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政子+呂赫若+鹿窟事件/在白色恐怖至少有四個人堪稱典範：蕭塗基、王新發、李石城、陳政子《獄外之囚》。本案有93人被判刑（其中28人死刑），1人被當場擊斃，19人被谷正文長期非法驅役，充當奴才與下女，這還不包括被刑求和被搜刮財物的人數-經此「滅村」悲劇，鹿窟人長期無法翻身；坐牢回來的男人，為求溫飽只得入礦坑，由此展開另一段「矽肺人生」/台灣不斷被外來政權壓迫，也不斷有人為了保護家園、反抗壓迫戰前反抗日本，戰後反抗國民黨，未來也反抗中共當然在反抗的同時，千萬記取教訓：不要出賣別人，也不要被別被別人出賣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n2Kv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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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從受冤人數最多的鹿窟案開始吧！
2016-04-15
位於台北市介壽公園一隅的「白色恐怖紀念碑」於2008年3月揭幕。圖為該年馬英九總統應邀參加「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判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主辦的「7.15解嚴紀念日」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追思儀式。據估計，以1950年代的前5年為例，國民黨政府在臺灣至少殺害了4,000個至5,000個，甚至於8,000個以上的外省和本省的所謂「匪諜」、文化人、工人和農民，另外有同樣數目的人，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及無期徒刑。 圖片來源：總統府。
谷正文（1910～2007）在中國是戴笠栽培起來的特務，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後，是老蔣的特務頭子毛人鳳麾下的第一號人物。他的回憶錄《白色恐怖秘密檔案》裡，曾自豪的說，連毛人鳳都告訴他：「你比我還狠！」他信誓旦旦：「我有兩種敵人，一種是共產黨，一種是我的上司。」然而他恐怕連身為特務的職業倫理都沒有，退休後不斷寫文章，羞辱、揭發他過去的上司整肅異己的醜狀惡行，且自詡旁觀者清，把親身參與迫害無辜的犯罪責任，撇得一乾二淨。台灣白色恐怖時代受冤人數最龐大的鹿窟案，便是谷正文的「代表作」之一，隨著鹿窟案相關人士的口述歷史陸續出版，我們得以一窺國民黨政府特務統治的基本輪廓。
台灣1987年解嚴（1949～1987），當時總統為蔣經國，若說蔣家兩代不希望白色恐怖的真相曝光，那麼「民主先生」李登輝繼任總統之後又如何？在李總統的任內（1990～2000），《白色恐怖秘密檔案》已出版了（獨家出版社，1995），書中清楚記載保密局構陷鹿窟案的經過。谷正文當時85歲，假使李登輝不是投鼠忌器，早可以示令調查單位傳訊他，至少留下一份詳細的正式供詞，以利後人做進一步處理。而阿扁總統執政的8年，也未見任何動作，當時，很多該案的受刑人與家屬仍健在，他們大可以當事人或告發人的身份，參與轉型正義的官方作業。
事實證明，無論藍營綠營，轉型正義都只是喊爽的，表面上說，深究白色恐怖或二二八事件清鄉活動，恐怕割裂族群，但實際畏懼的是真相出現，影響到兩黨的政權穩定，以致完全錯過了台灣轉型正義的黃金時間。
　
《鹿窟事件調查研究》與《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書封，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李石城回憶錄的重要性
張炎憲教授（1947～2014）主持的鹿窟事件口述歷史計畫，分兩次出版：第一本是《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張炎憲、高淑媛，台北縣文化中心，1998），第二本是《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張炎憲、陳鳳華，台北縣文化中心，2000）。若非當時台北縣是民進黨執政，且其文化中心主任恰好是對台灣史相當熟悉的劉峰松，或許這樣的計畫根本不會存在；因為口述歷史的執行繁瑣費時，以第一本30個受訪者、第二本40個受訪者的工作量，若非張炎憲的苦心及遠見，恐怕亦非一般文史工作者可能承擔。
2015年2月，鹿窟事件受難人李石城出版了《鹿窟風雲八十憶往：李石城回憶錄》（白象文化，2015），近400頁的大書，更將讀者帶回1952年前後鹿窟事件的原始時空，深入揭露了特務橫行之下，鹿窟附近村里中老少男女被株連入獄的悲慘經過。或許由於台灣政治風氣逐漸開放，人權保障較受重視，以致李石城可以放膽的寫出他們被訴、被關期間特務們種種違法、背德的迫害細節，其中最令人義憤的，就是他記錄了自身屢次遭刑求的方式；反觀張炎憲兩本口述歷史，受訪者雖多少論及刑求，卻心存顧忌，支吾其詞，由此可見特務文化對他們的殘害之深，即使事過境遷，他們仍活在歷史的陰影下。
李石城在鹿窟事件爆發時才17歲，因為遠房表哥陳春慶（後來所謂的「共產黨徒」）山上的房子，曾提供給一些左派的朋友長期居住，他常被叫去跑腿買些日用品及食物，牽連被捕。起初，他從家中被架到水窟頭，一個兵把綁腿解下來，當做繩索把他雙手扭向背後，緊緊綁住，再接一條長繩，像拉狗一樣拉著他，走到外厝的公廳（就是廖論、廖賜的家），那裡駐有一連兵，連部設在廳內。有個軍官問他陳春慶躲在哪裡，他回答不知道，那軍官立刻撂很話：「你要認清楚，現在的你比一隻螞蟻還不如，我要你死，你就活不了……要死要活你自己選擇，我保證你隨時可以回家，要不然就別怪我不客氣！」
李石城再回答不知道，軍官便命令兩個強壯的兵，把他臉朝下，綁在長板椅上，就地取材，拿起廖家鋸成的四尺長、放在門邊本來打算做斗籠的十多段桂竹，兩個兵一人各站一邊，死命往他身上抽打，不停歇的打，竹子裂開再換新的，那軍官還一直發出獰笑聲，「怎麼？滋味如何？這是最初段，你有興趣，我再變幾個花樣給你嘗嘗，不用急，先把他放下來。」
當李石城從長條椅滾到地上時，已動彈不得，雙腿好像不是自己的，完全失去知覺。他真的不知道陳春慶到哪裡去了，軍官再問他又照實答，軍官就說：「王八蛋，我要看你是銅打的還是鐵做的。」接著指揮一個兵把李石城按跪在地上，拿一根竹子放在他的大腿與小腿之間，用繩子把大腿與小腿綁緊，然後兩個兵分站在竹子的兩端，不斷的滾動竹子，連續一小時，李石城不但汗淚如雨下，連尿都被逼出來了，然而他還是說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軍官就命令兩個兵把他拉出去斃了。李石城半跪半癱的，只聽到轟轟兩聲槍響，一陣耳鳴，卻沒有中槍。
威脅槍斃還不講，軍官要那兩個兵把李石城架回屋內，臉朝天，綁在長條板上，旁邊有兩座石磨，上座有50公斤、下座至少200公斤，軍官叫兵抬來上座，壓在他肚上，再以繩索綁定，使他呼吸困難，從近午夜到第二天凌晨4點才放他下來。那天是1953年1月9日，距離特務包圍鹿窟一帶已12天。天亮之後，李石城被一個兵扶著，走到10分鐘之遙的菜廟（今天的「光明寺」），半路上，已聽到廟內哭號不斷，許多人在呼天喊地、哀爸叫母，一聲比一聲淒厲。到菜廟之後，和大夥兒相聚，才多少知道這陣子被捕的村民無數，一批來一批去，都被整得很慘。
李石城被要求蹲著，因為腿傷劇痛，也只好半蹲半坐，熬過了在菜廟第一天。第二天來了個胖胖的特務，起先還和顏悅色，眼看問不出名堂時，突然以右手用力握住李石城瘀血的大腿，並迅速以雙手在他傷痛的大腿揉來搓去，用力捏個不停，以致他痛得滾地哀號，尿失禁了一地。胖特務這時說：「我是好心幫你活血，不然血凝太久，你的雙腳是要報廢的。」看李石誠還是說不知道，便命令兩個兵一邊一個，將他雙手的大姆指以繩索綁緊，將繩子甩過橫樑，用力拉到他的雙腳只有腳尖一半著地。胖特務要兵好好看著李石城，如果肯坦白說再放他下來；李石城就這樣從早上11點吊到下午3點，胖特務又出現了，叫兵把李石城放下來，去吃吃飯好好反省，這時，李石城的兩根大姆指幾乎失去感覺，連筷子都拿不起來。
《鹿窟事件八十憶往：李石城回憶錄》，白象文化出版。
