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億人只能分到中國財富的3%! 千名富豪卻拿33% 網批 : 爆富以下 都是爆貧
中國強力宣傳全國脫貧成功,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2021 年宣布已在「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事實上卻遠非如此。 圖:翻攝自中國政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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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阿波羅網》報導,中國財稅專家「粒子老師」透過影片分析,中國的大局基本已經定了。中國國際金融股份統計,中國總資產 790 兆人民幣 ( 以下同 ),國企占到了 360 兆,占到 45%。中國那部分有錢人資產共 260 兆,占中國總財富的 36%。
中國前 100、前 1,000 這些大富豪的占到 260 兆,剩下近一個億的中產階級,占到中國總財富的 13 %,剩下的 13 億人占到中國總財富的百分之三點幾。
此話一出網友議論紛紛,有網友表示,按老師所講,算下來:上千個大富豪們人均資產約 2,600 億;一億的中產們人均資產約 103 萬;十三億的百姓人均資產約 2 萬。另有網友諷刺:「我的地位定了,我的財富占中國總財富的 3. 幾。不過是和 13 億的朋友一起分享。」
有網友把中國的財富分配比喻成杜拜塔,「財富分配不是金字塔,而是杜拜塔,甚至比杜拜塔還要高縱還要陡峭。因為幾乎沒有中產。暴富以下,基本都是暴貧。」甚至有網友開玩笑說:「只有造反有理一條路了。」13億人只能分到中國財富的3%! 千名富豪卻拿33% 網批 : 爆富以下 都是爆貧 https://bit.ly/3OZSZic
財政資訊中心:貧富差距百倍 課稅所得差距縮小
By 聯合新聞網, udn.com查看原始檔七月 2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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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2 15:45經濟日報 記者林潔玲╱即時報導
財政資訊中心公布104年度綜所稅初步核定統計專冊,超過613萬個報稅家庭,最高5%與最低5%家庭的課稅所得總額,差距倍數約100倍,較上一年的111倍減少,顯示課稅所得差距縮小。
財政部強調,課稅所得差距倍數不是觀察貧富差距的指標,由於所得稅申報資料並非家戶完整所得,其中不包括農林漁牧業收入、分離課稅所得、地下經濟等,要判斷家庭貧富差距應以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資料為準 。同時,該104年僅為初步統計應以最終申報核定為準。
根據財資中心公布資料顯示,2015年綜合所得總額20分位申報統計,最高20分位的平均家戶所得為471.5萬元,第一分位的平均家戶所得則為4.7萬元,最高分位與最低分位差距倍數約為100倍,而其與前一年度差距倍數111倍相比減少。
由於以綜合所得總額20分位來計算,所涵蓋的僅有最高與最低5%,貧富差距較為極端,若是以綜合所得總額5分位的計算來看,最富有20%的平均家戶所得為246.2萬元、最貧窮20%的平均家戶所得為18.4萬元,最高分位與最低分位差距倍數約為13.32倍,涵蓋範圍較大有40%相對衡平。
由於104年度綜所稅初步核定統計專冊,是研究繳稅差距的資料,稅負分配的情況等,因為資料不含土地交易所得、證券交易所得等免稅所得,以及短期票券利息、政府的中獎彩券如統一發票等分離課稅的所得,因此實際所得會與初步統計專冊、甚至是納稅所得也會不同。
因此,雖然也可觀察家戶所得的差距,但主要仍以主計總處的家計收支調查表會較為精準。以主計總處2015年資料來看,觀察「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位的所得分配」,第五分位為第一分位的6.06倍。
同時,觀察「吉尼係數」、也就是所得分配平均的標準0~1來看,越接近0代表所得分配越平均、越接近1代表越集中在某些族群身上。以2015年來說為0.338,國際間學者分析會用0.4當作分水嶺,像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多超過0.4,因此台灣相對所得較為平均。
鑑於課稅所得分位統計資料,過去被引用做為貧富差距的觀察指標引發爭議,財政部2013年決議取消公布20等分位的課稅所得統計資料,遭到外界強烈批評。經立法委員提案要求財政部恢復公布統計資料,財政資訊中心2014年重新在網站上公告相關資訊。
社會不平等趨勢擴大
2016年01月31日 04:10 鍾寧
社會不平等趨勢擴大
社會不平等趨勢擴大。圖╱路透
社會不平等趨勢擴大
中國居民收入吉尼係數近年變化
北京大學根據其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發布最新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顯示,中國目前的收入和財產不平等狀況仍相當嚴重,相當於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約3分之1的財產,底部的25%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的全國居民收入吉尼係數為0.462,雖然稍微低於2014年的0.469,是自2009年以來連續7年下降,並創下自2003年以來的最低值,但由於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受到樣本數量、樣本質量和調查方法等的限制,許多「灰色收入」難以計算,普遍認為官方的數據偏低。
