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退將都沒用 里長成統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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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26 06:00

◎ 黃子維

一三三位北市里長赴上海進行交流,卻傳出有里長在餐會中高舉「中國統一是責任」的大字報。表面上看似中共統戰手法更進一步,但其實一體兩面,同時也是展現台灣民主力量的可貴,無須自我唱衰。

北市里長聯誼總會赴上海交流,19日餐會現場,多名里長與上海台辦招待人員拿「中國統一是責任」字報合照。(與會人員提供)

此團行程六天五夜,每位里長僅須自費一萬五,其餘則由上海國台辦提供落地招待。基於「平等互惠」原則,要說中方出錢卻沒有藉機籠絡的意圖,未免太過天真。不過,值得思考的是,為何中共需要招待里長?過去招待卸任高官與退役將領還不夠嗎?

從二○○五年「連胡會」開始,直到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爆發,這十年間中共都以掌握少數台灣政商權貴,建立兩岸買辦網絡為對台工作核心。以為只要搞定某些人,或是某些黨,就可以搞定台灣。然而,此策略隨著國民黨近年選舉接連大敗,已成明日黃花。

事實上,中共對台工作要「入島入戶」,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都不是新聞。但或許是民主基因的「先天性缺乏」,導致中共過去遲遲不願面對台灣喜愛自由、堅持民主的主流民意。然而,今天會以里長團取代往常的高官團與退將團,就是中共終於認清面對台灣基層民意的重要性。

總結而言,台灣社會的多元發展與進步價值是面對中共統戰的最佳武器。與其擔心廣大基層被統戰,真正要提防的還是少數關鍵人士的為虎作倀。至於里長團爭議,無須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里政事務也不涉國家機密。縱有少數里長真的主張統一,選舉時自會受到檢驗制衡。

