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友大調查／他是「街友皇帝」 見證萬貫家財乞丐命
2019-08-29 00:18聯合報 記者李隆揆╱即時報導   https://is.gd/LC1za0
一頭短髮、輪廓很深，褲管總是沾有塵土；在艋舺公園快9年的「阿輝」，因常介紹街友打臨工，協助處理生活瑣事，有「街友皇帝」的外號。阿輝深諳街頭生存之道，看透各種類型街友，包括老一輩人口中的「乞丐命」；阿輝說，他原本不信有人天生乞丐命，直到真的遇到死在街頭的「家財萬貫」街友。
●他節儉到發臭 打開行李「一疊一疊鈔票」
阿輝回憶，5年前遇到的一個街友，平常都不洗澡，全身又髒又臭，食物沒吃完放行李裡發臭發酸，生活十分節儉。這名街友後來生病過世，當時和相關單位用美工刀割開行李時，袋中流出的「一疊一疊的鈔票」，讓他不敢相信。
經過清點，行李裡有400多萬元現金、4張地契、6本存摺，其中第一本存摺戶頭裡還有600多萬元存款。「聽說他們家是台北市大地主，兄弟姊妹知道他在外流浪，不願回家，每個月都寄錢給他，最後因為腳上傷口蜂窩性組織炎，沒有去看醫生，就這樣走了。」
另名街友阿光也說，「有些人看起來髒兮兮的，口袋拿出來都是一整疊千元大鈔」。
●更生人、家庭變故 只好流浪街頭
阿輝觀察，街友還有幾種類型，一是多次進出監獄的更生人，在牢裡待太久，出獄後跟社會脫節，無法面對家人，只好流浪；這種人多希望早點離開街頭，只要有獨立生活能力，不會在街上待太久。
第二種是單純好吃懶做，每天有便當吃，只要餓不死，何必工作。他認為社會福利有好有壞，有些街友因此養成惰性；「一天最多可拿十個便當，不愁吃、不愁穿，就不會想離開。」
另外就是家庭變故，或智能有問題，被迫離家；「男生還好，有些智商有問題女生，容易被騙被欺負」。阿輝說，他看過不少流浪女子，為了生存跟陌生男子一起離開，一段時日後再回到公園，已經懷孕，最後就是社工安排將孩子送養，這些女生，有的甚至不知道孩子父親是誰。
●賭博、酒精 街友深陷難抽身
阿輝觀察，街友另一個社會問題是賭博，公園有簽賭牌，金額小、易入場，投個三一○元全中獎金可破萬，很多街友趨之若鶩，有點小錢就想搏，結果「十賭九輸」，許多人因此糜爛在賭博世界裡。
另外還有酗酒，「很多人一天賺一千元，全花在吃喝，而且是結伴成群」；反正今天你工作，明天我工作，大家每天有吃有喝，完全不會存錢。
阿光感觸深的也是很多街友離不開酒，「不少朋友愛喝酒，講也講不聽，」廿幾年來，他至少看過卅個朋友的下場，「一整天都在喝，就這樣喝死了......」
街友流浪背後各有故事，在艋舺公園快9年的「街友皇帝」阿輝，看透各類型街友，曾遇到...
街友流浪背後各有故事，在艋舺公園快9年的「街友皇帝」阿輝，看透各類型街友，曾遇到死在街頭的「家財萬貫」街友。記者李隆揆／攝影  https://is.gd/LC1za0

另類街遊 跟著街友去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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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不孤單」系列報導之1（中央社記者簡育琦台北30日電）萬華有一群人，帶著遊客探尋巷弄間鮮為人知的景點，講流浪經驗，也談生命故事，他們的身分是街遊導覽員，也是曾經餐風露宿的街友。

萬華地標龍山寺前，10多位遊客圍成一圈，聚精會神聽著阿強自我介紹。滿頭白髮的阿強，曾是流浪漢，現在則多了另一個身分--街遊導覽員。

「我頭1個畢業的，頭1個轉型成功的」。65歲的阿強是全臺首位街友導覽員，他帶領遊客從艋舺公園、飲酒文化街，一路抵達廢公娼區，介紹萬華特有的人、街友和情色文化。令人大感驚奇的導覽內容，其實來自阿強豐富的社會歷練。

高二開始，翹課混幫派，到處飲酒作樂、打架圍事，阿強形容自己就像是電影艋舺裡的男主角。「吃香喝辣、風花雪月的生活，只是過眼雲煙」，混黑社會真正得到的代價，是長達23年的監獄生活。

出獄後阿強赴大陸經營飾品買賣，遭親友捲走財物，一夕間負債千萬。回台後因為前科求職碰壁，最後花光積蓄露宿街頭。個性愛打抱不平的他，替被欺負的女街友出頭，身受重傷送醫，在社會局協助下撿回一命，卻也因禍得福，認識萬華社福中心的社工張獻忠，鼓勵他參加街友導覽員培訓，開啟新人生。

「想到面對正常家庭的男生女生，自己會自卑」，但為了報答社會局的救命之恩，阿強勉為其難參加培訓課程，卻也慢慢打開心房、重建自信，當其他學員紛紛打退堂鼓的時候，阿強堅持到底，成為第1位畢業的街友導覽員。

現在的阿強面對遊客充滿自信，平均1個月有10場以上的導覽，遊客的鼓勵回饋，讓他每帶一團，內心就多一分溫暖。

另1位導覽員阿和，天性樂觀說話風趣，一開口總能逗人發笑。他睡遍各處騎樓、公園，街頭資歷超過20年。如何在街頭打點吃住，他自有一套求生本領，遊客跟著他，如同經歷了一趟「阿和流浪記」。

