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容閎“中國留學生之父”（1847）赴美留學。後考入耶魯大學，成爲畢業於美國大學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後來加入美國籍。鹹豐五年（1855）回國/1871年奉命率學生30人赴美留學，任學生監督，兼任駐美副使，長期駐美/1872年，120名幼童分批前往美國留學。但隨後之數年，駐美公使陳蘭彬不斷地要求撤回學生/120名學生留美之際，容閎亦被任命爲留美學生監督及清政府駐美副公使，1881年隨留學生回國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s://goo.gl/CIe4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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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倉使節團（いわくらしせつだん），是明治4年11月12日（1871年12月23日）至明治6年（1873年9月13日）期間由日本政府派遣至美國及歐洲諸國訪察之使節團。使節團正使為岩倉具視，由政府官員、留學生等共107人組成。岩倉使節團並不是日本第一次向西方派遣使節團。在其之前，日本派遣過萬延元年遣美使節、文久遣歐使節和橫浜鎖港談判使節團。
使節團於明治4年（1871年）11月12日（舊曆）從橫濱港登上海輪，東渡太平洋，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登陸。此後，他們橫跨美國大陸，訪問了美國首都華盛頓市。使節團在美國累計停留長達8個月左右。
結束對美國的訪問後，使節團渡過大西洋，訪問了歐洲諸國。他們先後訪問遊歷了英國（4個月）、法國（2個月）、比利時、荷蘭、德國（3周）、俄國（2周）、丹麥、瑞典、義大利、奧地利（參觀了當時的維也納萬國博覽會）、瑞士等十二國。歸國途中，他們從地中海穿過蘇伊士運河，並經紅海，拜訪了沿途多個歐洲殖民地和亞洲城市（斯里蘭卡、新加坡、西貢、香港、上海等），但停留時間都比較短。
使團回到日本的時間比原定計劃大大推遲，歷經1年10個月後，才於明治6年（1873年）9月13日回到了出發地的橫濱港。當時，留守政府內關於出征朝鮮問題發生了征韓論論戰，而在使節團回國後便發生了明治六年政變。
本來根據大隈重信的計劃，日本政府僅打算派遣小規模的使節團，但最後出於政治方面的考慮，使節團規模逐步擴大。政府的多位高官作為使節團成員長期在國外訪問，這一做法在當時也非常罕見，但使節團與西方文明及思想的密切接觸給政府首腦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因此此次使節團的周遊列國得到了後世高度的評價。其中的留學生也在回國後活躍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對日本的文明開化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但另一方面，使節團企圖越權修改條約導致的與留守政府的摩擦、訪問時間的大幅延長、木戶與大久保之間的衝突等政治問題，也使得此次使節團遭到了一定的非議。
訪問期間，使節團大多數成員都剪髮並著洋裝，但岩倉保留了日式髮型和和服的裝扮。他的形象也刊載於美國報紙的插圖上。訪問之初，岩倉頗以日本傳統文化為傲，但不久留學美國的兒子岩倉具定勸說他「不要以未開化的形象使國家受辱」，岩倉正使遂被說服，在芝加哥決定改為西式髮型，此後不久也改穿洋裝。
使節團的目的
對簽訂了條約的諸國進行友好訪問，向對方元首遞交國書
為了修改江戶時代後期與西方諸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史稱條約改正）而進行預備性的談判
調查西洋文明
使節團最主要的目的是與各國增進友誼親善以及考察歐美諸強的文化國情等，同時也帶著在訪問時試探各國對修改條約的態度這一使命。明治政府從明治初年開始，就一直試圖修改舊幕府與各國之間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加上1872年7月1日（明治5年6月26日）也是與歐美十五國訂立的修好條約的續簽日期，各國同意在提前一年通知的情況下可以修改條約。明治政府企圖利用這一絕好的機會修改或廢除不平等條約[1]。
歷史意義
在1871年12月到1873年9月的一年九個月期間，來自明治政府工、農、礦、金融、文教、軍事、治安部門的數十名官員乘坐輪船和火車，考察了15個歐美國家。岩倉使節團離開日本的時候，日本基本上仍是一個封閉的國家，日本人對世界所知甚少。但是，這群官員考察了各國的工廠、礦山、博物館、公園、股票交易所、鐵路、農場和造船廠，令他們認識到，當時的日本不但需要引進新技術，更要引進新的組織和思維方式，唯有如此，方能將日本改造為現代國家。此次出訪，不僅讓使節團成員意識到日本與先進國家相比落後很多，也對如何進行變革形成了共識。使節團成員們不因所見所聞而沮喪，反而在回國後充滿幹勁，並迫不及待向海外派出更多的使節團進行更細微的考察。
使節團成員
使節46名、隨員18名、留學生43名。使節主要以薩摩長洲的官僚為主，而書記官等也從舊幕府官員中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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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集體出動 全面學習西方
1871年，日本使團考察歐美