(作者為美國佛萊契爾外交暨法律學院碩士,新北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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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30
平路/作家
佔中公投之前,北京發表一紙措詞嚴厲的白皮書,香港的未來,快速下成一盤死棋。
矛盾尖銳化,肇致難以收拾的結局,其實是結構的必然。而這「必然」早已露出端倪:十七年前的七月一日,陳方安生身上的紅旗袍是個隱喻。
一九九七年回歸儀式當時,身居香港公務員之首的陳方安生穿了件大紅旗袍,視覺上十分突兀。
在英國治下,陳方安生備受港英殖民政府提拔,曾擔任首位華人布政司,並被西方媒體加封「香港鐵娘子」名號。正因為她自覺身分可疑,難被北京信任,回歸之日,「中國紅」的吸睛旗袍,表態效忠的意圖十分明顯。
那一年,豈只陳方安生,大小回歸慶典,名流仕女競相穿上旗袍唐裝。而香港各種場合,劉德華等大牌藝人唱著《中國心》、《我是中國人》,努力交心。
如果不覺血統堪慮,何必高唱「不管生在哪裡,我是中國人;無論死在何處,誓做中國魂」的《我是中國人》?莫非在掩飾本身都起疑的什麼?
簡單說,由於香港的身世,包括已奠下基礎的民主與法治,北京不可能全盤信任香港人。
果然,問題次第出現。價值觀與生活習慣等差異極大的情況下,人民頻密往來反而激化港中矛盾!奶粉、自駕遊、蝗蟲論、孕婦床位、雙非嬰兒…一件件挑動彼此的敏感神經,到了便溺大戰,雙方的積怨達於最高點。六月初,香港民眾攻進立法會大堂,對北京意味著嚴重的挑釁。明天七一遊行,預估五十萬人將走上街頭,接下去「佔中」行動箭在弦上,香港與北京如同對駛的兩列車廂,某個時間點勢必災難性的相撞。
尤其六月十日發佈的那份白皮書是火上澆油,從此再無轉圜空間!說什麼「兩制」不能高於「一國」、香港不存在「剩餘權力」,又說什麼香港自治的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等等,看在港人眼裡,等於宣布摧毀「兩制」;白皮書更直接寫明,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愛」國「愛」港,其中無視香港的司法獨立,還規定法官與司法人員在內的「治港者」也需符合「愛」國「愛」港的「基本政治要求」。「愛」的情感發自內心,原本無需言明,一旦白紙黑字寫清楚,這般overdo it,正好像多年前陳方安生身上那件紅旗袍,愈是強調,愈存著欲蓋彌彰的什麼,顯現的是雙方疑忌之深。
衝突激化至此,關鍵是一開始就存在的疑忌,演變成今日無以收拾的局面。
換句話說,北京面對香港,想的只是收回失地的歷史意義,從未真正地理解與尊重香港的民主法治;正好像北京面對台灣,懷的既是「統一大業」的企圖心,就無從理解台灣社會多元的價值。
七一大遊行在即,彭博新聞刊出《Is This the Death of Hong Kong?》的文章,呼應著十九年「Fortune」雜誌封面故事《Death of Hong Kong》的預言。而香港的前景確實令人憂心,香港正由閃亮的東方之珠,漸漸黯淡成中國一個沿海城市。至於當年一襲紅旗袍慶回歸的陳方安生,早已對北京不存幻想,近年成為泛民主陣營的一員。她領導的組織「香港2020」主張真普選。這個月在「紐約時報」專訪中,她更高分貝批評北京的白皮書,認為香港自治正備受威脅。
今日香港,明日你我。無論跨海來的特使如何堆著微笑、統戰方式如何「入島入戶入腦」,在體制、價值觀、生活習慣、民主進程等差異極大的情況下,深化的來往必然激化衝突,其心必異的揣測一步步導致決裂,其實是結構的必然,也是所謂「深水區」的真實前景。
從紅旗袍…到白皮書,這則香港故事的隱喻,對說出香港人命運與台灣一律「無關」的馬英九,最應該認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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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30
蔡宏政/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公民組合發起人
中共政府一直光明正大地表明要用「買」的方式統一台灣。這個想法背後的假設就是:台灣社會的主流思想是凡事皆如商品,無非買賣一樁。這種治理技術的細緻之處在於,它讓人們以自願的方式交出自己的選擇尊嚴,卻以為自己精明世故地取得最大的利益。國民黨過去的威權統治基礎除了軍警特的暴力之外,就是通過地方頭人進行選舉侍從的利益分配,買賣台灣人民的政治選擇,而它對中共政府統一台灣的最大貢獻就是引導中國力量進入這個買賣系統。
國民黨暴力壓制反添能量
過去ECFA十多項協議的順利簽署,以及二○一二年總統大選的資本家力挺九二共識,讓共產黨、國民黨、甚至於民進黨都對台灣社會這個主流思想更加確定。318學運的最大貢獻就是挺身抗議這個買賣系統,重新確立台灣人民不可交易的選擇自由與尊嚴。國民黨對這個無法交易的價值浮現是直接的暴力壓制,但是對於尊嚴之戰,暴力壓制恰恰只會添加其能量。馬英九政府越想壓制這個力量來討好北京,學生就越恰如其分地向台灣、香港與國際社會展示,中國因素對台灣人自由選擇的威脅是有道理的。中共眼中的讓利服貿,通過國民黨的買辦仲介,卻成為學生、教授強力批判的兩岸權貴資本。
國民黨的貪婪無能開啟了中共直接介入台灣社會的序幕,習近平見宋楚瑜時所說的「利益不均」,要加強「三中一青」也預告了買方的新購買方針。張志軍的來訪代表中共要以它自己的方式,直接執行軟的更軟的手段(要更加重視利益均霑),以達到硬的更硬的目的(無可逆轉的統一進程)。