少年時期的阿和，為了改善家計，從台東到台北打拚，卻遇上艋舺沒落，工作機會難求。他當過卡車司機、工地粗工，最後染上酒癮自我放逐，開始露宿街頭。

「我是酒鬼，我是感動天協會的幫主」。阿和自嘲，別人是「孝子感動天」，自己則是「孝酒感動天」，日復一日在酒精中昏迷，在醫院病床上醒來。最終在信仰帶領下，阿和才走出醉生夢死的生活，透過社會局協助，開始做起以工代賑的清潔工作。

因為喜歡和人交談的個性，阿和成為街遊培訓計畫的人選之一。雖然因兩度腦部開刀影響記憶力，但阿和勤背資料，看書充實自我，一趟兩小時的徒步導覽，總能滔滔不絕和遊客分享。

有了社區清潔工作加上導覽輔助收入，阿和的房租已不成問題，唯一的遺憾是久未見面的家人。

「我在小孩最黏人，最需要我的時候走了」談起一雙兒女，阿和收起笑臉。當年他一聲不響離家流浪，一走就是幾十年，至今仍未獲得孩子諒解。談到未來心願，他眼神充滿懊悔，「只希望能再和兒女回到從前」。104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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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給露宿者居所 更能節省公共開支

有別於以先要求「重新進入社會再解決安置」的做法，夏洛特市三年前以「先安居」作為解決遊民問題的政策方針，收到相當不錯的成效。
推文到plurk
作者：Outside| 2015-05-20 15:23
Joanne Liu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夏洛特市（Charlotte）曾經充斥露宿者。不過，自從該市三年前採取「先安居」（housing-first approach）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針後，一連串社會問題都顯著改善。

所謂「先安居」，即先安排露宿者盡快上樓，再著手解決他們的個人問題。這有別於以往「先治療」的方法（treatment-first approach），要社會邊緣人士在成功重投社會後再考慮安居問題。
根據「先安居」計劃，當地露宿者被安排入住一幢有85個單位的綜合大樓，名為Moore Place。當中有社工、醫務人員跟進住戶個案。每名住客一年成本約14,000美元。當中30%由租金抵銷，剩下則依靠捐款和公帑資助。北卡羅萊納大學夏洛特分校的調查顯示，「先安居」計劃能間接節省公共開支，集中資源幫助其他有需要的人。
首先，中心成立兩年以來，當地急症室和住院的平均使用量分別下降了81%和62%。總醫療開支也節省了240萬美元，較兩年前減少了70%。研究指，露宿者在入住中心後不再依賴急診服務，而且能在第三者資助下自行承擔醫藥費。
同時，自中心成立以來，闖入私人地方、遊蕩、行為不檢、買賣酒精飲品、盜竊等輕微罪案數量下降了80%，監獄使用量也減少接近89%。
最重要的是，Moore Place成立兩年後，81%租客已經有能力負擔長期住宿開支，不用再露宿街頭。
除了夏洛特市以外，「先安居」政策在其他城市也取得成果。紐約推行類似計劃（Pathways to Housing）二十多年來，平均每年節省公共開支超過四萬美元。西雅圖同類計畫，集中幫助有酗酒問題的露宿者，省下了本來用作治療酗酒的大筆開支。猶他州和科羅拉多州的成績一樣驚人，其中猶他州的露宿者下降了九成，科羅拉多州則有九成六的計劃參與者能長期擁有居所。賓夕凡尼亞大學的研究就形容，「先安居」其實是一項「可以收回成本的紓困措拖」（solution that can pay for itself）。
不過，要普及「先安居」仍有阻力。研究「先安居」成效的學者Lori Thomas認為，「傳統的社會保障模式都要求露宿者先重新做人，才按部就班找工作和安置居所。當大家都接受了公共資源投放的既有模式，要推倒重來談何容易？」

文／時淒宮分

一個進步的國家不一定能減少街友數量，但至少能改善他們所受到的待遇。就在倫敦店家實行反遊民措施，在人行道寬敞角落安置釘刺時，加拿大一個慈善機構卻在城市中廣設特殊設計過的長椅，只要把椅背向上掀開，就能變成遮風擋雨的庇護所。

▼具有小巧思的長椅，拉開就變庇護所

 

這個位於溫哥華的慈善機構名為RainCity Housing，以幫助城市裡的遊民為首要任務。他們在公車站、公園等處設立長椅，白天時供市民等車、休憩時使用；到了晚上，則會以螢光字體告訴遊民：「這裡有一張床。」並請路過的民眾上網告訴提供還需要長椅的地點。

▼白天是長椅，夜晚是遊民的床

 

遊民問題不是用「他們就不愛工作」一句話可以概括，背後因素往往複雜到難以想像，絕不是趕跑他們，他們就會乖乖回家睡覺這麼直觀。RainCity Housing的做法看似治標不治本，無法有效減少遊民的數量，但給了他們棲身之所、給了他們尊嚴，實際上對降低社會成本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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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時代 摩門教用iPad傳教

NOWnews.com 今日新聞網
2014年 07月 04日 18:04

本報訊
（中央社鹽湖城4日綜合外電報導）摩門教會正推行計畫，發給傳教士iPad mini，以便將佈教行動擴大到社群媒體。

正式名稱為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The Church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的摩門教本週發布新聞稿表示，教會去年秋天發給在美國及日本服務的6500名傳教士iPad mini，試驗成效良好，因此決定擴大施行。

