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蔣經國是台灣民主化推手？ 學者陳翠蓮：日記公開解構神話
國史館今天舉行「蔣經國日記（1970-1979）」新書發表暨座談會。（記者鍾麗華攝；本報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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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30 20:08
〔記者鍾麗華／台北報導〕國史館今天舉行「蔣經國日記（1970-1979）」新書發表暨座談會，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會中說，蔣經國日記公開解構蔣是台灣民主化推手的神話，在日記中，蔣極少提到民主、自由，並認為選舉美其名是民主、為民服務，實際上是名利的爭奪。而日記對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的描述，看不出1970年代的他，有走向民主化的構想，反而對反對者視為「敗類」，必須嚴懲。
陳翠蓮說，蔣經國在日記中表示，作為蔣中正的兒子，以及國民黨黨員，必須要以跳火坑的精神，為國家鞠躬盡瘁；日記中他也常提及，自己用盡力氣護衛父親留下的黨國，實在是千斤重擔，非常辛苦。
陳翠蓮指出，從日記也看得出來，蔣經國像古代帝王一樣小心，經常檢視是否跟下屬說太多，是否讓下屬掌握他的套路，擔心大權旁落，他又苦於沒人可以商量、分憂，經常疲憊不堪。在如此壓力下，他嚴重失眠，常做惡夢，必須靠鎮定劑與安眠藥入睡。
陳翠蓮也說，蔣經國厭惡政治競爭、民主、議會政治，也討厭分權制衡，他不喜歡到立法院備詢，還問「難道有立法院就有民主嗎？難道只有選舉才算是民主？」認為選舉美其名是民主、為民服務，實際上是名利的爭奪，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勞民又傷財。
陳翠蓮表示，蔣經國對反對勢力的態度，1977年中壢事件可說是一個分水嶺，事件對他造成不小心理傷害，甚至說想要自殺；從此他對反對勢力，就抱持較強硬態度，對反對勢力興起設下重重防線，包括不允許台獨、不允許反對人士組黨、不贊成中央民意機構改選。在美麗島事件後的日記中曾寫到，對於「反動派」要一網打盡、斬草除根，這是為了黨國利益，不得不下此決心。
陳翠蓮指出，蔣經國的日記寫到1979年，看不到最關鍵的時刻宣布解嚴的轉折。不過，「錢復回憶錄」提到，1986年3月錢復當時擔任駐美代表返國述職時，一再跟蔣建議要解除戒嚴，並表達美國的壓力，蔣認為會「動搖國本」，錢復返美前又提建議，蔣仍說會「動搖國本」，當1986年年9月底，民進黨宣布成立，10月蔣就在接受外媒訪問時，宣布即將解除戒嚴。對這中間轉折的研究，必須要用其他的史料來佐證。
國史館今天舉行「蔣經國日記（1970-1979）」新書發表暨座談會。（記者鍾麗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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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訟10年 兩蔣日記今返抵國門 國史館10月出版第一批
兩蔣日記原稿等59箱資料今天返抵國門。（國史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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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4 19:25
〔記者陳昀／台北報導〕存放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近18年的台灣前總統蔣介石與蔣經國日記等文件原稿及檔案，歷經10年跨海纏訟，美國法院今年將所有權判給台灣國史館，相關共59箱資料今天已返抵國門，10月底將出版第一批蔣中正日記，也會儘速將文物數位化，開放各界研究應用。
國史館今晚發布新聞稿表示，兩蔣日記原稿及兩蔣時代相關資料文件共計59箱，9月11日文物如期離開史丹佛大學、13日從舊金山機場飄洋過海，於今天清晨安抵國門，在國史館人員的驗收後，中午12時18分順利返抵國史館，完成歷史性任務。
國史館表示，有關非任職總統期間文物原屬全體繼承人所有，由衷感謝蔣方智怡、蔡惠媚（含家人）與蔣孝章女士在呂芳上、吳密察前館長任內無償捐贈文物權利；丘如雪、蔣孝嚴（含家人）及蔣友梅在陳儀深館長任內無償捐贈文物權利，終能使兩蔣文物完整保存在國史館。
國史館表示，身為總統副總統文物主管機關，接管這批文物後將依法公告目錄清單，規劃今年10月底與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出版第一批蔣中正日記（1948-1954年），預計今年底出版蔣經國日記（1970-1979），並陸續將文物數位化，儘速開放各界研究應用，滿足各界殷殷企盼。
國史館指出，兩蔣文物，包括蔣介石1917年至1972年的日記以及蔣經國1937年至1979年的日記正本，此外有日記鈔本與影印本、家書、手稿、函電、隨扈日記、總統親批文件及外交電文與微縮膠捲等，不但是國家珍貴財產，也是研究中華民國史與台灣史極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史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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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認定為國有財產 就回歸台灣
By 王己由, 許文貞,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七月 14日, 2017
「兩蔣日記」歸屬爭議關鍵點在法官未來要確定兩蔣日記究竟是「國有財產」，還是蔣家私物，就法律觀點必須釐清爭執點後，喧擾多時的兩蔣日記所有權爭議，才能作出判斷，讓紛爭有初步結果。
《蔣介石日記》是蔣介石從1915年至1972年生病以前的私人日記，有部分早期日記在逃難時失落，目前有手稿本（原稿）、仿抄本、類抄本和引錄本多種版本；《蔣經國日記》則是蔣經國從1937年自蘇俄返回中國，一直到1980年的私人日記，以毛筆書寫。
法官認為遭國史館提告的13位蔣家後人，對兩蔣日記的爭議，態度並不一致，有的自始未接觸；有的堅決反對，為讓案件順利進行，曾兩度以不公開庭訊進行調解，據了解，蔣家後代大都同意捐給國史館，但蔣友梅仍有意見。
國史館方面認為，「兩蔣日記」是兩蔣任職總統期間的日記及手稿，全部符合「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的文物範圍，依規定是國有財產。另兩蔣日記中夾雜的公文書，屬中華民國所有，都應交給主管機關國史館管理，希望蔣家後人放棄日記相關權利。
不過，蔣家後人中，有人認為日記內容是私人所寫的點滴，純屬家務事，不認同國史館的主張，認為國史館不能提出確認所有權的訴訟，希望法官從程序駁回。
另外，為解決爭議，國史館方面曾提出三個解決爭議的方法，包括將在美文物運回台灣勘驗、透過司法互助請美國機關，如史丹佛大學勘驗文物，或委由美方律師去史丹佛大學勘驗，在美公證後再交由台灣外交單位認證。
到底兩蔣日記是繼續放在美國，還是還給蔣家，還是歸還國家成為文化資產？作家王丰語重心長表示，「如果國家是在一個正常的狀況，例如是中國統一、國家承平的狀況，這個歷史當然可以在家人同意下，成為公共的資產；或者仍舊是蔣家資產，但可以開放讓大家去研究。不過如果台灣要走上台獨的道路，兩蔣日記與其放在台灣，不如放在美國。」

兩蔣日記 為何捐贈史丹佛大學 王丰︰蔣家人不信任李登輝
By 許文貞,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七月 14日, 2017
曾為兩蔣日記與蔣方智怡對簿公堂的蔣友梅。（本報資料照片）
為「兩蔣日記」所有權與管理權，國史館與蔣家後代訴訟；蔣方智怡（右圖左）14日出庭作證說「若有人認為我做得不夠，我可以接受，但不能用侵占字眼指責我，希望這件事和平解決。」（中央社）
1979年4月，蔣方良生病，蔣經國在日記中流露出憂心，日記旁是夫妻合影。這年是蔣經國最後一年寫日記。（本報資料照片）
2006年，媒體在史丹佛大學拍攝即將公開的蔣介石早期日記。（本報資料照片）
九一八事變3天後，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悲戚痛楚，欲哭無淚」等語。（本報資料照片）
蔣氏家族關係圖
兩蔣日記大事紀
「兩蔣日記，就是半部中華民國史！」曾寫過多部兩蔣專書的歷史學者、作家王丰表示，蔣家後代把兩蔣日記捐贈給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現在又鬧到打官司，一切可說是「時代的悲劇」。
蔣萬安︰希望日記回到台灣
蔣方智怡 為日記淚灑法庭
李提兩國論 蔣家擔心
王丰分析蔣家捐贈兩蔣日記背後真正的原因，「那是因為90年代後，李登輝當總統，提了兩國論，他的意識形態和國民黨不同，開始露出本來的面貌。蔣家人對他不信任，擔心兩蔣日記放在台灣不好，才會有放在美國的想法。」
王丰表示，兩蔣日記是近代史非常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特別是1949年帶著危急存亡的國民政府退守到台灣時，仍能夠發揮冷靜的態度和精神，「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換成是今天任何一個人，當時可能都無法完成這樣的任務。」
鬧到打官司 時代悲劇
王丰認為，兩蔣日記之中，蔣介石的日記尤其重要，「1924年北伐之前，他就出現在國民黨的政治舞台，直到1975年過世，一共51年。意思是他在世的89年中，有超過半世紀都在領導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休戚與共。中華民國的歷史等於是他創造的。」
此外，王丰也認為兩蔣日記中能看到蔣介石建設台灣的初衷。「大家常以為十大建設、九年國教是蔣經國的功勞，但其實真正的想法來自於蔣介石。」他解釋，大陸在經歷文化大革命後，1966年，蔣介石決定放棄反攻大陸的計畫，國防預算因此降低，多出來的錢，就拿來建設現代化的台灣。
歷史與人物 都應尊重
「那時的十大建設和現在的前瞻計畫不可同日而語！」王丰表示，蔣介石沒有現在政客因為自私自利、思考選舉綁樁的考量，「無論是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都是從南通到北，不會只建設特定區域。因為他想讓台灣更現代化，改用政治號召來反攻大陸。蔣介石每天問蔣經國，建設得如何，蔣經國很孝順，上山下海去監督工程，不是為了作秀，是為了做好。」
「現在回頭看這些歷史，如果可以從他的日記得到充分的印證：中華民國這個政府能夠存在，是因為蔣中正先生，如果沒有他的話，這個政府可能就不叫中華民國。我們必須尊重歷史和歷史人物，無論他是否有爭議。我們應該把他們當作中性的歷史人物來對待，才能公正地看待這段歷史。」

兩蔣日記爭奪戰　蔣方智怡淚灑法庭為這樁
www.appledaily.com.tw查看原始檔
「兩蔣日記」所有權爭議未止，國史館以蔣家後代蔣友梅、立委蔣萬安等13人為被告，向台北地院提起確認所有權及管理權之訴，台北地院為確認日記等文件保存過程，今傳當時交給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的蔣孝勇妻子蔣方智怡作證，她庭訊時落淚說：「若有人認為我做的不夠，我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用侵占字眼來指責我，希望這件事和平解決。」台北地院審理「兩蔣日記」歸屬爭議，歷經2次調解，蔣家後代幾乎都同意捐給國史館，僅剩蔣經國長孫女蔣友梅有意見，日前開庭時要求確認美國史丹佛大學保管文件就是「兩蔣日記」，國史館則提議透過司法互助、委託史丹佛大學確認或雙方一起到美國勘驗等，法官為釐清案情，今傳當時全程處理的蔣家媳婦、蔣孝勇妻子蔣方智怡出庭說明。蔣方智怡表示，「兩蔣日記」是蔣中正先生交給蔣經國先生，蔣經國先生再交給先生蔣孝勇，過程中，蔣經國先生的弟弟蔣緯國及蔣孝勇兄弟蔣孝文、蔣孝武都沒有意見，先生交付時也說明所有權屬於她的，後來許多學術研究單位都有找她，當時就透過宋仲虎先生、孔令瑋女士與蔣宋美齡夫人討論，確認不能贈與，因此，只有史丹佛可以簽署暫時保存契約，因此於2004年8月與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完成簽約，由代理人與史丹佛代表在加拿大點交所有「兩蔣日記」文件。談到「兩蔣日記」訴訟，蔣方智怡不禁哽咽落淚說：「我保管這些文件盡心盡力也全程參與簽約過程，不知花了多少錢，還找贊助者贊助，因為保存兩蔣日記一直是我該做的事。」又說：「身為蔣家媳婦，我做我該做的事，若有人認為我做得不夠，我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用侵占來指責我，這件事很久了，且在國外有訴訟，要等國內訴訟結果來判決，希望能以和平方式解決而非訴訟，期待這批珍貴文物能回到中華民國國史管保存，相信也是2位長輩（蔣中正、蔣經國）所期待的。」兩蔣日記原由蔣孝勇妻子蔣方智怡保管，她於2005年將日記交給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保管，直到2010年，天下文化及中研院近史所想出版兩蔣日記，引來蔣友梅不滿，她於是在士林地院告蔣方智怡，主張日記所有權為蔣經國繼承人共有，雖然後來蔣友梅撤告，但蔣家內部對日記保管仍沒有共識。美國胡佛研究所擔心日記所有權會被相關人提告，因此於2013年9月間向美國法院提出確認所有權官司，將所有可能主張日記所有權的關係人全部列為被告，包括國史館、蔣孝文、蔣孝武、蔣孝勇所有家族成員。2013年10月，蔣孝武、蔣孝勇家族，即蔣方智怡等人將日記所有權讓與國史館，因此，國史館也被美方列為確認所有權被告，再追加蔣孝嚴家族為被告。國史館因而向美國法院主張，基於日記歸屬涉及中華民國法律，且證人與證據都在中華民國，要求先將訴訟移轉到台灣審理，美國法院因此於2015年9月裁定停止訴訟，要求國史館主動在台灣提確認所有權等官司，等台灣確定判決出爐，美方再根據台灣判決繼續審理，國史館於是在前年11月間，以蔣家後代蔣友梅等人列為被告，向台北地院提起確認所有權訴訟。

蔣介石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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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日記，是中國現代史重要人物蔣中正自1915年至1972年7月21日手部肌肉萎縮症不能執筆為止之私人日記，共57年，是中國歷史上現存最完整、體量最巨的領導人日記。其中1915年、1916年及1917年之日記，於1918年底福建永泰縣遭北軍襲擊逃難時失落，1915年日記僅存13天。蔣後來自撰《中華民國六年前事略》回憶1917年前個人歷史，亦被學者引用，但非日記。1924年日記可能遺失於黃埔軍校時期。台海兩岸都有學者認為此日記高度真實及有權威性，顛覆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過去官方論述。
蔣日記原本由本人保管，蔣死後交蔣經國保管；蔣經國死後，交蔣孝勇保管；蔣孝勇死後，交蔣方智怡保管。2004年，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與馬若孟取得蔣方智怡授權，親自到加拿大與美國的蔣家，將日記帶到胡佛研究所存放。
蔣介石日記「目前暫存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已開放供研究者參閱」[1]:10微縮攝影版，但因蔣家後人(可能是蔣經國或蔣介石自己)對日記有刪節或塗黑，導致少部分日記內容不完整。胡佛研究所也在蔣家要求下，將部份與史學研究無涉的隱私少量內容進行處理，此部分內容將在2035年完全公開。[2]

