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雅茲迪教引發我無限的好奇。舉例來說，為什麼他們禁止信徒穿戴藍色，或禁止吃萵苣？ 當我問雅茲迪人這些問題時，他們答得很模糊，多數都認為這些是昔日雅茲迪領袖因為死對頭突厥人穿戴藍色，或單純因為他們討厭萵苣，而訂下的無意義規定。
文：傑拉德・羅素（Gerard Russell）
第二章、雅茲迪教：孔雀天使的信徒
（前略）
雅茲迪人真正的孔雀天使信仰，遠比惡魔崇拜更引人入勝且發人省思。在基督後九世紀的時候，穆斯林、基督徒、祆教徒和其他信仰者，全都在穆斯林統治的阿拔斯帝國（Abbasid Empire） 內彼此爭搶信徒。伊斯蘭神學在當時還沒變得像日後那麼強硬，蘇非行者尤其專注於開發創新大膽的宗教詮釋。其中一位蘇非行者是胡笙．伊本．曼蘇爾．哈拉智（Hussein ibn Mansour al- Hallaj）。哈拉智的祖父是祆教徒，信仰二元論，相信宇宙乃善惡對抗的戰場，但他的孫子所持的觀點與他相反。有一天，哈拉智敲了敲友人的家門。當友人問來者何人時，哈拉智回覆：「Ana al-Haqq——意思是，我是真主。」還有一次他曾如此答覆：「這披風底下覆蓋的無不是真主。」
哈拉智的回覆為他贏得不少仰慕者。詩人魯米（Rumi，譯按：十三世紀伊斯蘭蘇非派重要詩人）曾說，比起自稱「真主的僕人」，哈拉智展現了更謙遜的精神，因為哈拉智的話語中傳達出對自我的全然拒絕，進而展現了一份被真主徹底吸收的意願。「當你摧毀自己的心，」哈拉智寫道，「（真主）就會進入，然後揭露祂的神聖啟示。」有些基督徒抱持類似的觀念。譬如，從前有位異教祭司孟他努（Montanus）另立了自己的基督教流派，他聲稱被神附體，然後宣告：「我乃聖父、聖子和聖靈。」
此外，九世紀的基督教祭司優素夫．布斯納雅（Yusuf Busnaya）在描述個人的神祕經驗時也曾說，一個人的「靈變成了基督…… 變成了神，而神不再是神」。不過哈拉智提出的是更普遍的哲學觀點。他告訴我們，一切皆為真主。「我在萬物中看到的都是祢。」他在一首詩裡如此寫道。這是終極的一神論，認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一切皆由真主實際構成。
作為徹頭徹尾的一神論者，哈拉智極力對抗人們對撒旦的理解。在一個由真主構成的世界裡，惡魔顯得格格不入。惡魔在正統伊斯蘭傳統中是純粹的惡，猶太人和基督徒也所見略同—— 惡魔是神的反抗者，永不知懺悔，也永不知聽從。這難道不是意味著，造物主若非不公正，就是不如宗教上所宣稱的那樣全能嗎？ 祆教徒也發現了同一個問題。他們挑戰基督教鄰人，詰問如果神是全能的，為何祂任憑惡魔在世間作惡？ 為何祂不救贖撒旦，一如祂救贖人類？ 有一名基督徒想到了答案。他是尼尼微的以撒（Isaac of Nineveh），而他認為在世界末日，萬物的確都會得到救贖，就連惡魔也能進入天堂。地獄將會消失。「惡魔不會永遠是惡魔，罪人亦然。」
哈拉智對祆教徒提出了他自己的回應。就像基督教和猶太教的聖典，《古蘭經》說撒旦曾經是大天使長；他拒絕跪拜於亞當面前，並且背叛真主，因此被打入地獄。但哈拉智給故事安插了一個驚人的轉折。他說，撒旦之所以拒絕對亞當鞠躬是出於嫉妒，以及對神堅定不移的愛。因此，撒旦可以說是專注地凝視真主而不被任何人分心的所有蘇非行者與其他信徒的原型。不過， 哈拉智也說，撒旦更像是誤入歧途，而非本性邪惡。
今天，多數穆斯林都認為哈拉智的觀點是非常不正統的。但在伊斯蘭剛創立的頭幾個世紀，還有其他穆斯林神祕主義者也很努力地想解決撒旦的人間地位問題。其中一位神祕主義者巴斯拉的拉比雅（Rabi’a of Basrah）嚇壞了她的聽眾； 她不僅拒絕說她憎恨撒旦，而且威脅要澆滅地獄之火，燒毀天堂之賜，因為對懲罰的恐懼或對福報的祈望，阻礙了人們對真主懷抱真正的敬愛。
雅茲迪人的孔雀天使觀與這些前人的觀點相契合。他們稱孔雀天使為伊布利斯或阿薩賽勒， 代表他們把他當成墮落天使，而不是黑暗王子。他們為此辯解說，不光是惡魔在末日來臨時將變成天使，而且這件事早就已經發生了。布杉尼在他位於多霍克的辦公室裡這麼告訴我。他的辦公室被塗有淺色油漆的房子圍繞，每一棟房子都有鐵柱從屋頂突出，準備等下一代蓋新的一層樓。
