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與獨角獸 充斥北歐這一小國
2024/05/24 07:11LTN經濟通》富人與獨角獸 充斥北歐這一小國 - 自由財經 https://bit.ly/3UXr98e
瑞典的超級富豪激增密度已超越美國。（路透）
「科技創新」與「貨幣政策」讓富豪願意在此居住
歐祥義／核稿編輯
〔財經頻道／綜合報導〕瑞典的人口僅約1000萬，國土七成以上是森林覆蓋，卻是全球人均「億萬富翁」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有錢人數量超越美國。瑞典有甚麼魅力，讓這麼多富豪願意居住在此，當中的關鍵就是當地蓬勃發展的「科技新創氛圍」和「稅負調整」兩大因素。
瑞典創業精神蓬勃，首都斯德哥爾摩是歐洲人均獨角獸（指成立未滿十年、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未上市公司）數量最多的城市，每10萬人有0.8間獨角獸，僅次於美國以矽谷為中心的灣區，當地每10萬人有1.4間獨角獸。
以人均新創獨角獸產量來看，瑞典被稱為歐洲「獨角獸工廠（Unicorn Factory）」，孕育了許多產值數十億美元的獨角獸公司，包括Spotify、Skype、線上金融服務新創Klarna等獨角獸企業，還有來電識別供應公司True Caller，以及Candy Crush 開發商King，還有飛機公司Heart Aerospace，與有「水上特斯拉」之稱的電動船公司X Shore等。
瑞典打造友善空間，帶動新創公司蓬勃發展。（彭博）
3大政策正確 成就瑞典化身「獨角獸」天堂
瑞典政府提供購買電腦的補貼政策，在1998年至2001年間，瑞典全國約有2成多的家庭、約有85萬戶購買了電腦，加上政策推動網際網路基礎建設的普及，是造就今日瑞典以新創之國贏在起跑點上的主要原因。
根據數據，在2005年時，瑞典每100人就擁有28個寬頻連線帳戶，而美國僅17個，世界平均僅3.7個。
另外，瑞典創造對新創公司的友善空間，在金融監管上採寬鬆政策，讓新創公司不需要動輒得咎，讓營運成本壓力倍增。因此，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也成為歐洲金融科技、網路服務等新創大本營。以數據來說，全歐洲投資金融科技公司的資金總獲利，有高達三分之一就是來自瑞典。
瑞典的創新教育，從幼兒園即開始紮根，高中之後即可實地創業。（法新社）
創新創業教育幼稚園紮根
矽谷和瑞典分居全球獨角獸公司的第一、二大，但其實兩地差別甚大。矽谷一直以來強調「科技領先」的競爭硬實力，瑞典則是落實「以人為本」的合作軟實力。
瑞典教育自小就以「創新創業」紮根，鼓勵人民勇於創業。瑞典學校給予孩子的觀念是，創業者不一定要很富有，只要夠創意，新創公司的存活率也是很高的。
因此，瑞典孩子在低年級時，學校培養其團體協作和信任精神，上了高中之後，孩子就可參加創業課程，擁有自己的公司，或者與朋友、同學合夥開公司，在銀行開設公司帳戶，等賺取利潤後平分收益，然後關閉公司。
也因瑞典許多學生在就學時就已接觸過創業，因此許多畢業生在畢業後就繼續創業去。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報告顯示，在瑞典每1000名員工當中，就有20家新創企業。
瑞典新創事業的三年存活率是全球最高、達74%。不過，高達96%的瑞典新創企業在營運3年後，營業額未能達到50萬歐元；僅0.4%的企業，5年內營業額達到1千萬歐元。
LTN經濟通》富人與獨角獸 充斥北歐這一小國 - 自由財經 https://bit.ly/3UXr98e

---

 先《拯救資本主義》，再《不公平的代價》，然後《21世紀資本論》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yGYdmd

---

淨資產1.5億台幣的「超級富裕層」有7.1萬人、3千萬到1.5億的「富裕層」有69.3萬人、3百到3千萬的「準富裕層」960萬人，30到300萬的中產階層有698萬人，資產30萬以下的245萬人。台灣有錢人好多！「準富裕層」有960萬人 你符合條件嗎？ https://bit.ly/42FR5sx
2022年台灣人的平均所得，年薪大概平均是在69.3萬之間，但是如果以薪資中位數來看的話，是51.8萬，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落差，就顯見是極高薪的族群他們的薪水成長幅度越來越大，所以拉大了跟中產階級之間的距離，根據OECD他們中產階級的定義來看，就是你的家戶所得或是個人所得會在整體薪資中位數的75%到200%之間，所以以台灣家戶平均所得94萬來看，就等於說你每年要在70.5萬到188萬這個區間，才可以被稱為中產階級。」基本上就是你的淨資產要在3千萬以上，可以稱為準富人，就等於說比如說你的有價證券，你的股票、房地產、土地等等全部加起來3千萬左右的話，可以入行可以稱為一個準富人，踏進這個圈子裡面，但是如果你想要真正的成為金字塔頂端，除了你的不動產、有價證券之外，可能你手上的可流動資金至少就要有3千萬以上，才能被稱為富豪階級。

---

如何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
By 土逗公社, www.thenewslens.com查看原始檔九月 23日, 2017
今年是《資本論》第一捲發表150週年，在1867年出版以後，尤其是十月革命（1917年）後這一百年來，世界各國的進步學者針對《資本論》已經發表了大量的著述，它對社會產生著巨大的影響，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學習《資本論》的心得。
我們都知道，《資本論》曾經是中國的顯學，不過過去這幾十年，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資本論》在官方機構和學校裡面的地位早就一落千丈。今天你走到一所典型的大學裡面去，基本找不到什麼政治經濟學的課程，更不要說專門學習《資本論》的課了。當然，在人民心裡，《資本論》仍然有著崇高的地位，很多進步知識分子也會自發的組織學習《資本論》。我在過去這些年裡，也見過不少同志，非常刻苦認真，有理想，有心要啃個大部頭，就拿《資本論》來開刀，從前言一直讀到最後，可讀完一問，還是糊裡糊塗；還有些同志，看了一部分《資本論》之後，就覺得問題都解決了，但是一遇到很多現實問題，發現學的東西也未必好用；另外還有一部分同志，看見這大本理論書就頭疼，學不下去。
《資本論》不容易讀，有很多原因，有些是因為19世紀馬克思的語言和舉的例子跟我們現在隔的遠了，有的是因為內容本身很抽象，有的是因為書本身還帶有一些草稿的特性（比如第二卷和第三卷）。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資本論》本來也不是當教材來寫的。從學習的角度上說，我們一般是要從具體的數據、故事出發，來不斷地抽象，得到一般性的規律。馬克思自己在序言裡面也說：
已經發育的身體比身體的細胞容易研究些。
然而《資本論》的寫法卻恰恰相反，是從抽象到具體，從一般到特殊。但是這個並不是馬克思自己的思考過程，馬克思常年待在資料室，佔有了極大量的經驗材料，從中間總結出了資本的規律和矛盾。他寫作的時候，則是按照抽象的層次開始，把最核心最一般的東西放在前面，慢慢的鋪開，逐漸考慮各種其他具體情況。
我們學習《資本論》和其他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歸根究柢是要認識資本主義的規律和矛盾，探索推翻資本主義的方法。我們現在研究物理學，恐怕很少會讀牛頓，社會科學情況不同，資本主義還存在，其核心仍然是資本積累、利潤、剝削等等，所以我們還在讀《資本論》，而且也不得不讀《資本論》。然而《資本論》畢竟是一本老書，過去這150年，人類社會地覆天翻，有了很大的不同，尤其是有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資本論》沒法包括這部分的實踐，我們必須從別的地方去尋找學習材料。
這麼說起來，《資本論》的學習恐怕未必要以《資本論》為第一步。由於有毛時代的遺產，我們這樣的中文讀者是幸運的，在60、70年代有一大批勤勤懇懇的研究者系統整理了《資本論》的思想，並編輯成適合工農兵閱讀的小冊子。不要小看這些小冊子，這些是入門學習的最佳讀物，也沒有後來加進去的各種資產階級的殘渣。
2016年10月，在柏林馬丁葛羅皮亞斯展覽館當時的展覽「德國：國家記憶」中，展示了馬克思1867年版本的《資本論》一書。
這些讀物裡頭，突出的可以舉兩個，一個是徐禾等編著的《政治經濟學教材》，由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現在還在印刷，也保留了原版的特色。這本書差不多寄售《資本論》的簡潔版，看了之後，腦子裡面有個主線，再去翻看《資本論》，一切就會熟悉很多。再一個，就是1970年上海出版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書彌補了傳統政治經濟學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方面的空白，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問題，是思考資本主義之後怎麼辦的重要材料。
有了這些基礎之後，我覺得可以開始認真看《資本論》了。但是我仍然建議不需要全讀，略讀即可，部分重點章節可以細讀。以第一卷為例，我常翻看第一卷的〈工作日〉一章、〈機器和大工業〉一章、〈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一章、〈所謂原始積累〉一章。這些章節，跟中國當代的資本積累直接相關，涉及農村農民問題，還有工人階級的鬥爭問題等等。相反，第二卷就顯得比較理論化，而且花了很多篇幅在一些更具體的問題上，我覺得大部分讀者可以略過。如果有更進一步的學習需要，可以閱讀第三卷的相關內容。
除了《資本論》之外，如果要把握當代世界政治經濟的脈絡，也應該廣泛的吸收最近這幾十年的材料，比如1970年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和最近這一次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也包括資本主義所面臨的各種其他的危機趨勢，比如環境和能源危機。李民騏和張耀祖等編著的《大眾政治經濟學》提供了一些值得參考的分析和資料，適合作為輔助材料。
在漢堡的勞工博物館對面，佇立著一座馬克思的巨型頭像。
除了內容，學習的形式也同樣重要。單打獨鬥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習慣。如果你有興趣學習，不妨看看身邊的朋友有沒有同樣的興趣，三到五人的學習小組，一直以來都是比較有效的形式，從馬克思時代就是如此。這樣的學習小組也不必設立很高的理論目標，反而應該更貼近現實生活和鬥爭，同時通過聯繫《資本論》的部分章節展開討論。如果有了不同意見和理解，不妨先各自保留意見，然後通過一點研究來推動討論。
如果討論者們都是空對空，一張口就是我覺得如何如何，沒有一點調查研究，或者是拿《資本論》當帽子來扣在別人頭上，那就是在往空頭革命家道路上走。集體討論的優點至少表現在此處，因為有其他人的不同理解，這種囫圇吞棗自我陶醉的學習狀態沒法長期存在。
如果有了扎實可靠的內容，也有了緊張又活潑的集體氣氛，我相信未來一些年裡將會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的積極分子，有實踐的經驗，也有《資本論》的根底，那麼進步的事業就更有力量了。說到底，學習《資本論》並不會讓人更加革命，但是革命者能夠通過學習《資本論》變得更加明智，少一些空想，這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反覆說明的道理。

---

 

台灣的低失業年代
By 于國欽,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六月 24日, 2017
台灣的低失業年代圖╱本報資料照片
近年1～5月人力資源統計
失業率是指失業人數占勞動力人口的比率，勞動力是就業者與失業者的總合，勞參率則是指勞動力人口占15歲以上民間人口的比重。
■以104年7月為例，台灣15歲以上民間人口1,984萬，勞動力1,165萬（就業1,121萬，失業44.5萬），非勞動力819萬，因此勞參率58.7％、失業率3.82％。
在金融海嘯那一年，為降低失業率，政府除了採行常態作法外，還有些非常的措施，例如鼓勵畢業生留校做研究、讓青年儘早入伍、協助人們多投入教會等宗教工作。
這些作法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把失業人口導入非勞動力、武裝人口及就業行列，這麼一來失業率就不致於失控。然而，那些年由於全球景氣蕭條得厲害，無論怎麼輸導，我國失業率還是一路衝破6％，哀鴻遍野，民怨四起，創下半世紀以來最高的失業紀錄。
就業失業 雙雙低迷
但如今情況已經改變，台灣即將邁入低失業年代，而且即使景氣低迷，工作機會不多，失業率也不致走高。此話聽起來似乎有點怪，但我們舉個例子，大家馬上可以明白，今年前5個月，台灣平均就業人數只比去年同期微增7.9萬，創下近8年次低，但5月份的失業率3.66％卻創下近兩年最低。
通常要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失業率才會趨緩，但何以如今就業人數增加這麼少，失業率竟可以創新低？這得回到一開頭所提的失業率定義，要讓失業率下降有兩條途徑，一是創造就業，一是降低勞動力（讓畢業生留在校園、儘早入伍，皆是降低勞動力的方法），因為湧入尋職行列的人數減少，失業人口也會減少，失業率就會降低，川普前年選總統時就提到這個事實，美國近年失業率能降至5％，正是有近千萬人退出職場所致，因此失業率的降低並不代表民眾的生活已經好轉。
我們以此來對照台灣的情況會發現，近年台灣退出職場的人口（非勞動力）並未大幅增加，勞參率甚至略微升高，這和美國情況不太一樣。換言之，我們今天能以在就業成長緩慢下享有低失業率，並不是拜「非勞動力」人口大增，那麼是什麼原因呢？是人口成長趨緩所致。
依國發會估計，我們人口成長不但逐年趨緩，甚至在8年後就會轉為負成長，事實上，我們15～64歲工作年齡層的人口近4年已呈負成長（以年資料而言，去年開始下滑），這代表每年湧入職場尋職的人口不再會大幅成長，在勞動力成長放緩的情況下，只要市場上有些許工作，失業率就會降低，這就是台灣今天的情況。
我們出生人口由過去一年30～40萬至92年降至22萬，此後逐年下降，99年甚至降至16萬，光陰似箭，低出生率年代的小孩已漸次長大，如今已邁入15歲以上的人力。由此可知，人口趨緩以致勞動力趨緩的情況會日趨嚴重，這本是一個危機，但竟可以讓失業率下滑，說來有點滑稽。
低失業率 非喜乃憂
若說美國過去10年失業率降低是拜勞參率降低之賜，台灣未來10年失業率降低則是拜人口下滑之賜；美國人口仍持續成長，只是隱藏在非勞動力裡，從勞參率降低即可發現其勞動力的異常走勢，但台灣是從源頭的人口下滑，勞動力、非勞動力雙雙趨緩，以致勞參率仍相當正常，然而在這個正常的勞參率、失業率下，其實已是隱憂重重。
少子化、高齡化為台灣所帶來的人口趨緩、甚至負成長已在所難免，而由此所牽動的勞動市場新現象，必須重新檢視，審慎解讀才行，這個低失業率，非喜乃憂。

---

 

年輕人繼承房就好？學者：財富世襲 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By 聯合新聞網, udn.com查看原始檔四月 30日, 2017
A-A+
2017-04-30 12:01聯合報 記者徐子晴╱即時報導
台灣房屋過多，年輕人不用買房，等著繼承就好？學者表示，台灣少子化狀況嚴峻，確實有部分年輕世代可等著繼承房產，但由於台灣貧富差距明顯，也會有另部分年輕世代根本無房可繼承，造成財富世襲趨集中，財富越轉移、社會越不公平，貧富差距持續擴大。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楊文山指出，家庭少子化現象愈趨普遍，子女繼承父母財產的機率提升，確實可預期。但因目前房屋自有率高達70、80%左右，有房者的房屋數量平均超過三棟，顯示財富是集中在部分人身上，過去有五、六個子女繼承一棟房屋，現在則是兩、三個子女繼承三棟房屋，未來恐怕會延續「富人持續富有」的財富世襲現象。
台大社會系教授陳東升表示，父母親「有沒有房」，對下個世代的影響確實存在，透過一代傳一代的財富累積，可能持續在下個世代擴大財富差距，「這代沒有能力買房的，下代更不可能有房」，造成貧富差距擴大。
陳東升表示，居住為現行年輕人最大的開銷，為避免貧富差距持續擴大，政府應從遺產稅、贈與稅等稅制改革著手；未來政府也應提出完整的社會住宅政策，並強化社會安全福利制度，才得以減少因財富轉移產生社會不公平的現象。
楊文山則指出，不少國家為改善財富轉移造成社會不公平，都從增加遺產稅著手，但此方式容易遭富人透過將資產轉到海外、購買保險等方式避稅。他建議可參考日本經驗，鼓勵大家將金錢「現在就花掉」，以直接資助孫子女學費等方式將財產轉移到下一代身上，更可以促進消費、刺激經濟。

---

 

中產階級 不支持全球化
udn.com查看原始檔
A-A+
中國及部分亞洲開發中國家的中產階級興起，但美國中產階級的收入卻陷於停滯，並高度擔心工作、薪資及未來，導致許多美國民眾反對全球化。據Pew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有多達美國43%的選民相信國際貿易並非好事。

經濟學者米拉洛維奇的研究指出，中國中產家庭年所得在1988-2008年間增加70%，但同期間美國及整個已開發世界的中產階級年所得僅增加4%。

據世界銀行數據，中國中產家庭目前的年所得約8,000美元，遠低於美一般家庭的5.4萬美元，但中國富裕的速度卻遠比美國快。

據麥肯錫機構預測，到2022年時中國大部分城市中產家庭的年所得為9,000到3.4萬美元，生活將全面改善，包括飲食、渡假等。

-----------------------------------------------------

 

2015年12月12日 星期六

正在改變21世紀的一本書
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帶給世人兩個鮮明的訊息：（1）除非有大規模戰爭或政府政策的介入，資本的年報酬率（r）的長期趨勢非常穩定，約是4%至5%，而經濟年成長率（g）僅1.5%左右；（2）如果一直維持資本的年報酬率大於經濟年成長率（r > g），貧富差距將會持續擴大，使富者越富而貧者越貧。 

圖一：全球（稅前）資本報酬率r與經濟成長率g的比較
此外，曾經領導世界銀行研究部門的著名經濟學者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告訴我們：當「g > r」持續成立時，根據定義，資本所得占國民總所得的比例（α）將會持續上升，直到任意趨近於100%，而同時使得工資占國民總所得的比例持續下降，直到任意趨近於0%。這個趨勢將會使得資本主義市場的主要消費者（受薪者）的所得與消費能力持續下降，因而導致市場動能耗竭（Milanovic, 2014）。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戰爭對財富的摧毀和政府法令或稅收的介入，市場的長期趨勢會自動保持「g > r」，使得工資持續下降，直到市場近乎完全失去動能。
這樣的景象無疑地是再現了馬克思的名言：「資本主義是它自己的掘墓工人」。唯一的差別是：馬克思的預言是純理論的演繹結論，皮凱提的結論是來自於兩、三百年具體數據的實證研究結果，兩者對放任式資本主義與主流經濟學的殺傷力有天壤之別。
不過，皮凱提的倡議並非「擁抱共產主義」，而是要設法規範市場經濟，讓它避免自毀，甚至回到法國人稱為「輝煌的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的戰後時期（1945-1975）。在這一段特殊時期裡，富人的資本受到戰爭的破壞而損失慘重，使得收入銳減；此外，民主國家都很怕過大的貧富差距會是共產主義的溫床，因而致力於以稅賦和政府福利措施來改善所得分配。這些努力使得稅後的資本報酬率r低於經濟成長率g，也使得窮人可以跟富人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

圖二：全球（稅後）資本報酬率r與經濟成長率g的比較

不過，要充分了解《21世紀資本論》對經濟學界與政治界的衝擊之前，必須先扼要了解經濟學主流思想在二十世紀的重大轉折，尤其是關於政府責任的辯論、市場神話的誕生，以及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經濟學界的趨勢變化。

政府責任的論爭
1929年發生全球經濟大蕭條（Greet Depression）之前，英美世界的主流經濟學思想是由英國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創立的，他整合了供給理論和邊際效用理論，建立了以供需曲線共同決定價格的理論，成為今天個體經濟學的基礎。他跟後繼者被稱為「新古典學派」（Neoclassical School），該派認為充分就業是社會常態，並且把過去政治與經濟問題交雜議論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改名為「經濟學」（economivs），強調經濟學的數學基礎與實證基礎，企圖把經濟學從論述與思想轉型為嚴謹論證的「科學」。
但是經濟大蕭條造成失業率急速上升，由於這跟「新古典學派」的主張相反，經濟學界再度面臨難解的新課題。1936年凱因斯（J. M. Keynes，1883－1946）發表名著《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解釋說大量失業是因為需求面不足所造成，可以用赤字預算的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以便降低失業並恢復景氣。凱因斯主張市場的均衡狀態是例外，當市場失靈的時候，需要政府的財政刺激才能讓市場加速脫離不景氣，並恢復充分就業。此外，他認為過度儲蓄對經濟會有不良的影響，因此主張對資本獲利等非勞動收入徵稅，並通過財富重分配來降低貧富差距，提升普遍的消費能力。因為他的主張偏重刺激消費來維持經濟成長，所以又被稱為「需求面經濟學」（demand-side economics）。
由於凱因斯學派指出許多市場機制的缺點，並倡議政府作為的各種好處，因此這個學派的理論變成世界各國政府的指導思想，直到石油危機降臨的時候。這是經濟學界擁抱「大有為政府」的時代。
1973年發生第一次的石油危機，引發各國產生停滯性通貨膨脹，也就是高失業率和高的通貨膨脹率同時發生。當時的凱因斯學派無法解釋這個現象，而持續按照凱恩斯主義採行施行赤字預算的國家並沒有獲得經濟發展的改善，反而赤字越來越大，失業越來越多，而通貨膨脹率也越來越高。
第一個跳出來批判凱因斯的，是芝加哥學派的傅利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他主張市場會自行解決失業問題，只不過價格和工資的調整需要時間；而政府的赤字預算只會讓私人投資和消費縮減，而抵銷經濟成長的動能，不會讓景氣因而提前復甦。但是，政府的赤字預算卻可以讓通貨膨脹惡化，甚至根本就是通貨膨脹的元兇。因此，他主張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讓市場機制自行解決景氣循環與失業的問題；而政府的首要責任則是控制貨幣增長，以便切斷通貨膨脹的源頭。因為他偏重的是政府的貨幣政策而反對政府的赤字財政預算，所以被稱為「貨幣學派」。柴契爾和雷根首先在1980年代採取傅利曼的主張而控制了通貨膨脹的趨勢，瑞士與日本也尾隨在後而控制住通貨膨脹。傅利曼因而在全球聲名大噪，取代了凱因斯的地位。
此外，傅利曼在芝加哥大學的其他同事也一再質疑政府管制的錯誤、無能與助長貪腐，因而政府的形象逐漸從「大有為」變成「大成無當」，而「市場大，政府小」的體制則被歌頌為「小而美的政府」。

