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出土簡帛文獻思想研究 - 陳麗桂 - Google 圖書 - https://goo.gl/G2kJ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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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傳播大體可分為南北兩大方面。北方方面又分為以三晉之地的文子一支和齊國的黃老學派一支,其共同特點是以“道”為根本重建人文世界,具有明顯的“入世”傾向。南方一系則為莊子代表,發展《老子》去“欲”之說,進而將“長生久視”的取向扭轉為精神的自由亦即“逍遙”,表現出明顯的“出世”傾向。
北方系的三晉的一支有《文子》一書。過去普遍認為《文子》是偽書,是後人摘抄《淮南子》湊成的篇章。1981年在河北省定州市八角廊西漢墓葬中出土竹簡中有《文子》,經整理於1995年公佈①。竹簡共227枚2700餘字。竹簡的出土,使古本《文子》的面目大體地浮出歷史水面。與郭店本《老子》顯示的老子之學的基本傾向一致,《文子》主要從《老子》的無為、尚虛、貴柔及主在人後的宗旨出發,推闡出一番道家的治世之道。
古本《文子》假託周平王與文子對話。學者認為,這不是無謂的設辭,文子是晉人,而且是史官出身,他的學術背景正以三晉的史學為背景③,這與我們對老子學術背景認識有一致處。而且,據魏啟鵬先生考察,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簡《為吏之道》中,即含有文子之學的內容,即是說文子之學在北方的影響直至秦國。
儒家推崇三晉根祖文化,形成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內涵;三晉文化在傳承儒家文化精髓中,樹立了具有山西特色的三晉文化。
文化特點
三晉文化現象來看,至少有以下幾個特點是應該引起重視的牶一個是開放,一個是務實,一個是求新。依我看這是三晉文化中最有價值的東西。
郭台銘籍貫山西,關公信仰也來自山西,山西晉商白銀帝國全國知名,(山西地區文化稱三晉文化) 姜太公的外孫-唐叔虞為晉國始祖,三晉文化體系中尚公、尚法、尚賢的特色,唐叔虞作為晉國立國創業的始祖,作為三晉文化的創世人,其歷史功績不可磨滅/晉商又稱晉幫,指的是「山西商人」「晉」是山西的簡稱。晉商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富可敵國,曾經一度壟斷中國票號匯兌業,曾有「中國威尼斯商人」之稱。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SFbk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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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又稱作《通玄經》,相傳是老子弟子文子所作。中國古代的書籍,有多種內容略有差異的版本。《漢書·藝文志》載有道家類著錄《文子》九篇。
傳為偽書
《隋書·經籍志》著錄《文子》十二篇。前人認為今本系漢唐之間的偽書,或認為抄襲《淮南子》的西漢後期作品。如唐柳宗元即認為這本書是夾雜抄襲了儒、墨、名、法諸家語句,來解釋《道德經》,故稱之為「駁書」。黃震認為是唐代默希子(徐靈府)偽造[1]。章太炎說今本《文子》「半襲淮南,所引老子亦多怪異,其為依託甚明」。章太炎認為今本《文子》與《列子》「同出一手」,因此,「疑即張湛偽造」。[2]。梁啓超認為「今本蓋非斑舊,實偽中出偽也,其大半襲自《淮南子》」[3]。唐蘭說:「《文子》與《淮南子》很多辭句是相同的,究竟誰抄誰,舊無定說。今以篇名襲黃帝之言來看,《文子》當在前。......《文子》中有很多內容為《淮南子》所無,也應當是先秦古籍之一。」[4]
但是1973年河北定縣40多號漢墓出土的竹簡中,有《文子》的殘簡,其中與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有6章,不見於今本的還有一些內容,或系《文子》的佚文,但確證了《文子》一書的存在,為西漢時已有的先秦古書。《文子》在唐代時與《老子》、《莊子》並重,天寶元年唐玄宗詔封文子為「通玄真人」,詔改《文子》為《通玄真經》,與《老子》、《莊子》、《列子》並列為道教四部經典。置博士、助教講習這些經典。列入唐代科舉教育體系。
漢墓出土
1973年河北省定縣八角廊村40號漢墓出土大批竹簡,其中包括《文子》一書。有少量竹簡文字與今本《文子》中《道原》、《精誠》、《微明》、《自然》等篇的內容相似,余者皆是今本《文子》中找不到的佚文。有學者通過比較敦煌本、竹簡本、今本《文子》的異同,並結合有關史籍加以考察,認為《文子》一書經歷了相當長的演變過程。三種《文子》版本之間有密切聯繫,敦煌本是竹簡本向今本演變的過渡本。
整理
對《文子》進行整理研究的,有《通玄真經》默希子注,十二卷;宋代朱並注,七卷,(八卷以下已佚);元代杜道堅《文子纘義》,十二卷;清代錢熙祚《文子校勘記》,俞樾《俞樓雜纂讀文子》。現今流傳的版本有:《正統道藏》十二卷本;《通玄真經贊義》十二卷本;《道藏》七卷本;《道藏輯要》本;《四部叢刊》縮印《通玄真經》十二卷本;《四部備要》本等。
今本《文子》分十二篇八十八章。十二篇分別為:
一、道原,
二、精誠,
三、九守,
四、符言,
五、道德,
六、上德,
七、微明,
八、自然,
九、下德,
十、上仁,
十一、上義,
十二、上禮。
體例
《文子》一書之主旨,在於解說老子之言,闡發老子思想,繼承和發展道家「道」的學說。書中每篇皆以「老子曰」三字開始,表明與老子之師承關係。明朝宋濂稱:「子嘗考其言,一祖老聃,大概道德經之義疏爾。」元代吳金節也稱:「文子者,道德經之傳也。」均說明《文子》的主旨內容。然而,亦有人認為「老子曰」三字乃後人竄入,非原文如此。
章節摘錄
《文子》首篇《道原》首章云: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泏泏,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墆,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已雕已琢,還復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乎生死,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殰,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知其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怳兮,不可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
文中所謂「老子曰」的內容,乃是集合《老子》中的不同語句而成,重加編排,就其義理而闡發,非實有如此一段文字。在夫道者之後,則更易看出是闡析的部份。
此章開宗明義地解釋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以「道」是天地萬物的起源。此道先天地而生,是窈冥無形,渾而為一的。道無形無狀,無所不包,無處不在。旣分為天地,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而四時陰陽亦依此而生,萬物乃得以生存活動。因此「道」是自然的究竟根本。 下文又說此是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知其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是以自然萬物皆循道而行,但又不知不怨,對此道的本質,旣無法認識,無法掌握,無法干預。
在《下德》篇則首言: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也。
此章則言道有氣的特性,判為陰陽,而世間萬物皆就其陶冶而成。這就頗為超出了《老子》的基礎,而見出後人闡發的精彩之處
文子 (書籍)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QkxU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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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老子弟子,少於孔子,曾問學於子夏和墨子,傳為《文子》(《通玄真經》)一書作者,人稱通玄真人。《漢書·藝文志》道家類著錄《文子》九篇,班固在其條文下註明:「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北魏李暹作《文子注》,傳曰:「姓辛,……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學道早通,遊學於楚。楚平王孫白公勝曾向他詢問「微言」。後又遊學到齊國,彭蒙、田駢、慎到、環淵等皆師事之,形成齊國的黃老之學。
文子
出生    楚國
逝世    魯國曲阜
時代    古代哲學
地區    中國哲學
學派    道家
主要領域
倫理學、社會哲學
著名思想
道學
受影響
老子
影響
列子、楊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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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是西漢時已有的先秦古籍,它先於《淮南子》而成書。《文子》雖經后人篡改潤益,但不是偽書,可以作為研究文子思想的主要資料。從道、道和德、道德和仁義禮法,以及由道到術的發展來看,文子在中國哲學史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文子》是古代道家的重要著作,上承《老子》哲學,下啟黃老道家,思想體系上以老子道學為中心,兼有部分儒家、法家思想,是老子道家向黃老道家發展過渡的橋梁。對該書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把握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的發展脈絡,尤其對我們理解周秦、兩漢期間道家思想的流變、諸子思想的融合,都有很好的啟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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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 (道家始祖老子的弟子、道家學派主要代表人物) 
文子,姓辛氏,號計然。春秋戰國時期的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思想家。生卒年不詳,是道家祖師,與孔子同時,是《文子》一書作者,文子思想尚陽 [1]  。常遊於海澤,越大夫范蠡尊之為師,授范蠡七計。範佐越王勾踐,用其五而滅吳。
《漢書 ·藝文志》道家 [2]  類著錄《文子》九篇,班固在其條文下註明:“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文子學道後無所不通,遊學於楚。楚平王孫白公勝曾向他詢問“微言”。後又遊學到齊國,彭蒙、田駢、慎到、環淵等皆師事之,三晉之地的文子學派和齊國的黃老學派共同形成了北方道家。《文子·上德》篇有明顯的《易》學特色。《上德》解易與《彖》、《象》為同一思想脈絡的發展 [3-4]  。
文子等道家思想是歷史上除了儒學外被定為官學與道舉的學說。
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名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意林》引脫“亡”字,據《史記》集解補,《御覽》引作“晉三公子”)博學無所不通。(《意林》引無此句,據《御覽》補。)為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而知著。(案〈文選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注引“ 見微知著 ”四字)其行浩浩,其志泛泛(洪邁《容齋續筆》作“沉沉”),不肯自顯諸侯,陰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游海澤,號曰“ 漁父 ”,嘗南游越(《意林》引無此句,據《史記》集解補。),范蠡請見越王(案《史記》集解,《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作“嘗南游越,范蠡師事之”。),計然曰:“越王為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馬總《意林》卷一。裴駰《史記》集解引至“公子也”下接“嘗南游越,范蠡師事之”,《文選 ·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李善注引略同,《史記》集解無“姓辛氏名文子”句,有“稱曰計然”句,按二書所引“師事”句蓋約下文意。《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四引作“計然者,蔡邱濮上人,晉三公子,姓辛氏,名文子,博學無所不通”。)范蠡知其賢,卑身事之,請受道,藏於石室,乃刑白鷸而盟焉。(《太平御覽》九百二十四) [5] 
今譯
計然,春秋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早先是晉國流亡的貴族。他博學多才,天文地理無所不通。但是外表貌似平庸、愚鈍,但自小非常好學,通覽群書。就像人們常說的大智者若愚。時常觀察學習大自然,善於從事物剛開始發生露出倪端時,就能知道事物的發展規律,知道別人的想法。
因為他品行剛直,酷愛山水,常泛舟出遊。而不肯主動遊說,自薦於諸侯,所以儘管才冠當世,卻不為天下人知。所以稱做計然。因為他經常遨遊山海湖澤,因此又號稱漁父。曾經在南游到越國的時候,收范蠡為徒。范蠡曾經想將他推薦給越王,但他卻對范蠡說: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范蠡由此更深深的敬佩他,更尊敬他,虛心向他學習。 [5] 
人物生平
四庫總目綱要
四庫總目綱要
文子是老子的弟子,與孔子同時,為《文子》(《通玄真經》)一書作者。文子學道早通,遊學於楚。楚平王孫白公勝曾向他詢問“微言”。後又遊學到齊國,彭蒙、田駢、慎到、環淵等皆師事之,形成齊國的黃老之學。常遊於海澤,越大夫范蠡尊之為師,授范蠡七計。範佐越王勾踐,用其五而滅吳。
《漢書·藝文志》道家類著錄《文子》九篇,班固在其條文下只註明:“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范蠡師事於計然,在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廣為流傳的,從秦漢至宋元,都有史料可以證明。今我們所能看到的最早相關史料,當屬《太平御覽》卷404所引太史公《素王妙論》中的一段話:“計然者,蔡(葵)丘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嘗南游越,范蠡師事之。”《史記·貨殖列傳》載:“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 ”劉宋裴禀《史記集解》引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稴'。”裴禀又引《范子》所載以為佐證:“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北魏李暹作《文子注》,傳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宋人南穀子杜道堅《通玄真經纘義序》: “文子,晉之公孫,姓辛氏,名鈃,字計然,文子某號,家睢葵丘,屬宋地,一稱宋鈃(讀作jian,平聲),師老子學,早聞大道,著書十有二篇,曰《文子》。”
文子的思想後來影響了墨子,主要表現三方面。其一,文一了以無私兼愛釋仁,這一點為墨子所接受,兼愛成了墨子思想的核心。其二,知賢、愛賢、尊賢、敬賢、樂賢與尚賢。其三,節用。儉是老子的三寶之一。
總之,文子是老子的弟子無疑,與孔子同時年齡小於孔子。他雖學習了各家學說,但經過自己的融會貫通,遂別生新義,乃過所承。世稱文子勤學苦練,故得道尤高,而卒歸本於老子。王充曾稱:“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對他極推崇。文子學道早通,遊學於楚。楚平王孫白公勝曾向他詢問“微言”。後又遊學到齊國,把道家兼融仁義禮的思想帶到齊國,彭蒙、田駢、慎到、環淵等皆為其後學,形成齊國的黃老之學。後來文子又到南方的吳越遊歷,隱居在吳興馀英禺山,不知所終,或云成仙而去。
按李定生的考證,文子是老子弟子,文子曾問學於子夏和墨子(約公元前470一前381),年少於孔子,卜商、子夏(前507一?)同時。遊於楚,曾與白公勝(?一前479)對話。後至齊,齊國隱士彭蒙從而師之,後來彭蒙之徒田駢、慎到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而文子可以說是黃老學之祖(李定生,1994,PP.438— 449)
