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遣隋使-聖德太子和小野妹子/「日出處」的日本天皇開始渴望與「日沒處」的中國皇帝平起平坐/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東天皇敬白西皇帝”/公元600年起，自南北朝以後中斷了百餘年的中日兩國官方交往重新恢復，這一年，日本向中國派出了第一批遣隋使。至614年的十五年間，中日雙方使節往來共五次/日本此後派的每一個使團，都包含有留學人員，他們根據各自的學習任務，分散到各個領域，學習中國的典章制度、文學藝術、科學技術、醫學以及宗教哲學等。他們的學習時間都很長，有的竟長達二三十年，直至充分掌握中國的文化和制度後才回國，而他們在大化改新及律令國家的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c3IQhF

大唐文明垂範日本
文／皇甫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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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19-05-23 3:16 AM       標籤: 日本, 盛唐文化, 中華文化無遠弗屆
大唐太宗貞觀年間，文治武功蓋世，盛世文明垂範天下，唐朝文化、禮儀、律典、文物制度皆被四夷爭相效仿採納，以沐中土華風為榮。大唐都城長安也成為各國使臣、留學生、僧侶彙集的國際都市。
以唐為範 大化革新
年輕的孝德天皇，接受了「遣唐使」的建議，於公元645年（唐太宗貞觀二十年）推行「大化革新」，效仿中土大唐建立年號，定名「大化」。「大化革新」以大唐盛世為楷模，以唐朝律令為藍本，參酌日本舊習，改革日本政治經濟，完善日本國家政體。
從653年起，十六年中日本六次派出遣唐使（其中遇難一次），學習盛唐文化。後直到宇多天皇為止，前後兩百五十年，共派「遣唐使」十九次。奈良王朝興盛時期派出的使團規模最大，每次都約五百人左右。日本大量的學生、僧侶、建築技師、織女等人，隨使團前往中國，修習經典、參觀文物古蹟、藏書館等。
遣唐使的航路（公有領域）
沐浴盛唐文風
盛唐濃厚的文化氣息，被日本留學生、僧侶帶回國後，在當時掀起競相修習中國漢詩的風潮。《詩經》、《昭明文選》、《玉台新詠》等漢文典籍傳向日本後，直接影響了日本的和文和歌的創作。編撰於751年的最早的日本漢詩集《懷風藻》收錄了64位詩人的作品。這些詩作多模仿六朝、大唐的詩格，內容涉及吟詠月、梅、菊、雪、酒以及對佛道修煉文化的心得。
日本畫家 月岡芳年《皇國二十四功·吉備大臣》（公有領域）
吉備真備兩次出任遣唐使，在長安鴻臚寺研究大唐天文曆法、兵法、建築、律法等知識，其所學造詣深厚。圖為日本畫家 月岡芳年 所作《皇國二十四功·吉備大臣》（公有領域）
日本最早最完備的法典《大寶律令》仿大唐律法著成。日本留唐學生吉備真備兩次出任遣唐使，在長安鴻臚寺研究大唐天文曆法、兵法、建築、律法等知識，其所學造詣深厚。公元735年，吉備真備回到日本，向天皇進獻《唐禮》、《樂書要錄》、《東觀漢記》、天文曆書等近200卷書籍，此外還進獻日時計、中國樂器等器物。其中《樂書要錄》在中國已經失傳，所幸在日本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吉備大臣入唐繪卷》描繪日本人吉備真備入唐的情景。（公有領域）
吉備真備仿照漢字正楷偏旁發明了日本的片假名；而日本留唐僧人空海在長安青龍寺修習佛學與漢學，他仿照漢字的草書發明了平假名。因為假名的發明，使中國的經史子集、天文、醫藥、技藝等百家書籍，因為漢字與日語的結合，迅速而廣泛地傳向日本民間。「大化革新，即全面唐化運動，使日本從蠻荒中，打開了進入文明的大門。」（《皇朝事苑·歷代天皇錄》）
空海也以他深厚的漢學修養，編撰出日本第一部有關漢詩的理論著作《文鏡秘府論》，他通過研究漢魏到隋唐的文學作品，對詩歌典籍彙集評論，就像照鏡子一樣檢查自身的文體，理出是非功過，以供後世參考。同時，他也把中土的書法藝術傳向日本，成為平安時代書法界三大家之一。
日本留唐僧人空海在長安青龍寺修習佛學與漢學，他仿照漢字的草書發明了平假名。圖為空海畫像。（公有領域）
效法長安 營建都城
日本以大唐國都長安為范，按照長安的条坊布局，建起第一座正式的都城——藤原京。圖為藤原京舊址。（公有領域）
日本經過「大化革新」後，逐步建成律令制國度。受大唐的影響，日本國簡單的各部職能逐步加入戶籍、徵收賦稅等充盈完善。並以大唐國都長安為範，按照長安的条坊布局，建起第一座正式的都城——籐原京。後又營建奈良時代的都城——平城京。而平安時代以後的都城為平安京（即今京都），直到明治維新時遷都東京為止。這些都城均效法長安布局，沿南北中軸線左右布局建築，皇宮位居北部居中，南部為東西兩市及官衙。
日本營建奈良時代的都城——平城京。平城京舊址（公有領域）
公元405年，來自朝鮮半島百濟國的學者王仁向天皇進獻《論語》、《千字文》，被公認為是漢字正式傳入日本的標誌。漢字傳入日本皇室、貴族階層後，凡天皇詔書、國家正史、大律令等均用漢字撰寫，漢字風行一時，中土文化促成日本各道初現雛形。
太宗賜名「日本」 文化興起
日本國名，本為倭奴國。唐太宗惡其舊名不美，於是依據其國所處東海，為日出之地，賜國名為「日本」。（《宋史·日本國傳》：「唐太宗以其國所居，為依日所出之東海，故賜其國名為日本，意謂日之本也。」）因此大化革新後，天皇也正式採納昔日太宗所賜國名，改為「日本」。
日本奈良時代的都城——平城京的朱雀門（公共領域）
日本奈良時代的都城——平城京的朱雀門。（公有領域）
回顧歷史，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團，代表著當時日本精英階層的皇室官員、學者、僧侶、技師等，他們的往返使中土文明在日本廣泛傳播。日本主流民眾欽慕中土王朝，效法大唐文化，沐浴中原國風、文風，把當時中土最核心、最本質的文明——崇神敬佛、天地有序、人倫綱常等理念，原封不動地植入東瀛。基於崇神敬佛的理念，衍生出的思想，又影響了日本的建築、文學、曆法、繪畫、風俗等方方面面，因而奠定了日本當時及後世的整體文化風貌。
以中土文化為基礎發展出來的日本文化，經千載風雨的洗禮，至今歷久彌新，成為享譽世界的五千年輝煌的中華文明的又一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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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外國留學生如何學習和生活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二月 7日, 2019
《東征傳繪卷》描繪的日本遣唐使乘船赴唐的景象。（PHGCOM／維基百科）
唐朝，是中華歷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百花齊開、大放異彩的全盛時期。她的溫文有禮、文化鼎盛和威力遠達，與當時西方世界的腐敗、混亂和分裂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以致在人類的文明發展史上一路遙遙領先。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締造的「貞觀之治」，使整個社會真正走入了一個祥和、禮讓、安定、富足的歌舞昇平時期。
這盛唐氣象也遠播海外。當時，宇內諸國莫不知有唐，所以後來「唐」遂成了中國的同義語。時至今日，外國人猶呼華人為「唐人」，把海外華人聚居的地方稱為「唐人街」、所穿服裝為「唐裝」。
來到長安的外國人
彼時唐朝的首都長安（今西安），不僅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且還是一個舉世聞名的國際大都會，是東西方文明交匯的中心。西域各國和唐朝的往來，必須經過長安；東亞、南亞各國經陸路與西域交往，也必經過長安，自然各國使節也是常來常往。
美國學者Schafer在其所著的《唐代的外來文明》中說：「在唐朝統治的萬花筒般的三個世紀中，幾乎亞洲的每個國家都有人曾經進入過唐朝這片神奇的土地——前來唐朝的外國人中，主要有使臣、僧侶和商人這三類人。」他還說，長安城裡的外來居民的數量相當大，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鶻人、吐火羅人和粟特人，也有許多大食人、波斯人、天竺人。
唐朝閻立本《職貢圖》，畫中所繪是唐太宗時，爪哇國東南有婆利國、羅剎二國前來朝貢，途中又與林邑國結隊，於貞觀五年抵達長安，畫中顯見「異方獻寶，萬方來朝。」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公有領域）
而作為唐朝鄰居的朝鮮和日本，與唐王朝的交往更為密切。為了學習唐朝先進的政治、文化，兩國派遣了不少留學生到長安學習，日本至少二十次派出了主要由留學生和學問僧組成的「遣唐使」。「留學生」一詞就是當時由日本遣唐使創造出來的。對於這些留學生，氣度胸襟非凡的唐王朝不僅允許他們參加科舉考試，而且還對其中一些優秀者授予官職。
據《資治通鑑》記載，從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開始，長安國子監增築學舍並增加學員，「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聖堂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貞觀政要》卷七《崇儒學第二十七》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學。」後來，由於人數眾多，龍朔二年（662年）又在東都洛陽設置國子監，稱為「東監」。
為外國人特設的「賓貢進士」
國子監大部分學館的修業年限為九年，九年後學生參加畢業考試。畢業考是學生們取得科舉考試資格的一種模擬考試，監司從考試合格者中挑選出兩三百人推薦到尚書省，與鄉貢一同接受禮部考試。而順利畢業的留學生則可參加特設的科舉考試，及第者也可以在唐為官。
唐朝時，外國人若考中進士一般被稱為「賓貢進士」。「賓貢」的含義主要有三個，一為賓服納貢，指大唐周邊國家和地區歸順納貢；二為賓禮貢士，指古代地方向朝廷推舉人才時，待以賓禮，貢於京師；三為「賓貢進士」，特指由外邦推舉而來的人才應舉及第者。
關於「賓貢進士」，其與「鄉貢進士」、「國子進士」皆為進士科舉子之一員，不過彰顯的是對外國人的優待。
比如史學家嚴耕望先生在《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中說：「唐代科舉取士，登第者光寵殊異。外國學生之留唐習業者，自亦羨慕而願就試，然其學藝程度究竟遠遜於華人，故唐政府特設賓貢科以待之。」
再如台灣謝海平先生在《唐代留華外國人生活考述》中也認為：唐中葉以後，蕃胡留學中國，參與貢舉者甚眾，因又有賓貢科之設。賓貢之制，異於一般科目，其特色為「各自別試，附於榜尾」，蓋以蕃胡之國學修養不及唐人，故命題、閱卷、發榜均不得與唐人同列也。
意思就是因為外國留學生的國學修養不如唐人，所以在命題、閱卷、發榜方面有所區別，就是降低了錄取標準，以示優待。
新羅「賓貢進士」代表人物
唐初，朝鮮半島上仍然是高麗、百濟和新羅三國的鼎立局面，他們都遣使和唐朝往來。新羅於675年（上元二年）統一了朝鮮半島。新羅人中的「賓貢進士」，或為本國直接選派，或為先入華留學，入華留學者多學習國學。
崔致遠《遣宿衛學生首領等入朝狀代新羅王作》中說：臣伏曙《太宗文武皇帝實錄》，貞觀元年（627年），宴群臣，奏罷陣樂之曲，上謂侍臣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尋建學舍數百間，聚四方生徒。無何諸蕃慕善，酋長請遣子弟受業，許之……學其四術，限以十冬。雖慚入洛之賢，不減浴沂之數……也就是說，新羅留學生在唐朝學習的時間是十年，入學者分在東西兩京（長安和洛陽）的國子監中，而且是有學籍登記者。
崔致遠還提到，新羅政府向留學生提供「買書金」，而「讀書糧」及「冬春時服」則由唐朝廷供給，為使他們專心向學。
目前可考的來自新羅的「賓貢進士」有金可紀、崔致遠等。其中關於金可紀的故事在中國的《續仙傳》中可見。
金可紀被視為韓國道教的「祖師爺」，《續仙傳》記載，他在唐開成、會昌、大中年間（即公元9世紀中葉）留學長安，後為「賓貢進士」，但沒有做官，而是隱居在終南山修道，道家仙人鍾離權為其師父。公元858年他羽化成仙。根據描述，在仙樂聲中，雲鶴飛舞，隨後仙車飛到金可紀的身前，他登上車駕著彩雲冉冉升空而去。前來觀看的官員和百姓數不勝數。其仙逝後，有好道者將他的傳記與杜甫的詩作一起刻寫在巨石之上，成為珍貴的摩崖石刻。
此外，朝鮮的《三國史記》卷四十六《崔致遠傳》記載，崔致遠年少時就精敏好學，12歲時隨使節坐船入唐求學。臨行前，他的父親對他說：「十年不及第，就不是我的兒子，行矣勉哉！」崔致遠到長安國子監後，勤奮好學，努力不輟，六年後，即在18歲時便「一舉及第」，中了進士。
新羅遣唐使崔致遠（公有領域）
作為「賓貢進士」中的出類拔萃者，崔致遠受到了中國文人的禮遇。《崔致遠傳》中提到，崔與江東詩人羅隱相知，羅隱自負才高，不輕易將詩作給他人看，但卻曾給崔致遠展示其所作的詩歌。崔還與同年中進士的顧雲交好，在崔回國時，顧雲以詩送別。詩中寫道：「我聞海上三金鰲，金鰲頭戴山高高。山之上兮，珠宮貝闕黃金殿。山之下兮，千里萬里之洪濤。傍邊一點雞林碧，鰲山孕秀生奇特。十二乘船渡海來，文章感動中華國。十八橫行戰詞苑，一箭射破金門策。」這表明崔致遠的詩歌相當不錯，感動時人，其後成為新羅的「東方文學之祖」也就不奇怪了。
《三國史記》卷十一《新羅本紀》還記載，景文王九年（869年）「遣學生李同等三人，隨進奉使金胤入唐習業，仍賜買書銀三百兩」，也是新羅向唐朝派遣留學生的證明。
另據《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一文，有姓名可考的考中「賓貢進士」的新羅人至少有23人。
日本「賓貢進士」代表人物
為了學習中國先進文化，日本政府定期派遣唐使到長安，但因為遣唐使是外交使節，不能在唐停留時間過長，所以日本政府從第二次遣唐使團開始，每次會同時派遣留學生和學問僧，其中一些是貴族子弟，前者學習中國文化知識，後者研習佛教教義。如新羅留學生一樣，唐政府對日本留學生給予優待，補助日常生活費用，四季發放被服，允許他們在國子監太學、四門學等一流機構讀書。據王讜《唐語林》記載，「太學諸生三千員，新羅、日本諸國，皆遣子入朝就業。」
在這些留學生中，最為有名的是第九次隨遣唐使團來到長安的阿倍仲麻呂。他19歲被選為留唐學生，十年後以優異的成績完成規定的學業，並考取「賓貢進士」，得到吏部獎掖，授校書郎，他成為日本人在中國學習並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官職的第一人。此後，他在唐歷任光祿大夫、祕書監等職。
葛飾北齋所繪《百人一首》描繪阿倍仲麻呂明州望月。（公有領域）
史載，阿倍仲麻呂詩文俱佳，深得唐玄宗賞識，並賜其中文名字為「晁衡」，他還與著名詩人王維、李白等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天寶年間李白入長安為官，兩人由此結識，阿倍仲麻呂曾經送給李白一件日本裘，李白很受感動。而儲光羲對他也十分讚賞，曾寫詩《洛中貽朝校書衡，朝即日本人也》相贈，儲光羲的詩名在當時也因阿倍仲麻呂而遠播於東瀛，並被供奉於日本京都的詩仙祠中。
在唐為官近二十年後，阿倍仲麻呂上書唐玄宗請求回國。唐玄宗愛才，不准其歸。當他在唐為官三十六年、已經55歲時，他再次上表請歸。唐玄宗准其回國。為了表彰他的功績，將其官職升為從三品。日本《延曆僧錄》還收錄了唐玄宗的贈別御詩：「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今朝。念余懷義遠，矜爾思途遙。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飆。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阿倍仲麻呂啟程回國時，眾多友人都來送行。在歸途中，他所在的船隻遭遇風暴，漂流到安南，又從安南輾轉回到長安。766年，唐代宗任命他為安南節度使，正三品。770年，阿倍仲麻呂死於長安，享年73歲。836年，日本仁明天皇追贈他為正二品。
留學生傳播中華文化
自唐代開始，五代、宋、元、明各朝都有外國留學生到中國參加科舉，唐朝的「賓貢進士」有來自新羅、日本、渤海、大食、波斯等不同地域者。唐朝的詩歌，也多有與外國人士交往的文字，若論情感之真、評價之高、投贈之多，無逾於新羅者。這與新羅文化發達、學子水平超越其他國家是密切相關的。
根據史書記載，有許多新羅學生到長安參加科舉考試，他們歸國後積極傳播大唐文化。新羅的法律、科舉、科技、佛教、學校等都深深地受到唐朝的影響，基本是仿照唐朝建制的。可以說，那時候的新羅是唐朝的一個微型翻版。
而7世紀到8世紀的日本，也可以說是唐朝的另一個微型翻版。當時的日本對唐朝的昌盛極為讚賞，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學生和學問僧數量很多。631年（貞觀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學生和學問僧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長安。到838年（開成三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十三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三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團一般不超過二百人，從8世紀初起，人數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三次遣唐使，人數均在550人以上。
日本派來的大量遣唐使、留學生和學問僧回國後，將唐文化與典章制度帶回了日本，推動日本向中華文明學習，走向新的發展。這也是為何今人可以在日本發現諸多唐朝的遺蹟。比如今天的日本京都，建築式樣幾乎與唐長安城一樣，也有「朱雀大街」和「東市」、「西市」。
無疑，唐朝乃至後世朝代的留學生在回國後，對傳播中華文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參考資料： 
1. 《舊唐書》。 
2. 《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 
3. 《唐代留華外國人生活考述》

