與“商”也獲得了新的自由。“儒商”這個讓人陌生的辭彙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冒了出來。而且長勢喜人。這是中國在一個特殊歷史時期誕生的產物。它的出現必將推動新的更加科學的市場經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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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商與市場規範
一方面，由於商人對“儒”的匱乏，使得市場經濟缺乏理論上的成熟。商人雖然有極其豐富的商業實踐經驗，但缺乏文化知識的輔助，很難形成完整系統的理論，規範也就無法用準確的文字加以表述。而“純儒”，雖有較好的駕馭文字能力，但缺乏實踐，也很難形成能夠具體指導實踐的規範，只能是紙上談兵。基於上述原因，市場經濟要想走向規範化，並且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形成，就必須由具有“兩棲”功能的儒商來完成這一使命。
另一方面，“儒”也為“商”的發展提供了一種規範。這種規範就是文人之間約定俗成的品格或品質。這與商人間那種惟利是圖的品行是格格不入的。在儒的這種精神的干預下，儒商的行為受到了嚴格的制約。同時，傳統商業的道德規範和“無商不姦”的程式觀念也對儒商的行為產生影響。這種嬗變和膠合必然引發儒商新的思考，繼而推動市場經濟走向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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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人與儒商精神
在生命運動中，其實人的生存享受只有兩種，一種是肉體的，一種是靈魂的（或精神的），其實“為儒”的過程就是靈魂欲獲得滿足的過程，“為商”的過程就是肉體欲獲得滿足的過程。當然，肉體和靈魂也是辨證統一的，是矛盾的雙方。比如肉體的疾病，就會導致精神的痛苦，精神的不悅也會導致肉體病情的加重。在“儒”和“商”之間，也有兩者對立的時候，比如“儒”覺得“商”重利輕德，惟利是圖，不會成就大氣；而“商”卻覺得“儒”酸文假醋，故弄玄虛，只會紙上談兵，不會實際操作。
人類在生存活動中，純粹地對金錢的追求，將喪失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人性的貪欲是與生俱來的，商業行為就是滿足人類貪欲的一種活動，這種活動的成敗，與其他賭博活動的成敗是一樣的，都能夠刺激對物質貪欲的膨脹。這種膨脹和對物質的無止境貪欲，將使靈魂陷落到骯髒的污垢之中。一些人染上了賭博、淫欲，甚至吸毒的惡習，因為他們在獲得足夠的金錢之後，不知道用什麼樣的方法來刺激生命，獲得足夠的享受和娛樂。在沒有“儒”文化的人生中，我們的確也很難找出一個更加適當的生命消費方式。而儒商則不同，物質的富足只是為其提供了一種生存保障，因為人不可能餓著肚子整天談論高雅和文化。而更加徹底的追求則是讓靈魂獲得享受。在這種狀態下，只有文化才能夠清洗靈魂的污垢，使人變得高尚。
因此，人類生存的美好境界就是——儒商境界。這是人類在“肉體”和“靈魂”中最富足和完美的生存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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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儒商的商業活動
一方面，由於歷史和時代的原因，現有儒商可謂天之驕子，他們占盡天時（改革開放政策）、地利（中國這塊處女地）、人和（儒與商的完美結合），獲得了物質和精神的纍纍碩果。同時也在理論規範、商業規則及社會關係、政治聯姻等方面修築了堅固的工事。在未來社會中，他們無論從戰術、戰略，還是從挖潛內部潛力等方面都將成為一種輝煌。從另一方面講，這些儒商所具有的“儒”，是與政治聯姻的基礎，政治家們完全可以打著談“儒”的幌子與儒商結成親密的伙伴，為儒商提供政治保護。其次，儒商又具有雄厚的經濟基礎，依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觀點，儒商則可以堂而皇之地通過政治協商等途徑進行參政議政，所以說，現有儒商羽翼將更加豐滿。
另一方面，過去的所謂“暴發戶”們確實在中國私有經濟領域里的資本份額占有很大比重。他們雖然沒有文化，但他們的社會經驗、人生閱歷已經構成他們的雄厚實力，他們以一種強大的勢力正在將中國的資本裝入腰包。不過，他們之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具有自知之明的，他們在十年前就已經感覺到了自身的弱點，那就是文化的缺陷，於是他們發財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培養下一代，培養接班人，他們將自己的孩子送到了中國甚至外國的最好學校。
未來的社會，一部分“暴發戶”們的資本最終將轉移到受到良好教育的他們的後代手中。這將形成中國未來的擁有大量資本的新一代“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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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儒商的社會貢獻
由於儒商的特殊存在方式，他們對資本的使用更具有文化特點。同樣是資本的消費，一般商人和儒商之間的消費觀念可能會存在很大差別。儒商的消費一般是在藝術層面，如建造園林、輓救文化遺產、收藏藝術珍品等等。而一般商人的消費則更具有揮霍性，如暴富後賭博、吸毒、淫欲等等。當然，這種消費觀念只是相對而言。我並不否認沒有文化的商人就對文化藝術沒有興趣，也許一部分沒有文化的商人更渴望獲得文化及藝術。同樣，我也不否認儒商對非文化藝術會喪失興趣，也許有一部分儒商還染有很多惡習。
總之，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可以隨處看到文化大家族給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那些璀璨的文化遺產包含著一代又一代儒商的勤勞和智慧。這是社會的財富，也是人類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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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文化
從孔子時代的子貢、明清之際的晉商、徽商到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以及"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經濟的崛起，以儒家的"經世致用"哲學在經濟領域的成功運用，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儒商文化。
儒商文化提倡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經濟發展， 它是一柄"雙刃劍"，在約束儒商自身誠信經營、重義輕利的同時，也提高了儒商的信譽，降低了社會交易的成本和風險，促進了商業的繁榮和經濟的發展。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確立和人類社會發展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弘揚儒商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儒商文化是公民道德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江總書記提出了"以德治國"的方略，深得儒家"修齊治平"思想的精髓。中共中央印發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確立了"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二十字基本道德規範，與儒家思想一脈相傳，是對幾千年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繼承和發揚。而根植於儒家思想沃土又融合當代經濟發展經驗形成的儒商文化，與《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互相印證，可以說是《公民道德建設綱要》的商業版本。我們要把提倡儒商文化與貫徹落實《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有機結合起來，重鑄道德長城，推動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推動民族素質的全面提高。
其次，儒商文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補充。市場經濟體制是由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但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也有失靈的時候，它不能解決市場中的壟斷、收入不公、並帶有一定盲目性、滯後性等。而以行政審批為核心的政府調控又難以洗凈"腐敗之手"，這中間必須有道德的"良知" 來發揮公正的作用。由於我們的市場經濟還處在起步階段，再加上長期的"鬥爭哲學"對傳統道德的破壞，使得市場經濟秩序極度為混亂，從假冒偽劣商品的泛濫成災，到上市公司的集體造假，再到廈門遠華走私、沈陽慕馬的腐敗大案等，無不在昭示著重振道德的"綱常"的必要。可以說，市場經濟的道德倫理是市場經濟列車的鐵軌，脫離了道德之軌，市場之車就會寸步難行。朱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必須大力整頓和規範市場經濟秩序，逐步在全社會形成誠信為本，操守為重的良好風尚。"我們提倡儒商文化可謂切中時弊，恰逢其時。
第三，儒商文化是加強企業管理和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手段。儒商文化是經過歷代儒商的成功實踐不斷總結出來的，它本身就是一種企業經營管理之道。儒商文化的諸多內容在今天的企業發展中仍有十分積極的作用。如註重誠信，就是重視產品質量，信守合同，不逃廢債務。重"義"就是守法經營，註重環保，在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創造社會效益。"仁愛"就是關心職工的切身利益，實行人本管理。"人和"就是對內鑄造團隊精神，搞好協作，對外樹立"顧客至上"的觀念，建立良好的客戶關係。西方的諸多管理法則也往往體現了這種管理中的道德訴求和人文關懷。如美國企業的創新精神、德國企業的質量第一觀念、日本企業的團隊意識等，與中國儒商的管理理念可謂殊途同歸。孔孟之鄉在改革開放以後涌現了一大批在國際國內市場上展露頭角的企業，就是這些企業的經營者能夠從傳統文化中汲取豐厚的營養，並根據企業實際進行創新的結果。如太陽紙業集團董事長李洪信"太陽每天都是新的"的創新思想、山東礦山機械廠廠長馬昭喜"兩本（即人本、成本）管理"法則、魯抗集團董事長章建輝"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憂患意識、如意毛紡集團總經理邱亞夫"樹立國際一流品牌、建國際一流企業"的堅定信念、心聲集團董事長韓法軒"奉忠孝誠愛心，走人間真情路"的親情管理理念等等，都深得儒家文化精髓而又獨具特色，成為企業管理的核心和企業文化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大地促進了這些企業的發展，為孔孟之鄉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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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商文化