「阿薩賽勒在反抗之後，」布杉尼向我解釋，而我注意到他謹慎地避開禁忌之名。「祂受到懲罰，悔不當初。」在長達七千年的流放裡，阿薩賽勒以祂的眼淚澆熄了地獄之火，因此重新獲得寵愛，成為天使長。這給雅茲迪人一個不同的宇宙觀，在其中，地獄並不存在。布杉尼繼續說： 「關於唯一真主，我們有個觀念是其他相信天堂的宗教都沒有的，也就是善惡都來自神。世界並不存在兩股力量，為了主宰宇宙而彼此鬥爭。」雅茲迪人絕非崇拜惡魔，而是相信世上沒有惡魔。
他們有可能是受哈拉智信徒的直接影響。這名激進的傳道者最終慘死：他因為支持伊拉克南部的奴隸叛亂，被阿拔斯哈里發的軍隊逮捕後遭到大卸八塊。他的虔誠信徒逃向北方，躲進山區，和謝赫阿笛後來傳道及雅茲迪人如今生活的地方距離不遠。他們的觀念可能在謝赫阿笛的時代，甚至更早之前，慢慢傳給了雅茲迪人的祖先，成為他們宗教生活的一部分，和殘餘的更古老傳統與信仰共同存在。
在伊拉克，使帶有惡意的神祇息怒是一項歷史悠久的傳統。我在前一章提過的《納巴泰農業》 記載了一個基督後九世紀流行於伊拉克的禱詞，乍看似乎有伊斯蘭影響的痕跡，但很明顯是源自和伊斯蘭差異頗大的傳統：「安拉是唯一的神，祂沒有任何同伴……所有力量、威嚴和偉大都屬於祂……祢是有福的，天堂與萬事萬物的主……我們以生命請求祢的寬待。阿門……做這個禱告時，燒點舊獸皮、油脂、皮革條和蝙蝠屍體，獻祭給祂的像。為祂燒十四隻蝙蝠，和等數量的鼠，然後把灰燼撒在地上，伏倒在祂的像面前。」這份禱詞的對象是農神「薩頓」（Saturn），是「邪惡、罪行、淫穢、汙垢和困乏的主」，禱告的目的則是為說服祂放過向祂哀求之人。
薩頓的角色在古亞述帝國是由奈伽爾神（Nergal）扮演；祂被當作正午烈日、瘟疫和亡者的神，由一隻獅首巨獸鎮守著祂的神殿。值得一提的是，祂的化身是一隻小公雞，和桑賈克有點類似。在後來的幾個世紀，密特拉斯教徒樹立起被標示為「阿里曼尼歐神（Deo Arimanio）」的獅首雕像——指祆教的惡神安格拉．曼紐（Angra Mainyu），祂是密特拉斯崇拜者欲安撫的神靈。
根據基督後一世紀希臘史家普魯塔克（Plutarch）的記載，安撫惡魔的儀式在他那個時代的伊朗出現，儀式包括獻上獻祭的野狼之血與神聖植物豪麻（haoma）的萃取物混合而成的藥水，然後人們會到一個黑暗的洞穴裡把它倒出來。七世紀基督教作家潘卡耶來自土敘邊界，靠近至今還有部分雅茲迪人居住的地方，他說該地區的居民崇拜太陽、星星，以及巴爾夏明（Baalshamin）與別西卜（Baalzebub）——前者是古代天空之神，後者則是撒旦（Lucifer）。
無論起源為何，我在塔哈載我到拉利什的一路上，不繼看見梅拉克．陶烏斯：在我進到距離拉利什不遠的雅茲迪小鎮艾因錫夫尼（Ain Sifni）後，處處可見孔雀像被繪在大門和出入口。鳥頭甚至被刻在一排公寓的頂樓外牆上。拉利什文化中心（Lalish Cultural Center）在鎮上設了一間分館，館內有間不錯的圖書館和小博物館。我在圖書館認識了阿雅德（Ayad），他那時正在翻閱雜誌。
阿雅德是雅茲迪人的新世代，他能讀寫四種語言，擁有政治學學位。誠如我攀談過的很多雅茲迪知識分子，他著迷於自家信仰的歷史。我漸漸習慣了每個雅茲迪人給我的說法都稍有出入，考量到他們沒有教理書或公諸於世的宗教文獻，這點並不令人意外。儘管每個人的雅茲迪故事稍有不同，不同版本之間還是有一些共通的主題。
阿雅德對族人的理論如下：「我們是眾多太陽民族之一。生活在敘利亞、俄羅斯、亞美尼亞、伊朗和土耳其的民族都曾把太陽看作神。那就是我們宗教在發展上的第一階段，也就是自然崇拜，然後它變成了一神教，然後謝赫阿笛的學說出現。」阿雅德告訴我，雅茲迪人已不再崇拜太陽。但他們確實還是會在禱告時對太陽鞠躬。
當第一位雅茲迪議員進到伊拉克的新議會，他不是按著《古蘭經》或《聖經》做就職宣示，而是庫德斯坦的國旗——更確切地說，是按著旗子正中央的太陽。阿雅德認為那不是巧合。「我們是最初的庫德人。」他說。有些雅茲迪人懼怕被庫德人同化會威脅到雅茲迪認同，但阿雅德覺得最安全、最確實的方式，就是把他的族人置於庫德認同的核心。
有一本一九四○年代的旅遊書寫道，從艾因錫夫尼到拉利什的路程可能會使車軸被震壞，教人苦不堪言。不過情況已經有所改善：現在，有一條平坦的道路蜿蜒穿越森林覆蓋的谷地，通往神殿。我借道此路的那天，整條路上停滿了車輛，我也聽見庫德流行樂和青少年的笑聲。塔哈和我朝聖祠前進之際，經過了一座太陽的石雕。