大唐氣象恢宏 日本多次派遣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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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歷史走入大唐王朝時，唐朝的溫文有禮、文化騰達和威力遠被，與當時西方世界的腐敗、混亂和分裂形成鮮明的對照，以致在人類的文明發展史上一路遙遙領先。特別是初唐時期唐太宗李世民締造的「貞觀之治」，如一輪皓月照亮人類歷史的整個夜空。她在文化、經濟、政治、農業、手工業、商業、交通等各個方，都遠遠超越以往的所有時代。其中央集權的律令制度，從法制嚴密、機構完備到官制規範都令人歎服。唐朝還開創了官修正史的先河，由朝廷設專職史官，負責撰修前朝的歷史。

而唐詩的繁榮、散文的復興以及傳奇的成熟，把人類文學史推上輝煌燦爛的頂峰。隨之而來的音樂、舞蹈、書法、繪畫、造像、建築、冶金、製瓷、紡織、印刷、釀酒、焙茶……多元紛呈，絢麗奪目，達到盛況空前的地步。史稱「東至於海，南至於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繼糧焉」。人類社會在此時真正走入祥和、禮讓、安定、富足的歌舞昇平時期。

這盛唐氣象自然也遠播海外。當時，宇內諸國莫不知有唐，紛紛遣使前來，長安、洛陽更成為國際性的大都會，外國人隨處可見，所以後來「唐」遂成了中國的同義語。而唐代對日本的影響至深。

唐朝閻立本《職貢圖》，畫中所繪是唐太宗時，爪哇國東南有婆利國、羅剎二國前來朝貢，途中又與林邑國結隊，於貞觀五年抵達長安，畫中顯見「異方獻寶，萬方來朝。」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公有領域）
建立邦交

因隋朝末年戰亂，日本停派使團。公元623年七月，留學中國的日本僧人惠齊、惠光等人搭乘新羅的使船回國，他們將唐朝的統一以及繁盛情況報告給日本朝廷。

《日本書紀》記載他們的上奏：「留於唐國學者，皆學以成業，應喚。且其大唐國者，法式備定之珍國也，常須達。」意思是說，日本留學唐朝的人已經完成學業，可以召回。而大唐這個國家法律完備，是個珍貴的國家，應該常常去。

留學生們的奏議引起日本朝廷的重視，不過由於當時聖德太子、推古天皇先後辭世，繼為執政大臣的蘇我蝦夷忙於解決政敵，扶立舒明天皇（629~641年在位），暫時無暇顧及外交。直到630年，局勢穩定後，日本才派出第一次遣唐使，與唐朝建立邦交。

唐太宗厚待遣唐使節

貞觀五年（631年）十一月，日本遣唐使來到長安拜見唐太宗，這對唐朝來說也是一件大喜事。當時唐太宗「矜其道遠，敕所司無令歲供」，意思是說他們遠道而來，所以今年就不用交貢物了，這使日本使臣深為感動。

唐太宗半身像，北京故宮南薰殿舊藏，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公有領域）
他們在中國逗留了一年，對中國有了更多的了解。632年秋使團啟程回國。唐太宗特意派新州（今廣東新興）刺史高表仁持節隨使團去日本「往撫之」，一些日本留學生也同船回國。高表仁的官職高於前代前往日本的中國官員的職務，表明唐太宗非常重視與日本的關係。

