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呂祖謙：麗澤書院學規/麗澤書院學規的內容中重視德育，對成員的言行要求，對學習過程的規定等都是很有意義的。通過解讀麗澤書院學規得出對高校內部規則的幾點啟示：擴大對象範圍；加強德育；加強言行要求；規範學習過程；改變懲罰方式；注重集體作用等。這些對現在高等教育改革很有意義。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Tdzl66

書院精神不只是書院精神
By 中時電子報, www.chinatimes.com查看原始檔六月 5日, 2018
導演李安的父親李昇是江西德安縣烏石村人，早年在西洋學堂啟蒙，讀江西一中，繼而考入上海大夏大學。抗戰時他在四川就讀南京幹校，畢業後考取高等文官考試，擔任過江西省崇仁縣縣長、江西省民政廳專員等。由於他的家族是地主、商人，共產黨來了會被鬥爭，李昇又有文官的背景，於是決定離家逃難。
1954年生在台灣的李安，取名就是為了紀念他的家鄉德安，和搭來台灣的貨船「永安號」。
剛到台灣的時候，李昇沒有工作，靠著朋友的介紹，到台灣最南端的屏東潮州中學擔任教務主任，而後再轉到台東女中、花蓮女中，再到台南二中、一中，就這樣為教育奉獻了一生。不只是他，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在教育界尋求一塊安身立命的地方，呂佛庭在台中師範、王攀元在宜蘭、李仲生在彰化女中、齊邦媛在台中一中等。
1949年兩岸動盪年代，遷徙來台有120幾萬人，其中60幾萬是軍人，而30幾萬人原是大學老師、文人、作家、公務員，而當時台灣的高等學府只有台大、台中農業學校（後來的中興大學）、台南工業學校（後來的成功大學）等，這些學養俱佳的知識分子值此亂世，無處可去，只有高成低就，到台灣各地先謀取教職，求一個生存的工作再作打算。
像唐君毅所刻畫的「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這些文化人散落在台灣各地，但並未枯萎，反而落地生根，靈根自植，成為文化燈火的傳承者。他們不僅是傳知識，而是傳承一種人文精神、文化理想，特別是他們歷經八年抗戰、國共內戰，戰爭使他們充滿憂患意識，懷著難以言說的歷史使命，在一個小小的校園裡，傳著文化燈火。那孤臣孽子的心念，那生命流離的情懷，那家國奉獻的志氣，那花果飄零的孤獨，是高中時代的自己經驗思想所難以理解，卻已分明感受到的感性而深刻的印記。
我每每念及在台中一中讀書時，受到了師長的啟蒙，即深感幸運，因為人文的傳承不只是來自知識，更是生命典範。因為師長的教育，我總覺得那時的學風和現在考試、升學、交學費、取學分、拿文憑的學風有本質性的差異。
這使我想起中華文化裡的書院精神。從唐朝傳承而下，大盛於宋、明的書院文化，一直是人文教育傳承的所在。舉凡一個地方有了書院，它的文化社會風氣就會有所改變。而書院也成為文化傳承的命脈。不僅中國人移民海外會在僑居地建書院，在海外有成就者也會回家鄉辦教育。廈門集美的陳嘉庚回家鄉創辦小學、中學、職業學校到廈門大學，即是一種典範。
而台灣從1684年在台灣府（今台南）設西定坊書院開始，從南到北開設60餘間書院。像鹿港的文開書院，有清一代，造就了8位進士、16位舉人、百餘位秀才，藏書有2萬餘部、30幾萬冊。鹿港文風之鼎盛，它造就的台灣文化、政治、經濟上的名人，更不可勝數。書院文化對地方上不僅有移風易俗的作用，更可以影響長遠，澤及後代子孫。即使是鹿港商人，都仍有一種儒商的傳統，以仁道的精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造就不同的企業文化。
近世著名的例子即是香港新亞書院。1949年，錢穆結合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等決定在香港成立新亞書院，一開始非常困窘，還特地來台請蔣介石贊助而得以開始，感嘆「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的唐君毅則在此尋到了一塊可以開始傳承之地。新亞書院開展成現在的香港中文大學，這豈是創辦時所敢想像的？
同樣地，1949年流離到台灣的文化人，又豈能想像，飄泊者的傳承會成就台灣的文學、藝術、經濟發展的風貌。
現在台灣雖然處於政治風暴，但長遠看，逆著教育文明原則者，必將成為歷史恥辱的印記。而為教育所奉獻者，即使微小，如一個地方的書院，然而它所培植出來的文明種籽，卻會落地生根，成為未來的一棵大樹。
受邀來海滄參加書院文化研討會，想起1949年的渡海傳燈人，想到新亞書院的精神，想到現在的兩岸文化，心中清楚明白，誰是書院精神的繼承者，誰就是文化傳燈人，所在之處即是精神的家園。而政治人物，俱是百年逆旅的過客而已。（作者為作家）
(中國時報)

　書院之名，始於唐玄宗時，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於朝廷，乃修書之所，雖間供御前侍講，並無學校性質。至士人構屋讀書，亦或名書院，而非如後世聚徒講學之地也。
　　宋初書院始盛。蓋自五代之亂，學校蕩然，學子修習無所，乃就聚書之學館讀書。其尤著者，如白鹿洞、嶽麓、應天、嵩陽，有天下四大書院之稱。書院有三大事業：一為藏書；二為供祀；三為講學。主持者多屬大儒，於人倫教化之講求，深所致力。於公設學校以外，亦能開闢研究學術之新途徑。各書院皆訂有教條學則，白鹿洞學規，尤為諸儒所取法。宋時書院有官立、私立兩種，而以私立為主。長書院者有洞主、洞正、堂主、山長等名目。書院或稱精舍，如象山書院之初稱應天精舍；亦稱書堂，如朱熹之稱白鹿書院為白鹿書堂。
　　元代書院，視宋尤盛，其名稱不下百數，肇建者有太極書院。即偏遠地區，亦漸設立，如瓊州（今廣東省瓊山縣）之東坡書院。官立者漸多，主持者稱山長，多一時之選。凡師儒之命於朝廷者曰教授，命於禮部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課程則以朱程之言為主。於自由講學之外，生徒肄業於書院者，守令舉薦之，臺憲考覈之，或用為教官，或取為屬吏，書院遂成為培育人才之所。
　　明代書院，初期較宋元為衰，其後科舉之弊時起，士大夫復倡講學之法，而書院又因之以興。自王守仁（陽明）以良知之學，聚徒講習於軍旅之中，於是東南景附，書院頓盛。陽明講學之所甚多，如龍岡、貴陽、濂溪、稽山、敷文諸書院，既皆隨處經營，隱然以復古校為己任。而同時湛若水亦築西樵講舍，建白沙書院，與陽明相應和。然其二人之教法與旨趣各別，學者遂分王、湛之學。若水教法：士之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陽明教法：士之初至者，先令高等弟子教之，而後與之語。陽明歿，弟子建書院以敬其師者尤夥。嘉靖末，徐文貞力廣其制，飭撫臺蒞鎮，必立書院以教生徒。萬曆初，張居正深惡之，遂改各省書院為公廨。迄居正敗，其事復興。一時著名者有徽州、江右、關中、無錫，幾與宋代四大書院相埒。天啟中，人或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東林者，無錫書院名也。萬曆間，顧憲成、李攀龍等講學其中。及攀龍起為總憲，以忤魏忠賢，卒因此而併天下書院悉毀之。
　　清代書院，亦沿宋明之制。順治中修復石鼓書院，嗣後各省以次建設。書院師長由督撫擇經明行修足為多士楷模者禮聘之。其施教大別有三：一為講求理學；二為考試時文；三為博習經史詞章，各有成就。講學者多大師，清初北則孫奇逢，南則黃宗羲，西則李顋，時論以為三大儒。嘉慶、道光間有李兆洛、姚公瑩；咸豐、同治間有李聯琇、俞樾。光緒間，變法維新，書院一律改為學校，而書院制度遂廢。
　　綜觀歷代書院，雖以當政者之愛憎，時有興替，而其於當時公學、私學之教育，或相輔相成，或矯正時弊，士人得有自由講習之所，以清高自持，德教自許，其有功於名教亦可謂大矣。至其重視人格教育、生活教育，以氣節為尚，修身為本，合身教言教而為一，於今猶有足式者焉。（楊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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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以「天下四大書院」為代表，強化的是教育教學功能，書院作為學校的一種，得到社會的認同；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在「南宋四大書院」的講學，帶來了學術的繁榮昌盛，使學術與書院的一體化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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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書院制度
書院
　　書院是我國封建社會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爲中國教育史上與官學平行交叉發展的一種教育制度，它萌芽於唐末，鼎盛於宋元，普及於明清，改制於清末，是集教育、學術、藏書爲一體的文化教育機構。它在系統地綜合和改造傳統的官學和私學的基礎上，建構了一種不是官學，但有官學成分，不是私學但又吸收私學長處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官學和私學相結合的產物。自書院出現以後，我國古代教育便發生了一個很大變化，即出現了官學、私學和書院相平行發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勢，直到清朝末年，它們之間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滲透與融合，促進了我國古代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繁榮。書院在中國大地上存在了1000餘年，成爲中國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觀。　　
編輯本段中國古代書院發展之軌蹟　　
書院制度的起源
　　書院之名始於唐代，分官私兩類，但都不是聚徒講學的教育組織，前者如集賢殿書院爲藏修書之所，後者爲文人士子治學之地。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國家由強盛走向衰落，政治腐敗，民生凋敝，文教事業也受到嚴重沖擊，官學廢馳，禮義衰亡。於是一些宿學鴻儒受佛教禪林的啟發，紛紛到一些清靜、優美的名勝之地讀書治學。此後，歸隱山林、論道修身，聚徒講學之風逐漸興起。真正具有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至五代末期也基本形成，北宋初年才發展成爲較完備的書院制度，成爲中國傳統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書院制度的確立
　　到了宋代，國家重歸統一，社會生產得到了恢複和發展，人民生活相對穩定，士心開始向學，由於統治者忙於拓疆守土，無暇顧及興學建校之事，隻重科擧對現有人才的選拔和吸收，以滿足立國之初的一時之需。因此在建國近百年的時間里，官學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正是在此背景下，書院才以其強大的生命力穫得較大的發展，並確立了自己作爲一種重要的教育組織形式的地位。宋代書院的發展軌蹟，大致可分爲三大階段：
　　宋初的勃興
　　宋立國後，暫時無力顧及振興官學，因而對著名私學采取“贖買”政策，始爲官私聯營的學校模式出現。宋初的六大著名書院即爲代表。
　　中期的消沉
　　北宋三次興學期間，官學空前興盛；且重在改革的實踐理性成爲主流，純學術的研究日漸消沉，因而書院不彰，連著名的六大書院也破敗停辦或改爲官學。
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
　　南宋的大盛
　　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傾軋和科擧的腐敗，致使南宋的官學形同虛設。更由於朱熹等人對書院卓有成效的複辦和理學的流行，書院又日漸昌熾。
　　宋代書院普遍訂立了比較完備的條規，這是書院制度化的重要標志，其中朱熹親自擬訂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成爲書院學規的典範。　　
書院制度的官學化
　　到了元代，統治者爲緩和蒙漢民族的矛盾，籠絡漢族士心，對書院采取保護提倡的政策，同時也逐漸加以控制，使元代書院日益呈官學化趨勢。
　　控制書院辦學的領導權
　　元代書院的中後期，其山長或洞主由朝廷或地方政府委任，或派員出任，他們是朝廷命官，納入官制系統。
　　控制書院師資延聘權
　　元代書院的直學、教授等須經禮部、行省或宣慰司延聘、審批或在朝廷備案。
　　控制書院經費使用權
　　元政府通過給書院調拔錢物，遣員到書院監督使用，對經費進行控制。
　　此外，元政府還對書院的招生、考試、畢業後的出路等方面嚴格控制。元政府采取這些措施，逐漸使書院失去了其自由講學的特質，最後與官學無異。它賴以生存，飲譽於世的學術特色逐漸由淡化到消失，最後淪爲科擧的附庸。不過，元代政府對書院改造所持的極爲審慎的理性克制態度，值得注意。　　
書院制度的勃興與毁禁
　　明代書院的發展“經歷了沉寂——勃興——禁毁的曲摺道路”。
嵩陽書院
　　　　嵩陽書院
　　明初的沉寂
　　明初因政府重視發展官學，提倡科擧取士，使官學興極一時，書院備受冷落，近百年不興。
　　中期的複興
　　明中葉以後，因官學空疏，科擧腐化，書院教育由此複蘇，嘉靖以後，發展到極盛。
　　後期的沉淪
　　由於書院研究學術特質的複歸，書院講學的政治色彩愈來愈濃，“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統治者深感“搖撼朝廷”。明代後期，當權者先後四次禁毁書院，嚴重地戕害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尤其是，“洞學科擧”的創設，使書院、官學、科擧逐漸融爲一體。　　
書院特質的消失與改制
　　清初，統治者爲壓制輿論，消除南明的複國情緒，對書院嚴加限制，但禁而不絕，不過這時的書院已經同官學沒有什麼區别，從元代開始的書院官學化傾向，到清代達到極致。清代書院學習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制藝，目的是參加科擧考試，穫取功名，完全喪失了書院原有的教學風格與學術研究的性質，其獨立性和自主性已所剩無幾。
　　鴉片戰爭之後，閉關鎖國百餘年的“天朝大國”的大門終於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所打破。在“師夷制夷”的洋務運動中，洋務學堂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改革舊式書院就成爲大勢所趨。在此情形下，清政府終於采納了張之洞、劉坤一的建議，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下詔將各省城書院改爲大學堂，各府書院改爲中學堂，各州縣書院改爲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至此書院制度走完了近千年的曲摺曆程之後，最終匯入了近代學校教育的洪流之中。　　
本段中國古代書院制度　　
形成機制
　　書院的出現絕非偶然，它不僅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源流密切相關，而且與封建經濟的發展及期獨特的政治結構緊密相連。
　　中國封建社會以儒家文化爲核心，孔子首創儒學，後經漢代“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由此成爲官方哲學和統治方略。隋唐以後，儒、佛、道三教鼎立局面形成。爲與佛、道抗爭，再創儒家教育的真精神，宋代新儒家無可避免地要擔此重任。當然，宋代理學家，並非盲目的排斥佛、道，而是理智地吸收佛、道的某些思維。
　　到了南宋，由於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傾軋，科擧的腐敗，導致社會動盪不安，有識之士，紛紛避居鄉野民間，創辦書院，潛心研究學問，力圖再造先秦儒學的自由講學之風，借以化解各種社會矛盾，矯治社會弊病，以複興華夏民族。
　　正是由於上述因素，書院才在宋代形成而勃興，它是中國古代私學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是私學的制度化階段，爲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傳承和傳播做出了歷史貢獻。　　
辦學特質
應天書院
　　　　應天書院
　　書院是介於私學與官學之間的一種特殊的教學組織形式，它具有“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征。具體而論，其辦學特質可以歸納爲：
　　官方的認可、扶助
　　從曆代書院的確立來看，往往與皇帝賜匾額，經書或學 有關。宋初的六大書院皆是如此。
　　注重藏書、讀書
　　宋代“書院之所以稱名者，蓋實爲藏書之所” ，而藏書的目的自然是爲了讀書。
　　自由講學，研討學術
　　宋明的書院，更多地承襲了私學講學自由、各有所本之風習，以傳播學術思想爲職志，宋代理學的流行與書院自由講學，研討學術的追求密不可分。
　　堅守儒理，與佛、道爭勝
　　書院是“三教”鼎立、爭鬥和兼容的產物之一，可爲印證的是書院的確立正好是佛、道式微的開始。書院大多選址於名山大川、風景優美之地，這與佛、道的抗爭與影響不無聯繫。　　
教學方式
　　講演辯論
　　中國書院十分重視學術講演，其形式有“升堂講說”、“學術會講”等。書院大師除了闡發自己的學術見解外，還十分重視不同學術觀點的論辯交流。明代後期的顧憲成、高攀龍就特别制訂了書院會講制度、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並訂有“會約”、“會規”，以道義相磋磨，學術相珍重。
　　自修問難
　　除學術講演外，書院教學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學生自修研究和質疑問難。書院藏書豐富，這爲學生自由讀書和獨立鑽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認爲，除集體講演外，書院的老師的職責就是指導學生自修讀書，強調讀書須有疑，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當請教大師，這就叫做“質疑問難”。朱熹創造的讀書六條（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研究探討
　　書院以學術探究和理智訓練爲根本。無論是大師講演，還是學生自修，都十分明顯地體現了注重學術探討的研究精神。書院作爲知識分子求知問學的精神家園，努力將學術研究與教育活動結合起來，他們一方面通過學術研究深化學理探討，促進教學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教學和學術研究培養人才，擴大學派影響。正是這樣交互遞進，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思想和學術的發展。　　
組織管理
　　在組織管理上、書院也與普遍學校有所不同：
　　管理機構精簡化
　　與私學一樣，書院隻有一位明確的主持人。其名稱有洞主、山長、堂長、院長等，主持人往往是學派宗師，講學釋難爲主要職責，而管理實爲兼領。有些規模較大的書院，雖增設副講、管幹、典謁等職，但專職人員極爲有限，往往由書院學生輪流分任，相較於官學，書院冗員極少，且有吸收學生參與管理的特點，或稱“高足弟子代管制”。
　　管理原則民主化
　　與普通私學一樣，書院師生均可來去自由，較少專制性的處罰。書院主持人的產生，多爲公推，而非官委。有些書院曾明文規定。主持者“不稱職則更易”，還有“按季更易”的條例，不搞終身制。
　　管理方式學規化
　　由於書院的管理人員少，而師生又朝夕相處，所以制訂一套共同遵守的學規來進行自我約束，自我教育實屬必要。書院的學規大體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指出爲學的方向；二是爲學、修養和待人處事的准則、方法；三是規定犯過的懲治。
　　最負盛名的學規有：朱熹所訂《白鹿洞書院教條》和呂祖謙所訂《麗澤書院學規》。　　
本段書院與官、私學比較
　　由於書院具有“非官非私”和“既官既私”的特點，因而書院與官學相比，多有不同；與私學相較，也有所别。　　
與官學之比較
　　與官學相比，書院從以下幾個方面與官學多有不同：
嶽麓書院
　　　　嶽麓書院
　　從教師來看，官學的教師都是由朝廷任命，屬封建王朝的官吏；書院的教師則由地方聘請推薦，多爲德才兼備的學者、士大夫，有的雖是朝廷命官，但作書院教師僅爲兼職。
　　從學生來看，官學學生來源多爲官宦子弟，等級性強，且需嚴格考試方能入學；書院的學生則來去自由，沒有等級尊卑之别，入學也無須什麼考試。
　　從教育内容來看，官學教授的内容多爲朝廷核定的教材，内容較爲固定、單一；書院教學内容取決於該書院的特點及山長，主講教師的所長，一般山長或主講教師的講授内容，決定於書院傳授知識及學術的主流，因而教學内容較爲靈活、寬泛。
