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根基 當年肥料換穀助經濟起飛

民國39年,政府透過化學肥料掌控糧食來源,規定以稻穀交換肥料,但農民多認為公定肥料價格過高,爭取調降肥料換穀的比率。圖/取自國發會檔案管理局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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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期,台灣農民開始使用化學肥料增產糧食。光復後至民國62年,政府採先發放肥料挹注作物生長,待收成後再以農產品償還的肥料換穀機制,助經濟起飛,也培育肥料工業發展。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的資料指出,日據時期,日本施行「工業日本、農業台灣」並引進化學肥料,用於甘蔗與稻米栽種,隨著肥料需求量不斷增加,先後在高雄、基隆、宜蘭等地設置化學肥料工廠,投入各種肥料生產,奠定台灣化學肥料的生產基礎。

民國34年10月,台灣光復之際,稻穀產量不及往年一半,市場上米價飛揚。35年底,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台灣肥料運銷委員會,將肥料成本、行政費、運輸費等併入計算,致使肥料販售價格提高,農業生產因而陷入危機中。

39年,政府為因應播遷來台,爭取美援提供化學肥料及技術援助化學肥料工廠量產;為供應軍公教配糧,調節市場稻穀價格,持續透過化學肥料掌控糧食來源,規定農民以稻穀交換肥料。

由於地方合作社與農會整併,肥料換穀統一從糧食局配售到農會,而農民可至當地農會以稻穀領取肥料,若無多餘稻穀,則可先取得肥料,至收成後才繳還榖物。

台灣農民獲得化學肥料用於農作生產,農業產值不斷增加,不僅助益經濟起飛,也培育肥料工業發展。只是,在肥料換穀的過程中,農民多認為公定肥料價格過高,稻米價格偏低,因此建議政府調降肥料換穀的比率。

隨著農業生產與經濟結構的轉變,加上工業蓬勃發展,台灣農業面臨轉型,肥料換穀政策在62年走入歷史。從62年起,政府停止實施肥料換穀的政策,農民可在市場上直接購買化學肥料。

之後,出現稻穀生產過剩的情況政府則以保障收購價格因應,為此詳細訂定收購蓬萊穀、在來穀等項驗收標準,規定合作社等經收單位必須「專倉保管」收購的稻穀,以確保農民的基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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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未達全面補助標準不補助 蔡旺詮建議檢討

2013年9月4日 18:41

 記者莊漢昌/台南報導


近來颱風接續來襲,台南農作受損面積309多頃,損失金額2千6百多萬元,因未達全面補助標準,僅有少數地區專案性補助。民進黨台南市黨部主委蔡旺詮認為 這種補助標準,對看天吃飯、農作受損的農民太不公平,建議市府農業局向上反映,檢討這不合理的補助標準,好好照顧長年辛苦的農民。

此外,蔡旺詮認為公穀收購價格長期調升未能反映成本,穀賤傷農,將使台灣面臨生存危機。蔡旺詮說,以大台南農田耕作的面積約1萬多公頃,新營附近的後壁、 六甲、柳營等地區即佔了近半的面積,是這次淹水重點區域,相關單位在啟動收購時,也發現一些問題,例如農民的公榖收購價格每公斤26元,轉換到市場販售的 白米價只要打著台灣好米往往可達80至100元上下,其中的差價利潤大部分給中盤或糧商系統賺走,農民靠天吃飯,花費人力成本,卻往往連養家的能力都沒 有,以農委會的公告每公斤26元,每公頃最多只收購1920公斤為例,農民也只收入近5萬元,仍遠低於休耕的每公頃9萬餘元的補助,而未被收購部分更易淪 為糧商殺價剝削的標的。

蔡旺詮指出,稻穀官方收購價長期調升幅度,未能反映耕作成本,農藥、肥料及人事費用逐年攀高,辛苦耕作的農民天氣好未受風災雨災,只賺得些許吃飯錢,若遇 天災則血本無歸,難怪願意從事農作的年輕人不多,如此下去台灣農作人數日趨減少,農作量萎縮,難道以後台灣人要吃米吃菜都要依賴進口嗎?