用傳統文化思想精華構建企業文化，用以指導企業的運作與發展，稱之為當代儒商或新儒商文化。
當代儒商有以下特征：
第一，企業隊伍靠文化知識結構而成，素質高，推行知識型管理，文化型經營。
企業重視對員工的文化素質教育、傳統文化教育和業務素質培訓，重視企業思想文化建設。
企業文化具有本企業特點和個性：企業文化建設與企業經營管理緊密結合，以培養提高人的素質為目標，把經營管理推向新的高度。
第二，以儒家傳統思想精華為企業的生存、發展理念。企業領導人具有一切儒學修養和傳統文化素質，勤奮、熱情、善良、智慧、自尊、大度、心態平和、胸懷寬厚、舉止文雅、註重禮儀、熱愛生活，並善於結合實際把企業文化思想運用到企業的籌劃運作，經營管理中去。堅持用優秀傳統文化思想教育全體員工，規範企業行為，帶領企業員工，探索新時期儒商文化特征，揭示新的儒商文化內涵，聯繫當今社會特點，通過企業行為傳播儒商文化傳統精華，為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做出貢獻。
第三，以仁愛思想構建和諧的企業環境和廣泛的人際關係。對內，提倡互相關愛，寬容謙讓，建立上下左右的融洽團結的內部關係；對外以“仁為心、義為路”“和而不同”和平等、公平法則追求和諧的市場和寬鬆的環境。
第四，人無誠不立，企業無信不存，誠信是企業求生存、圖發展的生命線。企業員工要把“言必行、信必果”作為座右銘，以信譽謀求企業的長遠利益。一舉一動都要體統講究信用，信守諾言和遵法守紀。企業要堅持以“誠信為榮，失信為恥”的信條，並把它變成企業員工的自覺行動。
第五，以賢選人，以賢重用和對員工升職。
其標準：
有正確的是非觀，善惡觀，羞恥觀，嚴以律己；
與人為善，有精誠合作團結的精神；
擁有青春活力，精通業務，工作幹練；
大局為重，勇於認錯，懂得服從，懂得自責和心存感激。
第六，儒商風度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言思忠，疑思問，念思難，見得思義（《論語 季氏》）
這裡提出的九思，說的是有文化有教養和素質高尚人的風範。
觀察事物，看問題，要考慮看清楚，看準確，不可看走了眼，誤了事，或者走馬觀花；
聽人說話時，要考慮聽清楚沒有，不可道聽途說；
待人時一定要考慮自己的外部表情，要溫和要誠懇；
待人的樣子一定要謙恭，不可誇誇其談，盛氣凌人；
對人說話一定要忠誠，實際，不可以假大空；
辦事時，要註意認真，不可以馬利馬糊；
有疑問要向人請教，不可以不懂裝懂；
自己發怒時，要考慮後果，不可留下後患；
得到好處時要考慮所獲得的利益是否符合義的規則。
第七，講究禮儀
子貢曰：“貧而無、富而不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論語?學而》）。
孔子的弟子子貢問老師：“貧窮不諂媚、富貴不驕傲的人如何？”“孔子回答說：”可以，但不如貧窮而樂觀，富貴而好禮的人。”
孔子一生做人處世把禮放在重要位置，儒商繼承儒家傳統，更重利益，認為人與人的交往應以禮儀為先。禮對規範人的行為，培養良好的人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禮儀的方式不同，古代行跪拜禮；漢朝迎賓行執帚禮；今天以握手禮為普通，但亦有諸多要求和禁忌，使用得當，方能發揮禮儀的最大作用。
企業領導人和員工都要精通社交禮儀，公關禮儀，公務禮儀和服務商務禮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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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精神：全球華商的一面旗幟
（一）
儒商精神這一概念是指一種援儒入商所形成的獨特的商業人格和行為規範，所謂儒商也就是指作為商人而要有儒的精神、儒的氣度、儒的道德規範，以儒家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為準則去從商、經商，在商業行為中滲透儒家所倡導和躬行的"仁、義、禮、智、信"。
在農業經濟時代，人們對經濟的認識水平受到了很大限制，社會觀念往往輕商、賤商，商業的經濟價值長時期得不到實事求是的認識，這種情況甚至於高喊"割資本主義尾巴"和"反投機倒把"的時代，當時雖然也有"工、農、兵、學、商"的排序，但"學"且地位低下，"商"就更不足論，同中國傳統商人居"四民"之末的地位相比並沒有多大改觀。"商品的流通環節並不增加社會財富"，"無商不姦"、"無姦不商"幾乎成為對商人和商業的評定。在這種背景下，從商、經商實則如同犯下原罪，商人也要以為社會所尊崇的儒家行為規範和道德標準來規範要求自己，或是將"賈而儒行"、"以儒術飭商事"作為提高自身社會地位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儒商就應運而生。
儒商起源於何時？這個問題比較難於正面回答，應根據儒商定義的寬狹來加以大致推斷。若文人加商人亦即有文化的商人即為儒商，那麼，自有商人起就有儒商，春秋戰國之范蠡、白圭、漢之桑弘羊均為儒商代表。但這樣的解釋顯然不能令人滿意，蓋因儒與商真正"合流"當可大大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創造出燦爛的商業文明，形成一種比較穩固的、為社會所公認的商德，應而儒商作為群體的出現不會太早，當以有資本主義萌芽的明代為儒商大量出現為宜，而明代中葉徽商這一個商人集團的崛起應視為儒商真正出現。他們有明確的以儒家道德觀念經商的主張，也有"以儒商飭商事"的實踐，認為"良賈何負閎儒"，以亦儒亦商為尚，在商業實踐中，把誠實守信、"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仁、義、禮、智、信"等等儒家的道德準則作為商德，做人經商並重，以做人的追求來經商、在經商的過程中體現做人的原則。這使得徽商集團普遍具備了即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也是進步的商德，在很多徽商身上，體現了很強的道德修養，其道德自覺和自律在我國商業文明開始之初就達到了令人贊嘆的的水平，實在是因為它根植於儒家的沃土之上，是一種 純粹本土化的文明。
（二）
流傳久遠的儒家思想二千多年來一脈相承，影響國人的思維至深至遠，形成了國人獨特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我們把儒商精神與儒家教義相對照，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儒商精神的內涵。《論語》有雲："富貴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可見儒家並不"罕言利"，但"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要講"義""利"之辯，要區分什麼是合於"義"的"利"，什麼是不符合"義"的"利"，前者的求利是屬於"取之有道"，後者的求利則是"小人喻於利"的那種求利，為君子所不取。這就直接引發了儒家的另一種理論，即"不苛取"，而且是"一毫一釐不苛取"，要"取之有道"，而且，儒家學說給"苛取"和"不苛取 "有很嚴肅的道德判斷，"苛取"是小人，而"不苛取"應該就算得上是"儒商"了。從本質上來說，儒商精神反對的是一種為富不仁，強調的是利以義取。從儒的 "窮"和"達"的主張來說，援儒入商、即真正的儒商還需要有益於社會，"窮則獨善"、"達則兼濟"，又使真正的儒商具有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有一種樂善好施的精神，就是在不"窮"不"達"的情況下，援儒入商也需要有一種"利他"的精神，最起碼也要考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這麼說，儒商從事的本應是純功利性質的商業，但始終存有超功利的道德追求，讓經商行為始終帶有非常隆厚的道德色彩，這是典型的儒商經商理念，是儒商精神對世界商業文明的一個獨特貢獻。所以，援儒入商是儒家思想在商業中的實踐，是一種賈而好儒。
我們從儒家的經典教義和我們傳統的商業道德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對傳統商德的影響。儒家思想強調"禮之用，和為貴"，傳統的商業理念是"和氣生財"；儒家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商業道德都強調能站在顧客的立場上考慮問題，強調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強調在顧客得到完美服務的同時得到商業利益。儒家講義利之辯，進步的商業道德也強調商人的利益不能置於社會整體利益之上，強調不能因謀求私利而損害消費者利益甚至國家利益，認為只為個人利欲不擇手段謀取利益是不道德的，是一種利欲熏心、惡性膨脹。經典儒家教義強調人之為人必須"言必信，行必果"，而誠實守信則在任何時候都是一項基本商業道德。儒家的義，從本質上來講，是"宜 "，就是說要做應該做的事、做符合社會公義的事情，比方說扶危濟困、互助、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等等，這些都是人對社會所應盡的義務。儒家學說的一個最大的特點，是總是將人置於社會的大背景中，考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規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用道德的力量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從來不談什麼自然人，要求一個人在實現私利時不損害公利，不損害他人利益。現在的商業理念也是如此，強調合作，強調不損人利己。儒家思想強調"過猶不及"、"中庸之道"，傳統的商業道德則強調不謀取暴利，不搞掠奪式的經營，註重商業生態，講究商人之間、商人和顧客之間的協調發展。儒商實際上奉行的是商業道德秩序學，講究以道德力量維繫商業秩序。儒商在商而品位超過商，在從事本應是純功利的商業行為的過程中，總是希望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這就是儒商精神。
