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台北時報》(Taipei Times)副主編的寇謐將(J. Michael Cole)，4日、5日在英國諾丁漢大學的中國政策部落格發表〈反駁台灣太陽花運動的傳言〉、〈若要了解世界，你必須走進世界裡〉兩篇文章，駁斥太陽花運動是民進黨在背後主導的陰謀，並犀利指出西方的台灣專家、國際媒體、外交圈，都應該重做功課。
根據發表在臉書專頁、太陽花運動國際部王年愷提供的譯文，寇謐將表示，「事實上，政府大可以明天把整個民進黨關到牢裡，但太陽花運動幾乎不會受到任何影響。如果我們不認清這一點，就會無法理解這個運動有多麼強韌、有多麼深厚。」
寇謐將指出，「台灣的政府官員和台灣媒體應該要好好反省才對，但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立場，或只是單純懶惰沒發現，反而當作沒看到事實。」
而「外國的媒體和學者之所以會把事情搞錯，要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好好留意，就是因為他們憑靠的記者和新聞編輯沒有做好工作、忽略台灣境內的重大發展所致。許多外籍人士對於公民社會動員的事興趣缺缺，也因此早就惡名昭彰了；偏偏公民運動在這兩年內又不斷擴大。」
寇謐將認為，面對不斷升高的壓力，以及對政府在諸多議題上直接忽略民主程序，甚至公然違法的不滿情緒，佔領行動只不過是合情合理的下一步而已。「我們這些學者和記者當中，有些人試圖向全世界發出這個潛在危機的警訊，但外國媒體的編輯卻只告訴我們，台灣島上的事情太像『戰略式棒球』，需要注意太多瑣碎的細節。」
寇謐將舉美國AIT理事卜道維(David Brown)為例來說明，他有消息指出，卜道維大概7年沒來過台灣。寇謐將認為，「卜道維並不是以美國在台協會的名義投書的，畢竟他只是其中的一位理事而已，他也不是領馬英九政府的錢的打手。他只不過是在沒有完全理解整個情境之下，就把自己捲進一個非常複雜的議題裡。」
寇謐將表示，美國政府並沒有要在暗中抹黑太陽花學運。但是「華府內部反對民進黨的偏見，常常會強化他們既有的認知，進而又強化他們對複雜議題（像是現在佔領立法院行動）的看法。對太陽花運動和支持者不幸的是，這樣的認知成見是一個障礙，因為他們通常會被視為跟民進黨同一類。」
寇謐將也認為史汀生中心的容安瀾(Alan Romberg)對自己討論的議題一知半解。容安瀾於1日的《尼爾森報告》中，比較能接納這次的學生運動，但他還是對於他們的行動方式有所保留。寇謐將表示，這是因為容安瀾缺乏佔領行動發生前後的脈絡。
在占領行動前2年，「公民社會、學者、非政府組織、律師等等採用了所有和平、民主的方式，除了試圖對付備受爭議的服貿協定外，還要因應許多其他的議題，包括居民被迫遷，以及義務役士兵被凌虐等等。他們採用理性、非佔領的手段，得到的卻是政府漠視、荒腔走板的公聽會、警盾、法院傳票，和罰鍰。」
因此，「下一步要不是直接投降，就『非得是讓戰火升高』不可了。」而佔領行動不到2個月前的1月25日，一位41歲的卡車司機把他的35噸卡車撞進總統府，正是戰火升高的跡象。
寇謐將犀利指出，「行政與立法機關的運作不再，民主治理的機制，亦不再受到當初賦予官員權力的人民之信任。這當中包括據稱策畫學生佔領行動的民進黨，不過事實上，民進黨根本沒有關心近年來的公民社會運動。」
寇謐將呼籲國際社會：去真正理解台灣青年的聲音是什麼，以及為什麼會發聲。「虛有其表的陰謀論或無腦複誦官方媒體，以後都不能再出現；如果陰謀論或重複官媒之事仍舊出現，問題就不可能解決。台灣專家和國際媒體該重新做功課了。」
寇謐將在隔天的文章中繼續火力全開，他指出在過去兩年他一直關切社會運動，也預見衝突不可能避免。只要有人問起，就會盡可能說明，其中包含被共產黨踢出中國的《紐約時報》記者王霜舟(Austin Ramzy)，而這次王霜舟就為《紐約時報》寫了好幾篇關於太陽花運動的好文章，這對台灣的幫助很大。