　　從教學組織形式來看，官學的教學比較呆板、單調；書院教學比較靈活、多種多樣。特别是書院的“講會”制度，成爲書院的重要教學形式，這也是書院區别於官學的重要標志。　　
與私學之比較
　　書院自產生之日起，便與私學有天然的聯繫，其共通點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它同私學一樣，是由民間集資創辦的，不屬官方之列，具有很強的獨立自主性；其二，同私學一樣，書院是向下層社會開放，面向鄉間的；其三，同私學一樣，書院是以平民子弟爲培養和教育對象；其四，與私學一樣，書院主要是一種素質教育，不以科擧仕進爲辦學目的。
　　在這些帶根本性的問題上，書院與私學有着不可分離的内在聯繫，從一定意義上說，書院是從私學脱胎而來，但書院又不是一般的私學，這已不是對私學經驗的直接搬用，而是對私學進行了深刻的變革，是一種獨立於官學和私學兩大教育系統之外的另一種新的教育系統。
　　誠如前述，作爲一般的私學，基本上都處於一種自發性的狀態，它還未形成一套長期穩定的完備的教育規則，具體表現爲：其一，沒有固定的校舍和教育設施；其二，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其三，沒有專門的圖書藏所，更不具備印刷圖書、講義的條件；其四，沒有相應的教學計劃和規章制度；其五，是一種手工業式的辦學方式，因此不可能像官學那樣進行分班教學；其六，沒有任何形式的考核體系，缺乏強有力的教育管理制度，學校處於一種無組織的松散狀態等等。而書院則不同，它站在當時歷史的高度上，對官學和私學進行了全面的審視，並進而對這兩種教育制度進行了綜合與改造，從而形成了一種既非私學又非官學的獨具特色的教育組織形式。
　　書院與一般私學不大相同的是：
　　書院既有固定的校舍和教學設施，又有專門的圖書藏所，不僅校舍宏偉，而且藏書極爲豐富，這是一般私學所難以達到的。
　　書院有固定的教育經費作保障，建立了類似於官學的以學田爲中心的教育經費體系。書院穫取學田的渠道有二：一是民間捐獻，二是政府拔賜。這是書院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前提，這也是一般私學所不具備的。
　　書院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建立了類似於官學人員編制和崗位。每人根據自己的崗位職責，分别負責學生的授課、考核，生活和書院的經費、祭祀、保衛安全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書院的學生也參與管理，如直接管理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的堂長、管幹、學長、齋長等，都由學生擔任。
　　除此之外，書院還制定了一系列獨有的頗具特色的教條、學規、學訓等，把得之於管理實踐的一系列經驗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這是書院走上了制度化的重要標志。
　　綜上所述，書院雖與私學有着天然聯繫，但又與私學有别；它既與官學有質的區别，但又吸取了官學中的許多積極成分，與官學有一定聯繫，書院正是在廣泛吸取了私學和官學的有益經驗基礎上進行成功的改造之後，才形成的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教育制度，它是中國生活發展緊密 古代社會近千年來一種重要而特殊的教育組織形式，它在教育中所起的極其重要的作用，始終是官學和一般私學所不能達到，也是它們所不能取代的。　　
本段中國古代著名書院
　　書院之名起於唐開元六年（718）麗正修書院，十三年改集賢殿書院。置學士，掌刊刻經籍、征集遺書、辨明典章，以備顧問應對，是政府的祕書機關。
　　北宋有六大書院。
　　白鹿洞書院：原址江西廬山五老峰東南，爲唐李渤讀書隱居之地，後李渤任江州刺史，於其地建台榭，名爲白鹿洞。南唐時就遺址建學館，稱廬山國學。宋初改名白鹿洞書院。太平興國二年（977）詔賜國子監刊“九經”。南宋朱熹爲南康軍守，手訂學規，講學其中。明清仍爲書院。
　　石鼓書院：原址湖南衡陽石鼓山。唐元和間李寬建屋山顛，讀書其中。宋至道間李士真就遺址重建。景祐間仁宗賜名石鼓書院。
　　嶽麓書院：原址湖南長沙嶽麓山，宋開寶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創建，有講堂、齋舍及藏書樓。南宋張拭、朱熹曾講學其中。
　　嵩陽書院：址河南登封太空山。原名嵩陽寺，建於北魏，五代後周改爲太乙書院。仁宗景祐二年（1035）更名爲嵩陽書院。清康熙時曾重建。
　　應天府書院：址河南商丘。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曹誠就其地築學舍百五十間，聚書一千五百餘卷，廣招生徒。範仲淹曾應晏殊之聘於此執教。院址屬應天府治，因爲名。又商丘舊名睢陽，故亦名睢陽書院。
　　茅山書院：處土候遺所建，在江蘇江寧，教授生徒兼飲食之。南宋書院極盛，主要有四大書院。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爲北宋原有，經朱熹、張拭等振興。麗澤書院是呂伯恭講學之地，象山書院爲陸九淵講學之地。元代書院多由官辦，近於地方學校。明代初年太祖曾設誅泗、尼山書院，不甚發達。後書院又四遭禁毁。
　　明末東林書院最爲著名，影響頗大。址江蘇無錫。北宋楊時講學於此，元代廢爲僧舍，明萬曆間顧憲成重修，並與高攀龍講學其中，以清議爲武器，抨擊閹黨，被稱爲東林黨。及興黨獄，詔毁全國書院，東林居其首。崇禎末年曾重修。
　　清代書院，就其教學内容的重點而論，可分爲三類：其一重視義理與經世之學，如李二曲之主講關中書院，主張“匡時”，還如顏元議漳南書院及晚清時康有爲的萬木草堂。其二以考科擧業爲主，一般書院多屬此。其三以撲學精神倡導學術研究，不課八股擧也，如惠棟主講紫陽書院，阮元設於浙江的詁經精舍、設於廣東的學海堂。1901年所有書院分别改爲大、中、小學堂，但書院形式並未廢止，又有中、西各式書院，近似近代學校。

《白鹿洞書院揭示》
　　《白鹿洞書院揭示》，又名《白鹿洞書院學規》、《白鹿洞書院教條》、《朱子教條》，由朱熹制訂。淳熙七年（1180），白鹿洞書院重建“喜初成”，朱熹以南康軍長官，率僚屬及院中師生行開學禮，升堂講說《中庸》首章，並取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揭示於門楣之間，作爲院中諸君共同遵守的學規。
編輯本段揭示全文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列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列如 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複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雲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本段釋義
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
　　一、五教之目：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解：五教之目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
　　【原文】“天下之達道五，日：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朱熹注曰：“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五教”就是進行五個方面的倫理關係的教育。
　　“五倫”即五常：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在《禮記·昏義》和《孟子·滕文公上》中皆有論述。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意思是：父子之間應該有親情，君臣之間應該有道義，夫婦有内外之别，長幼尊卑次序，朋友有誠信。也就是說爲父要慈、爲子要孝、爲君要仁、爲臣要忠、爲夫要義、爲妻要從、爲長要惠、爲幼要顺、爲友要相互講誠信。
　　二、爲學之序
　　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
　　解：爲學之序，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
　　【原文】“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意思是：廣博地學習，詳細地請教，勤勉地思考，明確地辨别，忠實地行事。
　　三、修身之要
　　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
　　解：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出自《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原文】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期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言忠信，行篤敬”的意思是：言語忠誠老實，行爲敦厚嚴肅。
　　“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出自周敦頤的《太極圖說》：
　　【原文】“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的意思是：壓抑自己的欲望和怒氣，改正自己的錯誤而向善。
　　四、處事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
　　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中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漢書·董仲舒傳》則雲：“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朱熹所制白鹿洞學規即引後一條，但“不計其功”與“不急其功”實際上頗有相差。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意思是：做任何事情都是爲了匡扶正義而不是爲了個人的利益，都是爲了明辨真理而不是爲了一己的功名。
　　五、接物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
　　解：接物之要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出自《論語·顏淵第十二》。
　　【原文】“仲弓問仁。子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這是孔子經典妙句之一，亦是儒家文化精華之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孔子所主張的處世原則。孔子的弟子子貢曾經請教說，有沒有這樣一個原則，它是我們終身都應該遵守執行的。孔子說，有的，這就是寬恕。寬恕的意思是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就是說，自己不願意承受的事情，也不要強加給别人。與這個原則相伴隨，孔子主張：自己想要達到的目標，也要幫助别人達到；不願意别人以某種方式對待自己，自己就首先不要用這種方式對待别人。孔子曾經對他的學生說過，他的所有主張中貫穿着一個基本原則。學生們都不理解這個原則是什麼，隻有曾參理解，曾參說，就是忠誠和寬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寬恕原則的表現之一。 孔子認爲，這個原則，是實行仁義的重要途徑。如果每個人都從這里入手，就有可能成爲一個具有仁義道德的人。這個原則發展到近代，就是要設身處地地替别人着想的意思。一個人要辦什麼事，首先要想一想，假如自己處在這樣的地位，將會怎麼做？這樣思考問題，就可能使問題得到比較正確的處理。因而，這個儒學提倡的原則在今天仍有它的生命力。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意思是：自己不想要的東西，切勿強加給别人。孔子所強調的是，人應該寬恕待人，應提倡“恕”道，唯有如此才是仁的表現。“恕”道是“仁”的消極表現，而其積極表現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所闡釋的仁以“愛人”爲中心，而愛人這種行爲當然就包括着寬恕待人這一方面。《論語》中提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出自《孟子·離婁章句上》
　　【原文】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雲：‘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譯文】孟子說：“愛别人卻得不到别人的親近，那就應反問自己的仁愛是否不夠；管理别人卻不能夠管理好，那就應反問自己的管理 才智是否有問題；禮貌待人卻得不到别人相應的禮貌，那就應反問自己的禮貌是否到家——凡是行爲得不到預期的效果，都應該反過來檢查自己，自身行爲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會歸服。《詩經》說：‘長久地與天命相配合，自己尋求更多的幸福。”’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意思是：凡是行爲得不到預期的效果，都應該反過來檢查自己。
本段背景
朱熹像
朱熹像
　　南宋淳熙六年，朱熹出任知南康軍（治所在鄱陽湖邊的星子縣）。朱熹到任時，白鹿洞書院已經毁於兵燹，棟宇消落，林園荒蕪，觸目皆是塵封書海，網結門廊。經過朱熹的一再請求，宋孝宗終於同意重建白鹿洞書院。修葺後的白鹿洞書院，以聖禮殿爲中心，組成一個錯落有致、相得益彰的龐大建築群。書院共有殿宇書堂三百六十餘間，其中包括禦書閣、明倫堂、宗儒詞、先賢祠、忠節祠等。聖禮殿是用於學生拜謁孔子的殿堂，門上方兩塊匾額寫有“學達性天”、“萬世師表”的字樣。在文會堂有朱熹親書“鹿豕與游，物我相忘之地；峰泉交映，知仁獨得之天”的對聯。
　　朱熹不僅爲白鹿洞書院修建院房，籌措院田，聚書延師，設課招生，制定學規，使白鹿洞書院走上了振興之路，成爲全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朱熹在白鹿洞書院進行了一系列革新，使它作爲“私學”系統的代表，在教育體制和教學方式上都有别於當時的“官學”體系，而成爲同時和後來興起的一系列書院效法的楷模。朱熹還建立了嚴格的書院規章制度《白鹿洞書院揭示》。
　　《白鹿洞書院揭示》不但體現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經典爲基礎的教育思想，而且成爲南宋以後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學的樣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這無疑是研究我國教育史的一份很有意義的資料。
編輯本段評價
　　《揭示》首先以儒家的“五倫”立爲“五教之目”，並強調“學者學此而已”。非常明顯，將傳統的人倫之教作爲爲學的目標，是針對“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這一情況提出來的，具有很強的現實性。並且明確指出，堯舜時代之“敬敷五教”，就是做此事情的。這是用《尚書》標擧的施行人倫教化於民眾的事蹟，表明書院的教育目標不僅僅在士人個人的道德修養，還有傳道而濟斯民的更高訴求，它是一個由道德、倫理、濟世三者組成的共同體，相對於科擧學校之學來說，體現出一種很特殊的浸透了理學教育理念的書院精神。
　　指出爲學的方向之後，朱熹又提出了學、問、思、辨、行的“學之之序”。前四者皆爲“窮理”之法，屬於學習方法，行即是踐履。這表明，理學家已經將實踐也看作是“學”的一項内容了。更有甚者，《揭示》在學、問、思、辨之後，從修身、處事、接物三個方面分解“篤行之事”，顯示出強烈的道德實踐的傾向。
　　《揭示》針對當時務記覽取利祿的學風，回歸傳統，將“學”定義於五教五倫，並提出爲學的目標和程序。經過如此重新定義，“學”就落實到了現實的人倫世界，而維持人倫世界的秩序就變成了“學”的最終目標。爲達此目標，必須窮理而篤行。也就是說，窮理和篤行構成“爲學”的兩大部分。兩大部分中，《揭示》隻點到學、問、思、辨，而詳述“篤行”，這表明理學家對蘊含經世之志的道德踐履的高度重視。這是典型的理學家的教育理念，和張栻在嶽麓書院提出的“豈將使子群居佚譚，但爲決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爲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世也”的教育宗旨，以及體察求仁的方法，分辨天理人欲的講求等等，如出一轍。其所反映的正是他們所高颺的經世濟民、傳道濟世或傳道濟民的理學精神。
編輯本段影響
　　《白鹿洞書院揭示》後來成爲書院精神的象征。先是，紹熙五年（1194）朱熹任潭州知州重建嶽麓書院，將《揭示》移錄其中，史稱《朱子教條》，傳於湖湘。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視察太學，手書《白鹿洞書院學規》賜示諸生。其後，或摹寫，或刻石，或模仿，遍及全國書院及地方官學。於是，一院之“揭示”，遂成天下共遵之學規。而隨着中國書院制度之推廣，它又東傳朝鮮、日本，不僅當年奉爲學規，至今尚有高揭而作爲校訓者，可見其影響既深且遠。

白鹿洞書院位於廬山五老峰南麓（今屬江西九江市），享有「海內第一書院」之譽。始建於南唐升元年間（940年），是中國首間完備的書院；南唐時建成「廬山國學」（又稱「白鹿國學」），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由割據政府於都城之外設立的國學；宋代理學家朱熹出任知南康軍（今星子縣）時，重建書院，親自講學，確定了書院的辦學規條和宗旨，並奏請賜額及御書，名聲大振，成為宋末至清初數百年中國一個重要文化搖籃。白鹿洞與嶽麓、雎陽、石鼓並稱天下四大書院。
歷史
唐代建院
趙匡胤敕令國子監刻印《九經》予白鹿洞書院，殿定書院在古代的國家級地位
白鹿洞在唐代時原為詩人李渤兄弟隱居讀書的地方，李渤當時養白鹿自娛，傳說該鹿通曉人性，能跋涉數十里到星子縣城為主人購買書、紙、筆、墨，李渤遂有外號「白鹿先生」。後來他出任江州刺史，於此修樓建亭，取名白鹿洞。白居易過江州，贈李渤一詩中，即有「君家白鹿洞，聞道亦生苔」之句。
早年該處只是一處遊覽勝地，直至五代十國南唐，其時天下大亂，開始有人在此隱居讀書，公元四年(940年)，南唐朝廷在李渤隱居的地方建立學館，稱「廬山國學」，又稱「白鹿國學」，置田藏書，由金陵國子監九經教授李善道主持學務，四方學子慕名而來，與京師國子監齊名。西元976年，南唐已亡，九江百姓遭受兵馬之災，廬山國學成為廢墟。
宋初，九江人在廢墟上建起白鹿洞書院，宋太祖趙匡胤下令將國子監刻印的《九經》等書賜予白鹿洞書院，書院旋即知名度大增，學生有近百人，該時期已被奉為天下四大書院，西元980年，白鹿洞主被調走當官，白鹿洞書院再廢。西元1002年，宋真宗趙恆頒發一道聖旨，全國興起研學之風，白鹿洞書院得到修繕。西元1054年，白鹿洞書院毀於兵火，期間耕地又被收回，書院無法繼續提供膳食，學生紛紛離去，校舍逐漸倒塌，書院不久就停辦了，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書院從此荒廢百年。　
到了南宋，中國理學開始興盛，復興書院成為當時的重要運動。朱熹的出現，正式殿定白鹿洞在往後700年的學術位置，直至清代科舉制度結束為止，被稱為「海內書院第一」。
南宋復興
朱熹復興白鹿洞書院，其所訂立的學規影響往後700年儒家的發展
白鹿洞書院朱熹銅像
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朱熹出任南康太守，他勘察白鹿洞書院廢址後寫道：「觀其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群居講學、遁跡著書之所。」當時書院建築規模較北宋時還不少，這時書院只有學生十餘人。為興復白鹿洞書院，訂下學規，置田建屋，向各地發文徵求圖書，把《四書》、《五經》納入教學課程。
同時，朱熹請南宋理學家另一派代表呂祖謙為修復工作寫記，交流學識，朱熹本人亦撰寫白鹿洞書院學規，並親臨講課，與學生質疑問難，書院1180年農曆3月得以完成重建。理學又一派代表人物陸九淵從金溪來訪白鹿洞書院，在朱熹的盛邀之下，登臺講學。陸九淵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令在場的學生和客人熱淚盈眶，在朱熹的要求下，陸九淵將這段演講內容寫下，被刻在石碑上。朱熹在南康任職的兩年時間內，是白鹿洞書院歷史上最鼎盛的時期。翌年朱熹與陸象山共同講學，稱作「白鹿洞之會」，並奏請賜額及御書，書院名聲大振。