民進黨最後一哩路的符咒
面對中共從幕前到幕後的節節進逼,作為最大反對黨的民進黨卻依然沉迷在中國因素是執政最後一哩路的符咒中。當年輕人在學運中已賦予台獨新的時代意義時,民進黨卻視它為說不出口的髒字,最多只能把台獨當作是政治市場上的選項之一,以台灣人民的集體意志替自己解套。在面對范麗青的台灣前途由全體中國人決定之發言時,民進黨卻依然決定可以不拘形式(閉門密室?)跟張志軍會面。同場加映的是執政時期的陸委會主委與副主委分別連署大一中架構與凍結台獨黨綱,與張的來訪相互呼應。無怪乎在這波學運的價值復興運動中,民進黨完全失去領導能力。蔡英文主席就任時曾宣稱民進黨的任務是要恢復台灣的社會信任,但民進黨恐怕要先恢復台灣社會對它的信任。
場所的悲哀不只是因為台灣位處四戰之地,銘刻著列強侵凌強奪的歷史傷痕,更深層的悲哀是,在各種侵凌羞辱的輪迴轉生中,被殖民的人民在心靈上早已深深浸染支配者的語言邏輯,忘卻本有的自由與尊嚴,成為失語的一群。如今台灣社會在經歷漢人、日本人、中國人的艱辛歷史旅程,終於開始自豪地以台灣人自我命名,它讓台灣的土地不只是商品化的房地產,而是一個有心人即可進入的心靈空間,銘刻著台灣人追尋集體自我認同的生命痕跡。不管現實的歷史結局如何,這是「我們台灣人」曾經存在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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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30
魏揚/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總召
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來台四天,引發遍地烽火,從桃園機場、諾富特飯店、汐止、淡水、烏來到高雄以及鹿港等地,台灣人民可說是如影隨形地緊跟張志軍行程,甚至出現了許多高張力、高衝突的場面。然而,到底為什麼一個中國的特使來台,會引起台灣社會這麼大的反彈?難道真的只是因為台灣人民「恐中」、「仇中」?
重新召喚台灣失落的主體
張志軍來台,背後凸顯出台灣社會近幾年來的一大危機,即台灣在政治與經濟上日益仰賴中國,而這已經進一步危及台灣的經濟自主性、政治主體性與文化多元性。經濟自主性指的是台灣的對外經貿與國內產業由於錯誤的產業與經貿政策,逐漸無法擺脫中國而獨立自給自足,這使得台灣政府在許多對內與對外的政策制定上飽受牽制。而在日益緊密的兩岸經貿往來之下,一個值得注意的悲劇就是台灣自然環境與多元文化被深刻地侵蝕破壞,這一點體現在東海岸的自然景觀與原住民傳統領域,在地文化於這幾年間,因急速膨脹的中客觀光、中資投資不動產與中資實質併購觀光旅遊業等因素,而被劇烈破壞。
台灣對中國的加速傾斜,其中一個指標性的時間點是二○○八年中國海基會會長陳雲林來台,點燃當時台灣人民對甫上任的馬英九政府傾中之疑慮,上萬人民走上街頭示威抗議。而國家為了保護陳雲林而執法過當,引發警民衝突,作為近幾年學運濫觴的「野草莓學運」於焉展開。如今,台灣歷經因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爭議而起的三一八佔領立院運動,整體社會對所謂的「中國因素」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如果再加上從前年開始的「反媒體壟斷運動」,我們會發現,這些年來不斷潛伏人民心中的一個主要深層焦慮,正是中國資本用各種方式對台灣經濟、社會,乃至於文化與政治領域展開攻勢。
然而,如果對中國的焦慮仍停留在過去的想像,例如武力侵台、中國勞工大舉來台、間諜洩密等的話,我認為其實無法準確捕捉到關鍵問題所在。中國對台灣的政治意圖,已逐漸從過去的「文攻武嚇」,轉為更為幽微、細緻的經濟吸納與吞併,這表現在台灣對中國在這十幾年來急速飆升的貿易依存度,以及許多台灣大型企業、資本家與中國日益緊密的投資關係。台灣近幾年來的對外貿易尤其依賴中國,一九八九年台灣對中國、香港、澳門的貿易額度僅佔整體八%,然而到了二○一二年,卻高達二十八.七%,且對中、港、澳的出口額更是佔總出口額的三十九.五%。這是一個長久以往的結構性問題,事實上早在二○○八年之前的民進黨執政時期,台灣對中國的投資、經濟依存度便開始飆高,這一方面與全球經濟趨勢、中國自身經濟政策有關。另一方面,對台灣而言則造成了台灣、中國之間日益糾葛難解的政治─經濟網羅。
高度的經貿依存度,使得「經濟」成為中國政府與台灣進行政治協商時的「籌碼」,這在這一波的服貿爭議中特別明顯。由於服貿受到阻擋,推遲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政治協商進程,而從馬政府各種失態的反應來看,這種延遲的壓力顯然是落在馬政府身上。同樣的狀況,也體現在台灣與美國的關係之上,「美牛」議題牽動了包括TIFA、美簽以及軍售議題在內的經貿與政治協商,這都凸顯出過度的「經濟依賴」將導致「政治主體性」的失落之危機。
台灣與中國由於特殊且敏感的雙邊關係,使得許多經貿談判必須在檯面下進行,或用非正式的「會面」來取代「談判」。這一點正是三一八佔領行動後,社運團體堅持「先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再進行服貿協議審查」的原因。「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如果完成立法,它所要監督與規範的便不只是服貿協議,更包括如今張志軍來台與王郁琦的這種會面,或去年海協會會長陳德銘來台與台灣海基會會長林中森的會面。我們抗議的,正是這種在不對等、不公開、不正義的程序下所進行的政治與經濟談判,以及包藏其中的台灣、中國兩岸資本家的合謀、私相授受與劃地分贓。