市場神話的誕生
接著，穆斯（John Muth，1930－2005）、盧卡斯（Robert E.Lucas Jr. 1937－）、薩金特（Thomas J. Sargent，1943－）等人提出「理性預期」學說，更有系統地批判凱因斯理論的弱點，並主張：（1）人們進行交易或經濟決策時都是合乎理性的，消費者會追求消費活動的最大效用，生產者會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因此市場會自行調節供需，使得有限的資源獲得最佳的利用。（2）只要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各種產品和生產要素的價格都會通過供需的變動而達致均衡。這個均衡點是唯一的，他所對應的就業率叫做「自然就業率」，其中失業者僅限於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及自願失業。（3）市場上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預期，也可能會過分樂觀或過分悲觀，但所有的人合起來其偏差會相互抵銷，使得市場總體的理性預期具有「平均誤差為零」的特性。（4）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只有短期效果，長期而言市場會自行調節到自然就業率。
在這些主張下，市場變成完美且萬能，相對之下政府反而變成一切罪惡的淵藪。因此，「小而美的政府」變成不脛而走的口號，而政府也很樂於變成「有權無責」的實體：除了對政客有利的事之外什麼也不做，而藉口則是「尊重市場」。
在「貨幣學派」和「理性預期」學說的加持下，經濟學者拉佛爾（A. Laffer，1940－）等人主張的「供給面經濟學派」（Supply-Side Economics）趁勢興起。他們反對凱因斯主張的「有效需求會自動創造供給」，而主張消費的慾望是無限的，只要設法突破供給面的瓶頸，刺激生產，「供給面會自動創造需求」。因此這個學派主張減稅來刺激投資，並減少政府福利支出來刺激工作意願並消除懶惰，同時放鬆政府管制來解放企業與市場的活力，穩定貨幣供給來降低通貨膨脹。這些主張都被雷根政府接受，因而又被稱為「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
但是雷根又同時違背貨幣學派和供給面經濟學派的主張，大幅擴大國防支出，而使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達到前所未見的地步（這反而符合凱因斯理論的主張）。因此，雖然雷根政府創造了美國史上為期最久的經濟擴張，但是經濟學家一直在爭議主要功臣是供給面經濟學，還是凱因斯理論。
為了討論拉美國家的債務危機與解決方案，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在1989年邀請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和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開了一個研討會，會後提出了十點共識，稱作「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包括：（1）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2）把政府開支的重點從福利支出與補貼轉向有助於提升生產力的方面，譬如基礎建設、教育與基本醫療措施。（3）減稅並擴大稅基。（4）將利率交由市場決定。（5）放鬆對匯率的管制。（6）貿易自由化，對外開放市場。（7）放寬外資投資限制。（8）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9）放鬆政府對市場的管制。（10）保護私人財產權。
這十個共識彙整了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和供給面經濟學的核心主張，成為市場派的集大成，因而被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代表性宣言，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WTO）也從此以後被認定為是在全球推動「新自由主義」的代表性組織。
在新自由主義與市場神話盛行的年代裡，「減稅、削減福利、去管制、國營事業市場化、國際貿易自由化」受惠者是資本擁有者以及各行業的菁英（富人），而中下階層獲得的待遇是工作條件的惡化（跟國外的工作條件看齊），和各種政府補貼的減少，因此貧富差距急遽惡化，中下階層的生活苦不堪言。
譬如2012年全美所得最高的 1% 家庭吃掉美國全部所得的22.5%，這是1928年以來未曾發生過的超高紀錄（Cassidy, 2014）。而且，從1997到2008年這三十年期間，美國的所得增長全部被頂層的10%吃掉，其他90%的人所得是負成長（Blodget, 2011）。

顛撲不破的市場神話
檢討市場神話的人很多，警告貧富差距擴大的人也很多。但是，經濟問題的理解與解釋因時因地而易，很難從實證研究獲得具有普遍共識的結論，因而對學術界具有普遍影響力的著作都是仰賴數學模型的抽象理論，跟現實世界有一段明顯的距離，其政策意涵往往容許不同派別各自表述。
在這背景下，有心人對經濟學可以有極大的操作空間。偏偏，新自由主義對富人有利，富人則控制著白宮、美國國會、媒體和華爾街，而華爾街則通過顧問費控制著許多經濟學者的良心（彭明輝，2014）。因此，過去所有對市場效率的批評和質疑都被政治、媒體，乃至於學術圈所漠視。
事實上，面對歐美國家中下階層生活日益艱困的事實，許多有正義感的左翼學者紛紛仗義直言，其中包括許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譬如，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指出了在資訊不對稱的前提下，市場的效率是有問題的，而且正確的政府干預可以使資源的利用更有效率。克魯曼（Paul Krugman）的國際貿易理論指出，政府有可能在企業的買通下違背兩國的比較生產優勢，犧牲兩國的社會福祉，以便成全較沒有競爭力的企業。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研究指出貧困與饑荒是因為分配不均的機制，而非供應不足；譬如孟加拉的飢荒就是因為都市的經濟蓬勃發展推升了糧價，而底層勞工薪資的調漲速度卻跟不上，以致許多人活活餓死。這個研究顯示了經濟的蓬勃發展不見得能利益均霑，甚至可能會讓窮人的處境雪上加霜。但是這些嚴謹的經濟學著作都無法有效影響經濟學界對市場效率根深蒂固的信仰。
市場基本教義派（market fundamentalist）可以質疑史迪格里茲，雖然市場效率會因資訊不對稱而減損，但它還是比貪腐無能的政府效率更高；他們也可以質疑克魯曼，官商勾結下的無效率，正好是可以通過國際自由貿易的競爭來弱化與改善的，至於阿馬蒂亞•森的質疑，他們可以答以「我們贊成具有排富條件的扶貧措施」──雖然「排富」這個先決條件總是被不負責任的政客拿來當作擋箭牌，藉口現實作業上很難做到「排富」，因而拒絕扶貧。
由於這些辯論過程充滿經濟學的艱深術語與數學模型，經濟系教科書的偏袒貨幣學派和理性預期，再加上媒體訊息的簡化、模糊化與擠壓，使得一般大眾無法知道這些爭議的真相，甚至連經濟系畢業生都一知半解地用大學部教科書的觀點去理解、批評與評價史迪格里茲和克魯曼的觀點，許多經濟系畢業生更是從來沒聽過「阿馬蒂亞•森」這個名字。

《21世紀資本論》的衝擊與經濟學思潮的轉向
在這個背景下，皮凱提的研究成果變成經濟學界反擊市場神話最有利的武器。首先，它是超過兩、三百年實證數據的彙整，呈現的是資本主義和市場機制長期的趨勢，而非偶然或例外；而且，它指出的不是市場機制的缺點，而是致命的自毀本質。因此，除非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有能力證明這本書的核心結論是錯的，否則只好承認政府對市場的「適切管理」是必要的──至於何謂「適切管理」可以再討論，但是市場神話已經徹底破滅。
不過，要從經濟學的嚴謹學術立場駁倒《21世紀資本論》的核心結論是很困難的。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編輯 Chris Giles對於《21世紀的資本》的質疑與不當攻擊就搞到自己聲名狼藉。他在 5月底發表了 “Piketty findings undercut by errors” 一文，宣稱皮凱提的數據錯誤導致結論錯誤，甚至暗示皮凱提的數據可能造假（thin air）。
這個攻擊超過他所找到的證據，且立場上違背學術界評論的公允尺度，很明顯地帶有惡意，因此引起《經濟學人報》（Economist）不滿，刊出 “Inequality: A Piketty problem?”，指出：（1）沒有鮮明的證據證明皮凱提的數據確實錯誤；（2）就算該數據真的有錯（Economist 並不認為既有證據證明該數據錯誤），也可能只是傳抄錯誤， Chris Giles 不該在沒有具體證據時指控皮凱提捏造數據；（3）即使皮凱提關於英國的數據真的有 Chris Giles 所指出的錯誤，基本上是瑕不掩瑜，也不影響該書主要結論。此外，保羅•克魯曼也批駁Chris Giles 的文章，指出他的錯誤，並且用自己的研究表示：若有人想要反駁皮凱提的主要結論，恐怕很難（Krugman, 2014）。
五月底，經濟專家 Howard Reed很認真地核驗Chris Giles 和皮凱提的數據推算過程，並公佈整個核算過程發表，詳細解釋他自己的依據和推理過程，並做出三點結論：（1）Chris Giles 和皮凱提兩人數據的差異源自處理一個歷史數據斷層（discontinuities）時方法的差異，（2）皮凱提的處理是必要且合理的，（3）皮凱提的處理手法比 Chris Giles 的處理手法更合理（Reed, 2014）。
事實勝於詭辯，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研究顯示：盡管2008年的金融風暴是華爾街惹的禍，但是 2008 年之後這些富人的所得持續成長，而最底下的90%美國人分得的所得份額卻持續下降（Bricker et. al., 2014）。
雖然富人與市場基本教義派絕不會輕易妥協，但是經濟學界的風向已經在轉變了。2008年的金融風暴證實了金融市場確實會有系統本身的誤差（systemic error），這違背了理性預期學派「系統本身的誤差為零」這個根本假設。因為這一次的風暴規模太大，全球受害太深，因此各界對理性預期學派的指責洶湧如潮。這是災難加上皮凱提與其學術夥伴歷年來陸續發表的所得分配不公平研究，充分證明了市場機制有其內在無法自行克服的缺陷。
因此，國際貨幣基金也無法漠視越來越鮮明的各種實證證據，在2011 年發表研究成果，確認皮凱提和其國際合作同僚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上全世界主要國家在 1980 年前絕大多數都經歷了所得差距縮小的過程，但是 1980年代之後財富又開始急劇地向最高所得者（top 1%）集中，而使得所得分配的公平性急遽惡化。惡化速度最快的是英語系國家，美國尤其嚴重；但是德、法、荷、瑞士與日本的財富集中現象並沒有惡化；瑞典仍舊是全球的資優生，其他歐陸國家的惡化程度也相當緩和。因此，該報告質疑Simon Kuznets 的假說，認為在已開發國家中的貧富擴大現象不會因為市場機制而自動縮小。接著，又在2013年建議中國和印度要正視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加稅與宇提供基本工資等積極的政府干預手段來創造貧富均霑的發展模式（Balakrishnan, Steinberg, and Syed, 2013）。
世界銀行就業資深總監 Nigel Twose 也在2014年九月時跟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sation）聯合發表聲明，呼籲要全球一起創造工作機會並改善勞工待遇，否則「已開發國家的貧富差距將會持續增長，而阻礙消費與經濟的成長。」（Donnan and O’Connor, 2014）
新自由主義兩大機構都已經公開聲明放棄「供給面經濟學」而擁抱「需求面經濟學」，剩下的問題不是經濟學上的誰是誰非，而是富人控制的政治機構、立法機構、媒體與學術圈可以用紙把火包住多久。

----------------------------------------

2015年12月12日 星期六

演講邀約：「走出低工資高房價的富人經濟」
12/30（三）晚上7:00~9:30PM，我將在台北市南海路的教師會館內講「走出低工資高房價的富人經濟：萊茵模式的借鏡」。
台灣和韓國的90%人今天都淪陷在「富人經濟」的痛苦裡，而看不到未來：GDP成長趨緩，環境品質持續惡化；頂層1%富人的所得呈指數型加速成長，而90%人的薪水卻持續倒退；經濟成長的甜頭盡歸少數的10%人口（尤其是迅速地向頂層1%集中），惡果（PM2.5、食安、房價與物價飆漲）卻由底層的90%人加倍承受。
然而，這樣的發展模式與痛苦並非市場經濟之必然，萊茵模式的國家（德國與瑞典等）就有辦法在高工資、高福利、高環保、低國債的情況下維持適度的經濟成長（全民經濟）。
為了找出問題的成因與對策，這個演講將整合《21世紀資本論》、德國的經濟學理論 ordo-liberalism和台韓兩國的總經數據，分析「富人經濟」的主要因果關係，然後再從德國與瑞典的經濟學思想和制度設計裡取法，檢視其在台灣現實條件裡的適用性，從而指出「穩定房價，提高工資、促進產業升級、降低環境傷害」的具體可能性與操作關鍵。

Part 1：問題背景與成因分析
1997年以來台韓所施行的財經政策皆屬富人經濟，而其指導思想則是「雷根與柴契爾經濟學」：以租稅減免、加強自由貿易、減少政府管制、壓制工會與勞方權益等手段，讓財富向上集中，期盼富人與企業將財富用來投資和研發，從而擴大就業與提升生產效率，降低成本與售價；只要讓頂層1%的人盡量地富有，財富自然會向下滴流給其他90%的人（因此又稱「供給面經濟學」、「向下滴流經濟學」）。
事實呢？沒人知道有多少資金被拿去炒地皮與股票，有多少資金被拿去投資對岸而製造我們的競爭者，也不知道有多少政府補貼是在助長企業家的貪懶與不勞而獲，鼓勵他們不長進。結果，研發沒有增加，投資沒有增加，產業沒有升級，工作機會還持續流失。
這樣的政策，必然導致財富向上集中，房價衝上雲霄，工作機會流失，薪水逐年下降，不是嗎？如果不從經濟思想與財經、產業政策上徹底改變，藍綠的政黨輪替將只不過是「換湯不換藥」。如果你再想想王金平與柯建銘有多要好，以及藍綠總統、立委候選人背後的金主早已無分彼此地打成一片，就會更難以對藍綠的政權更替有任何的浪漫想像。

Part 2：脫困之道與萊茵模式
要擺脫富人經濟的綁架並不難：只要努力引進外國優質企業的投資，增加工作機會，就可以激化企業間爭奪人才的競爭，而提高工資，淘汰惡質企業（高污染、高工時、高耗能、低工資、低稅負），而擺脫勞工與政府一起被資方綁架的困境。
台灣絕對有往這方向發展的有利條件：台灣製造業的產值是韓國的117%（有人才優勢，是亞太地區中高階人才最大輸出國），但工資只要韓國的52%，而且平均稅負不到韓國的一半。憑這條件，絕對可以吸引許多優質的外國企業來投資。
汽車電子毛利30%，當然遠比代工產業更能朝高工資，低耗能，低汙染，合理稅率的方向發展。加拿大汽車 Magna 總裁也曾在 2005 來台，宣布將在台灣設立二座車用電子研發中心。這件事卻沒再聽見下文，是Magna 總裁改變心意？還是台灣的官員、法律、制度或特定財團在背後排擠與刁難？
要擺脫高房價的噩夢也不難，德國只靠5%的社會住宅，完善的租屋法令與制度規範，就可以有效地引導房屋市場進行良性的多元競爭，而讓屋價與房價超低且穩定，成為全球矚目的楷模。
此外，如果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使它從高度仰賴資本密集與自動化（半導體產業的特色，高產值而低就業率，間接促成貧富差距的擴大與90%受薪階級的低薪化、非典化），變成高度仰賴技術工人並中小型企業化或「中堅產業化」（德國的汽車業、精密機械業、工業設備與量測），自然會促成中產階級的復興與技術勞工高薪化。
萊茵模式的特色是精通市場機制的利與弊，以法令、制度強化市場的良性競爭機制，並抑制市場機制不完美（資訊不對稱、規模不對稱下的不完全競爭）時的負面效應，而使最終的市場行為模式有利於往「全民經濟」的方向發展。他們稱這樣的市場機制為「有秩序的自由主義」（ordo-liberalism），以對比於英美放任式市場機制必然的失序（我把它稱為「失序的自由主義」，disordered-liberalism）。另一方面，因為這樣的市場機制可以導向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所以德國經濟部稱他們的經濟制度是 social market economy，並且宣成 social market economy 是兩德統一的基礎（同時吻合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
此外，瑞典模式更告訴我們，即便容忍財富集中，只要有效控制所得分配，就可以達到實質生活的均富（把財產權、經營權與所得分配分開來談，容忍 wealth inequality，但是讓資方與勞工共享經營權，並且通過所得分配達成均富）。

進一步的建議
我算是一個擅長演講的人，可以力求深入而淺出，把複雜的而艱澀的事用PPT講清楚。對比下，我過去的文章為了考量讀者閱讀的負荷，經常把議題單一化，局部化，而難以呈現完整的思想架構。這個演講一定會明顯地超越過去寫作所不及之處，為聽眾展現較宏觀且完整配套的格局。
不過，因為這演講還是相當地濃縮，如果你有深入了解的意願，我建議你在聽講前讀以下幾篇我過去寫的文章。這將會使得大大地增加你在這一場演講的收穫。

---------------------

皮凱提：希臘退歐將摧毀歐洲理想
a.msn.com查看原始檔
（中央社記者鄭傑憶米蘭14日專電）拖延多時的希臘債務危機蔓延為歐元存續問題。著有「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說，把希臘逐出歐元區只會讓反歐元的論調高漲，並且摧毀歐洲的理想。

皮凱提（Thomas Piketty）今天告訴義大利「晚郵報」說，「認為驅逐希臘後，有助於規訓和穩定歐元區的說法是危險的江湖術士之語。驅逐了1個國家後，只會助長反歐元的論調，摧毀歐洲理想，並開始終結歐洲。」

德國財政部長蕭伯樂（Wolfgang Schaeuble）立場強硬，甚至主張希臘應暫時退出歐元區。

雖未指名道姓，但皮凱提說，「部分德國管理階層人員混雜著自大的民族主義和對歷史的無知。1950年代一舉勾銷歷史債務，讓當時的德國年輕人不用再背負上一代的罪過，放眼未來和成長，促成了當前的歐洲。」

同樣債台高築的義大利政府一再強調，經濟恢復成長、進行改革且歐元區有了更完備的防火牆，因此一旦希臘退出歐元區，不會受到波及。然而，皮凱提指出，「當前債務利息很低，但不可能永遠如此。若希臘退出歐元區，遲早會影響其他國家。」

他還說，「義大利和法國都不想要驅逐希臘，歐洲中央銀行（ECB）不該讓希臘的銀行枯竭，債權人想拿回借款卻讓債務人喘不過氣，是荒唐的想法和意識形態作祟。」1040714

台灣實質薪資倒退15年 柏南克也覺得驚訝！

 

-----------------------------------

徵收財富稅　搶救資本主義

    www.cw.com.tw
    查看原始檔

然而，就在這裡，一位年輕的法國教授、四十二歲的皮克提（Thomas Piketty）因為寫出了一本重磅新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不但成為全球「經濟學界的搖滾巨星」，更被視為當前年輕世代最重要的思想家。

這本將近七百頁的巨著，從法文翻譯成英文，今年三月上市，立即引爆學界熱議、國際媒體紛紛報導、出版社賣到缺貨，更在四月登上了亞馬遜暢銷書排行榜冠軍。

就連《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也盛讚，這本書「是本年度、甚至是這個十年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

一夕爆紅的皮克提，出生在父母都參加過六○年代法國學運的左派政治家庭，二十二歲就拿到倫敦政經學院博士學位，前往麻省理工學院教經濟學，兩年後回到法國，○六年成為巴黎經濟學院首任院長。

藉由彙整、分析足足兩個世紀的歷史數據，皮克提在新書中證明，歐美等工業國家的貧富不均正在快速擴大，愈來愈多的財富都集中在一小群超級有錢人手中。

他警告，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主義，正重返十九世紀的「承襲式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少數富人承襲的大量財富，主導了整個經濟。

講白一點，這就是「拚爹」資本主義。克魯曼指出，這個趨勢意味著，先天的出身，將會比後天的努力和才能，來得更重要。

更讓人擔憂的是，皮克提說，當社會極端不平等，「民主體制很難運行。」他認為，資本主義已經失靈，沒有理由相信資本主義會自行扭轉貧富不均的趨勢。所以，他主張政策干預──以財富稅來限制財富過度集中。

到目前為止，全世界的個人稅，都偏重在所得稅，極少針對財富的持有課稅。皮克提的左派觀點，有人認為切中時弊，也有人痛批過於激進，更多人直言，徵收財富稅是烏托邦。但他深信，這是搶救資本主義，文明而理智的唯一辦法。

我認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還好，怕的是不平等極端化，變成極度的不平等。寫這本書，就是試圖以歷史證據來探討不平等（inequality）。

書的起源，是一項國際研究計劃，我們蒐集了超過二十個國家從工業革命以來，長達兩、三百年裡，所得和財富分配的歷史資料。

所得和財富，並不是經濟學家才要關心，而是每個人都該重視的議題。這本書就是要讓所有人都可以看到這些資料，所以我盡可能把內容寫得淺顯易讀。

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的常態

書中有關不平等的核心論點，圍繞在「R大於G」，也就是「資本報酬率」（ROC）大於「經濟成長率」（GDP）這個公式。

事實上，從人類有史以來，這個公式已經變成一種常態，幾乎都是這樣，因為農業社會的經濟成長率，差不多是零。但是，你只要有資本，必然就有報酬率。例如，地主出租土地，可以有四～五％的回報。英國作家珍．奧斯汀的小說就描述過，當時人們都曉得，擁有價值二萬英鎊資產的地主，每年可坐享一千英鎊的租金報酬。

從十九世紀末到一九一○年的一次大戰前夕，英國和法國的財富高度集中，最有錢的一成人口掌握了九成的財富，中產階級都不見了。

不過，隨後的二十世紀，發生了幾個不尋常事件，中止了「R大於G」的趨勢。

首先是兩次大戰，帶來了極大的資本摧毀；其次，拜戰後重建和人口快速成長之賜，這段期間出現了極高的經濟成長率。

直到一九八○、九○年代，西方國家的經濟成長放緩，加上各國爭相吸引資本投資，資本報酬率再度回升。於是，我們重新回到了「R大於G」、不平等的常態。

這些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我們應該擔心，二十一世紀可能會再次出現像十九世紀那樣的極端不平等。

尤其，九○年代初，蘇聯解體，開啟了對「市場」深信不疑的新時代，認為市場有自我規範、自動規範的能力，市場機制將主宰一切。

的 確，市場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也支持經濟開放和全球化，但有些問題是市場無法解決的。最明顯的，就是「資本報酬率大於經濟成長率」的趨勢。事實上，市場愈是 完全競爭，資本的報酬率就愈大。而市場機制從來不保證，所得和財富的分配會是公平的。因此，經濟理性極有可能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

貧富不均、不平等的惡化速度太快，資本主義明顯已經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在書的結尾，我提出了一些政策主張。

首先，要阻止不平等加劇，最好的方法，當然是提高經濟成長率。另一個方法，則是從教育著手，但問題在於，這樣就夠了嗎？

這些年來，美國出現了許多領天價薪酬的企業高階主管，也就是所謂的「超級經理人」。他們之所以廣受批評，問題並不出在學歷太差，而是這群人竟然可以無視績效好壞，為自己訂定高薪。當美國的經濟成長放慢、貧富差距變大，這些企業高管的薪水卻愈領愈多，非常不公平。