教會領導人預估，到2015年初，將有3萬2000名以上傳教士拿到iPad mini。

學者表示，這是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逐漸擁抱數位年代的最新例子，也說明他們體認到，挨家挨戶傳教不再是拓展信徒人數的最有效率方式。（譯者：中央社蔡佳伶）103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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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新科院士人數 破歷屆紀錄

NOWnews.com 今日新聞網
2014年 07月 04日 18:04

本報訊
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今天選出第30屆新科院士，至少有5位女性當選，是歷來女性人數最多的一次。

中研院院士歷來都陽盛陰衰，之前的紀錄是第28屆，有4位女性院士。今年院士名單尚未正式公布，但據了解，已至少有5位女性當選，確定打破紀錄。

目前已確定當選的院士名單，生命科學組有周芷、張美惠，數理科學組有周美吟、林本堅、劉錦川，人文及社會科學組有曾永義、王明珂、李惠儀、臧振華。以上名單仍不完整。

其中林本堅任職於台積電，是中研院少數出自企業界的院士。李惠儀專長是文學史，是歷來第2位文學院士。

另外，今年新科院士有兩位曾是升學考試榜首，李惠儀是香港會考狀元，周芷則是聯考台灣大學丙組榜首。(中央社)

衛福部去年度統計，全台有2770位街友，(社會學者粗估是4400人)，男性2457人，女性為313人；其中雙北市共952人。但，公部門造冊人數，實際數字遠超過此，社會學者粗估是44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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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未探究街友背後成因，簡單歸結是「好吃懶做」或「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或標籤化、污名化，甚至如市議員應曉薇指使對街友潑水；或議員公開說：「街友像狗愈來愈多，集中趕到陽明山去。」等歧視作為。
根據衛福部去年度統計，全台有2770位街友，男性2457人，女性為313人；其中雙北市共952人。但，公部門造冊人數，實際數字遠超過此，社會學者粗估是4400人。
相對台灣人口比例，街友是少數群體，同時身無定所，台北街友很多是沒有身分證的外地人，選舉時無投票權，因此最容易成為政客攻擊以討好在地選民的標靶，髒亂、犯罪、妨礙交通、安寧等所有城市問題都可歸咎街友。
仔細檢視從中央到地方的「遊民」收容、安置、自治等條例辦法，從條文到內容充滿威權時期的管制與消極作為，更別說編列預算的稀薄。說穿了，在公部門眼中，街友是不存在的人。街友既無法行使公民權，也乏民代為其爭權益，生存處境每況愈下，成為底層階級的最底層。
除了印度、孟加拉等少數赤貧者眾多的國度，有人生下來即是街友外，台灣並沒有這種街友家族景象。流落街頭的人，彼亦人子，如果能夠選擇，很少人主動抉擇生活於街頭，在台灣接近百分之百非自願性街友的成因，有結構性與個人性因素，都迫切需要政府與社會重視。
我個人因為曾報導街友議題，這幾年與無家者實務團體芒草心等接觸，認識到經濟及社會變遷、社會福利制度不足是產生街友的主因。在2008年金融風暴發生時，創世基金會的桃園人安站措手不及，一個月內湧入3、40位新街友，許多青壯輩是建築業勞工因建案停工而失業求助。街友族群幾乎都是勞動市場的低技術工人，尚且或有多重弱勢特質，例如：身心障礙、高風險家庭、中高齡失業、高勞動的非典型僱用。
每一位街友都有難以言喻的人生歷程，結構因素外的個人因素，包括：染上毒癮、酒癮、背離親緣、受暴婦女、更生人，有的逃避現實而沉溺成癮，有的屢仆屢起持續掙扎。即使是成癮者，他們需要的是協助治療，而非白眼對待。同時，根據實務團體查訪統計，七成街友從事舉牌、拆裝潢、賣雜誌等非典型工作，並非外界以為懶惰的刻板印象。
去年，一位近70歲的葉伯伯透過臉書求助，他被迫搬家將流落街頭，經一群年輕人相互奔走、尋覓新住處幸而安頓。在高房租、高物價、景氣低迷的外在因素下，這種社會支持系統不足，跌落社會安全防護網的人可見將愈來愈多，街友年輕化就由此而來，一旦掉入街頭，重返社會極為艱困。
若聆聽街友的心聲，除棲身與物質的難處，最傷痛是外界歧視眼光。詩人艾米莉·狄金森把孤獨感描述為「不可丈量的恐怖」，那是一種悄無聲息的傷害。這種被社會，甚至社工對街友，街友之間的社交孤立極具殺傷力。
社會大眾可以無差別對待街友嗎，可以為街友做什麼呢？一群熱心腸的人從前年歲末起，選擇在台北車站自備菜餚、自籌經費為無家者辦尾牙，為的是表達同理心的接納，為街友盡一份心意。主廚有吳念真、柯一正、平路等眾多有影響力人士。雖然只是一餐，目的是想向社會宣告：身而為人，無家者與你我同樣平等
楊索：街友的最痛 ｜ 蘋果新聞網 ｜ 蘋果日報 https://bit.ly/3tWb979