我們抵達後發現聖祠是個貌似古老修道院（中古時代有基督教祭司宣稱，拉利什其實曾是個基督教會）的石頭建築，隱身在樹木生長繁茂的谷地。我去的那天是星期五，也就是伊斯蘭的週末，有很多家庭來到拉利什，在有桑椹樹和無花果樹遮蔭的鋪石庭園裡野餐。雅茲迪人的聖日是星期三，那天他們不下田、不旅行、不沐浴，也不洗衣服。不過，很少人還遵循這個大約能追溯至前基督教時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古老禁忌。穆斯林舉辦主麻日禮拜的星期五，如今成為比星期三更普遍的週休日。
塔哈留在車上——他說他之後會和我們會合——阿雅德和我加入一個來此地野餐的家庭，在樹蔭下席地而坐。我們之間擺著一盤切好的西瓜。這家人既不說英語，也不說阿拉伯語。父親戴著紅白紋的頭巾，友善地露出微笑，而我嘗試以庫爾曼吉語吐出了一兩句話，但成效不彰。兒子們和父親坐在一起，妻子和女兒們則在幾步以外的地方自己野餐，在螺旋圓錐尖頂小屋的石牆下躲避太陽的酷曬。那種尖頂是雅茲迪聖祠的標準特色。（尖頂的旋轉線條從圓錐頂端向下放射延伸至底部，也許是象徵太陽光線的設計。）
阿雅德主動帶我去看建築群正中央的神殿。我們沿著一條沒有屋頂的通道前進，可以看到一座陽台上有個穿白衣的女子正安靜地看著我們。二十世紀中葉的英國旅人卓爾曾在停留伊拉克期間造訪拉利什，她提到有群「穿白衣、宛如修女般的聖祠侍奉者」，終生未婚且畢生都在紡織羊毛和照料聖祠及四周的花園。我心想，這女子一定就是那些侍奉者之一。巴比倫時代也有擔任聖職的女人，她們一輩子不曾離開神殿，不停地轉動紡錘。
我們穿過掛著野山羊頭像的拱門後，來到了陽光普照的神殿庭園。神殿門旁的石牆浮雕是一隻大黑蛇，蛇頭引頸向上，有將凶惡阻擋在外的辟邪功能。這道門有一道很寬的門檻。阿雅德作勢要我把鞋子脫掉，並像雅茲迪人一樣跨過門檻，不要踩踏到，因為有些信徒認為門檻是神聖的，所以會親吻門檻。我們於是走進了地上鋪有石板的暗室，裡頭散發灰塵和一種古老的氣味， 光線從幾扇小窗穿透入內，而室內唯一的裝飾是幾卷懸掛在室內中央支柱上的黃色、紅色、淺藍色的鮮豔絲綢。走過的人可以在絲綢上打個結，或解開既有的結，以換取好運。有一些家庭旅客在裡頭走來走去，面容雀躍但安靜不作聲。
我們走下一段樓梯，然後我又遇到了梅拉克．陶烏斯：被簾子遮住的壁龕內擺著七尊裡面倖存下來的其中一尊桑賈克，是孔雀天使的黃銅製像。來到下面這層樓時，我們聞到室內散發著從牆邊成堆罐子滲出的臭油味。少男少女紛紛扔擲絲綢捆，看是否能打中牆上的某個石頭，給自己添些好運。我起先以為那顆石頭可能是被歲月磨平、特徵已無法辨識的雕像。（後來有位雅茲迪人告訴我，這是一顆奇蹟似地懸在半空中的石頭。「可是，」他們說，看得出來仍舊對他們即將吐露的愚行感到震驚。「幾年前，那些信仰不虔誠的人堅持在它後面築一道牆。」）
我從房裡離開時，看到一具覆蓋著綠布的石棺。雅茲迪人繞著它兜圈子，左手輕輕捎過墓碑。蘇非行者常穿的黑色羊毛披風莊重地被擺在一旁。唯有非常虔誠的雅茲迪人能夠穿上它。有人告訴我，謝赫阿笛就穿這樣的披風。他生前是個穆斯林嗎？ 我問道。一群雅茲迪人聽聞，異口同聲地回答：「不！」
阿雅德說我很幸運。因為那天恰巧有個叫做「精神議會」（Spiritual Council）的組織在神殿裡開會，組織成員包括一些相當有影響力的平信徒和高層神職人員。我得從神殿走到附近一棟建築的凹室，請求和他們會面。我按照規定在進門前脫鞋。房內沒有女人在。一群年輕男性坐在沿凹室牆壁擺放的石凳上。凹室前方有一處庭園，通往「精神議會」開會的房間。
我能聽見石凳上男人談話的片段內容，他們（以英語）熱烈討論著庫德民族主義的歷史。攀談後，我發現他們很多人曾有外國護照，大多是德國或瑞典。他們都是謝赫，地位是雅茲迪階層體系的最頂層。根據傳統，謝赫應該在他們所屬的階層內通婚。我問他們其中一人，這對住在歐洲和美洲的雅茲迪人豈不是很困難？「我遵循這個習俗，」他回答，「也順利找到同是謝赫的太太。但等我女兒二十歲以後，她想怎麼做，我就管不著了！」
我看見會議成員漸漸聚集在庭園裡，顯然會議已結束了。會議成員中有些人穿西裝，但有五個人留著長長的灰鬍子，穿傳統服裝，行為舉止特別莊重。他們頭戴以黑環固定的白頭巾，像極了阿拉伯部落酋長，其中有幾個還穿著阿拉伯語中稱為「畢希」（bisht）的超薄披風，顯示地位崇高。他們之中有一人是雅茲迪人的世俗領袖「密爾」（the Mir）。
還有一人則穿得有些不同， 頭戴神職人員的紅白紋頭巾，穿奶油色袍子。這位是巴巴謝赫（Baba Sheikh），嚴格來說，是雅茲迪人的頭號精神領袖（不過，起碼在我在的時候，他把講話的工作都留給密爾）。庭園裡的這些男人們就是雅茲迪信仰的領導階層。我問他們是否能撥一點時間見我，於是他們要求我把問題寫下來，然後要我先離開，等待他們的決定。我到樓上鋪有石板的房間裡坐了一陣子才被召回。
