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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7.24 丁窈窕遭中華民國政權槍決

她的秀髮長埋樹下… 台南女中一棵傾倒的金龜樹，見證了白色恐怖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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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BO 肥皂箱 2015-12-22 國民黨、歷史
文／台灣回憶探險團

颱風來襲，許多樹木倒下，街道滿目瘡痍。

其中一棵倒下的樹，位於臺南女中校園內，又被稱為「丁窈窕樹」或「人權樹」，這棵樹有著特別的故事。

這個名字是為了紀念 59 年前，一位抱著孩子，硬生生被國民黨政權拖出去處決的母親。
當時這位被羅織罪名不得已帶著孩子一起羈押等待判決的母親，有一天被通知有「特別接見」，於是抱著孩子前去監獄大廳。獄卒硬生生的將她們分開，母親就這樣無預警的被拖出去處決，留下孩子瘋狂哭喊著「我媽媽是好人，不要殺死她」。

這位母親到底犯了什麼錯？原來她不過是提醒好友別和心術不正的人交往，結果被心有不甘的人檢舉最後被處決。她叫丁窈窕 – 一位在白色恐怖時代被中國國民黨殺害的媽媽。而這不過是當時遍地血腥中的冰山一角。

一位認識丁窈窕的朋友郭振純，因被誣指通匪遭到逮捕，在羈押時藉故以刮鬍刀片割傷自己以便接觸在醫務室內的丁窈窕。丁窈窕自知難逃一死，輾轉將訣別的話與一撮頭髮交給他。郭振純遭遇拔指甲等酷刑都未招供，最後被判處無期徒刑，一直到 1975 年蔣介石過世才特赦出獄。出獄後他將丁窈窕的頭髮用紙袋裝好，埋在臺南女中操場旁的一棵金龜樹下。

這就是「丁窈窕樹」的故事，一棵見證白色恐怖歷史的樹。

近來許多人在緬懷戒嚴時期、懷念威權統治，這些血淋淋的歷史，真的離我們遠去了嗎？

許多知道這個故事的人得知這棵樹倒下後，希望能在原地建一個紀念碑或牌子，讓這件事能永遠被紀念。
請幫忙將這個故事廣泛流傳，大家一起來支持「丁窈窕樹」立碑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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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遭颱風吹倒的丁窈窕樹 (戴源甫老師攝影)
右圖：丁窈窕審判及被處決照片 (翻攝自民主紀念館)

丁窈窕（1927年12月21日－1956年7月24日）1]，臺灣臺南市人，交通部郵政總局員工，在臺灣白色恐怖時期受冤案而被槍決，死時留有一幼女。
生平
丁窈窕出生於臺南市，排行第四，家中兄弟姊妹共十人1]，有兩位姊姊，外甥有郭倍宏2]。1945年台南第二高等女學校第廿一屆畢業1]，之後她在台南郵局工作。有一人追求其好友施水環，但丁女勸施女與此人保持距離。此人懷恨在心，適巧看到丁女桌上有禁書，於是從台南寄函到保安司令部，檢舉她為匪諜，先後寄了四、五封，都被丁女同事吳麗水藉職務之便截獲燒毀。3]
1951年，郭振純幫忙葉廷珪參選台南市長時認識丁窈窕，兩人因志趣相投相戀，但郭男考慮參與社會運動會彼此拖累而解除婚約，丁女另嫁他人1]。
台南市委會郵電支部案，1954年共逮捕五十一人，十四人被判刑，以吳麗水為案首，故又稱「吳麗水案」。當時因吳麗水受不了刑求，不僅供出之前燒毀檢舉信的事，其他沒有的事亂供。丁窈窕於是被指控受錢靜芝指示，發展「匪黨外圍組織之青年民主協進會」；並且受命成立台南郵電支部（由省工委台南市工作委員會朱某領導），由吳麗水擔任書記，丁窈窕和雷水湶分任組織及宣傳小組長。施水環則被指控參加該協進會和介紹兩名「匪犯」與丁窈窕聯絡。3]
丁窈窕被判刑已是大腹便便、身懷六甲的婦女，進來不久臨盆，生下一女4]5]。1953年，郭振純因叛亂罪被捕，之後關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等候判刑時，巧遇正抱著嬰兒去醫務室打針的丁窈窕。郭振純以刮鬍刀片割傷自己以藉機到醫務室，丁窈窕告說她自己已死罪難逃，明天會留言在一個新樂園香菸盒，丟在放風場邊的樹下，要他去撿。隔天，郭振純果然發現了丁窈窕預先放置的香菸盒，裡頭寫訣別的話以及一撮頭髮。1]
丁窈窕在綠島監獄的縫衣工廠工作，當時有些女性政治犯被捕，連年幼的孩子也一起帶進來坐牢，軍法處為此還特設托兒所3]。她女兒長於女子監獄，因為每次監獄唱名「某某某，出來。」該小女孩也就知道什麼叫做「槍斃」。4]5]
1956年7月22日，施水環在給姊姊的信中寫：「上次要求一件花洋布是想要做送給一個小孩子的，所以要比較可愛的花樣，下次如有了，再請給我寄二碼來好嗎？」6]
兩日後，也就是7月24日，丁窈窕正在做衣服，她的女兒和其他孩子在一旁嬉戲。一個女性獄官來找丁窈窕：「妳有特別接見。」丁窈窕以為有人來訪，就抱起女兒走向大廳。一到門口，獄方就把丁窈窕雙手反綁並上手銬，她女兒就抱住媽媽，回頭對所有被關在監獄裡面的人說：「我媽媽不是壞人，你們不要槍斃她。」所有人都把頭給低下來。獄方要把丁窈窕帶走的時候，小女孩跳上媽媽的背上緊緊抱住。獄方於是就把小女孩的腳往外一折、往後一拉，但她還是用手緊緊報抱住她媽媽，依然對所有人大喊：「我媽媽不是壞人，你們不要槍斃她。」小女孩手被獄方又打開來，沒離開還咬住她媽媽的衣服大叫：「我媽媽不是壞人！」最後獄方強行拉開，連小女生頭髮都被扯下來。小女孩的母親終究被拖出去槍決。3]4]5]
同日槍決者有丁窈窕好友施水環6]3]。
根據因台中地區工委會張伯哲等人案判十二年的女犯張常美回憶，當時小女孩子哭個不停，哭到抱回來時，下氣不接上氣，誰抱她都一直哭，後來才找丁窈窕丈夫帶走。她丈夫差一點發瘋。3]
想起在那遙遠的日子，同學丁窈窕在二二八事件中因白色恐怖，
在花樣年華被處死刑，心痛不已。
有此不幸的同學，在已達和平的現在，接受此殘福而萬感交集。
丁窈窕同學林月雲
「」
——〈懷念南女〉《台南女中九十週年校友會刊》（2007年編印）1]
身後
後來，1975年因為蔣中正總統去世，郭振純特赦減刑釋放，才得知丁窈窕是在1956年7月24日被槍決身亡，他想起丁女自己曾說在南女時是她人生最快樂的日子，因此他在1979年離開台灣前往瓜地馬拉前，將丁女頭髮用紙袋裝好，埋在台南女中操場邊的一棵金龜樹下。但他埋的校址為一高女所在地，非丁窈窕學生度過的校園。數年之後蔣公銅像被豎立在與金龜樹遙遙相對的南側花園，上面銘刻「永懷德澤」。1]
此金龜樹日後被稱為「人權樹」、「丁窈窕樹」，在2015年8月因颱風蘇迪勒而倒塌7]。此事引起中華民國文化部關注表示願意補助經費，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主動緊急辦理搶救該樹，經卓予修枝後已在原址扶正8]9]。
陳銘城曾在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演講臺灣白色恐怖歷史，講了丁窈窕的故事，會後一位當時已八十多歲的老婦人走來告訴說她是丁窈窕的二姐，是她去領回三妹槍決後的屍體。她還曾去問觀落陰，結果只聽說：「她像隻鳥，被槍打得粉碎般。」2]
2005年，甘耀明從鹿窟基地案受難者得知丁窈窕母女的故事後，感到傷悲，因而影射在2009年小說《殺鬼》裡面5]。
2014年2月28日，台南女中南蠻社在成功大學南榕廣場演出一齣丁窈窕生平遭遇的行動劇10]。
2015年公視主頻電視劇《燦爛時光》裡傅小芸所飾演的角色即是影射丁窈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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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返校」更恐怖的真實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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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蒸發？國際強迫失蹤人口數以萬計

