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湯佳玲／台北報導〕中研院社會所為慶祝廿週年所慶，刻正舉辦「學動、運生。台灣戰後學運回顧特展」，紀錄一九四五年至今的學生運動。針對這項 國內第一次台灣學運史特展，展覽召集人、中研院社會所副所長蕭阿勤表示，學生總是在台灣民主進程的關鍵時刻發揮「臨門一腳」的關鍵力量，促使歷史轉折。

國內頭一遭 中研院社會所辦學運特展

這項展覽自二○一三年起籌劃，碰巧遇到去年三月太陽花佔領立法院讓內容更加豐富。社會所所長蕭新煌表示，代代學生前仆後繼，成功串聯成「史」，推著台灣民主前進。

小學生校外教學參觀完「學動、運生」展覽後，有人自行創作紅色血染下的綠色寶島，有人在黃絲帶寫下「謝大學生讓我們能民主」、「學生力量大」、「大家要一起改變歷史」，令在一旁參訪的台大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蘇碩斌感動得眼角泛淚光。

特 展門口以鎮暴警察與鐵絲網的意象，將時光倒轉至「二二八」抗爭、一九五○的「白色恐怖」年代。一九四九年三月，由於學生質疑警察取締「單車雙載」過當而包 圍警局，進而發生四月六日軍警進入台大逮捕可疑師生。隨後，又發生官方破獲中共地下刊物《光明報》與地下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繼而為期數年擴大逮 捕。至一九五五年，光四六事件與省工委案就有台大學生兩百多名被捕、卅多人遭槍決。偌大的牆面，貼著一張張泛黃的照片，遭槍決的年輕師生群像令人不勝唏 噓！

蕭阿勤說，「自由中國」雜誌遭壓制後，台灣學生運動在一九六○年代屬於沉靜期，直到一九七○年代因捍衛釣魚台主權的「保釣運動」而再起，是白色恐怖後，台灣學生首次自發性示威。

特展籌備委員林宗弘表示，一九八○年代，學生突破威權政府的校園控制，走向民間社會，參與社會運動，串聯起一九九○年的「野百合」大集結，至一九九一年「獨台會事件」，導致刑法一百條廢除，此後學運繽紛綻放。特展並特別製作中正紀念堂牆面與野百合，喚醒歷史記憶。

籌備委員湯志傑說，九○年代以後的學生運動散在各處各自努力，例如反軍人干政、環保、反核運動、反高學費、樂生療養院保存運動等等。二○○八年起，中國政府對台步步逼近，全台反抗聲浪遍地烽火，直到去年三一八反黑箱服貿佔領立院達到最高潮，匯集公民力量，形成公民運動。

省工委領導班子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投降國民黨後，發表告全省黨員書，該文可視為一篇省工委的簡史。(圖片翻攝1950.05.14中央日報4版／作者提供）光輝蒙塵的台灣魂　白色恐怖大逮捕七十周年祭 -- 上報 / 評論 https://bit.ly/33eucPk
今年是「白色恐怖大逮捕」70周年。70年前，也就是1950年，台灣戰後最大規模的逮捕行動進入白熱化階段，從年頭到年尾，國民黨的軍警特機關無時無刻不在抓人。根據後來國防部提供的資料，光是1950年，因為「叛亂」及「匪諜」案件被捕的就有1882人，比1960年代或1970年代的總逮捕人數還多，平均每天有5個人被消失（秘密逮捕）。然實際數據遠高於此，因為很多人短暫羈押數日、十數日或數十日後即被釋放，沒有移送軍法處。之後，1951到1954年，官方統計每年仍有上千人被捕。整個1950年代抓了將近一萬人（意味有一萬個家庭因此破碎），而被捕者大部分是年輕人。
台灣青年的大犧牲時代
那是台灣青年的「大犧牲時代」，對許多二、三十歲青年而言，則是真真實實的末日；擺在眼前的，不是浪漫愛情或燦爛前程，而是血腥的刑求和斃命的刑場。更多人被送到綠島集中營，還有許多人逃亡深山，與蟲蛇飢寒為伴。這場末日悲劇和二二八一樣，都緣於台灣在戰後被「送中」後，遭受外來政權的凶殘鎮壓，而國際社會都毫無聲援，坐令悲劇無止盡擴大。