　　劉作奎
赴歐美之前，先考察中國
　　19世紀40和50年代，在帝國主義的入侵下，中國和日本被迫開辟大量通商口岸和城市，同美英法等國簽訂通商條約，兩國貿易陷入窘境。自19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日本幕府（中央統治機構）和諸藩（地方勢力）積極尋求解救經濟危機的辦法。一些幕府大員認為必須加強同中國的貿易。雖然日本和中國自古以來就互為主要貿易對象，兩國卻沒有正式的貿易條約，日中間的貿易被荷蘭、英國等西洋商人獲取，他們往往從中牟取數十倍的暴利。為了與西洋大國抗衡，并直接獲取日中貿易利益，幕府和諸藩認為必須爭取與中國清政府建立正式商貿關系。
　　1859年3月，箱館（今函館）“奉行”（當時日本市政的最高行政官員）堀織部正等4人聯名提出向外國派遣使團的申請書，目標一是黑龍江河口，二是上海與香港，這一建議引起幕府的關注。
　　1861年5月，幕府大臣小栗忠順、岡部長常上書，建議派官船前往上海、香港調查貿易狀況。當時正趕上太平軍包圍上海，因此岡部長常建議，出使的主要任務是觀察情況，等到情況調查清楚后，再商討締結日中貿易協議。小栗忠順、岡部長常在上書中特別強調此次到中國是出于學習的目的，因上海當時已成為西洋人在遠東的商業、交通和軍事據點，他們想通過這個近水樓台來觀摩西洋文明和中國的狀況。
　　1862年5月27日，日本使團由“御勘定”（江戶幕府直屬將軍的用來掌管財政和民政的家臣和武士）根立助七郎率領51人前往中國上海。這是日本被英美等國打開國門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到中國學習考察。隨行隊伍中有日后日本維新的著名政治家和軍事家高杉晉作，還有薩摩藩的五代友厚和佐賀藩的中牟倉之助。他們乘幕府官船“千歲丸”號從長崎出發，于6月2日到達黃浦江，8月1日離開吳淞口，8月8日回到長崎。
　　“千歲丸”號駛抵上海時，正值太平天國革命處于高潮。高杉晉作在上海逗留期間，采取一切可能的辦法觀察中國形勢。在他的眼里，中國原有的風貌已蕩然無存：海港里面外國商船穿梭競逐，市街上外國商館鱗次櫛比，一隊隊水兵從軍艦上下來執行任務，蘇州河上的外白渡橋只對外國人免費開放。他指出：“上海之勢可謂大英屬國矣”，“此次決非隔岸之火，孰能保証我國不遭此事態？險矣哉！”
　　逗留期間，五代友厚對高杉晉作說：“盡管太平軍有超人之勇，但在少數英法軍隊面前遭到慘敗，今后是新式大炮和軍艦的時代。”高杉晉作深以為是，并邀友厚一起去觀看英國新式大炮。他認為，清政府之所以衰敗，“乃在于其不識防御外夷于外海之道”﹔既不造能闖過萬里波濤之軍艦，也不造能防御敵人于數十里之外的大炮，并使中國志士所譯之《海國圖志》絕版﹔因循苟且，空度歲月，徒然提倡固陋之說。他對堀田正睦的教誨大為感慨───1858年幕府“老中”（德川幕府直屬將軍的總理政務的長官）堀田正睦曾深刻地指出：“中國拘泥于古法，日本應在未敗前學到西洋之法。”
　　“千歲丸”號的上海之行，開闊了日本人的視野，增強了他們學習西方，盡快壯大本民族的緊迫感，這為日后大規模學習外國奠定了基礎。
　　岩倉使團大規模出使西方
　　1868年日本建立新政權，并進行了歷史上著名的明治維新。在維新運動中新政權特別以天皇名義發布《五條誓文》，明確提出要“求知識于世界”。
　　1871年12月，日本新政權決定對外派遣“歐美使節團”。這次派遣使節團的目的有兩個：一是試圖修改幕府末期以來對外締結的不平等條約，“確立與列國并肩之基礎，奠定獨立不羈之體制”﹔二是考察、研究“歐美諸洲開化最盛之國體，諸種法律、規則等實務”。此外，還要研究各國陸海軍的法律、待遇和指揮方法，以及海關、軍械、城堡防衛等等，一言以蔽之，“凡是可予我國有益之事，概當研究熟覽”。
　　同年12月23日，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為正使，內閣顧問兼參議木戶孝允、參議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和參議兼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為副使的“歐美使節團”離開橫濱前往美國。半年以后，轉向歐洲，途經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德國、俄國等，歷時一年零九個月。
　　岩倉使團的此次出訪几乎出動了當時日本新政權的主要成員，包括大藏、工部、外務、文部、司法和宮內省的官員51人。擔任使團大使、副使的人選在新政中舉足輕重，其中包括“維新三杰”中的兩杰。可謂“日本行政部門的全體出動”。
　　1871年正是日本新政權通過“廢藩置縣”實現大一統之時，但在如何建設日本的問題上，卻沒有經驗。德川幕府時代成長起來的大商業高利貸資本家依附于封建勢力，他們沒有政治設想。至于下級武士出身的新政領導者，除了見過西方資本主義的堅船利炮和通過書本了解一些西方情況外，大多數人都沒有深入觀察過西方社會的實況。恰如伊藤博文所說：“為使我帝國進入開明各國之社會，內政應如何改革，應有何種法律，政務應施何種方略，外交應以何為准則，以及應如何交際等
　　等，都是需要咨詢研究的。”可見，岩倉使節團的出訪正值日本向何處去的“十字路口”。因此，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在送行時也說，各位乃是“國家柱石”，“內治外交，前途大業之成敗，在此一舉”云云，并且勉勵使節們“代君行事”、“各奉欽旨，同心協力”。
　　與美歐貿易談判受挫
　　使團搭乘美國郵船“亞美利加”號橫渡太平洋，于1872年1月15日抵達美國舊金山。其后沿鐵路東進，2月25日到達華盛頓，開始與美國談判。美國認為日本大使沒有國書和全權委任狀不能談判。岩倉只得一面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回國取國書和委任狀，一面繼續與美國交涉。日本提出恢復關稅自主權、廢除領事裁判權等建議。美方則認為關稅自主權的歸還要有先決條件───開放日本內地。雙方各執己見，無法達成協議。當大久保利通攜帶國書和委任狀再到華盛頓時，雙方交涉已經停止。