高表仁在遣唐使和新羅的使臣陪同下，先到達日本的對馬島，之後到達難波津（今大阪）。日本朝廷給予隆重的迎接，派大臣大伴鳥養率船32艘及鼓吹、旗幟等迎於江口，其後由大臣難波吉士小槻、大河內直矢伏引導至館驛，再由伊岐史乙等、難波吉士八牛引導入館，賜神酒。

不過，後邊發生了不愉快的事情。據《舊唐書》記載，高表仁因與日本天皇爭禮而被拒絕，因此憤而揮袖而去，不肯宣讀朝廷的命令。其所爭之禮應該是高表仁要求其面朝北跪拜接唐皇的旨意，這再次表明日本渴望與上朝大國平起平坐的心理。

高表仁於633年正月歸國。

20次派遣唐使

在隋朝存在的短短30年裡，日本曾先後4次派出使節團和留學生。而在有唐一代，日本共向中國派出至少20次遣唐使。與以往朝代一樣，遣唐使在唐朝始終被認為是朝貢使，即他們起著日本王朝向唐朝皇帝進貢，並與唐締結外交關係的作用，因此遣唐使的主要使臣在大唐王朝最重要的活動就是舉行外交禮儀和參加與唐確認關係的諸多儀式。

此外，遣唐使另一個任務是向唐朝學習法典、制度、文化，並將其輸入日本。與以往朝代不同的是，他們從中華文明的被動吸收與接受，開始轉向主動的、全面系統的學習和模仿，並以唐朝為模本，構築日本新的各種制度與文化。這是因為大唐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恢宏大氣，且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處於頂峰的王朝。

日本遣唐使的航路（Brionies／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根據日本學者的研究，日本向唐朝派遣遣唐使根據目的、組織、航路的不同可以分作兩個時期，前期指第一次（630年）到第七次（669年），這一時期為朝鮮半島動亂期，與唐聯合的新羅和與日本聯合的百濟爭奪霸權。此時遣唐使的平均規模是兩艘船，120人左右。前往中國的路線一般從日本的北九州的博多啟程，沿朝鮮半島西海岸北上，橫渡黃海，在山東半島登陸，之後經陸路向長安進發。

這裡說說第二次和第三次派遣唐使的情況。日本第一次派遣唐使後，因國內問題，直到孝德天皇四年，即653年，才第二次派遣唐使，此次使團規模空前，超過240人，分乘兩艘船，隨行留學生眾多，史書上留下姓名的就有30人，其中還有一些大臣和貴族子弟。這表明日本向中華文明學習的高度熱情。但航行期間發生海難，只有部分人到達中國。

不過，艱險的旅途並沒有阻止使團的航程，654年二月，第三次遣唐使出發，十二月他們到達長安，朝覲了唐天子，獻上琥珀、瑪瑙等貴重禮物，此次押使高向玄理曾在隋唐學習33年，結交不少中國朋友。不幸的是，由於年事已高，加上辛苦跋涉，高向玄理在中國病逝，他與100年後另一位遣唐使大使藤原清河是遣唐使歷史上，被埋葬在中國的最高級別的使臣。

西元663年8月27、 28日，唐朝、新羅聯軍與倭國、百濟聯軍於白江口（今韓國錦江入海口）發生激戰，史稱白江口之戰，亦稱白村江之戰。（網路圖片）
663年，唐朝和新羅軍隊聯合進攻百濟，日本發兵救援百濟，但百濟還是以慘敗告終。戰爭結果也使日本清楚地看到它與唐帝國之間的巨大差距，日本從朝鮮半島撤軍，其對朝鮮的野心，此後的九百多年沒有復萌。

此外，當時的日本發生內亂，遣唐使的派遣暫時中斷，但這並不意味著日本放棄向中華文明學習。在國內安定後，日本派出更多、更大的遣唐使團，並開始正式以「日本」為國名，繼續其學習的歷程。

701年，在間隔了三十多年後，日本再次派遣唐使。當時正是武則天篡位改大唐為大周時期。至894年，日本共派出13次遣唐使。後期的遣唐使的規模較大，通常由4艘共500~600人組成，最多的一次，人數超過650人，因此遣唐使還曾被稱為「四艘之船」。之所以人數增加，是因為這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留學生、留學僧以及各種擁有技能的人員，這一時期的遣唐使更重於向日本輸出中華的法典、文化、文物等。

因日本與朝鮮關係惡化，朝鮮半島路線已無法行進，日本遣唐使後期改為經日本列島，直接橫渡東海，抵達長江沿岸地區。這一路線雖然航海天數減少，但危險性較高，幾乎每次都會有人員遇難。（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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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倍仲麻呂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sY6Dtu

阿倍仲麻呂（698年－770年），在中國時取漢名朝衡[1]（又作晁衡、鼂衡），字巨卿，又寫作「阿倍仲麿」、「阿部仲滿」。日本奈良時代的遣唐留學生之一，開元年間參加科舉考試，高中進士，留唐任多項要職。是出身日本的唐朝政治家、詩人。阿倍仲麻呂（日本遣唐使）_百度百科 - http://goo.gl/YaAx0o

最後官至潞州大都督（從二品）、至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而藤原亦留唐出任祕書監等職，沒有回去日本。據《古今和歌集》，寶亀元年正月[2]（770年2月1日－3月1日）在晁衡最終長眠於長安，最後埋骨唐土，天皇追封正二品官位，這段史話被中日史籍引為美談。

1979年，為紀念晁衡留唐1200週年，中國在陝西省西安市的興慶宮公園裏建造了「阿倍仲麻呂紀念碑」和「阿倍仲麻呂紀念堂」。2012年10月初被污後經清洗的阿倍仲麻呂紀念碑--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歷史名人阿倍仲麻呂之間有親緣關係嗎？ - 政治- 知乎 - https://goo.gl/wMsKPI

《哭晁卿衡》是由唐朝著名詩人李白所撰的七言絕句，目的是抒發日籍好友遇險的悲痛心情。
寫作背景
晁衡（日本原名阿倍仲麻呂）是日本派往唐朝留學的遣唐使其中一員。716年，19歲的阿倍仲麻呂開始來到唐朝留學，並開展在中國長達53年的生活。
晁衡於唐朝歷任光祿大夫、秘書監等職。由於詩文良好且擅長歌詠，深受唐玄宗賞識，並與詩人李白、王維等人結成好友。
753年10月，晁衡因為意念祖國，乘船回日本，途中遭遇風暴。754年3月，李白仍未收到晁衡的下落，以為好友在海難中遭逢不測，於悲痛中揮下七言絕句《哭晁卿衡》，抒發思念之情。

李白詩歌賞析：〈哭晁卿衡〉
與遣唐使的異國友誼
文／楊紀代

更新: 2009-01-19 7:35 AM 標籤:

晁衡，又作朝衡，日本人，原名阿倍仲麻呂。唐開元五年（西元717），隨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團來中國求學。學成後留在唐朝廷內作官，歷任左補闕、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等職。與當時著名詩人李白、王維、儲光羲、劉長卿、包佶、趙驊等友誼深厚，曾有詩篇唱和。

天寶十二載，晁衡五十六歲，以唐朝使者身分，隨同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團乘船返回日本，途中遇大風，不幸溺斃。李白知道了死訊之後，非常悲痛，寫下這首〈哭晁卿衡〉。很顯然的，阿倍仲麻呂在唐朝與日本的學術交流上，是一個重要人物。又有傳言，此次海上遇難，晁衡未被溺死，他隨風飄至海南，輾轉回到長安，繼續仕唐，於大歷五年卒於長安。說法莫衷一是，他的生死倒成了個傳奇。「卿」是衛尉寺卿，唐時官名。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
【想起我的日本摯友晁衡，與我們作別之後，就離開了長安，乘著船，如一片樹葉兒般的飄泊遠航。（帝都，即唐京都長安。蓬壺，即傳說中的蓬萊仙島，此處泛指海外三神山。）】

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他高尚的品德如同皓潔的明月，就這樣沉淪於大海之中，層層的白色愁雲，籠罩著海上的蒼梧山，沉痛的哀悼他的仙去。（蒼梧，指郁洲山。據《一統志》，郁洲山在淮安府海州朐山東北海中。）】

詩忌淺而顯。李白在這首詩中，把友人逝去、自己極度悲痛的感情，用優美的比喻和深邃的聯想，表達得含蓄、豐富而又不落俗套，體現了非凡的藝術才華。李白的詩歌素有清新自然、浪漫飄逸的特色，在這首短詩中，我們也能品味到他所特有的風格。雖是悼詩，卻是寄哀情於景物，借景物以抒哀情，顯得自然而又瀟灑、寄興而又貼切。清麗幽婉讓人回味無窮。

這是日本詩人阿倍仲麻呂以「明月」為題所寫的詩，英譯者是英國學者亞瑟威利。據亞瑟威利所說，這首詩最初是用中文寫的，後來被譯成日文，他再由日文譯成英文。直到今天為止，文獻上仍保有阿倍仲麻呂的兩首中文詩。可惜的是我們無法得知那首英譯的中文詩，原來是怎麼寫的。

李白與晁衡的異國友誼，不僅是盛唐文壇的佳話，也是中日兩國人民友好交往歷史的美好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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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晁卿衡
朝代：唐代
作者：李白
原文：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
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譯文及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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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譯文
日本友人晁衡卿，辭別長安回家鄉，乘坐帆船遠去東方回蓬萊羣島。晁卿如同明月沉大海一去不返，思念你的心情如同蒼白的雲彩籠罩着雲臺山。
註釋
⑴晁卿衡：即晁衡，日本人，原名阿倍仲麻呂（又作安陪仲麻呂），《舊唐書·東夷·日本國傳》音譯作仲滿。公元717年（日本靈龜二年，唐開元五年），來中國求學。改姓名爲朝衡。朝通“晁”。卿：尊稱。
⑵帝都：指唐朝京城長安。
⑶蓬壺：指蓬萊、方壺，都是神話傳說中東方大海上的仙山。此指晁衡在東海中航行。
⑷明月：...
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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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此詩載於《全唐詩》卷一百八十四。下面是中國屈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常振國先生對此詩的賞析。
詩的標題“哭”字，表現了詩人失去好友的悲痛和兩人超越國籍的真摯感情，使詩歌籠罩着一層哀惋的氣氛。
“日本晁卿辭帝都”，帝都即唐代京都長安，詩用賦的手法，一開頭就直接點明人和事。詩人回憶起不久前歡送晁衡返國時的盛況：唐玄宗親自題詩相送，好友們也紛紛贈詩，表達美好的祝願和殷切的希望。晁衡也寫詩答贈，抒發了惜別之情。
“征帆一片繞蓬壺”，緊承上句。作者的思緒由近及遠，憑藉想...
創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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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此詩作於公元754年（唐玄宗天寶十三載）。鬱賢皓《李白選集》：“此詩乃天寶十三載春夏間在廣陵（今江蘇揚州）遇見魏顥，聞晁衡歸國時遇暴風失事的消息後所作。”
中日兩國早在西漢時期就有交往，到唐代形成了文化交流的高潮。據史書記載，日本派來中國的遣唐使不下十三次，每次都隨帶遣唐學生（留學生）多人來中國學習。晁衡就是隨第九次遣唐使來中國的日本學生。
晁衡於公元717年（唐玄宗開元五年）來到中國求學，改姓名爲晁衡。卒業後長期留居中國，歷任司經局校書、左拾遺、左補闕、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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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唐使為7至9世紀時日本派遣往唐朝之使節。

