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在宋代，士人所推崇的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南北朝隋唐時期門第和士族、庶族，完全走入了歷史的故紙堆。

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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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者，或曰門第、衣冠、世族、門閥、勢族、世家、巨室。蓋謂世居要位之高門也。世族所居不同，中原世族南遷者，於江南曰僑姓，如：王謝袁蕭。於東南之世族曰吳姓，如：朱、張、顧、陸。山東曰郡姓，王崔盧李鄭。關中亦曰郡姓。韋裴柳薛楊杜。代北曰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門閥興於漢魏六朝，及侯景作亂於三吳，金陵被禍，王謝咸值巨創，繁華隨江去矣。逮李唐之世，山東名士若崔、盧者，互通婚姻，朝廷行禁婚之令。天祐二年，梁王全忠納柳璨謀，淹殺清流凡三十餘人，門閥爲之一空，於時殆盡。是爲白馬之禍。五代訖宋初，猶有名門列朝者，以降不見史傳。

門類
關中郡姓：河東裴氏、弘農楊氏、京兆韋氏、京兆杜氏、河東柳氏、河東薛氏。
山東郡姓：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太原王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
僑姓：琅琊王氏、陳郡謝氏、陳郡袁氏、蘭陵蕭氏。
吳姓：吳郡顧氏、吳郡陸氏、吳郡朱氏、吳郡張氏。
虜姓：河南元氏、河南長孫氏、河南宇文氏、河南于氏、河南陸氏、河南源氏、河南竇氏、河南獨孤氏、昌黎豆盧氏。
復有：汝南袁氏、安定皇甫氏、琅琊諸葛氏、河內司馬氏、潁川荀氏、潁川陳氏、潁川鐘氏、譙郡夏侯氏、琅琊顏氏、濟陽蔡氏、高平郗氏、譙國桓氏、泰山羊氏、東平畢氏、鉅鹿魏氏、吳興沈氏、會稽虞氏、義興周氏、汝南許氏、安定胡氏、清河張氏、陳郡殷氏、新野庾氏、燉煌令狐氏、太原溫氏、渤海歐陽氏、東海徐氏、濟陽江氏、渤海封氏、天水趙氏、巴西譙氏、武威段氏。

中國古代八大姓氏，十個頂級門閥世族，你的姓氏是否在其中？
2017-08-26 由 夜讀史書 發表于歷史
所謂「名門望族」就是指悠久而聲望很髙的家族。中國的名門望族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出現，但直到東漢末年，這些以血脈傳承的家族才真正發展成為門閥世族，成為重要的政治勢力。
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許多世家大族。但真正要算得上是頂級門閥世族，恐怕還得屬本文中所提到的這些家族。
1、隴西李氏，中國古代以隴西郡為郡望的一個李氏家族。隴西李氏在秦代與漢代是著名的武將軍人世家。魏晉時期，隴西李氏在亂世中興起，到唐朝達到鼎盛。唐朝的諸位帝王就出自於隴西李氏一脈。
2、琅琊王氏，開基於兩漢時期的琅琊臨沂（今山東省臨沂市），在東晉時期達到頂峰，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名門望族。史稱「王與馬，共天下」。琅琊王氏共培養出了以王吉、王導、王羲之、王元姬等人為代表的35個宰相、36個皇后和36個駙馬和186位文人名仕。
3、陳郡謝氏起家於魏晉。東晉時期，以謝安為首的謝氏家族在「淝水之戰」中以少勝多，居功至偉，奠定了陳郡謝氏成為頂級門閥的地位。唐朝詩人劉禹錫在《烏衣巷》中的千古名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詩中的「王」指的是琅琊王氏，「謝」指的就是陳郡謝氏。
4、弘農楊氏，始自西漢丞相楊敞，歷經兩漢魏晉南北朝，弘農楊氏家族世居高官。到了隋朝時期，著名宰相楊素就是弘農楊氏的後人。此外，隋朝皇帝楊堅也稱自己出於弘農楊氏一脈。
5、蘭陵蕭氏興起於西漢宣帝時期，後來中落了兩百餘年。但到了南北朝時期，蘭陵蕭氏再度復興，成為天下一等一的門閥。南朝齊、南朝梁兩個王朝的帝王，均出自蘭陵蕭氏一脈。「兩朝天子，九朝宰相」代表著鼎盛時期的蘭陵蕭氏一族。
6、太原王氏，始祖為周靈王的太子晉。秦朝名將王翦、王賁都出自於太原王氏一脈。王氏家族一直到唐朝都非常顯赫，為「五姓七族」之一。
7、趙郡李氏，李姓的第二大流派，其始祖是戰國時期趙國名將李牧。趙郡李氏歷經魏晉南北朝，史載人物尤多，各盛家風，為第一等的高門大族。
8、清河崔氏在春秋時乃齊國公卿之一，從東漢時期開始成為山東望族，其中崔琰曾投曹操門下。南北朝時期，崔浩仕官北魏，官至司徒，參與軍國大計，對促進北魏統一北方起了積極作用。後人稱頌為「南北朝第一流軍事謀略家」。唐代崔氏仍然顯赫，有23人做過宰相。
9、滎陽鄭氏，漢朝至隋唐時期的北方著名門閥世族。滎陽鄭氏先祖可追溯到周宣王分封的鄭國，其王室國滅後仍以鄭為姓，以故地滎陽為郡望。東漢末年，從鄭渾、鄭泰等人開始，滎陽鄭氏逐漸發展為高門望族，直至唐朝末年衰落。滎陽鄭氏乃是天下鄭氏中，最為顯赫的一支。
10、范陽盧氏，始祖是東漢名臣盧植。三國時期，盧氏一族侍奉曹魏政權，成為北方一流高門。「望出范陽，北州冠族」。范陽盧氏在唐代依然顯赫，正史中有記載的盧氏名人達840多人。

山東士族尚婚婭
古代聲名赫赫的世家大族是如何消亡的？
世家最早出自《孟子·滕文公》，指門第高貴、世代為官的人家。而《史記》中的世家用來記載諸侯的事跡，這與後來所謂的世家大族還是有區別的。
世家大族，顧名思義便是世世代代相沿的大姓氏、大家族。
天下第一世家——清河崔氏
關於歷史上的世家大族，《新唐書•柳芳氏族論》中有詳細的說明：
（晉）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首之。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
因此，世家大族一詞更準確的說是形容從東漢開始的以經學傳家，累世為官的士大夫豪族階層。
世家大族起源於東漢，從曹丕篡漢稱帝，接受潁川士人領袖陳群的九品中正制開始，世家大族開始有了制度的保證。
而從司馬炎篡魏開始，世家出身的河內司馬氏登上了歷史舞台，而晉朝的統治便是世家的聯合，從此我國進入了世家大族的時代。
那世家大族又是如何消失的呢？
1、世家大族人身的消亡
東晉的桓玄之亂終結門閥時代
世家大族最盛之時在東晉，號稱門閥，琅琊王氏、潁川庾氏、龍亢桓氏、陳郡謝氏先後主政東晉。
了解門閥，此書不可不讀
公元403年，桓溫之子桓玄叛亂後被劉裕擊敗，桓氏被滅族，終結了東晉的門閥時代，同時東晉的歷史也走到了盡頭。
南朝的侯景之亂
公元548年，「宇宙大將軍」侯景在南朝梁發動叛亂，「若破城邑，凈殺卻，使天下知吾威名！」這是侯景說的，也是侯景做的。
侯景之亂將江左僑姓士族屠戮殆盡，寒族陳霸先崛起建立了南朝唯一一個不是世家大族建立的王朝。
北朝的河陰之變
公元528年，爾朱榮在河陰之陶渚（今河南孟津）溺死胡太后和幼帝元釗，縱兵圍殺北魏的王公百官兩千多人，北魏諸王元雍、元欽、元略、元邵等人皆遇害，史稱「河陰之變」。
河陰之變，爾朱榮將遷到洛陽的漢化鮮卑貴族和出仕北魏的漢族大家消滅殆盡，最終導致了北魏的分裂。
唐朝的黃巢之亂
公元881年，黃巢大軍占領長安，其部屬「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唐宗室留長安者幾無遺類，中原世家大族在黃巢刀下逐漸消亡，而大唐帝國從此名存實亡。
長安從此沉淪
朱溫發動的白馬驛之禍
天佑二年（公元905年），朱溫敕令裴樞、獨孤損、崔遠、陸康、王溥、趙崇、王贊等朝臣自殺。
隨後朱溫於滑州白馬驛（今河南滑縣境）,一夕盡殺左僕射裴樞、新除清海軍節度使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吏部尚書陸扆、工部尚書王溥、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等「衣冠清流」三十餘人，投屍於河，史稱「白馬驛之禍」。
白馬驛之禍是對唐朝舊臣和世家大族的一次徹底的清除，從此唐朝政府的勢力基本被掃除。
白馬驛之禍標誌著從晉朝開始的世家大族從肉體上消失了。
2、世家大族賴以生存的制度的消亡
世家大族的制度保障便是九品中正制，「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因此兩晉南北朝是世家大族的黃金時代。
從隋唐開始，科舉制開始建立，從此寒門可以通過考試進入朝堂，改變了世家大族的格局。
牛李黨爭
但唐朝仍然是世家大族的時代，科舉僅是輔助，唐朝士族子弟多以門蔭入仕，而當時以門蔭入仕並非恥事，反而是足以炫耀的家資。
唐末的「牛李黨爭」某種程度上便是「世家」與「科舉」的決戰。
牛李黨爭中兩黨分歧的焦點主要有兩個：一是通過什麼途徑來選拔官吏；二是如何對待藩鎮。
而如何選拔官吏便是科舉與世家之爭，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認為牛黨代表進士出身的官僚，李黨代表北朝以來山東士族出身的官僚。他們之間的分歧不僅是政見不同，也包括對禮法﹑門風等文化傳統的態度之異。
長達四十多年的「牛李黨爭」，以代表進士階層的牛黨執政，並失去爭鬥的對手，而宣告結束。
宋朝科舉
隨著唐末世家大族被摧毀，宋朝進入了一個扁平化的社會，趙匡胤為了防止藩鎮割據的重現，重文輕武，大興科舉，從此中國進入了文官社會，漢唐時期的出將入相不復存在。
在宋代，士人所推崇的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南北朝隋唐時期門第和士族、庶族，完全走入了歷史的故紙堆。
因此，宋朝的大興科舉，從制度上消滅了世家大族，或者說世家大族生存的土壤不復存在了。
3、科技的力量——印刷術使文化得以普及
世家大族在東漢至兩晉的崛起，一個重要的因素便是世家大族壟斷了文化，文化教育水平的極度不平衡使得士族可以輕而易舉的主導整個社會輿論，獲得敬仰，即使戰亂頻仍的南北朝時期士族的知識文化水準也不是平民庶族所能比擬的。
唐朝的雕版印刷術和宋朝的活字印刷術改變了這一切，文化向底層的普及使曾經的寒族對士族階層的敬仰逐漸消失。
印刷術普及了文化
當「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之時，當士子以恩蔭入仕為恥之時，世家大族的觀念也就不復存在了。
其實民國時期大師頻出也是這個道理，當文化普及，民智已開之後，「大師」也就所剩無幾了。
綜上所述，世家大族發源於東漢末年，在晉朝形成，並在東晉以門閥形式壟斷了朝政。而隨著河陰之變、侯景之亂、黃巢之亂、白馬驛之禍和科舉、科技的發展，世家大族最終消失在了歷史的風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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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宗族譜系的著作。 貞觀六年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人勘正姓氏，修訂《氏族志》，以李唐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山東氏族崔民幹被降為第三等。 《氏族志》的刊正提高了李氏皇族的地位，扶植了庶族地主，壓制了舊士族勢力，加強了皇權
貞觀六年（632年），唐太宗對宰相房玄齡談到近代士族賣婚弊病時，提出了「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的建議，接著就下令吏部尚書高士廉、 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負責修訂，以便「刊正姓氏」，撰為《氏族志》一書， 打破了以往純以郡姓作為門第等差的傳統，具有進步因素，也是符合當時新舊士族階級變化狀況的。 [1] 
唐初士族，主要有四個地域集團，並各有所尚：山東士族尚婚婭，江左士族尚人物，關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貴戚。 關隴集團入隋後開始解體。 李唐起自關中，唐初關隴集團消失。 [2]  江左和代北士族，至唐朝已經沒落；以崔、盧、鄭、李、王為首的山東士族，雖經農民戰爭打擊，但根深蒂固，到唐朝時，仍有一定勢力。 唐太宗的大臣房玄齡、魏徵都爭相與山東士族聯姻，山東士族依然保持著他們的社會地位。 士族勢力的強大，對皇權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東士族淩駕于皇族之上。 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
貞觀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仍列山東士族崔民幹為第一等。 唐太宗看後，很是不滿，他指出：山東士族「世代衰微，全無冠蓋」，而靠以婚姻得財，「不解人間何為重之？ 」他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並指示「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 新修訂的《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基本貫徹了唐太宗的指示，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崔民幹被降為第三等。
唐太宗修《氏族志》，表面上是繼承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譜學傳統，實際並不如此。 在魏晉南北朝時，譜籍是選官的根據，劃分門第是看歷代做官的情況而定，列為門閥的，都是累世冠冕之家。 而《氏族志》打破了以往純以郡姓作為門第等差的傳統，至於劃分門第等級的標準，更不考慮過去做官的情況，只看在唐朝的官爵高下。 這些變化首次觸動了以往的門第等級，具有進步因素，也符合當時新舊士族階級的變化狀況。 但必須指出，唐太宗的「尚官」原則，只是代替魏晉以來「尚姓」的修譜標準，不等於否定了門閥觀念，而是更多側重扶持統治集團，調和門閥間鴻溝以期保持大體平衡。 唐太宗的「尚官」原則在當時雖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由於他想搞新門閥與世封制，結果必然趨向保守。 據此，既不能把他的新門閥觀與舊門閥觀混為一談，也不能把兩者截然對立起來。
通過修《氏族志》，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取得了士族身份，沒落門閥士族受到進一步打擊，只有關隴士族大致保持了舊日地位。 唐太宗達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壓抑門閥士族，加強皇權、鞏固統治的目的，並為30年後頒佈《姓氏錄》，徹底否定傳統的門閥制度打下基礎。
發展演變編輯
《氏族志》的修訂、刊佈，壓抑了山東、江南士族，鞏固提高了李唐皇族的社會地位。 但是，由於魏征、房玄齡等重臣與之通婚，山東士族仍然保持著相當高的社會地位。
到了高宗朝武則天當政時期，這種情況發生了重要變化。 武則天之父武士彠（yuē）曾作過木材商，所以，雖系太原元從，亦無資格躋身于《貞觀氏族志》高門之列。 武則天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李義府的家族也未被錄于《氏族志》中。 武氏集團的社會聲望並不高。 而武則天以內寵掌握朝政本不合封建禮教，關隴集團出於對李唐王朝正統的維護當然不支援她當政，更不會擁戴她取李唐而代之。 這樣，提高自己及武氏集團成員的社會地位，重新組織統治集團骨幹隊伍，就成了柄政後武則天固位進取所急於完成的兩大政治任務。
顯慶（656年）以後，武則天陸續殺戮、貶黜了一大批李唐皇族和不肯附已的關隴集團大臣，同時大力拔擢出身較低層或投靠武氏集團的人任要職。
根據武則天心腹許敬宗、李義府等人的建議，唐高宗在顯慶初命令禮部侍郎孔志、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元道、太常卿呂才 等十二人重修譜牒彙編。 顯慶四年（659年）新譜修成，名為《姓氏錄》，共收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從《新唐書》）。 高宗親自撰寫書序，說明類例。 《姓氏錄》仍以現任官職高低為劃分等級的標準。 「以四後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為 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敘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余屬不入。 」不僅當時五品以上職事官得以錄入，就是兵卒中以軍功獲五品以上勳官者也譜中有名，而舊士族 未在當朝任五品以上官的均被摒棄于外。 因此，它收錄的姓氏大少於《氏族志》。