但是寇謐將影射指出，美國在了解台灣真實民情上，狀況特別糟糕，「由於這個國家長年以來在台灣海峽身居要角，該國的官員也通常最愛評論台灣的事情，偏偏這次他們完全錯失良機。」「這種心態有一個非常危險的後果：針對國外各種發展極為複雜的事件，這個重要的國家所做出的決定，其根據常常只是膚淺的報導，或是更膚淺的認知而已。」
2014年4月4日
反駁台灣太陽花運動的傳言
寇謐將（J. Michael Cole）
「當事實不足時，就採用陰謀論。」對於學運人士佔領立法院（今天已是第18天）的行動，許多外籍分析人士和台灣政府都採用這樣的方式，試圖加以解釋；更重要的是，他們也用這樣的方式，試圖著手處理這個事件。
根據官方的說法，從3月18日晚間採用前所未見的手法，開始佔領立法院的太陽花運動，是憑空浮現的。自從台灣與中國在2013年6月簽訂飽受爭議的服貿協議之後，立法院內在接下來幾個月期間陷入叫囂和胡鬧，更偶有肢體衝突；後來，身為民進黨手下的青年運動份子爬過圍牆、躲過警察，闖入立法院。學生領袖和學者把立法院議場內外貼滿標語、旗幟和海報；他們只不過是民進黨邪惡陰謀的延續，而這個陰謀唯一的目標，就是要防止服貿協議通過。由於國民黨佔立法院內多數席次，民進黨無法反擊，因此民進黨採用違背民主的作法和「暴民統治」，試圖打擊政府的政策。
對許多人來說，太陽花運動太突然、太有組織了，不可能沒有架構存在，也因此有一位國民黨立委用一個非常不幸的譬喻，將抗議人士與蓋達組織相比。也因此，政府官員、媒體，和國外觀察人士才會相信，這一切都是民進黨主導的。只有主要反對黨才有人脈和金錢來達成這件事；這之後又引發隔條街的行政院短暫被佔領。
至少，官方的說法是這樣子的。
不過，這個論點有個問題：這徹徹底底錯了。事實上，政府大可以明天把整個民進黨關到牢裡，但太陽花運動幾乎不會受到任何影響。如果我們不認清這一點，就會無法理解這個運動有多麼強韌、有多麼深厚。台灣的政府官員和台灣媒體應該要好好反省才對，但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立場，或只是單純懶惰沒發現，反而當作沒看到事實。外國的媒體和學者之所以會把事情搞錯，要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好好留意，就是因為他們憑靠的記者和新聞編輯沒有做好工作、忽略台灣境內的重大發展所致。許多外籍人士對於公民社會動員的事興趣缺缺，也因此早就惡名昭彰了；偏偏公民運動在這兩年內又不斷擴大。
這兩年內種種社會運動層出不窮；對於我們有實際報導這些社會運動的人來說，3月18日的事件和後續的危機可以說是無可避免、一定會發生的。面對不斷升高的壓力，以及對政府在諸多議題上直接忽略民主程序，甚至公然違法的不滿情緒，佔領行動只不過是合情合理的下一步而已。我們這些學者和記者當中，有些人試圖向全世界發出這個潛在危機的警訊，但外國媒體的編輯卻只告訴我們，台灣島上的事情太像「戰略式棒球」，需要注意太多瑣碎的細節。撇開極少的例外不論，美國的媒體和學者對台灣內部發生的事情特別不感興趣；這箇中緣由留待日後專文分析。歐洲人比較想要知道；這可能反映出舊世界裡有更強烈的反抗傳統，或是他們了解台灣的歷史並不是在1980年代末期民主化後就停下來了。
這樣看來，也難怪美國的台灣專家在評論太陽花運動造成的危機時，他們壓根兒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只能利用官方的資訊，和採信陰謀論的說法。一個絕佳的例子，就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者、美國在台協會理事卜道維（David Brown）的評論。他在回應民進黨立委蕭美琴的公開信時，對學運沒什麼好話可以說。卜道維在3月28投書給《尼爾森報告》時說：「學生當晚就佔領立法院，反應之迅速令人稱奇。國民黨指稱這場行動是民進黨煽動所致，許多人也相信這種說法。不具名的民進黨政治人物據傳當晚稍後就到達現場；而民進黨黨方第二天也認可立委的行動，更鼓勵所有的黨員支持學生的非法佔領行動。」他繼續寫道：「與其讓民進黨黨團負責繼續阻擋服貿協議的審議，假如由學生來做這件事，對民進黨不正好是一件好事嗎？……只要事情攸關民進黨的利益，或是可以被民進黨拿來當成選舉動員的工具時，民進黨會無所不用其極來阻擋多數人的意見。」