遣唐使的派遣

遣唐使的航路
遣唐使延續了過往日本遣隋使前往中國擔任使節。首任遣唐使是公元630年的犬上御田鍬。此後日本陸續都有使節派遣往唐朝達十多回合，直到894年由菅原道真建議廢止後再沒有繼續。中間時間長達200多年。使唐文化及佛教文化在日本的廣泛傳播作出重大貢獻。
遣唐使的派遣目的，除了與唐朝表示友好、以及把先進的唐朝制度及文化吸收輸入以外，亦包括搜集朝鮮半島及東亞地區的情報。
遣唐使的派遣不一定只有一人前往。而當有多於一人參與之時，會區分「大使」及「副使」。而隨遣唐使被派遣往唐朝的，亦包括有留學生及僧人。每次出海，都有400-500人乘坐4艘船渡海。遣唐使船一行人在出發前，都會帶同船舳先到大坂住吉的住吉大社，祈求住吉大神保祐海上安全。之後，整船人從住吉津開始出發，經住吉細江前往大坂灣，再去到難波津。經過瀨戶內海到達福岡的那津，再前往玄界灘。過去日本與朝鮮半島友好之時，會在朝鮮半島北岸登陸，然後經陸路進入唐朝。但自從日本與新羅交惡之後，改為由海路直接前往中國。由於當時日本的航海技術尚未完全成熟，在大海航行的遣唐一行經常遇到海難。
遣唐使停止
875年，發生黃巢之亂。黃巢攻陷洛陽・長安，建立大齊。齊雖然在短期間滅亡，但是唐已弱體化。因此，寬平6年（894年）的派遣在遣唐大使菅原道真的建議下停止。此次的停止並非立即中止，道真等遣唐使預定者仍繼續保有遣唐使的職位。但是，道真因昌泰之變而左遷，喪失大使職位。延喜7年（907年），唐滅亡，遣唐使走入歷史。
遣唐使之外
北宋時，日本僧人奝然來華，受到比遣唐使更高的禮遇。《宋史》云：「太宗召見奝然，存撫之甚，厚賜紫衣。於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

關於日本派遣遣唐使的回數，藤家禮之助認為共12次，東野治之、王勇認為共20回。另有14次、15次、16次、18次之說。

• 遣唐使次數有不同種說法本表採用20回說。
• ()為未到達唐朝的遣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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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元七世紀初至九世紀末約264年的時間裡，日本為了學習中國文化，先後向唐朝派出十幾次遣唐使團。其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可謂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舉。遣唐使對推動日本社會的發展和促進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終於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從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間，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
中文名 遣唐使 首次派遣 630年（唐貞觀四年） 末次派遣 894年（唐熙寧元年） 代 表 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 性 質 外交使團、留學生團
▪ 遣唐使船
▪ 史料相關
沿革編輯
從公元七世紀初至九世紀末約兩個半世紀裡，日本為了學習中國文化，先後向唐朝派出十幾次遣唐使團。其次數之多、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內容之豐富，可謂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舉。遣唐使對推動日本社會的發
展和促進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結出了豐碩的果實，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唐代日本派赴中國的使節團。唐朝代隋以後，日本沿襲遣使入隋的舊制，遣使入唐。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貞觀四年)第一次遣使，最後一次在838年(即日本承和五年，唐開成五年)。894年(日本寬平六年，唐幹寧元年)又準備派遣，已經任命，由於菅原道真諫阻，遂從此正式停止遣唐使。從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餘年間，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達長安的日本使臣，兩次是送唐使臣回國，一次迎遣唐使歸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計有十二次。使團官員是正使 ﹑ 副使 ﹑ 判官 ﹑ 錄事。使團成員除約半數的舵師﹑水手之外，還有主神 ﹑卜部﹑ 陰陽師 ﹑醫師﹑ 畫師 ﹑ 樂師 ﹑ 譯語 ﹑史生﹐以及造舶都匠﹑ 船師 ﹑ 船匠 ﹑木工﹑鑄工﹑鍛工﹑ 玉工等各行工匠。隨行有長期居留的留學僧 ﹑留學生和短期入唐﹑將隨同一使團回國的還學僧﹑還學生。還有從事保衛的射手。初期使團共二百餘人，乘船兩艘，以後增為四艘，人數增至五百餘人，但其中只有少數主要成員被允許進入長安。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終於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從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間，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後因故中止者三次，實際成行的十六次。但是有一次僅抵朝鮮半島的百濟國，有兩次是作為送回唐朝專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末歸而特派使團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實際上名副其實的遣唐使是十二次。這延續二百餘年的遣唐史，在不同時期，組織、規模、交通路線都有很大變化，基本上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時期
是舒明天皇時期（公元629——641年）到齊明女皇時期（公元655——661年），約30年的時間，第一、二、三、四次的遣唐使的派遣都屬於這個階段：
第一次：大使：犬上三田耜副使：藥師：惠日來華時間：630年8月(舒明天皇二年八月) 回日時間：632年8月(舒明天皇四年八月)
第二次：大使：吉士長丹、高田根麻呂來華時間：653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五月） 回日時間：654年7月（孝德天皇白雉五年七月）
第三次：押使：高向玄理大使：阿邊麻呂副使：藥師：惠日來華時間：654年2月（孝德天皇白雉四年二月） 回日時間：655年8月（齊明女皇元年八月）
第四次：大使：坂合部石布副使：津守吉祥來華時間：659年7月（齊明女皇五年七月） 回日時間：661年5月（齊明女皇七年五月）
其特點是：規模小（最多兩隻船），人數少（不超過250人），組織不嚴密各色人等配備不整齊，一般沿著朝鮮半島、遼東半島航行，然後橫渡渤海灣口，到山東半島登陸，在經陸路前往長安。
第二時期
是天智天皇時期（662——671年）的兩次遣唐使，既：第五、六次：
第五次：大使：守大石副使：坂合部石積來華時間：665年12月（天智天皇四年十二月） 回日時間：667年
大明宮麟德殿（粟田真人）
大明宮麟德殿（粟田真人）
11月（​​天智天皇六年十一月）
第六次：大使：河內鯨來華時間：669年（天智天皇八年） 回日時間：北路？670年（天智天皇年九年）遣使'賀平高麗'。
這兩次規模和航線與第一期差不多，但其政治意義十分突出，不同於一般遣唐使活動。因663年，唐、日在朝鮮進行了白江口之戰，日本失敗，撤回軍隊，並深恐唐軍乘勝進攻本土。次年唐朝的使者郭務悰、劉德高相繼來日，故而第五次遣唐使大概是為了送劉德高而派遣的。第六次遣唐使也是為了修補白江口之戰造成的唐日關係裂痕而派出的。
這兩次遣唐使除了顯示實力外最主要是震懾，而且當時的日本政局並不穩定，從661年7月齊明女皇病逝到668年1月3號中大兄皇子即位，這幾年中日本'群龍無首'，中大兄皇子以皇太子'稱制'的方式處理朝政。日本吃了敗仗後深恐唐軍乘勝進攻本土，而唐朝為了震懾日本，才繼派出使者郭務悰、劉德高來日。有些希望這次'遣唐使船'走這條路線。
第三時期
從文武天皇時期（697——707年）至孝謙女皇時期（749——758年），約五十年間的四次遣唐使，是遣唐使的最盛時期。這四次遣唐使，即：第七、八、九、十次。
第七次：執節使：粟田真人大使：坂合部大分副使：巨勢邑治來華時間：702年6月（文武天皇大寶二年六月） 回日時間：704年7月（文武天皇慶雲元年七月）
第八次：押使：多治比縣守大使：大伴山守副使：藤原馬養來華時間：717年3月（元正女皇養老元年三月） 回日時間：718年10月（元正女皇養老二年十月）
第九次：大使：多治比廣成副使：中臣名代來華時間：733年4月（聖武天皇天平五年四月） 回日時間：734年11月（聖武天皇天平六年十一月、八年七月）
第十次：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呂副使：吉備真備來華時間：752年（孝謙女皇天平勝寶四年潤三月） 回日時間：753年12月（孝謙女皇天平勝寶五年十二月、六年正月、四月）
這兩期的特點是規模大，航線也和上期不同。
第四時期
從光仁天皇時期（770——780年），到仁明天皇時期（834——850年），約六十年，派出三次遣唐使，即第十一、十二、十三次：
第十一次：大使：佐伯今毛人副使：小野石根、大神末足來華時間：777年6月（光仁天皇寶龜八年六月） 回日時間：778年10月、11月（光仁天皇寶龜九年十月、十一月）
第十二次：大使：藤原葛野麻呂副使：石川道益來華時間：804年（桓武天皇延歷二十三年） 回日時間：805年6月（桓武天皇延歷二十四年六月）
第十三次：大使：藤原常嗣副使：小野篁來華時間：838年（仁明天皇承和五年） 回日時間：839年8月、10月，840年4月、6月（仁明天皇承和六年十月、七年四月、六月）
這一時期的遣唐使在外觀規模組織上不弱於第三期，甚至有所超過，但在精神上已是強弩之末。此時唐朝正是安史之亂之後，內有藩鎮割據、宦官擅權、朋黨之爭，外有回紇、吐蕃等的入侵，國勢江河日下，文風逐漸衰頹，而日本則是凡可汲取和借鑒的已大體輸入完畢，貴族們也喪失了出沒波濤追求唐文化的熱情和銳氣，而且遣唐使的派遣需要大批經費，日本政府也深感財政日益無力支付，故於894年做出了停派遣唐使的決定。[1]