先秦宇宙生成論
《文子》的首篇《道原》即開宗明義地解釋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說:“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禀受無形,原流泉浡,衝而不盈,濁以靜之徐靜,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烏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之取存,是天地萬物的起源。道先天地而生,窈冥無形,渾而為一,一分為天地,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四時陰陽亦依此而生,萬物乃得以生存活動。因此道是自然的究竟根本,自然萬物皆循道而行。“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悖之而死,莫之能怨。”道無形無狀,無所不包,無處不在。道也是氣,“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 [6] 
道是構成宇宙萬物的原始材料,德是萬物各得於道的一部分,蓄養成長為具體事物,道與德相輔相成。道是萬物的主宰,以無為方式生養了萬物,道使萬物生長,而德使萬物繁殖。道是整體,德是部分。《文子》中的《道德》、《上德》、《下德》諸篇都論述了道與德的問題。認為“天道為文,地道為理,一為之和,時為之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物,其德不絕。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敘,天下定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道亦是自然規律。“道者,物之所道也,”是陰陽陶冶而變化萬物的必由之路。因此他又認為:“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嘏,察於天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因此,“萬物變化,合於一道。”
《文子》對老子的無為思想也進行了發揮,認為無為並非絕對消極的不動,而是排除主觀偏見,按規律辦事,指出“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往,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卷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慾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也。”也就是要順應自然規律而成事。
確立了“道”是物質的生成本源後,即發現了天地間最深微的奧妙,認為道不僅是物之所原,而且也可以導引向人事,為人之所由。《九守》篇中即多處論到養生之道。他指出:“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原。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以為極力追求物質利益,縱情於聲色,則不得終其天年,只有不追求這些東西,淡泊名利者,才可長生。又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故其生也無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合德,動則與陽同波。”以為聖人,即得道之人不貪求榮華富貴,依據自己所處的時代安居樂業,沒有喜怒憎恨等情緒擾亂道的修行,因此他的生死都符合自然的規律,與萬物變化一樣。
《文子·九守》的宇宙生成模式“一→天地→四時→陰陽→人蟲→剛柔→萬物” [7] 
審美性批判思維
老子的理論追求是救世。為救世,老子先必須對社會現實子以剖析和批判;為了救世,老子要求人們超越不合理的現實社會制度向大道回歸,從天道的高度救世。文子沿著老子救世的道路吸取他的救世方法,發展了老子思想中積極入世成分,同時又給予後來的墨家、法家、陰陽家以積極的影響。
老子針對孔子不懂大道而嗜談仁義的做法,主張“絕仁棄義”,認為只有“絕仁棄義”才能“.民複孝慈”。孝是一种血親之情,慈是發自內心的愛人之情。孔子也主張“仁者愛人”,但又說“克己復禮歸仁”。如此,孔子的愛人服從於禮的等級制度,這就不合大道。
不以大道為本的仁義,就違背了人的孝慈之本性。文子深諳老子的思想,他認為“仁莫大於愛人”,“兼愛無私”(《文子·道德》),以兼愛反對有差等的愛,因為兼愛體現了“天道無親”這個意義上。大道的眾愛是沒有等級的。
文子以為,得道之人是可以達到不為是非左右的境界的,在生活中可以超越一切相對事物,從而得到一種超然的自由。《文子·道厚》曰:“真人者,知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為無為,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天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又稱:“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邇於心者,公吾俗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其所謂是非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殳致於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這就是要達到一種逍遙無為的境界,超脫一切榮辱得失的思慮,容身於自然,從而獲得至道。
“道”也是統治者必由之路,“聖人所由曰道”。“夫道,無為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統治者要能很好地進行統治,就要修己體道。又曰:“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奸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主張不用人事或貪欲等來破壞自然規律,要按道為政,不用謀略欺詐,不加重人民負擔,由此爭取人民的擁護,爭取政治上的勝利。文子還注重“得人心”的統治方法,稱:“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也,自得者,必柔弱者。”
即得道者其德柔弱,用柔弱容眾,可以以柔克剛。又稱:“用眾人所愛,則得眾人之力,舉眾人之所喜,則得眾人之心,故見其所始,而知其所終。”“得眾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眾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千人之眾無絕糧,萬人之群無廢功。”這是論述得眾人之力來統治才可以無往不勝,才可以成事,而要得眾人之力,就須順民心,即要“用眾人所愛”,“舉眾人之所喜”。他認為:“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他這種對於政治的看法,即加入了仁、義、禮的內容,與老子學說稍有不同。
此外,《文子》指出“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並肯定對立雙方可以轉化,指出“陽氣盛變為陰,陰氣盛變為陽。”“天道極即反,盈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 [8-9] 
人物背景
從現有的文獻看,道家的傳播大體可分為南北兩大方面。北方方面又分為以三晉之地的文子一支和齊國的黃老學派一支與列子學派一支,其共同特點是以“道”為根本重建人文世界,具有“入世”傾向。南方一系則為莊子代表,發展《老子》去“欲”之說,進而將“長生久視”的取向扭轉為精神的自由亦即“逍遙”,表現出明顯的“出世”傾向。
北方系的三晉的一支有《文子》一書。過去因柳宗元的質疑與非毀普遍認為《文子》是偽書,是後人摘抄《淮南子》湊成的篇章。1981年在河北省定州市八角廊西漢墓葬中出土竹簡中有《文子》,經整理於1995年公佈①。竹簡共227枚2700餘字。竹簡的出土,使古本《文子》的面目大體地浮出歷史水面。與郭店本《老子》顯示的老子之學的基本傾向一致,《文子》主要從《老子》的無為、尚虛、貴柔及主在人後的宗旨出發,推闡出一番道家的治世之道。
古本《文子》假託周平王與文子對話。學者認為,這不是無謂的設辭,文子是晉人,而且是史官出身,他的學術背景正以三晉的史學為背景,這與我們對老子學術背景認識有一致處 [10]  。而且,據魏啟鵬先生考察,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簡《為吏之道》中,即含有文子之學的內容,即是說文子之學在北方的影響直至秦國。
主要書籍
《文子》
《文子》成書後,在秦初即遭到禁毀。秦吞併六國,建立封建君主制的中央集權統治後,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秦始皇採納丞相李斯的意見,施行文化箝制政策,公元前213年,下令沒收並焚毀詩、書、百家語及秦紀以外的歷史書。《文子》亦在被禁毀之列。漢朝建立統治後,公元前124年,漢武帝劉徹因見“書缺簡脫”,下詔“廣開獻書之路”,被秦禁毀之書才又逐漸面世。《文子》也在此時又得到了流傳。《漢書·藝文志》將之著錄於“道家”一類。唐代尊崇道教,《文子》也得到重視,不斷有人為之作注,並且被太宗詔改書名為《通玄真經》,可見其地位。但隋唐以後,隨著道教在與佛教的鬥爭中失去優勢地位,《文子》也曾漸湮沒,對它的研究亦頗為冷清。
《文子·上德》篇有明顯的《易傳》特色。《上德》解易與《彖》、《象》為同一思想脈絡的發展。 [3] 
《文子》一書闡明了文子的哲學思想,它發展了道家的學說,同時又吸收了同期其它學派的某些思想,進一步完善了老子的學說,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佔有重要之地。
《文子》主要解說老子之言,闡發老子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道家“道”的學說。明朝宋濂稱:“子嘗考其言,一祖老聃,大概道德經之義疏爾。”元代吳金節也稱:“文子者,道德經之傳也。”都說明了《文子》的主旨內容。
《隋書·經籍志》
《隋書·經籍志》著錄《文子》十二篇。唐柳宗元認為《文子》這本書是夾雜抄襲了儒、墨、名、法諸家語句,來解釋《道德經》,故稱之為“駁書”。由於柳宗元的影響前人皆認為今本系漢唐之間的偽書,或認為抄襲《淮南子》的西漢後期作品,敢於發聲為文子翻案的幾乎沒有。但是1973年河北定縣40多號漢墓出土的竹簡中,有《文子》的殘簡,其中與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有6章,不見於今本的還有一些內容,或系《文子》的佚文,但確證了《文子》一書的存在,為西漢時已有的先秦古書。文子在唐代時與老子、莊子並重,天寶元年唐玄宗詔封文子為“ 通玄真人 ”,詔改《文子》為《通玄真經》,與《老子》、《莊子》、《列子》並列為道教四部經典。
對《文子》進行整理研究的,有《通玄真經》默希子注,十二卷;宋朱並註,七卷,(八卷以下已佚);元杜道堅《文子纘義》,十二卷;清錢熙祚《文子校勘記》,俞樾《俞樓雜纂讀文子》。現今流傳的版本有:《正統道藏》十二卷本;《通玄真經贊義》十二卷本;《道藏》七卷本;《道藏輯要》本;《四部叢刊》縮印《通玄真經》十二卷本;《四部備要》本等。
今本《文子》分十二篇八十八章。十二篇分別為:一、道原,二、精誠,三、九守,四、符言,五、道德,六、上德,七、策明,八、自然,九、下德,十、上仁,十一、上義,十二、上禮。
《通玄真人頌詠》
唐·吳筠:
通玄貴陰德,利物非市朝。
悠然大江上,散發揮輕橈。
已陳緇帷說,复表滄浪謠。
滅跡竟何往,遺文獨昭昭。
文子纘義十二卷(永樂大典本)
元杜道堅撰。道堅字南谷,當塗人。武康計籌山升元觀道士也。其始末無考。是書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惟考牟巘《陵陽集》有為道堅所作序。又別有計籌?真率錄序,稱同微先生常主升元觀席,德壽宮錫之寶翰,至今歲某甲道堅實來。上距祖君十二化,然才百年云云。案自高宗內禪居德壽宮時,下至景定壬戌,正一百年,則道堅當為理宗時人,而李道純《久和集》序乃道堅所作,題大德丙午,則入元久矣。《文子》一書,自北魏以來,有李暹、徐靈府、朱元三家注,惟靈府注僅存,亦大半闕佚。道堅因所居計籌山有文子故跡,因注其書。凡自為說者題曰纘義,其馀裒輯眾解,但總標曰舊說,不著姓名,頗嫌掠美。然杜預《左傳集解》先有此例,朱子註四書已用之,亦無責於道堅也。自元以來,傳本頗稀,獨《永樂大典》尚載其文。其精誠、符言、上德、下德、微明、自然、上義七篇,首尾完備,惟道原、九守、道德、上仁、上禮五篇,原本失載。或修《永樂大典》之時已散佚不完歟?今檢校原目次第,排錄成帙,所闕之五篇,亦仍載其原文。厘為十有二卷,仍符隋、唐志《文子》舊數。書中字句與世傳明代道潛堂刊本多所同異,其間文義兩通者不可勝舉。其顯然訛脫者,如符言篇求為而寧,求為而治句,明刊本作無為,與上下文義全反;又知言不知上也,不知言知病也四句,明刊本無言字,於義難通;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句,明刊本追字作足;又內在已者得句,明刊本內字作則;又夫氣者可以道而製也句,明刊本夫字作二;又微明篇聖人見福於重關之內句,明刊本見字作先;又微言篇奇伎逃亡句,明刊本逃亡作天長;均訛誤不可解。當以此本為正。又符言篇故能以眾不勝成大勝者,惟聖者能之二句,明刊本脫下一句;又能成王者必德勝者也句,明刊本脫德字;又上義篇故天下可一也句,明刊本一字下衍人字;此類甚多,皆可以證傳刻之誤。蓋道堅生當宋季,猶見諸家善本,故所載原文,皆可正後來訛誤,不但注文明暢,足以宣通疑滯也。
----出《四庫總目提要》
《內經》
計然內經上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浚流,沈而復起,因複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為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為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勝負!大邦既已備,小邑既已保,五穀既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
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興師者必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飢,飢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饑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郅頭而皇皇,強弩不彀,發不能當。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頓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興師以年數,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為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以為教常,子明以教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強、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勸農桑,饑饉在問。或水或塘,因熟積儲,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 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強,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飢,不可再更,王其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吳楚越之間,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知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辨佐之,使主水;太皞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並有五方,以為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飢,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為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飢;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轂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為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為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強而不衰矣。
