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正孝
日本人真正的自我認識始於19世紀中期，它成為日本在現代社會中自我認識的起點。明治時期基本形成了日本人自我認識的若幹流派，它歷經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以不同的形式頑強地表現出來，影響一直延續至今。明治時期日本人自我認識的突出特點是深受"國運"的影響，以至出現明顯的偏差。明治初期日本落後於歐美時，其民族自卑感十分強烈；一旦成為強國，則轉向另一個極端，民族主義極度膨脹，最終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
明治時期是日本現代化啟動並初步取得成功的時期，也是現代日本人自我認識的初始時期。西方列強迫使日本"開國"後，被卷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日本人，開始認真地審視本民族，審視自身。他們究竟是怎樣認識自己的，這種認識發揮了什麽作用?有哪些值得總結的經驗教訓?本文試圖從思想史的角度對這一時期日本人的自我認識進行剖析，希望會有助於加深對日本民族的理解。
一 傳統與現代化撞擊下的自我認識
一個民族只有在與其他民族的接觸交往過程中才能產生認識自我的要求，只有在與其他民族的比較中才能形成自我認識。就日本而言，在大和國家統一後，伴隨著與隋朝和唐朝的大規模交往，開始萌生了自我認識。
7世紀時，日本從地理位置上把自己稱為"日出處"國家，同時承認比"禮義之國"的中國落後："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註解：《隋書·倭國傳》。。14世紀時，公卿北NFDB7親房撰寫了《神皇正統記》，匯總了流傳已久的神國思想，認定天神開國、天孫統治只有日本才有，其他國家並不存在，由此把神國作為日本的特征。18世紀集國學之大成的本居宣長認為，在古代，日本有自己固有的"道"，日本人有自己特有的"情"，但是後來被外來的儒學和佛教所遮蔽，因此必須拂去外來文化，探尋和恢復日本的古道。國學吸收了神國思想，視日本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國家，把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這一所謂的"國體"作為日本民族的特性，排斥外來文化，充滿了強烈的極端民族主義色彩 ，對明治以後日本人的自我認識產生很大的影響。
不過，從總體上說，明治前夕的日本與中國、朝鮮等周邊國家都處於傳統社會，基本上處於同一發展水平，相互之間差別不大，中華文化已經不能構成對日本文化的巨大衝擊，難以產生強烈的自我認識的衝動。同時，這些國家都缺乏對世界市場的需求，相互之間的往來保持在較低水平上，加之德川幕府采取鎖國政策，使得日本人的對外接觸有限，因此自我認識 比較零散膚淺。
日本人真正的自我認識是從19世紀中期開始的。已經步入現代社會的西方資本主義敲開了日本的大門，把日本卷進世界體系之中。局限在東亞的傳統國際秩序觀念被打破，極大地開闊了日本人的眼界，意識到日本是世界眾多民族中的一員。西方資本主義的到來引發了整個日本民族的生存危機，只有動員全民族的力量才能擺脫危機，這就使得日本人越出了以往藩國的狹隘意識，增強了日本民族的自覺。這些都為日本人的自我認識提供了必要的認識基礎 ，開始認真地從民族的角度審視自己。
當然，對於日本來說，西力東漸不僅僅是危機，而且也帶來了與日本文化以及與其長期接觸的中國文化都截然不同的西方現代文明。開國之後，西方現代文明的傳入不同於歷史上外來文化的傳入，它是世界整體化過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持續的、全面的、大規模和不可逆轉的。在兩種異質文化的全面接觸碰撞中最容易感受到相互之間的差異，產生探尋各自特點的要求。特別是西方現代文明無論在科學技術方面，還是在思想觀念方面，都遠遠走在了日本的前面，與落後的日本形成的反差極其強烈，傳統的自我認識受到衝擊。人們不能不在同現代西方文明進行比較的基礎上，重新思考日本在世界上處於什麽位置。
因此，在日本被納入到西方為主的現代國際社會以後，日本人在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傳統和現代的碰撞中尋找自我，使得日本人的自我認識發生了質的飛躍，改變了明治以前零散個 別議論的狀態，成為了專門的學問和研究領域。
明治時期日本人的自我認識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明治初年到1887年。這一時期日本為了民族獨立，以西方為榜樣，努力追求現代化。要完成這一任務，必須使日本人從傳統中解放出來，實現人的現代化。福澤諭吉為代表的啟蒙學者們以西方現代化國家為參照系，對日本的傳統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批判，深刻反省了日本人身上表現出來的不利於民族獨立和國家現代化的弱點。啟蒙學者們的目的不是全面探討日本人的國民性。他們很少提及日本人的優點，偏重於自我批判。在自我批判中，又側重於反省對權力的盲目屈從。因此，啟蒙學者們有關日本人國民性的論述雖多，但還不是以專門的研究為目的，不能全面反映出日本人的國民性，難以稱為嚴格意義上的自我認識。啟蒙學者們的初衷是推動以向西方學習為中心的現代化，並非妄自菲薄。不過，在席卷日本的文明開化潮流中，確實出現了盲目崇拜歐美、完全否定自我的民族虛無主義。曾擔任外務卿的井上馨甚至主張"化我帝國和人民，恰如歐洲邦國，恰如歐洲人民"的全盤歐化主義。
第二階段從1888年到19世紀90年代前期，是國粹主義的自我認識階段。在現代化道路上的歐化主義使日本人迷失了自我，引起人們強烈的反感。誌賀重昂和三宅雪嶺於1888年成立了政教社，發行雜誌《日本人》，主張國粹主義，力圖在推進現代化的同時保持日本的民族性。他們致力於克服前一階段自我認識中的偏差，重新挖掘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優點，嘗試全面地對日本人加以評價。需要指出的是，他們主張的"國粹主義"是相對歐化主義而言的，不是頑固倒退的復古主義。他們並不反對向西方學習，立足於揚長補短，在發掘日本人的優點時，也毫不留情地揭露日本人的弱點。國粹主義派彌補了啟蒙學者們的不足，正視民族的特性。
第三階段從甲午中日戰爭前後到明治末期，是日本人優秀論和國民性反省論尖銳對立的階段。進入19世紀90年代後，日本的現代化取得了顯著的進步，經濟上處於蓬勃發展的產業革命時期，政治上建立了相對穩定的近代天皇制，對外相繼打敗了中國和俄國。現代化的成功和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人一掃對歐美的自卑感，自視為"世界大國"，產生了強烈的自負心。明治初年一度遭到冷落而蟄伏的神國思想和國學又蠢蠢欲動，日本人優秀論應運而生。鼓吹日本人優秀論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芳賀矢一。他著述頗豐，1907年發表了《國民性十論》，引起很大轟動，後來經縮編寫入小學課本，廣為流傳。其他還有《國民的真精神》的著者天眼子和《日本我》的著者、曾任東洋大學和早稻田大學教授的遠藤隆吉等。在日本人優秀論大肆泛濫的時候，仍然有一部分日本人保持著冷靜的頭腦，沒有陶醉在日本成為大國的自傲之中。他們繼承了啟蒙學者們的自我批判精神，對日本人的缺點進一步進行反省，希望日本 人能夠成為名副其實的現代國民。