《姓氏錄》頒佈後，輿論譁然，許多士人將其貶稱為「勳格」，以被錄入為恥。 為使《姓氏錄》真正取代《氏族志》，李義府又奏請將原存于各地官府中的《氏族志》全部收回並焚毀。
《氏族志》和《姓氏錄》並未能徹底打破延續多年的正統門閥觀念。 河北崔、盧、李、鄭等大族仍然堅持傳統的家門風教，在婚姻上自矜高貴。 他們的社會地位仍然受到重視，就連建議修《姓氏錄》的李義府也自稱出於趙郡李氏來抬高自己。 直到高宗後期，這些大族中仍有許多人出任宰臣。 晚唐的牛李党爭亦當溯源到傳統的關東士族與武周之後興起的以文詞進士科發跡的新階層的矛盾， 更顯示了士族及士族觀念對唐代政治的深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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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隴集團，又稱關隴世族、關隴貴族、關隴門閥、武川集團。關隴集團一詞由陳寅恪所創，是指北朝的西魏、北周至隋、唐期間，籍貫位於關中（今陝西省）、隴西（今甘肅省東南）的門閥世族。胡漢混血、文武合一是其特色，他們佔據了當時的統治階層，皇室亦出於此。而關隴集團又以武川（今內蒙古武川縣）為濫觴，清代考據學史家趙翼所著的《廿二史箚記‧卷十五》提到：「北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曾如此形容關隴集團：「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他並多次引用《庾子山集》，證明關隴士人與鮮卑胡姓的關係。
歷史
北魏至北周時期：發源
北魏太武皇帝延和年間，為了防禦柔然入侵，在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以北的長城沿線（今內蒙古南部至河北省北部一線）設置了許多鎮，其中較為重要的是懷朔鎮、武川鎮、撫冥鎮、柔玄鎮、沃野鎮、懷荒鎮，合稱六鎮，又稱北鎮。北魏朝廷將部分鮮卑貴族遷至六鎮，令他們為鎮民兼武士，鎮民之上設有鎮將，由其總攬當地軍政。當時六鎮地位崇高，身為六鎮之民是相當尊榮的，且擁有仕宦、復除（免除賦役）等特權。
然而到了孝文帝時代，將京都南遷洛陽使六鎮重要性大不如前；遠在邊境的六鎮之民漢化遲滯，在經濟與文化上逐漸成為弱勢。隨著孝文帝改革一系列漢化政策，六鎮特權被取消，社會階級大幅下降，反受南遷的漢化鮮卑人歧視。朝廷甚至將罪犯發配六鎮為兵，形同流放之地，當地對於改革的反感情緒不斷累積。宣武帝時，六鎮飢荒，終於引爆六鎮之亂，北魏全國陷入嚴重動盪。
從這場兵變中獲利的有懷朔鎮出身的鮮卑化漢人高歡與武川鎮出身的鮮卑人宇文泰，兩人各自擁立皇帝，使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宇文泰將武川人編成禁軍，又創立府兵制，交由同樣出身武川的八位柱國大將軍（簡稱八柱國）和其麾下十二大將軍統領，將西魏政權牢牢掌握在武川人手中。由於西魏政權主要割據關中（今陝西省）、隴西（今甘肅省東南）地區，宇文泰於是奉行關中本位政策，將西遷的鮮卑貴族和原籍山東（今山西、河北、河南）的部分士族改籍關、隴，並重用當地原有士族，逐漸形成一支新的關中士族（以京兆韋氏、河東裴氏、河東柳氏、河東薛氏、弘農楊氏、京兆杜氏為大姓）。八柱國與關中士族，這就是關隴集團的基礎和肇始。八柱國家族跟隨宇文家族對抗東魏、建立北周取代西魏、滅北齊統一北方，戰功彪炳。到了唐代，人們仍然津津樂道八柱國家族的榮耀，曰：「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當時榮耀，莫與能比！」
隋至唐前期：發展與巔峰
北周武帝攻滅北齊，統一了華北，卻在統一全國前病逝。其子北周宣帝行事乖戾，繼位後不久即禪讓予七歲幼子北周靜帝，自詡為太上皇而耽於遊樂，政事全交給天元皇后楊麗華的父親，外戚楊堅（即後來的隋文帝）。北周末期，軍事將領已由漢人佔多數，楊堅得以輕易地篡奪政權，建立隋朝。楊堅之父楊忠為北周十二大將軍之一，楊堅之妻獨孤伽羅（即後來的獨孤皇后）更是八柱國之一獨孤信的七女。可見關隴集團各家族之間經由通婚強化了聯繫，政治影響力更形提高，隋取北周而代之不過是關隴集團內部的一次權力移轉。
隋朝末期兵亂四起，其中有兩位八柱國的後裔，李虎之孫李淵（即後來的唐高祖）、李弼之曾孫李密也擁兵起義。而李淵之母是獨孤信的四女，李淵同時也是隋文帝楊堅的妻甥、隋煬帝楊廣的姨表兄，唐皇室與關隴集團、隋皇室其實有著頗密切的血緣關係。李淵之所以能夠輕易攻陷大興（長安），討平諸侯一統天下，爭取到關隴集團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因素。陳寅恪曾評價道：「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1]」關隴集團作為核心，基本上主導了隋至唐初期的政治格局和走向，這段時期門閥政治的特徵十分明顯，改朝換代並不影響關隴集團的政治地位。隋代雖已開始實行科舉制度，寒門與庶族士人逐漸參與政治，但多不居顯位，難有大作為。
自南北朝以來，社會便流行以門閥評定一個人的地位高低。唐初世族主要有四大門閥且各有所尚：山東士族尚婚姻；江左士族尚人物；關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貴戚。[2]眾多世族大家之中，以山東七姓十家（太原王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最為顯貴，就連唐初名臣房玄齡、魏徵、李昉等人均爭相與山東士族聯姻。以李唐皇室為代表的關隴集團為了鞏固地位，著意改組世族大家排名。唐太宗李世民繼位後，在閱覽編成的《氏族志》時不滿道：「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解人間何為貴之？[3]」於是命高士廉編著《氏族志》，將天下氏族分為九等，第一等為李唐皇族，第二等是外戚；表示皇族才是最高等，以貶斥士族，壓抑舊有的門閥勢力。
武周至唐後期：衰弱和終結
唐太宗死後，關隴集團的首腦長孫無忌自恃擁立唐高宗之功，專橫排斥政敵。而武則天則以美色討好高宗，高宗也出於自身加強皇權的需要，利用「廢王立武」等連續事件使長孫無忌倒台，離開政權核心。武則天雖係關隴集團出身，卻是疏遠的家系，祖籍并州文水縣（今山西省文水縣），並非關隴集團的傳統地理範圍；其母楊氏雖出身於隋朝宗室，但其父武士彠原只是商人，因追隨李淵開國有功而受封，並無關隴集團世族背景。故在武周時期，武則天為了鞏固政權，著手瓦解原李唐核心的關隴集團，採用酷吏、崇尚進士文詞詩賦之科、使文武分流、延攬不滿關隴集團大權在握的士人。科舉制雖然在隋代便已實行，但中舉的考生少有登高位者，主要權位還是為關隴集團所掌控。直到武則天積極任用舉人、進士及第，以鞏固武周政權，才打破此一局面。武則天病重，張柬之等人乘機發動神龍革命，推翻武周政權，李唐皇室重新掌握大權。
唐玄宗在開元時期多繼續任用武周晉升的舉人，但在天寶以後便漸漸提拔李林甫等世族成員上位，一定程度上恢復了關隴集團的統治。直到安史之亂、牛李黨爭，關隴集團的優越地位迅速下降，科舉出身者位居朝廷要職的情況愈來愈普遍；加上唐代後期宦官干政甚至掌握兵權、殺廢皇帝，這些都嚴重地削弱了關隴集團的影響力。黃巢之亂後，數百年以來的社會階級隨著唐朝滅亡一同瓦解，傳統士族死傷殆盡，地方藩鎮勢力崛起，門閥政治無以為繼，關隴集團也不復存在了。
關隴集團崛起的原因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漢廷以經學甄才，經學學者入朝為官，將學問傳授其子弟，日後繼續仕宦。這個模式在一些家族中代代相傳，累世經學造就累世公卿，東漢時社會上已出現一批世代為官的名門望族，士族（或稱世族）的雛形。魏晉實行九品中正制，出身與姓氏成為用人的重要依據，強化了士族對官職的壟斷和世襲，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到了南北朝，各朝政權的穩固無不倚賴門閥的支持，如此重視門第的社會環境可謂是關隴集團崛起的土壤。
為了在關隴地區鞏固西魏政權，對抗國力較為強大的東魏，宇文泰實行關中本位政策，「不復以山東江左為漢化之中心也。[4]」宣傳關中地區自周朝以來的文化正統性，沿襲北魏孝文帝的多項漢化政策，並重用關中士族，有別於東魏的排斥漢化。胡漢融合的結果，跟隨宇文泰西遷至關中的鮮卑人與鮮卑化漢人最終漢化，其剽悍尚武的民風卻也感染了關中士族，文武合流、士人能文能武的風氣成為了關隴集團的一大特色。這使得關隴集團在南北朝盛行的世族政治中迅速崛起，成為北周隋唐最強大的政治力量；這段時期頗有「武人政治」色彩，和後來宋朝的「文人政治」有著明顯的不同。要求士人文武兼修的風氣，直到武周時期科舉抬頭後逐漸衰退。
反對説法
岑仲勉反對曰：「況隨宇文泰入關之北族，雖暫改河南郡望為京兆，但至唐時已大都恢復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趙郡，又何礙於隴西而堅持不改？陳氏之說，殊未可信。」「陳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於西魏以來關隴集團之外，無非歪曲史實以遷就其臆見。」汪榮祖《陳寅恪評傳》則認為岑氏對於陳說趙州昭慶二陵及《光業寺碑》未能提出反證，無法動搖陳說。
黃永年認為關隴集團只存在於西魏、北周和隋初期，隋煬帝時因把政治中心東移，並引入原南朝官僚來制衡北方官僚而逐漸衰落解體，唐初已不復存在。唐高祖時期的功臣和宰相出身關隴的不及半數，並不足以稱為一個集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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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婭
更新時間:2019年03月06日  作者:米糕羊  分類: 歷史 | 兩晉隋唐 | 米糕羊 | 逆水行周 
逆水行周 第五百零三章 婚婭
第五百零三章婚婭
長江江面，百舸爭流，無數冒著濃煙的火輪船，在大江之上往來穿梭，身處臨江某食肆靠窗座位的房玄齡，看著江面上一條巨蟒橫跨南北，不由得感慨萬千。
那巨蟒是長江浮橋，橫跨大江兩岸，連接北岸漢口（漢水入江口）和南岸夏口。
這座長江浮橋是一項宏偉的大型工程，可讓馬車對向通行，又有三座通航孔，方便火輪船穿過浮橋，往來長江上下游各地。
房玄齡知道這座浮橋修起來可不容易，去年雨季長江中游水位大漲，江水流速驟增，差點就把浮橋扯斷了，所幸鄂州官府當機立斷，按照應急方案將浮橋拆解，躲過了洪峰，事后又把浮橋“組裝起來”。
有了長江浮橋，超負荷運轉的夏口港總算松了口氣，而夏口作為長江樞要，發展十分迅速，他奉太子之命到夏口公干，如今公務辦完，抽空在城里走走、看看。
看看夏口發展成什么模樣。
他是便服出行，所以沒人知道他的身份，食肆伙計只當他是尋常客人，按照要求上了幾碟小食，便沒來打擾。
房玄齡看著江景，看著江上如過江之卿的火輪船，聽著耳邊傳來的說話內容。
那是不遠處另一個靠窗的位置，有兩名男子在閑談，而閑談的內容，是其熟人家里的一門婚事。
此事和房玄齡無關，不過聽聽也無妨。
這門婚事，新郎為折沖府軍將，新娘為商賈之女，雙方成婚，聘禮和嫁妝不得了。
流通券就不說了，金、銀、寶石首飾數不勝數，尤其來自獅子國的紅、藍寶石首飾，璀璨奪目，華美異常。
婚宴同樣不得了。
一水的海鮮席，各種名貴海鮮仿佛不要錢一般，甚至還有鮮活海魚現做的佳肴，讓前來道賀的賓客大飽口福。
房玄齡只是略微聽了一下，然后心中估算了個大概，不由得悚然動容：這可比山東士族之間聯姻時所出聘禮、嫁妝多多了！
而這門婚事，男女雙方出身寒微，連庶族都不是，女方家是商賈，財大氣粗倒也可以理解，然而新郎不過區區折沖府裨將，怎么老丈人對女婿就這么大方？
又聽了一會，原來是這新郎的同母弟有了出息，于不久前的殿試中了進士，而新郎因為表現出色，即將入軍校深造。
如此來，事情再明顯不過：結為婚婭（姻親），各取所需。
男方前途無量，女方財大氣粗，于是一拍即合。
以房玄齡的觀點，這種功利性極強的婚姻充滿銅臭味，但尋常人的婚姻不就是這樣么？
不僅如此，男方實際上不窮，家中辦有作坊，向兩洋貿易公司供貨，借著海貿大興的東風，財源廣進。
所以男方出得起豐厚的聘禮，即便對上了腰纏萬貫的丈人，也不落下風。
然而，男女雙方家中產業，并不是什么大名鼎鼎的商號、工場。
即便如此，這門婚事的“奢華”程度，依舊超過房玄齡所知山東士族之間的婚嫁排場，從一個側面表明，荊襄、兩湖、兩淮之地新興大戶的財力有多強。
許多荊襄、兩湖、兩淮的庶族經商或者開設作坊、工場，所以經濟實力快速增長，又有許多出身卑微之人從軍、以軍功晉升，或者靠讀書靠科舉成了舉人，于是這些人相互間結為婚婭，漸漸“自成體系”。
這些新興大戶有財力供養子弟、族人讀書，靠著科舉考試入仕，有了穩定的上升通道，所以言談舉止間，對于士族開始不那么仰慕了。
有前途的和有錢的相互聯姻，再正常不過。
而士族間的婚姻，門當戶對是重中之重，山東士族尚婚婭，姻親可以不是官，但必須是門當戶對的士族子弟。
所以士族間婚嫁之事按理不該沾上太多銅臭味，但沒有錢財卻萬萬不可。
房玄齡知道最近幾年，一些高門士族，也開始和二、三流士族聯姻，前提是男方要拿出足夠的“陪門財”。
何謂“陪門財”？
很簡單，高門士族把女兒嫁給二、三流士族子弟，這算是“有辱門風”，所以男方是占了大便宜，必須給予大量錢財作為補償，此即為“陪門財”。
說白了，就是高門士族手頭緊，所以本來只能嫁給門當戶對家族的女兒，不得不“下嫁”給門望不如自家的士族子弟。
一文錢難倒英雄漢，因為糧價、布價持續十余年走低，導致士族們的莊園收入大減，因為家里手頭緊，那么原本的傲氣也得適當“收斂”一點，靠嫁女兒獲取大量“陪門財”，補貼家用。
這就是無奈的事實，高傲的士族，曾經坐擁閉門為市的大莊園，如今財力卻漸漸捉襟見肘。
在這么下去，也許將來有一天，庶族子弟，也可以憑著優厚的聘禮，迎娶知書達理的士族女。
這種情景只是想，就讓房玄齡有些失神，他作為清河房氏子弟，有些難以接受士庶之別就這么消失了。
但是，世道再這么演變下去，這一天恐怕遲早會到來。
自科舉制實施以來，士族本就漸少的優待已經不復存在，士族子弟憑門蔭入仕這種特權已徹底被天子廢除，士族子弟們想要入仕，除了希望渺茫的征辟，就只有參加科舉。
士族子弟不怕考試，然而，各地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的學堂、族學，其課堂里擠滿了無數發奮讀書的庶族學子，隨著時間流逝，將來的科舉，競爭會越來越激烈。
一個士族考生參加科舉考試，恐怕要面對十個甚至二十個庶族考生的挑戰。
大量銷售的各類書籍、日益發展的學政，讓士族子弟的家學優勢逐漸銷弱，為科舉而讀書的庶族子弟，靠著死讀書、“題海戰術”，正快速縮短與士族子弟的學問差距。
房玄齡在想，再過十來二十年，若士族子弟連考試都考不過庶族子弟，那可如何是好？
如果接連幾代人都沒得官做，莊園又撐不下去，失去政治地位、經濟地位的士族，光靠名望又如何過日子？
莫非就只能靠嫁女收“陪門財”來補貼家用？
這樣的未來，房玄齡不敢想，他知道一旦遠離權利中樞太久，譬如兩代人都沒官做，絕大部分家族都會家道中落。
兩代人是多久？四十到五十年。
江南士族的衰落，時間跨度就是五十多年。
江南士族，由僑姓、吳姓構成，永嘉之亂后中原士族南渡者稱為“僑姓”，以王、謝、袁、蕭為大，江左原有士族稱為“吳姓”，以朱、張、顧、陸為大。
然而歷經侯景之亂，江陵之破，到了陳國滅亡時，江南士族已經元氣大傷。
陳郡謝氏、吳郡朱氏于侯景之亂遭滅族大禍，后嗣衰微，如今已難尋其人物和事跡。
吳郡顧氏，在陳亡之后并無子弟仕官。
瑯邪王氏，江左袁氏，吳郡張氏，吳郡陸氏，陳亡之后只有些許子弟仕官，官位高不到哪里去。
蘭陵蕭氏稍好，梁國滅亡后，蕭梁宗室在朝為官，而天子的德妃蕭氏為梁國公主，其同母弟蕭頗受重用，但也僅此而已。
江南士族八大姓，現在的名望，早已不及當初侯景之亂前的全盛時期，時間跨度就是四十余年（兩代人），原因是戰亂。
這是南邊的情況，北邊呢？
齊國滅亡，山東士族被長安朝廷排斥，好不容易有機會翻盤（尉遲氏的鄴城朝廷），這機會卻隨著鄴城朝廷的覆滅而消散。
山東士族被擠出權力中樞，原因同樣是戰亂，兩個鄴城朝廷的覆滅讓他們沒了依靠。
尉遲氏敗亡迄今已有二十來年，再過二十來年，就有五十年，房玄齡覺得，政治上受排擠、經濟上受打擊的山東士族再不想辦法，遲早步江南士族后塵。
也許，將來新君繼位，對士族的敵意會減輕？
但當今天子年富力強，而太子和諸皇子，似乎也對士族沒有什么傾慕之情。
這一點，作為太子佐官的房玄齡很清楚。
天下又不太可能會再次大亂，不會再有第三個鄴城朝廷出現。
所以，面對劇烈變化的時代潮流，出身山東士族的房玄齡無法挽回什么，只能獨善其身。逆水行周 第五百零三章 婚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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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志》是唐太宗為了調整和穩定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而制定的制度。
記載宗族譜系的著作。貞觀六年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人勘正姓氏，修訂《氏族志》，以李唐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山東氏族崔民乾被降為第三等。《氏族志》的刊正提高李氏皇族的地位，扶植了庶族地主，壓制舊士族勢力，加強皇權。
