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根基 當年肥料換穀助經濟起飛

民國39年，政府透過化學肥料掌控糧食來源，規定以稻穀交換肥料，但農民多認為公定肥料價格過高，爭取調降肥料換穀的比率。圖／取自國發會檔案管理局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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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期，台灣農民開始使用化學肥料增產糧食。光復後至民國62年，政府採先發放肥料挹注作物生長，待收成後再以農產品償還的肥料換穀機制，助經濟起飛，也培育肥料工業發展。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的資料指出，日據時期，日本施行「工業日本、農業台灣」並引進化學肥料，用於甘蔗與稻米栽種，隨著肥料需求量不斷增加，先後在高雄、基隆、宜蘭等地設置化學肥料工廠，投入各種肥料生產，奠定台灣化學肥料的生產基礎。

民國34年10月，台灣光復之際，稻穀產量不及往年一半，市場上米價飛揚。35年底，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台灣肥料運銷委員會，將肥料成本、行政費、運輸費等併入計算，致使肥料販售價格提高，農業生產因而陷入危機中。

39年，政府為因應播遷來台，爭取美援提供化學肥料及技術援助化學肥料工廠量產；為供應軍公教配糧，調節市場稻穀價格，持續透過化學肥料掌控糧食來源，規定農民以稻穀交換肥料。

由於地方合作社與農會整併，肥料換穀統一從糧食局配售到農會，而農民可至當地農會以稻穀領取肥料，若無多餘稻穀，則可先取得肥料，至收成後才繳還榖物。

台灣農民獲得化學肥料用於農作生產，農業產值不斷增加，不僅助益經濟起飛，也培育肥料工業發展。只是，在肥料換穀的過程中，農民多認為公定肥料價格過高，稻米價格偏低，因此建議政府調降肥料換穀的比率。

隨著農業生產與經濟結構的轉變，加上工業蓬勃發展，台灣農業面臨轉型，肥料換穀政策在62年走入歷史。從62年起，政府停止實施肥料換穀的政策，農民可在市場上直接購買化學肥料。

之後，出現稻穀生產過剩的情況，政府則以保障收購價格因應，為此詳細訂定收購蓬萊穀、在來穀等項驗收標準，規定合作社等經收單位必須「專倉保管」收購的稻穀，以確保農民的基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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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未達全面補助標準不補助　蔡旺詮建議檢討

原文網址: 農損未達全面補助標準不補助　蔡旺詮建議檢討 | 台灣好 | NOWnews 今日新聞網 http://www.nownews.com/2013/09/04/11706-2982252.htm#ixzz2dvwkuGKN