從上述梗概中可以看出，特殊的歷史地理條件使得日本人的民族主義十分強烈，明治時期日 本又處於外部衝擊下形成的社會轉型期，因此這一時期的自我認識始終與如何評價西方文明與日本文化、如何評價現代化與傳統糾纏在一起，由此形成了幾個主要的流派：日本人劣等論、日本人優秀論、國民性反省論和揚長補短論。其中後三個流派影響最大。
二 危險的日本人優秀論
日本人優秀論大都批判"對西洋的崇拜"，指責崇拜西洋派否定了傳統，把全盤歐化當做達到文明的標準，失去了自尊心和愛國心，也就失去了日本人的資格。遠藤隆吉對西方文明的態度似乎公允一些，他說"泰西文明對我國有很大影響，今後也將如此無需更言"，不過，"西洋有西洋的特征和長處，東洋有東洋的特征和長處"，"西洋的長處固然應該取之，但西洋的特征卻不一定要取之"[註解：〔日〕遠藤隆吉：《日本我》，大空社，1996年，162-163頁。]。天眼子則激烈得多，他徹底否認了明治維新以來向西方學習的路線，"國家單單外表上進步，國民的實質沒有相伴，道德標準被打破，國民的精神被惑亂"[註解：〔日〕天眼子：《國民的真精神》，大空社，1996年，1頁。]。他們都強調回歸日本，"特殊的國風國魂是國家的真髓，道德是國風國魂的精粹，千載不滅"[註解：〔日〕天眼子：《國民的真精神》，44頁。，"日本人在其精神中有一種核心信仰：我是日本人，日本是世界上卓越的國家"[註解：〔日〕遠藤隆吉：《日本我》，314頁。]。
如果僅僅從批判對西洋的崇拜來說，似乎日本人優秀論還有一定的道理，好像是在糾正偏差，倡導民族主義，尋求自我。這也正是它在普通民眾中大有市場的原因之一。但是問題的癥結在於，他們提出的與西洋相對抗的日本人精神的本質是什麽。天眼子說："我國民三千年來身體力行聖人之名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貴賤各守其道，互不相犯，貧富各安其所，互不相鬩，和樂協合，以至今日"，他特意在書中用大號黑體字寫道："我大日本國民的道德在忠孝節義。"[註解：〔日〕天眼 子：《國民的真精神》，61頁。]遠藤也說："日本國因為自古以來作為神國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日本我的意識頗強。"[註解：〔日〕遠藤隆吉：《日本我》，314頁。]他列舉出在倫理習慣、哲學、宗教、美術等方面的特點，在"祖先崇拜"一章中指出："祖先崇拜實為日本之根本，且未來應始終不渝。與祖先崇拜同樣永不泯滅的是君主思想。"[註解：〔日〕遠藤隆吉：《日本我》，166頁。]芳賀矢一雖然也提到日本人"缺乏奮鬥努力的精神，欠缺雄大豪壯的氣質"等缺點，但是他洋洋灑灑舉出了十大優點："忠君愛國、崇祖先重家名、現實實際、愛草木喜自然、樂天灑落、淡泊瀟灑、纖麗纖巧、清凈潔白、禮節作法、溫和寬恕"[註解：〔日〕喜多川忠一：《思考日本人》，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3年，156頁。],把"忠君愛國"放在了首位，實際上他重視的正是"我等祖先之血今日在我等血管中流淌。祖先的遺風尚橫亙在眼前。歷史和書籍中展示的祖先的事跡不應該單單作為過去的故事看待，而應該在現代實行"[註解：〔日〕芳賀矢一：《日本人》，大空社，1996年，206頁。]，他特別強調要遵從明治天皇頒布的《教育敕語》中宣揚的"皇祖皇宗的遺訓"。可見，日本人優秀論繼承了國學的糟粕，它的核心內容是把所謂的"國體"和"國體觀念"看做日本人國民性的根本，遠藤甚至聲稱此乃"日本能卓越地迎來今日隆盛之原因"[註解：〔日〕遠藤隆吉：《日本我》，314頁。 ]。
日本人優秀論顯然充滿了復古主義的色彩，鼓吹的是天皇主義、日本主義和國家主義。天眼子甚至要求"廟堂諸老及民間政治家可共除維新豪傑崇拜之念，脫卻維新政策之陳套"[註解：〔日〕天眼子：《國民的真精神》，105頁。]，具有明顯的反現代化的傾向。
不僅如此，更為危險的是，日本人優秀論把日本民族看做完美無缺的民族，從人種到歷史傳統都大加頌揚，蔑視和貶低其他民族。他們認為，大和民族的體質容易適應外國的風土，人種是最優秀的，因此經受得了對外征戰，有幫助世界發展的責任；日本歷史上的立君制度極善極美和地理文物純善純美形成了日本的國體和人情，元首和國民如父子般親密，相互敬愛之情極深，平時恭儉慈愛、勤勉、服從，緊急時舉國一致、獻身犧牲上戰場；武士道表明日本人有忠孝、節義、勇氣、廉潔等特性，47位義士的行動是國民性卓越的證據。甚至好戰也被他們說成是日本人的長處：好戰是因為日本人喜好競爭，而喜好競爭則是因為喜好 進步，所以日本人是天生的進步民族。
他們認為，這樣優秀的民族自然有權統治其他民族。天眼子主張對外政策也要執"國魂主義"，"向海外伸張我國威國風，擴充日本化之領域"，"進取經略非僅限於派遣兵隊，割占他國，而應將我國之語言、風俗等有關我國風貌，盡可能向外國擴充之"[註解：〔 日〕天眼子：《國民的真精神》，81-83頁。]。
在日本人優秀論中還有一些人雖然主張向西方學習，但卻是為了追求"脫亞入歐"，所以他們仍然認為日本是比其他亞洲人優越的民族。曾經是啟蒙學者、後來完全轉變為政府禦用學者的加藤弘之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他用種族主義來為歐洲人統治世界制造輿論，說："腦的發達因人種而異，其重量和結構也不同。野蠻人種腦小，歐洲人至今腦不斷變大，並且其結構也在進步……上等人種的腦大，這是今日歐洲人漸漸稱霸世界的原因之所在。現在，歐洲人的藩屬地、殖民地之多，已經占有了亞洲、非洲、澳洲、美洲的一半。照此趨勢，百年內外，世界必然完全為歐洲人所有，而且下等的人種逐漸被壓倒滅絕。今後，歐洲人種越發成為優秀的人種，其他的人種滅亡了，所以在生物等級上緊隨歐洲人之後的將是猿。由此來看，天地皆歸我有的第二階段即將到來，即使在同樣的人類中間，世界也獨歸歐洲人所有 的時刻即將到來。"
看似加藤在吹捧歐洲人種，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隨後他的話鋒一轉："我日本人決不是劣等人種……與歐洲人同是上等人，是和歐洲人一起橫行於世界將天地萬物歸我所有的夥伴。"[註解：〔日〕加藤弘之：《加藤弘之文書》3卷，同朋舍，1990年，100頁 。]
可見日本人優秀論作為妄自菲薄的日本人劣等論的反動，和傳統的國體觀念結合在一起，宣揚民族優越以至種族優越，不僅為日本對外侵略擴張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且也使得普通日本人飄飄然起來，自我膨脹，不能正視自己，難以與其他民族友好相處。給世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理論就深深植根於明治時期產生的日本人優秀論之中。這樣慘痛的 歷史教訓是應該牢牢記取的。