蔣日記的版本
蔣日記有多種版本：
手稿本：即原稿。
仿抄本：即命人按照原樣照抄的副本，自1920年起至1970年止，中間缺1924、1948、1949三年。
類抄本一：毛思誠撰，將蔣日記分門別類抄出。後於文化大革命時，毛家被紅衛兵抄家，於夾牆中發現，最後留於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類抄本二：中國抗日戰爭時期，蔣命王宇高、王宇正繼續分類摘抄自己日記，分為"困勉記"、"省克記"、"學記"、"愛記"、"遊記"等五種。編者並加入史料補足蔣日記中未提及之處，但對蔣日記有潤飾，現在已經由台北國史館出版。
引錄本："事略稿本"，由孫貽主編。將蔣自1927-1949年文告與函電等一併收入，但蔣日記部分有做刪選及美化。其他亦有引用蔣日記著作，不一一列舉。[3]
背景
蔣介石日記由蔣介石從1919年直到1972年他患病止，用毛筆親筆工整在日記簿上書寫。原文無標點符號，均為後人所加。不過卷帙浩繁，要解讀得花很大功夫。
移至胡佛研究所
2005年，蔣方智怡將蔣中正與蔣經國私人日記原稿（合稱「兩蔣日記」）移至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暫存50年。胡佛研究所檔案館主任Elena Danielson表示，他們現在所收藏手稿檔當中屬於中國近代史人物已經有一百多位，而兩蔣日記只是暫借保管。李登輝時代曾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郭岱君，五年前受聘於胡佛。據郭說，胡佛和蔣家協議：兩蔣日記只是「存放」（deposit）於胡佛，但並不「擁有」（own or possess）這些日記，將來不排除日記遷往中國領土（Chinese territory）之可能。
2006年3月25日，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和蔣家媳婦蔣方智怡親自到訪史丹佛大學，首度將原件（1917年至1931年的日記）公之於世。
近代中國檔案及特藏史料
胡佛研究所設立的「近代中國檔案及特藏史料」，內容包括中國國民黨檔案、蔣中正、蔣經國日記、中華婦女聯合會檔案等。陳誠把他在江西剿共攻破中共瑞金，所擄獲原始文件贈予胡佛研究所，二戰接收中國東北要員張嘉璈把他的文件也給胡佛研究所，宋子文的文件和兩蔣日記如今亦歸胡佛研究所，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前行政院長唐飛和前監察院長王作榮等中國國民黨大老也將個人文件和檔案交給他們收藏。
法院保護令
2013年9月25日，史丹福大學針對蔣日記，向所在地加州法院提起了訴訟。[4]該大學的委任律師說，訴訟的目的是要請法院裁定，蔣日記要由史丹福大學繼續保管，或者交還給蔣家後人，而不是請法院判決蔣日記的所有權歸誰。
目前為止，僅有蔣方智怡與該大學簽約，委由其保管蔣日記；而日記的所有權屬於蔣家後人共同繼承，故該大學目前獲得代為保管的授權並不完整。
蔣日記所有權的共同繼承人為：蔣孝章、蔣蔡惠媚、蔣方智怡、蔣友梅、蔣友蘭、蔣友松、蔣友柏、蔣友常與蔣友青等九人。[5]
日記部分內容
1919年
1919年7月26日寫道：「近日甚為淋病之苦，心生抑鬱也。」蔣時常打算克制自己慾火，卻苦無成果。1919年3月，他旅經香港，又在旅舍中嫖妓，他說是「見色心淫，狂態復萌，不能壓制矣」。也曾見豔女心動，蔣寫道：「見豔心動，記大過一次。」。
1923年
1923年8月5日寫蔣「約會馬林及各同志商決赴歐事」。12月13日寫蔣於「下午，作《遊俄報告書》」。
1925年
1925年6月，沙基慘案發生，蔣「憂憤成疾，日記獨立自強標語以自針」[6]。
1927年
1927年8月8日寫道：「余以為對同志應退讓，對敵人需堅持，而汪乃異其是，誠非人類也」[7]
1933年
1933年6月3日寫道：「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於中國有益，於心無愧而已。」[8]
1935年
1935年8月21日寫對日本失敗之預測：「（一）對中國思不戰而屈。（二）對華只能威脅分化，製造土匪漢奸，使之擾亂，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國。（三）最後用兵進攻。（四）中國抵抗。（五）受國際干涉引起世界大戰。（六）倭國內亂革命。（七）倭寇失敗當在十年之內。」
1936年
1936年11月30日寫道：「從前只知以豪傑自居，而不願以聖賢自居，今日乃以聖賢自待而不願以豪傑自居矣。」[9]
1937年
1937年7月12日寫道：「戰爭勢必擴大，不能不亟謀應付之方」。7月19日寫道：「政府對和戰表示決心，此其時矣！人們以為危，我以為安，立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對日本「最後之方劑，唯此一著耳！」。7月26日寫道：「遭必不能免之戰禍，當一意作戰，勿存避戰之想矣。」。7月28日寫道：「歷代古都竟淪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為預料所及，故昨日已預備失陷後之處置。此不足警異也。」8月13日寫對日本作戰「應以戰術補武器之不足，以戰略彌武力之缺點，使敵處處陷於被動地位」；中國共產黨「思乘對外戰爭之機會，發動其陰謀，當設法防止之」。8月15日寫日本「空軍技術之劣，於此可以寒其膽矣。」8月25日寫道：「近日，戰局漸轉劣勢，人心動搖。此次戰事本無幸勝之理，惟冀能持久耳」。9月25日寫道：「敵以為反覆轟炸可以逼我遷都或屈服，其實惟有增加我國抵抗之決心而已」。10月31日寫道：「此次抗戰，實被迫而應戰。與其坐而待亡，忍辱受侮，不如保全國格，死中求生，與敵作一決戰。如我再不抗戰，則國民精神亦必日趨於消沉，民族生機毀滅無餘矣。」11月7日寫道：「保持戰鬥力以圖持久抗戰，與消耗戰鬥力以維持一時體面相較，則當以前者為重也。此時各戰區應發動遊擊戰，使敵人於佔領各地疲於奔命也」「南京應固守乎？放棄乎？殊令人躊躇難決。」。11月13日寫道：「抗戰最後地區與基本戰線，將在粵漢、平漢兩鐵路以西。」
1938年
1938年1月1日寫道：「我人對於外交，斷不宜作依賴任何一國之想，務必力圖自存自立。」1月2日寫日本「所提條件，等於滅亡與征服我國。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1月15日寫此星期中「敵人以宣戰、否認我國民政府與繼續軍事行動等威脅逼迫，無所不至，可云極矣！以余視之，不值一笑」。1月17日寫道：「此項聲明，早在意料之中彼」日本「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而未明言否認二字，此乃無法之法，但有一笑而已。」7月26日寫道：「觀察敵勢，在直接溯江而上，僅佔要塞、據點，而不作應戰，以期先佔武漢，為惟一目的。」10月22日日記寫道：「此時武漢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強保持，最後必失。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全若干力量，以持久戰與最後勝利的根基。」
1939年
1939年2月10日寫日軍「今晨在瓊州海口登陸，聲明佔領該島。此為開戰以來對英法美最大之威脅；此後戰局必急轉進下。」日本「狂妄，蓋已決心向民主世界開戰矣」。5月4日寫道：「敵逞凶殘誠卑劣，無恥之尤者。……觀我民眾遭此慘痛，仍無一句怨恨抗戰之言，余思之更難自安。……見我民眾如此，更增余之樂觀與勇氣矣！中華民族之志氣……殘忍暴行豈能脅制！」。
1942年
1942年1月4日寫道：「日本侵略南洋，可謂戰無不利，攻無不克，而獨在長沙之役受到最大慘敗，於是英美政府及其輿論，方知日寇之強，乃反應我國之不弱，公認我五年抗戰之艱難非若期預想之易也！」。
1945年
1945年10月11日寫中國共產黨「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之不若也。」[10]
1946年
1946年8月21日寫蔣當日正午接受比利時「列日大學頒哲學、文學博士，此為第一次獲得博士學位也。尤其是哲學博士，是平生最愛之學術也。」
1947年
1947年11月1日寫道：「正午與妻在庭園野餐，良晨美景，日暖風和，夫婦敬愛，心神怡懌，不能言喻。天父恩賜我如此之厚，惟有感謝不置耳。」[11]{{rp|402}
1948年
1948年1月4日寫道：「六時半起床，妻言星期日應可多眠一時，稍節勞力，你尚不知白髮己全白，長此操勞，精力何以為繼。余聞之只有彼此憐惜，互道『但願上帝保佑』，予亦無他言可慰也。」[11]:402。2月10日寫道：「大除夕宴會後放花筒與高昇鞭炮，勉效少年度歲之樂，妻更歡悅也。」[11]:402。3月25日寫道：「甚歎今日求一李鴻章、胡林翼、駱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蔣已經承認中國國民黨改造失敗，而失敗原因出在內部。
1949年
1949年1月14日寫道：「桂系及各方反動派因此必進一步藉」中國共產黨「之條件，而更要脅我下野，以求投降也。余只有行我預定計畫，盡其職責也。」[1]:606月18日寫道：「余必死守台灣，確保領土，盡我國民天職」。[12]:2098月6日寫道：「而今實為中國最大之國恥，亦深信其為最後之國恥，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12]:22712月10日寫其父子「午餐後起行到鳳凰山上機，十四時起飛」往台灣，「途中假眠三小時未能成寐」。12月31日寫道：「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軍隊為作戰而消滅者十之二，為投機而降服者十之二，為避戰圖逃而滅亡者十之五，其他運來臺灣及各島整訓存留者不過十之一而已。」
1958年
1958年8月31日寫道：「此乃極端情感不良之下，仍能以理智控制，並不現激昂之色，此或修養之效。」
1969年
1969年7月5日寫道：「恢復大陸領土主權問題，俄共入不能與我等先解決，如其陽為合作，陰無誠意，則不可合作，否則清軍入關，對於吳洪之欺詐，當引以為戒。」10月17日寫道：「我政府自當靜觀其內部變化，決不在此時反攻，以免俄共侵佔華北，以製造另一個傀儡政權。」
日記中對重大新聞議題的回顧
批滬商人
疑似物價問題
軍中士兵辱軍官事件
1919年5月7日日記寫道：「往第三十九營點名，為士兵侮辱，當時只有忍辱包羞而已。」
痛批尼丑
尼丑，即尼克森。
對釣魚台列嶼議題
當時係美國佔領，若美交給日本。成懸案。
蔣介石日記對歷史研究之意涵
台灣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呂芳上稱：從蔣日記中可以看出一個「平凡人」到「領導者」之心路歷程，無需刻意神聖化，也不必妖魔化。[13]許多人都知道蔣用度非常節儉，補破衣、不挑食，一口假牙，吃東西十分簡單。[13]蔣不喝酒、不吸菸，袛喝白開水，其實生活很平淡。[13]從蔣日記中可以體會到，他很容易結盟，又很容易結仇。[13]結盟或許與上海之生活經驗有關，結仇就可能涉及個性。[13]從蔣日記中看出他對人物批評苛刻，有軍人作風，既現代又傳統。[13]但因為他喜歡讀書，所以跟一般軍人仍然不同，有些文人氣質。[13]他自承脾氣暴躁，對文官雷霆責罵，對軍人拳打腳踢，雖然想克制自己，但是個性似乎不易改變。[13]他勤於任事，對於文稿甚為重視，常常自起文稿、講詞。[13]蔣日記之重要，是一套有血、有肉、有靈魂之資料。[14]破除坊間對蔣宋家庭生活之傳言，與蔣予人肅穆之形象，頗有不同。[14]此日記不衹提供歷史發展線索，更重要是揭露人性。[14]研究歷史本應以人性為依歸，此日記正給人一份珍本作有「人味」之研究。[14]蔣日記開放研究雖不能顛覆過去歷史，但提供許多其親身經歷之民國人事，補足近代重大歷史資料。[14]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維開稱：蔣日記對於蔣生活與工作，他記取在中國大陸失敗之教訓，積極改革黨政軍等方面，保衛台灣、建設台灣，開創其革命生涯中另一段新事業。[15]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稱：蔣日記中常有文字分析國際時勢，附有剪報。[16]蔣日記顯示出，蔣有較高視野，看問題往往從多方面來考量，故能成其大。[16]蔣日記裡記述對田舍湮沒，人民漂流之慘狀，為老百姓陷於水火而感心痛。[17]他關心全國性問題，不只是軍事利害，還有人民生活。[17]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稱：蔣日記長達50餘年，有助於人們瞭解其內心世界和許多不為人知歷史秘密。[18]蔣日記大體是寫給自己看，目的在自用而不示人傳世，其記事抒情較真實，為備忘、安排工作生活、道德修養、總結人世經驗或宣洩感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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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要領導人看了蔣介石日記後默然無語
日前，一篇關於中共高官看過蔣介石日記之後默然無語的帖子引起民眾熱議。圖為，《蔣介石日記》。（網絡圖片）
日前，一篇關於中共高官看過蔣介石日記之後默然無語的帖子引起民眾熱議。圖為，《蔣介石日記》。（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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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14-02-18 1:52 PM 標籤: 蔣介石, 蔣介石日記
【大紀元2014年02月18日訊】（大紀元記者古春秋報導）日前，一篇關於中共高官看過蔣介石日記之後默然無語的帖子引起民眾熱議。目前，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保管著蔣介石日記的原稿，並於2006年開始向公眾開放日記手稿本的閱覽權。

中共高官看蔣介石日記後默然無語

2月17日，大陸社交網站《凱迪社區》有民眾發帖，講述了一名中共很重要的高官到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看蔣介石日記的舊事。

據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負責整理和研究《蔣介石日記》的華裔研究員郭岱君披露，《蔣介石日記》2006年向公眾開放手稿本的閱覽權後，某年10月，中國大陸有一名很重要的領導人，由中共駐美大使陪同，帶著十幾個部長，悄悄來到胡佛看蔣介石日記，指定看1949年那部份，說是要看蔣介石怎麼寫中共。

據郭岱君披露，這位先生認真看了一個多小時，看完之後默然無語。

帖子認為，那是被震撼了，是被蔣介石的人格力量、道德光芒震撼了。首先，日記中沒有失敗者的絕望和惡言；失敗者表現的是對於責任的擔當，是對人民的深切痛惜，對於國家的竭力顧護。

而相比之下，中共的領袖則缺乏這樣的人格風範，缺乏這樣的道德懿行。中共將中國這個亞洲最早的民主國家，一個在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方向上確定了發展目標、正在走向正軌的國家，打了個稀巴爛，完全破壞了中華民國既有的前進道路……

帖子引述評論說，建政與建國不是一回事，中共建立了新的政權，但是沒有創立新的國家；心痛民國，可惜了。
日前，一篇關於中共高官看過蔣介石日記之後默然無語的帖子引起民眾熱議。圖為，蔣介石在書寫。（網絡圖片）
日前，一篇關於中共高官看過蔣介石日記之後默然無語的帖子引起民眾熱議。圖為，蔣介石在書寫。（網絡圖片）

蔣介石日記記述了在大陸堅守的最後日子
中共1949年10月1日奪取政權那一天，蔣介石仍在中國大陸。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保管並向公眾開放的《蔣介石日記》，記述了蔣介石在中國大陸堅守的最後日子。

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中國一片歡騰。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華裔研究員郭岱君說，蔣介石面對未來局勢，沒有絲毫歡悅。他在8月13日寫道：「未來艱鉅，十倍於抗戰。」蔣介石知道，這個時候林彪、彭德懷的部隊已經開始行動了，內戰即將開始。而且，內戰的複雜與艱困可能比抗日更甚。

郭岱君表示，1949年，全國敗局已定。從《蔣介石日記》可以讀到「愧悔無地自容，幾無面目見世人」、「只能戴罪補過，以求自贖」這樣的話。

1949年，上海被共軍攻克前夕，蔣介石5月6日乘軍艦離開上海。郭岱君說：「這艘船走得非常慢，在黃浦江出來後在沿海走來走去，不知去哪裏。最後船停在舟山島，也沒有登岸。前後在海上漂泊十來天，真是乾坤萬里，滄海茫茫，不知何處為家。你可以想他這種心情：他不願意離開中國，也不願意去台灣，更不願意去外國。」

蔣介石1949年7月1日在台北設立了總裁辦公室，12月8日才下令中央政府正式遷台。但從6月21日到12月10日，蔣介石留在大陸，指揮據守西南的國軍作戰。11月30日晚上10點，他離開重慶前往成都。

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從成都離開中國大陸。郭岱君說：「起飛的時候，在成都上空繞了兩圈，他眼淚流下來。這一次離開，他再也沒能夠回到中國大陸。」

郭岱君說：讀完國共內戰期間的《蔣介石日記》，人們可以發現，蔣介石對於國民政府失掉中國大陸的原因，有很深刻的反省，但卻從來沒有罵共產黨。

大陸民眾網上熱評

2月17日，民眾在《凱迪社區》發帖熱評：

蔣介石是有中國傳統文化根底的人，雖敗，但不失氣節！

帶領中國人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僅憑這一點，蔣公必然名垂青史。

史上中國造反，都是舊政完全滅亡，只有蔣政，不但沒滅，還比新政更好。

1971年元旦，蔣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評論大陸文革，是「將中國大陸變成了東方的瘋人院」。

對比蔣介石的為人，民眾盤點了毛澤東秘書的下場：

田家英：日常秘書，1966年被自殺；周小舟：機要秘書，1966年自殺；江青：生活秘書，1991年自殺；葉子龍：機要秘書，文革監護審查7年；陳伯達：政治秘書，1970年被拘，1973年開除黨籍，1976年被捕；胡喬木：政治秘書，文革中被打入冷宮；李銳：兼職秘書，1959年遭批判，文革入獄8年。

而著名哲學家、社會活動家張東蓀沒投毛澤東票，最後被關進監獄。1949年9月，中國政協會議選舉國家主席，總共576名代表投票，毛澤東得575票。眾人認為毛謙虛，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是投了自己贊成票的。毛從容地說：「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甚麼人，都有選不選毛澤東的權利，要尊重事實。」但會後，毛要求追查，民盟秘書長張東蓀被查出。

1951年，張東蓀捲入「美國特務案」，被撤消了民盟內外一切職務，1953年5月被開除出民盟；1973年6月2日，於北京秦城監獄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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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日記，日記人解讀得不一樣？

April 29th, 2008, 目前有 28 則留言,

2006年的3月31日，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正式開放蔣介石日記供外界觀賞抄寫，當那扇深褐色的木門一開，已有兩個人搶先在外等候，他們是年已70歲的中國大陸歷史學家楊天石（及同事張海鵬），他也是最近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一書作者。

這主題跟互聯網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只是市井小民，對民國初年史沒研究，對政治脫節得像白癡，之所以寫這篇文章，百分之一百是只出於一點──「日記」。上周逛誠品書店看到這本書，讀了幾句就毫不猶豫的買下，全因為序裡的一句話──作者說，蔣介石日記，從1915年開始一直寫到他去世前幾年的1972年，從28歲寫到85歲，長達57年，「在中國以至於世界政治家中，有這麼長時段的日記存世，內容如此豐富，大概絕無僅有。」作者說。

哇，絕無僅有？那……我也寫日記呵，我今年31歲，至今寫了16年日記；若我活到85歲，就寫了70年日記！身為一個有自信的現代人，我自認也是特別、很難得的人，這麼久還沒碰到同齡的也在寫日記者，於是，竟抱著好奇心，我買下這本書繼續閱讀。

從書裡的照片看來，蔣介石是以毛筆書寫日記，字跡甚粗，平均每兩行會有一個錯字，蔣以畫圈圈方式塗去錯字，在旁邊以小字補上；有趣的是，蔣似乎是買來制式的日記簿來填寫，就像我們小時候在書店買的那種日記簿（只是沒有可愛的Hello Kitty小鎖和小鑰匙），而蔣買的那種日記簿還蠻嚴厲，竟幫作者印好日期（所以不能一日不寫），比如說上面印著「十月七日，星期二」，下面印著「民國二十年」，頁面上方還有橫寫的「名人名言」（蔣自己也聽名人名言？）。中間部份，除了畫直直的線，讓蔣以毛筆書寫日記內文外，還有一區是「提要」、「社會記事」、「氣候」、「溫度」。這些都是印刷的。每個月後還有一區是「上月反省錄」……信不信，上面這麼多區域，蔣介石居然就像小學生一樣，全部一一妥善的照規定「填」起來。看了以後不禁哈哈大笑。

不過，我相信處理蔣介石日記的這些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專家們，本身並沒有寫日記的訓練，自然也感受不到，「日記人」的心態。我這篇文，不是讀後感，而是想提供一些從「日記人」來看的幾個小點點。

第一，「蔣介石為何寫日記」，這點作者研判得接近正確，因為一般人總誤認這就是所謂「presidential memoir」，作者說台灣作家李敖甚也曾質疑「蔣介石拿日記騙人」。作者分析，「日記有兩種，一種是主要寫給別人看的，一種是主要寫給自己看的。」然後他直斷，「蔣的日記主要是寫給自己看的。」他之所以這樣判斷，主因在於蔣在日記裡，寫了許多個人隱私與個人情緒，一點也不符他所試圖塑造的「偉人」形象。

但我覺得，這個結論是錯的。蔣介石日記，並不是寫給自己看的。學者這樣分析，是出於對「寫日記」這件事的低估，大家總錯估「拿出一本簿子來每天都寫」這件事的難度！這難度之高，遠遠超過任何一個讀書、努力、耕田計畫。看，人的一生是多麼的起伏，蔣介石從三十歲開始寫日記經過現代人不會經歷的奇妙時期，每天的情緒，每天發生的事情，每天的忙碌狀況，有太多事情比日記還重要，只寫給自己看，絕對不可能持續下去的。因此，當一個人如此勤快的長久寫日記，用詞如此華麗審慎，並會如此的保護它（蔣介石中間不斷交待其他人幫他「抄寫數份」），表示他是「玩真的」，並且是要「公開」的。至於為什麼在要「公開」的情況下，他又敢以披露真實的自己，答案應在他的人生態度。一個人之所以寫日記成這樣一定有他所信奉的人生態度。

第二，「蔣介石日記常常罵人」，作者舉例，幾乎所有人他都罵，「最親密的人也罵，像戴季陶是他的好朋友，他也罵；另外，何應欽、李宗仁、胡漢民、孫科、宋子文、孔祥熙他都罵得很難聽，比如說罵孫科是『總理的不肖子孫』、是『阿斗』，『賣黨』、『賣國』等等。」既然身邊人都罵成這樣，那與蔣談判過的所有歷史大人物蔣當然也都罵，有趣的是，那個年代好像「大家都寫日記」，書中有提到好幾位與蔣「交手」過的名人的日記，譬如史迪威，比對以後就「很好笑」，他們白天行禮如儀，晚上在日記裡一個叫對方「小雜種」，一個罵對方「惡劣」、「荒謬」。不過，作者見此情形，有時就會研判蔣介石是口是心非，嘴裡說一套，心裡又是一套，「世界授勳史上大概不曾有過這樣的案例，內心深處認為其人有滔天罪惡，但還要為其授勳」。

當然我們知道，蔣絕不是「好人」，但一般沒寫日記的人不知道的是，「口是心非」是常有的事。寫日記的人寫久了，對日記有一種特殊的傾吐習慣，他會覺得，看到不爽，基於記錄忠實原則，就要寫下；一旦寫下兩三字，火大了，就會連番罵出，不過這「罵出」的動作其實已經把那怨懟幾乎傾吐殆盡，反而讓他可以用更清澈的心去面對，如果說念佛的人看所有都是善，蔣介石的生活環境及他個人特質肯定讓他看到的「全是惡」，而日記正幫他在做心理調整。蔣曾自誇「以德報怨」，雖然後來不見得自己有做到，不過可已斷定的是，日記其實已把他70%的「怨」都吸掉了，不然他做事會更極端，或許也會更失敗。

不過，從這些激烈的批判中，我反而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大家眼中的蔣介石是「獨裁」的，他自己一定不這麼認為，但我從日記片段中嗅到蔣對所有事的一種「無力感」，他的問題顯然是在他對於人不信任，管不動人，只好獨裁；沒有魅力，只好霸權，這是我從日記察覺到的。

第三，「蔣介石日記提及家人的部份」，這段，作者幾乎從輕鬆的八卦面來分析，我則覺得這段很重要，幾乎可統籌出蔣的真實性格。

譬如，蔣提到他在重慶時演說，「本日在參政會講演，自覺過於滯鈍，詞不達義，而妻則以為甚得體也。」作者重點放在宋美齡頗支持欣賞老公，我則從此句看到蔣肯定和宋美齡討論，「老婆，我今天講得怎樣？」而且宋美齡覺得不錯的情況下，蔣本人卻自認「講不好」，足見蔣是完美主義之人，並且為了完美而常沒有自信。

此外，蔣在日記中提到與「經、緯兩兒在港皆見其母（宋美齡），回渝父子團聚，此最足欣慰之一事。如西安事變殉國，則兩兒皆未得今日重見矣…。」這句話最重要的應是「如西安事變殉國」幾字，蔣列出他可能死亡的時間點，他其實是抱著隨時會「離世」的心情在珍惜現在的每一天，從這邊或許可嗅到他與兒子的關係或許是在兩個極端劇烈擺動的，一端是霸權老爸的自有架勢，另一端是帶著某種遺憾與情感仰賴。