所以，我的第一個政策建議，是向高所得的富人，徵收比較高的累進所得稅（最高可達八○％）。第二個建議，是針對私人財產，徵收累進的全球財富稅（global wealth tax on capital）。這是因為財富愈來愈集中，過去幾十年來，從美國、歐洲到世界各地，全球最有錢的人財富增加的速度，是全球經濟增速的三倍，而中產階級佔各國整體財富的比重，卻不斷下降。

富者愈富 將威脅民主運作

在美國，最富有的一成美國人囊括了全國財富的七五％，而最底層五成人民的所得，卻只佔全美財富的二％，真的很少。

儘管我們不想走向社會主義，但應該可以利用政策工具，把這個比重提高到五％、八％。

至於底層和最頂層之間的四成人民，也就是中產階級，他們的所得，則佔了美國財富的二三％。

中產階級正在縮水，這是個嚴重的問題。我們必須想出辦法，提高財富的流動性（wealth mobility），增加中產階級累積財富的機會；同時，限制財富過度集中在最頂層的少數富人手中──因為這種極端不平等，必將導致民主體制難以運作。

其實，徵收財富稅，有不少方法，各國自己就可以進行，特別是大型國家，如美國和中國。

目前在美國和歐洲多數國家，最主要的財富稅，就是房地產稅。所以，我會建議，把現有的房地產稅，轉變為針對財富淨值徵收的累進稅。這樣一來，所得較低的人（佔九成）可以繳比較少的房地產稅，而較頂層的人（佔一成）就要繳多一些。

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舉例來說，如果你擁有一棟價值五十萬美元的房子，但是房屋貸款高達四十九萬美元，那麼，你的淨值其實只有一萬美元，非常少。如果採用累進稅率，你根本不必繳任何財富稅。

但是，按現有的房地產稅，你就必須跟那些財富靠繼承而來、沒有房貸負擔的有錢人，繳同樣的稅。我認為這很不合理。

至於規模較小的國家，如歐洲，各國之間就必須有更多的協調。

如果要在財富稅上，獲得更多累進的效果，也許就需要建立一種全球性的「金融資產註冊制度」，來掌握誰擁有哪些資產。

最近，美歐正在談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伙伴協議，但在這方面卻沒有什麼進展。我認為，未來的新協議，應該在共同打擊低稅天堂方面，建立更好的協商合作，盡可能讓這些財富資料透明化。

---------------------------------------------------------

洪鎌德／馬克思在21世紀初復活了嗎？

字體列印轉寄|plurkshare
2014-11-10
洪鎌德／交大講座教授
巴黎經濟學派開創者托瑪‧皮克梯，應邀於十一月中旬來台談談他的新書《21世紀資本論》英譯本所捲起的旋風。原來皮克梯去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原著《Le capital au XXI’e siécle》，今年三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推出英譯本《The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此一英譯本刊行不到半年，便成為全球學術界、輿論界、文化界，甚至政界矚目的焦點，成為一部銷售千萬本的暢銷書，各種語文的譯本紛紛出現，連華文譯本也正在趕工中，可望於下月初上市。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稱此書襲取馬克思的《資本論》做頭銜，一看就令人吃驚；不過閱讀全書之後，卻發現作者獨排眾議，對當代貧富不均、分配不平回到傳統馬克思的批判方式來討論，自有其獨到的見解，可謂近十年間最重要的一部經濟學巨著。《紐約時報》在書評中甚至大膽預言：此書的出版標誌馬克思從死亡中復活。可是，把皮克梯當成二十一世紀的馬克思看待，卻引發爭議。由於皮克梯深受一九七○年代法國左派思想家（如福科、德希達、布希亞、李歐塔等人）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加上對崇奉（借名）馬克思階級鬥爭說詞，而實施一黨專政獨裁暴虐的史達林之痛恨；另外，皮氏也不以生產的範疇來抨擊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公不義，而主張靠對富人抽取累進稅，亦即在分配的領域裡求取打破社會上下有別、貧富懸殊的社會階梯（這是筆者將其姓氏譯為皮克梯的原因）。
換言之，皮克梯不預言資本主義是由於內在的矛盾（利潤率降低，甚至歸零、或資本無限制地累積與集中、或景氣循環、經濟危機爆發），抑是「普勞」（為普遍使用勞力，包括體力與腦力，亦即勞動、工人、無產）階級的反抗、暴動、革命、奪權，而造成剝削者最終被剝削，也導致資本主義在人類社會上與歷史上的消失。這是他與馬克思主張最大不同之處。因此，當代新左派學者不認為皮克梯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毋寧視他為一位社會民主派人士而已，原因明顯地在他主張社會不需藉暴力革命，而僅採取緩和的改良手段，推行環球性的累進稅之課賦，就可克服社會分配不均不公所形成的上下階梯。
皮克梯這部暢銷書除了引言和結論之外，共分為四大部分：其一、討論收入和資本之關係；其二、分析資本與收入的比率所引發的動態演變；其三、考察世界各國（尤其經濟發展最快的二十多個國家）收入不平均、所得有落差的社會結構；其四、建議在二十一世紀中如何來管制資本。
由於皮克梯是以兩個半世紀歷史的挖掘探索和對二十多個國家進行資料比對之科學實證的研究，使他這部著作顯示高度的學術性；再加上淺白的說詞和生動的統計圖表、易懂的公式說明，也兼具普及化的可讀性。
社會財富分配 空前不均
此書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作者所指出：經濟成長緩慢的國家，少數人的財富（資本）回收與多數人其他（勞動）方面的收入之比率愈來愈偏高，而造成貧富差距的擴大。此外，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先進各國百姓收入（扣稅之後的純收入）之比例，似乎超過國民生產的比例，表示經濟成長帶來了全民的富裕，但其中資本所產生的利潤明顯增大，而超過全社會財富的成長。這就造成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不均的現象還遠遠超過十九世紀工業化剛起步、寡頭壟斷式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之財富分配，這就是馬克思所斷言的資本集中之寫照，也就是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皮克梯指出︰以美國為例，十％不到的富人，在不久的將來將擁有社會八十％的財富。勞動界（包括勞心與勞力）收入呈現極端的差距與不均，這種差距與不均比起擁有財富的不平還要明顯、還要刺目。
在關懷人類的福祉、社會的和諧、分配的公平方面來說，皮克梯的新《資本論》有效法馬克思舊《資本論》的人文思想、人道精神和人本主義的西洋文化精髓，這是可以肯定的。就方法論而言，皮克梯也同馬克思一樣採取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途徑，鑽研兩個半世紀以來資本主義歷史的縱深和社會的橫向，剖析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得力於研究團隊對當代歐、美、日等二十餘先進國家經貿稅收資料的大量蒐集和分析，皮氏累積的資訊遠遠超過馬克思一人困守在大英博物館圖書室閱讀群書與析論英國國會報告要豐富得多。但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來龍去脈，卻能提出一套言之有理、啟發深思的理論來解釋，而皮克梯依然還在大堆資料中載沉載浮，無法型塑令人折服的理論。這也是當今新左派不認為他是馬克思化身的因由。
不管如何，這位暴得資本主義學術市場盛名與厚利的經濟學大師（恰好與馬克思的終身貧病成為極端的對比），終於來台亮相，這畢竟是一樁美事，這是拜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福。期待他對「新黨國資本主義」盛行下的台灣之經濟沉痾，能提出適當的診斷，特別是台灣所得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懸殊愈來愈嚴重之際。

----------------------------------------------------------

曹長青：馬克思還魂的「新資本論」（3之1）
【大紀元2014年07月15日訊】經濟學著作，尤其是一部近700頁的磚頭，能爬上《紐約時報》和亞馬遜網絡書店的暢銷榜，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法國經濟學教授托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就在過去兩個月來成為這樣一個新寵。

這部被稱為「新資本論」的專著有此幸運，當然與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為首的一批西方左派「伯樂」（唯恐趕不上列車般）的熱烈推崇有直接關係。克魯格曼本人就連續寫了四篇文章，稱該書為十年來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那麼該書到底在哪裡刺激了左派的神經，讓他們如此興奮？
十八、十九世紀，在資本主義起步階段，由於礦山、機械、鐵路、火車等重工業的迅猛發展，出現了一個所謂原始資本積累時代，產生了一些巨富（所謂鍍金時代），帶來了貧富的巨大差別。文化界相應而生的，不僅是巴爾扎克、雨果、狄更斯等作家展示窮人悲慘命運的小說，更重要的是，人所共知，產生了馬克思的《資本論》。
《資本論》的宗旨就是要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它不僅主張消滅階級差別，甚至要消滅私有財產，以此達到人人平等的公正、公義社會。按照這個美麗無比的烏托邦去試驗，導致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殘酷的共產主義。二十世紀，共產主義帶來的地獄般的惡果和在全球的慘敗，使「馬克思主義」成了左派也避之不及的瘟疫般的詞彙。但貧富不均、如何去「均」，依舊是左派知識分子夢魂繚繞要「解決」的問題。
左派分魚，右派釣魚
大家知道，左右派不同的關鍵在於：左派關注如何「分配」財富，右派關注如何「創造」財富。換句話說，左派關注如何「分」魚，右派關注如何「釣」魚。左派的理由是：必須平均分配財富，社會才有公義。右派的理由是：1，不創造出財富，拿什麼去分？2，把勤奮智能者的錢，強行用稅收方式分給懶惰者是不道德的。
這本「新資本論」一如左派慣例地盯著如何「均貧富」的問題，而不是關心創造財富。它被稱為「新」當然只是換了新裝的《資本論》。作者聲稱他沒有看過資本論，但卻被有心的美國經濟學教授指出有70處引述馬克思。「新資本論」不只是老生常談地強調1%的富人擁有全球近一半的財富是多麼的不合理，而是把焦距集中在新一輪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巨富：像比爾．蓋茨這類科技暴發戶、對沖基金經理、高收入的大公司總裁等那些可能只占0.1% 的人。
皮克迪說，他並不是宣揚要人人平等，只是指出，上述這些人的巨額收入，和普通工薪階層差了天壤之別，是不合理的。他還用大量數據去證明一個無數人的經驗：投資回報率比薪水收入高。所以，巨富們靠投資獲益，更加劇了貧富不均（新一輪鍍金時代）。而這些巨富的巨額資產自己根本花不完，只能是留遺產給子孫，於是整體社會財富的大部分，就會被掌控在那些不勞而獲的巨富子弟手中，形成一個由家族王朝世襲財富組成的「世襲資本主義」時代。所以必須採取措施，遏阻這種財富集中在少數富人後代的現像。而遏阻的方法就是大幅增收遺產稅，不僅國內徵，還要全球徵財富稅。否則這種不合理狀況將導致社會不安，危害民主制度（潛台詞，有可能發生動蕩或革命）。
皮克迪宣稱他並不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只是指出這個制度裡的不合理（但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沒直接說反資本主義，但是告訴你資本主義有多「罪惡」）。
喬布斯的貢獻無可估量
回應「新資本論」的問題起碼有兩個層次：一是怎麼判斷「合理/不合理」？二是如果有不合理，什麼才是「道德、可行」的解決辦法？
首先怎麼判斷收入是否合理。像蓋茨、喬布斯這類巨富，他們擁有的財富是一個人幾輩子、幾百輩子也花不完的。但是，他們的創造是多麼巨大地改變了整個世界！這還用說嗎？這個價值可以計算得出來嗎？事實是：他們的貢獻無可估量，但他們的財富卻可以估量。
人們最不忿的是對投資公司那些基金經理，及大公司CEO等。基金經理們是無論基金賺錢虧錢，他們都照樣抽成。CEO們則無論公司盈損，他們都年薪百萬千萬，還有豐厚紅利；如果他們和員工的能力差別是10，那他們的薪水/獎金/紅利的差別可能是100、1000。那麼這個收入差別是靠什麼來決定的？
事實上，收入差別是否合理幾乎沒有尺度去衡量（人和人之間能力或努力的差別，經常就是那麼一寸，但趕不上的人，就像距離千山萬水那麼遙遠地永遠趕不上，這裡排除其它不正當因素），我們就算收入上的巨大差異是不合理、不公平的。那麼解決這個問題的權力交給誰？「資本論」當然是要交給政府，它號召要用遺產稅、財富稅這個武器，消滅財富的不平等——對收入50萬美元以上者收80%的懲罰稅，然後還要對富人再全球徵稅。
偽善左派要權力
皮克迪教授說他不反對私有財產，但如此做法不就是要逐步剝奪私有財產嗎？剝奪財產就是剝奪權利，剝奪權利就是剝奪自由——這是一條清晰明確的通向奴役制的道路，哈耶克早已寫得清清楚楚，但馬克思的繼承人怎麼可能去看哈耶克。
除了用國家力量「合理合法」搶劫創造者財富的行為完全不道德之外，政府分配的弊端更明擺著：首先，建立各種發錢的低效率官僚機構，他們本身就是一筆龐大的的支出。其次，閉著眼睛胡亂撒錢，能把錢撒出去就行，因為必須把錢撒出去，才能保住養活他們自己的政府機構的存在。再者，政府越撒錢養懶漢，就製造越多的賴在政府身上的寄生蟲。
政府的功能，應該僅限於「阻止壞事」——軍隊（保護國民不受外敵侵略）、警察（保護公民人身和財產安全）和法庭（調節糾紛），而不應去「做好事」。壞事有限，政府就有限。而好事無窮，政府就可以無限擴大——今天是食品卷、免費教育，明天是免費養孩子、免費醫療，後天就是免費營養品、免費度假，免費看球，免費聽歌……富人有享受的權利，窮人憑什麼沒有？政府越給，窮人拿的越仗義。世界上永遠有相對意義上的窮人，今天的窮人標準是有一萬塊錢，一百年後窮人的標準可能是「只有」一百萬。永遠沒完，於是政府就永遠擴大。到最後就是大家一起「共享」共產地獄。
全球徵稅是烏托邦
那難道老弱病殘就不應該有人管了嗎？左派義正詞嚴地譴責，右派就是沒有同情心。事實上，右派絕不是沒有同情心，而是右派相信，人的天性裡面有巨大的善良和同情心，社會上的民間機構、慈善捐款等等，足夠照顧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弱者，會比政府照顧得更好，更有效率，用不著政府多操心。事實上，政府不是真操心，而是那些權力者要通過擴大政府而擴大自己的權力。
「新資本論」作者說他並不是要擴大政府，與此同時他卻要求政府承擔教育、醫療等等社會福利功能。不擴大政府，擴大稅收，怎麼增加這些項目？拋開他的意識形態，就憑如此隨便的論調怎麼叫學問？再比如，他那個全球徵稅的建議，不僅那些歌頌他的左派們都認為完全沒有實施的可能性，連他自己也認為是烏托邦。既然是烏托邦，為什麼要提出呢？這就是典型的左派虛偽——只管提出美麗願景，表示我多麼站道德高地，多麼正義無比。至於能否行得通，那就不管了。
「新資本論」還指出，由於政府權力介入，導致很多巨富並不是像蓋茨那樣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而成巨富，而是靠跟權勢掛鉤，得到特權、優惠、方便等而暴富。這是事實，就像中國太子黨因跟權力的近水樓台，得到批文、建築項目、貸款等等而暴富，並不是靠個人的優秀。比如一些華爾街金融機構，的確是因跟政府的各種關係而得到巨額收益，其CEO等的薪水、紅利等成百上千萬。
政經分離才是正道
這的確是相當嚴重的問題。但這個問題，恰恰彰顯了政府和經濟密切聯係之惡。明擺著，政府干預經濟的權力越大，官商結合的傾向越嚴重，不合法謀暴利的人就越多。真正的解決辦法，只有大幅縮減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最後徹底和經濟脫鉤——政經分離。當政府不再和經濟活動有關係，那麼商人就沒有可能通過政治權力來謀求經濟利益。沒有了「批文」，就沒有了通過批文而發橫財的機會。
政經分離了，也就不存在「分配」財富的問題。那不僅層層管「發錢」的官僚機構立刻沒有了，官員的權力也立刻大幅降低。選舉時就不再是那些用承諾擴大福利撒納稅人錢的政客上台，而是誰更有能力給公民提供安全保護誰上台。
目前政府瘦身都非常艱難，政經分離當然更難，但卻絕不是烏托邦。政治和宗教的分離經歷了二千年漫長的歷史，終於在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都得以實現。政經分離，看似比政教分離更困難，但只要它是正確的、符合人類生存發展天性的，就一定有實現的可能。
這本「新資本論」提出的所謂「世襲資本主義」時代，更是故作驚人之語。即使有那麼一個世襲財富階層，也完全沒有什麼可怕。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惡，從來都不是富人製造的，而是政府。民間的仇富心態更絕不像這個皮大教授渲染的那麼嚴重。我們看即使在中國那個致富機會極端不平等的現狀下，民眾的仇富心態都不那麼嚴重，而在致富機會遠比其它國家平等的美國，仇富心態就更低。
事實上，普通民眾從來都不那麼仇富。是「新資本論」作者這類的左派知識分子在一路煽動仇富心態，他們才是要造資本主義反的真正禍根。
2014年6月22日
——原載台灣《看》雜誌2014年7月號

--------------------------------------------------

郭濟士 - 明報國際評論
4月28日 ·
新資本論與美國民主變寡頭政治
這陣子，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成了全球最炙手可熱的學者，他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被喻為世紀巨著，成了亞馬遜暢銷書榜第一位，有評論甚至將之與亞當史密夫的《國富論》和馬克思的《資本論》相提並論。不過保守派則對他痛毁極詆，皆因他在著作中，以非常紥實的歷史數據實證研究，論證在資本主義下，貧富不均是必然之勢，就算是福利主義都扭轉不了，未來還將持續惡化。所以他主張應當由全球聯手對實質財富（扣除負債）全面課徵累進稅，作社會再分配。
法經濟學家主張財富稅
對於聞稅色變的保守智庫和巨賈，皮凱提當然是「十惡不赦」，甚至稱呼他的主張是馬克思主義還魂，儘管有經濟學者指出，皮凱提明確拒絕馬克思主義經濟觀。皮凱提著作的中心思想是，當社會的資本回報率超過經濟增長，貧富不均就必定增加（他指出將資本再投資，通常每年可有4％至5％的回報率），這在人類歷史中幾乎是鐵律，二戰後30年間，工業國家出現的貧富差距縮小，只屬例外，原因是兩場世界大戰、非殖化和福利主義國家的出現，對資本累積構成了重大震盪；為了應付戰爭以及建立社福保障制度，資本累積遭到破壞、國有化或課稅，加上歐洲日本二戰後重建經濟相對高速增長，才短暫縮減了貧富不均。
資本主義必致貧富不均
但到了70、80年代，隨着經濟增長放緩、資本重新累積建立、富人課稅獲得寬減，這一過程又再扭轉過來；今時今日，先進發達國的總財富，足足是全年國民總收入的6倍，回到了一戰前的高水平。雖然與一個世紀前英法一成富人幾乎盡握國家所有財富不同，現在歐美發達國約有三成財富由中產階級所有，但對於佔人口約一半的相對貧窮人口，他們跟百年前一樣，只擁有全部財富不足5％。隨着21世紀先進國家人口有降無升、科技進步最多也只能帶動1.5個百分點的經濟年增長，這就意味發達國增長率不可能高過資本回報率，貧富不均也必然惡化；進一步推動自由市場改革也沒用，因為問題根本不在於壟斷，並不能透過加強競爭去解決。
皮凱提的理論意味，在發達國家，財富將愈益透過世襲繼承得來，這顯然有違社會公義原則。所以皮凱提主張以民主機制實現財富再分配，以淨財產而非淨收入作為徵稅對象，最理想的做法就是由各國聯手，徵收「全球財富稅」。當然他明白這在政治上極難實現，因此他主張可逐步來，例如先提高財產透明度，以及在歐盟層面試推某種財富稅。
倡民主應實現機會平等
全球各地貧富懸殊普遍加劇，加上早幾年的反對金融霸權佔領運動，令到皮凱提的理論，贏得不少共鳴。皮凱提亦認為，民主並不只是「一人一票」，而是對機會平等的承諾，「當所得極度不均，從而使政治影響力及取得知識與資訊的能力極度不平等時，民主制度便很難運作」。
事實上，皮氏的觀點，跟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究員吉倫斯（Martin Gilens）與佩奇（Benjamin Page）最近的一篇論文，可謂不謀而合。兩人的論文質疑，美國民主已名存實亡，過去數十年間漸漸從民主政治變為寡頭政治。他們分析了在1981年至2002年間逾1800項不同政策主張的數據資料，兩人將個人收入位於第50個百分值（50th income percentile）的美國人的政策喜好，與位列全美最富裕一成人及主要商界游說團體的政策喜好作對比，發現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都明顯向後者傾斜。研究結論是美國巨富精英實際主導了國家的方向，「對華府政策有巨大獨立影響力，反觀以普羅大眾為基礎的利益團體和一般公民，只有很小甚至全沒獨立影響力」。他們和皮凱提的研究無疑都在忠告世人，再不認真正視資本主義的弊病，不僅貧富懸殊定必惡化，連民主也將陷入空前危機。
郭濟士

---------------------------------------------------------

朱敬一教你一次讀懂《21世紀資本論》
朱敬一 2014年06月09日 05:37 22046 點擊數
朱敬一教你一次讀懂《21世紀資本論》
中研院士朱敬一導讀最夯經濟學著作《21世紀資本論》，對照台灣現狀，發人深省。（風傳媒影像合成）
1: 資本集中的必然趨勢

法國皮凱提（Thomas Piketty) 教授的新書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我暫譯為《廿一世紀資本論》) 獲得紐約時報極佳書評，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甚至誇讚，此書是今年甚或最近十年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我花了幾天時間苦讀，不但同意克魯曼的評價，也對書中不少觀點心有戚戚。

皮凱提是法國人，22歲在英國拿到博士學位後就到MIT經濟系教書，絕對是超級天才級的資質。他在美短暫數年即決定回到法國，在巴黎教授經濟學。他的新書以鑽研法國三百多年的財富與所得分配歷史為起點，發掘一些獨到的證據與見解。皮氏探索的重點是極有錢的上層10%、1%、甚至0.1%的人，看看他們的所得是由哪裡來的、財產是如何累積的、稅制與法制上有些什麼玄機方便其累積、歷史事件如何衝擊等等。