根據北京大學所發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中國目前的收入和財產不平等的實際狀況日趨嚴重,近30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吉尼係數從80年代初的0.3左右上升到當前的0.45以上,大大超出國際認定的0.4警戒線。大於此數值表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嚴重,容易出現社會動盪,而一般發達國家的吉尼指數在0.24到0.36間。
家庭資產流動性弱
不過財產不平等的情況更嚴重,據北大的調查,中國家庭財產吉尼係數從1995年的0.45擴大到2012年的0.73,相當於頂層的1%家庭占有全國約3分之1的財產,底層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數僅在1%左右。據西南財經大學調查,2015年中國家庭平均資產中,房產占比高達69.2%,反映出中國的家庭資產流動性非常弱。
造成收入差距大的原因,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認為,中國戶籍制度導致農民工和城鎮職工在收入、社會保障等方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雙軌制」運行,中國資本、土地交易並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市場,而政府在某些領域對市場干預,容易造成資源行業和一些自然壟斷行業同其他競爭行業之間產生巨大收入差距。
除收入和財產上的不平等,在教育機會、健康保障等方面的差異也非常明顯。過去教育作為底層的人翻身的途徑,此一途徑卻正在收窄,第一財經新聞報導指出,中國的教育公共服務存在巨大的城鄉差距、沿海和內陸的差距,及性別差距,其中城鄉差距最為顯著。
「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顯示,60年代出生的人群教育不平等差距最低,此後差距不斷攀升,80年代出生的人群教育不平等程度達到歷史最高。戶口、父母的學歷、黨員身分、出生地等先天性因素對教育資源獲取的影響在過去30年有所上升。
社會保障 擴大差距元兇
諷刺的是,目的為減少收入差距的社會保障體系反而是加大差距的元兇之一,「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主要負責人、北京大學教授李建新表示,健康狀況較差的人往往更加缺乏醫療保障資源,不過高收入的人群卻享有更多的醫療補貼,不成比例的補貼讓最需要的人群反而享受不到。
目前中國經濟成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和出口正在逐步下滑,但消費的貢獻率始終偏低,不過由於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正在擴大,不利於中國形成以中產階級為主的人口消費結構。
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當前中國中產階級成年人口占人口比率20%,遠低於美國的37.7%和日本的60%;中國中產階級的人均財富為14萬美元,也遠低於美國的18.4萬美元和日本的15.7美元。
(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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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 最高20%人口收入/最低20%人口收入 | 基尼係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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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 11.37倍 | 0.4725 |
尼泊爾 | 9.47倍 | 0.4730 |
菲律賓 | 9.11倍 | 0.4397 |
土庫曼斯坦 | 8.33倍 | 0.4302 |
泰國 | 7.72倍 | 0.4196 |
馬來西亞 | 7.7倍 | 0.4033 |
柬埔寨 | 7.04倍 | 0.3805 |
斯里蘭卡 | 6.83倍 | 0.4018 |
越南 | 6.24倍 | 0.3708 |
台灣 | 6.05倍 | 0.3385 |
阿塞拜疆 | 5.95倍 | 0.3650 |
哈薩克斯坦 | 5.61倍 | 0.3383 |
印度 | 5.52倍 | 0.3622 |
印度尼西亞 | 5.52倍 | 0.3430 |
韓國 | 5.47倍 | 0.3155 |
蒙古 | 5.44倍 | 0.3284 |
老撾 | 5.4倍 | 0.3463 |
塔吉克斯坦 | 5.14倍 | 0.3263 |
亞美尼亞 | 5.08倍 | 0.338 |
文萊 | 5.03倍 | 0.3408 |
巴基斯坦 | 4.46倍 | O.3118 |
吉爾吉斯 | 4.43倍 | 0.303 |