他們認為和我聊天並不會帶來什麼危險。
密爾的回答很平淡。他告訴我，雅茲迪人想和所有宗教和平共存，同時保存他們獨特的傳統。他們和穆斯林與基督教神職人員的關係和睦，每逢宗教節日時會訪問彼此。不過，雅茲迪人拒絕傳教工作，也永遠不會試圖讓他人改宗。「在我們的禱告中，」他說，「我們先為他人祈福，然後才為我們自己。受審的是人們的作為，而不是他們的信仰。神賦予亞當的精神傳承給了全人類。那份精神在不正當的人身上被壓抑，在最好的人身上則光彩奪目。」
他語畢，五位鬍鬚斑白的長老站起身，抖抖他們的袍子，走出去休息抽菸。有人送來烤雞和米飯。阿雅德和司機塔哈加入我們。那裡沒有椅子。密爾用肢體示意要我站到他旁邊。他安靜地吃著，每次放下刀叉， 雙手便環抱在肚腩前。我看見塔哈站著，什麼都不吃，就像他早先跟我保證的那樣。
我帶著很多未解答的疑問離開拉利什。雅茲迪教引發我無限的好奇。舉例來說，為什麼他們禁止信徒穿戴藍色，或禁止吃萵苣？ 當我問雅茲迪人這些問題時，他們答得很模糊，多數都認為這些是昔日雅茲迪領袖因為死對頭突厥人穿戴藍色，或單純因為他們討厭萵苣，而訂下的無意義規定。米爾薩則把反對萵苣的規定，相當明確地追溯至一六六一年。我傾向相信這些傳統有古老的根源，可以從同地區的其他宗教看到相似處。
對曼達安人而言，藍色是和惡魔盧哈有關的顏色。在德魯茲派的社會裡，最受敬重的謝赫穿的就是藍袍。德魯茲派也有類似禁忌，他們的長老們有時會避吃一種叫埃及國王菜（molokhiya）的蔬菜。哈蘭人則避吃豆子。但我不懂這些傳統誕生的箇中原因。無論我多麼努力，雅茲迪教仍舊守護著一部分的祕密。《被隱藏的眾神》：雅茲迪人的「孔雀天使」信仰，遠比惡魔崇拜更引人入勝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38Tl5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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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隱藏的眾神》記錄了羅素與這些中東的古老宗教在二十一世紀的相遇。羅素在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及刻板印象的標籤背後看見活生生的人。透過探討信徒在當代面臨的生存威脅，羅素看見這些人如何在眾多族群交萃的中東安身立命，理解他們的宗教，並多次重新定義他們自己。
文：傑拉德・羅素（Gerard Russell）
緒論
想像希臘女神阿芙蘿黛蒂（Aphrodite）的信仰還存在一座偏遠的希臘島嶼，想像沃坦（Wotan，譯按：北歐神話主神奧丁〔Odin〕）和索爾（Thor）的信徒才剛停止在斯堪地那維亞沿海造維京長船，或是想像密特拉斯（Mithras）的追隨者還在地底下的羅馬小禮拜堂按儀式規定和彼此握手。相較於歐洲，和上述信仰同樣古老的宗教，往往在中東地區的沼澤、荒野、山區，以及其他偏遠或難以深入之處存活下來，或是藏身於嚴格的保密規範之下。
倘若歷史發展稍有不同，這些宗教本來可能支配現代世界。厲行素食主義的傳道者摩尼（Mani）有一名信徒差點就成了羅馬皇帝。倘若如此，羅馬帝國傳播到歐洲各地的宗教或許會是摩尼的學說，而不是基督教；歐洲朝聖者或許會前往伊拉克沼澤，也就是摩尼最初傳道之處，而不是前往伯利恆（Bethlehem，譯按：耶穌的出生地）。然而，摩尼教的信徒在歷史中絕跡，不過與他們關係最近的曼達安人還生活在伊拉克。要不是被蒙古人和帖木兒（Tamerlane）入侵，巴格達（Baghdad）可能仍是基督教的世界中心，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以伊拉克為基地的東方教會（Church of the East），其主教和修道院最遠甚至向東分布到了北京。