貞觀六年(632年)，唐太宗對宰相房玄齡談到近代士族賣婚弊病時，提出了"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的建議，接著就下令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負責修訂，以便"刊正姓氏"，撰為《氏族志》一書。這是唐統治者為了壓抑士族勢力，加強皇權鞏固統治，復辟關隴軍事舊貴族採取的重要措施，這是科舉選官制度的
倒退。
唐初士族，主要有四個地域集團，並各有所尚:山東士族尚婚婭，江左士族尚人物，關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貴戚。李唐起自關中，唐政權中關隴士族最強，左右著唐初的政局。江左和代北士族，至唐朝已經沒落;以崔、盧、鄭、李、王為首的山東士族，雖經農民戰爭打擊，但根深蒂固，到唐朝時，仍有一定勢力。唐太宗的大臣房玄齡、魏徵、李昉都爭相與山東士族聯姻，山東士族依然保留著他們的社會地位。士族勢力的強大，對皇權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東士族凌駕於自己所屬的關隴士族之上。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
貞觀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仍列山東士族崔民乾為第一等。唐太宗看後，很是不滿，他指出:山東士族"世代衰微，全無冠蓋"，而靠以婚姻得財，"不解人間何為重之?"他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並指示"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新修訂的《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基本貫徹了唐太宗的指示，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崔民乾被降為第三等。
唐太宗修《氏族志》，表面上是繼承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譜學傳統，實際並不如此。在魏晉南北朝時，譜籍是選官的根據，劃分門第是看歷代做官的情況而定，列為門閥的，都是累世冠冕之家。而《氏族志》打破了以往純以郡姓作為門第等差的傳統，至於劃分門第等級的標準，更不考慮過去做官的情況，只看在唐朝的官爵高下。這些變化首次觸動了以往的門第等級，具有進步因素，也符合當時新舊士族階級的變化狀況。但必須指出，唐太宗的"尚官"原則，只是代替魏晉以來"尚姓"的修譜標準，不等於否定了門閥觀念，而是更多側重扶持統治集團，調和門閥間鴻溝以期保持大體平衡。唐太宗的"尚官"原則在當時雖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由於他想搞新門閥與世封制，結果必然趨向保守。據此，既不能把他的新門閥觀與舊門閥觀混為一談，也不能把兩者截然對立起來。
通過修《氏族志》，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取得了士族身份，沒落門閥士族受到進一步打擊，只有關隴士族大致保持了舊日地位。唐太宗達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壓抑門閥士族，加強皇權、鞏固統治的目的，並為30年後頒布《姓氏錄》，徹底否定傳統的門閥制度打下基礎。
從氏族志到姓氏錄
《氏族志》的修訂、刊布，壓抑了山東、江南士族，鞏固提高了關隴集團的社會地位。但是，由於魏徵、房玄齡等重臣與之通婚，山東士族仍然保持著相當高的社會地位。
到了高宗朝武則天當政時期，這種情況發生了重要變化。武則天之父武士彠(yuē)曾作過木材商，所以，雖系太原元從，亦無資格躋身於《貞觀氏族志》中高門之列。武則天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節義府的家族未被錄於《氏族志》中。武氏集團的社會聲望並不高。而武則天以內寵掌握朝政本不合封建禮教，關隴集團出於對李唐王朝正統的維護當然不支持她當政，更不會擁戴她取李唐而代之。這樣，提高自己及武氏集團成員的社會地位，重新組織統治集團骨幹隊伍，就成了柄政後武則天固位進取所急於完成的兩大政治任務。
顯慶(656年)以後，武則天陸續殺戮貶黜了一大批李唐皇族和不肯附已的關隴集團大臣，同時大力拔擢出身較低層或投靠武氏集團的人任要職。
根據武則天心腹許敬宗、李義府等人的建議，唐高宗在顯慶初命令禮部侍郎孔志、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元道、太常卿呂才等十二人重修譜牒彙編。顯慶四年(659年)新譜修成，名為《姓氏錄》，共收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從《新唐書》)。高宗親自撰寫書序，說明類例。《姓氏錄》仍以現任官職高低為劃分等級的標準。"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敘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余屬不入。"不僅當時五品以上職事官得以錄入，就是兵卒中以軍功獲五品以上勛官者也譜中有名，而舊士族未在當朝任五品以上官的均被摒棄於外。因此，它收錄的姓氏大少於《氏族志》。
《姓氏錄》頒布後，輿論譁然，許多士人將其貶稱為"勛格"，以被錄入為恥。為使《姓氏錄》真正取代《氏族志》，李義府又奏請將原存於各地官府中的《氏族志》全部收回並焚毀。
《氏族志》和《姓氏錄》並未能徹底打破延續多年的正統門閥觀念。河北崔、盧、李、鄭等大族仍然堅持傳統的家門風教，在婚姻上自矜高貴。他們的社會地位仍然受到重視，就連建議修《姓氏錄》的李義府也自稱出於趙郡李氏來抬高自己。直到高宗後期，這些大族中仍有許多人出任宰臣。晚唐的牛李黨爭亦當溯源到傳統的關東士族與武周之後興起的以文詞進士科發跡的新階層的矛盾，更顯示了士族及士族觀念對唐代政治的深刻影響。

山東士族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它是魏晉以後，特別是北魏孝文帝進行漢化改革定族姓之後固定下來的歷史概念，是指太行山以東廣大範圍內的門閥士族 ，主要有李、崔、盧、鄭、王五姓士族。 山東士族，從地域上說，華山、崤山以東廣大範圍內 [1]  ，是相對於關中（西北）、塞外和南方的文化地理概念，而士族則是指在這個地域之內的唐代士族，主要包括隴西李氏、趙郡李氏、太原王氏、范陽盧氏 、清河崔氏、博陵崔氏、滎陽鄭氏、琅琊王氏與琅琊顏氏、蘭陵蕭氏、 河東裴氏，他們都是著名的文化士族。 此處所指的山東，並非今山東省。 秦、漢及以後所稱的「山東」一般也是指的崤山或華山以東的地區。 到唐宋年間，「山東」則主要指太行山以東的廣大黃河流域。 包括今天的河北省、山東省，以及河南省的部分。 唐末才有人用「山東」專指齊魯之地。
士族作為文化家族，其家法、門風有其共通之處。 首先，具有深厚的儒學傳統；其次，維繫士族家庭人倫親情的核心紐帶則是儒家的禮法倫理傳統。 在我國歷史上，家族一直在社會的發展中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要弄清楚某一地區的文化發展情況，就必須弄清楚這一地區的一些代表性家族的情況。 唐代的山東士族以其文化家族的風貌，起著歷史文化承傳發展和繁榮地域文化的作用。
衣冠南渡
西晉末年，統治階級上層為爭奪帝位而陷於混亂，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乘機進入中原，長安、洛陽殘破荒廢，包括齊魯在內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成為各族混戰的戰場。 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司馬睿立國江東，以琅琊王氏為首的齊魯世族追隨南渡，並成為東晉開國的政治支柱，其文化取向對當時及後世的影響值得注意。
秦漢魏晉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北方，長江以南只有長江下游建康（今南京）一帶開發較早，其他大部分地區相對落後。 永嘉之亂後，中原世族的南遷，將學術文化中心移于江南，這即使傳統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延續、傳播，同時也促進了齊魯、中原文化與荊楚文化的進一步交流、融合，從而改變了當時江南地區 的文化面貌和歷史進程，意義巨大，影響深遠。 其中，以琅琊王氏為首的中原世族是北方世族的代表，其地位和作用尤其值得重視。 這種作用與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宣導儒學教育，恢復文化傳統。 偏安一隅的東晉，在漢族士人心目中仍是中央政權的象徵。 東晉政權建立前夕，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事。 在「軍旅未息」之時，他首先考慮的是興複教育，接續久已失墜的「文統」，實際上也就是確立司馬氏政權的正統地位。 王導主張通過「闡揚六藝」、「隆教貴道」，使禮崩樂壞的局面得以改變，「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化成俗定」，通過教育，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散騎常侍戴邈、太常荀崧等也上疏支援王導的主張，提出尊經、增設經學博士。 元帝採納他們的建議，不僅使東晉初年出現儒學復興的氣象，同時也奠定了東晉南北朝文化思想的基本方向。

琅琊王氏
其二，家風影響世風。 魏晉以來，官學淪廢，學術中心移于家族，家族教育就成為文化傳承的重要形式。 齊魯世族的家學教育內容有同有異，其中琅琊王氏最具代表性。 王氏的奠基人王祥以孝著聞，而在政治上則順時通變，不拘臣節。 在兩晉之際，王氏家族習儒談玄，信仰道教而濡染佛學，代表著時代風氣。 王戎、王衍在西晉都位至司徒（丞相），王戎早年與嵇康、阮籍預「竹林七賢」之游，王衍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 實際上，王戎也好，王衍也好，他們談玄，都是一種保護色。 《晉書》本傳說得很清楚，他們處於亂世，「志在荀免，無忠蹇之操」。 王衍在揮塵談玄的掩護下，憑藉東海王司馬越的勢力，在西晉將亡之際，為王氏營就「三窟」，使琅琊王氏成為東晉的開國元勳。 王導「為政務在清靜」，為人「簡素寡欲」，尚儒談玄，濡染佛教，而其主政則注重傳統，務實進取。 其子孫重視儒學教育，以孝悌傳家；重視私德，不競榮利，為人少有放浪自恣、頹廢無行者。 綜觀王氏家族的社會表現及其價值取向，他們是以儒學持家，以玄學博取聲譽；儒學是安身立命之根本，濡染玄、佛則是為順時通變。 齊魯其他世族，如琅琊顏氏為世代保持儒學傳統的家族，其後裔如顏延之、顏之推濡染佛學，而其家訓《庭誥》、《顏氏家訓》則體現了「世以儒雅為業」 的家族文化傳統和順時通變的時代精神。
其三，致力於南北世族的融合，為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作出貢獻。 北方世族南遷對江南社會造成強烈的衝擊，一向安富尊榮的江南世族擔心其地位受到影響，對以司馬睿為代表的北方世族集團採取不歡迎、不合作的態度。 促進南北世族的融合，有爭取他們對新政權支援、擴大和鞏固東晉政治基礎的意義，而融合過程中的碰撞則表現出南北不同的文化態度。 如《世說新語》記載，王導初過江，「欲結援吳人」，請婚于太尉陸玩，遭到拒絕，並屢屢受到他們的輕慢。 而他卻豁達大度，不計小嫌，對他們忍讓退避，主動交往；尊重他們的習俗，主動學習吳語。 同時，王導對普通人也能真誠相待，並非像朱熹所批評的「是處周旋」，確實反映出一種寬容大度、相容並蓄的文化態度。
北地士族編輯
隴西李氏
隴西李氏源自于顓頊孫皋陶之後，世為理官，到了周朝時相傳有道家鼻祖老子李耳。 其後是秦國的司徒李曇長子隴西郡郡守李崇，李崇之次子瑤為南郡守，封狄道侯；其孫李信為大將軍，封隴西侯。 其子孫飛將軍李廣是漢朝時的重要人物。 魏晉時期，隴西李氏在亂世中興起，西涼王李暠是李氏第一位國主。 南北朝時隴西李氏高官累世不斷，門第高華，與趙郡李氏、清河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 、太原王氏並為中原五大高門士族，到了唐高宗時頒佈法令禁止這五姓七家自行婚娶。 隴西李氏到唐朝時連續出了10位宰相。 隴西李氏一支李淵滅隋，建立唐朝，開創了一個文化興盛的偉大時代。 到南宋鄭樵編《李氏源流》時，「言李者稱隴西」。
趙郡李氏
趙郡李氏，是李姓第二大分支，僅次於隴西李氏。 趙郡是李姓的郡望之一。 是中國中古時代一個以趙郡（今河北趙縣）為郡望的著名士族。 趙郡李氏以戰國名將李牧為始祖。 趙郡郡治在今河北趙縣，初後魏時置郡。 此支李氏，其開基始祖為秦太傅李璣的次子李牧。 李璣是隴西李氏始祖李崇的四弟。 李牧是戰國時有名的武將，為趙國丞相，封武安君，始居趙郡柏人（今邢臺隆堯），為趙郡李氏的始祖。
魏晉南北朝時期趙郡李氏與隴西李氏、清河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 並為中原五大高門士族，支派繁多，文化鼎盛，官位顯赫。 在唐朝有17人出任宰相，是僅次於隴西李氏的大族。 到了唐高宗時頒佈法令禁止這五姓七家自行婚娶。 趙郡李氏東南西三房始祖為晉朝的李楷。
趙郡李氏在南北朝官位顯赫，在唐朝被列為七姓十家的禁婚家，有多人出任宰相。
清河崔氏
清河崔氏家族並非全部南遷，只是崔業的八世孫崔密一支。 崔密有二子：長子崔霸，次子崔琰。 這一系大致從崔琰發跡，到北魏初年勢力很盛。 崔霸一支不太興旺。 崔琰，字季珪，曾任曹魏時尚書、中尉。 崔琰有二子：崔諒、崔欽。
崔諒曾任晉中書令，諒子崔遇為後趙特進；崔遇之子崔瑜，為黃門郎，崔瑜之子崔逞，曾任前秦齊郡太守、北魏禦史中丞等職。 崔逞有七子：二子早亡，另外五個兒子中又以崔諲、崔禕、崔頤較為有名。
崔諲在劉宋佔據山東時期，曾任青、冀二州刺史。 崔禕曾在劉宋為官，北魏佔據青、齊後，崔禕之孫相如進入北魏，曾考舉冀州秀才。 崔頤起初曾任北魏太子洗馬，後又升至散騎常侍，再後來又被魏太武帝任命為冀州刺史。
崔欽這一支被稱為清河青州房。 崔欽之子崔京，崔京之孫崔瓊，崔瓊之子崔輯。 崔瓊曾擔任慕容垂的車騎屬。 崔輯時，隨慕容氏南遷青州，崔輯曾任劉宋泰山太守。 崔輯有二個兒子，長子修之，次子目連，庶子崔道固。 崔修之之子元孫曾擔任劉宋尚書郎。 元孫之子崔亮，少年時喪父，先隨母親房氏投依了叔祖崔道固，北魏平三齊後，又被遷往桑乾。 後來得到李沖的賞識，被推薦為中書博士。 崔目連之子僧祐，曾擔任劉宋輔國將軍，後降北魏。 他的弟弟僧淵，曾擔任北魏南青州刺史。 崔道固先在劉宋為官，擔任徐、兗二州刺史從事，後又先後擔任過冀州刺史、徐州刺史等職。 後來降北魏後，擔任平齊郡的太守。
天興二年（西元399年），道武帝拓跋珪殺崔逞，崔逞諸子大多逃亡到南方做官。 太平真君十一年（西元450年），太武帝拓跋燾殺崔浩，並盡殺其族人。 所以此後所說的清河崔氏，主要是指崔逞南逃諸子後裔與靈茂的後裔，而崔浩的後裔情況後人知道得很少。 靈茂後裔從靈茂之子稚寶擔任北魏祠部郎中開始，才在北方政權做官。
到了隋唐時期，崔氏的勢力繼續衰落。 特別是在黃巢大起義的打擊下，清河崔氏與其他士族的大族勢力基本上消亡了。
博陵崔氏
博陵崔氏，是中國中古時代一個以博陵郡為郡望的崔姓家族，博陵崔氏在東漢躋身名門，北魏時期雖然門第低於 清河崔氏為代表的四姓，但博陵崔氏在北齊北周時期全面上升，成為一流士族。 唐初修訂《氏族志》，既屬關中集團，又是山東名族的博陵崔氏第二房崔民幹被定為第一等，只是在唐太宗的直接干預下才被下調至第三等。 在唐朝，博陵崔氏屬於七姓十家的禁婚家範疇，有宰相十五人，其中博陵第二房尤為顯赫，被視為天下士族之冠
太原王氏
太原王氏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世族，起源于山西的太原，從魏晉至唐朝都顯赫非常，與隴西李氏、趙郡李氏、 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等七族列為五姓七族高門。
太原王氏的始祖乃是秦始皇時期的大將王翦。 王翦之孫王離後死于巨鹿之戰。 王離之子王威是日後太原王氏之祖、從晉代綿延至唐代。 各朝皇族為了鞏固和提高自身地位，曾多次與太原王氏聯姻，或下嫁公主，或娶妃立後。
太原王氏的代表人物，有王允，王維和王之渙。
滎陽鄭氏
滎陽鄭氏，中國漢朝至隋唐時期的北方著名大族。
滎陽鄭氏先祖可追溯到周宣王分封的鄭國，鄭國滅亡後以國為氏。 東漢末年，以鄭當時一脈的鄭渾、鄭泰等人為開始，逐漸發展為高門望族。 北魏時與范陽盧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並稱為四姓。 唐朝滎陽鄭氏有八位宰相。
范陽盧氏
范陽盧氏，中國中古時代一個以范陽郡為郡望的盧姓士族。
范陽盧氏出自姜姓，為齊國後裔，因封地盧邑（今山東省長清縣）而受姓盧氏。 秦漢時代，盧氏子孫遷居至涿水一帶之後，定居涿縣。 東漢末年，盧植平定了黃巾之亂，盧氏從此起家。 南北朝時期，范陽盧氏進一步崛起為一流世族，與與清河崔氏、太原王氏、滎陽鄭氏合稱四姓，至唐朝有八人入相， 仍是山東郡姓的一流門第，有所謂七姓十家之說。