覺得街友都不想工作、都在吸毒酗酒？旅法作家：對街友的印象，決定一個國家的進步程度
覺得街友都不想工作、都在吸毒酗酒？旅法作家：對街友的印象，決定一個國家的進步程度－歐盟觀察｜商周 https://bit.ly/3wcAACP
任何一個社會在面對弱勢族群的態度，以及執政者如何動用各種政治資源以有效地幫助弱勢族群，並且回應與解決弱勢族群的各種問題，被視為一個城市乃至國家社會進步與否，以及民主與否的重要指標。
我們就拿台灣社會近幾年來越來越受到重視的街友問題來看，雖然有社福團體、民間組織以及宗教團體持續地給予街友關懷以及照顧，但是，社會大眾普遍對街友抱持的歧視眼光與偏見，卻造成我們在面對街友的處理方式，多數仍停留在強制驅離[1]，或者治標不治本的眼不見為淨[2]。
究其背後的原因，我們的社會仍停留於只追求個人的成功以及社會表象的成功，卻無法真正建立起一個真正的成功社會。什麼是真正成功的社會，那就是如《禮記禮運大同篇》 中所言「……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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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裡一日無法正視以及傾這個社會的眾人之智以及政治行政資源解決街友的問題，台灣就無法說自己是一個注重人權的社會，以及自詡為人權進步的國家。尤其當世界各先進國家都相繼提出辦法來解決日益增長的遊民人數時，台灣更應該正視與面對這個問題，並視為國家社會未來人權進步與否的重要指標。
對街友的三大偏見
一看到或者提起「街友」，我們先入為主的觀念便是：這些都是上了年紀的老人，酗酒，且長期在街頭流浪的無業遊民。不過，事實往往與我們所認定的相反。長期關懷街友的法國非政府組織「巴黎社會薩姆」（SAMU Social de Paris）[3]，現任主席艾力克‧佩里耶茲指出社會大眾對街友最常抱持的三個偏見：
──只在寒冬才難以忍受。
事實上，2014年死於街頭的480位的街友中，高達118位是歿於七月至九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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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友都不想工作。
根據 「社會薩姆」組織的統計，曾被緊急住房中心收留者中，有高達25%的街友擁有工作。然而，他們大多數的工作都屬於最低收入[4]，也缺少可以棲身的社會住宅。
──街友都是酗酒與吸毒者。
根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2013年7月發表的最新統計報告：「2012年法國街友人數已經高達141500人次。」但僅有一小部份的街友，是藥物或酒癮患者。而餐風露宿的生活，也導致一部份街友轉而藉由酒精或者毒品來尋求心靈的安慰。尤其寒冬，酒精會讓街友心生「可以讓身體溫暖起來」的錯覺。
街友不是道德問題，是不義的制度使然
然而，綿延不斷地因戰亂而生的國際難民潮，全球自由市場化下，本土製造業不斷外移導致工廠關門，工人一夕間失去生活依靠。而在全世界居高不下的失業人口中，尤以40多歲中年失業的人數比例最高。這些中年失業者除了既有的專業以外，多半無其它一技之長，加上就業市場偏愛年輕勞工，造成他們二度就業困難，很容易就淪為遊民階級。
除此以外，每當景氣亮起紅燈，銀行多半停止融資中小企業，這對中小企業主更是雪上加霜，造成惡性倒閉的情況不計其數。在筆者調查街友主題的數年期間，無分巴黎、紐約還是台北，企業主因經濟不景氣而破產，或因罹患惡疾而淪落街頭者所在多有。此外，政策連帶影響到產業的興衰，如停塑環保政策的倉促實施，造成台灣塑膠袋工廠一夕之間破產。
而不良的政策更有如毒藥，凶狠之極，可能造成企業惡性倒閉！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當今台海兩岸政策急轉彎，直接影響台灣各地的觀光產業──飯店、夜市小吃攤、伴手禮品業、百貨業、觀光景點業者，撐不下去而拉下鐵門停止營業者，所在多是。
再加上各地不斷攀升的物價、房屋租金以及房地產價格，導致全世界的街友人數暴增。2008年至2018年間，光法國，街友人數的成長率便高達50%。其中，女性街友的人數更激增70%[5]，這意謂著：露宿街頭的女性遭受暴力侵襲的事件也隨之增加。
越來越多女性街友及汽車避難所
美國女性紀實攝影家──瑪麗艾倫‧瑪克（Mary Ellen Mark）於1987年的這張照片──〈車裡的達姆家族〉曾震驚全世界。而今，達姆汽車家族的生活景狀在美國已不再罕見，越來越多的工人因為租不起房而被迫睡在車裡，美國社會稱他們為「新類別」。而這種例子在加利福尼亞州尤其不罕見。一些城市甚至決定為其提供夜間免費停車，以暫時紓解這個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