1953年1月21日，大夥兒被押上軍車，送往當時被台灣省包安司令部佔用的台北市萬華的東願寺。1月28日，李石城被押去地下審問室，問不出來，6個人把他騰空架起來，頭下腳上，「當我的頭浸入水裡時，一下子水灌進鼻孔，隨呼吸進入肺部，這時真是到了臨死前拼命掙扎的程度，但掙扎無用，他門四個大漢用力抓住我的四肢，把我的頭硬插進水桶，初進水桶非常痛苦，只知道自己尿都滲出來了，不久就什麼都不知道了。醒來時，他們嘻笑的問我滋味如何，還要再來一次嗎？」
3月7日，再拷問。兩個人把李石城的手臂夾向背後，用繩索綁住雙臂，把繩索翻過橫樑，用力把他拉到離地兩尺高，像吊粽仔般的，懸在空中，一邊站一人，一直用力推。他們「讓我像鞦韆一樣不斷擺動，靠雙臂要負載整個人的體重已非常痛苦了，再經他們不斷的推動，兩臂像要斷掉一般的難受。他們一邊喝茶一邊談笑，好像看我受苦可以助長他們的樂趣似的……」這樣還是說不知道，兩個人於是改綁李石城的雙腳，讓他顛倒過來懸盪，「這樣人的血液全部灌進腦部，頭像要炸開、暈眩，要吐又吐不出來，心臟跳得連自己也聽得到，真是到瀕死的程度。」大概他們也知道這樣會出人命的，不久後放他下來，這時他連站都站不住。
李石城一直說不知道，審問人士便把他的右手挾在後面，綁在椅子靠背上，身體和腳都綁好，只有左手沒綁。他們拿來一條毛巾，在他的左手掌繞兩圈，只露出四根手指頭，然後將他的左手放在桌邊，讓四根手指頭伸出桌邊半寸左右，再以一塊約二尺長的木板，壓住他左手兩頭綁緊，使他的手無法移動。「有一個人拿了一碗酒放在我的面前，再拿一個有蓋的鐵罐，故意搖動讓裡面的東西因碰撞發出聲響。」審問人坐在他面前，打開鐵罐，拿出四支鋼針，比一般縫衣針略粗一點，每支約寸半長。「現在坦白還來得及，再5分鐘就沒人救得了你，快說！」
審問人員見李石城沒有反應，便拿一支針沾點酒，刺進他的中指指縫約三分深，再從衣口袋掏出鋼筆，慢慢敲著針頭，讓針深入他的指頭。李石城無話可說，審問人員便給他無名指再插一針，當他痛得尿失禁時，審問人員取笑他：「你水喝太多了。」李石城說：「給我死吧！」審問人員回答：「沒有那麼便宜的事，想死還早得很，你不說，我就再給你一針，看你硬到什麼時候。」但他那針並未插下去，只是每隔幾分鐘，就拿鋼筆敲敲插在他雙指縫的針，痛得李石城冷汗直流，內衣濕透。這樣逼供一個多小時，近午飯時間才放他歸營。
回到營裡，難友都為李石城煩惱，也安慰他，有人被連插4針，插2針算是好運的。「我用一雙發抖的手拿飯想要吃，太痛就又不想吃，耳邊突然想起慈母的聲音：『城啊！你三頓著吃乎飽。』不覺淚流滿面。難友問我是不是很痛，我說當然是痛，不過現在我是想起老母在家無飯可吃，才傷心落淚……」
後來李石城被送去好幾個地方，回到保安處，已是3月27日了，又被叫去審問室，牆角放著一桶青色的水，統內有一支泥水工洗石仔的手壓式壓水器，審問官告訴他，這叫做「洗腦機」，「你想了那麼多天，想清楚了嗎？趕快坦白，不然動用洗腦機，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李石城不招，審問官便要兩個大漢把他綁在長條椅上，臉朝天，四肢綁在長椅的四角，頭固定住，他們把軟管插進李石城的鼻孔，開關一打開，一股強力水柱直衝腦門，腦內像萬蛇滾動，幾乎無法呼吸，話也講不出，屎尿都拉在褲檔裡，一陣暈眩，他就昏了過去。醒來時李石城發現有兩個人在壓他的胸口，一邊說：「真是沒用，一下子就暈倒了！」
自認為國民黨超級特務的谷正文。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谷正文將19人收為奴工
直到1955年7月4日，李石城才被判刑，罪名是「參加偽匪組織」，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一般案件都半年左右便定讞了，但鹿窟案當初涉案人數有200多人（當場打死1人），超過2年還沒有宣判的，還大有人在。最後槍決者35人、自首無罪和不起訴者12人，其餘98人，被判刑期合計865年。最荒謬的莫過於19人（男13人、女6人）未依法定程序審判而被違法拘留，谷正文留下他們做為差遣、家傭及跟監等之用，時間長達5、6年。
根據張炎憲的口述歷史記載：陳燕、陳桂在谷正文妻的住處幫忙洗衣、煮飯、帶小孩；陳寶珠、陳金土被派出跟監；高泰被派去五股挖魚池、砍竹子、圍籬笆；鄭定國做木工；李天池負責養雞；廖水塗、高有土被派區桃園看顧埤仔；陳久雄替谷正文倒茶、拿公事包。他們都必須做雜役和打掃，並照顧谷正文兩位妻子的生活。在口述記錄中陳燕說，她在谷正文家中幫傭，白天忙廚房的事，半夜兩三小時就要起來幫谷正文初生的嬰兒泡牛奶、翻身、換尿布等，有幾年每天只能睡2小時，還好年輕，不然怎麼撐得住；偏偏谷正文家中人口又特別多，他妻妾成群，其中兩位老婆是姊妹，大老婆有3男1女，小老婆有1女3男，小孩又常生病，被非法留置的6名女子，就一天到晚服侍他們，忙得天翻地覆。
陳寶珠則在口述歷史中說，八德血案發生後，國防部一位情報組長一家五口被殺，為了破案，他們被派去晚上住他們的房子，找來招魂師，看看那些冤魂野鬼會不會附在他們身上，講出兇手是誰，後來不了了之，但他們都嚇壞了，又不敢不從。此外，谷正文手上有一大本名冊，是當時審問記錄抄來的，沒事時就會根據名冊，帶這19個「奴工」去明察暗訪。谷正文脾氣很大，動不動就說：「你們不聽話，通通給你們送外島，一個一個抓起來槍斃。」但谷正文也知道這樣做是違法的，因此每逢上司到他家，這19人就必須集中關起來，不讓上司看到，後來被其中的廖有塗寫信檢舉，谷正文才不情不願的放了人。
谷正文在《白色恐怖秘密檔案》明白寫著：「當時社會狀況還是亂得很（註，指二二八事件後的4、5年），保密局內部也被蔣介石全力肅清武裝基地的指示給弄得焦頭爛額。不過，據我個人的看法，這些武裝基地，實在是毫無武裝規模可言…只是在破獲竹仔坑基地之後，行動就不得不持續下去。」在1952年11月25日，保密局循線破獲台北市委會電器工人支部案，並在該部書記溫萬金家裡，找到一本日記，記載了他在那年4月至6月間的受訓情形及見聞，「保密局內部認為，這是個極具規模的武裝基地」，經過調查，鎖定石碇至汐止間的鹿窟山區，當時的衛戍司令張柏亭估計，以每50公尺1人計算，大約需要一團兵力，後來經會議決定，再增加一個加強營協助，在那年的12月28日展開行動。行動的總指揮就是谷正文。
《白色恐怖秘密檔案》在網拍上仍奇貨可居。獨家文化出版。
《白色恐怖秘密檔案》說，當天他們抓了600多人，谷正文為了過濾，找了所謂「基地的資深幹部」汪枝來，那些人一個個從谷面前經過，汪枝就站在谷正文看得見而那些人看不見的氣窗後，「如果這人是台共成員，你就把手放在窗台上，如果不是，就把手收回去。」谷正文吹噓說，十來個人經過之後，簡直把他視為「神探」，「就再沒有人喊冤枉了，只是眼裡流露著驚惶的神色，安靜的默認一切……」這就是當年保密局辦鹿窟案的「偵察方法」。接著，谷正文認為有嫌疑的200多人（其中包括60多個像李石城這樣16、17歲，沒受過教育的大孩子），陸續帶到菜廟裡或其他處所集中，個別施以審問及拷打，有的還強迫畫押承認「犯行」。至於如何審訊，前面引述的李石城回憶錄，可以當做重要參考；大多數人一生知道的別人名字，就是親戚鄰居的名字，若禁不起刑求，便有人要倒楣了。
這200多人來自石碇鄉鹿窟村、汐止白雲里、汐止東山里、汐止佳冬里、瑞芳、玉桂嶺及台北市南港一帶，可說鹿窟相關山區的青壯年男丁為之一空，只留下孤兒寡母在家，他們原多是採礦或兼務農為生，很多家戶是父子、兄弟姊妹、夫妻、表親同時被抓、被關、被刑，甚至同死；受難者離家就審、服刑期間，造就了無數破碎的家庭。多年後能夠幸運返家的受難者，因為多半教育程度有限，只好再度下礦坑或務農，但身體已在刑訊過程中折損了，刑餘之人，早死者不在少數。
那麼，大家或許會問，是不是當年真的有所謂「一堆匪徒在鹿窟山上基地升五星旗」的事？據自首參加匪組織的陳旬煙口述：「山上升五星旗是真的，宣誓時唱那邊的國歌，也有小組會議、精神訓練，由指導員講課較多，也分發小張綱要，利用晚上或大清早集會。」但至於山上究竟曾有多少所謂「匪徒」聚集？曾謀反什麼？那些判了35個死刑、865年有期徒刑的所謂判決書，可就什麼都講不清楚。
鹿窟案唯一蒐獲的所謂「物證」是：大小五星旗6面、五星臂章10條、人民武裝保衛隊旗2面、軍用地圖43幅、駁殼槍1支、收報機1具、手銬1付、反動書籍及匪文件55冊。連谷正文都說：「嚴格說來，整個鹿窟對國民黨並無太大實際價值，但是在象徵意義上卻頗為重大。」這是什麼意思呢？講白話，就是株連甚廣，殺雞儆猴，讓台灣的農民有所警覺，不要再在山上藏什麼「反動組織」了。
真正的轉型正義，不是政府在鹿窟設一塊紀念碑就夠了。發給受難者或其家屬補償金，亦永遠無法撫平他們心中巨大至深的傷痕。所謂「冤有頭債有主」，轉型正義，畢竟要告訴大家一些故事緣由，讓大家看到一些加害人的姓名，才多少能滿足大家的正義感。
柯文哲南北騎腳踏車說「要以汗水替代淚水」，只是另類的風涼話。希望蔡英文總統這次講轉型正義，是玩真的。
鹿窟事件受難者刑期表。資料來源：《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