自東漢末至唐代六百多年中，正史中有記載的范陽盧氏歷史名人就多達840多人。 一直至唐末黃巢起義後才走到盡頭。 在此期間南方有兩位盧姓歷史名人──盧循和六祖惠能，也屬范陽盧氏。
南遷僑門編輯
琅琊王氏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山東地區的門閥士族中琅琊（今山東臨沂）王氏可以稱得上是頭號門閥。
王氏家族自東漢青州刺史王仁算起，可以分為兩大系：一是王仁孫王祥、王覽一系，二是王覽的從祖兄王雄一系。
王祥曾擔任曹魏太尉，西晉時任太保，他有五個兒子：夏、烈、芬早年死去，王肇為晉始平太守，王馥為晉上洛太守。 王覽在晉為官至宗正卿，他有六個兒子：王裁在晉為官至撫軍長史，王基在晉為官至治書侍御史，王會在晉為官至侍御史，王正在晉為官至尚書郎， 王彥在晉為官至中護軍，王琛在晉為官至國子祭酒。 王覽的孫子們南渡後，勢力發展很快，迅速成為東晉首姓，其影響極大。
王裁之子王導一支，從東晉開國王導任宰相之位起，其子孫們大多在東晉南朝為官，成為王氏家族中最為顯赫的一支。 王導有六個兒子：長子王悅在東晉為官至中書侍郎，無子。 次子王恬在東晉為官至中軍將軍，其子王混為東晉太常卿。 王混有二子：王碬在東晉為官至左戶尚書，王誕在東晉為官至吳國內史。 王碬有二子：王恢在宋為官至遊擊將軍，王偃在宋為官至左光祿大夫。 王偃有四個兒子：其中王藻在宋為官至東陽太守，王懋在宋為官至光祿大夫，王攸在宋為官至太宰中郎。 王懋之子王瑩在齊為官至中領軍。 歸梁後任尚書令。
王導的第三個兒子王劭在東晉為官至車騎將軍，王劭之子王默在東晉為官至左光祿大夫，邵之子王穆在東晉為官至臨海太守，邵之子王謐 在東晉為官至司徒。 王默之子王惠在宋為官至吏部尚書，王穆之子王智在宋為官至晉陵太守，王穆之子僧朗在宋為官至左光祿大夫，王謐之子王球在宋為官至中書令、 尚書左僕射。 僧朗之子王或在宋為官至中書監，僧朗之子王楷在宋為官至太中大夫，僧朗之子王粹在宋為官至黃門侍郎。 王或之子王絢在宋為官至秘書丞，王或之子王績在宋為官至黃門郎，歸齊後任太常，王彧之子王約在梁為官至左戶尚書。 王繢之子王雋在齊為官至建安太守，王雋之子王克在梁為官至尚書僕射，歸陳後任尚書右僕射。 王粹之子王奐在齊為官至尚書左僕射，王粹之子王份在梁為官到左光祿大夫。 王奐之子王融在齊為官至太子中庶子，奐之子琛在齊為官至司徒從事中郎，奐之子肅投靠北魏為官至尚書令，奐之子秉投奔北魏為官至幽州刺史。 王融之子王誦投奔北魏為官至幽州刺史，融之子王衍投奔北魏為官至太常卿。 王琛之子王翊投奔北魏為官至齊州刺史。 王肅之子王紹在北魏為官至中書侍郎，王肅之子王理在北魏為官至著作佐郎。 王誦之子孝康在北魏為官至尚書郎中，王誦之子雋康在北齊為官至文襄王中外府祭酒。 王翊之子王淵在北齊為官至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王份之子王琳在梁為官至司徒左長史，王份之子王銓在梁為官至丹陽尹、衛尉卿，王錫在梁為官至 吏部郎中，王僉在梁為官至太子中庶子，王通在梁為官至左光祿大夫，王勵在梁為官至中書令，歸陳後任司空 ，王質在梁為官至侍中，歸陳後任都官尚書，王固在陳為官至中書令。
王導第四子王洽在東晉為官至中領軍。 王洽之子王殉在東晉為官至司徒。 王殉之子王弘在宋為官至太保，王弘之子王鍚在宋為官至太子左衛率。 王鍚之子僧衍在齊為官至侍中。
王導第五子王協在東晉為官至撫軍參軍，無子。 王導第六子王薈在東晉為官至會稽內史，王薈之子王廞在東晉為官至司徒左長史。 王廞之子王華在宋為官至右將軍，王華之子定侯在宋為官至左衛將軍。
王覽的其他幾支後裔，也大都在朝為官，也不乏有影響的人物。 王覽的次子王基有二子：王含在晉為官至光祿勳，王敦在東晉為官至大將軍。 王含子王瑜在晉為官至散騎常侍，王應在東晉為官至武衛將軍。 王覽第三子王會有二子：王舒在東晉為官至東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王邃在東晉為官至平西將軍。 王舒之子宴之在東晉為官至護軍參軍，舒之子王允在東晉為官至衛將軍。 王覽第六子王琛有二子：王棱在東晉為官至豫章太守，王侃在東晉為官至吳國內史。
王覽第三子王正一支，其地位與影響也很大，僅次於長子王裁。 王正有三子：王曠在東晉為官至淮南太守，王廙在東晉為官至平南將軍，王彬在東晉為官至尚書右僕射，這三人分別形成了三個分支。 第一支為曠，曠之子羲之在東晉為官至右軍將軍，羲之子凝之在東晉為官至左將軍，肅之在東晉為官至中書郎，徽之在東晉為官至黃門侍郎，操之在東晉為官至秘書監，獻之在東晉為官至中書令。 徽之子楨之在東晉為官至侍中。 獻之子靖之在宋為官至司徒左長史，靖之子悅之在宋為官至禦史中丞。 第二分支為次子王廙，廙之子頤之在東晉為官至東海內史，廙子胡之在東晉為官至丹陽尹，廙子耆之在東晉為官至中書郎，廙子羨之在東晉為官至鎮軍椽。 胡之子茂之在東晉為官至晉陵太守，和之在東晉為官至永嘉太守。 茂之子裕之在宋為官至開府儀同三司，裕之子恢之在宋為官至新安太守，瓚之在宋為官至吏部尚書，升之在宋為官至都官尚書。 瓚之子秀之在齊為官至吳興太守，秀之子峻在梁為官至吏部尚書。 升之子延之在齊為官至尚書左僕射，延之子綸在齊為官至都官尚書。 耆之子隨之在東晉為官至上虞令，隨之子鎮之在宋為官至衛尉，鎮之弟弘之在東晉為官至衛軍參軍。 鎮之子標之在宋為官至安複令。 弘之子羅雲在宋為官至平西長史，羅雲之子思遠在齊為官至侍中。 羅雲弟曇生在宋為官至吏部尚書，曇生弟普曜在宋為官至秘書監，普曜之子晏在齊為官至驃騎大將軍，晏之子德元在齊為官至車騎長史，晏之弟詡在齊為官至少府卿。 羨之子偉之在東晉為官至琅邪國郎中令，偉之子韶之在宋為官至祠部尚書，韶之子曄在宋為官至臨賀太守。 第三分支為彬，彬之子彭之在東晉為官至光祿大夫。 彪之子越之在東晉為官至撫軍參軍，臨之在東晉為官至東陽太守。 臨之子納之在宋為官至禦史中丞，瑰之在宋為官至司空參軍。 納之子准之在宋為官至丹陽尹，瑰之子逡之在宋為官至吳令，歸齊後任光祿大夫，逡之從弟珪之在齊為官至長水校尉。 准之子輿之在宋為官至征虜將軍主簿，珪之子顥在齊為官至中軍參軍。 輿之子進之在梁為官至左衛將軍，進之子清在梁為官至安南將軍，清之子猛在陳為官至鎮南大將軍，猛之子繕歸隋後為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普州刺史。 翹之子望之，望之子泰之都沒做官，泰之子元弘在宋為官至平固令，元弘之子素也沒有做官。
同其他豪門家族一樣，王氏家族也是通過與皇家及其他門閥士族的不斷聯姻，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據記載，自東晉到南朝間，王氏家族曾先後出過8個皇后，她們是：王獻之女是東晉安帝皇后，王偃女是宋孝武帝皇后，王僧朗女為宋明帝皇后， 王慈女為齊海陵王妃，王儉女為齊和帝皇后，王騫女為梁簡文帝皇后，王僉女為梁敬帝皇后，王固女為陳廢帝皇后。 另外，王氏家族中，尚各朝皇室公主的也有20人以上。 王氏家族和陳郡謝氏家族多次聯姻，王凝之、王瑉、王詢曾分別娶謝欒、謝安、謝萬兄弟三人之女為妻。 王氏家族還與蘭陵蕭氏、泰山羊氏、高平郗氏、譙國桓氏、陳郡袁氏等建有婚姻關係。
從總的發展狀況來看，王氏家族在兩晉時期當屬鼎盛時期，特別是在東晉時最為突出。 當時不僅擁有王導那樣的大政治家，而且他的子孫們也多為朝中要員，從而使王氏家族在政治上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王氏家族在經濟上還通過求田問舍，發展莊園，成為江南僑姓士族中實力最強的大姓之一。 在文化上也負有盛名，出現了著名的書法大家王羲之和王獻之，他們的書法藝術代表了東晉南朝時期的最高水準，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珍貴遺產。
雖然王氏家族在兩晉時期是門第顯赫的著姓，他們世代為官，但由於當時複雜的階級鬥爭、民族鬥爭和統治階級內部鬥爭，使他們也免不了屢遭打擊，幾經沉浮，甚至淪落衰敗。 他們有的被起義軍殺死，有的因為統治階級內部鬥爭而死傷。 到南朝時期，王氏家族儘管仍然還有做官之人，但其地位和影響力都大不如從前了，儘管王氏家族也曾設法維護門閥制度，但也于事無補，到陳亡時，王氏家族的勢力已經明顯不如兩晉時那樣威風了。
到了隋唐時期，王氏家族的勢力遠比清河崔氏、蘭陵蕭氏為弱。 《隋書》列傳中琅琊王氏士族家族成員無一人，而在新、舊《唐書》列傳中，琅琊王氏士族家族成員僅有七人，且都是王賢與王導的後代，其中官至宰相的二人，即武后時宰相王琳，肅宗 時宰相王瑪。 其餘五人地位都較低。 而在新、舊《五代史》中琅琊王氏士族家族竟無一人入傳，可見當時其勢力已經從歷史舞臺上消失了。
蘭陵蕭氏
據歷史考證，蘭陵蕭氏原籍蘭陵郡蘭陵縣（今山東蘭陵），西晉滅亡後，南遷江南，居住在東晉晉陵郡武進縣 （今江蘇常州市）。 東晉政權在當地僑置南蘭陵郡南蘭陵縣，以後這一地區便被稱為南蘭陵，因此蕭氏也被稱為南蘭陵人。
東晉時期，蕭氏還是寒門，到了南朝時期逐漸成為豪門，所以說它是後起的新門。 劉裕的繼母蕭氏出自蘭陵。 自從劉裕執政到劉宋時代，蕭氏家族依靠與劉氏的姻親關係，地位開始上升。 但從總的情況來說，在這一時期，蕭氏族人多是將軍，多因軍功顯要，才擠入了士族階層，並不是高門。
劉宋之後，蘭陵蕭氏連續出了兩朝帝王，這才使得蕭氏與王、謝、袁等豪族一樣成為一等士族。 在南朝，出身寒微，卻因軍功而顯達的人有很多，但能列于士族的並不多，至於成為高門、甲族的就更少了，蕭氏一族算是唯一的一家。 蘭陵蕭氏南遷後，比較著名的有三支，即蕭思話、蕭道成、蕭衍三支。
蕭思話一支：蕭思話的祖父蕭卓，曾為東晉洮陽令，姑母蕭文壽，是劉裕的繼母，生長沙景王道憐、臨川烈王道規。 劉裕稱帝后，蕭氏為皇太后。 蕭卓被贈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為封陽縣侯。 蕭思話的父親蕭源之繼承了蕭卓的爵位，被委任為徐、兗二州刺史。 蕭源之死後，蕭思話又承襲了父親的爵位，在元嘉年間先後擔任過青州刺史、梁南秦二州刺史、雍州刺史、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中書令、丹陽尹等職。 蕭思話死後，長子惠開承襲其爵位。 特別是惠開時，蕭氏又強化了與劉氏宗室的姻親關係，惠開的妹妹嫁給了桂陽王休范，惠開之女嫁給了孝武帝之子。 惠開死後，其子睿承襲爵位，到齊朝建立後，其封爵才被削除。
蕭道成一支：蕭道成高祖蕭整曾擔任淮陰令，其曾祖父儒曾任即丘令，其祖父樂子曾任輔國將軍。 其父蕭承之，由於受到蕭源之的提攜，于宋元嘉中期，跟隨蕭思話平漢中，被提升為龍驤將軍，後被任命為南泰山太守。 蕭道成在宋文帝時先為偏將，後被雍州刺史蕭思話任為太軍中兵參軍。 後來又任建康令，並得到少府蕭惠開的賞識。 宋明帝時，道成任南兗州刺史，加督五州，逐漸掌握了軍權。 後來數年間，在經歷過齊公、齊王后，取宋自立，建立了齊朝，是為齊高帝。 蕭道成稱帝四年後死去，其子蕭賾（武帝）即位，武帝嫡長子長懋早死，武帝捨棄次子竟陵王蕭子良不立，而立長懋之子蕭昭業為太孫。 蕭昭業繼立後，大權被受詔輔政的蕭鸞（道成之侄）把持，蕭鸞後來殺死昭業，另立昭業弟昭文；後又迅速殺死昭文自立，是為明帝。 明帝在位五年，殺人甚多。 齊高帝19子、武帝23子除蕭嶷一支有後人外，其餘都被殺盡。 明帝死後，其子寶卷即位，仍繼續濫殺宗室，最終被梁武帝蕭衍攻滅。 蕭嶷是蕭道成的次子，宋武帝時擔任太尉大司馬等職，永明十年（西元492年）病死。 世子蕭子廉曾任淮陵太守、太子中會人、前將軍。 子廉之子元琳，梁代齊後任新淦侯。
蕭衍一支：蕭衍與蕭道成同出於蕭整，蕭整之子蕭轄，為蕭衍高祖，曾任濟陰太守。 蕭衍曾祖父副子，任州治中從事。 祖父道賜，任南台治書侍御史，父順之，是齊高帝始族弟，深得信用，歷任侍中、衛尉、太子詹事、丹陽尹等職。 蕭衍很有文才，是齊竟陵王子良西邸八友之一，後為官至雍州刺史，掌握著重兵。 在齊末混亂中，代齊自立，建立梁朝，是為梁武帝。 蕭衍在位48年，侯景攻下臺城後，老餓病死。 侯景立蕭衍第三子蕭綱為帝（即簡文帝），作為傀儡。 後又改立蕭衍長孫蕭歡之子蕭棟為帝。 不久，侯景又殺死簡文帝蕭綱以及他的10多個兒子。 梁宗室還有許多人也被殺害。 侯景之亂被平定後，梁武帝第七子蕭繹即皇帝位（即梁元帝），定都江陵，但3年後就被西魏政權攻滅。 西魏又扶持昭明太子的第三子蕭督為梁帝，歷史上稱其為後樑。 此時曾起兵討伐侯景的梁將陳霸先、王僧辯則在建康擁立梁元帝之子蕭方智為帝（敬帝），不久又被陳霸先廢掉，霸先自立，梁朝滅亡。
從當時情況看，蕭衍這一族在皇室內部鬥爭以及侯景之亂中損失較大，但在陳朝建立後，其大部分留在陳朝，仍為甲族，但沒有太知名的人士。
到了隋唐時期，蕭氏勢力仍活躍在政治舞臺上，其主要是指蕭衍這一支勢力。 此支中在《隋書》與新、舊《唐書》中入傳者達到23人之多，其中4人是蕭衍兄弟的後代。 其餘19人全是蕭衍的孫子、後樑皇帝蕭詧（cha）的後裔。 這19人中有9人為宰相。 蕭詧的後裔在隋唐時期勢力之所以發展強盛，是因為蕭詧之孫女為隋煬帝皇后，隋滅後樑後，蕭詧子孫有很多人在隋朝為官。 到了五代時，蕭氏家族的勢力明顯衰落，其家族成員中入《五代史》之傳者僅有二人，即蕭頃，他在後樑為官至同平章事；蕭頃之子蕭源，在後唐為官至秘書監。 北宋統一後，蘭陵蕭氏作為一個士族家族，基本上就不復存在了。
琅琊顏氏
琅琊顏氏起源于曹魏時期的顏斐、顏盛，顏斐曾擔任過黃門侍郎、京兆太守，顏盛曾任青、徐二州刺史。 兄弟二人在曹魏時期從魯（今山東曲阜）遷到臨沂（今山東臨沂）。 自此以後琅琊顏氏主要指的是顏盛的後代，顏盛生子給事中顏欽，顏欽生汝陰太守顏默，顏默生顏含。 西晉滅亡後，顏含隨司馬睿渡江，顏氏於是成為隨晉元帝渡江的百家「中原冠帶」之一。 顏含過江前曾是東海王司馬越的司馬參軍，過江後歷任東陽太守、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大司農等職。 應該說顏氏家族自此時起在士族中開始有了地位。 顏含生顏髦，為官至侍中、光祿勳等，髦的弟弟顏謙、顏約同任官至太守。 顏髦生顏琳，做官至騎都尉，顏約生顏頤做官至擴軍司馬。 顏琳生顏靖之，做官至宋禦史中丞，顏顒生顏延之，為官至宋秘書監、光祿勳。 顏靖之生顏騰之，做官至宋巴陵太守，顏延之生顏竣，做官至宋散騎常侍，顏騰之生炳之，炳之生見遠，做官至齊禦史中丞。 見遠生顏協，顏協做官為梁湘東王國常侍，又兼記室，顏協生之推、之儀。 梁朝末年發生侯景之亂，這場叛亂被平定後，蕭繹于江陵稱帝（國號仍為梁），以之推為散騎侍郎。 當西魏軍攻克江陵後，之推投奔北齊，做官至黃門侍郎；後來歸入北周擔任禦史上士，歸隋朝後任太子學士。 之儀北周時為官至禦正中大夫，歸入隋朝後任集州刺史。 顏之推有三個兒子：思魯、湣楚、游秦。 顏游秦在唐初歷任廉州刺史、鄆州刺史。 顏思魯有四子：師古、相時、勤禮、育師。 顏師古唐初擔任過中書侍郎、秘書少監等職；顏相時曾任諫議大夫、禮部侍郎；顏勤禮曾任弘文、 集賢學士。 顏勤禮生昭甫，昭甫為官至曹王侍讀。 昭甫生元孫、惟貞。 元孫生春卿、杲卿、曜卿。 春卿曾任官蜀尉、偃師丞。 杲卿任假常山太守、衛尉卿兼禦史中丞，安祿山叛亂起，杲卿堅決抗擊，結果被安祿山殺害。 顏惟貞生真卿，真卿先後擔任過侍御史、平原太守，他也堅決抗擊安祿山的叛亂，在抗擊安祿山失敗後，顏真卿西入長安，任御史大夫，後來奉命出使淮西，勸說 淮西節度使 李希烈歸順朝廷未果，結果被李希烈殺死。 杲卿生有泉明、季明二子，泉明官至彭州司馬，季明被安祿山所殺。 顏真卿生有二子。 皆為地方官，文宗時顏真卿的曾孫弘式被任命為同州參軍。 自此以後，顏氏家族再沒有顯要記載。
總之，自曹魏至唐朝後期的顏氏家族20代中，幾乎沒有不為官者，所以稱顏氏家族是一個士族家族。 這個家族有以下幾個明顯特點：一是家族成員所任官職不是很高。 這個家族中除了第五代顏髦在東晉時曾任侍中外，其他各代大多擔任縣令、郡守、刺史、舍人、學士、博士、少監、給事中等職，最高也不超過常侍、秘書少監、光祿勳、 大司農、御史大夫等，這說明這個家族是一個地位比較低的士族家族，其權力不如清河崔氏、琅琊王氏、蘭陵蕭氏的勢力強。 二是這個家族是經學世家。 顏氏家族雖然勢力不是很大，但卻有著自己的獨特優勢，這就是掌握了較高的封建文化。 例如，顏斐因為有才學而被召為太子洗馬；顏欽因為精通《韓詩》、《禮》、《尚書》等經典，使許多學者都追隨他的學識；顏含因為精通儒學、禮儀篤行，補太子 中庶子，遷本州大中正；顏延之因為與以儒學著稱的周續之辯難《禮記》出名而受到宋武帝劉裕的賞識，被提拔為國子祭酒、秘書監等職；顏見遠因博學有志行，被任命為荊州刺史 錄事參軍；顏之推早傳家業，滿腹才學經文，曾任國左常侍、中書舍人和黃門侍郎等職；顏之儀因為博涉群書，好為辭賦， 進入北周後任麟趾殿學士、太子侍讀；顏師古更是一代儒學大師，曾任秘書少監；顏相時、顏勤禮也都是以精通儒學而聞名，並都任弘文、崇賢學士職務； 顏真卿少勤學業，既擅長博學，又專于辭章，中進士後又擢制科。 三是這個家族還是書法世家。 例如，顏協精工篆籀（大篆）、飛白；顏勤禮工于篆籀；顏昭甫工于篆籀、草隸；顏元孫因精通歷代書法，而被玄宗召去鑒定家中諸家書跡的真偽。 再如顏真卿更是著名的書法大師，他早年曾兩次辭官去洛陽跟當時的大書法家張旭學習書法，他不僅繼承了張氏書法的長處，而且還形成了自己的書法特點，即楷書氣勢雄渾、形體敦厚；行書圓熟流暢、剛勁有力。 他的書法藝術對當時和後代有很大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實行「九品中正制」，國家選拔官吏專看家世出身，從而導致門閥士族壟斷了政府的重要官職，他們也成為世襲官僚。 他們又通過大族之間互相聯姻，在統治階級內部構成了一個門閥貴族階層，並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的特權制度，即「門閥制度」。