住在那裡的人沒有地址，也沒有住所。唯一的避難所就是他們擁有的最後財產──汽車。其中，近40％有工作。例如46歲的丹妮爾，原本是會計事務所上班，收入穩定，但自從2012年失去工作以後，她便失去了一切。目前是兼職的上班族，與她的女兒住在車內，因為一個月2000美金的微薄收入，無法讓她租到任何一間房。儘管她坦承「討厭它」，但每日果腹的食物只有麥當勞速食，健康與身材都每下愈況。
因為尊嚴寧睡街頭
根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2012年的調查統計的103000人中，至少有一半人次，曾經使用過至少一次的「緊急住房中心」。其中，成人為81000人，有高達30000人是孩童，並且，超過一半是外國籍。
但是，當我詢問多位巴黎街友以後，得到的答案皆如此：「我寧願睡在街頭，也絕對不去『緊急住房中心』。」為什麼？「你去那裡，看你是否可以待上一個小時以上？馬克宏總統應該去那裡親眼看看，什麼叫做『人權』？」
筆者前往18區的「緊急住房中心」。該中心有個很好聽的名字「麵包店」，但是，當我詢問曾經入住過此地的街友以後，他們告訴我：「裡面的狀況是尿味屎味撲鼻而來，老鼠流竄。食物不吃還好，吃了會讓你生病！身邊都充斥著酒鬼、毒癮者及病患，還有打架、偷東西的事件頻生。怎麼敢待？若待下去，我可能不是病了，就是沒命！」
或許因為「緊急住房中心」給予街友的印象是既不安全又不衛生，絕大部份的法國街友，一提起這就猛搖頭。他們表示：「要撥打緊急電話，首先，你要擁有一支電話呀！」因為撥打115這個緊急求救號碼所需要的時間，不是一兩分鐘，往往是長達一至兩小時的等待──撥號、掛斷、再撥、好不容易總算撥通以後的切斷、再撥，直到撥通以後告知今晚沒有位置，或者好不容易有床位以後，卻面臨到了現場以後根本無法成眠的可怖景象。
這也難怪這些街友會發出如此令我心驚的話語：「為了尊嚴，我寧願在寒冬的夜晚不停來回地踱步，也絕不要到收容中心。」
為街友爭取居住權的社會暨公民運動
2006年10月底，巴黎寒冬將至，奧古斯丁‧羅格朗（Augustin Legrand）、帕斯卡‧烏瑪格落夫（Pascal Oumakhlouf）及羅楠‧戴內塞（Ronan Dénécé）三位年輕人策劃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活動──和遊民一起餐風露宿街頭！希望能喚起公民社會對遊民基本權利的重視。
他們在巴黎南邊的聖馬丁運河旁搭起兩百多個帳篷，得到許多巴黎市民的積極響應以及媒體關注，激起公民運動的新氣象，並直接衝擊2007年度的法國總統大選的選情[6]。
這些年輕的社工要求政府能夠將法國中途之家的數量從既有的3000所增加四倍；停止緊急制度，延長收容時間[7]；將居住權放在和醫療權以及教育權一樣的重視高度。提供陪伴、心理輔導及酒癮毒癮戒除扶助。但是，8個月過後，政府僅增加了原先承諾的30000個床位一半不到的14000個床位，7000位街友依然露宿街頭。
他們決議再次發動抗爭！這次是在聖母院搭起250座帳篷。但這一次，卻沒有獲得席哈克時代的人性對待。尼古拉·薩科吉於2017年當選總統以後，他們與街友被警察強制驅離現場，帳篷被連根拔起，這場未竟的社會運動因而幻滅。
試想，如果這場運動是成功的，或許，2018年的今日，露宿巴黎街頭的遊民數量不會不斷地激增。
瞭解社會變遷，從精確的統計開始
不過，2017年走馬上任的領土凝聚力部長朱力安‧戴諾蒙帝（Julien Denormandie）卻表示：「巴黎的街友人數僅50多人。」這句話一出口，引爆成政治風暴。
後來他雖然改口這句話的意思是指打電話到「緊急住房中心」的人數，但已經突顯出法國政府自2012年由「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所做的統計數據以來，再也沒有任何更新的統計，也就是對於當今法國社會的遊民問題，並不重視。這與馬克宏所公開承諾2017年底，他不想看到任何人再在街頭的理想是完全相反的。
因為，隨便問任何一位巴黎人，在他上班、上學、回家或者約會地點，在地鐵車廂內、候車月台或公車站來回的途中，不可能不見到數量多到驚人的街頭遊民。往往一天下來，每位巴黎市民所遇到的遊民數量，都不止是朱力安‧戴諾蒙帝口中的50人。遊民，已經變成巴黎街景的一部份。
為此，巴黎女市長安妮‧漢達爾果（Anne Hidalgo）決定於2018年2月中組織巴黎第一場「團結之夜」（Nuit de la solidarité），並公開召募至少1000名志工，參考紐約前市長彭博，精準地統計遊民數量的方式[8]。
她將巴黎依地理位置劃分為350個區域，每個區域派出三至五人組成的調查小組，每個小組的負責人都是一名受過專業訊練的社會工作者，並且接受過人口普查的特定培訓，再由兩到四名也同樣接受基本培訓的志工，於晚上十點到次日凌晨一點間進行街頭巷尾的地毯式的調查，並且對每一位未入睡的街友做匿名的問卷調查，務求做到極大化程度的精準。
最後，巴黎市政府做出來的調查報告是，在巴黎境內的遊民人數不少於5000名，而這個數字，有很大的可能是被我們大大低估的。
光看這個數字報告結論，便可知針對街友的統計，法國仍無法達到與英國一般的精密準確。根據英國《衛報》（Guardian）公布的最新數據：4751人。這是2018年3月英國針對秋季露宿街頭者所做出的調查。他們並做出一年內增加了15％的估量。