這場世紀悲劇的關鍵字是「中國共產黨」，大部分因涉共案件被抓；而其中大部分又是牽涉到「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的案子。從官方到民間，從70年前到70年後，普遍對這13個字顧名思義，不求甚解，認為這些案件的受難者就是中共黨員（官方也許清楚真相但樂於誤用），其實這是對台灣近代史最大的迷思之一。無法破解這層迷思，就無法看懂這段台灣史，也無法了解這數千名青年犧牲受難的意義。
省工委：不是中共的中共
要破解迷思，必須藉助李登輝那句「我是不是我的我」的名言。這句話極具哲學高度，不只是講李登輝，也是講台灣近代史。沒錯，台灣是「不是台灣」的台灣（國民黨不認台灣，只認中華民國；國際社會不認中華民國，只認台灣），省工委則是「不是中共」的中共。它雖頂著中共招牌，但從裡到外，與中共迥然不同。它雖由中共華東局（或上海局）催生，前期（1946.04-1949.05）與中共尚有時斷時續的聯絡；但陳誠在1949年5月發布戒嚴，以及省工委領導班子從1949年10月起陸續被捕後，情勢丕變。
關於這情勢，有兩個關鍵點：一是台灣與中國海峽相隔，二是省工委沒有電台。因此，省工委在各地吸收的黨員，經過黨中央（書記蔡孝乾、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陳澤民等人）審可後，必須透過交通員將名冊傳遞出境，交給中共審核。中共有沒有審核？通不通過？通過幾個？都是層層大問題（當時中共對黨籍審核甚嚴，謝雪紅的黨籍問題就是一例）。但理論上，我們假設戒嚴之前，由交通員送出去的名單，中共知道。
然而戒嚴後，當局開始抓人，出入境設下巨障，省工委與中共的交通頓阻；1949年秋省工委領導班子大崩盤，陳澤民、張志忠、蔡孝乾、洪幼樵先後落網。蔡孝乾於1950年1月首度被捕，此後輾轉逃亡，行蹤極隱（直至4月再度被捕），不太可能審核新的黨員；新黨員既未審核，名單又送不出去，中共不可能知道；即使知道，也不可能通過。換言之，最早從1949年10月以後，最遲從1950年1月以後，加入省工委的「黨員」，包括一些熟知的名字，都不可能是中共黨員。
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年輕時堪稱美男子，後來投降國民黨。統派論述一貫將省工委的覆亡歸咎於蔡孝乾，這是將複雜史實過度簡化的做法。(圖片取自網路)
組織一團迷霧　國共各取所需
然而省工委各地組織不僅持續吸收成員，甚至1950年5月以陳福星為首的「省工委重整組織」（中共可能完全不知道有這個組織存在）成立後繼續吸收新血。於是詭異的情形發生了：這些被吸收者，「自以為」或「被視為」加入中共，其實根本沒加入，成為「沒有加入的加入」和「不是中共的中共」。再加上根本不知道自己「加入組織」（只是參加讀書會或某某互助團體），乃至什麼也沒參加、純被特務硬栽罪名者，其數更為可觀。
事實上，國民黨宣稱的「共產黨員」，除了來自省工委外，還有省工委的化名或二軍「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以及各地讀書會、牛犁會、豬肉會、同窗會、互助會、兄弟會、歌謠會、結拜會、自治會、道德會等等，名目繁多，水準參差，成員駁雜，乃至是不是「外圍組織」都莫衷一是。本來，這在「台灣解放」後，所有成員透過總清查或總登記，都可以進行總確認；但台灣遙遙獨立於中共統治之外至今，這一切問題林林總總，皆懸而未決。最後變成一團迷霧，便宜了兩個黨：一是把他們全部打成「共匪」的國民黨，一是把他們當作統戰工具的共產黨。
從數據來看，1950年5月省工委領導班子四人聯名發表〈告全省中共黨員書〉，稱全省黨員「共計九百數十名」。這是省工委最後認可的黨員人數，其中許多是1947年二二八以後（特別是1948年以後），為配合中共的瞎指揮而浮濫吸收者。然而據台灣官方統計，1950年1月到1954年6月的匪諜和匪嫌案件，共逮捕4075人；加上當時已核准自首的匪諜「不下二、三千人」，那麼1950-1954年的匪諜匪嫌總數，多達六、七千人。即使扣掉非省工委案件者（例如中共其他單位遣台的正港匪諜，人數不多），落差仍有數千人之鉅。這數千人既不是中共，也不是省工委，卻也被官方當成「匪類」處理。白色恐怖冤到什麼程度？這是一個觀察點。
無名英雄廣場：利用死人欺騙世人