在皮氏發表他法國的研究之後，他得到兩位貴人相助，幫他把類似的研究推廣到英國與美國。幫他在英國做類似研究的是艾金森（Anthony Atkinson) ，他比皮凱提年長約30歲，是全球財政學界的泰斗。幫他在美國做類似研究的是薩伊兹(Emmanuel Saez) ，他是四年前美國經濟學會克拉克獎（頒給全美40歳以下最傑出的經濟學研究者）得主。有這兩位超級明星加入協助，而研究對象又包括法、英、美三大經濟領先國，其所建立的學說，大概就既有一般性、又有學界「主流」優勢。這是為什麼皮氏能以四十出頭淺齡而大大有名的部分原因。

法國、英國、美國地域與文化差異不可謂小，但是都是老字號資本主義國家。皮凱提、艾金森、薩伊兹觀察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史時赫然發現，這三國（甚至包括其他廿幾個市場經濟大國與新興經濟體）都有一共同趨勢：各國資本持有的集中度從十八世紀至廿世紀初一路在攀升，直到廿世紀初歷經兩次世界大戰、30年代經濟大恐慌、戰後政府大規模重建等外在因素，富人的資本集中度才大幅下降。但是，在1980年代柴契爾與雷根新保守主義一系列政策（包括對富人大減稅、公營事業民營化）下，富人的資本持有率又快速攀高。

皮氏分析，這個資本累積逐漸集中化的趨勢，是有理論背景與走向軌跡可循的。如果我們再不改弦更張，那麼大約30年之內，全球各主要市場經濟下的資本集中度，大概會有80%以上集中到社會最富有10%的人手中。這種情況大略與《孤星淚》的寫作背景、或是馬克思寫《資本論》時所見、或是法國大革命前夕的社會環境相當。由於財富分配太不平均，社會上絕對充滿不安定的因子。總之，這麼不平等的社會，絕對是無法永續的。

當前文說「改弦更張」時，我們所指涉的當然是指稅制改變等體制內變革。如果不在體制內做改變，那麼難保不會發生戰爭、革命之類的體制外翻轉。皮氏當然不希望走到那麼激烈的騷動，這是他做此研究、撰寫此書的原因。

2:資本的動態演變

皮凱提的《廿一世紀資本論》關鍵論述是：如果政府放任市場自由運作，或是採用像現在許多國家的「小政府」施政，那麼三、四十年後社會上將近九成的資本都會集中在最富有的百分之十富豪手中。長此以往，社會終將因為財富與所得分配太過不公，而產生動亂。

這樣的「資本主義運作終將動亂論」，其實與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終將覆亡論」相當接近。差別是：馬克思所參考的歷史資料非常少，但是皮凱提所引所用卻是極為廣泛周延。馬克思的資本主義覆亡論顯然沒有實現，皮氏推論是不是也可能言之過早呢？

要去挑戰皮氏的「終將動亂論」，恐怕要比挑戰馬克思的論述來得困難。皮凱提用種種數據佐證：如果沒有一次與二次世界大戰，西歐諸資本主義老字號國家極可能會有高得不像話的資本集中度，而馬克思所預言的無産階級革命，就並非不可能。因此，我們只能說是世界大戰的程咬金打亂了經濟運作的步調，而不是馬克思的終極推論有什麼先驗邏輯錯誤。無論如何，不論是無產階級革命或是兩次世界大戰，都是顛覆性的災難。由後者取代前者而讓資本主義剎車，實在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另一個挑戰皮凱提推論的難處，也是皮氏所擁有馬克思沒有的本事，就是他的嚴謹數理模型推導。在經濟學文獻裡，關於經濟成長與資本動態累積的理論，是有些專業門檻的；非要知道隨機過程論與極限分配論(ergodic distribution theory)才能入門。皮氏對這些數學工具掌握精熟；而當他說：「當資本報酬率（r) 大於經濟成長率（g) 時，資本佔國民所得的比重就會增加，而資本就會更集中在資本已然雄厚的富人手中」，背後其實有嚴謹的數理推論，讀者根本無從挑戰；這與成百上千人對馬克思的推論指指點點，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若r>g，則資本累積將更集中」這個論述雖然是數學推理，但是背後還是有些直觀（insight)，可以幫助讀者了解。社會上的大有錢人，大都是靠資本賺錢而不是靠勞力賺錢。整體的經濟成長率（g) 代表的是社會「平均財富」的增加速度。而資本的報酬率（r) 則是代表「資本財富」的平均增加速度。如果r 大於g，就表示擁有大量資本的大有錢人，其財產累積速度大於社會平均財產累積，而且是原本資本越多者累積越快，這當然表示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平均！

皮凱提的這些數理分析，其實不是要給一般讀者看的，而是要寫給主流派、一切以數理推導是問的傳統經濟學家看的。皮氏在書中明白批判當代經濟學者中數學之毒已深，而若干美國經濟學家甚至自以為接近純粹自然科學，以致少與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溝通對話。皮氏都認為是走火入魔。但是皮凱提既然要論證資本主義之必然走向，當然就必須要先說服主流經濟學家，是謂「先安內、後攘外」。我認為這個策略是對的，只是稍微苦了一般讀者。

3: 遺產稅的絕對必要

皮凱提除了寫《廿一世紀資本論》外，也是專業著作等身。2013年他與Saez教在Econometrica期刊發表專文，推導出最適遺產稅率，是50% 至60%之間。台灣稅率是10%。

皮凱提在《廿一世紀資本論》中推論，如果照各國現在的政策走下去，社會財富將越來越集中，災難恐將難免。而如果我們要避免災難，要怎麼做呢？皮氏提到了幾個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資本稅與遺產贈予稅。在這裡，我要對照談談台灣的遺產稅。

你如果問我：過去十幾年中華民國政府所推政策中最爛最爛的是哪個政策？我可以毫不猶豫地告訴你：就是在2008年將原本50%最高邊際稅率的遺產稅率，一舉降為10%。這個政策背後有太多太多的可疑之處，我以下會逐一分析。

在遺產稅修低之後的六年裡，台灣的熱錢逐漸增加、房價被炒得日漸飈高、貧富差距明顯地年年拉大。這種種惡果，當年主張修低遺贈稅的一群人，都該讀讀皮凱提的書，然後閉門思過。

台灣降遺產稅，絕對是極有錢人遊說出來的。2008年時我們最高的邊際稅率50%，比起世界各不算高，賦稅改革委員會的非官員成員大都反對這樣亂降稅。但是行政院高層絕對是聽到拿不上枱面的遊說，就率爾「決定」要大幅降稅。

當時，中華經濟研究院某賦改會委員對此案有意見，行政院副院長驅車親往遊說。台北商專另幾位賦改會委員有保留，副總統某個週末請他們去總統府曉以大義。當年，我們的政府大員是如此不避諱地為大有錢人降遺產稅，如今，他們看舉世叫好的皮凱提論著，最適遺產稅率應是「在50% 至60%之間」，能不慚愧嗎？

依台灣稅法，父母每年都可以對子女贈予數百萬台幣而享受免稅。因此，有錢的父母親只要分年規劃，給子女遺產上億都絕對不必繳一毛錢稅。在這麼寬鬆贈予免稅規定下，若是還需要繳遺產稅的，絕對是財產十幾億的大富豪。因此，能夠從遺產稅率大降而獲利的，就只有這些十幾億財產以上的大富豪。呼籲大降遺贈稅背後，若說沒有這些人的黑手運作，你信嗎？這些大有錢人把財富幾乎免稅地移轉給子女，就是皮凱提書中所述「財富最後往極少數人集中」的關鍵，也是台灣社會貧富日益不均的重要因子。

也有些經濟學沒讀通的人說，降低遺贈稅就能讓原本在海外避稅的父母親將資產匯回，有「吸引資金回台」的優點。但是台灣錢一向淹腳目，我們從來就不缺資金，缺的是投資的機會。當實體投資機會不多卻拼命吸引資金回來，其結果就是如某位台灣首富所做，「買四間帝寶」，於是台灣都會區房價大漲，其結果當然又是苦了百姓、肥了財閥。至於那些放水降遺贈稅的大官，他們當然也是惡化台灣社會所得與財富分配的幫兇。

4:課資本稅建福利國

閱讀《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需要相當的經濟學背景，也需要相當「國民所得帳」的概念。它不容易讀，但是值得大家花時間去讀。尤其是政客、內閣裡平常不讀書的官員、學校裡被芝加哥「市場萬能派」洗腦到不可救藥的學者，都需要研讀此書。一則自救，二則避免錯誤政策毒荼台灣經濟。

我在前文已經提到皮凱提在《廿一世紀資本論》中最重要的論述：若經濟社會的資本報酬率（r）大於經濟成長率（g），則資本集中在最富有少數人之手的趨勢將不可免，終將醖釀社會動亂。觀諸近二百多年資本主義發展史，皮氏發現資本報酬率動輒四趴五趴，但是已開發國家可見未來的經濟成長率頂多是兩趴，因此r>g的走勢似乎難以避免，而「未來動亂」的推論也就難以迴避。

那要怎麼辦呢？當然，就要想辦法抑制資本成長。怎麼抑制呢？在民主國家，政府不能像極權國家那樣動輒沒收人民財產，因此抑制資本成長唯一的辦法，就是課稅。

課什麼稅呢？遺產贈予稅當然可以課，但是資本家七、八十年行將入土才能被課一次遺產稅，且若生前安排得宜，就算課也可能課不到太多，對抑制資本累積效果還不夠。於是皮凱提遂主張：每年課「總資本持有稅」，例如每年1%或2%。這種資本持有稅就像是房屋稅、地價稅一樣，個人持有期間年年要繳，只是稅基不只是土地房屋，而是所有資產財富，包括股票、現金等等。皮凱提認為，既然資本報酬率動輒4%或5%，那麼抽個一趴兩趴稅資本家當然付得起，只是稍微減緩他們的資本累積速度而已。

皮氏估計，現在富有國資本總值約佔各國GDP的500%至700%，若是課個1%的資本持有稅，對政府稅收當然大補。這些稅收他主張用於政府補助的教育與健保，而要透過健康改善與教育普及，去打破「富有資本家持續富有、貧窮底層持續貧窮」的社會不流動。
皮氏當然是社會福利國的擁護者，他認為要做到社會安全的種種制度安排，租稅負擔率（政府總稅收佔GDP的比例）就一定要五成以上。

台灣呢？嘿嘿，差遠了。我們的租稅負擔率不到13%，幾乎比全球所有國家都低。但是台灣又要推十二年國教、又要推全民健保、又要推老年長照、又要發老農津貼、又要辦國民年金、又要向老美買武器、又要「輕稅簡政」。最近有人請我與皮凱提聯繫，要請他來台灣講經。其實電郵往返時我最害怕皮氏問的問題是：台灣怎麼會這麼「神經錯亂」？

5:課稅抑制資本集中

前文提到，皮卡提主張課「資本持有稅」以抑制資本集中。這種持有稅如同房屋稅、地價稅，每年繳一固定百分比，不管你是否有用此資本賺錢。但是皮卡提也了解，大富豪的財產通常不是因為擁有房地產多，而是擁有股票多、金融資產多。房地產容易查，大衛魔術也變不走。但是股票、金融資產卻是自己有長腳，很可能不在資本家隸籍的國內。

大多數的情況是，股票是某控股公司的，該公司設籍在某避稅天堂，而金融資產存放在瑞士，該銀行千方百計替客戶隱匿資料。因此皮卡提知道，要有效課徵資本持有稅，一定要建立在全球各國財產資訊合作互通的基礎之上。唯有各國資訊互通，才能建立個人「資本總歸戶」，讓資本家無所逃遁。

前述資本總歸戶所需要的跨國資訊合作非同小可，皮卡提當然也知道其困難。抵制跨國調查或調閱資訊最常見的說法，就是「個資保護」。也許我們電影看多了，像「全民公敵」這一類電影，侵犯個資的受害者都是尋常百姓。但是我打從心底相信，洩露個資真正會侵害尋常百姓的機率極小，但是因過度保護個資最可能獲益的，絕對是大富豪、貴族、政客。

誠然，從基本人權的角度來看，保護個資對每個人都同等重要。但是對我們勞動階級而言，在開曼群島既無紙上控股公司、在瑞士銀行也無鉅額秘密帳戶，所謂資產個資云云，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在台灣擔任公職要公佈財產，這對一窮二白的人而言根本無所謂，也只有家財萬貫的大有錢人，才害怕錢財露白。更何況，全球各國資產帳戶互通資訊，是為了避免大富豪逃稅；而要求逃稅大戶如實繳稅，目的是要以此收入多做一些所得重分配的褔利措施，天經地義。

此外，「公開互通財產帳資料」是只限於政府稅捐機關之間，而不是要向外人公開。如果不明究理的「人權鬥士」拼命阻礙財產個資在跨國稅捐機關之間流通，那麼除了順遂大資本家跨國逃稅之外，其實也是間接在幫助大資本家剝削底層近50%的無產人民，阻礙其向上階級流動的基本人權。究竟是富人的財產隱匿資訊權重要，還是窮人的向上階級流動權重要，「人權鬥士」真的要三思。

「全球資產總歸戶」難嗎？很難！總歸戶之後各國課相同或近似比例（否則資本家又會往低稅國移動）的資本持有稅難嗎。非常難。所以皮凱提所建議的抑制資本集中的所謂解決方案，嚴格說來只能算是個呼籲，在可見未來實現的機會不大。

也許，要再等一陣子，等到資本累積集中之弊更凸顯，等到大部分人民都理解到社會真的是「of 1%、for 1%、by1%」的時候，人民才會同意全球資產持有稅。皮凱提的貢獻，大概就是「還沒有見到棺材就提醒大家帶手帕」吧。

6:台灣所得分配的惡化

行政院主計總處與財政部最近都決定，將不再公佈十等分所得與廿等分所得的統計資料；這表示將來唯一外界看得到的所得統計，只有五等分資料。例如，若是要了解所得分配的不均度，就只能拿最高所得20%者的平均所得與最低所得20%者的平均所得相比，再細的資料通通沒有。

2013年，最高20%所得級距的門檻是每年約185萬元。由於「夫妻二人同在大學教書」的家庭收入也超過185萬元，故他們與「一口氣買四戶帝寶的大財主」的家庭收入，「同屬最高20%那一級」。因此，這五等分所得所算出來的不均指標，簡直粗糙到沒有鑑別力。假若今天與十五年前大學教授的薪水都沒有漲，但是大財主今天的所得是十五年前的卅倍，則由五等分所得分配不均指標幾乎看不出什麼差別，那麼這個指標哪還有什麼意義？

不公佈細分所得資料不但是鴕鳥心態，也與全世界潮流不合。皮凱提最廣為人知的貢獻，就是分析法、英、美、德諸國最高所得10%、5%、1%、甚至0.1%者的資料，看看這些極端有錢人所得佔社會總所得的比例。每個人只要膝蓋健康都可以用膝蓋理解：究竟世界各國有沒有所得往極有錢人集中的趨勢，一定要觀察極有錢人的細分資料，才能得知真相。皮凱提也許並沒有那麼聰明，但是他膝蓋應該是健康的。

皮凱提將廿幾個國家最有錢人所得佔全國所得的資料彙集、公開，成為WTID(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資料庫，免費提供外界使用。資料庫涵蓋的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北歐諸國等富國。在亞洲，則有日本、新加坡、印度、印尼、中國大陸加入。這些亞洲國家每一個的所得分配不均都比台灣嚴重，數據資料也不見得比台灣完整，他們都勇敢地呈現資料，台灣又有什麼好害怕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WTID的資料全都來自各國的報稅資料，而不是「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台灣有些不讀書、不用功的學者，完全不了解全球現況，一直抵拒用報稅資料檢視所得分配不均。他們為了替當權者遮掩所得分配不均的事實，就不斷地在府院高層散佈毒素，說「報稅資料不能用啦」、「與國際不接軌啦」等等。遺憾的是，這種沒知識、沒常識的讒言居然也有人聽。如今，皮凱提用報稅資料、細分資料做的研究成了世界主流，沒常識的讒言者還要囉噪什麼?

許多人都猜測太陽花學運之所以能積累這麼大的能量，應該與台灣社會最近所得分配漸趨不均有關。這個猜測究竟有沒有佐證，一定要細探資料方知。鴕鳥埋沙，哪裡是解決問題之法？鴕鳥的下場，八成是被掠食者吃掉，因為他們看不到問題，當然也就沒辦法解決問題。

7：CEO超高薪資有道理嗎？

雖然皮凱提《廿一世紀資本論》一書的重點是資本累積與資本所得，但是他也特別分析了最近十幾年若干國家所觀察到的少數人「超高薪資」現象，例如華爾街高階經理人動輒千萬美金的年收入、數額大到不可思議的股票分紅或績效奬金、中途離職還可再受補償的黃金降落傘等等。不但華爾街如此，許多大公司的CEO、CFO等都有超級肥貓的待遇。有不少文獻都估計，大公司CEO薪資與一般員工薪資的比，在廿一世紀初達到高峯，有數百倍之譜。當然，這樣的超高薪資也是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

然而皮卡提與薩伊兹等人也發現，前述超高薪資的現象只在英語系國家比較嚴重，如美、加、英；在歐洲大陸卻沒那麼明顯。這種地域特殊性頗難解釋，但是也讓全世界產生區域對照組，便於以統計方法檢定可能的理論假說。

經濟學上對於超高薪資現象概有兩種理論。第一，是Sherwin Rosen教授的superstar理論。這個理論說，由於民眾大多願意聽一流演奏、看一流表演（而不願意看二流者），故對馬友友這一級的大明星「需求」甚強。而由於現代展演電子流通管道便利，大明星如馬友友者也可以演奏一次讓千萬民眾聽個過癮；這是「供給」面的便利。綜合供需而言，就是全球願意付超高演奏費給馬友友。第二個理論，是認為能力特強的經理人大家都在搶。尤其在全球私募基金盛行之下，有能力快速整頓公司再快速出售的基金經理人，其需求超旺，故薪資超高。

不論是前述哪一種理論，基本上都是市場供需論，意即超高薪資是當事人的超高能力的市場反映，不管你喜不喜歡，它是「有道理」的。但是皮凱提不同意，其論點有二。一、如果超高薪資一切都能夠被供需與能力決定，就沒有道理只出現在英語系國家。畢竟，歐陸諸國市場與英國美國市場沒有差那麼多。二、人與人之間的能力，其差異是微小的或連續的。數學上，不太可能在連續的能力基礎上，對應著跳躍而一飛沖天的薪資結構。

基於以上觀察，皮氏認為管理階級的超高薪資，基本上是他們在公司管理高層玩政治玩出來的。CEO等往往是公司董事的好友，階級相若，因此今天我幫你、明天你幫我，互相標榜、疊為唇齒，遂有大家都高薪的結果。換言之，皮氏認為超高薪資是「沒有道理」的。

你相信誰的說法呢？老實說，這沒得選擇。皮凱提的兩個反駁論點，其實背後都隱含著統計推論，讓superstar理論與私募基金理論都通不過檢定。我們沒有辦法說皮凱提「高層政治薪資決定論」一定是對的，但是我們大概可以確定「能力決定薪資論」不適用於超高薪資那一群人。

8：學問為濟世之本

有人說，2011年轟轟烈烈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其背後的精神領袖、論述支持者，就是皮凱提。皮氏某次受訪時說，華爾街「佔領有理」，因為資本主義運作不良。《廿一世紀資本論》一書，大概把「資本主義運作不良」做了最完整的詮釋。

也有人拿皮凱提與已經去逝的芝加哥大學教授弗利曼(Milton Friedman)相比。弗利曼研究一流、辯才無礙、科普文筆極佳。也只有這等功力，才能在凱因斯學派如日中天的1970年代，幾乎是憑其一人之力扭轉局面，打下了芝加哥學派的一片天、確立了小政府主張的論述基礎、影響了柴契爾與雷根、推動了教育券制度、建立了美國的全募兵制。這些，都是弗利曼宣揚市場機能的戰利品。

皮凱提是1971年出生，其出道是在1990年中，當時芝加哥弗利曼、貝克等大老都如日中天。皮氏能夠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斬荊披棘而起，其逆勢突圍的氣勢，確實與弗利曼有幾分相近。然而客觀分析，皮氏能有這麼大的影響力，90年以後大時代背景的幾點因素不可或缺。

其一，是最近十幾年全球各國國內與國際間貧富差距的明顯擴大，使得社會至少有一半以上心有戚戚的「無產階級」基本支持者。其二，是皮氏好友兼盟友薩伊兹(Emmanuel Saez)的相助。薩氏也是法國人，兩人差一歲，皮氏在MIT教書時薩氏在哈佛經濟系執教。

薩伊兹在財政學上的貢獻恐怕更超過皮卡提，而皮氏有這麼一位武功高強的好友相挺，兩個人並肩作戰，當然要戰力加倍了。我曾向朋友大膽預測，這兩人在十年之內，應該至少有一人會得諾貝爾獎。

當然，皮凱提所關注的，是實際問題，是大問題。美國、法國的情況我感受不深，但是台灣的情況應該已經令不少人窒息。如果財產與所得分配的不均再這樣下去、如果台灣都會區的房價再這麼狂漲、如果年輕人的薪水還是那麼22K、25K，我不相信局勢能持續。

即使沒有外在壓力，台灣都已經是以虛耗出了名。台灣年輕無產階級面對財富日漸不均的壓力，當然是更加抗拒，也更會使僵局難解。在全球化壓力下，台灣恐怕沒有多少內耗的空間。

但是問題要怎麼解決，是需要智慧的。皮凱提專業、科普並重的寫作方式，是有道理的；他一則要靠科普平易的文字喚起民眾，但另一方面也要靠專業素養提出有水準、能放上枱面的解決方案。最壞的情況就是：民眾情緒被科普文字挑起來了，但是帶頭的人學問差、專業弱，最後反而被民眾牽引而走，成為民粹，那就很難收拾了。幾十年來我一直同意小時候所背「青年手則」裡一句話「學問為濟世之本」，旨哉斯言。

朱敬一，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院士

-------------------------------------------------

21世紀資本論

【經濟日報╱周俊吉】
2014.07.08 03:30 am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堤（Thomas Piketty）的最新力作《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21世紀資本論），書中散見複雜的數理模型，總頁數厚達近700頁，但自今年4月英文版問世後，引發熱烈討論、一時洛陽紙貴，不僅獲得紐約時報極佳書評，更在短期內勇奪亞馬遜網站（Amazon.com）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的殊榮。

英國金融時報稱他為「經濟學界的搖滾巨星」（a rock-star economist）。經濟研究著作等身、入世重筆評論時政的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更三番兩次在報端雜誌上，對這位新興經濟學家讚譽有加，形容此書是今年、甚或近十年來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