張志軍訪台所引發的風波,體現台灣人民對近十幾年來我們國家急速與中國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趨同」的焦慮。在過去,中國的意象表現為遙遠而不可見的飛彈與武力恐嚇,如今卻具體地展現為生活領域、生活境況的受威脅。且這樣的過程,有許多竟然就發生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之上:大門緊閉、兩岸政商利益集團秘密協商,完全無法監督制衡。
明確拒斥中國天朝主義
是以,對張志軍的抗議,最終必須要回到幾個核心的價值之上:首先,是台灣與中國在政治上的對等,這涉及具體政治體制的建立與修正,第二是導正過度依賴中國與其他強權的經濟體制,奪回經濟主權,落實國內的分配正義之問題。最後,為了保護台灣自身的文化主體性與內部的弱勢族群,我們應明確地拒斥大中華文化、中國天朝主義的各種包裝現形(如未來可能簽訂的兩岸文化協議)。只有在這些價值得到彰顯的情況下,台灣與中國才可能真正存在互惠、對等的經貿與政治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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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6
林臻嫺 台南地院法官
繼監察院長王建煊先生先提出「廢除監察院」的構想後,反對黨跟著拋出修憲的議題,馬上獲得陳長文先生在媒體上公開支持,並以創設五權憲法的孫文先生倘地下有知,亦不樂見馬總統繼續抱著五權憲法來撞大山之寓言來作論述,令人印象深刻。監察院日前通過監委吳豐山先生的聲明,作為對監院存廢議題的回應,也僅能以「監察『權』之存在對國家有利,但是否仍要設「(監察)『院』可以討論」作為欲振乏力的回應。
顯見,監察院長期以往,功能不佳,大而無當,僅為浪費公帑之「雞肋」機關,是連監察院長自己、朝野立委都看不下去,更遑論任何有使命感的知識份子,及負責納稅供養「高級冗官」的市井小民們。故廢除監院,實已具有相當高度之朝野民間共識存在,致連監委也只能限縮至「捍衛監察『權』」的立場,間接已等同「棄守監察『院』」了。
但馬總統至今,似仍對此一涉及修憲之重大議題無任何積極之回應。關於修憲議題,執政黨發言人僅於近日輕描淡寫,指出依調降投票年齡民調結果顯示「國人對修憲議題缺乏足夠共識」,現在應該拚經濟,不是拚政治,貿然啟動修憲工程,只是徒然浪費龐大社會資源,甚至排擠到重大民生法案等為由,認此次立院臨時會尚非修憲的適當時機。然而,舉「調降投票年齡」之單一民調,欲說服國人目前尚非修憲的適當時機,顯然是無法真正面對問題,只能用掩耳盜鈴、混淆視聽的方式來模糊焦點。
廢院人事節流拚經濟
因為,縱使要拚經濟,為何一定要從爭議甚高的「向外開源」(譬如自經區)來著手,何以不能從已具高度共識的「對內節流」(如廢考監兩院)來開始。畢竟,我國過去已有「凍省」成功的經驗,要再「廢除考監兩院」,想必難度不會太高。
且向外開源的「利弊得失」如何計算,易各說各話,總多爭執,但廢除考監兩院的「經濟效益」,卻只要攤開預算,即一目了然,難起波瀾。而廢除兩院,將監、考兩權回歸原有三權中,透過此一「組織改造」所精簡下來的預算人事費用,拿去支應各縣市營養午餐、老人年金、活化內需,將可造福多少弱勢民眾,也讓將來子孫少些背債危機,這才是真正的「拚經濟、不拚政治」!
此種「節流」式拚經濟法,比起「開源」式拚經濟法,顯然是一個難度門檻不高,且可立竿見影的順風牌,也是具有效能的改革法,如馬總統真能在剩餘任期,透過執政優勢,主導此一議題,順利改制,組織再造,則歷史地位,不待追求,已將落袋,且藉此尚可重新累積一定程度的「信任」政治資本後,要再接力推動任何「開源」改革,亦將事半功倍。
修憲能凝聚人心
雖然,修憲必然會是耗費龐大社會資源的工程,最後成果也可能未能盡如人意,但比起同樣耗費龐大社會資源的政爭、學運、社運、對罵,反而是可以透過「修憲機制」引發的討論,來重新「凝聚台灣民心」、繼續團結向前。
倘是怕一旦開啟修憲工程,議題不斷湧現,不同意見者互相綁架,將更趨複雜化,則亦不妨採分「階段」式,或分「主題」式修憲。第一階段(或主題)可先從「監察」、「考試」權部分,第二階段再修「立法」,或「行政」權。
甚至,「司法」權中,亦有許多涉及憲法層次的改革議題,譬如:現在已經試行中的觀審制如要正式施行全國是否需修憲,以及過去釋字第五三○號留下的司法院審判機關化的問題,及金字塔訴訟架構如何完成改革等,也有許多需要討論的議題,如徒以「拚經濟、不拚政治」為口號,拖完任期,最終一事無成,或徒遭繼任者將來收割成果,又豈能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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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30
賴中強/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召集人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九點,張志軍搭乘的班機剛從中國北京機場起飛,幾位彪形大漢在警察的陪同下踢破桃園諾富特飯店的房門。這個事件是個隱喻,到底門外的人在急什麼,急到不顧正當法律程序、不顧基本人權,必須在張志軍抵台前,以如此粗暴的方式對待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的成員?
