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本位、想要「統一」周邊民族的「大一統」是非常反動的思想,「中共天天講西藏回來、新疆回來,臺灣也要回來,剩下的外蒙古以後也要回來」,他更反問「你的大一統好,那我們南北蒙古為什麼不能統一?」,他也強調臺灣應是原住民的臺灣,臺灣匯聚了南島民族,而在幾百年前遷居臺灣的福建、廣東人也沒有大中華概念,臺灣人不是中華民族,在二戰後到臺灣的 200 萬中國人根本不能說臺灣是他們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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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海英(1964年9月15日-),日本名大野旭,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圖(ᠤᠭᠤᠨᠤᠰ
ᠴᠤᠭᠳᠤ、Оонос Цогт)[1],日籍蒙古裔文化人類學家。出生於中國內蒙古鄂爾多斯,後歸化日本國籍。他在日本以研究內人黨事件而知名。現為日本靜岡大學教授。
楊海英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CMnoZH
生平
出生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本語學科。他在年幼的時候正處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其本人經歷了著名的內人黨事件,當時大量的蒙古人未經審判含冤被殺害。楊海英的家人受到私刑,家產被奪走。其母親每天都被迫參加政治批鬥會,周圍的人相繼死去,令他萬分恐怖。
1989年訪問日本,作為別府大學的研究生,後來在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繼續研究文化人類學,又擔任中京女子大學助教。1999年成為靜岡大學助教,研究內人黨事件。2000年加入日本國籍。2006年,成為靜岡大學教授。因其著作《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文革大屠殺實錄》獲得司馬遼太郎獎。
從1993年到2019年,楊海英每年都到訪內蒙古進行研究。[2]
2020年7月、8月,針對中國政府在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的蒙古中小學實施的逐步停止蒙古語授課,改為以漢語授課為主的方式,楊海英在日本網站提出抗議,並組織聯署。[3]
得獎
2010年 - 第14回司馬遼太郎獎:《沒有墓碑的草原》
2015年 - 大同生命地域研究獎勵獎(大同生命地域研究奨励賞)[4]
2015年 - 樫山純三獎(樫山純三賞):《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チベットに舞う日本刀 モンゴル騎兵の現代史)[5]
2018年 - 第19回正論新風獎(正論新風賞)楊海英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CMno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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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來-文明的遊牧史觀: 一部逆轉的大中國史 https://bit.ly/3IfoE8O
遊牧文明野蠻、粗魯,充滿暴力?
  摘下中華有色眼鏡,從文明的遊牧史觀出發——
  中國史不過是中國人天真浪漫的幻想!
  被中國史定位為蠻族的遊牧民才是世界史的主要推手!
  大部分漢字文化區的讀者,都會有「遊牧民族雖然軍事力量強,但野蠻、粗魯、暴力」的既定印象。然而這只是戴著中華思想的有色眼鏡來看的結果。
  《文明的遊牧史觀》這本書告訴我們,遊牧文明其實是歷史的驅動力。所謂「軍事力量」,是當時科學技術與社會體系、作為群體的凝聚力、資訊蒐集能力等各式各樣要素的總和。現在世界上擁有最強軍隊的,毋庸置疑乃是美軍,它也是世界秩序的締造者和維護者,應該沒人會說他們的強悍是一種「落後、野蠻的力量」吧!
  █將地圖的南北顛倒,看世界的眼光便會截然不同!
  遊牧文明是技術先進、資訊發達、富有組織力的歷史驅動力!