這本書的關鍵論述是：資本主義具有先天重大缺陷，會自然而然不斷擴大財富與所得的差距，意即「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長此以往，恐進一步造成政治環境、社會階級的嚴重不平等，深刻埋下人民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的不安因子。

皮凱堤利用長期且嚴謹的實證研究與經濟模型，以英、美、法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資料說明：經濟成長率代表社會「平均財富」的增加速度，資本報酬率則等於「資本財富」的累積速度。當有錢人輕輕鬆鬆倚賴錢滾錢的資本財富增速，遠高於一般人靠勞力、勤懇、智慧等平均財富累積的速度，各類不平等現象便會日漸明顯加劇。

他以「只要努力，人人都有成功機會」的美國夢為例指出，今日的美國社會，不僅已大幅倒退回19世紀歐洲動盪的輪迴前夕（金字塔頂端的一成富人掌握國家近半財富，剩下九成民眾依賴微薄收入度日）；同時也浮現出「世襲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的種種徵兆。這種制度會大大剝奪菁英個體出頭機會，改由繼承家財萬貫的權貴後代，壟斷經濟利益、影響政治決策、形塑寡頭制度。

令人慨歎的是，根據皮凱堤的研究，這其實是歷史的必然演進。

簡言之，此書的貢獻在於：除系統化統整近年爭議迭起的貧富不均議題外，也試圖建立一個完整的經濟理論架構進行分析與闡釋，更進一步實現其濟世理想、建議各國政府採行合宜政策：加稅，甚至結合跨國力量，針對全球富豪課徵資本持有稅。

眾所周知，這是一個簡單有效、但可行性不高的解決之道。既然如此，何不嘗試從企業內部出發？如果公部門力有未逮，不如就由私部門開始自發自律，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CSR）、建立企業倫理文化，作為舒緩全球所得差距惡化的起手式！

這種說法乍聽之下，似乎陳義過高，但事實上經過幾輪企業弊案、金融海嘯等慘痛教訓後，不僅企業本身已大幅提高兼顧利害關係人（客戶、股東、員工、供應商、社會、自然環境等）權益的認同與體悟，消費者對於公平貿易、倫理消費等的相關意識也明顯崛起，現階段全球CSR／企業倫理思潮似有風起雲湧之勢。

更何況，不少跨國企業的規模與產值，並不亞於許多中小型國家，若能借重企業的高效率與執行力，也許能從根本矯正資本主義盲點，讓社會的「平均財富」增速大於「資本財富」累積，說不定更能有效打造一個生氣蓬勃又穩定繁榮的地球村。

（作者是信義房屋董事長）

【2014/07/08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Piketty，這位只有四十二歲的法國經濟學家最近成為全球最紅的經濟學者，被紐約時報稱為如同搖滾巨星一般。Piketty最近以一口濃濃法文腔的英文，到美國為自己的書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宣傳，他的論點有人讚賞，也有人大罵，他對人類歷史從十八世紀以來的不平等的研究，已經讓這本厚達近七百頁的書成為亞馬遜第一名。
Piketty蒐集二十個國家的歷史統計，認為目前的不平等狀況，已經倒退到十九世紀的狀態，當資本報酬率持續大於經濟成長率(r>g)，資本已成世襲式資本，就是不平等惡化的特徵。
(本書已由衛城出版簽下，敬請期待中文版。

------------------------------------------

《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揭穿資本主義假面具
【經濟日報╱社論】 2014.05.02

紐約時報報導，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全球經濟學界投下一枚震撼彈，揭穿當代資本主義的偽善面具，並預測工業國家的資本不均情況將更為惡化，對民主政治的公平、正義價值造成深沉且惡質的衝擊。
著名經濟學者米拉諾維奇稱此書為「經濟思想的分水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說，此書「將是今年、且可能是十年內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該書已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皮凱提在書中最震撼的觀點是，二次戰後30年間工業國家出現的貧富差距縮小，只是一段「反彈波」，之後又再度擴大，未來更將持續惡化。在這個大約30年左右的「反彈波」中貧富差距之所以一度縮小，是因為經過一戰、經濟大恐慌及二戰之後，嚴重摧毀了私人資本累積，加以二戰後由於人口及經濟增長異常快速，及提高富人稅賦，皆有助於縮小貧富差距。這是皮凱提對於長期歷史發展現象的觀察，道出了一個通常為大家所忽略的現象及問題。
更精彩的是在於他對於此一長期貧富不均現象的解讀，主要與資本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偏高報酬有關。皮凱提研究工業國家幾世紀來的財富累積及經濟成長統計數據，顯示資本所創造的所得成長率是經濟成長率的好幾倍，亦即所得流向工資的比率持續縮小，以致於工資成長率鮮少超過經濟增長率。以近30年的情況而言，資本的年報酬率達到4%或5%，而經濟年成長率僅1.5%左右，因而擴大了貧富差距。
皮凱提因而擔心，這樣的形勢如果持續下去，將對民主政治的公平與正義造成巨大傷害，因而作出了一些具體的政策建議，其中最主要的是建議對實質財富（扣除負債）全面課徵累進稅；但稅金不應交給無效率的政府，而應重分配給資本較少的人。
相對於二戰以來全球（主要是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潮流一味地沈迷於數理化、計量化、模型化的大趨勢而言，皮凱提的這本新書確實讓人一新耳目，他在經濟思想上的新發現，以及對當代政經體制的深刻反省，確實擔得起經濟學界對他的高度評價。不僅如此，對照於近年來因為貧富差距擴大而引發的全球性社會運動，從美國的「占領華爾街」，到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運動再到台灣最近的太陽花學運，這位法國學者皮凱提的觀察角度及其分析與建議，也都極具現實意義。
鑑於皮凱提的「資本新論」極可能受到更廣泛的關注與討論，我們也提出幾點補充性看法，供各方參考。
一、首先，皮凱提發現並指出的貧富差距持續惡化乃是一種歷史常態，其中原因除了有皮凱提強調的資本報酬相較於勞動報酬長期偏高一點之外，或許還有另外兩個推波助瀾的因素。一是近幾十年來風起雲湧的全球化大潮流：全球化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的全球一體化，自然有利於將資本主義內在基因中的所得差異化，在全球範圍中進一步地強化。其次，則是近年來尤其是金融海嘯之後，幾乎所有先進國家樂此不疲的量化寬鬆（QE）貨幣政策，其在資產泡沫形成及因而造成的貧富差距惡化上的效應也不容低估。
二、長期性的貧富差距擴大，固然對民主政治的公平與正義造成傷害，它其實也會因制約消費等內需的增長而不利於經濟的成長。換言之，一個表面上的社會問題其實在長期間也是一個本質上的經濟問題。
三、這就讓我們想到了更早的馬克斯的《資本論》。馬克斯對資本主義的未來所作的評論與預言，或可與皮凱提的《21世紀的資本論》相互比較與啟發。
四、如何針對貧富差距問題採取對策，除了財稅政策，似乎應有一些更積極性的做法，包括對公司法（組織）有關利潤分配機制的檢討改革及國家在整體公共資源更公平合理的配置等方面。
果如此，皮凱提之書就真有可能成為「經濟思想的分水嶺」了。
【2014/05/02 經濟日報】

---------------------------------------

21世紀資本論 經濟學界有雜音
字級： 列印本頁 轉寄
發稿時間：2014/05/06 00:19 最新更新：2014/05/06 00:19
（中央社記者廖漢原華盛頓5日專電）法國經濟學者皮克提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在美國書市引起熱議，不過嚴謹的美國經濟學界多認為，皮克提所指全球貧富不均擴大的理論，未必經得起檢驗。

長期研究貧富差距的皮克提（Thomas Piketty）撰寫的「21世紀資本論」，3月在美國上市，引起學界熱烈討論。

不過學派林立，強調嚴謹數據分析的美國經濟學界多認為，皮克提提出的4%至5%資本回報大於1.5%的經濟成長率，是財富差距擴大主因的論述，未必經得起檢驗。

喬治梅森大學經濟系教授高溫（Tyler Cowen）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指出，皮克提似乎認為投資者毫無風險即可取得4%至5%的資金年度回報率，一般來說，股市每年多出現成長，但大幅調整和下跌也無可避免，皮克提對投資回報率的定義有漏洞。

此外，皮克提以歐洲為例，土地與家產繼承造成經濟階級流動不易，法國經濟體系中有2成來自於以舊資產滾錢，英國作家珍‧奧斯汀（Jane Austen）筆下的婚姻與階級更道盡這種現象，不過在美國未必如此。

高溫指出，20世紀前期的美國洛克斐勒、卡內基與福特家族的資產如今分散，繼承者早已不是經濟的主導力量；微軟的蓋茲（Bill Gates）、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與臉書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皆非來自鉅富家庭，他們的下一代當然可繼承億萬財富，不過還有許多投資者也水漲船高。

高溫認為，拋開超級富裕階層不算，美國貧富不均問題導因於誰能跑在前面，以及低收入階級缺乏向上爬升的管道，此外，某些族裔表現出色，也顯示文化背景扮演一定的角色。

多數評論認為，皮克提最後提出全球政府建立一致稅收標準，富人多繳稅的建議，意識形態導向大於可行性，皮克提自己也認為那是烏托邦；高溫指出，就以義大利和西班牙等歐盟國家近期推出的稅務政策，就可看出其窒礙難行。

雖然評論多認為皮克提的著作難經嚴格檢驗，他分析與推敲數據的手法仍令人讚賞，自由與勞工派學者更高度推崇他的論述。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指出，無論皮克提的推論能否改變經濟政策，但他已影響千萬讀者，也促使經濟學界再度關注貧富不均惡化的問題。1030505

---------------------------------------

本報記者 盧錚
　　 近日，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迪的新著《21世紀資本論》轟動全球，一經出版便引發東西方各國的熱議和爭論。作者提出，近幾十年來，世界的貧富差距正在嚴重加劇，而且據預測將會繼續惡化下去。當前在美國，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財富，而前1%的人更掌握了20%財富。現有制度只會讓富人更富，窮人更窮。他認為，我們正在倒退回“承襲制資本主義”的年代，也就是說未來將進入前所未有的“拼爹時代”。《21世紀資本論》的中文版權已花落中信出版社，簡體中文版將於今年秋季與國內讀者見面。
　　 當前西方世界最熱門的書是什麼？毫無疑問，非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迪的這本《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莫屬。一本近700頁的嚴肅學術著作，自今年3月份上市以來，短短一個月就賣出八萬本，熱銷到缺貨，連續數周雄踞亞馬遜排行榜第一名。除了圖書榜單，這本書還登上了各大報紙雜誌的版面，被媒體稱為是向馬克思《資本論》致敬的一部重要著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連發三篇評論，盛贊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甚或將是這個10年最重要的一本書”。另一位諾獎得主羅伯特·索洛的評論也直接給出標題——“托馬斯·皮克迪是對的！”而同時，美國保守派則大驚失色，拼命反駁和批判。基金經理丹尼爾·沙克曼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憤怒指責該書“對金融資本賺取回報的概念抱有中世紀式的敵意”。《經濟學人》雜誌前副主編克裡夫·克魯克也對書中預測的未來經濟不平等的“可怕”程度表示懷疑。
　　 同樣，這本書在中國從政治界到學術界也產生了巨大反響。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何帆認為：“這本專業性很強的書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爭議，是因為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社會思潮出現巨大轉折。風起於青萍之末。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潮正處於守勢。對資本主義的反思越來越深入。不平等將是21世紀經濟學面臨的最重大的課題之一。”
　　 當前，收入不平等問題也是目前中國面臨的巨大挑戰。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基尼繫數為0.473，位列全球前列。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家庭收入不平等報告》則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收入的基尼繫數高達0.61，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收入分配改革也是中國深化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因為制度公平是人民的幸福之源，也是社會穩定和解決民生問題的根本。《21世紀資本論》一書，對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提供了可供借鑒的重要參考。
　　 據中信出版社總編輯介紹，該書在法國出版後一度默默無聞，被引進到美國後卻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巨大反響。中信出版社搶在很多業內人士之前拿到了這本書的原著，並果斷以高價買下該書中文版版權。同時，在中信出版社的邀約下，作者已初步定於2014年11月初來華與中國讀者見面，討論自己的新書。對於這部厚達700頁的鴻篇巨著，中信邀請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巴曙松擔綱翻譯，以確保本書相關專業辭彙翻譯的準確性和可讀性，力求打造一部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經典之作。

詳全文 《21世紀資本論》中文版花落中信出版社-財經新聞-新浪新聞中心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40607/12618077.html

-----------------------------------------------

21世紀資本論 揭穿資本主義假面具

【經濟日報╱社論】
2014.05.02 03:22 am

紐約時報報導，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全球經濟學界投下一枚震撼彈，揭穿當代資本主義的偽善面具，並預測工業國家的資本不均情況將更為惡化，對民主政治的公平、正義價值造成深沉且惡質的衝擊。

著名經濟學者米拉諾維奇稱此書為「經濟思想的分水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說，此書「將是今年、且可能是十年內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該書已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皮凱提在書中最震撼的觀點是，二次戰後30年間工業國家出現的貧富差距縮小，只是一段「反彈波」，之後又再度擴大，未來更將持續惡化。在這個大約30年左右的「反彈波」中貧富差距之所以一度縮小，是因為經過一戰、經濟大恐慌及二戰之後，嚴重摧毀了私人資本累積，加以二戰後由於人口及經濟增長異常快速，及提高富人稅賦，皆有助於縮小貧富差距。這是皮凱提對於長期歷史發展現象的觀察，道出了一個通常為大家所忽略的現象及問題。

更精彩的是在於他對於此一長期貧富不均現象的解讀，主要與資本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偏高報酬有關。皮凱提研究工業國家幾世紀來的財富累積及經濟成長統計數據，顯示資本所創造的所得成長率是經濟成長率的好幾倍，亦即所得流向工資的比率持續縮小，以致於工資成長率鮮少超過經濟增長率。以近30年的情況而言，資本的年報酬率達到4%或5%，而經濟年成長率僅1.5%左右，因而擴大了貧富差距。

皮凱提因而擔心，這樣的形勢如果持續下去，將對民主政治的公平與正義造成巨大傷害，因而作出了一些具體的政策建議，其中最主要的是建議對實質財富（扣除負債）全面課徵累進稅；但稅金不應交給無效率的政府，而應重分配給資本較少的人。

相對於二戰以來全球（主要是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主潮流一味地沈迷於數理化、計量化、模型化的大趨勢而言，皮凱提的這本新書確實讓人一新耳目，他在經濟思想上的新發現，以及對當代政經體制的深刻反省，確實擔得起經濟學界對他的高度評價。不僅如此，對照於近年來因為貧富差距擴大而引發的全球性社會運動，從美國的「占領華爾街」，到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運動再到台灣最近的太陽花學運，這位法國學者皮凱提的觀察角度及其分析與建議，也都極具現實意義。

鑑於皮凱提的「資本新論」極可能受到更廣泛的關注與討論，我們也提出幾點補充性看法，供各方參考。

一、首先，皮凱提發現並指出的貧富差距持續惡化乃是一種歷史常態，其中原因除了有皮凱提強調的資本報酬相較於勞動報酬長期偏高一點之外，或許還有另外兩個推波助瀾的因素。一是近幾十年來風起雲湧的全球化大潮流：全球化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的全球一體化，自然有利於將資本主義內在基因中的所得差異化，在全球範圍中進一步地強化。其次，則是近年來尤其是金融海嘯之後，幾乎所有先進國家樂此不疲的量化寬鬆（QE）貨幣政策，其在資產泡沫形成及因而造成的貧富差距惡化上的效應也不容低估。

二、長期性的貧富差距擴大，固然對民主政治的公平與正義造成傷害，它其實也會因制約消費等內需的增長而不利於經濟的成長。換言之，一個表面上的社會問題其實在長期間也是一個本質上的經濟問題。

三、這就讓我們想到了更早的馬克斯的《資本論》。馬克斯對資本主義的未來所作的評論與預言，或可與皮凱提的《21世紀的資本論》相互比較與啟發。

四、如何針對貧富差距問題採取對策，除了財稅政策，似乎應有一些更積極性的做法，包括對公司法（組織）有關利潤分配機制的檢討改革及國家在整體公共資源更公平合理的配置等方面。果如此，皮凱提之書就真有可能成為「經濟思想的分水嶺」了。

【2014/05/02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
「21世紀資本論」　揭開全球貧富不均真相
TVBSTVBS – 2014年10月15日 下午9:22
「貧富不均」是當前全球各地示威抗議四起、爭取獨立的重要引爆原因，法國經濟學者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書「21世紀資本論」，正好搭上這一波熱潮，雖然內容艱澀難懂，卻仍然在全球熱賣，成為當紅暢銷書，書中蒐集了過去三百年來的資料數據，結果發現有錢的資本家透過炒房炒股，財富急速增加，代代相傳，富者恆富，至於仰賴薪資過活的一般人，收入只能在原地踏步，資本主義神話破功，只會造成貧富差距日益擴大。

激進組織ISIS勢力在中東地區抬頭。

蘇格蘭民眾：「蘇格蘭(向獨立)說好！」

蘇格蘭、加泰隆尼亞紛紛高喊獨立；美國密蘇里州也爆發大規模反歧視暴動，這些撼動全球的大事件，其實追根究底，起因就是出自貧富差距。

美國抗議民眾：「要是照這樣下去的話，我們是完全沒有辨法從貧窮泥沼裡爬出來。」

不患寡而患不均，最近出版的一本經濟學暢銷書「21世紀資本論」，劈頭挑戰了資本主義神話。

作者皮凱提：「很多人對當前的資本主義抱持疑問，財富到底從何處而來，我想藉由歷史一探究竟。」

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所寫的「21世紀資本論」今年春天在美國上市，將近六百頁、厚厚的一本書，半年賣了五十萬本，書裡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圖表，談的又是艱澀專業的主題，如此熱銷必有引人入勝之處。

記者：「擁有大量不動產和股票的資本家，增加資產之後，透過消費方式，慢慢地就像水由上往下流一樣，惠及下方的一般老百姓，這是原先的美好想像。」

這就是資本主義神話，不過作者以過去三百年來所得稅和遺產稅的相關數據來做分析，結果發現神話不攻自破。

旁白：「隨著經濟發展，資本家藉由投資變得更有錢，但一般民眾收入卻受到侷限，除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期間，全球貧富差距其實是逐漸擴大的。」

全球二十國包括日本在內，都有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原本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世人想過好日子，卻反而愈過愈糟糕。

作者皮凱提：「資本主義雖然帶來新技術的開發，還有經濟發展，但同時也具有擴大貧富差距的力量，不能夠就這樣放任不管，而期待貧富差距會縮小。」

擁有不動產和股票的資本家，相對於以薪資過活的勞動階級，兩者收入大不同，錢滾錢、利生利，資本報酬遠比勞動報酬要來得多也來得快，貧富差距持續惡化變成了歷史常態。

記者：「以資本家來說，財富是父傳子、子傳孫，一代傳一代，貧富差距也就容易因此定型。」

財富代代相傳，資本主義社會成了拚爹的時代，美國富豪榜前十名，就有六位是繼承來的，其他人即使再努力，也無法在相同的起跑點上競爭，白手起家幾乎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作者皮凱提：「如果貧富差距過了頭，就無法維持共同體制。」

旁白：「作者提出的解決方法，就是課徵全球富人稅。」

此起彼落的示威抗議正是一大警訊，「21世紀資本論」揭開資本主義假面目，作者認為資本主義不是不好，但需要適度規範，才能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
------------------
「貧富不均」是當前全球各地示威抗議四起、爭取獨立的重要引爆原因，法國經濟學者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書「21世紀資本論」，正好搭上這一波熱潮，雖然內容艱澀難懂，卻仍然在全球熱賣，成為當紅暢銷書，書中蒐集了過去三百年來的資料數據，結果發現有錢的資本家透過炒房炒股，財富急速增加，代代相傳，富者恆富，至於仰賴薪資過活的一般人，收入只能在原地踏步，資本主義神話破功，只會造成貧富差距日益擴大。

激進組織ISIS勢力在中東地區抬頭。

蘇格蘭民眾：「蘇格蘭(向獨立)說好！」

蘇格蘭、加泰隆尼亞紛紛高喊獨立；美國密蘇里州也爆發大規模反歧視暴動，這些撼動全球的大事件，其實追根究底，起因就是出自貧富差距。

美國抗議民眾：「要是照這樣下去的話，我們是完全沒有辨法從貧窮泥沼裡爬出來。」

不患寡而患不均，最近出版的一本經濟學暢銷書「21世紀資本論」，劈頭挑戰了資本主義神話。

作者皮凱提：「很多人對當前的資本主義抱持疑問，財富到底從何處而來，我想藉由歷史一探究竟。」

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所寫的「21世紀資本論」今年春天在美國上市，將近六百頁、厚厚的一本書，半年賣了五十萬本，書裡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圖表，談的又是艱澀專業的主題，如此熱銷必有引人入勝之處。

記者：「擁有大量不動產和股票的資本家，增加資產之後，透過消費方式，慢慢地就像水由上往下流一樣，惠及下方的一般老百姓，這是原先的美好想像。」

這就是資本主義神話，不過作者以過去三百年來所得稅和遺產稅的相關數據來做分析，結果發現神話不攻自破。

旁白：「隨著經濟發展，資本家藉由投資變得更有錢，但一般民眾收入卻受到侷限，除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期間，全球貧富差距其實是逐漸擴大的。」

全球二十國包括日本在內，都有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原本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世人想過好日子，卻反而愈過愈糟糕。

作者皮凱提：「資本主義雖然帶來新技術的開發，還有經濟發展，但同時也具有擴大貧富差距的力量，不能夠就這樣放任不管，而期待貧富差距會縮小。」

擁有不動產和股票的資本家，相對於以薪資過活的勞動階級，兩者收入大不同，錢滾錢、利生利，資本報酬遠比勞動報酬要來得多也來得快，貧富差距持續惡化變成了歷史常態。

記者：「以資本家來說，財富是父傳子、子傳孫，一代傳一代，貧富差距也就容易因此定型。」

財富代代相傳，資本主義社會成了拚爹的時代，美國富豪榜前十名，就有六位是繼承來的，其他人即使再努力，也無法在相同的起跑點上競爭，白手起家幾乎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作者皮凱提：「如果貧富差距過了頭，就無法維持共同體制。」

旁白：「作者提出的解決方法，就是課徵全球富人稅。」

此起彼落的示威抗議正是一大警訊，「21世紀資本論」揭開資本主義假面目，作者認為資本主義不是不好，但需要適度規範，才能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
-------------------------------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平裝版）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平裝版） 作者: 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
出版社: 衛城
原作名: 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
译者: 詹文碩 / 陳以禮
出版年: 2014-11
页数: 672
定价: NT$620
装帧: 平装
ISBN: 9789869109321
内容简介 · · · · · ·
經濟思想的分水嶺之作

貧富不均漸趨惡化已是當前極受熱議的問題。它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儘管眾說紛紜，但各種議論的資料根據似乎略嫌不足。

皮凱提從稅收與遺產紀錄著手，蒐集整理橫跨二十幾個國家、長達二百多年的數據資料，藉此分析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財富分配動態，從中提出一個系統而全面的解釋。

這個源自龐大實證資料的見解，其核心概念相當簡單：從歷史證據來看，資本報酬率通常大於整體的經濟成長率，也就是說，有錢人財富增生累積的速度快過一般人工作收入增加的速度，因此富者將愈來愈富，占掉社會大部分的所得與財富份額。

過去的主流意見認為，貧富差距拉大只是經濟發展的初期現象，到了成熟階段，分配不均的情況會逐漸減低。然而皮凱提指出，上述說法只是剛好看到二十世紀初期到中期的發展所導致的誤會。資本主義經濟在那一段時間出現貧富差距縮小的情況，主因在於兩次世界大戰與大蕭條摧毀了許多原本...