馬政府急的是「馬習會」,是政治談判,是要在僅餘的任期內建立「一個中國」原則的超穩定架構,而「王張會」正是要為「馬習會」鋪路,絕對不能讓抗議者再次壞了大事。
建立「終局統一」架構
雖然馬英九曾經承諾洽簽兩岸和平協議前,必須先公投,但是「軍事互信機制」並不在馬承諾公投範圍內。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馬英九接受亞洲週刊專訪表示:「大陸宣布防空識別區,結果跟我們的重疊,因此我公開主張,雙方應該來談重疊區該如何解決,這就不是經濟議題。」同日中央社發布一則耐人尋味的新聞:「陸委會主委王郁琦今天將赴國民黨中常會報告;對大陸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目的,研判陸將藉此倡議兩岸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研判大陸方面仍將藉此進一步推促政治對話,強化以『一中框架』取代『九二共識』,以實質進入兩岸『政治談判』為目標。」
顯然,這是一個高明的新聞與外交操作,兩則訊息加在一起,馬英九向中國政府傳遞的訊息是:同意進行「軍事互信機制」談判,並認知到這是一個關於「一中框架」的政治談判。軍事安全互信是「表」,藉此,確認結束國共內戰敵對狀態,確認「一個中國」原則,建立一個政黨輪替也無法改變的「終局統一」架構,才是「裏」。
無奈,「318公民運動」壞了馬英九的好事。反黑箱服貿行動阻斷了「連胡公報」先經後政的路徑圖,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成了國共密談的路障,而「連服貿都搞不定」,也讓北京開始質疑與馬英九政治談判的有效性。
向馬英九舉紅牌吧!
不死心的馬英九四月九日與美國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視訊會議,依然強調不排除兩岸政治談判。而日前馬英九接受財訊專訪,對於「馬習會」更進一步表示:「兩個地區的領導人碰面,應是很自然…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應該透過高層的會面,能夠把這些概念穩固下來,成為一個超穩定的架構。」馬如此主張,無異接受「一國兩區」,將台灣矮化為「一個中國」下的「區」;並剝奪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賦予台灣人民之自決權利。無獨有偶,此次王張會談兩岸互設辦事處,馬政府強調不是國與國關係,甚至行政院提出的草案名稱竟然是「大陸地區處理兩岸人民往來事務機構在臺灣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條例草案」,其名稱與定位均陷入「一國兩區」的框架。
急躁是談判的大忌,讓談判對手發現自己急躁更是致命的錯誤,馬政府如此急切地要進行馬習會,要與對岸進行政治談判,這本身已經證明馬英九不適合代表台灣人民進行馬習會。看著張志軍淡淡地回覆王郁琦「(馬習會)那要看是誰的一念之間」,心驚之餘,要呼籲國人,無論藍綠,向馬英九舉紅牌吧。馬政府以黑箱決策的方式推進兩岸議程,已經開了六年快車,闖了二十一個紅燈(協議),到此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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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30
樂鍇.祿璞崚岸、陳瑩
交通部公路總局為新建新台九線道路工程,將徵收沿線原住民族山地保留地,目前台東達仁鄉段的土地收購價格,一平方公尺只有六十八元,連個鐵路便當都買不起!族人認為這根本就是傷害居民的生存權和財產權。且先不談徵收價格過低,徵收程序的合法性和土地的正義性,才是整個抗議事件的源頭。
達仁鄉土地自救會表示,公路總局以已行政告知鄉公所為由,未徵得當地原住民同意即逕行先期工程,破壞原住民財產及水源地,引發激烈民怨,更加深相對剝奪感。
土地是族群、文化、歷史的承載體,我們絕不容許政府粗暴行事,以徵地範圍來分化部落族人,以徵地價格污衊部落族人對土地的情感。我們強烈要求交通部遵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廿一條的規定,土地開發應諮詢並取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政府也應儘速針對原住民族山地保留地的特殊性,統一訂定合理的地價辦法,以避免類似的事件再發生。另外,工程環境評估應取得在地原住民的參與,並針對工程對在地人文、文化及產業的影響重新做評估。最後,我們期待行政院能整體規劃部落的經濟產業,讓族人能回到部落永續發展。(作者分別為成功大學助理教授,排灣族;前立委,卑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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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30
◎ 林金忠