  在支撐遊牧民族「強悍」的技術中,最重要的就是「畜力」。對馬、牛、駱駝等大型動物的馴育、養成、管理等技術,本身就是一種高度的文明。另一方面,蓄力在當時的條件下,也是青銅或鐵製的武器、絲綢等物品最快的運輸工具。眾所周知,即使對馬車的運用,也是西亞先於支那地區,然後才漸漸地往東傳播開來。也就是說,和馬這種「畜力」相關的技術是遊牧文明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資訊力。和定居農耕民族比較起來,遊牧民在廣大的地區中遷徙,不斷地進行見聞和調查,因此掌握了最全球化的資訊。這種資訊力也被活用在通商上。運輸能力優越、往來於各個地區間、對各地產品與市場需求瞭若指掌的遊牧民,同時也是優秀的商業民。遊牧民族的寬容性,對各種文化的包容和開放姿態,也是與此密切相關。
  軍事力量、資訊力,再加上具高度流動性與開放性的組織原理,這就是遊牧民的「驅力」。
  從「文明的遊牧史觀」重新看待中國,會如何逆轉出一部中國史呢?作者指出,在今日中國中心地區產生了黃河文明固然是事實,但考古學指出,這個古代文明與現在的「中國人」之間的關聯,不管在文化上,或是人種上,都早已斷絕殆盡。跟現代的希臘人,與古代希臘文明之間並沒有關聯是一樣的道理。
  █「漢文明」並非普遍性的世界文明,而是一個地方文明。
  「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不過是現代中國人天真浪漫的願望與幻想!
  今天的讀者多以中國為「中心」,所以歐亞就變成了「邊陲」。這種世界觀其實是奠基在「漢民族」這種二十世紀初期才出現的假設之上。真相是,根本沒有「漢民族」這種東西,是歐亞興起的各個文明,不斷向黃河流域遷徙,才形成今日的樣貌。所以「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不過是現代中國人天真浪漫的願望與幻想。
  從「歐亞史」的觀點來看,被「中國史」定位為蠻族的遊牧民,分布範圍東起西伯利亞、西到歐洲世界,文化與人種繁多,是世界史的主要推手;相對於此,所謂「漢文明」不過是以所謂的「中原」為中心,相當地方性且侷限的一個文明。故此,與其說「漢文明」是普遍性的世界文明之一,倒不如把它想成是一個地方文明,才比較接近真實狀況。
  若追溯中國地區的歷史,則會發現,它進行跨歐亞交易、在國際文化上大放異彩的唐、被認為是世界最大帝國的蒙古帝國(元)和清等,這些繁榮的國度都堪稱為名符其實的「亞洲大帝國」。但是,它們全都是非漢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從這些看來,不受漢民族中心主義控制、而是由異民族的國際主義所統治時,才是所謂「中國」最繁榮的時代,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中國史」還有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它屬於一種「被害者史觀」。在這種史觀裡,「漢民族」常常遭到異民族所侵略;近代以前是北方遊牧民族,近代以後則是跨海而來的西洋列強以及日本,這些都被他們描繪為「敵人」。可是,我們試著深入思考便會發現,「支那地區乃是某個特定民族的居所」這種主張根本就不成立。擁有不同根源、文化與生活型態的集團,進行流動,不斷重複著繁榮與改變的過程,這樣的歐亞大陸史,才是真實的「中國史」。
  身為日本籍蒙古學者,作者的看法是:以所謂漢民族為中心的「中國史」,在充滿地域性的狹隘同時,不過是混合了他們自己普遍相信的世界觀,以及被害者意識的產物罷了。正因為此,今天的支那地區才出現名為「中國史」與「中華文明」的束縛。而今天的中國,似乎越發被所謂的「中華思想」所囚禁。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楊海英
  蒙古裔文化人類學家。蒙古名字為「俄尼斯.朝格圖」,蒙譯日文名「大野旭」。1964年生於內蒙古自治區的鄂爾多斯。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大學日本語系。1989年赴日本留學。修完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綜合研究大學院的博士課程,獲博士(文字)學位。現為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曾獲司馬遼太郎大獎(第14回,2010年)、大同生命地域研究獎勵賞(2015年)、樫山純三賞(2015年)、正論新風賞(第19回,2018年)。
  主要著作:
  ◎繁體中文版:《沒有墓碑的草原》(八旗文化,2014年)、《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大塊文化,2017年)、《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八旗文化,2018年)。
  ◎日文版:《沒有墓碑的草原(上、下、續)》(岩波書店,2009-2012年)、《種族滅絕與文化大革命――內蒙古的民族問題》(勉誠出版,2014年)、《狂暴國家――中國的正體》(扶桑社,2015年)、《蒙古人民的自決權和「對日協力」――中國文化大革命繼續存在》(集廣舍,2016年)、《名為「中國」的神話──習近平「偉大中華民族」的謊言》(文藝春秋,2018年)、《最後的馬賊――「帝國」將軍李守信》(講談社,2018年)、《蒙古族人的中國革命》(筑摩書房,2018年)、《中國當代獨裁史――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文藝春秋,2019年)等書。
博客來-文明的遊牧史觀: 一部逆轉的大中國史 https://bit.ly/3IfoE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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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2): 談“文革”與日本之糾葛 https://bit.ly/3Jf55Pv
在中國共產黨當局採取的口號、政策、做法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擔心成大禍患的文化大革命(1966 - 1976)有可能在中國捲土重來之際,文革研究在中國成為禁區,甚至成為中國媒體竭力迴避的禁忌話題。與此同時,在自由民主國家,文革則是一個眾學者持續研究的課題。日本靜岡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就是眾多文革研究者之一。
在多年來對文革的研究中,在中國內蒙古出生長大的楊海英特別注意文革對全世界的影響。由於多年在日本學習、工作並成為日本公民,他對文革在日本產生的影響尤其註意。他認為當今日本學術界對文革的批判力度和尖銳性不如西方國家的學者,儘管日本有三島由紀夫這樣的作家在文革開始不久就發表聲明表示堅決反對,著名作家司馬遼太郎則在文革尚未結束時對中國的蠻橫外交提出強烈的批評。
以下是楊海英教授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的第二部分。楊海英發表的是他個人觀點。
日本人對中國文革如何看
問:我們知道,文革不僅是中國的事情,在文革進行時它就已經具有世界性的影響了。在法國有文革風暴,在美國也有,在日本也有。大學年輕學生起來造反,造教育制度的反,造政府的反。關於日本與文革的問題,我現在有兩個問題想問。
第一個問題是,在文革初期,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起草了一份有關文革的聲明,那份得到另外三名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石川淳和安部公房聯署的聲明表示確表示反對文革所展示的以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碾壓學術和藝術。在三島由紀夫等人發表這種聲明的時候,日本社會大眾和學術界如何看文革?在文革發動55年之後,日本社會大眾和學術界如何看文革?
答:我可以從第二個問題開始回答。這就是,我們知道日本是亞洲最先進入現代化社會的一個國家。我們現在漢語當中的很多詞,比如說共產、共和、民主、人民這些詞都是從日本引進的。也就是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我大清國派到日本的留學生帶回來的,後來在漢語白話文當中留存下來,也就是漢語概念的再引入。
日本一直是一個在思想上很開放的社會,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進化論等思想它翻譯得非常快。這些東西置換成漢字之後,中國人用起來就非常方便,馬上就引進到中國,引進了之後也不覺得是從別人那兒引進的,用起來得心應手。
日本的社會風土有一種自由主義和左派這樣的所謂的進步思潮,這樣的社會風氣一直很強。這就導致日本對中國往往是以善待中國的眼光來看中國,再加上從(1905年)日俄戰爭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了中國,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之後,日本反思自己的歷史,很多日本人覺得日本的道路走錯了,他們對中國有一種負罪感,再加上自由主義的思潮,他們往往就覺得中國怎麼說我們就不用管了,中國干什麼都是對的。我們日本對中國做了壞事,中國怎麼樣我們就不要再說什麼了。