蔡旺詮表示,農業是立國根本,台灣面積不大,若有一天生活吃的東西都要依賴進口,將是台灣人最大的生存危機。因此唯有政府善盡照顧農民,提高收購價格、降低天災農損補助標準,以國家力量培植農業,永續保留台灣生存的機會。


原文網址: 農損未達全面補助標準不補助 蔡旺詮建議檢討 | 台灣好 | NOWnews 今日新聞網 http://www.nownews.com/2013/09/04/11706-2982252.htm#ixzz2dvwkuGKN


共產暴政錄:統購統銷洗劫中國農民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五月 4日, 2018
【大紀元2018年05月04日訊】
目錄
糧食統購統銷概述 
統購統銷實質 
統購統銷餓死人、逼死人 
糧食統購統銷與大饑荒
糧食統購統銷概述
如果說土改是中共對土地所有者的搶劫,那麼糧食「統購統銷」則是對農民的農副產品的變相洗劫——至少是強買強賣。「統購統銷」就是國家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強迫農民交出所謂的『餘糧』及生豬、雞蛋、糖料、桑絲、蠶繭、黃紅麻、烤煙、水產品等等。
1949年以前,大城市的麵粉工業的原料有相當一部分是進口小麥。1949後中共為了省錢,停止了城市的糧食進口,而城市人口和工業用糧卻在增加,從而造成糧食緊張,當時全國農戶有一億幾千萬戶。國家直接向一家一戶收購糧食嫌困難和麻煩,中共為了控制糧食資源,強迫分散的農戶組成合作社,農業集體化、生產隊化、公社化。
所謂「統購統銷」其實就是國家以極低廉的價格強迫農民交出所有『餘糧』,再以低廉的價格供應給城鎮居民定量口糧,農民除上交「公糧」(相當於地租)外,中共定義的「餘糧」全部上交後,剩下的糧食才是自己的口糧,種子及飼料,問題是「餘糧多少」由中共政府說了算,除城鎮居民外,中共政府還出口糧食搞錢 、外援,就從農民口中奪食,定下高額「餘糧」指標,收成時,生產大隊先把「公糧」,「餘糧」等等全部上交後,才分配社員的口糧。這些口糧根本不夠吃,到來年春天就食光了,當時連原本富庶的浙江,都有農民在春荒時到江西等地討飯,到八十年代就沒有這種現象。
統購統銷實質
統購統銷,從1953年開始直到1992年底停止,共施行了39年。
中共不僅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還對生豬、雞蛋、糖料、桑絲、蠶繭、黃紅麻、烤煙、水產品等實行派購,品種多達132種。對這些產品農民都不能自由買賣。價格也由國家統一規定。全國城鄉居民所需要的糧食、布匹、食油、豬肉等生活資料全憑國家印發的票證供應。票證達十幾種,成了第二貨幣。國家對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低於其價值,而賣給農民的工業品高於其價值。這就是所謂「剪刀差」。「剪刀差」實際上是一種「暗稅」。農民向國家除了繳「明稅」,即公糧以外,在售農產品的同時,還上交了「暗稅」。從實行統購統銷以來,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到底從農村拿走多少財富?專家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計算,其中最高估計是7,000億元(牛若峰,1992),最低估計是4481億元(徐從才、沈太基,1993)。剪刀差使中國農村一貧如洗。統購統銷也加劇了城鄉分裂,拉大了城鄉差距。正是中國農民這一份貢獻,為中國工業建設提供了原始積累,從而建立了初步的工業基礎和「兩彈一星」。
統購統銷餓死人、逼死人
開始統購統銷以後,徵購糧食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比實行統購統銷前提高了10個百分點左右。造成了農村糧食十分緊張。國家收購的本應當是農民的餘糧,但中共把餘糧的指標定的很高很離譜,先完成徵購,再安排生活,糧食收下來一律就地徵購,甚至把農民的口糧、種子、飼料都收走。
自從實行統購統銷以後,中國農民就一直處於半饑半飽狀態,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一點: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餘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徵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裡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27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1-442頁),
毛澤東說:「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從毛劉的這段話,你就可以推測為何農民會餓死了。
可見毛和中共領袖們心裡都明白,他們對農民的口糧剝奪其實並非「仁政」;但在他們看來,必須服從於他們堅信的打贏「世界大戰」的革命需要,即「大仁政」。
餓著肚子把糧食賣給國家,農民當然不樂意。因此,為完成過高的統購任務,必須施以政治壓力。
中共把社會主義教育和糧食購銷工作結合起來,用社會主義教育推動糧食收購工作。社會主義教育實際就是批判資本主義,把大批判和糧食徵購結合起來,強化了徵收過程的暴力性。