門閥制度發端于東漢時期，確立于魏晉時期，南北朝時期達到鼎盛。 在門閥制度下，家世名望是衡量身份的最高標準。 只有那些祖輩有人做過大官，名望很高，而且世代相傳都做過大官的人，才能被承認入于士族階層。 士族中間也有等級差別，一般說來，族人能長期保持上品官級的，為最高一層，稱為「右姓」、「茂姓」。 如，東吳地區的朱、張、顧、陸四族；原在北方，後隨晉東渡的王、謝、袁、蕭四族；山東的崔、盧、李、鄭四族；太原王氏家族；關中的袁、裴、柳、薛、楊、杜六族，都是右姓大族。 其他大族雖然也在士流之內，但只能算是下一層了。 這些士族特別關心的是，如何永久保持自己優越的門第族望，保持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殊地位。 為了保持他們高貴的血統，他們特別講究門當戶對的婚姻，只許在同等士族之間聯姻，而絕對不允許與庶族地主聯姻通婚。 另外，通過編撰「家譜」的辦法，把士族的世系源流明確地記載下來，以備查考。 士族為了標榜自己的特殊身份，還發展了一整套繁瑣的禮儀法規，在平時的生活中，士族一般不與庶族人士來往。 門閥士族制度是封建等級制度的一種特殊形式，南北朝以後，這一制度日趨衰落，並最終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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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隴集團以外的北方士族~可通稱為山東集團。 
晉朝和唐朝人所稱的山東是指崤山以東地區。相對的，崤山以西地區則屬於關隴集團，又稱關西。 
關隴集團- 
史學家陳寅恪所創的名詞，是指西魏時期，宇文泰根據現實環境 
所做的一些政策及措施。宇文泰的辦法是，使蘇綽、盧辯之徒以周官之文化比附鮮卑部落舊制，建立府兵制度；廣募關隴豪右、籍六等之民以增軍旅；改易西遷關隴地區的山東人的郡望為關內郡望；府兵將領及其士卒改從鮮卑姓，並使之與土地結合；宇文泰以鮮卑部落舊為依歸，建立有貴族性質的府兵制，改易府兵將領的郡望與姓氏，並使之與土地結合，是要建立起一個足以與東魏、梁朝相抗衡的強有力的關隴集團。 
其中，建立府兵，改易府兵將領的郡望與姓氏，並命府兵軍士改從其將領之姓，是宇文泰關中物質本位政策的重要表現之一，是關隴集團得以形成的重要條件之一。宇文泰更改府兵將士的郡望與姓氏，是要使他所帶來的山東人與關內人混而為一，使漢人與鮮卑人混而為一，這就在關中地區形成了一個集團－關隴集團，這是一個統治集團。 
山東四大士族是 以「王、崔、盧、鄭」為主 
山東士族不屑與皇室聯姻做駙馬爺，其來有自~ 
李唐皇室源自突厥，而非漢族，對此，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之中已有詳細論述。正因為出自胡夷，所以在家族文化上，李唐皇室無法與以往的漢族高門大姓相提並論。此外，在婚戀問題上，李唐皇室也繼承了胡夷之風，顯得過於自由乃至放縱。筆者據《新唐書。諸帝公主傳》初步統計，唐代至少有26位公主改嫁，其中定安公主、齊國公主更是叁嫁。太宗納弟媳楊氏為婦，高宗以父親宮中的才人武媚娘為皇後，玄宗強佔兒媳楊玉環，武則天公開招面首，都是眾人皆知的事實，宋代朱熹曾經說過：“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朱子語類》卷一叁六《歷代類》叁)山東士族重視文化、門風，如時人稱頌柳公綽：“仆射柳元公家行，為士林儀表。”(《因話錄》卷二)從門第觀角度來說，唐代傳統士族看不起皇室的門第、鄙視皇室的文化傳統、家法門風。 
李唐皇室對待山東士族等傳統高門的心情是復雜的，既排抑之，又欽羨之。他們在登上皇位之後不久，便急於抬高皇族門第，壓低崔氏等山東高門，太宗命人修撰《氏族志》一事即為明証。《貞觀政要》七《論禮樂》：“(太宗自稱)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民干猶為第一等，隻看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論數代已前，隻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級，宜一量定，用為永則。”同時，李唐皇室又希望與具有良好文化傳統、家法門風的士族結姻，但常常遭到士族的拒絕。山東士族看重婚姻，唐人柳芳說過：“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新唐書。儒學傳。柳沖傳》附傳)他們本來就“恥與諸姓為婚”(《太平廣記》卷一八四《七姓》)，再加上鄙棄皇室的文化傳統、家法門風，所以不願與皇室聯姻，既不願意嫁女於皇室(參見《太平廣記》卷一八四《盧氏雜說。庄恪太子妃》條)，也不願娶公主為妻。最後，不少公主不修婦禮，在社會上造成不良的甚至是惡劣的影響。
山東士族：山東只的就是地理上的山東，所謂的山指的是太行山 
以崔、盧、鄭、李、王為首的山東士族，雖經農民戰爭打擊，但根深蒂固，到唐朝時，仍有一定勢力。唐太宗的大臣房玄齡、魏徵、李昉都爭相與山東士族聯姻，山東士族依然保留著他們的社會地位。士族勢力的強大，對皇權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東士族凌駕於自己所屬的關隴士族之上。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 
在西魏、北周時期，山東士族的入關房支曾與關隴集團合流，但在北方統一後，入關房支兼有關隴集團與山東士族的雙重身份，並開始了從關隴集團中分化出來，向山東士族復歸的過程。入關房支的復歸，對保持山東士族的政治地位起到很大的作用。由於復歸後的入關房支實際上已成為山東士族在政治上的代表，因此關隴集團對山東士族的壓抑，也就首先表現為對入關房支的打擊。 
山東郡姓： 
時間：東魏到北齊。 
保持漢代重經學儒術的傳統。 
以王、崔、盧、鄭為大。 
關中郡姓：（入關的山東士族房支） 
時間：西魏到北周、隋唐。 
在宇文氏的關中本位政策下趨於胡化。 
以韋、裴、柳、薛為大。 
關隴集團：（唐玄宗時正式瓦解） 
關隴集團是指西魏時期，在宇文泰的施政下所形成的一個統治集團。宇文泰採蘇綽的建議設立府兵制，結合關隴地區的豪族與隨他西遷至關中的山東郡望，組成漢人與胡人混合的軍隊。這支軍隊戰力強大，成為西魏、北周及隋唐爭天下的重要基礎。此集團勢力一直至武則天用進士科引進新的山東士族加入統治集團後，才逐漸被鬆解掉。 
過程： 
部份山東士族（關中郡姓）加關中豪族（地方勢力） 
關中本位政策（本土化） 
形成關隴集團 
山東士族與關隴集團對唐朝的影響 
李唐王朝是由三股力量建立起來的：一支是關隴集團，一支是山東集團，一支是江南文士。關隴集團上面已經說過了，是由北魏鮮卑貴族組成的軍事集團，也包括胡化的漢人和西域的胡人。李氏家族就是屬於關隴集團。山東集團則包括山東士族和山東豪傑兩部分。山東士族歷史悠久，經濟實力雄厚，並且具有強大的宗族鄉里基礎，由此產生出巨大的政治能量，進可以控制朝政，退可以控御鄉土。而山東豪傑則是在隋末混亂下崛起的寒門地主集團，換言之，他們是在隋朝末年大動盪中勢力迅速崛起的地方豪強。所謂山東豪傑是以暴力提升社會地位的。江南文士則是在隋朝統一南方之前就已經存在的世家大族，他們一方面參與唐朝政治制度、典章則例的制定，另一方面又在江南地區繼續發揮影響。這三支力量對於唐朝的建立和前期國力的恢復壯大都起了很大作用。 
對於這三大政治勢力，李世民利用他們的長處，從中調控，保持平衡，不讓其中的哪一支力量凌駕於其他集團之上。例如關隴集團，大部分都是李氏家族的勳親貴戚，有些還在李唐開國過程中建立了戰功，如李神通、李道宗等人。這些人雖然對李唐王室忠心，但如果插手國家政務，則又會成為妨礙。李世民讓他們分居各地，一方面可以監督地方，起到鎮邪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他們地位雖高但卻沒有實權，不會干預地方行政。而對於山東士族和江南文士等歷史悠久根基深厚的豪門大族，李世民一方面利用他們的力量，另一方面下令修撰了《氏族志》對他們加以抑制。《氏族志》的修撰，分化瓦解了山東士族與江南文士之間由於地域、淵源等原因形成的小集團，而將他們統合整一為整體。另外，他採用科舉制度錄用官吏，打破了南北朝以來世家大族掌握政權的慣例。對於山東豪傑，李世民則盡力加以安撫。這其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就是魏征。 
魏征在歷史上，是作為諫臣聞名的。然而李世民早期重用魏征，卻是為了用他來平衡各勢力。魏征早年與所謂「山東豪傑」有密切關係，他為李世民所用，能夠起到「接洽山東豪傑監視山東貴族及關隴集團，以供分合操縱諸政治社會勢力之妙用」。翻開《資治通鑒》我們就可以看到，魏征投入李世民麾下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宣慰山東，聽以便宜行事」。而其背景，則是玄武門事變結束不久，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的部下散落民間，李世民擔心這批人與山東豪傑勾連作亂，故派魏征前去安撫。至於魏征後來成為一代賢相，卻是意外之收穫，並不是李世民初用他時的本意。 
李世民不僅在政治勢力之間保持平衡，即使在政府的組織形式上，他也依舊保證分權均衡。唐朝在中央實行三省六部制。三省為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中書省負責政策的制定，門下省負責政策的審核，而尚書省則負責政策的執行。這種制度，和現代西方國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分立的制度是有些類似的。權力並不是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而是分散到不同的職能部門，這些部門既相互合作又互相牽制，就能較好地處理各種政務。因此終唐之世，並沒有出過特別昏庸的君主。並不是那些君主之中沒有庸才，而實在是因為制度完善的關係。 
正是因為這種種平衡制約，再加上一系列的與民修養的經濟政策，社會迅速穩定和發展，財富的分配也處於一個比較平均的水平。門閥士族的力量並不如南北朝時期那麼強大，隴西貴族的地位也不像魏、周、隋三朝那樣高高在上。沒有了特殊利益的勢力集團的存在，整個社會的風氣就會比較平和開放，國力也迅速強大起來，這正是盛唐建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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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閥政治與士族社會
緒　論
一、魏晉南北朝的歷史
1.建安元年曹操遷漢獻帝於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使東漢名存實亡
2.發展歷程：共394年
 二、無論政治制度、民族融合、思想文化、社會經濟等方面，都有明顯的特徵與意義，並
             且奠定了此後隋唐盛世的基礎
第一節　魏晉與南朝的門閥政治
一、東漢末年門閥政治的萌芽
1.門閥釋義
A.家門閥閱的簡稱，本是達官貴人家的大門外兩根柱子，經常用來榜貼本戶的功狀，代表官吏個人擁
  有輝煌的成就與傲人的資歷
B.東漢後，仕宦者的閥閱積漸成為家族名望、聲譽的標誌，世代做官的人家，就稱「門閥」
C.「以貴役賤」的政治型態，由閥閱世家壟斷政權，並且按門戶等級，嚴格區別士族與庶族的身份
    地位，藉以維護閥閱世家特權
2.門閥政治的萌芽：東漢時代
A.武帝獨尊儒術，實施以才德為標準的察舉制度
a.此作法主要是在表現「以智役愚」的精神
b.儒術講究家學淵源，幾乎都成富家巨室，故選舉也難免有營私舞弊的現象
B.東漢後逐漸出現世代做官的家族，如弘農楊氏、汝南袁氏等，被稱為「士族」或「世族」
a.「士族」指他們掌握儒學的文化傳統；「世族」則強調他們是世代為官
b.察舉制度日壞，由於仕宦家族互相提攜，門生、故吏時思報恩，士族往往積世顯宦，成為特殊階級
c.他們的權力及地位，主要仍是經由鄉舉裡選、通經入仕而取得，是建立在個人的才德和儒學傳統
  的基礎上，而不是取決於以貴役賤的門閥制度
二、魏晉時期門閥政治的形成
1.背景：分崩離析的政局
A.無論鼎立的政權或分裂對峙的各個皇朝，其統治基礎與實力都遠遜於兩漢時代
B.亂世中，世家大族日益壯大，成為曹魏新政權選任人才的來源
a.東漢末年後，北方戰爭不斷，兵役、徭役日益繁重，人民流離失所，無以維生，不得不投奔世家
  大族，充當佃客、部曲、奴婢，以求自活
b.太學和郡國學到了曹魏時代，幾已完全淪廢或形同虛設，唯有世家大族尚能維持重視子弟教育（
  門第教育）的傳統
c.曹操因身為宦門之後，曾刻意摧殘士族，但曹魏之代漢實有賴中原士族的支持
2.形成：九品中正制度
A.原因：a.漢代以來的察舉制度出現了名實不副的弊端
b.因應漢末以來社會動盪，人才流徙，無法進行鄉舉裡選的新形勢
B.實施：曹丕採陳群的建議，創新詮選人才的辦法
a.由在中央朝廷任官的本處人兼任各級中正官，將人才定為九等
b.「品」指人品，由中正官評定人物的才能道德，經司徒府核准，做為吏部詮選、任用的依據
c.強調「唯才是舉」的原則，採擇輿論，按人才優劣以定品第，不分門第高卑
C.變質：西晉以後
a.新政權為了爭取世家大族的支持，更需善加拉攏倚重
b.中正官多由高門士族擔任，不免徇私，故意抬高達官貴族及其子弟的人品等第，造成以官品高低
  決定人品及門第上下的現象
D.結果：西晉已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門閥政治
3.社會等級森嚴：士人→平民→部曲→奴隸
A.士人階級中，又有「士族」與「庶族」的貴賤之別；門第不相等，不通婚姻，甚至不同坐交談
B.士族得各募部曲（私人軍隊），叫做「義從」；庶人為求進身，往往自附於士族，叫做「門生」
C.部曲與奴隸皆屬賤民階級
三、東晉及南朝前期門閥政治的鼎盛
1.君弱臣強，世族子弟的定品更佔優勢
A.永嘉南渡後，東晉政權幸賴南渡士族（僑姓）與江南大族（吳姓）的擁戴而建立，王、庾、謝、桓
  四大家族，幾乎壟斷統治的實權
a.王敦與王導擁兵翼戴並策畫爭取南渡士族與吳地士族擁護，使東晉順利立國江南，故有「王與馬
  ，共天下」的諺語
b.肥水之戰時，賴謝安、謝玄力持鎮定，運籌帷幄，才能以寡擊眾，保全漢人在南方的立足之地
c.當時政權中心建康在揚州，而長江上游的荊州經濟、軍事實力相當大，形成荊、揚對立，君臣
  猜忌，北伐終不成
B.世族漸形成以「郡望」區別門閥高下的「門品」
C.極重視家族的「譜牒」以維繫門品於不墜，並以門品的高下為標準確立士庶之別的門閥制度
a.高門甲族：常任官品五品以上的清官高位的世族
b.次門：寒門中人品被評三品至九品者，並且累世充任最高為六品官品的家族
c.役門：指魏晉以來的庶族（寒人），沒有被評定人品的資格，即使入仕，也只能反覆充當不入流
        的寒官小吏
2.壟斷政權，享有特權
A.占田、蔭戶和免除租稅徭役等特權
a.利用租稅徭役的豁免權，廣置莊園土地、占山封澤
b.庇蔭大量的部曲、賓客、佃客、奴婢，嚴重影響國家的財稅收入與人力資源
c.土斷制：東晉時劉裕所創
(1)原因：北方南渡的僑人不必負擔賦役，造成政府稅基的嚴重流失
(2)目的：促使僑戶、流民與世家大族控制的各種人口，變成本土居民，並且納入政府的編戶，
         藉以增加賦役收入
(3)作法：以土地限制戶籍
(4)結果：因觸及門閥利益而一再遭遇抗拒，世族與皇權的衝突也愈趨尖銳
(5)影響：北人與南人之間，彼此的痕跡逐漸消沒於無形；北人「南染吳、越」，南人亦能「
         晉語」，中原正統文化與吳、越土著文化交流
B.仕宦優先權
a.南朝前期世族子弟二十即可登仕，寒門年過三十方能試吏
b.第一流高門可以「平流進取，坐至公卿」
(1)清官：事情少待遇好，為門閥士族的禁臠，不久便能陞遷高官要職
(2)濁官：與清官相反，由庶姓寒人任之，世世悲嘆時窮運蹙
(3)梁朝俗諺：「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
(4)趙翼《廿二史劄記．九品中正》：「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選舉
                                   之弊，至此而極。」
c.結果：庶姓離心，寒人離德，造成南朝政權更迭頻繁，國家意識低落
四、南朝後期門閥政治的式微
1.寒人地位上升
A.南朝四代皆定都建康，歷代開國皇帝都出身於寒門，鑑於門閥政治侵蝕國本，亟需加強君權以自固
  ，士族盛極而衰
B.世族一向鄙視吏事武職，不能勝任實務的煩勞，故皇帝大多委任寒門庶族為顧問
C.寒門庶族仍以晉身士族為榮，故士族的社會地位並未受到嚴重的挑戰
2.寒人仕進之途大開：梁武帝
A.置五經博士，開館招生，專收寒門俊才，由政府供給食宿，只要能通一經，核實後即可錄用
B.鼓勵寒人鑽研經學，提高文化素質，藉以消除華族與寒人的隔閡
C.進行官制改革，以利寒門憑藉才幹、武功取得高位，與華族平起平坐
3.門閥士族式微
A.原因
a.門第精神的喪失：軍政實權逐漸落入寒門手中的情況下，士族喪失對政權的向心力，不以改朝換
