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政通(1927年12月16日-2018年8月5日),江蘇鎮江人,學者、思想家、知識分子,曾任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前身)教授、國立清華大學人文學科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聯合報系《中國論壇半月刊》編輯委員會召集人、國際中國哲學會學術顧問、《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編輯委員,為澄社發起人之一。與梁漱溟、錢穆、徐復觀等人同為自學有成的思想家。
2018年8月5日凌晨,韋政通逝世。
經歷
韋政通出生於江蘇丹陽縣新豐鎮後小辛村,家裡是當地首富1949年,韋政通因為喜歡的一位已撤退到臺灣的護士;於是拿了十塊銀元加入中華民國國軍青年軍207師從上海渡海到了台灣。1954年起,韋政通因受勞思光的影響,辭去新聞工作,開始他賣稿維生的山居生活。韋政通得到《人生雜誌》負責人王貫之的精神支持及發表機會,並在此時期積極聽講,從當代名家方東美、陳康、牟宗三等人修習哲學。當時因生活艱難,曾手抄羅近溪的《盱壇直詮》、王龍溪的《語錄》,及牟宗三、唐君毅的早期文章;因購買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而典當唯一的冬季西服。1957年,韋政通從臺北市大屯山南下至南投縣碧山岩的寺院安身,教授寺院比丘尼的文史課程,生活才稍為安定。1958年,經徐復觀相助,韋政通以著作檢定取得教師資格,至台中一中擔任高中教師。
1963年,韋政通與牟宗三等新儒家學者分道揚鑣,在《文星雜誌》中批判儒學的缺陷,開始其自身獨立的思想探險。殷海光透過學生王曉波與韋政通會面,並對韋政通非常賞識;韋政通也由此加入了自由主義者的行列。晚年結識陳復,師生常相論學,並共同受邀到越南河內人文社會科學大學講學[1],從事臺灣研究講座[2],後獲聘為國立宜蘭大學生命教育研究室榮譽顧問[3],並頒發「政通學者」的榮譽給其學生陳復、尹文漢、王立新、王馨、向葉平、何卓恩、吳炳釗、張宏敏與張京華共計九人[4]。
韋政通出版過三十多種哲學、思想、文化類學術專著。1980年,韋政通獨立完成近百萬字的《中國思想史》,與勞思光的《新編中國哲學史》同為台灣學界常用的中國哲學史教材。晚年韋政通往返海峽兩岸講學,促進學術交流,與王元化、李澤厚、湯一介、袁偉時等學者有所來往。[來源請求]
著作
《傳統的透視》(台北:自由太平洋文化,1965)
《荀子與古代哲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中國哲學思想批判》(台北:大林出版社,1968)
《傳統與現代化》(台北:水牛出版社,1968);1970年遭查禁,1989年再版更名《儒家與現代化》
《中國文化概論》(台北:水牛出版社,1968);2003年嶽麓書社再版;2008年吉林出版集團再版
《知識份子的責任》(台北:弘毅,1970)
《開創性的先秦思想家》(台北:現代學苑,1972);1974年更名《先秦七大哲學家》(台北:牧童出版社);2006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再版
《現代化與中國的適應》(台北:廬山出版社,1974)
《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台北:水牛出版社,1974);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
《中國的智慧》(台北:牧童出版社,1975);2003年嶽麓書社再版;2009年吉林出版集團再版
《中國哲學辭典》(台北:大林出版社,1977);2009年吉林出版集團再版
《巨變與傳統》(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1990年更名《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反思》(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中國現代思想家梁漱溟》(台北:巨人,1978)
《中國現代思想家胡適》(台北:巨人,1978)
《中國思想史》上冊(台北:大林出版社,1979)、下冊(台北:大林出版社,1980);2001年水牛出版社13版;2003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再版;2009年吉林出版集團再版
《傳統的更新》(台北:大林出版社,1981)
《倫理思想的突破》(台北:大林出版社,1982);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
《儒家與現代中國》(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
《思想的貧困》(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5)
《董仲舒》(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5)
《歷史轉捩點上的反思》(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