　　使團在美國碰壁后便轉赴歐洲。1872年8月17日抵達倫敦，和英國交涉。英國堅決拒絕日本恢復關稅自主權的要求，其他各國也拒絕修改條約，日本無可奈何，只得放棄修改條約的打算，全力進行考察。
　　對歐美進行全面細致的考察
　　使團歷訪歐美許多國家，拜見了各國首腦，考察了政府機關、議會、法院、港口要塞、兵營、農牧場、學校、報社和各種社會福利設施，參觀了名勝古跡、博覽會等。
　　使團對“文明中樞國”───英國印象特別深刻。自1872年9月28日起，大久保利通等人就巡覽了英格蘭、蘇格蘭許多地方，包括法院、監獄、學校、貿易公司、工廠、造船廠、鋼鐵廠﹔他們仔細觀摩了造紙器械、毛織品、絲織品、銀器、玻璃等﹔連煤礦、鹽場以及古寺古城等也無所不至。他們每到一地，看見黑煙沖天，無不設有大小工廠。這使他們認識到英國富強的原因是大力發展工業和海外貿易。大久保利通一回到國內，就提出了要以英國為榜樣的《有關殖產興業的建議》。他說：“大凡國家之強弱，系于人民之貧富，系于物產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勵人民之工業。”
　　在德國，使團成員參觀了克虜伯工廠和西門子電機制造廠以及兵營、大學、博物館等。1873年3月15日，大久保利通出席了德國首相俾斯麥的招待會，聽了俾斯麥講述個人經歷和普魯士從小國發展到德意志帝國的統一過程，并深受感動，對德國統一時使用的“鐵血政策”非常欣賞。大久保利通認為，日本要以德國為榜樣，以實力對抗強權，要著重內治。
　　使團從實際考察中體會到，要想富國必先建立法制，向德國學習，在日本實行專制主義統治。大家一致認為，富國方面要以英國為榜樣，強兵方面要以德國為楷模，盡快縮短與西方各國的差距。
　　使團的木戶孝允在1872年1月25日寫給國內文部省官員的信中談到，他們所經過的西方市井街道，間有所聞，與自己的想象并無特大差異，但是有關學校和工廠的情況，卻“痴筆難盡”。他急切地說：“如果對后人子弟的行為，不予以格外重視，那么日本國家的保安是沒有指望的。”“為了防范10年以后的弊病，只有興辦真正的學校。”他提醒日本國人：“我國今日之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國今日的開化不是真正的開化。”他激勵日本人：“日本人決非與今日歐美之人有異，唯在學與不學。”
　　岩倉使團從1873年5月至9月先后回國。回國后，與使節團隨行擔任記錄的久米邦武將把這次歐美考察的實錄整理成書，標題為《特命全權大使美歐回覽實記》，于1878年出版。該書中許多重要內容成為日本人的必修教育課程。
　　岩倉使團大規模出使西方是日本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日本敢于大膽引進西方的先進技朮與理念，促進日本明治維新后的高速發展并迅速成為亞洲強國。1905年日俄戰爭中，日本擊敗俄國，震驚了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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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空間：明治日本使節團的歐美城市考察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0-09-11] 我要評論(0)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林學忠
　在近代西力衝擊之下，明治日本政府成立伊始，便派出龐大的百人使節團向歐美各國取經。這個使節團以右大臣岩倉具視（1825-1883）為特命全權大臣，率同木戶孝允（1833-1877）、大久保利通（1830-1878）、伊藤博文（1841-1909）、山口尚芳（1842-1894）為副使，隨員包括政府各部門的主要官員約50人，以及近60名留學生，同行奔赴歐美諸國，史稱「岩倉使節團」。使節團於1871年12月23日從日本橫濱乘船出發，到1873年9月13日環繞地球一周返航回國，歷時約1年又10個月，期間訪問了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麥、瑞典、意、奧、瑞士等12國。使節團的任務有三：1.爭取歐美各國承認日本明治新政府；2.向各國闡明日本欲據西方國際法修訂不平等條約的打算；3.全面考察學習歐美文明開化的政體和法律規章，以及軍事、經濟、文化教育、風俗習尚等內容。然而，訪問伊始，日本要求修改與西方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企圖，遭到美、英等國拒絕後，使節團便集中力量在第3個任務上。饒有趣味而引人注意的是，由隨行官員太政府書記官久米邦武（1839-1931）編撰的考察報告《特命全權大使米歐回覽實記》的內容，其編排是根據考察地點的先後依次撰寫，先敘述國家總說，介紹其歷史地理、政體、人口人種、山河道路、產業、人種、貨幣、度量衡等，然後是國都、各大城市的專章介紹。在這個意義上，全100卷5大冊的《實記》，也可以說是一本城市考察報告書，日本學者芳賀徹便有專文論述岩倉使節團的西方城市研究。
　岩倉使節團在考察各國期間，一行人員或分散或同行，從政、軍、法機關，到各類工廠、學校、道路、橋樑、公園等基本建設，以至博物館、圖書館、劇場、動植物公園、寺院、名勝古跡文教休閒公共空間之地等西方近代文明的物象，只是有機會，都有參觀、調查和考察，並作了詳細的記錄。
