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打狗洋人墓園原貌
1886年，打狗洋人墓園𥚃一座新安葬之墓，基座仍見散溢的水泥，證明了照片攝於字葬後不久。墓碑上清楚寫著往生者為Claude Chamberlain，1886年11月21日逝於福爾摩沙安平，22日葬於打狗，年紀32歲。
1871年，打狗英國領事館向英藉商行和人員籌措經費建墓園，捐款善主名單中即有李庥牧師，後墓地位於領事館界內，哨船頭山丘上，內有一間追思堂。後來1877年又在海濱另建新墓圍，並舉行遷葬。然而，百年滄桑，不少往生者的後人早已遷回英國或英屬加拿大、澳洲等地，無親人在台，復以年代久遠，成為無人打理雜草叢生的荒墳，徒生傷感。今天，打狗洋人墓園早已不復存在，光復後改建成一般房屋街巷，只有近年少數墓碑被意外發現後，驚動地方文史界。至於當年遺骨是否遷回英倫故里？或棄置於海邊房舍巷道6呎之下，均尚未有明確的考證，長老教會史料亦未提供清楚的答案。此照片攝於1866年，為新建墓園的原始清晰影像，十分珍貴。（取自徐宗懋圖文館製作出版「台灣歷史珍稀影像1860-1960
- 戰爭 庶民 風物」）
台灣歷史影像封刀史詩巨作：
台灣歷史珍稀影像1860-1960
- 戰爭 庶民 風物
過去幾年，儘管我在製作台灣原創歷史畫册上投入個人全部的財力、腦力和體力，但我的內心很淸楚，就算我做的畫册質量獲得高度的認可，但這份事業於我個人，以及整個台灣，估計就只有一代了，接下來就沒了，因為成本實在太高，消費者人數有限，無法産生支撐精品歷史畫冊的資金循環體系。
儘管如此，我在本社團推廣「晚清台灣」的最後一批畫册時，所得到的熱烈反應仍讓我十分驚訝，也十分感動！大約300本畫冊在1月半間賣光，這真是不容易，清談人人都會，但要花錢買好書是非常不容易的。本社團有一批學有專精，而且追求高品質的建築師、設計師、教授、文史工作者、企業家、專業管理人等，他們願意花錢收藏一本臺灣原創自製的高端歷史畫册。這股令人感動的支持力量或許還不足以支撐台灣精品畫册的産銷體系，但絕對足以激勵我拿出最後最大的力氣，來製作一本台灣歷史影像的封刀史詩作品：
台灣歷史珍稀影像1860-1960
英國攝影家湯姆生1871台灣線性文化遺產 : 傳教先驅李庥之墓 | Facebook https://bit.ly/3yeyZ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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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先驅李庥之墓
英國傳教士李庥（Hugh Ritchie）逝世入土之墓。李庥畢業於倫敦長老教會神學院，1867年被派往中國傳教，這年底他帶著懷著身孕的妻子伊莎萊來到台灣打狗，後接替馬雅各在打狗的宣教工作。此一時期，本地郷民對基督教仍十分排斥，宣教重任阻力重重，然而李庥仍秉持熱忱前往鄉里佈道，並提供醫療濟助服務。1875年，李庥成為第一位到後山（台東）傳教的宣教士。1879年，李庥因瘧疾復發與世長辭，年僅39歲。儘管李庥在台灣只有12年，但是他勤於傳教與服務，貢獻良多，與馬雅克、巴克禮等齊名，逝世後葬於最早的「打狗洋人墓園」。此照片攝於李庥葬後不久，墓碑猶新。墓園1871年建成於哨船頭山丘的英國領事館地界內，為十分珍貴的歷史影像。（取自徐宗懋圖文館製作出版「台灣歷史珍稀影像1860-1960
英國攝影家湯姆生1871台灣線性文化遺產 : 傳教先驅李庥之墓 | Facebook https://bit.ly/3yeyZ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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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庥（英語：Hugh Ritchie，1840年9月14日－1879年9月20日），英格蘭長老會牧師，也是該教會第一位前去臺東宣教的牧師。[1][2][3]