《立足臺灣,關懷大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上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下冊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
《思想的探險》(自傳)(台北:正中書局,1993)
《傳統的更新》(台北:水牛出版社,1989)
《孔子》(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台北:立緒文化,1999)
《中國思想傳統的創造轉化》(台北:洪葉文化,2000)
《中國思想與人文關懷》(台北:洪葉文化,2000)
《人是可以這樣活的》(台北:洪葉文化,2000)
《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台北:立緒文化,2001)
《韋政通自選集》(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
《智慧不老:韋政通教授八十演講錄》(台北:法鼓文化,2009)
《中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何卓恩、王立新編:《時代人物各風流》(北京:中華書局,2011)
何卓恩、王立新編:《知識人生三大調》(北京:中華書局,2011)
何卓恩、王立新編:《傳統與現代之間》(北京:中華書局,2011)
何卓恩、王立新編:《人文主義的力量》(北京:中華書局,2011)
《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台北:水牛出版社,2018)


韋政通教授百年紀念專頁 - 首頁 - https://goo.gl/pFV9aR
天地間獨立思考的自由人:敬悼韋政通教授
2018-08-08 00:50聯合報 陳復/宜蘭大學博雅學部副教授(宜縣冬山)
國學大師韋政通教授。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國學大師韋政通教授。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今年有很多一九四九年跟著國民政府來台的大師急遽凋零,象徵著一個充滿憂患時代結束。當本土心理學之父楊國樞過世,我還未得空當面詢問他的知交與我的恩師,國學大師韋政通教授有何感想,沒想到韋師就跟著過世了。
韋教授早年為追求愛情,從大陸飄洋來台,沒有顯赫的學歷,卻因對學問的嚮往,跟隨哲學家牟宗三自學鑽研儒家思想,卻同樣因堅持愛情,不惜「背叛師門」,躲到台南鄉下教書維生,期間撰寫近百萬字的《中國思想史》,終獲學術承認。
他曾擔任聯合報系《中國論壇半月刊》編輯委員會召集人,共同成立澄社,晚年卻對台灣民主發展深感痛心,他看盡百年來中國學術發展歷程,該如何評價他的思想呢?
我會用艾瑞克森寫《青年路德》的心理史學觀點來認識韋老師,因為他一輩子活在矛盾與衝突裡,心理充滿著認同危機,這同時反映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共有的認同危機。童年時期跟經商的父親失和,種下他強烈的反抗心理,他不希望繼承家業,遠離家鄉並不是基於政治意識形態,來到台灣,卻對國民黨的政治意識形態充滿著不滿,產生有如弒父般的憤怒。
因為牟宗三如父兄般的熱情引領,他開始對學問有著濃郁嚮往,卻再度因反抗父權陰影,不惜離開儒家思想陣營。儘管後來變成自由主義者,卻一輩子喜歡研究儒家思想。然而,只要儒家思想對他追求的自由帶來任何負面影響,他會毫不假辭色的嚴厲抨擊。但,當你想用自由主義來替他定調,這些年來卻常見他對主張台獨的自由主義者如何傷害台灣深表不滿,高度讚許大陸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帶來的成果,毫不掩飾自己濃郁的中華民族認同。韋師想做的,只是在天地間獨立思考的自由人。
他因為國民黨的政治迫害,沒機會在大學擔任教職,然而,我從來沒有發現他有被迫害情結,他不覺得國民黨虧欠自己什麼,因為做學問是自己的事情,他不需在意人家肯定不肯定,這使得他寧願過著清苦日子,絕不麻煩任何人。他尤其覺得人如果留戀於被迫害情結裡,這是想對他人予取予求的病態心理,因此韋師對二二八事件的幽靈,至今無法停止撕裂台灣社會深感不安。
台灣社會因為去中國化浪潮,對這位深耕學術六十年的大師早已淡忘,他長年關懷傳統卻倡導自由思想,沒有機會在台灣社會被認真傾聽,卻在大陸社會點燃著理想火焰,使得他過世消息傳來,大陸學者如雪片般深致哀悼,這種兩極化態度到底是誰的損失呢?我不禁想起王陽明在〈詠良知〉詩裡說:「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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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政通認為,真正的學者,必須勤於治學,做學問不僅辛苦,更要耐得住寂寞。(湯森路透)
韋政通一生追求自由,他如此自述:「當我說,自由是我的天道時,自由已提升到信仰的層次。」
對他而言這不是口號,是一生的追求與每日生活的具體實踐。
我第一次見到這位九十幾歲老人時,他紅光滿面、精神奕奕,談生命、論思想。
「你一個人住,都不需要人照顧嗎?」尤其他帶我爬樓梯走上二樓房間時,我充滿疑惑,一個獨居老人每天這樣上下樓梯適合嗎?