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臨時取消行程匆匆離台,被解讀為「台灣人民的激烈抗議程度超乎他的想像」,但是如果張此行目的是「要了解台獨在台灣的共識程度,以作為擬定下階段統戰新策略的依據」,那麼他的任務不就是已經提早達成了嗎?
當台南市長賴清德在中國公開表達「台獨已經是台灣的共識」、「在民進黨創立之前台獨就已經存在」的話時,合理推測中共已經清楚:即使民進黨真的凍結了台獨黨綱、就算民進黨真的離台灣人民越來越遠,甚至民進黨最後真的被人民唾棄而消失在台灣政壇,也沒有辦法阻止台灣人民追求獨立自主的強烈信念!這次對張志軍的抗議行動,民進黨並未參與,甚至可說置身事外,然而處處可聞的台灣獨立聲浪,一波比一波激烈的抗議行動,已足以讓張志軍驗證「台獨是台灣的共識」了!
既已達成任務,張志軍其餘的花拳繡腿表面工夫,當然能省則省,提早回京交差了!(作者為大學講師,雲林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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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30
◎ 黃居正
就在欽差大臣張志軍遊台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出招了,向聯合國秘書處提交名為「九八一鑽井平台作業:越南的挑釁和中國的立場」的照會。這個照會並不單純,它除了是依憲章第三十五條提請安理會及聯大解決爭端的要求外,還有向一九四個會員國宣告領土主權的意思。如果周邊或關係國對聲明內容沒有反對,在國際法上就會開始形成有效管領領土的效果。
為主張西沙及附屬島嶼為中國領土,「九八一鑽井平台作業」照會引用了一九五八年拜託蘇聯老大哥在聯大提出的「領海聲明」,作為附件。除主張十二浬領海,「領海聲明」還說「台灣及其周圍各島、澎湖列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領土」。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不了聯合國,求蘇聯代向世界各國主張領海,可以理解。可是到今天什麼都有了,幹嘛還回頭拿出一九五八年的舊文件?其實是項莊舞劍;明知南海主權聲明只要有人反對,就不會成功,但卻反對不到附件,即可藉此正式以中國國家合法代表之地位,再次向世界各國主張,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
面對如此極度惡意的行動,台灣外交部卻是裝聾作啞。首先派兩司長不耐煩表示當年已在聯大加以否決,不必回應。十天後才跳針聲明不接受中國錯誤主張,因為「自抗戰勝利後,台澎金馬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正式收復回歸中華民國統治,中華民國政府享有的主權地位非常明確」。然而,這個看似嚴正的立場,其實隱藏了更致命的錯誤。
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已依一九七一年聯大二七五八號決議繼承中華民國,取得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權,若繼續宣稱台灣在一九四五年後已由中華民國政府合法統治,依政府繼承原則,一九七一年後,台灣的領土主權將由合法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因此外交部不但沒有否認,反而是正式承認了中國的主張。
其次,台灣既非聯合國會員,也不是國際法主體,沒有合法提出反對的能力,外交部的聲明根本沒用。應該仿效一九五八年的中國,動員友邦會員國或遊說美、日,在聯大代為提出反對,可是外交部什麼都沒做。
中國在國際上對台灣大打法律戰,島內又有無恥官僚與警政公安二軍配合文攻武嚇,可以說是裡應外合,共謀內亂外患。台灣人民難道還要繼續忍耐,成為中國的甕中鱉、俎上肉?
(作者為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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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30
◎ 路懷宣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訪台遭遍地開花的民眾嗆聲,正在北京的中華民國台北市長郝龍斌竟然說台灣人都有「祖國拋棄了我們」的感受,中國應以「同理心」了解。不知道郝龍斌他們國民黨的祖公蔣介石聽了這番話,會不會氣得從慈湖陵寢中爬出來痛罵郝龍斌「通匪叛國」?
蔣介石從中國流亡到了台灣之後,不是天天告訴他們這些國民黨奴,要「漢賊不兩立」,只有「一個祖國」,就是「中華民國」?怎麼搞到了郝龍斌等這些東西,他們的祖國突然就變成了「共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更可惡的是,明明台灣人民抗議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併吞台灣的惡霸心態,卻被郝龍斌顛倒黑白,胡扯成什麼「祖國拋棄」?所以郝龍斌的意思,是希望把他拋棄的祖國,趕快將他「資源回收」,看看能不能「再被利用」撈點好處?
台灣人民如不覺醒,將這些咬布袋的老鼠趕出台灣,則中國騎在大家頭上當「祖」公的日子就不遠了!