生平概略
早年生涯
李庥牧師自格拉斯哥大學畢業後，因嚮往至中國宣教，決定前往倫敦長老教會神學院就讀。1867年6月17日，在其神學院三年級結業時，教會差派他到南中國海接替因「死的洗禮」（英語 : baptized for the dead）而殉教的馬遜牧師（英語 : Rev. David Masson，其人遭大浪捲入南海溺死），並前往臺灣協助馬雅各醫師。[4][2]
在臺傳道
1867年12月13日，李庥牧師帶著懷有身孕的妻子伊萊莎（英語 : Eliza C. Cooke，1828年-1902年，後來被信徒稱為「牧師娘」）經142天左右航行抵達打狗，受到馬雅各醫師及眾信徒歡迎。隔年，英商走私樟腦事件引發臺灣民眾排斥洋教、洋人的風潮；馬雅各赴香港結婚不久，即有傳道者被捕下獄，亦有人在舊城被活活打死，埤頭禮拜堂同時遭搶劫燒毀。[3]
爾後，馬雅各回臺灣府城（今臺南市中西區周邊）宣教；李庥牧師承接打狗宣道區，並開始計畫重整宣教中心旗後醫館及嚴重毀損的埤頭禮拜堂。1869年1月31日，埤頭教會重建完工後，他憑著一股熱誠與毅力南下，以阿里港為新據點，至當地極端保守的漢人社群中傳福音。他與伊萊莎同心協力，在阿里港（1869年）、東港（1870年）、琉球（1870年）、阿猴（1871年）、竹仔腳（位於現屏東縣林邊鄉，1871年）、杜君英莊（1872年）、鹽埔（1872年）、加蚋埔（1873年）、楠仔坑（1873年）、橋仔頭（1873年）、南岸（位於現屏東縣新埤鄉，1874年）及建功莊（現屏東縣新埤鄉建功村，客籍居民為主要人口[5]）、劉展莊等地開設教會。[6]
李庥牧師在來臺最初四年期間，除牧養打狗宣道區旗後醫館與十數間教會，亦負責巡視馬雅各所開創的府城教會及其東側山區內諸「山崗傳道站」（Hill stations）或「山崗教會」（Hill churches），即木柵（Baksa，現旗山區北側內門區境內，府城以東約27英哩）、崗仔林（Kongana，現左鎮區岡林里菜寮溪東岸附近[7][8][9]）、柑仔林（Kamana）及拔馬（Pwahbe，左鎮區菜寮溪北岸）[10]各地教會。
李庥牧師經常研讀閩南語漢文、客家語，也曾向各地原住民學習他們的語言。[4][2][3]
辦學講課
1870年2月，李庥牧師聘請來自澎湖的林兼金擔任助理[11]，並積極創辦傳道師養成班（英語 :The Student's Class）；教室設於旗後牧師館樓下，當時學生有彭根源、黃深河、雷金、胡古、吳葛、林華及劉沃等；日後，他們個個都為宣教開拓做出巨大貢獻。[12]
1876年，臺灣府與打狗兩宣道區合併，旗後傳道師養成班的學生跟隨遷至府城，並成立大學（英語 :Capital College）[13]；李庥牧師在該校教授舊約概論及天文學課程。[1][4][2][14]
與偕牧師
1871年底，加拿大長老教會首任中國宣教師偕叡理牧師（英語 :Rev. George Leslie Mackay，原被差遣至汕頭宣教）在打狗上岸，並南下阿里港拜訪李庥牧師，從事同工兩個月。李庥牧師傳授偕牧師在臺宣教的要訣，並建議他到北部地區傳教。後來，李庥牧師邀請府城的德馬太醫師（英語 :Dr．Matthew Dickson）[15]與馬偕牧師一同搭船北上；1872年3月9日，他們從淡水上岸，並致力完成長老教會在臺灣的宣教布局。[4][2]
傳道後山
前往後山地區傳道之前，為了瞭解其中情形，他探訪前來旗後醫館就醫的卑南族病患，以及不少曾在府東山崗教會、南部諸教會聚會過的西拉雅平埔族信徒。
1875年3月14日，在東港教會長老陪伴下，他搭船前往當時仍受管制的後山，經寶桑（臺東）、蟳廣澳（成功）、彭仔存（現長濱鄉寧埔村城山社區[16][17]），於沿途傳道，並於同年4月23日返回，完成長老教會於東臺灣第一次的宣教行動。[1][4][2][3]
興創女學
李庥牧師和伊萊莎常拿藥品與物資幫助貧苦人家，甚至暗中以金錢相助。他也深入體會當地人的生活，以瞭解他們所欠缺的東西，並尤其對婦女卑微、受束縛的社會地位深表同情。 他認為婦女是家庭信仰的中心，因此，若信仰要有健全的發展，必要重視婦女教育。於是，他積極創設「女宣」與「女學」，而「女學」入學的唯一條件是「解開纏足」，以解開婦女在兩性關係上所受的長久束縛；後來，他尋得看西街醫館東南隅一塊空地設置學校（該校日後發展為長榮女中）。[4][2]