蔣也提到與宋美齡的爭吵，好像都是老公較順從老婆，常露憐憫之意。宋到香港去，「妻工作太猛…若離開渝，不能對人民、尤不願余獨居雲。此三年來戰爭被炸之情形…實非其金枝玉葉所能受…。」蔣在那段時間，也大量在日記中提到宋美齡的身體，包括皮膚病、眼疾；也大量提到兩個兒子和繼母宋美齡的關係，他對家庭可說是投入了和他外在形象不符的大量情感，但這家庭如此的特別，在那個年代可能「一摔就碎」，蔣仍一直在其他「大事」之外，佔許多日記篇幅，頗有「把握當下」的味道，或許，這性格是爬到這位子的人所必須的人格特質。

以上三點，只是目前能看到的觀察，我還沒將此書讀完，但讀到現在的感想是，蔣介石是這麼一個很多人都不喜歡的歷史人物，我讀完以後也不會覺得特別的喜歡他，不過，卻不禁一歎，原來再怪的「奇人」，也是普通一般人，只是他的經歷讓他一步步走向那個程度。所謂「當局者迷」，這「局」，蔣介石顯然迷在其中，山上的高僧，可能也迷在某個局中，我們也都迷在自己的局中。重要的是，我們彼此都不了解對方的「局」，永遠都不會。

因為……我們不寫日記！

直到1000年後，大家早已不再研究民國初年史，但或許還是會拿出「蔣介石日記」，用那五十七年的文字，研究一下這個「人」。我的結論是，無論我們在哪個「局」，我們都要寫日記，後代，才可以「認識真正的我」。一天只要一小時，我們可以不枉費活了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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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on_cultures/chiang_diaries.pdf

1915年到1972年，蔣介石每天都寫日記，寫了57年。他寫第一篇日記時28歲，當時他正在從事反對袁世凱的革命活動。1972年7月21日，他寫下最後一篇日記，這時他85歲，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可以說，他的一生都與中國的戰爭、政治、國家聯繫在一起。

1920年代，中國國民黨的創始人孫中山實施聯俄容共，實現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第一次合作。但是國共兩黨很快反目為仇。也正是在這個期間，蔣介石成為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透過蔣介石的日記，人們也許能夠瞭解更多國共兩黨關係的秘密，還能夠對中國抗日戰爭前前後後的複雜情況理出一條更清晰的線索。
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在中國近代史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從一開始共產黨和國民黨是合作兄弟，到後來變成敵人，因為一系列的事件反目為仇，最後促成兩黨的決裂，其中一件就是所謂的中山艦事件。
蔣介石年輕時是個左派，非常嚮往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他經常閱讀馬克思和列寧的書，讀了很多有關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書。他特別在1923年的秋天去莫斯科訪問時大量閱讀此類書籍，從此每天還學習俄文。但那次訪問對他來說是很深刻的心靈之旅。他親眼目睹共產社會的理想國家是什麼樣的狀況，他在日記中有很多的反思。他回來之後跟他的好朋友廖仲愷通信，談了很多他所看到的他發現有點不對勁的地方。比如不是說是工人的天堂嗎？可工人的生活並不好；不是說世界民族都一律平等嗎？可他發現少數民族在莫斯科受到歧視等等。即便如此，他還是很支持社會主義。孫中山要聯俄容共，黃埔軍校成立時蔣介石也是非常支持孫中山的聯俄容共。到了1926會發生中山艦事件是有原因的。那時的蔣介石是黃埔軍校的校長，在國民黨裏面的份量和權力還不夠。因為孫中山過世了，他要繼承遺志進行北伐。可是當時的蘇聯顧問叫季山嘉不贊成北伐。所以他們兩人為此出現很多爭執，甚至出現拍桌子，彼此惡言相向的情況。那時汪精衛比較傾向于季山嘉。孫中山過世以後，汪精衛一直都是党的名義上的領導人，真正的變化實際是到了抗戰以後。此時國民黨裏就有左派跟右派的問題了，在黃埔軍校裏國民黨的右派跟左派，以及共產黨人中間也有很多的心結。有人就利用蔣介石的這種不安、矛盾和懷疑開始造謠。在中山艦事件之前的兩個禮拜日記顯示，他非常的惶惑，恐懼，憂傷，甚至在2月19日那天他想自殺。
中山艦是清朝時中國從日本定購的戰艦，原名永豐艦。1922年，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發動叛亂，孫中山曾經在這艘軍艦上避難長達一個月有餘。因此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改名“中山艦”。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對中山艦的調動產生懷疑，認為共產黨可能發動兵變，於是下令扣押中山艦，逮捕艦長、共產黨人李之龍,並且包圍共產黨和蘇聯顧問機關，扣留了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中的周恩來等共產黨員。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中山艦事件。共產黨人認為蔣介石是故意製造這場事件，藉機清除國民革命軍中的共產黨人。蔣介石則認為，共產黨當時是想同國民黨中的左派攜手發動針對他的兵變。目前的史實則表明，雙方實際上都有誤解。然而，這次事件的客觀效果的確加強了蔣介石在國民黨和政府中的地位，為他取得軍政最高領導權創造了條件。
中山艦事件，大陸官方史書說是蔣介石故意製造的，是他下令中山艦調動，然後又說這是共產黨要謀反。實際上這已經沒有什麼爭論了，因為中國大陸有幾個學者已經研究過，蔣介石那天人在廣州，中山艦到了黃埔又回到廣州。回到廣州的當天晚上一直沒有熄火，其實沒有熄火是有其他的原因，因為有外國的商隊要來參觀。不巧的是，因為之前彼此已經有很多疑慮，蔣介石已經非常不安，偏偏那天汪精衛就一連打了三個電話給他，問什麼時候去俄國。蔣介石本來想退讓，因為羽翼未豐，所以就說到俄國去修養算了。汪精衛那天又問。所以他那天日記就說，某人一日三次問我什麼時候去俄國，加上中山艦當晚不熄火，所以他覺得奇怪，是不是半夜想把我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去？他的疑慮進一步加重。實際上2月19日那天他是想要走的，他跟陳立夫的秘書已經買了回汕頭的船票。車子已經開往碼頭了，在路上陳立夫對他講，我們為什麼要屈服？他日記也寫得很清楚，他說我們的車子已經到了碼頭，後來我又想既然革命人們為什麼怕死？所以又掉轉車頭回來佈置，第二天清晨就把中山艦上的人都抓起來，同時把俄國的顧問季山嘉也監視起來。第二天早上汪精衛發現這個事情大怒，可是事情已經發生。但是後來蔣介石也發現誤會了，並沒要把他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所以後來又把這些人都放了。
這些事他日記都有寫。他跟汪精衛因此也就交惡了。汪精衛非常生氣。汪精衛後來一氣之下就出走了。蔣介石也很後悔，覺得他太孟浪。楊天石教授就講，這是一個偶然的必然，也就是說彼此的疑慮已經非常的深，加上左右兩派之間互相的猜疑，有人就在中間藉機生事，利用蔣介石的疑慮和不安，製造這樣一個事件，打擊左派。如果沒有中山艦，也可能還有別的事情。也就是說這事件儘管不是蔣介石故意要製造的，但實際上是有人故意製造的。
其實這都不是他期望的，因為他的日記是想退讓。他其實船票都已經買了要走了，因為他當時根本就沒有什麼力量，僅僅是黃埔軍校校長而已。在軍事、政治和黨務方面在他上面的大有人在。他最後從碼頭又回來，是抱著必死的決心。
當人們談論可能不清楚的歷史事實時，總是會提到抗戰初期的不抵抗政策。東北軍在不抵抗政策的指導下，不放一槍一彈就把東三省讓出去了。根據大陸官方的說法，不抵抗政策是蔣介石下的。但包括張學良自己都否認這樣的說法。實際情況正如張學良所說，不抵抗政策不是蔣介石下的。張學良在三個場合都鄭重的否認。他在臺灣接受訪問，在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的訪問，以及他自己的回憶錄裏面都很明白地說完全沒有這回事。實際上對蔣介石來說，“9.18”事件發生他還不曉得，第二天才知道。所以他的日記在9月19日寫道：“昨晚倭寇無辜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佔領我營房。天災匪禍，相逼而來，恕我為亡乎？”他第二天才曉得這事，然後趕快趕回來。第三天9月20日他才寫：“聞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搶佔，心神不寧，如喪考妣，苟為我祖宗之子孫。如不收回東北，則永無人格矣！”所以說不抵抗真的跟他沒有關係。
9.18事變之後，儘管日本佔領了整個中國東北地區，蔣介石並沒有對日宣戰，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主張。很多人認為，蔣介石的這個政策在日本入侵時繼續圍剿紅軍，置國家與民族利益於不顧，導致了東北的淪陷。蔣介石日記解開了“攘外必先安內”之謎。
因為蔣介石是瞭解日本的。他說：“倭三日可亡我矣”。他沒有立刻抗日，有他的考量。因為中國的軍隊裝備跟日本比簡直是天壤之別，只要日本封鎖長江和沿海一帶，三天就完蛋了。所以他說：“不可貿然而戰”。他在日記中考慮了很多。9.18之後他考慮了很多，必須抵抗，但事實上不知道怎麼辦。他甚至在9月20日立下遺囑，說我沒有別的辦法，我們也打不過人家，只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萬一不測，當見危授命，特書此為遺囑。”他認為要爭取時間抗日，爭取時間備戰。等到1932和1933年時，他跟德國的軍事顧問和蔣百里有很多的討論，慢慢地眉目就比較清楚了，就是要進行持久戰，爭取時間備戰。所以，從1931年到1937年在真正抗戰爆發中間，國民黨做了很多事情，但只能做不能說，他要掩飾，就是人們所說的“攘外必先安內”。當時就考慮要遷都，因為他曉得上海很快就要失去，南京沒有辦法守，考慮遷都洛陽，遷都西安，最後決定遷都四川。中國那個時候是個軍閥割據的時代，蔣介石根本沒有辦法控制整個中國，他能控制的只是沿海幾個省而已。所以他在日記中就說，我怎麼進入四川呢？特別是四川、雲南和貴州都是軍閥勢力非常大。所以他一直在想，並跟德國的軍事顧問商量。有一天就“得一計”，以剿匪為掩護，建立西南根據地，“借剿共以收復西南”，故意把紅軍留下一小股，把他們往西南趕。所以紅軍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是從江西往西南走，中央軍就在後面追，因此才能進入四川。這是他的一計。所以有一天他寫道，“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
這就是說他當年要繳滅紅軍，實際上是要抗戰的一個策略。他有時故意把紅軍放過去，所謂的圍追堵截也是有控制的。當時說的“攘外必先安內”或者是不抵抗政策，大陸官史說是蔣介石不顧外敵侵略的威脅要打內戰，要剿滅共產黨。這事要看從什麼角度來看，因為國家不團結是不可能打仗的，可是在當時紅軍只剩下不到兩萬五千人，蔣介石當時認為他只要收復西南，立刻就可以把紅軍剿滅。他還真沒有把紅軍看在眼裏。所以他更重要的希望能夠收復這些軍閥，讓軍閥團結起來抗戰，這是他的考量。問題是他這麼做但不能說，就借剿共以收復西南，借剿共以掩飾抗戰之決心，這對所有的學者，特別是對中國大陸的學者，是個很大的顛覆。他一方面是收復西南，準備要遷都重慶，另一方面又讓蔣廷黼、宋子文、孔祥熙、陳儀到歐美各國去結交，希望能夠得到軍事上的支援。其中孔祥熙的成果最好，他在1934年跟德國簽訂了秘密協定，所以德國就派了軍事顧問到中國來，還有很多的兵工廠和武器都給了中國，德國甚至於他的參謀總長塞克特將軍都擔任我們陸軍的總顧問。他的副手法肯豪森上將親自到中國來訓練中國的軍隊。中國在此之前沒有國家軍隊，軍閥的軍隊各自為政，而且都沒有什麼訓練，真正一點點訓練就是黃埔的，但黃埔的人數非常有限，也僅僅是短期的訓練。1934年德國的顧問法肯豪森來了以後，才開始訓練，這時才開始編定陸軍寶典，步兵手冊。蔣介石希望能夠爭取時間，希望有五年或六年甚至更久，他希望能訓練60個師。蔣介石同時推行新生活運動。這個生活運動以教育掩護動員，實際上是要國人動員起來，精神上要準備抗日。他的日記裏有很多這些話語，比如怎樣以教育來掩護動員，以外交來掩護他的各種遠交近攻，通過發展實業來備戰。所以這幾年有人說是國民黨的黃金時期，實際上是備戰。因為他在日記中說：“中日之戰必不可免”。他心裏非常清楚，但問題是他做的所有這些都不能講。
他在日記裏多次說“中日之戰必不可免”。那時有很多人反對他，不但東北流亡學生反對他，左派人士罵他，國民黨內部也有人批評，他很痛苦。但他有時就自我鼓勵，“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辱”。當時只要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個仗是沒辦法打的，因為中日太懸殊。所以當時汪精衛的口頭禪就是：“這個仗怎麼打？”國民黨裏面的于佑任、居正和孔祥熙，都認為不能打，因為實際上是沒有辦法打，包括民間的知識份子胡適、蔡元培、傅斯年，他們都認為不能打。所以北大的學生抗議，蔡元培出來跟學生解釋說，我們要忍，現在還不能打，結果蔡元培被學生打倒在地。
日軍侵佔中國東北後，蔣介石明白以當時中國的實力，不可能戰勝日本，中國只能進行持久戰。在當時的戰場上，中國軍隊往往在數量上超出日軍，但卻節節敗退。上海、南京、武漢、長沙、華東、華南相繼失守。中國軍隊為何在這一帶投入如此大的兵力，承受如此大的犧牲？蔣介石日記道出他的苦衷。蔣介石在9.18之後的前兩三年，是很矛盾的。因為他真的不知道怎麼辦，所有的中國領導人都不知道怎麼辦。可他曉得日本絕對不會以東北跟華北為滿足，一定要整個中國。實際上日本當時也是在打這個算盤，希望成立傀儡政權，因為東北已經有一個滿洲國，接下來就是要成立華北的傀儡政權。蔣介石知道這個仗非打不可，但怎麼打？何時打？他在斟酌。但從他決定遷都以後這個戰略就很明顯。國民黨當時在1936年曾經有個黨內的會議，制定了持久戰的方針。因為要打持久戰，所以蔣介石抗戰兩個重大的原則就是要誘日軍南下，改變日軍的戰略軸線。日軍本來從北平往西南斜線一條，直搗西南，那整個中國半壁江山就完了。蔣介石為了持久戰，開闢淞滬戰場，才會打了那麼慘烈的1937年8.13淞滬會戰，讓日軍硬是從北往南走，改變它由東向西的戰略，拉大戰場。蔣介石也知道我們沒有什麼可以跟日本人打，有的只是血和肉，以及民族之精神和生命。他在日記中說：“此戰不在勝負，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長。”8.13的淞滬之戰，中國數十萬軍隊陣亡，日本也是如此。這是蔣介石主動求戰，主動挑釁，就是為了開闢淞滬戰場，引誘日軍南下，因為在1937年的8.13之前，日本在上海駐軍只有不到6000人。因為上海都是租界區，日本也不想再那邊打仗，而且之前都有協議，不要侵擾租界區。可蔣介石為了開闢淞滬戰場，日記中就講他命令張自中堵塞吳淞口，故意要張自中封鎖揚子江口，並要“謹慎挑釁”。淞滬會戰是1937年8月13日起中國軍隊在上海與日本軍隊發生的戰鬥，是中國抗日戰爭中第一場重要戰役，也是這場戰爭中規模最大、戰鬥最為慘烈的戰役之一。日軍投入37萬人，死傷4萬餘人；中國軍隊投入75萬人，死傷30萬人。三個月以後的1937年11月12日，日軍攻陷上海，淞滬會戰結束。淞滬會戰中方雖然失利，但卻實現了蔣介石將戰線引向華東華南地區的戰略設想，為中國的長期抗戰爭取了時間。
所以，日本嚇了一跳，沒想到敢在上海打起來。日軍本來只有6000人，後來不斷從日本本部、華北、臺灣調兵，最後在上海和後來的南京的日本軍隊到達37萬人。當然中國軍隊大概動員了70萬。蔣介石在德國顧問手中所訓練的最精銳的部隊四分之三都在淞滬之戰中陣亡了，大部份都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可是因為有慘烈的淞滬之戰，接下來首都淪陷，又有南京大屠殺，損失慘重，可因此爭取到了一年零三個月的時間。武漢到1938年10月才淪陷，日本本來沿平漢線就要拿下武漢三鎮的，但蔣介石硬是把日本軍隊牽制在淞滬和南京一線，整個中國的學校、工廠、機關，全部都乘這個時候沿長江西遷，爭取到一年三個月的時間，所以到第二年日本才回頭打武漢。
說到蔣介石的抗戰謀略，提到了持久戰。大陸方面認為持久戰是毛澤東提出的，因為他對此有一篇專著。事實上，蔣介石在1933年和1934年的日記中已經多次提到持久戰，蔣百里談持久戰就更早。而國民黨在1936年的洛陽會議為抗戰定調，就是說要打持久戰。這是見諸於文字的。蔣介石的持久戰就是要拖下去，蔣介石日記就講：“敗而不降，拖垮日本”。他認定日本是個小國，沒辦法撒遍全中國。蔣介石以空間換取時間。他在七七事變之後說，“地無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每人都抗戰，每個地點都是戰場。這是日本要極力避免的，日本需要速戰速決。當年的日本外相重光奎是投降書上的簽字人之一。他在回憶錄裏就講，日本當時沒有很好的戰略，日本根本就不應該被國民黨拖到淞滬，37萬大軍在淞滬一拖就是一年，因為南京淪陷後已經是12月底了，長江已經相當的冷，很多的行動就不便了。重光奎說本來是應按照原來的方式行動的，沒想到被國民黨拖著走了。
說到“攘外必先安內”和不抵抗政策，這就涉及到國共兩黨關係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西安事變。西安事變最後的結果是國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日。
1936年12月12日，東北軍的張學良和西北軍的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扣押了到西安監督剿共行動的蔣介石，要求他停止剿共，一致對外。蔣介石與共產黨攜手抗日。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西安事變”，使張學良成了共產黨眼中的英雄，而對於蔣介石和中華民國來說，蔣介石日記有很多記載。他對西安事變的日記人們後來看起來就像看小說一樣精彩。
首先他為什麼要去西安？已經有人警告他，西安不穩定，不要去。他還是去，因為他相信張學良，待張學良如“子侄”。但故事中還有故事，因為中共在張學良這邊已經做了很久的工作了，要他脅迫蔣介石抗日。張學良去跟蔣介石說你不應該花時間打內戰，應該抗日等等。蔣介石拍桌子把張學良大罵一頓。張學良火了，回去以後就兵諫了。蔣介石的日記也很精彩。他說突然間外面槍聲大作，他就要侍衛去看發生什麼事情。侍衛回來說大事不好，他馬上就說趕快從後面的窗戶跳出去。侍衛先跳下去，他接著跳。他在日記中說跳下去以後三分鐘站不起來，因為他不曉得後牆是裏高外低，外面是一個溝。他跳下去以後脊椎跟腿都受傷了，侍衛只有背著他往山后走。後面怎樣搜索，怎樣抓到他，日記中都非常的精彩。這裏面就談到中共在事件中的角色。蔣介石在西安見到了中共的代表。蔣介石日記裏面記得非常清楚，與周恩來見兩次。蔣介石的日記很感人。有一天他就寫：“十時三十分，餘已就寢，妻攜周某來見。多年不見故人，甯無感慨乎？”蔣介石為什麼如此失望，憤怒，對張學良如此不能原諒呢？是因為他已經打算一切都佈局好了，遷都完畢之後，陳誠和衛立煌的軍隊已經在百靈廟準備一舉殲滅紅軍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差兩個禮拜了，結果發生了西安事變。所以他寫道：“漢卿誤我大事矣”，“漢卿壞我一盤好棋”。
當然那時候也沒有想到蔣介石沒有料到這是改變歷史的大事，但起碼這件事把蔣介石剿共滅共的企圖被打掉了。此外就是他還沒有準備好抗日。他本來希望有60個師，結果很快就倉促應戰了，1937年就跟日本宣戰了，整個的訓練都還沒有完備。大陸的官史把所有這些都說成是投降主義的表現，準備好當漢奸。
其實，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和日本曾經嘗試過舉行和平談判，中國內部也出現“主戰派”和“主和派”之爭，甚至成立了以汪精衛為首的依附於日本的政權。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到底有沒有與日本和汪精衛政府暗通款曲？蔣介石日記為人們揭開謎底。
首先是國民黨裏面當時很多人都主張和談，覺得沒有能力跟日本抗爭。汪精衛就提出曲線救國。汪精衛、胡適等很多人當時就組成“低調俱樂部”，主張儘量維持，能夠和談就和談，但也不投降，儘量維持低調，希望能夠撐下去。國民黨裏面的大員，不只是汪精衛，包括孔祥熙、于佑任、居正、陳佈雷，他們都覺得這個仗是不能打的。蔣介石本人也支持和談。蔣介石在日記中說，他也參與和談，支持和談。他支援和談有幾個目的，一是要維持雙方聯絡的線，第二個他想知道對方到底在搞什麼，第三就是要拖延時間備戰。等到了1936和1937年，他知道時機差不多了，不能再拖。特別是1937年對日抗戰正式宣佈以後，還有人在和談。那時汪精衛還透過德國駐華大使等人跟日本講希望能夠和談，尤其是在南京失陷以後，這時國民黨裏面覺得要完蛋了，這仗真沒法打，和談聲音隨著又起。這個時候，蔣介石比任何人都堅定，他在日記中寫道：“倭所要我者，不僅是我之經濟，我之交通實業，而是要我民族之命脈”，“委曲不能求全”。
南京失陷以後，和談的呼聲非常高，國民黨裏面的壓力也很大，大家都要和談。蔣介石就說，要和談，那有一個條件，就是日本必須恢復9.18之前的狀態，不但退出華北，還要退出東北。日本當然是不可能答應的。有趣的是，孔祥熙和蔣介石是連襟。孔祥熙主張和談，他有兩條線在做。有一天孔祥熙又寫信給蔣介石說，必須和談。蔣介石這天非常生氣，他說：“肖孔等主和者太可笑，應痛斥之。”結果孔祥熙又來勸他，結果他火了。他說：“還有人再來勸我和談，以漢奸論罪，殺無赦。”有一天白天，于佑任跟居正去找他，又在談。居正就說，我知道你是委員長，代表國家。你不願去和談，因為是屈辱，我願犧牲我自己，我去簽字，你不要去簽字。蔣介石在日記中說，別的事情都可以談，“抗戰方針，不可變更，始終大難大節所關，必須以主義與本黨立場為前提。”蔣介石還表示，“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之為愈。”沒有想到蔣介石的抗戰決心那麼大。
汪精衛從孫中山去世以後一直是國民黨的主席。他和蔣介石之間的關係相當微妙。雙方有合作，也有紛爭。以大陸的歷史來說，汪精衛是左派，蔣介石是右派。但最後汪精衛叛變了，真正堅持抗戰的是右派蔣介石。
汪精衛最後是所謂曲線救國，現在公認的漢奸。但在中國大陸也有另外一種說法，就是蔣汪是同流合污，抗戰後當年在汪偽政權中擔任要職的人很多都沒有受到懲處。中國大陸很多的說法跟史實有相當的距離。其實，汪要走，蔣介石也知道，他想盡辦法留他，甚至於汪到了雲南、到了河內，蔣介石還托穀正綱和穀正鼎拿錢給汪，勸他不要去跟日本人，還說如這樣就會身敗名裂。他們還說：“你去法國好不好？甚至還拿出10萬美元，希望汪到法國去。後來發生河內的刺殺事件，汪也火了，因此就走下去了。蔣介石汪兩人因此就分道揚鑣了。這裏絕對沒有什麼同流合污的問題。蔣介石之前的日記，他一直都知道日本對中國不懷好意，日本是要把整個中國當成傀儡，當成日本的勢力範圍，把中國所有的資源提供給日本。所以蔣介石非常反對而且極力阻止汪精衛跟日本合作。很來為什麼很多汪偽政權的人又跟國民黨合作，那是因為抗戰末期他們也知道日本拖不下去了，就存在接受的問題。因為國民黨真正的主力部隊在西南，而東南一大片都是汪偽政權的。所以戴笠當時就跟他們聯絡說，你們如果幫助我們有秩序地接收淪陷地區並維持當地的治安，那人們願意讓你們戴罪立功。
這裏面就涉及到底相信誰的問題。國共在抗戰期間是合作的，共產黨的軍隊全部改編成國軍，八路軍和新四軍，是正規的國軍，而汪偽政權是偽軍。在日本將投降的時候，國民黨政府已經和汪精衛政權有所聯繫，讓他的部隊維持治安。日本投降以後，根據大陸的說法，國民黨部隊下令偽軍維持治安，不得向共產黨的部隊投降。共產黨的軍隊主要集中在華北和西北，搶著來接收。蔣介石和毛澤東心裏都很清楚抗戰的結束就是內戰的開始。蔣介石在抗戰末期知道日本快要失敗了，就開始謀劃下一步怎麼辦。他首先要求汪偽政權就地維持秩序，要向國軍投降，而不是跟共軍投降。蔣介石同時跟日本合作，要求日本駐華總司令崗村甯次讓日軍就地維持秩序，等待國軍來交接，而不是交給共軍。日方也同意了。這就是為什麼整個復員和交接基本秩序井然。
蔣介石開始時與蘇聯關係相當密切，蘇聯當年對中國的支援主要是對國民黨。但蔣介石能夠面觀全局，對整個國際形勢和各方面的勢力消長非常關注。他在日記裏很仔細地策劃聯英美，還是聯蘇。他首先寄望于蘇聯，因為有長期合作的關係。當時國民黨裏已經有人比如宋子文等，1930年代就多次對蔣介石提出，不要寄望蘇聯，應該聯合英美。可是國民黨裏大多數都認為英美這麼遠，誰會來管我們？但最後還是宋子文這條線發揮了作用。珍珠港事變後，宋子文就大展身手了。他代表蔣介石在美國華府大展身手。宋子文也是一位被大陸官史扭曲的人。他很了不起，很聰明，真正是才華橫溢的人。現在來看，抗戰時期中美之間的貸款、援助、軍事援助、經濟援助、科技、武器以及交流合作，宋子文幾乎就是最關鍵的人。飛虎航空隊也是他創建的。……
很多歷史學家看了蔣介石日記後認為，蔣介石是在艱苦卓絕困難之中能夠堅忍不拔，矢志不移。實際上蔣介石當時沒有能力打仗，所以他在日記中寫道，人們是持久戰，拖、戰，敗而不降，要拖死日本。蔣介石在日記中希望一邊拖，一邊就是“寄望國際形勢有所變化”，這樣中國才有生機。他開始是寄望蘇聯能夠參戰。但史達林很詭詐，他雖然給中國很多的軍事援助，但就是不參戰，是讓中國軍隊去打。但他一直給蔣介石一個幻想，就是他可能會出兵。所以蔣介石在日記裏面一直期待，所以很失望。可沒有想到日本後來去偷襲珍珠港，導致美國參戰。所以珍珠港事變當天，蔣介石的日記寫得很清楚，他非常地欣慰。他說：“抗戰之陣略，本日達於極限”，“終於峰迴路轉”。他對整個世界的形勢相當掌握。
常言道：是非曲直，自有公論。希望蔣介石日記能為後人判斷和評價中國的那段歷史真相和提供公論，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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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日記曝光：失去中國，台灣才能發展

