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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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13．中國儒家人文思想中的「自我」與「他者」: 朱舜水與徐復觀的日本觀之比較_土豆_高清视频在线观看 - http://goo.gl/qCE3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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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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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舜水畫像，繪於1872年
　　朱之瑜（1600-1682），字魯璵，號舜水，浙江餘姚人。生於明萬曆二十八年，卒於清康熙二十一年。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
　　朱家是官宦世家，八歲喪父，家道中落，生活清苦，讀書為學大受影響。長兄之瑾，字啟明，為天啟五年（1625）武進士，升任南京神武營總兵，總督漕運軍門。之瑜因隨任長兄寄籍松江府，為松江府儒生，拜松江府學者吏部左侍郎朱永佑，東閣大學士兼吏戶工三部尚書張肯堂，和武進學者禮部尚書吳鍾巒等為師，研究古學，尤擅詩書。崇禎十一年以“文武全才第一”薦於禮部；之瑜目擊“世道日壞，國是日非”，“官為錢得，政以賄成”，在如此朝政紊亂的情況下，自知不為所容，就放棄仕途，專注於學問。他曾對妻子說：

“我若第一進士，作一縣令，初年必逮系；次年，三年，百姓誦德，上官稱譽，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獲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淺衷激烈，不能隱忍含弘，故絕志於上進耳。”

　　他不求功名利祿，而熱衷於行道濟民，關心民生，他常對人講：

“世俗之人以加官進祿為悅，賢人君子以得行其言為悅。言行，道自行也。蓋世俗之情，智周一身及其子孫。官高則身榮，祿厚則為子孫數世之利，其願如是止矣。大人君子包天下以為量。在天下則憂天下，在一邦則憂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於一身之榮瘁，祿食之厚薄，則漠不關心，故惟以得行其道為悅。”

　　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北京，烈宗皇帝自縊崩於煤山（景山）。隨即滿清入關，又驅逐李自成，成了滿清天下。朱之瑜雖然不是明朝命官仍然以華南為中心奮力奔走力圖恢復明朝。福王由崧即位於南京，改元弘光。這時，江南總兵方國安推薦朱之瑜，並奉了皇帝的詔命特地徵召他，他辭不就任。次年（1645）正月，皇帝又下令徵召他，他仍不就任。四月，朝廷任命他作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方國安軍，他還是不就。三次拒絕徵召，遭奸臣嫉恨，以“不受朝命，無人臣禮”追緝。之瑜逃到舟山，以行商為掩護。

　　朱之瑜為了反清的資源，來往貿易與華南，日本和越南，用以支持流亡沿海地區“監國”的魯王朱以海。
　　1654年，清兵陷舟山，魯王逃難到廈門。朱之瑜最交好的師友王栩，朱永佑，吳鍾巒等人，先後殉國，尤以王栩死得最為慘烈。舜水在海外聞知，痛言：“中秋為知友王侍郎完節日，慘逾柴市，烈倍文山。僕至其時，備懷傷感，終身遂廢此令節。”由於國事日益危急，魯王降旨徵召五十五歲的朱之瑜。但因其東西飄泊，居處不定，璽書輾轉兩年後，才到他手中。
　　急於早日回國忠報效的朱之瑜，於永曆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1657）正月，才等來了日本船，準備渡海歸國。不料，在二月見安南國王之時，王知道他是一位中國學者，便企圖留住他，授他官爵。在晉見的時候，強迫他行臣子跪拜禮。朱直立不肯跪。差官舉杖畫一“拜”字於沙上，之瑜乃借其杖在上面加一個“不”字。安南王當着朱之瑜的面，殺數人以威嚇他，朱之瑜始終巍然不屈，臨危不懼。是年朱之瑜已五十八歲，被羈押達五十多天。他逐日有記，並取“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孟子．萬章下）之義，名這段時間的記述為安南供役紀事。
　　順治十五年（1658），朱返國共圖抗清。於是即刻動身，於十月十九日航抵廈門。次年夏，鄭成功與張煌言興師北伐，收復瓜州，攻克鎮江，朱之瑜都親歷行陣，但不是籌謀決策的中心。北伐一度進軍順利，收復四府二州二十四縣，薄南京城郊，聲勢震動東南。然而由於主帥鄭成功缺乏明智機變，頓兵南京城下，貽誤戰機；兼且律兵不嚴並未得人民的充分合作。1659年七月，北伐軍在南京城外被擊敗。鄭成功退據福建沿海。後於1660年，鄭成功進佔台灣，張煌言則於潰敗後殉國。
　　北伐以失敗告終，朱之瑜作為鄭成功的使者，向日本乞援。那年冬天，來到日本長崎。
　　舟泊長崎，朱之瑜不獲准登岸，困守舟中。當時，日本施行鎖國政策，“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日本學者安東守約經在日定居的陳明德介紹，以手書向朱問學，執弟子之禮。朱之瑜為其“執禮過謙”的恭敬，“見解超卓”的學問所動，在復信中，表示悲喜交集，悲則國破家亡，故國“學術之不明，師道之廢壞亦已久矣”；喜則“豈孔顏之獨在中華，而堯舜之不絕於異域”，表達得將聖賢踐履之學傳於異國弟子，是稱願樂意之事。
　　安東守約等人為其在日本定居奔走。最後得破四十年來日本幕府鎖國之禁，朱之瑜獲准在長崎定居。
　　1662年，鄭成功與明魯王先後病逝於台灣。朱鑑於反攻復明無望，又誓死不肯薙髮蓄辮，胡服左衽，效法魯仲連義不帝秦，永不想回到故國了。

　　朱之瑜定居日本後，冷靜回顧明亡，思想其歷史教訓，在明亡後的第十七年，六十二歲時，寫了“中原陽九述略”，共分四章。
　　第一章“致虜之由”。舜水認為明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政治腐敗。

“中國之有逆虜之難，貽羞萬世，固逆虜之負恩，亦中國士大夫之自取也。語曰：‘木必朽而後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

二是學術虛偽。他對明朝的科舉取士，浮華不實，痛陳其病弊，認為作學問的目標於方法錯誤，貽害無窮：

“明朝以制義舉士，初時功令猶嚴，後來數十年間，大失祖宗設科本旨。主司以時文得官，典試以時文取士，競標新豔，何取淵源。父之訓子，師之教弟，獵采詞華，埋頭嘩嘩，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窮年皓首，惟以剽竊為工，掇取青紫為志，誰復知讀書之義哉！既而不知讀書，則奔競門開，廉恥道喪，官以錢得，政以賄成，豈復識忠君愛國，出治臨民！”

　　第二章論“虜勢二條”。天啟，崇禎年間，邊臣失職，致虜披猖；二條論虜入中原後，搜括徵發，使天下騷然。
　　 第三章論“虜害十條”。舜水痛斥滿清入主中原後的十大罪狀。
　　 第四章為“滅虜之策”：

“滅虜之策，不在他奇，但在事事與之相反。”舜水說：“彼以殘，我以仁；彼以貪，我以義。解其倒懸，便已登之衽席；出之湯火，斯為沃之清涼。則天下之赤子與天下英雄豪傑，皆我襁袱之子，同氣之弟，安有不合群策，畢群力，以報十七年刺骨之深仇哉？逆虜雖有神謀秘策，亦無所再施。況黔驢之技日窮，山鬼之術盡露。全為百姓勘破，毫無足懼。故知一敗塗地，必不可支也。”