三 可貴的國民性反省論
國民性反省論始於啟蒙學者。
啟蒙運動的旗手福澤諭吉相信，國家的獨立來自個人的獨立，"為此，必須提高人民的智力"，"首先在於擺脫舊習的迷惑，汲取西洋的文明精神"。他分析"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相比，一個突出的區別就在於權力偏重這一點"，"從最大的人的關系一直到最小的人的關系，不論大小，也不論公私，只要有人的關系，就無不存在著權力的偏重"[註解：〔日〕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商務印書館，1995年，132頁。]。"日本人自古以來，就不重視自己的地位，只知趨炎附勢，企圖依靠他人謀求權勢，否則，就取而代之，步前人的後塵，即所謂'以暴易暴'，真是卑鄙已極，這與西洋人獨立自主的精神相比，確有天壤之別。"日本人"生活在權力偏重的環境中，從不以對人屈從為可恥，這和西洋人愛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維護自己的權利相比，有著顯著的區別"[註解：〔日〕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151頁。 ]。
批判封建等級制度的束縛、鼓吹人的解放是啟蒙學者們反省國民性的中心內容。西周於明治8年在《明六雜誌》上發表《國民氣風論》，對古人推崇的日本人美德"忠諒易直"進行了批判，他說"在上有專制政府，在下有此等人民。奉戴專制之君上，自視為奴隸，以易直行其身，以忠諒任其事，在專制政府可謂極好最佳的人民之氣風。"此氣風造就了"福澤先生所說的無氣無力的人民。在欲興民選議院之今日，第一障礙即此氣風"[註解：〔日〕西周：《國民氣風論》，《西周全集》3卷，三秀舍，1973年，262頁。] 。
值得一提的是，福澤諭吉超越了國學"天皇萬世一系、國體優越"的窠臼，對國體觀念進行了辛辣的諷刺："據日本古今的一般論調，都自詡是金甌無缺，冠絕萬邦，大有洋洋得意之慨"，指出"保衛國體就是不喪失國家的政權"[註解：〔日〕福澤諭吉：《文明論 概略》，23頁。]，而不是什麽皇統綿延。
19世紀90年代後的國民性反省論繼承了啟蒙學者的自我批判精神，從觀點到立論方法都對日本人優秀論提出了質疑：被一些人大肆宣揚的快活樂天、尚武任俠、忠孝義勇等長處果真是日本人先天的國民性嗎?難道這些特點不是歷史進化的結果嗎?在快活樂天的另一面，日本人也有悲觀厭世，不是也不應該忽視嗎?尚武任俠與其說是日本固有的特性，莫如說是封建時代的產物。
他們在否認日本人優秀論的基礎上，展開了帶有反省性的自我認識，其中封建等級觀念仍然 是批判的重點之一。
1891年出版的《日本風俗改良論》的著者土肥正孝顯然受到福澤諭吉的影響，他在書中首先闡述道："天不造人上人，不造人下人。在均具四肢五官、同有精神智力的人中間，無有階級之理，其權利無有差別之理。"[註解：〔日〕土肥正孝：《日本風俗改良論》，大空社，1996年，1頁。]這和福澤諭吉在《勸學篇》開宗明義所說的"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完全一致。接著，土肥具體剖析了日本存在的問題："然因我國人分為華族士族平民，遂有其影響至人權之弊端，成為妨礙人智開發，阻礙國運發展之根基。因之帶來驕奢、傲慢、拘謹、因循、卑屈等陋習，進而以至產生官尊民卑、男尊女卑之弊"[註解：〔日〕土肥正孝：《日本風俗改良論》，2頁。]。
另一位國民性反省論者片桐正雄在1896年發表了《日本國民品性修養論》。他十分重視國民性和國民精神的作用，指出："文物是形體，是死物，品性是精神，是活物"，"國家的文物即使何等進步，運用它、設置它的人物的品性如果汙濁腐敗，就會妨礙其活動，損害其效果"[註解：〔日〕苦樂道人：《日本國民品行修養論》，大空社，1996年，序言，5頁。]。因此，"發揮獨立之氣象是我國品性修養上最大的急務"，"雖法律如降雨一般，成文優秀，但人民不知應重權利義務者多。雖學術進步，教育普及，但人民缺乏獨立自治之氣象"[註解：〔日〕苦樂道人：《日本國民品行修養論》序言， 4頁。]。
由於時代不同，19世紀90年代以後的國民性反省論的任務已經不僅僅局限在為了向西方學習而批判民族劣根性，它重新審視自身的內容要比啟蒙學者們廣泛得多。土肥正孝在書中指出了日本人的11大弊端，主要包括傾軋競爭、宗教迷信、醉心西洋、語言不統一、依賴心、自暴自棄、奢侈虛飾等。片桐正雄概括出8項日本人國民性改造的目標，即應克服的弱點：例如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古來惡習；不能克盡職守、忠於職責；缺乏社會公德，只顧自身 利益等等[註解：參閱苦樂道人《日本國民品行修養論》。]。
19世紀90年代日本已經逐漸進入現代社會，並成為世界大國，日本人是否適應了這一變化? 國民性反省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一方面審視日本人不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種種弱點，另一 方面也對日本人的對外意識進行了檢討。
他們批判日本人重武輕文的軍國主義傾向，指出明治維新後勇武受到稱贊，但在精神文化方面看不到同樣的跡象。他們從集團意識的角度論述了日本人是無我的國民，不是主我的國民，只知道有國家不知道有自己，忘記了還有世界人道；針對甲午中日戰爭後出現的"愛國"幌子下的戰爭狂熱，他們指出戰爭是野蠻的、悲慘的、不經濟的，傲慢之心和陶醉於日本成為了大國非常可怕。愛國心如果脫離了物質的拜金的私欲的精神，一味強調日本魂，只會使人失去寶貴的生命。日本人愛國精神旺盛，但是如果從中除掉國體精神，日本人就沒有任何可以向外國誇耀的東西了；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反對日本恃強淩弱，批評日本人對弱小者， 特別是對中國和朝鮮缺乏義俠心。
國民性反省論並不同於日本人劣等論，而是希望改造日本人的國民性，使之適應現代化的進程。在明治時期，啟蒙學者的國民性反省論促進了日本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使日本走上文明開化的道路。19世紀90年代以後的國民性反省論在日本人優秀論大肆泛濫、侵蝕日本民眾之時，能夠堅持正確地認識自己，是十分難能可貴的。起到了對內推動現代化深入發展、對外擺正日本的位置並與世界各民族友好相處的作用，為大正民主運動時期在民主化基礎上的自我認識開辟了道路。時至今日，這種自我反省的精神更值得繼承和發揚。
在肯定國民性反省論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它沒有真正觸及日本人優秀論的核心問題--國體觀念。片桐正雄雖然在國民性改造的目標中僅僅把"盡忠君愛國之道"列為第6項，但畢竟仍將其保留。土肥正孝一方面抨擊了社會和國民性中的弊端，另一方面又把消除這些弊端的辦法寄托在固有道德和日本魂上。可見，社會上占主導地位的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在國民性 反省論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四 揚長補短論