元代年間戰亂，崔翼駐守該地，書院繼續辦學，直至元末書院所有殿堂齋舍蕩然無存。　
明清興衰
明代初年因朝廷重視科舉，罷了薦士的舊制，致使書院講學之風幾乎消失，書院一度衰落。思想家王守仁（王陽明）當時仍支持書院制度，所到之處，廣收門徒，遍建書院。贛州的濂溪書院，便是王守仁巡撫贛南時所建。當時，白鹿洞書院洞主蔡宗袞是浙江山陰人，與王守仁為同鄉，當他得知王守仁在廬山遊玩時，便盛情邀請王守仁到白鹿洞書院講學，提高書院的知名度。明代最早的一次維修為正統元年（1436），以後還有成化、弘治、嘉靖、萬曆年間的維修。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是月，先生有志歸……」王守仁年輕時，曾一度崇拜朱熹，他21歲中舉人，開始研究朱熹的「格物窮理」。朱熹認為，一草一木都涵有「至理」，必須一件件地「格」盡天下之物，才能豁然貫通，體會到完美的「天理」，以為聖賢。
於是，王守仁立在亭前，從秋風中抖動的一叢翠竹開始「格物」，七天七夜結果一無所得地病倒。王守仁忽然明白竹子的自然生長與朱熹的「天理」並有相適之處，把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相較是毫無根據的。王守仁於白鹿洞修道問學，為他後來的心學創立奠定了基礎。
清代仍繼承明代的規模，遠近各省都有人來此求學，但隨著清末廢除科舉，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清帝下令變法，改書院為學堂，1903年正式停辦，白鹿洞交由南康府（今星子）中學堂管理，宣統二年（1910），白鹿洞書院改為江西高等林業學堂。
近代
國民政府時期，蔣介石曾計劃將書院交由南昌中正大學接管，但未實現。1927年武漢起義失敗後，劉少奇曾避居白鹿洞書院內，1959年列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後，劉少奇、周恩來、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等曾視察過白鹿洞書院，1979年成立廬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國家二級自然保護區，同年設置作為學術研究機構的白鹿洞書院建置，1990年成立廬山白鹿洞書院管理委員會，現時白鹿洞書院是九江一帶著名景點，現有管理單位將書院比喻成古代中國的劍橋大學、牛津大學[1]。
白鹿洞書院北有高山，東及南有鄱陽湖，周圍保存著近3000畝自然保護林區。從2000年開始，白鹿洞書院每年出版一本《中國書院論壇》，每年召開一次學術研討會，江西省政府、九江市政府2000年開始先後撥款180萬元，對白鹿洞書院禮聖殿、禮聖門、彝倫堂（明倫堂）、禦書閣、紫陽閣（朱子祠）、先賢祠（報功祠）等進行了裝修和翻新。書院最新一次維修於2003年11月4日正式完成。
相關比較
白鹿洞書院始建於940年，摩洛哥的卡魯因大學（University of Al Karaouine）創辦於859年，埃及的愛資哈爾大學創辦於988年，歐洲公認的辦學最早的大學博洛尼亞大學創辦於1088年。
建築
白鹿洞書院位於廬山東南五老峰下的海會鎮和星子縣白鹿鄉的交界處，全院山地面積近3000畝，建築面積3800平方米，院內由五個院落並列組成，分別為禮聖殿、先賢書院（禮聖殿之西）、白鹿洞書院、紫陽書院和延賓館。其他建築。主體建築為櫺星門、泮池（又稱蓮池）、狀元橋（原稱泮橋）、禮聖門和禮對殿。
書院大門為磚木結構，四坡式二層。頂層，中脊磚砌，兩端起翹；四斜脊，尖端起翹，亦為磚砌。大門有「白鹿洞書院」牌匾，是明代正德年間文學家李夢陽書寫。　
白鹿洞書院雖然以洞命名，但時人只以該區山峰環合似洞而命之；現有書院內朱子祠後的石洞和石鹿，則是明代嘉靖年間修鑿的。《白鹿洞志》記述，「初，鹿洞有名無洞。嘉靖甲午(即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 年)，知府王溱乃辟講修堂後山，為之築台於上。知府何岩鑿石鹿於洞中。」
在朱子祠之東廂，設有碑廊，內嵌宋至明清古碑120餘塊，但這全是近代新建。在這些古代碑刻中，有朱熹的手書真跡，也有署為紫霞真人的明代狀元羅洪先的《游白鹿洞歌》。
朱子祠前有「御書閣」，為康熙賜給書院匾額及古書後，由南康知府周燦請建。閣前有桂樹兩株，相傳是朱熹手植；但也有人說是清代建造「御書閣」時種植的。
院內亦有「釣磯石」、「漱石」、「鹿眠場」、「流杯池」等名勝，當中漱石和流杯池，是因有朱熹手書「漱石」、「流杯池」石刻而得名。「鹿眠場」相傳唐代李渤飼養的白鹿就睡在這裡。釣磯石據傳是朱熹常垂釣之處，但此處裡水淺流急，魚類不多，故明代劉世揚又在石上加刻「意不在魚」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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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學規　　/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的學規，由著名的理學家朱熹所作，反映出了做人在做學問之前的教育思想。正文如下：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
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誌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
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雲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白鹿洞書院——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首
2017-01-04 由 三槐文化 發表于 文化

 
（楊修駿/文）
書院是什麼？書院專指歷史上設立的供人讀書或講學的處所。也就是現在的學校。在江西省九江市廬山五老峰南麓有一座書院叫「白鹿洞書院」，與當時的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並為「四大書院」，並譽為我國四大書院之首。後又與吉安白鷺洲書院、鉛山的鵝湖書院、南昌的豫章書院並稱為「江西四大書院」。陳東原等列石鼓、白鹿洞、嵩陽、嶽麓、睢陽、茅山為「北宋六大書院」。
白鹿洞本無洞，因山石環天然氣似洞形，故名之為洞。白鹿洞原是唐代洛陽人李渤年青時隱居求學之地。李渤養有一頭白鹿自娛，白鹿十分馴服，常隨主人外出走訪遊玩，還能幫主人傳遞信件和物品，因此以鹿名人，稱李渤為白鹿先生；以鹿名地，稱此處為白鹿洞。
白鹿洞書院在唐代時原為李渤兄弟隱居讀書處。李渤就任江州（今九江）刺史，舊地重遊，於此修建亭台樓閣，疏引山泉，種植花木，成為一處遊覽勝地。五代南唐升元年間，曾在此建立「廬山國學」，這算是白鹿洞書院的前身。宋代初年，經擴充改建為書院，並正式定名為「白鹿洞書院」。當時有士子數十百人，與嶽麓、睢陽、石鼓等，並稱為天下四大書院。鹿洞書院累經興廢。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戰爭頻繁，烽火連天，書院遭到毀壞。至南宋淳熙六年，著名的哲學家朱熹出任南康太守（今九江星子縣），他親至書院廢址踏勘考察後非常滿意地說：「觀其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群居講學、遁跡著書之所。」經朱熹的竭力倡導，才又重建了白鹿洞書院。朱熹在南康知州任上三年，為興復白鹿洞書院殫精竭慮，不遺餘力。他曾親訂洞規，置田建屋，延請名師，充實圖書；且又親臨講課，與學生質疑問難。淳熙八年，著名哲學家陸象山也來到白鹿洞書院講學，朱熹、陸象山又有「白鹿洞之會」，書院也因之而聞名天下。
《白鹿洞書院教條》不但體現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經典為基礎的教育思想，而且成為南宋以後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學的樣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自朱熹之後，白鹿洞書院「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焉，彬彬焉」它與嶽麓書院一樣，成為宋代傳習理學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書院被毀於戰火。明代最早的一次維修為正統元年，以後還有成化、弘治、嘉靖、萬曆年間的維修。進入清代，白鹿洞書院仍有多次維修，辦學不斷。19世紀末期，我國的政治、經濟發生急劇的變化，出現了教育改革的熱潮。光緒二十四年清帝下令變法，改書院為學堂。白鹿洞書院於光緒二十九年停辦，洞田歸南康府（今星子）中學堂管理。宣統二年，白鹿洞書院改為江西高等林業學堂。國民黨時期，蔣介石準備要南昌中正大學接管白鹿洞書院，但未實現。新中國成立後，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對白鹿洞書院進行保護和維修。1959年列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1979年成立廬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國家二級自然保護區，同年設置作為學術研究機構的白鹿洞書院建置；1990年成立廬山白鹿洞書院管理委員會。已是屋宇倒坍，塵莓滿院，荊棘叢生，滿目淒涼。建國後，經及時搶救修繕，古老的書院才又煥然一新。現在，白鹿洞書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學、學術研究、旅遊接待、林園建設五位一體的綜合管理體制。
昔日四大書院的嶽麓書院已改名叫湖南大學，原址仍作為湖南大學下屬的辦學機構面向全球招生。嵩陽書院如今也併入鄭州大學，書院是在整合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院系有關資源的基礎上成立的研究、教學型學院，屬於鄭州大學的二級學院。應天府書院已經完全開發成旅遊地，白鹿洞書院目前也是作為旅遊開發，但從九江學院的校徽上看，九江學院校徽是白鹿、廬山、類似鄱陽湖、長江等水，顯然九江學院以白鹿洞書院自居，就不知道九江學院能否兼并白鹿洞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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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洞書院，位於江西省九江市廬山五老峰南麓，享有“海內第一書院”之譽。始建於南唐昇元年間（940年），是中國首間完備的書院；南唐時建成“廬山國學”（又稱“白鹿國學”），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由中央政府於京城之外設立的國學；宋代理學家朱熹出任知南康軍（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縣）時，重建書院，親自講學，確定了書院的辦學規條和宗旨，並奏請賜額及御書，名聲大振，成為宋末至清初數百年中國一個重要文化搖籃。鹿洞書院與岳麓書院、應天府書院、石鼓書院並稱天下四大書院。廬山五老峰南約十公里處的後屏山之陽，於群山綠樹之中，掩映著一組樓閣庭院式的古建築，這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白鹿洞書院。
書院簡介/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圖冊
白鹿洞書院，位於江西省九江市廬山五老峰南麓的後屏山之陽。書院傍山而建，一簇樓閣庭園盡在參天古木的掩映之中。南唐昇元年間，白鹿洞正式闢為書館，稱白鹿洞學館，亦稱“廬山國學”。宋仁宗五年，改稱“白鹿洞之書堂”，與當時的岳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並為“四大書院”。後又與吉安白鷺洲書院、鉛山的鵝湖書院、南昌的豫章書院並稱為“ 江西四大書院 ”。
白鹿洞座落在廬山五老峰南10多千米處，山峰至此匯成環狀，別具一種格局。靠北的稱後屏山，向西的稱左翼山，朝南的稱卓爾山。山上蒼松翠竹，鬱鬱蔥蔥。一股清泉從凌雲峰來，經左翼山與卓爾山交會處流出，這就是著名的貫逍溪。溪水由西向東，迂迴流至白鹿洞前，穿過東面的峽口，注入鄱陽湖中。白鹿洞本無洞，因山石環天然氣似洞形，故名之為洞。
白鹿洞原是唐代洛陽人李渤年青時隱居求學之地。李渤養有一頭白鹿自娛，白鹿十分馴服，常隨主人外出走訪遊玩，還能幫主人傳遞信件和物品，因此以鹿名人，稱李渤為白鹿先生；以鹿名地，稱此處為白鹿洞。
唐朝末年，兵荒馬亂，各處學校毀壞，到廬山隱居、避難的讀書人，常到白鹿洞研討學問，交流心得。南唐昇元年間，在此處“建學置田”，正式稱之為“廬山國學”，任命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白鹿洞洞主，掌管教育和學習。這就是白鹿洞開辦學校之始，比濂溪書院約早30餘年，成為廬山的第一所學校。
北宋初年，各地設置書院，廬山國學乃改稱為白鹿洞書院，從此規模逐步擴大，逐漸成為全國四大書院之一，與嵩陽書院、岳麓書院、石鼓書院並稱。書院殿閣巍峨，亭榭錯落，師生雲集，儼如學城。今日白鹿洞書院形成了以禮對殿為中心，有明倫堂、文會堂、御書閣、朱子閣、思賢台、狀元橋、門樓、牌坊、碑郡等眾多殿堂組成的古建築群，與周圍的山川環境融為一體。[1]
書院創始/白鹿洞書院
（圖）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圖冊
書院的創始人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李渤。此李渤即蘇軾名篇《石鐘山記》中“蓋笑儷道元之簡，而李渤之陋也”中的那個。因為兩人活動時間類似，活動地點類似，身份類似。
南唐昇元四年（940），南唐政權在李渤隱居的地方建立學館，稱“廬山國學”，又稱“白鹿國學”。這是一所與金陵（今南京）國子監相類似的高等學府。北宋初年，江州的鄉賢明起等，在白鹿洞辦起了書院，“白鹿洞書院”之名從此始，但不久即廢。直到著名理學家朱熹重修書院之後，白鹿洞書院才揚名國內。朱熹不僅重修了白鹿洞書院，而且還建立了嚴格的書院規章制度。
《白鹿洞書院教條》不但體現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經典為基礎的教育思想，而且成為南宋以後中國封建社會七百年書院辦學的樣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自朱熹之後，白鹿洞書院“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焉，彬彬焉”它與岳麓書院一樣，成為宋代傳習理學的重要基地。
歷史沿革/白鹿洞書院
（圖）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朱子教規圖冊
歷史追溯到唐貞元年間，洛陽人李渤與其兄涉在此隱居讀書，
渤養一頭白鹿“自娛”，鹿通人性，跟隨出人，人稱“神鹿”。這裡本沒有洞，因地勢低凹，俯視似洞，稱之為“白鹿洞”。後李渤為官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刺史，為紀念他青年時代在此讀過書，廣植花木，建亭、台、樓、閣以張其事。
南唐李氏朝廷，在此辦“廬山國學”又稱“白鹿國學”，與金陵秦淮河畔國子監齊名，學者爭相往之。
北宋初年，宋太宗重視書院教育，御賜《九經》等書於書院，因有朝廷重視，地方官史予以重視，書院得以發展。南宋淳熙六年，理學宗師朱熹知南康軍（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縣），率百官造訪書院，當時書院殘垣斷牆，雜草叢生。朱熹非常惋惜，責令官員，修復白鹿洞書院，並自任洞主，制定教規，延聘教師，招收生志，劃撥田產，苦心經營。朱熹制定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又稱《白鹿洞書院教規》影響後世幾百年，其辦學的模式為後世效仿，傳至海外的日本、南韓及東南亞一帶，白鹿洞書院譽享海外。清末宣統二年，清廷廢白鹿洞書院名稱，改稱江西省高等林業學堂。
辛亥革命以後，書院遺址曾遭火災，藏書大部分損失。民國七年（1918），康有為曾題寫《白鹿洞書院》橫額，書院也偶有修整，但終又日益頹壞。國民黨軍官訓練團曾一度佔用書院院舍。抗戰時期，又遭到日本侵略軍的破壞，合抱大樹毀壞甚多。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曾表示白鹿洞書院由當時設在南昌的中正大學接管，作為中正大學的永久校舍，但這個計劃並未實現。
新中國成立後，白鹿洞書院得到很好的保護和利用，各級政府先後撥巨款進行三次大的維修，再度興盛。1959年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在廬山申報世界“文化與自然”的遺產過程中是聯合國專家考察下塌首選第一站。
書院學規　　/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的學規，由著名的理學家朱熹所作，反映出了做人在做學問之前的教育思想。正文如下：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
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誌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
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雲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書院景觀/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圖冊
白鹿洞書院建於公元940年，南宋時經朱熹重建擴充，成為中國四大書院之首，“代表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理學家朱熹等中國歷史上的名人都在此講過學。
櫺星門西北隅，不僅有曲徑通幽、山石林泉之美，而且還有“釣磯石”、“漱石”、“鹿眠場”、“流杯池”諸勝跡。在漱石和流杯池上，均因有朱熹手書“漱石”、“流杯池”石刻而得名。“鹿眠場”，相傳唐代李渤飼養的白鹿就睡在這裡。而釣磯石上，也刻有朱熹的手書“釣台”二字。據說當年朱熹常在此垂釣，實際上這里水淺泉碧流急，很少有魚，故明代劉世揚又在石上加刻“意不在魚”四字，可謂中的之妙語。
在禮聖殿的石牆上，嵌有石碑和孔子畫像石刻。禮聖殿東側的朱子祠是為紀念朱熹而建。朱子祠後有一石洞，內有一頭石雕的白鹿。據《白鹿洞志》記載：“初，鹿洞有名無洞。嘉靖甲午(即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知府王溱乃闢講修堂後山，為之築台於上。知府何岩鑿石鹿於洞中。”白鹿洞原是以山峰環合似洞而得名；現有的石洞和石鹿，則是明代嘉靖年間修鑿的。
在朱子祠之東廂，設有碑廊，內嵌宋至明清古碑一百二十餘塊。在這些古代碑刻中，有朱烹的手書真跡，也有署為紫霞真人的明代狀元羅洪先的《遊白鹿洞歌》。這些名跡，筆鋒莊重遒勁，運筆嬌若遊龍；它既是彌足珍貴的書法藝術品，又是具有研究價值的重要歷史資料。
在朱子祠前，與禮聖殿並列的是一座兩層樓閣，即“御書閣”。它是清代康熙皇帝賜給書院匾額及古書後，由南康知府周燦請建的。閣前有桂樹兩株，相傳是朱熹手植；但也有人說是清代建造“御書閣”時種植的。這里古樹濃蔭，陽光穿過樹隙在地面上灑下斑駁的小光圈，風吹樹動，光影搖晃，有如微波蕩漾的湖水，顯得環境清幽，風景宜人。
在櫺星門西北隅，不僅有曲徑通幽、山石林泉之美，而且還有“釣磯石”、“漱石”、“鹿眠場”、“流杯池”諸勝跡。在漱石和流杯池上，均因有朱熹手書“漱石”、“流杯池”石刻而得名。“鹿眠場”，相傳唐代李渤飼養的白鹿就睡在這裡。而釣磯石上，也刻有朱熹的手書“釣台”二字。據說當年朱熹常在此垂釣，實際上這里水淺泉碧流急，很少有魚，故明代劉世揚又在石上加刻“意不在魚”四字，可謂中的之妙語。
白鹿洞書院現存在建築群沿貫道溪自西向東串聯式而築，建築體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磚木結構，屋頂均為人字形硬山頂，頗具清雅淡泊之氣。
整體保護/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是一組古建築群，實行整體保護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何實行整體保護就值得研究。白鹿洞書院的整體保護是真實、全面、完整的保護，是原狀與價值的有效保護，是書院與環境的統一保護，書院關聯文物同書院一樣得到保護，具體來說可以分以下三個方面：
古建築群
白鹿洞書院古建築群以明、清建築為主，包括禮制性建築和實用性建築，還有五個院落的門樓和院牆。