他們明明知道大辦人民公社的時候餓死了那麼多人,他們住在北京飯店的那些作家、媒體記者都假裝看不見。還有,在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時候,他們明明在街上發現了武鬥,親眼看見了,他們也知道老舍跳進太平湖去了,但他們從來不提這些事。他們還說郭沫若如何風光得厲害。這些事其實他們都知道,但他們都覺得反正是中國的事情,他們自己的事情讓他們自己辦,而我們日本對中國做過壞事,我們就不要提那些事了,都是基於這種負罪感和贖罪感。
另外一種情況是跟上面相反。中國先前叫支那,很多日本人就說支那人就是那種德行,他永遠也現代化不了,永遠就是那種落後的狀態。所以中國出現人吃人的問題也好、餓死人的問題也好,或者是暴力也好,還有現在的民族問題解決不了也好,反正這都是支那的問題,支那就是那個德行。從由負罪感而來的(對中國發生的種種壞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到中國什麼事情都是好的,其實都是一脈相承、一體兩面。
像您剛才提到川端康成和三島由紀夫,這些人他們其實是良知派,從思想上來說,從日本近代哲學思想上來講,可以把他們劃歸到保守派,或中庸保守派,反正他們不是自由派。這些人覺得日本對中國應該一是一二是二,歷史上我們從中國學到很多東西,近代化之後中國又向我們學了一些東西。戰爭是戰爭,現在中國發生(殘暴的文化大革命)這種事情,怎麼看也是一種反智的做法,怎麼看也是對人民、對一般的人有問題的做法。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初起的時候,他們就發出了質問中國、質疑中國的聲音。但是很遺憾他們的聲音沒有成為日本社會的主流,這種情況一直到現在都有。現在也有不少日本人認為反正是中國,中國肯定是亂七八糟,不要跟中國沾邊。這是一種想法。另外一種想法就是,中國怎麼會有這種壞事呢?維吾爾族人的問題、蒙古人的問題,算了算了,我們對中國做過壞事,我們對它點頭哈腰就行了,很多日本人就是這樣一種心理。
日本學界對文革對中國研究的問題
問:在您看來,在日本,尤其是在日本學術界,同情文革甚至為文革評功擺好的人大有人在。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他們都沒看到文革造成的禍害,不知道中共自己都一度承認文革是一場浩劫嗎?
答:這個問題也觸及到了日本的中國研究、亞洲研究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有一些日本哲學家曾經這麼講,日本怎麼看中國,怎麼看亞洲,其實是日本人怎麼回頭看自己的問題。對他們來說,中國、亞洲是一種方法,是一種道具,是一面鏡子。他照鏡子的時候,會想中國那麼髒亂差,我們日本多好啊。他照中國照出來的是髒亂差的那一面。另外他們還照出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曾經也對我們做出貢獻,我們還向他們學習過漢字。
總之,(在這樣的研究中國的日本學者看來)中國就是一面鏡子。他從來不切入中國社會,做到A是A,B是B。比如說文革是怎麼回事,中國自己都否定了文革,當然否定得不徹底。中國社會曾經承認過這是一個問題,國際社會當然都承認這是一個問題。而日本學術界也可以一是一,二是二這樣研究文革。
日本不是說沒有這樣的人,但絕大多數的人或者說所謂的中國學者,他們往往是通過中國來講日本自己的問題。他們說中國那麼差,言下之意就是日本這麼好;說中國那麼好,言下之意就是要批評現在的日本政權,日本的黨派,日本的思想界。
所以,不願意否定文革,或者對文革有千絲萬縷的情感和懷舊的日本人,其實是對日本的現狀不滿。稍微有一些遠大理想的人,他們會對現在的世界狀況不滿。所以他們還是想中國當初向全世界輸出革命的時候多好,我們可以走光輝的道路等等,他們認為還是那樣好。這是一種死灰復燃的現象。
司馬遼太郎的史觀卓識
問:由於偶然的原因,我得到一本一度被中共當局視為日本友好作家的司馬遼太郎的一本中國遊記《從長安到北京》。那本遊記記錄了司馬遼太郎在文革即將結束時訪問中國的所見所聞所思。我看到司馬遼太郎當時對中國有強烈的批評,尤其是批評當時的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強硬干預日本劇團“文學座”的藝術創作和演出,無視“文學座”是日本的而不是中國的劇團,無視日本憲法保障日本人的表達自由。我的問題是,司馬遼太郎生前是著名作家,他這種思想意識在日本作家當中有多麼普遍或有多麼罕見?