堅尼系數(英語:Gini coefficient),是20世紀初義大利學者科拉多·堅尼根據勞倫茨曲線所定義的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是比例數值,在0和1之間。堅尼指數(Gini index)是指堅尼系數乘100倍作百分比表示。在民眾收入中,如堅尼系數最大為「1」,最小等於「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所有收入都集中在一個人手裏,其餘的國民沒有收入),而後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絕對平等,但這兩種情況只出現在理論上。因此,堅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於0~1之間。堅尼系數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堅尼系數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圖中橫軸為人口累計百分比,縱軸為該部分人的收入佔人口總收入的百分比,三條色線各表示不同情況下後者和前者的比例。綠線表示人口收入分配處於絕對平均狀態,藍線表示絕對不平均(即所有收入由一人獨佔),紅線則表示實際情況。紅線和綠線之間的面積越小,則收入分配越平等。
設右圖中的實際收入分配曲線(紅線)和收入分配絕對平等線(綠線)之間的面積為A,和收入分配絕對不平等線(藍線)之間的面積為B,則表示收入與人口之間的比例的堅尼系數為\tfrac{A}{A + B}。
如果A為零,即吉尼係數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紅線和綠線重疊);如果B為零,則係數為1,收入分配絕對不平等(紅線和藍線重疊)。該系數可在0和1之間取任何值。收入分配越趨向平等,勞倫茨曲線的弧度越小(斜度越傾向45度),吉尼係數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趨向不平等,勞倫茨曲線的弧度越大,那麼吉尼係數也越大。
吉尼係數的調節需要國家通過財政政策進行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例如對民眾的財政公共服務支出和稅收等,從而讓收入均等化,令吉尼係數縮小。
堅尼系數的區段劃分
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
若低於0.2表示收入平均;
0.2-0.3表示相對平均;
0.3-0.4表示相對合理;
0.4-0.5表示收入差距大;
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
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超過這條"警戒線"時,貧富兩極的分化較為容易引起社會階層的對立從而導致社會動盪。
各國堅尼系數
主要已開發國家的堅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美國較高,2007年為0.45[2],2013年為0.49。Janet Gornick 教授2013年的比較圖顯示,美國與主要已開發國家的堅尼指數用稅前計算差距不大,以稅後計算則偏高。[3]據美國人口調查局提供的數據,1973年,收入最高20%的家庭收入佔美國總收入的44%;2002年佔50%;而到2012年,這一比例已經增至51%。對收入最低20%的家庭而言,他們的收入佔美國總收入的比例從1973年的4.2%,2002年的3.5%,降至2012年的3.2%[4][5]。
目前全球堅尼系數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納米比亞,亞洲地區中國的吉尼係數超過0.4。但根據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院的報告,2012年中國家庭凈財產的堅尼系數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1/3以上的財產。[6]美國堅尼系數達0.42。[3]2001年以後香港達到0.525,2006年高達0.533,2012年更高達0.537[7],香港成為已發達國家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即使把開發中國家包括在內,香港和新加坡的貧富懸殊也十分嚴重,僅次於薩爾瓦多、哥倫比亞、智利、瓜地馬拉、巴西、南非以及一系列非洲國家而排名倒數18位[2],台灣2010年官方的堅尼系數為0.342[8]2013年學者計算為0.36[3];日本、南韓、歐洲等前沿民主國家的指數亦均低於0.4。
2013年1月18日,中國國家統計局一次性公布了自2003年以來十年的全國吉尼係數。中國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稱,按照國際新的統計口徑,中國居民收入的吉尼係數,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為0.485,2006年為0.487,2007年為0.484,2008年為0.491,2009年為0.490,2010年為0.481,2011年為0.477,到2012年的數據是0.474,為2005年以來最低水平,而自2008年起,吉尼係數也在逐年下降。[9]。有媒體文章根據民間統計結果質疑國家統計局的結果[10]。2014年密西根大學謝宇教授根據中國的六份調查,估算中國2005年後吉尼係數為0.53–0.55,並指出差距主要來自沿海與內陸差距以及城鄉差距。[11][12]
堅尼系數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goo.gl/aiQ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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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尼係數( Gini Coefficient ),是一種衡量集中度的方法,通常用來專指「所得分配的平均度」。我們以附圖來說明,它的計算方式如下,先將資料分成兩列,橫軸是人口的累積百分比,縱軸是所得累積的百分比,資料分得愈細則吉尼係數愈精確。例如我們的兩列數字是人口每增加1個百分點,就累計一個所得值,於是就會有100組的數字,將這100組的數字畫在附圖中,就成為圖中紅線的羅倫茲曲線( Lorenz Curve ),而這條羅倫茲曲線將正方形圖的右下半部分隔成A與B兩個區域,將A的面積除以A+B區域(即正方形面積的一半)的面積,就是吉尼係數。依照公式來看,這個係數值必然介於0與1之間,愈接近零則集中度愈低(即愈平均),愈接近1則集中度愈高(即愈不平均)。