(展开全部)

作者简介 · · · · · ·
作者簡介

托瑪．皮凱提 Thomas Piketty

巴黎經濟學院（PSE）、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HESS）教授。二十二歲便獲得倫敦政經學院及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隨後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任教，一九九五年返回巴黎，陸續擔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員、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教授、巴黎經濟學院教授。經常替《解放報》撰寫專欄，偶爾替《世界報》撰寫社論。對經濟發展以及所得與財富分配之間的相互關係有重要的歷史與理論研究成果，針對高所得族群占國民所得份額的長期演變，他也是文獻累積的主要推手，如今都收在「全球高所得資料庫」（WTID）。二○○二年獲得法國最佳青年經濟學家獎，二○一三年獲得葉留揚森獎（Yrjö Jahnsson Award），是專門表彰對經濟學研究有重大貢獻的四十五歲以下歐洲經濟學家的重要獎項。

譯者簡介

詹文碩

法國電訊管理...

(展开全部)

目录 · · · · · ·
章節目錄
引論
第一部 所得與資本
1 所得與產出
2 經濟成長：現實與假象
第二部 資本／所得比的動力

-------------------------

--------------------------

-----------------------------

理善大世界
洪寶山│理財周刊742期│2014-11-14

根據國發會資料，台灣在二○二五年左右，將會邁入一個死亡交叉，也就是出生率低於死亡率，這意味什麼？中研院剛出爐的一份報告再告訴我們，二○一三年台灣總生育率只有一．○六五％，用這比率算下去，到了二○六一年，台灣的人口數將少於一千八百萬，六十五歲以上高齡人口比例則達到四一％。

中研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董安琪表示，這一現象將使台灣的消費水準及政府財政收支面臨短少危機，未來台灣將會是「又少、又老、又窮」的地方。

不過，高齡化並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只是台灣生育率是全球最低，問題更加嚴重。

最近在Line的社群中，就有一份未經證實的謠傳，說ＷＨＯ將重新定義年輕人的年齡級距，讓很多人既興奮又恐懼。這個定義將變成零至十七歲是少年，十七至六十五歲是青年，六十五至八十歲是壯年，而幾歲算老人呢？就要活到八十至一百歲了。一百歲以上則稱為長壽老人。

想一想，之所以把青年級距拉大，是為了鼓勵大家不要太早退休，繼續投入職場，貢獻勞動力。把壯年年齡延後，也就是意味著，人生還有第二春。六十五歲以後，正值壯年，把人生的剩餘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

假設這個定義有一天成真，就要思考在人生的第二春，你想要做什麼？六十五歲前為了生活而努力，買車子、房子，養小孩、父母，還要存退休金，即使面對不符合興趣、理想的工作，為了五斗米還是得折腰，但在六十五歲後，經驗豐富了、知識增長了、視野提高了，可以做的事情也大大不同。

年輕時剛創辦第一家公司，想的是如何賺錢，開第二家公司，想的是賺更多的錢，到了第三家、第四家，思考的就是如何提供員工更好的環境，做越多，想照顧的人越多，關懷的層面也越廣。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我希望的未來是，這個社會能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智慧者出知識。共同開創一個利己、利人、利他的理善世界。
--------------------------------------------------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21世紀資本論這本書資料整理詳實，廣度與深度前所未見。立論清楚，以簡單的語言解說了全球財富與收入的演變與分布，讓非經濟背景的一般讀者，也都可以理解。(我看的是英文譯本。譯文相當流暢。希望今天問世的中譯本也有一樣的水準。)

我認為”21世紀資本論”將成為一本討論全球資本分布的經典。可能過了二十年，三十年之後，還是一個常被討論與引用的書目。

很多關於這本書的討論，將它放在左右派的傳統論戰之中。特別是作者最後關於資本課稅，壓抑財富成長性的解決方案，常會讓人將他規類於偏左的陣營。這類看法真的是把這本書的格局做小了。

這本書的內容，我認為最有價值的地方，在於它對於長期資本分布演變、收入演變、稅制演變的整理和討論。時間長達百年，包括北美與歐洲主要工業國家。在這之前，從沒有人系統性的整理這樣的資料。作者做出來了(不知花了多少心力)。光是這點，就讓這本書具有無可比擬的參考價值。不管你是偏右，偏左，還是根本沒在管左左右右，這些資料都很值得一看。

最後Part 4提出的，常被認為是偏左派的解決方法，其實也只是四個Parts的其中之一而已。
貧富不均漸趨惡化已是當前極受熱議的問題。它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儘管眾說紛紜，但各種議論的資料根據似乎略嫌不足。

　　皮凱提從稅收與遺產紀錄著手，蒐集整理橫跨二十幾個國家、長達二百多年的數據資料，藉此分析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財富分配動態，從中提出一個系統而全面的解釋。

　　這個源自龐大實證資料的見解，其核心概念相當簡單：從歷史證據來看，資本報酬率通常大於整體的經濟成長率，也就是說，有錢人財富增生累積的速度快過一般人工作收入增加的速度，因此富者將愈來愈富，占掉社會大部分的所得與財富份額。

　　過去的主流意見認為，貧富差距拉大只是經濟發展的初期現象，到了成熟階段，分配不均的情況會逐漸減低。然而皮凱提指出，上述說法只是剛好看到二十世紀初期到中期的發展所導致的誤會。資本主義經濟在那一段時間出現貧富差距縮小的情況，主因在於兩次世界大戰與大蕭條摧毀了許多原本的財富積累，以及當時的高累進稅政策。

　　皮凱提認為，各國政府應積極改革稅制，減低財富過度集中的趨勢，否則將危害民主社會依照個人才能與努力決定報酬的基本價值，我們也很可能回到十九世紀那種貧富極度不均的景況。

　　本書出版後造成十分罕見的討論熱潮，在經濟學界引起強烈迴響，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亦撰文解析讚許，推崇「此書將改變我們思索社會與研究經濟學的方式」。

得獎記錄

　　《紐約時報》暢銷榜第一名
　　《華爾街日報》暢銷榜第一名
　　《華盛頓郵報》暢銷榜第一名
　　《波士頓環球報》暢銷榜第一名
　　《洛杉磯時報》暢銷榜第一名
　　《舊金山紀事報》暢銷榜第一名
　　亞馬遜書店暢銷榜第一名
　　美國國家廣播網暢銷榜第一名
　　榮獲英國國家學術院2014年獎章

名人推薦

　　今年甚或往後十年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克魯曼 Paul Krugman，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一部切合時局的重要作品。──史迪格里茲 Joseph 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對一個舊主題提出新穎而有力的貢獻。──索洛Robert M. Solow，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經濟思想的分水嶺之作……將會影響往後的經濟分析（或許也包括政策制定）。──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前世界銀行資深經濟學家

　　光是確立這項事實的貢獻就值得一座諾貝爾獎。──桑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前美國財政部長、前哈佛大學校長

　　對資本主義內在動力的權威性論著。──羅德里克Dani Rodrik，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經濟學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托瑪．皮凱提 Thomas Piketty

　　巴黎經濟學院（PSE）、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HESS）教授。二十二歲便獲得倫敦政經學院及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隨後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任教，一九九五年返回巴黎，陸續擔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員、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教授、巴黎經濟學院教授。經常替《解放報》撰寫專欄，偶爾替《世界報》撰寫社論。對經濟發展以及所得與財富分配之間的相互關係有重要的歷史與理論研究成果，針對高所得群體占國民所得份額的長期演變，他也是文獻累積的主要推手，如今都收在「全球高所得資料庫」（WTID）。二○○二年獲得法國最佳青年經濟學家獎，二○一三年獲得葉留揚森獎（Yrjö Jahnsson Award），是專門表彰對經濟學研究有重大貢獻的四十五歲以下歐洲經濟學家的重要獎項。

譯者簡介

詹文碩

　　法國電訊管理學院管理碩士、巴黎經濟戰爭學院畢業。現任文饗文創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淡江大學法文系兼任講師、央廣法文部節目主持人。

陳以禮

　　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法國里昂二大經濟史碩士班畢業，曾任電子時報研究中心、中經院國際經濟所研究員，現為德拉邦文化工作室成員，譯有《聽彼得杜拉克的課》《我們為什麼老犯錯》《數學之書》《華爾街的物理學》等。

作者本身相當謙虛。關於長期資料數字的不確定性，書中都會再三提醒讀者。對於自己提出的論點，也一再強調這都是可以討論與爭辨的。

對於自身所處的經濟學界，他也提出反省。太多學者沉迷於複雜算式，實驗中因果關係的確立，卻忽略了這個學門對於人類實際生活的重要性。這應該是一個研究、討論和解決人類實際上面對的問題的學科，而不是一個關起門來，外人不懂，只有自己最懂的領域。

對於作者的治學態度，我深表佩服。

人生在世短短數十載，很多我們看到的經典之作，都是很早之前就已經出現的作品。這本書，很可能就是在我們這一代出現的經典之作。

本書內容豐富，實在難以用一篇文章，或幾篇文章描述全貌。即便我寫了部落格成立以來，最多篇的單書讀後感(包括本文，共13篇)，恐怕也只能算是概要而已。

中文譯本也已經發行，有興趣的朋友，就直接買書來看吧~
----------------
名家觀點／21世紀資本論
http://udn.com/NEWS/WORLD/WOR2/8787363.shtml

法國學者皮凱提 用鐵達尼談經濟學
【經濟日報╱編譯 楊宛盼】
2014.07.07 03:17 am
43歲的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近來因出版《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暫譯）一書而聲名大噪，這本書在全球各地攻占暢銷排行榜、更獲得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公開稱讚，他的名字也成為Google搜尋的熱門關鍵字。

《21世紀資本論》在出版界掀起一陣旋風，熱銷程度有如財經界的《格雷的50道陰影》，短短幾個月銷售就達20萬本。這本厚577頁的書也在網路掀起正反兩極的評論，但有些反對者顯然還沒讀完就急著批評。這本書也讓右派人士感到震撼，苦思如何回應本書訊息：不平等加劇正扼殺資本主義。

這本隱晦地向共產主義之父馬克斯的「資本論」致敬的作品，利用生動文字並借鏡30國經驗的實證證據，展示資本主義300年來的演變，套句皮凱提的話，現代資本主義已倒退回一世紀前的封建時代。

儘管書中有許多令人難懂的經濟術語，皮凱提也大方引用文學和流行文化來解釋觀點，書中還提到搞怪導演昆汀塔倫提諾和經典電影「鐵達尼號」。

不過這仍是一本經濟學書籍，某些學術章節可能對讀者太過艱澀，例如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與凱因斯的「一般理論」這類經典作品，但這些段落被引用的次數可能還比真正閱讀的次數還多。

這本書的重點很簡單，當資本成長的速度比經濟成長還快，富人愈來愈有錢，其他人只能苦苦掙扎，除非重新分配收入與財富，政治與經濟的不平等總有一天會擴大至無法持續下去的臨界點。皮凱提偏好的解方是針對財富課徵累進稅率，對收入最高的富人課徵80%的所得稅。

書中討論的議題還包括占領華爾街運動、英國25歲以下青年的實質薪資比1990年代末期下滑15%，及「租屋世代」的形成。

英國金融服務局（FSA）前董事長透納讚美皮凱提的新書是「了不起的巨作」，經濟學家克魯曼也發表書評說，皮凱提將「改變我們對社會的看法、對經濟的作法」。

這本書也在右派圈子掀起波瀾，英國右派媒體City AM編輯希斯在專欄中批評這本書有瑕疵，但他也坦承，資本主義的擁護者「被學術界批評得體無完膚」，必須團結一致、盡快採取行動。

希斯認為，皮凱提著作的重點似乎是詳加說明大蕭條與隨之而來的殘酷現實，而非詳細解釋透過對富人減稅來嘉惠窮人的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

皮凱提則對右派人士的批評感到不解。儘管書名呼應了馬克斯的巨著，但他自詡為主流歐洲社會民主派人士，而非馬克斯主義者，「我的目的是刺激大家思考，我是自由市場和私人財產的捍衛者，但市場能做的有限」。

生於1971年的皮凱提來自於激進左派家庭，雙親曾參與巴黎1968年的五月風暴運動。皮凱提年輕時曾在美國待過一段時間，他個性害羞，不解為何成名後受到搖滾巨星般的待遇，「經濟學家在法國地位不高，所以得謙虛一點」。

他認為，這本書的獨特之處是他耗費大量心力收集的龐大資料，「之前幾乎沒有這類歷史證據」。他在書中詳細檢視資料後做出好幾個結論：許多國家都出現不平等擴大的現象、全球正朝錯誤方向前進，我們可以、也必須採取行動。

財經書籍並非暢銷榜常客，但每個世代，人們總在某些時刻開始搜尋答案，通常是全球經濟開始從嚴重衰退中復甦之際。

【2014/07/06 經濟日報】@ http://udn.com/【經濟日報╱周俊吉】

2014.07.08 03:30 am

《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21世紀資本論）

http://udn.com/NEWS/WORLD/WOR2/8789753.shtml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堤（Thomas Piketty）的最新力作《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21世紀資本論），書中散見複雜的數理模型，總頁數厚達近700頁，但自今年4月英文版問世後，引發熱烈討論、一時洛陽紙貴，不僅獲得紐約時報極佳書評，更在短期內勇奪亞馬遜網站（Amazon.com）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的殊榮。

英國金融時報稱他為「經濟學界的搖滾巨星」（a rock-star economist）。經濟研究著作等身、入世重筆評論時政的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更三番兩次在報端雜誌上，對這位新興經濟學家讚譽有加，形容此書是今年、甚或近十年來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

這本書的關鍵論述是：資本主義具有先天重大缺陷，會自然而然不斷擴大財富與所得的差距，意即「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長此以往，恐進一步造成政治環境、社會階級的嚴重不平等，深刻埋下人民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的不安因子。

皮凱堤利用長期且嚴謹的實證研究與經濟模型，以英、美、法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資料說明：經濟成長率代表社會「平均財富」的增加速度，資本報酬率則等於「資本財富」的累積速度。當有錢人輕輕鬆鬆倚賴錢滾錢的資本財富增速，遠高於一般人靠勞力、勤懇、智慧等平均財富累積的速度，各類不平等現象便會日漸明顯加劇。

他以「只要努力，人人都有成功機會」的美國夢為例指出，今日的美國社會，不僅已大幅倒退回19世紀歐洲動盪的輪迴前夕（金字塔頂端的一成富人掌握國家近半財富，剩下九成民眾依賴微薄收入度日）；同時也浮現出「世襲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的種種徵兆。這種制度會大大剝奪菁英個體出頭機會，改由繼承家財萬貫的權貴後代，壟斷經濟利益、影響政治決策、形塑寡頭制度。

令人慨歎的是，根據皮凱堤的研究，這其實是歷史的必然演進。

簡言之，此書的貢獻在於：除系統化統整近年爭議迭起的貧富不均議題外，也試圖建立一個完整的經濟理論架構進行分析與闡釋，更進一步實現其濟世理想、建議各國政府採行合宜政策：加稅，甚至結合跨國力量，針對全球富豪課徵資本持有稅。

眾所周知，這是一個簡單有效、但可行性不高的解決之道。既然如此，何不嘗試從企業內部出發？如果公部門力有未逮，不如就由私部門開始自發自律，以落實企業社會責任（CSR）、建立企業倫理文化，作為舒緩全球所得差距惡化的起手式！

這種說法乍聽之下，似乎陳義過高，但事實上經過幾輪企業弊案、金融海嘯等慘痛教訓後，不僅企業本身已大幅提高兼顧利害關係人（客戶、股東、員工、供應商、社會、自然環境等）權益的認同與體悟，消費者對於公平貿易、倫理消費等的相關意識也明顯崛起，現階段全球CSR／企業倫理思潮似有風起雲湧之勢。

更何況，不少跨國企業的規模與產值，並不亞於許多中小型國家，若能借重企業的高效率與執行力，也許能從根本矯正資本主義盲點，讓社會的「平均財富」增速大於「資本財富」累積，說不定更能有效打造一個生氣蓬勃又穩定繁榮的地球村。

（作者是信義房屋董事長）

http://www.nanzao.com/tc/opinion/32026/xiang-zuo-zou-xiang-you-zou

向左走 向右走
當下，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體制大體都處於一個相對固定的形態。但社會精英對經濟形態的反思卻各走各的。
當前，一個對收入、財富和權利分配不均衡的反思正在西方社會盛行。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了馬斯·皮克迪所著的《21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在此之前，皮氏關於財富和收入分配差異的論文已曾在若干知名的學術雜誌上發表。筆者現正在讀皮氏的那本新書，暫時無法揣測作者本意該書的中譯名究竟應是如上述的《21世紀的資本》還是《21世紀資本論》。皮氏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的那本書卻還是引來了各式褒貶。

由於皮克迪的那本書太厚，我近日也會在方便的時候閱讀保羅·克魯格曼的《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買下並會在不久的將來閱讀約瑟夫·斯蒂格利的《不公平的代價》，其實我亦已翻閱了該書的部分章節。

在過去三十多年裡，發達經濟體出現了分配差異擴大化，用皮克迪的描述，那是〝r>g〞，即資本的回報大於經濟增長。而斯蒂格利在《不公平的代價》則稱：〝市場本身，即使平穩亦能導致極不平等，…。〞與此同時，英國《金融時報》近來也刊登了不少關於西方中產階級困境和反思資本主義的評論和社評。與那三本我正在或行將閱讀的暢銷書那樣，形勢告訴人們當前西方知識界正在向〝左〞看。

而皮克迪在書中又稱知識和技術普及化令各國發展漸趨齊肩；以中國為例，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它現在已是世上的第二大經濟體。然而，國內貧富鴻溝卻在不斷擴大。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資料顯示，中國基尼係數在2012和2013兩年分別為0.474和0.473。縱然缺乏官方關於改革前基尼係數的資料，但一般民間對改革前的估計都遠比目前的數字為低。

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超過警戒線0.4多年，高於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水平。而且，如果把高收入群體的隱性福利一併考慮，實際收入的差距還會更高。那是中國市場改革過程中非常不光彩的一個方面。

私有化是市場化的主要內含之一。又由於政治單極化，缺乏社會監督和製衡；經濟改革先行於體制改革，經濟發展與稅制和廉政建設不同步等，分配差距無可避免地會擴大。但是，為什麼時至今日中國政府仍以市場化作為改革方向？而中國的社會精英又會對市場趨之若騖呢？

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在過去三十六年勞動參與率、生產率和收入的大幅提升，那都是與市場化密不可分的。又由於民生普遍改善，包括草根階層在內的民眾能在短時期內對不公平現像有較大的容忍度。

每一次的經濟週期的繁榮令精英階層獲利甚豐，中產階級則次之；而他們較草根民眾能有較多的話語權。因此，我們容易聽到來自中國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否定，那是由於意識形態的道理；但卻不容易聽到對市場本身的否定，因為那正是精英階層和中產階級獲利的平台。

當下，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體制大體都處於一個相對固定的形態。但社會精英對經濟形態的反思卻各走各的。西方向左走，東方向右走，或許總有一天雙方能會面。

〔作者是財經評論員〕

ps:反面意見
from http://news.cnyes.com/

美股評論：解決收入不均收稅並非答案
鉅亨網新聞中心　(來源：北美新浪)　2014-07-12 10:24　

導讀：曼哈頓研究所專家、前勞工部首席經濟學家法齊哥特-羅斯(Diana Furchtgott-Roth)在MarketWatch撰文介紹了兩位專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利用政府稅收手段進行收入再分配，不但不能解決收入不均的問題，反而可能使其進一步惡化。

以下即法齊哥特-羅斯的評論文章全文：

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暢銷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為政策制定者和觀察家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理由，讓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要求進行財富再分配，提高稅率。

可實際上，我們現在是時候將法國經濟學家從舞台上請下去了。兩位經濟學教授，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梅爾策(Allan Meltzer)和沃頓商學院的理查德(Scott Richard)用不同的數據構築了一個新的模型，對皮克提的結論提出了挑戰。兩位專家的發現和我們慣常的想法恰好相反——政府主導的再分配往往會導致分配不均的進一步嚴重化，而不是改善局面。

在7月4日發表的報告《關於政府成長和收入分配的合理理論》當中，梅爾策和理查德明了，為什麼以再分配來改變收入不平衡不但效率低下，而且往往還會事與願違，讓問題愈發嚴重。

梅爾策/理查德模型的核心前提是，假定技術進步是“邊干邊學”的結果。在這一前提下，勞動者生的東西越多，他們的勞動率水平就會更高，而更高的稅負會打壓他們的勞動，這就意味稅務會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減緩。

兩位專家假設，所有人都會實現自己終生效應的最大化，在這種情況下，就適用所謂“中間選民理論”了。也就是，稅率是由中等收入者決定，這樣選擇出來的稅率很可能要搞過那些收入在中等水平以上的人的願望。

用於轉移支付的高稅率會遏制經濟增長。這是因為，這會導致那些依靠這些支付，覺得不工作更好的人數量增加。與此同時，依然在勞動的人們“邊干邊學”的頻率也會降低。關於這一點，芝加哥大學教授穆裏甘(Casey Mulligan)在其獲獎書籍《再分配衰退》(The Redistribution Recession)當中已經有廣泛論述。伴隨稅負增加，轉移支付增長，勞動的時間和獲得的技術都會下滑，打壓經濟增長。