19世紀80年代後期興起的國粹主義並非復古主義。國粹主義的首倡者三宅雪嶺表示："余輩一再倡導國粹論"，是為了"發揚日本特有的精神，振興日本固有的秀質，以此維持國家的 獨立開達"，"致力於警戒見他國之秀美，忘卻自家之國、忘卻自家之身的所謂歐洲主義的人士，挽回今日盛行之流弊"。他特別強調："以為余輩要保存祖先傳下來的舊事物，抵制歐美事物，閉塞今世開化之結果的新種傳入之路，不欲其普及傳播"是對國粹主義的最大誤解[註解：〔日〕三宅雪嶺：《偽惡醜的日本人》，參見〔日〕鹿野政直編《日本的名著》37 卷，中央公論社，1977年，446頁。]。他強調，為本國盡力和為世界盡力、護國和博愛並沒有衝突，發揚民族的特色是為了對人類的進步有所裨益[註解：〔日〕三宅雪嶺：《真善美的日本人》，參見〔日〕鹿野政直編《日本的名著》，286頁。]。他曾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話："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 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說明在日本人的身上，真善美和偽惡醜是並存的。所以，可以把國 粹主義的自我認識稱為"揚長補短論"。
揚長補短論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是地理學家誌賀重昂的《日本風景論》。全書共9章，既是一本介紹日本自然地理的著作，歌頌日本自然環境之美，同時也從地理環境的角度對國民性的形 成作出了說明。
誌賀在書中強調："此江山之洵美、植物之多樣，是過去、現在和將來涵養日本人審美心的原動力"[註解：〔日〕誌賀重昂：《日本風景論》，博文館，1903年，207頁。]。在歐洲，不僅是瑞士人，古代的日耳曼人和現今的俄羅斯人都"在松林之下涵養成豪健硬勁的性情"，而"日本松柏科植物之富有實為世界第一"，"足以成為日本人性情的一個標誌"[註解：〔日〕誌賀重昂：《日本風景論》，18-19頁。。日本山清水秀，不似詩中所描寫的"野曠天低日欲西，北風吹雪雁行低。黃河古道行人少，一片寒沙沒馬蹄"中國北方的景象，所以"舉國之民，絕愛山野之美"，"結伴賞花，單單為探尋自然美而巡禮行腳之盛，世界之中不復見有如日本人之國民者"[註解： 〔日〕誌賀重昂：《日本風景論》，233頁。]。
《日本風景論》出版後引起很大轟動，被譽為"近世名著"。不過，該書側重於反歐化主義的"揚長"，流露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誌賀說："外邦之客，皆以為日本宛如現今世界之極樂土"[註解：〔日〕誌賀重昂：《日本風景論》，2頁。。正如內村鑒三所批判的：過分誇大日本的自然之美，以為世界上所有的美均存在於日本。實際上，日本的美是園藝式的，公園式的，缺乏宏大之美。
如果說，誌賀重昂的日本人論還帶有一定的偏向的話，那麽，三宅雪嶺既註意到了"揚長"，也沒有忽視補短。他7歲開始學習儒學，12歲以後又先後進入法語和英語學校，1883年畢業於東京大學哲學科，受到了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雙重教育。畢業後，他致力於探索非歐化的現代化。他在1891年3月出版了《真善美的日本人》一書，頌揚日本民族的優點，僅僅在兩個月之後的1891年5月又出版了《偽惡醜的日本人》，揭露日本人的不足。
在《真善美的日本人》一書中，他強調"日本人肩負著大大發揚其特長，彌補白人的缺陷，向真極、善極、美極的圓滿幸福世界邁進的一大任務"[註解：〔日〕三宅雪嶺：《真善美的日本人》，292頁。]。他深入批駁了認為日本人劣於歐美人，沒有 承擔這一任務能力的觀點，呼籲日本人應該擁有自信。三宅首先以種種事實說明日本人在人種上並不劣於歐美人。接著列舉日本人國民性中真善美 的一面。所謂真，是指究明理義，探求事物的真諦。日本人在古代輸入中國的文物制度，傳承印度的學說，咀嚼融化，使之燦然煥發。鎖國期間，日本人沒有停止探求采擇歷法、醫術、物理等西洋文化。一朝開國，新文化、新學說沓至紛入，制度文物、技藝習俗，一時之間毫無遺漏地全部吸收。這是因為日本人喜好理義，能夠毫不躊躇地容納和采用。所謂善，是指崇尚正義，主持正義。三宅幻想世界上的人們之間不言非理，不行驕矜，相互無放情恣欲而有守信重義，郁郁乎其文，洋洋乎其聲，有條不紊，井然有序。雖然當今世界勢力懸殊，恃強淩弱，但是日本有條件有實力，不汙邦土之大義，不辱獨立之體面，對海外 諸強國伸張正義。所謂美，是指調和培育由美的觀念產生出來的許多誌趣，淘汰助長，發揮其真粹。日本氣候溫和，風物清純，山水之美，了無欠缺，因而熏陶出日本人對美的愛好和追求。即使收入不足以抵一家之NFDF4口、妻兒因饑寒而泣的貧家，墻壁上也掛著錦繪，壺裏也插著應時鮮花。日本的工藝、美術、繪畫、詩賦、建築、雕刻，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相媲美[註解：參閱〔日〕三宅雪嶺《真善美的日本人》。]。
在《偽惡醜的日本人》中，三宅剖析了日本的缺點。他說，可悲的是，我日本人究明理義的能力雖然不劣於白人，但被掩蓋住不能發揮。其原因在於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制至今沒有鏟除幹凈。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職完全比照政府的官位，博士、大博士學位的評定授予者是文部大臣等高級官僚，學術世界成了政府的附庸。世俗中產生了鄙視學術之風，認為學術理論毫無必要。通學理者反而被認為妨礙實務，滯留在下屬位置上，閑置不用，得不到發揮的機會。學術社會的境遇也十分可憐。有的學者一味追求晉升，跟在高位者後面亦步亦趨。即使誌向不俗、不在乎晉升、專心致力於探究學理的學者，如果地位低，研究條件就惡劣，要改善條件，就不得不寄希望於晉升。這就使得人心越發鄙陋，順應日常瑣碎之事，甘於顛倒是非。這是日本人的"偽"。顯然，三宅對官尊民卑的批判是與啟蒙思想一脈相通的。
在論述日本人的"惡"時，三宅站在平民主義的立場上，把矛頭直指惟利是圖的資本家。他說，從表面上看，在日本歐美文化增多，但實際的事業沒有進步，人民的衣食不僅沒有提高，反而逐年略有下降，貧民窮氓增加，國力逐漸衰弱。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社會中出現了惡分子，也就是紳商。他們假公益之名牟取私利，賄賂官吏，承包官業。他們身無才能，只是出入權貴之門，與權貴勾結，探聽他人所不知的官府內情，了解法律政令的所向，鉆空子牟取暴利。他們的勢力無處不在，但是其勢力所及之處，立即變得腐敗潰亂，惡臭紛紛。在關於"醜"的一章中，三宅主要以美術為例，批判了只重視外表忽視內涵的種種現象，例如雕刻者只是一味雕削木材，繪畫者只是一味塗紅抹綠，音樂家只是一味放出聲音，為詩作文者只是一味排列文字，丟掉了內在的精神。三宅把這些現象比作輕薄女子聽到幾句吹捧，心就飛上了天，得意洋洋，自以為是絕代佳人，插上鍍金的鈿釵，戴上鍍金的戒指，說話喬 張喬勢以示優美之風，行走拿腔作勢欲得人之顧盼。在旁觀者眼中，這是何等地令人生厭。其外形的鄙陋，精神的鄙陋，使人作嘔[註解：參閱〔日〕三宅雪嶺《偽惡醜的日本 人》。]。