群臣無空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群臣多空恭之禮、淫佚之行矣。夫諛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徼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為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
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鞅。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故,聖人並苞而陰行之,以感愚夫。眾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
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夫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
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惠種生聖,痴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
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農術,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負于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
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若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闢,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為教。”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
甲貨之戶曰粢,為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為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為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為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為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為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穬,比蔬食,故無賈。辛貨之戶曰菓,比蔬食,無賈。壬癸無貨。(《越絕書·越絕計倪內經》)
計然內經中
越王句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吳,蒙天祉福,得越國。群臣教誨,各畫一策,辭合意同,句踐敬從,其國已富。
今譯:
越王句踐十年二月,越王回憶起以前因與吳國交戰,戰敗求和。在吳國受羞辱的日子。幸運的是,得到上天的眷顧,使自己能夠返回越國。得到大臣們積極出謀獻策和輔佐,而越王對於大臣的所獻的計謀,沒有一個不認真考慮的。只要是有用的,可以實施的。都一一照辦了。於是,越國越來越富強了。
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友。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台,望觀其臣有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不形顏色。
今譯:
回到越國已經五年了,沒有看到想討伐吳國為越王洗雪恥辱的大臣。是不是大臣們愛惜他們的生命和榮華富貴。於是,把大臣們指集到淮陽宮,來觀察大臣們是不是憂國憂民。相國范蠡、大夫文種整齊的做在也其中,表面上一點都看不出急於報仇雪恨的樣子來。
越王即鳴鐘驚檄而召群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恥,上愧周王,下慚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群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聞:'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囚破之恥,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
今譯:
越王於是命人敲鐘並發布聖旨召集大臣一起來商議,說:我受到吳國的羞辱,上對不起周王,下沒有臉面對晉、楚國的各國諸侯。承蒙各位的出謀劃策,得回到祖國並積極治理國家,已經準備了五年了,人民富裕了,士兵強悍了。在這五年裡,沒有聽到有誰想要報仇雪恨。難道真的沒有人為我分憂嗎?大臣們還是不說話,沒有什麼反應。越王於是仰天長嘆,我聽說讓大王憂慮,是做大臣的恥辱;而大王遭到侮辱,從臣子的應該自盡以謝天下。我親自遭受被俘虜的災難,遭受被囚的恥辱。沒有辦法,需要藉助各位人才的幫助,討伐吳國,洗雪恥辱。各位都是我為之託付國家的國家重臣,難道真是看到困難和危險就放棄不做?
於是計倪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前進曰:“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倪曰:“夫官位、財弊、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
今譯:
於是,因為年輕官職小而坐於最後的計倪,舉著手走向前說:不是這樣的!不是大臣們看到困難和危險就放棄不做,而是時機不到,大王不能那樣做。越王說,為什麼?計倪回答:官位財幣金賞,這些是大王所輕視的;操鋒履刃、衝鋒陷陣、赴湯蹈火,這些是群臣所重視的。今大王吝財之所輕而責臣之所重,豈不是很荒謬嗎?
於是越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即辭群臣,進計倪而問曰:“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
今譯:
於是,越王不高興了並且沉默起來,臉上出現了羞愧的神色,隨即讓大家退朝,單獨問計倪:我如何能得大臣們的心。
計倪對曰:“夫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亡囚,有貪分之毀,齊桓得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願王審於左右,何患群臣之不使也?”
今譯:
計倪回答:“君主尊崇仁義的,是治理天下的方法。大臣和百姓則是君主治理天下的根本所在。君主是否得道,國家是否能夠興旺,關鍵在於大王是否能明選左右,任賢使能。在古代,太公乃囗溪之畔的飢餓之人,西伯任用他而得以王天下;管仲,此人是魯國逃亡的囚徒,又有貪財的不好名聲,齊桓公得到他而能稱霸諸侯。《左傳》曾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願大王審視左右,任人是否得當?”
越王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冀聞報復之謀。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在?”計倪曰:“選賢實士,各有一等。遠使以難,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指之以使,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態。五色以設,士盡其實,人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何憂?”
今譯:
越王覺得計倪之言,不無道理,可是又覺得在任賢使能上也沒有什麼疏漏之處,於是問計倪道:“在選才用賢上,職責清楚,都能勝任,我本來對他們寄託厚望;接而,今卻都躲著藏著,都不說話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選才用賢,可以通過各種辦法進行考察:把人派到遙遠的地方辦事能知道一個是否忠誠;與人暗地裡策劃某些秘密,就可以發現一個人是否守信;突然向一個人提問,可以觀察他的機智;讓一個人喝醉了酒,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定力。一直讓人做冗雜的工作,可以看出他有沒有臨變不亂的才能;用女色試探他,可以觀察一個人的節操。用這五種辦法考察大臣到底有幾斤幾兩,是上智還是下愚,是草包還是英雄,是酒囊飯袋,還是智勇雙全,就能鑑別得一清二楚。
越王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有益寡人也。”計倪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
今譯:
越王說:我已經做到了量長而用,讓大家人盡其財,但今仍然沒有讓我消滅吳國,報仇雪恨的好計策教我。計倪回答:范蠡長於軍事外交方面,設計謀劃,當機立斷,依陰陽演變之常法,順天地普存之法則。而文種則熟悉使四境之內,耕織之事,務必使百姓不誤農時,樂於其業。希望大王與他們商議,他們必有好的計策獻給大王。剛才這種大班哄的辦法,是不容易得到深謀遠慮大臣的真知灼見。
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宿讎,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 “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川之魚,死於芳餌。'今欲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實。”
今譯:
越王於是召范蠡和文種說:過去在臣吳之時,多虧相國之計,使寡人免於斧鉞加身;今有何計策,能使越國盡快報仇雪恥呢?文種回答:我以前聽說,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要討伐吳國,必須先投其所好,遂其心願。這就叫做: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民間俗話說: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就是這個道理。
越王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製之死乎?”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复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君王察焉?”
今譯:
越王說:“投其所好,遂其心願,如何採取措施而置之於死地?”文種回答:“想報仇雪恥,伐吳滅吳,有九術可行,大王願意聽嗎?”
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慚朝臣,外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種曰:“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遣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槁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強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吳乎?”越王曰:“善。”(《吳越春秋 ·句踐陰謀外傳》)
今譯:
越王說:我被羞辱,在內無顏面對大臣,在國家上則不敢面對諸侯,心中迷惑,精神空虛,愁不思飯,恥不安眠,最想听的,就是你們的計謀。文種說:此九術,即使商湯周文王得到,也可以奪取天下;就是齊桓公、秦穆公得到,也可以稱霸諸侯。此九術,攻城奪陣,易如反掌,殺伐擒敵,就像脫鞋子一樣簡單。請大王聽我說。一是尊天地敬鬼神,以祈求它們賜福;二是用奇珍異寶迷惑其君王,多用巨額財富行賄收買他們重要的大臣;三是高價購買他們的糧食來降低其儲備,根據他們的喜好賣給他們東西來消耗他們的民力;四是送給他們美女、用來迷惑他們君王,擾亂他們的計謀;五是選取能工巧匠,幫他們建浩大工程,以消耗他們的財富;六是幫助阿諛奉承之輩當上他們的官,讓我們容易攻打他們;七是過分誇讚尊重他們有能力忠心的大臣,讓君主(出於疑心)自己除掉他們;八是使我們國家國家富強準備精良的武器;九是積極訓練軍隊士兵,等待敵人有機讓我們所乘。越王說:說的好,就這麼辦。
計然內經下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倪,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倪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審於存亡,乃可量敵。”
今譯:
十一年,越王越來越想迫切的想討伐吳國。於是,向計倪請教說:我想討伐吳國,但又恐怕不能取勝,想早點起兵,所以向你請教。計倪回答:大王要想起兵討伐吳國,必須先要準備充足的糧食,有充足的錢幣儲備,堆滿了糧蒼和銀庫,當打仗的時候,可以用錢糧來激勵士兵。要做到這些,必須要知道自然客觀規律的變化,鼓勵生產,積累財富。當準備充足以後,就可以考慮準備進攻敵人了。
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奈何?”計倪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
今譯:
越王說,如何能順應客觀規律,做到富國強兵。計倪回答:要知道自然客觀規律,必須要一分為二的看待事物。事物都有利害兩方面。客觀規律是,事物隨著客觀規律變化也會產生貴賤不變化。知道了這些的人,知道如何辨別、防範並利用它們成全我們。
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偽乎?”計倪曰:“春種八谷,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而不敷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知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
今譯:
越王說:什麼是利害,如何辨別呢?計倪回答:春天播種農作物,夏天農作物成長,秋天收穫糧食。冬天將糧食收藏起來。到了該播種莊稼的時候,不播種就是第一種禍害。到了夏天,田裡沒有禾苗長大。是第二種禍害。到秋天沒有收穫,是第三種禍害。冬天沒有糧食收藏是第四種禍害。如果這樣,雖然有堯、舜的才能仁德,也無可奈何了。到了耕種播種的時節,根據自然規律耕種,是第一種利益。留意田裡的莊稼,積機管理,除卻禾苗,讓禾苗長德更好,是第二種利益。在該耕種的時候積極耕種,到了秋天,才有糧食的豐收。國家沒有拖欠的賦稅,百姓沒有錯過收割的糧食,這是第三種利益。糧倉和府庫沒有損壞,並且已經封存,隨時清除更新陳舊的糧食。君臣和諧相處。人口迅速繁衍,這是第四種利益。知道陰陽變化的人,在百姓遭到災禍的時候,減免賦稅。就能讓百姓都富裕起來。知道人情變化的人,積極引導百姓,人人崇尚道德。
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歷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著,望陽出糶,筴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句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倪之謀也。”(《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
今譯:
越王說:有才能的人才是不是一定要年紀大的。計倪回答:有才能人並不一定是年紀大的人。越王說:對啊!你說得對。於是,注意自然環境的變化,上下齊心。內修政治,外交於諸侯。只用了三、五年,越國就國富民強起來。越王長嘆:我國之所以有今,全靠計倪的計策。
《雜錄》
計然曰:“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刑,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王充《論衡 ·明雩篇》引作'太歲在子,水毀、金禳、木飢、火旱'與《史記》引小異。)。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饑。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稽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