答:司馬遼太郎先生對日本社會的影響還是非常大的,大到什麼程度呢?日本國民的歷史觀可以說是非常接近司馬史觀。頭腦比較保守的學術界認為司馬遼太郎是一個作家,他的歷史觀怎麼能成為我們史學家的歷史觀呢?這當然是保守派學者的看法。但是反過來講,日本的國民,所有的讀書人都普遍接受司馬遼太郎的歷史觀,也就是司馬史觀。
司馬遼太郎在這本書中提到的中國粗暴干涉日本劇團創作和演出的事情發生在日中建交之後不久,當時兩國正處在日中友好文化交流的階段。那個時候中國就有粗暴干涉日本國內事務的駐日使節,那時候就有戰狼外交的先例。
司馬遼太郎訪問中國的時候,後來當了中國外交部長的唐家璇是他的翻譯。他訪問西安的時候,看到(漢代武將)霍去病馬踏匈奴的碑感嘆不已,覺得中國人怎麼活在這麼一種自我滿足的世界裡。他感嘆說:漢武帝對匈奴的戰爭是正義的,匈奴對漢人就是侵略。
這樣的觀念中國人到現在還有。蒙古人、維吾爾人、吐蕃人進來就是外族入侵,我們到蒙古、到新疆是開疆擴土。他到日本海邊就說這是中國領土,日本打到中國那就是侵略。這是非常有意思的歷史觀,司馬遼太郎先生很早就發現中國有戰狼的勢頭,中國有大中華思想。大中華思想又和社會達爾文思想一拍即合。司馬遼太郎當初看破的這些事情正是中國現在無法解決的問題。
問:您剛才提到日本人對中國有兩種想法,一個是我們過去對中國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中國現在的事情我們最好不要批評。再一種觀點是認為,支那/中國就是落後,就是野蠻也是沒治了。在這兩種思想之外,我們還知道日本過去還有所謂的大東亞思想,認為黃種人是所謂的優秀民族,日本應當聯合其他的黃種人,包括中國人在世界上跟白種人一爭雌雄。這種所謂的族裔觀、人種觀在日本還有多少市場,或者是否是已經變得十分可笑了?
答:這種所謂的汎亞主義在日本現在是沒有市場了,已經成為歷史。但是還會以其它的形式傳播到其他地方、其他民族中間。這種思想很有意思,比如說傳到俄羅斯的時候,俄羅斯就有了歐亞主義等等,所以這種思想影響還是有的。但是在日本已經沒有多少市場了。
專訪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2): 談“文革”與日本之糾葛 https://bit.ly/3Jf55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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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成吉思汗不是中華英雄,臺灣人也不是中華民族
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成吉思汗不是中華英雄,臺灣人也不是中華民族/沃草 https://bit.ly/3w86Dad
【沃草特約記者賴昀報導】中共掌握並曲解境內少數民族的歷史解釋,目的是要讓各民族都變成中華民族、變成中國人。來自南蒙古(中國稱為內蒙古自治區)的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 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圖」)批評,中國把成吉思汗當成中華民族英雄、藉此宣稱元帝國領土和臺灣是「祖國領土」。中國百般推崇的「大一統」思想,「中共天天講西藏回來、新疆回來,臺灣也要回來,剩下外蒙古以後回來」、「你的大一統好,那我們南北蒙古為什麼不能統一?」。他也說,臺灣匯聚了南島民族,而在幾百年前遷居臺灣的人們也沒有大中華的概念,臺灣人不是中華民族,二戰後到臺灣的 200 萬中國人根本不能說臺灣是他們的臺灣。
來自南蒙古的日本靜岡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教授楊海英
來自南蒙古的日本靜岡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教授楊海英
中共要讓南蒙古的下一代不知道自己的歷史、不知道成吉思汗
西藏台灣人權連線上週(23 日)舉辦「五胡論華」線上論壇,聚集「被大一統」的各民族分享被中國統治的經驗,著有多本南蒙古近代歷史書籍的楊海英應邀講述南蒙古在中共統治下,遭遇到什麼樣的迫害。
東京奧運正如火如荼進行,這讓身處日本的楊海英表示,東京於 1964 年第一次主辦奧運,自己正好在同年出生,兩年後中國隨即爆發文化大革命,南蒙古在文革中遭遇了種族大屠殺,僅以中共自己承認、被操作過的官方數字計算,當時南蒙古人口總數 140 多萬,有超過 80 萬人被捕、 2 萬 7900 人被殺,這些亡魂全部都是蒙古人。