現在的中國歷史與帝王時代不同，並非完全由中國共產黨撰寫。但是共產黨的勝利確實影響了各界對民國時代的觀點。蔣介石就是受害人之一，他在二戰時被西方視為英雄，是自由世界對抗日本和中共的希望。

戰後國民黨政府瓦解，蔣介石的地位也隨之崩解。而哈佛大學的Jay Taylor所寫的新書《大元帥》，顯示坊間對蔣介石以及中國內戰的看法太過誇大。

這是第一本有效運用蔣家檔案的傳記，包括了蔣介石的日記。傳記中的那個人，性格難以捉摸，也非常具有先見之明。蔣介石知道，在美國加入戰爭之前，日本絕對不可能被打敗；他似乎也知道，紀律較嚴明、動機更強的共產黨總有一天會勝利。

蔣介石的盟友和毛澤東一樣易變無常。1971年，尼克森和紀辛吉決定靠向中國，等於拋棄了台灣。他們的計畫並不是從華盛頓傳到蔣介石耳中，而是透過當時中國總理周恩來。作者認為，紀辛吉似乎願意讓中國武力佔領台灣。

那時蔣介石認為，失去中國也許是件好事，這樣他才能讓台灣好好發展；中國有內戰等諸多問題，根本不可能完成這樣的任務。不過，一蔣介石死後，台灣才以驚人的速度邁向民主；在所有人心中，蔣經國才是帶來政治改革的人。

蔣介石統治下的台灣，事實上是個一黨獨裁、走資本經濟路線、追求快速成長的國家，和現在的中國沒有兩樣。由此觀之，作者認為蔣介石並不是這麼失敗的人。（黃維德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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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侮辱 - http://goo.gl/wkeS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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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日記透露了哪些歷史秘辛？
從1949年起，大陸輿論一直將蔣介石作為“獨夫民賊 ”“人民公敵”來宣傳。1960年代，新華書店是一片紅色海洋，紅寶書的各種版本，紅太陽的各種圖片，把裏裏外外映得一片紅彤彤，而此前那怕是紅得發紫的如《紅岩》、《紅日》、《紅旗譜》都被取消了“紅”的資格，被掃進黑書的垃圾堆。此時此際，卻有兩本香港出版的非紅書，在中國大中城市的新華書店公開地“內部發行”。為什麼又公開又內部呢？因為書是萬惡的資本主義香港出版的，怎麼能在社會主義的陣地公開發行？所以打上“內部發行”幾個字。這兩本書，一本叫《侍衛官雜記》，一本叫《金陵春夢》。這兩部書都是寫蔣介石的。在全民都讀紅太陽的紅寶書的歲月裏，突然間允許人們讀描寫蔣介石這個最黑人物的黑故事書，所以這黑書銷路必然紅火。可以說，從此中國大陸人知道的很多關於蔣介石的故事，很多都是從這兩本書中獲得的。比如蔣介石與孔二小姐偷情，宋美齡與美國軍官鬼混，蔣介石的光頭是因為得了梅毒，蔣介石其實不姓蔣，祖籍也不是淅江奉化，而是河南許昌一個姓鄭的人家生了一個兒子名叫鄭三發子，鄭家女人逃難到淅江奉化，走投無路嫁給一個姓蔣的鹽商當了鹽商的小老婆，鄭三發子作為“ 油瓶”到了蔣家，改名成了蔣介石……。

總之，在紅太陽最紅最紅的時候，蔣介石這塊石頭最黑最黑。

很多年過去了，紅太陽已經不是那麼紅，黑石頭也已不是那麼黑。然而關於蔣介石的故事還在人世間流傳。特別是近年間蔣介石日記逐步公開，這個堅持每天記日記的“頑石”，在日記中事無钜細包括生活小事日三省其身，連某天晚起半小時竟自責“禽獸不如”，見了美女多看了眼也自責“見豔心動”，把自已一生的種種“劣跡”一－記載下來，供世人傳播。回歸真實的蔣介石，徹底顛覆了當年《侍衛官雜記》和《金陵春夢》的故事。

蔣介石一生保持寫日記的習慣，從1917年起直到1975年去世，除了去世前病重外，幾乎沒有一天中斷。蔣介石生前從未公開自己的日記，他的日記是為了“吾日三省吾身”，完全是寫給自己的，因此他的日記展示了一個完全真實的蔣介石。

蔣介石去世，日記由兒子蔣經國保管，蔣經國去世則由蔣介石的孫子蔣孝勇保管。蔣孝勇去世，2004年末，蔣孝勇的遺孀蔣方智怡把共50本《蔣介石日記》全部交給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保存，並同意胡佛研究所將日記原件進行永久保存的技術性處理後，從2006年到09年，分四批向公眾開放。

胡佛研究所華裔研究員、近代中國檔案及特藏館負責人郭岱君，全程參與了《蔣介石日記》的接收，並主持整理和研究工作。郭岱君指出：《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對於瞭解一個真實的蔣介石，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她說：“ 蔣介石幾乎半個世紀都是中國的主導人物，所以他的日記裏面記載的東西，對於我們瞭解那個時代的重大政策，重要人物，重要決策過程，等等，是非常有幫助的。不只是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新的資料，更對於很多我們一知半解，或者撲朔迷離，或者似是而非的事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瞭解的脈絡。”

郭岱君表示，《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其意義不僅在於瞭解蔣介石本人，更有助於人們研究從1975年上溯半個世紀中國歷史的真相，“所以我們看日記，也看到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的變化和發展，包括政治的變化，經濟的變化，領導人物之間的關係，還有領導人物與外國的關係，包括非常廣泛。

”她說，研究《 蔣介石日記》，人們還可以清楚瞭解到，蔣介石為什麼能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領導國民黨和領導中華民國，“孫中山先生逝世的時候，在國民黨留下一個權力真空，當時，如孔祥熙、宋子文，還有汪精衛、胡漢民，他們都是很重要的人物，不管是汪精衛，或者胡漢民，他們主政，都需要蔣介石。為什麼？因為他是孫中山先生所信賴的人；他創辦了黃埔軍校，他有軍事的基礎；他看事情會想到中國的東南西北，北方的外患，西方的邊疆，東邊的日本，南邊的其他國家，他會有一個權衡；他自己非常努力自修；然後蘇共也對他另眼相看；加上他本身的政治手腕也相當圓熟。假如歷史重來一遍，他還是要脫穎而出。”

《蔣介石日記》早年部分，記錄了北伐，圍剿紅軍，國共合作， 抗戰，國共內戰，等等。國民政府敗退臺灣後，記錄了臺灣的發展、台海兩岸關係、臺灣與國際交往的重大事件，包括朝鮮戰爭、改造國民黨、臺灣的經濟改革、中國的大躍進和文革、核子試驗、越戰、臺灣退出聯合國，等等。除此之外， 日記中還大量記錄了他與夫人宋美齡的關係，宋美齡在蔣的一生中是個很重要的角色，他非常愛她，非常尊敬她。而宋美齡也非常有智慧，她在很多地方給了蔣很多幫助。抗戰的時候，她率領婦女做了很多事情；新生活運動的時候，她的婦女工作組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在外交方面，她是蔣的一個非常得力的顧問。夫妻在生活上、在宗教信仰上、以及在健康上，都互相幫助。

近年來，中國大陸出現越來越多公正評價蔣介石的聲音，這與包括《蔣介石日記》在內的大量史料公開，不無關係。《蔣介石日記》對於人們瞭解一個真實的蔣介石，瞭解從1975蔣介石逝世上溯半個多世紀中國近代史的許多真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中國共產黨撰寫的歷史中，最能激發不瞭解中國近代史的中國人對蔣介石義憤的，就是共產黨所描述的，在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侵略中國期間，蔣介石實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而稱自己是八年抗戰的領導者。閱讀《蔣介石日記》，可以知道與共產黨的宣傳相反，抗戰期間，蔣介石指揮國軍與日軍浴血奮戰，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抗日鬥爭。而“攘外必先安內”，《蔣介石日記》中有詳細的解釋，郭岱君說，“ 實際上日記公開了以後，我們發現不是那麼回事。在30年代初的時候，經過幾次圍剿，共產黨所剩不多，就兩萬多人了，蔣當時並不認為這是一股沒有辦法消滅的力量。可是他想到抗戰，九一八以後，他要爭取時間，所以要趕快遷都西南。四川、雲南、貴州都不是中央軍能夠去的地方，因為都是軍閥控制的。蔣介石其實一生都沒有真正控制中國。那麼怎麼辦呢？他想要遷都重慶，他後來想得一計，他說：借剿共以掩護我抗日準備之決心，借剿共以安定西南。 他說日本最怕我們西南安定，我就不讓日本人得逞。‘我要借剿共以掩飾我安定西南的決心’這樣的句子非常多。他想借剿共，把紅軍往西南趕，中央軍在後面追，這樣中央政府才可以進去。”

除了抗戰以外，人們對與蔣介石非議最多的，就是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認為其原因在於國民黨的腐敗。從《蔣介石日記》中，可以看到，蔣介石對此早已有所警醒，他在抗戰末期就開始注意這些問題了，他經常在日記裏寫：為什麼工人不聽我們的？為什麼婦女要支持共產黨？為什麼青年學生不相信我們？他提出很多問題：土地問題怎麼解決？農民問題應該怎麼辦？他有很多想法，他認為將來一定要改革，他要把國民黨改成中國勞動黨，他說黨員要到鄉村去服務三年，青年學生高中畢業後要到農村去服務兩年然後才能考大學。也就是說，國民黨建立了一個上層的制度，但跟下層還是有距離的。他非常非常希望改革，特別在內戰的時候，連戰皆敗，他在日記裏幾乎每天都在反省，當時國民黨的貪瀆，士氣低落，等等問題，他非常清楚。但是，實際上他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讓他來改革，因為每天都在戰爭之中，所以一直到了臺灣，才真正有機會來改革。

國民政府敗退到臺灣後，國民黨的改革終於成為可能，1949 年後的《蔣介石日記》，大量內容都是記錄蔣介石痛定思痛，決心改造國民黨，和在臺灣實行新的經濟政策，國民黨脫胎換骨，徹底改革。這種改革不僅是黨的改革，政府的改革，也包括經濟思想的變化，奠定了後來臺灣的發展基礎。

最近，有學者從蔣介石日記發現歷史秘辛。美國底特律大學政治系前系主任戴鴻超多次閱讀蔣介石日記，他發現，蘇聯曾密謀聯合臺灣攻打大陸，蔣介石為了顧慮與美國邦交而加以拒絕，但美國尼克森總統卻為了與中共建交拋棄臺灣，讓蔣介石十分悲憤。

戴鴻超教授閱讀蔣介石從1917到1972年多達一千萬字的日記。戴鴻超透露，前去閱讀日記的有美國、日本和中國大陸、以及臺灣的學者近兩百人，他與當中許多人都談過，大家共同的印象是記載的內容都是事實。戴鴻超說，“ 研究中國近代史或是現代史是必須一看的。很多事情只是外面的傳說，可以用日記來澄清。”

戴鴻超在日記中發現，1968到1972年間，蘇聯因為政治意識形態和珍寶島及新疆邊境問題與中共交惡，雙方在邊境集結重兵戰爭幾乎一觸即發。蘇聯有意聯合臺灣一起對中共進攻，居間聯繫的人有蘇聯的駐英記者路易士(Victor Louis)，此人曾去臺灣與蔣經國談了一星期。另外還有蔣經國的親信曾任新聞局長的魏景蒙，以及雙方駐日本、巴西、墨西哥等國的大使。蔣介石日記中有詳細的記載。戴鴻超說，當時正值文革中國大陸情勢混亂，蔣介石也有意進軍反攻大陸，雙方遂同意接觸。但是蔣介石不信任蘇聯，日記中甚至說要以吳三桂為鑒，所以蔣介石始終沒有應蘇俄要求提出供給武器的清單，蘇俄在與中國邊境問題緩和之後，也終止了與臺灣的聯繫。

臺灣獨派人士多年來總是責備蔣介石不應該退出聯合國，甚至說美國有意讓中華民國以臺灣的名義留在聯合國內，但是被蔣介石拒絕了。戴鴻超則指出這種說法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聯合國的憲章和運作方式。戴鴻超說，“因為基本上是美國向中共讓步了，是美國要接納中共的代表權，他(蔣介石)沒有選擇的餘地。現在民進黨認為臺灣不應該退出來，但實際上1971年聯合國投票時，臺灣是被排除的，不是退出來的。”

年高102歲的中華戰略協會副理事長李正中，與蔣介石、蔣經國和蔣緯國都有多年的共事經歷，也看過部分的日記原件。 李正中推崇蔣介石一生的勇氣和犧牲，並常朗誦蔣介石晚年日記中的一首詩：“一身當世界，雙手扶中華；石拳托宇宙，鐵肩擔乾坤。”

存放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蔣介石日記近年來成了研究近代史的重要依據，有哈佛學者陶涵根據日記寫成《蔣介石傳記》，正面的歷史評價與幾十年來對蔣介石負面的看法有所不同。也有一些學者摘取部分日記內容，寫了一些秘辛故事發表。戴鴻超則是為他英文著作《蔣介石與毛澤東》進行查證， 該書預計在2010年底出版。