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史記 ·貨殖列傳》)
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是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案《太平御覽》引“民”作“臣”。),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也。(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三,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十五,《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七引並同,《文選 · 張平子東京賦》注引首二句。《永明二年策秀才文》注。)東方多黍,南方多稷,西方多麻,(案《初學記》引作“東方多稻,西方多麥”)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所宜也,各有高下(案《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八引作“南方多稷”,又“五土之所宜也”句卷三十六引“夫地有五土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豆,下而陰者多五穀。(徐堅《初學記》二十七,《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八)
天者,陽也,規也。地者,陰也,矩也。(《文選 ·東京賦》注)
度如環無有端,週回如循環,未始有極。(《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注引《范子》)
日行天,日一度,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九,《太平御覽》三,吳淑《事類賦》註一)
日者,火精也;火者,外景。日主晝居。晝而為明處,照而有光。(《初學記》一,《太平御覽》三)
日者,太陽之精。(《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九)
月行疾,二十九日、三十日間一與日合,取日之度,以為月節。(《太平御覽》四)
月者,水之精也;水者,內景。月主夜居。夜為明,夜者紀也,紀者內也。紀度而成數。(《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兩引,《開元占經》十一,《太平御覽》四)
日者,寸也;月者,尺也。尺者,紀度而成數也;寸者,制萬物陰陽之短長也。(《太平御覽》三。《廣韻 · 入聲 ·十月》注引“月者,尺也”二句)
風為天氣,雨為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命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成矣。(《太平御覽》十)
德取像於春夏,刑取像於秋冬。(《初學記》三,《白帖》三,《太平御覽》二十三)
《周髀》雲:“冬至三光微,夏至三光盛。”(《太平御覽》二十三)
掩目別黑白,雖時時一中,猶不知天道也。論陰陽有時誤中耳。(《意林》一,《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六)
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陰陽之道,非獨一物也。”(《意林》一)
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意林》一,《太平御覽》四百一)
古者,庶人老耆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曰布衣。今富者綺繡羅紈,素綈冰錦也。繡細文而出,齊,上價匹二萬,中萬,下五千也。(《初學記》二十七,《太平御覽》八百十五)
人受命於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脈。三月而胚,謂如水胞之狀。四月而胎,謂如水中鰕[蟲麻]胎也。五月而筋。六月而骨,謂血氣變為肉,肉為脂,脂為骨也。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李石《續博物誌》)
范子曰:“請問九田,隨世盛衰,有水旱貴賤。願聞其情。”計然曰:“諸田各有名,其自一官起始以終九官,所以設諸田、差高下。始進退也。假令一值錢百金,一值錢九百,此略可知從畝一至百畝,直是大之極也。”(《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一)
千里馬必有距虛。(《文選 ·卷三十四·枚叔七發》注引《范子》)
范蠡乘偏舟於江湖。(《後漢書 ·隗囂傳》注引《計然》)
天者,變化、行精器者也。令者,謂暴風雨霹靂也。(《開元占經》一百二)
爭者,事之末。(白居易《六帖》引范蠡曰)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太平御覽》一百八十九)
范子曰:“堯、舜、禹、湯,皆有預見之明,雖有凶年而民不窮。”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國寶。(《齊民要術》三,《太平御覽》七百七)
立夏,九十一日;立秋,涼風行,萬物始實,白露降,畢極寒成也。(《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
注:最後一篇《雜錄》內容與以上內容大部分重疊,所以沒有翻譯。
名言名句
文子的主要著作《文子》(《通玄真經》)中有很多名言名句,被後世的著作所吸收承襲,從而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人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止水,以其清且靜也。】
《莊子·德充符》:“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
【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
《論語》:“仁者愛人。”文子是老子弟子,當與孔子同時,而《論語》是孔子弟子集孔子語而成,若《文子》為文子本人所著,則“仁莫大於愛人”早於《論語》“仁者愛人”。按,漢墓中與《文子》同時出土亦有《論語》殘簡。
【善遊者溺,善騎者墜,各以所好,反自為禍。】
《淮南子·原道訓》引用為:“夫善遊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
【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
孫思邈《千金要方》轉用為:“行欲方而智欲圓,心欲小而膽欲大。”
【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功成名遂身退,天道然也。】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
【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史記》載屈原遇漁父,有歌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鱉千里;累塊不止,丘山從成;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結網……
【山致其高而云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
荀子《勸學》:“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捨。鍥而捨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漢書》:“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皆出其後。
【古往今來謂之宙,上下四方謂之宇。】
據出土竹簡,改“老子曰”為“文子曰”,則此語出自文子本人,而世傳《尸子》有“上下四方謂之宇,古往今來謂之宙”之語。尸子為戰國時人,晚於文子。則最早闡述“宇宙”者,當為文子。另外與尸子同時並且早於尸子的還有莊子,亦有“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莊子·齊物論》: “奚旁日月,挾宇宙?”最早使用了“宇宙”一詞)《淮南子·齊俗論》引用《文子》此語,而改為“往古來今謂之宙,天地上下謂之宇”。
【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並覆,非正平無以製斷。】
《淮南子·主術訓》引用了《文子》,改為“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眾,非平正無以製斷。”增加了一句“非慈厚無以懷眾”。到了三國時,諸葛亮在《誡子書》中再次抄用,改為“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遊而濟江海。】
荀子在《勸學》篇有“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而文子早於荀子。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
《淮南子·主術訓》引用此語,略有改動:“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
【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
《淮南子 ·氾論訓》按原文引用。
【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為非者寡矣。】
《論語·述而》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句。
【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
《淮南子·氾論訓》抄用為“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改“俗”為“舊”。
【今為學者,循先襲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為治,猶持方枘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
此乃成語“方枘圓鑿”最原始出處。而宋玉《九辨》:“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晚於《文子》。
【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此為成語“揚湯止沸”最早出處。】
漢枚乘《上書諫吳王》:“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三國志·魏書·劉廙傳》:“揚湯止沸,使不焦爛。”
【衰世之主……構木為台,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
此即成語“竭澤而漁”最早出處。隨後有《呂氏春秋·卷十四·義賞》:“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再後來有《淮南子·本經訓》,引用《文子》原文。 [11] 
注:【】內為《文子》原文。
《文子》注疏
重要注疏
  (唐)魏徵《文子治要》(在《群書治要》內)
  (唐)徐靈府(默希子)《通玄真經註》十二卷
  (宋)朱弁《通玄真經註》七卷
  (元)杜道堅《通玄真經纘義》十二卷,附《釋音》一卷
(近)方勇《子藏·道家部·文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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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公案之徹底了結:桓寬《鹽鐵論》徵引片段
桓寬《鹽鐵論》徵引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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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看過《文子》公案的主要幾本疑古派大作的學者,大概都會認為是「今本」《文子》抄襲了《淮南子》。而不可能有其他想法。但這實在是學術史上罕有的因為缺乏訓詁學、校勘學、版本學以及邏輯學相關知識所創造出來的極大笑話。一是倡導走出疑古時代的李學勤自己在這場公案中扮演了疑古的角色,而主張竹簡《文子》不等於今本《文子》,後繼學者更等而下之的認為敦煌《文子》應該鼎足而三!把一個簡單的版本學概念無限誇大成「古本、偽書」的關係,而認為今本《文子》出於偽造!這種不讀書而蠻不講理的論述,在學界儼然成了「共識」。而這其中最有名的一種證明《文子》抄襲《淮南子》的方式,就是舉出其中《文子》「虛化」《淮南子》中歷史人物的片段。甚至更指稱,反向操作更難!而這其實又是出於對整個先秦諸子引書、改造、修辭技術演進的知識缺乏認知所致!
  疑古派的學者習慣於把古人當成白痴智障腦殘,以致於他們認為有人可以在《淮南子》這本西漢時期漢武帝喜愛的一本書成書之後竟然選擇抄襲《淮南子》來進行偽造而還冀望於可以取信於人。同時也認為魏晉時代到唐朝的學者都是一些腦殘飯桶,以致於會在《淮南子》還流傳在世的情況下,相信一本抄襲《淮南子》的書是先秦古籍。
  因此,疑古派的學者為了不致於把這個荒謬透頂的謬論極大化,於是疑古派的人覺得非得找一個偽造者出來,而且還不能時代離太近,否則那就「明白」坐實了古人都是智障腦殘的「隱喻」說法!於是他們把偽造者導向了目前可知的第一個註解者張湛,而不去考慮是否之前還有其他的註釋者存在(所以只要存在其他更早期的註釋者,這種謬論自然不攻自破,問題在於目錄上並沒有相關的記載)。張湛的時代晉朝(始於265年)離《淮南子》成書的前139年(從《淮南子》策劃人劉安的歷史記錄可以推出相差不會超過三四年)相當於四百年。選的太早會讓人質疑其可能性,選的太晚又會遭遇唐朝(始於618年)把這本書拱上道家經典的合理性。於是就挑了一個自以為可能的時間,以及一個自以為可能的人!而事實上當然是毫無憑據的「瞎扯蛋」!是徹徹底底的不讀書之論!不僅沒熟讀先秦兩漢古籍,更是沒熟讀《文子》的可悲結論!
  那麼試問,我們如何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來證明「今本」(因為沒人可以看到完整的竹簡本,而這就是整個公案裡最荒謬的地方之一。)《文子》不是抄襲《淮南子》,而是反之?以下,就再次挑出一個關鍵性的針對「虛化」(把《淮南子》中提到的歷史人物抽掉換上抽象代稱)還是「實化」(把《文子》中的抽象代稱換成實際的歷史人物與事件)的關鍵性證據,做為一個簡單的反證。那麼試問,我們應該挑哪一個時代的書來找呢?首先,如果《文子》公案的疑古派大學者們願意多花點時間念點先秦諸子甚至只是熟讀西漢時期的書籍,都能發現裡面充斥著眾多的《文子》語句。那麼為了證明古人不是腦殘智障,我們當然只需要挑一本晚於《淮南子》而接近於《淮南子》成書時間的書,只要這本書中出現了所謂「虛化」的引文,那麼相信那些曾經被張丰乾《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葛剛岩《《文子》成書及其思想》以及早期的王利器(後期改變了說法還是錯)的文章所誤導的學者,「一般」都會直認錯誤了!因為既然《淮南子》已經成書了,試問這種所謂「虛化」的引文從何而來?只有一個可能是符合歷史記載、符合客觀實際的,那就是《文子》。因為此時的「今本」《文子》尚未被證偽!
  由於《道德經論正》即將完整出版,因此個人也就不在這裡多浪費時間,把那接近數百項的引文證據完全列出,而只列出這關鍵的牽涉到邏輯判斷的證據!當然,僅僅是這樣的證據,已經足以讓多數的學者恍然大悟,卻無法徹底根絕疑古謬說。疑古謬說的徹底根絕,需要補充很多的實際引文證據、訓詁學、校勘學、版本學、邏輯學的基本常識!這些請見《道德經論正》。以下所選擇的書籍是桓寬的《鹽鐵論》,這本書是由當代的鹽鐵會議所整理出來的書面資料,裡面有眾多的學者參與討論,而其中關於《文子》的引文就高達八九項。換句話說,一大票的疑古者,連這一本整理前81年2月召開的鹽鐵會議的言談集(一般認為整理時間為十年,可高度存疑。)都沒能看熟,也能大放厥詞!確實不得不讓人對於整個學界做學問的荒謬態度感到訝異!
  以下並舉數則成書時間前後於《淮南子》的相關引文如下,全部引文不下百則,請見《道德經論正》相關章節不贅:
引用時間:前140年前後
與《淮南子》同時而略早。而董仲舒引稱「古人有言」,請問此時劉安已經作古了嗎?而且董仲舒既在對策中引用又在自己的著作《春秋繁露》大用〈文子.精誠〉同一篇的許多文字。這些都是客觀證據,豈容疑古派繼續睜眼瞎說!