共產暴政錄：統購統銷洗劫中國農民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五月 4日, 2018
【大紀元2018年05月04日訊】
目錄
糧食統購統銷概述 
統購統銷實質 
統購統銷餓死人、逼死人 
糧食統購統銷與大饑荒
糧食統購統銷概述
如果說土改是中共對土地所有者的搶劫，那麼糧食「統購統銷」則是對農民的農副產品的變相洗劫——至少是強買強賣。「統購統銷」就是國家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強迫農民交出所謂的『餘糧』及生豬、雞蛋、糖料、桑絲、蠶繭、黃紅麻、烤煙、水產品等等。
1949年以前，大城市的麵粉工業的原料有相當一部分是進口小麥。1949後中共為了省錢，停止了城市的糧食進口，而城市人口和工業用糧卻在增加，從而造成糧食緊張，當時全國農戶有一億幾千萬戶。國家直接向一家一戶收購糧食嫌困難和麻煩，中共為了控制糧食資源，強迫分散的農戶組成合作社，農業集體化、生產隊化、公社化。
所謂「統購統銷」其實就是國家以極低廉的價格強迫農民交出所有『餘糧』，再以低廉的價格供應給城鎮居民定量口糧，農民除上交「公糧」（相當於地租）外，中共定義的「餘糧」全部上交後，剩下的糧食才是自己的口糧，種子及飼料，問題是「餘糧多少」由中共政府說了算，除城鎮居民外，中共政府還出口糧食搞錢 、外援，就從農民口中奪食，定下高額「餘糧」指標，收成時，生產大隊先把「公糧」，「餘糧」等等全部上交後，才分配社員的口糧。這些口糧根本不夠吃，到來年春天就食光了，當時連原本富庶的浙江，都有農民在春荒時到江西等地討飯，到八十年代就沒有這種現象。
統購統銷實質
統購統銷，從1953年開始直到1992年底停止，共施行了39年。
中共不僅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還對生豬、雞蛋、糖料、桑絲、蠶繭、黃紅麻、烤煙、水產品等實行派購，品種多達132種。對這些產品農民都不能自由買賣。價格也由國家統一規定。全國城鄉居民所需要的糧食、布匹、食油、豬肉等生活資料全憑國家印發的票證供應。票證達十幾種，成了第二貨幣。國家對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低於其價值，而賣給農民的工業品高於其價值。這就是所謂「剪刀差」。「剪刀差」實際上是一種「暗稅」。農民向國家除了繳「明稅」，即公糧以外，在售農產品的同時，還上交了「暗稅」。從實行統購統銷以來，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到底從農村拿走多少財富?專家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計算，其中最高估計是7,000億元(牛若峰，1992)，最低估計是4481億元(徐從才、沈太基，1993)。剪刀差使中國農村一貧如洗。統購統銷也加劇了城鄉分裂，拉大了城鄉差距。正是中國農民這一份貢獻，為中國工業建設提供了原始積累，從而建立了初步的工業基礎和「兩彈一星」。
統購統銷餓死人、逼死人
開始統購統銷以後，徵購糧食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比實行統購統銷前提高了10個百分點左右。造成了農村糧食十分緊張。國家收購的本應當是農民的餘糧，但中共把餘糧的指標定的很高很離譜，先完成徵購，再安排生活，糧食收下來一律就地徵購，甚至把農民的口糧、種子、飼料都收走。
自從實行統購統銷以後，中國農民就一直處於半饑半飽狀態，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一點：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只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餘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徵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裡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27日，載《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1－442頁)，
毛澤東說：「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從毛劉的這段話，你就可以推測為何農民會餓死了。
可見毛和中共領袖們心裡都明白，他們對農民的口糧剝奪其實並非「仁政」；但在他們看來，必須服從於他們堅信的打贏「世界大戰」的革命需要，即「大仁政」。
餓著肚子把糧食賣給國家，農民當然不樂意。因此，為完成過高的統購任務，必須施以政治壓力。
中共把社會主義教育和糧食購銷工作結合起來，用社會主義教育推動糧食收購工作。社會主義教育實際就是批判資本主義，把大批判和糧食徵購結合起來，強化了徵收過程的暴力性。
有些地方，對沒有完成任務的農民隨便扣上種種「帽子」進行鬥爭。封門、搜查、捆綁、吊打的情況在不少地方均有發生，1954年統購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殺566人，自殺未遂35人，送糧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殺。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完全的。1954年山東鄆城縣按實際產量只能購餘糧2,022萬斤，上級下達了3,300萬斤任務，實際完成2,900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一副區長在彭莊鄉陳莊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3起。區幹部在楊莊集逼糧，打8人，扒衣服受凍16人，嚇跑3人，一些群眾不敢在家裡睡覺。鄆城縣自統購統銷以來，曾發生兩起群眾騷亂。浙江金華地區在糧食徵購中，對農民搜倉、封倉、封碾257戶；非法關押、鬥爭、捆綁、吊打、刑訊逼供農民178人，罰款24戶。
浙江省1954年糧食產量141億斤，徵購51億斤，占總產量的36%強。由於統購糧食任務重，農民抗拒，中共幹部強迫命令。1955年糧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掃了幾年尾欠。全省公糧完成112%。統購中因抗拒死了134人。龍遊縣因糧食供應不足餓死4人。衢州地委副書記到開化縣一個村瞭解到，全村72戶，只有3戶有飯吃，農民吃樹皮、草根，臉色青腫。開化縣126個村，這樣的村有39個。農民說：「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一壓，大魚小魚都吐出來了」。男兒有淚不輕彈，杭縣開擴大幹部會時，鄉村幹部哭的就有20多個。
情況最嚴重的可能要算廣西，由於中共虛報產量，徵購過多，1955 年廣西餓死的人數以千計。尤其平樂地區的平樂、荔蒲、橫縣3個縣，發生大規模餓死人、浮腫病等嚴重事件。
但不管農民怎樣發出饑餓的哀嚎，中共都當成是農民中的反對社會主義的的呼叫聲，當做反革命煽動的結果。
中共不僅無視農民的饑餓狀況，而且加大統購和出口糧食，1953年出口糧食32億斤，1954年出口39億斤。因而出現了大量的農民反抗。在甘肅通渭、貴州麻山曾發生過大規模的騷亂。湖南常德地委做出決定：「對破壞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反革命分子，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治罪。」(《常德地區志·糧油貿易志》，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第32頁)。1954年福建省邵武縣發生群眾騷亂，定性為「反革命煽動群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逮捕114人，16人被處決，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邵武市志》，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第1297－1299頁)。
反右時期，中共在農村以「統購統銷」的名義逼死好多人，比城市裡的反右更狠。
1957年在農村與反右同時開展的叫「社會主義大辯論」，主要針對1953年強制推行的「統購統銷」政策優劣展開的辯論。名為辯論，實際上是必須服從。如果你說『統購統銷』不好就批鬥你，直到整死你。
據中共中央辦公廳資料：1957年9月份在湖南、四川、山東、河南等8省農村大辯論中自殺身亡的農民的統計數字顯示：僅僅一個月湖南死400多人，四川217， 山東93，河南77，河北58，貴州181，廣西276，青海11。
糧食統購統銷與大饑荒
統購統銷強行把農村的糧食徵購一空，是造成1958－1962大饑荒的原因之一。 1958年冬個別地方開始出現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餓死人的情況繼續發展，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歷史資料：糧食部計畫司統計表，庫存糧食最高達887.03億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億斤(1960 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這時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這是貿易糧，折合原糧為482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農民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如果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決不會餓死人！
糧食庫存本是國家應付災年需要，但卻成了中共餓死中國人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