在說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十四年外交官生涯中，我因為在伊拉克、伊朗和黎巴嫩工作與旅行，認識了過去聽都沒聽過的宗教信仰：不可穿藍色的禁忌、蓄鬍的義務，以及對孔雀的敬意。我結識了相信超自然生物會化身為人類的民族，相信行星和星星能引導人間事務的民族，還有相信轉世說的民族。這些宗教乃是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前基督教時代文明的殘跡，但亦汲取經波斯帝國傳到中東的印度傳統，以及希臘哲學傳統。他們也保存了許多古文明的習俗，是這些文明如風中殘燭的最後繼承者。他們是本書將介紹的一部分族群——只是一部分而已。
認識這些不同的宗教族群時，我被他們信仰的恆久不變鼓舞，對此讚嘆不已。他們維持同樣的習俗和傳統已超過一千年——有些甚至保存了好幾千年。不過，這些族群如今大多比以往更加脆弱，因此本書致力於賦予他們聲音。他們之所以值得被傾聽還有種種原因：他們將當下與過去銜接起來，讓我們可以觸及逝去已久的文化。他們藉由顯示中東與歐洲文化其實有相同的起源，將兩者連結起來。
他們信奉宗教的方式和歐美人不同——譬如科普特人（Copts）在禱告和禁食方面的嚴格程度，甚至超越西方修道士；德魯茲派（Druze）除了規定不可與其他宗教通婚，對信徒完全沒有要求。因此本書介紹的族群，在我看來，觸及了我在中東期間感到困擾的三件事：人類對自身歷史的集體無知、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日漸疏遠，以及宗教辯論日漸淪為心智狹隘的無神論者和經律主義者的私人禁地。
和我們有相同知識血緣的人可能住在我們料想不到的地方。舉例來說，希臘哲學並不侷限在歐洲發展，而是擴及整個地中海，而且它對中東的影響和對歐洲的影響不相上下。再舉一個例子，當亞歷山大大帝跋山涉水穿越今日的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時，他覺得當地文化與自己所屬的文化有種共鳴——他是對的，因為歐洲和北印度享有共通的印歐遺產。這樣的連結也能在更東邊的民族身上看到。
一千年前的伊拉克基督徒和蒙古人在同一個教會裡；他們有一個中國宗主教和一個西藏主教，形塑了現代的蒙古與西藏字母系統。在世界各地，最起碼在舊世界（Old World，譯按：指歐洲、亞洲和非洲，對比地理大發現後才被納入世界史的新世界）各地，明顯的差異總是掩蓋了出乎意料的連結與共通性。寫作本書的時候，我總是很高興看到儘管有些人想把人們趕進不同的文化與文明圍欄，然後讓他們彼此交戰，這些連結與共通性推翻了他們所持的理論與看法。
我也喜歡看到差異：和我個人觀念相左的種種觀念，挑戰我反思自己的看法及其成因。黎巴嫩裔法國作家阿敏．馬盧夫（Amin Maalouf）在《論身分認同》（On Identity）一書中，呼籲「為價值的普世性」而戰，同時對抗「愚昧的墨守成規……對抗會促成單調幼稚世界的一切」。我同意他的主張——不過，對於是否該不計代價地珍藏文化多樣性，我可能永遠拿不定主意。
當一個群體變得富裕，然後拋棄了它的習俗，抑或當一個宗教信念在辯論中被駁倒，我們是否該為此感傷？我不會假裝我有答案：我只是相信，我們應該慶幸這些宗教到今天還存在，慶幸這些被無數代人誠心信奉的宗教，在今天仍能夠讓我們檢視彼此的觀念並從中學習。
這些宗教怎麼能在穆斯林的統治下存活這麼久？伊斯蘭教很常被呈現得像個不寬容的宗教，而且令人遺憾地，某些伊斯蘭信徒就想要這樣的宗教形象。本書介紹的少數宗教的存在證實了伊斯蘭教的不寬容形象沒有事實根據，畢竟在伊斯蘭政權的統治下，它們還是流傳到了今天，可是類似的古老信仰在基督教歐洲世界卻已消失殆盡。不過，這背後的原因錯綜複雜。在接下來的篇幅中，我會試著概述這些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要追溯到伊斯蘭教或基督教出現之前。中東有很多比歐洲前基督教時代的宗教發展更成熟的宗教，而且和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有共通的根源。因此，相較基督徒毫不猶豫地終結北歐或凱爾特（Celtic）的宗教，而且頗為迅速地達成了目標，部分中東的異教徒，反而頑強地存活了更久——他們精通希臘哲學和巴比倫天文學，而且擁有一套複雜的神學。
此外，雖然先知穆罕默德很想終結阿拉伯人的傳統宗教習俗，其中包括多神崇拜，《古蘭經》對持一神論且擁有宗教文本的信仰，諸如猶太教、基督教和祆教，其態度相較之下顯得和善許多。這些群體被稱作「有經人」（people of the book）。本書探討的很多族群之所以能存活至今，是因為他們各自設法取得了這樣的稱號。