四世紀中葉，大和朝廷大體上統一了日本列島，日本國王曾多次向中國南朝政權遣使朝貢，並請求授予封號。公元589年，隋朝統一了中國，結束了自東漢末年以來中國近四個世紀的分裂動亂，社會經濟文化迅速發展。
當時日本正是聖德太子攝政，他勵精圖治，銳意改革。為了直接吸取中國的先進文化，先後向中國派出了四
次遣隋使 (公元600年、607年、608年、614年)，這是中國和日本作為兩個統一國家正式交往的開始，也是日本統治者採取主動積極態度，派遣大型文化使團直接吸收中國先進文明的開端。遣隋使可以說是後來遣唐使的先驅。
公元618年，唐朝滅隋，建都長安 (今西安)。唐帝國經濟文化空前繁榮發達，成為東亞最強大的帝國，聲威遠揚，對日本和亞洲各國都有巨大吸引力。而日本通過四次遣隋使，朝野上下對中國文化更加仰慕嚮往，出現學習模仿中國文化的熱潮。623年。遣隋留學僧惠齊、惠日等人在留學中國多年後回國，同天皇報告大唐國是法律制度最完備的國家．建議派使節赴唐學習。為了實現更加直接有效地學習唐朝先進制度和文化的目的，日本政府決定組織大型遣唐使團、派遣優秀人物為使臣，並攜帶留學生、留學僧去中國。
目的編輯
遣唐使的目的在於向中國學習，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視使團人員的選拔，特別是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等官員。如高向玄理﹑ 吉備真備曾長期在中國留學；不少成員是文章博士，山上憶良﹑ 小野篁 ﹑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學之士(後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兩家父子先後被任命為使臣，也是由於具有教養和經驗，利於向唐朝學習。隨行的留學生，如阿倍仲麻呂 ( 晁衡 )與詩人李白﹑ 王維結下深厚友誼，歸航受阻，留唐官至秘書監。橘逸勢被唐人目為秀才。入唐的醫師﹑樂師﹑畫師﹐和各行業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業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時也從唐人獲益。遣唐使大量輸入中國經史子集各類典籍，中國文化風靡日本封建社會上層，滲透到思想﹑文學﹑藝術﹑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面。正倉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輸入的中國物質文化。遣唐使對唐的贈品，和唐朝的答禮，實際是兩國之間互通有無的貿易。
在古代，日本是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為了改變落後的現狀並使自己強大起來，必須學習借鑒唐朝先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製度，因此日本政府痛下決心向唐朝派遣自己的遣唐使。為了促進日本國家的文明開化和更好地控制日本國的社會秩序，作為日本政治的基礎和精神武器， 佛教兼集促進日本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多重目的。對當時的世界各國而言，對佛教的掌控能使本國擺脫舊有的傳統政治體制的束縛，使國內臣民變得順從， 尊重統治階級意旨，進而躋身於先進國家的行列。
從日本遣唐使派遣的背景和目的來看，大致可以將其分為四個階段：
公元630 — 659 年為第一階段時期，為了服務於日本當時對唐朝外交的雙重政策，遣唐使最先必須學習唐朝先進的政治體制，擔負起改革日本國內政治體制的使命，以幫助其改革本國內落後的政治體制， 並建立先進
西安遣唐使碑
西安遣唐使碑
的唐朝式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其次與唐朝相對立，為建立倭本製和保護在朝鮮半島的既得利益，大力推進地域冊封體制。可見為推進日本國內的大化改新等諸項改革，遣唐使既要吸收借鑒唐朝中央集權體制的先進經驗，又要為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探察與調和唐朝在朝鮮半島的利益[2] 。
公元665 — 669 年為第二階段時期，因日本的地理位置和經濟落後等原因，日本國長期處於被東亞諸國孤立的境地。為改變日本地理上孤立的現狀和落後閉鎖局面，在新羅一統半島朝鮮之後為了表示自己與唐朝之親和關係和改變自己所處的不利狀況，日本曾先後兩次派遣唐使前往唐朝。
公元702 — 752 年為第三階段時期，此時的唐朝無論是政治、經濟， 還是文化及技術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正值鼎盛期。故此，為了將唐朝豐富多彩的物質生活資料帶回日本島國，並促進日本國內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繁榮，日本先後四次派遣了遣唐使來中土大唐，以全面廣泛地借鑒吸收唐朝的先進文化和技術。歷史證明，日本當時的奈良文化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達到了繁榮時期。
公元777 — 838 年為第四階段時期，此時的唐朝日趨顯出衰落的跡象。在察覺到唐朝此時動盪不安且不宜久留之後，日本僧人便立即向當時的日本天皇遞交了國書，以建議盡可能地減少派遣遣唐使的數量與次數所以， 相比較於其他的歷史時期，日本此時期派遣的遣唐使無論是在次數還是在人數上都減少了很多。
與之相配合，這一時期遣唐使的主要任務：一則是勸誘、迎回尚滯留在唐朝生活學習的日本學者和學問僧侶；二則是為了表達對以前在唐朝去世的日本國派出的使節和學習交流的文人的哀思，進行祭奠事宜。[2]
路線編輯
遣唐使在難波(今日本大阪 )登舟，通過瀨戶內海，從博多(今日本福岡 )出發。從7世紀30
日本遣唐使船
日本遣唐使船
年代到70年代﹐約四十年間，航線採取北路，即沿朝鮮半島西岸北行，再沿遼東半島南岸西行，跨過渤海，在山東半島登陸，再由陸路西赴經過洛陽﹑最後到長安。這條航線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較安全，船隻遇難情況較少。以後新羅滅百濟 ﹑ 高句麗，統一半島，與日本關係一度不甚融洽。於是遣唐使船在7世紀70年代到8世紀60年代這一百年間，改取南島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種子島 ﹑ 屋久島 ﹑ 奄美諸島，向西北橫跨中國東海，在長江口登陸，再由運河北上。這條航線主要航行於渺茫無邊的東海上，難以靠岸，危險較大。北路和南島路都需航行三十天左右，甚至更長時間。8世紀70年代以後，直到停止遣唐使前，航線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邊的五島列島徑向西南，橫渡東海，在長江口的蘇州﹑明州一帶登陸，轉由運河北上。這條航線所需時間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三天可達，但風濤之險基本上與南島路相同。[1]
規模編輯
遣唐使團的規模初期約一、二百人，僅一、二艘船，到中、後期規模龐大，一般約五百餘人，四艘船，最多是838年第十八次竟達651人。使團成員包括大使、副使及判官、錄事等官員，還有文書、醫生、翻譯、畫師、樂師等各類隨員和工匠水手。此外，每次還帶有若干名留學生和學問僧。
日本朝廷選拔的使臣大多為通曉經史、才幹出眾而且漢學水平較高、熟悉唐朝情況的第一流人才。甚至相貌風采、舉止言辭也不同凡響，就是隨員也至少有一技之長，至於留學生與學問僧也均為優秀的青年，有的在留學前已在國內嶄露頭角，學成歸來一般均有一定建樹。日本政府之所以精選這樣強大陣容的遣唐使團，就是為了更好地吸學生活，賜物幾乎與副使相同。遣唐使一旦安全回國，立即奏報朝廷，進京後舉行盛大歡迎儀式。使臣奉還節刀，表示使命完成，天皇則為使臣晉級加官，賞賜褒獎，並優恤死難者。
遣唐使團在中國受到盛情接待。唐朝有關州府得到使團抵達的報告後，馬上迎進館舍，安排食宿，一面飛奏朝廷。地方政府派專差護送獲准進京的使團主要成員去長安，路途一切費用均由中國政府負擔。遣唐使抵長安後有唐廷內使引馬出迎，奉酒肉慰勞，隨後上馬由內使導入京城，住進四方館，由監使負責接待。按著遣唐使呈上貢物，唐皇下詔嘉獎，接見日本使臣，並在內殿賜宴，還給使臣授爵賞賜。
遣唐使臣在長安和內地一般要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處參觀訪問和買書購物，充分領略唐朝風土人情。遣唐使歸國前照例有餞別儀式，設宴暢飲，贈賜禮物，珍重惜別。唐朝政府除優待使臣外還給日本朝廷贈送大量禮物，表現了泱泱大國的風度。最後遣唐使一行由內使監送至沿海，滿載而歸。[3]
困難編輯
日本派遣遣唐使，財力負擔很重。從任命使臣到出發，需準備兩三年，包括造船，
遣唐使路線圖
遣唐使路線圖
籌辦禮品﹑衣糧﹑藥物﹑薪俸﹑留學生和留學僧在唐費用等等。採取南島路和南路時，還不掌握季風規律，海上驚濤駭浪，隨時會把船裂為兩截。幾乎往返途中總有船隻遇難，只有一次來去平安。因此，遣唐使不僅出發前禱告神佛，航行中還祈禱佛教的觀音 ﹑ 神道的住吉大神以至新羅神。受命為遣唐使雖是榮譽，也有人怕危險而畏縮不前。採取北路時，遣唐使平均約七年半一次，以後由十二年半到二十年一次。838年以後，經過五十五年才考慮派遣，最後終於停止。這固然與日本吸取唐文化趨於飽和，和唐朝之日益衰落有關，同時，也由於負擔沉重和航行艱險。9世紀以後，往來中日之間的唐朝和新羅商船大為增多。唐朝商船掌握季候風規律，一般七月間乘西南風赴日，三﹑四月或八月乘東北風返回。這些商船航程需時較短，遇難可能較少，往來的間隔也較短。因此出現不少短期勾留的還學生，如日僧惠萼在9世紀中葉曾三次來往中日之間。遣唐使雖然停止，並沒有妨礙中日文化繼續交流。
貢獻編輯
遣唐使的貢獻首先是引進唐朝典章律令，推動日本社會制度的革新。遣唐便在長安如飢似渴地考察學習，博覽群書，回國後參與樞要，仿行唐制，如“大寶法令”即以唐代律令為規範制定的。還仿效唐朝教育制度，開設各類學校教授漢學，培番人才。818年，嵯峨天皇根據遣唐使菅啻原清公的建議，下詔改走禮儀，並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大日本史》卷123)連曆法、節令、習俗也盡量仿效中國。
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藝術水平。遣唐使每次攜回大量漢籍佛經，朝野上下競相贊寫唐詩漢文，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詩人的詩集在日本廣泛流傳。留唐學生僧人還借用漢字偏旁或草體創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遣唐使還輸入唐朝書法、繪畫、雕塑、音樂、舞蹈等藝術，經過消化改造，融為日本民族文化。
甚至圍棋等技藝和相撲、馬球等體育活動也是從唐朝傳入的 ​​。遣唐使團中常有日本畫師、樂師以至圍棋高手赴唐訪師學藝、觀摩比賽。
入唐留學生姓名可考的只二十餘人，而隨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見於文獻的達九十餘
圓仁
圓仁
人。他們在中國巡禮名山，求師問法，帶回大量佛經﹑佛像﹑佛具等，同時傳入與佛教相關聯的繪畫﹑雕刻等，對促進日本文化的發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別創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並且仿效唐朝，開創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風氣。空海所著《文鏡秘府論》﹑《篆隸萬象名義》，圓仁留唐十年的日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是研究中國和日本的文藝批評﹑文字學和歷史的重要文獻。
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時派遣“ 送使 ”同去。由於航行艱險，他們往往居留下來，歸化日本。如沈惟岳﹑ 袁晉卿等，見於日本史書的有十餘人，都在日本朝廷任職。唐朝僧人也有隨遣唐使赴日的，最著名的是東渡傳授戒律的鑑真。隨遣唐使船到日本的，還有天竺 ﹑西域﹑南海的人，不少受波斯﹑印度影響的唐朝文物，也輸入日本。絲綢之路東端延至日本﹐遣唐使也是有作用的。[1]
廢止編輯
北宋時，日本僧人奝然來華，受到比遣唐使更高的禮遇。《宋史》雲：“ 太宗召見奝然，存撫之甚，厚賜紫衣。於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嘆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宇縣分裂，梁、週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冑，鮮能嗣續。朕雖德慚往聖，常夙夜寅畏，講 ​​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為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
遣唐使於公元895年廢止，其原因除唐朝政局動盪不安以外，還有經過二百多年的吸引移植唐代文化，已基本上完成改革。並在此基礎上開始萌生具有日本特色的國風文化，因此對中國文化學習的需求已不那麼迫切。而且每次遣唐使耗費巨大，加上路程艱辛，也令使臣視為畏途。而唐朝赴日貿易也不斷增加，也彌補過去靠遣唐使解決對唐貨的需求。因公元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已任命而未出發的第十九次遣唐大使的奏請，於次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1] [3]
評價編輯
日本統治者為了平復內政的混亂，確立憲法，因此以當時最發達國家唐朝的政治，文化，經濟為目標，遠渡來到中國。遣唐使們在航海技術未發達時，乘坐簡易的使船，為了完成任務拼命地來到中國。遣唐使團內有很多成員，他們各自擔任不同的工作，齊心協力共渡難關。遣唐使們在中國全身心的投入到學習中，學成歸國的人給日本的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帶來了顯著的影響，還促進了中日的貿易往來。另外，也有很多的遣唐使留在了中國，為唐朝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他們這謙虛好學，不畏困苦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在以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今天，在現在如此發達的科技下，跟以前相比我們有著各種方便與優勢，因此我們應該“以史為鑑，面向未來”，互相學習，互相影響，共同締造一個和諧共進的社會！
由歷史我們可以知道：只要是先進的、並為人類的文明發展有所貢獻的科學文化知識，不管是古今中外，也不管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都不應排斥。而應抱著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善待善學善取善用，要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麵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目光和襟懷，正確對待那無法避免的文化衝突問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4]
相關資料編輯
遣唐使船
在上海世博會日本館裡，有一個以“遣唐使”為中心的展區，展現從中國流傳至日本的文化
“遣唐使”船
“遣唐使”船
千年傳承的歷史演進，以重現歷史的方式來紀念那些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貢獻的先驅。為此，日本角川文化振興財團投入巨資，領銜推出了“'遣唐使船'再現計劃”，依據歷史資料、按當年尺寸和結構仿製的“遣唐使船”已在張家港市長明造船有限公司建成，經水上調試後將於近日運回日本。
重建的這艘“遣唐使船”船長33.6米，寬9.2米，頭尾高翹，共分三層，通體以紅白為主色，船體內核為鋼結構，以柴油為動力，但外表皆為木質結構，不僅帆、槳、錨、舵等一應俱全，在頂層當年遣唐使們用以祈禱的佛龕內還陳列著一列辟邪的魚叉和銅鐘。據介紹，這艘“遣唐使船”是以日本飛鳥時代到平安時代(公元7世紀-9世紀)的“遣唐使船”為藍本重建的，為了最大程度重現其歷史原貌，所有細節均經過專家反复考證。
史料相關
朝鮮半島三足鼎立日本趁火升起狼煙
據史料記載：公元4世紀，朝鮮半島形成高句麗、百濟、新羅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濟因受到高句麗和新羅的威脅，想藉日本之力進行對抗。而日本則企圖利用這種形勢，在朝鮮半島建立自己的統治勢力。
4世紀60年代，日本大和（奈良）朝廷出兵侵略新羅，征服弁韓之地（今韓國慶尚南道），設“日本府”進行統治。百濟由此成為日本的朝貢國。4世紀末，隨著日本國土統一、國力增強，大和朝廷又多次入侵朝鮮半島。
公元594年，高句麗、百濟、新羅開始向隋朝朝貢。日本也於600年向隋朝派遣使節。622年，唐朝與高句麗、百濟、新羅建立冊封關係。7世紀中葉，朝鮮半島紛爭升級。655年，高句麗與百濟聯合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將率水陸聯軍13萬前往救援，大敗百濟，俘獲其國王。同年九十月間，百濟兩次派遣使者到日本朝廷，請求援助，並要求送還在日本作人質的豐璋王子。
大化改新後的日本，開始由農奴制向封建制轉化。為了轉移國內守舊勢力的鋒芒和人民群眾的不滿，擴大在朝鮮半島的影響，日本藉機出兵朝鮮半島。於是，朝鮮半島的糾紛擴大為東亞地區的國際爭端。
白村江上戰火紛飛盛唐戰捷倭國敗北
661年正月（農曆，下同），日本齊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後來的天智天皇，668年即位）親赴九州，欲統兵渡海西征。但齊明女皇因旅途勞頓，於當年七月病死，出征計劃被迫推遲。八月，中大兄皇子監國，令先遣部隊及輜重渡海。九月，5000日軍護送百濟豐璋王子歸國即位。
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濟贈送大批物資。同年五月，日本將軍率舟師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則“修繕兵甲、各具船舶、儲設軍糧”，隨時準備渡海作戰。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2.7萬人，唐朝也任命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為熊津道行軍總管，統舟7000進駐熊津城（今韓國公州）。五六月間，百濟君臣之間發生嚴重內訌，實力銳減。唐軍與新羅軍隊趁機調兵遣將，於八月十三日包圍了百濟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韓國扶安）。至此，慘烈的白村江海戰拉開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將劉仁願、孫仁師與新羅王率陸軍團團圍住週留城。唐將劉仁軌、杜爽與百濟降將扶余隆則帶領戰船170艘列陣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軍萬餘人，分乘戰船千艘，與唐朝水軍不期而遇。《三國史記》中描述道：“此時倭國船兵，來助百濟。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岸上守船。新羅驍騎，為漢前鋒，先破岸陣。”
翌日，日軍諸將與百濟王商討對策。他們依仗兵力優勢，妄言“我等爭先，彼應自退”，遂未加整頓部署，便“率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堅陣之軍”。結果，唐軍“左右夾船繞戰”，巧施包抄合擊之術，致使日軍“赴水溺死者眾，艫舳不得迴旋”。《舊唐書·劉仁軌傳》史載：“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戰後，百濟豐璋王逃亡高句麗，殘軍盡皆投降，百濟復國化為泡影。
大唐一戰江山揚名東亞地區重定格局
白村江戰役，基本上決定了當時東亞地區的政治格局。百濟滅亡後，667年，唐朝和新羅聯軍乘機進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麗滅亡。
白村江之戰，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餘年(至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間未敢再大規模入侵朝鮮半島。白村江戰敗後，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與新羅軍隊進攻日本本土，於是從664年起，花費巨資，先後構建了四道防線。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實際上是一座用於防禦的土壩，壩長1.2公里，底部寬80米，高十餘米，外側是一條5米深的水溝。為了保險，667年，日本將都城從飛鳥遷至近江大津宮。然而，唐朝和新羅的軍隊並沒有乘勝進軍日本本土……
白村江戰役後的古代日本，在朝鮮慘敗後，深知自己不是中國的對手，若不趕緊求和，唐朝一旦下決心發動進攻日本連還手之力都沒有。自此以後，日本連連派“遣唐使”赴華，對大唐天子畢恭畢敬。日本遣唐使到中國來只是傾力學習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冊封，甚至甘心於等同“蕃國”。其國策也由過去的地區政治進取轉向了內斂、和平、發展的方向。這就使日本在吸收唐朝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很快發展，又成為東亞強國。
縱觀歷史，那場中日白村江戰役規模雖不大但卻使日本徹底放棄了抵抗意志。結束了新羅與百濟間的長期糾紛，日本敗北的直接後果，是停止了對朝鮮半島的擴張，大約在千餘年之內，未曾向朝鮮半島用兵。自此之後一直到明末除了海盜滋擾，日本再無妄動之舉。從此派大量遣唐使頻繁來華，虔誠地吸收、學習著盛唐的文化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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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遣唐使當年從中國學走了什麼？
2016年03月06日 文史百科 暫無評論 閱讀 8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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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是中日關係史上最友好最親密的時期之一，兩國有正式的國交，政府互派使節往來，有些日本學者甚至稱這個時期為「遣唐使時期」。
　　日本推古朝二十五年(公元617年)，中國隋滅唐興。此前日本派遣到隋朝的留學生福田等人先後返回日本，他們以自己的親眼目睹大力宣揚「大唐國」的文化以及社會的繁榮、法律的完備等。這就引起了「遣唐使」的派遣。日本派使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輸送留學人員去向中國學習文化、宗教、法制、教育等。說白了，就是要把中國好的東西都照搬到日本，包括中國生活食用的東西。
　　遣唐使是日本派遣到中國唐朝的使節。自公元630年第一次派遣直到894年停止派遣，約270來年間，日本派出的遣唐使總數為19次。但由於種種原因，據說遣唐使實際到達唐朝的共13次。日本派出的使團人員包括大使、副使、留學生、留學僧及隨員等，每次人數往往多至數百人。
　　遣唐使所乘大船叫「舶」。在派遣遣唐使上，除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和費用外，最使日本感到頭痛的是經常在海上出事，造成大量的人員死亡和物資損失。據說遣唐使船前後共派出不少於40艘，其中沉沒在海底的至少在12艘以上;幸未沉沒的，因受風浪打擊而造成的破壞和死傷還不計算在內。

