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花 一張票 一個希望
◎ 司馬慕群
學運有其知識份子特有的理想與堅持，例如避免與政黨畫上等號，以及不接受財團或企業的金援等。但假設阻擋黑箱服貿為其最終目的，那麼他們肩上的擔子則比自己想像還要重，甚至遠遠超過「學運」的範疇。因為從目前馬政府與學子們的僵局來看，想透過對話來改變現況並不樂觀，那麼近期內的「最終戰場」或許落在年底的選舉，用選票來具體呈現台灣的公民意志。
倘若以年底的選舉為反黑箱服貿的「最終戰場」，那麼不論這些學生在未來是否還能堅守國會，目前所進行的「學運」就必須轉型，即開始與政治、社會團體作實質的結盟，並且開闢更多的抗爭場域（藝文界、學術界、宗教界、勞工界、工商業界等），爭取社會大眾更深的認同。最重要的是不能懼怕被扣上「親綠」的帽子，因為至少民進黨與台聯在反對黑箱服貿上與太陽花具有一致的理念，並且能夠在選舉時推出屬於自己的候選人。簡單來說，當一位公民在年底只能用一張選票來反對黑箱服貿時，基本上還是只有兩種選擇，但相信應該不會是現在漠視民意至極的那個黨。
太陽花學運確實風起雲湧，但如果後繼乏力，則很有可能在不久後即煙消雲散，逐漸被媒體與社會大眾所淡忘。目前這些學生仍舊是焦點，並且具備一定程度的號召力，希望他們能以年底的選舉為考量，並且以智慧與政治連結，為台灣打一場規模更大的仗。因為太陽花一旦被淡忘，逝去的不只是這些孩子的故事，更是台灣對抗獨裁與併吞的希望。
（作者為歷史學博士）
◎ 林若凱
國家機器用媒體抹黑我們，對我們進行不實報導，又故意分化學生「貴族區」、「賤民區」。剛好本人就坐在「賤民區」，可是我不以為然，因為我自認內心高貴純潔剛毅，我們露宿街頭是為了捍衛自己的國家主權和理念，貫徹自己的意志。
接著司法恫嚇，從解嚴後史無前例地偵辦學生，發了二○五張傳票給立院靜坐的「貴族區」學生，這些傳票都會由學生家長簽收，明知父母收到會何其不捨，鐵定會力勸孩子回家，這將會造成多少家庭衝突撕裂。然後又匪夷所思的以「強佔公署」罪名扣在學生頭上，這在戒嚴時期是唯一死刑，但我們卻只能慶幸活在這解嚴時代，否則你這恫嚇一定嚇死不少人，尤其是我們的父母。
黑道恐嚇，由竹聯幫白狼先生帶領的反反服貿來到立法院嗆聲，甚至在眾目睽睽下公然毆打學生，還講一些不堪入耳糟蹋許多台灣人的穢語，臨走前還恐嚇會不定時來立院看看，以及從抗議至今每天都有飆車族拿刀或放鞭炮來挑釁，但政府卻放任他們在大庭廣眾之下逞兇鬥狠。
還有廣發負面文宣醜化林飛帆和陳為廷，且內附一百元現金，以上種種的文攻武嚇，威脅利誘，甚至行政院的鎮壓事件，都讓我們真正領略到父母口中的美麗島事件，警察是如何「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如同我們這次的「拍拍肩膀，柔性勸離」般，就因為都是一丘之貉，才會有異曲同工之妙吧！
（作者為佛光大學管理系碩士生）
◎ 許恒達
近日因服貿協議爭議，爆發大學生佔領立法院的事件。國會殿堂被青年學子佔領，不論從政治空間或人際關係來看，都是一件非比尋常的大事，不過這件具有高度政治意義之事，卻在若干媒體報導中被理解為破壞公物、擾亂秩序的負面事實，甚至還有報導指出，立法院迄今損失一億元，未來必追究相關刑責。
姑且不論報導本身是否中立，應該思考的是：當社會中被壓制的階級開始起身反抗時，本來就得採取非依既定秩序的社會行動，如果期待反抗的社會行動符合當權者的秩序期待，反抗能量必然已被吸納入主流力道中，成為秩序展現柔軟權力的對話樣板，試想中國人大殿堂裡的非共黨委員，全都是秩序揭露兼容並蓄的美好偽裝。換言之，任何社會運動必然採取反抗、超脫秩序預期的抗爭手法，這是社會運動的宿命，也是社會運動能翻轉壓抑結構的憑藉，問題在於：如果他們牴觸刑法規定，是否也要承擔刑責？