〈文子.上德〉:
  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
〈淮南子.說林〉:
  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
〈文子.上禮〉:
  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萬物變為塵垢矣!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文子.精誠〉:
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
〈漢書.董仲舒傳〉: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蛛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
〈漢書.禮樂志〉:
  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一歲之獄以萬千數,如以湯止沸,沸俞甚而無益。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
〈文子.精誠〉:
老子曰:……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皇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明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以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
〈春秋繁露.王道〉: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故天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寸時,嘉禾興,鳳凰麒麟游於郊。囹圄空虛,書衣裳而民不犯。
〈漢書.董仲舒傳〉: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仲舒對曰:……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
引用時間:前81年後至前70年
這一句引文,由於鹽鐵會議的文學是「口語引用」(關於引用的種類與效用,請見《道德經論正》相關章節,不贅。僅是這種體系劃分便是學界首創。也是日後所有從事考證者不得不讀、不得不學、不得不知的知識。),因此其中一句文字發生了變異。但僅僅這一句,就能提供最堅實的邏輯上的反證,證明「虛化」說是對《文子》(或可笑可悲的稱「今本」)作者的徹底污衊!試問:既然《淮南子》已經成書了半個世紀,《鹽鐵論》的文學是引誰的?
〈文子.上禮〉:
  老子曰:……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
〈淮南子.泰族〉:
  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
〈鹽鐵論.申韓〉: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
這一句《淮南子》「未收」,試問《鹽鐵論》的文學是引誰的?
〈文子.上禮〉:
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
〈鹽鐵論.遵道〉:
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
〈鹽鐵論.刺復〉:
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
引用時間:23年上下
〈文子.道德〉: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
〈法言.先知卷第九〉: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
  最後,那麼所謂「虛化」的說法,說穿了,不過就是書讀不多的「虛說」!何足論!至於《道德經論正》的最終考證證明《文子》乃老子弟子文子所作,書中「老子曰」除那些竹簡可據以「修正」的「改動」之外(每一個版本都不可能一字不差的保存原始的文字,這是基本常識。),其他眾多可考者,都能確定就是「老聃」「親口所說」的「授課記錄」!至於詳細的解釋與考證,請見拙作《道德經論正》,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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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簡《文子》研究四十載回溯
——從“朝請”、“壹異”兩詞說起[①]
(香港)何志華
 
[ 作者簡介]何志華(1962 — ),男,廣東省南海縣人。現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古籍研究中心主任。著述有《文子著作年代新證》、《經史考據:從〈詩〉〈書〉到〈史記〉》、《高誘註解發微:從〈呂氏春秋〉到〈淮南子〉》等。  
 
《文子》之成書年代,嚮來爭議甚多。自1973年河北省定縣八角廊四十號漢墓出土竹簡本《文子》以來,學術界之討論,尤為激烈,時至今日,幾近四十載,未嘗休止。回顧過去諸家所提論議,層構迭起,推陳出新,其中重點乃為竹簡《文子》之成書年代,以及其與《淮南子》之承傳關係。今試回溯往昔,以竹簡《文子》兩個關鍵詞彙“朝請”、“壹異”為脈絡,總結出土竹簡《文子》過去幾項重要研究成果如下:
一、出土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之關係
1973年河北省定縣八角廊四十號漢墓出土大批竹簡,其中包括《文子》。有關出土竹簡《文子》之拓片或釋文,遲遲未見發表。直至1995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發表有關竹簡《文子》之資料,始知定州漢簡初步考定屬《文子》者計277枚,合共2790字[ ②],其後又發表《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以下簡稱《釋文》)[ ③]。整理小組比勘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考證竹簡《文子》有87枚約1000字與今本《文子》《道德篇》相應。因之,整理小組發表《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校勘記》[ ④](以下簡稱《校勘記》),先將今本《文子》《道德》與竹簡《文子》相應者,逐條校勘,標出相異部分;再於《道德》篇以外,檢出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相應者7則,分別與今本《文子》《道原》、《精誠》、《微明》、《自然》4篇相應。又據《河北定縣40號漢墓發掘簡報》,[⑤] 定縣出土漢墓竹簡所記最晚之年代為漢宣帝五鳳二年(公元前56年),此即出土竹簡《文子》成書年代之下限。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又發表《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的整理和意義》,詳述其事:
定州西漢竹簡1973 年於西漢中山懷王劉脩墓中出土。此墓位於河北省定州城關西南4 公里的八角廊村,約於西漢末年被盜。由於盜掘者在墓中引起大火驚駭逃出,使墓中一些重要文物得以保存。這批竹簡位於室東側,雖因過火炭化避免了腐朽,但經過盜擾火燒,也使竹簡受到嚴重損壞。竹簡散亂殘斷,炭化的黑地上墨跡已多不清晰…… 1976 年6 月,由文物出版社邀請曾參加整理馬王堆帛書的張政烺、李學勤、顧鐵符、於豪亮先生,協助對定州漢簡的整理。我省有劉來成、信立祥參加配合工作。首先將竹簡上的文字抄錄於卡片上,一簡一卡並順序編號。整理工作至1976 年7 月唐山大地震而停止。這次地震,竹簡雖經精心照管,但由於轉移後封存的盛簡木箱被不知情者搬倒,使竹簡又一次散亂,並有一定損毀。[ ⑥ ]
準此可知,出土竹簡《文子》屢遭損毀,現存竹簡枚數甚少,相對於今本《文子》而言,僅餘一少部分而已。[ ⑦]出土竹簡《文子》大部分與今本《道德》篇對應,然則有關《文子》出土的情況,究竟是出土竹簡《文子》原為全書,而今僅餘一少部分屬《道德》篇而與今本相應;抑或出土竹簡《文子》本來就只是一節錄本而僅有數篇,此一問題當以當年李學勤先生之結論最為可靠,李學勤先生說:
八角廊竹簡的《文子》原係全書,不過由於朽壞殘損,現今僅剩下比較連續的一小部分。我是比較傾向於這個看法的,理由是殘存的簡中有一支很像是書的標題,看來竹簡《文子》應較完整。[ ⑧ ]
竹簡《文子》原本全書抄錄,可惜竹簡朽壞,現存者為數甚少,欲論其與今本《文子》之關係,當從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唯一相應之《道德》篇著手,比勘兩者,再據此推論竹簡《文子》、今本《文子》本之異同。當年《文物》責任編輯李縉雲先生曾發表《<文子·道德篇>竹簡本、傳世本的比較研究》一文,就《道德》一篇,比勘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之異同,惜乎兩本部分差異未被發現,仍有未足。 
筆者於1998年發表《出土文子新證》[ ⑨],以出土竹簡《文子》與今傳世本《文子》進行比對,發現下述兩本對應內容出現之歧異情況,而為前輩學者當年所未見者,今將兩本對讀排列如下:
(1)
今本文子:夫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
竹簡文子:
今本文子: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已輕其上矣
竹簡文子:
今本文子:諸侯輕上,則  朝廷不恭縱令不順
竹簡文子:             [朝]請不恭而不從令不集平王(2212)
今本文子:                仁絕義滅[ ⑩]
竹簡文子:□者奈何之文子曰仁絕義取者(0567)
按兩文互斠,可見今傳世本《文子》作“朝廷”而出土竹簡本作“朝請”。筆者於1998年發表之《出土文子新證》雲:
疑簡本作“朝請”者是也;考《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雲:“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史記集解》雲:“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可知“朝請”為漢律,謂諸侯春、秋兩季朝見帝王之禮。[11]
考《文子》此文云:“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已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因謂之“朝請不恭”,文義正合;今本《文子》 “朝請”誤為“朝廷”,文義未通;考“請”字古音耕部清母,“廷”字古音耕部定母,疑今本作“廷”者乃“請”之聲誤。
(2)
今傳世本《文子》與《淮南子》內容多有重複,然而出土竹簡本《文子》內容,雖與傳世本《文子》,尤其《道德篇》,多有對應之文,然而學者當年依據整理小組所校訂竹簡《文子》之《釋文》,未見竹簡《文子》與《淮南子》有任何相合之證。其實,有關《文子》與《淮南子》之關係,在出土竹簡《文子》發表以前,學者大抵並無異議,多以為《淮南子》先出而《文子》晚出,今本《文子》與《淮南子》重出者,皆今本《文子》編者因襲《淮南子》而來;[12]自《文子》出土消息發報後,學者僅知竹簡本《文子》之成書年代下限為漢宣帝五鳳二年,而尚未得見竹簡本《文子》釋文內容,即轉而相信《文子》之成書年代早在《淮南子》之前,兩者重出部分,皆今本《淮南子》因襲《文子》。李定生、徐慧君《文子要詮·論文子》即云:
據定縣漢墓出土的竹簡,《文子》是漢初已有的先秦古籍無疑……一般說來,隨葬的古籍是死者生前所喜愛和尊貴的東西。《文子》和《論語》、《儒家者言》等同時隨葬,不大可能《論語》、《儒家者言》是先秦古籍,而《文子》是抄襲《淮南子》的偽作。再則,漢武帝建元初淮南王入朝“獻所作內篇(按即《淮南子》),新出,上愛秘之。”(《漢書‧淮南王傳》)漢武帝“愛秘之”的《淮南子》,在當時也不大可能流傳。即使在漢武帝死後流傳了,但在當時的條件下,流傳是否這樣快。退一步說,即使《淮南子》流傳了,中山王是否會將一個因謀反罪而死的淮南王的《淮南子》,作為尊貴的東西抄下來和《論語》等隨葬……因此,無妨這樣說,既然中山王用《文子》作為隨葬品,想必西漢時已有先秦古籍《文子》在流傳,那末,淮南王也可能見《文子》,《淮南子》抄襲《文子》是完全可能的[ 13]。
其實,李定生、徐慧君發表《文子要詮》一書時,竹簡《文子》釋文尚未發表,李氏、徐氏其實無從推斷竹簡《文子》與《淮南子》之因襲關係。自竹簡《文子》釋文發表以後,學者依據此等新材料,試圖探求《文子》、《淮南子》兩書之因襲關係。李學勤先生《試論八角角廊簡<文子>》雲:
將竹簡這九章同今傳本《道德》仔細對勘,發現一個有趣的情形,就是今傳本凡作問答體的諸章,都在竹簡內有對應的文字;而只作老子曰的各章,除“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一章外,都沒有對應的文字。在“民有道所同行”章前的問答體章,是論“執一”的,對應文字見於竹簡。竹簡和“民有道所同行”章對應的文字,仍是論“執一”的。因此,“民有道所同行”章當係自古本前一章割裂增益而來。由是我們可以說,今傳本《道德》篇不只改變了古本問答的主客,而且摻入了很多非問答體的內容。與古本關係最多的《道德》篇是這樣,今傳本其他各篇的狀況也就不難想像了[14]。