　他們一行遠涉重洋，1872年1月15日最先抵達美國西進運動時期「合眾國排行第十大城市」的「桑力斯西哥」（三藩市）。正如芳賀徹指出，三藩市這個城市，格外引起他們的關注，編者久米邦武在「三藩市記」一章的結尾處，花了不少篇幅著力描述三藩市如何從1845年人口僅「150」人的漁農小村，1848年後經過淘金熱而急速發展，在不足30年間，至1870年已成為一個擁有「15萬人」、「東西洋往來中樞」的貿易大港的這一段歷史，並與橫濱、長崎、上海、香港等亞洲各港口進行了比較分析。久米這種描述背後，很有可能懷著發展貿易、國家富強以及城市開發的自我期許。也許正是在種現實關懷下，對於三藩市的城市景觀，他們有深切的求知與學習意欲。
　19世紀的西方國家，城市的發展是體現資本主義工業化巨大生產力的主要成果。在生產力極大發展的前提下，技術與發明不斷應用於城市的開發，使城市變得更富公共性及開放性—城市道路的不斷開闢、延伸，上下水道的鋪設、電力、煤氣、路燈等設施逐漸普及。種種物事，既是文明進程中的現象，也是文明開花的結果。因此，對於走出國門的使節團成員而言，現場考察城市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作業。
　乍入異域，最快映入眼簾，引起好奇心的往往是城市的物質建設。使節團一行到達三藩市後，即受到盛大的歡迎。他們對下榻旅館（Grand Hotel）房間裝潢之美，充滿了讚嘆之聲，並特別記述了煤氣燈、自來水、電鈴等的使用。在逗留三藩市期間，他們細心觀察了市區道路的鋪設方法，看出城中木板鋪設道路的問題—屢需維護；天氣乾燥時塵土飛揚蔽物。其後到三藩市南郊的新開發地區，「目擊開拓新街之狀」，一方面對每家鋪設煤氣管、上下水道，以及採用煤氣燈之便，表示了極大的讚嘆，認為這是新開發城市勝於舊城古都之處。另一方面，對於城市的開發有了新的體會和認識，注意到城市發展與計劃的過程中，道路與上下水道、煤氣管鋪設等基建的重要性與優先性。久米邦雄更進一步提出了「道路文明論」，即「在其國，觀其道路之修美，可知政之修荒，人民之貧富」。
　城市道路網決定了各式公共場所、各種社會功能區塊的空間分佈與整備，以及工商活動的進行。事實上，探討日本城市，特別是東京、大阪等大城市如何從由幾百個小町構成的舊城空間以及大小不一的道路網，發展為一個足以應付工商業高度發達、人物交通往來頻繁、中央統治的「文明城市」，是岩倉使節團的課題之一。因此，對於歐美考察期間到過的大城市，他們都有著一種近乎急切的仿傚情意結。特別是考慮到當時正值美國南北戰爭後數年，百廢待舉，從西岸到東岸，到處都在開發建設，我們便不難理解置身其中的岩倉使節團，為什麼其目光很多時都投射到城市的土木工程上了。
　久米邦雄一方面對筆直寬闊、兩旁樹木成蔭的美國首都華盛頓賓治凡尼亞大道一類的道路表示艷羨，一方面對塵土飛揚的道路鋪設工程有近乎異常、極為細密的觀察與描述。這種對城市街道近乎執著的關注，在其後考察歐洲大城市期間仍觸目皆是。例如久米邦雄指出了巴黎的柏油路較之美國的木板路更為堅固，技術更勝一籌。事實上，在倫敦、羅馬、柏林等眾多大城市中，久米邦雄最佩服的便是巴黎的凱旋門大道，盛稱其柏油路平坦寬廣，無合縫之處，皎皎如洗，且兩旁樹木，分隔人行道與車道，漫步其中，有林蔭之清涼。夜則瓦斯燈光照亮麗，燦爛如明珠，堪稱壯麗天下。
　使節團這種對樹木綠化功能與城市道路基建重要性的敏銳觀察與認知，以及不局限於政治制度與工業技術的廣寬視野，在建設現代國家及構築現代性社會生活的意義上非常值得重視。使團中不少成員來自日本最先接觸世界，最能掌握西方文明的薩摩藩和長州藩，對於西方事物多少有所知聞。即或如此，從《實記》的記載看來，他們態度之開放，觀察之敏銳以及考察、紀錄的多向全面，仍是令人驚訝和敬佩的！
　明治日本的下水道建設仍相當落後。東京這類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雖對上水道有所籌措，然而對於下水道的管理卻仍關注不足。家庭污水、糞尿、雨水均是未經處理便流入露天的水溝，再排到河川去。結果污染水源，構成了嚴重環境衛生問題，如霍亂等傳染疾病的流行。因此，使節團一行關注各大城市上下水道設施的狀況，更曾實地參觀了巴黎市政府花了十數年時間剛擴建完成的上下水道設施，對其下水隧道的縱橫交錯，井然有序讚譽不已，認為這是巴黎的一大「壯觀」。
　使節團也關注到現代文明開化的重要標誌—城市公園這種公共空間，他們參觀了三藩市的動植物公園、紐約的中央公園、巴黎的柏特休蒙公園（Parcdes Buttes Chaumont）等地方，認識到於公園這種公共空間可以是一種開放給市民、特別是勞動工人休憩遊樂的城市內之世外桃源（arcadia）。久米邦武更從離家往公園休憩遊樂這種西方人的生活模式聯想到西方人積極向外拓展貿易，善於理財的特性。
　在工業革命推動下的19世紀歐美大城市，特別是那些工業城市，蒸氣機活塞的上下運動、巨大高聳的煙囪、吵耳的機械聲，構成了城市的風景線。對於不分晝夜黑煙衝天、噪音貫耳的工業城市如美國的匹茲堡、英國的曼徹斯特，他們沒有現代人那種對空氣污染的焦慮與擔心。相反，他們一方面驚嘆於場景的壯觀，心頭亢奮。因為連綿不絕的黑煙、機械的噪音背後，代表的正是城市的生命力以及繁華進步。另一方面，在亢奮背後，他們又隱隱流露出一種有令人不安的挫折感，對日本能否走上這種富國強兵的境地有所憂慮。
　然而，也許是出於對西方文明的了解不足，以及過於重視工業革命，特別是蒸氣機、鐵路以及煤炭的使用等器物在國家發展的作用，日本使節團在思考日本與歐美文明進程的差距問題上，很快便克服了上面的憂慮，並將發展時間的差距縮短50—20年。儘管這種希望僅以數十年光景來模仿西方近世300年來文明歷史的想法，反映了初期日本官員以及知識分子焦慮意識下的性急與浮誇，然而誠如芳賀徹指出，後來的歷史卻證明了這種主觀判斷意外地準確—日本先是在1902年與英國結盟，繼而在1905年戰勝俄國，進入世界列強俱樂部而成為一等國家。至於日本這種早熟的文明所帶來的諸多問題，篇幅所限，此處不再贅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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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中的留學美國女學生