                  代為意，雖有保家之念
b.士族自身的腐朽：生活奢靡腐化，學識與能力皆不堪聞問，擅長政事的業已絕少，知兵者更不可得
c.南朝國君對士族刻意壓抑，使士族遠離了權力的核心，喪失了政治上的影響力
B.顯例：a.侯景之亂使士族子弟慘遭屠戮或淪落異鄉，建康幾成廢墟，梁朝分裂
b.陳霸先以江南寒人建號稱帝，開南朝未有之先例
C.唐宋後，門閥士族完全退出歷史舞台
a.唐太宗刊定《氏族志》，有意建立以李唐宗室為主體的新士族集團，對抗山東士族
b.黃巢之亂，士族豐饒的家園與產業慘遭破壞、譜牒散佚，門第觀念不復存在
c.宋代科舉制度的公平性，使社會階級消融快速
第二節　胡人政權與漢族高門
一、五胡十六國的北方情勢與中原世族
1.五胡十六國
A.時間：西晉愍帝滅亡～北魏太武帝（南朝宋文帝）統一北方，共120餘年，約與江南東晉政權相始終
B.得名：a.五胡－匈奴、鮮卑、羯、氐、羌
b.十六國－北魏崔鴻的《十六國春秋》，事實上不止十六國，且亦有漢人建國者
C.情勢
a.由於種族文化的歧異及人為的新仇舊怨，造成族群間的殘酷殺戮與破壞，中原地區戰亂不斷
b.前秦苻堅曾短暫的統一，但肥水之役後又告分裂
c.北魏拓跋氏再度統一北方，開啟了「北朝」之局，也帶動了胡漢民族的融合與社會經濟的復甦，
  故國力遠在「南朝」之上
2.中原士族的亂世自保
A.摶聚宗族鄉黨、部曲、門客及流民等，擇形勢險要之地建築塢堡以自衛
B.依附胡族政權以求庇護
a.胡人政權有不少慕華的君主，如劉淵、劉曜、石勒、苻堅等，積極延攬中原士族以安定政治
(1)繼續採用九品中正制度，同時也給予士族相當的優遇
(2)承認士族的權益，如石勒清定九品、慕容寶定士族舊籍、苻堅復魏晉士族
(3)從永嘉末年以來，留在中原的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河東裴氏等家族聲望提高，無論出仕
   與否，都成為胡族政權必須依賴或拉攏的對象
b.中原士族不因戰亂而沒落，反而對政局的穩定與發展，發揮一定的功效，如：張賓Õ石勒、王猛
    Õ苻堅
c.並非人人都樂於為胡族政權效命，如范陽盧諶雖深受石勒寵信，但死後的墓碑上只保留晉朝官銜
3.與南方士族的差異
A.處異族統治下，必須廣納、吸收各種力量以壯大實力，故透過婚姻、仕宦的途徑，互相合作
B.對同族常抱憐恤救濟的溫情，家族組織易趨於團結，傾向「大家族制」，較重視家族倫理
C.重視經術，希望透過政治參與，改變胡族政權，延續中原文化於不墜，並有勉力功業，提高自身政
  治地位，擴大政治勢力的目的
D.在日常生活方面，因處境較為艱困，故風氣較南朝士族為儉樸
二、北朝與中原士族的關係
1.北魏初期
A.鮮卑拓跋氏簡史
a.代國：肥水戰前所建，為前秦苻堅所滅
b.北魏（後魏、拓跋魏、元魏）
(1)道武帝拓跋珪於肥水戰後復國，至太武帝拓跋燾統一北方時，統治地位更為穩固
(2)初都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北），後徙都平城，至孝文帝時遷都洛陽
(3)於南朝梁武帝時分裂為東、西魏，後被高洋與宇文覺篡位，分別建立了北齊、北周
B.重用中原士族
a.拓跋珪：對登門求見的士族皆親自接見，量才錄用
b.拓跋燾：親發明詔，禮請各地著名士族入仕北魏
c.結果：胡漢衝突不斷
(1)鮮卑貴族多憑軍功起家，難以忍受中原士族來分享權力，對於士族的門閥態度更深感不滿
(2)歷事三朝的清河崔浩因主張實施門閥政治，為鮮卑貴族所痛惡，於撰修國史時，被指為蓄
   意「暴揚國惡」，至全族誅滅，使北方士族遭受打擊
2.孝文帝的漢化政策與門閥制度
A.漢化政策
a.先聲：初期由祖母馮太后臨朝聽政，頒行俸祿制與均田制，並致力於移風易俗
b.內容：(1)以南征齊為由，遷都洛陽
(2)禁胡服、斷北語、改姓氏、通婚姻、定姓族等，其中以定姓族的門閥制度與中原士族關
   係最密切
B.門閥制度的施行
a.目的：融合胡漢，鞏固統治基礎
b.辦法：模仿魏晉的門閥政治，在北魏上層社會中分姓定族
(1)國姓：鮮卑族除皇室元氏及同宗的長孫、叔孫等外，以穆、陸、賀、劉、樓、於、嵇、尉等八姓的門第為高
(2)郡姓：漢族根據魏晉以來祖先官爵、門第高下而定的姓族，前冠郡名，共分甲、乙、丙、丁
         四個等級，稱為四姓，非指具體的某四個姓；後又分裂成重經學儒術的「山東郡姓」
         與逐漸胡化的「關中郡姓」
(3)鮮卑八姓與漢族四姓相等，都是做正員郎以上的清官，不入姓族的就被排斥在門閥之外，完
   全承襲「以貴承貴，以賤襲賤」的魏晉遺風
c.結果：漢族高門既未擁有如東晉高門的權力，也不像南朝高門深受敬重，反被憑才幹、武功起家
        的北朝新貴極力壓制
C.結果與影響
a.加速北方胡漢的融合
b.鮮卑族內因漢化程度的差異，造成國內動亂不斷
(1)六鎮之亂：未列入八姓的鮮卑軍人，尤其戍守北方的六鎮軍官，因被排斥於門閥之外，仕進
             困難，更是心懷怨懟
(2)河陰之變：又稱「爾朱氏之亂」，爾朱榮平定六鎮後，取得政權，後又屠戮王公貴族，使北
             魏的門閥制度從此一蹶不振
c.爾朱榮之亂平定後，北魏政權再落入六鎮豪強出身的高歡與宇文泰手中，正式分裂為東、西魏
3.北朝末期：門閥制度式微
A.官吏詮選的改革
a.高歡與宇文泰均頗重視人才的選任，門閥制度已不能維持
b.學校及察舉的射策、對策制，使寒人仕進之路大開，布衣可以應試取得官職，士庶界限轉趨淡化
c.私人講學之風遠盛於南朝，有助於寒人的學習儒術和應試任官
B.漢族高門已更難憑藉高門標誌做為仕途護符
第三節　士族的思想信仰與生活
一、玄學的興起
1.原因
A.時代背景：經黨錮之禍和魏晉政治的壓迫，使得士人不敢再抨擊時政、臧否人物
B.學術背景：漢末經學日趨繁瑣僵化，促使學者轉而尋求簡化的學風
2.轉變
A.政治上：砥礪名節、參與政治→疏離冷漠、明哲保身；積極入世→消極出世
B.思想上：儒家傳統→老莊之學；個人自我之覺醒
C.關懷重心：群體秩序→個人身家
a.雖以任官於朝廷為延續門第的必要手段，但特別推崇家教（如《顏氏家訓》）
(1)家風：孝友天倫之德行
(2)家學：經籍學業之修養
b.傳統的君臣倫理發生危機
3.三玄：道家的《老子》、《莊子》與儒家的《周易》
4.內容：以探討世界萬事萬物的主體為主
5.發展
A.奠基：曹魏正始年間的何晏、王弼
a.貴無：推崇老子「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思想，表現了順乎自然的「無為」精神
b.自然與名教合一：成為西晉玄學的主流思想
(1)祖述老莊，闡揚玄學，但尊崇孔子
(2)注重經學的微言大義，而且從玄學的角度加以發揮，與漢儒重視章句訓詁的解經完全不同
(3)不反對以倫理道德為中心的儒家名教；認為名教離不開「道」，名教應該體現「自然」　→
   自然為本，名教為末
B.分化
a.原因：魏晉之際，司馬氏為了奪權，對於不合作的名士採取鎮壓手段
b.派別：(1)自然與名教可加調和－以王衍、郭象（注《莊子》）為代表，強調名教與自然實為一體
                               的兩面
(2)自然與名教不易調和－以竹林七賢的嵇康、阮籍等為代表，不受傳統禮教的束縛
C.以洛陽為中心，盛行於士族高門之間，永嘉之亂後，隨之南渡
D.東晉以降，佛學也成為清談的重要內容
6.影響：A.清談誤國－苟且偷安，不務實際，並造成一種消極頹廢的人生觀
B.其他－打破經學對思想的禁錮，同時影響到文學、藝術及文人的生活風尚
二、儒學的薪傳
1.盛況不及兩漢，但薪傳不斷
A.洛陽以外的士子，多研習儒家傳統的經書
B.《晉書．儒林傳》記載，除少數地方著姓外，多數是安貧樂道、潛心著述的地方士人　→儒學在地
   方上香火不斷
2.南北方好尚不同
A.南人約簡，得其英華
a.因玄學的南渡，浸潤於玄學思想，經常作為抽像論辯的談資
b.用者求要而不繁，得其精髓
B.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a.承自魏晉十六國，其淵源甚至可上溯自東漢
b.漢人士族在異族統治下，謹守儒家傳統，注重經學，講究經國濟民之道
c.東漢儒學重章句訓詁，學者多按字義深入解經，往往一經說到百餘萬言
三、佛教的信仰
1.傳入：西漢末年哀帝時，至東漢末年方漸盛行；印度 →大夏 →大月氏 →中國
A.東漢時仍被視同黃老之學的教派，隨著佛經翻譯的增加，人們對佛教才逐漸理解
a.首先西行求法：東漢明帝遣蔡愔至大月氏，歸時攜回《四十二章經》
b.第一座佛寺：洛陽白馬寺
B.東漢末年的政治黑暗與社會動亂，促使人們思考佛教宣揚的三世輪迴、因果報應、靈魂不滅等義理
  ，佛教才逐漸盛行
2.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
A.分兩大系統
a.小乘禪學：注重戒律和禪定
b.大乘般若學：根本思想是「本無」，與玄學的「貴無」觀念相近
B.發展：a.曹魏時始准剃度出家，朱士行是第一個西行求法取經的僧侶
b.永嘉之禍前，士族多尚清談，對佛教並無深厚信仰
c.晉室南渡後，玄學隨士族南遷，佛教才得以在中原地區迅速傳播；由於胡族君主的提倡，
  中原士族普遍以信佛者居多
d.東晉南朝的清談玄學盛行，但佛教已開始影響中國的學術界，成為清談的重要內容之一；
  士族崇奉佛法者甚多，陳郡謝靈運尤信佛法
e.佛教中心在建康，於梁武帝時達到極盛
C.著名高僧
a.南方：道安、慧遠等，與南朝公卿名士時相往來，用玄學解釋佛教教義，使佛教與玄學合流，在
        南方的士族社會中廣泛傳佈
b.北方：(1)鳩摩羅什－大量譯經外，並進一步推廣般若學
(2)僧肇－為重要的佛教理論家
(3)竺道生－主張人人皆有佛性、頓悟成佛之說，深受士族歡迎
3.政教衝突
A.南朝：主要在思想上的爭論
a.政治方面：庾冰主張「沙門該敬王者」Ö慧遠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反駁
b.思想方面：范縝的《神滅論》主張神滅、偶然論Ö梁武帝的《神不滅論》
c.文化方面：顧歡的《夷夏論》，主張貴華賤夷Ö貴夷賤華，提倡佛教
d.倫理方面：斷髮傷身Ö劉勰等人以《父母恩重難報經》反駁，佛門亦有孝道
B.北朝：兩次滅佛
a.三武之禍：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會昌法難）
b.佛教很快又發展起來，並興建不少傑作，如雲岡、龍門、敦煌等石窟，以及河南少林等寺院佛塔
四、道教的發展：與儒教、佛教合稱為「三教」
1.創立：東漢末年
A.淵源：源自古代巫術、多神教、神仙傳說的信仰
B.形成：張角的太平道（黃巾之亂）與張陵的五斗米道（天師道），使原始道教開始擁有大量群眾和
        宗教組織的形式
2.形成與發展時期：魏晉南北朝
A.東晉：葛洪
a.《抱朴子》：對戰國以來神仙方術加以整理闡述，並以鍊丹服藥學理來附會易、老，確立道教的
              神學理論體系
b.外儒內道：用儒術治國安民，用道術養生修仙，將道教的神仙理論與儒家的綱常名教結合起來
c.廣獲公卿士族的崇信，建立了貴族的「金丹道」
B.南朝：陸修靜、陶弘景
a.劉宋的陸修靜：結合天師道與金丹道，並汲取佛教儀式，為道教制定較為完整的科儀，開創了道
                教的南天師道
b.梁武帝的陶弘景：為茅山道士，繼續吸收儒、佛兩家的思想，充實道教內容，時人稱為「山中
                  宰相」
C.北魏：寇謙之
a.原是天師道教徒，後入嵩山修道，自稱得太上老君授予天師之位以整頓道教
b.以「禮拜煉丹」為主要教義，獲得北魏太武帝的尊崇，奉為國師，建北天師道
D.南北天師道的建立，代表道教已超越了原始民間宗教的形式，並且在士族社會及統治階層中獲得普
  遍的支持；無論南北方士族，均有佛道兼容的趨向
五、士族的社會生活
1.雅好玄學，崇尚清談
A.內容：從品評人物轉向以談玄為主；多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經義，摒棄世務，專談玄理
B.主客兩方的問難方式
a.談主首先提出一項討論主題並說明自己的見解，稱為「豎義」或「立義」，然後由賓客問難，往
  來答辯
b.主客雙方各舞麈尾以助談鋒，爭取優勝；麈尾成為清談必備的道具
C.開啟辯證思維的風氣，成為士族日常生活與社交活動的主要方式
a.談者崇尚虛無，空談名理，發展到東晉時代，已成為脫離現實的口頭虛語
b.在朝的門閥士族終日談玄說理而不屑不顧國計民生，使東晉偏安以至亡國
2.強調士庶區隔
A.車服異制，不能同坐交往；婚姻的對象更是嚴格限定
a.士族為了維護優越的門第族望與血統，特別講究門當戶對的婚姻，若婚宦失類，則會受到士族群
  起非難
b.受「士庶之際，實自天隔」的觀念影響，彼此不能通婚，否則將成為門閥之玷，甚至被降職、治
  罪或禁錮終身
c.南北朝時代評定門第的主要標準是「婚」與「宦」，朝廷在選任人才時，極重視審核官吏的婚宦
  關係，做為升降的主要依據
d.士族總在士族圈中通婚，以防止士庶的混淆
B.此種嚴格的身份等級觀念，雖君主之尊也無法干預
3.寄情山水，藉文藝創作以展現個人才華
A.文學：注意形式美的文學，不顧內在實質，為文學而文學
a.駢體文（四六文）：為文學主流，以曹植的《洛神賦》為千古名作
b.五言詩：田園詩人陶潛
c.有歐洲浪漫主義的色彩，也有文藝復興的藝術與人文精神
B.書法：王羲之（書聖）、王獻之父子的作品，最受推崇
C.繪畫：顧愷之的人物畫，以「春蠶吐絲」的線條作畫，其中以點晴最為傳神
4.養尊處優，極端唯我主義：見《世說新語》
A.多喪失應世能力，甚至不辨五穀，不識馬虎
B.生活極端奢靡腐化，貪污納賄公然流行；貪戀眼前享樂，以盡情縱慾為生活原則
a.西晉丞相何曾「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其子何劭「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
b.晉武帝的女婿王濟為求乳豬美味，用人乳養豬
c.嗜酒，但在日常生活中，南方士族普遍飲茶，北方士族則以酪漿為主要飲料
d.以土木為住宅主要建材，並用琉璃作裝飾，席地而坐，出門乘牛車或「肩輿」
e.士族子弟對於鳥獸豢養、博戲、鬥戲、弈棋、音樂一類的娛樂，甚為喜好
C.特重儀容：北方裝束頗受胡風影響，南方士族則著大袖寬衫，綸巾著屐，更特別講究「燻衣剃面，
            傅粉施朱」
D.此種頹廢的生活方式，是造成門閥世族腐朽衰敗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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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隴集團，又稱關隴世族、關隴貴族、關隴門閥、武川集團。關隴集團一詞由陳寅恪所創，是指北朝的西魏、北周至隋、唐期間，籍貫位於關中（今陝西省）、隴西（今甘肅省東南）的門閥世族。胡漢混血、文武合一是其特色，他們佔據了當時的統治階層，皇室亦出於此。而關隴集團又以武川（今內蒙古武川縣）為濫觴，清代考據學史家趙翼所著的《廿二史箚記‧卷十五》提到：「北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曾如此形容關隴集團：「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他並多次引用《庾子山集》，證明關隴士人與鮮卑胡姓的關係。
歷史
北魏至北周時期：發源
北魏太武皇帝延和年間，為了防禦柔然入侵，在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以北的長城沿線（今內蒙古南部至河北省北部一線）設置了許多鎮，其中較為重要的是懷朔鎮、武川鎮、撫冥鎮、柔玄鎮、沃野鎮、懷荒鎮，合稱六鎮，又稱北鎮。北魏朝廷將部分鮮卑貴族遷至六鎮，令他們為鎮民兼武士，鎮民之上設有鎮將，由其總攬當地軍政。當時六鎮地位崇高，身為六鎮之民是相當尊榮的，且擁有仕宦、復除（免除賦役）等特權。
然而到了孝文帝時代，將京都南遷洛陽使六鎮重要性大不如前；遠在邊境的六鎮之民漢化遲滯，在經濟與文化上逐漸成為弱勢。隨著孝文帝改革一系列漢化政策，六鎮特權被取消，社會階級大幅下降，反受南遷的漢化鮮卑人歧視。朝廷甚至將罪犯發配六鎮為兵，形同流放之地，當地對於改革的反感情緒不斷累積。宣武帝時，六鎮飢荒，終於引爆六鎮之亂，北魏全國陷入嚴重動盪。
從這場兵變中獲利的有懷朔鎮出身的鮮卑化漢人高歡與武川鎮出身的鮮卑人宇文泰，兩人各自擁立皇帝，使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宇文泰將武川人編成禁軍，又創立府兵制，交由同樣出身武川的八位柱國大將軍（簡稱八柱國）和其麾下十二大將軍統領，將西魏政權牢牢掌握在武川人手中。由於西魏政權主要割據關中（今陝西省）、隴西（今甘肅省東南）地區，宇文泰於是奉行關中本位政策，將西遷的鮮卑貴族和原籍山東（今山西、河北、河南）的部分士族改籍關、隴，並重用當地原有士族，逐漸形成一支新的關中士族（以京兆韋氏、河東裴氏、河東柳氏、河東薛氏、弘農楊氏、京兆杜氏為大姓）。八柱國與關中士族，這就是關隴集團的基礎和肇始。八柱國家族跟隨宇文家族對抗東魏、建立北周取代西魏、滅北齊統一北方，戰功彪炳。到了唐代，人們仍然津津樂道八柱國家族的榮耀，曰：「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當時榮耀，莫與能比！」
隋至唐前期：發展與巔峰