卜道維的意見，當然在正反兩方引起非常不一樣的反應。支持政府的媒體說，這證明美國在台協會（又引伸為美國政府）不支持這次學生主導的運動。從另一方面來說，這證實了卜道維拿了國民黨的錢，或是美國在台協會私下要對付民進黨。事實上，兩邊都說錯了。卜道維並不是以美國在台協會的名義投書的，畢竟他只是其中的一位理事而已，他也不是領馬英九政府的錢的打手。他只不過是在沒有完全理解整個情境之下，就把自己捲進一個非常複雜的議題裡。這能怪他嗎？畢竟，他所憑靠的媒體消息，常常連立法院和行政院都分不清楚。不過，我有消息指出，卜道維大概七年沒來過台灣；可悲的是，被公認為台灣政治專家的學者中，有不少都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美國政府並沒有要在暗中抹黑太陽花學運。不過，這當然不是說華府高層沒有自己的偏好和成見；且見2011年9月蔡英文訪美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很粗糙地讓內部消息洩露給《金融時報》，或是前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包道格（Douglas Paal）在台灣2012年選舉時，對泛藍媒體說了不恰當的話。事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華府內部反對民進黨的偏見，常常會強化他們既有的認知，進而又強化他們對複雜議題（像是現在佔領立法院行動）的看法。對太陽花運動和支持者不幸的是，這樣的認知成見是一個障礙，因為他們通常會被視為跟民進黨同一類。
幾天之後，史汀生中心的容安瀾（Alan Romberg）也投入戰局，提出他的意見；這刊登在4月1日的《尼爾森報告》裡。容安瀾雖然比較能接納這次的學生運動，但他還是對於他們的行動方式有所保留。
他寫道：「我們必須認真看待學生所擔憂之事，不應略而不見。學生強烈關注這個議題，並能採取明顯的措施，這是值得稱許之事，而且也展現出台灣的民主力量有多強。」但批評隨後就來了：「在此同時，雖然我身為美國人，非常重視言論自由，但我不贊同任何干擾政府運作的行動，不論是在立法院或行政院皆然；對於學生被鼓動要採用這種方式的任何說法，我都覺得相當讓人惋惜。」
容安瀾跟卜道維一樣，都對自己所討論的議題一知半解。從容安瀾的立場來說，他缺乏的是讓佔領行動發生的前後脈絡，而若要對此有所認知，又必須了解佔領行動之前兩年發生了哪些事。在這段期間內，公民社會、學者、非政府組織、律師等等採用了所有和平、民主的方式，除了試圖對付備受爭議的服貿協議外，還要因應許多其他的議題，包括居民被迫遷，以及義務役士兵被凌虐等等。他們採用理性、非佔領的手段，得到的卻是政府漠視、荒腔走板的公聽會、警盾、法院傳票，和罰鍰。容安瀾的情形也是一模一樣：除非他有持續關注台灣非主流的中文媒體（台灣日漸沸騰的社會力量，也只有這些媒體在報導），或是親自在台灣看到大家的衝突和失落，他就不可能知道，下一步要不是直接投降，就「非得是讓戰火升高」不可了。在這次學運發生之前，就已經出現升高的跡象了。今年1月25日，一位41歲的卡車司機把他的35噸卡車撞進總統府。我當時在這個部落格上發文評論這個事件，其中結語如下：「雖然〔總統府〕可以架起更堅硬的圍牆來保護，這樣做無助於化解台灣當權者，與人數不斷增長、不再相信政府有能力治理國家的台灣平民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這只不過是立法院被佔領「之前」不到兩個月發生的事。