　　唐代對日本的影響，範圍非常廣泛，涉及政治法令、宗教文化、生產技術、社會風俗等等。有人曾經很概括地說：「日本中古的制度中，一向被認為是日本固有的，然一翻開唐史，卻發現好多是模仿唐制的。」這話並不過分。時至今日，日本仍有許多事物的名稱，前面還冠有唐字，表明它的來源是中國。比如：唐辛子就是辣椒及唐餐、唐話、唐衣等。
　　唐主要是指唐代，可見唐代對日本的影響有何等深遠。當時傳播影響的渠道雖有幾條，但擔當這一任務的主要角色和專業人員，卻是隨遣唐使被派到唐代來學習的留學生和學問僧。他們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可謂至關重大。
　　在交通困難、渡海十分危險的時代，日本為了學習中國，多次派使者，尤其是派遣唐使渡海到中國，犧牲很大，代價極高。但是，由於遣唐使帶回中國唐代的文明，這就大大地推動了日本社會的發展。日本的「大化革新」，就是在中國的影響下由早期(隋代送來唐初回國)的留唐學生和學問僧直接參與策劃下進行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在日本的重要性，只有19世紀的「明治維新」方堪比擬。由此建立起來的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即所謂律令體制，幾乎無一事不傚法唐制、以唐代為藍本的。
　　經過學問僧、留學生的介紹，隋唐文化，尤其是唐代文化不斷傳入日本，中國的文學、天文歷數、醫學、儒學以及中國化的佛教等等，對日本產生的影響都極其深遠。日本從中國受益匪淺。
　　中國唐代是個既繁榮昌盛又寬宏大量的時代，當時，只要日本的使者一踏上中國的領土，全由中國政府承擔。遣唐使促進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也促進了中日人民的交往和友誼。在冒萬里風波遠走中國的留學生中，吉備真備、大和長岡、膳大丘、粟田飽田麻呂、籐原刷雄等都成了日本一代聞人。與李白、王維等詩人有廣泛交遊的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終老中國，留下不少好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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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波港（今日本大阪）內一派熱鬧的景象，又一支准備渡海前往中國的使團船隊要出發了。四只巨大的木制帆船依次排列著，每只船上都能載一百多人，船舷和桅杆上彩帶飄場。
　　日本天皇舉行宴會，作歌送行。侍巨們唱起天皇寫的送行詩：
　　希望你們渡大海如平地，
　　居船上如坐床，
　　四船聯翩，
　　不日平安歸航！
　　船隊在人們的祝愿聲中，离開了港口，駛向了茫茫的大海。
　　這時候的中國正處在唐代，經濟、文化都很繁榮。日本在６４６年大化改新后，開始把中國作為學習的榜樣，按照隋唐王朝的政權形式，建立起新的制度。日本全國上下對吸收中國文化非常積极，于是不斷派出大批人員到中國學習，這些人就稱作“遣唐使”。其中正式使節包括大使、副使，有時還有大使之上的持節使、押使、都是日本天皇任命的國家大臣。使團中還有到中國學習的留學生、僧人、工匠等。
　　一千二百多年前，要橫渡波濤洶涌的大海并不是容易的事。風暴經常使航船傾覆，或者把它們吹到台灣甚至越南等很遠的地方。但是，大海和風暴阻擋不住中日間的友好往來。唐朝時期，日本一共派出遣唐使十九次。每次少的兩百人，多的有四五百人。
　　遣唐使的船隊离開難波港后，先沿著日本海岸航行，最后在九洲北部開始橫渡大海。早期的路線是向北到朝鮮半島附近，經渤海在中國山東北部上岸。后來就直接西渡東海，在中國大陸的揚州和明州（今宁波）登陸。
　　遣唐使一到中國，就受到當地人民的歡迎和隆重接待。當地政府提供方便交通，送他們到首都長安（今西安）。唐朝的皇帝常常親自接見他們，有時為表示特別歡迎，還令畫師為大使畫像作紀念。
　　隨使團前來的留學生大多到唐朝最高學府國子監學習，然后又可以在中國政府机构工作。來學習的日本僧人，也都被派往名山大寺拜師求教。他們成了中國文化的熱心傳播者。遣唐使船隊回日本時，唐朝政府也經常任命中國使節陪同前往，進行回訪。遣唐使團不僅帶回大量的中國文物、書籍和五金百貨，也使中國的文學、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發芽”。
　　公元７１７年間，一位１６歲的年輕留學生阿倍仲麻呂，隨著一個五百人的遣唐使團來到了中國。經過五、六年高等學府“太學”中的苦學，他和許多從“太學”畢業的東方和西方的留學生，參加了考試。考試題目很難，想不到他竟捷足高登，以优异成績中了進士。
　　從此，阿倍仲麻呂開始在唐朝政府中擔任官職。后來，他被提升為擔任皇帝侍從官的左補闕。唐玄宗還給他起了個中國名字：晁衡。
　　晁衡和當時的大詩人李白、王維、儲光儀等很多人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他們常常以詩歌唱和，留下許多動人的佳作。似乎在不知不覺中，晁衡在中國已度過了４０年。他抑制不住長期深藏在內心的思鄉之情，多次提出回國的要求，最終，唐玄宗答應他作護送第十次日本遣唐使回國的使節返回日本。
　　得知晁衡歸國的消息，長安的詩友為他舉行了盛大的告別宴會。王維即席寫下《送秘書監還日本國》的詩篇。五十歲的晁衡解下心愛的寶劍，贈給中國詩友，也揮毫賦詩：“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留明主，海外憶慈親……西望怀思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
　　這年１０月，晁衡等人乘坐四艘帆船，從蘇州黃泗浦啟航，駛往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船隊中還有一位揚州延光寺的著名高僧鑒真和尚也和他同行。這位６５歲的高僧從１１年前接受日本友人邀請，決心東渡日本講學，已曾五次率弟子渡海，但都被風浪所阻，沒有成功。這次是鑒真第六次出海。
　　不幸，船隊在中途遇到了大風暴，他們被衝散了。鑒真坐的那條船和其他兩條船各自開到了日本，而晁衡所乘的船下落不明。直到第二年３月，仍然杳無消息。
　　晁衡遇難的傳聞傳到唐朝，在南方漫游的李白非常難過，寫下了《哭晁卿行》詩：“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云愁色滿蒼梧。”寫出了對詩友晁衡悲切的思念之情。
　　然而，值得慶幸的是，晁衡的船并沒有沉沒，他們隨風飄泊到了安南（今越南）沿岸。公元７５５年，晁衡和十多位幸存者歷盡艱險，回到長安。以后，他又擔任過唐王朝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官職。公元７７０年１月，７３歲的晁衡在長安去世。
　　那位鑒真大和尚則在日本生活了１０年，最后死在日本。鑒真也把丰富的中國文化，如宗教、建筑、雕刻、醫藥等傳到了日本，受到日本人民的歡迎和尊敬。鑒真曾經居住過的奈良唐招提寺里，直到現在，還供奉著鑒真大師的在世時就做成的他的塑像。日本政府立法尊奉它為“國寶”。
　　阿倍仲麻呂（晁衡）和鑒真，是八世紀時日本人民如飢似渴學習唐朝文化的縮影和中日人民友好往來的友誼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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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仿唐改革與大唐禮儀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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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的大唐文明對日本的影響體現在文字、經學、史學、文學、藝術、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宗教、禮儀、建築、自然科學、社會風俗等許多方面，迄今仍清晰可見。不妨先說一說大化改新。