過世
但是，李庥牧師屢次感染瘧疾，身體日漸虛弱。1879年9月20日，李庥牧師熱病復發，雖經安彼得醫師（英語 :Peter Anderson）[18]全力救治，仍於9月30日下午3時病逝於看西街醫館宿舍。伊萊莎依照他的心志將他安葬在打狗宣道區。當晚，精於教會建築及木工的施大闢牧師（英語 :Rev. David Smith）親手為李庥牧師製作棺木。翌日，二十四位大學學生與宣教師護送棺木，從安平搭小火船到打狗；當日下午7時左右，眾人將他的遺體安葬於打狗山山腳砲臺下的打狗洋人墓園。[4][2][3][19]
大事年表
1840年9月14日，生於蘇格蘭
1867年12月13日，27歲，抵達臺灣
1869年，以阿里港為新據點，在臺灣南部傳福音
1869至1874年，連續在臺灣東南地區開設十三間教會
1870年2月，在旗後創辦傳道師養成班
1871年，馬偕牧師抵臺，與李庥牧師同工兩個月，馬偕受其鼓勵前往北臺灣宣教
1872年3月，李庥、馬偕、德馬太至臺灣北部及中部山區巡視，並以大甲溪為界，設定其北為加拿大長老教會教區、其南為英國長老教會教區
1875年，完成長老教會第一次在東臺灣的宣教
1876年，大學（toa-oh）成立，至該校授課
1879年，推行女學與女宣福音事工
1879年9月30日，病逝新樓，享年39歲
1880年2月26日，伊萊莎受派為臺灣首位女宣教師，承繼李庥牧師在臺女學事工[4][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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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禮牧師與信徒合影之極珍貴玻璃版
大清光緒年間，基督教長老會宣教士巴克禮牧師（Thomas Barclay），在台南神學院前與本地信徒合影。這張照片是目前巴克禮在台灣宣教的照片中年紀最輕的一張，質量也是最好的，原作是玻璃版，為無價之寶的文化財。
巴克禮牧師，1849年出生於英國蘇格蘭，16歲時獻身於教會。1869年，巴克禮和 進蘇格蘭自由教會神學院，1872年，在神學院即將畢業之際，校長邀集一群學生聽當時在中國廈門擔任宣教師杜嘉德演說，對到中國傳教的工作產生興趣。1860年，中國開放沿海口岸後，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宣教士到中國工作。1873年，教會招募人員到中國汕頭和福建台灣府（福爾摩沙）工作，巴克禮決定到了台灣。1874年，他搭船先抵達福建廈門，學習閩南語。1875年，巴克禮抵達台灣打狗，爲繼: 馬雅各、李庥、甘為霖、德馬太之後，來到台灣的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從此在台南和廈門兩地展開一甲子的宣教和教育事業，做出重大的貢獻。
作者評注：
這張優美的照片顯示巴克禮牧師和台南信徒的合影，流露著和諧和悅，也透露過去比較被忽略的訊息，也就是教會和地方士紳之間的密切關係。由於在彰顯傳教士辛苦的付出時，比較強調他們走入底層的勞苦大眾，不畏遭到排斥，不擔心衛生條件太差，而是像耶穌基督一樣，走入最艱困的環境，對底層百姓拖予食物和醫療的救助，並傳達神的福音。
然而在19世紀末，西方基督教到亞洲傳教的實際情況，並不必然如此。天主教在中國大陸的歷史已經很悠久了。大明嘉靖年間，天主教耶穌會意大利教士利瑪竇來中國宣教，帶來了西方的宗教信仰和科學知識，創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盛況。大清盛世，耶穌會教士郎士寧更示範西方美術的透視原理，引進了西方的銅版畫，以及協助設計的圓明園，成就了中華美和文化史重要的一頁。儘管如此，基督信仰並沒有在中國的土地上扎根普及，主要是與中國宗教信仰的核心存在差距，甚至衝突，導致中國本地民眾的反彈和排斥。