北周武帝攻滅北齊，統一了華北，卻在統一全國前病逝。其子北周宣帝行事乖戾，繼位後不久即禪讓予七歲幼子北周靜帝，自詡為太上皇而耽於遊樂，政事全交給天元皇后楊麗華的父親，外戚楊堅（即後來的隋文帝）。北周末期，軍事將領已由漢人佔多數，楊堅得以輕易地篡奪政權，建立隋朝。楊堅之父楊忠為北周十二大將軍之一，楊堅之妻獨孤伽羅（即後來的獨孤皇后）更是八柱國之一獨孤信的七女。可見關隴集團各家族之間經由通婚強化了聯繫，政治影響力更形提高，隋取北周而代之不過是關隴集團內部的一次權力移轉。
隋朝末期兵亂四起，其中有兩位八柱國的後裔，李虎之孫李淵（即後來的唐高祖）、李弼之曾孫李密也擁兵起義。而李淵之母是獨孤信的四女，李淵同時也是隋文帝楊堅的妻甥、隋煬帝楊廣的姨表兄，唐皇室與關隴集團、隋皇室其實有著頗密切的血緣關係。李淵之所以能夠輕易攻陷大興（長安），討平諸侯一統天下，爭取到關隴集團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因素。陳寅恪曾評價道：「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1]」關隴集團作為核心，基本上主導了隋至唐初期的政治格局和走向，這段時期門閥政治的特徵十分明顯，改朝換代並不影響關隴集團的政治地位。隋代雖已開始實行科舉制度，寒門與庶族士人逐漸參與政治，但多不居顯位，難有大作為。
自南北朝以來，社會便流行以門閥評定一個人的地位高低。唐初世族主要有四大門閥且各有所尚：山東士族尚婚姻；江左士族尚人物；關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貴戚。[2]眾多世族大家之中，以山東七姓十家（太原王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最為顯貴，就連唐初名臣房玄齡、魏徵、李昉等人均爭相與山東士族聯姻。以李唐皇室為代表的關隴集團為了鞏固地位，著意改組世族大家排名。唐太宗李世民繼位後，在閱覽編成的《氏族志》時不滿道：「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解人間何為貴之？[3]」於是命高士廉編著《氏族志》，將天下氏族分為九等，第一等為李唐皇族，第二等是外戚；表示皇族才是最高等，以貶斥士族，壓抑舊有的門閥勢力。
武周至唐後期：衰弱和終結
唐太宗死後，關隴集團的首腦長孫無忌自恃擁立唐高宗之功，專橫排斥政敵。而武則天則以美色討好高宗，高宗也出於自身加強皇權的需要，利用「廢王立武」等連續事件使長孫無忌倒台，離開政權核心。武則天雖係關隴集團出身，卻是疏遠的家系，祖籍并州文水縣（今山西省文水縣），並非關隴集團的傳統地理範圍；其母楊氏雖出身於隋朝宗室，但其父武士彠原只是商人，因追隨李淵開國有功而受封，並無關隴集團世族背景。故在武周時期，武則天為了鞏固政權，著手瓦解原李唐核心的關隴集團，採用酷吏、崇尚進士文詞詩賦之科、使文武分流、延攬不滿關隴集團大權在握的士人。科舉制雖然在隋代便已實行，但中舉的考生少有登高位者，主要權位還是為關隴集團所掌控。直到武則天積極任用舉人、進士及第，以鞏固武周政權，才打破此一局面。武則天病重，張柬之等人乘機發動神龍革命，推翻武周政權，李唐皇室重新掌握大權。
唐玄宗在開元時期多繼續任用武周晉升的舉人，但在天寶以後便漸漸提拔李林甫等世族成員上位，一定程度上恢復了關隴集團的統治。直到安史之亂、牛李黨爭，關隴集團的優越地位迅速下降，科舉出身者位居朝廷要職的情況愈來愈普遍；加上唐代後期宦官干政甚至掌握兵權、殺廢皇帝，這些都嚴重地削弱了關隴集團的影響力。黃巢之亂後，數百年以來的社會階級隨著唐朝滅亡一同瓦解，傳統士族死傷殆盡，地方藩鎮勢力崛起，門閥政治無以為繼，關隴集團也不復存在了。
關隴集團崛起的原因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漢廷以經學甄才，經學學者入朝為官，將學問傳授其子弟，日後繼續仕宦。這個模式在一些家族中代代相傳，累世經學造就累世公卿，東漢時社會上已出現一批世代為官的名門望族，士族（或稱世族）的雛形。魏晉實行九品中正制，出身與姓氏成為用人的重要依據，強化了士族對官職的壟斷和世襲，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到了南北朝，各朝政權的穩固無不倚賴門閥的支持，如此重視門第的社會環境可謂是關隴集團崛起的土壤。
為了在關隴地區鞏固西魏政權，對抗國力較為強大的東魏，宇文泰實行關中本位政策，「不復以山東江左為漢化之中心也。[4]」宣傳關中地區自周朝以來的文化正統性，沿襲北魏孝文帝的多項漢化政策，並重用關中士族，有別於東魏的排斥漢化。胡漢融合的結果，跟隨宇文泰西遷至關中的鮮卑人與鮮卑化漢人最終漢化，其剽悍尚武的民風卻也感染了關中士族，文武合流、士人能文能武的風氣成為了關隴集團的一大特色。這使得關隴集團在南北朝盛行的世族政治中迅速崛起，成為北周隋唐最強大的政治力量；這段時期頗有「武人政治」色彩，和後來宋朝的「文人政治」有著明顯的不同。要求士人文武兼修的風氣，直到武周時期科舉抬頭後逐漸衰退。
反對説法
岑仲勉反對曰：「況隨宇文泰入關之北族，雖暫改河南郡望為京兆，但至唐時已大都恢復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趙郡，又何礙於隴西而堅持不改？陳氏之說，殊未可信。」「陳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於西魏以來關隴集團之外，無非歪曲史實以遷就其臆見。」汪榮祖《陳寅恪評傳》則認為岑氏對於陳說趙州昭慶二陵及《光業寺碑》未能提出反證，無法動搖陳說。
黃永年認為關隴集團只存在於西魏、北周和隋初期，隋煬帝時因把政治中心東移，並引入原南朝官僚來制衡北方官僚而逐漸衰落解體，唐初已不復存在。唐高祖時期的功臣和宰相出身關隴的不及半數，並不足以稱為一個集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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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士族高門"四姓"，不屑與宰相聯姻
2018-03-09 由 談史說事 發表于歷史
自古以來，和宰相之家聯姻應該是無比榮耀的事情，但有些家族並不如此認為。
自東漢以來，豪強大族崛起，他們在中央和地方都擁有強大的勢力，子弟遍布朝野，即擁有政治權力，同時還壟斷知識。這些家族逐漸形成了"士族"階層。在不同時期，頂級的士族產生了"四姓"的稱謂，東漢初年，光武帝的后妃樊氏、郭氏、陰氏和漢明帝皇后馬氏四大家族稱"四姓小候"，或簡稱為"四姓"。
三國時期，吳國有"顧陸朱張"四姓。東晉建立後，南渡士族中又產生了"王謝袁蕭"四大門閥。在北方，北魏孝文帝時期將"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四大望族欽點為四姓，將四姓女子選入後宮。《資治通鑑》記載"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
在"五胡十六國"和"南北朝"的動亂年代，士族階層成為保守傳統中華文化的核心，他們恪守儒家倫理，以正統自居，擁有強烈的文化優越感，和崇高的社會地位。
唐朝建立之後，南方士族衰落。而以北魏"四姓"為代表的北方士族，仍然以門第自矜。儘管李唐皇族自居為士族高門"隴西李氏"之後，在四姓為代表的關東士族高門眼裡仍是來歷不明又沒文化的"暴發戶"。為了保持他們的優勢地位，他們採取了內部通婚的方式，拒絕與外姓聯姻。
唐高宗時，宰相李義府想要和「四姓」攀婚，但他儘管出身官宦之家，在"四姓"看來還是門第寒微"不入士流"，通婚請求不幸被拒絕。憤怒的李義府上書高宗，請求高宗下詔禁止"七姓十家"間的互相通婚。
李義府
《新唐書·卷九十五·列傳第二十》：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昏（婚）。
這七姓十家"隴西李氏、太原王氏、滎陽鄭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趙郡李氏"從此稱為"禁婚家"。然而，事實上這個禁令並未起到作用。
《新唐書·高儉傳》記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昏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
"禁婚家"的禁令不但沒有削弱士族的崇高地位，反而成了士族高門的稱謂象徵。唐文宗曾經哀嘆，儘管李唐已經君臨天下200餘年，然而想和"四姓"通婚的還是比想和皇室聯姻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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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政治鬥爭工具的唐代譜學
作者：倉修良
我們在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譜學發展時，曾指出此時的譜牒學所以會得到蓬勃的發展，是與當時的豪族地主在政治、經濟勢力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 地方豪族地主政治、經濟勢力的膨脹，門閥制度的形成，是譜牒學得以高度發展的社會基礎和政治條件。 加之「九品中正」的用人制度和門當戶對的婚姻要求，也都成為促使譜牒學發展的重要因素。 到了唐代，譜學雖然同樣得到了發展，但是它卻出現了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不同的特點，而最重要的則是它與唐代整個史學發展一樣，其編修權幾乎全為官府所壟斷，而它的服務物件則是中央集權的最高統治者。 而從譜學本身而言，魏晉南北朝時期譜學著作，多為一家一族所修的宗譜、族譜、家譜為主，雖然也有總譜、州郡譜的編修，但不是譜學發展的主流，並且都是為政府掌管戶籍為主要目的而編修，因為九品中正的用人制度， 選人標準必須嚴格以譜籍為准，同樣國家賦稅徭役和兵役的生疏招募，也都以譜籍為依據，因而對於篡改譜籍者處分極嚴。 當然，此時的譜學既是伴隨門第制度而發展起來的，自然就成為維護門閥豪族利益的工具。 可是，剛建立不久的唐朝政權，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權，與地方豪族勢力割據自然是勢不兩立的。 加之唐王朝的政治集團中，許多開國元勳和樞要大臣中，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庶族地主、農民起義的將領和寒素之家，如曾身任大將、宰相重職的李勣，在臨死前還稱自己為「山東一田夫」，唐太宗曾稱魏征為「田舍翁」，又如劉洎、馬周、 張亮等都是來自寒門。 他們雖然都掌有實權，但其出身與士族還有一定界限，因此，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影響顯然還敵不過山東士族和江左名門。 唐朝當權者面對這一社會現實，很快決定要利用編修譜牒這一措施，來提高政治集團的社會地位、調節地主階級的士庶之間關係，以便鞏固其政權的統治。 為此，不惜花費巨大代價一次又一次地組織力量編纂大型的全國性譜牒著作。 這就說明唐代的譜學編纂，主要是掌握在政府手中，幾部大的譜牒著作全是出自官修，所以我們說，唐代譜學的編修，實際上已經成為統治階級之間政治鬥爭的工具。 
唐代譜學發展與政治鬥爭
眾所周知，隋末農民大起義，曾打亂了整個封建統治的秩序，魏晉南北朝以來的門閥制度、世家豪族制度遭到了嚴重的打擊，起義軍「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 因而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勢力確實都大為衰落，出現了所謂「燕趙右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德義之風，名雖著于州閭，身未免于貧賤 的現象。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氏族地主儘管遭受到嚴重的打擊，卻並未因此就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相反，在唐朝政權建立以後，雖然失去了往日那種威嚴和顯赫聲勢，但在社會上仍有一定的地位和勢力影響。 就連唐朝政權中的許多重要大臣，還紛紛爭著向山東那些士族攀婚，想以此來抬高在社會上的地位，當時三品以上之官，「欲共衰化舊門為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 」特別是以崔、盧、李、鄭為首的山東世族，更是以士大夫自居，妄自尊大，嫁女時必多方索取聘禮以抬高其身價。 這一現象，表現的雖然僅是婚嫁財禮問題，其實也是一種鬥爭的手段，說明原有的世家大族，對新政權的不服和抵制，他們絕對不肯輕意地放棄原有的權勢地位和利益。 因而這種情況，甚至使唐太宗感到深深不安，認為這種情況如果讓其發展下去，勢必嚴重敗壞社會風氣，乃至動搖新政權的鞏固。 為此他不得不專門發佈了一道禁令：（貞觀）
十六年六月詔：氏族之盛，實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義。 自有魏失禦，齊氏雲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右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俗或乖德義之風，名雖著于州閭，身未免于貧賤。 自號膏粱之胄，不敦匹敵之儀，問名惟在於竊貲，結褵必歸於富室。 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媾，多納貨賄，有如販鬻。 或貶其家門，受屈辱于婚婭；或衿其舊族，行無禮于舅姑。 積習或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 騰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化蠹害，咸已懲革，唯此敝風，未能盡變，自今以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各合典禮，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賣婚。 
已經發展到需要單獨頒佈禁 令加以禁止，問題的嚴重程度也就可想而知。 值得注意的是，新建立的唐王朝政治集團，其皇室雖然自稱為隴西李氏，屬於關隴士族。 但正如上文已講，其開國元勳和樞要大臣中，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庶族地主、農民起義領袖和寒素之家，在社會上根本就沒有地位，因而就紛紛想方設法，與舊的氏族通婚，想以此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於是舊氏族就越發覺得自己高貴，便不約而同的都抬高禮金，因而便出現了因「慕其祖宗，競結婚媾，多納貨賄，有如販鬻」的社會風氣。 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唐太宗自然知道，這個現狀必須加以改變，一則是要設法提高皇室新貴們的社會地位，再則便是調整統治階級的內部關係，協調士庶之間的社會地位。 最後他決定借助于編修一部大型的全國總譜來達到上述目的。 還在貞觀五年（631），唐太宗便「詔（高）士廉和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孤德棻等刊正姓氏。 於是普責天下譜牒，仍憑據史傳考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 按照唐太宗的原意，一則是要對全國譜牒進行一次清理審核工作，根據史書記載，考定其真偽，這就說明，當時的譜牒非常混亂，許多門第低下的的庶族地主和清寒之家，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往往偽造郡望，篡改譜牒。 再則就是對現有官職人員進行一次評定，評定標準就是「忠賢」與「悖逆」，這實際上就是唐太宗修編《氏族志》的兩條原則，即既承認歷史，又肯定現實。 這中間自然是包含著協調、調和的味道。 可是高士廉等人大多出身于舊的士族，受舊傳統的影響較深，因此對唐太宗的意圖還未能領會，故新編的《氏族志》原是要藉以抑壓山東舊士族的社會地位，而其初稿競仍把黃門侍（正四品）山東士族崔幹列為第一等（共分九等）。 唐太宗看後大為不滿，並嚴厲地指出：