「我堅持一個人住,因為這樣才能完全自由,不受打擾。兒子或孫女每週末來看我、一起吃個飯,我不需要他們照顧,他們有他們的人生,我有我的生活。」
這樣的老人,不多見。
「爺爺生活規律,絕不麻煩人,跟他約好吃飯時間,任何人不能遲到,六點一定準時開飯。」他的孫女說。
每天早餐都一樣:一顆水煮蛋、一個蘋果、一片吐司、一杯牛奶或麥片,幾十年來從沒變過。
每天除基本休息外,所有時間就是讀書做筆記,偶爾以聽古典音樂作休息。
韋政通讀過的每本書,一定在書內頁做大綱紀錄,並另以A4大小紙做全書重點摘錄及標示原書頁碼。
在去世前一週,他才剛讀完的一本書與筆記,就靜靜躺在慣用的書桌上,他沒料到那是此生最後讀的一本書與做的筆記。
韋政通憑藉一己之力,完成至今仍無人能及的「中國思想史上下冊」。
在哲學史上,韋政通憑藉一己之力,完成至今仍無人能及的「中國思想史上下冊」(水牛永遠的暢銷書),同時在沒有電腦的年代,一個人(沒有任何助理與同伴)完成中國哲學辭典的編纂(這根本是神話)。
他說:「我就很容易做到不怕寂寞,也不怕孤立,一個人可以發光,一個人可以工作,不求人。沒有老師指導,也可以自學。」
他沒有受過正規學院式教育,學問完全來自自學(自己學習),現在越來越多家長讓孩子走自學之路,其實這種自家學習與自發學習仍有很大落差。
當時的韋政通,決定離開自覺沒有長進的新聞工作,一個人跑到北投大屯山腳,租了間小茅屋,一住就是三年半,這段時間他閉關苦讀,一個人,沒有收入、沒有朋友,一個饅頭分三次吃,沒有饅頭則摘木瓜配開水吃。這是他決定以學問為志業的開始,也是他決定做一個「革新人」的起步。
他的努力與成果,確實讓當時許多學術大師為之驚豔。殷海光曾經這樣稱讚年輕的韋政通:「你啊,就好像一個孤炭,你一個人可以發光的。」
在與殷海光的互動中,韋政通後來說,他最大的收獲是找到自信,並且知道自已是可以忍受孤獨的。
所以他不只一次強調:真正的學者,必須勤於治學,做學問不僅辛苦,更要耐得住寂寞。
對於學生或學術圈的朋友,他有一個原則,如果入朝當官,就不必往來了,他喜歡與朋友討論思想、爭辯事理,但官場的生態運作,與做學問和學者角色是必然衝突。
在一次演講中他曾經這樣評論胡適:「胡先生自大使生涯後,做學問的能力早已開始弱化,晚年在臺灣已不是學者的角色,而是一位「名流」,這是我既做不到也不羨慕的。」
我們的社會,一直不缺少名流,影視名流、社交名流、學術名流、文化名流、政治名流,當然現在又多了名嘴、網紅、X神。
做名流比較爽,吃飯喝酒相互吹捧,做學問太辛苦,埋首案牘無人問,難怪韋政通必須不斷自我鼓勵,自我提醒:
「我一生最重要的追求是:追求經濟獨立、追求思想獨立、追求精神獨立。」
或是他喜歡這樣描述:「自由的信念,正是與不幸遭遇搏鬥的動力。」
因為,他深知只有完全獨立,才有真正自由。只有不靠他人,才能實現自我。
孤獨的老人,在內湖碧湖邊,一個人享受他一輩子堅持的孤獨。
直到那個天光剛暗的夏夜,一台摩托車擦撞過他,老人躺在急診室,看到孫女第一句話:「對不起,麻煩你們跑這一趟。」
幾個小時後,他再也不需要任何人為他麻煩,他得到真正的自由。(異端的誘惑---韋政通的一生,即將出版。)
※作者為水牛出版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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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中國思想史學者韋政通(右)於5日凌晨3點半逝世,享壽91歲,學生陳復(左)在個人臉書上發布訃告緬懷恩師。(取自陳復個人臉書)
著名中國思想史學者韋政通於5日凌晨3時半逝世,享壽91歲。其學生陳復在個人臉書上發布訃告,哀慟之餘也表示如今台灣學術環境、文化面臨危機,希望大家能繼承先輩學人的積累,繼往開來。