因而，儒商精神應該包括恪守信用、誠信為本，誠實不欺，利以義制、以義取財，仗義疏財等等商業道德，是把誠、信、義、恕、讓等倫理道德原則貫徹到從商經營之中去，是儘量用儒家精神去洗滌一味求利的商人習氣。或曰：商人經商的目的就在於追求利潤，而且要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提倡儒商的精神不就犧牲了商業效率了嗎？事實上，這裡有一個追求商人個體利益或是局部利益最大化還是追求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問題，但放在社會大系統中，商人個體不顧公德、不擇手段的求利，乃至於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恰是商業生態惡化的罪魁。"效率"似乎是有了，但就社會而言，公平卻被拋在了一邊，失去了公平和公正的所謂"效率"對社會而言毋寧是一種災難。儒商精神的可貴之處正在於強調了公平原則，而且，這種公平不是來自於一種外在的強制力量，而是來自於受儒家思想浸潤的商人的道德自覺。儒家經典有"性善"和"性惡" 之辯，提倡儒商精神就是要在商業經營中保持一種"性善"，使誠、信、義等等人性中的美的東西轉化成優秀的商業品格、轉化成為商人的自覺行為，而不僅僅要靠制度和法律約束。儒商精神實質上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商人在商業行為中的道德"自律"，而非"他律"，從巨集觀上看，提倡儒商精神，可大大降低整個社會管理系統的運作成本。就拿商人本身來說，經常性地陷入投訴、商業糾紛的旋渦中，對商業活動來說也是不利的。我們可以堅信，我們的社會隨著儒商隊伍的發展壯大，商業秩序必將得到最根本的改善。
或曰，儒商精神，既如前所述，其實就是提倡一種自律而非他律，用道德自律去抵制幾乎是人的本能的利欲，在實踐中是否有可操作性？其實，這正是儒商精神的精華所在，古往今來出現的大批商德崇高、業績不凡的儒商證明瞭儒和商是可以兼於一身的。儒和法是中國古代思想中重自律和重他律兩種不同的理論，儒家的思想是通過提倡道德倫理、喚醒人們的道德自覺來匡扶人心、匡正社會，當然這些倫理道德一旦被固定下來也有一定的強制性，如後世的"理學"和"禮法"就是如此。法家則是用嚴刑峻法來規範人的行為。儒家強調道德自覺是導之於前，法家的嚴刑峻法則是導之於後，所以儒家學說從本質上來說是道德秩序學，講究以道德力量來維繫社會秩序，讓人追求一種精神自覺。儒家學說從來都是只強調人的社會屬性，人倫人倫，其實就是人際之間的關係。把人際之間的關係調整好了，那麼，社會的發展才能和諧、穩定。如今，社會步入了商品經濟時代，儒商精神所提倡的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人與人和諧相處的商業生態文明和義與利、合作與競爭、自強與自律和諧統一的商業倫理精神，具有非常強烈的時代意義。儒商精神是儒商所共有的進步商德，是他們在儒家思想熏陶之下對所從事的生產經營、交換本質的獨特認識，是受儒家思想浸濁的商人在商業經營中所形成的獨特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是對世界商業文化的獨特貢獻。
（三）
文化，特別是商業文化，是經濟的反映，而經濟是文化的基礎。什麼樣的經濟會產生什麼樣的文化，文化也反過來作用於經濟，健康的文化對經濟起促進作用，落後的文化則對經濟起阻礙作用。儒商精神從它誕生和日益明確起，就對規範商業行為起著積極作用，這說明在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雖然我們的商業文明沒有達到西方那樣一種發達程度，但我們的商業文化精神卻絲毫不落後於西方那些發達國家。如今，進入了商品經濟時代，要使我們的經濟健康有序地發展，必須提倡儒商精神，必須提倡進步的商德，否則，我們的經濟不可能得到健康有序、持續穩定的發展。
純粹的儒商不是簡單的商人加文人，與時下取得了一些商業利潤就以學問作裝點門面的媚俗行為更是毫不相干。儒商關鍵不在於學問有多高深，學養有多深厚，而在於對儒家倫理道德實踐程度。有些商人儘管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他在本質上卻有向善之念，對儒商思想有一種如佛家所言的天然的"慧根"，在商業行為中自然地堅持"不苛取"、堅持取之有道、善於處理好公眾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係，不以獲利為唯一目的和終極目的，也完全可以稱之為儒商，而且是有"君子儒"風采的儒商。
商業行為從來都具有兩面性，一則促進了商品的流通，激發了商品生產，帶來了社會繁榮。但另一方面，商人的趨利又有不擇手段、唯利是圖的自發傾向。儒商精神既能糾商人唯利是圖之偏，這就使得這種精神在整個商品社會都會起到歷久彌新的重要作用。榮氏企業的創辦人之一的榮德生曾說："古之聖賢，其言行不外《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明誠，整心修身，終至國治而天下平。吾輩辦事業，亦猶是也，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圖，小人在位，亦則雖有王明陽，亦何補哉？"從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儒商的一些追求，首先，榮德生先生作為一代儒商，他有這樣一種意識：做一名好的商人，同時要做一名有道德的高尚的人，兩者必須統一於商業行為之中，否則就會"一味唯利是圖"，只能是"小人在位"。其次，既要做一名好的商人，又要做一名高尚的人，實現的途徑是向"古之聖賢"和儒家思想汲取營養，要"明德"、"明誠"，"整心修身"，實事求是，而不能見利忘義，這樣，"吾輩辦事業"才"庶幾有成"。這正如明代大思想家王明陽在《大學問》中所指出的："商賈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賢"，"其歸要在有益於生人之道"，只要他們在商業行為中能"致良知"，能恪守儒家教義就行。
儒家精神還有哪些內涵？我們可以通過中國曆史上被奉為儒商的代表人物的行狀進行瞭解。超越個人功利的儒商代表有春秋時的范蠡和計然，戰國時的弦高；以卓越的文化水平提升了經營之道的有白圭，他的"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作為經商之道可謂是深得市場要領；把經商致富作為一種"致太平"的途徑的有清初思想家唐甄，他在《潛書·考功》中說："為治者不以富民為，而欲幸致太平，是適燕而欲馬首指南者也"。他們都是經商從商而不以一己之利，而是從商但以富民強國、安定社會為己任，都是在經商的過程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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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言必信，行必果：儒商鼻祖的經商之道
作者：鞏家輝 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 和訊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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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精神：以義取利，以利濟世，以和為貴，以儒興商。
儒商人格：仁愛立人，見利思義，講信修睦，樂於施善。
儒商生活：博學儒雅，亦文亦商，以商養儒，以儒促商。
儒商之道：重守誠信，謀利有度，寬厚圓融，內聖外王。
過去，經商之家都會在自己的店鋪店堂內懸掛“陶朱事業，端木生涯”8個大字。這裏的陶朱指的是春秋時的範蠡，端木指的是端木賜，也是春秋時期人。端木賜是他的名字，他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字——子貢。子貢不但是孔子的傑出弟子，而且經商有成，因此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商。
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和商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儒乃秉承儒家學說的文士稱謂，其天職在於“求道”“求義”；商乃通貨之民，其本性在於“求利”“求財”。中國傳統文化以重義輕利、修身齊家治國、成賢成聖為最高追求，故而尊儒而賤商。
其實，商比儒的歷史可能更為悠久。相傳，殷商的先祖之中有一個叫王亥的人，他曾經訓服了牛，發明了牛車，使畜牧和運輸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他曾帶領其部落的人遠行，與其他部落以物易物，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便利。他的部落被稱之為“商”，並很快地富裕起來，其後世子孫湯建立了強大的商王朝。
把儒和商結合起來的人，首推孔子的高徒子貢。子貢是孔門72賢中的佼佼者。子貢跟隨孔子學習儒術，追隨孔子周遊列國，同時也經營商品。他在儒學上有極高的成就，在經商上賺了不少錢財，富至結駟連騎。
子貢經商，而孔子曾說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話，這也被誤解為是孔子對子貢的批評和鄙視。其實，孔子並不鄙視經商，他是殷商的後代，並自稱是“殷人”，他是個對祖先極端尊敬的人，根本不可能鄙視經商，因而他不會因此而看不起子貢。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語中的“君子”和“小人”，並不是從道德的意義上說的，而是從“位”或“名分”的意義上說的。君子是指在位者、當權者，猶如“大人”；小人指的是無位者、非當權者，猶如“小民”。
在位掌權者不謀自己的份內之事，而僅謀求一己之私利，社會必然陷入混亂之中，故君子當喻於義；而老百姓只能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求利以養父母和家人，故小人當喻於利。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工商業開始興起並逐步走上繁榮時期，此前那種宗族公社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模式，以及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自然狀態已經土崩瓦解。子貢乘此機會，往來貿易，孔子稱贊他“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論衡·知實》)。
子貢雖然家累千金，但他“富而不驕”“富而好禮”，他曾自己出巨資，贖回一批魯國奴隸的。可見，子貢是一個“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的儒商。《鹽鐵論·貧富》中記載：“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這就是說，子貢和陶朱公都因貨殖發財而名揚於世，他們交往富者，同時也幫助和撫恤貧者，所以上自君王，下至平民，沒有一個不得到他們的好處，從而也都稱頌他們的仁德。子貢到各國做買賣，各國的君主都以平等的禮節來會見他。
子貢作為儒商始祖，奠定了中華儒商文化基礎，他曾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論語·公治長》)做到推己及人，將心比心，互相尊重，互不傷害，互惠互利，平等相處。
子貢經商以誠信為本，《論語》中，多處記載著子貢與孔子探討“信”的問題。子貢深知“信”乃立足之本，沒有了“信”，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極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使他在經商中羸得了很好的信譽。他“不受命”，敢為人先，才達到了“億則屢中”的經商境地。