其中櫺星門石坊和鹿洞為明代遺存，禮聖門和御書閣為清代遺構，禮聖殿和祠宇等建築按清製修復，春風樓與書齋為重建。禮聖殿建築規模最大，中軸兩廂建築最小，均為青瓦粉牆，帶有民間鄉土建築特色。書院分五路佈置，自成院落，各有自己的門樓，又能相互聯通，出入方便。對書院古建築群不分年代遠近、價值高低、規模大小，都應全面、系統、完整的加以保護，使其成為一座佈局完整、功能齊全、保存歷史真實的書院。
摩崖碑刻
白鹿洞書院碑刻數量之多，內容之廣，書法之精，在全國除收藏碑刻為主的文保單位外也是罕見的。這些碑刻是白鹿洞書院的史書，真實地記錄了書院的興衰和活動，從史料上充實和豐富了白鹿洞書院的文化內涵，體現了書院文化的特色，具有重大的研究價值。白鹿洞山水間的摩崖題刻，是歷代文人寄情題詠留下的墨跡，為自然景色帶來了人文的、書院的氣息。這些摩崖題刻集文學、書法於一體，具有吟詠和觀賞價值，引人入勝，耐人品味。一塊碑刻，一方摩崖，都與白鹿洞書院的歷史和文化分不開，是白鹿洞書院文化遺產重要的組成部分，應當得到全面、系統、完整的保護。
白鹿洞現存存世碑刻225通，其中古代121通，現代104通。現存最早重建書院碑刻為；明正統七年（1442）《重修白鹿洞書院記》，現存最晚維修白鹿洞碑記為民國九年（1920年），江西省長戚揚所撰《重修白鹿洞祠宇碑記》。最有詩歌意境的碑刻《遊白鹿洞歌》。
書院環境
白鹿洞書院的環境不只是院牆周圍地帶，應是整個三千畝山林所及的範圍，包括那裡的地形、地貌、森林、植被等自然環境和生態環境，也包括其中的橋、亭、古道等人文環境。環境是一個大系統，要以千畝山林為主體劃定書院環境範圍，含卓爾湖、鹿眠場在內，實行全面、系統、完整的保護。
環境保護最重要的是控制新的建設，保護環境範圍內所有的山巒、峽谷、懸崖、巨石、溪流、清泉、樹林、草叢，保護自然和生態的原有風貌，防止建設對環境的破壞。人文環境是歷史遺存，是書院文化的延伸，也是自然風光中不可或缺的人文因素。古橋、古亭、古道不僅有實用功能，而且在環境空間中起著構景、襯景的作用，應當和書院建築一樣得到全面、完整的保護。
白鹿洞書院原有的古道現在已經廢棄了，但應適當修復，保持白鹿洞原有的道路格局。路旁溪邊的農田，宜開發生態農業，保持一定的視廊空間，在古橋上游貫道溪西側興建的碑廊對古道有一定影響，而且空間閉塞，不利於對自然環境和山水風光的觀賞，應當作適當的調整和改造，使景物與環境和諧協調相映成趣。
白鹿洞停車場現設在書院西側大門外，對遊客極為方便，而對環境卻受到損害，是書院環境美中之不足。停車場可遷至進山口與廬山環路交接處，遊客可改乘敞篷遊覽車進山，或步行到書院。這一段曲折迂迴的山路，頗有觀賞價值，作為白鹿洞書院遊的序曲。原停車場多植林木，改建為生態化的遊憩環境。
名人評價/白鹿洞書院
胡適
（圖）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全貌圖冊
1928年，胡適來到白鹿洞書院，並對其贊不絕口。胡適盛讚白鹿洞有兩個原因，一是“白鹿洞書院是最早的書院，是中國書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親定的《白鹿洞規》“簡要明白，遂成為後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在他的《廬山遊記》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論斷：“廬山有三處史蹟代表三大趨勢：（一）慧遠的東林，代表中國“佛教化”與佛教“中國化”的大趨勢。（二）白鹿洞，代表中國近代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三）牯嶺，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大趨勢。
劉少奇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劉少奇同誌曾由武漢到達廬山白鹿洞書院，住在御書閣，從事革命活動。1959年8月劉少奇主席再次來到白鹿洞書院，舊地重遊非常高興，據當時陪同來的原九江專區專員朱冰同志回憶：“8月19日上午，我接通知乘車到廬山腳下威家公路邊迎候少奇同志。會車後，一同沿公路南行”。“當時進書院沒有公路，要走三、四里路。少奇同志堅持前往，他一下車，就順手在隨從人員手中接過一頂草帽，戴在頭上，興致勃勃地同大家一起走著山村田埂羊腸小道”。“進院時，大家都已汗流浹背。”走到藏書閣前，他若有所思地說：“我曾在這裡住過，當時上面有不少書哩。”因閣樓維修，藏書已轉移到星子縣文化館保存，不再保存在御書閣裡。

8.千年岳麓書院 @ Tony 老爹 的 family tour :: 隨意窩 Xuite日誌 - https://goo.gl/ZvRcH0

湖南「嶽麓書院」: 中國最古老的四大書院之一
湖南「嶽麓書院」: 中國最古老的四大書院之一 @ 這是我的部落格 :: 隨意窩 Xuite日誌 - https://goo.gl/3gXfFj
******《自西園登山》******
雨後溪重碧，木落山增明。西風肅群物，感此秋氣清。
振衣千崖表，俯瞰萬籟生。匪生幽遐慕，政爾未忘情。
*******《立春偶成》*******
律回歲晚冰霜少，春到人間草木知；便覺眼前生意滿，東風吹水綠參差。
******《評諸葛亮詩》******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舍。方臥南陽，若將終身。
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
我奉天討，不震不竦。維其一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
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作者 : 張栻(1133－1180年) ，南宋學者，曾任嶽麓書院教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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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嶽麓書院」的大門入口 : 嶽麓書院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創建於北宋開寶九年，西元976年。清光緒時代1903年，書院改名為「湖南高等學堂」，1926年易名「湖南大學」並延用至今。書院大門對聯上書「惟楚有才，於斯為盛」，顯示這所學府在作育英才方面，曾經有輝煌傲人的貢獻。)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距今約1,100年前的北宋時代，有一位家境貧寒，啟蒙卻甚早的學者汪洙(字德溫，鄞縣人)，九歲稚齡便精通詩詞歌賦，於鄉里博得「小神童」美稱。某日小神童來到一所學堂，看見教室破舊不堪，老師和學生都顯得無精打彩；於是順手撿起一個石片，在教室牆外寫了一首詩 : 「門徒夜夜觀星象，夫子朝朝雨打頭；多少公卿由此出，誰人肯把俸錢修。」小神童的舉動很快傳到了縣衙門，縣太爺立即傳喚往見。當一個衣衫襤褸、其貌不揚的小娃兒出現時，縣太爺頓感失望不已，態度也顯得非常怠慢。小神童見此情況，隨口便作一詩 :「神童衣襤褸，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縣太爺聞之暮然醒悟，當即一改輕藐的態度，重新以上賓之禮接待「小神童」。
提起汪洙，或許多數人都感到陌生，但是他所著一首長達九百字，被認為可與「三字經」分庭抗禮的「神童詩」，其中許多名言卻是人人耳熟能詳，至今還經常被引用著，諸如 :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錦衣歸故里，端的是男兒；一支梅破臘，萬象漸回春；過江千尺浪，入竹萬杆斜；人在豔陽中，桃花映面紅；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詩中那兩句「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可說影響了後代萬千學子。如果汪洙「小神童」的故事引發了您的好奇心，希望進一步了解，他那個年代的學子們，究竟在何種教育環境下治學 ? 答案，或許可由湖南長沙「嶽麓書院」窺得一斑。
千年學府「嶽麓書院」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辦書院起於唐朝，即唐玄宗開元六年(西元718年)創設的「麗正脩書院」。到了北宋，書院制度開始進入全盛時期，並出現中國最著名的四大書院，它們是湖南長沙「嶽麓書院」、江西廬山「白鹿洞書院」、河南商丘「應天書院」、河南嵩山 「嵩陽書院」。這四大書院有著共同的特色，即歷史悠久、規模宏大、講座知名、人才輩出，並且獲得學人稱讚、官府褒揚、朝廷賞賜等諸般殊榮。在四個書院中，又以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最受古今學人的推崇。「嶽麓書院」創辦於北宋開寶九年(西元976年)，歷經了宋、元、明、清四個朝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古老的書院之一。清末光緒年間(西元1903年) ，嶽麓書院更名為「湖南高等學堂」，後改為「湖南高等師範學校」，1926年定名為「湖南大學」，之後便沿用迄今。從「嶽麓書院」一脈相承至湖南大學，前後歷經了一千餘年，因此嶽麓書院又被稱為「千年學府」。
(嶽麓書院二門正上方懸著「名山壇席」橫匾，兩側對聯為「納於大麓，藏之名山」；二們的背面，則有「瀟湘槐市」橫匾，兩側對聯為「地接衡湘，大澤深山龍虎氣；學宗鄒魯，禮門義路聖賢心」。)
「人格力量」貫注嶽麓書院
中國歷史的朝代多達數十個，其中最長壽的周朝為772年(西元前1027－256年) ；最短命的五代十國之後漢，僅存在了4年(西元947-951年)。而嶽麓書院卻能夠綿延長達千餘年，這種穿越時空的能耐，不得不令人嘖嘖稱奇。中國大陸當代文學大師，名教育家余秋雨(1946年－) 在所著《山居筆記》第五章「千年庭院」，將嶽麓書院的「長壽秘訣」，歸諸於它擁有「人格力量」。
余秋雨認為 : 「人格力量，是一個教學或研究機構的靈魂；一旦散了魂，即使名山再美、學田再多，也成不了大氣候。嶽麓書院所制訂的學規、學則、堂訓，都是從道德修養出發，對學生行為規範提出要求，最終著眼於如何做一個品行端莊的文化人。」他並指出 : 「歷代嶽麓書院的主持者，所講授的經、史、文學，皆以文化人格的建設為依歸；後來成為該書院學術支柱的『宋明理學』，在很大程度上可視為『文化人格學』。山明水秀、書聲琅琅的嶽麓書院，也就成了文化人格的冶煉所；書院將教學、學術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設和傳遞，三者融合成為一體。」
嶽麓書院生命的延續
嶽麓書院在清末1903年，更名為「湖南高等學堂」後，便步入了「中華民國」殿堂，接著又走進「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今日，在遊客們的眼中，嶽麓書院或許只是一個觀光景點；但在實際上，它堅強的的生命卻依然在延續中。嶽麓書院目前是湖南大學的一所學院，下轄「人文社會科學、國學、湖湘文化」三個碩、博士班研究所；開授的課程包括 : 「專門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古代史、中國哲學、中國近現代史、歷史文獻學、史學理論、史學史、考古學、博物館學」等。有了嶽麓書院的堅固基石，因此湖南大學在「宋明理學、中國書院史、湖湘文化史、中國禮制史」等領域之研究水平，在中國大陸學術界處於領先地位。
(湖南大學 : 嶽麓書院為湖南大學的前身，目前仍為湖南大學25個學院之一，下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等，四個碩、博士班研究所。)
嶽麓書院的珍貴文物
嶽麓書院地址為「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區麓山路273號」，也就是在湖南大學的校園內。書院佔地面積21,000平方米，入院參觀門票為人民幣50元。嶽麓書院的主體建築包括 : 「大門、二門、講堂、半學齋、教學齋、百泉軒、御書樓、湘水校經堂、文廟」等。書院保存了大量的碑匾類珍貴文物，諸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書--嶽麓書院碑」、「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學達性天」、「道南正脈」、清刻朱熹「忠孝廉潔碑」、歐陽正煥的「整齊嚴肅碑」、王文清的「嶽麓書院學規碑」等。嶽麓書院的古建築群，可分為教學、藏書、祭祀、園林、紀念五大格局；書院內的花草樹木與庭園景觀，可用「奇、珍、幽、美」四字來形容。
孕育人才知多少
嶽麓書院大門對聯「惟楚有材，於斯為盛」，道盡了千年來人才輩出的事實。在早期，嶽麓書院培養的人才，以學術界和教育界為主；明、清、民國初年期間，可說是嶽麓書院人才的鼎盛時期，從那兒走出去的政治、經濟、軍事、學術各領域佼佼者，對日後的中國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那些耳熟能詳的人物包括 : 王夫之、彭龜年、游九功、胡大時、吳獵、陶澍、彭浚、賀長齡、魏源、曾國藩、曾國荃、左宗棠、胡林翼、劉長祐、劉蓉、郭嵩燾、唐才常、熊希齡、楊昌濟、范源濂、程潛等。
嶽麓書院走過千年歲月、橫跨多個朝代、換過不同名稱、孕育無數人才，如今老當益壯，仍然在延續著春風化雨的歷史任務。走一趟嶽麓書院，無法奢望在短短幾小時內，便能了解它千年的豐功偉績；但是在穿於梭庭園美景、輕撫碑匾石刻、緬懷歷史人物之餘，卻多少能沾上一些書卷味，吸進幾口地傑人靈之氣，裝回滿腦子珍貴的回憶 !
(嶽麓書院的「千年學府」匾額 : 書院歷經宋、元、明、清、民國各時期，更名為湖南大學後，仍繼續不斷培養優秀人才，可謂「歷史基業、滄桑千年、一脈相承、弦歌不輟」，故而贏得「千年學府」之美稱。)
(嶽麓書院的「御書樓」: 「御書樓」位於書院後方中軸線上，為書院三個組成部分之一；建立於清康熙25年，書樓內收藏了典藉圖冊、朝廷御書等，總數達一萬四千餘卷。)
(湖南大學校園內的毛澤東銅像 : 毛澤東早年曾就讀「湖南高商」，但由於英文程度不夠，一個月後遭退學；隨後進入「湖南第一師範」畢業。原「湖南高商」後改名「湖南商專」，與「工專」、「法專」合併為「湖南大學」。今人則牽強附會，認定毛澤東是「湖南大學校友」，並於校園立銅像以紀念此一「偉大校友」…這真是所謂 :「富在深山有遠親，窮居鬧市無人問」矣 !? )
(嶽麓書院的「爱晚亭」: 爱晚亭建於清乾隆57年，原名「紅葉亭、愛楓亭」，因周遭遍植古楓而得名。後根據唐代大詩人杜牧《山行》一詩 :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的意境改名為「愛晚亭」。據稱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求學時，經常前往「爱晚亭」遊覽；後人遂於亭內立碑，上刻毛澤東《沁園春•長沙》詩句。)　　
(嶽麓書院的「麓山寺碑」屋，內為唐代大書法家李色的「麓山寺碑」文，西元 730年落筆刻石；原置於古麓山寺，後移至岳麓書院。其被認為是為中國書法藝術史上，「北派書法」的代表性作品，也是佛教文化南傳之後，與儒、道文化融合，以及相互影響的歷史印證。)
(此即為唐代大書法家李色的「麓山寺碑」文)
(嶽麓書院「自卑亭」: 清康熙27年，長沙郡守趙寧在路旁修建「自卑亭」，供往來行人歇足之用；亭內嵌有《自卑亭記》等碑刻，為清代嶽麓書院負責人，時稱「山長」車萬育題書。)
(嶽麓書院的「千年論壇學者」:列名者均為曾在嶽麓書院任教、講學的當代著名學者，包括 : 許倬雲、余秋雨、傅聰、張五常、楊福家、星雲大師、李學勤、金庸、樊剛等。)
(嶽麓書院整個建築可分為「教學、藏書、祭祀、園林、紀念」五大類，園林景觀則具有「柳塘煙曉、桃塢烘霞、桐蔭別徑、風荷晚香、曲澗鳴泉、碧沼觀魚、花墩坐月、竹林冬翠」八大特色；書院整體風光以「奇、珍、幽、美」形容毫不為過。)
(滿清建政初期，為了防範知識分子造反，一度對各地書院採取壓制政策，曾經下令：「各所屬部門應督促教師、生儒，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不得別創書院。!」其後隨著皇權日益鞏固，對書院的抑制政策才逐漸放鬆。嶽麓書院走過這一段坎坷經歷，也見證了學術與政治在歷史洪流中的糾葛與互動。)
(嶽麓書院的「講堂」: 講堂位於書院的中心位置，是教學和舉行重要活動的場所。南宋理學家張栻、朱熹二人，曾在此舉辦「朱、張會講」，吸引了大批學子前往聽課。史書曾有如此的記載 : 「方其盛也，學徒千餘人；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
(嶽麓書院的「文廟」: 文廟即孔廟，唐玄宗開元27年，御封孔子為文宣王，因此孔廟在當時被稱為「文廟」或「文宣王廟」。嶽麓書院的「文廟」，是歷代書院負責人「山長」宣揚儒教的場所；其發揮了「崇尚聖人、規礪勸戒、踐履識禮」之功能。)
嶽麓書院「赫曦台」 : 南宋大學者朱熹在嶽麓書院講學期間，經常登上嶽麓山觀日出，並於《雲谷山記》寫著「余名嶽麓山頂曰赫曦…」；當時的「山長」張栻遂築台于山頂，並請朱熹題字「赫曦台」。)

帶著英雄所見略同的魄力，政大、東海與清華大學不約而同成立了「書院」。這一股趨勢能否重拾教育本意，培養出完整人格、結合知識與社會實踐的大學生？
秋風吹過成排楓香的樹梢。沿著政大後山拾級而上，政大書院新落成的住宿學習據點「山居學習中心」，靜靜躲在自強九舍一角。
陽光灑落木質地板，牆上錯落著哲學家卡謬、馬克思的畫像，女學生隨手從架上抽出一本《大學精神》，陷入沈思。
　今年政大書院推動「住學合一」，近九百位男女大一新生，首次集體住在後山，共用餐廳、一起生活。
「生活就是最好的學習，這是政大書院的第一步，」大鬍子哲學系教授、書院執行長林從一指出，住宿裡的「環境教育」是全人教育的關鍵，卻長年遭到忽視，「除了辦消防講習，學校可以做得更多。」
多數獲得教育部「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計畫」的學校，都拿經費蓋大樓、修宿舍，然而，政大、清大為了打破宅男、宅女文化，則投注千萬經費推動「學宿合一」書院制度。沒有獲得公費補助的東海，則靠眾多校友捐助成立「博雅書院」。
這幾所大學飛到美東長春藤名校哈佛與普林斯頓大學，考察其住宿學習制度。
讓他們印象深刻的是，哈佛大一新生不僅全數住宿，對宿舍更有強烈認同，就像《哈利波特》書中的魔法學校霍格華茲，每棟宿舍各有獨特的logo、旗幟與文化；學生彼此見面問的不是「你讀什麼系？」而是「你住哪個 house？」。前往考察的老師們發現，宿舍認同讓學生更有歸屬感，住宿學習接觸到的多元同儕，更是全人教育的厚實土壤。
取法長春藤名校，打造住宿分類帽
今年開始，政大等校也小規模移植了長春藤名校的住宿制度。
政大今年就採取類似《哈利波特》書中的「分類帽」概念，進行宿舍分配；「把各系同學打散，學生上網選室友，甚至依照作息和興趣配對，」住宿組組長林秋霞說道，這不僅有效減少因作息不同產生的摩擦，宿舍也出現「吉他寢」等特色寢室文化。
除了形塑認同與歸屬感，良好的宿舍生活更能穩定學生情緒、幫助學習。
政大書院引入宿舍導師(master）與輔導員(tutor)制度，讓學校職員的角色從刻板的行政人員，搖身一變成為學生生活學習上的老師。
不僅設立專職輔導員長住，書院每層樓更有兩位高年級學生擔任「家爸」、「家媽」，從開學前聯繫新生，提供課業輔導與生活照護，讓新生順利由高中生活過渡到大學生涯。山居學習中心每週兩天更有專業心理師駐點，提供學生心理與情緒上的諮詢。
不少實證顯示，大學生如果能提早學會情緒管理，較能適應變化多端的職場環境，有助工作的穩定度和發展性。
專長管理心理學的副學務長鍾昆原就曾遇到不少企業老闆抱怨，公司七年級生無法與同事相處而選擇離職。
他分析，成功的宿舍教育讓學生學會與室友溝通、面對與解決問題，不再只是隱忍或換寢室逃避，對職涯與人生都有深遠影響。
教授「Long Stay」，重尋為師之道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一千年前，唐代大思想家韓愈為千古教師立下了典範。
這幾年，教授重研究、輕教學情況嚴重，大學原有的教育精神棄守，師生關係逐漸凋零。
「看看學生的畢業紀念冊，有兩位教授和學生合照就不錯了，」一位國立大學校長感嘆道。
然而，學生面對的卻是一個充滿危機、困惑的未知年代。
有人說職場七年級生很「宅」，許多老闆更抱怨他們動不動就離職、逃避問題。其實，他們在大學就對未來充滿迷惘，學習之路沒人替他們「解惑」。
大學老師的角色，已到了不得不改變的時刻。面對變動年代，學生渴望更多的引導與陪伴，教授更須尋回千年來的為師之道。書院制度，正提供了學生與老師密切互動的管道，也能讓學生站在巨人肩膀上看世界。這一天，政大學生宿舍非常熱鬧，副學務長鍾昆原、廣告系副教授陳文玲搬上後山，住進男女生宿舍long stay，老師們偶爾和學生漫步下山，談天說地。
林從一懷抱理想說道，他們想模仿古希臘時代蘇格拉底和學生們的互動，每天接觸，學生有任何生命的疑惑，就能請教老師，「製造老師與學生生活上的接觸非常重要。」
東海博雅書院更是用極高的師生比，關注個別學生的差異。一般大學師生比約二十五比一，但東海為每十位書院生安排一名導師，重建創校初期緊密的師生關係。
不只學生獲得呵護，老師也有收穫。生命科學系教授卓逸民擔任書院導師，每星期花兩個小時與書院導生相處，「自己在研究之外，重新找回老師那份教學、輔導的熱情。」
