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鹿素行1622年-1685年江戶時代前期的儒學者和兵學者。父親為浪人山鹿貞以。古學派始祖-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進行了全面的闡述。著有《武教全書》、《武家事記》、《兵法問答》等書，在日本被稱為「國人道德的權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諦」1656年著《武教小學》、《武教要録》、《武教全書》，開創了山鹿流兵學。膾炙人口的「山鹿流之陣太鼓」1665年他批判朱子學對儒家經典的詮釋，提出了直接向周公、孔子學習的聖教，著《聖教要錄》。書中大肆批判孔子以後的宋儒為異端 @ 姜朝鳳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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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鹿素行（元和8年8月16日（1622年9月21日）－貞享2年9月26日（1685年10月23日）），江戶時代前期的儒學者和兵學者。父親為浪人山鹿貞以。古學派始祖。本名高祐。字子敬、又稱甚五右衛門。
山鹿素行汲取了中國儒家思想的養份，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進行了全面的闡述。著有《武教全書》、《武家事記》、《兵法問答》等書，在日本被稱為「國人道德的權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諦」。
經歷
出生於陸奧國（後來的岩代國）會津（今福島縣會津若松市）。1628年（寬永5年）、6歲離開江戶。1630年（寬永7年）9歲之時拜入大學頭林羅山門下學習朱子學，15歲開始在小幡景憲和北條氏長處學習兵學、在廣田坦齋處學習神道，此外還學習歌學等各種各樣的學問。
1656年著《武教小學》、《武教要録》、《武教全書》，開創了山鹿流兵學。膾炙人口的「山鹿流之陣太鼓」也是從山鹿素行的兵學中衍生出的。1665年他批判朱子學對儒家經典的詮釋，提出了直接向周公、孔子學習的聖教，著《聖教要錄》。書中大肆批判孔子以後的宋儒為異端。此時雖然林羅山已過世，其說仍被奉為幕府官學，且由林羅山子孫主宰。因此山鹿素行被人怨恨，自以為犯下死罪，而向當時擔任安房守一職的北條氏長寫信道：
蒙當二千歲之今，大明周公孔子之道，猶欲糾吾於天下，開板聖教要錄之處，當時俗學腐儒，不修身、不勤忠孝。況天下國家之用，聊不知之，故於吾語，無一句之可論，無一言之可糾。或假權貪利，或構讒而追蹤，世皆不知之，專任人口而傳虛，不正實否，不詳其書，不究其理，強嘲書罪我，於是我始安，我言之大道無疑，天下無辨之。夫罪我者，罪周公孔子之道也，我可罪而道不可罪。罪聖人之道者，時世之誤也。古今天下之公論不可循。凡知道之輩，必逢天災。其先蹤尤多，乾坤倒覆，日月失光。唯怨生今世，而殘時代之誤於末代，是臣之罪也，誠惶頓首。
1666年他被信奉朱子學的會津藩主保科正之流放到播磨國赤穗藩，教導赤穂藩士。元祿赤穗事件中的大石良雄也是其門人之一。1675年（延寶3年）被准許回到江戶教授兵法，影響了吉田松陰等人。松陰自稱「自幼就以山鹿氏之兵學為業，以武士道為心要，以死為常心。」其著《武教全書講錄》，一開始就說：如果希望懂道，就請接受山鹿先生的教導，自古至今，該讀的書有那麼多，而我特別信任素行先生。
1685年山鹿素行去世、享年63歲。墓所為位於東京都新宿區辯天町1番地的曹洞宗宗參寺。
名言：「常の勝敗は現在なり」（有上下文）
古學思想
山鹿素行早年祖述宋學，晚年宣揚尊信儒家古典的古學，形成『儒學道統論』，主張儒學始於伏羲、神農，次則天生仲尼以身立教，是儒道之宗、綱常之主。「孔子沒而聖人之統殆盡。」孔子之後如曾子、子思、孟子於孔子已不可企望。批評宋程朱等道學為陽儒陰異端，主張回歸孔子之前儒學，並自命是繼孔子之後的道統正傳。[1]山鹿素行自稱「以周公、孔子為師，而不以漢、唐、宋、明諸儒為師。」[2]
他宣揚武士要明心術，盡忠主君，自覺實踐人倫之道，嚴守日常生活禮儀，以儒學道德倫理解釋武士道。山鹿素行認為武士的職分就在於輔助君主統治農工商三民：「士不可不備文武之德知。然則形為劍戟弓馬之用，內務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婦之道，文道為心，武備調外，三民自然以是為師，以是為貴，從其教而知其本末。」他認為武士道的最高準則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他強調「常把死放在心上」。在《山鹿語類•士談》中他這樣說道:「能勤而安命乃大丈夫之心也。匹夫在於常將死放在心上，盡職盡分，勤而安命。如果常把死放在心上，就不會受任何事的干擾，在各種場合履行其職分，不把死放在心上就是膽小鬼。」他提倡「以人倫之道的自覺為根本，進而以在天下實現人倫之道為武士職分的思想」。
他認為君臣上下的差別「非以力而成，乃天地自然之儀則」，主張「主君之惡縱如夏桀殷紂，而下無蔑上之道。」山鹿素行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要日本以「中國心」來立國。其依據為《日本書紀》，書中言道：本朝正當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國。中國，北據高山，南窺大海，山海之間，平原開闊，河海可用。因此，中國漕運便利，往來如一家，沒有互相敵對，制度文物發達，沒有必要像支那那樣設長城而防夷狄，也不可能為夷狄所征服。而外朝，就是在支那，王朝更迭頻繁，有幾次還是夷狄入侵為王。春秋時代二百四十餘年，期間，臣下起而弒君者，竟有二十五次。唯有我中國，自開國以來以至於今日，天之神以來的皇統未曾變過，弒天皇之叛逆沒有幾次，被夷狄入侵之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有。他主張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以便維護萬世一系的「國體」。他在《中朝事實》中主張皇統一貫『日本主義』，認為日本比萬國優越，對後世影響很大。[3]
山鹿素行主張「誠」是從內心中湧出的不可抑制的「情」，而且認為「誠」須力行。他認為「道」是「人人不得已而須力行之誠。」「予吁已之謂誠，純一無雜，古今上下不可易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聖教未嘗不以誠，道也、德也、仁義也、禮樂也。」他認為"誠"也不是只求情之"誠"、"實"、"直"或放於情而行，行要守禮，受禮制約的「不得已之誠。」朱舜水曾與山鹿素行有過交往，其經世實用之學對山鹿素行有所影響。[4]朱舜水在送給他的《子敬箴——為山鹿素行軒作》中稱讚他說：
問學如何？徵乎素行。素行如何？希賢希聖。匪敢僭逾，勉承來命。堯舜可為，人皆此性。儒道非難，善至德盛懿美。內涵聞望，外會文武張弛。維人無竟，溫恭誠允，端莊彰正，不在他求，是在子敬。
為子敬山鹿翰史、藤姓高興其名也，別號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