《論語·子罕》中有這樣的記載，子貢對孔子說：“這裏有塊美玉，是把它收藏在櫃子裏呢，還是找個識貨的人賣掉呢？”孔子說：“賣掉！賣掉！連我都在等待識貨的人來買呢。”有美玉不應該藏起來，而應該等個好價錢賣出去——老師也有這樣的看法，子貢很高興。成語“待價而沽”，就是出自這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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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寻找中国共识无疑是当务之急。社会各界已经悄悄地起了一些变化：官方顺应民意，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落实执政为民的举措；商界不甘落后，推动企业公民运动的展开，企业经营开始兼顾利益相关者；文化领域国学热方兴未艾，祭孔、读经和温故运动如火如荼，国人开始重新打量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变化带给人们积极的昭示，中国共识不再遥不可及。
在寻找中国共识的过程中，企业家是最值得重视的一个群体。企业为国家提供税收，为百姓创造就业，被视为现代社会最重要器官。没有人能够忽视企业家的能量和影响。毫不夸张地说，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今天重温杜维明几年前提的“儒商”意味深长，它契合了当下中国社会悄然发生的变化。今天的人们比以往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儒商”不仅是商业领域的呐喊，更关乎中华文明的前途。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领军人物，被赞誉为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杜维明开始关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发表《工业东亚与儒家伦理》、《儒家发展与现代化》等诸多著述，探讨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之间的关系。他景仰儒家“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襟抱，继而转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的研究，关心“启蒙反思”、“文化中国”“儒学创新”这三个问题。在他提起的诸多新概念中，“儒商”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它包涵了杜维明的期望和一个文明的梦想。
伦理化的儒家文化：被忽视的经济发展驱动力
在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东西方学者都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无法兼容。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儒家强调和谐、协作、集体和社会稳定，与西方基于个人主义的经济伦理不符。到了70年代末期，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经济飞跃发展，人们不得不质疑早期的假定。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其间必有另一种伦理在起作用。
杜维明在研究日韩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现，东亚有可能探索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日韩经济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发挥了导引和调节的作用。更具体地说，儒家传统重视全才教育，提倡上下同心协力，培养刻苦耐劳的工作伦理，强调为后代造福的习惯，这些文化基因为人们树立了一个东亚企业精神的典范。他清醒地意识到，儒家伦理与经济成功之间没有狭窄的特定的因果关系，但儒家伦理对东亚的新型资本主义做出了贡献。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伊藤肇认为：“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儒商文化的影响力,功应居首,许多学者研究后发现，中国儒商的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正是西方商人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
虽然与西方的工作伦理基本一致，但儒家理论与“强调个人权利意识的新教伦理不同”具有截然不同的趋向。儒家理论基本点是对“责任感”的强调：“自我是各种关系的一个中心。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我们对一个更大的实体的承诺。这个实体可以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公司、我们的集体或者我们的国家。”杜维明认为，一些人怀疑“工业东亚资本主义模式”，从而进一步对亚洲现代性中的传统因素、现代化进程的不同路径等解释模式提出质疑，很难成立，除非我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经济发展模式。
杜维明，认为与“东亚企业精神”有关的“儒家伦理”并不同于“政治化的儒家”。
后者就是国家权力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的创造性，对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必须予以否定，才能释放出一个国家的活力，前者是指“儒家个人的伦理”它注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个人的进步、工作伦理和共同的努力。既然儒家传统包括政治化的儒家精神与伦理化儒家精神，而为东亚济发展提供驱动力的却只有伦理化儒家精神，所谓“儒家资本主义”也应准确表达为“伦理化儒家资本主义”。杜维明不认为“伦理化儒家精神儒家伦理”存在于整个东亚，“甚至也不是儒家独有的”，因为它已经糅合了西方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下，东亚现代性已经呈现出一幅连贯的图景。
“儒商”：不仅是企业家，而且是知识分子
1980年，杜维明的同事、政治学学者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在《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名为《后儒学的挑战》(The Post Confucian Challenge)的文章。法夸尔认为，在当时的冷战时期，俄国对西方的挑战是军事方面的；中东因掌控石油对西方的挑战是经济上的；而儒教文化圈对西方的挑战则是全面的。这篇短文对杜维明刺激很大，对他刺激更大的是他的朋友朱谦做的一项调查。
1980年代中期，朱谦供职于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下属的传播研究所，他做了一项名为“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韩国首都首尔（以前叫汉城）最合乎儒家的核心价值，其次是日本，再次是中国香港和台北，最后是中国上海。当时中国的儒家文化让人难以乐观，由衷热爱的杜维明为此痛心疾首。
直到近期大陆兴起“国学热”，他的忧虑都未缓解。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但总的说来我认为还是力量太薄弱，因为我们毕竟是从零开始”，他甚至如孩子般激动：“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就太糟了。太惨了，太惨了！太薄弱！我们必须考虑，怎么才能把民间社会很薄弱的儒家文化资源变厚。”考虑到企业家在大陆被视为英雄，他希望企业家都能够有比较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不仅是企业家，而且是知识分子”，于是重塑“儒商”概念。
历史上儒商概念出现在明清时期，指的是“弃儒就贾”或“商而学儒”的商人，也就是具有儒家文化精神的传统商人。儒商之名始于徽商，被时人称为“儒贾”。徽州大多地处皖南山区，山多地少，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奔走他乡经商谋生，很早就有外出经商的习俗。徽州是儒家大师朱熹的故乡，儒学文化氛围甚为浓厚。明朝中叶，东南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凭借地缘和血缘关系迅速崛起，经营行业广泛，势力雄厚，当时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徽商把儒家思想与商业活动相结合，以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为指导从事商业活动，称之为“儒商”。
杜维明所说“儒商”是传统儒商概念的升级版。他说：“我认为儒商可以定为企业界的公众知识分子：他不仅是个企业家，他还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发展企业的同时也关心文明的进步。儒商也许在经营上不是效率最高的商人，但他们能成为商业界的领袖人物。”国际儒商学会主席潘亚敦教授的看法也大同小异，他说：“凡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品格高尚，见利思义，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成功商人，就可称之为儒商”。“儒商”是对传统的儒商精神的扬弃，代表了具有儒家气质的新型商业文化。现代“儒商精神”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商人自身的人格修养，在人格上“修高明之行”；二是商业经营伦理观念，在经营中“见利思义”。“立人”与“立业”相结合，构成了儒商精神的核心。
很多人困惑，提倡儒商关心更广阔的领域无可厚非，但为什么非要称他们为公众知识分子呢？杜维明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是学院派的专利，只要具有社会责任感而后人文精神关怀，都可以被称为公众知识分子。学院有学院里面的公众知识分子，政府有政府里面的公众知识分子，企业有企业里面的公众知识分子。相比学院和政府里面的公众知识分子，企业里面的公众知识分子，在道德上天然地处于劣势，他们特别容易被戴上“奸商”的帽子。称儒商为公众知识分子会唤起他们强烈的道德意识，呼吁他们将自己的能量积极有效地释放在有所去需求的社会领域。
他也谈到他心目中的儒商代表。传统的儒商是子贡，他经商于曹鲁之间，家累千金，随孔子周游列国，为孔子实现其理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孔子死后，别的弟子守丧三年，他却守墓达六年之久。后人将子贡列为孔子弟子中的十二哲之一，从祀于曲阜孔庙。太史公说：夫使孔子名宣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近代的儒商代表是日本第一银行总裁涩泽荣一，一边从事工商业活动，一边研究《论语》，提出了“士魂商才”的观念，力求把道德与经商结合起来，身体力行，以提高日本实业界的道德水准，使日本成为与西方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经济大国。当代的儒商代表包括印尼的李文正(Mochtar Riady)、美国的王安、台湾的王永庆、香港的李嘉诚、大陆的孙大午等，他们都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多样贡献。