楊海英說,中共將無數的蒙古人打為追求南蒙古民族解放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員(編按:「內人黨」成立於 1925 年,屬於共產主義陣營,早已於 1946 年正式解散),還有成千上萬曾處於滿洲國統治、或是隸屬「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的蒙古人被視為「日本人的狗腿子」,因此受到迫害、屠殺,致使南蒙古失去一整代的民族菁英。
而現在的中共政府,正在極力消滅南蒙古境內的蒙古語。楊海英指出,去年中共在內蒙古強行推行漢語教育政策,從 9 月要求南蒙古學校「從小學開始,全面用漢語上課」,可以想見,中共要讓南蒙古的下一代從此不知道自己的歷史、不知道成吉思汗,卻要死記硬背三皇五帝。楊海英提到,自去年南蒙古境內的保衛母語抵抗運動爆發以來,當地蒙古人、同胞蒙古國、還有海外蒙古人針對南蒙古近代歷史,一起做了厚達 1000 頁的歷史紀錄,記錄下中共長期以來,如何在肉體上、在文化上、在語言上消滅蒙古人
楊海英說,「欲滅其國,必先滅其歷史,其次是語言」,舉例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情況是「吐痰的人統治文明人」,於是中共要求香港學童在學校要說普通話,長此以往,孩子回家後就沒法跟爺爺奶奶用廣東話、潮州話交流,同樣的事情在蒙古和新疆都發生過;雙管齊下的是,中共極擅長「歷史空洞化」,透過把持歷史解釋權,將對方的歷史抹殺。
以蒙古來說,中國把成吉思汗也說成了中國的民族英雄,把廣袤的少數民族土地說成是「大元帝國統一進來的領土」,連臺灣也因為元朝曾經駐軍澎湖,而連帶被說成「祖國的一部分」,但事實是,元朝不是漢人王朝,只是橫跨歐亞的大蒙古帝國的四分之一,楊海英說,中國人把成吉思汗當成中華民族英雄,就是歷史空洞化最典型的例子。
另一個例子,則是「內蒙古」、「外蒙古」的分別。楊海英表示,蒙古人從來沒有分內外,只稱「南蒙古」、「北蒙古」,但在漢字裡,「內、外」充滿想像意義,「內蒙古」因為「是中國的」所以「好」,「外蒙古」則被形容成了 outsider 的化外之地,中國人想像外蒙古早晚會和香港、臺灣一起回到中國的懷抱。
「如果中國大一統好,那南北蒙古為什麼不能統一?」
楊海英嘆,蒙古實際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才對,在 1945 年 8 月 11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前夕),蒙古國南下「解放蒙古同胞」,並將這次行動視為民族解放戰爭,因此蒙古應該是戰勝國,卻硬生生被人分斷成南北,而現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不承認這段歷史,說成是「中共解放內蒙古同胞」。
楊海英批評,這樣中華本位、想要「統一」周邊民族的「大一統」是非常反動的思想,「中共天天講西藏回來、新疆回來,臺灣也要回來,剩下的外蒙古以後也要回來」,他更反問「你的大一統好,那我們南北蒙古為什麼不能統一?」,他也強調臺灣應是原住民的臺灣,臺灣匯聚了南島民族,而在幾百年前遷居臺灣的福建、廣東人也沒有大中華概念,臺灣人不是中華民族,在二戰後到臺灣的 200 萬中國人根本不能說臺灣是他們的臺灣。
輔仁大學法律系教授吳豪人
輔仁大學法律系教授吳豪人
擔任論壇主持人的輔仁大學法律系教授吳豪人表示,長期以來被中國統治、接近滅族的各民族沒有機會講出自己的經驗,在漢民族的單一民族認同統治下,中共牢牢掌控歷史講述權,曲解其他民族的歷史,甚至將其當成笑話來醜化。像是在蒙古,成吉思汗從沒有發明過死刑制度,死刑是外來者帶進蒙古草原的野蠻事物,中國卻把漢民族之外的少數民族都視為蠻族。
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札西慈仁則說,中共百年黨慶的宣傳鋪天蓋地,甚至放到了西藏聖地布達拉宮的牆上,這讓藏人非常不滿,而蒙古、新疆所受到的不尊重、不平等待遇也是一樣的,因此西藏台灣人權連線主辦「五胡論華」論壇,希望和其他弱勢民族、周邊國家談談想法。他表示,「這只是一個開始,抵抗中共,我們就有自由,中國也會有自由」。