(作者業商,新北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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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30
魏揚/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總召
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來台四天,引發遍地烽火,從桃園機場、諾富特飯店、汐止、淡水、烏來到高雄以及鹿港等地,台灣人民可說是如影隨形地緊跟張志軍行程,甚至出現了許多高張力、高衝突的場面。然而,到底為什麼一個中國的特使來台,會引起台灣社會這麼大的反彈?難道真的只是因為台灣人民「恐中」、「仇中」?
重新召喚台灣失落的主體
張志軍來台,背後凸顯出台灣社會近幾年來的一大危機,即台灣在政治與經濟上日益仰賴中國,而這已經進一步危及台灣的經濟自主性、政治主體性與文化多元性。經濟自主性指的是台灣的對外經貿與國內產業由於錯誤的產業與經貿政策,逐漸無法擺脫中國而獨立自給自足,這使得台灣政府在許多對內與對外的政策制定上飽受牽制。而在日益緊密的兩岸經貿往來之下,一個值得注意的悲劇就是台灣自然環境與多元文化被深刻地侵蝕破壞,這一點體現在東海岸的自然景觀與原住民傳統領域,在地文化於這幾年間,因急速膨脹的中客觀光、中資投資不動產與中資實質併購觀光旅遊業等因素,而被劇烈破壞。
台灣對中國的加速傾斜,其中一個指標性的時間點是二○○八年中國海基會會長陳雲林來台,點燃當時台灣人民對甫上任的馬英九政府傾中之疑慮,上萬人民走上街頭示威抗議。而國家為了保護陳雲林而執法過當,引發警民衝突,作為近幾年學運濫觴的「野草莓學運」於焉展開。如今,台灣歷經因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爭議而起的三一八佔領立院運動,整體社會對所謂的「中國因素」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如果再加上從前年開始的「反媒體壟斷運動」,我們會發現,這些年來不斷潛伏人民心中的一個主要深層焦慮,正是中國資本用各種方式對台灣經濟、社會,乃至於文化與政治領域展開攻勢。
然而,如果對中國的焦慮仍停留在過去的想像,例如武力侵台、中國勞工大舉來台、間諜洩密等的話,我認為其實無法準確捕捉到關鍵問題所在。中國對台灣的政治意圖,已逐漸從過去的「文攻武嚇」,轉為更為幽微、細緻的經濟吸納與吞併,這表現在台灣對中國在這十幾年來急速飆升的貿易依存度,以及許多台灣大型企業、資本家與中國日益緊密的投資關係。台灣近幾年來的對外貿易尤其依賴中國,一九八九年台灣對中國、香港、澳門的貿易額度僅佔整體八%,然而到了二○一二年,卻高達二十八.七%,且對中、港、澳的出口額更是佔總出口額的三十九.五%。這是一個長久以往的結構性問題,事實上早在二○○八年之前的民進黨執政時期,台灣對中國的投資、經濟依存度便開始飆高,這一方面與全球經濟趨勢、中國自身經濟政策有關。另一方面,對台灣而言則造成了台灣、中國之間日益糾葛難解的政治─經濟網羅。
高度的經貿依存度,使得「經濟」成為中國政府與台灣進行政治協商時的「籌碼」,這在這一波的服貿爭議中特別明顯。由於服貿受到阻擋,推遲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政治協商進程,而從馬政府各種失態的反應來看,這種延遲的壓力顯然是落在馬政府身上。同樣的狀況,也體現在台灣與美國的關係之上,「美牛」議題牽動了包括TIFA、美簽以及軍售議題在內的經貿與政治協商,這都凸顯出過度的「經濟依賴」將導致「政治主體性」的失落之危機。
台灣與中國由於特殊且敏感的雙邊關係,使得許多經貿談判必須在檯面下進行,或用非正式的「會面」來取代「談判」。這一點正是三一八佔領行動後,社運團體堅持「先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再進行服貿協議審查」的原因。「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如果完成立法,它所要監督與規範的便不只是服貿協議,更包括如今張志軍來台與王郁琦的這種會面,或去年海協會會長陳德銘來台與台灣海基會會長林中森的會面。我們抗議的,正是這種在不對等、不公開、不正義的程序下所進行的政治與經濟談判,以及包藏其中的台灣、中國兩岸資本家的合謀、私相授受與劃地分贓。
張志軍訪台所引發的風波,體現台灣人民對近十幾年來我們國家急速與中國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趨同」的焦慮。在過去,中國的意象表現為遙遠而不可見的飛彈與武力恐嚇,如今卻具體地展現為生活領域、生活境況的受威脅。且這樣的過程,有許多竟然就發生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之上:大門緊閉、兩岸政商利益集團秘密協商,完全無法監督制衡。
明確拒斥中國天朝主義
是以,對張志軍的抗議,最終必須要回到幾個核心的價值之上:首先,是台灣與中國在政治上的對等,這涉及具體政治體制的建立與修正,第二是導正過度依賴中國與其他強權的經濟體制,奪回經濟主權,落實國內的分配正義之問題。最後,為了保護台灣自身的文化主體性與內部的弱勢族群,我們應明確地拒斥大中華文化、中國天朝主義的各種包裝現形(如未來可能簽訂的兩岸文化協議)。只有在這些價值得到彰顯的情況下,台灣與中國才可能真正存在互惠、對等的經貿與政治往來。