按今傳世本《文子》的內容結構,依據每段起首模式,僅有兩種情況,此即為1:以“文子問於老子,老子曰”起首之模式,簡稱“問答體”段落;2:以“老子曰”起首之模式,簡稱“非問答體”。考今傳世本《文子》與《淮南子》相合者,大多在“老子曰”起首之段落,亦即“非問答體”模式。李學勤先生發現今本《文子》《道德篇》以“老子曰”起首者,並不見於竹簡本《文子》;易言之,凡今本《文子·道德篇》“老子曰”啟首之段落內容,於竹簡本《文子》均無相對應之文字。李學勤先生所論正確,傳世本《文子·道德篇》以“老子曰”啟章者共有十一章確實不見於竹簡本。李學勤先生據此推論《道德篇》以外,其他篇章亦大抵如是,因而總結以為傳世本《文子》改纂古竹簡本《文子》,以“老子曰”的形式,“摻入了很多非問答體的內容”。此說誠然有據,然而,李學勤先生對於《文子》與《淮南子》之關係,仍然謹慎為之,他特意強調:
至於今傳本〔指《文子》〕與《淮南子》的關係,不是簡單的問題,擬另文討論。[15]
及後陳麗桂教授又依據李學勤先生有關傳世本《文子》《道德篇》“老子曰”各章不見於竹簡本之論說,推論竹簡本《文子》與傳世本《文子》及《淮南子》之因襲關係雲:
凡簡、今本《文子》可以對應的內容竟都不見於《淮南子》;反之,凡今本《道德》篇中能與《淮南子》相對應的文字內容,竟也同樣不見於殘簡《文子》中。這是否意味著:古本《文子》與《淮南子》的內容,基本上是不相重的;今本《文子》的形成,是在簡本一系古本《文子》的基礎上,增竄入許多《淮南子》的內容。[16]
陳麗桂又云:
今本《文子》遭竄增的情況相當嚴重,其竄增的常態,基本上是以“老子曰…… ”的形式摻入《淮南子》相重或相應的文字內容。[17]
顯見陳氏依據李學勤說推論竹簡《文子》、傳世本《文子》、《淮南子》三書之關係,並細心比對三書內容,其結論以為凡竹簡《文子》與傳世本《文子》相對應者,皆不見《淮南子》,《淮南子》與竹簡《文子》“基本上是不相重的”。陳廣忠《中國道家新論》亦謂:
出土《文子》殘簡二千餘言,竟無一句與《淮南子》相同,不存在誰抄誰的問題。[18]
又西方學者Le Blanc, Charles (白光華)發表《文子》研究之法文專書Le Wen zi : à la lumi è re de l'histoire et de l'arch é ologie ,同樣以為竹簡本《文子》與《淮南子》全不對應。今將Le Blanc, Charles相關論點英譯如下:
An “ancient” Wenzi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recognized edition of Wenzi , and in which we cannot find any similar text to the Huainanzi [19]
依據李學勤、陳麗桂、陳廣忠、白光華諸位學者推論,大抵以為竹簡《文子》成書年代較早,後人依據《淮南子》以“老子曰”的形式補入大量《淮南》資料,而成為今傳世本《文子》。易言之,出土竹簡本《文子》內容,將不會出現於傳世本《文子》以“老子曰”啟首之段落,亦不會出現於《淮南子》。今傳世本《文子》以“老子曰”啟首者,皆後人依據《淮南子》補入,因而亦不見於竹簡本《文子》。然而,筆者於1998年通過對比出土竹簡《文子》、今傳世本《文子》、《淮南子》三書內容,發現下述重文關係:[20]
淮南子: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眾德足以懷遠
    出土文子:
    今本文子: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眾惠[21]足以懷遠,
    淮南子: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22]者,
    出土文子:以壹異,知足以〔知權,彊足以蜀立,節□〕[23] (0198)
    今本文子: 智足以知權,
    淮南子: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24]
    出土文子:
    今本文子: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25]
按《淮南子》與出土《文子》及今本《文子》相合者,見《淮南子·泰族訓》,整理小組發表之竹簡《文子》《釋文》,將簡號(0198)錯誤標點為“以壹異知足,以〔知權強足,以蜀立節□〕。”句讀既誤,自然無法對應今本《文子》。整理小組遂將此簡次於《釋文》篇末,以示無法對應今本。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的整理和意義》、《校勘記》兩文皆未能辨識《釋文》句讀有誤。今檢得此簡,重新標點,當作“〔信足〕以壹異,知足以〔知權〕,〔彊足以蜀立,節□〕 (0198) ”;其文可與今傳世本《文子》、《淮南子》相互對應。整理小組將原文讀為“以壹異知足”者,蓋未明“壹異”一詞義訓。“壹異”乃動賓結構,表示“壹同歧異”之義。今考上述竹簡《文子》編號(0198)見於今本《文子·上禮篇》,正出自今本《文子》“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像於天”一章。
二、從“朝請”一語討論出土竹簡《文子》之成書年代
自竹簡本《文子》出土以來,學者多以為竹簡本《文子》成書年代極早,可以上推至戰國中期。李定生《韓非讀過<文子>-----談<文子>的年代與原始道家的關係》:
我認為《文子》是漢初已有的先秦古籍,這還可從《韓非子》中,看出戰國晚期的韓非曾讀過《文子》,則《文子》的著作年代,當為戰國中晚期…… 《韓非子·內儲說上》經“賞譽”三:“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說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齊王和文子問答如何治國,這裏的齊王,我以為是齊平公,也即《文子·道德》中的“平王”。[26]
李定生據《韓非》引述“文子”之言,推斷《文子》成書於戰國中晚期。此一書證見《韓非·內儲說上·七術》。依據相同書證,張傑、鄭建萍《<文子>古今本成書年代考》將古本《文子》成書年代再往上推,斷定在戰國中期。張傑、鄭建萍雲:
我們認為:《文子》的形成及定本經歷了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首先,古本《文子》的主要內容大致形成於戰國中期,而迄今最早有關文子的資料出現在《韓非子》一書中。這說明,古本《文子》至戰國末已廣泛流傳。[27]
按李定生、張傑、鄭建萍以為古本《文子》成書於戰國中、晚期。考《韓非》所提“文子”未知何人?[28]其所引“若獸鹿”“唯薦草而就”,皆不見竹簡本或傳世本《文子》。丁原植先生《文子新論》就李定生所據書證提出質疑,丁原植雲:
“平王”是否為齊王,文子是否曾經至齊,並不能從《韓非子》所言中得以確定。《韓非子·儲說》等篇的記載,常有不同說法,而以“一曰”併錄。其中時有涉及年代或人物差距極大者。如“田子方問唐易鞠,弋者何慎”的典故,另說則為“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
按丁說有據。《韓非》一書提及“文子”者六人,除李定生所引書證外,尚有:
[1].《韓非·說林下》雲:“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禦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 [29]按《韓非》此章所記乃衛將軍文子論曾子事。
[2]《韓非·說林下》雲:“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 '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30]按《韓非》此章所記乃晉中行文子論“嗇夫”事。
[3].《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經六》雲:“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說六:範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31]按:《韓非·外儲說左下·經六》此章謂“說在文子之直言”,似亦與“文子”相關。惟對照《韓非·外儲說左下·說六》所記,其實乃範文子與武子論直言事。範文子名燮,乃晉大夫。
[4].《韓非子·難四》:“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 [32]按《韓非》此章論衛國孫文子事。孫文子乃衛國卿相。
[5]《韓非子·難四》:“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 [33]按《韓非》此章所記乃鮑文子,即齊卿鮑國也。
準此可知,《韓非》所見“文子”計有六人,即衛將軍文子、晉中行文子、晉國範文子、衛國孫文子、齊國鮑文子,及《七術·經三》所引“文子”,可見古人稱“文子”者眾多,《七術·經三》所引“文子”或即上述五位“文子”之一,而與竹簡本或傳世本《文子》一書作者無關,亦難論定。尤當注意者,乃上引《韓非》所述諸“文子”之言,皆全不見竹簡本及傳世本《文子》,則更不宜據此推論韓非曾讀《文子》。
考《韓非子·內儲說·七術·經三》謂“在文子稱若獸鹿”,然後《內儲說·七術·傳三》乃謂“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此語又與《老子》第36章相關,《老子》雲: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34]
由此可見,《韓非》提及文子言論而與《老子》相關者,乃在《內儲說·七術·傳三》,乃《傳說》而非《經說》,吳汝綸《韓非子點勘》雲:
內外儲說,其篇首之所謂經,韓子之文也;其後雜引古事,乃為“韓學”者之所為,以解韓子之書者也。[35]
李定生以為《韓非》引述“文子”之言而與《老子》相關,因疑此“文子”即竹簡本及傳世本《文子》之作者,其實亦有可疑之處。此《七術·傳三》所言,或即後世研習“韓學”者援引《老子》第36章以解《韓子》“經說”,並非出自韓非手筆,亦難論斷。再考《韓非子·喻老》曾就《老子》此章加以析述,並舉事以喻之,《喻老》雲:
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36]
按《喻老》所言正與《內儲說上·七術·傳三》所引“ 文子” 之言相合,惟《喻老》全篇不提“ 文子” ,可見此本韓非釋《老》之言,不必援引“ 文子” 為說。今既得知《內儲說上·七術·傳三》所記“ 文子” 所言,皆與《喻老》相合,則《七術·傳三》所述,或即後世“ 韓學” 者依據《韓非·喻老》所言加以發揮,亦不無可能。依據上述推論,可見李定生先生所提書證並未足以證成韓非曾讀《文子》,更不足以證明韓非所引即為古本《文子》。
張傑、鄭建萍未嘗不知李定生所據書證未足盡信,然而仍堅信韓非所引乃古本《文子》,尤其不足取。張傑、鄭建萍雲:
文子此段話雖然不見於今本《文子》,但今本《文子》中卻有類似言論。《文子·上義》說:“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它可以部分地印證韓非子對文子的評述。[37]
按張傑、鄭建萍所引傳世本《文子·上義》“白刃交接”一段,與《韓非子·內儲說上》所論“賞譽薄厚”之論並無明顯關係可言,先秦兩漢典籍論及“賞罰”之說者極多,此一書證固然不足以證成韓非所引即為古本《文子》,更遑論據此推斷古本《文子》成書於韓非之前。
考竹簡本《文子》之成書年代下限為漢宣帝五鳳二年,此較劉安之進《淮南子》仍有84年之距,則《文子·上義》此文亦可能出於《淮南》而與《韓非》無涉。細意分析,《文子·上義》此文確實又見《淮南》,《淮南·兵略》雲:
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38]
考《淮南·兵略》論及兩刃相接,其勝敗存亡之理,多與法家學說相關。上文論述白刃交接而士兵爭先,其理在於“賞信罰明”《淮南·兵略》上文云:
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刃)〔力〕[39]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 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40]
《淮南》所謂“挾刑德”,“刑德”猶言“賞罰”也[41]。《淮南》謂兩兵相接,僅持“賞罰”之道,未能必勝。善用兵者,尤當明乎用“勢”之道。“賞罰”“用勢”皆法家學說,尤可見《淮南·兵略》總論行軍用兵之道多采法家學說,其謂“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與全篇思想一氣貫串。可見傳世本《文子·上義》謂“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其實出於《淮南》,與《韓非》無涉。張傑、鄭建萍不明乎此,於《淮南》相關內容視若無睹,即據傳世本《文子》此文,推論古本《文子》成書於戰國中期,恐亦未備,未敢遽信。
至於出土竹簡《文子》之成書年代,究屬何時?當從出土竹簡《文子》所見內容加以分析,方能有望得實。誠如上文所言,出土竹簡《文子》曾見“朝請”一語,竹簡文子(2212)雲:“〔朝〕請不恭,而不從令,不集。平王。”拙著《出土<文子>新證》指出“朝請”者,實為漢律,《史記集解》雲:“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乃謂諸侯春、秋兩季朝見帝王之禮。因之,以為出土竹簡《文子》乃先秦已有之典籍者,其說自然不能成立。及後,學者先後就“朝請”一語之斷代意義發表多篇論文,討論激烈。張豐乾先生撰《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進一步探討“朝請”一詞義訓,張氏雲:
“朝請”為漢律,由古代的“朝聘”和“朝覲”之禮演化而來。《說文解字·言部》解釋為:“請,謁也。”段玉裁注:“週禮,春朝秋覲,漢改為春朝秋請。”按照《廣韻》,作為禮法內容的“請”為“疾政切,勁韻”,應該讀為去聲。段玉裁的論斷是有根據的。《史記·吳王濞列傳》:“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集解》引孟康之言曰:“漢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 [42]
竹簡《文子》既作“ 朝請” ,而“ 朝請” 又為漢律。張豐乾先生進一步據此推論竹簡《文子》的出現,肯定是在“' 朝請' 制度出現並且被廣泛注意之後…… 竹簡《文子》最有可能撰作於漢初。 ” [43]李厚誠先生(李銳)則於2001 年11 月發表《“ 朝請” 小議》;以為:
即使竹簡《文子》中的“朝請”確爲漢人語,但憑此一詞,恐不能認定竹簡《文子》作於秦漢之後,這很可能是漢人爲便於理解而改,只能説明其下限,不能作爲判斷竹簡《文子》思想形成、成書時間上限的根據。而即便在當前承認竹簡《文子》作於秦漢之後,僅憑一條可疑的孤證,恐不能充分證明今本《文子》晚出。[44]
及後張豐乾先生又發表《“朝請”、“諸侯”與竹簡<文子>的撰作年代》(同見簡帛研究網,2001年11月),張先生以為“'朝請'確為漢律”,並以為“'朝請'出現的時間就是竹簡《文子》的撰作上限”。
再考出土竹簡本《文子》謂:“〔朝〕請不恭,而不從令,不集。平王” (2212),而傳世本《文子·道德》則謂:“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考《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第四十九》:“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竹簡本《文子》作“朝請”,而傳世本《文子》、《大戴禮記》則作“朝廷”。李厚誠先生於2009年出席香港中文大學“古道照顏色——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朝請”與“朝廷”——簡本<文子>與傳本<文子>的一個重要異文研究》,提出:
今存本《文子》的“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這句話,一點也不難理解,就是說諸侯在朝廷上(或朝於廷的時候)對君主不恭敬。而且在傳世文獻中有相近之語,《大戴禮記·曾子立事》記:“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兩相比較,不難發現《文子》絕無不通順之處(或謂“祭祀”為動詞,其實朝、廷亦為動詞;今譯則以在祭祀時、在朝廷上較為通順)。《大戴禮記》中的《曾子》諸篇,一般認為是記曾子言行,時代比較早。尤其戰國時期的上博簡《內豊》篇中出現了可以和《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相對應的內容,則《曾子立事》篇主體的寫作的年代也有可能很早。因此,今存本《文子》出現“朝廷”一詞可能並不晚。當然,如前所論,今存本《文子》此句與《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相近文句之間,也未必肯定只是因襲關係。…… 張[ 指張豐乾] 、何[ 指何志華] 二先生論“朝請”、“朝廷”問題的目的,在於斷定竹簡《文子》年代在漢代,而今存本《文子》有誤,當更晚。可是現在既知作“朝廷”不誤,甚至可能是很早的習語,那麼照其邏輯,就有可能是先有《文子》,而在漢代被改為“朝請”,著於竹簡了。但是筆者並不願意簡單認為今存本和竹簡本是非此即彼的先後關係,而落入不可靠的邏輯預設之中。因為今存本和竹簡《文子》也有可能是同源異流的關係,因材料不足,還有待進一步研究。[45]
筆者於上述同一研討會發表論文《今本< 文子> 因襲《大戴禮記》證:兼論“ 朝請” 、“ 朝廷” 兩詞淵源》,文中引述黃懷信《大戴禮記彙校集注》雲: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至《曾子天圓》第五十八,多為曾子語錄,間有弟子問辭,以其內容主題不同而別篇。前人論此,咸以為此十篇即《漢書·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中之十篇。今觀十篇皆曾子語錄而非曾子行事,篇名則直曰“曾子某某”,說明其“曾子”二字有可能本來就指書名。因此,謂其為“《曾子》十八篇”中之十篇當屬可信,蓋戴德當年所自輯。[46]
可見黃氏以為《大戴禮記》所輯《曾子》十篇,即《漢書·藝文志》所載《曾子》。至於《曾子》十篇作者,當為曾子後學所為,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目錄》雲: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此篇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事。名曰“立事”者,君子所以立身行道也。此以下十篇,題首並雲“曾子”者,蓋曾子之後學者,論撰其先師平日所言立身孝行之要。[47]
《曾子立事》以下十篇,其為曾子親撰,抑或曾子後學“ 論撰其先師平日所言立身孝行之要” 而成書?今人難以確考。其中《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二篇,與《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四)》所錄《內豊》一篇內容偶有相合之處,[48]學者因疑其成書年代或早至戰國。然而,《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兩篇雖然成書年代或許較早,其見錄於《大戴禮記》時,當曾經漢人整理改寫,學者於此已有論述。廖名春《楚竹書< 內禮> 與< 曾子立孝> 首章的對比研究》亦云:
竹書《內禮》篇“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不與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曾子立孝》篇作“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兩者比較,明顯是《曾子立孝》篇改寫了簡文。因為前“言”與後“言”是前後相承的。有了前“言”,才相應有後“言”;沒有前“言”,就出現後“言”,實在是突如其來。再者,減省易而増衍難。將“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減省為“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易,將“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増衍成“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實在是匪夷所思。其他如“為人子者”與“為人子”句、“為人弟者”與“為人弟”句亦如是。所以,一定是《曾子立孝》篇改寫了竹書《內禮》篇,而不是竹書《內禮》篇改寫了《曾子立孝》篇。[49]
至於《曾子》其餘八篇,不見新出土文獻,其見錄於《大戴禮記》時,或亦經漢人改易。明代方孝孺《遜志齋集》雲: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間有不純。[50]
近代梁啟超《古今偽書及其年代》亦云:“《大戴》所載十篇,文字淺薄,不似春秋末的曾子所作,反似漢初諸篇。” 總而言之,倘黃懷信先生所言屬實,《漢書·藝文志》所記“《曾子》十八篇”,其中十篇被戴德收入《大戴禮記》而得以傳世,戴德生於西漢宣帝、元帝年間,此當為傳世本《文子》編者所及見,或即傳世本《文子》編者參考《大戴禮記》而改易出土竹簡本《文子》“朝請”而為“朝廷”。考傳世本《文子·上仁》雲:“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案此文本於《淮南》,今傳世明代朱東光輯訂《中都四子集》本、清代莊逵吉本《淮南子·泰族》並作:“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 [51]道藏本、影宋本《淮南子》俱作:“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必簡。” [52]
細意比對,傳世本《文子》作“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而《淮南子》大部分版本均作“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其別顯然易見。今考《大戴禮記·小辨篇》雲:“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其作“小義破道”。與傳世本《文子》全同。何寧《淮南子集釋》雲:
《大戴記·小辨篇》…… “小藝”作“小義”,《文子·上仁篇》同,《道藏》本、景宋本〔《淮南子》〕亦作“小義” ,疑“義”字涉上而訛。下文云:“小快害義,小慧害道”,雲“害義”,不云義復害道也。《論語·述而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疏》:“藝,六藝也。此六者,所以飾身耳,劣於道德與仁,故不足依據,故但曰遊。”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故曰“小藝破道”也。[53]
按何寧論說可商,此蓋未知《文子》本來即與《淮南》有別,其作“小義破道”者,即依據《大戴禮記》為說。再考《大戴禮記》北周盧辯注云:“破義為小義。道者,先王之大道也。” [54]可見北周盧辯所見《大戴禮記》已作“小義破道”。黃懷信雲: “小義不足以為道,故破道。” [55]是其義。《道藏》本、景宋本《淮南子》亦作“小義破道”,則或後人依傳世本《文子》改正。至於傳世本《文子》作“道小必不通,通必簡。”而諸本《淮南》並作“小見不達,必簡。”其別亦顯然可考。惟《大戴禮記·小辨篇》亦作“道小不通,通道必簡。”復與傳世本《文子》相合,足證傳世本《文子》編者曾參考《大戴禮記》,並據之修訂《淮南》。此等例證,皆與傳世本《文子》編者依據《莊子》改易《淮南》相關書證,同出一轍,亦《文子》編者一貫撰文風格。[56]
荷蘭學者Paul van Els(葉波)《古本<文子>論說的特點》亦論及出土竹簡《文子》之成書年代,葉氏雲:
再者,竹簡本《文子》頻繁地徵引和解釋《老子》,而對《老子》受到廣泛地推崇也是始於戰國晚期,並且在西漢時期得到加強。還有,如王博、張豐乾等學者註意到竹簡《文子》提到“朝請”,何志華指出那是漢代的製度。根據以上和其他一些文本證據,學者們推斷《文子》成書於西漢時期,這一觀點在學術界逐漸被接受。因此,該書的大約是在西漢初期到西元前55 年(竹簡入葬的年代)期間寫成,更精確的年代則難以確考。[57]
按葉波所言中肯可取,另張豐乾《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一書尚提出多項證據以見出土《文子》之成書年代當為西漢初期,並皆信而有徵。
三、從“壹異”一詞討論竹簡《文子》、今傳世本《文子》與《淮南子》之關係
誠如上文所論,筆者於1998年發表《出土<文子>新證》一文,提出竹簡《文子》(0198)當標點為“以壹異,知足以〔知權,彊足以蜀立,節□〕 ”,“壹異”乃動賓結構,表示“壹同歧異”。此則簡文見今傳世本《文子·上禮篇》,出自今本《文子》“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像於天”一章;又見於今本《淮南子·泰族訓》。由此可見,前輩學者所謂竹簡本《文子》內容全不見於《淮南子》及今傳世本《文子》“老子曰”啟首之篇章,其說皆可商榷。丁原植《文子新論》採取比較客觀的立場,丁氏雲:
何志華在其《出土< 文子> 新證》中,舉出九則殘文與今本《文子》相近者,但均不能完全確定。另外考證出竹簡《文子》編號0198 的殘文與今本《文子·上禮》第三章及《淮南子·泰族訓》相應者。雖然此則殘文較明顯與今本《文子》及《淮南子》相近,但就二千餘字的簡文來說,這種比例仍是太少了些。[58]
誠然,竹簡《文子》與《淮南》相合者,比例較少;其與《淮南》不合者,比例較多。然而,既知竹簡《文子》有與《淮南》相合例證,而竹簡《文子》之成書年代下限為漢宣帝五鳳二年,即公元前56年,較諸劉安進《淮南子》之建元初年(約公元前140年)為晚,兩者相距仍有84年之久,似不當斷言竹簡《文子》成書年代必定早於《淮南》。至於定縣出土竹簡《文子》殘脫破爛,今可考訂者僅有二千餘字,然其《道德》一篇仍能與傳世《文子》相互對應,則謂傳世《文子》與竹簡《文子》體係不同者,亦未必然。姑勿論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是否同源,今本《文子》之成書年代必晚於竹簡《文子》。張豐乾《試論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的關係:兼為<淮南子>正名》雲:
今本《文子》在思想上雖然與竹簡本有呼應之處,但對竹簡本思想的繼承和保存只佔次要的地位,更多的是訓釋、發揮、增刪,甚至割裂和背離,說明今本必晚出於竹簡本,這種情況和《易傳·繫辭》、《老子》等古籍的流傳情況截然不同,根據現有材料,我們不能輕言今本《文子》是“西漢初年已有的古籍”。[59] 
今傳世本《文子》固然並非西漢初年已有之古籍,其成書年代亦在《淮南》之後。陳麗桂論之極詳,陳氏以為竹簡《文子》早於《淮南》,而今本《文子》則後於《淮南》。陳麗桂雲:
〔就出土竹簡本《文子》而言〕從今本唯一保存古痕、相應古本的《道德》篇遭竄增的情況看來,其與《淮南子》內容相應的部分,如果不是抄錄自同一本古書,而詳略有異,便是今本《文子》節取《淮南子》的要義而摻入……總之,個人認為:竹簡《文子》固在《淮南子》之前,今本《文子》的形成則當在《淮南子》之後[60]。
及後陳麗桂發表《試就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的不重襲內容推測古本<文子>的幾個思想論題》,進一步比對《淮南》、《文子》重應內容的文字風格,從而提出書證證明今本《文子》成書年代後於《淮南》,而內容則大抵抄襲《淮南》而來,並進而否定兩書相合內容乃抄錄自同一本古書的可能性。陳氏雲:
有沒有另一種可能,即兩者共同抄自先秦其他典籍,卻詳略互異?如果光就這類鋪衍極盛的例子看來,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為,像這類以辭賦式的大篇鋪衍來論理,排句、對仗、修辭兼俱,一貫而下的鋪摛風格,既不合於出土殘簡《文子》的文字氣質(主要就與今本文字可相應的篇章推斷);也與今本《文子》中與《淮南子》不相重應部分的文字風格不相類;相較於即今所知見的先秦其他子學典籍的表達形態,也是異數。然而,它卻是《淮南子》全書很典型的表詮風格與普遍體式,上自《原道》、《俶真》、《精神》、《本經》,下迄《脩務》、《泰族》,時時可見這樣的文字色調與表達形態。[61]