台灣白色恐怖的政治犯，幾乎每個都是被強迫失蹤，死刑則是秘密槍決。圖為1950年在馬場町被槍決的朱諶之。

今日（8月30日）是國際失蹤者日（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Disappeared），這是紀念世界各地因為各種因素（最常見的是政治因素）而陷入「強迫失蹤」狀態的人。國際人權團體稱，現今仍有數千人是強迫失蹤的受害者。但如果看中東的情形，特別是ISIS的暴行，這數字應該遠遠低估，最少是數以萬計。

「強迫失蹤」是指非自願性的失蹤，這個名詞有點文謅謅。換成比較淺顯的敘述，就是「秘密抓人」。在台灣白色恐怖年代，幾乎每個政治犯都是「強制失蹤」，他們被秘密逮捕之後，接下來秘密偵訊、秘密羈押、秘密刑求，直到被軍法起訴，家屬才被告知失蹤親人的行蹤。這已經是幾個月以後了。換句話說，家屬要忍受長達幾個月、因為親人生死不明，而飽受的心理煎熬與折磨。

2010年底，聯合國通過《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用以保障強迫失蹤受害者的司法權益和他們家屬的知情權利。聯合國官網的「強迫失蹤受害者國際日」網頁指出，「強迫失蹤」已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經常被當成一種策略，在社會中散布恐懼，或作為打壓政治異己的手段。這種現象，特別令人關切的是：1.對人權維護者、受害者親屬、證人及經手強迫失蹤案件的律師，進行不斷騷擾；2.國家以反恐名義實施強迫失蹤；3.在強迫失蹤問題上，仍普遍存在「有罪不罰」現象。也就是說，對加害者不予追究。

國際特赦組織表示，敘利亞2011年爆發內戰以來，約8萬5千人在當地被強迫失蹤，包括政治異議人士、人權工作者和教師等。而斯里蘭卡、甘比亞和波士尼亞等國，仍有平民持續失蹤。該組織並未提及中國，中國的法輪功學員也是強迫失蹤人口的大宗。冷戰期間的強迫失蹤現象，常是因為國家暴力進行的政治整肅；但如今種族衝突、毒品交易和人蛇走私，也加深了失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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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恐受難者口訪資料將上網 盼世人認識
新頭殼作者： NewTalk 新頭殼 | 新頭殼 – 2014年12月27日 下午12:39

新頭殼newtalk2014.12.27 林雨佑/新北報導
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與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等團體合作，成立3年來共完成395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口述歷史訪問，並在今（27）日於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內舉行成果發表會。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主任王逸群表示，預計未來2年內會再完成150人口訪，並於本階段計劃結束後，還會將口述稿內容、影像上傳到官網上，讓世人認識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歷程。
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今天上午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內舉行口述歷史成果發表會，邀請參與口述歷史計劃的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50年代白色恐怖平反促進會代表，除了30多位與會者外，10多位白髮的受難者長輩也到場參加。
王逸群表示，籌備處成立3年來，前1年半完成100位政治受難者口訪歷史，而補助桃園、雲林、台南、高雄、屏東5縣市各40萬元的部分也已經完成145人，並出版多本書籍；再加上籌備處後一年半，也就是目前完成的150人，總計共完成395人。未來籌備處2年內也預計再完成150人。能夠達到這樣的成果，他相當感謝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等3大協會的幫忙，
王逸群說，等本階段計劃結束後，還會將口述稿內容、影像上傳到官網上，讓世人認識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歷程；此外，籌備處除了已經有跟東華、師大等學校建教合作外，將來對於研究主題跟228白色恐怖有關的博碩士論文也會有數萬元的獎學金補助。談到受難者，他也感嘆時間有限，目前最年輕的受難者都已經高齡85歲，口訪工作動作要快。他希望，歷史的錯誤不要再重來，讓過去受過的苦不要再受。
政大台史所教授薛化元表示，讀歷史的人都說「歷史不能忘記，但可以原諒」，但台灣的歷史卻從來很難記得，也很難原諒。如果真相未明，要讓大家記取歷史教訓就會變得很困難，也找不到該負責的人，連教科書要怎麼寫受難者故事意見也不是很一致。薛化元說他常跟學生講，如果只會看官方資料就不用研究歷史了，因為官方一定都說每個人都是有罪，所以，讓受難者的口述歷史可以跟官方說法對話，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常務代表、受難者遺孀凃貴美說，這次有30位學生投入採訪口述工作，她在旁邊聆聽，常覺得非常感動，這些受難者從年輕時代為了理想而入獄，現在卻都已成為白髮蒼蒼老人，但很多人的理想至今仍沒有改變。
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蔡寬裕說，過去雖然有些民間團體做過白色恐怖受難者口訪歷史，但限於人力和經費無法很普及，現在由國家力量來做，過來人應該積極參與。他也說，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寫回憶錄，若接受口述歷史，也等於是寫下人生的一段故事。