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成吉思汗不是中華英雄,臺灣人也不是中華民族/沃草 https://bit.ly/3w86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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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出生於南蒙古鄂爾多斯高原。蒙古名字俄尼斯.朝格圖,蒙譯日文名大野旭。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本語系後,留校任助教。1989年赴日留學。修完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綜合研究大學院的博士課程,獲博士(文學)學位。文化人類學專業。現為日本靜岡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教授。本書是作者榮獲第十四屆司馬遼太郎大獎的《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革大屠殺實錄》(八旗文化)後,推出的又一部紀實文學全新力作。
主要著作:
《續 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殺實錄》(岩波書店,2011)
《作為殖民地的蒙古——中國的官制國家主義與革命思想》(勉誠出版,2013)
《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間——烏蘭夫民族自決未竟之夢》(岩波書店,2013)
《蒙古和伊斯蘭式的中國》(文藝春秋.文春學藝叢書,2014)
《種族滅絕大屠殺與文化大革命——內蒙古的民族問題》(勉誠出版,2014)
《日本陸軍與蒙古》(中央公論新社,中公新書234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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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裔文化人類學家。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圖」,蒙譯日文名「大野旭」。1964年生於內蒙古自治區的鄂爾多斯,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大學日本語系,1989年赴日本留學,修完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綜合研究大學院的博士課程而獲博士(文字)學位,現為日本靜岡大學教授。自1993年到2019年,每年都到內蒙古進行研究。
曾獲司馬遼太郎大獎(第14回,2010年)、大同生命地域研究獎勵賞(2015年)、樫山純三賞(2015年)、正論新風賞(第19回,2018年)。
繁體中文版作品有:《沒有墓碑的草原》(八旗文化,2014年)、《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大塊文化,2017年)、《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八旗文化,2018年)、《文明的遊牧史觀》(八旗文化,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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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說書010】楊海英:要告訴所有人歷史的真相,這是我作為一個蒙古人的使命 https://bit.ly/3w87lEp
談談新書《文明的遊牧史觀》中,您認為中華史觀和遊牧史觀有何不同
中華史觀是以自我中心思想為主,唯我獨尊,將中國視為一個自古不可分的整體,反倒忽略少數民族的敘事觀點。簡單來說,中華史觀就是一種被害者史觀,將所有「外族」形容成侵略者,卻把自己對周邊民族的侵害視為理所當然。
遊牧史觀則是一種英雄敘事史,以人為主,整體敘事相當人性化,有血有肉,我們崇拜的草原英雄也會犯錯、會失敗,而非高高在上、遙不可及;但中華史觀中,就有明顯二元對立的現象,比如佞臣或忠賢、敗將或功臣。當這兩種史觀碰撞在一起,就造成許多摩擦。
臺灣和蒙古在近代有著相似的殖民歷史,您對這段歷史有何看法?
中國人接管蒙古地區,是以統治者的姿態前來,卻發現蒙古根本不是中國人想像中沒有文化、野蠻的樣子,反而因為曾受日本殖民,日本引進現代化和人文主義思想,每個人守紀律、有禮貌;蒙古人自覺和這些中國共產黨人格格不入,而且中共認為這些蒙古知識份子還抱著日本人大腿,於是衝突就產生了。