高官退將都沒用 里長成統戰目標

2016-07-26 06:00

◎ 黃子維

 

 

 

一三三位北市里長赴上海進行交流,卻傳出有里長在餐會中高舉「中國統一是責任」的大字報。表面上看似中共統戰手法更進一步,但其實一體兩面,同時也是展現台灣民主力量的可貴,無須自我唱衰。

北市里長聯誼總會赴上海交流,19日餐會現場,多名里長與上海台辦招待人員拿「中國統一是責任」字報合照。(與會人員提供)

此團行程六天五夜,每位里長僅須自費一萬五,其餘則由上海國台辦提供落地招待。基於「平等互惠」原則,要說中方出錢卻沒有藉機籠絡的意圖,未免太過天真。不過,值得思考的是,為何中共需要招待里長?過去招待卸任高官與退役將領還不夠嗎?

 

從二○○五年「連胡會」開始,直到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爆發,這十年間中共都以掌握少數台灣政商權貴,建立兩岸買辦網絡為對台工作核心。以為只要搞定某些人,或是某些黨,就可以搞定台灣。然而,此策略隨著國民黨近年選舉接連大敗,已成明日黃花。

 

事實上,中共對台工作要「入島入戶」,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都不是新聞。但或許是民主基因的「先天性缺乏」,導致中共過去遲遲不願面對台灣喜愛自由、堅持民主的主流民意。然而,今天會以里長團取代往常的高官團與退將團,就是中共終於認清面對台灣基層民意的重要性。

 

總結而言,台灣社會的多元發展與進步價值是面對中共統戰的最佳武器。與其擔心廣大基層被統戰,真正要提防的還是少數關鍵人士的為虎作倀。至於里長團爭議,無須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里政事務也不涉國家機密。縱有少數里長真的主張統一,選舉時自會受到檢驗制衡。

 

(作者為美國佛萊契爾外交暨法律學院碩士,新北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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