拔甲碎骨... 最大白色恐怖案 鹿窟事件65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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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窟事件為一九五○年代台灣最大白色恐怖事件。圖為鹿窟事件紀念碑文。（資料照）
2017-12-28 08:10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今年10月，監察委員高鳳仙、楊美鈴公布白色恐怖最大政治事件：鹿窟事件的調查報告，今天是鹿窟事件65週年，監察院將舉辦村民見面會，監察院長張博雅也會出席致詞。
《中央社》報導，今天是鹿窟事件65週年，鹿窟、玉桂嶺及曉基地的受害者及家屬約30多人將出席參加村民見面會。監委高鳳仙希望相關單位能建立紀念館或園區，記取歷史教訓。高鳳仙說，有村民很希望彼此見個面，但也有人因為心裡創傷不想出面，「覺得不安全」。
高鳳仙、楊美鈴報告指出，鹿窟事件被認為是西元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最大的政治案件，被逮捕及審判人數眾多，賠償金額也最高。高鳳仙、楊美鈴報告表示，38年9月間，陳本江及陳通和兄弟奉共產黨在台最高領導人蔡孝乾之命，於鹿窟地區建立基地及成立「北區武裝委員會」，40年底或41年間，鹿窟基地改組為「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
報告表示，自41年12月28日夜間起，國防部派軍隊3800餘人至10000餘人，對鹿窟山區展開圍捕，共逮捕及訊問896人，由保密局於光明寺訊問，至42年1月19日撤離。許多村民控訴，在此期間，村民遭拘留於光明寺狹小空間內，不少人被嚴重刑求，軍隊恣意搜刮村民財產等，然因無官方紀錄而無從依法獲得賠償或補償。
刑求過程相當殘酷，報告揭露，保密局於調查過程中，對許多村民刑求，以木棍、竹棍、藤條、扁擔或槍托毆打、用鋼筆夾手、用針刺指甲、用夾子拔指甲、灌水、倒吊，有人被打到吐血或昏倒，有人因骨頭錯位而終生殘廢，有人被打到骨頭破碎而發瘋，其中更有人於釋放後自殺。