著有《中國思想史》等哲學著作、台灣自由主義社團「澄社」發起人之一的國學大師韋政通,1927年出生於江蘇鎮江,1949年來台,為台灣知名哲學教授、思想家。其1954年起受華人重要哲學家勞思光影響,辭去新聞工作,開始以寫作維生,早年鑽研新儒家思想,自學有成,後走向自由主義,與楊國樞、胡佛、何懷碩等人時常共議時事,為《中國論壇半月刊》編輯委員會召集人,亦是「澄社」發起人之一。
韋政通著作等身,其最知名的著作為於1980年獨立完成的《中國思想史》,該書與勞思光的《新編中國哲學史》同為台灣學界常用的中國哲學史教材。
其學生陳復於就讀國立清華大學博士班時結識韋政通,他昨日在個人臉書發布訃告緬懷恩師,表示韋政通實屬繼錢穆先生後自學出身的學術巨人,韋政通畢生關注海峽兩岸和平發展,出版30餘種思想與文化的學術專著,「如巨大的探照燈引領著學者持續前行」。
據《蘋果》報導,陳復受訪時表示,他在中國通訊軟體微信上發布韋政通的訃告,隨即便有萬人點閱,致上哀悼,相較之下台灣社會對此消息卻一片沉寂,讓他無限唏噓道:「我只能說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
《中國思想史》作者、國學大師韋政通逝世 享壽91歲-風傳媒 - https://goo.gl/QVpkCB


一塊可以發光的孤炭-讀韋政通《異端的勇氣》
余杰 2019年01月11日 07:00:00
韋政通始終認為,只有自律才能在思想與形體上獲得全然真正的自由。(圖片摘自韋政通教授百年紀念專頁臉書)
生於一九二七年、逝於二零一八年、人生橫跨二十世紀韋政通,引以爲自豪的身份定位是「一個自由獨立的思想工作者」,這個稱呼看似不起眼,卻有千斤重。韋政通認為,當代華人文化圈中沒有一個「國學大師」,他自己算不上,季羨林、南懷瑾、饒宗頤等人更算不上。按照清代漢學的標凖,國學大師必須超越現代大學中的學科界限,兼通義理、考据、辭章。所以,連胡適和陳獨秀都算不上「國學大師」,二十世紀唯有章太炎、王國維和陳寅恪三人是「國學大師」。而在「思想工作者」當中,韋政通堪稱一位不可多得的「異數」:他與梁漱溟、錢穆一樣,是極少數未曾受過完整、系統的現代大學教育,自學成才並自成一家之言的知識人;他又面臨著比梁漱溟和錢穆更艱難的處境:因為傳播自由主義而受國民黨政權迫害,他不曾在大學中獲得穩定的教席,僅僅在中國文化大學和政治大學短暫任教,很快就被迫掛冠而去。然而,韋政通在書齋中享有完全的思想和心靈的自由:從二十多歲開始著述,直到九十一歲高齡因車禍去世,他從未停止韋編三絕、奮筆疾書,即便稱不上桃李滿天下,卻毫無疑問是著作等身。
韋政通不是一名循規蹈矩、因循守舊的「思想工作者」,而是一位「異端思想者」,他大膽地宣稱:「人類爭取自由的歷史,就知識分子的角色而言,就是爭取做為異端的權利的歷史。在專制獨裁統治下的漫長歲月中,傑出的知識分子很少不扮演異端的角色。」
韋政通去世後,水牛出版社社長羅文嘉為之出版文集《異端的勇氣》,收入其系列講稿《人生十問》和若干代表性文章,堪稱一部「不是自傳的自傳」。韋政通是持統派立場的外省人,羅文嘉則是持獨派立場的本省人,兩人卻能成為忘年交。羅文嘉擱置統獨之分岐,為韋政通這位寂寞的前輩學者出書,是因為韋政通身上有一種特別的魅力深深打動羅文嘉,這種魅力正如殷海光當年對韋政通一句話的評價:「你啊,就好像一個孤炭,你一個人可以發光的。」羅文嘉在此書所寫的序言中説:「在韋政通的一生中,就他離家出走、與有夫之婦交往來看,他是社會風俗眼中的異端;就他澈底拋棄原先對當代新儒家的信仰,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來看,他是傳統學術派閥眼中的異端;就他獨立思考、勇於批判傳統與現在來看,他是當權者眼中的異端。然而對他而言,他就是要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就是要相信自己的思考,就是要講自己想說的話,就是要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在一般人看來,這是一條「光榮荊棘路」,韋政通卻「雖千萬人,吾往矣」地走了一輩子。