　　篇末署“辛丑年〔1661〕六月望日，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顙拜述”。
　　這篇耿耿忠義的著作書畢，舜水鄭重託他最早認識的至友日本弟子安東守約收藏保存，謂“他日采逸事於外郡，庶備史官野乘。”

德川光國
　　之瑜定居日本，曾反復強調自己僅是了蹈海全節。1665年，他在準備購地躬耕長崎，日本副將軍（大將軍德川家綱之叔父），水戶侯德川光國欲興庠序之教，派儒臣小宅生順耑赴長崎，禮聘之瑜為國師，邀約他前往朱到江戶（今東京都）去講學。朱之瑜竭力謙讓，不過，聽安東守約等弟子鄭重介紹：“上公好賢嗜學，宜勿辜其意”，答應了德川的要求，並且表示“至若招僕，僕不論祿而論禮”。這表現真儒者的特點，意思是窮猶重節，不是俯仰由人，奴顏婢膝，不論薪酬，只要求尊重，不可缺禮。
　　翌年六月，朱之瑜抵達江戶。德川光國親執弟子禮，竭誠盡敬。德川以朱之瑜年高德重，依禮不敢直稱師名；請先生以號見示。朱之瑜想來想去：古例以邑為號，他本可稱“餘姚先生”，可是王陽明也是餘姚人，不僅在他之先，功業學問都甚著名，而且也是他所景慕宗從的人，絕不敢僭越取邑名為號；想到村裏有“舜水”，就說：“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表示不忘故國故土。從此日本人就稱他為“舜水先生”。
　　德川尊師重道，要為先生建新居；但舜水以“恥逆虜之未滅，痛祭祀之有闕，若豐屋而安居，非我志也”，四次堅辭。德川欽其高風，益加敬重，影響儒士和達貴，也紛紛踵門求教，或執弟子禮，或聽其講學，以知先生為榮。從此，朱舜水往來江戶，水戶兩地講學。
　　朱舜水的另一大特點，是嫻習藝事，有巧思。德川要建築學宮，亦由舜水設計督造。
“嘗為德川光國作學宮圖說，圖成，模之以木，大居其三十分之一，棟梁機椽，莫不悉備。而殿堂結構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曉者，舜水親指授之，及度量分寸，湊離機巧，教喻縝密，經歲乃畢。光國欲作石橋，舜水授梓人制度，梓人自愧其能之不及。此外，器物衣冠，由舜水繪圖教製者甚多。

　　他雖備受日人崇拜，但他敢批評日本人心胸狹隘，所以直言：“不佞視貴國人…量窄意偏…所以此念灰冷。”
　　朱舜水治學，博採眾家所長，謂：“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博通經史，最喜資治通鑑，長於春秋。他修持品德，主張忠君愛國，尤推崇蘇武，文天祥的高節。正是這種不尚虛華的學風，紮實嚴謹的學問，剛直崇高的人格，其學術發揚光大於東瀛，日本學者以師事朱舜水為榮，比擬為“七十子之事孔子”。
　　1672年，德川置彰考館，由舜水門人安積覺任主編，在舜水先生的指導下，修纂大日本史，發揚“尊王一統”的精神。
　　德川對舜水特加敬愛，就任藩主，也邀先生同往江戶。
　　其弟子中，著名的有安東守約，日本儒學古學派的奠基人，江戶時代著名哲學家伊藤仁齋，德川家康的孫子，政治家，儒學“水戶學派”創始人德川光國，著名經學家山鹿素行，木下順齋等人。
　　德川光國之所以能開創有名的水戶歷史學派，與朱舜水多年的教育薰陶有密切關係。朱在日本執教，對於水戶藩和加賀藩影響最大。安積覺，今井弘濟，小宅生順等人，都是經水戶藩德川光國的介紹，對朱之瑜執弟子禮。加賀藩主前田綱紀，對朱舜水也很敬重，恭弟子禮，他的臣屬均拜朱為師。加賀藩的屬臣奧村庸禮等人，又把服部其衷，五十川剛伯，下川三省等幾名儒生，引介到朱的門下。
　　後來安積覺，今井弘濟，五十川剛伯，服部其衷，下川三省等五人，成了朱的入室弟子，負起年事已高，不諳日語的老師的起居照料，侍奉，以及對外聯繫。這五位弟子中，數安積覺成就最大，和德川光國，並為水戶學派的領袖。安積覺十三歲從朱舜水受蒙學，後因父病故回家奔喪而中輟。安積覺成年後，回憶自己之所以學有成就，是因為當年先生“課程嚴峻，晨讀夕誦，故至今不忘耳”。老師也很喜歡這名體弱多病的學生，親自為他題寫一本作業簿，督促他“逐日書其功課”。安積覺到了晚年，還告誡其孫輩：舜水先生“片言隻字，皆藏而寶護之，凡吾子孫，當敬之如神明，其有淪落喪失者非吾子孫。”
　　朱舜水對其他近身弟子也盡心盡力，愛撫教育。他見下川三省“溫存淳謹”，“撫之如慈母，督之如嚴父”。學生五十川剛伯學有基礎，舜水怕他“讀書難入易出”，鼓勵他切勿不要虛費韶華，要更上一層樓。服部其衷初投朱之瑜門下的時候，因思鄉不安心學習，並且詐稱有病；舜水既不急促，也不為所惑，嚴格要求，一月後，服部學業大進，師生感情日益篤深。

　　1682年，朱舜水染病，臥床不起。翌年四月，於顧炎武辭世三月之後，在大阪逝世，享年八十三歲，葬在歷代水戶藩主墓地瑞龍山，為了紀念他不忘故國，墓特地依明朝式建造，碑文題“明徵君子朱子墓”，私諡“文恭先生”。德川光國率諸朝士臨其葬。朱舜水死前遺言：

“予不得再履漢土，一睹恢復事業。予死矣，奔赴海外數十年，未求得一師與滿虜戰，亦無顏報明社稷。自今以往，區區對皇漢之心，絕於瞑目。見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則幸甚。”

　　朱之瑜一直企望中原能有恢復的一天，為此，他在日期間的生活十分節儉，多來自弟子們餽贈，離世時竟然積蓄了三千餘金，是企圖為復國之用。其日本弟子學者今井弘濟，安覺濟，為他們的中國老師寫下悼文：

嗚呼先生，明之遺民。避難乘槎，來止秋津。寤寐憂國，老淚沾巾。
衡門常杜，簞瓢樂貧。韜光晦跡，德必有鄰。天下所仰，眾星拱辰。
既見既覲，真希世人。溫然其聲，儼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質彬彬。
學貫古今，思出風塵。道德循借，家保國珍。函丈師事，恭禮夤賓…

東京大學農學院．朱舜水紀念碑
　　朱舜水先生逝世週年，安東守約祭文中道：“嗚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學殖雲墮。有疑誰問？有過誰督？有事誰計？有懷懷告？”情意摯切，真足感人。
　　德川光國派人整理了他的遺稿，刊行為舜水先生文集，全二十八卷。東京大學農學院內，至今立有“朱舜水先生終焉之地”的石碑。

　　舜水平生著述不甚多，幾乎全撰於日本。有舜水先生文集，安南供役紀事，中原陽九述略，釋奠儀注等。他論學問，以實用為標準，一是有益於自己身心，二是有益於社會。他說：

“為學之道，在於近理着己，有益天下國家，不在掉弄虛僻，捕風捉影。…勿剽竊粉飾自號於人曰：‘我儒者也’。處之危疑而弗能決，投之艱大而弗能勝，豈儒者哉？”