228檔案 陳儀向蔣請兵電文曝光

中國也紀念228?!基督教長老教會：不是真正關心受害者
方炳超 2017年02月21日 13:17 風傳媒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21日發表「228事件70周年呼籲函」，提出3項呼籲，包含繼續追究元凶及加害者、力行轉型正義，並期待能制定台灣新憲法、建立新國家。圖中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議長Sudu Tada（右三），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林芳仲（右二）。（陳明仁攝）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21日發表「228事件70周年呼籲函」，提出3項呼籲，包含繼續追究元凶及加害者、力行轉型正義，並期待能制定台灣新憲法、建立新國家。圖中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議長Sudu Tada（右三），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林芳仲（右二）。（陳明仁攝）
今年正值228事件70周年，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21日發表「228事件70周年呼籲函」，在呼籲函中提出3項呼籲。另外，對於中國也要紀念228事件70周年，長老教會總幹事林芳仲認為，這是中國的手段，中國不是真正在關心受害者，假如中國真正關心民主、自由、人權，就應該讓達賴喇嘛自由，給予充分的宗教自由。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21日發表「228事件70周年呼籲函」，在呼籲函中提出3項呼籲。長老教會表示，228事件雖已時隔70年，但元凶及加害者仍然沒受到究責，因此提出呼籲，包含繼續追查真相、追究元凶及加害者。長老教會希望政府能繼續追查真相並公布檔案，並呼籲，不該再對蔣中正、蔣經國緬懷；另外也要力行轉型正義，昭雪冤情，並期待能制定台灣新憲法、建立新國家。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加害者不出現，受害者的陰影永遠無法抹滅
前民進黨立委、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牧師鄭國忠說，過去其實就有推轉型正義，但過去的政府不是非常願意配合，所以至目前，有受害人卻沒有加害人，這是一個遺憾。鄭國忠說，轉型正義包含被害人、加害人還有歷史的真相，有很多歷史真相其實是被隱沒的，甚至是被毀掉的，所以希望在新政府上台之後，應該極力追求真相，讓我們能記取教訓，不再重犯錯誤。鄭國忠說，追求真相也要讓加害者現形，因為加害者不出現，受害者的陰影永遠無法抹滅。
20170221立法院.「二二八事件70週年對新政府的呼籲」記者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議長Sudu Tada（陳明仁攝）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議長Sudu Tada表示，轉型正義的工程雖然辛苦，但這條路是正確的。（陳明仁攝）
另外，針對中國今年也要舉辦228事件70周年的紀念活動，長老教會總幹事林芳仲則回應，這是中國的手段，是利用紀念228，讓台灣人民認為中國政府也有在關心，不過中國不是真正關心受害者，林芳仲認為，假如中國真正是一個關心民主、自由、人權的國家，就應該釋放他們家庭教會的領導者，也要讓達賴喇嘛能得到自由，因為這是宗教自由，另外也應該釋放維權律師。

-父親節，回顧臺灣父親們的故事…… | 台灣回憶探險團 - http://goo.gl/qLzLYG

父親節，回顧臺灣父親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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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妳改嫁，不要耽誤自己」 白色恐怖受難者深情的共同遺言-受難者｜台東大學｜白色恐怖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風傳媒-杜兆倫 - http://goo.gl/W28UnS

請妻子改嫁 政治受難者遺書讓人心酸
中央通訊社 中央通訊社


請妻子改嫁 政治受難者遺書讓人心酸© 中央社 請妻子改嫁 政治受難者遺書讓人心酸 (中央社記者盧太城台東縣19日電)1950年代政治受難者，面對突如其來的人生終途，他們最想對妻子說的話是「請妳改嫁，不要耽誤自己」，最深摯的愛，讓人心酸。

民國100年白色恐怖 (1949年至1992年)政治受難者要求政府歸還家屬遺書，經檔案管局清查，發現屬於個人私人書信檔案有177位受難者，其中112位有遺書。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和國立台東大學在台東大學知本校區舉辦「遲來的愛-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遺書特展」，讓這些「找不到回家路」的遺書，鎖住一甲子後曝光。

10封遺書中，就有3封是受難者寫給妻子，突如其來的人生終點，來不及和妻子道別離，他們對妻子最深摯的愛，讓人看了心酸。

「夫妻中途而別，請您原諒」，政治受難者郭慶於1952年4月1日處決，當時年僅31歲，處決前的2個深夜，陸續寫給妻子遺書，他告訴妻子「假如可能，希望您再婚」，4月1日上午6時絕筆，家屬60年後才取得遺書。

桃園人陳振奇，1952年12月9日被處決，當時26歲，他在他在槍斃前1日留下給妻子的遺書，他跟妻子說「請妳改嫁，不要耽誤自己」、「我對妳是不能做永遠的幸福了，妳就再去嫁」。

「請妳在女兒6歲後再婚」，台北人王耀勳1950年處決，案發時28歲，留下2歲的「美麗」女兒，他告訴妻子，死後遺體火化，送回台南故鄉，「請妳等到美麗(女兒)6歲時再婚，美麗就交託我哥哥養育，母親就請二哥照顧」