白色恐怖受難者 395人說歷史

見證白色恐怖老樹屋 屋主有意捐出

【聯合報╱記者王長鼎／新店報導】 2014.12.28 03:10 am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主任王逸群（右）表示，在縣市政府及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等協助下，完成395位白色恐怖受難者口述訪談。 記者王長鼎／攝影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成立3年來，由縣市政府及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等民間團體協助，完成395位白色恐怖受難者口述訪談。籌備處主任王逸群表示，未來2年將再訪問150人，內容與影像將上傳官網，讓世人認識政治受難者的生命歷程。 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昨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舉行口述歷史成果發表會，參與口述歷史計畫的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50年代白色恐怖平反促進會代表與政大台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與10多位已白髮蒼蒼的受難者，都到場參加。 50年代白色恐怖平反促進會員蔡焜霖感慨表示，受訪者普遍年長，最年輕85歲，健康不佳，訪問工作必須排除萬難，跟時間賽跑。 薛化元說，讀歷史的人都說「歷史不能忘記，但可以原諒」，但台灣有許多人不知白色恐怖時代這段歷史，「不曾記得，如何原諒。」就算要原諒，也要知道加害者才能原諒，但這段歷史連教科書中的陳述也不一致，要讓大家記取歷史教訓就會變得很難。 受難者遺孀凃貴美說，有30位碩、博士生由互助會協助採訪口述工作。受難者年輕時為理想入獄，如今都是白髮老人，希望大家面對歷史並好好反省。 籌備處主任王逸群表示，人權館明年將與大學合作，提供碩、博士生論文補助經費，讓更多年輕人共同關心台灣爭取人權自由所留下的歷史足跡。 【2014/12/28 聯合報】  @ http://udn.com/

白色恐怖血淚卷宗 國際人權日起開放調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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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受難者郭振純：政府沒有資格要被害者原諒
By Jerry, www.storm.mg查看原始檔
「你們先說，中華民國是什麼？」90歲的郭振純和過去訪問過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很不同，才一坐定，他就出了個考題給我們，頓時間我們面面相覷，腦裡不斷揣測著他想聽到的答案是什麼。照著過去歷史課本的答案回答，郭振純顯然不太滿意，繼續逼問我們「為什麼中華民國會來台灣？」接著很認真地幫我們重新上了1堂歷史課，也作為述說白色恐怖經驗的開場白。

郭振純認為，當初《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而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中僅「放棄對台灣的權利」，並沒有討論台灣的歸屬問題；而中華民國與日本簽署的《中日和約》隨著中日斷交而遭日本否認，因此中華民國並沒有資格「接收」台灣，目前對台的統治完全是「軍事佔領」。「他是非法拘留嘛！哪有權利來治理老百姓！白色恐怖就是冤枉之下的冤枉！很多人說我又沒做什麼，這是兩邊的冤枉，全部的人都是冤枉的，不管是正統的共產黨或者台獨份子都是冤枉的啊！」郭振純氣憤地說。

應重視白恐成因 受難者：不該停留在悲情

1925年出生於台南的郭振純於1953年遭到逮捕，他被以「連續參加叛亂之集會」罪名判處無期徒刑，在1975年因蔣介石逝世獲得減刑而出獄。

在紀錄片《鏡頭下的白色人生第二輯》中，郭振純描述了一段年少時的愛情故事。他提到，當年曾與因台南郵電支部案判死刑的丁窈窕相識，2人曾一度論及婚嫁，但想到2人皆從事運動、不利於照顧小孩而作罷。而在丁窈窕另嫁作人婦、帶著初生的小孩被捕時，他們在軍法處的短暫重逢卻只能裝作不認識，丁窈窕留了1撮用新樂園香菸盒裝著的頭髮給郭振純，在郭出獄後，便將那束頭髮埋到丁的母校台南女中，希望丁能開心自在地回到母校。這一席話令在場觀眾心碎不已，但與郭聊到這段往事時，他卻認為「不值一提」。

「你們現在再說去了解白色恐怖，不要只了解你們當時在裡面有多辛苦，不要只停留在那個悲傷的歷史啦！」郭振純用一口純正台語認真地說著。不值一提的原因並非他不在意這段往事，而是極有個性的郭振純認為，最重要的應是了解白色恐怖歷史的成因及脈絡，避免悲劇重演，而不該停留在悲情或溫情的部分；儘管他並未細述個人生命史，但訪問過程中，他仍特別給了我記有自己及多位受難者生命經驗故事的《白色封印》一書作為參考，顯現出他體貼的一面。

他這麼看白恐：是蔣自導自演的悲劇腳本

解析起白色恐怖的成因，郭振純認為可以分為現實及心理2個層面來看。就現實面來看，國民黨由於過去做不好，才被中國人民聯合共產黨趕出中國，只好趕緊趁著大戰後各國疲於奔命的空檔，把台灣變成自己的財產；心理面上則是因國民黨被趕出中國，不甘於發勝利財的美夢破碎，進而想透過統治台灣重振威風。

而白色恐怖的進行過程，則是蔣介石「自導自演的悲劇腳本」，不僅《懲治叛亂條例》本身違法、審理的過程也違法，好比法官審判後仍需經過蔣介石這一關，「憑他自己的意思，隨便人家就5年、10年、判死刑，判決書上都寫得很清楚」。

郭振純說，這時的政策為「寧可錯殺一百，也不願漏掉一個」，搭配檢舉獎金，讓各處都充斥著打小報告的「抓耙仔」，不論是「匪諜」共產黨員或者反抗政府的台獨份子，全都是羅織入獄的目標。郭振純指出，當時政府對於赤色背景的匪諜較嚴厲、對台獨的懲罰則較輕，不過為了羅織郭振純輔選的無黨籍台南市長葉廷珪入獄，對於郭振純的追查便更為積極，希望能將葉廷珪以台獨首腦定罪，不過在郭努力忍受極刑、死不屈服的意志下，特務始終無法見縫插針。

不論共產或台獨 郭振純：人要走自己的路

談起自己的台獨理念，郭振純提起1951年左右依據《台灣省自治條例》所舉辦的第1屆縣市長選舉。當時負責籌辦地方自治事務的台灣省民政廳廳長楊肇嘉巡迴全台，講解選舉的重要性，郭還特別到台南全成戲院聽楊肇嘉演講，儘管現場坐了台南市長、台南市警察局長及國民黨台南總部主委等大官，楊肇嘉仍然無畏地在台上說出了「地方自治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一定要贏……趕快學習要怎麼來管理台灣，如果我們做好了，就可以把這些豬仔（指國民黨官員）趕到海裡」的結論。郭振純說，當時白色恐怖尚未正式開始，這句話讓他印象深刻，也加深了他走這條路的勇氣及信心。