儒商之道：以义取利，批判市场社会
“儒商”这样的话题引起关注并产生争议，是因为中国商业急需建立自己的价值坐标。期望有所担当的企业家，希望在社会转型中赢得更广泛的认同，并未社会做出更积极的贡献。那么企业家如何实践儒商之道呢？
在诚信普遍缺失的今天，让我们首先来温习儒家的诚信观念。儒家认为，诚信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必须以义为最高标准。孔子的弟子子有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道：“言约信而合其宜，则言可践矣。”这就是说，讲信用要符合义。只有这种符合于义的信约诺言，才能去实践兑现。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这句话同样是在表达“信应该服从于义，义是更高的原则”。诚信本身中性，因为君子可以讲信用，小人同样可以讲信用，只不过小人不是去为社会创造价值，而是去破坏社会已有的价值。所以说诚信并非绝对，根本要看是否符合道义。正所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显然，儒商不能单讲义而不谈利，否则企业家何以谋生呢？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求义和逐利是冲突的事情吗？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重义轻利，认为“无商不奸”，此言谬矣。事实上，作为儒家主要经典的《论语》中许多论述，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都是主张义利兼顾，用道德原则来约束和规范经济秩序。孔子要求人们“见利思义”，朱熹提醒人们“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强调的都是义利合一，这也正是我国传统商业伦理的精髓。徽商十分讲求义利之道，注重塑造自身的廉商形象。徽商以“财自道生，利缘义取”，“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为信条，在商业活动中力求做到“惟诚待人”，“市不二价”。他们在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的时候，决不损人利己、乘人之危。歙县商人吴南坡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徽商程锁在溧水经商，某年丰收谷贱，程锁仍按往年价格收购存储。第二年遇饥荒，物价上涨，但他“出谷市诸下户，价与往年平”。他们“信义服人”，为徽商树立起廉贾的形象。
正如前文所说，儒商不仅是企业家，还必须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大的特征在于对社会的批判。既然儒商被称为公众知识分子，那么他是否也该具备批判精神呢？对此，杜维明认为，儒商应当防止市场经济扩展为市场社会。经济学家帕金斯曾认为如果中国几亿人能够脱贫，而经济发展又是和平的，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因此今日中国的崛起被西方视为“没有先例的崛起”，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代价也不容我们忽视。经济发展有时正如《桃花扇》中所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真是变化莫测。只看经济增长本身太片面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不会全面的。现在中国最大的困境就是，市场机制对社会领域的全面扫荡，社会关系被迅速市场化：市场力量渗透到学校、公共事业，甚至渗透到宗教、家庭、人际关系、婚姻。一个市场力量无处不在的社会被杜维明称之为市场社会，市场社会往往是非常可怕的，比如当下的中国，中国社会的伦理智慧、文化能力、社会制度暂时出了些问题，比如现在泛滥成灾的贪污腐化，相伴而生的贫富不均、城乡差距更是触目惊心。与市场社会相对应的则是公民社会，儒商在建设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应有所担当。企业家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理应抵制霸道而蛮横的市场思维跨出边界，在阻止市场机制四处侵袭方面做出积极的行动表率。目前，中国企业家热衷参与企业公民活动的评选，这就说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正在苏醒。
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出生于昆明， 1957年入台湾东海大学，师从徐复观，亦受牟宗三思想影响。1961年大学毕业，次年获“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国留学。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过该校宗教研究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成为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
杜维明早年受徐复观、牟宗三等新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后在美国又系统地研习过西方哲学，自述从1966年起，决心全力从事对新儒家精神作长期的探索，并以此作为自己专业研究工作。他把儒学看成“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试图从文化认同的意义上说明儒家传统的历史和价值。认为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展开的，这套思想具有成熟的道德理性、浓厚的人文关切和强烈的入世精神。他将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的区分，使“儒学复兴”说成为当时文化讨论中的一派显学。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绝响30年后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与杜维明是分不开的。杜维明教授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如《工业东亚与儒家伦理》、《儒家发展与现代化》、《人性与自我修养》、《今日儒家伦理：新加坡的挑战》、《儒学精神与儒家传统》等；2001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
现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顾问委员会主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并自1996年出任燕京学社社长至今。因为在“新儒学” 研究上的杰出贡献，杜维明教授被誉为世界级“新儒学大师”。
杜维明博士现为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
（杜维明先生是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教授、长江商学院人文委员会主席，本文根据杜维明的相关文章及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四）
儒商精神有益於世用。一般商人都非經濟方面的理論家，他們在從商方面的宗旨和理念，都是建立在某種文化底蘊基礎上的意識和潛意識的產物，儒家思想有益於世用，在於它既崇高又平凡，尋常商人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去實踐，這樣一種優秀的本土文化能為我們的商人提倡精神源泉。有一位深黯儒商精神的銀行家曾說："古人日常道德之訓，永遠是真。蓋道德非他，乃維持團體合作的必要條件。忠，誠，廉，讓四字，餘覺其特與商業團體有關。"如今，伴隨著社會轉型，我們遇到的是嚴重的道德危機，進而引發大規模的商業危機。商業領域欺詐之風日盛，極端功利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盛行，前幾年的清理"三角債"幾成運動，信用缺失如今成為一種很嚴重的社會問題；現在"打假"更是一本難念的經，在商業行為中，損人利己，坑蒙拐騙，敲詐勒索現象嚴重，這些，都反映的是一種從商者的素質。我們的經濟秩序，道德秩序都有一個面臨重建的問題。當然，加強法制建設，是使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但也應該兩個文明一起抓，要努力提升商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利用本土文化，發掘儒商精神，並把它作為一種現代精神來提倡和弘揚，不失是一條有效的途徑。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說："世紀之交，我們的地球上貧富懸殊越來越烈，有錢又有權的人如果沒有文化擔當，沒有一種為人類進步的責任感，地球就不會有和平與發?quot;。可以說，在商人中提倡儒家精神是使商人逐步有"文化擔當"的偉大事業，是提一種進步的商德的客觀要求。我們強調儒商精神的現代價值，強調要通過對儒商精神的弘揚，來為現實的經濟發展服務，其目的和意義正在於此。
儒商精神將成為全球華商的一面旗幟。儒家文化是影響了中國2500多年的本土文明，儒商精神也是根植於本土的優秀商業文化。儒家思想深刻的影響著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全球華商有同一種文化思想背景，那就是儒商文化和儒家精神。社會實踐業已證明，儒家文化已經推動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也使得世界華商在全球經濟格局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我們有理由相信，儒商精神作為一種進步商德，在商戰重於兵戰的今天，將對經濟秩序的穩定，經濟繁榮和發展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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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與西方商人管理思想比較
儒學對我國以及東亞的許多國家都有很大的影響, 不僅如此, 它對我們的管理思想也有著深遠的影響。本文通過論述儒商與西方商人在管理思想上的差異, 及其各自的利弊來論證儒學並非作古之物,它還是具有現代價值的一面。