韋政通一生追求自由,他如此自述:「當我說,自由是我的天道時,自由已提升到信仰的層次。」對他而言,「追求自由」不是口號,是一生的價值與每日生活的具體實踐。在一次演講中他曾經直言不諱地評論胡適:「胡先生自大使生涯後,做學問的能力早已開始弱化,晚年在臺灣已不是學者的角色,而是一位「名流」,這是我既做不到也不羨慕的。」他看到在政府擔任高官的胡適失去了學者的特質和獨立的意志,就毅然與之逆向而行:他以高質量和高產量的寫作,爭取到了經濟上的獨立地位,不仰賴與政府、學術機構和贊助人。他強調説:「我一生最重要的追求是:追求經濟獨立、追求思想獨立、追求精神獨立。」如此,當然需要付出沉重代價:他曾隱居山中的茅草屋,幾乎茹毛飲血,患上傷寒,險些喪命;他曾受國民黨特務的騷擾,失去教職,只能賣文為生,廢寢忘食,每日下筆萬言;他還曾因為滿城風雨的婚姻,不得不躲避可畏的人言,從台中遷居台南善化鄉下;他脫離了如同追名逐利的「小世界」一般的主流學術界,不用評級、不用升等、不用經營人脈、不用討好同僚,其學術成就卻讓名校教授和院士們望塵莫及。
白色恐怖時代的愛與怕
韋政通晚年回顧自己漫長的一生,認為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是:力排眾議,勇於追求自己所愛的。青年時代,他愛上一位護士,這名護士隨軍去了臺灣,他受到很大的刺激,「一個女孩子都有這麼大的勇氣,隻身跟著軍隊去闖天下,我是個男人,為什麼不可以?」於是,二十二嵗的韋政通偷了母親十塊銀元,在上海報名參加青年軍二零七師,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乘船,兩天後到了臺灣基隆港。他上岸時才知道,共產黨軍隊已於前一日渡過長江,如果遲一天,他想走也走不了。與大時代的風暴中顛沛流離的大多數人不同,韋政通遠赴臺灣,是為了追求浪漫的愛情,而不是在國共兩黨之間選邊站。韋政通大器晚成,一九四九年剛剛上大學,對社會和政治的變遷幾乎一無所知。與之相似,在王鼎鈞、余英時的回憶錄中也可看到,他們離開中國的選擇,並非深思熟慮,而是充滿了偶然與變數。但是,留下和離開,此後的命運便是天淵之別。
為了愛情,不顧一切地跑到一個前途未卜的孤島上,那時身穿軍長的韋政,通宛如金庸小說《天龍八部》中大理國王子段譽那樣的「多情種子」。不過,他沒有追到那位讓他意亂情迷的護士。多年以後,羅文嘉詢問那段情竇初開的初戀,老人淡淡地回答説:「她當然嫁人了。」
真正「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愛情在後面。在貧病交加、窮困潦倒之際,韋政通得到徐復觀的幫助,以著作獲得教師資格,到台中一中擔任國文老師。那時,徐復觀已經與國民黨分道揚鑣,因直言批判國民黨,成為特務關照的重點對象。台中一中的國民黨幹部知道韋政通是徐復觀推薦來的人,遂對其展開調查。黨部派遣同為國文老師的楊慧傑女士來調查韋政通的思想,結果發現韋政通有寫日記的習慣,就把他的幾本日記本拿去看。楊女士看了之後感動得流淚,感慨説「現在怎麽還有這樣生活的年輕人,有這樣的向上心」,反倒愛上了調查對象。三年之後,楊女士與前夫離婚,再與韋政通結合,此後兩人相親相愛度過了四十一年的美好婚姻。   