基督教會較具規模的進入台灣是在1860年之後，中國沿海港口該開埠，西方基督教會紛紛派遣宣教士前來重傳教。然而，他們碰到的問題跟早期天主教仍然是一樣的，尤其對於具有清教徒色彩的新教而言。他們抱著改變和教化異教徒的高度熱情，準備奉獻一生把遠方的異教徒帶進「神的國度」，他們看待異教徒所祭拜的各種神像，無論是泥像、木雕像，以及各種偶像人物等等，就像先知摩西從西奈山上帶回「十誡」後，看見以色列人沉溺於金牛崇拜時的憤怒和不滿。他們告訴中國百姓，在廟裡祭拜各種神像，包括祭拜祖先等，都是在拜「魔鬼撒旦」，必須丟棄和遠離。然而，宮廟祭拜正是中國底層百姓信仰的生活的核心，而且有上千年的歷史，否定宮廟的信仰價值等於否定他們存在的根源，他們對於西方傳教士的說法感到非常憤怒，這是中國百姓反教的根源。天主教後來做出妥協，接受在地化，承認中國信徒祭拜祖先有正當和積極的意義。但新教的立場沒有這種彈性，不少新教傳教士和信徒甚至連寺廟都拒絕踏入。因此很難說，西洋宣教士遭到本地百姓的迫害，事出有因，應該考量到唯一真神的信仰不容納其他信仰，這才是反教的根源。
基督教到台灣的情況也類似，即使他們也做了大量的布施和免費醫療善行，但始終沒有進入基層百姓的生活。反而是在開放的港口地區，比較富裕和接觸西方知識的仕紳階級，最快接納了基督教。就如這張照片顯示，巴克禮最早的信徒是安平的仕紳人士，並非貧苦的下層百姓。因此，1895年乙未戰爭，台南的仕紳人士請巴克禮跟日軍協調，進入台南城維持秩序。仕紳人士和巴克禮已經熟識多年，甚至本身都是基督徒，這種情況毋寧是自然的。在日軍經過的嘉南鄉間，基層百姓求助於西方傳教士的情況則沒有。
其實到了今天，在台灣的基督教最大比例的信眾仍然集中在城市地區的知識階層，影響力遠遜於傳統宮廟信仰。過去一百多年來，西方傳教士在台灣貢獻一身的其實不少，但並沒有出現像聖嚴法師、証嚴法師、星雲法師等龐大信眾群並且深入基層百姓信仰生活的人物和影響力，主要要是基督信仰和中國人宗教信仰本身的相應性問題。中間有兩項根本的差異：一，中國人有輪迴轉世的觀念，基督教沒有。中國人有成佛的概念，基督教則強調人神的絕對區別。兩者差異會延伸到生存哲學和生活態度。簡單舉例，正統基督教會把同性戀視為罪惡行爲，佛教則認為多種性別是宇宙存在的一部分，事實上，佛教神祇經常是多性別轉換的
(1) 中華之窗 | 巴克禮牧師與信徒合影之極珍貴玻璃版 | Facebook https://bit.ly/3AMntxd

油畫-歐洲耶穌會士在華傳教將天主教傳入中國，其衣著行為常有「華化」的現象。畫中人物捲髮蓄鬚，持物－聖經與十字架已被念珠與木杖所取代!  https://bit.ly/3mseBrU
書法繪畫 | 舊洋畫羅漢軸234.4x119.5釐米
由《活計檔》中得知郎世寧、王致誠、艾啓蒙等人都曾奉命作過油畫，只是傳世作品甚少。明清大量進入中國的油畫多是具有宗教功能的聖像畫，另外也有外籍畫師所作略帶西法的中國畫，及廣州商業性的外銷畫。油畫大多用於繪制人物肖像和「貼落」壁飾，製作不精，清廷對這些作品也不太重視， 至今已十分罕見。 此巨幅油畫為適應中國皇帝的審美習慣， 採用高麗紙以代畫布， 畫面表層平塗灰底。 全圖筆觸細膩柔和， 色彩鮮豔， 混合使用中西顏料， 油色較薄， 沒有油彩厚層凸起。 在光線運用上， 不用側面光照， 一律以正面受光， 人物臉部不出現高光和陰影， 明暗濃淡反差不大， 而在衣袍上也以深淺色澤與陰影營造出凹凸感。 歐洲耶穌會士在華傳教， 學漢、滿文，著儒服與士人來往，希望將天主教傳入中國，故其衣著行為常有「華化」的現象。畫中人物與真人同大， 捲髮蓄鬚容貌近似版畫西方傳教士的形象，但其持物－聖經與權杖已被念珠與木杖所取代，所著絲綢內袍卻繫粗繩索，寬袍表面細繪有團龍紋飾圖案，此圖應是出自供職於宮廷西洋傳教士畫家之手。 而其繪制年代可能作於乾隆晚期， 西元十七世紀後半至十八世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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