在伊斯蘭剛建教的最初三、四百年，當時的穆斯林在中東很多地方還是少數，對公然的異教崇拜並沒有系統性地加以鎮壓。當穆斯林傳道者開始更積極地尋求皈依者，他們有些人已做好容忍各式各樣的信仰與習慣的打算，願意忽略伊斯蘭所欲取代的古老宗教和伊斯蘭之間的差別。一群才剛改宗伊斯蘭的穆斯林可能會說，他們敬拜星星的儀式完全符合伊斯蘭教規，因為星星是天使——於是他們至少得以保存一部分因改信伊斯蘭所放棄的古老異教的文化遺產。
但前述一切不意味少數族群的信仰受到善待。在這個時代，不同意統治者的神學立場，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其統治權威的挑戰。我們知道在拜占庭帝國與阿拉伯帝國，拒絕統治者的宗教會對自己不利。此外，「有經人」的法律地位比穆斯林低，而且要繳交額外賦稅。若反對賦稅徵收，就像九世紀的科普特人，國家可能會開始將他們的宗教看作顛覆勢力，然後採取措施破壞其宗教根基。
隨著伊斯蘭教在十世紀和十一世紀變成主流信仰，「有經人」以外的族群開始承受較大壓力。十世紀時，摩尼教遭到大規模迫害，幾乎徹底滅絕。十一世紀，自巴比倫時代就存在於哈蘭（Harran，譯按：位於今土耳其東南部的古城）的太陽神沙瑪什（Shamash）神殿被摧毀，而且學者嘎札里（al-Ghazali）要求穆斯林不再著迷前伊斯蘭時代的哲學家。可是，即便在當時，諸如比魯尼（Biruni）和伊本．納迪姆（Ibn Nadim）等學者在書寫伊斯蘭以外的宗教時所展現的客觀態度，至今仍讓現代讀者印象深刻。
由於阿拉伯人開始尋找內部的敵人，穆斯林和其他信仰追隨者，譬如西方的十字軍或東方的蒙古入侵者，雙方之間的衝突進一步破壞了其宗教寬容。到了十三世紀，原教旨主義的宗教領袖伊本．泰米葉（Ibn Taymiyyah）極盡能事地對德魯茲和阿拉維（Alawites）等教派口出惡言，並鼓勵信徒對他們暴力相向。不過，此時中東的一些少數宗教已躲到權力當局鞭長莫及之處，譬如山區和沼澤。中東地區的中央政府沒有變得像歐洲那樣強勢，而且軍隊通常是被用來打擊叛亂分子，或抵禦外族征服，而不是拿來鎮壓國內的宗教分歧。
一直要到十九世紀，這些偏遠地帶的宗教群體才面臨來自國家在各方面的干涉；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中東的政府開始改變對待少數族群的方式，給予他們類似平權的保障（有時是受到西方的施壓，有時是受到進步的理想啟發）。鄂圖曼帝國在十九世紀逐步賦予其非穆斯林子民近乎平等的權利。埃及科普特人的地位在一八六○至一九一○的五十年間出現了革命性的改變。
一九○六年的伊朗革命使祆教徒在議會得到一個席次。上述種種指出中東的穆斯林完全有能力重視多樣性。事實上，有時候不重視多樣性的反而是歐洲人。當日耳曼皇帝被黎巴嫩基督徒詢問他的國家能怎麼幫助他們時，他答覆：「你們是生活在三百萬穆斯林之中的三十萬基督徒，何不改當穆斯林？」
為什麼今天中東的少數族群逐步走向消亡？為什麼在埃及或巴格達對基督教會的攻擊，抑或對伊拉克北部雅茲迪人的攻擊，比起一百五十年前更為普遍？（別忘了伊斯蘭內部也有少數族群——即便是最大的伊斯蘭團體遜尼派，在伊朗和伊拉克都可能會覺得自己是弱勢族群，與此同時，對什葉派穆斯林的大屠殺在巴基斯坦亦不乏見。）促成這情況的因素有好幾個。
因素之一在於，中東的多樣性一部分是因為過去這裡的政府太弱，沒有強加宗教於人民的能力所促成。今天各國政府權力增強，一旦選擇要驅逐某宗教少數族群或強制推行正統信仰，他們能比以往更有效率地達成目標。一九一五至一七年間，當鄂圖曼帝國察覺亞美尼亞人和俄羅斯站在同一陣線，便策劃了對帝國境內一百多萬名亞美尼亞子民的屠殺行動——「這是給一整個民族頒發死亡令。」駐鄂圖曼帝國美國大使事後表示。內戰也可能蔓延至那些或許只想保持中立的宗教族群的地盤——誠如伊拉克北部雅茲迪人在二○○七年的情況，他們成了世上最致命的一次恐怖攻擊的受害者。沒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