　　朱舜水師承王陽明，着意知行合一，以為“學問之道，貴在實行”；又說：“立志當如山，求師當如海”。他與當時一班學者不同的，是主張讀史應先於讀經；因為史書文義較淺，合乎常事常理，讀來容易懂。這也都表現其着重實踐實用的精神。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朱舜水先生離世後一年，清提督施琅平臺灣。明鄭佔台灣二十三年，終於也亡了。

避地日本感賦

其一

漢土西看白日昏，傷心胡虜據中原。

衣冠雖有先朝制，東海幡然認故園。

其二

廿年家國今何在？又報東胡設偽官。

起看漢家天子氣，橫刀大海夜漫漫。

遠逐徐生跡，移舟住別峰。

遺書搜孔壁，仙路隔秦封。

流水去無盡，故人何日逢？

鄉書經歲達，離恨轉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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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舜水即朱之瑜，生於明末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清兵入關之際曾投身抗清的軍事行動，失敗後，逃亡日本、安南(越南)、暹羅(泰國)，最後定居日本。他是中國古代少有的僑居國外並對僑居國產生重大影響的學者。在朱舜水定居期間，日本正處於德川幕府的統治下，德川家康的直系子孫──水戶藩藩主德川光國認為，朱舜水「學貫古今」，「真希世人」，誠邀他前往水戶藩講學，並參與主編《日本史》。朱舜水不僅強調從日常生活實踐中求知，還大力倡導讀書，留下了許多啟發後人的見解。

　　●勉勵門生「潛心好學，不荒於嬉」﹔倡導讀書「三到」

　　朱舜水在日本指導門生們讀書時，勉勵大家「潛心好學，不荒於嬉」，他經常說：「先儒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可知不讀書之為可憂，則知讀書之洵可樂也已。」針對「讀書則風氣柔弱」的說法，朱舜水反駁道：「讀書之道，所以端本善俗，勵世磨鈍者也……張睢陽過目成誦，至於羅雀掘鼠，猶然?裂齒缺，是可謂之柔靡乎？彼不讀書而言勇，不過粗暴而已，何能至於剛大也？」

　　至於如何讀書，朱舜水告訴門生：「讀書有三到，曰心到，口到，眼到。」「學向之道如治裘，遴其粹然者而取之。」在回答門生安東守約關於讀書的問題時，朱舜水以蘇軾(蘇東坡、蘇子瞻)為例，主張下功夫苦讀：「蘇子瞻聰明絕世，讀書每百過，或數百過，今人聰明不及子瞻十分之一，乃欲以涉獵遊戲，讀書如何得工夫純熟？」所以，「書讀得多，讀得熟，自然筆機純熟，不見乎蠶乎？功候既足，絲緒抽之不窮，自然之理也」。另一方面，他提倡多讀，但並不意味著可以囫圇吞棗，他說：「讀書如酒量，有能飲一石者，有不勝一勺者，各當自量其力，若騖多而不精熟，與不讀一般」。

　　●力勸日本官員讀書

　　朱舜水還力勸日本官員讀書。在致金澤藩官員奧村庸禮的信中，他先講了孫權勉勵部將呂蒙讀書的故事，接著建議擔任高官、已屆中年的奧村庸禮從閱讀歷史書入手：「《資治通鑒》，文義膚淺，讀之易曉，而於事情又近，日讀一卷半卷，他日於事理吻合，世情通透，必喜而好之，愈好愈有味，執此而《國語》，而《左傳》，皆史也，則義理漸通矣。」奧村庸禮在朱舜水的鼓勵和影響下，得空便讀書，頗有心得，撰寫出了《讀書撥尤錄》，在日本刊刻印行。

　　●朱舜水在日本講學和倡導讀書，受到了政界和學界廣泛的敬重。他去世後，被日本學者謚為「文恭先生」

　　朱舜水僑居日本講學20多年，在日本社會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時的日本學者木下貞干寫道：「夫以先生學純德粹，傳中華之道脈，激東海之儒流，聞風興起者，比比皆是。」朱舜水造就的許多人才都得到美譽，門生安東守約被公認為「關西巨儒」，

　　安積覺被稱為「惇惇先生、一世儒宗」﹔受教於他的官員奧村庸禮則被視作「一時俊傑」。

　　朱舜水在民間百姓中也頗有名望，他僱請了一位老太太為自己縫洗衣衫，可幾次付給老太太工錢，老太太卻不肯收。在朱舜水詢問之下，老太太才提出：希望得到兩幅朱舜水的書法作品。朱舜水立刻為老太太一揮而就地寫了，留下了一段佳話。

　　朱舜水在日本政界和學界受到廣泛的敬重，無論官民，都尊稱他作「朱夫子」。德川光國拜朱舜水為師，每見面都要「親執弟子禮」。朱舜水的幾個門生──今井弘濟、安積覺、秋山久積等為了更便於向朱舜水請教，都經刻苦努力，學會了講漢語。1682年朱舜水在日本逝世後，日本學者將他謚為「文恭先生」。一般情況下，隻有皇帝才具備為死去的人定「謚」的資格，故而日本學者們議定的這個「文恭先生」，被視作非正式的「私謚」。

　　●朱舜水的著作在日本一直被許多讀書人珍藏，而且價格昂貴

　　朱舜水的日本弟子悉心收集了他的著作、信札和講義，編纂了《朱征君集》和《朱舜水先生文集》。《朱征君集》共八卷，於日本貞享元年(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編就，但沒有刻印，隻有抄本，被稱作「加賀本」，極為珍罕﹔而《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刻印於日本正德五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稱作「水戶本」。到了日本明治年間，學者稻葉君山得到了「加賀本」，他將「加賀本」和「水戶本」對勘，新編了《朱舜水全集》，於1912年出版。這個版本被稱作「稻葉本」。

　　由於朱舜水對日本學術思想產生過久遠的影響，他的著作在日本一直被許多讀書人珍藏，價格昂貴。我的一個朋友前一陣子到日本東京，逛了著名的神保町舊書店街，發現朱舜水的書仍很熱門，上述「加賀本」根本見不著蹤影，「水戶本」的標價是幾百萬日元，就連最晚近的「稻葉本」也要幾十萬日元，真是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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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舜水 : 大明遺民，“日本的孔夫子”，德川諸侯家族墓地唯一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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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明清知識階層，朱舜水曾是一名默默無聞的鄉儒，沒有顯赫的社會地位，沒有瀟灑的行止和浪漫故事。但當清兵長驅南下之際，他一介儒生，不憚奔走，欲挽狂瀾。這種沉靜而非消極的生活態度，藏蘊著韌勁和內斂的光芒，在明清時代彰顯了異乎尋常的力量。

●此后，他懷抱孤憤，寓日講學二十余載，培育了無數精英。當后世的人們談論中日文化交流，不能不提及朱舜水這位有著重大影響的明末清初的余姚人——他被尊為“日本的孔夫子”。可以說，流傳日本的朱子學、古學和水戶學，都受到了朱舜水的影響，在他的倡導下，形成了重實證、講究經世致用、倡導改革致強的思想潮流，推動了日本社會的進步。

近日，日本常陸太田市的數位“舜水學”專家、學者來到了余姚，他們是前來出席將于11月20日至22日舉行的中日“舜水學”研討會的。為了紀念朱舜水先生，余姚市人民政府曾于1995年、2000年先后兩次舉辦以“舜水學”為主題的中日學術研討會。去年，余姚市與日本常陸太田市在友好交往中，提議于今年11月朱舜水誕辰407周年之際，再次舉行中日“舜水學”研討會，以更好地推進“舜水學”與日本文化的研究，進一步提升余姚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在國內外的地位和影響。