從岩倉使節團到當代日本的變相鎖國

2012-01-31 1483
1872年岩倉使節團訪問倫敦，由左至右木戶孝允、山口尚芳、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資料來源：

讀賣新聞在2010年3月10日的一則報導『「日本人?生　存在感薄?」?????大?長?見』中舉例，日本留學生在美國哈佛大學中，與中國、韓國的學生相比，「存在感相當低」。也導出近年來日本出國留學生人數的下降的問題，也是日本國家國力成長及學生競爭力的一個隱憂，至此筆者從日本史的角度，帶出對日本現今狀況的探討。

一、周遊列國的岩倉使節團

日本建立明治政府後，在明治元年（1868）3月4日發布的《五條誓約》中就宣佈要「求知識於世界」，表明了向西方先進國家學習的意向。

在明治四年（1871）派出了一個大規模的高級政府代表團，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為全權特命大使，另還有長州派的參議木戶孝允、工部大輔伊藤博文、薩摩派的大藏卿大久保利通、肥前藩的外務少卿山口尚芳為副使、另還有各藩主參與，加上隨員及留學生浩浩蕩蕩近百人出使，至美國及歐洲諸國訪察，至明治六年（1873）9月13日環繞地球一周後經上海返回日本。

此使節團之任務有三：訪問各締約國，並呈送國書；修改不平等條約；調查與研究歐美各國之文物制度。他們遍訪了美、英、法、德、俄等十二國，在一年十個月中，使節團對西方國家的一切措施都詳盡的紀錄。也大致瞭解學習西方應該從某些方面開始，如大力發展工商業；努力普及教育；改革政治體制與健全法制；保護個人財產權。尤其英國給日本人的印象最深，同樣是島國，但英國卻是世界強國，工商發達，而出訪後返國的同時，也途經了廣州和上海，外國人租界的整潔乾淨與中國人住的擁擠髒亂，使日本人感受到東方的落後，更加速明治維新的步調。

二、從明治到平成的留學潮

倘若詳細論述日本留學史，其篇幅之廣，可寫成一部史書，本文之目的在於檢視歷史與現今的連結與變化之處，故詳細歷史不多贅述。大體來說，自明治、大正至昭和年間，日本都向外派遣大量留學生，主要以歐美為主，戰後受美國佔領的日本，也將美國視為留學的大宗，向西方取經的意念也承襲明治的開化精神。

到了平成初期，日本的留學生人數仍是亞洲國家之冠，但二十一世紀後逐漸被中韓等國趕上。不是說日本的留學生減少，而是中韓等國力求競爭的態度積極的轉變，連帶的日本進入了經濟衰退時期導致潮流下降。

三、日生留學狀況下降-社會與經濟因素

今天造成日本留學人數下降的原因，筆者認為是一日本社會的排外因素。其淵源自兩百六十年前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及幕末的尊王攘夷思想，長期封閉了日本的對外交流。

明治政府開國之後，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美軍的佔領，使日本人民在心理上仍有鎖國政策的影響，加上戰前軍國主義者對神國思想的強力宣傳，讓日本社會對於外人有排斥及「非我族類」之感。當前日本以招募海外學生為主，而日本教育水準的程度也讓國內學子不需到海外也能享受高等教育，故也成為留學生下降的原因之一。