也許郭振純的台獨背景，會讓部分人士對他畫上「反中共、反共產黨」的等號，不過實際上郭振純在年輕時，也閱讀大量的社會主義書籍，好比《資本論》、《列寧論文集》等，他描述當時學生閱讀課外書籍的風氣分為硬派及軟派兩類，軟派者傾向閱讀愛情小說，硬派者則關心資本家剝削農民等的社會議題、支持社會正義，當時與硬派學生交好的他，也自然地傾向閱讀社會主義書籍。

至於曾經鍾情社會主義的郭振純是否曾考慮加入共產黨？郭則說，「我不是要支持共產黨啦！」郭認為共產黨也好、社會正義也好，如果沒有自己的理想也是白費，支持共產黨也只是做共產黨的奴才而已，對共產主義沒有貢獻。他說，不是說共產黨、社會主義比較好，我有理想、走自己的路，「他們那種的都是寄生蟲啦！對共產主義也不會有貢獻！」

郭振純認為，最重要的是「人必須體悟到自己是個獨立的人」，而不是輕易受組織操弄，好比台灣共產黨的代表人物謝雪紅是標準的共產主義者，但也同時提倡台灣自治而受中共打壓，不像許多統派打著共產主義旗幟，實際上只是指望由共產黨來養他們，而成為共產黨寄生蟲。

說到這裡，郭振純興高采烈地說自己曾經為此寫了1首《行家己的路》的詞，就是傳達人要有自尊心、堅持走自己的路的理想。
「你要走這條路你是自發的，自發的就是理想的，我經過我的生活、經過我的歷史、我的學習，我選擇這條路，我如果不走這條路我寧願自殺，我不要繼續在這樣的社會活下去了。這樣的人，不管你怎麼對他刑求，他也不會講，因為他覺得死也沒什麼，我如果沒走這條路我就自殺啊、就死掉啊、沒在怕死的！沒有這種理想，代表說雖然有這種想法但還沒很堅定的人，不是真的非這樣活不下去的人，還沒到這個地步的人會撐不下去就說出來了。」郭振純強調「人權在自己手裡」，白色恐怖僅能阻擋人權卻不能消滅，好比意志非常堅定的人選擇了自己的路後，為了捍衛自己的理想，犧牲生命在所不惜。

郭振純認為，許多學者呼籲政府「把人權還給人民」這句話不對，因為人權本來就是人民的事情，就算把人殺死了，人權還是在自己身上，沒有任何人拿得走，只是要「有勇氣及智慧」才能好好使用，像是參加太陽花運動是一種使用方式，不然支持台灣獨立者也可以先從自己講台語及鼓勵他人講台語上做起。

郭振純所說的「人權」，也充分展現在自己敢言的個性上，對於總統馬英九曾在向白色恐怖受難家屬致歉的場合上講到「歷史上犯的錯誤，或許可以原諒，但是歷史的真相不可遺忘」一說，郭振純顯得相當不平，他認為原諒並不是政府說原諒就原諒的，而要被害者自己說了才算，加害者並沒有資格要求被害人原諒。

因此，於人權日當天，郭振純曾向來參訪的前文化部部長龍應台反映「你們加害者不但還沒把加害者列出來，也還沒有道歉，為什麼叫我們原諒呢？原諒不是你們講的，是被害者可以原諒的時候講的。」而龍應台則表示同意，將請政府收回原諒一說，不過說到這，郭振純哈哈一笑說，「但她還沒表現收回的時候已經下台了」，但提起當時向龍應台建言的報導，郭振純仍顯得相當興奮，「報紙有登出來耶，用很大的紅字寫耶！我認為他真的會收回啊，我也想說藉著報紙登出來給我們所有受難者清醒一下，不要給人家摸頭摸摸。」