朱舜水（1600年-1682年），出生于余姚城內，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原名之瑜，字魯嶼，舜水是他的號。他曾組織義師抗清，失敗后避居日本講學，對日本的儒學發展影響極大，被尊為“日本的孔夫子”，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1682年卒于日本，享年82周歲，葬日本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麓，依明朝儀式成墳。德川光國輯《朱舜水文集》28卷，收之瑜在海外所撰文章和書札問答（國內今有中華書局版《朱舜水集》、華東師大版《朱氏舜水談綺》行世）。留于日本遺物，今存水戶彰考館。

橫刀大海夜漫漫

朱舜水出身望族，其父正，字存之，號定寰，為總督漕運軍門。朱舜水自幼博聞強記，精研史、書、六經。20歲后，因“世道日壞，國事日非”，絕意仕進。他洞悉官場丑惡，明崇禎末兩舉征辟，均不就；清順治元年（1644年），南明福王朱由崧兩次詔征授職，亦不受。朱舜水是一個深藏若虛、不好交際的人物。比如，據專家考證，朱舜水與黃宗羲曾同在舟山一年，但雙方似并不熟識，朱舜水與其他東南學者也少有交往。

1644年清軍入關后，長驅南下。為匡復社稷，朱舜水這位年輕的隱士投入到風險極大的抗清復明斗爭中，與浙東抗清義師首領王翊相佐，以舟山為抗清根據地。清兵占領浙江后，王翊于四明山結寨抗清，朱舜水奔走各地，聯絡義軍援翊。

1651年農歷八月十四，王翊不屈而死，朱舜水聞知后于八月十五設祭，終身廢中秋賞月。他參加了鄭成功、張煌言的北伐，往返于兩軍，親歷戰陣。

1657年，暫居越南的朱舜水想回國支持鄭成功抗清。恰巧，越南國王征召識字者做文官，有人舉薦了朱舜水。朱舜水回國受阻，被帶進了越南王宮。在異國國王面前，朱舜水誓死不肯跪拜。差官寫了一個“拜”字命他拜，朱舜水卻大筆一揮，在“拜”字上添了一個“不”字，就是不肯拜。差官又牽著他的袖子、按著他，想強迫他跪拜，卻被他奮力掙脫。越南國王大怒，揚言要殺他。朱舜水卻說，“今日我為遵守明朝禮節而死，死而無憾。我死后，如可收尸，請題‘明征君朱某之墓’。”此舉贏得了越南國王的尊重，終于放他回國。

1659年，清兵攻克舟山，朱舜水見大勢已去，復明無望，懷抱孤憤，前往日本。當時清政府力行“留發不留頭”，朱舜水誓死不剃發，于是留在日本斷絕了歸路。在日本，他常面向故鄉泣血，背朝北方切齒。他自號“舜水”，“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國故土之情。就這樣，他開始了二十余年的寓日講學生涯。

朱舜水到日本后，剛開始住在長崎，以他的才學德行，受到日本學者的禮遇和尊敬。日本著名學者安東守約素來仰慕朱舜水，他敬事師禮，苦心懇留；因日本幕府禁止外國人居留，安東守約四處求人，最終使日本當局為朱舜水而破了40年不留外國人的禁令。安東守約深知朱舜水長期飄零，囊空如洗，便拿出自己的一半俸祿供朱舜水使用。這份情意被傳為佳話。許多日本學者也紛紛慕名而來，投奔門下，爭當學生。1663年，朱舜水的住所被一場大火焚毀殆盡，只能寄居于皓墓寺的屋檐下。安東守約聞訊后急切萬分，撇下病危的妹妹趕往長崎，為老師另建新居。朱舜水對這位異域弟子感激不已，將不輕易給人的“知己”二字相贈。1665年，朱舜水被水戶藩主德川光國聘為賓師迎至水戶講學，德川光國打算為他建新居，他四次力辭，說：“吾藉上公眷顧，孤蹤海外，得養志守節，而保明室衣冠，感莫大焉！吾祖宗墳墓，久為發掘，每念及此，五內慘烈。若豐屋而安居，豈我志乎？”

流亡海外的朱舜水受到了日本文化界的敬重。他在東洋講學二十余載，培育了無數精英，被尊為“日本的孔夫子”。朱舜水的弟子除安東守約外，還有德川光國、伊藤維楨、山鹿素行和大儒安積覺等。可以說，流傳日本的朱子學、古學和水戶學，都受到了朱舜水的影響，形成了重實證、講究經世致用、倡導改革致強的思想潮流，推動著日本社會的進步。日本學者誠懇地說：“天佑以還，儒學以經世治民為要道，不務空理虛論，皆舜水所賜也……不惟后來明治維新受此良好之影響，即于朱氏學說本身發揚而光大之，其功亦偉矣！”

朱舜水在日本不僅高揚儒學、標示道德，還傳去了中國的服飾、建筑、飲食等方面的技藝。比如日本初造學宮，繪畫圖紙，度量尺寸，他親臨施工現場指導，事后撰《學宮圖說》。又造古祭器簋、籩等，率學生習釋奠禮，改定儀注詳明禮節。現在諸多領域的人士在從事學術研究時，都能從朱舜水那里獲得書面借鑒。無怪乎，歷史向朱舜水頒發了“中日文化交流先驅”的榮譽稱號。他堅守中國的傳統文化，要求前來探望的孫兒必須是中華炎黃子孫形象。他常寄信給國內子孫，教誨他們“農圃漁樵，自食其力；百工技藝，亦自不妨，惟有虜官決不為耳。”

1682年4月17日，8２歲的朱舜水客死于日本江戶，首相德川光國用厚禮將他葬于日本茨城縣常陸太田市的瑞龍山德川諸侯家族墓地。作為惟一的族外人士，朱舜水先生的墓地被安排在山地的中央位置，可見他所受的尊敬。墓碑由德川光國親筆用隸書體題寫“明征君子朱子墓”。日本學者謚他為“文恭先生”，取古言“德道博聞曰文，執事堅固曰恭”之意。

朱舜水的遺書萬古流芳，他留下的話語擲地有聲：“予不得再履漢土，一睹恢復事業。予死矣，奔赴海外數十年，未求得一師與滿虜戰，亦無顏報明社稷。自今以往，區區對皇漢之心，絕于瞑目。見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則幸矣。”

生于明清嬗代之際的朱舜水，對大明王朝至誠無息，對日本人民諄諄教誨。

一江終古屬先生

從余姚龍泉山公園的南大門拾級而上，進入“見賢思齊”月洞門，便可看見四先賢故里碑亭。這是余姚人為紀念漢代嚴子陵、明代王陽明、明清之際朱舜水、黃宗羲而立。嚴子陵碑和王陽明碑建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朱舜水和黃宗羲碑均建于清末。朱舜水碑亭額是“勝國賓師”，贊頌朱舜水以明朝遺民受到異邦君臣尊重的德行。聯是“東海蹈曾甘，家耄遜荒，千載斯文歸后死；南天擎獨苦，臣心如水，一江終古屬先生”，大意是：他毅然東渡日本，甘愿流落異邦，貧賤守志，卻同孔子一樣肩負著保存華夏文化的重任；他像南明擎天的柱石，維護氣節的心跡像水一樣明澈可鑒，崇高的品格如江河行地，萬古長存。如此評價，朱舜水當之無愧。