和其他文化形態一樣, 人類的管理思想也有兩種主要類型: 一種是淵源於古希臘文化傳統的西方管理思想, 它在近代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演變為具有一定科學形態的管理理論, 從20 世紀初泰勒開始已發展成為科學化的理論體系, 對現代人類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另一種是淵源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管理思想, 它具有極為豐富的內容和東方文化特色, 並曾產生出光輝燦爛的古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由於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 中國的儒家管理思想在近代沒有能夠與產業革命及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相結合。80 年代以來, 由於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經濟的飛速發展, 使人們的眼光重新從西方轉向東方, 開始研究中國古代商人的管理思想在當代社會中的重大意義。日本著名管理學家伊藤肇認為: “日本實業家能夠各據一方, 使戰敗後的日本經濟迅速復興, 中國儒商文化的影響力, 功應居首, 許多學者研究後發現, 中國儒商的管理思想的長處往往正是西方商人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
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威廉·大內在考察了日本商人的管理的成功之處後, 認為對於這種源於中國的管理思想, “我們一旦理解了它, 就能夠將它與我們自己的組織形式進行對比, 並瞭解我們的環境內還欠缺什麼東西”。因此, 重新認識中國的傳統儒家管理思想, 進行中西兩大類型商人管理思想的比較研究, 正成為當今管理科學發展中的一個“熱點”。
那麼什麼是儒商? 簡單說儒商就是“儒”和“商”的結合, 但對這一比較流行的提法, 學術界也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說法。下麵列舉幾種具有代表性的說法:
1、儒商是以儒家理念為指導的、從事商品經營活動的商人。
2、儒商是把“儒”和“商”相結合的“商”, 即把“商”的職業和“儒”的倫理品德結合起來的市場經濟的經濟活動主體。
3、儒商是指有較高文化素養的、有儒家道德觀和價值取向的、有自強不息和勇於創新精神的企業家。
根據以上的不同說法本文認為, 儒商就是把儒家的價值理想與市場運行本身的法則相結合, 並能遵循指導市場活動行為法則的商人。而西方商人本文是指與東方相對的一個概念, 主要指歐美各國的商人。
雖然“儒商”定義尚存爭論, 但現實生活中的儒商作為世界的一種社會歷史現象, 其蓬勃發展之勢卻預示了儒商未來發展前景光明。當然,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迅速發展也說明西方商人的管理思想也有著自己的價值。那麼下麵就來論述兩者的區別。
一、管理基點的差別
在管理中首先要涉及到的兩個基本要素就是人和物。人與物的關係是管理的基點, 管理的實質也就是要實現人與物的最佳組合, 從而創造出儘可能大的效益。因此, 如何來處理人與物的關係可以說是經營管理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對這一問題的解決就有兩種基本思路: 一種是以人為本, 通過調動和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去實現對物的有效利用; 一種是以物為基礎, 用物來規範和激勵人, 使人與物達到有機結合, 創造出經濟效益。
儒家管理遵循的是前一種思路, 即以人為本, 把人當作經營中最根本的、能動的因素, 並通過對人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關心和激勵去調動員工的積極性, 實現對物的有效利用, 創造出優化的經營業績。在管理上, 儒商崇尚的是“賢主勞於求賢, 逸於治事”的用人思想, “聖人治吏不治民”的指揮思想, “人君崇明不貴察”的控制思想等等,此皆以人為本, 以人為中心。如日立公司的經營信條是“事業即人”, 豐田的口號是“既要造車, 也要造人”, 松下主張“造物之前先造人”。人本管理思想來源於“仁者愛人”的儒家思想核心。
與儒商不同的是西方的管理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 有重物不重人的傾向。在歷史上相當長的時期中, 西方的管理者都把人看成是“機械人”、“經濟人”, 這表現在管理中首先是根據既有的物質條件, 形成一整套規範制度, 把人和物都納入這大套規範化的制度中進行組合, 人在實際上是被當作了一種與物同樣的因素, 是物及其制度的配套物。正如美國學者卡爾·佩格爾斯所說: “在西方世界, 雇員基本上是被看作一種生產要素, 跟資本是一種生產要素一樣。”在這種管理模式中, 人實際上被物化, 是作為整個物質機器的一個部件而存在著, 而不是作為一個有血有肉、會思想、有情感的能動主體。馬克思也曾經說過: “勞動者只是當作單純的生產資料, 以食物給予他們, 就像煤炭添入蒸汽爐, 以油脂註入機器一樣。”這種管理模式忽視對人的情感、精神需求的重視。
當然, 現代的西方管理也強調人才的作用。但是, 這與儒商以人為本為出發點的管理觀念有著重大區別。儒商強調以人為本是認識和尊重人, 是把人作為主體來對待。而西方商人的管理思想是把人當作一種資本、一種生產要素, 還是逃不了人是經營活動中的一部機器。
但是, 西方商人這種以物為基礎的管理思路以及以制度為本的物質化管理方式, 也有其優越性的一面, 主要表現在管理有較好的統一性、穩定性、不會因一時一地個別人員的變化而影響整個管理系統的運行, 其不足在於對人的主體地位認識不夠, 勞動者的積極性不能得到充分發揮,這就限制了效益的創造。儒商以人為本的管理方式能更好、更大程度地發揮被管理者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 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創造比目標更高的效益; 其不足之處在於管理有不少不確定性、隨意性, 也就很容易造成個別人的變化而影響到整個的企業的正常運行, 導致效益明顯下降。
二、管理手段的差別
在運用哪一些手段與方式來實現管理目標的問題上,儒商與西方商人也存在著很大的差別。西方商人在管理中運用的基本手段與方式就是理性化的利益機制, 即“以理性的契約來確立雇主與雇員之間的利益關係, 通過利益上的獎與懲來激勵和約束員工的行為, 使其驅向管理目標。”與此不同, 儒商在運用理性的利益機制的同時, 也特別註重情感激勵、思想發動和精神動員的作用, 把倫理與人情作為激勵和約束員工行為的重要因素, 甚至把利益機制也打上倫理的色彩。
運用儒家的重人、重信、重義、重情的精神對員工進行管理, 督促其實現管理目標, 是儒商管理手段的特點。儒商的管理思想認為要時刻考慮如何能使員工由你讓他們乾好轉化為他們心甘情願的自己乾好, 使他們在廠同在家裡一樣, 把廠家的事當成自家的事。雖然說制度管理在現代企業管理中非常重要, 但還必須有一些情感因素在裡面。而中國的儒家管理以“求善”、“求治”為目標, 恰恰非常強調心理的作用, 依靠領導者榜樣“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力來調動和團結全體群眾, 達到管理的目標。雖然在中國曆史上也有多種管理方式, 但以人道、仁義和群體力中心, 以心理情感為紐帶, 以情理滲透為原則的“德治”方式和“內聖外王之”的儒家管理思想則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
應該說, 儒商這種把利益與倫理、理性與情感等機制結合起來進行管理的方式是一種更合乎人性, 也更為有效的方式。它更能有效地調動員工的積極性, 創造更高的經濟效益。當然它也包含著一種過分誇大倫理精神的作用。西方商人的理性化利益機制管理方式的優點在於比較規範,容易操作, 見效快, 這也符合西方人的性情。但是它過於簡單化, 難以滿足員工多層次的需要, 對於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也是有限的。
三、管理組織方式的差別
儒商的企業管理組織方式是家族式的。把“齊家”的原理擴展到各種管理組織的行為中, 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作為經緯, 從縱橫兩個方面把血緣關係與管理等級制度聯繫起來, 所謂“君子之事親孝, 故忠可以移於君; 事兄悌, 故順可以移於長; 居家理, 故治可以移於君”, 說明這種倫理關係在各種管理行為之中起著關鍵性的調節機制的功能。
某個企業的模式類似於一個家族, 企業的最高執行官就如同家族中的家長, 其餘職員由最高執行官選擇任命。日本工運評論家森田實這樣描述日本企業的內部關係: “企業主好比父親, 工會好比母親, 企業中層負責人類似小舅子, 勞動者則似掙錢的兒子。日本企業不斷向職工灌輸以企業為家”的思想, 再加上實行“終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 企業與職工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當然任命也有其一定的規則, “賢主勞於求賢, 而逸於治事”是用人的總則; “治平尚德行, 有事賞功能”是因時用人的原則; “智者取其謀, 愚者取其力, 勇者取其威, 怯者取其慎”是因人任事的原則。這就如同家族中的家長認可德才兼備的人來各司職務一樣。要這種管理模式能使職工把企業當作自己的家庭, 就會使員工與企業同甘共苦, 努力使廠家一體。另外, 儒商的管理思想也認識到要真正使員工愛崗敬業, 以企業為家, 就要盡企業之所能, 為員工解決一些實際困難和後顧之憂, 鼓勵員工學習, 要制訂出一系列的鼓勵員工學習的政策等等, 真正關心職工。
總結一下家族式的管理方式的優勢在於: 一是凝聚力比較強, 整個企業上下能夠形成統一意志, 員工有較強的自覺性和能動性, 能盡職儘力地為企業而奮鬥; 二是當家長是一位優秀的人才時, 其管理效率較高, 能更有效地進行調度, 更靈活地去適應市場的變化。其局限性在於: 一是對高層管理人才, 特別是主要管理人才的選拔帶有一定的封閉性, 不能做到完全開放地從社會上選取最優秀的人才來進行經營; 二是對“家長”即企業首席管理者依賴過重, 制度不夠完善, 因而當“家長”不稱職時, 企業就會陷入難於擺脫的困境。”
西方商人的管理組織方式則基本上是採取契約制和科層制。企業的最高管理者都是聘用來的。企業管理採取分工明確, 分層負責, 各司其職, 按績付酬。員工與企業的關係是在利益相互依存相互認可的基礎上, 用契約關係來加以維持的。因此, 員工與企業的關係只是以利益關係為轉移的不穩定關係。企業不景氣時, 靠大肆裁減員工來減輕工資支出。員工找到很好的工作單位或薪水更好的職位就會跳槽。過於嚴密的分工, 使得當某一環節出現問題時,容易造成不同方面和層次的斷裂, 整體運行受阻。對調動整個組織來適應市場的突變也常不如家長式的企業來得更為靈活。而且管理技術的複雜化造成了片面追求管理的數學化、模型化和電腦化的傾向, 無視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藝術的豐富性, 以致成為被美國人稱為對“象牙之塔中的分析和理財手段的迷信”。總之, 這種管理組織方式的特點就是組織制度和結構是理性化的、容易操作的。但是人員的構成是不穩定的, 員工與企業本質是相互外在和分離的。
比較了儒商與西方商人的管理思路、手段以及組織方式, 不難發現儒商強調的是以內製外, 而西方商人則慣用以外製內。比較中可以證明儒學雖是古人之物, 其還是具有現代性的一面。