揚長補短論在日本民族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容易產生劣等感的歷史背景下，努力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振奮了民族精神，提高了民族自尊心，探索日本人既不盲目歐化失去自我，又能夠改造為現代化國民的途徑。正是因為它具有這種進步性和民族性，才能夠一時之間風靡日本。《日本人》雜誌在當時成為影響最大的雜誌之一，在知識階層頗受歡迎。
五 小結
明治時期日本人的自我認識是日本在現代社會中自我認識的開端，對以後的日本人的自我認 識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首先，明治時期奠定了自我認識的基本流派。它歷經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以不同的形式頑強地表現出來，一直延續至今。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戰敗，再一次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日本人的自我認識和明治時期如出一轍。戰後初期出現了日本人劣等論和國民性反省論，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日本成為世界大國，日本人優秀論又有所擡頭。
其次，在自我認識的方法上，明治時期吸收借助於歐美人文科學新學科的研究手段，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例如誌賀重昂從自然地理環境考察國民性，遠藤隆吉運用了社會心理學，等 等。這些方法和不斷采用新方法的精神也為後人繼承發展。
第三，今天許多廣為人知的日本人國民性的具體特征，如集團意識、善於吸取外來文化、對自然的崇尚、審美意識等，在明治時期已經基本提了出來。例如，西周就曾指出，日本人"長於襲蹈，巧於模仿，短於自出機軸"[註解：〔日〕西周：《以洋字書寫國語論》 ，《西周全集》2卷，三秀舍，1971年，572頁。]。
當然，明治時期日本人的自我認識也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有待於後人克服。
由於這一時期日本處於在西方的衝擊下現代化剛剛起步的階段，日本人的自我認識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在與西方的比較之中日本人是優是劣的問題，因此缺乏就日本民族特征本身的探討。即使是揚長補短論，雖然力圖全面評價日本人，但也沒有擺脫羅列優點缺點的模式。實際上，一個民族的特征很難用好和壞、優點與缺點、長處和短處來概括。由於著眼點集中在優劣上，使得這一時期日本人的自我認識缺乏科學的深入的全面研究。
在論述日本人的國民性時，當時日本與西方的反差極大，所以人們幾乎毫無例外地以歐美人作為參照系。日本人固然是東方民族，與歐美人區別很大，但是日本人與亞洲中國、朝鮮等其他民族也有很大不同。明治時期日本人的自我認識反映了在他們思想深處存在著民族優越 感，認為中國和朝鮮已經沒有與日本進行比較的資格。
明治時期日本人的自我認識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深受國運的影響，以至出現明顯的偏差。在明治初年暴露出日本落後於歐美時，民族自卑感十分強烈。一旦日本成為強國，又從一個極端轉向另一個極端，民族主義極度膨脹。從日本現代化的歷史來看，後者是更應該警惕的 。
〔作者楊寧一，1952年生，副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100875〕
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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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正孝
明治時期日本人的自我認識
2014-02-17 09:26:26 《歷史研究》楊寧一
值得一提的是，福澤諭吉超越了國學“天皇萬世一系、國體優越”的窠臼，對國體觀念進行了辛辣的諷刺：“據日本古今的一般論調，都自詡是金甌無缺，冠絕萬邦，大有洋洋得意之慨”，指出“保衛國體就是不喪失國家的政權”（注：〔日〕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23頁。），而不是什麼皇統綿延。
19世紀90年代後的國民性反省論繼承了啟蒙學者的自我批判精神，從觀點到立論方法都對日本人優秀論提出了質疑：被一些人大肆宣揚的快活樂天、尚武任俠、忠孝義勇等長處果真是日本人先天的國民性嗎？難道這些特點不是歷史進化的結果嗎？在快活樂天的另一面，日本人也有悲觀厭世，不是也不應該忽視嗎？尚武任俠與其說是日本固有的特性，莫如說是封建時代的產物。
他們在否認日本人優秀論的基礎上，展開了帶有反省性的自我認識，其中封建等級觀念仍然是批判的重點之一。
1891年出版的《日本風俗改良論》的著者土肥正孝顯然受到福澤諭吉的影響，他在書中首先闡述道：“天不造人上人，不造人下人。在均具四肢五官、同有精神智力的人中間，無有階級之理，其權利無有差別之理。”（注：〔日〕土肥正孝：《日本風俗改良論》，大空社，1996年，1頁。 ）這和福澤諭吉在《勸學篇》開宗明義所說的“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完全一致。接著，土肥具體剖析了日本存在的問題：“然因我國人分為華族士族平民，遂有其影響至人權之弊端，成為妨礙人智開發，阻礙國運發展之根基。因之帶來驕奢、傲慢、拘謹、因循、卑屈等陋習，進而以至產生官尊民卑、男尊女卑之弊”（注：〔日〕土肥正孝：《日本風俗改良論》，2頁。）。
另一位國民性反省論者片桐正雄在1896年發表了《日本國民品性修養論》。他十分重視國民性和國民精神的作用，指出：“文物是形體，是死物，品性是精神，是活物”，“國家的文物即使何等進步，運用它、設置它的人物的品性如果污濁腐敗，就會妨礙其活動，損害其效果”（注：〔日〕苦樂道人：《日本國民品行修養論》，大空社，1996年，序言，5頁。）。因此， “發揮獨立之氣象是我國品性修養上最大的急務”，“雖法律如降雨一般，成文優秀，但人民不知應重權利義務者多。雖學術進步，教育普及，但人民缺乏獨立自治之氣象”（注：〔日〕苦樂道人：《日本國民品行修養論》序言，4頁。）。