十月中旬，博雅書院新生座談會午後，斜陽從鳳凰樹縫暖暖灑滿一地，十一名書院導師與百位家長分散圍坐，熱切討論書院生「剛滿月」的學習情形。
一位遠從新竹南下的母親，擔心女兒無法兼顧建築系與書院課程，焦急詢問導師，導師馬上親切叫出學生姓名細心安撫，「台欣的學習情況很不錯......。」老師、家長、學生的密切互動是大學很難得遇見的畫面。
自學與社會實踐合一：這樣才叫大學生！
但全人教育的培養，不能只仰賴住宿文化的建立，如何增強學生的全球競爭能力，則是另一項關鍵。
隨著知識爆炸半衰期縮短、學生一生可能轉換八種職業，大學更意識到要培育學生具備自學、面對世界的能力。
一反過去最優秀的老師只做研究、或只教研究生的情況，今年政大由校長吳思華和三位院長帶頭為新生開課，也要求資深與績效良好的五十位特聘教授，親筆承諾在研究外，必須開設通識課程，教授大學生。
吳思華上的是「大學入門」的通識課，他與大一新生激盪思辯「如何學習」、「大學的意義、理念與社會責任」、「什麼叫人生的成功？」，讓大一新生一踏進校園就看到最好的典範、學會自主學習。
東海更是強調，這一代學生必須有廣博的知識、承擔世界公民的責任。
「博雅教育目的不只在培養完整的知識，更在培養完整的人格，」東海大學校長程海東說。
東海刻意打破系級壁壘的專業分工。博雅書院的一百零四位院生，來自三十四個不同科系，哲學系與工業工程系同學一起學習。
博雅課程更強調強化學生體能與社會參與，例如帶領學生騎腳踏車深入各鄉鎮、投入社區服務。
明年八月，十五位書院生將攀登喜馬拉雅山五千公尺基地營、自行募款並親手幫助尼泊爾山村設立圖書館。
「我們不是帶學生出去玩，而是在自我挑戰中實踐社會服務，」博雅書院籌備處主任王偉華意味深長地說，「讓學生覺得自己有價值，對社會有責任，孩子的回應會超乎你的想像。」
全人教育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時間與資源，是一條艱辛而充滿挑戰的道路。
東海、政大與清華都在實驗，成敗未知，卻是個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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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唐代民間和官府書院的出現，歷經五代、宋、元、明、清的發展，神州大地先後出現過7,000餘所書院，成為讀書人文化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詔令改書院為學堂，走過千餘年的發展歷程。
書院之名始於唐玄宗時，其起源有官民兩途。民間書院源出於讀書人個人的書齋。與書齋不同的是，書院向社會開放，成為公眾活動的場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間。由私密而公眾，這是書齋與書院的分野。官府的麗正、集賢書院，由朝廷整理圖書典籍的機構脫胎而來，設有學士、直學士、侍講學士、修撰、校理、知書、書直、寫御書、拓書手、裝書直、造筆直等職，集藏書、校書、刊書、講書等於一體，以學術文化事業為主，而無具體的政務，這就是作為官府的書院與一般政府職能部門的區別所在。
唐五代時期，文獻記載的書院只有70所，在中國書院發展史上，只能作起始階段。從民間讀書人的書齋和朝廷整理經史典籍的官衙中脫胎出來的書院，帶着官民兩種傳統，並在兩者的關愛和影響下，發育成長起來，具有其作為文化教育機構的初期形態。
兩宋時代書院受到重視，創建711所。南北宋書院的發展各有特點，北宋以「天下四大書院」為代表，分別是嵩陽書院與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睢陽書院，強化教育教學功能，書院作為學校的一種，得到社會的認同；張栻、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在「南宋四大書院」的講學，帶來了學術的繁榮昌盛，使學術與書院的一體化得以完成；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通行天下，更有典範作用，從此書院與教育、學術結合，形成魅力無限的文化人格特徵，影響着中國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
明代江南四書院，清代的省城書院，地方特色書院等，它們作為旗幟，可以指引發展方向；作為尺規，可以揭示時代追求；作為代表，可以體現文化內涵的豐富多彩。
書院不僅是一個教育機構，它還是一個文化組織。講學、藏書、祭祀作為書院的三大事業，歷來受到重視；但以往的注意主要集中在教學，多以教育的視野而將其定位於服從教學的活動。但在文化研究、創造的成分更大；而且藏書是一種文化積累，師生借閱是圖書流通，屬於文化的傳播，如果用以著書立說，則又有了研究、創造的因素。此外，祭祀在為生徒樹為榜樣的同時，又傳遞着學術追求的資訊，反映當地的學風和各個時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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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院 - https://goo.gl/hwh4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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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書院制度
書院
　　書院是我國封建社會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爲中國教育史上與官學平行交叉發展的一種教育制度，它萌芽於唐末，鼎盛於宋元，普及於明清，改制於清末，是集教育、學術、藏書爲一體的文化教育機構。它在系統地綜合和改造傳統的官學和私學的基礎上，建構了一種不是官學，但有官學成分，不是私學但又吸收私學長處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官學和私學相結合的產物。自書院出現以後，我國古代教育便發生了一個很大變化，即出現了官學、私學和書院相平行發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勢，直到清朝末年，它們之間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滲透與融合，促進了我國古代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繁榮。書院在中國大地上存在了1000餘年，成爲中國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觀。　　
本段中國古代書院發展之軌蹟　　
書院制度的起源
　　書院之名始於唐代，分官私兩類，但都不是聚徒講學的教育組織，前者如集賢殿書院爲藏修書之所，後者爲文人士子治學之地。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國家由強盛走向衰落，政治腐敗，民生凋敝，文教事業也受到嚴重沖擊，官學廢馳，禮義衰亡。於是一些宿學鴻儒受佛教禪林的啟發，紛紛到一些清靜、優美的名勝之地讀書治學。此後，歸隱山林、論道修身，聚徒講學之風逐漸興起。真正具有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至五代末期也基本形成，北宋初年才發展成爲較完備的書院制度，成爲中國傳統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書院制度的確立
　　到了宋代，國家重歸統一，社會生產得到了恢複和發展，人民生活相對穩定，士心開始向學，由於統治者忙於拓疆守土，無暇顧及興學建校之事，隻重科擧對現有人才的選拔和吸收，以滿足立國之初的一時之需。因此在建國近百年的時間里，官學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正是在此背景下，書院才以其強大的生命力穫得較大的發展，並確立了自己作爲一種重要的教育組織形式的地位。宋代書院的發展軌蹟，大致可分爲三大階段：
　　宋初的勃興
　　宋立國後，暫時無力顧及振興官學，因而對著名私學采取“贖買”政策，始爲官私聯營的學校模式出現。宋初的六大著名書院即爲代表。
　　中期的消沉
　　北宋三次興學期間，官學空前興盛；且重在改革的實踐理性成爲主流，純學術的研究日漸消沉，因而書院不彰，連著名的六大書院也破敗停辦或改爲官學。
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書院
　　南宋的大盛
　　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傾軋和科擧的腐敗，致使南宋的官學形同虛設。更由於朱熹等人對書院卓有成效的複辦和理學的流行，書院又日漸昌熾。
　　宋代書院普遍訂立了比較完備的條規，這是書院制度化的重要標志，其中朱熹親自擬訂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成爲書院學規的典範。　　
書院制度的官學化
　　到了元代，統治者爲緩和蒙漢民族的矛盾，籠絡漢族士心，對書院采取保護提倡的政策，同時也逐漸加以控制，使元代書院日益呈官學化趨勢。
　　控制書院辦學的領導權
　　元代書院的中後期，其山長或洞主由朝廷或地方政府委任，或派員出任，他們是朝廷命官，納入官制系統。
　　控制書院師資延聘權
　　元代書院的直學、教授等須經禮部、行省或宣慰司延聘、審批或在朝廷備案。
　　控制書院經費使用權
　　元政府通過給書院調拔錢物，遣員到書院監督使用，對經費進行控制。
　　此外，元政府還對書院的招生、考試、畢業後的出路等方面嚴格控制。元政府采取這些措施，逐漸使書院失去了其自由講學的特質，最後與官學無異。它賴以生存，飲譽於世的學術特色逐漸由淡化到消失，最後淪爲科擧的附庸。不過，元代政府對書院改造所持的極爲審慎的理性克制態度，值得注意。　　
書院制度的勃興與毁禁
　　明代書院的發展“經歷了沉寂——勃興——禁毁的曲摺道路”。
嵩陽書院
　　　　嵩陽書院
　　明初的沉寂
　　明初因政府重視發展官學，提倡科擧取士，使官學興極一時，書院備受冷落，近百年不興。
　　中期的複興
　　明中葉以後，因官學空疏，科擧腐化，書院教育由此複蘇，嘉靖以後，發展到極盛。
　　後期的沉淪
　　由於書院研究學術特質的複歸，書院講學的政治色彩愈來愈濃，“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統治者深感“搖撼朝廷”。明代後期，當權者先後四次禁毁書院，嚴重地戕害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尤其是，“洞學科擧”的創設，使書院、官學、科擧逐漸融爲一體。　　
書院特質的消失與改制
　　清初，統治者爲壓制輿論，消除南明的複國情緒，對書院嚴加限制，但禁而不絕，不過這時的書院已經同官學沒有什麼區别，從元代開始的書院官學化傾向，到清代達到極致。清代書院學習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制藝，目的是參加科擧考試，穫取功名，完全喪失了書院原有的教學風格與學術研究的性質，其獨立性和自主性已所剩無幾。
　　鴉片戰爭之後，閉關鎖國百餘年的“天朝大國”的大門終於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所打破。在“師夷制夷”的洋務運動中，洋務學堂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改革舊式書院就成爲大勢所趨。在此情形下，清政府終於采納了張之洞、劉坤一的建議，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下詔將各省城書院改爲大學堂，各府書院改爲中學堂，各州縣書院改爲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至此書院制度走完了近千年的曲摺曆程之後，最終匯入了近代學校教育的洪流之中。　　
編輯本段中國古代書院制度　　
形成機制
　　書院的出現絕非偶然，它不僅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源流密切相關，而且與封建經濟的發展及期獨特的政治結構緊密相連。
　　中國封建社會以儒家文化爲核心，孔子首創儒學，後經漢代“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由此成爲官方哲學和統治方略。隋唐以後，儒、佛、道三教鼎立局面形成。爲與佛、道抗爭，再創儒家教育的真精神，宋代新儒家無可避免地要擔此重任。當然，宋代理學家，並非盲目的排斥佛、道，而是理智地吸收佛、道的某些思維。
　　到了南宋，由於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傾軋，科擧的腐敗，導致社會動盪不安，有識之士，紛紛避居鄉野民間，創辦書院，潛心研究學問，力圖再造先秦儒學的自由講學之風，借以化解各種社會矛盾，矯治社會弊病，以複興華夏民族。
　　正是由於上述因素，書院才在宋代形成而勃興，它是中國古代私學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是私學的制度化階段，爲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傳承和傳播做出了歷史貢獻。　　
辦學特質
應天書院
　　　　應天書院
　　書院是介於私學與官學之間的一種特殊的教學組織形式，它具有“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征。具體而論，其辦學特質可以歸納爲：
　　官方的認可、扶助
　　從曆代書院的確立來看，往往與皇帝賜匾額，經書或學 有關。宋初的六大書院皆是如此。
　　注重藏書、讀書
　　宋代“書院之所以稱名者，蓋實爲藏書之所” ，而藏書的目的自然是爲了讀書。
　　自由講學，研討學術
　　宋明的書院，更多地承襲了私學講學自由、各有所本之風習，以傳播學術思想爲職志，宋代理學的流行與書院自由講學，研討學術的追求密不可分。
　　堅守儒理，與佛、道爭勝
　　書院是“三教”鼎立、爭鬥和兼容的產物之一，可爲印證的是書院的確立正好是佛、道式微的開始。書院大多選址於名山大川、風景優美之地，這與佛、道的抗爭與影響不無聯繫。　　
教學方式
　　講演辯論
　　中國書院十分重視學術講演，其形式有“升堂講說”、“學術會講”等。書院大師除了闡發自己的學術見解外，還十分重視不同學術觀點的論辯交流。明代後期的顧憲成、高攀龍就特别制訂了書院會講制度、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並訂有“會約”、“會規”，以道義相磋磨，學術相珍重。
　　自修問難
　　除學術講演外，書院教學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學生自修研究和質疑問難。書院藏書豐富，這爲學生自由讀書和獨立鑽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認爲，除集體講演外，書院的老師的職責就是指導學生自修讀書，強調讀書須有疑，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當請教大師，這就叫做“質疑問難”。朱熹創造的讀書六條（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研究探討
　　書院以學術探究和理智訓練爲根本。無論是大師講演，還是學生自修，都十分明顯地體現了注重學術探討的研究精神。書院作爲知識分子求知問學的精神家園，努力將學術研究與教育活動結合起來，他們一方面通過學術研究深化學理探討，促進教學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教學和學術研究培養人才，擴大學派影響。正是這樣交互遞進，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思想和學術的發展。　　
組織管理
　　在組織管理上、書院也與普遍學校有所不同：
　　管理機構精簡化
　　與私學一樣，書院隻有一位明確的主持人。其名稱有洞主、山長、堂長、院長等，主持人往往是學派宗師，講學釋難爲主要職責，而管理實爲兼領。有些規模較大的書院，雖增設副講、管幹、典謁等職，但專職人員極爲有限，往往由書院學生輪流分任，相較於官學，書院冗員極少，且有吸收學生參與管理的特點，或稱“高足弟子代管制”。
　　管理原則民主化
　　與普通私學一樣，書院師生均可來去自由，較少專制性的處罰。書院主持人的產生，多爲公推，而非官委。有些書院曾明文規定。主持者“不稱職則更易”，還有“按季更易”的條例，不搞終身制。
　　管理方式學規化
　　由於書院的管理人員少，而師生又朝夕相處，所以制訂一套共同遵守的學規來進行自我約束，自我教育實屬必要。書院的學規大體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指出爲學的方向；二是爲學、修養和待人處事的准則、方法；三是規定犯過的懲治。
　　最負盛名的學規有：朱熹所訂《白鹿洞書院教條》和呂祖謙所訂《麗澤書院學規》。　　
編輯本段書院與官、私學比較
　　由於書院具有“非官非私”和“既官既私”的特點，因而書院與官學相比，多有不同；與私學相較，也有所别。　　
與官學之比較
　　與官學相比，書院從以下幾個方面與官學多有不同：
嶽麓書院
　　　　嶽麓書院
　　從教師來看，官學的教師都是由朝廷任命，屬封建王朝的官吏；書院的教師則由地方聘請推薦，多爲德才兼備的學者、士大夫，有的雖是朝廷命官，但作書院教師僅爲兼職。
　　從學生來看，官學學生來源多爲官宦子弟，等級性強，且需嚴格考試方能入學；書院的學生則來去自由，沒有等級尊卑之别，入學也無須什麼考試。
　　從教育内容來看，官學教授的内容多爲朝廷核定的教材，内容較爲固定、單一；書院教學内容取決於該書院的特點及山長，主講教師的所長，一般山長或主講教師的講授内容，決定於書院傳授知識及學術的主流，因而教學内容較爲靈活、寬泛。
　　從教學組織形式來看，官學的教學比較呆板、單調；書院教學比較靈活、多種多樣。特别是書院的“講會”制度，成爲書院的重要教學形式，這也是書院區别於官學的重要標志。　　
與私學之比較
　　書院自產生之日起，便與私學有天然的聯繫，其共通點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它同私學一樣，是由民間集資創辦的，不屬官方之列，具有很強的獨立自主性；其二，同私學一樣，書院是向下層社會開放，面向鄉間的；其三，同私學一樣，書院是以平民子弟爲培養和教育對象；其四，與私學一樣，書院主要是一種素質教育，不以科擧仕進爲辦學目的。
　　在這些帶根本性的問題上，書院與私學有着不可分離的内在聯繫，從一定意義上說，書院是從私學脱胎而來，但書院又不是一般的私學，這已不是對私學經驗的直接搬用，而是對私學進行了深刻的變革，是一種獨立於官學和私學兩大教育系統之外的另一種新的教育系統。
　　誠如前述，作爲一般的私學，基本上都處於一種自發性的狀態，它還未形成一套長期穩定的完備的教育規則，具體表現爲：其一，沒有固定的校舍和教育設施；其二，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其三，沒有專門的圖書藏所，更不具備印刷圖書、講義的條件；其四，沒有相應的教學計劃和規章制度；其五，是一種手工業式的辦學方式，因此不可能像官學那樣進行分班教學；其六，沒有任何形式的考核體系，缺乏強有力的教育管理制度，學校處於一種無組織的松散狀態等等。而書院則不同，它站在當時歷史的高度上，對官學和私學進行了全面的審視，並進而對這兩種教育制度進行了綜合與改造，從而形成了一種既非私學又非官學的獨具特色的教育組織形式。
　　書院與一般私學不大相同的是：
　　書院既有固定的校舍和教學設施，又有專門的圖書藏所，不僅校舍宏偉，而且藏書極爲豐富，這是一般私學所難以達到的。
　　書院有固定的教育經費作保障，建立了類似於官學的以學田爲中心的教育經費體系。書院穫取學田的渠道有二：一是民間捐獻，二是政府拔賜。這是書院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前提，這也是一般私學所不具備的。
　　書院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建立了類似於官學人員編制和崗位。每人根據自己的崗位職責，分别負責學生的授課、考核，生活和書院的經費、祭祀、保衛安全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書院的學生也參與管理，如直接管理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的堂長、管幹、學長、齋長等，都由學生擔任。
　　除此之外，書院還制定了一系列獨有的頗具特色的教條、學規、學訓等，把得之於管理實踐的一系列經驗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這是書院走上了制度化的重要標志。