中東宗教群體的內部有很高的凝聚力。和外人通婚一般是不被接受的。群體成員可能偏好雇用和自己屬於同一群體的其他成員。皈依其他宗教不是一種知識上的選擇，而是影響更深遠的一個改變，因為這通常意味著拋棄自己的社群，加入另一個社群。某些宗教群體（舉例來說，像是雅茲迪人和亞述人）享有高度自治長達數百年，不受政府的控制。他們其中有少部分群體至今仍說著自己的語言。然而，這份內部團結意味著外人傾向把個別信徒的行為視為這類群體的集體責任。
這解釋了過去對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的攻擊，以及當前對什葉派和基督徒的攻擊。這情況本身不是什麼前所未聞的事。不過，在現代中東複雜且不斷變動的政治環境中，人們很容易忠於錯誤的族群。住在約旦河西岸地區（West Bank）某座山上的撒馬利亞人（Samaritans）盡其所能地避免疏遠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任何一方；伊拉克北部的雅茲迪人被逼著在阿拉伯人和庫德人之間選邊站；埃及的科普特教會不得不決定他們究竟要支持軍隊還是伊斯蘭政權。每個選擇都為整個群體、不光是其領袖，樹立無數敵人。
儘管各國政府實力已變強，有能力粉碎棘手的少數族群，部分政府不太願意為了保護規模較小的團體不受攻擊而付出政治資本，招來更多反對勢力。在埃及南部，倘若一個科普特人家和一個穆斯林部落有衝突，前者可說是毫無勝算——無論糾紛是關於金錢、土地或「榮譽」（誠如第六章談到的，戀愛是尤其常見的衝突起因）。
有些科普特社群夠強硬，有辦法扭轉頹勢，那些不夠強硬的社群只能仰賴警察和法庭的保護——但即便是這些機構都可能因為害怕好鬥的部落，寧可不將他們治罪。這不僅僅是個宗教問題。弱勢族裔往往面臨同樣的處境。宗教少數族群在二十世紀的中東去部落化、都市化，並晉升為中產階級，雖代表他們如今能受益於社會安定與經濟成長，但也代表他們通常無法使所有人團結一致，以保護自己的族群，因此在衝突發生時變得特別脆弱。
最後，過去幾十年，在面對其他宗教及對立的伊斯蘭教詮釋時，有些中東穆斯林的行為起了變化。在埃及，科普特人在過去五十年遭受的暴力攻擊，遠比上一個五十年更多。在巴基斯坦這個由什葉派穆斯林創立的國家，針對什葉派的暴力已變得很普遍。在一九五○年代的伊拉克，曾有出身什葉與遜尼聯姻家庭的統治者，但今天國家卻為社群暴力肆虐所苦。弱勢和脆弱會造成封閉思想，封閉思想進而妨礙社會進步。對外人的憤怒與仇恨會強化一個群體的集體身分認同，也許滿足人類面對外部威脅時對同伴的某種原始渴望，因此可以被群體的領袖利用，強化群體認同感和忠誠度。
鎖定邪惡又強大但能被擊敗的共同敵人，是建立群體認同感最快的方法——當個擊敗哥利亞巨人的大衛。在中東，這樣的憤怒與仇恨也是特定情況下的產物，有時候失控演變成暴力衝突，其他時候則暗中悶燒，透過惡意宣傳不斷延續。伊斯蘭教在二十世紀的世俗競爭者，也就是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其勢力皆已衰頹。但在全盛期，這些意識形態似乎提供中東人民重拾自己應得的尊嚴與力量的機會，因為他們覺得剝奪了這份尊嚴與力量的是歐洲殖民主義、美國的支配、以色列的軍事力量，還有阿拉伯政府的孱弱與腐敗。
共產主義的吸引力及其外部資金隨著蘇聯垮台戛然而止；民族主義自二十世紀早期反殖民鬥爭結束後，受歡迎的程度已下降。兩個運動都提供少數族群和穆斯林站在一起的理念。後殖民民族主義運動衰退後，宗教分歧變得比較容易受利用。對某些穆斯林而言，不論是伊拉克還是埃及，都是各自所有公民的國家的這一觀念，逐漸被較為古老的觀念取代——他們認為自然的社會是以宗教為基礎。蘇哈．拉珊（SuhaRassam）在《伊拉克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in Iraq）中寫道：「所有少數族群……在欠缺一個統一的伊拉克認同的情況下，變得很容易受到攻擊。」
世俗的基督教西方世界從外部干預中東的舉動強化了這份宗教對立——特別是當西方的干預明顯不符合中東人民的利益時。「我們甚至不打算試圖瞭解該地區目前居民的心願。」關於英國計畫在當時的巴勒斯坦成立一個猶太民族國家，時任外交大臣的亞瑟．貝爾福（Arthur Balfour）在一九一九年如此寫道。這個態度今天並沒有太大改變，二○○三年在戰後伊拉克成立考慮欠周的聯盟駐伊拉克臨時管理當局（包括未能保護該國珍貴的考古文化遺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國家機構也不總是擁有無須動武就能壓倒極端主義者的道德權威。受國家支持的宗教機構和神職人員在某些穆斯林的眼中是可疑的，因為他們認定這些機構與人員，以服從政府來換得升遷與金錢。激進分子可藉著表現得像膽大無畏、不那麼腐敗的非傳統人士而受益。政府面對比他們更受民眾歡迎的宗教激進分子，往往傾向收買這些人，而不是正面對決。