郭岱君是蔣家後人把《蔣介石日記》交美國史丹福大學保存，並向公眾公開的推手。郭岱君指出，保存真實檔案是千秋大事，希望將來有一天，《蔣介石日記》能夠送回蔣介石的故土存放和公開，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可能閱讀到這部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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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時刻：日記中的蔣介石—宋慶齡和傅作義的反毛隱秘(完整版) - http://goo.gl/Q2Uwi2

華盛頓—  有些人有寫日記的習慣，記下自己對生活的描述和感想。通過一個人的日記，人們可以增加對他的了解。由於日記是寫給自己的東西，因此人們還可能通過一個人的日記了解到其它途徑無法知道的秘密。今天的《解密時刻》向大家介紹的是中華民國已故總統蔣介石的日記。據說，這部日記記錄的一些內容甚至可能顛覆我們對蔣本人，甚至對中國現代史的部分認識。現在就讓我們來一起翻閱這部塵封數十年的日記，透過字裡行間，認識一個你未必真正了解的蔣介石。 蔣介石日記的唯一真本受蔣家的後人委託，由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保管。我們特別邀請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郭岱君女士向我們介紹她參與保管的蔣介石日記，幫助我們了解蔣介石到台灣之後那些鮮為人知的心路歷程。 畫外音：1949年，共產黨軍隊勢如破竹，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台灣。共產黨由弱變強，國民黨由強變弱，這究竟是為什麼？蔣介石開始反思，國民黨開始改革。蔣介石的日記記錄下當時他反思和國民黨在台灣改革的點點滴滴。 *蔣介石49年反省失敗原因：太依賴美國* 李肅：1949年之後國民黨就退到了台灣，共產黨就在大陸成立了中華人 ​​民共和國。蔣介石在日記中有沒有反省這件事，是誰把大陸丟掉了？ 郭岱君：那太多了。1949年不但對蔣介石本人，對整個中華民國都是非常重要的年代，因為對整個民族的命運都是很大的分水嶺。實際上國民黨正式遷到台灣是在12月。也就是說整個1949年這一年蔣介石基本是在大陸打仗，在督導作戰，因為李宗仁最後不願意到廣州，更不願意到成都，而是跑到廣西去了。所以真正率軍打仗的是蔣介石。所以1949年是陳誠在台灣，蔣介石在大陸。我們現在談論的台灣很多的改革基本是陳誠在負責的。 蔣介石在1949年寫的日記特別多，幾乎每天都在反省。他一直想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不但是1949年反省，1950年繼續反省。他歸納了幾個失敗的原因。首先是外交，他認為不能過於依賴或者信賴他國，因為過去對美國太依賴了；另外就是黨。他認為國民黨整個渙散了，沒有信仰，對三民主義沒有認識，黨員離心離德。黨也沒有黨紀，完全處於失控狀態；第三就是軍隊。他說軍隊士氣蕩然，認為這些帶兵的人每到一地就先想好自己後退之路。等到戰況不利，這些帶兵的將軍們自己先跑，把軍隊留下。他說這怎麼可以打仗？最後就是經濟，經濟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在財政方面相當責備宋子文。他覺得宋子文作做行政院長時候把黃金拿出來允許兌換，導致庫存的黃金一半都沒了。但結果並沒有穩定金融，所以蔣說：“子文誤國”。他好幾次談到金融問題時就說，就怪子文一人。事實上沒有那麼單純。 另外就是反省他自己。他認為自己管事太多，“驕矜，自持，忙迫，不能詹敬虛心,全憑主觀行事。”他說自己輕浮急躁,個性太強，凡大小政策無不自信自覺，因此無人近也，無法集思廣益，折衷至當。所以他對自己有很多的批評，實際上在1949年說幾無面目在天地之間，甚至自殺以謝國人。事實上當時國民黨很多大員只有三個選擇，一是投共，二是逃到香港、澳門和美國，第三種就是自殺，很多人自殺。蔣介石身邊最信賴的人，一個是陳布雷，另外就是戴季陶，兩人最後都選擇自殺。所以蔣介石也不是沒有想過，但他還是認為這是我闖的禍，犯的錯，要贖罪，重新改革。他當時就說要尋找一單純之地，另起爐灶。 再就是他認為誤學了美國的民主，“未及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也就是說1946年中國開始行憲，可是那個時候整個中國的條件還不成熟，勉強行憲結果一塌糊塗。還有一個我認為很重要就是，他認為本黨對孫中山總理的三民主義沒有切實執行，特別是民生主義。蔣下野後在奉化住了三個月。他在家鄉到處走，說我自己的家鄉本黨執政已經20多年，但奉化民眾的生活沒有什麼改變。他說本黨的人都在做官，沒有好好地執行總理的旨意。他說如果有機會一定要在經濟上徹底改革，切實執行三民主義。蔣到了台灣以後就做了一些改革。 *蔣介石允許台灣地方自由選舉* 李肅：比方說他進行了土改，允許地方有些自治，甚至允許黨外人士後來參加選舉，同執政黨候選人競爭，而且很多黨外人士獲得了選舉的勝利，當了地方首長。這個在蔣先生的日記中有什麼記載？ 郭岱君：很多。這部分日記內容很多學者來看，但由於是後半段，所以大陸學者來看的比較少。我就比較幸運，能夠經常去翻。有些內容我最近才看到，因為中間有些三言兩語你如果不注意還看不到。比方說他到台灣後第一就是舉辦革命實踐研究院，就像是中央黨校，對黨員作思想上的重新教育。他並組成了改造委員會，對國民黨，對整個自治進行重新改革。比如說他歡迎工人入黨，農人入黨，婦女入黨，青年學生入黨。他在日記中常常自問，問什麼大學老師都不聽我們的，跟著共產黨走？為什麼婦女和青年學生都跟著他們走，老是反對我們？他做了很多改革，另外就是土地改革。 再就是你剛剛談到的地方自治。這非常有意思，因為他在1950年想要開始地方自治，國民黨裡面都表示反對。1950年還是風雨飄搖，台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大家都說你這是不切實際。可是他覺得不能再拖。他表示我們當年就是沒有好好執行孫中山總理的三民主義遺教，現在到了台灣一定要好好認真做。他說要舉行選舉，舉行鄉鎮市長選舉、縣市長選舉，還有省議會選舉，都是直選的。當時大家都很害怕，可是他堅持要做。這裡很有趣，因為雖然蔣介石說他是總理的信徒，要實行三民主義，其實中國三千多年來沒有真正做過選舉，誰也不知道真正民主是怎麼回事。所以大家都說你這樣做很危險，因為我們外省人是從大陸來的，外省人只佔人口13%,一選不就完蛋了嗎？最後可能連飯碗都沒有了。所以內部反對，後來就折衷，縮小選舉範圍，比方說台灣一共只有21個縣市，他把它分成八次選舉，因為這樣比較不會亂嘛。 那麼第一批就是台中市長的選舉，國民黨候選人姓林，非國民黨候選人姓楊，叫楊基先。有另外一位無足輕重的候選人。楊基先是台中的世家，他的叔叔當時是台灣省民政廳廳長，所以楊一路領先。很多人就在蔣介石面前講，台中是台灣省中部第一大市，萬一市長落入別人之手，我們國民黨還有的混嗎？蔣介石後來也忍不住了，就打電話給台灣省主席吳國楨。他說你叫那個姓楊的自動退選，而且不能說是我不讓你選，要你自動退選，因為他不願意擔這個罵名。這個日記裡寫得很清楚。我一直到前幾個月才看到。吳國楨是在美國讀的書，當然覺得不妥。但吳國楨還是聽蔣的話，去跟楊基先說。所以蔣在日記中說，楊某同意退選，態度良好。但蔣馬上就後悔了，覺得此舉似有不當。蔣第二天又想究竟該怎麼辦呢？結果第二天吳國楨跑來跟蔣說，此舉似乎不妥。蔣就在日記中說：“國楨甚羅索”，“但餘有錯，只好忍耐其羅索”。蔣後來又緩言告之，有沒有補救的方法。第三天蔣又思考，到12月29日這天他又打電話給吳國楨，叫通知楊某，允其繼續參選。吳國楨告訴楊後，楊也很大方，就同意參選。結果等電話打完之後，蔣在日記中就說，這樣“餘心稍可慰也”，即使本黨失去選舉，“餘心亦無愧也”。當然最後果然楊某當選了，而且是高票當選。所以第一任的台中市長是一位非國民黨人。有了第一任台中市長選舉的經驗，最後就是台北市長選舉。這是國民政府的臨時首都，結果出現一匹黑馬叫吳三連，是位本土人士。國民黨根本推不出人跟他競選。國民黨人士就問怎麼辦？是不是不准他參選。可是因為有了台中的經驗，蔣介石就說，還是允許他參選。最後國民黨是禮讓。所以第一任台北市長也不是國民黨的人。所以當時很多人都很害怕，但我認為正因為國民黨還守住了基本的原則，就使得越來越多的台灣人願意加入國民黨，成為國民黨的候選人來代表國民黨參選。 *國民黨腐敗，丟失大陸* 李肅：蔣在總結經驗的時候是不是也總結過，就是當年國民黨敗給了共產黨，國民黨的腐敗是不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郭岱君：當然了。他在日記中講是五子登科。那個時候大家都在罵國民黨是五子登科，就是房子、車子、金子、女子這些。他在日記中說，抗戰勝利復原，黨員只想到這些。你復原要好好地建設，可是大家都去搶房子、車子，還有女人等。他在日記中講，黨員心中只想這些，置黨國於何地？蔣對國民黨裡面的問題其實是蠻清楚的，只是說當年在大陸的時候他沒有機會來改革，因為一直都在征戰之中。所以我們到了台灣以後看他的所作所為，其實都能在他的大陸所寫的日記裡面找到根源。 *蔣介石反對美國對中國使用核武器* 畫外音：從1949年退守台灣，到1975年去世，蔣介石最希望成就的事業就是反攻大陸。然而，他心中的矛盾糾結和國際形勢的多端變化讓他始終未能如願。對於這些，蔣介石在日記中都有所記述。 李肅：49年之後國民政府撤到了台灣。我相信蔣介石並沒有說我就永遠不回大陸了。他應該還有一個反攻大陸的計劃。 郭岱君：整個的1950年代他心心念念，每天想的都是反攻大陸。所以他把經濟建設交給陳誠，自己主管外交軍事，最主要就是反攻大陸。 李肅：他認為這怎麼可能呢？大陸失守後，他認為以台灣這個小小的基地，有能力反攻大陸嗎？ 郭岱君：蔣介石的個性最特別的一點，就是他堅忍不拔，決不屈撓。北伐時期他就那麼一點兵就北伐了，抗戰中國如此貧窮落後，他也撐下來了。 李肅：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郭岱君：他領導瞭如此貧窮落後的國家同如此進步的日本前前後後也拖了14年，最後贏得勝利。後來內戰他一敗塗地，可是他在台灣也站起來了。所以我覺得在他的心中是人定勝天的。他在等待機會。韓戰就是他的一個機會。韓戰一爆發，他覺得機會來了，立刻很興奮，馬上在總統府召集軍事首長開會，馬上想派一個軍，要三萬三千人派去參戰。然後又說三萬人不夠，要派十萬人去，幫助南韓打仗，因為他跟李承晚總統的交情是蠻好的。可是很不幸，美國並不希望中華民國涉入。美國不想掀起大戰，因為二戰才剛剛結束，不想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以基本上是美國給國民黨澆了冷水了。最後蔣介石也明白了韓戰不是國民黨的機會，他也不希望事情惡化，不希望事情複雜化。 可韓戰爆發到1953年簽署停戰協定，包括整個的1950年代，國民黨在東南沿海部署有突擊隊，大概前前後後發動了80多次突襲。這些基本是小規模的，最主要是中央情報局在幕後策劃。中央情報局當時用的名稱叫西方公司，派遣蛙人和突擊隊在大陸沿海製造紛擾，獲取情報，了解鐵幕後面的情況。但這些小打小鬧已經沒有辦法，蔣介石一直在等待機會。後來中美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美國很明白地跟蔣說，不希望在台海兩岸再有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了。所以蔣到了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就知道沒有什麼希望了。尤其是蔣經國訪美之後，美國明確地跟蔣經國說，不希望在台海有任何的軍事衝突，因為蔣介石心不死嘛。 李肅：也就是說美國一直並不希望蔣介石反攻大陸。 郭岱君：美國是要維持現狀。 李肅：中國和美國其實是敵人，又在朝鮮爆發了激烈的衝突。這個過程中美國有沒有任何時候希望藉助蔣介石的力量跟中國對抗？ 郭岱君：有好幾次。美國當然想藉助國民黨的力量，特別是後來跟中共對峙的時候，尤其像文革以後美國有好幾次希望藉助國民黨的力量。有趣的是，當美國想到要國民黨來扮演某種角色的時候，蔣介石反而退縮。我這裡有一個記錄。比方說在韓戰時期杜魯門總統曾經想要用原子彈。蔣介石知道這個事情后馬上寫道，杜魯門跟美國朝野主張使用原子彈，應設法打破之，因為他認為這是我們自己的人民，不應該用原子彈。到了1954年，美國甚至想用氫彈對付越南和中國。蔣在日記中說，美國想用原子彈和氫彈對付越南和中國。必使不用於越南和中國大陸。1954年的4月和10月都發生這樣的事情。1958年大陸大躍進時美國又有人提出同樣建議，因為大陸情況大亂、是進攻的好時機，所以也找到了國民黨。蔣介石也很想進攻大陸，可是他說不能使用原子彈。他認為用原子彈對付自己的人民是不對的。到了文革以後也還有一些機會，但美國內部也是有不同意見的紛爭，所以這些想法最後都沒有執行。 中共建政沒多久，武漢曾經發生一次很大的洪水，好像是1953年。當時就有人建議，現在是反共的好時機。蔣就很斟酌，就是你剛才講的太仁了。他就說，我要反攻，也不能趁人民都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他說現在我們應該是救災才對，這不是談反攻的時候。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李肅：仁人之心。 郭岱君：這個洪水前前後後有兩個月之久，他非常關注，每天日記寫了很多，本日武漢災情如何，水深多少尺，有多少災民死掉了等等，他很注意這件事。他其實儘管人在台灣努力地進行建設，但他的心心念念還是在中國大陸。他真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重新回到中國大陸。 李肅：那麼蔣介石對台灣前途到底怎麼看呢？因為當年他認為蘇聯靠不住，美國開始不讓他反攻大陸，後來美國想動手的時候，蔣介石又不同意。因為各種方式都不行了，他在日記中有沒有表述？ 郭岱君：最近還有人問我，說蔣介石雖然1949年失敗了，那麼悲慘，可是台灣後來經濟起飛，他應該很高興啊。我說沒有，因為看他的日記，他都是非常的憂慮，很多心心念念想要回到中國大陸，心中想的都是中國大陸人民怎樣怎樣的。大陸發生水災，他非常痛心。大陸實行大躍進，發生大饑荒，以及後來的文革，他都十分關心。當然整個大的形勢決定他沒有辦法在軍事上反攻，最後就希望能夠動用軟實力來反攻。所以他後來在台灣叫做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他提出把台灣建設成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還特別成立文化復興委員會。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摧毀傳統文化，他在台灣就特別推動保護傳統文化。他重視教育，重視學生，重視科學。他最後提出民主、科學、教育，這都是他的一些想法。 蔣介石1971年於“紀念國父誕辰暨慶祝中華文化復興節”大典上說：“我們國父一生致力於國民革命，原就是要把中華文化從根救起，再造一個莊嚴華麗之新中國。所以國父說，'中國有一個正統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至孔子。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以來發揚光大。''要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馴致於大同。'已故國父之誕生，實即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啟明肇始，而此'再造一個莊嚴華麗之新中國'的大願，乃就是我們六十年來始終堅持復興中華文化、貫徹國民革命的唯一指標。” *傅作義、宋慶齡都曾經“身在曹營心在漢* 畫外音：蔣介石反攻大陸雖然未能實現，但是1949年投向共產黨的原國軍將領傅作義在擔任中華人 ​​民共和國水電部長的同時似乎仍然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曾經與蔣介石暗中聯繫；在中國大陸貴為國母的宋慶齡也對毛澤東的很多政策感到不滿，並且在對毛規勸未果後一度考慮離開中國。 李肅：我們又聽說傅作義在這個過程中曾經給蔣介石寫了密信。 郭岱君：是的。這個事情，我看了嚇了一跳。我相信中國大陸也有學者看到，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人把它寫出來。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人有別的考量。蔣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傅逆作義特以專人帶來其親筆書'悉貢所能'四字。密告於餘，但其並未具名，其字確是真筆，可知匪共內部已至崩潰在即，有不可想像之勢，否則此種投機分子，絕不敢出此也。”悉貢所能就是說我願意盡心盡力提供給你，跟你裡應外合，為此提供一切。 畫外音：傅作義，早年參加辛亥革命，1927年跟隨閻錫山參加北伐，後依附蔣介石，協助其對付奉系軍閥張作霖，為扭轉戰局立下戰功。但他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中又與國民政府為敵，慘敗後再次投奔蔣介石。抗日戰爭期間，傅作義率領59軍參加長城抗戰，取得抗戰第一場胜利。 國共內戰開始後，傅作義率綏遠部隊連克解放軍布防的集寧、大同、張家口等重鎮，多次擊敗聶榮臻兵團，後任華北剿匪總司令。1949年平津戰役後期，傅作義率北平25萬國軍投向解放軍。 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後，傅作義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和水利部部長等職。 郭岱君：因為1963年正好是在三面紅旗之後，大饑荒時期，整個大陸非常之慘。傅作義肯定也看到了，他可能也為當年自己做的很多事情感到後悔，才會帶了這麼一封密信給蔣介石。也就是說如果你們有什麼反攻的行為，需要我做什麼，我悉貢所能，裡應外合。 李肅：蔣介石的日記當中除了提到這點之外，還提到其它什麼嗎？ 郭岱君：傅作義的事情一直進行了六個月。這是第一次出現。到後來8月份、9月份、10月、11月都還有出現，蔣還在日記中說，下週討論傅逆之事等等。可見他們之間是有聯繫，但後來也就無疾而終了。可能是整個大形勢的發展沒有機會，同時也需要謹慎小心。這裡面就很有意思，因為傅作義也好，蔣介石也好，他們當年都是在一起的，彼此非常熟悉。所以兩人之間有默契。傅作義信得過蔣介石，萬一蔣介石把這個東西拿出來，傅作義是要掉腦袋的。同樣的，蔣介石在某些地方也信得過傅作義，因為傅作義1949年投共之後，蔣介石還派飛機到北平去載學人出來，西苑機場還讓他們起降。這都是雙方的默契。 李肅：那是不是只有傅作義一人有這樣的表示？有沒有其他的國軍將領也有類似的考慮？ 郭岱君：我覺得很多事情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只從日記本身來看，傅作義是個最明確的例子。但我從其他檔案以及我同其他人家屬的接觸中，我就曉得宋慶齡在大躍進、三反五反、反右以及文革期間曾經寫過好幾封信給毛澤東，大概寫了7封信給毛澤東，對毛的做法表示不滿。毛開始時還很客氣，最後就火了。他就說，她不想的話，就走吧。這7封信始終都沒有公開過，可是宋家的家屬跟我講，他們當時是很認真地跟北京聯絡，要把宋慶齡接出來。宋慶齡也想出來。所以這個接洽談判都到了很具體的程度，包括美國的宋靄齡願意支付700萬美元的保證金，讓宋慶齡出來。談判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了，都準備歡迎她來了，最後不曉得是哪位上面的人認為國母怎麼能走呢？所以很遺憾，她們宋家姐妹到最後都沒有再見上一面。 *兩岸之間有密使嗎？* 畫外音：坊間傳說，中國大陸和台灣曾經長期通過密使聯繫，探討統一問題。兩岸之間究竟有沒有密使？中蘇交惡、中美緩和、中日建交，日記中的蔣介石如何看待這些外交上的重大衝擊？ 李肅：當年就是說反攻大陸這個計劃是不行了，自己也知道做不成了。他有沒有想過跟大陸再進行某種形式的統一？或者說有沒有想過再次進行國共合作？ 郭岱君：沒有，至少在日記中沒有。 李肅：因為根據坊間一些說法和回憶，都說蔣介石在那個時候跟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周恩來一直都有密使的聯繫，這種聯繫一直到1960和1970年代才截止。這個情況他在日記中有沒有說過？ 郭岱君：我相信國共兩黨的很多人是互相認得的，彼此有很深的交情。所以我相信中間的來往是有的。但有沒有真正的密使，我個人很懷疑。比如說有一位先生叫曹聚仁，他就講曾經擔任國共之間的密使等，傳遞消息，然後某年某月某日在日月潭跟蔣先生報告等等。我們按照他所提到的時間特別去翻蔣介石的日記，發現蔣在日記中只提到曹聚仁一次，稱其為曹逆，逆就是叛逆的逆。如果蔣信任他就不會叫他曹逆。第二就是我們發現日期不對。他說在日月潭跟蔣介石報告，可是那天蔣根本人不在日月潭。當然我們也沒有辦法去證明曹聚仁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我們不曉得，但我想國共之間這種來來往往是不會斷的，因為彼此之間千絲萬縷，過往太多，但是有沒有上升到一個密使的程度，這點我個人是比較存疑的。 *台灣和蘇聯曾經想聯手對付中國* 李肅：1949之後，中共就決定一面倒，投向蘇聯，要跟蘇聯結盟。雙方也結盟了，但從1960年代中蘇開始分裂，尤其到了文革期間中蘇甚至發生了軍事衝突。這個時候台灣和蘇聯有沒有什麼樣的聯繫，要雙方聯手、共同對付中共？ 郭岱君：這個故事過去一直有傳言。日記開放以後果然有個維克多.路易斯。路易斯其實是克格勃，但是以英國記者的身份來跟國民黨聯絡。當時正好發生了珍寶島事件，中蘇交惡，蘇聯就想找中華民國一起聯手對付中國大陸。 畫外音：維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上個世紀60年代曾經擔任幾家英國報紙駐莫斯科記者，真實身份是蘇聯克格勃間諜。他當時故意向西方記者透露機密，以便讓西方報紙刊登對克里姆林宮有利的新聞，包括赫魯曉夫下台、蘇軍即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宇航計劃等。1969年，維克多.路易斯曾經“獨家”披露蘇聯正考慮對中國的核設施發動攻擊。維克多.路易斯同時向克格勃提供西方駐莫斯科記者的情況。 郭岱君：維克多因此在台灣呆了10天。這個事情是上了議程的。他見了蔣經國，蔣經國當時是國防部長，就跟蔣介石報告了，所以蔣介石日記中有很多很多的細節的描述。以後又繼續進行，在不同的地方見面，比如在東京見面，在墨西哥，在巴西，在倫敦都有見面。這個事情一直在談，討論具體的合作方式。蔣經國最後還把這個事情交給當時的新聞局局長魏景蒙，因為蔣經國非常信任魏景蒙，認為是自己的人，就把這件事交給魏景蒙，讓他主管此事，魏景蒙就跟路易斯聯繫。牽扯的人還有很多，包括中華民國駐日本大使、駐墨西哥的大使、駐巴西大使，都親自參與會談。蘇聯派出的人也相當的多。這個事情一直到1969年、1970年和1971年都還在進行，但是後來為什麼無疾而終？蔣介石到最後有很多的考量，他覺得蘇聯狡詐，不可信也；第二是蔣介石說不願做吳三桂。 李肅：蔣對中美在1970年代發展關係，尼克松、基辛格訪華，甚至發表上海公報等，他對這些事情是怎麼看的？ 郭岱君：他很關心的。對於基辛格到中國大陸訪問，後來尼克松訪問，他都是密切關注的，覺得他們都是叛逆了，沒有堅守反共的陣容。他日記中有很多非常詳細的批評，但事實上也沒有辦法，自己只能在紙上埋怨。 李肅：他在日記中有沒有顯示應該採取什麼措施來，如果不能阻攔的話，至少能減少這方面的損失和壓力？ 郭岱君：蔣其實是在每一個戰役，不管是軍事戰役還是政治戰役，他都做很詳細的計劃和沙盤的推演。所以說你談到了聯合國保衛戰，那真是非常的詳細，很精彩的 ​​，然後中日斷交的問題能不能再拖延，能不能阻止？以及後來基辛格去訪問中國大陸，尼克松也訪問的時候，他都非常注意。他也有一些想法，但後來當然是沒有辦法。在聯合國保衛戰中他還是發揮了作用。比方說當時我們駐美大使是葉公超，在美國負責聯合國的事情，但另一方面蔣介石他們又有第二管道，透過蔣經國和克萊恩，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駐台灣的主任。所以一個是正式的管道通白宮，另外還有第二管道。這時蔣介石的參與都是相當大。到了中日斷交，以及日本承認中國大陸並建交，以及尼克松訪問中國的時候，蔣是非常的憤怒，可這個時候我想世界的大局走勢是如此，他能做的也非常有限。 所以他一生都苦，尤其到了晚年他也非常的苦，因為到了1960年代以後衝擊跟橫逆是一個一個接著而來，對他來講都是不順。雖然這個時候台灣經濟發展的非常蓬勃，可蔣介石更關心的還是能不能夠反攻，還是中華民國能不能夠重新回到中國大陸。但是很遺憾，就是在他走之前，我們看他的日記都是，他只能夠自我鼓勵，講天將降大任於斯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然後說主耶穌說必會賦予我以復國大任，一定會保佑我，事實上最後他還是走了。 *蔣介石是什麼樣的人？* 畫外音：蔣介石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他對打了一輩子交道的共產黨到底怎麼看？儒教理念、基督精神、三民主義，對蔣介石的為人處世有什麼影響？蔣介石的日記揭示他心中的秘密。 李肅：您看過他幾乎的所有日記。從他的日記來看的話，您感覺蔣介石是一個有獻身精神的人，還是一個極度自私的人？ 郭岱君：我也沒有看過他全部的日記，因為日記有數千萬字，看完幾乎是很困難。真正看完的人極少。我自己覺得他是一個無私的人。為什麼？他生活非常簡單。他的穿著和吃都是非常非常簡單。他到了台灣之後一直都穿著一雙輪胎底的舊皮鞋、舊的咔嘰褲，他的衣服都非常老舊。他的一生奉獻給革命。他總覺得他對不起總理。中國大陸在他手上失掉了，他要把她再拿回來。所以基本上他並不是為自己，他是想為國家民族。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他本人的執著，有的時候他會認為說，我才能領導革命。你想要領導革命，你不如我領導得好。也因為有這樣的想法，他後來跟國民黨裡面一些派係處得不好。我們都知道像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粵系張發奎等等，所以國民黨裡面的派系他處理得不好。還有就是到台灣來之後，他當選第一任的總統，連任了第二任的總統，因為根據憲法是連選則連任一次。所以基本上到了第三任他不應該再連任了，可是他認為我要贖罪。大陸在我手上失掉了，我要帶大家回到中國大陸，所以我必須再做第三任總統。這就是很多人也批評他了，包括他在台灣為了穩定台灣的安全，他在經濟上是放，但在政治上比較嚴厲，基本上就是1950和1960年代的所謂白色恐怖。我想這些也是大家批評他的地方。 李肅：他繼續擔任總統，外界可能說他有權力慾望，戀棧。他自己在日記中是怎麼說的？ 郭岱君：他認為是責無旁貸。 *蔣介石不學共產黨，是婦人之仁嗎？* 李肅：沒有能夠反攻大陸的最大障礙當然就是中國共產黨。 郭岱君：一個是中國共產黨，另外就是受制於整個台海的形勢，和美國的態度。他其實在抗戰的時候就經常閱讀共產黨的參考通訊，他還經常看馬列的東西，毛澤東寫的東西他也經常看，他覺得寫得好的，甚至傳給周圍來看。他當時就經常自問，為什麼婦女不相信我們？為什麼大學教授要跟著他們走？為什麼青年學生要跟著他們走？他經常自問。他有一次還寫了問卷，讓周圍的人來回答這個問題。也就是說他自己經常思考。他日記裡面就講，為什麼共產黨的組織力比我們強？為什麼宣傳力比我們強？為什麼青年學生和婦女都願意跟著他們走？可見他一直都想著這些事情。他有一次看到中共黨組織的運作方案，他就說，他們（中共）很有效率，本黨（國民黨）若再不奮起直追，“將敗亡也”。他認為共產黨在組織效率跟動員上是很有效率的，但他也討論過為什麼最後沒有辦法走共產黨這條路。他在日記中寫道，共產黨是講階級鬥爭，我們中國是講“仁”，儒家講仁。他說基督教講“愛”。我們對人民如果能用仁愛來做，何必要用階級鬥爭？為什麼要仇恨？所以他就經常做這樣的比較。他認為共產黨這套不足取，行不通。他還是覺得我們中國自己儒家的仁愛以及基督的愛人愛民，他覺得這是他願意選擇走的路。 李肅：是不是可以說蔣跟共產黨鬥爭中失敗了是因為他有仁人之心呢？ 郭岱君：1945年他不是想把毛抓起來嗎審判嗎？最後他還是把毛放掉了。放掉之後毛出去講的第一句話就是蔣介石是婦人之仁。蔣介石當然跟毛澤東是不一樣的。他對儒家的信念，對三民主義的追求，以及最後成為基督徒，他經常談到愛，人與人之間的愛。他認為愛是人類努力的很大的一個動力。我個人對他印象最深的有幾 ​​點。一是我覺得他是一位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他在任何的壓力面前，內在和外在的壓力面前都沒有屈服，一直維持著中國的尊嚴、中國的統一。他北伐，抗戰，甚至於到台灣後美國多少次都說希望台灣的軍隊能夠用美式，髮美國人的薪水，穿美國人的衣服，他都不允許，寧願讓國軍拿很少的錢，也不願做美國人的附庸。所以他是一位真正的民族主義者；第二點他是有理想。他對中國現代化是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希望中國能夠現代化，有尊嚴，中國能夠統一，在世界上站起來。這是他一生的追求。雖然在追求的路程中他跟別人有不同的想法，但目標是一樣的。他是真地希望看到中國的現代化，廢除不平等條約，能夠有尊嚴地站起來；第三是我覺得他在特別是維持中國的尊嚴、國家的統一上我覺得他特了不起。剛才我們談到的跟日本和談，投降和屈服他都不做。他認為在民族的大是大非上面，我們要有所堅持。雖然自己多麼地痛苦、困難，我們要有所堅持。這點也是我對他印象最深的。 蔣介石1961年在台灣發表元旦講話時說：“國父說，中國革命當充分產生於世界，發揚其光明優良之遺產。現在就是我們一起建立，發揚民族遺產於世界的時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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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蔣介石日記的真偽
楊天石