行政與立法機關的運作不再，民主治理的機制，亦不再受到當初賦予官員權力的人民之信任。這當中包括據稱策畫學生佔領行動的民進黨，不過事實上，民進黨根本沒有關心近年來的公民社會運動。服貿協議粗糙的處理手法，以及服貿協議喚醒具有政治意識的台灣年輕人的恐懼，正是燎原的星星之火。對沒有注意台灣發生什麼事的旁觀者來說，這看起來像是學生突然抓狂，沒有別的事情好做，只會來干擾政府運作。事實上，他們的行動是日積月累下來的一聲喚醒，在此之前早就有諸多怒吼被全世界忽略，而忽略他們的人還包括以台灣研究為專長的學者，以及沒有拼湊出事情完整面貌的媒體（正如我在2013年11月離開《台北時報》時所寫的一樣）。現在，他們的聲音被聽見了，國際社會也必須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去真正理解他們的聲音是什麼，以及為什麼會發聲。虛有其表的陰謀論或無腦複誦官方媒體，以後都不能再出現；如果陰謀論或重複官媒之事仍舊出現，問題就不可能解決。台灣專家和國際媒體該重新做功課了。
（翻譯：王年愷；本譯文歡迎自由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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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了解世界，你必須走進世界裡
4月5日
寇謐將（J. Michael Cole）
駐台的外交代表處裡，有一間論規模是數一數二大的，偏偏他們對台灣發生的事情幾乎完全不關心。
昨天我撰文指出西方媒體和學者在求知上有多麼怠惰；這不僅讓他們無法理解太陽花運動有多麼複雜，更讓他們看不到這個危機當初蘊釀時的跡象。今天這篇承接昨天的文章〔註一〕，不過我要將矛頭轉向外交圈子；這個圈子的心態有時也同樣自負不肯求知。
首先是好消息：不是大家都這麼糟。過去一年左右，好幾個駐台外館的資深代表都有找來台灣本地的記者、學者和社運人士，以更加了解公民運動。我有時也會在餐廳或酒吧裡，跟這些官員談論這方面的議題；有時候，各國高層官員來訪台灣時，我還會受邀去跟他們說明。我的母國〔註二〕的駐台辦事處就有好好做這種功課：他們會真的走出辦公室，去跟真的人談話。換句話說，他們是領了薪水有在做事的人。許多其他國家駐台辦事處的人員也有做同樣的事。
事實上，就在3月18日立法院被佔領的前一天，我才剛剛跟某個西歐國家駐台辦事處的兩位重要官員提到，2014年台灣最大的新聞事件，會是社會（不）安定。兩人看起來都相當重視這件事；不過，這對他們而言恐怕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因為該國的駐台代表（女性）〔註三〕早就關注這個議題好一陣子了（幾週前，我就在自由廣場上的228紀念活動遇到她）。
只要有人問起相關的問題，我就會想盡辦法跟他們說明，未來幾年間的大事會是社會上的不安，以及這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我千真萬確「知道」一定會是如此，因為我過去兩年來一直關切社會運動，也預見衝突不可能避免。有意思的是，我在台北跟一位《紐約時報》的記者喝咖啡時，就是這樣說明台灣的狀況；在此之前，這位記者的文章揭露了中國政府一些不可告人之事，不久後就因此被共產黨踼出中國。我告訴他，他可以暫時在台灣棲身，是一件很幸運的事，因為事情的發展一定會很值得觀察。在此之後，王霜舟（Austin Ramzy）替《紐約時報》寫了好幾篇關於太陽花運動的好文章，這對台灣的幫助甚大。