最常用來收買宗教極端主義者的交換條件，是提供他們透過教育制度使未來世代思想激進化的機會。伊斯蘭主義者在一九七○年代成功實施激進教育，當時他們被（以色列和西方世界）看作反制共產主義和激進民族主義的重要手段；在那之後，他們因龐大石油與天然氣財富而獲益，這些天然資源也使中東社會最保守的一群人致富。在埃及，他們於過去四十年間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使國家法律更明確地符合伊斯蘭教規。這創造出使少數族群感到不受歡迎的環境。
有一名埃及的基督徒告訴我：「如果憲法將伊斯蘭教法變成唯一的立法之源，我會覺得被邊緣化了。」有些伊斯蘭教團體也訴諸暴力——通常是出於政治動機，而不純粹是為了鼓勵皈依。基督徒在一九八○年代被埃及的伊斯蘭主義者當作攻擊目標，這麼做不光是為了強迫基督徒皈依並排除實現宗教同質性的阻礙，也是為了對政府施加壓力。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政府於二○一三年失勢後，成群結黨的激進年輕人出於報復，放火燒了數十座教堂。
然而，不過分誇大也同樣重要。在埃及，穆斯林保護基督徒的個案也很多，而在塗炭生靈的內戰結束才不過約二十年的黎巴嫩，當地的民意調查顯示，其宗教寬容比很多歐洲國家還高。二十世紀為中東地區的宗教平等帶來的進展並未被徹底抵銷：就連阿亞圖拉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譯按：阿亞圖拉為資深什葉神職人員的稱號）也沒恢復十九世紀伊朗壓迫非穆斯林的古老刑法。不過少數族群覺得自己越來越不討喜。
同時，對少數族群來說，從中東移居外國變得空前容易，因為他們利用過去一百年左右的時間，教育自己，充實財富，普遍覺得移居到澳洲、加拿大、美國或歐洲不太困難。因此，這些宗教中有幾個有很高的機率將式微、乃至從故土徹底消失。如此一來，損失最大的絕對會是中東的穆斯林。我希望他們會因而擁抱本書的出版，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本書嘗試紀念他們的先人帶給世界的各種宗教信仰。
關於信仰，還有一點有待說明。長期以來，本書談論的族群拒絕透過拋棄其信仰與習慣以獲得任何好處，而且往往為了堅守信仰與習慣，忍受侮辱或暴力相向。有時候那些宗教習慣本身非常嚴苛，譬如科普特人一年中絕大多數時候都在禁食，而穆斯林每年都要在齋月（Ramadan）期間進行齋戒。倘若中東的人民為其信仰，爭鬥得比歐洲人和美國人更兇，有一部分是因為那些信仰對他們非常寶貴。儘管鬥爭應該停止，導致鬥爭背後的宗教精神也許有它對社會有益的一面。因此本書各個章節也許會給人一個想法：誠如西方想傳授給中東民族種種教誨，我們是不是也能向他們學習些什麼？
（中略）
回到我用來展開這篇緒論的推測：倘若（我們假設）君士坦丁大帝沒有在三一二年變成基督徒（這是使君士坦丁後來將基督教立為國教的事件），世界會有什麼不同？毫無疑問，世上還是會有很多基督徒，不過人數可能會因迫害而減少。猶太教會是世界的主要宗教，以伊拉克為基地，時不時和撒馬利亞人（人數將有數百萬，統治著今日的以色列，可能還有敘利亞南部）發生摩擦。希臘哲學家將不僅僅以著作聞名於世，還會被某些人當作崇拜的對象。至於我們其他人則可能信奉某個神祕宗教，其宗教真理掌握在少數長老手裡。
這類宗教提供的不太是人和神在個人層面的關係，這是少數嚴肅且虔誠的長老才能享有的權力，他們是真正能與神交流的人，並能從中獲益。這些宗教當中有很多是基督教的早期競爭對手，包括摩尼教。下一章會讓讀者大致瞭解信奉這樣的宗教是什麼感覺
《被隱藏的眾神》：伊斯蘭政權下的中東異教徒，見證人類文明衝突興衰的八個千年信仰 -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https://bit.ly/3eRd7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