對於這些從姓名到身分都無從知曉，從「九百數十人」到六七千人之譜都無從證實的「匪諜」，中共的態度很清楚：不認這筆帳。這一點台灣人認識不清，對白色恐怖當然看不透。中共只肯承認它派遣來台的外省黨員如吳石、朱諶之、錢靜芝、計梅真等；對於有多少和哪些台灣黨員，則是讓台灣人自己去猜，它不公布也不表態；甚至大施障眼法，從模糊中獲取統戰利益。
例如2013年，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建了「無名英雄廣場」，刻了846名台灣白色恐怖死難者，就是其統戰代表作。其中有真有假，假的是內容錯誤百出，基本上是把台灣網路搜尋可得的死刑犯名單，全部收割為「為國家統一、人民解放，秘密赴台灣執行任務、犧牲於台灣」者，利用死人來欺騙世人；真的是所有碑文都沒有提到這些人是「黨員」或「烈士」，只稱其為「無名英雄」。事實上，該廣場的興建者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共軍對台心戰單位），擺明了就是做統戰，與認證黨員或烈士無關（中共只「追認」很少數的台灣人如張志忠、林正亨等為「烈士」，但烈士不必然是黨員，而且登記有案的烈士多達數百萬人）。
以上是從歷史脈絡來論「省工委」不等於「中共」。其實兩者從緣起、發展、資源、人數，到成員結構、權力樣態等，都截然不同，最顯著的分別在於手段。中共採取武裝革命和暴力奪權，早在戰前就已屠殺近六十萬人（調查局統計）；更在魔王毛澤東等人領導下，從早期以青年知識份子為主體的政黨，質變成一個「最徹底的邊緣人集團」（余英時語）。省工委則自始至終都停留在言論和組織階段，絕大部分採非暴力抗爭。就筆者所見資料，其對內對外所殺者不到三十人；若以三十人計，還不到中共戰前殺人數字的兩萬分之一。「匪」和「中共」這些帽子，根本扣錯了省工委。陳英泰將省工委定義為「台灣反蔣地下活動的大聯合」，才是一語重的。
二二八到白恐　台灣人兩度做替死鬼
這一點，對理解1950年代的大逮捕至關重要。這悲劇是重重無盡和深不可測的，和二二八一樣達到悲劇之極致。其中有多個層次。第一層：省工委雖不等於中共，卻因頂著中共招牌，而承受國民黨對中共的深仇大恨，在國民黨敗逃台灣後，被當成中共趕盡殺絕，絕大部分成員遭到不合比例原則的嚴懲重判。這個「不是中共的中共」，做了中共替死鬼。白色恐怖深冤如海，至今無法探底，這是關鍵原因。
事實上，國民黨這種「移恨」作用不是第一次。二二八時，由於陳儀當局把責任「甩鍋」給台灣的抗爭民眾（官方稱為奸黨），並把國軍兩大敵人：共產黨與日本人（特別是日本人）嫁接到「奸黨」身上，導致台灣人被當成共產黨特別是日本人慘遭屠殺。尤其蔣介石對日本「以德報怨」，國軍無處洩恨，台灣人乃成了日本替死鬼。這是何以國軍會採用刺殺、沉屍、鐵絲穿掌等虐殺手段，使二二八異常血腥恐怖，因為這都是日軍侵華的殺人術，被國軍用來報復於台灣人。
互相不認識　生死苦糾纏
第二層：中共與省工委，不只前者不清楚後者，後者也不了解前者，甚至為前者送死，關係怪誕無以言喻。固然社會主義是當時顯學，但即便把所有著作背得滾瓜爛熟，也不可能了解「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共。省工委唯一的「中共通」，恐怕只有走過長征、親歷紅色恐怖的蔡孝乾，但他既是中共代理人，不可能講實話。整個省工委，就在先天對中共資訊不足、模糊懵懂，後天又因單線領導而加劇「以盲引盲」之下，形成集體迷思。如果這只是網路的虛擬遊戲還好；問題是，這是殺頭賠命的事業，省工委諸君把青春生命賭在這盤不清不楚的棋局上，而且全盤皆輸，令人無比痛惜。
再深究之，何止省工委與中共互不了解，台灣與中國也互不了解。台灣在戰後迅速送中，並迅速捲入國共內戰，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資訊認識對方和保護自己。中國不了解台灣，所以國民黨把台灣人當日本人和共產黨來殺；台灣不了解中國，所以陷入「祖國」迷思，也任由「祖國」擺布。不懂祖國而獻身祖國，和不懂中共而加入中共，以及戒嚴年代不懂國民黨而加入國民黨，都是荒謬卻真實的台灣經驗。當時反抗陣營，像史明能親入紅軍見聞暴行，發現不堪的革命真相，毅然與中國脫鉤，追求台灣獨立者，恐怕絕無僅有，這是台灣人的悲哀。