好了，現在是壞消息：其他國家很糟。有一個國家特別糟糕；由於這個國家長年以來在台灣海峽身居要角，該國的官員也通常最愛評論台灣的事情，偏偏這次他們完全錯失良機。他們對於太陽花運動的評論，是一面倒到出了惡名；之所以會這樣，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們官員的生活只圍繞在辦公室、附近的酒吧，和家裡而已。這一個國家只要一有機會，就會擺弄高姿態，好像全世界都需要它；但該國有個長久的可悲傳統，派出來的駐外外交官員對當地人一點興趣都沒有，對記者也極度不信任，簡直把我們當成加薩走廊上的炸彈客一樣。他們的心態有如井底之蛙，一方面沒有求知欲，一方面又自恃甚高，而國內的主子又幾乎不會鼓勵他們走出最低底線（至於外交官因為關切當地人民、報導當地事件而惹上麻煩，我強烈建議各位閱讀〔普林斯頓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教授〕貝斯（Gary J. Bass）的《布拉德電報：尼克森、基辛格和一場被遺忘的種族滅絕》（The Blood Telegram: Nixon, Kissinger, and a Forgotten Genocide）一書）。
這個國家沒有看見1979年伊朗革命快速到來，此等無能本身就是一個絕佳的故事。關於伊朗革命一事，公開的史料已有不少，當中包括哈佛大學製作的案例研究（我當年就讀研究所時，這些都是情報和政治分析課程的必讀教材）。那個時候的政務官員還得親自走進市集，或是收集大阿亞圖拉何梅尼的錄音帶；現在的政務官只不過需要連上網路，看一下太陽花運動和各種前身運動創立的諸多網頁罷了。
這個國家以前有一位著名的外交官，曾任該國駐聯合國和種族隔離時期南非的大使〔註四〕，他也抱怨過這樣的心態：他底下的政務官很少走出辦公室，對他們所在的國家也沒有興趣。這個問題處處可見，不只是該國駐台的人員而已。
這種心態有一個非常危險的後果：針對國外各種發展極為複雜的事件，這個重要的國家所做出的決定，其根據常常只是膚淺的報導，或是更膚淺的認知而已。這就是為什麼幾年前《維基解密》公開該國從名字縮寫為三個英文字母的台灣辦事處發出的外交報告時，我就跟別人說那不會有多少秘密或實質內容。我自己就曾經是政府官員，消化過的外交報告無以量計，早就知道這種文件會多麼讓人想打瞌睡。
過去兩年以來，數十個外國駐台辦事處都有找我和其他人去做簡報，大都是討論社會運動的事。這裡提到的那個國家駐台辦事處則是一次都沒有，而且就我所知，他們也沒有向該國國內的專家請教過。畢竟，假如他們本來就什麼都知道了，他們又何必去問別人呢？
因此，這個國家看待太陽花運動的官方立場會偏頗到讓人扶不起，簡直像是馬英九政府自己寫的一樣，我們也不必太驚小怪。他們不知道這一切的賭注有多大，因為他們根本不想去管當前的危機是怎麼形成的。
（翻譯：王年愷；本譯文歡迎自由轉錄）
◎寇謐將原文：
〈反駁台灣太陽花運動的傳言〉
http://blogs.nottingham.ac.uk/chinapolicyinstitute/2014/04/04/debunking-the-myths-about-taiwans-sunflower-movement/
〈若要了解世界，你必須走進世界裡〉http://blogs.nottingham.ac.uk/chinapolicyinstitute/2014/04/04/debunking-the-myths-about-taiwans-sunflower-movement/
◎太陽花國際部譯文：
https://www.facebook.com/sunflowermovement/posts/322747207850441?stream_ref=10
https://www.facebook.com/sunflowermovement/posts/322990574492771?stream_ref=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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