其二是經濟不景氣的影響。自19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以來，已屆二十個年頭，日本的經濟仍未見起色，即使政府祭出各種振興政策尚且無法有所成效。今年在自民黨執政後，雖提出擴大經濟方案及十年內經濟成長倍增的口號，但疲敗已久的日本經濟，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就像是個添加了劣質煤炭的鍋爐，不管加入再怎麼多的「刺激景氣」煤炭，也無法推動這台有如黑洞的火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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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雇外國人，或稱外籍講師，是指日本在幕末至明治時代時為了趕上歐美腳步，而大量公聘的外國籍顧問，其受僱後協助日本發展經濟、工業、制度等學問（殖產興業）。明治維新的成功，御雇外國人功不可沒。
江戶時代由於鎖國禁教，日本德川幕府禁止外國人停留在日本。只有中國人和荷蘭人，允許到長崎貿易。但是黑船來航，薩英戰爭，下關戰爭之後。認識到西方文明的強盛，日本有志人士放棄攘夷，走向全面學習歐美，雇用外籍顧問。同時期清朝也開始了自強運動。
國籍來源
1868年至1889年期間，日本政府機關和私人機關雇用的外國人總計2,299人（包含家族、個人和大使館人員），其中英國928人、美國374人、法國259人、中國253人、德國175人、荷蘭人87人。[1]依業別而論，陸軍原本是法國人居多，但普法戰爭後，隨著普魯士（德國）戰勝而使日本大量改僱德國人；海軍雇用英國人居多；為了開發北海道，雇用不少美國人；而在土木建設方面，則雇用荷蘭人。
由於高薪雇用，也有人永久停留在日本。如小泉八雲、喬賽亞·康德、艾德溫·敦。
墓園
御雇外國人有些永久居留在日本，希臘人小泉八雲安葬在島根縣松江市，成為日本著名的觀光景點。東京都的青山靈園是主要的外國人墓園，但國籍不明，長期未付管理費，導致拆遷危機。由於近代重新評價御雇外國人，經由讀賣新聞的報導，東京都主動協助付清管理費。
受聘領域
學術・教育
小泉八雲：語言學，《怪談》作者（英）
愛德華·S·摩斯：生物學，發現大森貝塚（美）
威廉·史密斯·克拉克：札幌農學校（現北海道大學）初代副校長（美）
巴西爾·霍爾·張伯倫：語言學教育 把『古事記』翻譯成英語（英）
拉斐爾·馮·庫伯：哲學（俄）
維克托·霍爾茲：多數科目的教育 （德）
艾米爾·豪斯克聶希特：教育學 （德）
艾莉絲·馬貝爾·貝肯- 女性教育 （美）
喬治·亞當斯·李蘭：體育教授（美）
亨利·戴爾：工部大學校（現東京大學工學部）（英）
佐麻須：日本研究學者（英）
外交
亨利·維拉德·丹尼森：日本外務省顧問。曾經交涉馬關條約・朴次茅斯和約（美）
醫學
埃爾溫·貝爾茲：醫學 （德）
提奧多·霍夫曼：軍醫 （德）
李奧波德·穆勒：軍醫 （德）
法律
奎多·沃貝克：法律、翻譯舊約聖經（荷）
古斯塔夫·布瓦索納德：民法、「日本近代法之父」[2]（法）
阿爾伯特·莫塞（德）
歐特馬·馮·莫赫爾：（德）
赫爾曼·羅斯勒 ：法律學者 （德）
喬治·米夏埃利斯：法學教授（德）
建築・土木・交通
赫爾曼·恩德：建築 （德）
威廉·伯克曼：建築 （德）
約翰尼斯·迪·瑞克：土木（荷）
安東尼·羅文霍斯特·默爾德-利根運河、興建宇品港（廣島港）：(荷)
喬治·阿諾·艾雪：土木（荷）　版畫家毛瑞特斯·柯奈利斯·艾雪的父親
康納利斯·約翰尼斯·范·多恩：設計興建安積疏水　（荷）
湯馬士·華達士：規劃銀座磚瓦街（英）
喬賽亞·康德：鹿鳴館設計者（英）
艾德蒙·莫瑞爾：新橋～橫濱間的鐵道建設（英）
理查·維卡斯·波義耳：京都～神戸間的鐵道建設、艾德蒙·莫瑞爾的繼任者（英）
理查·法蘭西斯·特里維西克：官設鐵道神戶工廠火車監察。製作日本第一部蒸氣火車。蒸氣火車之父、理查·特里維西克的孫子。（英）
理查·亨利·特里維西克：傳授鐵道。關設鐵道新橋工廠火車監督。理查·法蘭西斯的弟弟（英）
赫爾曼·魯姆舍特爾：九州、東京、四國等地的鐵道建設（德）
列翁斯·弗尼：橫須賀造兵廠、長崎造船所（法）
班傑明·史密斯·萊曼：調查夕張炭礦和北海道的地質 （美）
理查·亨利·布倫登：建設各地燈塔，重新設計橫濱街道（英）
艾德蒙·奧古斯都·巴斯提恩：設計橫須賀製鐵所・富岡製絲場等（法）
理查·布里珍斯：新橋停車場、築地旅館
各種產業技術
艾德溫·敦：北海道的農業指導（美）
威廉·P·布魯克斯：北海道的農業指導
路易斯·波默：北海道的農業指導
霍瑞斯·凱普隆：北海道的農業、道路指導（美）
奧斯卡·凱爾納：農業化學（德）
奧斯卡·里歐：農業化學
威廉·愛德華·艾爾頓：物理學（英）
庫爾特·聶托：採礦業的技術指導（德）
尚·弗蘭西斯科·柯伊聶特：採礦技術、生野銀山帝國主任礦山技師、負責調查日本各地礦山（法）
威廉·戈蘭德：造幣局（大阪）指導化學冶金、研究考古（英）
保羅·布魯納特：富岡製絲場的負責人、引進近代建築技術（法）
藝術・美術
恩尼斯特·費諾羅薩：對日本美術、哲學進行評價（美）
耶多阿多·奇歐索聶：製造紙幣，郵票、並畫下明治天皇・西鄉隆盛兩幅圖像（義）
安東尼歐·馮塔聶西：繪畫、工部美術學校（義）
路德·惠亭·梅森：引進西洋音樂
法蘭茲·耶克特：日本國歌「君之代」的編曲（另外也有人說他填寫歌詞）{德}
哥特弗里德·瓦根納：傳授瓷器製造技術（德）
軍事
賈可布·梅克爾：日本陸軍大學教官 （德）
提奧多·艾德勒·馮·勒奇：日本陸軍大學教官 （德）
阿奇巴德·魯休斯·道格拉斯：海軍兵學校教官 （英；加拿大）
儒勒·布呂奈：日本陸軍 （法）
傑勒米亞·理查·瓦森：日本陸軍大學教官（美）
白勞易：日本海軍省顧問、艦艇設計專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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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前中日兩國聘任的「洋員」能力對比
2015-03-19 08:23:00