當A區域愈小,即羅斯茲曲線愈接近圖中右上左下的那條對角線時,即表示所得分配愈平均,當兩線重疊時,表示所得分配完全平均,同樣比例的人口分得同樣比例的所得。而當這條線愈往右下方移動,A區域面積愈大時,表示所得分配愈不平均,當A大到完全蓋掉B區域時,即所得極度不平均,表示極少數的人擁有全部的所得。台灣在1970年代經濟快速發展,而且吉尼係數只有0.3,低於大多數國家,同時有成長快速而分配平均的成果,被譽為經濟奇績。
吉尼係數的方法不僅可以用在所得平均度的衡量上,也可以用在其他領域上。例如將橫軸改為台灣的土地面積累積百分比,縱軸改為人口累積百分比,這樣算出的吉尼係數就是台灣的人口集中度,係數愈小集中度愈小,反之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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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係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它是由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洛倫茨曲線,於1922年提出的定量測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指標。其經濟含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佔總收入的百分比。
基尼係數最大為“l”,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佔有了;最小為“0”,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不會出現。因此,基尼係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於0~1之間,基尼係數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基尼係數越小,則表示收入分配越接近平均。
由於基尼係數給出了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居民之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採用。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基尼係數在o.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絕對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0.3~0.4之間表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基尼係數在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一旦基尼係數超過0.6,表明該國社會處於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
目前,我國共計算三種基尼係數,即農村居民基尼係數、城鎮居民基尼係數、全國居民基尼係數。中國的全國居民基尼係數2000年為0.458,2004年0.4725,已超過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並以每年0.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提升,中國貧富差距未來lO年還將繼續拉大。
2007年8月8日,亞洲開發銀行發表了《減少不平等,中國需要具有包容性的增長》的新聞稿並公佈了《亞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報告,在22個納入亞行研究範圍的國家中,中國勇奪貧富差距之冠,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兩個常見指標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與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國是11倍,高出其他國家一大截;基尼係數,2004年中 國的數值是0.4725,僅比尼泊爾的0.4730低微小,遠遠高於印度、韓國、台灣。亞行指出,從1993年到2004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從0.407擴大到0.473,已達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不得不讓人懷念“公平的增長”的典範:韓國和中國台灣。
案例評析:
我國基尼係數已超過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收入分配現狀已極不合理,貧困差距越來越大。那麼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原因是什麼呢?一是初次分配存在不公平現象,按勞分配中行業差異過大,按要素分配比重偏高;二是再分配不足,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的覆蓋面與力度均不充分;三是非分配因素膨脹,大量國民財富通過非規範與非法的途徑流入少數人手中。