圖為西安事變后，蔣介石回到南京，在日記中記下了與張學良見面的過程。
　　日記記錄本人當日或當時親歷親見之事或個人所為所思，不僅比較准確，而且私密度很高，歷來為史家所重視。但是，蔣介石的日記可靠嗎？我在研究蔣介石的過程中，經常有讀者或媒體朋友問我這個問題，其實我自己也對這個問題有疑問。下面我就蔣介石日記真實性問題略作探討。

　　日記有兩種。一種是主要為寫給別人看的，這種日記往往裝腔作勢，把真實的自我包裹起來。例如閻錫山的《感想日記》，滿篇都是“論語”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聖成賢的，沒有多大價值。一種是主要為寫給自己看的。此類日記，目的在於自用，而不在於示人傳世，其記事抒情，或為備忘，或為安排工作與生活，或為道德修養，或為總結人世經驗，或為宣泄感情，往往具有比較高的真實性。蔣的日記大體屬於此類。

　　蔣雖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較荒唐，我曾稱之為上海洋場的浮浪子弟。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蔣介石亡命日本東京，受孫中山之命，加入中華革命黨，同時盡力讀書，在這一年讀完《曾國藩全集》，深受影響。1916年，他的引路人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暗殺。這件事給了蔣介石以極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學，以繼續英士革命事業自任”。他決心從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靜坐、反思，按儒學要求克己復禮。此后的一段日記應該比較真實。其后，蔣介石在國民黨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繼續用儒學，特別是宋明道學的要求來約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記成為他個人修身的工具。他修身的願望是真誠的，日記自然也有相當的真實性。此后，他的日記逐漸增添新的內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記錄，治兵、治國和處理人際關系的經驗總結等。蔣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記也就相應地成為反思的載體。這一段時期，蔣介石還不會想到他將來會成為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要人，他的日記會長期流傳，成為歷史學的研究資料，因此，沒有必要在日記中矯飾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權勢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記的重要，但是，由於他繼續通過日記記錄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計劃，提醒應注意事項，並繼續用以治心修身，是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會如實記錄，而不會有意作假，自己騙自己。例如，他抗戰期間的日記一般分幾個部分:一、提要。記當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主要修養要求。二、預定。記一二日內應做之事。三、注意。記對國內外形勢的思考和應加注意之事。四、記事。記一日所做主要之事。五、上星期反省錄。六、本星期預定工作綱目。七、本月反省錄。八、本月大事表，等等。假如蔣在這些項目中造假，等於是給自己造成混亂。

　　說蔣記日記一般會“如實記錄”，並不等於說蔣在日記中什麼重要的事情都記。有些事，他是諱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顯系蔣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謀劃之舉，但日記對此卻幾乎全無記載。蔣自己就說過，有些事情是不能記的。可証，蔣記日記有選擇性。同時，他的日記隻反映他個人的觀點和立場，自然，他所反對的人、反對的事、反對的政黨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樣子。因此，隻能說，蔣的日記有相當的真實性，但是，真實不等於正確，也不等於全面。

　　蔣的日記，主要為自用，而非主要為示人、為公布。這一點，可以從以下三點得到証明:

　　一、蔣生前從未公布過自己的日記，也從未利用日記向公眾宣傳，進行自我美化。當然，他會想到身后立傳，使自己的事跡流傳，這一功能主要由《困勉記》和《事略稿本》一類著作完成。蔣一般會選擇自己的同鄉或親信進行編輯，這些人自然會本著“為尊者諱”的原則，刪削或修改部分內容，而蔣本人也會逐本校閱，嚴格把關。

　　二、蔣喜歡罵人。在日記中，蔣罵過許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黃郛，親屬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漢民、孫科、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下屬如周至柔等，幾乎沒有人不被他罵，而且罵得非常狠。蔣如果考慮到要示人、要公布，他就不會在日記中那樣無所顧忌地罵人。

　　三、在日記中，蔣寫了自己的許多隱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間的艱難掙扎，甚至為解決生理需求而進行自慰等。此類事，蔣在日記中都如實記錄，顯然，記這些，絕不是為了示人，更不是為了樹立自己的高大與神聖形象。

　　因此，蔣的日記手稿本對於我們認識蔣的本相，研究中國近、現代的歷史有很大的意義。不看，會是很大的損失﹔但是，看了，什麼都相信，也會上當。(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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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日記：蔣緯國才是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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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在江西與蔣緯國、蔣經國合影

　　從蔣介石的早期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出，蔣介石對蔣經國和蔣緯國是有很深的感情的，特別是對蔣緯國的感情更加深厚，雖然現在已經有很多證據證明蔣緯國是他的養子，但是他在日記中卻從未流露出，相反，從對蔣緯國記載的篇幅來看，蔣介石是將蔣緯國看作親生兒子的，甚至可以說超過了一般的父子親情。

　　社會上有一種說法，蔣介石與蔣緯國關係並不好，蔣緯國在蔣介石心中的地位，遠不如哥哥蔣經國。這種說法的流行由來已久，但是對之要具體分析，事實上在早期的蔣介石日記中，情況正好相反，無論是記述的篇幅，還是記述的文字中流露出的感情，都體現了蔣介石對於蔣緯國的深厚感情，而其父子之間的留戀與默契，在對蔣經國的記載中是看不到的，此時蔣緯國是蔣介石的掌上明珠。

蔣緯國（1916--1997），幼名建鎬，號念堂，浙江奉化人，生於日本，蔣介石次子，蔣經國之弟，乳名建鎬。

　　蔣緯國生於1916年，幼年的他聰明可愛，在蔣介石早期的日記中，他沒有提及蔣緯國的出生，卻用大量篇幅描繪對蔣緯國思念、教育以及與之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的快樂時光。1919年6月2日他寫道：“下午接潔如（即陳潔如）信，知冶誠（即姚冶誠，蔣緯國養母）、緯國已到漳，不住鼓浪嶼，徒勞跋涉，心滋煩悶。”同年7月14日他在日記中寫道：“緯兒狡慢，問訓一次，事後心甚不忍，戀愛無已。”顯然蔣緯國的聰明與淘氣使他又喜歡有時又無奈，顯示了一個父親面對調皮的愛子的複雜感情，這給蔣介石帶來了很大的樂趣。同樣的，他也有平凡父親的煩惱。同年8月18日，蔣緯國生病，他表現得極為擔憂，“緯兒寒熱未退，心甚憂慮”。而9月7日蔣緯國因為玩弄點痣藥水，“涂染手股，股上起泡，心甚悲憐，而恨其母冶誠看顧不週也。移時稍瘥，心方安”。眷戀疼愛的心情，沒有一點的遮攔，表現無余，並因此遷怒蔣緯國的養母、他的妾姚冶誠，這在蔣介石的日記中並不多見。

身穿戎裝的蔣緯國
　　此時的蔣介石對自己年輕時的荒唐行徑已經萌生了極大的痛悔，因為早年生活上的不夠檢點，他正在遭受病痛的折磨，這促使他在遠離女色方面下定決心，也使他更加留戀家庭的溫馨。1919年10月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昔以為以色生情，亦以情生色之人自居，故見女色無不愛，由愛而貪，因貪而亂，因亂而憎，因憎而疏，因疏而怨，因怨而悔恨、嫌惡無不生也。自問為我所愛、所貪亦在所得者幾何，由愛而貪，以之而憎而亂而疏而怨，競以此斷絕放棄怨恨者又幾何。其有始終如一，結果圓滿，無所沾污者又幾何，其有以愛合以禮離而毫無悔恨，見輕者又幾何，自有智覺以至於今十七八年之罪惡，吾以為已無能屈指，誠所謂決東海之水無以滌吾過矣，吾能自醒自新，而不自蹈覆轍乎？噫，空即是色之語，吾今悟乎，自勉以觀後效之何如也。”作為一個性情中人，一個有朝氣的年輕人，多情善感，無可厚非，但是過度沉迷于隋色之中，則要付出代價，蔣介石此時已經悟到這一點，明瞭了色就是空，空就是色，這是他對人生哲理的痛悟，到1920年2月底他已經明白表達了戒除色慾的決心，“一生愧悔之事，惟色慾。戒去色慾”。

蔣介石與蔣緯國
　　由於蔣介石的小妾姚冶誠與蔣母關係不好，使極為孝順母親的蔣介石兩面為難，他內心十分矛盾，他認為姚冶誠不夠賢良，但是對打發她走則心存矛盾，因為姚冶誠是蔣緯國的養母，如果姚冶誠離去，蔣緯國怎麼辦呢？“處置冶誠事離合兩難，再三躊躇率無良法，乃決以暫留分住以觀其變，如果脫離，一則緯兒無人養育，恐其常起思母之心，令人難堪，一則恐其終不能離也。”6月25日姚冶誠寫信給蔣介石，表達了堅決離去的決心，讓蔣介石很受刺激。考慮到對蔣緯國的養育問題，蔣介石對姚冶誠的“狠心”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其離退之心堅不可動，兇狠如此，是誠男子之所不能為者。脫離固不可免，緯兒養育問題，其將何以解決耶，悲傷極矣”。為了避免與姚冶誠發生正面衝突，28日他離開上海遊覽普渡。離家在外期間，蔣介石在日記中不停地記載對蔣緯國的思念、留戀，如1921年1月21日他寫道：“緯兒咳嗽，已有一星期，今日稍劇，夜間發熱，頗為憂懼也。”值得注意的是，在日記中蔣介石從來沒有提及蔣緯國的身世，從行文中看儼然就是他的親生兒子。

蔣介石與8歲的蔣經國

　　與蔣緯國相比，他在早年日記中對蔣經國的記述很少，這倒不是因為他對蔣經國缺乏父子之情，而是受到與毛氏不幸的婚姻關係很大的影響，這是他早年很少提到這個兒子最為重要的原因，他在對蔣經國的直接教育、撫養上關注得很少。如他在1921年5月4日日記中記載：“人類以愛敬相尚況乎家族之間，我待毛氏太過，自知非禮，但一見心狠，不能忍耐，如中國習慣不以離婚為醜事，則今日彼此之痛苦皆可免除，可增進天上之幸福，今乃不然，徒使彼此受累。”而這種關係一直在惡化，1921年6月9日他在日記中記載：“見毛氏而心驚，見其親戚心尤不快也。”這種感情帶累他對毛氏直接撫養的蔣經國。