　　綜上所述，書院雖與私學有着天然聯繫，但又與私學有别；它既與官學有質的區别，但又吸取了官學中的許多積極成分，與官學有一定聯繫，書院正是在廣泛吸取了私學和官學的有益經驗基礎上進行成功的改造之後，才形成的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教育制度，它是中國生活發展緊密 古代社會近千年來一種重要而特殊的教育組織形式，它在教育中所起的極其重要的作用，始終是官學和一般私學所不能達到，也是它們所不能取代的。　　
編輯本段中國古代著名書院
　　書院之名起於唐開元六年（718）麗正修書院，十三年改集賢殿書院。置學士，掌刊刻經籍、征集遺書、辨明典章，以備顧問應對，是政府的祕書機關。
　　北宋有六大書院。
　　白鹿洞書院：原址江西廬山五老峰東南，爲唐李渤讀書隱居之地，後李渤任江州刺史，於其地建台榭，名爲白鹿洞。南唐時就遺址建學館，稱廬山國學。宋初改名白鹿洞書院。太平興國二年（977）詔賜國子監刊“九經”。南宋朱熹爲南康軍守，手訂學規，講學其中。明清仍爲書院。
　　石鼓書院：原址湖南衡陽石鼓山。唐元和間李寬建屋山顛，讀書其中。宋至道間李士真就遺址重建。景祐間仁宗賜名石鼓書院。
　　嶽麓書院：原址湖南長沙嶽麓山，宋開寶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創建，有講堂、齋舍及藏書樓。南宋張拭、朱熹曾講學其中。
　　嵩陽書院：址河南登封太空山。原名嵩陽寺，建於北魏，五代後周改爲太乙書院。仁宗景祐二年（1035）更名爲嵩陽書院。清康熙時曾重建。
　　應天府書院：址河南商丘。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曹誠就其地築學舍百五十間，聚書一千五百餘卷，廣招生徒。範仲淹曾應晏殊之聘於此執教。院址屬應天府治，因爲名。又商丘舊名睢陽，故亦名睢陽書院。
　　茅山書院：處土候遺所建，在江蘇江寧，教授生徒兼飲食之。南宋書院極盛，主要有四大書院。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爲北宋原有，經朱熹、張拭等振興。麗澤書院是呂伯恭講學之地，象山書院爲陸九淵講學之地。元代書院多由官辦，近於地方學校。明代初年太祖曾設誅泗、尼山書院，不甚發達。後書院又四遭禁毁。
　　明末東林書院最爲著名，影響頗大。址江蘇無錫。北宋楊時講學於此，元代廢爲僧舍，明萬曆間顧憲成重修，並與高攀龍講學其中，以清議爲武器，抨擊閹黨，被稱爲東林黨。及興黨獄，詔毁全國書院，東林居其首。崇禎末年曾重修。
　　清代書院，就其教學内容的重點而論，可分爲三類：其一重視義理與經世之學，如李二曲之主講關中書院，主張“匡時”，還如顏元議漳南書院及晚清時康有爲的萬木草堂。其二以考科擧業爲主，一般書院多屬此。其三以撲學精神倡導學術研究，不課八股擧也，如惠棟主講紫陽書院，阮元設於浙江的詁經精舍、設於廣東的學海堂。1901年所有書院分别改爲大、中、小學堂，但書院形式並未廢止，又有中、西各式書院，近似近代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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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院之名，始於唐玄宗時，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於朝廷，乃修書之所，雖間供御前侍講，並無學校性質。至士人構屋讀書，亦或名書院，而非如後世聚徒講學之地也。
　　宋初書院始盛。蓋自五代之亂，學校蕩然，學子修習無所，乃就聚書之學館讀書。其尤著者，如白鹿洞、嶽麓、應天、嵩陽，有天下四大書院之稱。書院有三大事業：一為藏書；二為供祀；三為講學。主持者多屬大儒，於人倫教化之講求，深所致力。於公設學校以外，亦能開闢研究學術之新途徑。各書院皆訂有教條學則，白鹿洞學規，尤為諸儒所取法。宋時書院有官立、私立兩種，而以私立為主。長書院者有洞主、洞正、堂主、山長等名目。書院或稱精舍，如象山書院之初稱應天精舍；亦稱書堂，如朱熹之稱白鹿書院為白鹿書堂。
　　元代書院，視宋尤盛，其名稱不下百數，肇建者有太極書院。即偏遠地區，亦漸設立，如瓊州（今廣東省瓊山縣）之東坡書院。官立者漸多，主持者稱山長，多一時之選。凡師儒之命於朝廷者曰教授，命於禮部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課程則以朱程之言為主。於自由講學之外，生徒肄業於書院者，守令舉薦之，臺憲考覈之，或用為教官，或取為屬吏，書院遂成為培育人才之所。
　　明代書院，初期較宋元為衰，其後科舉之弊時起，士大夫復倡講學之法，而書院又因之以興。自王守仁（陽明）以良知之學，聚徒講習於軍旅之中，於是東南景附，書院頓盛。陽明講學之所甚多，如龍岡、貴陽、濂溪、稽山、敷文諸書院，既皆隨處經營，隱然以復古校為己任。而同時湛若水亦築西樵講舍，建白沙書院，與陽明相應和。然其二人之教法與旨趣各別，學者遂分王、湛之學。若水教法：士之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陽明教法：士之初至者，先令高等弟子教之，而後與之語。陽明歿，弟子建書院以敬其師者尤夥。嘉靖末，徐文貞力廣其制，飭撫臺蒞鎮，必立書院以教生徒。萬曆初，張居正深惡之，遂改各省書院為公廨。迄居正敗，其事復興。一時著名者有徽州、江右、關中、無錫，幾與宋代四大書院相埒。天啟中，人或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東林者，無錫書院名也。萬曆間，顧憲成、李攀龍等講學其中。及攀龍起為總憲，以忤魏忠賢，卒因此而併天下書院悉毀之。
　　清代書院，亦沿宋明之制。順治中修復石鼓書院，嗣後各省以次建設。書院師長由督撫擇經明行修足為多士楷模者禮聘之。其施教大別有三：一為講求理學；二為考試時文；三為博習經史詞章，各有成就。講學者多大師，清初北則孫奇逢，南則黃宗羲，西則李顋，時論以為三大儒。嘉慶、道光間有李兆洛、姚公瑩；咸豐、同治間有李聯琇、俞樾。光緒間，變法維新，書院一律改為學校，而書院制度遂廢。
　　綜觀歷代書院，雖以當政者之愛憎，時有興替，而其於當時公學、私學之教育，或相輔相成，或矯正時弊，士人得有自由講習之所，以清高自持，德教自許，其有功於名教亦可謂大矣。至其重視人格教育、生活教育，以氣節為尚，修身為本，合身教言教而為一，於今猶有足式者焉。（楊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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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是中國和周邊如日本、朝鮮、越南等地古代教育制度有別於官學的另一種教育系統[1]。
中國
中國最早的官辦書院開始於唐朝，為開元六年（718年）唐玄宗所創設的麗正脩書院。
宋代書院的興起是始於范仲淹執掌南都府學[2][3][4]，特別是慶曆新政之後，在北宋盛極一時。這時候出現了四大書院的說法。到了南宋更盛，各延大儒主持，成為理學書院。
元朝時書院制度更為興盛，專講程朱之學，並供祀兩宋理學家。
明朝初年書院轉衰，直到王陽明出，書院再度興盛。隨後書院因批評時政，遭當道之忌，明世宗、張居正皆曾毀書院；尤其是東林書院事件，魏忠賢盡毀天下書院，書院乃大沒落。
清朝入主中原，對書院加以監管。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式明令各省建書院，改採鼓勵態度，書院漸興；惟不分官立私立，皆受政府監督，不復宋元時的講學自由。
直到庚子後新政，庚子詔令將全國書院改制為新式學堂，書院制度瓦解。
朝鮮
構成
書院有自己的教學行政組織，有學田作為經費來源，在經濟上獨立。院長稱為「山長」，副院長稱為「堂長」。
具體功能
書院大約可分為講學、廟祀、課士。
書院並稱
後人對歷史悠久、影響廣大，或官方褒揚、朝廷賞賜，或名人主講，人才輩出，或規模較大，世人稱道的書院的例舉，各家所說往往有差異。各家的中國書院並稱中，唯嶽麓書院為各說所共取，今天中國的書院中，獨獨嶽麓書院仍然擔任著培養人才的重任，其它書院都不再辦學，甚至有些遺址都已蕩然無存[5]。
中國大陸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一般也稱「天下四大書院」、「北宋四大書院」，「宋代四大書院」。是後人對宋代「四大書院」的說法。最早出現於南宋，起初是對北宋時期四大著名書院的稱謂。另外也有「宋初四大書院」和「南宋四大書院」的說法。對「四大書院」的說法歷來不一，除了四大書院，還有六大，八大之說。唯一受到各種說法公認的是位於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
最受公認的說法四大書院的說法是：湖南長沙的嶽麓書院、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院、河南商丘城南的應天書院（睢陽書院）、湖南衡陽的石鼓書院或河南嵩山南麓的嵩陽書院。[6]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吳澄之推舉，而宋末馬端臨《文獻通考》中的《職官考》也推舉。但在同一本書《學校考》中則用石鼓書院取代嵩陽書院。 其他被列入的書院還有徂徠書院，麗澤書院，象山書院，茅山書院（又名金山書院），龍門書院。
宋初四大書院為石鼓書院、金山書院、嶽麓書院，徂徠書院，出自范成大《驂鸞錄》。
南宋四大書院為麗澤書院、象山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此說法出自清代全祖望《鮚琦亭集外編》卷四十五。
天下六大書院為嵩陽書院、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附列石鼓書院，茅山書院。出自南宋王應麟《玉海》，清代全祖望亦贊同此說。
北宋六大書院為石鼓書院、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茅山書院，出自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盛朗西、陳登原《中國書院制度》。
北宋八大書院為石鼓書院，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茅山書院，龍門書院，徂徠書院，出自南宋詩人范成大，民國陳登原《國史舊聞》也收錄此說。
臺灣
臺灣有「臺灣四大書院」、「臺灣府城三大書院」、「臺灣府城四大書院」、「臺北府城三大書院」等說法。
臺灣四大書院為海東書院、玉峰書院、白沙書院、明志書院，出自《臺灣府志》。
臺灣府城三大書院為崇文書院、} 海東書院、蓬壺書院，四大書院則加上奎樓書院[7]。
臺北府城三大書院為學海書院、登瀛書院、明志書院。
朝鮮
朝鮮有「朝鮮五大書院」的說法，包括陶山書院、紹修書院、道東書院 、屏山書院、玉山書院。
賜額書院
賜額書院是指君主對書院的欽賜匾額，是書院地位非常重要的象徵。賜額的同時會賜學田、書籍，甚至奴婢。有時賜額還包括賜名，由君主下詔更名。
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8年），宋太宗賜石鼓書院匾額和學田；至道三年（997年）五月，宋太宗頒書賜額太室書院（即嵩陽書院）；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頒書賜額應天書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頒書賜額嶽麓書院；北宋景佑三年（1035年），宋仁宗欽賜匾額石鼓書院。另外，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宋太宗賜給白鹿洞書院國子監印製的儒家九經。嶽麓書院、石鼓書院等也數次獲得了皇帝的賜書。
朝鮮歷史上的賜額書院合計為269所。第一所賜額書院是紹修書院，由大儒李退溪向朝鮮明宗請求賜額，明宗下令書院名稱由原名白雲洞書院改為紹修書院，並親書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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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
周愚文
名詞解釋:　　書院為我國新教育實施前重要之教育機構，始於唐，盛於宋，終於清末。 　　書院之名始於唐；原係官方修書、校書、藏書及皇帝讀書之地。據〔新唐書‧百官志〕「集賢殿書院」條，玄宗改乾元院為麗正修書院；開元十一年(723)春，放大明宮光順門外造麗正書院，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參見「麗正書院」）。玄宗曾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參見「經筵」）。清袁枚〔隨園隨筆〕云：「書院之名起於唐玄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於朝省，為修書之地，非士子肄業之所。」晚唐時，部分私人隱居讀書之所，亦名之書院。此事〔全唐詩〕中屢見，時約在唐德宗貞元以後。書院至五代，始見講學事，如廬山白鹿洞書院（參見「白鹿洞書院」）。 　　書院之制，盛於宋代；惟兩宋興起之原因不同。北宋書院之產生，除因五代世亂官學末興外，一說主張是受到佛教禪宗叢林制度之影響，另一說則主張是上承唐代修書、讀書之地，進而授徒講學，與佛教禪林制度無關。至於南宋書院產生之因，主要是由於官學教育成效不彰，學校淪為科舉附庸及士子寄食之地，以及對禁道學（理學）之反動。 　　書院之發展，北宋時主要在宋初，可考之六大書院分別是：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及茅山書院（參見 「白鹿洞書院」、「石鼓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仁宗慶曆興學後，書院便不振（參見「慶曆學制改革」）。至崇寧末更盡廢。南宋時，以理宗朝創立最多，寧宗朝次之。書院主要分布於江西、浙江、福建及湖南四省。 　　宋之書院，創設者多為私人，少數為官立；其宗旨在進德修業，而非求科舉功名。講學、藏書及供祀是其三大事業。書院之設立，是將以往私人講學形成有組織的教育機構，由山長主之（參見「山長」），另有副山長、講書、說書、堂講、齋長或助教等職事助之。其經費主要來自私人捐撥或官撥之田產，或官捐之俸祿。書院所授內容，仍以儒家經典為主，理學家著重四書，呂東萊等重史學。教學方法，有講演、講會、高第相授及自學等。書院教育，頗重學生人格陶冶，朱熹所訂〔白鹿洞學規〕（參見「白鹿洞書院揭示」），為後世採用。書院教育之主要精神有三：(1)摒除功利思想，為學但求放心；(2)注重師生倫理關係；(3)注重自由講學。 　　宋代書院對後世之主要影響有二：(1)在官學制度外，另建立一種私人教育機構之典型；(2)促使後世理學之發達。 　　書院之制，元、明、清因之，惟其性質已由私立轉為官立；前述三項精神，亦日漸消失。元代書院，據〔元史‧選舉志〕，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令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為書院。書院設山長一員及直學，均係官派。此為書院官學化之開端。明初，仍沿元制；直至武宗正德與世宗嘉靖間，私人講學之風始盛。但隨之而起者，卻是四毀書院。據〔續文獻通考‧學校考〕，首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疏斥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倡其邪學，廣收無賴，私創書院，上令所司毀其書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四月，應吏部尚書許讚之請毀書院。第三次是神宗萬曆七年(1579)，閣臣張居正封閉全國書院，以整頓吏治及教育。第四次是熹宗天啟五年(1625)，宦臣魏忠賢毀京師首善書院，而天下書院與之俱毀。 　　書院至清代，據〔清史稿校註‧選舉志〕，清初鑑於明東林黨禍，講學之風不盛，世祖順治九年(1652)，諭不許別創書院，群聚結黨，空談廢業；至十四年，始稍有書院立。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則更諭令各省省會設書院，並各賜銀一千兩；其禁始弛。又同書〔德宗本紀〕，清末德宗光緒二十四年(1898)五月申戌，詔改直省各屬書院為兼習中西學校，以省書院為高等學，郡書院為中等學，州縣書院為小學。書院之制，至此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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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山
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嶽麓書院為我國古代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坐落在嶽麓山下。古人視嶽麓山為南嶽七十二峰之一，是衡山之麓，因而得名嶽麓。傳說在上古時期，就曾為「神禹開疆」。嶽麓山近市而不喧；林深而泉甘，因而為文化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優越的自然環境。
名山多佛道，嶽麓山早已成為
宗教活動中心。西晉以前，這裡是道士修煉的「福地」。禹王碑下蒼谷上有一個幽靜的蟒蛇洞，又名抱黃洞，傳說是當時道士修煉之處，曾建有萬壽宮、崇真觀等道教建築。以後，傳說有鄧郁父子及徐靈期到此修煉，都說明當時有相當規模的道教活動。
自西晉佛教傳入，麓山寺的創建後，嶽麓山的佛教勢力日益發展。著名的湘西二寺之一的麓山寺（原名慧光寺）建於西晉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比佛教傳入三國東吳只晚20多年，為湖南最早的佛寺之一，有「湖南第一道場」之稱。
唐代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大書法家李邕（公元678-747年）寫了《麓山寺碑》。李邕工文善書，取法二王（羲之、獻之），而自成一家。《麓山寺碑》為其代表作，文詞華茂、字體秀勁，加之刻工傳神，因此人稱「北海三絕」。（李邕曾官至北海太守，又稱李北海。）
與麓山寺並稱的道林寺，起於六朝而盛於唐。唐代書法名家歐陽詢曾題寫了「道林之寺」的門額，有「道林三百眾之」之稱。「鄰近盡金碧；一一梵王家」的詩句，真實描述了唐代麓山佛教的發展，已形成寺庵林立、殿觀相望的景象。
嶽麓歷來為文人騷客所眷顧，自神禹開疆以來，文士寄寓隱居、遊息讀書，為麓山增添了光彩，為開創書院創造了文化條件：如陶侃、馬燧、裴休、杜甫、沈傳師、劉長卿等人開舍結廬，雲蒸星燦。晉代陶侃曾居杉庵，其址就在書院之內。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兩江總督陶澍復建「陶桓公杉庵」一間，並刻製麓山寺碑於內，以為紀念。唐將馬燧（公元726-795年）曾建道林精舍於道林寺旁，作為文士活動的地方。當時亦有稱道林精舍為「書院」的，因它是隱居讀書之處，故也是儒家的活動陣地。
儒、道、佛之間的交流融合，為嶽麓文化的新發展開闢了道路，也為嶽麓書院的創辦奠定了文化基礎。當然，只是在嶽麓書院創建後，作為文化名山的嶽麓才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即以儒學為中心的嶽麓文化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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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時期：書院創建
唐末五代戰亂，文教事業遭到嚴重的破壞。北宋王朝統一全國，結束了唐末五代長期分裂的局面，政治穩定、生產發展，為文化教育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宜子要求讀書的願望十分強烈。北宋初，統治者雖也採取重文政策，但注意力用在科舉發展上，宋八十三年間，官學沒有任何新的發展。萌芽於唐末五代的民間書院，這時因適應了文化教育發展的需要而得到了蓬勃的發展。
嶽麓書院也是在宋初興辦書院熱潮創建的，但是在書院創立之前，這裡已有一個萌芽形態的學校，它是嶽麓書院的前身。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唐末五代戰亂，文教遭到破壞，而湖南偏遠，更為落後，智璿等兩個和尚，推崇儒者之道，割地建屋，得書以讀，購書辦學，使士人「得屋以居；得書以讀」，形成了一個學校的雛型，嶽麓書院就是在此基礎上因襲而成。可見這家書院的雛型體現了儒佛之間的相互關係、影響和融合。僧人崇儒者之道而辦學，說明儒學對其有深刻影響：而書院又在僧人為學的基礎上創立，並吸取禪林經驗，反映出宗教對儒學的影響。儒佛之間的影響和融合客觀上促進了文化教育、學術思想的繁榮特別是書院本身的發展。
北宋開寶六年（公元973年）朱洞以尚書出任潭州太守。當時地方官學未興，有識之士提出在州治所在地長沙創辦學校。麓山有幽靜的環境，是辦學的理想地方。