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相當部分是引入市場機制調節收入分配的必然結果。我國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正朝著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方向邁出了重要步伐,市場機制在收入分配領域日益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通過分配製度的改革,打破了平均主義分配管理體制,引入了市場經濟的激勵和競爭機制。鄧小平的“先富後富”政策,在鼓勵個人先富方面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這一政策正是為了通過有效的激勵,提高生產活動和經濟活動的效率,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而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就必然會出現合理的收入差距。由於每個居民的勞動能力有大小,不同地區、不同企業、不同居民個人在佔有的生產要素和財富存在數量與質量上的差異經營能力有強有弱,文化程度有高有低等,因而每個居民獲得的勞動收入或非勞動收入就不均衡。這種獲取收入條件的差異性,造成收入的多寡不一,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這是按市場效率要求進行收入分配的結果。同時,收入分配製度和價格體制改革、區域經濟政策的調整、城鄉分割戶籍政策及城市傾斜政策的實施、所有製結構的調整、勞動者素質的差異和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性差異也加劇了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化。
以上從經濟發展的合理性因素分析了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但導致收入差距擴大也存在著一些不合理、不合法因素,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非正常、非法的因素。這主要是由於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策資源上的差異、制度“真空”以及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受到權力等因素的干擾造成了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公平而導致的。如,行業間的不公平競爭、偷稅漏稅、貪污腐敗、走私詐騙、公款消費、製售假冒偽劣產品、進行非法交易等現象成為各種黑色收入的主要來源。貌似合法但有悖於道德規範的非正常非法收入,既不是按勞分配,也不是按生產要素分配所獲收入。實質上,它們是社會總收入中被一部分人以非正常非法手段佔有的屬於不合理收入。由於這部分收入的隱蔽性很強,很難在官方的資料中得到統計,所以在考慮非 正常非法收入後,我國基尼係數大大提高。
200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是在中國改革發展關鍵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新要求。其中,對收入分配領域的要求是:“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要實現這一目標,就要從中長期的、綜合的、戰略的高度著手,建立起一整套理順收入分配關係的長效機制。最為迫切的是,要建立效率與公平相互協調的機制。
第一,重新設定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體系。中國作為一個內部異質性巨大並且面臨多重經濟結構轉型的大國,不能放任收入分配問題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自然”解決,而必須把收入分配的轉型納入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目標。其實,目前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已經明顯影響了宏觀經濟其他目標的實現,大多數的低收入階層的收入遠遠滯後於經濟增長速度的結果。因此,在新確立的中國宏觀經濟目標體系中,還應該加上“收入分配協調”這一目標。
第二,實行“兼顧兩頭、帶動中間”的收入分配政策。隨著法律體系和依法治國社會機制的逐步完善,人們收入獲得渠道的灰色地帶正在快速消失,高收入中的勞動和非勞動收入的合法性和非法性的界限日益清晰。另一方面,對於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現在可以通過積極的扶持政策,讓這些人群得到越來越多的實惠,特別是在知識、信息、技術、市場進入、信貸、稅費等方面給予他們在創業上的扶持,盡快擴大他們的創收能力。對於中間收入階層,應提高自己的專業技能,增強競爭力,以能夠充當經濟發展、收入增長和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