有些地方,對沒有完成任務的農民隨便扣上種種「帽子」進行鬥爭。封門、搜查、捆綁、吊打的情況在不少地方均有發生,1954年統購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殺566人,自殺未遂35人,送糧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殺。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完全的。1954年山東鄆城縣按實際產量只能購餘糧2,022萬斤,上級下達了3,300萬斤任務,實際完成2,900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一副區長在彭莊鄉陳莊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3起。區幹部在楊莊集逼糧,打8人,扒衣服受凍16人,嚇跑3人,一些群眾不敢在家裡睡覺。鄆城縣自統購統銷以來,曾發生兩起群眾騷亂。浙江金華地區在糧食徵購中,對農民搜倉、封倉、封碾257戶;非法關押、鬥爭、捆綁、吊打、刑訊逼供農民178人,罰款24戶。
浙江省1954年糧食產量141億斤,徵購51億斤,占總產量的36%強。由於統購糧食任務重,農民抗拒,中共幹部強迫命令。1955年糧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掃了幾年尾欠。全省公糧完成112%。統購中因抗拒死了134人。龍遊縣因糧食供應不足餓死4人。衢州地委副書記到開化縣一個村瞭解到,全村72戶,只有3戶有飯吃,農民吃樹皮、草根,臉色青腫。開化縣126個村,這樣的村有39個。農民說:「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一壓,大魚小魚都吐出來了」。男兒有淚不輕彈,杭縣開擴大幹部會時,鄉村幹部哭的就有20多個。
情況最嚴重的可能要算廣西,由於中共虛報產量,徵購過多,1955 年廣西餓死的人數以千計。尤其平樂地區的平樂、荔蒲、橫縣3個縣,發生大規模餓死人、浮腫病等嚴重事件。
但不管農民怎樣發出饑餓的哀嚎,中共都當成是農民中的反對社會主義的的呼叫聲,當做反革命煽動的結果。
中共不僅無視農民的饑餓狀況,而且加大統購和出口糧食,1953年出口糧食32億斤,1954年出口39億斤。因而出現了大量的農民反抗。在甘肅通渭、貴州麻山曾發生過大規模的騷亂。湖南常德地委做出決定:「對破壞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反革命分子,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治罪。」(《常德地區志·糧油貿易志》,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第32頁)。1954年福建省邵武縣發生群眾騷亂,定性為「反革命煽動群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逮捕114人,16人被處決,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邵武市志》,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第1297-1299頁)。
反右時期,中共在農村以「統購統銷」的名義逼死好多人,比城市裡的反右更狠。
1957年在農村與反右同時開展的叫「社會主義大辯論」,主要針對1953年強制推行的「統購統銷」政策優劣展開的辯論。名為辯論,實際上是必須服從。如果你說『統購統銷』不好就批鬥你,直到整死你。
據中共中央辦公廳資料:1957年9月份在湖南、四川、山東、河南等8省農村大辯論中自殺身亡的農民的統計數字顯示:僅僅一個月湖南死400多人,四川217, 山東93,河南77,河北58,貴州181,廣西276,青海11。
糧食統購統銷與大饑荒
統購統銷強行把農村的糧食徵購一空,是造成1958-1962大饑荒的原因之一。 1958年冬個別地方開始出現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餓死人的情況繼續發展,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歷史資料:糧食部計畫司統計表,庫存糧食最高達887.03億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億斤(1960 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這時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這是貿易糧,折合原糧為482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農民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如果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決不會餓死人!
糧食庫存本是國家應付災年需要,但卻成了中共餓死中國人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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