英國住房部長（Le ministère du Logement britannique）對此提供解釋：「自1998年以來，在已知或懷疑有此類問題的地區，如果他們估計該地區有10名以上無家可歸者，地方當局就會被要求進行年度統計。2010年6月，除了已進行統計的地方當局以外，沒有進行街頭統計的地方當局，也被要求在特定的夜晚估算出街友的人數。2017年，英國的地方當局100％提交了無家可歸者名單。 17％是進行統計，83％則進行估算。」
務實的芬蘭治本不治標
十年來，赫爾辛基制定「住房第一」政策──無條件地為所有無家可歸者提供公寓。一年前，由芬蘭住房部長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描述：「芬蘭境內無家可歸的人數從1987年至2016年間，已從原來的18000人下降到6700人。」在這個人口僅只550萬，並且每年有將近一半的時間，氣溫都低至-20℃的國度，若無親人相助，寒冬街頭求存，無疑送死。
芬蘭政府於2008年啟動「住房優先」政策，旨在徹底改變無家可歸現象。80年代時，芬蘭採取「樓梯模型」的獎勵政策，旨在以房屋做為給予表現出對社會重新適應的無家可歸者的獎賞。但長遠來看，這樣的制度反而讓無家可歸者無法根除。所以，芬蘭當局決定扭轉潮流。其立基便是老生常談的原則──幫助無家可歸者，從讓他們頭上有瓦，腳下有地開始。而且，沒有條件。
金融危機期間，芬蘭政府甚至採取雙重措施，以貫徹執行「憲法」規定的這項權利──十年來，芬蘭建造3700所房屋，收購數千戶的老宅改造為避難所，以回應住房的緊迫性。無家可歸者，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得到幫助，重拾尊嚴，建立自信。每天，他們都由社扶人員陪同尋找工作，並且逐步恢復身心的健康，重拾起在社會生活的滋味，找到工作以後支付房租。
這一原則並不排除患有精神疾病或者成癮的人，透過說服他們，他們也能夠住在公寓裡。這一計劃更獲得芬蘭最大的社會住宅總裁朱漢‧卡克依恩全面的支持。
根據從1980年代起就身為這個計劃的首要顧問的圖拉‧蒂安娜的說法：「八年內2.4億歐元，最初的投資可能看起來很高，然而，這卻非常有利可圖！因為，相較於建立緊急求助系統的花費，它的成本是一半。由於緊急護理和醫療保健的減少，允許我們每年從每位居民身上節省14000歐元的開支。」而從獲得此援助者的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信任與尊重。因為芬蘭對於人的信任與其自由的尊重，使得「人權」兩字，不再是空談，不再僅是冗長的，永無休止的統計數字上的打轉，爭論其真假與否，而是，解決問題。
對抗貧窮是一場永無休止的戰爭
21世紀的今日，街友所暴露的貧窮問題，觸碰到社會每一個階層，我們不僅應該認真思考並真正面對，尋求解決貧窮問題的根本之道，更應理解，解決街友問題，是台灣社會走向真正的民主人權的必經之路。
就如「亞伯皮耶基金會」創始者──阿貝·皮埃爾（Abbé Pierre,1912~2007）[9]──這位終其一生為窮人的權利奔走疾呼者所言：「貧窮無法控制，它只能不間歇地重複抗爭。」
從雨果的《悲慘世界》到見證20世紀下半葉至21世紀初期貧窮的阿貝·皮埃爾神父，以他們的思想或行動，為貧窮注入最深刻的悲憫，使得人道主義以及禮運大同篇的理想不再是空談，而是人類社會為了美好世界的可能而付諸實踐的良善。
[1]應曉薇於2011年12月在議會質詢時表示，「誰往遊民身上灑水就發獎金」，引發網友與人權團體的怒批「冷血」，應曉薇後為自己的失言公開道歉。
[2]2016年，台北市長柯文哲19日出席萬華「2016老臺北・新亮點」西區古蹟文化巡禮健走活動，談到萬華文化時，竟語出驚人說，「最得意的是把艋舺公園的遊民相當程度處理掉，因為遊民洗乾淨就變遊客」。
[3]「巴黎社會薩姆」於1993年由艾薩菲耶‧愛瑪努埃利（Xavier Emmanuelli）博士所創的非政府組織，旨在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該組織原設於巴黎，後擴展為法國組織，甚至國際組織。該組織並於1995年11月22日為街友設置免付費電話，後於1997年9月更改為簡單好記的24小時免付費服務專線115。1998年推動「緊急住房中心」（Centre d’hébergement d’Urgence -CHU）。但根據另一個為弱勢群體提供住房的非政府組織──「亞伯皮耶基金會」（Fondation Abbé-Pierre）2013年12月份的調查報告中指出：緊急求助電話115早已飽和。在巴黎，43％無家可歸的人撥打這個電話無法獲得住所。而在外省，這個數字高達61％。
[4]「保證最低工資」（Le salaire minimum interprofessionnel garanti –SMIG）。2018年扣稅後淨額為每月1148€96。該法律於1950年2月通過，於同年8月23日起實施，但卻給予最低薪資凍漲的藉口，直到12年後，才允許集體談判薪資的自由。
[5]2018年，光巴黎一地便有5000多名女性流落街頭。她們為了保護自己免受暴力，竭盡所能隱藏自己。而「巴黎社會薩姆」的「緊急住房中心」專為女性而設的，更是少之又少。
[6]由社工發起的抗爭運動及公民意識的覺醒，乃至影響政策的擬定與行政資源的投入，這段過程，皆以影像紀錄下來，稱為《唐吉軻德的孩子》（Les Enfants de Don Quichotte）。