第三,建立以創業促進就業的新型教育和社會機制。目前,人們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許多人就業的困難。現行的中國教育和社會運行機制,偏重於鼓勵人們去因循和被動接受現實的工作安排,而不是去尋找和創造工作機會。從經濟的角度看,中國教育的動手能力和素質教育差的缺陷,其實就是創業精神和創業能力差的缺陷。如果中國不打破舊的教育格局而建立新型教育機制,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就很可能適應不了市場經濟,也就找不到足夠的就業機會。
第四,建立適度的社會保障體系。調查顯示,貧困人口其貧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疾病得不到及時治療而長期患病造成的。這就需要建立醫療上的社會保障體系。養老上的社會保障體係也必須進一步的建立和健全。因為各種原因而產生的失業人口日益增多,也需要失業方面的社會保障體系,以便失業者渡過沒有工資收入的艱難時期,早日回到就業大軍之中。
第五,加大經濟社會城市化步伐,儘早實現中國經濟的基本城市化。由於城市化具有為人們提供新型的就業機會以及全面改善人們的收入狀況和生活質量的綜合效應,城市化成為所有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通過取消農業和非農業戶口的差別、推動農村勞動力流動、實行農業產業化、土地入股、城鎮建設和移民安置等一系列措施,大力推進中國城市化的實施,爭取在不太長的時期內實現基本的城市化,是改善中國收入分配狀況的又一個重要途徑。
顏丹:中國與全球貧富差距的本質區別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一月 23日, 2018
北京大學一份研究報告顯示,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已經居世界所有國家之最。這巨大的貧富差距恐造成社會動盪。 (AFP)
【大紀元2018年01月24日訊】這兩天,大陸媒體都對英國樂施會最新發布的一份報告表現出了極大的關注。陸媒報道稱,這份報告有數據顯示,「去年82%的全球新增財富流向了1%的人群,這一數字比2016年提高了32個百分點」;「而世界上最貧窮人群的財富並未見增長」;「全球最富有的42個人所掌握的財富,相當於全球最貧困的37億人所擁有的財富總和」。
當陸媒試圖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引向「全球貧富差距繼續拉大:去年82%財富流向1%富人」時,其報導中的另一些描述仍在透露著與這個主題明顯不符的訊息。比如,報告的發布者樂施會已指出,「該調查旨在回應印度2/3受訪者認為貧富差距問題急需解決的呼籲」,因此,調查並非針對所有國家,而是僅在「全球10個國家」的「7萬個人群」中展開。又比如,這個「82%的全球財富」是指「新增」的那部分,而不包括長期持有的。意即這個被研究了半天的「全球財富」其實是個「變量」,而非「常量」。
實際上,「最有錢的42個人的資產總和相當於最貧窮的37億人的財富總和」並不是惟一能佐證「貧富差距」拉大或縮小的合理依據。如果憑此就能看出一個國家乃至世界的貧富差距狀況,那麼國際上又為何要專門弄出一個「基尼係數」來作為衡量的依據和通行的指標呢?既然「基尼係數」才是國際公認的標準,那我們不妨從一些資料中來找尋依據。
2012年,由中國人民銀行與西南財經大學共同創立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有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的基尼係數為0.61,大大高於0.44的全球平均水平」。
此外,百度百科中也有資料顯示,「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中國大陸基尼係數2010年超過0.5」。僅通過這些出產於大陸官方的數據就足以看出中國的貧富差距與全球間的較量。而結果是,發達國家與全球都表示「自愧不如」。
因此,不少中國人在看到「全球82%財富流向1%富人」的調查結果之後,更真實的反應其實是,他們紛紛在新聞下方的評論欄中迫切的詢問中國的情況。其實這根本無需勞煩國際組織來通報。
早在2009年,中國的權威部門就已在報告中指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集中度高於「5%的人口掌握了60%財富」的美國。到了2014年,北京大學又發布報告指出,「中國家庭財產基尼係數為0.73」;「最高1%的家庭,占有全部財產的34.6%」;「最低50%的家庭,占有全部財產的7.3%」。
更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僅在「基尼係數」上所表現出的「遠高於發達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異,並不是中、外貧富差距所存在的本質區別。中國完全異於世界的獨特之處就在於,0.4%的人所擁有的70%財富到底從何而來,意即「0.4%的人」都具備著怎樣的共同特徵以及他們都在通過怎樣的方式獲取財富。
2015年9月出自中共內部的一份調研報告為我們揭曉了這個答案。報告顯示,「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擁有千萬以上資金、財產的有548萬至560萬人及家庭,其中,在職和已退休的中共黨政官員有360萬至365萬,占比65%以上」。港媒在披露這份報告時還提到,習近平在當時的內部會議上指出,「社會貧富懸殊、嚴重不公、中共官員及家屬不正常暴富」。
「官員及家屬不正常暴富」可謂是一語中地,雖用詞含蓄,但決不會影響見識過中央「打虎拍蠅」行動的中國人準確的判斷出,那「0.4%的人」到底是誰,他們又是如何發家致富的。不難看出,如今中國最有錢的人,全都共生於以「權力」為根基的利益集團之中,他們打著治理國家的旗號,採取明搶、暗奪等最無賴的方式,將保管著民眾財富的國庫洗劫一空。
那句「扶貧領域已成為貪腐重災區」就足以彰顯出,在「一黨獨裁」的庇護下,中國擁有著大、小權力的官員,甚至是通過掠奪等著救濟的可憐人的口糧而一躍成為中國暴富者的可恥現實。