這和當時臺灣 228 事件很像,國民黨將臺灣人貼上日本人的標籤,認為那是皇民遺毒,必須肅清,導致後續的衝突事件。這和後來蒙古內人黨事件某些根本的原因雷同,只是臺灣早了我們二十年發生。我並非要表示受到日本殖民是件好事,但它的確不只帶來災難。
在蒙古求學的過程中,有過什麼印象深刻的故事
蒙古人的歷史知識,來自老一輩代代相傳下來的口述史,我們從小就知道草原上曾發生的許多故事,包括成吉思汗等等,但這些和學校學得很不一樣,共產黨教育中的蒙古和我認知的草原完全不同,造成少年時的我內心很大的衝擊。
另外,我們從小接觸很多語言,在家說蒙古語,小學講漢語,有時老師上課會教俄語。到了中學時,學校規定要學第二外語,我書讀不好所以選日語,因為日語有漢字,不至於全部看不懂!大學持續讀日語專業,但我其實很想學阿拉伯語,不過那時沒有轉系的制度,後來就作罷了。
您現在主要使用什麼語言寫作
現在基本上都是用日語,雖然我會很多種語言,但是到日本求學後才慢慢接觸到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所以學術寫作方面還是以日語為主,但有需要的話可以自由轉換成蒙古語或漢語。
有時候會覺得很惋惜,明明是寫自己家鄉的故事,我卻要用別的語言、在別的國家才能書寫,尤其語言在轉譯的過程中有時會失去原意,那我想說的事傳到故土還會保持原樣嗎?不過我現在慢慢釋懷了,正是因為用不同的語言寫作,所以現在讓更多人認識蒙古,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您已出版了多本著作,寫作上有何常用的技巧
我在寫這些故事的時候,腦海想的不是文字,而是一幀幀的電影畫面,幻想我是一名導演,正拿著攝影機把這些人事物串接成反映時代的歷史圖景。
此外,歷史和人的關聯相當緊密,所以我在寫故事的時候一定會找出關鍵人物,用這個人的一生與歷史大事件重合的片段,構築成完整的敘事圖象,我在《沒有墓碑的草原》中寫了許多內蒙古文化大革命倖存者的故事,很多都可以拍成史詩電影。
離開家鄉後,對蒙古的遺憾
我常常在睡前想起蒙古,想起草原的風景,想起同胞的故事,也許是夜深人靜的時候孤獨感特別濃厚,常常回想起小時候牧羊的日子,很希望那樣無憂無慮的時光能繼續延續下去。
我到日本後不斷研究、書寫蒙古,也是為了補足這個遺憾,除了讓我自己不要遺忘過去之外,更要告訴所有人歷史的真相,這是我作為一個蒙古人的使命。
開始蒙古研究後,印象最深刻的事
身為一名文化人類學家,我經常回內蒙古做實地調查,在機場曾多次被攔下約談,我對內人黨事件的書寫在中國政府眼中是相當敏感的,他們無法否認這段歷史,但是要求我用字再收斂一些,不要過於聳動。約談我的調查員說,這樣寫會讓蒙古少年拿起槍和政府作戰,我笑著回應:「我沒那麼偉大。」因為,讓蒙古人拿起槍的原因只會是為了蒙古而戰。
如果有一天被抓去關,在監獄裡想讀的書
這個問題的答案我想過很多遍,我會選擇《蒙古秘史》,這是所有研究蒙古的人必讀的經典,它完整反映了遊牧民族的特性,後來的蒙古史都根基於此。
《蒙古秘史》以漢字標音,從蒼鷹和白鹿結合生出人開始,道出蒙古開天闢地以來的神話傳說,並結合歷史與地理,描繪蒙古古代的遊牧社會,如同一道絢麗的民族圖騰,我可以反覆讀好多次都不會膩。
除了蒙古研究外,平常還喜歡看什麼書
少年的時候其實沒什麼課外書可讀,當時被允許出版的書籍種類很少,後來慢慢開放了一點,也只能讀到一些俄羅斯小說。
現在的我喜歡讀詩,尤其喜歡俄國詩人普希金,我和他的性格有點類似,他身上也流有遊牧民族的血液。普希金最終在決鬥中而死,那是一種中世紀的浪漫,也是遊牧民族的浪漫。
最喜歡或嚮往的閱讀空間
日本的環境太逼仄了,我最嚮往的還是躺在草原上、在天幕底下,恣意斜躺在蒙古包裡,身旁有有牛羊經過,耳邊是風的呼嘯、蟲的鳴唱,靜靜翻著書頁閱讀。其實這就是我小時候的讀書環境,放學回家就要去牧羊,也許羊還會把書吃了,但現在已經回不去那段時光了。
受訪者
楊海英,蒙古裔文化人類學家,大學至北京求學,畢業之後赴日研究,後歸化日本籍,現為日本靜岡大學教授。蒙古名為「俄尼斯.朝格圖」,蒙譯日文名「大野旭」,著有《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與《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最新著作為《文明的遊牧史觀: 一部逆轉的大中國史》
【百人說書010】楊海英:要告訴所有人歷史的真相,這是我作為一個蒙古人的使命 https://bit.ly/3w87l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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