由於時代不同，19世紀90年代以後的國民性反省論的任務已經不僅僅局限在為了向西方學習而批判民族劣根性，它重新審視自身的內容要比啟蒙學者們廣泛得多。土肥正孝在書中指出了日本人的11大弊端，主要包括傾軋競爭、宗教迷信、醉心西洋、語言不統一、依賴心、自暴自棄、奢侈虛飾等。片桐正雄概括出8項日本人國民性改造的目標， 即應克服的弱點：例如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古來惡習；不能克盡職守、忠於職責；缺乏社會公德，只顧自身利益等等（注：參閱苦樂道人《日本國民品行修養論》。）。
19世紀90年代日本已經逐漸進入現代社會，並成為世界大國，日本人是否適應了這一變化？國民性反省論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一方面審視日本人不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種種弱點，另一方面也對日本人的對外意識進行了檢討。
他們批判日本人重武輕文的軍國主義傾向，指出明治維新後勇武受到稱讚，但在精神文化方面看不到同樣的跡象。他們從集團意識的角度論述了日本人是無我的國民，不是主我的國民，只知道有國家不知道有自己，忘記了還有世界人道；針對甲午中日戰爭後出現的“愛國”幌子下的戰爭狂熱，他們指出戰爭是野蠻的、悲慘的、不經濟的，傲慢之心和陶醉於日本成為了大國非常可怕。愛國心如果脫離了物質的拜金的私慾的精神，一味強調日本魂，只會使人失去寶貴的生命。日本人愛國精神旺盛，但是如果從中除掉國體精神，日本人就沒有任何可以向外國誇耀的東西了；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反對日本恃強凌弱，批評日本人對弱小者，特別是對中國和朝鮮缺乏義俠心。
國民性反省論並不同於日本人劣等論，而是希望改造日本人的國民性，使之適應現代化的進程。在明治時期，啟蒙學者的國民性反省論促進了日本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使日本走上文明開化的道路。19世紀90年代以後的國民性反省論在日本人優秀論大肆氾濫、侵蝕日本民眾之時，能夠堅持正確地認識自己，是十分難能可貴的。起到了對內推動現代化深入發展、對外擺正日本的位置並與世界各民族友好相處的作用，為大正民主運動時期在民主化基礎上的自我認識開闢了道路。時至今日，這種自我反省的精神更值得繼承和發揚。
在肯定國民性反省論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它沒有真正觸及日本人優秀論的核心問題--國體觀念。片桐正雄雖然在國民性改造的目標中僅僅把“盡忠君愛國之道”列為第6項，但畢竟仍將其保留。土肥正孝一方面抨擊了社會和國民性中的弊端，另一方面又把消除這些弊端的辦法寄託在固有道德和日本魂上。可見，社會上占主導地位的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在國民性反省論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四揚長補短論
19世紀80年代後期興起的國粹主義並非複古主義。國粹主義的首倡者三宅雪嶺表示：“餘輩一再倡導國粹論”，是為了“發揚日本特有的精神，振興日本固有的秀質，以此維持國家的獨立開達”，“致力於警戒見他國之秀美，忘卻自家之國、忘卻自家之身的所謂歐洲主義的人士，挽回今日盛行之流弊”。他特別強調：“以為餘輩要保存祖先傳下來的舊事物，抵制歐美事物，閉塞今世開化之結果的新種傳入之路，不欲其普及傳播”是對國粹主義的最大誤解（注： 〔日〕三宅雪嶺：《偽惡醜的日本人》，參見〔日〕鹿野政直編《日本的名著》37卷，中央公論社，1977年，446頁。）。他強調，為本國盡力和為世界盡力、 護國和博愛並沒有衝突，發揚民族的特色是為了對人類的進步有所裨益（注：〔日〕三宅雪嶺：《真善美的日本人》，參見〔日〕鹿野政直編《日本的名著》，286頁。）。他曾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話：“故有無相生， 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說明在日本人的身上，真善美和偽惡醜是並存的。所以，可以把國粹主義的自我認識稱為“揚長補短論”。
揚長補短論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是地理學家志賀重昂的《日本風景論》。全書共9章，既是一本介紹日本自然地理的著作， 歌頌日本自然環境之美，同時也從地理環境的角度對國民性的形成作出了說明。
志賀在書中強調：“此江山之洵美、植物之多樣，是過去、現在和將來涵養日本人審美心的原動力”（注：〔日〕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博文館，1903年，207頁。）。在歐洲，不僅是瑞士人， 古代的日耳曼人和現今的俄羅斯人都“在松林之下涵養成豪健硬勁的性情”，而“日本松柏科植物之富有實為世界第一”，“足以成為日本人性情的一個標誌”（注：〔日〕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18-19頁。）。日本山清水秀，不似詩中所描寫的“野曠天低日欲西，北風吹雪雁行低。黃河古道行人少，一片寒沙沒馬蹄”中國北方的景象，所以“舉國之民，絕愛山野之美”，“結伴賞花，單單為探尋自然美而巡禮行腳之盛，世界之中不復見有如日本人之國民者”（注：〔日〕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233頁。 ）。
《日本風景論》出版後引起很大轟動，被譽為“近世名著”。不過，該書側重於反歐化主義的“揚長”，流露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志賀說：“外邦之客，皆以為日本宛如現今世界之極樂土”（注：〔日〕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2頁。）。正如內村鑑三所批判的：過分誇大日本的自然之美，以為世界上所有的美均存在於日本。實際上，日本的美是園藝式的，公園式的，缺乏宏大之美。
如果說，志賀重昂的日本人論還帶有一定的偏向的話，那麼，三宅雪嶺既注意到了“揚長”，也沒有忽視補短。他7歲開始學習儒學， 12歲以後又先後進入法語和英語學校，1883年畢業於東京大學哲學科，受到了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雙重教育。畢業後，他致力於探索非歐化的現代化。他在1891年3月出版了《真善美的日本人》一書， 頌揚日本民族的優點，僅僅在兩個月之後的1891年5 月又出版了《偽惡醜的日本人》，揭露日本人的不足。
在《真善美的日本人》一書中，他強調“日本人肩負著大大發揚其特長，彌補白人的缺陷，向真極、善極、美極的圓滿幸福世界邁進的一大任務”（注： 〔日〕三宅雪嶺：《真善美的日本人》，292頁。）。他深入批駁了認為日本人劣於歐美人，沒有承擔這一任務能力的觀點，呼籲日本人應該擁有自信。
三宅首先以種種事實說明日本人在人種上並不劣於歐美人。接著列舉日本人國民性中真善美的一面。