開寶九年（公元976年）在劉鰲的倡議下，朱洞把僧人興辦的學校擴建為書院，有講堂五間，齋舍五十二間，於是嶽麓書院誕生，成為具有一定規模的文教基地。嶽麓書院不是官學，但一開辦就受到官府的支持和幫助，而且後來歷代重興，也多由地方官員主持，形成了嶽麓辦學的一個特點。
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則重新擴建書院，中開講堂、揭以書樓、創建禮儀、請闢水田，使嶽麓書院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李允則還想進一步取得朝廷的興學支持，以促進書院的更大發展。
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李允則上奏朝廷，並請得國子監的諸經釋文、義疏及《史記》《玉篇》《唐韻》等典籍。這是嶽麓書院首次得到朝廷的賜書。當時書院學生正式定額60餘人，求學者顯然不限此數。李允則又在湘江西岸增設湘西書院。
李允則的擴建，標誌著嶽麓書院講學、藏書、祭祀三個組成部分規制已形成，以及學田設置的開始，從而奠定書院的基本格局。講堂部分是書院的講學論道的地方，齋舍除供學生住宿外，又是學生平時讀書學習的地方。李允則擴建書院時確定了講堂在書院的中心部位，以後書院屢有衰落和發展，中間設講堂這一佈局特點，始終未變。
藏書部分為書院不可缺少的內容，它與書院的名稱及由來有著密切的關係。書院在唐代主要指藏書、校書之地。到宋代形成教育機構時，它收藏圖書典籍這一特點依然沒有丟失。李允則收集圖書，正式建立了藏書樓，並把國子監經書藏之於樓。以後，嶽麓書院又多次請得歷代朝廷所頒經籍，藏書樓又有御書閣、尊經閣、御書樓等名稱，且大都安置在講堂之後的中軸線上，藏書樓為書院的唯一樓閣建築，顯示書樓在書院的崇隆地位。
祭祀部分也是書院的重要內容。宋以前的學校就有供祭祀自師的祭祀活動，嶽麓書院繼承了學校祭祀這一傳統。李允則擴建時設置禮殿（又稱孔子堂），並塑自師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增建了頗為隆重的祭祀活動。以後，書院的祭祀很快發展成一種有特色的形式，不僅供祀孔子，還供祀本學派的大師、有功於本書院的鄉紳名宧，以及可供學習仿傚的忠臣、學者。這樣，書院的祭祀就發展成為推崇學統、標榜學派，以及對學生進行道德、禮貌教育的重要形式。
講學、藏書、祭祀又被稱為書院的三大事業，歷來受到重視，最能反映出書院的重要特色。學田則解決經費問題，是保證三大事業的前提，是書院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李允則擴建嶽麓書院奠定基本規制，在全國書院是比較早的，因而被其他書院所仿傚。以後嶽麓書院歷時一千多年，規制內容都有所演變和發展，但講學、藏書、祭祀與學田所組成的基本規制則相沿不變，成為一種相對穩定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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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禹偁的《潭州嶽麓山書院記》稱讚說：「書院的創建，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學者無將落之憂。誰謂瀟湘？茲為洙泗。誰謂荊蠻？茲為齊魯。」把素有南蠻之稱的湖湘地區，比作孔孟家鄉洙泗和齊魯，正是對嶽麓書院促進南方文化的發展和學術繁榮的功績的肯定。這裡以後形成湖湘學術中心、高等教育基地，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周式任嶽麓書院山長。他是見於嶽麓書院史志記載的第一位山長。山長即是院長，是書院教學、行政的主持者。山長起名於唐末五代。據《荊湘近事》載：「自五代蔣維東穩居南嶽，聚徒講學，授業者稱山長。迄宋始以山長為學職，由師司闢置，蓋又為山長得名之始。宋以後大多沿用山長之名。從字義上講，山長有山中長老之意。」因而當時書院聘請半教之人， 大多是學行兼優、居山林而不做官的學人，加之書院多依山林、擇勝地而建，故有此名。
周式，湘陰人，史稱其學行兼善，尤以行著稱，撰有《毛詩箋注辨誤》八卷，《論語集解辨惑》十卷，《拾遺》一卷，是一位長於箋注訓詁的專家。他主持書院後，感到原來的院舍不能適用士子紛紛前來就學的需要，故請太守劉師道擴建嶽麓書院齋舍。周式任山長期間，是嶽麓書院在北宋最繁盛的時期：生徒有數百人，可見當時的辦學規模已大擴展。
周式辦學成績卓著，風聞天下。故在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受到宋真宗的召見。真宗對嶽麓書院一直很關注，早在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即頒給嶽麓經史書，批准在湘江西岸增設湘西書院，祥符八年又親自在便殿召見周式。北宋書院雖多受朝廷賜書賜額，但由皇帝專門召見書院山長卻是少有的，可見周式受的禮遇之高。周式學行兼優，要任命他為國子監主簿，留在宮講學，但他無心留在朝廷做官，堅持回嶽麓書院執教。真宗為其精神所動，答應他回山的請求，賜予對衣鞍馬、內府書籍，並書「嶽麓書院」匾額。至今書院存有明代嶽麓書院石刻，乃真宗手迹。
北宋後期，嶽麓書院在教育體制中的地位產生變化，它又被納入潭州三學的教育體制中。
現在能見到最早的記載是《宋史•尹谷傳》。明代所編《嶽麓志》中亦有三學的記載。所謂「三學」，是指潭州州學、湘西書院和嶽麓書院三位一體，並把該三所書院分成三個等級。學生通過考試，以積分高低逐級安排升舍。官辦的州學學生考試優良者可升湘西書院，湘西書院學生考試優良者，方可升嶽麓書院。在「三學」中，嶽麓書院為最高學府。
應該看到，嶽麓書院成為「三學」中最高學府，反映了它的辦學形成富有生命力，在教學水平、教學質量方面已高於州學之上。
官辦的州縣學無法取代它的重要地位，一直能夠延續一千多年辦學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從北宋起，它實際成為地方的高等學府。
宋初所建立的嶽麓、白鹿、嵩陽、睢陽（應天府）、茅山（金山）、石鼓和徂徠都是著名書院，在辦學上都有突出的成績，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值得指出的是儘管各人說法不一，但唯有嶽麓為諸家共推，無論就其歷史淵源、發展規模，還是辦學講成效，嶽麓書院確實已處於北宋書院前列。
岳麓書院（嶽本字繁體為嶽）位於湖南省長沙市嶽麓山東側，緊鄰湘江，1988年1月13日被國務院批准為第三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嶽麓山風景名勝區重要觀光點。書院始建於北宋開寶九年（976年），歷經宋、元、明、清各個朝代，迨及晚清(1903年)改為湖南高等學堂，至今仍為湖南大學下屬的辦學機構，歷史已逾千年，是世所罕見的“千年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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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是中國古代具有培養人才、研究學術、傳播文化等多種功能的文化機構。歷代的演變： 「書院」之名始於盛唐，初為官方藏書、校書之所。晚唐時出現私人書院，開始具有隱居讀書、聚徒講學的功能。唐末五代，戰亂頻仍，官學廢毀，學者多擇名山勝地，創立書院或精舍，作為研究學術和聚徒講學的場所。宋初，官學甚少，書院興盛，著名者有白鹿洞、應天府、嶽麓、嵩陽等四大書院。宋仁宗後，官學大興，書院多為官學取代。宋室南渡，書院又大興起來，初多為民辦學館，後經朝廷賜額、賜田、賜書，逐漸變為半民半官性質的地方教育機構，掌教者稱山長、洞主。元代各路、府、州均設有書院，由朝廷委派山長，多為官辦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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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正德年間，書院漸興；嘉靖年間，所建尤多。其著名者有東林書院等。清初，為了防止士人以聚徒講學為名，干預朝政，而限制書院的建立。雍正時，才下令賜銀在各省設立書院，各府州縣遂競相建立書院。其著名者有金台、蓮池、嶽麓、紫陽、金華書院及詁經精舍、學海堂等。書院的兩大功能：這些書院往往是著名學者的講學之地，但大多數則是準備科舉應試的場所。書院所教授的主要仍為四書、五經及論、策等。書院平時也有考試，亦與科舉考試相類似。（以上為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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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2016）政黨輪替後，教甄考題必然更重視台灣本土教育之議題。由今年課綱之爭議，可知道臺灣史研究人才相當缺乏，臺灣教育史就更不用說了！筆者忝列為國內極少數研究臺灣教育史出身者，師承臺灣史權威林衡道教授（林本源後裔）對此一議題之關注，更為責無旁貸。～參見《清代臺灣書院之研究》許世穎，民國 84 學年，台北市立師院「初等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創所所長：吳清山嫡系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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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三大主要發現為（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許世穎）：1.經本研究考證發現，臺灣書院先後成立的數目增六十三所。
2.中華文化透過書院的管道，源源輸入臺灣，清代臺灣的教育重心是書院，不是官方儒學。
3.經由長者、耆宿口述得知當日本軍隊登陸臺灣時，各地揭竿起義，均由書院整合，彰化的白沙書院便曾是臺灣中部的抗日本部，因此書院對民族主義的啟迪，發揮了極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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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三大事業 3 項教育精神：講學、藏書及供祀是其三大事業。書院之設立，是將以往私人講學形成有組織的教育機構，由山長主之，另有副山長、講書、說書、堂講、齋長或助教等職事助之。其經費主要來自私人捐撥或官撥之田產，或官捐之俸祿。書院所授內容，仍以儒家經典為主，理學家著重四書，呂東萊等重史學。教學方法，有講演、講會、高第相授及自學等。書院教育，頗重學生人格陶冶，朱熹所訂〔白鹿洞學規〕參見「白鹿洞書院揭示」，為後世採用。書院教育之主要精神有三：(1)摒除功利思想，為學但求放心；(2)注重師生倫理關係；(3)注重自由講學。 以上摘自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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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於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辯，羅傑斯與史金納1956年在明尼蘇達大學作了一場長達 9 小時的辯論。許世穎 Dewey 認為兩人主張是分立在不同層次上，但基本的人性關懷卻是並無二致。誠如佛洛依德所言：心理分析在本質上乃是一種透過愛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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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書院藏書概論
肖東發 鐘 洪 王 波
書院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它源於唐，盛於宋，衰亡於清末，歷時千載，是我國封建社會特 有的一種教育組織，在世界教育發展史上獨具特色，它對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學術文化的發展 ，人才的培養，曾起過巨大的推進作用。
藏書、供祭和講學是構成書院的“三大事業”。由於藏書是古代書院的重要內容和特征，書 院藏書也因此成為我國古代藏書中的一種重要類型，與官府藏書、私人藏書、寺院藏書一起 ，並稱為我國古代藏書事業的四大支柱。
1 書院藏書的起源
書院與書有著密不可分的緊密聯系。宋代學者王應麟的《玉海》曾經對書院作過解釋：“院 者，垣也”。書院是指用一圈矮牆將建筑物圍起來而形成的藏書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圖書 館，今人常將“圖書館”三個字縮寫成一個方框，裡面填個“書”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書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漢代，與漢代的“精舍”、“精廬”有一定的承繼關系。“精舍”與 “精廬”為漢代聚集生徒、私家講學之所。《后漢書·包咸傳》載：包咸“少為諸生，受業 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后住東海，立精舍講授。”《三國志· 魏武帝紀》載：“筑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后漢書·儒林傳論》載：“精廬暫 建，贏糧動有千百。”不過漢代的“精舍”、“精廬”，私家講學皆由口授，限於當時的出 版技術水平，尚不具備藏書條件，將它們當作書院的前身未嘗不可，但還不能算作真正的書 院。
書院這個名稱始於唐代。隨著紙張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術的發展，書籍越來越多，必須建 造較大的院子來安置藏書，以方便讀書人，於是就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書院”。元代歐陽 玄在《貞文書院記》中說：“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賜名士之書，或以故家積書之多，學者就 其書之所在而讀之，因號為書院。及有司設官以治之，其制遂視學校……”書院根據主辦者 的不同，也隨之形成了官辦與私辦兩類。唐代最初設立的官辦書院是麗正書院和集賢書院。 私辦書院有張九宗書院、義門書院等處。
早期的官辦書院是唐王朝修書、侍講的地方。經過多年的戰亂，大唐王朝立國時百廢待興， 為 統一思想，繁榮文化，經籍更亟待收集、校勘和整理。唐玄宗開元年間，在全國征集收藏於 民間的圖書，共收集到圖書三千六十部，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尚不包括佛經、道經等， 不僅大大超過了前代，也是唐代藏書最豐富的時期。為了更好地整理圖書，除在國家藏書機 關兼校書機關“秘書省”、“弘文館”、“崇文館”等處藏書、校書外，還專門設置了“書 院”這一機構開展此工作。開元六年(公元718年)設麗正修書院，十三年改稱集賢殿書院。 清代詩人袁枚在《隨園隨筆》中寫道：“書院之名，起於唐玄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 建於朝省，為修書之地，非士子肄業之所也。”當時，在書院中設置了學士、直學士、侍讀 學士、修撰官等，掌管校刊經籍、征集遺書、辨明典章諸事務，主要的任務是備皇帝垂詢。
唐代還興起了許多私人創建的書院。《全唐詩》中提到了11所，見於地方志的有17所。如張 九宗書院，據記載，該書院“在(四川)遂寧縣，唐貞觀九年(公元635年)建”，比官辦的集 賢書院還早90年。這些書院多半隻是讀書人自己讀書治學的地方，不過也有一些書院有教學 活動，並有數量可觀的藏書。《九江府志》記載義門書院“唐義門陳袞即居左建立，聚書千 卷，以資學者。”
2 書院藏書的發展
書院和書院藏書的大發展應該說在宋代。北宋初期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國力漸趨強盛 ，士子們有了就學讀書的要求。而朝廷忙於武功，一時顧不上文教，更缺乏財力興辦足夠多 的學校滿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因此，各地名儒、學者和地方官吏，紛紛興建書院，以培育人 才。當時的一大批著名書院，如白鹿洞書院、應天府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等就是在這 種背景下建立並發展起來的。呂祖謙在《鹿洞書院記》中說：“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 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 。嵩陽、岳麓、濉陽及是洞為尤者，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這時，雕版印刷術的推廣和以 后 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更為公私藏書創造了便利條件。各書院的主持人和地方官吏努力經營書 院，聚集藏書，北宋王朝也給一些書院頒賜了大量圖書。這時書院藏書很豐富。比如，四大 書院之一的應天府書院，成立時就“建學舍百五十間，聚書千卷。”鶴山書院“堂之后為閣 ，家故一藏書，又得秘書之付而傳錄焉，與訪尋於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萬卷。”這個藏書 量已超過了當時國家書庫。到北宋后期，統治者為了更直接地掌握人才，十分重視科舉，大 力振興學校教育，冷落了書院。在這種背景下，書院開始衰落。
到了南宋，風氣又變。首先，北宋后期興辦的官方學校很快變成科舉的附庸和政治斗爭的工 具，日益腐敗起來。另外，學校開支全部由官方負擔，而這時的官府內有農民起義的憂患， 外有遼、金入侵的威脅，財力實在捉襟見肘，辦學經費往往不足。再次，這時，以朱熹、陸 九淵為代表的理學在社會上日益風行，理學家們的講學活動活躍起來。於是又出現了一個大 辦書院的高潮。南宋的書院實際上是講研理學的書院，南宋理學主要靠書院來宣講傳播。當 時 書院的社會地位很高，影響很大。總計宋代書院共有397所，其中北宋約佔22%，南宋約佔78 %，可見，南宋書院的發展非常迅速。
元代統治者從蒙古南下入主中原后，出於緩和階級矛盾、進行文化控制的需要，十分重視文 化教育，其表現之一便是大力提倡理學，獎勵書院，因而書院在元代也得到了很大發展。但 另一方面，官府對書院控制嚴密，自由講學風氣不濃，書院充滿官學氣。元代書院藏書的來 源主要是書院自行刻書、私人捐贈和書院出資購買，朝廷賜書尚無史料記載。書院藏書事業 發展緩慢。
明代初期，書院仍維持著元代的規模。到嘉靖年間，隨著科舉制度弊端叢生，官學日益腐敗 ，一批士大夫重新提倡自由講學，書院才又興盛起來。當時著名理學家王守仁、湛若水先后 在 各地廣收門徒，傳道授業，興辦書院，將書院辦成既是學術研究中心，又能進行教學的機構 。由於王、湛等人的大力倡導，書院建設進入了鼎盛時期。但由於統治階階級重視科舉制度 ，隻號召天下學子精研儒經，不提倡廣泛涉獵、率性讀書。受此社會大環境的影響，所以書 院雖多，藏書豐富的卻並不多見﹔另外，明代書院教育以“會講”為特點，重清談，輕讀書 ，藏書事業因此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視。王、湛的學生繼承其志向，在各地紛紛建立書院 ，於是書院越來越多，彌漫了自由講學的風氣，一些著名的書院往往終於成為社會輿論的中 心，針砭時事，評議政治。這樣就遭到了當權者的猜忌，發動了四起禁毀書院的案件，其中 以權宦魏忠賢迫害東林黨人一案為最，天下的讀書種子霎時好像都被剿滅盡了。東林案后， 明代書院就此一蹶不振。
至清，統治者一開始實行嚴酷的文化禁錮政策，他們害怕書院的自由講學之風會撼動其統治 基礎，對書院的活動嚴加控制。到乾隆、嘉慶年間，或許考慮到書院影響久遠，禁不如疏， 統治者又改變文化控制的策略，轉而大力倡辦書院﹔加之清代的學術重朴學，考據需要廣搜 異本、比勘眾家，對文獻的需求量極大，書院藏書又逐漸興盛起來。清代的書院藏書事業， 超過以往的任何一個朝代，主要原因是興朴學，重經史，更有朝廷賜書和官員賜書，再加上 自行刻書的越來越多，書院藏書一時蔚為大觀。后來隨著封建制度的迅速崩潰，書院制度也 慢慢解體。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將書院改設為學堂，省城設大學堂，各府合直隸州改設 中學堂，各州縣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於是，從唐朝興起的書院，至此算是基本結 束了。所有書院藏書便陸續為各地圖書館所接收。隻有極個別的書院(如沈陽的萃升書院)延 續到20世紀20年代。