韋政通總結自己經歷的「愛情三部曲」,包括「情愛」、「志愛」、「恩愛」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情愛」,是從相戀到蜜月的激情階段。第二階段是「志愛」,即兩人志趣相投,朝著共同的理想而努力。夫人的理想是當大學教授,韋政通幫助夫人補習國學,兩年後順利考到大學教書的資格,之後夫人在中央大學任教十八年才退休。另一方面,夫人也是韋政通的支撐和幫手,「我不管受多大的迫害、多大的挫折、幾次失業,我的太太從來沒有對我失望過。我感謝她,在最困難的時候都是她在支持我」。第三個階段是「恩愛」,特別是進入晚年,彼此之間盡一切可能性互相幫助。夫人生命的最後六年都在病床上度過,一共住過十九次醫院。韋政通放棄外出講學的邀約,一心一意照顧夫人,早晨親自做早餐送到醫院,夫人睜開眼睛一定看到丈夫在床邊陪伴。辛苦固然辛苦,但韋政通由此悟出「愛就是犧牲」的真諦。
從牟宗三到殷海光:從儒學到西學
韋政通早年追隨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牟宗三很欣賞韋政通,但韋政通後來卻叛出師門。他如實描述了在牟宗三門下求學期間的感受:當牟宗三離開東海大學時,給他的感覺就像早年離開父親一樣,「渾身有一種舒適感,因為牟先生當時讓我感受到龐大的壓力」。此時,韋政通在新儒家圈子中已有不適應感,「言必稱儒家或者言必稱牟宗三」不符合他不羈的個性。更重要的是,隨著對儒家的深入理解和思考,加上對西方哲學的研讀,他漸漸發現儒家的許多重大缺陷,如消極性道德、家天下的政治、匱乏的經濟、載道的文學和道統偶像的建立等。所以,當徐復觀讓韋政通撰文回應《文星》雜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時,韋政通卻在《文星》雜誌上發表文章,猛烈批判儒家文化,此反戈一擊,可謂力透紙背。
韋政通背叛師門的導火索,是他陷入一場有違儒家道德倫理的戀愛——對方是正在處理離婚事務的有夫之婦。牟宗三寫來一封很嚴厲的信,命令式地對他説:「趕快,立刻斷掉,太不像樣了。」言下之意是,假如你不聽的話,我們的師生關係就拉倒。但韋政通的想法是:「這個女同事是我人生中所遇到的真正瞭解我的對象,也是我第一眼看上去就非常喜歡的對象。我想要的,我不惜代價。」於是,他離開新儒家的學術群體,「就在那個階段,我對精神依賴已有所覺醒,自我肯定的意識已抬頭,趁此機緣,反叛就成為必然不可避免的行為。那也是一種自救的方式。」
儒家的師生關係,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不可能有人格平等和彼此尊重。尤其是牟宗三這樣教主式的人物,不能容忍學生不聽勸告。余英時曾討論新儒家的心理構造,認為新儒家往往自以為已優入聖域、自負道統,故表現了唯我獨尊,像君臨天下般的心態。余英時批評說,這是由自以為已體悟道體而來的傲慢,名曰「良知的傲慢」。這種「良知的傲慢」,正是韋政通不能忍受的壓迫。
一九五八年牟宗三先生(前排右四)五十大壽時,於東海大學寓所前與弟子合影。作者位於前排右二。(圖片由水牛出版社提供)
韋政通離開師門,接觸到作為「新人的典範」的殷海光,感受到另一番品格感染與精神砥礪。韋政通發現,殷海光是典型的西化派,「書房裡,三個大書架全是英文書,沒有一本是中文的」。殷海光的思維方式受西方邏輯實證論的影響,也具備西方知識人的人格形態。有一次學生舉手説:「老師,你這種意見,我完全反對!」殷海光笑著説:「我的意見,只供參考,你也可以把你的意見說出來,我尊重你的想法。」他不但沒有一點被冒犯的感覺,相反地,他非常欣賞肯自己思考的學生。這種「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氛圍,在新儒家學術圈子裡「多乎哉,不多也」。