雖然還沒等到政府正式的一句道歉或收回原諒的說法，但有著強烈獨行俠風骨的郭振純，仍然會持續在台獨及督促政府的路上，靜靜地、果決地「走自己的路」，直到目標達成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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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成教授遇害/台大學生會在校務會議提議，於校內設立陳文成廣場，獲校長與眾多教授支持+應該去問那些仍被戒嚴幽靈盤據心頭的師長：台大可以，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省工委領導班子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投降國民黨後，發表告全省黨員書，該文可視為一篇省工委的簡史。(圖片翻攝1950.05.14中央日報4版／作者提供）光輝蒙塵的台灣魂　白色恐怖大逮捕七十周年祭 -- 上報 / 評論 https://bit.ly/33eucPk
今年是「白色恐怖大逮捕」70周年。70年前，也就是1950年，台灣戰後最大規模的逮捕行動進入白熱化階段，從年頭到年尾，國民黨的軍警特機關無時無刻不在抓人。根據後來國防部提供的資料，光是1950年，因為「叛亂」及「匪諜」案件被捕的就有1882人，比1960年代或1970年代的總逮捕人數還多，平均每天有5個人被消失（秘密逮捕）。然實際數據遠高於此，因為很多人短暫羈押數日、十數日或數十日後即被釋放，沒有移送軍法處。之後，1951到1954年，官方統計每年仍有上千人被捕。整個1950年代抓了將近一萬人（意味有一萬個家庭因此破碎），而被捕者大部分是年輕人。
台灣青年的大犧牲時代
那是台灣青年的「大犧牲時代」，對許多二、三十歲青年而言，則是真真實實的末日；擺在眼前的，不是浪漫愛情或燦爛前程，而是血腥的刑求和斃命的刑場。更多人被送到綠島集中營，還有許多人逃亡深山，與蟲蛇飢寒為伴。這場末日悲劇和二二八一樣，都緣於台灣在戰後被「送中」後，遭受外來政權的凶殘鎮壓，而國際社會都毫無聲援，坐令悲劇無止盡擴大。
這場世紀悲劇的關鍵字是「中國共產黨」，大部分因涉共案件被抓；而其中大部分又是牽涉到「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的案子。從官方到民間，從70年前到70年後，普遍對這13個字顧名思義，不求甚解，認為這些案件的受難者就是中共黨員（官方也許清楚真相但樂於誤用），其實這是對台灣近代史最大的迷思之一。無法破解這層迷思，就無法看懂這段台灣史，也無法了解這數千名青年犧牲受難的意義。
省工委：不是中共的中共
要破解迷思，必須藉助李登輝那句「我是不是我的我」的名言。這句話極具哲學高度，不只是講李登輝，也是講台灣近代史。沒錯，台灣是「不是台灣」的台灣（國民黨不認台灣，只認中華民國；國際社會不認中華民國，只認台灣），省工委則是「不是中共」的中共。它雖頂著中共招牌，但從裡到外，與中共迥然不同。它雖由中共華東局（或上海局）催生，前期（1946.04-1949.05）與中共尚有時斷時續的聯絡；但陳誠在1949年5月發布戒嚴，以及省工委領導班子從1949年10月起陸續被捕後，情勢丕變。
關於這情勢，有兩個關鍵點：一是台灣與中國海峽相隔，二是省工委沒有電台。因此，省工委在各地吸收的黨員，經過黨中央（書記蔡孝乾、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陳澤民等人）審可後，必須透過交通員將名冊傳遞出境，交給中共審核。中共有沒有審核？通不通過？通過幾個？都是層層大問題（當時中共對黨籍審核甚嚴，謝雪紅的黨籍問題就是一例）。但理論上，我們假設戒嚴之前，由交通員送出去的名單，中共知道。
然而戒嚴後，當局開始抓人，出入境設下巨障，省工委與中共的交通頓阻；1949年秋省工委領導班子大崩盤，陳澤民、張志忠、蔡孝乾、洪幼樵先後落網。蔡孝乾於1950年1月首度被捕，此後輾轉逃亡，行蹤極隱（直至4月再度被捕），不太可能審核新的黨員；新黨員既未審核，名單又送不出去，中共不可能知道；即使知道，也不可能通過。換言之，最早從1949年10月以後，最遲從1950年1月以後，加入省工委的「黨員」，包括一些熟知的名字，都不可能是中共黨員。
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年輕時堪稱美男子，後來投降國民黨。統派論述一貫將省工委的覆亡歸咎於蔡孝乾，這是將複雜史實過度簡化的做法。(圖片取自網路)
組織一團迷霧　國共各取所需
然而省工委各地組織不僅持續吸收成員，甚至1950年5月以陳福星為首的「省工委重整組織」（中共可能完全不知道有這個組織存在）成立後繼續吸收新血。於是詭異的情形發生了：這些被吸收者，「自以為」或「被視為」加入中共，其實根本沒加入，成為「沒有加入的加入」和「不是中共的中共」。再加上根本不知道自己「加入組織」（只是參加讀書會或某某互助團體），乃至什麼也沒參加、純被特務硬栽罪名者，其數更為可觀。
事實上，國民黨宣稱的「共產黨員」，除了來自省工委外，還有省工委的化名或二軍「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以及各地讀書會、牛犁會、豬肉會、同窗會、互助會、兄弟會、歌謠會、結拜會、自治會、道德會等等，名目繁多，水準參差，成員駁雜，乃至是不是「外圍組織」都莫衷一是。本來，這在「台灣解放」後，所有成員透過總清查或總登記，都可以進行總確認；但台灣遙遙獨立於中共統治之外至今，這一切問題林林總總，皆懸而未決。最後變成一團迷霧，便宜了兩個黨：一是把他們全部打成「共匪」的國民黨，一是把他們當作統戰工具的共產黨。
從數據來看，1950年5月省工委領導班子四人聯名發表〈告全省中共黨員書〉，稱全省黨員「共計九百數十名」。這是省工委最後認可的黨員人數，其中許多是1947年二二八以後（特別是1948年以後），為配合中共的瞎指揮而浮濫吸收者。然而據台灣官方統計，1950年1月到1954年6月的匪諜和匪嫌案件，共逮捕4075人；加上當時已核准自首的匪諜「不下二、三千人」，那麼1950-1954年的匪諜匪嫌總數，多達六、七千人。即使扣掉非省工委案件者（例如中共其他單位遣台的正港匪諜，人數不多），落差仍有數千人之鉅。這數千人既不是中共，也不是省工委，卻也被官方當成「匪類」處理。白色恐怖冤到什麼程度？這是一個觀察點。