[7]接待中心（Centre d’accueil）的時間為當天23點以前必須進入中心，隔日上午11點前必須離開。對於身障人士以及活動地點離收容中心遠的街友而言，舟車勞頓以及重新撥打115以換得再住一晚的權利，都令他們望之卻步。
[8]彭博先生於2002至2013年間擔任紐約三屆市長。任期內，他將數據作為診斷和理解社會問題的工具，然後據此指導公共行動。市政府並針對諸如街頭安全或無家可歸者等主題，發起了一系列非常精準的研究。
[9]阿貝·皮埃爾，法國天主教神父、國會議員及社會運動家。1954年創39個國家的「Emmaus運動」──非宗教組織團體致力於反社會排斥。是席拉克總統口中的現代「法國傳奇」。1954年起，他在收音機裡為無家可歸者發出憤怒的呼喊以來，他的生活信條就只有一個：「喚醒社會良知，為窮人、流浪漢、為被剝奪和被損害者尋求福利和救濟。」1992年2月11日創「亞伯皮耶基金會」。在最受愛戴的法國人評選中，阿貝·皮埃爾連續17年被授予這一殊榮，直至他主動退出評選。 2005年，全法電視觀眾把他評為法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三個人之一，另兩人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締造者──戴高樂將軍和「巴氏殺菌法」的發明者──路易·巴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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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家者的街頭生存法則：懂得開源節流，也組織小團體互利互惠
作者 黃克先
2021-12-10
無家者中，「艱苦人」的身體或心靈狀態都較差，這使得他們需另謀生計，以獨特的生活姿態在公園裡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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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宜蘭的老吳總愛跟我聊以前當麵包師時有多瀟灑，如今他是年近70歲的阿伯，時不時看到他在公園周圍緩慢移動步伐，偶爾吃吃坐在石階上的女性豆腐，或有一句沒一句地跟其他無家者搭話，平時多固定待在公園東側等待善心人士的物資。
在公園像老吳這樣的人自稱為「艱苦人」（kan-khóo-lâng），他們或因流浪環境困苦、各種變故、單純老化，身體或心靈狀態都較差，這使得他們需另謀生計，以獨特的生活姿態在公園裡活著。
他們的外觀明顯吻合社會對弱勢的想像（如白髮、佝僂、皺紋等老化的體態，輔具在側，因心智能力而無法自理因此不修邊幅等等），其中具有老人、身心障礙者、（中）低收入戶等法定福利身分的人主要靠政府每月補助，或靠宗教、慈善團體及個人的捐助維生，被視為是「值得被幫助的貧者」（deserving poor）， 來公園發放物資的民眾也常傾向優先發給他們。
開源節流：「專業」網羅街頭資訊，節制深層欲望
這群艱苦人在謀生上有著獨特的行為傾向，「開源節流、搞好關係」是他們最明顯的特徵。所謂開源，指的是無力再從事體力勞動的他們，由於長年流浪，讓他們具備豐富的資訊，深知街頭生存物資發放的分布時間地點，並累積出愈來愈多的物資來源。例如除夕當天剛吃完善心攤販「刈包吉」舉辦之街友尾牙的老梁，在尾牙回來後，他向我完整細數接下來幾天的行程規畫以及該注意的細節：
今天晚上聽說有黑衣人（某特種行業連鎖店、有黑道背景的老闆）會來發，他每年都會來……晚上10點會去霞海城煌廟領紅包，一個200。然後初一要去土城的日新街那也是間廟，200元。叫神農宮，6點就要去排。然後初四9~10點，有金財神投注站，在南山戲院對面，象山線的信義安和站，頭50個有500或1000……
我稱讚他規劃得真好，又能勤勞地執行，他無奈地告訴我：「這是唯一可以掌握的，就這些呀，一定要去排，今年都沒有拿到紅包。」其他一些長期流浪的艱苦人，也能如數家珍地告訴我哪些廟有免費食物可以拿，而且也很「專業」地依時間（各廟主神的生辰）、地域、發送規則（如可以拿幾份）、食物種類（葷素、甜鹹）做了分類。他們的行囊裡常攜有農民曆對照，可根據這些資訊安排最有效率的搜食行程。
所謂節流，指的不只是節省日常開銷，更是深層的欲望節制，以換取更長或更佳生存品質，例如喝酒的欲望、花可支配所得的欲望。他們並不是沒有或不想順從這些欲望，只是生活經驗帶給他們更進一步的反思。像被問到日常花費從何而來時，老吳露出微笑地說：
你賺那個一天才1100，時薪大概100，跟管理員有什麼差別……有些布施（當乞丐）到1000塊了，就拿去喝掉了，那跟沒賺有什麼差別？喝酒是你賺的有剩，去輕鬆一下，你現在變得是賺來喝，這樣有什麼意思，不如不賺，有的還去喝了後有口角不開心，又跟人家借錢的也有，反而欠錢，不如不賺。
週末例假日的清晨，總有不少台北地區的弱勢來公園一旁排隊等著派報社來載人，希望能到台北各大建案旁的路口舉牌，如此能賺得每日800元左右的薪資。阿菊嬸獨居在林口，總會在要舉牌的前一天晚上夜宿公園以便占得工作機會，舉了8小時後返回公園，她很愛跟大家抱怨工作有多辛苦，但「沒辦法，因為要繳所費（sóo-huì，指開銷或費用），來這裡賺錢，繳菜錢、繳第4台……冰箱又壞了。」大嬸又罵叫工的老林，總會以查勤時發現她未在崗位而扣她的工資，偶爾也會酸言酸語說她工作態度不佳，氣得大嬸說：我一把年紀了還來做，竟被這麼嘲諷。