此外,更可恥的是,自竊取政權之後,中共一直都標榜自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要讓代表無產階級的工人、農民「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然而,時至今日,「工人和農民仍然是被壓迫的最底層」;「幾億農民工為中國的經濟打拚,卻永遠生活在社會的底層」。
由此,我們最終發現,「0.4%的人」直指中共權貴及其家屬;他們獲取財富的方式,則是對中國最貧寒的無產者先進行欺騙,再利用權力和一切殘酷手段進行壓榨、盤剝,靠竭盡所能的掏空他們,來養肥自己。
一番描摹下來,我們不禁發現,這些身披「權力」鎧甲的富豪,又怎能與靠正常的經營之道來獲取財富的商賈巨擘等同視之。相比那些被其妖魔化的資本家,他們才是當之無愧的吃人、嗜血的惡魔。
如今,由中共這個貪腐集團一手製造的巨大貧富差距,顯然與世界範圍內的決大多數國家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如果大量官員的貪腐是促成中國貧富鴻溝無國能敵的獨特因素,那麼我們更應該看到,中共「一黨獨裁」才是導致中國出現「小官大貪」、「無官不貪」的關鍵原因。
香港貧窮人口創新高 五個港人一個窮
香港貧窮人口創新高 五個港人一個窮 | 香港反送中 | 兩岸 | 經濟日報 http://bit.ly/35nHoAB
2019-12-14 09:24聯合報 記者林則宏/即時報導
香港貧富差距問題嚴重,不少港人長年繭居在這種被稱為「籠屋」的狹小空間內。 美聯社
香港貧富差距問題嚴重,不少港人長年繭居在這種被稱為「籠屋」的狹小空間內。 美聯社
香港特區政府13日發布「2018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香港去年貧窮人口增加2萬9,800人達到140萬6,500人,貧窮率上升0.3個百分點至20.4%。星島日報指出,這個數字創有紀錄以來的新高。亦即,五個港人一個窮。
報告指出,在政府恆常現金政策(即政府定期發給現金或等同現金之生活津貼或補助)後,貧窮人口降至102萬4,300人,貧窮率為14.9%。
港府表示,貧窮人口和貧窮率上升主要是由於人口加速高齡化,抵銷良好經濟和就業情況,以及政府加大扶貧力度帶來的正面影響。
星島日報報導,扶貧委員會成員、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麗珊認為,這份報告未反映反送中抗爭爆發後的影響,近幾個月不少香港市民失業或開工不足,相信明年的報告情況將會更惡劣。
港府表示,今年香港經濟顯著減弱,基層人士收入和就業前景可能受到影響,人口高齡化等結構性因素也將持續為貧窮指標帶來上升壓力香港貧窮人口創新高 五個港人一個窮 | 香港反送中 | 兩岸 | 經濟日報 http://bit.ly/35nHo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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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低於0.2表示指數等級極低;
0.2-0.29表示指數等級低;
0.3-0.39表示指數等級中;
0.4-0.59表示指數等級高;
0.6以上表示指數等級極高。
通常,0.4是所得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超過這條「警戒線」時,貧富兩極的分化較為容易引起社會階層的對立從而導致社會動盪。
財富吉尼係數
吉尼係數由居民的年所得來定義,而需要衡量居民財富分配公平程度時可用財富吉尼係數,它由居民所擁有的財富來定義。
絕大部分國家的財富吉尼係數都集中在0.6到0.8的區間內,財富吉尼係數在0.7左右的國家最多。 [5]
根據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院的報告,2012年中國家庭凈財產的基尼係數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1/3以上的財產。[6]丹麥,瑞士等國則紛紛超過0.8,在美國這一數字更是高達0.84。[7] 據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調查研究,美國前10%的富人大約占有80%的社會總財富,而前1%的富人占有40%的財富,前0.1%的富人占有20%的財富,前0.01%仍然占有10%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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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一個慘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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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最深沉的呻吟
社會安全組顧問 楊志良
助理研究員 侯穎蕙
近年來台灣社會正進行一場靜悄悄,卻將顛覆整個社會的劇烈變遷。或許危言聳聽,但若不能有效因應,台灣家庭將逐漸消失,社會面臨解組、崩潰。
一、不婚
近年來台灣結婚率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依據內政部的統計,台灣20-29歲有偶人口的比率由民國89年的23.23%、90年的21.65%,逐年下降到91年的20.33%, 91年30歲以上婦女無偶者近30%。十五歲以上可婚(未婚、離婚、喪偶)人口之結婚率由89年之23.89?持續下降到91年的22?,而15歲以上有偶人口之離婚率則呈現相反的趨勢,由88年之5.34?逐年快速上昇至91年的6.13?,若與主要國家相較,台灣90年之離婚率更是僅低於美國、澳洲與韓國,高於其他國家。顯示台灣之民眾已經愈來愈不願意結婚或維持婚姻狀態。