無名英雄廣場：利用死人欺騙世人
對於這些從姓名到身分都無從知曉，從「九百數十人」到六七千人之譜都無從證實的「匪諜」，中共的態度很清楚：不認這筆帳。這一點台灣人認識不清，對白色恐怖當然看不透。中共只肯承認它派遣來台的外省黨員如吳石、朱諶之、錢靜芝、計梅真等；對於有多少和哪些台灣黨員，則是讓台灣人自己去猜，它不公布也不表態；甚至大施障眼法，從模糊中獲取統戰利益。
例如2013年，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建了「無名英雄廣場」，刻了846名台灣白色恐怖死難者，就是其統戰代表作。其中有真有假，假的是內容錯誤百出，基本上是把台灣網路搜尋可得的死刑犯名單，全部收割為「為國家統一、人民解放，秘密赴台灣執行任務、犧牲於台灣」者，利用死人來欺騙世人；真的是所有碑文都沒有提到這些人是「黨員」或「烈士」，只稱其為「無名英雄」。事實上，該廣場的興建者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共軍對台心戰單位），擺明了就是做統戰，與認證黨員或烈士無關（中共只「追認」很少數的台灣人如張志忠、林正亨等為「烈士」，但烈士不必然是黨員，而且登記有案的烈士多達數百萬人）。
以上是從歷史脈絡來論「省工委」不等於「中共」。其實兩者從緣起、發展、資源、人數，到成員結構、權力樣態等，都截然不同，最顯著的分別在於手段。中共採取武裝革命和暴力奪權，早在戰前就已屠殺近六十萬人（調查局統計）；更在魔王毛澤東等人領導下，從早期以青年知識份子為主體的政黨，質變成一個「最徹底的邊緣人集團」（余英時語）。省工委則自始至終都停留在言論和組織階段，絕大部分採非暴力抗爭。就筆者所見資料，其對內對外所殺者不到三十人；若以三十人計，還不到中共戰前殺人數字的兩萬分之一。「匪」和「中共」這些帽子，根本扣錯了省工委。陳英泰將省工委定義為「台灣反蔣地下活動的大聯合」，才是一語重的。
二二八到白恐　台灣人兩度做替死鬼
這一點，對理解1950年代的大逮捕至關重要。這悲劇是重重無盡和深不可測的，和二二八一樣達到悲劇之極致。其中有多個層次。第一層：省工委雖不等於中共，卻因頂著中共招牌，而承受國民黨對中共的深仇大恨，在國民黨敗逃台灣後，被當成中共趕盡殺絕，絕大部分成員遭到不合比例原則的嚴懲重判。這個「不是中共的中共」，做了中共替死鬼。白色恐怖深冤如海，至今無法探底，這是關鍵原因。
事實上，國民黨這種「移恨」作用不是第一次。二二八時，由於陳儀當局把責任「甩鍋」給台灣的抗爭民眾（官方稱為奸黨），並把國軍兩大敵人：共產黨與日本人（特別是日本人）嫁接到「奸黨」身上，導致台灣人被當成共產黨特別是日本人慘遭屠殺。尤其蔣介石對日本「以德報怨」，國軍無處洩恨，台灣人乃成了日本替死鬼。這是何以國軍會採用刺殺、沉屍、鐵絲穿掌等虐殺手段，使二二八異常血腥恐怖，因為這都是日軍侵華的殺人術，被國軍用來報復於台灣人。
互相不認識　生死苦糾纏
第二層：中共與省工委，不只前者不清楚後者，後者也不了解前者，甚至為前者送死，關係怪誕無以言喻。固然社會主義是當時顯學，但即便把所有著作背得滾瓜爛熟，也不可能了解「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共。省工委唯一的「中共通」，恐怕只有走過長征、親歷紅色恐怖的蔡孝乾，但他既是中共代理人，不可能講實話。整個省工委，就在先天對中共資訊不足、模糊懵懂，後天又因單線領導而加劇「以盲引盲」之下，形成集體迷思。如果這只是網路的虛擬遊戲還好；問題是，這是殺頭賠命的事業，省工委諸君把青春生命賭在這盤不清不楚的棋局上，而且全盤皆輸，令人無比痛惜。
再深究之，何止省工委與中共互不了解，台灣與中國也互不了解。台灣在戰後迅速送中，並迅速捲入國共內戰，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資訊認識對方和保護自己。中國不了解台灣，所以國民黨把台灣人當日本人和共產黨來殺；台灣不了解中國，所以陷入「祖國」迷思，也任由「祖國」擺布。不懂祖國而獻身祖國，和不懂中共而加入中共，以及戒嚴年代不懂國民黨而加入國民黨，都是荒謬卻真實的台灣經驗。當時反抗陣營，像史明能親入紅軍見聞暴行，發現不堪的革命真相，毅然與中國脫鉤，追求台灣獨立者，恐怕絕無僅有，這是台灣人的悲哀。
第三層：省工委為了救台灣而加入它不了解的中共，而真正洞悉中共暗黑本質和手段者，偏偏是它所反抗的國民黨。這層三角關係令人窒息。宏觀來看，中共殘暴更甚國民黨，在國共戰爭中，國民黨主要殺中共和親共人士，中共卻連百姓和自己人都無情殺戮。國民黨防守台灣，也確使台灣免於赤化。從「保台」觀點來看，省工委與國民黨立場一致，本可合力抗共，但戰後國府劫收和二二八事件，斷了這一切可能性。歸根結柢，國民黨做得太絕了！
史明年輕照片。他加入紅軍，目睹紅色恐怖，沒有加入中共；而省工委許多人沒去過中國，不知道紅色恐怖，卻(自以為)加入中共。(圖片取自史明回憶錄)
中共瞎指揮　惡龍大逞凶
關於省工委的命運，有兩個關鍵因素常被忽略：第一，省工委原本走「隱蔽精幹」路線，嚴選黨員，二二八時才不過七、八十名；但隨著共軍在國共內戰節節勝利，中共向省工委下達1948年「發展出兩千名黨員，組織五萬人武裝力量」的指示，準備「配合解放軍作戰」。這種「大躍進」式的指示，迫使省工委顧不得隱蔽精幹，盲目擴充，導致組織成員浮濫，行動大膽躁進，因而提早曝光和加速崩潰。設使中共沒有瞎指揮，也不會有這麼多人加入省工委的死亡遊戲，白色恐怖災情不會如此嚴重。
第二，國民黨在大陸雖血腥剿共，那是因為中共對國民黨的寄生奪權、分化滲透，特別是武裝暴動，讓國民黨忍無可忍，傾力撲滅。但對中共的「統一戰線」夥伴或外圍群眾，手段較為收斂；對言論自由尚能容忍，傾共報刊能在「國統區」發行即是一例。然國民黨敗退台灣，「痛定思痛」，在1949-1950年進行特務、黨務兩大系統改造後，不僅大肆迫害無辜，言論入罪，而且對異議人士和反對黨有近乎病態的敵視。從罪與罰的比例原則來看，國民黨在台灣的凶殘程度絕不亞於在中國的剿匪。正如尼采所云「與惡龍纏鬥過久，自身亦成為惡龍」，邪惡的共產黨讓國民黨更邪惡。省工委（以及台灣人）不幸，遇到這個邪惡2.0版的國民黨政權。
反抗不是叛亂　義行永垂不朽
第四層悲劇：如前所述，省工委不了解中共，也不等於中共，卻被中共錯下致命指示，再被國民黨趕盡殺絕，之後又被「叛亂」污名封印七十年。因為染紅，它被中共當成統戰工具，又被統派套進紅統論述，更被台灣社會長期遺棄和漠視。晚近人權振興，才開始得到平反（或稱轉型正義）。但特別注意的是，這平反僅停留在人權層面；對於其犧牲受難，礙於紅色關係和叛亂罪名，仍未給予正面評價。不同於《自由中國》和《美麗島》諸君受到推崇，省工委在台灣民主運動史上，至今沒名沒姓，不明不白。