所謂真，是指究明理義，探求事物的真諦。日本人在古代輸入中國的文物製度，傳承印度的學說，咀嚼融化，使之燦然煥發。鎖國期間，日本人沒有停止探求採擇曆法、醫術、物理等西洋文化。一朝開國，新文化、新學說沓至紛入，制度文物、技藝習俗，一時之間毫無遺漏地全部吸收。這是因為日本人喜好理義，能夠毫不躊躇地容納和採用。
所謂善，是指崇尚正義，主持正義。三宅幻想世界上的人們之間不言非理，不行驕矜，相互無放情恣欲而有守信重義，鬱鬱乎其文，洋洋乎其聲，有條不紊，井然有序。雖然當今世界勢力懸殊，恃強凌弱，但是日本有條件有實力，不污邦土之大義，不辱獨立之體面，對海外諸強國伸張正義。
所謂美，是指調和培育由美的觀念產生出來的許多志趣，淘汰助長，發揮其真粹。日本氣候溫和，風物清純，山水之美，了無欠缺，因而熏陶出日本人對美的愛好和追求。即使收入不足以抵一家之餬口、妻兒因飢寒而泣的貧家，牆壁上也掛著錦繪，壺裡也插著應時鮮花。日本的工藝、美術、繪畫、詩賦、建築、雕刻，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相媲美（注：參閱〔日〕三宅雪嶺《真善美的日本人》。）。
在《偽惡醜的日本人》中，三宅剖析了日本的缺點。他說，可悲的是，我日本人究明理義的能力雖然不劣於白人，但被掩蓋住不能發揮。其原因在於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制至今沒有剷除乾淨。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職完全比照政府的官位，博士、大博士學位的評定授予者是文部大臣等高級官僚，學術世界成了政府的附庸。世俗中產生了鄙視學術之風，認為學術理論毫無必要。通學理者反而被認為妨礙實務，滯留在下屬位置上，閒置不用，得不到發揮的機會。
學術社會的境遇也十分可憐。有的學者一味追求晉升，跟在高位者後面亦步亦趨。即使志向不俗、不在乎晉升、專心致力於探究學理的學者，如果地位低；研究條件就惡劣，要改善條件，就不得不寄希望於晉升。這就使得人心越發鄙陋，順應日常瑣碎之事，甘於顛倒是非。這是日本人的“偽”。顯然，三宅對官尊民卑的批判是與啟蒙思想一脈相通的。
在論述日本人的“惡”時，三宅站在平民主義的立場上，把矛頭直指惟利是圖的資本家。他說，從表面上看，在日本歐美文化增多，但實際的事業沒有進步，人民的衣食不僅沒有提高，反而逐年略有下降，貧民窮氓增加，國力逐漸衰弱。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社會中出現了惡分子，也就是紳商。他們假公益之名牟取私利，賄賂官吏，承包官業。他們身無才能，只是出入權貴之門，與權貴勾結，探聽他人所不知的官府內情，了解法律政令的所向，鑽空子牟取暴利。他們的勢力無處不在，但是其勢力所及之處，立即變得腐敗潰亂，惡臭紛紛。
在關於“醜”的一章中，三宅主要以美術為例，批判了只重視外表忽視內涵的種種現象，例如雕刻者只是一味雕削木材，繪畫者只是一味塗紅抹綠，音樂家只是一味放出聲音，為詩作文者只是一味排列文字，丟掉了內在的精神。三宅把這些現像比作輕薄女子聽到幾句吹捧，心就飛上了天，得意洋洋，自以為是絕代佳人，插上鍍金的鈿釵，戴上鍍金的戒指，說話喬張喬勢以示優美之風，行走拿腔作勢欲得人之顧盼。在旁觀者眼中，這是何等地令人生厭。其外形的鄙陋，精神的鄙陋，使人作嘔（注：參閱〔日〕三宅雪嶺《偽惡醜的日本人》。）。
揚長補短論在日本民族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容易產生劣等感的歷史背景下，努力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振奮了民族精神，提高了民族自尊心，探索日本人既不盲目歐化失去自我，又能夠改造為現代化國民的途徑。正是因為它具有這種進步性和民族性，才能夠一時之間風靡日本。《日本人》雜誌在當時成為影響最大的雜誌之一，在知識階層頗受歡迎。
五小結
明治時期日本人的自我認識是日本在現代社會中自我認識的開端，對以後的日本人的自我認識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首先，明治時期奠定了自我認識的基本流派。它歷經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以不同的形式頑強地表現出來，一直延續至今。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戰敗，再一次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日本人的自我認識和明治時期如出一轍。戰後初期出現了日本人劣等論和國民性反省論，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日本成為世界大國，日本人優秀論又有所抬頭。
其次，在自我認識的方法上，明治時期吸收借助於歐美人文科學新學科的研究手段，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例如志賀重昂從自然地理環境考察國民性，遠藤隆吉運用了社會心理學，等等。這些方法和不斷採用新方法的精神也為後人繼承發展。
第三，今天許多廣為人知的日本人國民性的具體特徵，如集團意識、善於吸取外來文化、對自然的崇尚、審美意識等，在明治時期已經基本提了出來。例如，西周就曾指出，日本人“長於襲蹈，巧於模仿，短於自出機軸”（注：〔日〕西周：《以洋字書寫國語論》，《西周全集》2卷，三秀舍，1971年，572頁。）。
當然，明治時期日本人的自我認識也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有待於後人克服。
由於這一時期日本處於在西方的衝擊下現代化剛剛起步的階段，日本人的自我認識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在與西方的比較之中日本人是優是劣的問題，因此缺乏就日本民族特徵本身的探討。即使是揚長補短論，雖然力圖全面評價日本人，但也沒有擺脫羅列優點缺點的模式。實際上，一個民族的特徵很難用好和壞、優點與缺點、長處和短處來概括。由於著眼點集中在優劣上，使得這一時期日本人的自我認識缺乏科學的深入的全面研究。
在論述日本人的國民性時，當時日本與西方的反差極大，所以人們幾乎毫無例外地以歐美人作為參照系。日本人固然是東方民族，與歐美人區別很大，但是日本人與亞洲中國、朝鮮等其他民族也有很大不同。明治時期日本人的自我認識反映了在他們思想深處存在著民族優越感，認為中國和朝鮮已經沒有與日本進行比較的資格。
明治時期日本人的自我認識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深受國運的影響，以至出現明顯的偏差。在明治初年暴露出日本落後於歐美時，民族自卑感十分強烈。一旦日本成為強國，又從一個極端轉向另一個極端，民族主義極度膨脹。從日本現代化的歷史來看，後者是更應該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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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時期是日本現代化啟動並初步取得成功的時期，也是現代日本人自我認識的初始時期。西方列強迫使日本“開國”後，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日本人，開始認真地審視本民族，審視自身。他們究竟是怎樣認識自己的，這種認識發揮了什麼作用？有哪些值得總結的經驗教訓？本文試圖從思想史的角度對這一時期日本人的自我認識進行剖析，希望會有助於加深對日本民族的理解。