聽得一旁的阿嘉說：「大嬸，妳可以省一點，就不用工作得這麼累了。不要看第4台就好了，也不用被老林苛（khik，在此有苛扣、刻薄之意），東扣西扣錢。」阿嘉最常做的是「東看看、西看看」，平時大多數時間都到圖書館、地下道、百貨公司打發，在對的時間至對的地點排隊領餐。
老梁也會說：「節流比開源重要，賺了錢反而會花更多，不如不要賺，還不會去亂花，反而欠了債。」像阿嘉、老梁這樣在公園附近討生活多年的艱苦人，深知在這裡如出陣頭、舉牌、發海報等看似輕鬆的工作機會雖多，但隱藏成本高昂（如赴工作地點的交通費及餐費）、平均時薪低、老闆常會借故扣薪資，而且工作過程中付出的東西可能更多，例如精神、體力、尊嚴上的折損，賺了錢回來反倒要去大吃大喝，或到茶室或電動間「鬆」一下，開銷更大。到頭來艱苦人寧可「省省地花也可以過」，也不用忍受叫工仔的頤指氣使，「不做我最大」是老梁常掛在嘴邊的話。
搞好關係：藉由團體力量互利互惠
搞好關係，也是艱苦人的特色，藉此能更有效率地開源節流。艱苦人知道「交陪」以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的重要性，搞好關係也做得更札實，而不是短暫互動的展演而已，常會透過物資的給予來表達，是持續互惠的實作。
艱苦人在乎的關係主要分成兩個層次，首先是搞好與資源守門人的關係。例如公園裡常有人拿著便當或物資來發放，會看見老吳動作比平常俐落地爭先排隊或拿取，有時若發放者不在意，他則會多拿幾份，他說當作備用，畢竟公園這裡雖然不怕餓死，但「兩餐久久（kú-kú），三餐相堵（sio-tú）」，很難預測何時會等不到吃的，因此要未雨綢繆。我好奇如果沒吃的可拿時該怎麼辦？他說他時常光顧附近的一家麵店，平時有在「照顧」店家而不是一直讓人家做虧本生意，有多的物資也會送給對方，對方也知道他是流浪的，有時沒錢付也會讓他吃頓免費的。
第二，是搞好同是艱苦人之間的關係，藉由團體互助的力量來增加物資蒐集及流通。艱苦人彼此也會形成互惠的團隊，內部的資源及資訊是相互分享的，平時若要離開公園去領取物資，也會一起行動，有個照應，這對於身體及心智能力不那麼優越的人，在各種場合爭取或保障資源而言是很重要的。
我曾與幾位無家者一起去參與慈善團體舉辦的端午節活動，席開上百桌，上千位低收入戶、無家者或特殊境遇女性排隊陸續進場，當圍著桌子坐下時，會發現場地周圍同時舉辦其他活動，如二手衣物領取、免費剪髮、玩遊戲得獎品等，此時團進團出的艱苦人便能分配各自負責的項目及排隊，並有人占住圓桌的位置，最終再一同平分所得的物資。像自己一人前去參加的阿翔，獨來獨往，在前去觀看義剪大排長龍的情況時，原本圓桌的位置就被占走，回來在桌旁抱怨也沒有用，更錯過了領取免費鞋子的時間，讓本來已應徵上明天工作而打算找雙步鞋以便工作時不會被釘子扎到的他，徒呼負負。
另外，他們彼此之間也會互通資訊。有些人在社會局跟役男及社工關係較好而「推得動」，能得知他們何時要來公園發紅包及有什麼臨時的工作機會；有些則與公園入口的阿水嬸認識；有些則常跑教會而在那裡很「准」（tsún，意思是吃得開，易得到對方准許），因而知道教友的物資捐贈情況，且牧師也願意贈與他們。
蒐集慈善物資，是無家者「一起熱鬧」的行動
公園的女性無家者多數隸屬在艱苦人這個群體裡。她們習慣藉互助合作來討生活，與那些老化了的艱苦人一樣四處蒐集物資維生，善於關懷與注重人際和諧的特質，也讓她們易於維持小團體運作，並著重資源量入為出。女性之所以多為艱苦人，主要是因為身體能力不如同齡的男性，從事體力勞動較為吃力或意願不高。她們在成長過程中多依附在父權體制的家庭裡協助家務處理、調和親友關係，如今流落街頭後也延續著這樣的行事邏輯，在小團體內折衝彼此利益的矛盾並節省開銷，透過經營關係轉化為實際可得的資源。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透過有計畫蒐集慈善物資以維生的艱苦人，在既有西方的相關文獻並未見到，究其因是台灣特殊的慈善助人脈絡使然。在台灣提供物資的本土團體或廟宇，並不以提升受助者的靈性為目的，也不會藉機強制形塑其行為或思想方式， 只要他們接受了幫助，助人者遂累積了功德、行了善事，而不會試圖制度化或組織化與受助者之關係。
在這種情境下，無家者赴這些團體領取物資或服務，在他們主觀認定上是種「給他們面子，東西都沒人拿多丟臉」的「一起熱鬧」行動，是相互幫忙之舉，甚至「東西不拿就浪費掉了」，在公園中也聽過不少無家者指著置放在台階上的發放物資罵：「拿了就要吃，不然會有報應。」是故，拿物資也是種不暴殄天物、替人消災的道德行動。況且，拿物資的過程沒有到基督教會裡吃飯時需正襟危坐、裝作在讀經的負擔。再者，台灣自清朝以來作為移民社會，其宗教團體強調具實用性的救濟，民間自發團體也以慈善救濟為主要目標， 讓無家者物資的供給面上十分充裕。如此，這種有計畫大量蒐集物資服務的維生方式才得以可能
書名：危殆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
作者：黃克先
出版：春山
出版時間：20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