政治受難者遺書 東女看了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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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轉型正義！監委全面調查「鹿窟事件」
郭佩凌 2016年04月13日 19:20

二二八暨白色恐怖受難者王文山，當時年僅16歲就因「鹿窟武裝基地案」被捕，繫獄10年。（陳明仁攝）
50年前，白色恐怖的肅殺年代，一個純樸無辜小村莊，一夕被控匪諜村，不少人民被羅織莫須有的罪名遇難，「鹿窟事件」，便是當時典型的政治冤案。據《自由時報》報導，針對至今仍無法獲得賠償「鹿窟事件」的政治冤獄者，監委高鳳仙、楊美鈴今天申請自動調查鹿窟案，將全面調查此案的真相，落實轉型正義。

高鳳仙透露，監院國防委員會主秘日前已到位於新北市汐止、石碇交界的鹿窟一帶山區，也就是現在的光明村，進行實地的瞭解，並訪談相關村民，據當地村民透露，只要找到一位當年受害的村民，應就能找到其他的村民。

高鳳仙表示，經事先的實地瞭解，認為全案有調查的必要，因此申請自動調查，也呼籲關心此案的人士向監院提供相關資料。

「鹿窟事件」受難者165人，35人死刑

1952年12月28日晚上，國民政府揮軍台北縣石碇鄉的鹿窟山，掃蕩所謂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武裝叛亂基地，在29日凌晨萬名軍警包圍南港、汐止、石碇山區展開全村大逮捕，當場打死一名指導員劉學坤，許多村民被抓到鹿窟禪寺認罪或刑求偵訊。刑求逼供後，多數被判刑入獄，形同屠村。這是史稱的「鹿窟事件」，也是白色恐怖時期最大的政治事件。

根據學者張炎憲研究，當時有35人被判死刑槍決，自首無罪和不起訴者12人，其餘98人被判有期徒刑，連未成年的兒童也要坐牢，刑期合計865年，受牽連的村民達200多人，形同滅村。另外，一些「跑山仔」還到瑞芳、玉桂嶺、海山等地，開闢躲藏的基地，以致於牽連更多無辜者。

「鹿窟事件中，被抓的村民幾乎都目不識丁，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而真正在鹿窟村活動的共產黨沒有幾人。」一名在鹿窟事件入獄的受害者李石城表示自己被抓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而且當時年紀只有十七歲，對於外面的世界根本完全不知道。

後世學者認為被判刑的人中，有許多遭到冤枉，但因這些受牽連的人中，許多為無辜的農民或工人，不曾受過良好教育，由於提不出官方證據，以致到了晚年，仍無法獲得受難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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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窟基地案，又稱鹿窟事件，事件發生於1952年12月29日，當時台北縣剛選完縣議員的隔日，因政府認定臺北縣石碇鄉一帶有地下中國共產黨人，武裝基地活動，由谷正文指揮保密局前往搜捕。政府用包含一個團及一個加強營的兵力，於石碇、汐止與平溪山區，動員一萬多人圍村掠捕村民。[1]為台灣戒嚴時期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為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案件的一部份。
受難者共165人，其中一人現場被軍隊打死，35人死刑。[2]
此事件前後的武裝基地案件，造成受難者四百多人，其中二百多人被判徒刑。石碇玉桂村在此事件及玉桂嶺人民武裝保衛隊陳標等叛亂案中遭受政府清鄉的命運，人口銳減，後與豐田村合併而從地圖上消失。[3]包括呂赫若等人，都在此事件中喪生。後世學者認為被判刑的人中，有許多遭到冤枉，但因這些受牽連的人中，許多為無辜的農民或工人，不曾受過良好教育，由於提不出官方證據，以致到了晚年，仍無法獲得受難補償。
根據當年國民官方文件所指出，當時的鹿窟山區有不少中共台灣省工委會的游擊隊在此活動。1949年6月，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受命到台灣進行內應，書記蔡孝乾主持會議，並選定現今新北市石碇區與汐止區交界的鹿窟作為「北區武裝基地」，由於鹿窟形勢險要，向北經玉桂嶺、坪林，進入姑婆寮、倒吊嶺：向南可以通達新竹、苗栗山區，進可攻，退可守，東南可以控制基隆沿海側背，西邊可以威脅台北地區，是建立武裝基地的最佳地點。
蔡孝乾並且計畫成立「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9月指派陳本江等人上山勘察。陳本江等人透過關係和鹿窟村民建立交情，並陸續上山「建立基地」。其中作家呂赫若據說也參與在鹿窟的基地活動。
鹿窟事件是發生在1952年12月28日晚上，當時正逢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投票日當晚，有一名穿著便衣的警員突然失蹤，引發警備總部對台北縣石碇鄉進行戒嚴。
根據當時調查局的調查結果，當時的石碇鄉公所總幹事（即公所秘書）廖木盛已經被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會滲透擔任台灣組織的財政部長，鹿窟村長陳啟旺是台灣組織的主席，公共戶籍員黃碧達是總務部長，共產黨在全省共設有七個據點，石碇鄉鹿窟村是大本營，總指揮官是林松級。軍隊針對石碇鄉實施全面戒嚴後，大肆搜索並逮捕地方人士，全部集中在光明寺的一間不到40坪的房間內，進行拷問毒打，被捕的人中有四分之三都是農人與礦工。
根據統計，石碇鄉、瑞芳鎮、汐止市等地有四百餘位農民與礦工被捕，並被判以不等的刑期。按照張炎憲研究，約200多人受審，35人被判死刑槍決，自首無罪和不起訴者12人，其餘98人被判有期徒刑，其中包括未成年的兒童。
19位未成年的兒童被捕後送至保密局，名義為感訓，實為當奴工。女孩被送到保密局幹員家或監視對象家當下女，男孩則當跑腿下人。其中受難者陳皆得的同母異父的弟弟廖有慶，當年即慘遭槍決，其父廖河則被酷刑得不成人形後，上吊自殺。[3]
研究觀點
冤案觀點
張炎憲等學者認為鹿窟村案中有許多值得懷疑的地方。張炎憲指出，「鹿窟事件應該用兩個層次來看，一是逃入山區懷抱社會主義理想的青年，一是無辜的村民，但是國民政府將全村的人都抓起來，是權力暴力，且不具武裝基地規模就判死刑槍決，也是違反人權的行為。」[2]
觀察近代針對「鹿窟事件」的研究結果，不難發現許多與當年官方判斷出入頗大之處。許多研究指出，當年鹿窟事件中，被官方判定、宣告為共產黨人者，是否真實具有該身份至今尚不無疑問。鹿窟當地雖確曾有人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五星旗，但就連當時指揮大軍掃蕩搜的谷正文，都曾在搜出紅旗後，極盡嘲諷的譏笑「連星星有幾個角都畫錯了」。因此，當年因「中國共產黨之同路人」身份入罪而被執行槍決者，是否真為中國共產黨人，恐需更加詳細確認才是。
一些獨派研究認為，在「鹿窟事件」中，鹿窟被指涉為預謀武裝叛變者的聚集地，甚至可能是「武裝基地」，這種說法極可能言過其實，在那個白色恐怖橫行、大興「文字獄」的年代中，本案中部份被指稱為涉案之關係人，實際乃遭栽贓入罪的猜測，實亦不無可能。根據當年官方文獻指出，所謂的「鹿窟武裝基地」，所具備的武力為：「駁殼槍一枝（配置兩發子彈，其中一發無法擊發。），另有土造手榴彈165枚，土造地雷7個，和炸藥兩包、雷管一束、手銬一副。」依照判決書所稱，土造手榴彈和地雷，是一些當礦工的村民從礦場偷來的，但有輿論認為將其稱為「武裝基地」所當有的水準有不當之處。
1998年，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張炎憲主編）為第一本有關此事件的完整調查。2000年12月29日，台北縣政府在臺北縣石碇鄉光明寺附近興建鹿窟事件紀念公園，而光明寺就是當年用來囚禁村民的地點。
其他觀點
中共文史工作者認為：228事件後，台共從1947年的七十餘人發展到1950年最高峰兩千餘人（谷正文語）以來，由於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於1950年三月二次被捕，供出所有台共黨員名單。1952年12月29日，軍警包圍台北縣鹿窟山區，大肆圍捕地下共產黨人，前後四個月逮捕200多人，鹿窟基地是最後一個被摧毀的台共基地，台共組織已近乎全部瓦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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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稱50年代最大政治冤案 監委將調查「鹿窟事件」