到甲午前夕，中日兩國海軍聘用洋員的歷史都已接近1/4個世紀，然而成效的差異在隨後的戰爭中暴露無遺。

1878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寫道：「今天的軍艦不僅是現代大工業的產物，同時也是現代大工業的縮影，是一個浮在水上的工廠……不僅是它的建造，而且連它的操作都成為了現代大工業的一個部門。」

對19世紀後半葉的中日兩國來說，既然海防已經成為國家安危所系，建造蒸汽—鋼鐵艦艇的工業基礎又尚不具備，則兩手並舉幾乎成為必然：一方面，要自歐美引進建造現代化艦船所需的設備、工藝乃至實物等「硬體」，加以研習消化；另一方面，還要從頭開始培養相應的工程、操縱以及指揮人才，建立海軍的「軟體」基礎。而在草創階段，無論硬體還是軟體都離不開西方專家的協力與指導，故聘任洋員很早就成為中日不約而同的決定。

到甲午前夕，兩國海軍聘用洋員的歷史都已接近1/4個世紀，然而成效的差異在隨後的戰爭中暴露無遺。日本從一開始就抱定高薪納賢的思路，在規則制訂和人員培訓方面，注重正規化、體系化；稍後的甲午戰爭中，日本海軍一線官兵和技術人員被證明除去經驗稍欠外，整體水準已與歐洲國家接近。而清朝海軍延聘的洋員極為駁雜，既有日意格之類任事勤懇但專業能力欠奉者，亦有式百齡之類濫竽充數之徒，全無考核標準，完全依主事者的好惡決定其去留。

體系優先

日本自歐洲外聘海軍人才，始於幕府末年的軍制改革。1855年德川幕府在長崎開設「海軍傳習所」時，即聘用荷蘭教官21人講授航海、造船、算術、機械等課程。1864年萊昂•羅歇出任法國駐日公使後，說服幕府當局向法國採購軍火和機器，聘用法國顧問團。第二年，羅歇的遠親萊昂瑟•韋爾尼自中國來投，在橫須賀主持日本第一家現代化造船廠的建設。

韋爾尼時年不過28歲，但理論與實踐經驗皆屬豐富。幕府支付給他每年1萬銀元的高薪，由他負責在四年內為日本興建1座制鐵廠、2座修船車間和3座造船車間。韋爾尼隨後在法國招募了45名有經驗的造船和機械工程師，配合日方提供的工人，開始了大張旗鼓的建設工程。為表彰韋爾尼的發軔之功，明治天皇曾親自接見他，贈以禮物。2001年日本還將橫須賀港的臨海公園命名為「韋爾尼公園」，以資紀念。

明治維新之後，「殖產興業」成為國策，僱傭外籍顧問全面指導日本的經濟、教育、建築、科研和軍事成為普遍現象，幕末議定的自法國延聘軍事顧問團的政策也得到延續。自1867-1889年，先後有三批法國顧問集中抵日，儘管大部分為陸軍教官和軍工技師，但在1886年抵日的第三批顧問團中，包含了一位重量級人物—布雷斯特海軍造船廠設計部主任白勞易。