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梁啟超曾編寫《朱舜水年譜》，他說：“我做《朱舜水年譜》，在他死后還記了若干條，那是萬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遺臣，一心想驅逐滿清，后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數說過，滿人不出關，他的靈柩不愿回中國。他自己制好耐久不朽的靈柩，預備將來可以搬回中國。果然那靈柩的生命比滿清還長，至今尚在日本，假使我們要去搬回來，也算償了他的志愿哩。我看清了這點，所以在年譜后記了太平天國的起滅和辛亥革命、宣統帝遜位。因為到了清朝覆滅，朱舜水的志愿才算償了。假如這年譜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年譜沒有譜后，是不能成佳作的。”

在研究朱舜水后，梁啟超對朱舜水如此評價：“中國儒學化為日本道德基礎，也可以說由舜水肇其端……舜水人格極為高尚嚴峻，所以日本知識階層受其感化最深……舜水以極光明俊偉的人格，極平實淵貫的學問，極誠摯和藹的感情，給日本全國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個變成儒教的國民，最大的功勞實在舜水……”

《民國文獻合集》有一篇題為“歸朱舜水之骨”的文章：“日本何以成為近世強國？由于明治維新之治。明治維新何以能順利開展？由于幕府歸政。幕府何以肯歸政？由于倒幕運動之成功。倒幕何以成功？由于朱舜水忠君學說之深入人心，故朱舜水實為日本歷史上之重要人物。”李大釗在1913年的《言治》月刊上說“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國大痛，間關出走，飄零異域，無時不以恢復中原為念。雖至勢窮力盡，曾無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后已……釗生當衰季之世，愴懷故國，傾心往哲。每有感觸，輒復凄然。”

魯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說：“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周作人在遺作《十山筆談》中說：“我這時候連帶的想起書中所記的兩件故事來。第一件是關于朱舜水的。他是明末的一個學者，明朝亡了以后他不肯投降滿清逃往日本……日本人從他求學的很多，在學術上成了所謂水戶學派。”“我所記得的是日本原公道在《先哲叢談》中所記，說舜水住日本久了，能夠說日本話，可是到了病重的時候，卻又說起他的方言，即是浙江的余姚話，看病的弟子們都不能了解了。”

1982年，余姚接待了日本朱舜水先生紀念會、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一行。為紀念朱舜水逝世三百周年，人們在余姚龍泉山建造“朱舜水先生紀念碑”。當年5月20日，日本代表團一行專程來到余姚，參加紀念碑的揭幕式。碑正面是著名書法家沙孟海題寫的“朱舜水先生紀念碑”八字行書，碑后刻著“紀念中日文化交流之先驅朱舜水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碑后種有兩棵蒼松，碑前為日本友人種的兩棵柏樹，象征中日友誼長青，以期實現朱舜水生前對兩國“千年之好”的遺愿。

余姚籍的著名作家樓適夷曾撰寫了《朱舜水先生逝世三百年獻詞》：大哉先生，吾鄉巨哲。生當季世，陽九逢厄……一介儒生，志士廣結；力挽狂瀾，奮起抗擊。跨海東流，乞師告急。扶桑流寓，江戶講席。交流文化，弘宣圣葉；胡運不盡，終老秉節。懿行殊勛，后世永式。三百周年，今逢祭日，兩國俊彥，勝會吾邑。紀念前賢，顯彰遺德。忝以后學，仰止先哲。羈身北國，適感小疾。鄉老寵召，欲行未得，舜水悠悠，龍山靄靄……

在家鄉余姚，朱舜水作為先賢始終備受敬重。清朝年間，人們在余姚城老西門外姚江邊為朱舜水立碑，連同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建立“先賢故里碑亭”，解放后遷至龍泉山。

為紀念先賢朱舜水，余姚將一所中學命名為“舜水中學”，將城區一主要道路命名為“舜水路”。還將城區一社區命名為“舜水社區”，舜水社區經常開展紀念活動，11月4日下午，舉辦題為《勝國賓師朱舜水史跡》的專題講座，吸引眾多居民群眾和史學愛好者前來聆聽。余姚還修建有朱舜水紀念堂、舜水亭等建筑。

聚焦“舜水學”，弘揚先賢思想

11月20日至22日，在朱舜水誕辰407周年之際，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余姚市人民政府、日本常陸太田市政府將聯合舉辦中日“舜水學”研討會，屆時將有130余位專家學者會聚余姚。研討內容包括：“舜水學”的現代意義、“舜水學”在日本的傳播及其影響、朱舜水的睦鄰友好思想、“舜水學”與日本“朱子學”及“陽明學”的關系、朱舜水與明遺民、朱舜水史跡研考等。

為參加此次研討會，日本安東省庵顯彰會會長立花民雄專門發來《柳河藩儒安東省庵》一文，論述朱舜水與安東省庵(即安東守約）的師生情誼。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李蘇生撰寫了《釋“舜水學”》，從“舜水學”的特點、“舜水學”的價值等方面詳加闡述。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錢明在《舜水學的意蘊與近世中日關系的反思》中認為，“舜水學”不僅反映在舜水對先哲的思想傳承上，主要還在于其傳奇生涯、學問技能、師友關系、回傳故土、中日交涉以及對日本思想文化的影響等方面。此外，還有《“舜水學”在日本的傳播及其影響》、《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社會大動蕩時代的知識分子》、《論朱舜水的人格特征》等數十篇論文。

朱舜水和嚴子陵、王陽明、黃宗羲并稱為余姚的四先賢。為了進一步弘揚先賢的思想遺產，擷取精萃，澤被后世，余姚每年都舉辦一次以先賢思想為主題的研討會，如2006年的黃宗羲民本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年的王陽明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都在學術界引起良好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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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瑜
zh.m.wikipedia.org查看原始檔
朱之瑜
明朝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

朱舜水像
姓 朱
名 之瑜
字 楚嶼、魯嶼
號 舜水
族裔 漢族
籍貫 浙江餘姚
出生 1600年11月17日
浙江餘姚
逝世 1682年5月24日
日本江戶
墳墓 日本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
著作
《朱舜水先生文集》28卷
朱之瑜（1600年－1682年），字魯璵，號舜水，舜水是他在日本取的號，意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國故土之情。浙江餘姚人，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

朱舜水力圖反清復明，在清初曾參加抗清活動，也曾助鄭成功北伐，南明滅亡後，不願降清，東渡日本。於日本和水戶藩藩主德川光圀（水戶黃門）接觸，其遺臣性格與儒家思想讓德川光圀深感，未有易姓革命和異族統治的「小中華日本」方是中華思想的正統繼承者，遂發奮編纂《大日本史》，以揚正統，導致尊王攘夷思想之催生。朱舜水更對水戶學擁有不可磨滅之影響。

生平編輯

崇禎17年（1644年）甲申之變，明朝被李自成推翻，隨即清兵入關，又攻殺李自成。朱舜水雖然不是明朝命官，仍然在華南奔走抗清，後逃奔安南國（今越南）。1657年，暫居安南的朱舜水想返華抗清，被人舉薦做官，進見安南國國王，但朱舜水誓死不肯向國王跪拜，被羈押達五十多天，終於放他回國。朱舜水爲了反清的資金來往貿易與華南，日本和越南，用以支持南明魯王朱以海和台灣的鄭成功、他還參加了永曆13年（1659年）7月的南京攻略戰。