梅爾策和理查德的創舉是，他們正式論證了，在造成經濟不平等這一點上，與技術的發展與富有者的尋租特權——這兩者是皮克提強調的——相比，低生率勞動者勞動工時的減少作用更大。以更高的稅收來削弱富有者的影響，將要付出犧牲經濟增長的代價，而所周知，所有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經濟機會的增加，都依賴增長。

在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都可以迅速提升，這是因為他們可以學習來自成熟經濟體的現成技術。結果就是，伴隨有用的技術逐漸全部被消化吸收，他們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勢必要開始減緩。伴隨經濟增長速度減緩，“邊干邊學”進程減速，政府增長的速度就相對提升了。政府越大，其實收入不平衡就越嚴重。

皮克提認為，收入不平衡是經濟越來越傾向於報償富人的結果，但梅爾策和理查德卻在研究中揭示，政府的膨脹才是不平衡背后的關鍵因素。

在一個成熟的經濟體當中，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是商業周期，而不是學習其他國家技術的追趕效應。當電腦發明出來，文員的生率相對於農夫就大大提升了。生率的不平衡自然界會帶來更多收入的不平衡，使得中間選民更可能選擇增稅，進而造成更大的不平衡。

移民或者低技能勞動者也可以造成類似的結果。如果低生率勞動者移民到美國，相對生率的配置就會變得不那麼均衡，同樣會導致中間選民傾向於選擇高稅率。

梅爾策和理查德使用人口統計局和聖路易斯聯儲的數據對他們的美國經濟結論進行了測試。他們收集了1967年到2011年的數據，追蹤了稅率、平均工時、家庭收入中值和平均值及生率等各種變數的表現。他們的模型發現，生率在持續成長，直至2007年之后，開始下滑。將他們對生率、稅率和收入不均情況的評估與現實進行比較，他們發現兩者非常契合。

在收入不均正成為廣泛討論話題的今天，許多人都相信，政府利用稅收手段進行再分配會有助於縮小收入差距的鴻溝，但是梅爾策和理查德卻告訴我們，更高的稅率或許能夠在消費面對不平衡有所削弱，但是歸根結底，在收入面只能造成更嚴重的不平衡。這是一個我們無法忽視的結論。(子衿)
【2014/07/08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43歲的皮凱提，2013年完成《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儘管厚達700頁，一問世即成為全球暢銷書。這本書之所以具有分量，是他研究了將近30國的財富分配，得出目前全球貧富不均的程度，幾乎倒退200年的結論，回到18、19世紀的資本家寡占狀態，若無法及時改善，未來恐怕會破壞社會穩定及民主體制。

如目前美國所得前10％的富人，掌有全國近半財富，幾乎回到1930年代。歐洲已開發國家則以義大利的情況最嚴重，私有資本占國民所得的比率，從1970年的240％倍增到2010年的680％，公有資本卻從20％驟降至-70％，等於民間富人愈有錢，政府卻愈來愈窮，難以維持公共服務。

反思資本主義 B型企業席捲全球
皮凱提提出了一個簡單概念，當一個國家的資本報酬率大於經濟成長率時，貧富差距將愈來愈嚴重，這正是資本主義實行200多年後的全球普遍現象。《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正在全世界引爆對資本主義的反思，除了帶動政府創造公平環境外，也給了未來企業該如何發展、如何避免深化貧富差距的深刻省思。

無獨有偶的，就在皮凱提提出資本主義反思時，其實過去幾年來全球也有兩股大趨勢，點出未來企業的發展模式，必須跟20世紀發展出來的企業大大不同。

一個是正在全球風起雲湧的社會企業風潮；二是從美國帶動起來的B型企業潮。

這也就是為何10月中，來自50多國、上千名來賓齊聚的第七屆「社會企業全球高峰會」（Social Enterprise World Forum），會引起全球關注的原因。

基於20世紀發展出來的企業，太重視獲利，卻引發其他社會問題，近幾年來崛起的社會企業概念很簡單，就是用商業模式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讓企業除了獲利，也能同時對社會產生正面效益。
--------------------------------------------------------------------------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書摘

【聯合報╱台北訊】
2014.10.06 04:56 pm

引論

財富分配是當今最能引起廣泛討論和熱烈爭辯的議題之一。然而，關於財富分配的長期演變，我們究竟知道多少？是否真如十九世紀馬克思所深信，私有資本累積的慣性必然導致財富與權力愈來愈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還是如同二十世紀顧志耐（Simon Kuznets）所認為的，經濟成長、自由競爭與科技進步等平衡力量，將會在經濟發展的後期階段減低財富分配不均，使社會較為平和穩定？十八世紀以來財富與所得分配究竟如何演變？身處二十一世紀，我們又能從中獲取什麼教訓？

以上是我在本書嘗試回答的問題。僅此聲明：書中提出的看法並非完善。然而，相較於先前的相關研究，這些看法依據的是更為廣泛的歷史和比較數據，數據範圍涵蓋三個世紀、遍及二十幾個國家，同時亦立足於翻新的理論架構，對於各種趨勢及現象背後的運作機制能有更好的理解。二十世紀的經濟成長以及知識的廣為傳播，的確使得人類免於遭受馬克思所預言的末世景象，然則，資本及分配不均的深層結構卻未曾改變，即便有也未曾達到二次大戰之後幾十年內人們所樂觀想像的程度。一旦資本報酬率長期高於產出及所得的成長率，如同十九世紀那樣，資本主義便會自動產生許多令人無法接受的人為分配不均，從而徹底瓦解民主社會依照個人才能與努力決定報酬的基本價值，這正是二十一世紀極有可能重現的情況。所幸還有一些方法可以讓民主與公眾利益重拾對資本主義及個體利益的控管，同時又能避免重蹈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覆轍。本書嘗試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教訓，就這個方面提出建議，本書的主要架構即是勾勒這些歷史經驗。

缺乏資料根據的辯論？

長久以來，關於財富分配的學術論辯與政治論辯，往往充斥各種成見而缺乏事實根據。

誠然，每個人基於經驗而形成的關於所得與財富的直覺知識，儘管缺乏任何理論架構和可靠的統計數據，其重要性仍不可低估。比如在電影和文學，特別是十九世紀的小說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關於各個社會群體的生活水準和富裕程度的詳細資訊，尤其是當時種種不平等的深層結構、這樣的情況如何被視為理所當然，以及其對個人生命有什麼樣的影響。珍．奧斯丁（Jane Austen）與巴爾札克（Balzac）的小說，對於一七九○至一八三○年間英、法兩國的財富分配狀態有非常精采的描述。兩位小說家對於所處時代的財富高低位階有切身的瞭解。他們精準掌握其中的無形界限，更明白此種限制對這些男男女女的人生、他們的聯姻策略、他們的希望與苦痛產生的必然後果。這些小說家栩栩如生、牽動人心的文字，勾勒出財富不均的深遠影響，可謂勝過任何統計數字與學術分析。 事實上，財富分配的議題太過重要，不應成為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或哲學家的專利。每個人都對這個議題深感興趣，這是一件好事。財富不均的具體事實明顯可見，人人皆有切身感受，自然也由此產生明確但互相衝突的政治判斷。不論是農民還是權貴、勞工或者實業家、服務生亦或銀行家，每個人都從自己所在的觀察位置，看到關於自己與他人生活條件的重要事實，見到社會群體之間的權力與支配關係，從而形塑出自己心中公平與不公平的概念。也因此，財富分配這個議題將永遠具有此一主觀而心理的層面，難以避免帶有政治性與互相衝突的特質，無法藉由任何科學分析平緩。幸運的是，民主政治永遠不會被專家政治所取代。

儘管如此，財富分配的課題仍然值得，也應該有系統、有方法地研究。因為少了資料、方法和界定清楚的概念，大概任何說法都可以講得通。某些人認為分配不均一直在擴大，世界也愈來愈不公平；另一群人則認為分配不均會自然縮小，或者會自動達到和諧，尤其不應該採取任何作為以免破壞這種美好的平衡。每個陣營都憑藉對方智識上的怠惰來為自己的智識怠惰辯護，在這種完全各說各話的狀況下，有系統、有方法的（儘管不完全是科學的）研究取徑便有其存在價值。學術分析永遠無法終結各種不平等所引發的政治衝突，社會科學的研究目前是、以後也還會是試探性的、不盡完善的。社會科學研究並不強求將經濟學、社會學和歷史學化為精確科學。然而，藉由耐心釐清事實與規律性，冷靜分析背後的各種經濟、社會和政治機制，社會科學研究可以為民主論辯提供更多資訊與知識，並聚焦在有意義的問題上。這樣的研究可以協助重新定義民主論辯中的詞彙用語，破除成見與謊言，不斷質疑與檢視各種立場。這也是我心目中知識分子有能力也應扮演的角色，包括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內，他們跟其他人一樣是公民，但又有幸享有較多時間可以做研究（甚至還可以領薪水，可以說得天獨厚）。 無可否認的是，長久以來關於財富分配的學術研究，往往是根據相對少量的可信事實和大量的純粹理論性推想。在往下深入介紹本書當中集結使用的資料來源之前，我想先就前人對於這些問題的思考提供一個快速的歷史概觀。

馬爾薩斯、楊格與法國大革命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法兩國誕生之時，財富分配的議題便已經是各種研究分析的核心。大家都意識到許多重大變革正在發生，尤其是前所未見的人口持續成長、剛剛啟動的工業革命以及農村人口外移。究竟這些改變將會為財富分配、社會結構以至於歐洲政治生態，帶來什麼樣的衝擊？ 對於一七九八年出版《人口論》（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一書的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來說，人口過剩毫無疑問是最大的威脅。他的資料來源不多，卻能善加利用。馬爾薩斯尤其受到英國農學家楊格（Arthur Young）於一七八七及八八年，法國大革命前夕至法國旅行時所寫下的遊記所影響。楊格縱橫穿梭法國南北各地，從加萊（Calais）到庇里牛斯（Pyrénées），從不列塔尼（Bretagne）到法蘭琪康提（Franche-Comté），在遊記中記錄了法國農村的貧困景象。

這份精采的敘述並非完全不可信，反而還相當確實。當時法國人口遠較歐洲各國為多，是絕佳的觀察對象。一七○○年左右，法國人口已經超過二千萬，而英國才剛達到八百萬（單算英格蘭只有五百萬）。整個十八世紀，從路易十四末期到路易十六末期，法國人口穩定成長，一七八○年代已經接近三千萬人。各種跡象顯示，此一前所未見的人口劇變，確實導致一七八九革命爆發前的幾十年間，農民收入停滯不前而地租卻節節升高。儘管這絕非大革命爆發的唯一因素，但很顯然這樣的演變，只會使得當權者和貴族階級更加不受歡迎。

不過，這本一七九二年付梓的遊記也充斥著民族主義偏見和各種粗糙的比較。這位農學家對於路上投宿的旅館和餐廳女侍者的服裝很不滿意，筆下充滿不屑。他試圖從充滿瑣碎軼事的觀察當中，推導出普遍的結論。他特別擔心群眾的貧窮將引發政治動盪。楊格尤其確信唯有像英國那樣，將國會分成由貴族組成的上議院與平民組成的下議院，並讓上議院貴族享有否決權的政治制度，國家才能在一群負責任之人的領導下和諧發展。他確信法國於一七八九至九○年間決定將貴族和平民擺在同一個議院是沉淪的開始。可以說整本書因為他對法國大革命的懼怕而染上一層陰影。只要談到財富分配，政治議題從來不會離太遠，而要跳脫所屬時代的階級利益與偏見更是難上加難。

馬爾薩斯牧師在一七九八年出版的名著《人口論》中，提出比楊格更極端的看法。他和同胞楊格一樣對於法國的政治情勢感到非常憂心，認為要避免同樣情形在英國發生，必須立即停止針對窮人的任何救濟措施，並且嚴格控管貧民的出生率，否則全世界終將走向人口過剩、混亂與貧窮。事實上，若不正視一七九○年代歐洲精英普遍恐懼法國大革命的現象，簡直無法理解馬爾薩斯各種推測的過度悲觀色彩。

李嘉圖：稀少性原則

要當事後諸葛，取笑以上幾位末日預言家當然容易。不過，我們必須瞭解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發生的經濟與社會巨變，確實令人感到不安，甚至精神受創。事實上，當時多數觀察家都和馬爾薩斯與楊格一樣，對於財富分配和社會結構的長期演變，抱持相對悲觀甚至絕望的態度。李嘉圖（David Ricardo）和馬克思尤其如此，他們兩位堪稱十九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兩者皆認為一個人數不多的社會群體──對李嘉圖而言是地主，對馬克思來說是工業資本家──將無可避免地掌握愈來愈大份額的產出與所得。 李嘉圖在一八一七年出版《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他所關注的主要是土地價格與土地租金的長期演變。如同馬爾薩斯一般，李嘉圖手上幾乎沒有可靠的統計數據。儘管如此，他對當時的資本主義仍然擁有切身的知識。生於猶太金融家庭、祖上來自葡萄牙的他，感覺上比馬爾薩斯、楊格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更能跳脫政治成見。他受到馬爾薩斯模型的影響，但又將其論點推得更遠。他對以下邏輯悖論尤其感興趣：一旦人口及產出持續成長，那麼相較於其他商品，土地就會變得愈來愈稀少。依據供需法則，此時土地價格和付給地主的租金應會持續攀升。長此以往，地主的收入在國民所得當中占據的份額將會愈來愈高，而其餘人口的收入所占的份額則愈來愈低，從而破壞社會平衡。李嘉圖認為邏輯上與政治上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針對土地租金收入課徵逐步加重的稅金。

我們將發現這項悲觀的預測並未成真：雖然土地租金的確在高檔維持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但相較於其他形式的財富，農地的價格終究隨著農業在國民所得中所占的份額持續下降而逐步下滑。在一八一○年代著書立說的李嘉圖，或許沒能預見當時剛剛開展的新世紀當中，將會有多大幅度的科技進步與工業發展。他也和馬爾薩斯及楊格一樣，無法想像人類能夠完全擺脫食物與農業的羈絆。 雖然如此，李嘉圖關於土地價格的直覺看法，仍舊相當有價值：他的論點所依據的「稀少性原則」，可以導致某些商品的價格連續數十年維持在極高檔。這樣的現象已足以動搖整個社會。價格體系扮演一項無可取代的角色，協調著數百萬人的行動，在嶄新的全球化經濟當中，甚至是數十億人的行動。問題在於，價格體系沒有任何限度，也不具備任何道德觀念。 要分析二十一世紀的全球財富分配，若是忽略「稀少性原則」的重要性不諦是一大謬誤。欲說明此點，只需將李嘉圖模型當中的農地價格，替換成世界各國的首都房地產價格，或者是石油的價格。不論用何者替換，若將一九七○至二○一○年間觀察到的趨勢，延伸到二○一○至二○五○或二○一○至二一○○之間，結果便會是國與國之間或者同一個國家之內，產生大規模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失衡，令人不免聯想到李嘉圖所描繪的社會崩解浩劫。

當然，照理說有項簡單的經濟機制可以平衡上述狀況，亦即供需原理。當某項商品供給不足而且價格過高，該項商品的需求便會降低，使得供需間邁向平衡。舉例來說，若房地產和石油價格雙雙飆漲，民眾可以選擇住到鄉下，或者改騎腳踏車（也可以兩者併行）。但實際上，做出這樣的決定不僅複雜而不便，而且供需間的調整可能需要花上好幾十年，以至於一開始便擁有房地產和石油的富人，在供需調整過渡期間所累積的財富，已足以讓他們購買並長期持有所有可購買的標的物，其中當然包括鄉村地產和腳踏車。一如過往，最糟的狀況不一定會發生。讀者也還不到需要擔憂二○五○年是否要繳交房租給卡達埃米爾（國王）的地步：這個問題稍後會再探討，屆時我的答案會比較細緻，但令人心安的程度也相當有限。在此必須要瞭解的是，單靠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互動，仍有可能因為某些相對價格的極端化發展，而產生財富分配長期嚴重不均的狀況。這就是李嘉圖「稀少性原則」所傳達的最主要訊息。但我們仍能有所作為，不一定要聽天由命。

馬克思：資本無限累積原則

馬克思於一八六七年出版《資本論》第一卷，距離李嘉圖出版《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時間正好半個世紀，兩人所面對的經濟與社會現實也已經有了深刻變化。馬克思關注的議題不再是農業能否養活不斷增加的人口，或者土地價格是否會一飛沖天，而是如何理解正蓬勃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的動態。

當時，最顯著的現象便是工業無產階級的窮困。儘管經濟不斷成長，或者說正因為經濟不斷成長，以及農村人口大量外移（原因是人口持續增加與農業生產率提高），使得愈來愈多工人擠在都會貧民窟之中，過著工作時間冗長，薪資卻低廉的生活。一種新的都會貧窮開始出現，相較於舊制度時代（Ancien Régime）的農村貧窮，它更為明顯、更令人震撼，某種程度上也更加嚴厲。《萌芽》（Germinal）、《孤雛淚》（Oliver Twist）和《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等小說並非出自作家的想像。同樣地，法國於一八四一年立法禁止工廠聘雇八歲以下童工，英國一八四二年禁止十歲以下兒童成為礦工等法令，在在反映出當時的情況。不論是維樂美醫師（Dr Villermé）於一八四○年出版的《工廠工人身心狀態紀實》（Tableau de l’état physique et moral des ouvriers employés dans les manufactures，導致一八四一年的法案通過），或是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於一八四五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所描繪的都是同樣令人反胃的現實。

事實上，所有能夠運用的歷史資料皆指出，薪資購買力的有效提升要到十九世紀後半，甚至是最後三分之一才出現。從一八○○至一八一○年到一八五○至一八六○年間，工人的薪水不但非常低而且幾無成長，停留在十八世紀或是更早期的水準，有的甚至更低。十九世紀前葉英、法兩國薪資停滯不前的現象，恰與同時期經濟成長的逐步加速形成強烈對比。從目前能使用的不完善資料來估算，這段期間兩個國家的資本所得──包含工業利潤、土地租金和房屋租金等收入──在國民所得中所占的份額也大幅攀升。直到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工資往上追回了部分先前延遲的成長，資本所得的份額才稍微下降。然而我們蒐集到的資料顯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財富不均的狀況，並未有任何結構性的縮減。在一八七○至一九一四年間，頂多可以說是穩定維持在財富極度不均的狀況，就某些層面來說，我們甚至看到永無止盡的分配不均漩渦已經形成，使得財富愈來愈集中。若非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間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帶來空前規模的經濟與政治衝擊，很難說當時原本的趨勢會發展到什麼境地。透過歷史分析和現在的後見之明看來，上述衝擊甚至可以說是工業革命以來，唯一曾有效縮小財富分配不均的重要因素。

即便當時沒有任何可靠的國家統計數據，但每個人都能清楚感受到，一八四○至一八五○年間大幅成長的工業利潤與資本，與一成不變的勞動所得間落差是多麼大。最初的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誕生，他們質疑的核心問題相當簡單：假如經過了半世紀的工業成長，大眾的生活條件仍然如此不堪，而我們能做的只有禁止八歲以下兒童至工廠上班，那麼工業發展的用處何在？所有這些技術創新、勞力投入、人口遷徙又是為了什麼？現存政治經濟體系的失敗看來十分明顯。接下來的問題同樣重要：這樣一個政治經濟體系的長期發展將會如何？ 這正是馬克思想解答的。一八四八年，歐洲各國爆發「人民之春」的一系列武裝革命前夕，馬克思出版了簡短有力的《共產黨宣言》，它著名的開頭說：「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盪。」同樣著名的第一章結尾則預言了革命：「於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接下來的二十幾年，馬克思致力於書寫一部龐大著作，要為這個結論提供證明，並針對資本主義及其崩潰提出科學的分析。這項巨大工程並未完成：一八六七年馬克思的確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然而他於一八八三年過世的時候卻仍未完成後面兩卷。馬克思死後，他的好友恩格斯才將他有時晦澀不明的手稿片段整理出版。

如同李嘉圖所為，馬克思試圖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內部的邏輯矛盾。他一方面將自己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切開（他們認為市場是能自我調節的系統，可以自己找到平衡點而不會產生嚴重的分歧失衡，正如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和賽伊（Jean-Baptiste Say）的「市場定律」），一方面也和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與普魯東主義者區隔，因為他認為這兩派人只以批評勞工貧窮的現實為滿足，而不思以真正科學的方法剖析造成貧窮的經濟機制。簡而言之，馬克思以李嘉圖的模型為基礎，根據他的「資本價格」和「稀少性原則」針對資本的動態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其中，資本主要是工業資本（機具、設備等），而非土地資本，故而有無限累積的可能。事實上，馬克思的主要結論可稱為「資本無限累積原則」，亦即資本注定無限制累積和集中的趨勢。由此，馬克思推測資本主義最後將會崩解：不是資本報酬率愈來愈低（造成累積的動能消失，資本家開始互相廝殺），就是資本所得占國民所得份額不斷上升（迫使勞工階級或快或慢團結起來反抗）。無論是哪一種情形，似乎資本主義都無法取得社會經濟或者政治上的平衡。

此一黯淡命運和李嘉圖的悲觀預言一樣沒有實現。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工資終於有了成長：雖然直到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分配不均的情形實際上仍相當嚴重，甚至在某些層面有惡化的趨勢，但購買力的普遍上升，卻使得情勢產生劇變。共產革命確實發生了，卻是在歐洲最落後的國家，工業革命剛起步的俄羅斯。歐洲工業最發達的一些國家則嘗試了其他的道路，社會民主的路，對其國民來說相當幸運。就跟前面提到的幾位一樣，馬克思也完全忽略了技術持續創新以及生產力不斷提升的可能性，而這兩者正是某種程度上可以平衡私人資本無止盡累積和集中的因素。或許當時的統計數據不足以讓馬克思的分析更細膩。他也可能受制於一八四八年就定下的結論，即便他當時還沒有進行足以支撐這些結論的研究。顯然，馬克思是在強烈政治熱忱的驅使之下寫作，使得他難免做出一些草率的推論，這也是為什麼理論論述絕對必須要和歷史資料做連接，而馬克思在這方面並未窮盡他的努力。此外，馬克思也從未探討在資本私有權被完全廢除的社會之中，應當有什麼樣的政治和經濟結構。那些廢除私有制的國家所進行的悲慘極權試驗，適可證明這是多麼複雜的議題。