一 傳統與現代化撞擊下的自我認識
一個民族只有在與其他民族的接觸交往過程中才能產生認識自我的要求，只有在與其他民族的比較中才能形成自我認識。就日本而言，在大和國家統一後，伴隨著與隋朝和唐朝的大規模交往，開始萌生了自我認識。
7世紀時，日本從地理位置上把自己稱為“日出處”國家，同時承認比“禮義之國”的中國落後：“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注： 《隋書·倭國傳》。）。14世紀時，公卿北親房撰寫了《神皇正統記》，匯總了流傳已久的神國思想，認定天神開國、天孫統治只有日本才有，其他國家並不存在，由此把神國作為日本的特徵。18世紀集國學之大成的本居宣長認為，在古代，日本有自己固有的“道”，日本人有自己特有的“情”，但是後來被外來的儒學和佛教所遮蔽，因此必須拂去外來文化，探尋和恢復日本的古道。國學吸收了神國思想，視日本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國家，把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這一所謂的“國體”作為日本民族的特性，排斥外來文化，充滿了強烈的極端民族主義色彩，對明治以後日本人的自我認識產生很大的影響。
不過，從總體上說，明治前夕的日本與中國、朝鮮等周邊國家都處於傳統社會，基本上處於同一發展水平，相互之間差別不大，中華文化已經不能構成對日本文化的巨大衝擊，難以產生強烈的自我認識的衝動。同時，這些國家都缺乏對世界市場的需求，相互之間的往來保持在較低水平上，加之德川幕府採取鎖國政策，使得日本人的對外接觸有限，因此自我認識比較零散膚淺。
日本人真正的自我認識是從19世紀中期開始的。已經步入現代社會的西方資本主義敲開了日本的大門，把日本捲進世界體系之中。局限在東亞的傳統國際秩序觀念被打破，極大地開闊了日本人的眼界，意識到日本是世界眾多民族中的一員。西方資本主義的到來引發了整個日本民族的生存危機，只有動員全民族的力量才能擺脫危機，這就使得日本人越出了以往藩國的狹隘意識，增強了日本民族的自覺。這些都為日本人的自我認識提供了必要的認識基礎，開始認真地從民族的角度審視自己。
當然，對於日本來說，西力東漸不僅僅是危機，而且也帶來了與日本文化以及與其長期接觸的中國文化都截然不同的西方現代文明。開國之後，西方現代文明的傳入不同於歷史上外來文化的傳入，它是世界整體化過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持續的、全面的、大規模和不可逆轉的。在兩種異質文化的全面接觸碰撞中最容易感受到相互之間的差異，產生探尋各自特點的要求。特別是西方現代文明無論在科學技術方面，還是在思想觀念方面，都遠遠走在了日本的前面，與落後的日本形成的反差極其強烈，傳統的自我認識受到衝擊。人們不能不在同現代西方文明進行比較的基礎上，重新思考日本在世界上處於什麼位置。
因此，在日本被納入到西方為主的現代國際社會以後，日本人在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傳統和現代的碰撞中尋找自我，使得日本人的自我認識發生了質的飛躍，改變了明治以前零散個別議論的狀態，成為了專門的學問和研究領域。
明治時期日本人的自我認識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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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官文娜博士來院講學
發佈時間：2012-03-15點擊：68
3月13日下午，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日本問題研究專家官文娜博士應邀在學院218會議室作了題為《日本社會轉型期近代文明建設和公民教育的啟示》的精彩學術講座。院長佘雙好教授主持此次講座，黨委書記譚玉敏、副院長宋儉教授、思想政治教育系主任倪素香教授以及學院部分碩士生、博士生參加了講座。
官博士從明治時代初期通過法規取締惡習陋規，改造風俗，以及明治三十年代討論社會倫理，建樹新時代的社會公德，以及與此同步進行的小學校修身課程中的公民教育。她認為這是明治時代風俗改造和新的社會公德建立的重要特徵之一。
官博士從“明治政府取締惡習陋規的法令——以東京'違式詿違條例'為中心”切入，探討了明治時代（1868-1911年）44年間，日本奠定了近代社會的基礎，指出“富國強兵”和“文明開化”走向近代社會一輛馬車上的兩個輪子，由此官博士強調“文明開化”與“要求民權”是明治時代近代化的中心，它標誌日本近代市民精神的確立，是“人”自身的近代化。正因為實現了人自身近代社會的轉型，“立憲”和開設“議院”取得成功，日本也才得以實現和完成社會整體的近代轉型。並引日本學者土肥正孝的《日本風俗改造論》中“一切社會改革需要人的新風尚、新思維，需要人自身的整體改造去實現。”從而呼籲社會公德的建立應先從社會風俗改善做起，即從人的日常生活的行為規範的改造開始，從改造社會風出發以，完成人自身的近代化改造。
官博士還以明治時期出版的《六合雜誌》和《公德養成之實例——附英國人之風氣》為例，介紹並評述了日本近代社會公德建立的歷史發展過程。
官博士對明治年代“修身課程”教科書三個歷史時期的梳理，探討了修身課程與公民教育的關係及修身課程在公民權利與義務形成中的作用，並總結了課程教育的失敗教訓，分析了日本“忠”大於“孝”而導致的軍國主義、武士道精神的深刻文化根源。
另外，結合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時代特徵，在“如何培養人的道德”問題上，官博士認為應該從保證社會秩序的道德底線出發，以隨地吐痰、“小悅悅”事件等公共場合的不道德事件為例，指出要用強製手段的取締“消極道德”（不能做什麼），並在製度上予以規定和完善。而對於“積極公德”（要做什麼）則需要從正面去引導。官博士認為如果這個社會有5%的人能去做到高標準的積極公德，從社會整體來看，只是一個樣本而已，意義不大，而且當一個社會不斷地在宣揚一些一般人難以做到的高標準的道德，就會在一些人群中產生虛榮心，於是出現造假，說謊等惡習。如果一個社會有75%～80%的人懂得和遵守社會的底線（不能做什麼），那麼這個社會就是一個基本和諧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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