日、韓等東亞各國幾十年來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這和對這些國家社會和文化影響極深的儒商文化不能說沒有關係。儒商是智力資源的載體, 在市場經濟、知識經濟中, 儒商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正是儒商才能承擔起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之責, 把義和利、富裕和奉獻、競爭與合作, 自強與自律統一起來, 付之於行動。儒商的出現是對“官商”的否定, 也是對“姦商”的鞭笞,也是對俗商(一個單純地以收入產出來計算的商人) 的拋棄。根據古今中外儒商成功的經驗, 結合時代特征, 我們概括出6 條儒商治商理念: “君子受財, 取之有道”的金錢觀; “善抓機遇, 科學決策”的經營觀; “突破現狀, 推陳出新”的發展觀; “求賢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觀; “以人為本, 協調人際”的管理觀; “顧客第一、服務至上”的營銷觀。
總之“儒商思想”就是體現在東方式經營管理中的東方價值觀和思想方式, 它用以彌補“西商思想”中的工具理性和分析性思維的不足。“儒者”的“儒家文化”與“商人”的講求實效、精打細算相輔相成, 形成具有儒商特色的企業文化, 並運用於工商業實踐, 是一種適應現代企業管理要求的理想經營方式, 註定將大行其道。讓我們更多的儒家商人成為商海的弄潮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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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文化與現代企業精神
作者：程鵬程承坪 《光明日報》（ 2014年12月14日07版）
企業精神是一個企業的員工所具有的共同意志、理想與追求，是企業獨特的、積極向上的品格，它能夠凝聚企業員工的思想、激發企業員工的創造力，是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方面。我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歷史上，儒家思想曾被成功地運用於經濟領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儒商文化。筆者認為，現代企業精神的塑造需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因而，如何運用傳統儒商文化打造現代企業精神，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傳統儒商文化的內涵剖析
儒商文化以儒家學說的價值觀、道德觀為取向，體現了中國儒商在日常經營、生意往來和為人處事時的思維方式和處事準則，有其獨特的文化模式。筆者認為，傳統儒商文化具有如下內涵。
仁者愛人的人本經商思想。“人本”與“仁愛”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諸多儒家著述中反复提到的精神與思想。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汎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仁愛”來源於“人本”，儒家思想將“人”放在宇宙和人類世界的中心，進而衍生出“由此及彼”的“仁愛”思想，這也是中國儒商所秉承的核心經營理念。只有處處以人為本，多為顧客與生意夥伴著想，才能更好地發展自己的事業。
以義取利的商業道德。儒商文化倡導經商應以“義”字為先。孔子認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荀子也認為，“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由此可見，儒家思想肯定人的趨利性，但更強調的是“義”對“利”的決定作用，正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誠信的經商行為準則。“誠信”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價值標準，誠實守信是儒商在經營過程中遵守的基本準則。《論語·學而》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荀子·不苟》曰： “誠信生神，誇誕生惑。”中國儒商講究的是為人處事的“誠信”，這是他們做人做事的根本守則。
互惠互利的商業智慧。《孟子·公孫醜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國儒商文化一直崇尚和氣生財、互利共贏的經營理念，可以說，這是一種極具長遠眼光和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智慧。
慎言篤行的實幹敬業作風。儒家思想中有一種強烈的實幹敬業的精神，如孔子為了傳業佈道奔走於各諸侯國而不辭辛苦；《易傳·乾·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種堅韌不拔的精神體現在儒商文化中，就是一種高度敬業、踏實肯幹的優良品質和作風。
傳承優秀儒商文化塑造現代企業精神的路徑
我們應結合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特點，對儒商文化的核心精髓予以繼承和發揚，塑造出當代中國的現代企業精神。
傳承儒商文化仁者愛人的人本經商理念，培育現代企業以人為本的精神。儒商文化仁者愛人的人本經商理念對現代企業以人為本精神的培育有著重要意義。事實上，以“以人為本”為價值取向的企業也必然會成為優秀企業。所有員工包括企業管理者在內，都是企業最寶貴的財富，任何一個企業想要獲得良好發展都離不開每位員工的辛勤與努力。因此，企業應當以儒商文化中“仁者愛人”理念塑造現代企業“以人為本”的精神，時刻關注員工利益，使員工真正以企業為家，為企業發展盡力。
傳承儒商文化以義取利的商業道德，培育現代企業經世濟民的社會責任感。現代企業要追求利潤，但不能在利益面前無所不為、唯利是圖，還應當負有經世濟民的社會責任。歷史上，傳統儒商早已用實際行動證明了“非義不取”“達則兼濟天下”的道理。現代企業應以此為鑑，使“以義取利”、服務社會成為經營活動的根本宗旨，並將這一理念逐漸內化為企業的自覺行為，更多地創造社會效益，推動社會各行各業健康穩定發展。
傳承儒商文化誠信的經商行為理念，將之作為現代企業根本行為準則。儒商曾在商業領域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輝煌成就，究其原因，離不開儒商始終堅守的從商之本——誠實守信、信譽至上。置身現代商業浪潮中，市場經濟繁榮發展，各行各業競爭激烈，企業要想做到長久發展、穩步前進，就應當以“誠信”作為企業的基本行為準則。只有企業講誠信，用誠信經營，企業才能以“誠”立足於市場經濟，以“信”獲得消費者的青睞。
傳承儒商文化互惠互利的商業智慧，培育現代企業“協同合作，互利共贏”的經商理念。傳統儒商文化中互惠互利的商業智慧要求企業在經商的過程中充分尊重各方利益，取長補短。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的重要特徵，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在這種新的機遇與挑戰下，所有企業都應抱著開放的心態，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與他人協同合作，以實現互利共贏。
傳承儒商文化慎言篤行的作風，培育現代企業敬業務實的工作作風。“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任何一個企業從建立到發展壯大都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這個過程離不開每一位員工的埋頭苦幹、愛崗敬業。因此，應傳承儒商文化慎言篤行的傳統，培育現代企業敬業務實的工作作風，使人人都從我做起，在平凡的崗位上做不平凡的工作。而這種敬業務實的工作作風正是培育創新精神的基礎。只有敬業務實，才能在繁瑣重複的工作中實幹巧干、幹出新意，才能為企業的發展謀求新思路、探尋新空間。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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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維明：目前中國沒有儒商
2013年07月23日16:13 《中國慈善家》 我有話說
《中國慈善家》/慈訊網記者宋厚亮
最近幾十年，中國的思想界和學術界開始自覺地發展儒商文化。儒商關切政治、參與社會、注重文化，他們不僅是企業界的知識精英，同時也是對世界大勢特別自覺，且有公共意識的知識分子
儒商是企業界的公共知識分子
《中國慈善家》：“儒商”這個詞語近年頻繁出現，一些有文化的企業家甚至儒雅的企業家，都被稱作儒商。作為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你認為哪些企業家可以被稱作儒商？儒商應該有怎樣的內涵？
杜維明：只是在最近這幾十年，中國的思想界和學術界才開始自覺地發展儒商文化。用今天的話說，儒商就是關切政治、參與社會、注重文化的企業家。他們是企業界的知識精英和公共知識分子，是對世界大勢特別自覺，而且有公共意識的一批知識分子。
作為商人，儒商不完全唯利是圖，他們非常重要的觀念是見利思義。義利之辯中，一個很大的錯誤認識是要義就不要利，這完全錯誤。義是什麼？是利益之和。義所代表的利絕對是大利，不是小利；是代表很多人的利，不是一個人的利。另外，他們獲得利，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創造使人能夠從事道德實踐發展的條件。所以，義比利高，利和義是沒有矛盾的。
《中國慈善家》：在你看來，儒商是“企業界的公共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是須有批判精神。那麼，儒商最重要的精神是什麼？
杜維明：今天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叫intellectual，這個概念是從俄羅斯傳統裡來的。他們不僅一定要批判政治、批判現實，而且一定要跟既得利益者劃清界線，所以他們以批判精神特別是對政治的批判精神為特色。這個觀點只是在俄羅斯的傳統裡有很大的影響力，也深深影響到了中國。但在法國、德國、意大利和美國卻都不是這樣，政治體系的人也是很了不起的知識分子，比如基辛格、約瑟夫·奈。
在中國的傳統中，知識分子嚴格地說就是士，士君子。士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響力。判斷一個人是不是知識分子，是以他是為全體人民的福祉，有為天下的情懷，還是為現實政治的一己之私為標準。所以，不是看他有沒有介入政治、有沒有參與政府，而是看他的價值取向、他的心態。
企業界的公共知識分子，是現代意義的儒商。他當然有批判精神，這種批判不僅僅是政治批判，還有社會批判、文化批判。但並不是說一定要跟政治劃清界線，他介入政治事實上是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這是中國的老傳統。
《中國慈善家》：按照你對儒商的定義和標準，改革開放之後出現的龐大的企業家階層中，有哪些企業家稱得上儒商？