「憲兵濫權搜索案」中，販售白色恐怖時期文件的「再生.com」胡姓負責人，因手上持有50年代政治案「鹿窟事件」資料，意外引起監察院對50年代政治案「鹿窟事件」的重視，今日由監委高鳳仙、楊美鈴申請調查。

蘋果報導，日前魏姓男子在網拍公司「再生.com」購得白色恐怖時期文件，引發憲兵濫權搜索風波。監委高鳳仙、楊美鈴申請調查，約詢「再生.com」胡姓負責人後，發現胡男手中持有「鹿窟事件」資料，並認為其中仍有很多疑點，均有深入了解之必要。

自由報導，鹿窟事件發生於1952年12月29日，當時政府認定台北縣石碇有中國共產黨人活動，並以鹿窟山區為武裝基地。國防部保密局接獲密報後，出動萬餘軍警上山，逮捕被疑為中共支持的武裝基地成員。

這場大逮捕行動，導致鹿窟、瑞芳、玉桂嶺等地有超過400農民、礦工被捕，多名工會領導人及左翼知識份子也被波及，株連甚廣。當時鹿窟村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人被抓，許多人更被屈打成招，堪稱50年代最大政治案件。

監委高鳳仙透露，監院國防委員會主秘日前已到新北市汐止、石碇交界的鹿窟一帶山區，也就是現在的光明村，進行實地的瞭解，並訪談相關村民，據當地村民透露，只要找到一位當年受害的村民，應就能找到其他的村民。

中央社報導，監委表示，當時約200多人受審， 35人被判死刑槍決，自首無罪和不起訴者12人，98人被判有期徒刑，其中包括未成年人；19位未成年人被捕後，以感訓為名，女孩被送到保密局幹員家或監視對象家當下女，男孩當跑腿下人；許多為無辜農民或工人因不曾受過良好教育、提不出官方證據而無法獲得受難補償。

監委表示，本次調查重點將包括鹿窟山區是否真為「武裝基地」；多少村民遭受不當逮捕、濫刑逼供；多少無辜村民受到不當審判、冤死或冤獄；多少被害人及其家屬迄今未獲平反、賠償或補償；未獲平反或補償之被害人有無提起再審、國家補償及其他救濟途徑之可能性等。