第三層：省工委為了救台灣而加入它不了解的中共，而真正洞悉中共暗黑本質和手段者，偏偏是它所反抗的國民黨。這層三角關係令人窒息。宏觀來看，中共殘暴更甚國民黨，在國共戰爭中，國民黨主要殺中共和親共人士，中共卻連百姓和自己人都無情殺戮。國民黨防守台灣，也確使台灣免於赤化。從「保台」觀點來看，省工委與國民黨立場一致，本可合力抗共，但戰後國府劫收和二二八事件，斷了這一切可能性。歸根結柢，國民黨做得太絕了！
史明年輕照片。他加入紅軍，目睹紅色恐怖，沒有加入中共；而省工委許多人沒去過中國，不知道紅色恐怖，卻(自以為)加入中共。(圖片取自史明回憶錄)
中共瞎指揮　惡龍大逞凶
關於省工委的命運，有兩個關鍵因素常被忽略：第一，省工委原本走「隱蔽精幹」路線，嚴選黨員，二二八時才不過七、八十名；但隨著共軍在國共內戰節節勝利，中共向省工委下達1948年「發展出兩千名黨員，組織五萬人武裝力量」的指示，準備「配合解放軍作戰」。這種「大躍進」式的指示，迫使省工委顧不得隱蔽精幹，盲目擴充，導致組織成員浮濫，行動大膽躁進，因而提早曝光和加速崩潰。設使中共沒有瞎指揮，也不會有這麼多人加入省工委的死亡遊戲，白色恐怖災情不會如此嚴重。
第二，國民黨在大陸雖血腥剿共，那是因為中共對國民黨的寄生奪權、分化滲透，特別是武裝暴動，讓國民黨忍無可忍，傾力撲滅。但對中共的「統一戰線」夥伴或外圍群眾，手段較為收斂；對言論自由尚能容忍，傾共報刊能在「國統區」發行即是一例。然國民黨敗退台灣，「痛定思痛」，在1949-1950年進行特務、黨務兩大系統改造後，不僅大肆迫害無辜，言論入罪，而且對異議人士和反對黨有近乎病態的敵視。從罪與罰的比例原則來看，國民黨在台灣的凶殘程度絕不亞於在中國的剿匪。正如尼采所云「與惡龍纏鬥過久，自身亦成為惡龍」，邪惡的共產黨讓國民黨更邪惡。省工委（以及台灣人）不幸，遇到這個邪惡2.0版的國民黨政權。
反抗不是叛亂　義行永垂不朽
第四層悲劇：如前所述，省工委不了解中共，也不等於中共，卻被中共錯下致命指示，再被國民黨趕盡殺絕，之後又被「叛亂」污名封印七十年。因為染紅，它被中共當成統戰工具，又被統派套進紅統論述，更被台灣社會長期遺棄和漠視。晚近人權振興，才開始得到平反（或稱轉型正義）。但特別注意的是，這平反僅停留在人權層面；對於其犧牲受難，礙於紅色關係和叛亂罪名，仍未給予正面評價。不同於《自由中國》和《美麗島》諸君受到推崇，省工委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至今沒名沒姓，不明不白。
問題的癥結，是我們不曾真正了解1950年代。
事實上，省工委既不是中共（如前所述），也沒有叛亂。「叛亂」不是國民黨說了算。一直到1990年代國會改選和總統直選之前，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始終沒有真正的合法性（顛覆民選政府，才能稱為叛亂）；特別是省工委那個時代，國民黨是一個在戰後劫收、在二二八屠殺、在白色恐怖鎮壓的外來政權，台灣人起而反抗，是天經地義的事。設身處地，設若中共今天攻台，台灣人必會抵抗到底；當年的省工委，就是做今天台灣人會做的事，何叛亂之有？
從因緣來看，省工委反抗國民黨是「因」，加入中共是「緣」，而且是很不具足的緣。緣是偶發的，對省工委而言，中共只是它反抗國民黨的助緣而已。當我們撥開迷霧，凝視正因，深入史料，就會發現省工委實以民主自治為驅動為目標，不斷於民主運動的大洪流。這些人的反抗、犧牲與受難史，與台灣山河大地同其不朽。謹以此文，紀念這段「極致悲劇」的1950年代，並遙祭這群光輝蒙塵七十年的台灣魂。
※作者為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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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與國家人權博物館20日舉行《史明相關案件史料彙編》等三本新書發表暨座談會。圖為「獨台會案」李登輝批可宋心濂簽呈之影本翻攝。（記者楊丞彧攝）