645年，孝德天皇即位，他熟悉中國經史，對古代聖賢的治國之道十分了解，早有改革之志。即位後，他立舒明天皇的長子、深為了解隋唐制度和貞觀之治的中大兄為皇太子，且讓其輔政，並仿照唐朝官制，設左、右、內三大臣和國博士等職，同時重用改革派。在隨後的半年中，很快實現了仿唐的如下改革：始立年號，六月十九日宣布建元大化；作戶籍，校田畝，收兵器，嚴禁豪強兼併；申明官吏奉法必賞，違法必罰；廣開言路；參照唐朝律令研究新制度。

大化改新及其後的仿唐改革

大化二年（646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頒布了《改新之詔》，史稱「大化改新」。具體包括：

一、廢除了世襲氏姓貴族的稱號臣、連、國造、伴造等，制定新官制和冠位制，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度。

二、把各級地方官吏的任免權收歸中央。設置了二官、八省、一台的中央官制和國、郡、縣三級地方行政體系。其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號稱「三公」，與唐朝的太師、太傅、太保相當。左、右大臣之下有大納言、少納言、左辨官、右辨官。左辨官掌中務（管修史、天文）、式部（管官吏任免）、治部（管貴族婚娶、對外事務）、民部（管戶籍、民政）四省。右辨官掌兵部（管用兵、治軍）、刑部（管司法、刑罰）、大藏（管財政、利稅）、宮內（管官田、官營手工業）四省。這與唐朝的尚書省下設吏、戶、禮、兵、刑、工等六部極為相似。彈正台，主監察，分設於各郡，相當於唐朝的御史台，監察各級官吏。地方的國、郡、縣也是參照唐太宗時的道、州（府）、縣三級而設，分別由國司、郡司、里長掌管。

三、廢除皇室和貴族的領地及部民，一律改歸國有，變為公地、公民。與之相應的經濟措施便是效法唐初實行的均田制，施行了「班田收授法」。受田人承擔租稅，一如唐朝的租庸調制：租為每段2束2把，庸為每人每年10日，調為每戶交布1丈2尺。

四、改革喪葬制度，禁止皇室、貴族營造大型陵墓，殉葬品也有了嚴格規定。

在改革過程中，日本朝廷下令先後編撰了以年號為名稱的《大寶律令》、《養老律令》等，把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法律的編撰也仿照唐朝的做法，分成律、令、格、式四種，具體名稱也幾乎與唐相同，稱為戶令、田令、職員令等。

這一時期，日本模仿唐朝，也開始了官修正史的工作，結束了自古以來沒有自己的權威性史書的狀況。它的第一部正史《日本書紀》就是用漢字寫成的。

《日本書紀》巻第一，神代上，慶長勅版。（公有領域）
「大化改新」使日本建立起了一個完全不同於古代傳統社會的新型國家，對日本以後社會發展的諸多領域，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天智天皇畫像（公有領域）
654年，孝德天皇向大唐派遣遣唐使。655年，孝德天皇病逝，齊明天皇即位，中大兄掌握大權，661年稱制。668年，中大兄即皇位，是為天智天皇，671年去世。天智天皇在位十年間，繼續推行改革，並下令仿照唐朝，編成日本古代第一部正規法典《近江令》以及日本最古的較為完備的《庚午年籍》。其後的天武至元明天皇（673年—723年）間，也繼續推進仿唐的改革，制定了更多的律令，使日本汲取了中國最為先進的文明。

大唐禮儀之影響

遣唐使們帶回日本的不僅包括物品，還有他們在唐朝參加、看到的儀式、典禮的印象和記載，而這些印象對日本儀式、典禮產生了重要的影響。735年，日本留學生吉備真備將從唐帶回的130卷唐朝《永徽禮》現給了朝廷。752年，他以遣唐使的名義出使大唐，又將《開元禮》帶回。真備帶回的唐禮使日本開始全面學習中國的禮制，日本的禮制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可以說，8世紀開始，日本的朝賀儀式、任命大臣的儀式、天皇即位儀式、節日慶典、外交禮儀、國忌儀式、祭祀孔子儀式等，都包含有大量的唐朝元素。

日本遣唐使之一的吉備真備的畫像，菊池容齋繪。（公有領域）
818年，天皇下詔令，令天下儀式、男女衣服、五位以上官員的位記都遵從唐法，諸宮殿院堂門的名稱也改用唐式的。三年後，日本最早的一部敕撰的儀式書籍《內里式》成書，該書是當時唐朝儀式的集大成者。

●外交禮儀

在日本的遠古時代，日本大王是不直接會見外國使臣並舉行外交儀式的，至少到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時還是如此。其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彼時日本的王還具有強烈的「神」的象徵，不完全是具有政治權力的人物，而且也不掌握外交上的主導權。