書院既以擁書講學為務，無書即不成書院。因而歷代書院都比較重視藏書，無不以藏書浩富 為榮，隻是限於環境和條件，在藏書規模上有大小的差別而已。書院藏書是書院教育不可或 缺的重要條件。圖書的收集、整理與流通，始終是為著書院的講學活動而服務的，綜觀我國 古代書院的發展史，可以看出書院教育事業的興衰與書院藏書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
3 書院藏書的來源
建立豐富的書院藏書，需要經常不懈地搜求和積累，更需要廣辟書源。北宋鄭樵最早提出了 書籍訪求的八種方法，對歷朝圖書採訪工作影響較大。總結起來，書院藏書的來源一般有以 下幾種。
3.1 捐贈。這是書院藏書的主要來源。向書院捐贈圖書，是歷代的傳統，盡管捐贈圖書的 多少不等，捐贈的目的各異，但它們為豐富書院藏書作出了重要貢獻。
3.1.1 皇帝賜書。皇帝賜書一直是書院藏書的主要來源之一。書院往往是思想比較自由之 地，統治者為了控制文人士子們的思想，也為了籠絡人心，達到維護封建統治的目的，經常 賜書給書院，所賜多為代表正統思想的御篡、欽定和官刻的經史類圖書。宋代著名的四大書 院都得到過皇帝賜書。如“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朝廷賜白鹿書院國子監經書。”御賜也 有三種形式。一是自動。二是疏請，如，宋代咸豐二年(公元999年)，湖南岳麓書院的李允 ，上疏奏請朝廷賜書，結果皇帝賜予《九經義疏》等五種圖書。三是用公銀購買。在封建社 會中，“率土之濱，莫非王土”，國家的公庫也就是皇帝的私人產業，動用公銀當然也是一 種御賜。
3.1.2 官吏贈書。地方官吏為了博取文雅，以正教化，常常捐書給書院。書院有時也出面 向 官員、地方鄉紳募集。如安徽中江書院的《募捐書籍並藏書規條》，白鹿、岳麓書院等也都 有類似條文。這種捐贈從宋代到清代一直絡繹不絕。如前述唐代義門陳袞，曾聚書數千卷， 在德安縣建義門書院。南宋時，朱熹將自己所藏《漢書》44部送白鹿洞書院，“以備學者看 讀”。清代康熙年間，學使王思訓，捐資購買經、史、詩文數千卷給南昌豫章書院，雷州知 府黃錦贈書五千余卷給雷陽書院。
3.1.3 私人贈書。書院的實質是一種私立學校，其設施包括藏書往往靠書院主持者的私誼 來 獲贈。如朱熹《跋白鹿洞書院所藏〈漢書〉》雲：“熹既為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 其先人所藏《漢書》44通為謝。時白鹿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以備學者看讀。”《岳麓書院 史略》載：“咸豐初年，太平軍攻打長沙，書院藏書蕩然無存。戰后，院長丁善慶積極著手 恢復藏書，帶頭捐獻《御制日講四書解義》、《御定佩文韻府》、《十三經注疏》、《困學 紀聞三篇》等862卷，因此帶動士紳學士紛紛捐獻。”私人贈書因捐贈時間、捐書者個人地 位、學術水平、興趣愛好等不同，而顯得豐富多彩。有的學者捐贈個人新著，對書院開展學 術交流，提高研究水平極有幫助。
3.2 書院自己購置和刊刻圖書。歷代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多鼓勵設置書院 ， 並分撥學田以維持。書院經營著產業，以產出支持著自身的文化活動。有能力自行購置和刻 印圖書的書院，其藏書一般數量多、質量高、品種全、內容豐富、獨具特色。
3.2.1 書院購置書籍。書院藏書服務於教學，一般不會購買巫醫卜卦種樹之類的書，也不 像 藏書家刻意追求版本齊全或古稀版本，而是根據自身需要、經濟條件，圍繞教學內容有選擇 性地購買。“所購各書，大半官局新印，紙質堅韌，可以經久”(《大梁書院購書略例》)。 岳麓書院曾苦於“經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師而負以歸。”有的書院地方僻遠，尤其是清 代，書院分布極廣，一些偏遠地區的書院在當地無法購得好書，就派人到江南等地購書。如 《碑傳集》卷七十一載：馮光裕“好禮士大夫，……蕺貴山書院，取諸生文行優者肄業其中 ，僻遠無以得數，遣官之江南，購經史群籍數千卷，俾縱讀之。”書院藏書也注意藏書的復 本量，補充缺本。
3.2.2 書院刊印書籍。宋代發明了刻板印刷術，書院大大利用了這項技術。書院又是文人 與學 者聚集的地方，他們能對自己所刊刻的圖書反復校勘，因此能出版質量很高的圖書。另外， 書院刻書業的發達與理學的發展密切相關。從宋代開始，各代書院大部分都是研究和講解理 學的場所，加之科舉制度的成熟和發展，儒家經典也就成為讀書人的主要教材。“四書”、 “五經”是通用教材，宋、明理學大師們的著作、講義、語錄、注疏等都成為學人們必備的 重要文獻，需求量越來越大。加之，各代統治者為了加強控制而鼓勵書院的設置，有時分撥 學田以充資本，書院通過各種經營活動，也獲得了一定的刻書經費。如南宋麗澤書院刻司馬 光《切韻指掌圖》，嚴州釣台書院刻《通鑒紀事本末》﹔而元代書院刻書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南山書院刻《廣韻》，宗文書院刻《五代史記》，其中以西湖書院、武溪書院為著名。 明代書院刻書以白鹿洞書院、崇正書院、東林書院等為著名，特別是無錫東林書院的藏書、 刻書，多是經世濟國之學，為海內學人所器重。清代書院刻書達到了歷史的最高潮，其中以 廣州的廣雅書院、學海堂書院，成都的尊經書院等為著名，它們刻印的書籍，不但補充本院 藏書，而且暢銷全國。
3.2.3 書院抄寫書籍。宋初的書院有手抄經文的日課。南唐時的劉式在白鹿洞讀書時，曾 手抄過《孟子》、《管子》等書。這隻是一種拾遺補缺的作法。
4 書院藏書的特點
我國古代藏書樓的藏書特點，除受出版、學術等因素制約，還往往取決於不同的收藏目的、 興趣及經濟狀況。書院藏書是為了有效配合書院教學內容，為書院師生服務而設置的一種“ 學校公共圖書館”。所以，書院藏書具有很強的共同性，具體表現在內容上以經史等學述著 作為主，版本上以通行本為主。
4.1 儒家經典是中國封建教育的最主要內容。所以書院的基本教材是六經，所謂“日月不 滅 ，萬古六經，囊括萬有，韜運經綸”。以后，又把注釋、研究六經的一些著作奉為“神聖” ，將《四書》作為必讀書目。除開這些基本典籍，書院藏書會因各個書院的教學內容、學術 流派、地域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別，或致力於辭章，或致力於小學，或致力於經濟，或偏重 於採納地方著作，各具特色。如岳麓書院規定學生“日講經書三起，日看綱目數頁，通曉時 務物理，參讀古文詩賦”。再如清代四川彭縣的九峰書院，教材除“五經”、《四書集注》 外，還讀《四書講義》、《周易折中》、《明史》、《論孟疑義》等。近代西學東漸，不少 書院適應社會變革，更新教學內容。洋務派張之洞在湖北武昌建立兩湖書院，在“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思想影響下，設置了經學、史學、地理、數學、博物、化學及兵操等課程，並 有相應科目的藏書。至於近代上海的格致書院，以講習西方自然科學技術為主，更由於有外 國人傅蘭雅的參與，東西方譯書佔其藏書的三分之一。正由於書院藏書是書院教學的工具， 所以書院不會收藏超出教學內容的書籍，巫醫、星相、桑麻等實用性的書籍，都不在收藏之 內。
4.2 書院藏書不追求版本的珍貴。因為它與私人藏書不同。私人藏書家目的是為了保存、 鑒 賞文物或考據校勘，所以特別重視版本。而書院藏書是為了教學的需要，這就從根本上決定 了它追求通行版本的特點，以教學類圖書作為收藏與刊刻的重點。同時，正如上面所說的幾 種書院藏書的來源方式，也限制了書院藏書不可能片面追求版本。總的來看，書院藏書從規 模、品種還是版本上都無法與其它種類的藏書方式相比，也無法像一些國家藏書、私人藏書 一般，能夠較好地保存下來，而隨著時間的流失而淹滅了。但是，正如譚卓垣先生在《清代 藏書樓發展史》中說：“書院藏書樓數量很多，其藏書一般說來並不珍貴而且收藏也小。但 是它們是值得一記的，因為它們對中國的學術發生過很大的影響。”
5 書院藏書的管理與利用
歷代書院藏書樓，就像國家、私人和寺院藏書樓一樣，都十分重視藏書的管理與保護，這也 是藏書樓時代書院的一項重點工作。但由於書院藏書的讀者對象為本院師生和一些地方上的 讀書人，它的目的不僅是為了保藏，更是為了方便書院讀者使用，它便不像國家、私人和寺 院藏書那般過於封閉，在管理方法上形成了一套具有公共性、開放性的書院藏書制度。如《 仙源書院藏書目錄初編序》中說：“書籍漸充，急須講求讀書之法，務令積書之后與未積之 先氣象大不相同，要於文章經濟上見出，於精神福澤上見出，於風俗人心上見出，才是藏書 真實作用，非徒欲汗牛充棟，萬軸琳琅，為夸多斗靡計也。”這是對書院藏書注重利用、注 重發揮藏書社會教育作用的精辟見解。
5.1 管理人員。一般書院都配備有專門人員進行管理，抄錄書籍，負責書籍的購買、分類 編 目、登記、借閱、清理、修補等工作。中國書院管理人員的業務水平應該說是相當高的。最 早應該首推南宋白鹿洞書院設“管干”管理藏書。當時朱熹主持書院，制訂了一套詳細的藏 書管理制度，設有“管干”一職，專門對書籍進行日常管理。至於大規模的校勘、清理、曝 晒等工作，就臨時由山長組織人員進行。由於此書院在當時名聲很大，所以其藏書管理制度 也就在全國各地書院推廣了，並延及后代。如宋代岳麓書院院設“監院”管理藏書，文正書 院設“齋長”管理藏書，而大梁書院則設“司書吏一人，經管用：司閽役一名，典守鎖鑰” (《大梁書院藏書目》)，中江書院規定藏書樓“尊經閣”由一人管理，負責看守書籍和抄寫 ， 還“派定正辦、副辦，事有專責，若有遺失，惟正副辦是問”(《安徽於湖中江書院藏書目 》)。這些管理人員都具有一定的目錄學知識和較高的文化修養，他們在管理藏書的同時還 進行藏書整理與編目工作，利用書院豐富的藏書編寫書目、撰寫文獻，積極開展目錄學研究 ，從而推動了古代目錄與圖書館學的發展。
5.2 登錄、分類和編目。書院通過各種途徑購進書后，首先要進行登錄工作。對書的來源 、 收購日期、卷冊數都予以登記。然后是分類編目工作。如文正書院“購既竣，以數目編諸冊 ”。岳麓書院曾先后有三部藏書目錄：《岳麓書院新置官書總目錄》、《岳麓書院新捐書目 錄》和《捐助岳麓書院書籍題名》。一般不分類或以傳統的四部分類法分類，分至二級類目 。如蓮州書院的學古堂藏書，經部下置十三經、易、書、詩、禮等十一個下位類，史部下設 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等十三個下位類。同時，書院還利用“懸榜”的方法， 公布藏書情況。如文正書院規定，“……諸書，須編目繕寫懸牌書院門首，通曉闔邑多士。 ”“每月肄業諸生所借之書，須由齋成榜示門首，使借書者一覽便知，免至相左。”這種通 報藏書和流通情況的作法，對借書人來說是很方便的。
5.3 借閱。可以說，與歷代國家藏書和私人藏書相比，書院藏書利用率高、讀者對象廣泛 、 人數眾多。一般地，凡是本書院的學者和生徒，都能借閱。我國古代書院有一整套完備而方 便的借閱制度。從借閱的手續、期限、冊數、借閱的范圍到毀損圖書的懲罰等等，都有明確 的規定。學者要借書時，先閱讀藏書編目，知道是否有此書，然后填寫登記冊，記下借書日 期、數量和姓名。還書時，官吏人員記明某月某日該書歸還。書院藏書每年年終催書。
5.4 藏書的保護。藏書是書院的一項如此重要的工作，保護得再精心都不過分。歷代書院 除 設置藏書管理人員進行日常管理外，還有一些特別的措施，專門用來防火、防潮、防鼠、防 蛀、防盜、防散、曝晒和修補等。如中江書院規定，“每月，專管須開書櫥晾風一、二次。 每年六、七月，專管者覓精細人晒書一次，晒后邀各總理清查一次。”這些措施，無疑大大 減少了書籍的破損率，給后代保存下了許多珍貴的典籍。
5.5 讀者工作。因為書院有著不同於一般學校的教學目的教學形式，所以書院非常重視藏 書 及其讀者指導工作。究其原因，書院是在官學毀壞的基礎上，由讀書人自發開拓的教學之途 。它的目的不在於仕宦功利，而在於學業悟道，“以傳道而濟斯民也”。古代書院教學特色 是自學為主、講學為輔，這樣，必然使學生們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書本，而要求老師的職責主 要是“解惑”。導讀和講授治學之道在這裡就成了至關重要的一項教學內容。
6 藏書樓的建筑
限於書籍制作的艱難，古代的藏書不可能達到很大的規模，在書院中，往往用樓、堂、舍、 閣等表述個體建筑的名詞來稱呼藏書之所。在書院建筑布局中，由於它是整個建筑群中少有 的閣樓式的建筑，甚至可能是書院唯一較高大的樓閣，為了顯示其重要性，藏書樓多建在中 軸線上，或在講堂之后的突出位置。宋代四大書院之一的岳麓書院，在建筑之始就“開 講堂，揭以書樓”。宋代南陽書院的尊經閣，藏書為士人“研習之資”。宋代扎溪書院明經 閣，“經史子集之書藏焉”。明代的正學書院“建樓廣收書籍，以資諸生通覽”。湖北問津 書院於乾隆八年(1743年)設藏書館。安徽敬敷書院經正閣貯經史典籍，為數很多，到光緒元 年(1875)，書院得以大加修建，又有官員提倡捐經史書籍存院，藏書更加豐富。沈陽萃升書 院文昌閣收藏案卷圖書，藏經史子集四部書132種，共10929卷。上海求志書院，有樓房50余 間，分置經學、史學、掌故、算學、輿地、詞章等六齋，為此置備的書籍有268種。藏書樓 建設成為歷代書院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7 書院藏書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書院藏書是書院的有機組成部分，它隨著書院的發展而發展，在我國圖書館史和文化史上佔 有重要的地位。
7.1 書院藏書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遺產。由於書院是古代高層次的教育機構，所以都擁有一 定 規模的藏書。而且，由於許多藏書是書院創辦人或主管人費盡心血積累起來的，其中不乏非 常珍貴的典籍。另外，由於書院的創辦人或主管人所擁護的學派不同或地域不同，在藏書上 就會有不同特色的反映，有的注重地方志的收藏，有的注重程朱理學的經典，各具特色。而 且，書院自行刻書，一方面促進了印刷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保存了大量有價值的書籍，並 通過再次刊刻，使這些彌足珍貴的書籍得以在社會重新流通起來。書院藏書歷久不衰，歷代 相沿，直到最后成為我國近代圖書館和新式學校藏書的一部分，其功不可沒。
7.2 書院藏書都注重藏書利用，通過借閱，大大提高了圖書的流通率，打破了中古時期藏 書 重藏不重用的局面。在此過程中，逐漸積累了豐富的藏書管理經驗，不僅集我國封建社會藏 書管理制度和方法之大成，而且為建立我國近、現代圖書館新型藏書管理制度開了先河。
7.3 書院藏書促進了人才的培養。我國古代書院，都是以封建思想為指導，宣揚佔據統治 地 位的儒家學說，因此以封建正統的經、史、子、集構成了書院藏書的主體。但書院中還包含 著自由講學的成分。一些私人設立或地方設立的書院，熱衷於自由研究學問，在書院中實行 自由講學和“講會”制度，教學方式多採取啟發誘導式，提倡學生自學，博覽群書，老師加 強指導，授道解惑，眾多學者和生徒在書院接受這種教育，學術爭鳴空氣比較活躍，促進了 封建社會中教育事業的發展。
7.4 書院藏書有效地傳播了民族科學文化。從歷史上看，我國書院藏書的歷史遠不及官家 藏書和私人藏書的歷史久遠，其規模也不及后二者大，但它好就好在既不是束之高閣、隻供 少數達官貴人使用，也不是禁錮森嚴、隻借給親朋好友，而擁有廣泛得多的服務對象，供給 全院生徒和學者閱讀、研究，這樣，一方面擴大了我國封建社會藏書的社會職能，一方面也 造就了一些致力於民族科學文化研究的有用之才。
7.5 書院藏書直接推動了古代學術研究的發展。歷代書院聚集了大批文人學者，其中許多 是 有名的學者，他們不但講學授徒，而且進行學術研究，著書立說。如宋代朱熹在書院的教學 中，大大發展了理學。清代學者黃宗羲、錢大昕、段玉裁等人，既是書院的山長，也是考據 學家。他們往往利用書院的豐富藏書，做了大量的學術研究工作，為我國古代的學術研究工 作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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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書院清廷領臺共二百一十三年，建立的書院約有六十餘所至今遺跡尚存的書院有十九所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bUkb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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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第一列表/臺灣教育史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IsXDor
西定坊書院是靖海侯施琅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在臺灣府治（今臺南市）創建，是為台灣第一所以「書院」為名出現的教育機構單位。《據台灣府志（高志）》記載：「西定坊書院康熙二十二年，為將軍侯施琅建。」其後於1698年和1704年，常光裕和王之麟分別再建西定坊書院。但其實質性質都屬於義學過度到正式書院的雛形書院。直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台灣知府衛台揆始建的崇文書院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台灣最早設立的典型書院。施琅所建西定坊書院其原址及詳細運作模式，由於目前文獻所載幾希，已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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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書院
崇文書院，位於東安坊（今台南市區），前身為台灣府義學，康熙四十三年（西元1704年）知府衛台揆改建為崇文書院，由台灣府置田租以供膏火；乾隆初年，經常以府學訓導掌教；乾隆十年（西元1745年），台灣道攝知府莊年重修之；乾隆十五年（西元1750年），台灣縣知縣魯鼎梅遷建於寧南坊府學宮之西（即海東書院舊址，當時海東書院已遷至東安坊），初址遂廢；乾隆二十四年（西元1759年），知府覺羅四明乃擇地於府署東邊，捐俸率同官員、地方仕紳進行改建，講堂齋舍畢具，開始由內地延請老師主講，擔任掌教；嘉慶二十三年（西元1818年），署台灣知府鄭佐廷改建；同治十三年（西元1874年），知府周思琦加以重修；光緒二十年（西元1894年），知府康贊哀撥公款予以修繕。
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在台灣府治首建西定坊書院，此後二十餘年間有數所書院成立，但都屬於義學性質。至康熙四十三年（西元1704年）崇文書院成立，台灣才有重考課、科舉的正式書院出現，之後各地才紛紛設立書院。崇文書院屬於府級書院，與後來成立之道級的海東書院、縣級的引心書院俱在台南府城，蔡廷蘭、丘逢甲等人曾先後擔任崇文書院山長，對府城文教貢獻頗多，書院建築今已不存，遺址位於現在台南市衛民街憲兵隊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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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
清代臺灣的教育機構。書院做為中國科舉時代士子講學之所，約始於唐代中葉，盛行於宋，明、清兩朝更為普及。除官方出資之外，亦有私家出錢設立之書院。
臺灣最早的書院，為1684年（康熙23年）設於臺灣府（今臺南市）的西定坊書院。之後二十餘年間，臺灣府陸續興建鎮北坊、彌陀室、竹溪、東定坊等8座書院，但在雍正朝以後，這些書院都未見記載，推測可能已被廢止。
書院的設立可以視為地方興學的指標。清代臺灣各地有幾座長期存在的書院，如臺灣府城六大書院：崇文、海東、奎樓、南湖、引心、蓬壺書院；其次是臺北府城三大書院：學海、登瀛、明志書院；再次是鳳山的鳳儀書院（今高雄縣(註 1)鳳山市(註 2)）、屏東書院（今屏東市）與彰化縣的白沙書院（今彰化市）、文開書院（今彰化縣鹿港鎮）。其餘的書院分散在各個廳縣；另有4所書院曾培養出進士，此即淡水廳的明志書院、澎湖廳的文石書院、噶瑪蘭廳的仰山書院、苗栗縣的英才書院。
書院皆設有學租田，又稱膏火田（由官方撥入或由私人捐獻），由其租額充做膏火費，做為院長、院夫的束脩，以及生員賞銀、日常開銷。
清代臺灣的書院，多為道員或知府捐建，因此書院的內規，皆由捐建者手訂。如1759年（乾隆24年），臺灣知府覺羅四明，為海東書院訂立學規四則：敦實行、看書理、正文體、崇詩學，以砥礪學子。
清代臺灣共設有書院六十餘所。日本治臺後，清代官設的府縣儒學、書院等教育機構遂廢，改由新式學校取代，僅存民間的義塾、書院勉強運作。截至2009年，遺跡尚存的書院有19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