南京攻略戰失敗之後，朱舜水作爲鄭成功的使者向實行鎖國]政策的日本求援，萬治2年（1659年）冬來到日本長崎。萬治3年（1660年）在筑後國（今福岡縣南部地區）柳川藩學者安東省菴的幫助下結束流亡生活。明末清初有很多中國文人爲避戰禍來到日本，當時日本的大名家收用他們作爲自己的幕僚。寛文5年（1665年）6月常陸國（今茨城縣）水戶藩藩主德川光圀派彰考館小宅處齋拜訪朱舜水、朱舜水接受邀請同年7月抵達江戶。

水戶的德川光圀對朱舜水敬愛有加、朱舜水也對水戶學的思想產生很大影響、德川光圀就任藩主之際朱舜水也隨同前往水戶、同為德川光圀編撰《大日本史》的安積澹泊、木下道順、山鹿素行都是好友、在日本傳播漢學文化直至83歳去世。

死後，德川光圀派人整理了他的遺稿，日本正德五年（1715年）刊行了《舜水先生文集》全28卷。東京大學農學院內至今立有「朱舜水先生終焉之地」（朱舜水先生臨終之地）的石碑。

朱舜水像，1872年 ，草川重遠繪
朱舜水之墓在歷代水戶藩主的墓地瑞龍山（位於茨城縣常陸太田市）。爲了紀念他不忘故國，墓特地建為明朝式樣。

著作編輯

著有：

《朱舜水先生文集》
《安南供役紀事》
《陽久述略》
《釋奠儀注》
《朱舜水集》上、下 朱謙之 編（中華書局、1981年）ISBN 7-101-00708-2
《新訂朱舜水集補遺》徐興慶 編（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ISBN 957-01-8826-X
傳記編輯

石原道博『朱舜水』（吉川弘文館人物叢書、1989年新裝版）ISBN 4-642-05179-1
川口長孺（1958）：《臺灣鄭氏紀事》。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參見編輯

清初五大師
水戶黃門
小中華思想
舜水學社
餘姚四賢
嚴子陵 · 王守仁 · 朱之瑜 · 黃宗羲
清初五大師
黃宗羲 · 顧炎武 · 方以智 · 王夫之 · 朱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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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麵/朱舜水1659定居日本傳入拉麵之前只有蕎麥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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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名稱由來原來源於此民族英雄
2016年06月11日 17:09 莊晁權／綜合整理

朱之瑜，字魯璵，號舜水，舜水是他在日本取的號，意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圖/人民網)
朱之瑜，字魯璵，號舜水，舜水是他在日本取的號，意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圖/人民網)
自古到今，對日本最有直接影響的中國人應該就算朱舜水（西元1600-1682）。身處明末亂世的朱舜水被尊為儒學「五大師」之一，隱居田園不願出仕。在1644年清軍入關後，朱舜水則為反清復明奔走。他嘗試向日本和越南借兵被拒絕。幸虧沒有借成，否則他就要背上引狼入室的千古罪名了。後來，他又參加了鄭成功指揮的北伐討清戰爭。戰敗後，已年近六旬的朱舜水定居日本。

朱舜水在日本講學二十二載，培育了許多儒學人才，同時與日本知識份子有過廣泛交流。照理說，他對明王朝忠貞不二，又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應該算一個愛國者。然而，從他無意間造成的負面影響看，現代部分中國史學家因此把他冠上史上頭號大漢奸。論起給日本人幫的忙，朱舜水要大於汪精衛百倍以至於千倍。汪充其量只是日本人的走狗。朱舜水則不一樣，他給了日本人最需要的東西：思想武器。華夷秩序、君臣之義、忠奸之辯，這些中國人覺得有些迂腐的東西到了日本人手裡無異於一顆精神原子彈。而且遺憾的是，這顆原子彈被無情的投到了中國人的頭上。

朱舜水曾在日本講學二十二年弘揚中華文化。(圖/讀史悟道)
朱舜水曾在日本講學二十二年弘揚中華文化。(圖/讀史悟道)
「支那」這稱呼、明治維新、靖國神社等，這些給中日關係帶來決定性影響的事項，其背後都深深的烙著朱舜水的痕跡。而日後常被提及的「支那」稱呼就與朱舜水有很大的關係。朱舜水在日本做的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指導德川王國的水戶藩編纂《大日本史》。他視明朝為中華，指滿清為蠻夷，自己是因為復明失敗而棲身日本。這個處境本身就告訴日本人，中國已經成了夷狄統治的天下。這就促使日本一些知識份子對「中國」或「中華」產生了懷疑：蠻夷統治下的中國還是「中國」嗎？

朱舜水還有更直接的評論，他說：「日本天皇傳了一百代還是藤原家的天下，而中國幾經改朝換代，已不再是純正的中華民族了，日本在這方面優於中國。」與朱舜水有過往來的日本學者山鹿素行寫了一本《中朝事實》，公然提出了日本才是「中國」的論點，他說的「中朝」就是「位於世界中心的王朝」之意。山鹿更進一步把「中華」和「中國」的稱號加到日本頭上，而將中國貶為「外朝」將「支那」稱呼扣在了中國的頭上。

甲午戰爭後，日本無視中國的再三抗議，把「支那」這個稱呼用了長達半個多世紀，山鹿素行可以說是此事的幕後推手，而他的理論和歷史依據卻都是從朱舜水哪裡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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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事實是山鹿素行寫的一本漢文歷史書，全二卷，並有附錄一卷。寬文九年（1669年）成立。該書以日本朝廷為世界中心，稱日本作「中華」或「中朝」，認為清代中國並非「中國」以及日本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1][2]。
該書為乃木希典所愛讀，殉死之際，以他所親自所書的朱注之本，贈與昭和天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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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事實是山鹿素行寫的一本漢文歷史書，全二卷，並有附錄一卷。寬文九年（1669年）成立。該書以日本朝廷為中心，稱日本作中華。宣揚中國在1644年被滿洲人滅亡，滿族人建立的清朝並非中國，認為日本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該書為乃木希典所愛讀，殉死之際，以他所親自所書的朱注之本，贈與昭和天皇。

乃木靜子/稀有的典範–一門忠烈的乃木希典大將/台灣的女子大多沿襲中國的惡俗，在孩童時就迫纏族，她希望去台灣推廣「放足」（解纏足）/教師用修身書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PIXNET :: - http://goo.gl/hyB3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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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鹿素行（元和8年8月16日（1622年9月21日）－貞享2年9月26日（1685年10月23日）），江戶時代前期的儒學者和兵學者。父親為浪人山鹿貞以。古學派始祖。本名高祐。字子敬、又稱甚五右衛門。
山鹿素行汲取了中國儒家思想的養份，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進行了全面的闡述。著有《武教全書》、《武家事記》、《兵法問答》等書，在日本被稱為「國人道德的權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諦」。