除了結婚率逐年下降外,近來結婚者之國籍結構亦產生明顯的變化,以91年為例,在17.3萬對之新人當中,有高達25.87%的新娘是外籍人士,亦即每四對結婚的新人中,即有一對新娘為外籍。外籍新娘主要來自中國大陸(61.61%)與東南亞地區(37.34%),兩者合計共佔所有外籍新娘的98.95%。由於這些外籍新娘係來自於文化背景、宗教、語言、生活習慣不盡相同之國家,再加上其配偶家庭多數屬於中低階層,因此不論是在婚後生活之適應或是日後子女之教養上,皆較本土新娘面對更多的問題與困難。
二、不育、不養
除了結婚率之持續下降外,國內生育率之變化趨勢亦令人憂心。依據內政部之統計,台灣婦女之總生育率(即每位婦女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數,若總生育率維持在2左右,則人口不增不減),由89年的1.68、90年的1.4,一路下降至91年的1.34,低於已開發國家的1.6人,亦比美國(2.1)、法國(1.9)、英國(1.6)等先進國家為低。而每年新生兒人數更是履創新低,由89年的39.7萬、90年的25.8萬,下降至91年的24.7萬,而92年之新生兒人數更僅有22.7萬人。先進國家生育率的下降過程緩慢,歷經約半個世紀,然而台灣在短短三年內,新生兒人數即驟降40%以上,其下降速率之快,為承平時期,無重大天災人禍下,前所未見,也顯示台灣人民愈來愈不願意或不敢生養子女。
此外,在生育率持續下降的同時,產婦之組成結構亦有所改變,以大陸及東南亞地區為主的外籍配偶逐漸成為國內年紀較輕,且生育意願或生育率較高的一群。根據內政部九十二年五月間之統計,87年外籍配偶(含大陸及港澳)所生的子女數為13,904人,佔當年嬰兒出生數之5.12%。而至91年,在24萬多名之新生兒中,即有30,833係外籍配偶所生,其所佔之比率已大幅提高至12.46%,也就是說每8、9名新生兒中,就有一名是來自於外籍媽媽。另外,91年的新生兒中,有10,526名來自於15-19歲的小媽媽,造成小孩養小小孩或是棄養的情形。不論是外籍媽媽或是小媽媽,都比一般家庭面臨更多的問題與社會壓力,需要社會投注更多的關懷與協助。
不養的情況亦發生在老人身上,近年來台灣老人獨居,無人奉養、照顧,以致生活陷入困苦,甚至死亡多日無人發現之新聞亦時有所聞,需要社會予以關注。
四、不活
台灣自殺死亡率近年來逐年攀升,並有年輕化之趨勢。依據衛生署之統計,自殺死亡率由89年每十萬人口之11.14、90年12.45,上升至91年的13.59。91年共有3,053人自殺身亡,平均每天有8人,亦即每不到3個小時就有一人死於自殺,其中男性自殺死亡的人數約為女性的2.3倍。以年齡層來看,近年來的自殺死亡率以青壯年人口增加最多,90年及91年青年(15-24歲)的自殺死亡率分別較前一年大幅增加17.5%與24.2%,而壯年(25-44歲)90、91年之自殺死亡率亦分別較前一年增加10.4%與16.5%。自殺已經躍居成為國內青壯人口的第三大死因。
過去的自殺案件主要以老人或身體有病痛的人居多,但近兩年來青壯人口的自殺人數遽增,91年青壯年自殺死亡人數約佔所有自殺死亡數的四成六。更有甚者,經常可以在新聞媒體上看到許多因為社會經濟壓力而放棄生存意念的壯年人,因為擔心自己的子女無人照顧,而狠心地帶著子女一起尋死,此外,青少年學子或孩童自殺的消息亦時有所聞。這股自殺的黑潮不僅造成社會、經濟上相當大之衝擊,亦使人不得不對這個國家的未來感到憂慮。
國人不婚、不育、不養、不活的趨勢,造成家庭功能式微,且有社會解組現象,不僅對國家帶來立即的衝擊,亦會導致長遠的負面影響。近年來不斷昇高的青壯年自殺率,已造成社會最直接的勞力、經濟損失;而國人不婚、不育、不養的結果,則使國內原本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更加雪上加霜。四不一沒有現象的產生,其原因複雜,但卻反映民眾對於目前生活最真實的感受,亦呈現出台灣民眾愈來愈不願意對婚姻、家庭、社會承諾的事實。這些問題並不是政府喊喊口號,或單純利用提高生育補助、發放老人津貼等方式就可解決,政府在認真拚政治的同時,實應正視此社會底層深沈之呻吟,靜下心來思索國內民眾真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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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歐美在經濟、政治與社會治理上出了許多重大的紕漏,不僅讓人對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起了疑心,甚至開始懷疑新加坡的「一黨政治」或「精英式威權統治」會不會比英美的民主政治更有效率,甚至更近於「均富」的理想(2020年人均名目GDP:63,545美元,新加坡59,798美元,英國40,285美元;基尼係數:美國0.39,英國0.36,新加坡0.35)。
此外,雖然中國的基尼係數遠高於台灣(0.47:0.34)而人均名目所得遠低於台灣(10,262美元:32,123美元);但是中國國力日強而外交官與鄉民們氣焰日盛,台灣則從2004年的人口統計就開始顯現出「四不一沒有:不婚、不育、不養、不活,沒有前景」的黯淡景象。
清大彭明輝的部落格: 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困境與挑戰 https://bit.ly/3iiy4q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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