韋政通發現,與殷海光的交往是一個再教育的過程。殷海光永遠有學習的熱情。他舉例說,殷海光的學生成中英從哈佛獲得博士學位回來,在台大授課。成中英在美國將邏輯訓練和分析哲學學得很好,殷海光跟韋政通一起去聽課,並讚賞説,「雖然我一輩子教邏輯,但是我的程度不及他」。做為老師,去聽學生的課,學學生的東西,殷海光一點「師道尊嚴」的想法都沒有,他遵循的是希臘哲學的精神——永遠保持對知識和真理好奇心。韋政通自己也將這種可貴的好奇心保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讀的最後一本書上,密密麻麻地寫滿讀書筆記和內容提要。
現代人格的鍛造
雖然一生並不順遂,但韋政通從不怨天尤人。他像柏楊一樣正視中國人的醜陋面:「現代的中國人,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不文明的一代,我們一定要承認這一點。」然後,他立志要做一個現代「新人」,在人格方面不斷更新,在思想方面勇於探險。他的一生,探索和處理過三個時代大議題:第一,儒學傳統的反思與儒學的現代化;第二,將梁啓超的「新民」理想予以深化,建立百年來惟一的新倫理體系;第三,檢討傳統與西化之間的衝突與超越。
在此一思想框架下,韋政通晚年轉向研究毛澤東,先後出版《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和《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兩部著作,本來他計劃寫成毛澤東研究三部曲,因為患病,第三部未能完成。他研究毛澤東,是用弗洛姆的心理學來分析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傳統人格,也就是剖析毛澤東與儒家文化之關係——毛號稱馬列主義者,表面上反對和批判儒家文化,其骨子裡並非現代人,而是儒家「聖王」人格模式。「韋氏研究」以「心理分析」的理論視角深入分析毛澤東的個體心理特徵,以人物「性格」為主題詞,將性格與權力、烏托邦等概念相結合,讓讀者對毛澤東這個複雜的歷史人物有了新的認識。
毛如此,蔣亦如此。韋政通同時對毛澤東的共產黨和蔣介石的國民黨予以猛烈批判,他是要通過對「反現代人格」的解構,為現代人格勾勒發展方向。他強調説:「作為一個現代人,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固執己見,要尊重別人。」他發現,中國人不是這樣的,《論語》裡缺乏師生之間精彩的對話,多半是老師的獨白,學生只能唯唯諾諾。中國人缺少像柏拉圖的《對話錄》的那種傳統,評論者多半是各抒己見,缺乏同情理解對方的能力。「柏拉圖的《對話錄》中不僅可看出早期西方哲人思考與教學的特色,其實從這種思考方式的運作中,早已奠定了民主的心理基礎。」
在觀念上知道什麽是現代人格,更要身體力行。韋政通認為,做一個現代新人,很重要的一點,「要消除傳統男人坏的習氣,就是在家庭裡面,要去克服,不能再有大男人主義,要尊重女性」。他在家中跟夫人搶著著家務,並不認為「君子遠庖廚」是對的。韋政通也平等對待子女與孫輩,從不居高臨下、頤指氣使。他被摩托車撞倒、送進醫院急診室後,看到趕來的孫女的第一句話是:「對不起,麻煩你們跑這一趟。」華語圈「養兒防老」的長輩通常說不出如此體貼的話。
與余英時相比,韋政通未能邁出的鍛造現代人格的最後一步:突破「大中華」、「大一統」的觀念。他直言批判中共「六四」屠殺之殘暴,卻又在「六四」之後常常赴中國講學,他不一定像李敖那樣有「走紅地毯」的虛榮心,去中國卻多少滿足了他對中國文化之「鄉愁」。然而,真正的個人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是沒有鄉愁的,生命個體本身就能建構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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