大概在隋朝時，日本恢復了與中國的交往，中國的賓禮也得以傳入日本。日本接受賓禮最早的一個實例是608年迎接隋朝使節時舉行的外交禮儀，其中包括上呈國書與信物、饗宴等，儀式模仿自隋煬帝編撰的《江都集札》，而唐朝《開元禮》中記載的賓禮也與其極其相似。當時的日本推古大王、諸王、大臣等都參加了儀式。

不過，日本對於「禮」的全面接受時間是在717年養老（日本年號）時期派遣遣唐使後，尤其在吉備真備帶回唐朝的關於禮儀方面的書籍後。9世紀時，賓禮內的饗宴擴大到兩次，分別為「賜宴」與「賜饗」，前一個天皇出席，後一個天皇不參加。

●國忌儀式

日本遣唐使、僧人圓仁是在838年來到唐朝的，他曾滯留在揚州的官方寺院開元寺，在其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詳細記述了與佛教相關的典禮。

在開元寺時，圓仁曾親眼目睹在此舉行的國忌行香儀式，參加者包括節度使李德裕。「國忌」指的是皇帝、皇后的忌日，按照唐朝儀制，國忌日皇帝可以一天不上朝，並禁止飲酒、享樂。《唐律‧雜律上‧國忌作樂》：「諸國忌廢務日作樂者，杖一百。」唐初，在國忌日祭祀先皇、皇后，還限於長安，限於皇族；719年後，擴大到全國各地，文武大臣都要參加。這樣的擴展，明確了皇帝的權威是全國性的，而不僅限於都城。

圓仁目睹的儀式之一應該是開成三年（838年）在揚州開元寺舉行的祭祀當時的唐文宗的父親唐敬宗的。對此，圓仁有著詳盡的描述。

另根據《日本書紀》記載，日本於686年九月在天武天皇駕崩一週年後，新天皇下詔，令京師諸寺設齋。這是日本文獻中最早的關於「國忌」的記載，而且其一開始就有著佛教性質。其後的奈良時代，日本均有國忌。按照日本學者的研究，日本的國忌行香在天皇、皇后的七七忌、一週年忌舉行，是在遣唐使傳入日本後出現的，而且儀式中的禮佛、散花、行香、咒願等儀式內容與唐代的國忌基本相同。

不過，由於日本天皇並未滲透到地方最底層，因此日本的國忌與唐朝不同的是，不是全國性的，只是在都城和周邊地區進行。

●祈雨儀式

在中國古人的意識中，天帝是世間萬物的最高主宰，雨水之事自然他也要管。因此，古代先民很早就有了祈雨儀式，即要得到雨水，就要向天帝祈求。殷墟卜辭中就有不少關於殷商時天帝主宰雨水的記載，如：「今三月帝令多雨？」（《前》3185）「帝其令雨？帝不令雨？」（《乙》1312）等。

西周、漢代，直至唐代，並延續到清代，皆有祈雨儀式。前面說到的日本僧人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對此也有所記載。其中一次是在839年的揚州開元寺，由僧人祈雨，七人為一組讀經，參與者有節度使李德裕。祈雨的第二天就開始下雨，其後七天都一直都沒有停止。不過，正史中關於唐朝祈雨的方式與圓仁記載的有所不同。其主要是在名山大川進行祈雨，儀式由朝廷直接派使者主持。據唐《開元令》所載，名山大川主要指的是五嶽和四瀆（長江、黃河、淮水、濟水）。還有一種祈雨方法是「徙市閉坊門」。

此外，隋、唐、宋三代，每遇京師或全國大旱，朝廷不但舉行祈雨活動，而且皇帝本人還要採取素服、減膳、獨居、露坐聽政等自罰措施配合祈雨，以期感動蒼天早日降雨。除了臨時祈雨外，唐代還有固定時間的祈雨儀式，即每年夏季的第一個月，皇帝都要到圓丘祭祀上天。

日本的第一部正史《日本書紀》就是用漢字寫成的。（公有領域）
而根據《日本書紀》記載，日本祈雨活動的真正開端是在天武時期，儀式不僅包括向神社奉幣，也包括在名山嶽瀆等地祈雨，這明顯受到了唐朝的影響。到了奈良時代（710年—794年）前期，祈雨中包含有更為明顯的中國元素，一是體現在祥瑞災異思想上，即天皇有德，天降祥瑞；天皇無德，天降災異，是以祈雨成功是對天皇是否施行德政的檢驗。二是運用佛教方法祈雨。奈良後期，日本天皇還仿效唐代皇帝舉行祭天儀式，親自祈雨。

●祭祀孔子儀式

秦漢時期，孔子的儒家思想就已傳入日本，日本也很早有了祭祀孔子的儀式，稱為「釋奠儀式」，一般大學、國學在春秋兩季舉行。最初，祭祀儀式，禮儀並不完備，而且也不興盛。在真備回國後，制定了釋奠儀式的服飾、器物及儀式內容等，包括在舉行這一儀式時天皇駕臨，將孔子的稱號改為唐朝通用的「文宣王」等等。

從日本各種儀式受大唐的影響看，日本唐化是從奈良後期至平安時代逐漸演變的，其對日本社會的影響是深刻的，但顯然，大唐對日本的影響遠不止這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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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來工房的秘密　沒有業務員如何打造千年企業？｜產業｜2016-07-08｜即時｜天下雜誌 - http://goo.gl/2dlvNw

傳來工房的秘密　沒有業務員如何打造千年企業？｜產業｜201 : 8｜即時｜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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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來工房的創立可回溯至平安時代，遣唐使空海（弘法大師）入唐求法，隨行工匠帶回大唐國的青銅鑄造技術，同時創立了傳來工房。青銅鑄造技術可以用於建築、武器，千年來被日本視為影響國力的重要技術。

千年以來，作品隨處可見。1639年成立、被列為世界文化財產保護之列的京都龍谷大學，雕鑄優美的校門；有著歐洲皇宮般輝煌、典雅的日本赤坂離宮賓館，其裝飾性鑄造柵欄，也出自傳來工房。東京最高法院的雕鑄燈飾、大型公共建築的美術雕塑，都有傳來工房的雕琢軌跡。

如何打造千年企業？

傳來工房社長橋本和良，在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舉辦的「第四屆中日企業接班傳承研討會」中指出，傳來工房屹立1200年的秘訣，就在於「傳賢不傳子」，接班傳承的傳統－以技術水平最高者，擔任傳來工房管理之職。橋本和良說，「兒子技術不夠，不傳！」

「與時俱進」是橋本經營掌舵的重要哲學。這說來簡單，但是對於一個1200年的事業卻不容易。

傳來工房客戶一直以來以佛教寺廟、神道神社為主。在二次大戰期間，應政府要求參與武器製造，開始經營機械零件製造。

傳來工房在6、70年代經濟高度成長時，進入建築相關的產業。

1971年（昭和46年）成立建築美術工藝部門，運用青銅鋁鑄造技術，進軍住宅、公共空間開發等建築關聯事業的設計、製造，如公共建築金屬外牆、柵欄、燈飾以及大型藝術雕塑作品等。

1985年日幣升值、日本全國大興土木時，將美學納入，他試著開拓各種大型建築雕塑。

13年前，傳來工房自創品牌「Dea’s Garden」，專營高級庭園景觀設計、建造，進入客製化住宅事業，為顧客進行住宅生活提案，提供建造房屋外觀庭園的服務，「豐富溫暖每個家庭踏入家門的表情」，為其業務目標。

從傳統寺廟到一般住宅

90年代大型建築的訂單式微，橋本轉向拓展住宅戶外裝飾的OEM業務。只是OEM受制於人，橋本思考出路，於是創立了自有品牌Dea’s Garden，做的是集合庭園、住宅建築與設計的承造，綜合傳來原有的鑄造、建築、美學等工匠技藝，並進一步提升到一定規模的商業客層。

近幾年來，日本經濟低迷，人力、經營成本居高不下，傳來工房開始海外佈局，在菲律賓、泰國等新興國家投資設廠，不但以當地市場為目標，也放眼全世界。千年老鋪，新舊並陳，由日本走向國際，為企業長存。

企業是適應環境的行業

橋本和良指出，根據統計顯示日本企業的壽命創業5年，存活率為8成；10年後為7成；能夠到15年的有6成；一半可以到20年。但是要更長就不容易了，2014年企業平均壽命為23.5年，創業30年以上的企業，倒閉的機率為3成。

企業倒閉的原因不外乎銷售不振，經營策略不能因應外在環境變化，外在環境拖累導致的連鎖反應，接班人未能對應市場的變遷等。現代企業經營不容許犯錯；企業是適應環境的行業。

傳統就是創新的延續，傳承不是單純對繼承的守衛，而是不斷的進行改造、革新。橋本和良認為，企業存續的要因在於：技術最高者、且合適者為接班人，不是血脈的考量。

適當的規模，因超過自身掌握者，不能長久。要進入有成長性的產業，並擁有當代一流的技術，以及穩定供應商與客戶，貫徹共生共榮的精神。

「傳來工房要做最好的企業，不是規模大的企業。」橋本和良表示，傳來生存的3大法寶：顧客至上、品質至上、環境整備(environment conscious)三者。

其中環境整備最為基本與關鍵，包括對企業經營環境變化的敏感與因應，也涵蓋企業自身經營環境。

傳來工房所謂的環境整備，從最基本的細微做起，工廠與工作環境的清潔與整理，徹底執行所謂的「三定」原則，把固定的東西、以固定的量、放在固定的位置。包括工作人員依工續使用的工具、備用的文件、會議記錄等全都涵蓋其間。一切依禮儀、規律、清潔、整頓、安全、衛生為起始。

沒有業務員

傳來沒有業務員，邀請客戶直接來參訪，每個人把自己本分作好，就可受到客戶的信賴、安心與委託。並且由橋本親身帶頭做。

橋本和良認為，不管過去如何，永遠不變的是：保持傳來工房為永遠成長的產業、與精進的客戶往來、保持當代第一的技術、符合自身能力經營的規模、由最優的人才來繼承。

http://www.denraikohbo.jp/

茶葉與歐洲的“勤勉革命”“勤勉革命一詞是日本學者速水憂晃於1967年提出/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社會究竟為工業革命做好了什麼樣的準備呢？日本著名史學家速水融在上世紀提出了一個觀點：勤勉革命論！/唯一可與工業革命重要性相比較的是文藝復興。文藝復興是現代文明的開端/英國工業革命開始於1760年左右，完成於1850前後/1650年-1850年間英國出現了家庭勞動資源的再分配過程。為取得更多的新式消費品，家庭中勞動投入日益增多(即勤勉)，包括男子勞動時間加長和婦女兒童參加勞動，從而引起經濟增長和發展。“勤勉革命”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