問題的癥結，是我們不曾真正了解1950年代。
事實上，省工委既不是中共（如前所述），也沒有叛亂。「叛亂」不是國民黨說了算。一直到1990年代國會改選和總統直選之前，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始終沒有真正的合法性（顛覆民選政府，才能稱為叛亂）；特別是省工委那個時代，國民黨是一個在戰後劫收、在二二八屠殺、在白色恐怖鎮壓的外來政權，台灣人起而反抗，是天經地義的事。設身處地，設若中共今天攻台，台灣人必會抵抗到底；當年的省工委，就是做今天台灣人會做的事，何叛亂之有？
從因緣來看，省工委反抗國民黨是「因」，加入中共是「緣」，而且是很不具足的緣。緣是偶發的，對省工委而言，中共只是它反抗國民黨的助緣而已。當我們撥開迷霧，凝視正因，深入史料，就會發現省工委實以民主自治為驅動為目標，不斷於民主運動的大洪流。這些人的反抗、犧牲與受難史，與台灣山河大地同其不朽。謹以此文，紀念這段「極致悲劇」的1950年代，並遙祭這群光輝蒙塵七十年的台灣魂。
※作者為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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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清雅  2022年6月25日(7) 大話歷史 | 胡清雅 2022年6月25日 | Facebook https://bit.ly/3Rbghkz
《激進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一本好書出版了，在這樣一個半陰雨、半陽光的初夏午後，在過去的軍法處、如今人權紀念園區，舉辦了新書發表會。我曾在2013年，與孟祥、雅慧、文婷訪問了1950年郵電支部案倖存受難人劉建修、李熒台與李金火三位先生。將近十年之後，通過諸多朋友接續工作，郵電案的口訪史料竟能成書出版，特別開心。
我已非學術研究者，寫出這篇，出自對於三位前輩的感念，以及對於這份感念的慎重。我想以三段回憶來回應這個如此特別的午後，進而提出一個疑惑，盼與朋友們一起找答案。
第一個記憶是關於劉健修先生。2013年訪問劉建修先生時他已85歲，但仍精神健明、表述清晰，我們至少四度拜訪，他總是嚴謹而爽朗，未曾表露任何悲戚、傷感。然而他唯一一次紅眼眶，是在談到他的老師，計梅真女士的一個場景。
他說，那時計老師失聯將近一個月，他心慌，又憂慮已遭監控而不敢聯絡其他人。某日憲兵突然來到他家中，後面押著計梅真。他記得計老師沒有表情，也不看他，直到最後，計老師把手放到桌子上，劉先生才看見，原來計老師雙手五指已沒有指甲。他抬頭，計老師也盯著他。憲兵們一離開，劉先生馬上聯繫他的好友李熒台先生，要他快逃，可惜已晚。沒多時，劉建修被捕，李熒台被捕，郵電工會同學們都被捕了。
劉建修先生解釋，憲兵帶著計老師來，是要他知道老師已被捕，大勢已去；計老師讓他知道自己被用刑了，是要暗示她已保不住大家，快逃命。劉先生講到計老師沒有指甲的手，哽咽無法發話。對比之下，當我們訪問到劉先生關於自身所經歷的審訊、非人道逼供過程時，他不願多談，只輕描一句：「這些不是重點，我個人不是重點。」
那時是2010年代初期，台灣的白色恐怖書寫，多關注冤假錯案與其平反，當中最易引人情緒（無論憤慨、恐懼或悲憫），是關於刑求的方式、細節的迫害描述，強化個人的受創，也更能彰顯戒嚴時期軍國體制凌駕人權的非人道、前現代。然而對劉建修先生而言（以及我日後陸續接觸的社會主義左派政治犯們），這類描述是非常「個人主義」、且他們不以為然的。他認為，一但自己越去控訴所遭遇之殘酷，就越彰顯個人處境之悲戚，這所引發的「同情」，將僅侷限於人道主義，取消了他所宣揚的更高層次、超越個體、具有連帶性的「理念」。正是這份理念，支撐他度過15年的牢獄生活，並在出獄後，持續投入社會變革進而二度入獄。但這樣的他，卻因為想起遭刑的計老師而哭了。
第二個記憶，還是關於劉建修先生。2013年拜訪他時，逢秋轉冬、冬跨春，劉先生因慢性病與高血壓，約訪時間多在他身心較為輕盈的早晨，每回時長約3~4小時，劉先生講、我們聽。常在訪問接近收尾時，我會看到劉夫人默默地站在外頭，通過玻璃窗，觀察劉先生的狀態，她掛心卻不打擾。某次訪問時間較長，那天又特冷，劉先生與我們講話到一半，突然鼻子湧出血，他以為鼻水，用手抹抹又繼續講，我們趕緊停止訪問。那天劉夫人送我們出來，才有些委婉地說，每回訪談結束，劉先生的身體與精神狀態會較差，昏睡一下午。那時我才警覺，老人家答應年輕人口述，原來要賭上身體。
第三段記憶，不再是劉建修先生了，而是李金火先生。聯繫上李金火先生後，我們詢問能否到他家中拜訪，本想他或許較自在，他卻顯示為難，最後地點約在互助會辦公室。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李金火先生的兒孫輩，對這位「政治犯父親」，是無法同理、接納的。一方面他們不希望李先生與相關組織、人事有瓜葛，另方面，也無法理解他做出「共產主義統左派」的選擇。
我記得李金火來到我們面前時，開口就為「地點」而道歉。道歉時的他，有點難為情，也有那麼一點落寞，但我們未追問，他也未著墨。接著在訪談開始，他說了這樣一段話：「有時候就像背負歷史一樣，我不擅長語言，也不會用純粹的國語、台語、日語講話，有時夾雜客家語，要請你們原諒…」（非原文，但文意確實完整如此）。
李金火是外圍被牽連入郵電案的政治犯。雖說輕判，也實坐了七年牢。訪談後我才知道，出身工人家庭的他，國小畢業就遠渡到日本座間市（神奈川縣）的「高座海軍工廠」（也稱「空C廠））當「軍屬」。軍屬，「屬於軍隊」的兵工廠底層勞工，特指殖民地人民身份的工種，因為被殖民者不可被納入為日本軍人。二戰期間，日本年輕人大規模被徵召入伍，但本島又必須擴增軍事工業以供應戰爭，於是從台灣、朝鮮等殖民地，運來這些曾受過日本國民小學教育、具備基礎日文溝通能力的少年工，作為幾乎奴工般的廉價勞動力。12、13歲，還是孩子啊。
訪談接近收尾時，李金火先生談了他對現實政治的分析，最後他總結了自己：我被國民黨戴上紅帽子，並不冤枉，因為我本來就是「紅底」啊，「貧窮、被當作次等人的做工生活，讓我很自然地就會選擇共產主義，幾乎是不用選擇，一定會走上這條路…現在的孩子，恐怕很難理解吧」。記憶中，李先生泰然而文雅。既然過去的選擇是自然，那麼今日的不被理解，也是自然。那次訪談後我沒再見過李先生，再聽到他消息，是他病逝。