共黨幹部安全下莊，村民卻遭冤刑求槍殺！新檔案揭蔣經國涉「鹿窟事件」：不知情的台灣人，成了犧牲品 https://bit.ly/3hnbSJQ
「台灣人是國共鬥爭下的犧牲品……這種互相遊說對方『投誠反正』很多內部規定共產黨、國民黨都知道，但台灣人不知道，就成為白色恐怖犧牲品……」
27日國史館舉行《鹿窟事件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1950年代最大白色恐怖案件「鹿窟事件」相關檔案整整5大冊出版。儘管鹿窟事件起於潛伏深山的共產黨員欲建立武裝基地、隨後遭力求「反共」的國民黨政府掃蕩肅清，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指出，檔案特點之一在於明確顯示「多數共黨幹部沒有被判刑」，重要幹部陳本江、陳通和兄弟可以自首、自新，不知要通報的一般村民如石碇鄉公所幹事黃伯達、因「結拜會」遭捲入事件的農民許金旺卻都遭槍決。
國史館指出，本次檔案特色在於具有當時主管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國防部總政治部之蔣經國親筆批示的文件，檔案亦顯示當局如何以一個咬一個的「牽案」、「圈案」方式造成冤錯假案。出席發表會之礦工蕭塗基之子蕭敏次便大嘆，當年爸爸只是為了給親戚陳春慶一個方便、收留他，沒想到變成鹿窟事件這麼大的案，「主使者都沒事，村民被冤枉……為什麼這國家不愛自己的國民、不給機會給他好好教育？為什麼要給他打死？」
受難者遭手指插鋼釘打斷牙、真相卻成迷霧　彙編檔案挖出蔣經國罕見親筆批示
堪稱白色恐怖最大案之「鹿窟事件」始於1952年12月28日深夜，數以千計士兵包圍鹿窟村、團團包圍汐止與石碇交界山區，持續至隔年3月3日，本意在於掃蕩潛伏山區之共產黨員，孰料上千村民亦遭捲入其中、陷入冤案，在地信仰中心「菜廟」（今光明寺）一夕成為刑求煉獄。
受難者之一李石城於2018年促轉會首波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儀式上回憶，當時他被刑求手指插鋼針、打到斷牙、脊椎受損終生未癒、撞柱自殺卻被急救回來再拖回去繼續打，隨後被以「參加匪偽組織、意圖顛覆政府」罪名判刑10年，出獄後因政治犯身份求職處處碰壁、只能到礦坑找工作，而當年許多受難者因為在礦坑瀰漫粉塵的環境工作，壯年便因矽肺病過世。
20201227-國史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統中會案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圖為鹿窟事件礦工蕭塗基遭起訴檔案（翻攝自國史館提供檔案）© 由 風傳媒 提供 20201227-國史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統中會案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圖為鹿窟事件礦工蕭塗基遭起訴檔案（翻攝自國史館提供檔案）
過去關於鹿窟事件研究著量稀少，可能是因為相關史料、尤其情治單位之檔案不易取得，近年才隨數波政治檔案徵集大量面世（翻攝自國史館提供檔案）
國史館指出，過去關於鹿窟事件研究著量稀少，可能是因為相關史料、尤其情治單位之檔案不易取得，近年才隨數波政治檔案徵集大量面世，而本次出版5冊鹿窟事件史料彙編，便欲梳理紛亂檔案、降低閱讀門檻、參照當事者口述歷史與回憶錄更能釐清事件謎團。國史館修纂處協修薛月順報告，本次檔案內容包括政府對鹿窟之破獲、圍捕過程之報告，及後續擴大偵辦、持續追捕、處決與判決、事後各種處置與檢討等，也包括延伸之瑞芳基地、玉桂嶺基地、海山基地等案之內容。
薛月順指出，本批檔案特色之一在於詳細而生動的描述，例如擊斃涉案人員劉學坤一段，上呈國防部的報告便相當清晰記載過程：「我部隊據報後，即派第3營隊搜索遁匪足跡、前往緝捕，於下午4時與匪遭遇，該匪竟拔槍抗拒，因槍故障未能射發，該營戰士還槍回擊。按本局原曾下令『非遇射擊不准開槍』，且以擊傷四肢為限、不准命中要害，該戰士乃對該匪腿步瞄準，惟該匪發槍未響、心荒圖逃、身軀蹲伏，遂致頭步中彈、當場格斃……身上搜獲化名『林正義』身份證一枚、槍一枝、子彈6發、手銬一付，匪屍經抬至光明寺交前，匪犯已指認，確係匪黨『蕭指導員』，真名劉學坤。」
此外，檔案也清楚顯示，當時關於所有鹿窟事件的報告都要經過國防部總政治部審查、即當時蔣經國主責單位。檔案可見副主任張彝頂、胡偉克之批示，雖然蔣經國親自批示較少、大多只寫個「可」、「如擬」或是簽個名，然而一份該年1月23日的檔案，留下了較罕見的蔣經國詳細批示、指示鹿窟事件後續偵辦方向：「有許多實際問題，現在就應開始檢討：一、追查有無其他基地；二、如何防止同樣事情之發生（警察等方面格外重要）。」
至於出動兵力，據檔案研判，94團2300多人、96團第3營500多人，加上95團第一營第一連與師搜索連共兩連，估計鹿窟出動軍警特可能有3000多人。
日治「左翼青年」末路　檔案收錄第一手記載「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人生最後一段時光
本次史料彙編另一特色，係收錄「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生前最後一段時間。呂赫若係日治時期著名客家籍作家，具寫作、聲樂、戲劇等才華，1947年二二八事件見證國民黨血腥鎮壓台灣之後轉向社會主義、加入共產黨並主編地下黨刊物《光明報》，在1952年鹿窟事件後失蹤，許多口述歷史指出呂赫若是被毒蛇咬死，但在涉案共產黨員劉學坤記錄下的報告才得到更進一步證實。
台大歷史學系教授陳翠蓮點評，劉學坤記下的這份檔案非常難得、很珍貴，記下呂赫若遭毒蛇咬後撐了8天半的過程。陳翠蓮表示，呂赫若是在台灣文學史與音樂史上都有一席之地、有才華的人，最後為社會主義理想上山，被蛇咬死；雖然一些民間傳說認為呂赫若沒死、可能早已隱身到國外生活、這些傳言可能是基於對他的不捨與美好想像，但這份手稿已很清楚記錄他人生最後狀況──他等不到有效醫療、在極端痛苦中死亡。
20201227-國史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統中會案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呂赫若身影與其人生最後紀錄（左取自wikimedia commons，右檔案為國史館提供）© 由 風傳媒 提供 20201227-國史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統中會案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呂赫若身影與其人生最後紀錄（左取自wikimedia commons，右檔案為國史館提供）
呂赫若是在台灣文學史與音樂史上都有一席之地、有才華的人，最後為社會主義理想上山，被蛇咬死，這份手稿，已很清楚記錄他人生最後狀況──他等不到有效醫療、在極端痛苦中死亡。（左取自wikimedia commons，右檔案為國史館提供）
陳翠蓮表示，呂赫若人生中的最後幾天仍時常以日文溝通，甚至被蛇咬的極端痛苦下還會不斷自省、認為自己曝露出「有產階級」的姿態，到快死了還覺得自己這樣不夠優雅；甚至，呂赫若到最後仍在等解放軍抵台，問身邊同志：「解放軍應該本月會來吧？」這顯示呂赫若對外在大環境情況變化理解有限，那時解放軍不可能來台灣，但手稿也可見，他還抱有這樣的希望。