刑法哲學家賴特布魯在一九二二年寫成德國刑法典修正建議案時，提到一些形式上違反刑法，但出於服從政治信念而犯罪的「確信犯」，賴氏認為確信犯應享有刑罰優惠。賴氏想法雖然未成為德國刑法條文，但尊重不同政治觀點的理念早被接納，也發展為刑法減免責事由。
從這段百年前彼邦簡史反思我們的時空，刑法本身承載社會容忍底限的制裁任務，但為推動社會多元與進展，任何人均不可因觀感而決定社會底限，尤其當社會運動推進新觀念時，刑法應該退縮、讓步，不可成為既得利益者壓制多元意見的工具，不論刑法理論應該排除違法或責任，這些為我們挺身而出的青年只要出於政治意見表達目的，對抗當權者的反民主措施，縱然造成財產損害或秩序困擾，仍然是我們應該容許、接納的雜音。一億元損失或許很高，但遠比不過自由民主的無形價值。
（作者為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昔日放野火 今日為馬作倀
◎ 陳師孟
龍應台跳出來批評學運，說學生們的外在表現令人嘆為觀止，但內在思想則「非常薄弱」又「充滿矛盾」，應退出立院。
她稱讚學生的組織行動、卻抨擊他們的思考邏輯，好像有褒有貶、公正持平，其實是在嘲諷學運華而不實、本末倒置，因為任何有意義的社會運動，必定是思想化為行動，而非行動主導思想。批評別人「行動巨人、思想侏儒」，遠比「思想巨人、行動侏儒」更為惡毒。
林飛帆在「黑潮之夜」說出：「佔領立院的意義不在行動，而在於對民主政治的深層反省」，龍應台充耳不聞。她在意的是佔領立院破壞了「法治」與「程序正義」；既然你們不知守法、不講程序正義，就沒有資格抗爭。
民主從何而來？古今中外，民主無一不是由威權轉型而來；轉型又如何發生？幾乎無一不是在人民挺身抵抗威權的行動下發生。一九八九年捷克的「天鵝絨革命」，若不是學生違法示威、勞工違法罷工，哈維爾能取代共產政權嗎？近幾年中東與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若年輕人沒有違法挑戰軍警，獨裁者會自動讓位嗎？或許龍應台會說「國情不同」，那麼「同文同種」的孫中山十一次非法武力革命，該怎麼說？誠然，台灣已經不是一般定義下的獨裁政權，但中國國民黨的一黨獨大、徹底顛覆了權力制衡的民主屏障，比捷克共黨好多少？而馬英九的專斷獨行，向野心中國卑躬屈膝，比突尼西亞獨裁者又好多少？
在高壓政治下，要求人民遵守威權訂定的法律與程序，永遠是保守反動勢力維護其政權既得利益的「遮羞布」。其實所謂「程序正義」，是針對擁有國家機器的行政、立法與司法機關而言，執政者除了應保障人民的實質正義之外，不可藉公權力的行使，而在程序上濫用不對等的手段，可知「程序正義」並不加諸居於弱勢的人民。譬如說兩蔣時代箝制自由的「出版法」、「集遊法」、「刑法一百條」等，本身就是抗爭目標，不能違反個屁！在台灣民主崩危之際，要求學運依循遊戲規則，等於要人民把非暴力抵抗權自行繳械，任憑國家制式暴力肆虐，這不叫「程序正義」、叫「為虎作倀」。
村上春樹在二○○九年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時說：「一顆雞蛋擲向巨牆，不論雞蛋多錯，巨牆多對，我會選擇站在雞蛋這邊。」龍應台，妳懂嗎？
（作者為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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