2024/01/21 07:11「獨台會案」被郝柏村「突襲」？ 史料證實李登輝知情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HrO9pD
〔記者楊丞彧／台北報導〕國史館與國家人權博物館20日舉行《史明相關案件史料彙編》等三本新書發表暨座談會。1991年5月9日調查局闖入清華大學逮捕碩士生廖偉程等，引發「獨台會案」，過去有部分觀點認為是時任行政院長郝柏村對時任總統李登輝所發動的「突襲」。然而，國史館修纂處協修吳俊瑩指出，李登輝早知本案的偵辦，也親自批可行動之簽呈。然而，本案有兩份簽呈，另一份則由郝柏村批示。郝柏村當時的權力是否比外界想像還大，耐人尋味。
對於史明相關史料，吳俊瑩以一份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海外工作委員會（海工會）函文給外交部之史明個人資料指出，雖然內容無太多新意，但這份檔案的意義在於，國民黨海工會有一批監控海外人士的資料，仍等待史學界挖掘。而這正是目前政府在檔案徵集過程中，仍然缺失的一塊，也是國民黨遲遲不肯繳出來的資料。這也代表，檔案清查工作未來還有努力空間。
吳俊瑩也指出，1990年左右當時台獨聯盟人士準備闖關回台，在郝柏村命令下不准其回國，要就得個案審查。當時國安局列出的境管台獨對象分為第一、二級，一共79人，包括陳唐山、陳南天、金美齡、宗像隆幸、彭明敏、史明等都在名單之列，「怎麼會沒有黑名單」！
而在與史明相關的案件之中，吳俊瑩指出，所有參加地下工作組織者，唯一被處死的70年代「鄭評」案。吳說明，鄭評出身中下階層，從小信仰基督教，曾在牧師帶領下，赴日本與史明碰面，被控發展組織。雖曾討論過購買槍械，但真正做的事情只有購買徽章，要送給同伴。吳表示，相較於左派案件，國民黨政府對台獨案件通常下手不會「這麼重」，然而，確實也有人未獲得救援而被判死。
而有關獨台會案，吳俊瑩說明，本案調查局早已準備很久，早在1989年就布建一名叫「青山」的人在史明身邊，而非如史明所認為，其組織未被國民黨特務滲透。青山不僅受命將獨台會貼紙給王秀惠，也將準備付印的獨台會革命綱領交給陳正然。本案很早被注意到，是透過當時的「郵電檢查」，針對寄往史明日本住址的信件逐一檢查，因此，相關通訊早已被警總鎖定。而當時台灣大學「大陸社」幹部名單，也全被掌握。
而在國安局、調查局等偵辦過程中，吳俊瑩指出，李登輝都有透過時任國安局長宋心濂掌握。在1990年8月29日，李登輝就已經知悉調查局成立專案小組，對獨台會案進行偵辦。過去曾有說法認為，李登輝在本案是遭郝柏村「突襲」，是郝柏村自己要幹但卻把李登輝矇在鼓裡。然而，就史料檔案來看，李登輝其實都有掌握情況。
吳俊瑩說明，在宣布終止動員戡亂後4天，1991年5月4日宋心濂專報極機密簽呈，李登輝同日批可法辦獨台會潛台成員的偵辦行動。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國安局理應受總統指揮，但宋心濂卻將同樣的簽呈也送了一份給郝柏村批示；而郝在1991年5月7日批示「依法究辦」。行政院長是否能對國安局指指點點，讓人打個問號。換個角度思考，郝柏村在當時所握的權力是否比我們想像中來得更大，都是該份簽呈所凸顯的疑點。
情治機關對於偵辦獨台會案，也對社會輿情做判斷。然而，吳俊瑩指出，事前國安情治機關深具自信，認為或許會有人示威抗議，例如全學聯，但只需注意而不用擔太心。況且，本案「事證明確」，應可獲得民眾支持。然而，後續走向並不如情治機關所預料，對於台灣社會發展完全誤判。而闖進清大逮捕廖偉程，更引起知識界強烈反彈。最後，立法院於同月17日火速廢止《懲治叛亂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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