像呂赫若一樣身為知識份子而投奔共產黨者，係當年時空環境使然。陳翠蓮說，陳本江、陳通和兄弟是鹿窟事件最核心人物，鹿窟基地在他們手上建起來，他們的自白書很重要，也顯示陳氏兄弟跟之前遭捕的中共台灣省委書記蔡孝乾不同──蔡孝乾走中共路線、了解中共到台灣如何發展，但陳氏兄弟不一樣，他們串聯台灣日治以來左翼青年、祖國派、謝雪紅等人。
陳翠蓮說，陳本江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科，係典型日治時期的「左翼青年」，二戰末期到北京大學法學院擔任助教講師，因而認識「祖國派」青年藍明谷、聯繫上不同管道人脈。在藍明谷介紹下，陳本江與蔡孝乾認識，一開始陳氏兄弟還不是共產黨員、蔡孝乾邀請入黨時兄弟態度也不積極，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兩人才在6月份決定加入共產黨。陳氏兄弟自白書也清晰呈現日治到戰後台灣左翼人士的人脈清楚呈現，包括生病去看哪個醫生、缺錢時要向哪些台灣仕紳募款等。
「組織被破獲，對黨員來說可能還是一種解脫」基層黨員亦成犧牲品 意圖「叛逃」即遭絞殺
陳本江與陳通和雖然堪稱鹿窟事件「主謀」，但陳翠蓮也說，本次事件特色之一就在於多數共產黨幹部沒有被判刑，多半可以選擇自新或自首。陳氏兄弟被捕後，自共產黨員投誠國民黨之偵防組長谷正文給予各種優待、以自身經驗說服陳氏兄弟，甚至被收編的蔡孝乾也親自前往勸說「不要做戰爭傻瓜」、即不要為戰爭犧牲，兄弟因此積極「建功」，把所有知道的、不知道的、甚至恐怕不是真的都說出來，致使案件牽連極廣。
雖然中國共產黨有些人會認為在台地下黨遭破獲、崩解跟蔡孝乾招供有關，甚至指責蔡孝乾讓台灣共產黨發展一夕崩潰，陳翠蓮說：「我認為不是正確指責。」真正問題在於共產黨員大多投誠自新，國民黨政府對真正核心幹部有優待、可以投誠，加上外在環境影響，韓戰之後共黨要在台灣發展的可能性已不存在。
諷刺的是，真正共產幹部幾乎安全下莊，陳本江僅服刑3年就可「自新」，無辜平民卻沒有如此待遇。陳翠蓮舉例，時任石碇鄉公所總幹事黃伯達只因知道有共黨在山上活動、沒去檢舉，就被指控為「叛黨」，最終處死刑，可見國共鬥爭非常特殊清楚現象：只要投誠就沒事，沒有就是叛黨。另一例是農民許金旺，只因鄉間有「結拜會」讓大家變成兄弟的傳統就被捲入案件，判刑10年，還有一名施姓木工，自白書提到自己良心上不能檢舉師傅與師兄、看的不是國共鬥爭思維而是人情道義，也被判刑了。
20201227-國史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統中會案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圖為鹿窟事件石碇鄉公所所長黃伯達遭執行死刑檔案（翻攝自國史館提供檔案）© 由 風傳媒 提供 20201227-國史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統中會案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圖為鹿窟事件石碇鄉公所所長黃伯達遭執行死刑檔案（翻攝自國史館提供檔案）
時任石碇鄉公所總幹事黃伯達只因知道有共黨在山上活動、沒去檢舉，就被指控為「叛黨」，最終處死刑。圖為鹿窟事件石碇鄉公所所長黃伯達遭執行死刑檔案（翻攝自國史館提供檔案）
「台灣人是國共鬥爭下的犧牲品……這種互相遊說對方『投誠反正』很多內部規定共產黨、國民黨都知道，但台灣人不知道，就成為白色恐怖犧牲品。」陳翠蓮說。
另群犧牲者，可能還有最無力的基層共產黨員。陳翠蓮說，檔案也可見共產黨內部扭曲的人的關係，總是採取非常嚴厲手段，例如陳本江自白就提到，因為基地被圍困、有人想逃，整個氛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要求大家集體宣示不能背叛，否則要連坐受到「最嚴厲制裁」──儘管共產黨標榜「無產階級專政」，組織仍非常階級鮮明、上級權力大，這般扭曲人際關係也呈現在指導員林三和的遭遇，被命令把陳本江跟鹿窟村民生的孩子帶回家佯裝親生，林妻則被陳通和拐走。
「為何不走、不逃？他們也無法逃。」陳翠蓮又舉例，一名共黨成員張棟柱自白提到，如果有人要逃、要叛變，他5月份就在幹部指使下與其他人聯手絞殺同志、屍體在茅屋旁草草掩埋，8月有人要反叛又殺一次，這種集體共黨關係要離開是不可能的──而在物質極度匱乏、驚惶不安的狀態下，組織被破獲，對黨員來說可能還是一種解脫。
冤死礦工之子痛訴：我爸爸不是壞人，他為什麼要死？
成為白色恐怖犧牲品的台灣人，還有遭捲入事件的礦工蕭塗基與其子蕭敏次。出席發表會時，如今已白髮蒼蒼的蕭敏次感嘆，當年父親只是為了給親戚陳春慶一個方便、讓他來家裡躲一下，父親也不知陳春慶會做什麼壞事，都是自己的親戚，給他住一下有什麼關係？怎知道後來就變成鹿窟事件這麼大的案子，父親也遭逮捕、判刑、槍決。
「一些重要的人、主使者都沒事，村民被冤枉，這是我們國家的人啊，是國民啊！我想，為什麼這國家不愛自己的國民、不給機會給他好好教育？為什麼要給他打死？我爸爸不是壞人啊，他是幫助人的人，他為什麼要死？」如今談起這段，蕭敏次依然哽咽。
20201227-國史館與國家人權博物館27日主辦《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統中會案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暨座談會，鹿窟案受難者蕭塗基家屬蕭敏次發言。（盧逸峰攝）© 由 風傳媒 提供 20201227-國史館與國家人權博物館27日主辦《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統中會案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暨座談會，鹿窟案受難者蕭塗基家屬蕭敏次發言。（盧逸峰攝）
父親之死也讓蕭家陷入經濟困頓、蕭敏次沒有機會唸書，如今他仍嘆：「我也沒受過教育，我爸爸就不在了，我變成沒用的人，我很怨嘆、怨嘆我沒好好讀書……」（盧逸峰攝）
最讓蕭敏次憤慨的是，父親不明不白死了以後沒人道歉過，政府也不願賠償、總是又高高在上說要「補償」：「被冤枉的人，怎麼可能死得瞑目？」父親之死也讓蕭家陷入經濟困頓、蕭敏次沒有機會唸書，如今他仍嘆：「我很憨慢、可能說不對話，請大家原諒、給我指教……我也沒受過教育，我爸爸就不在了，我變成沒用的人，我很怨嘆、怨嘆我沒好好讀書……受難者家屬不只這樣，精神上也受到很大委屈，希望給我公道，謝謝大家。」
蕭塗基不幸沒能參與到的，是一位承辦鹿窟事件組長的求情──陳翠蓮於檔案看見，該組長上文表示，若用「知匪不報」辦村民可處1–7年有期徒刑，但村民大多「蒙昧無知」、在共黨控制之下，這樣追究太過嚴厲，應可酌情處理、否則有失政府「寬大處理」本案宗旨──「統治機關內部並非鐵板一塊，還能保持一些良心、堅持力爭的人，該在我們歷史書寫被看到。」陳翠蓮說。
一起被以「白色恐怖最大案」記憶的鹿窟事件，是不同命運與人性之交錯，而當相關檔案持續被研究，製造冤錯案者遭追究、無辜者真正得到平反、體制內掙扎求生者被記憶，台灣史上最沉痛的迷霧之一，或許才有撥雲見日的一天。共黨幹部安全下莊，村民卻遭冤刑求槍殺！新檔案揭蔣經國涉「鹿窟事件」：不知情的台灣人，成了犧牲品 https://bit.ly/3hnbS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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