出生於陸奧國（後來的岩代國）會津（福島縣會津若松市）。1628年（寬永5年）、6歲離開江戶。1630年（寬永7年）9歲之時拜入大學頭林羅山門下學習朱子學，15歲開始在小幡景憲和北條氏長處學習兵學、在廣田坦齋處學習神道，此外還學習歌學等各種各樣的學問。
1656年著《武教小學》、《武教要録》、《武教全書》，開創了山鹿流兵學。膾炙人口的「山鹿流之陣太鼓」也是從山鹿素行的兵學中衍生出的。1665年他批判朱子學對儒家經典的詮釋，提出了直接向周公、孔子學習的聖教，著《聖教要錄》。書中大肆批判孔子以後的宋儒為異端。此時雖然林羅山已過世，其說仍被奉為幕府官學，且由林羅山子孫主宰。因此山鹿素行被人怨恨，自以為犯下死罪，而向當時擔任安房守一職的北條氏長寫信道：
蒙當二千歲之今，大明周公孔子之道，猶欲糾吾於天下，開板聖教要錄之處，當時俗學腐儒，不修身、不勤忠孝。況天下國家之用，聊不知之，故於吾語，無一句之可論，無一言之可糾。或假權貪利，或構讒而追蹤，世皆不知之，專任人口而傳虛，不正實否，不詳其書，不究其理，強嘲書罪我，於是我始安，我言之大道無疑，天下無辨之。夫罪我者，罪周公孔子之道也，我可罪而道不可罪。罪聖人之道者，時世之誤也。古今天下之公論不可循。凡知道之輩，必逢天災。其先蹤尤多，乾坤倒覆，日月失光。唯怨生今世，而殘時代之誤於末代，是臣之罪也，誠惶頓首。
1666年他被信奉朱子學的會津藩主保科正之流放到播磨國赤穗藩，教導赤穂藩士。元祿赤穗事件中的大石良雄也是其門人之一。1675年（延寶3年）被准許回到江戶教授兵法，影響了吉田松陰等人。松陰自稱「自幼就以山鹿氏之兵學為業，以武士道為心要，以死為常心。」 其著《武教全書講錄》，一開始就說：如果希望懂道，就請接受山鹿先生的教導，自古至今，該讀的書有那麼多，而我特別信任素行先生。
1685年山鹿素行去世、享年63歲。墓所為位於東京都新宿區辯天町1番地的曹洞宗宗參寺。
名言：「常の勝敗は現在なり」（有上下文）
古學思想[編輯]
山鹿素行早年祖述宋學，晚年宣揚尊信儒家古典的古學，形成『儒學道統論』，主張儒學始於伏羲、神農，次則天生仲尼以身立教，是儒道之宗、綱常之主。「孔子沒而聖人之統殆盡。」孔子之後如曾子、子思、孟子於孔子已不可企望。批評宋程朱等道學為陽儒陰異端，主張回歸孔子之前儒學，並自命是繼孔子之後的道統正傳。[1]山鹿素行自稱「以周公、孔子為師，而不以漢、唐、宋、明諸儒為師。」[2]
他宣揚武士要明心術，盡忠主君，自覺實踐人倫之道，嚴守日常生活禮儀，以儒學道德倫理解釋武士道。山鹿素行認為武士的職分就在於輔助君主統治農工商三民：「士不可不備文武之德知。然則形為劍戟弓馬之用，內務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婦之道，文道為心，武備調外，三民自然以是為師，以是為貴，從其教而知其本末。」他認為武士道的最高準則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他強調「常把死放在心上」。在《山鹿語類•士談》中他這樣說道:「能勤而安命乃大丈夫之心也。匹夫在於常將死放在心上，盡職盡分，勤而安命。如果常把死放在心上，就不會受任何事的干擾，在各種場合履行其職分，不把死放在心上就是膽小鬼。」他提倡「以人倫之道的自覺為根本，進而以在天下實現人倫之道為武士職分的思想」。
他認為君臣上下的差別「非以力而成，乃天地自然之儀則」，主張「主君之惡縱如夏桀殷紂，而下無蔑上之道。」山鹿素行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要日本以「中國心」來立國。其依據為《日本書紀》，書中言道：本朝正當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國。中國，北據高山，南窺大海，山海之間，平原開闊，河海可用。因此，中國漕運便利，往來如一家，沒有互相敵對，制度文物發達，沒有必要像支那那樣設長城而防夷狄，也不可能為夷狄所征服。而外朝，就是在支那，王朝更迭頻繁，有幾次還是夷狄入侵為王。春秋時代二百四十餘年，期間，臣下起而弒君者，竟有二十五次。唯有我中國，自開國以來以至於今日，天之神以來的皇統未曾變過，弒天皇之叛逆沒有幾次，被夷狄入侵之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有。他主張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以便維護萬世一系的「國體」。他在《中朝事實》中主張皇統一貫『日本主義』，認為日本比萬國優越，對後世影響很大。[3]
山鹿素行主張「誠」是從內心中湧出的不可抑制的「情」，而且認為「誠」須力行。他認為「道」是「人人不得已而須力行之誠。」「予吁已之謂誠，純一無雜，古今上下不可易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聖教未嘗不以誠，道也、德也、仁義也、禮樂也。」他認為"誠"也不是只求情之"誠"、"實"、"直"或放於情而行，行要守禮，受禮制約的「不得已之誠。」朱舜水曾與山鹿素行有過交往，其經世實用之學對山鹿素行有所影響。[4]朱舜水在送給他的《子敬箴——為山鹿素行軒作》中稱讚他說：
問學如何？徵乎素行。素行如何？希賢希聖。匪敢僭逾，勉承來命。堯舜可為，人皆此性。儒道非難，善至德盛懿美。內涵聞望，外會文武張弛。維人無竟，溫恭誠允，端莊彰正，不在他求，是在子敬。
為子敬山鹿翰史、藤姓高興其名也，別號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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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鹿素行（1622-1685，Yamaga Sokou，やまがそこう） 日本江戶前期學者、儒學家、兵法家。名高佑，字子敬，號素行，通稱甚五右衛門。生於會津（今福島縣）若松，在江戶（今東京）長大，自成一家，以“山鹿派兵學”而聞名於世。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實》一書中透露了他的日本中心主義思想。他42歲前後基本上樹立了他的古學觀點，貶斥中國漢、唐、宋、明諸儒的學說，宣稱孔子逝世後聖人的道統到宋朝就已經泯滅，斷言朱子學是異端，提倡直接攻讀孔子的經書，以求聖​​教。山鹿素行還運用儒家的學說試圖建立一個闡述士(武士)道的理論體系。
山鹿素行- 基本內容
山鹿素行（1622-1685） 日本江戶前期學者、兵法家。名高佑，字子敬，號素行，通稱甚五右衛門。會津人。幼年在江戶（東京）入林羅山之門習儒學。後又兼習武藝和兵法，1652年受聘於赤穗城主淺野長直。年著有《兵法神武雄備集》、《武教全書》等兵法書。1662年開始對朱子學產生懷疑，辭職回江戶，開設私塾講學，弟子多至四千。1666年刊行《聖教要錄》，攻擊朱子學，被視為“異端”，流放到淺野領地赤穗十年之久。在此期間，一面專心著述（著有《武家事紀》、《中朝事實》等書）。宣揚儒教的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義；一面講授兵學，宣揚忠君的武士道，成為用儒家思想創立“武士道”理論的鼻祖。1675年將江戶的私宅稱積德堂，對門人講授兵學和儒學。在反對官方朱子學的過程中，呼籲從孔孟的原著中去探索儒學的真意，被稱為日本古學派的開山始祖（也有人稱其為古學派的先驅）》著述甚豐，多達六百餘卷。後刊有《山鹿素行》全八卷。
山鹿素行- 人物成就
山鹿素行
山鹿素行圖冊
山鹿素行一生著述很多。他42歲前後基本上樹立了他的古學觀點，貶斥中國漢、唐、宋、明諸儒的學說，宣稱孔子逝世後聖人的道統到宋朝就已經泯滅，斷言朱子學是異端，提倡直接攻讀孔子的經書，以求聖​​教。在宇宙觀方面，他認為天地是無窮的，而且“生生不息”。他反對朱熹的理先氣後說，主張理氣合一論，認為理和氣是不可分離、無先後差別的。他針對宋儒所謂天地有始有終的說法，提出了關於天地是理氣合一的觀點，肯定天地既無先後也無始終。在人性問題上，他認為天命之性就是氣質之性，否定了宋儒區別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見解。他的古學實際上是一種新學或民間學問，它以復古的名義力圖從朱子學中解放出來。
山鹿素行還運用儒家的學說試圖建立一個闡述士(武士)道的理論體系。他主張，士應當是人倫的衛士，農、工、商三民之中假如有人不守為人的本分，士就應該迅速加以處罰；為了履行這方面的職責，士平時必須文武並重。
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實》一書中透露了他的日本中心主義思想。他所說的“中朝”，指的是日本,認定日本是世界的中心。他從古學的觀點出發，追溯了日本皇統的起源，揚言政治理想早在日本古代已經完美地實現。他的軍事學說後來在幕府末期被長州藩士吉田松陰繼承，對明治維新時期的一些日本勤王志士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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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鹿素行（元和8年8月16日（1622年9月21日）－貞享2年9月26日（1685年10月23日）），江戶時代前期的儒學者和兵學者。父親為浪人山鹿貞以。古學派始祖。本名高祐。字子敬、又稱甚五右衛門。
山鹿素行汲取了中國儒家思想的養份，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進行了全面的闡述。著有《武教全書》、《武家事記》、《兵法問答》等書，在日本被稱為「國人道德的權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諦」。