儘管有其不足，馬克思的研究分析仍在若干要點上有其參考價值。首先，馬克思從真正重要的問題出發（工業革命期間不可思議的財富集中程度），然後試著運用手中資源解答它：這樣的取徑，值得當代的經濟學家做為借鏡。更重要的是，馬克思闡述的「資本無限累積原則」具有一項非常關鍵的洞見，對於瞭解分析十九世紀與二十一世紀同樣重要，在某方面也較李嘉圖的「稀少性原則」更令人擔憂。一旦人口及生產力的成長率相對低落，過去累積的財富的重要性便相對提高，甚至可能過高，達到動搖社會基礎的地步。換句話說，微弱的經濟成長，只能稍微平衡資本的無限累積趨勢。由此所達到的平衡點，雖不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極端，卻也令人相當不安：資本累積有其限度，到達頂點便會停止，然而這個資本量的頂點可能極高，而達到動搖社會基礎的地步。我們稍後將看到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間，所有先進國家，尤其是歐洲和日本的私有資本巨幅成長（以國民所得的倍數來衡量），此一現象正符合了資本有限卻高度累積的邏輯。

從馬克思到顧志耐：從末世啓示錄到童話故事

從十九世紀李嘉圖和馬克思的分析，到二十世紀顧志耐的結論，可以說經濟學從過度偏愛災難性末世預言，到同樣過度傾向喜愛童話故事，或至少是皆大歡喜的結局。根據顧志耐的理論，在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不論這些國家採取何種政策，又有哪些特殊國情，所得不均的現象都會自己逐步縮小，最後達到一個穩定而可接受的財富分配平衡。這項理論於一九五五年問世，非常契合二次大戰之後歐陸經濟「光榮三十年」的美好時光，亦即「只要有點耐心，經濟成長終將使所有人受惠」的年代。英文有句諺語適足以代表當年的時代精神：「經濟成長如漲潮，水漲船高無例外（Growth is a growing tide that lifts all boats）。」當時亦有索洛（Robert Solow）在一九五六年發表他的研究，指出一個經濟體要符合哪些必要條件才能走上「平衡成長路徑」，意思是說在這條成長路徑上，所有的變項，像是產出、所得、利潤、工資、資本、股市跟房地產等等，都會以同樣速率成長，因此每一種社會群體都會從成長當中得到相同比例的利益，不會嚴重拉開距離。以上諸點，正好和李嘉圖與馬克思的財富不均漩渦，以及十九世紀的各種悲觀論述完全相反。

欲瞭解顧志耐的理論何以能夠持續發揮影響力直到一九八○至九○年代，並在某種程度上仍對今日有所影響，就必須要知道這是該領域第一個奠基在大規模統計資料的理論。事實上，關於所得分配的時間序列數據要等到一九五三年顧志耐出版其鉅作《高所得階層占所得與儲蓄的份額》（Shares of Upper Income Groups in Income and Savings）才首次出現。儘管顧志耐整理出來的時間序列數據只有美國的數據，時間上也僅涵蓋三十五年（一九一三至一九四八），然而該統計工作仍為一項重大貢獻，其中動用了兩種十九世紀學者完全不可能獲得的資料來源：美國聯邦政府一九一三年開始課徵所得稅之後的所得申報書，以及顧志耐自己先前估算出的美國國民所得。該項研究是史上首次出現如此大規模衡量社會財富分配情形的嘗試。

在此必須強調，少了上述兩種必要且互補的數據資料來源，根本無法衡量所得分配不均的情形及其演變。在顧志耐之前當然也有人曾嘗試估算國民所得，例如在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初的英國和法國，類似的嘗試在十九世紀更是頻繁。然而，先前的研究都是估算特定單一時期的國民所得。以年度為單位的國民所得時間序列資料要等到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才由美國的顧志耐和坎卓克（John W. Kendrick）、英國的包利（Arthur Bowley）和克拉克（Colin Clark），以及法國的貝儂維爾（Dugé de Bernonville）等人整理出來。這些資料使我們得以衡量各國的整體所得。而要估算高所得者占國民所得中的份額，我們還需要所得申報紀錄，這種資料要從各國在一次世界大戰左右開始課徵累進稅率所得稅才存在（一九一三年美國、一九一四年法國、一九○九年英國、一九二二年印度和一九三二年阿根廷）。

在尚未課徵所得稅的時期，當然也有許多用於稅基計算的統計（例如法國在十九世紀就曾統計各省﹝département﹞的門窗數量，頗為有趣），不過關於所得的資料卻付之闕如。在不需要申報所得稅的年代，往往連個人對自己的收入到底多少都缺乏認識。營所稅和財產稅的情形也是如此。賦稅不僅僅是讓大家為公共支出和共同計畫提供資金，並且以眾人最能接受的方式分配稅收的手段；賦稅同時也是一種可以產生分類、知識和民主透明度的方式。

無論如何，正是有了這些數據資料，顧志耐才有辦法計算美國十等分位的各所得階層以及前幾個百分位的最高所得者占國民所得份額的演變。那麼他的發現為何？他發現一九一三至一九四八年間，美國所得分配不均的情形相當程度地縮小了。具體來說，一九一○至二○年間，所得最高的一成美國人，其所得約占國民所得之45%至50%。及至一九四○年代末期，同一階層的所得占比則減至國民所得之30%至35%。超過十個百分點的降幅相當可觀，因為這約略等於美國後半段所得五成人民的一半所得。財富不均的差距減少不但明顯而且無可置疑。這樣的訊息非常重要，在戰後不論是學術界或國際組織的經濟論辯中，都造成巨大的影響。

許多年來，馬爾薩斯、李嘉圖、馬克思和其他眾多有志者，都在談論財富不均的問題，卻沒有人提出任何數據跟方法來準確比較各時代間的差異，並依此檢驗各種假說。顧志耐的貢獻正在於首次提出一個客觀的研究基礎。這項研究當然有其明顯不足之處，然而其存在本身便是一大進步。除此之外，這部作品提供了極為詳盡的紀錄：顧志耐一九五三年出版的這篇厚重論文，以最公開透明的方式詳列他的所有資料來源跟計算方法，所有成果都可以重新驗算。尤有甚者，顧志耐帶來的是好消息：財富不均正在縮減。

顧志耐曲線：冷戰當中的一線曙光

事實上，顧志耐本人也十分清楚，一九一三至一九四八年間美國高所得被壓縮的現象是相當偶然的，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一九三○年代經濟大蕭條跟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連番衝擊，而非自然而然發生。顧志耐一九五三年出版的這篇研究，除了詳細分析時間序列，也警告讀者勿輕率概括、以偏概全。不過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顧志耐以美國經濟學會主席身分在底特律的年會當中發表演說時，卻選擇以樂觀許多的角度詮釋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研究。正是這篇在一九五五年以「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不均」（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為題出版的演說，促成「顧志耐曲線」理論的誕生。

根據這項理論，分配不均的現象乃是依循一條「鐘形曲線」演變，也就是說，它會隨著工業化與經濟發展而先擴大後縮減。根據顧志耐的說法，在工業化初期的分配不均自然擴大階段（在美國約略是十九世紀）之後，會進入分配不均迅速縮減的階段（在美國是從二十世紀前半開始）。

閱讀這篇一九五五年出版的講稿可以有很大的啟發。再次提醒眾人必須謹慎，並且說明外在衝擊對於縮減美國分配不均現象的明顯影響之後，顧志耐以近乎不著痕跡的方式提出，經濟發展自身的邏輯應該也可以導致同樣的結果，無關乎任何政策干預或外在衝擊。他的想法是在工業化剛開始的階段分配不均會擴大（因為只有少數人能夠享受到工業化帶來的財富），然而隨著經濟持續發展達到高度階段，分配不均會自動縮小（因為愈來愈多人進入有前景的產業，分潤到經濟成長的果實）。

顧志耐認為，這種「高度發展階段」在各工業化國家大約始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因此，美國一九一三至一九四八年間所發生的分配不均縮減情形，不過是普遍現象當中的一個例子。所有國家，包括當時仍備受貧窮所苦、正和殖民主義搏鬥的眾多未開發國家，理論上遲早也都會走上這條道路。顧志耐在一九五三年的著作裡提出的這些事實資料，變成了極具威力的政治武器。顧志耐非常清楚這個理論有相當高的推測成分。然而，在「主席演說」的場合發表這樣樂觀的理論，面對的是一群樂於相信和散播優秀同儕帶來的福音的美國經濟學家，顧志耐知道自己將會發揮極大的影響力：「顧志耐曲線」理論於焉產生。為了確保每個人都體認到這個理論的意義，顧志耐進一步向聽眾強調，其樂觀預測的重要性，在於讓所有未開發國家繼續「待在自由世界的陣營」之中。可以說，「顧志耐曲線」理論很大程度上是冷戰的產物。

在此必須強調，顧志耐的研究工作建立了第一套美國國民經濟會計制度，以及第一份關於所得分配不均的時間序列數據，貢獻卓著，而從他的書中（相較於他的文章）更可明顯看出他嚴格遵守研究倫理。此外，二次大戰後，所有已開發國家的強勁成長確實是重大事件，更重要的是所有社會群體都從中得到益處。在這樣的狀況下，「光榮三十年」期間樂觀論調盛行，而十九世紀那種對於財富分配發展的悲觀預測不受青睞，也是相當合情合理的事。

儘管如此，我們必須說「顧志耐曲線」這個神奇理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不單純的理由，其實證基礎也非常薄弱。就如我們後面會看到的，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五年間各個富有國家的所得分配不均出現大幅縮減，主要因素實為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其所帶來的重大經濟與政治衝擊（特別是對那些擁有大量資產的人），跟顧志耐所描繪的產業部門勞動力和緩轉移沒有關聯。

讓財富分配議題回到經濟學研究的核心

財富分配問題之所以重要，不只是為了探討過去的歷史而已。自一九七○年代以來，富裕國家的貧富差距再度擴大，在美國尤其嚴重，該國在二○○○至二○一○年間的所得集中化程度，已經回到一九一○至一九二○年間的紀錄高峰，甚至略微超越。由此可見，瞭解當初貧富差距為何以及如何縮小極為重要。不可諱言，貧窮國家及新興國家的迅速成長，正如當年富裕國家在戰後「光榮三十年」的成長一樣，可能是減緩全球層次財富不均的一股強勁力道。然而，這個過程也在新興國家內部引起許多憂慮，在富裕國家內部更是如此。此外，近數十年在金融、石油和房地產等市場所見到幅度可觀的失衡現象，也令人質疑顧志耐和索洛描繪的「平衡成長路徑」是否真的存在：根據他們的說法，所有重要經濟變項都應該以同樣速率成長。二○五○或二一○○年的世界，是否會成為金融交易員、超級經理人、超級巨富或石油輸出國家的囊中物？或者會由中國銀行持有？還是會掌握在寄身避稅天堂的上述各種人士手中？如果不提出誰將占有財富的問題，只是固守成見認為經濟成長長期而言會自然「維持平衡」，不啻十分荒謬。

就某方面來說，二十一世紀初的我們，處境其實和十九世紀的前人差不多：我們正目睹各種重大變遷，很難說這些轉變會走到什麼程度，也很難知道全球財富分配的情況（不論是國與國之間或者是各個國家內部）幾十年後將會如何。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有一項重要優點：他們都將財富分配視為核心議題，並且試著探究長期趨勢。儘管他們得到的答案未必令人滿意，問的問題卻切中要點。實際上，沒有任何理由足以讓我們堅信經濟成長可以自動維持平衡。我們早就該讓財富不均的問題回到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再次提出十九世紀就開啟的問題。長期以來，財富分配問題受到經濟學家忽略，一方面是因為顧志耐的樂觀結論所致，另一方面則因為經濟學界太過偏愛使用所謂「代表性個人」（agent représentatif）的過度簡化數學模型。要讓財富分配問題重回研究核心，首先必須盡可能蒐集歷史數據，以便瞭解過去的演變和當前的趨勢。唯有耐心整理出事實與規律性，並且比較不同國家的經驗，才有可能瞭解其中運作的機制並讓我們看清未來的模樣。

以上資料由衛城出版提供，中文版於十一月五日上市

【2014/10/05 聯合報】
--------------------------------------------------
翻轉血汗黑心形象；注重公平公益 B型企業來了！
正文網友評論友善列印
【好害羞】初體驗就穿這樣　正妹：覺得被看光光
文／遠見雜誌
B型企業的出現，是對傳統企業概念的反思，強調要重視勞工、環境、社區、治理、社會公平，不能為求利益而成為黑心、血汗企業。廣義而言，最近受到重視的社會企業、行之有年的企業社會責任（CSR）、美國6年前開始推動的「B型企業」（Benefit Corporation）都包括在內，連亞洲的韓國也積極推動，以解決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問題。
被視為社企典範的英國，2013年已有7萬家社企，年產值超過 240億英鎊；美國「B型企業」也吸引遍及36國、1156家企業加入B型企業認證。不管你是創業青年還是企業老將，現在，請一起加入B型企業的行列。
2014年11月中的冷冽週日午後，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湧入上千民眾，不是來聽演唱會、逛百貨或參加選舉活動，而是聽一位年輕經濟學家的演講──法國經濟學院（PSE）教授皮凱提（Thomas Piketty）。
43歲的皮凱提，2013年完成《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儘管厚達700頁，一問世即成為全球暢銷書。這本書之所以具有分量，是他研究了將近30國的財富分配，得出目前全球貧富不均的程度，幾乎倒退200年的結論，回到18、19世紀的資本家寡占狀態，若無法及時改善，未來恐怕會破壞社會穩定及民主體制。
如目前美國所得前10％的富人，掌有全國近半財富，幾乎回到1930年代。歐洲已開發國家則以義大利的情況最嚴重，私有資本占國民所得的比率，從1970年的240％倍增到2010年的680％，公有資本卻從20％驟降至-70％，等於民間富人愈有錢，政府卻愈來愈窮，難以維持公共服務。

反思資本主義 B型企業席捲全球
皮凱提提出了一個簡單概念，當一個國家的資本報酬率大於經濟成長率時，貧富差距將愈來愈嚴重，這正是資本主義實行200多年後的全球普遍現象。《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正在全世界引爆對資本主義的反思，除了帶動政府創造公平環境外，也給了未來企業該如何發展、如何避免深化貧富差距的深刻省思。
無獨有偶的，就在皮凱提提出資本主義反思時，其實過去幾年來全球也有兩股大趨勢，點出未來企業的發展模式，必須跟20世紀發展出來的企業大大不同。一個是正在全球風起雲湧的社會企業風潮；二是從美國帶動起來的B型企業潮。
這也就是為何10月中，來自50多國、上千名來賓齊聚的第七屆「社會企業全球高峰會」（Social Enterprise World Forum），會引起全球關注的原因。
基於20世紀發展出來的企業，太重視獲利，卻引發其他社會問題，近幾年來崛起的社會企業概念很簡單，就是用商業模式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讓企業除了獲利，也能同時對社會產生正面效益。
未來企業需兼顧獲利、公平、公益
對照僅為少數股東創造獲利的傳統企業，講究平衡發展的社會企業，已受到愈來愈多人歡迎。如被視為社企推動典範的英國，2013年社企家數成長到七萬家，共聘雇100萬名員工，每年貢獻超過240億英鎊產值，已是當地年輕人創業與求職的熱門選擇。
除了社企風潮，美國也在六年前開始吹起一股「B型企業」（Benefit Corporation）潮。強調企業要重視的利益（Benefit），不是只有股東利益，還有勞工、環境、社區、治理、社會公平等，目前已吸引遍及36國1156家企業加入B型企業認證，包括戶外服飾Patagonia、冰淇淋品牌Ben & Jerry's等知名品牌。
簡單說，未來的企業必須兼顧獲利、維持社會公平與達到社會公益，三方並重，才是顯學。不管你的公司是新創或老公司，都必須兼顧這三大要素，才不會被未來淘汰。
--------------------------------------
翻轉血汗、黑心形象；注重公平、公益及獲利：B型企業來了！
文／高宜凡

2013年8月，法國經濟學院教授皮凱提（Thomas Piketty）以一本《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引爆全球對資本主義的反思，不僅帶動政府創造公平環境，也預告未來企業的發展模式：B型企業。
B型企業的出現，是對傳統企業概念的反思，強調要重視勞工、環境、社區、治理、社會公平，不能為求利益而成為黑心、血汗企業。廣義而言，最近受到重視的社會企業、行之有年的企業社會責任（CSR）、美國6年前開始推動的「B型企業」（Benefit Corporation）都包括在內，連亞洲的韓國也積極推動，以解決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問題。

被視為社企典範的英國，2013年已有7萬家社企，年產值超過 240億英鎊；美國「B型企業」也吸引遍及36國、1156家企業加入B型企業認證。不管你是創業青年還是企業老將，現在，請一起加入B型企業的行列。

2014年11月中的冷冽週日午後，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湧入上千民眾，不是來聽演唱會、逛百貨或參加選舉活動，而是聽一位年輕經濟學家的演講──法國經濟學院（PSE）教授皮凱提（Thomas Piketty）。

43歲的皮凱提，2013年完成《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儘管厚達700頁，一問世即成為全球暢銷書。這本書之所以具有分量，是他研究了將近30國的財富分配，得出目前全球貧富不均的程度，幾乎倒退200年的結論，回到18、19世紀的資本家寡占狀態，若無法及時改善，未來恐怕會破壞社會穩定及民主體制。

如目前美國所得前10％的富人，掌有全國近半財富，幾乎回到1930年代。歐洲已開發國家則以義大利的情況最嚴重，私有資本占國民所得的比率，從1970年的240％倍增到2010年的680％，公有資本卻從20％驟降至-70％，等於民間富人愈有錢，政府卻愈來愈窮，難以維持公共服務。
反思資本主義 B型企業席捲全球

皮凱提提出了一個簡單概念，當一個國家的資本報酬率大於經濟成長率時，貧富差距將愈來愈嚴重，這正是資本主義實行200多年後的全球普遍現象。《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正在全世界引爆對資本主義的反思，除了帶動政府創造公平環境外，也給了未來企業該如何發展、如何避免深化貧富差距的深刻省思。
無獨有偶的，就在皮凱提提出資本主義反思時，其實過去幾年來全球也有兩股大趨勢，點出未來企業的發展模式，必須跟20世紀發展出來的企業大大不同。一個是正在全球風起雲湧的社會企業風潮；二是從美國帶動起來的B型企業潮。

這也就是為何10月中，來自50多國、上千名來賓齊聚的第七屆「社會企業全球高峰會」（Social Enterprise World Forum），會引起全球關注的原因。

基於20世紀發展出來的企業，太重視獲利，卻引發其他社會問題，近幾年來崛起的社會企業概念很簡單，就是用商業模式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讓企業除了獲利，也能同時對社會產生正面效益。
未來企業需兼顧獲利、公平、公益

對照僅為少數股東創造獲利的傳統企業，講究平衡發展的社會企業，已受到愈來愈多人歡迎。如被視為社企推動典範的英國，2013年社企家數成長到七萬家，共聘雇100萬名員工，每年貢獻超過240億英鎊產值，已是當地年輕人創業與求職的熱門選擇。

除了社企風潮，美國也在六年前開始吹起一股「B型企業」（Benefit Corporation）潮。強調企業要重視的利益（Benefit），不是只有股東利益，還有勞工、環境、社區、治理、社會公平等，目前已吸引遍及36國1156家企業加入B型企業認證，包括戶外服飾Patagonia、冰淇淋品牌Ben & Jerry's等知名品牌。

簡單說，未來的企業必須兼顧獲利、維持社會公平與達到社會公益，三方並重，才是顯學。不管你的公司是新創或老公司，都必須兼顧這三大要素，才不會被未來淘汰。

------------------------

王文華／比爾蓋茲媽媽給台大學生的話

 

台大學生登山募款事件發生時，我想起比爾蓋茲的媽媽。

比爾蓋茲的媽媽叫瑪麗蓋茲，當過老師、待過銀行，後來在聯合勸募服務。

一九九四年，她六十四歲時，不幸得了癌症。那年比爾蓋茲卅九歲，準備結婚。

婚禮前幾天媽媽幫新人辦趴。那時她的身體已經很虛弱，但仍打起精神，念了一封勉勵新人的信。那封信的最後一句話是：「上天給你們最多，對你們的期待也最多。」

六個月後，她過世了。

兒子和媳婦聽懂了她的話，變成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慈善家。他們知道自己得到很多，於是付出更多。

瑪麗蓋茲的話，也適用於台灣所有正在享受優勢的人，包括我自己。

一個人的成功，除了個人因素，還要有各種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出生的時代、居住的國家、家人和朋友，都影響一個人的命運。

就以比爾蓋茲為例，作家葛拉威爾在《異數》這本書中分析，國中時有九件事同時發生，造就了他未來的成功。包括爸媽有財力送他進西雅圖的貴族學校；那所學校是當時少數有先進電腦的中學；有位同學的爸爸是電腦公司老闆，給比爾蓋茲打工機會；比爾蓋茲家離華盛頓大學很近，他可以半夜去用大學的電腦…

當然，比爾蓋茲本人的聰明、努力、眼光毋庸置疑。國高中那五年，他平均每天使用電腦八小時。創業後為了服務客戶，他離開哈佛搬到新墨西哥州，廢寢忘食地工作。

但就算有實力和努力，他也需要媽媽介紹在ＩＢＭ的熟人，才讓微軟在草創時期能為ＩＢＭ寫作業系統，奠定公司的基業。

也許比爾蓋茲記得當年是怎麼打進ＩＢＭ的，所以當媽媽說「上天給你們最多」時，他立刻就聽懂了。他在接受葛拉威爾訪問時，第一句話就說：「我非常幸運！」

你覺得自己幸運嗎？

我無比幸運。從小到大，我占用了很多優勢。我用了父母的資源，上私立中小學。用了國家的資源，上公立高中和大學。用了媒體和社會資源，推動我的理想。

我曾在使用這些資源時，覺得理所當然，是我努力後應得的。偶爾拿不到時，會怨天尤人，覺得世界不公平。

但後來我發現，很多人跟我一樣努力，卻沒得到這些資源。所以沒什麼是「理所當然」，沒什麼是「應得的」，當輪到我拿不到時，我最沒資格抱怨。

資本主義的特色是富者越富，成功者容易越成功。所以既得利益者很容易，也習慣於，去拿更多。比爾蓋茲媽媽在臨終前，教他兒子去扭轉這一開始就傾斜的天平。於是他兒子在資本主義中大獲全勝之後，回頭重新定義資本主義。

我也是台大生，看到社會砲轟學弟妹，感受很複雜。如今事過境遷，我對自己、學弟妹，和其他社會上占據優勢的朋友說：這社會有很多不公平，而我們通常是受惠者。我們得到的好處不全然是應得，更不是理所當然。我們已得到很多，接下來要得到更多相對容易。但在拿更多之前，可以想想：成功，是拿到多少，還是付出多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