蔣介石、宋美齡、蔣經國、蔣緯國

　　1921年9月3日，蔣介石離開老家前往南方，他與蔣緯國依依惜別，幼年的蔣緯國不肯讓父親離去，讓蔣介石很痛心，“緯兒始則依依不放，必欲與我同行，繼則大哭，大叫爹爹，用力經繞我身，不肯放鬆，終為其母強阻拉放，及乎出門，獨在門首發不願舍之聲，此兒眼慧逼人，年長尤覺親親可愛也”。在依依不捨中，蔣介石推開緯國，強行離開了家。一人在船上獨行，讓孤身在外的他更加思念在家的蔣緯國，他在日記中再次顯露出了性格中的脆弱，“近日甚想緯兒，恨不能與其同行耳”。1921年11月28日他在日記中表達了他與經、緯的複雜感情，他深沉地寫道：“緯兒可愛，經兒可憐，思之沉悶。”

蔣介石（右）、蔣母（中）、原配毛福海（左），以及蔣經國的合影。

　　1922年1月雖然國內的時局還是動蕩不定，但這對於喜愛遊山玩水的蔣介石來說，並不能阻礙他抓緊時機去遊玩，蔣介石很留戀故鄉的山水，浙江奉化迷人的風光讓他流連忘返，但他在這種時候，仍然不忘表露一下他那多愁善感的個性，“時局多故，內容複雜，言之抑鬱傷悲，慨嘆無已”。他母親去世不久，他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能從母親去世的傷感中解脫出來，“又想家庭狀況，母親逝世不能在家與兒孫輩度歲，以後可憐我的無人了，愛惜經緯的人亦少了一個，從此我永不能再在家中與我母親見面度歲盡些孝道，思之更覺苦痛，晚寫緯兒信”。為了走出痛苦，蔣介石表現出對親情的特別的留戀，一方面他決心與自己舊時的放蕩生活告別，另一方面蔣介石更加珍惜與經國和緯國的父子親情。

姚冶坪（中）與蔣緯國、邱愛倫夫婦的合影

　　因受封建家庭傳統教育影響，他一直對於親情和母愛特別敏感，他特別孝敬母親，對於兒時的生活特別留戀。而蔣緯國則讓他想起兒時的自己。1922年5月3日，“七時起床，上午約同馮竺二君重遊法華奄祖山，舊地重遊，觸目興感。吾遊此山之第一次即祖父領我前往，跳躍放浪，無異今日之緯兒，降山途中，竟至顛倒，右額添血甚多。祖父痛惜醫治者即此山也。吾父喪後，吾母望吾成人，時教兒登山管理。五舅父領吾上山，在途中口渴，採枇杷以止渴者，亦即此興隆廟頭之小亭傍也。今日吾祖吾父吾母皆已去，而吾領緯兒往遊，不禁起今昔無窮之感矣”。經常帶蔣緯國外出，並見景生情想起兒時舅父帶自己上山的情景，使他感受到一個成年人應該享受的天倫之樂。24日他又帶“經、緯兩兒及竺甥攝影，乘汽車遊行郊外，晚與靜公談天，同緯兒往天蟾舞臺看戲”。這次他帶上了蔣經國，但是最後看戲則只帶了蔣緯國一個去。

年輕時候的蔣經國

　　不僅帶蔣緯國遊玩，對於他的教育，蔣介石也不放鬆，他經常親自為蔣緯國挑選書籍，他在日記中經常記載為蔣緯國買書、教他讀書等情景，這在日記中與一同出去遊覽的事同時出現，可以看出他對蔣緯國非同一般的感情。1923年2月14日“下午與緯兒外出購物，晚課兒讀書，九時睡。15日上午整書，下午人浴祭祖，陪緯兒外出遊覽，晚在家度舊歲，課兒書”。1923年2月21日“課兒”，即為蔣緯國講解書，教授書上的知識等。

蔣經國對父親蔣介石永遠是畢恭畢敬的樣子。

　　對於他的長子，他有時也會想起，1923年他在日記中再次提到了蔣經國，2月23日“經兒由家赴滬上學”。2月底“致果夫與經兒函，課兒外出遊玩，晚令緯兒放花筒”。3月10日他在日記中記載“近日經兒學問頗有進步，心頗自慰”。雖然與對蔣緯國的記載連篇累牘相比要簡略得多，但是廖廖數語也表達了一個父親對兒子的眷戀。3月10日“檢書，示經兒”。

　　蔣介石對兩個兒子的栽培，有“經文緯武”的期許。他培育蔣經國在政治上發揮，蔣緯國則完全受軍事歷練；一文一武，期待能成左右手。蔣緯國雖然不是蔣介石的親生兒子，但是幼年時調皮有趣，蔣介石十分疼愛他，曾說：“經兒可教，緯兒可愛。”蔣介石將他交給偏室姚治誠養育，姚夫人對緯國視如己出，照顧得無微不至。蔣緯國長大後得知自己不是蔣家親生骨肉，對姚夫人仍侍奉親炙。1967年，姚夫人病逝台中，蔣緯國在墓碑上鐫刻：“辛勞八十年，養育半世紀”。

蔣緯國陪同父親蔣介石觀看軍事演習

　　3月28日他日記的重心再次轉向了蔣緯國，“下午在家課緯兒，出外十日，緯兒品學皆有長進，心甚喜也”。29日“上午為緯兒訂影本五冊”。30日“上午定緯兒課程表”。4月3日“上午往母墓植樹，下午在學校種樹，晚課緯兒”。幼年的蔣緯國聰明伶俐，接受能力很強，讓蔣介石非常滿意。

　　蔣緯國留德留美，為台灣的裝甲兵部隊打下深厚的基礎。按理以蔣緯國的才智與學養，蔣介石應會逐步賦予他重大權位，然而蔣緯國的個性卻使蔣介石感到不放心。蔣緯國個性過於外放，逢人笑鬧，打成一片，朋友交太多，使蔣介石覺得他不夠穩重深沉，而兄長蔣經國更不喜歡他鋒芒畢露的公子哥調調。因此1964年“湖口事件”之後，蔣介石和蔣經國正式凍結蔣緯國的政治生涯，將他逐出權力核心。蔣緯國以閒雲野鶴的心情，當了十四年中將，才在宋美齡向蔣經國說項之下升為上將。

　　1923年8月15日在接到孫中山的信後，他準備啟程前往廣東，但是在日記中又表露了對兩個兒子的留戀，“今日對兩兒及家事視發依戀，不忍舍之心甚，且暗地吞淚”。但儘管戀戀不捨，還是起程了，8月17日在船上他再次表露思念蔣緯國，“昨日與玄廬、登雲、太雷同行，船中頗不寂寞，風平浪靜，又為樂事，惟時念緯兒而已”。

　　從蔣介石的早期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出，蔣介石對蔣經國和蔣緯國是有很深的感情的，特別是對蔣緯國的感情更加深厚，雖然現在已經有很多證據證明蔣緯國是他的養子，但是他在日記中卻從未流露出，相反，從對蔣緯國記載的篇幅來看，蔣介石是將蔣緯國看作親生兒子的，甚至可以說超過了一般的父子親情，他不僅親自給緯國買書，對他親自教育，在旅途中或是在家鄉，時時刻刻想到的正是這個兒子。

　　1954年，蔣介石與蔣經國合影。軍人出身的蔣介石，坐姿挺拔。蔣經國個子雖不高，但肩膀寬闊，胸膛厚實。蔣經國曾是前衛青年，15歲就遠赴蘇聯留學，培養社會主義革命精神。蔣介石“清黨”之後，蔣經國淪為“人質”，並在壓力之下發表公開信譴責父親是“中國的叛徒”，直到27歲才得以返回中國。蔣經國回國後，父子間曾彼此試探信任度。在蔣介石的培養下，蔣經國逐漸成為父親的左右手。

與蔣緯國相比，蔣介石對蔣經國的感情是有些不同，在經國幼年的時候，由於他與毛氏的感情不好，也帶累到了這個兒子，對他比較冷淡，後來他將蔣經國帶到上海，並送往蘇聯讀書。正是這個事情徹底改變了他對蔣經國的態度，他甚至主觀地認為，正是由於蔣經國後來被困在蘇聯做人質，才使他能夠在1927年中得以平安，這個兒子對他來說，政治上的幫助很大。晚年他對於兩個兒子的態度是相近的，1935年8月9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近日時夢二子。”1937年4月蔣經國從俄國返回南京，“一別十二年骨肉重聚不足為異，而對先妣之靈似可告慰”。此時蔣介石對蔣經國更加看重，對於蔣經國的回國，他還要告慰他死去的母親，因為他深知自己身上肩負的家族的使命。

　　近年學術界對蔣介石的評價有所變化，但是，作為一個父親，我們對之的評價可能要簡單一些。在日記中蔣介石表現出了濃厚的父愛，無論是對蔣經國還是對蔣緯國，他的關愛和思念都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與日俱增。但是對兩個兒子的厚與薄，則呈現著不規則的變化，早年對緯國，他表現出極度的眷戀，部分是因為蔣緯國是個聰明可愛的孩子，深得蔣介石歡心，部分是因為此時的他在經受著迷途歸返時的悵惘，由於後悔早年的荒唐行為，他已經決定遠離舊生活，開始享受新生活中的天倫之樂，而蔣緯國正好處於他變化後的生活中的核心。由於他受新舊生活觀念的共同作用影響，他對毛氏和蔣經國的態度是很矛盾的。但是世易時移，隨著時光的流逝，傳統的血統至上的觀念再次主宰他的心靈，他對蔣經國從冷淡到思念，感情也越來越深厚了。由於在抗日戰爭中，毛氏在日本人對浙江奉化的轟炸中被炸死，蔣經國到奉化去處理後事，曾經寫過一封信給他父親，在信中他表達了他母親的遺願中對父親的愛，並透露了他母親曾經為解除蔣介石的災難，自願接受上天的懲罰的毒誓，這讓相信報應說的蔣介石有很深的觸動，在蔣介石日記中，他特意收藏了這封信，也透露了某種思想轉變的跡象。

1950年代，蔣方良正用粉撲補粧時，蔣緯國湊上去搶著拍照。儘管蔣緯國和蔣經國互有嫌隙，與大嫂仍十分友好。

　　關於社會上的種種傳說，只希望蔣介石日記能夠為對蔣介石的父子親情進行探討，提供一些有價值的證據。這起碼明瞭了這樣一個事實，蔣介石對蔣經國和蔣緯國都有很深的父子之情，但是對於二人的感情親疏，是有所變化的，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是蔣介石是一個比較情緒化的人，早年任性自為的他，更多是憑感性去判斷、去行動，對蔣緯國的愛，是出於一種自然之情，而到了中晚年後，傳統的教育、血統的觀念對他影響更大，加上毛氏的慘死，早年不幸婚姻留給他們父子之間感情的障礙也不復存在，相反，由於對毛氏的愧疚，他對經國信任更多一些。

　　與其他人物研究中的問題一樣，蔣介石對於兩個兒子的感情，是受到一些具體的事件和具體的歷史情境的影響的，簡單地判斷，不利於解讀歷史的真相。而他對於父子親情的理解，既受到他所受教育的影響，也受到他的性格特徵的左右，因此對於社會流傳的關於蔣介石父子血緣關係的猜測，我們也不用急於做出判斷。通過蔣介石日記對父子親情的記載，我們看到了蔣介石作為父親的細心的一面，重視親情的一面，體現了蔣介石人格中完整、正面的一面，至於他與蔣經國與蔣緯國的血緣關係，日記回答了一部分，雖然不能得出完全肯定的答案，但對於了解蔣介石個人和蔣介石的家庭，都具有無法替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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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5日07:36
政府當年高喊「反攻大陸」，可能是假的？

根據《世界日報》報導，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陶涵（Jay Taylor）指出，蔣介石深謀遠慮，在與列強周旋時為了維護中國國家利益，往往不擇手段。

陶涵認為，蔣介石當年遷台後沒多久，已放棄「光復大陸」，準備在台灣落地生根，卻一直佯裝要反攻大陸，藉此穩定內政，並做為和美國交涉的籌碼。

陶涵曾是美國派駐台北的外交官，中、美建交後任職北京美國大使館，後專任美國國務院情報處副處長，是研究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權威，也是第一位研究蔣介石日記的西方學者。（王嘉慶／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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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與兩蔣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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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06
◎ 林正義
「蔣介石日記」沒有提到馬英九，但馬總統可以讓「蔣介石日記」與「蔣經國日記」早日回到台灣。蔣氏父子在台灣執政近四十年，「蔣介石日記」至一九七二年，「蔣經國日記」到一九八○年，記錄了一九四九年後每一天的台灣。一般認為「蔣介石日記」更貼近事實，更具有參考的價值。
兩蔣日記目前存放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其中，只有「蔣介石日記」開放，但不准影印或照相，只能利用館內提供的紙張與鉛筆抄錄。除中國大陸人士之外，台灣駐美代表、監察委員、專家學者等，對蔣介石在台灣所做的重大決定，如金馬台海危機、反攻大陸、釣魚台、退出聯合國等，或蔣介石眼中的陳誠、孫立人、胡適、葉公超、杜魯門、艾森豪、尼克森等，均可在字裡行間找出線索。
史丹福大學雖保管「蔣介石日記」，但對蔣家後代競相主張擁有權利，深感不堪其擾，遂透過聖荷西聯邦法院希望確認日記的歸屬處置。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蔣介石在其日記提到「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以後之日記，應歸經國保存為宜」。這強化了蔣經國後代擁有「蔣介石日記」的立場，而他們幾乎都是馬總統的支持者。
馬總統雖想讓兩蔣日記回到台灣，但一直做不到，這關乎他的能力與決心。馬總統缺乏有效、積極的作為，即使連中央研究院已有大致完整的「蔣介石日記」，台灣學者專家也必須捨近求遠、往返台美兩地，前往史丹福大學抄錄。
「蔣介石日記」出版涉及最終的版權分配，也會使蔣氏家族繼續齟齬不斷。馬英九若要解決問題，與蔣經國家屬、史丹福大學共同討論，在國史館存放另一份的手抄本「蔣介石日記」，在未來的大直七海文化園區置放「蔣經國日記」。其中，又應以前者為第一優先。台灣的總統不是只有蔣氏父子，總統圖書館也不應獨厚蔣經國。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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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國」與轉型正義
2016-09-12 06:00
推文到plurk

國民黨確實「天才濟濟」，有人看了蔣介石日記，高論打敗日本的不是原子彈，而是「中華民國」抗戰；有人放言「轉型正義」是戰敗國的事，「中華民國」是戰勝國，沒有轉型正義的問題。
去史丹福大學研究蔣介石日記的人不少，沒有人推翻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的結論；中國半壁江山已投降日本，而日本在受兩枚原子彈災難之後才宣布投降，蔣介石也受盟軍指派在中國戰區受降；可見只有盲目的天才，才會否定原子彈的威力。
論述「戰勝國」不需轉型正義，也可以得天才獎。美國與「中華民國」同屬二戰「戰勝國」並無爭議，而兩國都有轉型正義：二戰時，美國軍隊仍黑、白隔離，戰後為追求種族平等，民權運動加速推展；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十一萬日裔美國人被關進集中營，經過幾十年努力，美國政府對被關的日裔道歉、賠償。
蔣介石的「戰勝國」，因為不知改革，讓毛澤東一伙煽起革命，把蔣幫趕出中國，完成轉型正義。蔣家流亡台灣，進行黨國統治，佔有私產及日產，製造二二八屠殺及白色恐怖，又累積更多不公不義，再面臨一次轉型正義。
現代談轉型正義，主要在清理列寧政黨獨裁、剝奪自由人權、竊佔私產的暴政，東歐各國都如此；中國兩個列寧黨，一個在台灣正面臨轉型正義，另一個在中國，將來也會面臨更嚴重的轉型正義。
中共政權的三反、五反、勞改、文革、天安門事件，暴政造成人民精神、生命、財產損失無可計數；國民黨流亡者的親人，在中國更被列為黑五類鬥爭；國民黨怎麼還有臉去貼人家的冷屁股？中國人加油，你們更需要轉型正義！（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千古英雄人物】蔣介石(39) 武將腐敗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二月 10日, 2017
千古英雄人物蔣介石（大紀元）
抗戰造成國民政府的經濟困境，國民政府總收入每年遞減，不得已行赤字財政，又造成通貨膨脹。蔣介石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一日日記中記載當時現狀，「公務員生活窮困萬狀。妻室以產育無錢多謀墮胎者。有醫藥無費，貧病亦深者。華僑在粵，有鬻賣子女過活者。河南災區餓莩載道，犬獸食屍，其慘狀更不忍聞。天乎！若不使倭寇從速滅亡，或再延一、二年，則中國勢難支持。」
蔣公在抗戰結束後，面臨著如同乞丐的軍隊，雖然明知共產黨的軍事壓力，也不得不忍痛裁軍：
「我們的軍隊，除內容空虛，名實不符之外，還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待遇太低、生活太苦，現在一般下級官兵的生活，真是到了水準線以下，大多數的士兵吃不飽、穿不暖，以致面黃肌瘦，因此，外國人譏笑我們中國的軍隊是一群乞丐，我們高級將領就是乞丐的頭子。但是我們國家現在財政和經濟現狀如此，我們要提高軍隊的待遇，改良士兵的生活，使他們能夠吃得飽、穿得暖，有適當的休息和正當的娛樂，那唯一的辦法就是減少兵員，縮編單位，以二人之待遇併作一人之待遇，然後我們國家的財政才能負擔，人民的力量才能供養。」（蔣介石，《整軍的目的與高級將領的責任》）
陳誠在抗戰後期任軍政部長，他在《陳誠回憶錄：建設台灣》中回憶：「國軍預算員額為五百萬員名，而實際上吃軍糧者達七百二十萬人。據當局推斷，如經核實整編，能有三百萬可戰部隊就很不錯。」
法幣（翻攝：鍾元／大紀元）
歷史學者黃仁宇回憶，當時的國軍軍人「半像乞丐，半像土匪」，當時士兵月餉只有法幣十四元，只夠在街上吃四碗麵。「抗戰開始我們被驅入內地之後，國軍所掌管區域工廠數，只有全國百分之六，發電量只有百分之四，如何生存？我在一九四一年當少尉排長的時候，每個月的薪餉只有四十二元，在街上吃一碗麵，即是法幣三元。山上的土匪標價收買我們的輕機關槍每挺七千元，是我一個上等兵四十年的薪餉。類似的情況又何止盈百上千。但是今日我們翻閱敘述當時情節的文字，只有一片『貪污無能』的責罵。其實一個官僚貪污無能，百十個幹部竭盡忠貞。」（黃仁宇，一九九一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這樣的困難造成國軍中吃空餉普遍，而在當時的條件下，也沒有更好的辦法解決。「任何部隊的兵員都有許多的缺額。而吃空額的事實差不多成了公開的祕密，一般部隊長視為當然，而不以為是貪污，這是我們軍人最大的罪惡。你們中間有許多是現在的軍長師長，你們是不是有這個把握，能夠指出一軍一師之間有哪一個營哪一個連沒有缺額，哪一個營長連長沒有吃缺？縱然你們自己沒有吃缺，而你們對於部下監督不周，考核不嚴，這就是你們自己的罪過！」（蔣介石，《整軍的目的與高級將領的責任》）
1933年剿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親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民族英雄岳飛曾有名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矣！」然而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的文武開始走向這句話的反面。蔣公回顧失敗曾總結，國民黨員認為進了革命黨以後就可以升官發財，以為這就是黨員應得的權利。
「自從北伐完成，尤其抗戰勝利以後，總理所說的本黨先烈那種『不顧身家性命，不想升官發財，而只為國家、為主義奮鬥犧牲的精神』已經消失殆盡了！一般黨員以為黨並不是軍隊，為什麼黨員要同軍人作戰一樣的去犧牲身家性命呢？並且認為進了革命黨以後就可以升官發財，以為這就是黨員應得的權利。須知本黨革命屢次的失敗，就是一般黨員這種錯誤觀念所造成的。今天革命軍所以慘敗至此，固然是由於其本身腐化頹落，喪失革命的精神所致；但是革命黨的黨員，應該做軍人的模範，應該要像先烈一樣犧牲奮鬥來以身作則才行。無如過去多數黨員只想升官發財，全家保身，不肯為主義犧牲，為黨國奮鬥，那麼一般軍人當然亦會跟著腐敗，不肯犧牲，不顧廉恥了。」（《革命黨員與革命軍人應有的認識》）
抗戰勝利引發高級軍官的腐敗和軍紀敗壞，「而最大的原因還是一般高級將領勝利之後驕矜自大，自以為有了不起的功勞，尤其在接收敵偽軍政的時候，因為監督不嚴，許多軍官貪污舞弊，以致精神墮落，恣意享受，生活與士兵完全脫節，官兵之間不能同甘苦共患難，感情自然日趨惡劣，軍紀也自然日趨敗壞，所以共匪雖是裹脅而來 的烏合之眾，沒有嚴格的訓練，優良的武器，而我軍仍然不能予以消滅，反而時時受其襲擊和包圍，遭遇不必要的犧牲挫折，這是深可痛惜的！」（蔣介石，《監察官及兵役人員注意事項》）
在抗戰之後，國軍將領中，如黃百韜、張靈甫、蔡仁傑、邱清泉者少，逃跑被俘甚至投降者多。蔣公在一九四七年就已經發現了問題所在。
1934年蔣介石在江西督戰剿匪。（翻攝：鍾元／大紀元）
「我們剿匪軍事所以遭致今天這樣的失敗，決非偶然！第一、因為我們國軍在抗戰期間，一致對抗外敵，忠勇犧牲，實力消耗，而且長期戰鬥，精神疲憊，共匪則在八年當中，逃避抗戰，擴充實力，處心積慮，專門研究如何消滅國軍，如何推倒政府。所以他們認為抗戰勝利以後，以武力叛變，有必勝的把握。第二、他們認為我們高級將領皆已養尊處優，成了軍閥，多半已年近四五十歲，個個人有家庭妻子兒女的牽累，和社會腐敗的環境發生密切的關係，因之革命精神喪失將盡，只圖自保實力，不能整飭紀律，再來帶兵奮鬥，更不能萬眾一心，通力合作，發生協同一致的效果。因此他可以各個擊破我們，消滅我們。第三、他看到國軍各級官長，平時精神萎靡，學術荒疏，自軍長以下，以至於連排長，大家都不研究學術和典範令，更不注意偵察敵情和地形，隨便擬定計畫，隨便頒發命令，而不能縝密研究切實準備，所以到處都是打糊塗仗，我審查過去各軍失敗的戰役都是由於所定計畫既不依照學理，而且違反原理原則，同時部隊與部隊之間又不知互助合作，協同一致，以求彼此補救其缺點，發揮其長處。第四、他看到我們高級官長對於部下的基本動作，如瞄準、射擊、偵探、連絡，不去切實注意考驗，以致士兵戰鬥技術落後，不能作戰，加以軍隊的給養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飽，穿不暖，而官長尚茫無所知。官長對於士兵視同路人，不但痛癢不相關切，甚至怕和士兵見面，不但高級將領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職，甚至連長階級大多數亦是如此，這樣上下生活脫節，自然情感毫無，官長既然如此對待士兵，士兵不叛變，不逃跑已算很好，何能望其聽命犧牲！我要痛切告訴各位將領，我們的士兵幸而還有民族意識和愛國良知，至今還可維繫一時，如其不然，即使沒有共匪的宣傳煽動，也必脫離你們，將使整個國軍陷於土崩瓦解的悲慘境地了。」（蔣介石，《國軍將領的恥辱和自反》）
蔣公個人仍然堅持道德操守：「我作統帥的，就時時以此自反，亦時時以未能臥薪嘗膽為愧，所以我每日必有一段『雪恥』的日課。如果我不是因為擔任國家元首，必須顧到國家的體制與規定的禮節儀式，尤其在國勢凌替之際，不願為外人輕視鄙薄，使之以為不足以代表一個國家的元首的話，我自信仍能與我一般同袍同寒暑，齊甘苦，過士兵一樣的生活。即使是這樣說，但我對於我個人，仍然時時刻刻在力求節儉簡樸，不敢浪費國家一錢一物，不敢以任何理由自解自恕，惟恐其不能為人民之表率。」（蔣介石，《政治作戰的要旨》）#
五千年輝煌神傳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組