經歷
出生於陸奧國（後來的岩代國）會津（福島縣會津若松市）。1628年（寬永5年）、6歲離開江戶。1630年（寬永7年）9歲之時拜入大學頭林羅山門下學習朱子學，15歲開始在小幡景憲和北條氏長處學習兵學、在廣田坦齋處學習神道，此外還學習歌學等各種各樣的學問。
1656年著《武教小學》、《武教要録》、《武教全書》，開創了山鹿流兵學。膾炙人口的「山鹿流之陣太鼓」也是從山鹿素行的兵學中衍生出的。1665年他批判朱子學對儒家經典的詮釋，提出了直接向周公、孔子學習的聖教，著《聖教要錄》。書中大肆批判孔子以後的宋儒為異端。此時雖然林羅山已過世，其說仍被奉為幕府官學，且由林羅山子孫主宰。因此山鹿素行被人怨恨，自以為犯下死罪，而向當時擔任安房守一職的北條氏長寫信道：
蒙當二千歲之今，大明周公孔子之道，猶欲糾吾於天下，開板聖教要錄之處，當時俗學腐儒，不修身、不勤忠孝。況天下國家之用，聊不知之，故於吾語，無一句之可論，無一言之可糾。或假權貪利，或構讒而追蹤，世皆不知之，專任人口而傳虛，不正實否，不詳其書，不究其理，強嘲書罪我，於是我始安，我言之大道無疑，天下無辨之。夫罪我者，罪周公孔子之道也，我可罪而道不可罪。罪聖人之道者，時世之誤也。古今天下之公論不可循。凡知道之輩，必逢天災。其先蹤尤多，乾坤倒覆，日月失光。唯怨生今世，而殘時代之誤於末代，是臣之罪也，誠惶頓首。
1666年他被信奉朱子學的會津藩主保科正之流放到播磨國赤穗藩，教導赤穂藩士。元祿赤穗事件中的大石良雄也是其門人之一。1675年（延寶3年）被准許回到江戶教授兵法，影響了吉田松陰等人。松陰自稱「自幼就以山鹿氏之兵學為業，以武士道為心要，以死為常心。」 其著《武教全書講錄》，一開始就說：如果希望懂道，就請接受山鹿先生的教導，自古至今，該讀的書有那麼多，而我特別信任素行先生。
1685年山鹿素行去世、享年63歲。墓所為位於東京都新宿區辯天町1番地的曹洞宗宗參寺。
名言：「常の勝敗は現在なり」（有上下文）
古學思想
山鹿素行早年祖述宋學，晚年宣揚尊信儒家古典的古學，形成『儒學道統論』，主張儒學始於伏羲、神農，次則天生仲尼以身立教，是儒道之宗、綱常之主。「孔子沒而聖人之統殆盡。」孔子之後如曾子、子思、孟子於孔子已不可企望。批評宋程朱等道學為陽儒陰異端，主張回歸孔子之前儒學，並自命是繼孔子之後的道統正傳。[1]山鹿素行自稱「以周公、孔子為師，而不以漢、唐、宋、明諸儒為師。」[2]
他宣揚武士要明心術，盡忠主君，自覺實踐人倫之道，嚴守日常生活禮儀，以儒學道德倫理解釋武士道。山鹿素行認為武士的職分就在於輔助君主統治農工商三民：「士不可不備文武之德知。然則形為劍戟弓馬之用，內務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婦之道，文道為心，武備調外，三民自然以是為師，以是為貴，從其教而知其本末。」他認為武士道的最高準則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他強調「常把死放在心上」。在《山鹿語類•士談》中他這樣說道:「能勤而安命乃大丈夫之心也。匹夫在於常將死放在心上，盡職盡分，勤而安命。如果常把死放在心上，就不會受任何事的干擾，在各種場合履行其職分，不把死放在心上就是膽小鬼。」他提倡「以人倫之道的自覺為根本，進而以在天下實現人倫之道為武士職分的思想」。
他認為君臣上下的差別「非以力而成，乃天地自然之儀則」，主張「主君之惡縱如夏桀殷紂，而下無蔑上之道。」山鹿素行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要日本以「中國心」來立國。其依據為《日本書紀》，書中言道：本朝正當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國。中國，北據高山，南窺大海，山海之間，平原開闊，河海可用。因此，中國漕運便利，往來如一家，沒有互相敵對，制度文物發達，沒有必要像支那那樣設長城而防夷狄，也不可能為夷狄所征服。而外朝，就是在支那，王朝更迭頻繁，有幾次還是夷狄入侵為王。春秋時代二百四十餘年，期間，臣下起而弒君者，竟有二十五次。唯有我中國，自開國以來以至於今日，天之神以來的皇統未曾變過，弒天皇之叛逆沒有幾次，被夷狄入侵之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有。他主張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以便維護萬世一系的「國體」。他在《中朝事實》中主張皇統一貫『日本主義』，認為日本比萬國優越，對後世影響很大。[3]
山鹿素行主張「誠」是從內心中湧出的不可抑制的「情」，而且認為「誠」須力行。他認為「道」是「人人不得已而須力行之誠。」「予吁已之謂誠，純一無雜，古今上下不可易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聖教未嘗不以誠，道也、德也、仁義也、禮樂也。」他認為"誠"也不是只求情之"誠"、"實"、"直"或放於情而行，行要守禮，受禮制約的「不得已之誠。」朱舜水曾與山鹿素行有過交往，其經世實用之學對山鹿素行有所影響。[4]朱舜水在送給他的《子敬箴——為山鹿素行軒作》中稱讚他說：
問學如何？徵乎素行。素行如何？希賢希聖。匪敢僭逾，勉承來命。堯舜可為，人皆此性。儒道非難，善至德盛懿美。內涵聞望，外會文武張弛。維人無竟，溫恭誠允，端莊彰正，不在他求，是在子敬。
為子敬山鹿翰史、藤姓高興其名也，別號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