杜維明：在中國的企業界，以嚴格意義上的儒商最高標準來論，我不認為目前中國的任何一個企業家有資格算儒商，儒商的觀念在當今中國已蕩然無存。目前中國還沒有儒商，儒商需要具備深厚的文化底蘊。但是，正走在成為儒商路上的人很多，因為在中國企業界，參與社會、注重文化的人現在越來越多。
《中國慈善家》：有沒有接近儒商標準的企業家？例如，海航集團董事長陳峰，他不僅身體力行學習、研究儒學和佛學，還把儒學作為企業文化。
杜維明：陳峰、傅成玉、馬雲[微博]等人，都是長江商學院“中國企業CEO課程”的第一期學員。如果他們再寬廣一下，不就是儒商嘛。
《中國慈善家》：儒商是否一定要有自我認同？
杜維明：對。儒商的一個基本條件是文化自覺，這個文化自覺就是他有參與感。除了直接參與以外，他還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中國慈善家》：子貢被稱作儒商的鼻祖，他的哪些行動和思想體現了儒商精神？
杜維明：子貢有一句話說孔子，是“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命和天道是最深層的價值，子貢對這個問題特別有興趣，所以，看子貢和孔子的對話，很多都是談人的終極關懷，天與人的關係。另外，子貢做生意，是做冒險投資的生意，能獲大利，因此他有遠見。我相信，儒學很多的發展靠子貢，子貢最忠於孔子。
子貢為儒家的發展創造了很多物質條件。他思想敏銳，非常有智慧和遠見，追求天人合一，也有非常強的道德關懷。可以說，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貢最有企業家精神，他的事業比較寬闊，又能夠發展各種不同的實業。這個傳統，在儒家的文化圈一直發展。
儒家的經濟理念比較符合我們今天所講的自由主義的經濟理念，它不主張政府專斷。法家歧視商人，只注重耕戰，儒家卻非常重視商人。現在有一個非常大的錯誤—因為士農工商的排序，儒家重農輕商。為什麼說這是錯的呢？儒家認為，任何一個社會，要想成為一個複雜的社會，有三種職業是不可或缺的：一個是農民，一個是工人，另外一個是商人，商人通有無。法家則不要商人，只要兩種人，農民和軍人。
《中國慈善家》：在子貢之後的2000多年裡，哪些商人可以稱作儒商？
杜維明：有很多。據研究發現，很自覺地認為自己是商人，同時也具有儒商性格的商人，是從明代開始出現的。明代有一批商人，他們一方面以商人身份賺錢，同時又有一種強烈的士的情懷，有社會責任感，就成為了儒商。
晚清民國，張謇是毫無疑問的儒商，此外還有胡雪巖和榮氏家族，很多很多。
為社會有序發展發揮大作用
《中國慈善家》：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和地區都屬於儒家文化圈，不知儒商的傳統在那裡是否獲得了發展？
杜維明：現在中國的儒家傳統斷了，要想找一個能真正代表儒商的人，在整個中國文化地區不太容易。即便找到一個，他也不一定自覺地認為自己是儒商。但這個傳統在韓國和日本沒有斷。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很多有名的華人大企業家，可以算是儒商。
日本為什麼沒有斷呢？澀澤榮一是日本實業之父，一生都在做《論語》研究，他說自己一生奉行的一句話就是見利思義。有次我碰到一個日本儒商—三菱的董事長諸橋晉六，他開玩笑似的對我說，他是家裡的“黑馬”，因為其他家庭成員都在做學術。諸橋家族曾主持編纂了《大漢和字典》，三菱公司也長期支持日本的東洋文庫(日本最大的亞洲研究圖書館，日本三大漢學研究重鎮之一)，東洋文庫的1/3資金來自三菱。資生堂的前負責人福原義春也是儒商，“資生”這兩個字就來自《易經》中的“萬物資生”。
《中國慈善家》：除了這幾位大企業家之外，日本的企業家普遍重視儒學嗎？
杜維明：數量相當大。有個叫岡田武彥的日本人，專門研究王陽明心學。有一次我去日本參加學術會，岡田武彥安排我和他長期培訓的一批企業家見面。他每個星期六( 13.77 , 0.63 , 4.79% )早上都和一些企業家討論“四書”，特別是《大學》。在神戶，他安排了400個日本企業家和我見面，其中既有中小企業家，也有大企業家，他們每週都會抽一段時間來討論儒學。
日本還有專門培訓儒商的學校，比如明德堂。培訓內容既有會計等基本技術知識，也有中國傳統書院的教育，教授基本的修身哲學。他們特別重視修身哲學，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倫理。
可以說，21世紀的領導者，除了經濟資本以外，還必須要有社會資本。因此，除了科技能力以外，應特別注重文化能力；除了智商以外，應注重情商和人力資源；除了物質條件之外，應注重精神價值。如何培養文化能力，如何發揚倫理的智慧，如何開拓精神價值，這都是儒商的文明。
《中國慈善家》：剛才你提到日本有專門培養儒商的學校，韓國好像也有？
杜維明：對。韓國的幾個大公司，現代的老闆就是重要的儒商，三星[微博]也是這樣。韓國的儒教大學成均館，完全是三星在資助。文化在企業界和社會上是否起作用，要靠政府、學校、媒體和一般群眾的共同努力，不可能是單向的。比如我手上這張1000元韓幣(相當於人民幣10元)，上面印的人物是李退溪，他是韓國的大儒、韓國的孔子；上面印的建築則是成均館，就是太學。成均館迄今已有600多年的歷史。
相比之下，我們中國的歷史就斷得太厲害了，我們沒有集體記憶，沒有經過三代還能發揮積極作用的雜誌、學校和企業。
《中國慈善家》：有觀點認為，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戰後迅速崛起，同時，整個社會的價值和秩序依舊有序，其間，儒商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杜維明：的確。我們有一個最大的錯誤認識，認為日本明治維新是脫亞入歐，是把整個儒家傳統給丟了，完全向西方學習。事實正好相反。現在日本有很多人做這方面的研究。有一個叫渡邊浩的學者，是日本政治學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大弟子，他研究之後認為，真正的儒家精神充分發揮積極影響力的時期是在明治。明治時期，日本人提出“和魂洋才”的思想。“和”就是大和，“魂”就是日本的精神，包括儒家理念，“洋才”就是西方的技術。事實證明，“和魂洋才”是成功的。
《中國慈善家》：除了日本，在“亞洲四小龍”的快速發展過程中，儒商在社會秩序的恢復，甚至社會的建設方面，是否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杜維明：起了非常非常關鍵的作用。最開始是日本崛起，然後是“四小龍”。以前分析他們崛起的原因，有一個很大的錯誤，都是考慮外在的原因，認為可能是美援的關係，但是，受到美援最大的國家菲律賓就沒有發展起來。還有人說了其他外在因素。外在因素是很重要，但不關鍵，關鍵的是人的問題。假如現在在台灣的幾千萬人不是中國人，而是菲律賓人，他們是不是仍然可以發揮得那麼好，這是很大的問號。
大企業家要發展為社會服務的意志
《中國慈善家》：中國的現實問題越來越嚴重，誠信危機、道德崩潰，用孔子的話說就是“禮崩樂壞”。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作為精英的企業家階層應該擔負起怎樣的責任？
杜維明：儒家有個基本信念，就是越有權、越有勢、越有影響力、越掌握資源和信息的人，越應該有責任感。中國沒有出現完全以個人主義為導向的經濟人的觀點，現在經濟人的觀點很強，多半還是為了自己，為了自己小家庭的利益，其他人可以不管。雖然如此，但中國傳統文化里的資源還是在起作用。第一，我們是一個學習的文明，所以中國的企業家打拼時，不僅向西方學習，也向日本和韓國學習。第二，我們比較寬容，沒有狹隘的原教旨主義的傾向，比如說原來有三教，現在可能有五教，有不同的文明多樣性的觀念。第三，我們是對話的文明，我們喜歡談天、喜歡對話、喜歡討論、喜歡協商，因為我們有一個天下的觀念，天地萬物一體，這是很老的傳統。
最近我到無錫，看到一幅顧憲成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顧這一批人根本就是一般的知識分子，甚至不一定考得上進士，在政府也沒有很大的影響力，但他們有家國天下的氣派，就是中國豐富的儒家傳統資源。
《中國慈善家》：但是這個傳統已經斷了。例如，現在大多數企業家就公開表示，只要把企業做好就可以了，並沒有家國天下的氣派。
杜維明：這個我不擔心，什麼原因呢？因為對於現代的中國人來說，西方的因素已遠遠超出了自己的傳統文化，有的企業家說我把企業做好，就是盡了足夠的責任。這一點錯誤都沒有。
所謂經濟人，是一種理性的動物，他們了解自己的利益，在相對自由的市場，在不犯法的前提下擴大自己的利潤。他們有自由的觀念，有理性的觀念，有權利的觀念，有法制的觀念，也有個人的尊嚴。從儒家來看，這樣一個人，至少比害人害己或損人不利己的人好了很多。
但這些還遠遠不夠。企業家群體有領導的能力，同時還要有很多價值，就是跟儒家的傳統深刻關聯的那些價值必須開發出來。自由之外必須有正義、公益或平等的觀念；理性之外必須有同情或慈悲的觀念；法制之外一定要有禮讓的觀念；權利之外必須有責任的觀念；個人尊嚴之外必須有社會和諧的觀念。這就是“仁義禮智信”，它是一個經濟人必須有的。
所以，如果一個企業家說，自己只要把企業搞好就盡到責任了，以他作為一個經濟人的身份，我們不會批評他。但如果他是一個非常大的企業家，一舉一動都會影響極大的群體，那麼，除了把自己的公司管理好以外，他還應該發展服務社會的意志。儒家叫做“推己及人”，他必須向外推，不推的話就失職了。
《中國慈善家》：近些年，你擔任長江商學院人文委員會主席，接觸企業家眾多。據你觀察，他們對儒商和儒學的態度如何？他們有興趣和意願成為儒商嗎？
杜維明：這個自覺是有的。我覺得一個令人欣慰的發展是，企業界本身有一種追求文化，特別是追求傳統文化的意願，在各個商學院的EMBA教育裡比較明顯。現在許多大學都有專門的國學培訓，對像有很多都是企業界的成功人士。從比較文化學上講，這個潮流很特殊，其他國家沒有。
《中國慈善家》：但是這種自覺會不會是功利性的？
杜維明：有功利性的一面。現在包括慈善事業，都是為了擴大影響力，擴大聲譽。這種心理可以理解。另外他們也確實出現了一種新的想法，就是在成功之外追求意義。成功之後如果不追求意義，就會失落。追求意義的人不一定會成功，比如顏回就一貧如洗，但是他有內在的愉悅。假如你追求意義，而且又做大了，就很容易把你追求意義的這種價值分享出來。越有錢越有勢的人，越應該有責任感，他們有那麼大的影響力，當然應該擴大服務的範圍。
所以，好的大企業家，有四個方面要同時兼顧：第一是個人問題，特別是身心問題，因此很多企業家花大量時間修煉、休閒；第二是社會問題，即個人和社會之間健康互動的問題；第三是自然問題，現在企業家越來越應該注意人類和自然的關係，比如說不能把我們的家園給毀了；第四是天道的問題，就是人心和天道如何能相輔相成的問題，要有敬畏感，這是我們民族目前碰到的一個很大問題。
《中國慈善家》：企業家是現代社會的重要力量，他們對複興儒學能起到怎樣的作用？
杜維明：對儒學進一步的發展，儒商起的作用會非常大。學術界從事研究可能很專業和深入，但影響不夠。在政治方面發展儒學，將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受到很多現實政治的影響，包括意識形態的影響，真正能夠發揮積極作用的還是企業界的人。現在中國的企業家有資源，也有國際視野，如果他們有為儒學創造條件的理想，動力就比較大，影響力可能就更大了。
本期嘉賓| 杜維明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
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
中國當代著名學者
《中國慈善家》/慈訊網記者宋厚亮
北京大学儒商文化研究中心 - http://goo.gl/LXHL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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