〈新聞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馬英九說今天是「新聞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中天也發聲明表示「蔡總統殺死言論自由」。既然如此，那我們就來整理一下他們所敬愛的兩蔣總統曾經殺死哪些新聞工作者，也比較一下怎樣才算是新聞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1. #台灣新生報記者沈嫄璋──死於1966年8月16日
沈嫄璋與丈夫都在報社工作，戰後從中國來台，進入《台灣新生報》。當時該報因二二八事件發生一波大整肅，總編輯吳金鍊等台灣籍職員都被處決，因而安插外省人沈嫄璋當記者，丈夫當編輯。
1966年，蔣經國為部署接班需先掌控情治單位，因此在調查局整肅鬥爭，蔣海溶一派被鬥倒失勢，《台灣新生報》也受牽連。沈嫄璋被監禁在調查局逼供，但因為沈不肯誣咬蔣海溶是共產黨而遭刑求。沈嫄璋被情治人員扒光全身衣服，架著她騰空騎在室內對角所拉撐的一根粗大麻繩，來回磨擦多次，導致私處血流如注。沈嫄璋不斷哀號和求救，最後慘死在調查局。
她的丈夫多年後才出獄，踏出看守所時已白髮蒼蒼，彎腰駝背。出獄第一件事就是和女兒驅車至六張犁公墓，在雜草叢生的墓地，喚著愛妻：「嫄璋，嫄璋啊！我來看妳啦！」女兒們跪下，抱著父親大哭。
2. #台灣日報駐美特派員江南──死於1984年10月15日
江南本名劉宜良，28歲時進入正聲廣播電台負責影劇新聞，也主持訪談節目「三千六百行」。之後他加入《台灣日報》，從廣播記者轉為報社記者。1970年，劉以駐美特派員身份貼身訪問蔣經國，之後在美攻讀博士班的時候，便以蔣經國作為研究題材，並投稿《蔣經國傳》於香港《南北極》雜誌連載，內容揭露蔣家隱私及國民黨內部鬥爭。
1984年10月15日上午九點，劉宜良在住處吃完早餐，到樓下準備開車前往舊金山漁人碼頭，此時已埋伏許久的竹聯幫陳啟禮，率領吳敦和董桂森兩名殺手衝出，執行國民黨高層與情報局下達的「鋤奸計劃」暗殺行動。董桂森先朝劉宜良的眉心開一槍，劉當場倒斃，吳敦再朝他的胸部、腹部補開二槍，確認已經死亡。
兇手吳敦被關六年多即減刑出獄，2004年上談話節目分享坐牢經驗時還說──因為他和陳啟禮暗殺江南的「愛國行為」，讓他們在獄中享受有菸抽、有電磁爐可煮龍蝦的特權生活。
3. #人民導報社長王添灯──死於1947年3月11日
王添灯在日治時期加入過臺灣文化協會，曾因抗日言行遭日本警察禁錮。戰後當選為臺灣省參議會參議員，活躍於政壇及新聞界。1946年，接替宋斐如擔任《人民導報》社長，後又組創《自由報》。
王添灯時常在報上強烈批判行政長官公署腐敗，公務人員貪污，以至於他被特務系統盯上。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王添灯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理事，草擬〈三十二條處理大綱〉。3月8日，國民黨軍隊登陸，王添灯在睡夢中被國軍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抓去審訊，同車被捉的還有陳炘。
審訊過程，王添灯飽受酷刑，被打到鮮血從臉上往下流，但他仍然不屈服，大罵張慕陶。於是張慕陶命令衛兵朝他淋上汽油，活活燒死王添灯，最後將屍體丟入淡水河。
4. #台灣新生報總編輯吳金鍊──死於1947年3月12日
吳金鍊戰前在《臺灣新民報》做編輯工作，戰後擔任《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當時日文版清一色是台籍人士，中文版是新來的外省記者，比本地記者多拿一倍薪水。日文版對於時政及社會不公平的現象，敢於批評揭露，因此遭到當局忌諱。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吳金鍊應群眾要求於《台灣新生報》大篇幅報導事件消息，並恢復前一年已被廢除的日文版。3月12日，黑頭轎車到報社將吳金鍊強行帶走，一去不回。同時遇害的還有該報總經理阮朝日、台中分社記者陳安南、嘉義分社主任蘇憲章、高雄分社主任邱金山、高雄印刷廠廠長林界等人，全數遭到槍決。
吳金鍊被捉走後，多位軍人闖入他的住所，將他家中的家具、書籍拋出屋外，任其淋雨，就連當時懷孕在身的吳妻，也被趕出屋外淋雨，狀極淒涼。
5. #新生副刊主編童尚經──死於1972年8月26日
童尚經是知名的台灣兒童文學先驅，他所編輯的《新生兒童》印刷精美、圖文並茂，不亞於《國語日報》。1958年，童尚經擔任《台灣新生報》副總編輯，用稿沒有省籍之分，也沒有統獨之別。他經常幫助政治犯投稿維生，包括泰源監獄受刑人、海軍台獨案許昭榮、李玉堂案判刑十年的張蘊智。童不僅對稿費慷慨，還鼓勵他們寫作，對謀生不易的政治犯助益極大。
1966年後，《台灣新生報》發生第二次大肅清，調查局因為查不到童尚經的具體叛亂證明，就改以文字獄作為罪狀，說他在蔣公誕辰日（萬聖節）刊登一篇名為〈鬼節〉的文章，視為犯大忌。說他選用的一些文章如〈妙老頭〉、〈爸爸的鼻子〉、〈下鄉去吧〉，是污衊元首。
1972年，童尚經在初審被判死刑，還未經過二審就槍斃處決。他留下來的遺言是：「我的女兒非常好，我的兒子也很好，請告訴我太太好好照顧他們，要他們聽媽媽的話，孝順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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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雖然這一位不是被直接殺害，也不是發生在兩蔣時代，但他為了捍衛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不向惡法低頭，不向威權屈服，勇於以肉身抵抗。
他說：「國民黨不能逮捕到我，只能夠抓到我的屍體。」最後一刻，他在總編輯室點燃汽油，自焚身亡。
他是自由時代週刊總編輯鄭南榕──死於1989年4月7日。
以上，看完這些冰山一角的新聞工作受難者之後，我想請問馬英九，到底哪一天，才是我們新聞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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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6日，台灣新生報記者沈嫄璋被情治人員扒光全身衣服，架著她騰空騎在室內對角所拉撐的一根粗大麻繩，來回磨擦多次，導致私處血流如注。沈嫄璋不斷哀號和求救，最後慘死在調查局。

促轉會開砲蔣經國扼殺民主運動 要北市府威權命名經國園區改名
台北市「經國七海文化園區」將在明天開幕，23日開放，促轉會今天聲明指出，將發函北市府，建議應予改名或其他配套處置，並檢討相關文資指定理由。 （記者楊心慧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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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21 16:18
相關新聞連結：
促轉會轟經國園區威權命名促改名 北市府：過分強調政治正確
〔記者李欣芳／台北報導〕 台北市政府和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興建營運的「經國七海文化園區」與「蔣經國總統圖書館」，明天將正式揭幕。促轉會今天發表聲明對蔣經國寓所「七海寓所」2006年被指定為台北市政府指定古蹟以「 經國」命名，園區內的圖書館也以蔣經國命名提出異議，質疑指定理由頌揚蔣經國「進行解嚴與民主化」，在經濟與文化建設上卓有成就，卻對威權事蹟隻字未提，該處屬於「命名空間」類的威權象徵，將發函北市府，建議應予改名或其他配套處置，並檢討相關文資指定理由。
促轉會並砲轟當年蔣經國政權動輒以叛亂罪相繩，扼殺民主運動。促轉會去年9月任務推動及調查結果報告指出，蔣經國早年歷任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等職，一手掌握黨政軍情治系統，此系統釀成的大量白色恐怖案件，造成上萬個家庭破碎、無數人受到牽連。蔣中正生前，蔣經國已逐漸接續領導國民黨，再未經民主選舉，繼承威權統治，為促轉條例所陳之威權統治者。
繼學者陳翠蓮等人對民進黨政府肯定蔣經國提出批判後，促轉會今也質疑蔣經國政權當年扼殺民主運動引發矚目。
促轉會指出，就任總統後，蔣經國雖在形式上未如其父直接介入軍事審判，但為求政局穩定，其政府將黨外人士與「共匪」及海外台獨掛勾為三合一敵人，動輒以叛亂罪相繩，扼殺民主運動。任內仍有余登發案、蔡有全及許曹德案等政治案件；亦曾爆發江南案。
聲明中表示，美麗島事件後亦親自督導專案，日記中自陳欲對黨外人士「一網打盡之後，再做斬草除根之事」。他對憲政民主素養有限，視選舉為勞民傷財卻又不得不辦之舉。卻因順應社會壓力與國際因素解除戒嚴，被許多人當成民主推手。林宅血案、陳文成案受害者於案發前受到當局嚴密監控；蔣經國身居威權統治當局權力頂峰，卻在陳文成命案發生後益發重用涉入陳案的警總總司令汪敬煦，可以看出威權統治當局為確保政權安定而阻撓真相揭露的意志，使案件至今懸而未破。
促轉會強調，「經國七海文化園區」。園區整體與圖書館皆以蔣經國命名，未來若開放大眾參觀，已屬促轉條例第5條第1項所謂「公共建築或場所之紀念、緬懷威權統治者」之威權象徵，依法應予改名或以其他多元方式處置。
促轉會表示，各機關近年已陸續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處置威權象徵，該園區與圖書館卻仍以蔣經國命名；後續將發函建請北市府依促轉條例辦理，並建議檢討文資指定理由，加入轉型正義思維。
台北市「經國七海文化園區」將在明天開幕，23日開放，促轉會今天聲明指出，將發函北市府，建議應予改名或其他配套處置，並檢討相關文資指定理由。 （記者楊心慧攝）
台北市「經國七海文化園區」將在明天開幕，23日開放，促轉會今天聲明指出，將發函北市府，建議應予改名或其他配套處置，並檢討相關文資指定理由。 （記者楊心慧攝）
蔣經國總統圖書館。 （記者楊心慧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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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禎祥著作《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由台灣二二八和平促進會策畫 。（玉山社提供）
《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 闡述二二八和台灣命運的鏈結 - 自由娛樂 https://bit.ly/3rYOCHV
〔記者邱巧貞／台北報導〕《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 一書為作者李禎祥在政大台史所同名碩論的補充修訂版。從人權史的視野來看，二二八既是一場大屠殺，也是一波大逃亡，兩者有緊密的因果關係。屠殺背後，是陳儀當局複雜的政治操作，除極力誇張本省人的暴行和外省人的災情外，更將當時國軍兩大敵人：日本人與共產黨，嫁接到台灣的抗爭民眾，並燃起中國民族主義的怒火，將國軍對日本人的仇恨，報復到台灣人身上。
故國軍在二二八的虐殺手段，處處可見對日軍暴行的模仿。日軍暴行的殘忍、中國政治的險惡、台灣命運的悲哀，這三者緊密扣動的關係，是二二八最重要而深隱的脈絡之一。
為了躲避殺戮，成千上萬人展開逃亡，從平地潛隱山區， 從島內偷渡島外；墓地糞坑、天花板上、榻榻米下，都有人藏身。當局祭出懸賞、擄人、自首自新、連保連坐、戶口清查等獵逃手段，逃殺情節之驚心動魄，勝過政治驚悚電影。除了有形的逃亡外，還有種種無形但影響更深遠的「心靈逃亡」。
作者在書中提到，「虐殺」，顧名思義，是以殘虐手段殺人，由於虐殺的重要前提是「作意」，與「意外殺人」（過失致死）完全不同，反映出極端的人性，因此在政治、戰爭、文化、社會乃至心理學各方面，有相當豐富的探討空間。
台灣史雖有不少屠殺事件，但規模最大的虐殺事件，並非發生在比較「不文明」的前近代，而是近代，並且是戰後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從「極端人性」的角度來看，這種大規模的虐殺背後，必有深仇大恨以為觸媒；然而凶手（國軍）與受害者（台灣人）的關係，卻是所謂的「同胞」，而且是「祖國」政府「光復」台灣不到一年半，即派兵對其「同胞」進行大規模虐殺。這種情形相當詭異，特別是這麼強烈的仇恨如何產生，非常值得探究。
本書提醒，二二八和台灣的命運存在不可思議的鏈結，如果台灣不能與中國保持逃生距離，那麼，台灣人的逃亡之路應該不會結束。《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 闡述二二八和台灣命運的鏈結 - 自由娛樂 https://bit.ly/3rYOCHV

「蔣經國日記（1970-1979）」新書發表暨座談會，國史館長陳儀深指出，70年代也是黨外民主運動興起的年代，蔣經國在日記中把這群要求民主的人稱作「陰謀份子」、「反動份子」，有時還懷疑背後有共匪或美帝的策動支持。
國史館長陳儀深表示，「蔣經國日記」原寄存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檔案館，是經過10年的司法訴訟，台美兩地的法院判決確定，以及蔣家家屬的捐贈，兩蔣日記才得以返台、完整入藏國史館。國史館除立刻授權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於2023年10月31日出版第一批「蔣中正日記」，同時立即規劃「蔣經國日記」的編校，並於今天出版第一批「蔣經國日記（1970-1979年）」。
陳儀深表示，出版的這10年的日記，包括蔣經國在1970年4月訪美時遭遇的「刺蔣事件」，隨後1972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一般認為國民黨政府失去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乃至席位之後又紛紛與各國斷交，必須透過甄拔台籍菁英以及增額中央民代定期改選，來獲得政權的正當性。
陳儀深說，一般認為這時蔣經國扮演著推動政治改革的角色。但70年代也是黨外民主運動興起的年代，蔣經國在日記中常把這群要求民主的人稱作「陰謀份子」、「反動份子」，有時還懷疑背後有共匪或美帝的策動支持，於是1977年中壢事件發生以後，他在日記上說是「從政以來所遭受的最大打擊」；甚至1979年高雄事件爆發之際，他「下令將禍首全部拘捕」。
陳儀深強調，蔣經國在1979年不容許成立反對黨，1986年卻願意開放黨禁，這期間發生什麼事？藉由日記的出版，相信可以讓學界和社會大眾更貼進瞭解蔣經國的個性、決策模式，以及黨外民主運動的艱難，從而對於台灣民主化的曲折過程，也會有更清楚的認識。
蔣經國日記揭密 懷疑黨外有「共匪或美帝」撐腰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3vpgt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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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於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近十八年的兩蔣日記等文件原稿及檔案，歷經十年跨海纏訟，國史館昨出版第一批蔣中正日記，今年底也將出版一九七○至一九七九年的「蔣經國日記」，將觸及美麗島事件歷史。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昨表示，此書能讓人民充分理解真相後並客觀評價，是台灣轉型正義的重大里程碑。
國史館授權「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先從蔣介石第一任總統時期日記開始出版，昨舉行《蔣中正日記（一九四八─一九五四）》新書發表暨座談會。為避免涉入歷史解讀等正反觀點爭議，新書僅三篇序言而無導論，國史館館長陳儀深在序言中表示，直至今日，不論是海峽對岸，或是台灣社會內部的不同群體，都對蔣中正的功過得失存在著相當對立與矛盾的詮釋，離所謂的「蓋棺論定」，可能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此書能重新審視蔣中正歷史定位。
蔣方智怡率蔣家人出席
林佳龍指出，《蔣中正日記》公開及出版，對台灣社會當前轉型正義的未竟之業，具有向前推進的作用，每位總統的歷史定位都應由人民決定，政府有責任讓人民充分理解歷史真相後，再做客觀的評價。
中正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蔣方智怡偕蔣友松、蔣友柏、蔣友青等人出席，蔣方智怡則代表蔣家強調，蔣中正是追求民主才推動制憲立憲，當時外抗日本、內拒共黨誠屬不易，台灣今日有此成就，前人種樹，當以為念。
身為蔣家後代的台北市長蔣萬安昨表示，希望國史館公布的內容，能完整呈現歷史的原貌；而台灣是民主的社會，尊重的不同聲音。
老蔣日記出版 林佳龍：讓人民評價 轉型正義里程碑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s://bit.ly/47cxz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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