聘用法國工程師只是日本締造現代海軍的重點之一。1873年，阿奇博爾德•道格拉斯少校率34名英國教官抵日，開始對日本海軍的學校教育和人才培養體制進行全面規劃。道格拉斯除去親自為海軍兵學寮的學生授課(聽眾中有未來的海軍大將日高壯之丞和山本權兵衛)外，還草擬了一部詳盡的學校章程，對基礎課、專業理論課以及艦上實踐的比重和分布做了規定，並建議增設輪機學校。他的另一項功績是開創了日本海軍的遠航傳統，規定航海科學生在畢業前必須乘艦出海實習半年，增加航行經驗、磨鍊意志。1876年海軍兵學寮改名為海軍兵學校，到1945年為止共培養出12433名畢業生，無一不按照道格拉斯的設計完成遠航。

整個明治時代，日本海軍先後聘用洋員98人，除白勞易、道格拉斯等知名人士外，還包括任教於工部大學校的艦用輪機專家韋斯特以及海軍大學教官英格爾斯上校。1890年最後一名英國教官離開海軍兵學校後，仍有不少外籍專家選擇在日本定居，繼續為日本當局貢獻智慧。注重體系的建設模式、對症下藥的求賢原則、用人不疑的聘任方式，使日本海軍從僱傭洋員中獲得了超出預計的收穫。

百鬼夜行

清政府嘗試聘用歐美海軍顧問，始於1863年的「阿思本艦隊事件」。阿思本艦隊被退貨後，海軍發展的主導權由地方轉移到中央，聘任洋員的決定權遂操諸左宗棠、李鴻章等督撫之手。由於李鴻章始終抵制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提出的統一經費收支、統一艦艇採購的方案，以防集團利益受損(也有防止權柄旁落外國人之手的考慮)，中國從未像日本一樣建立起集中和成體系的洋員聘用制度，而是呈現「百鬼夜行」的駁雜麵貌。

官僚的個人喜好是清朝大員聘用洋員最大標準，專業技能相比之下只能靠邊站，遂使其水平往往良莠不齊。如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時引以為臂膀的法國人日意格、德克倍，前者原為浙海關稅務司，後者則為法國海軍少尉，對艦船設計、工程規劃和項目管理遠不及日方科班出身的韋爾尼來得內行。而日意格、德克倍兩人獲得左宗棠重用的唯一原因，僅僅是他們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曾作為「常勝軍」指揮官與楚軍並肩作戰，因此為左氏所信賴。從以後日意格協辦船政的經歷看，他雖有一定責任心，但對左宗棠提出的「兵商兩用」等不科學主張毫無反駁的跡象(也可能是有意噤聲)，只顧按時支薪，與僱傭兵無異。

至於1884年李鴻章聘用的所謂「德國海軍總兵」式百齡，更因其水準低劣，來華不足兩年就遭解聘。究其原則，無非是李鴻章對海軍知識本無了解，又誤信另一位人云亦云的官僚、駐德公使李鳳苞，隨意拍板之故。至1895年北洋艦隊戰敗前夕，軍中洋員既有漢納根(此人還是水師總教習)這樣不通海軍事務的前陸軍軍人，又有安納波利斯海校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畢業生馬吉芬，甚至還有以酗酒著稱的拖船船長馬格祿，與冒險家求取功名的賭場已無多大區別。

另外，洋員能否獲得清朝海軍的長期聘用與其專業能力同樣無關，能否「適應」烏煙瘴氣的官場環境才是關鍵。這方面的典型例證就是「琅威理事件」。1882年李鴻章聘用英國海軍中校琅威理為北洋水師副提督銜總督查，令其襄助對海軍所知甚少的提督丁汝昌負責北洋艦隊的日常訓練。琅威理嚴格按照英國海軍標準對官兵實施管理，令行禁止、一絲不苟，治軍頗有成效。丁汝昌曾讚賞曰：「洋員之在水師最得實益者，琅總查為第一……人品亦以琅為最。平日認真訓練，訂定章程，與英國一例，曾無瑕晷。」

然而琅威理在1886年第二次抵華(其間因中法戰爭英國宣布中立而迴避)後，與逐步升至各大艦管帶的閩籍軍官的矛盾日益激化，後者對琅氏嚴苛的治軍路線心懷不滿，暗中圖謀「倒琅」。1890年艦隊停泊香港期間，「定遠」艦管帶劉步蟾藉口丁汝昌離港出巡，不承認琅威理的副提督銜，改掛自己的總兵旗，遂使矛盾公開化。李鴻章明知其中有貓膩，但對尾大不掉的閩人集團仍無意約束，竟挺劉抑琅，致使琅威理憤而辭職。此後英國政府公開表態不願再助中國建設海軍，北洋艦隊則在閩人管帶盤踞之下，軍紀廢弛、暮氣沉沉，為甲午悲劇埋下了伏筆。

清政府及其官員在聘用洋員時毫無重點，對「師夷長技」然後取而代之不甚關心，幾乎視洋員為僱傭兵。日本在集中外聘顧問、有計劃地培養造船和指揮人才之後三十年，已經能以本土人才對其加以替換；學員在向洋員習得專業技能的同時，亦藉助種種機會鍛鍊獨當一面的能力，最終順利接班。而中國聘用的洋員零散分布於造船、駕駛教習、學校教育、武器維護各部門，彼此缺乏協調，亦無明確的規劃。學員既無耐性、復無目標，完全依賴洋員掌控相關技術部門。這導致甲午戰爭爆發時，北洋各艦猶有數量眾多的外籍幫帶、管輪與槍炮教習存在，足見海軍成軍雖已有年，仍須依賴洋員「保姆」方能作戰，實則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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