從那之後，只要想起李金火先生，我總會再次地把那唯一見面的記憶翻出來推敲。他為什麼要跟我們道歉？因為自已無法選擇訪談地點？還是因為自己無力影響子孫？又或，他是要為他的子孫的選擇，向我們致歉？他坐了政治的牢，難道不是我們這個「無法理解他」的時代，才應該向他致歉嗎？「有時就像背負歷史一樣」。這句開場，我推敲半天還是想不通。為什麼歷史是他在他背？
李金火先生，終究是郵電案的「太外圍」，而他在當時也並非郵電工人而是鐵路工人，他的訪談，未能收錄於本書。但我也因為想起他，進而想提出一個關於這場發表會的疑問。
我們怎麼看這場發生在1948-1950年間的郵電工人案？用現代的眼光，將它定位為「戰後初期的台灣工人運動」，會不會是我們的轉譯或超譯？
我沒有答案。我能做的，大概是一起和同行的朋友們，來斟酌這些詞語吧。首先是「戰後」。在與老同學的訪談中，我不曾聽過「戰後」兩字。他可能會說「戰爭結束」，指二次大戰日本宣佈戰敗所代表的二戰終結。但若「戰後」所指的是1945年日本殖民結束後的台灣，老同學們的用語是「光復」：對他們來說，那時間正逢國共內戰上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反共勢力的對立局勢，正在成形；台灣脫離日本殖民後，「回歸中國祖國」，而回歸所帶來的軍民矛盾與本外差異，甚至各種文化交融碰撞與衝突，重疊於國共內戰與國際共運情勢之中。事實上，1950年代白色恐怖，就是國共內戰延續、冷戰局勢形成，蔣氏軍事政權在美國扶植下，對島內共產黨主義徹底剿殺。那段時間裡被入獄的反抗者們，真的進入了「戰後」嗎？對他們而言，這是戰爭狀態啊，否則「戒嚴」為何、他們又為何入獄？
再來是「台灣工人運動」。先不談日本殖民時期的台共運動，1945-1949年之間，台灣各種工農組織與抗爭，幾乎都和中共在台地下組織相關聯，而運動的主要綱領，從來都不只是在島內奪權，而是要取得中國的代表性、推翻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進而與國際共運相連帶，這是一場持續中的人民解放運動。對於老同學來說，工農階級眼前的抗爭，就是左右之爭、就是關乎中國人該選擇祖國往哪去的思想與現實鬥爭，而這終將關乎全體人類的未來…。
就如發表會現場陳信行老師所說，80、90年代的青年學子與新興社會運動，在與自身的歷史徹底斷裂下，什麼是組織、運動方法，幾乎都是在「憑空想像」中自己摸索來的。而當時的理論與經驗資源，只能是現代西方左翼運動。如果我們的知識框架與身體經驗，幾乎只能來自於現代國家內的工人階級鬥爭或社運（或許組黨、組工會、組NGO、成立刊物吧），那我們用受限於「現代」的知識框架，去詮釋50年代的時空背景，夠用嗎？——在那個時代裡，第三世界們才剛剛脫離殖民地、才剛剛從泥濘中建立孱弱的國家，甚至連國家的具體機制、構造，都未有雛型，由中共組織單線領導所催生的這場郵電工人組織，與我們今日所習慣的工會運動，真的能是同一脈絡、同件事情？從而又只是「台灣的」？（這裡的「台灣」，是指自1950年以來，在內戰與冷戰構造下逐步建立與累積起、具有現代國家形式的一島地域主權）
我還是沒有答案。我沒有足夠的方法與經驗，我超越不了既定的現代知識框架與語言，因為，我就是從中訓練出來的（自我批判地說，它是西方中心的，而且是為西方現代性服務的）。我若有任何微乎其微、屬於自身的「歷史感覺」，都來自於這些少數倖存的老紅帽政治犯們。
也特別因為熟此，我非常開心、感念這本書的出版。它節錄了老政治犯們的第一手口訪，甚至鉛印出當年的刊物《野草》，尊重、謹慎地重現最原初的史料。在找到方法之前，我想我們能做的，或許就是盡力地去還原他們的詞語與時代吧，「就像背負歷史一樣」。
從1949年實施戒嚴令、肅殺「匪諜」，到80年代釋放政治犯、解除戒嚴（但別忘了我們還有國安法），整整三十多年的白色恐怖。共產主義左派的鬥爭歷史，被槍決於馬場町、被湮沒於六張犁、被關在軍事監獄的高牆裡。三十多年耶，至少兩個世代。然而這些老政治犯讓我感到最最最不可思議的是，為什麼他們還可以對時代保持樂觀？為什漫長的牢獄歲月，未曾使他們放棄信仰？為什麼他們出獄後，還要不合時宜地堅持左翼道路，深信總有一天世界將會改變？
直到近日我才突然想通。他們的樂觀，正是因為他們經歷過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裡，革命才剛發生、革命就在身邊、革命將在眼前；誰知道蔣介石兵敗如山倒、新中國突然就成立了？誰知道，韓戰突然爆發、第七艦隊駛入台海、蔣氏政權竟又復活？甚至到了七零年代，誰知道蔣介石會死會特赦、誰又知道1987年突然就解嚴了？當然，誰又料得到蘇聯會解體、柏林圍牆會倒塌、六四發生了、中國改革開放了、中美對峙了？是他們活過那個「沒人說得準」的年代，那個時代，造就了他們獨特的人格特質：即便身陷囹圄，仍要準備好，樂觀以對全世界。
反觀我們這些出生在70、80、90後的幾代人，活在鞏固的資本主義現代國家裡，所搞的社運、工運，不是死於政黨參政，就是半死於一國內的福利鬥爭，而苟活在邊緣的少數，卻比誰都愛分派內鬥，自己把自己往死裡鬥…，然後看著社會兩極分化、生存不易日益、民粹與排外主義升起…我們悲觀，一如西左。
與自身歷史斷裂的我們，其實未曾背負什麼歷史啊。被時空侷限視野的，究竟是「與時代脫節、活在自己認知裡」的老紅帽們，還是聽到「祖國、光復、回歸」幾個字就急著解釋、批鬥或撇清的我們？
我這才想起，從2013到2020年之間，我幾乎隔幾週、幾個月，就會收到劉建修先生寄來的信。內容要不是關於歷史再書寫，就是他對當前兩岸與國際情勢的分析。雖說是打字列印、大宗郵件寄送，七年間，也在我老家的書桌下積了幾個紙箱。汗顏的是，庸人如我庸事多，竟未回信過。
2020年初夏，劉建修先生過世了。正午烈陽下的公祭，蒼蒼白髮的老政治犯們聚集靈堂，合唱《安息歌》，要逝者好好地走，莫再為祖國擔憂。而今晚，我竟又不合時宜地想起李金火先生，他的老同學們終究未能集體參與他的喪禮，餞別以歌。對於這些曾親歷過「那個時代」，又來到「這個時代」的人，能在身後被「遂其所願」地悼念，竟也是一種幸。
（圖片為郵電案兩位老師計梅真、錢靜芝遭處決前的照片。轉引出處：《激進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頁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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