陳說極確,比對今本《文子》與《淮南》兩書,得見其中大部分內容重複出現,依據上述眾多學者細意比對之結果,可知今本《文子》乃因襲《淮南》而成,其成書年代亦當在《淮南》之後。陳廣忠《中國道家新論》亦云:
可以確信,今本《文子》並非完整的先秦、漢初舊籍,主要資料來源當出自《淮南子》。[62]
既知今本《文子》曾因襲《淮南》而劉安之進《淮南》乃在建元初年,則今本《文子》之成書年代亦當後於建元年間。筆者於1992年曾撰《論<淮南子>高誘<注>與<文子>之關係》一文,提出書證以見東漢高誘註解《淮南子》時,曾參考今傳世本《文子》,則今傳世本《文子》之成書當在東漢高誘註解《淮南子》、《呂氏春秋》之前。
依據高誘《淮南子‧序》,高誘注《淮南》在東漢獻帝建安十年(公元205年)。考古人註解典籍,每據他書互見重文為說,尤以漢晉注家為甚。今舉數例言之:漢晉之際,王肅即為其中顯例。《孔子家語‧辯政》雲:“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63]王肅於“直諫”下無注,“譎諫”下注云:“正其事以譎諫其君。”考此文又見《說苑‧正諫》:“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矣乎。” [64 ]兩書重文互勘,《說苑》“正諫”《家語》作“譎諫”,《說苑》“忠諫”《家語》作“直諫”。案“譎”與“正”意義無涉,王肅雲“正其事以譎諫其君”者,蓋本《說苑‧正諫》重文增字為釋。
三國時韋昭亦然,韋昭註解《國語》,亦有準別書重文為《注》者,例如:《國語‧週語下》:“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 [65]考此文又見賈誼《新書》,《新書‧禮容語下》雲:“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 [66]兩文對校,《國語》“雖齊國子亦將與焉。”《新書》作“齊國武子亦將有禍。”考《國語》此文韋昭《注》正云:“與,與於禍也。”蓋準《新書》重文而增字為釋。又《國語‧晉語一》:“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 [67]按《國語》此文又見《列女傳》,《列女傳‧晉獻驪姬》雲:“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 [68]。考《國語》此文韋昭《注》雲:“疆,境也……威,畏也……啟,開也。”蓋亦準《列女傳》重文為訓。王肅、韋昭與高誘,三者年代相去不遠,高誘注書,亦往往以重文為說,當中亦曾參考《文子》。今舉數例言之:
〔1〕《俶真》:“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 [69]《文子‧微明》作“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 [70]案《淮南》此文高《注》雲:“駭,動也。”高《注》訓“駭”為“動”,於古無徵,《淮南》、《呂氏春秋》二書注文僅此一例。此高誘本《文子》為注也。
〔2〕《俶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薶,神清者嗜欲弗能亂。” [71]《文子‧守清》作“夫鑑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慾不誤也。” [72]案《淮南》此文高《注》雲:“薶,污也。薶讀倭語之倭也”。“薶”之訓“污”,於古無徵,高誘蓋本《文子》重文為注,而強為之解也。
〔3〕《說山》:“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 [73]《文子‧上德》作“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 [74]案《淮南》此文高《注》正作:“沫雨,雨潦上覆也。澄,止水也。蕩,動也。沫雨,或作流潦。”高《注》此文訓為“止水”者,蓋本《文子》為注,其謂“沫雨”或作“流潦”者,亦本《文子》 。考《說山》此文又見《莊子‧德充符》及《淮南‧俶真》。《莊子‧德充符》作“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75]《淮南‧俶真》則作“人莫鑑於流沫,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 [76]《莊子‧德充符》雖亦作“止水”,與高《注》合;惟首句作“流水”,而《淮南‧俶真》作“流沫”,並與高《注》所引或作“流潦”者不合;又《文選》郭景純《江賦》:“蹬之以瀿瀷。”李善《注》引許慎《注》本《淮南子·說山》雲: “莫鑒於流瀿而鑒於澄水。”並引許《注》雲:“楚人謂水暴溢為瀿。” [77]準此可知,許《注》本《淮南》此文作“流瀿”,亦與高《注》所引作“流潦”者不同;唯有《文子‧上德》與高《注》所引相同,足證高《注》此文出於今本《文子》。[78]
至於今本《文子》改纂竹簡本《文子》之對話關係,其改纂年代亦可細加考證。出土竹簡本《文子》全書多以平王問而文子答的對話形式書寫,而後人則改為文子問而老子答,則此對話關係之改易,究在何時?今考《論衡·自然》:“以孔子為君,顏淵為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為君,文子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 [79]王充將老子、文子相提並論,其所據以立說者,當為對話關係業經改纂之《文子》。依此推論,王充所見《文子》,其對話關係,已由平王問而文子答,改為文子問而老子答。王充生在東漢光武建武三年(公元27年),推知今本《文子》之對話關係,其改纂年代乃在東漢。此一推論,尚有佐證,今考東漢高誘嘗據《文子》互見重文註解《淮南》,則高誘嘗見今傳世本《文子》可知,今從《呂氏春秋》高誘《注》中檢得證據兩則以證成此說:
一、《呂氏春秋·勿躬》雲:“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 [80]按東漢高誘《注》雲:“《老子》曰:'不知乃知之',此之謂。”按今本《老子》無此文,考《淮南子·道應》雲:“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 [81]今本《文子·微明》因襲《淮南子》,略作改動,又託為老子語,作“老子曰……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 [82]正與高《注》引文相合。準此可知,《勿躬》高《注》乃據《文子》為說,本非直接引錄《老子》,故所引不見今本《老子》;此因《文子》託為老子語,故高誘誤引為《老子》。
二、又《呂氏春秋·本生》:“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 [83]又云:“命之曰爛腸之食。” [84]《本生》高誘《注》雲:“老子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傷也。'”及下文註解“爛腸之食”,又云:“《老子》曰:'五味實口,使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也。”按兩文高誘標明《老子》,惟今本《老子》並無此文,《老子》第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85]與高《注》所引不同;考此文原出《莊子》,見《莊子·天地》,今本《莊子》作“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 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 [86]其作“五味濁口”,與高《注》所引《老子》作“五味實口”者不同;且《莊子》尚有“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兩句不見高《注》引文,可知高誘此文並非誤引《莊子》而作《老子》。
    考《淮南子·精神》因襲《莊子》雲:“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 [87]今本《文子》又因襲《淮南子》,再託為老子語。《文子·九守》雲:“老子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88]。”王念孫《讀淮南子雜志》以為今本《文子》作“生創”者乃後人妄改。[89]《文子》因襲《淮南》,疑亦當作“爽傷”,與高《注》引文相同。準此可知,《本生》高《注》引《老子》文而不見今本《老子》者,蓋亦出於《文子》;此因《文子》因襲《淮南》又託為老子語,高誘據《文子》為《注》,乃誤以為《老子》。準上所論,則出土竹簡本《文子》原為“平王”與“文子”對答,而今本《文子》改為“文子”問於“老子”,其改纂年代甚早,蓋在東漢末高誘註解《呂氏春秋》之前。
筆者此一發現,偶得學術界前輩學者所認同。丁原植:《就竹簡資料看<文子>與解<老>傳承》雲:
何志華先生輯出兩則《呂氏春秋》高誘注引用《老子》文句,不見於《老子》全書,但與《文子》相近。[90]
又王三峽《文子探索》雲:
何志華先生發現高誘《呂氏春秋》注中,有兩則“老子”引文,實際是出自《文子》的。[91]
時至今日,學術界於今傳本《文子》之編成年代,大抵意見一致,多以為出於東漢。李若暉《古本<文子>蠡測》從歷史發展觀念立論,亦以為今本《文子》於古本對話關係之改易,當在東漢時期,李文云:
先是漢初的尊崇黃老,後是道教的奉為至尊,因此漢人在傳抄《文子》時,就逐漸將其中的平王改為老子,並隨之顛倒了二者的問答關係,使之成為向歆父子所看到的樣子。至於今本《文子》的編定,許多學者認為當在東漢,大體可信。[92]
可見學者於今本《文子》之成書年代意見漸趨一致,皆以為書成於東漢。
結  語
誠如劉釗《出土簡帛的分類及其在歷史文獻學上的意義》所言:
近年李學勤先生提出了“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重寫學術史”、“走出疑古時代”等口號,裘錫圭先生也提出了“古典學的重建”的問題。這些口號和問題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對新出簡牘帛書的研究和認識的基礎上的。可以說自二十 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出土的簡牘帛書正在改變著我們的許多觀念和認識,影響著我們的整個古代研究領域。[93]
出土竹簡《文子》之發現,已然改變學術界於《文子》一書之認知,甚或改寫漢初道家哲學思想研究之歷史。近四十年來,學者發表多篇論文、專著,探討《文子》一書之成書年代,以及其與《淮南子》一書之關係,議論紛紜。筆者不揣淺陋,略陳十年來研究《文子》所得,望能拋磚引玉,引起學術界在往後之歲月持續就《文子》課題反覆思考,深入討論,彼此以文本書證為據,當能對《文子》一書有更深邃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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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分晉是指中國東周時代,晉國被韓、趙、魏三氏族等晉大夫勢力所瓜分的事件。因此韓、趙、魏三國又被合稱為「三晉」,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天子始封三家為諸侯國。司馬光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的記載就從這一事件開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作為春秋與戰國的分界。一般情況以本年作為戰國元年。
晉無公族
周代各諸侯國通常都將公室子孫分封為大夫,各家大夫都有封地,以血緣關係作為公室的屏衛。而晉國驪姬之亂時,晉獻公卻逐殺諸公子,從此晉國不再立公子、公孫為貴族,史稱「晉無公族」。到晉成公時以「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趙盾又將各家異姓大夫代為公族,晉公室的力量由此衰微,對於作亂的異姓卿大夫沒有可靠的制約力量。
六卿
晉文公、晉襄公時,狐氏、趙氏、先氏、郤氏、胥氏等氏族頗有權勢,以後又有韓氏、魏氏、欒氏、范氏、荀氏等強大世族。春秋中期以後,十餘家卿大夫控制了晉國政局。經過激烈兼併,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趙、魏、韓、范、智、中行氏六家,稱為「晉國六卿」。
三家滅智
春秋末期,范氏、中行氏兩大夫被滅,晉國只剩下智、趙、韓、魏四家,其中以智氏最強。擔任正卿的智伯荀瑤恃強向韓康子、魏桓子索得土地,在向趙襄子索地遭拒後,於周貞定王十四年(前455年)攻打趙氏,並脅迫韓、魏兩家出兵合圍。趙襄子退居晉陽固守。智伯圍困晉陽兩年,而不能下,引晉水淹灌晉陽城。危急中,趙襄子派張孟談說服韓、魏兩家倒戈,放水倒灌智伯軍營,大破智伯軍,擒殺智伯。十六年(前453年),三家盡滅智氏宗族,瓜分其地,是為晉陽之戰。此戰為日後「三家分晉」奠定了基礎。
三家分晉
周考王七年(前434年),晉哀公死,晉幽公即位。韓、趙、魏瓜分晉國剩餘土地,只有絳與曲沃兩地留給晉幽公。從此韓、趙、魏稱為三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由周天子封趙烈侯、魏文侯、韓景侯為諸侯,是為三家分晉,與晉侯並列。此即資治通鑑中春秋戰國的分界點。
周顯王二十年(前349年),韓、趙二家瓜分晉靖公殘餘的食邑,晉國徹底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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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朝鳳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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