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雲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 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依託富貴。 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 祗緣齊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 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績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 見居三品以上，欲共衰化舊門為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 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 昔漢高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平定天下，主尊臣貴。 卿等讀書，見其行述，至今以為美談，心懷敬重。 卿等不貴我官爵耶？ 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 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 
由於高士廉等人對唐太宗要求編修《氏族志》的意圖精神實質領會不進，加之他們這批人本身都出身于舊的士族，因而士族的門第觀念可以說是根深蒂固，以致編修出的《氏族志》初稿，使唐太宗很不滿意， 迫使唐太宗不得不再作出更加明確的指令性原則。 即「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 」這就是說，《氏族志》的編修，不必再過於突出舊的門第觀念，因為他們已經是「世代衰微，全無冠蓋」；而應當「崇重今朝冠冕」，因為「凡在朝士，皆功績顯著，」他們都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尤其應當突出李唐王室的崇高地位，肯定其在「 平定海內，天下一家」的巨大功勞。 唐太宗還怕高士廉等人再不領悟，又特地舉了「漢高祖只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天，主尊臣貴，」以作啟示。 按照這一新的精神，對該書重加刊定。 重新編定的《氏族志》，將皇室列為第一，外戚列為第二，崔幹列為第三等。 對於這次《氏族志》的編修過程，《資治通鑒》裡有一段較為全面的敘述：
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 先是山東人崔、盧、李、鄭諸族，好自衿地望，雖累葉陵夷，苟他族欲與為婚姻，必多責財幣。 或舍其鄉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 上惡之，命士廉等偏責天下譜牒，質諸史籍，考其真偽，辨其昭穆，褒進忠賢，貶退奸逆，分為九等。 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抑，以為英賢，豈在世祿乎！ 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 況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卯然以門弟自負。 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棄廉忘恥，不知世人何為貴之！ 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勳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 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 而求與為昏，雖多輸金帛，猶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 今欲嫠正訛謬，舍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 」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於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為第三。 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于天下。 
通過《氏族志》編修過程的瞭解，人們可以看到，這部全國性大型譜牒著作的編修，其編修分等的標準，不再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所持的門第和郡望，而是以「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 這一措施，對於以山東士族為代表的舊的士族勢力無疑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當然也就提高了李唐統治集團的政治威信，同時也就提高了其他新貴們的社會地位。 由於對山東舊士族仍舊列為第三等級，這實際上是對舊望與新貴之間作了一次重大的協調作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了地主階級內部相互間關係，自然有利於鞏固新的政權。 這麼一來就將法令和制度通過譜牒著作形式，把全國的舊望與新貴的地位都固定了下來，使那些本不為士族的新貴們進入新貴先列，舊士族的地位雖然被一定程度作了壓低，但畢竟還可以與那些新貴們同列，這也就是新、舊之間妥協的一種表現。 於是便形成了一個以皇族為中心，功臣、外戚為輔佐，包括原有舊士族在內的新士族集團。 由此可見，譜學在當時已經成為最高統治者用以政治鬥爭的一種工具，而作為譜學著作的功能與內容，與魏晉南北朝時期亦已起了很大的變化，昔日講門第、講郡望，梁武帝時的侯景雖大權在握，由於門第低下，就是不能與處於高門的王謝通婚， 因而宗譜的編修，總是要強調自己祖先在歷史上的顯赫地位。 而如今的譜牒編修，則「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也只講當今現實而不必再去記載歷史了。 事實上這一變化也並非是一帆風順的，高士廉等人第一次拿出的《氏族志》初稿將崔民幹列為第一等級，就說明了他們的抵觸情緒，也說明了舊的勢力影響在社會上還是相當大的。 這個社會的現實，當然使得譜學家當中在劃分社會上的「右姓」標準時，也就產生了不同的觀點。 正如當年譜學家柳芳所說：「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為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為右姓；柳沖《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 可見儘管統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立下標準，但是作為每個譜學家來說卻未必個個都會照辦，因而事實上卻存在著很大的分歧，當然在所編修的譜牒著作上就必然要出現不同的分類主張，這就是政治鬥爭在譜牒學上的反映。 
對於唐太宗下令所修之《氏族志》，在平衡、協調士、庶之間的關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參與編修者亦大多瞭解熟悉氏族狀況與譜牒著作，因此，修成後還是得到大家的好評，因此，在《舊唐書•李義府傳》中曾這樣說：「 貞觀中，太宗命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諳練門閥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為永式。 」然而時過不久，武則天當權以後，她依靠庶族官僚李義府、許敬宗等勢力，貶殺了長孫無忌與褚遂良等人。 為了進一步打擊關隴集團，鞏固她的勢力，在李義府等人的慫恿下，她于顯慶四年（659）便通過唐高宗下詔改修《氏族志》為《姓氏錄》，理由是《氏族志》不敘武后家世。 對於這一舉動，《舊唐書•李義府傳》中有段記載直接透露了真實情況：「義府恥其家代無名（指世代不是名門望族），乃奏改此書（指《氏族志》），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重修。 志約等立格雲：‘皇朝得立品官者，皆升士流’。 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為《姓氏錄》。 由是縉紳大夫多恥被甄敘，皆號此書為‘勳格’。 義府乃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 關東魏、齊舊姓、雖皆淪替，猶相矜尚，自為婚姻。 義府為子求婚不得，乃奏隴西李等七家，不得相與為婚」。 至於如何劃分等級，《新唐書•高儉傳》則有詳細說明：
高宗時，許敬宗以（《氏族志》）不敘武后世，又李義府恥其家無名，更以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十二人刊定之，裁廣類例，合二百三十五姓， 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敘所以然。 以四後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敘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余屬不入，改為《姓氏錄》。 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升譜限，縉紳恥焉，目為‘勳格’。 義府奏悉索《氏族志》燒之。 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婚；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為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 先是，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為冠。 其後矜尚門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 王妃、主婿皆取當世勳貴名臣家，未嘗尚山東舊族。 後房玄齡、魏征、李勣複與婚，故望不減，然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懸隔。 李義府為子求婚不得，始奏禁焉。 共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為敝雲。 
這段文字不僅說明了編修《姓氏錄》的區分等級標準，而且將隴西李等「七姓十家」不得相與為婚者一一列出，尤其是將當時通婚「納幣」還按官品分為三等及每等「納幣」數量之不同也都列出，這對於研究當時社會風俗 、士、庶之間的關係都有重要價值，特別是唐初級統治者譜牒的編修，舊的世家大族嫁女必索高額「納幣」則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因此，它是研究唐代統治者編修譜牒過程中一條非常重要的資料。 從《姓氏錄》編入標準來看，只要夠得上五品官職人員，皆可進入士族的行列，就連兵士得軍功入五品者也在此範圍之內。 這麼一來，無疑就將士族的範圍更加擴大，進一步促進了士、庶的合流。 所以我們說，這次改訂《姓氏錄》，是對舊的士族營壘又一次大的衝擊。 像原來在《氏族志》中根本無名的後族竟被列為第一等，許敬宗、李義府等也都擠入，其它就可想而知了。 當然，也許因為收入過濫，編修過程中也遭到了許多士大夫的抵制和反對，並拒絕編入其中。 「由是縉紳士大夫多恥被甄敘」。 可見在編修過程中同樣存在著激烈的鬥爭。 就如從上文所引人們可以看到，李義府為了不讓人家知道他是出自寒門，竟然「奏收天下《氏族志》焚之」，與唐太宗當年「頒下諸州，藏為永式」的首令唱起對臺戲。 看來唐朝統治集團的人物，對於利用譜牒作為政治鬥爭工具似乎都一點也不含糊。 至於李義府所以敢於如此張牙舞爪，肯定是得到武則天的認可和支援，他只不過是在狐假虎威而已，因為這些做法都正適合武則天的要求，她正是要通過這些措施，以達到打擊其政敵的目的。 當時儘管不少「縉紳士大夫多恥被甄敘」，進行抵制和反對自然都是無濟於事，由於士庶合流，畢竟是唐朝社會政治發展的總趨勢，而每次譜牒的編修，總都是要將當日處於高官地位者都收入譜中，不管這些高官當時社會地位如何， 這勢必就更加促使士、庶合流的趨勢加快。 這正是唐朝的譜學功能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譜學功能最大的不同之處。 我們已經講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譜學著作的編修，無論是官府主持的統譜還是私家編修的族譜，很重要的一點都必須標舉郡望和顯示門第，因為當時的政權是代表各個地方世家大族利益的。 有的學者認為，「六朝以前，譜學在官，唐宋而下，譜在私家」。 我們認為，這一結論並不確切，因為六朝時期的譜學歷史發展說明，此時基本上是「譜在私家」，只有唐代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譜學在官」，至於宋代則開啟了真正意義的私家之譜的編修歷史，曆元明清而不變。 就如唐代譜牒學家柳芳曾說，「善言譜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 這裡所講的譜，顯然就是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譜牒；再如南宋學者鄭樵，在《氏族序》中說：「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 」 這兩條材料都在說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譜學主流並不在官，而是世家大族所修之宗譜、族譜，所謂「系之地望而不惑」，指的就是對於當時的各個郡望都必須熟悉，這實際上只有通過各個宗族、家族的譜牒才能做到。 這種宗譜、族譜應當說是普遍存在的，《世說新語注》中還為我們流傳有三十九種家譜。 當然，所修之族譜、家譜，都必須上造官府，「藏于秘閣」，而政府也掌握有總譜和州郡譜，所以鄭樵在《氏族序》中又說：「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掇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詳實， 藏于秘閣，副在左戶。 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書；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 此近古之制，以絕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 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 這裡所講，會是指魏晉南北朝之事，這與柳芳所說是一致的，所謂「系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 」實際上就象當時譜學家王弘那樣，「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必須對當時的重要譜牒都非常熟悉，對世家大族的郡望都非常瞭解，否則是做不到的。 特別要注意的是，「歷代並有圖譜局」，專門管理收藏譜牒之事。 唐代則改稱「圖譜院」。 五代乃是譜學發展的一個大轉變，歐陽修就曾講過：「自唐末之亂，士族亡其家譜，今雖顯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譜學由是而廢絕。 」 而蘇洵亦說：「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 兩人都講，唐末以後，譜學廢絕，顯然這個講法並不確切，因為宋代開始，私家之譜開始興起，修譜之事，真正走入普通百姓之家。 因此，我們說籠統地說「六朝以前，譜學在官，唐宋而下，譜在私家」並不確切，尤其是唐宋兩代，更不應當連稱，因為譜學在這兩個朝代所處地位和發展則全然不同。 當然，這裡我們也要指出，鄭樵說，「姓氏之學最盛于唐」的結論也是不對的，根據我們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乃是我國譜牒學發展的鼎盛時期。 
神龍元年(705)，譜學家柳沖上書，言太宗時期所修之《氏族志》「至是百年，而諸姓至有興替」，「請改修《氏族》。 」「中宗命沖與左朴射魏元忠及史官張錫、徐堅、劉憲等八人，依據《氏族志》，重加修撰。 元忠等施功未半，相繼而卒，乃遷為外職。 至先天初，沖始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侍郎陸象先及徐堅、劉子玄、吳兢等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奏上。 」「開元二年，又敕沖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錄》，奏上。 」 至於柳沖上書的內容，《唐會要》的《氏族》篇較為詳細記載：「神龍元年五月十八日，左散騎常侍柳沖上表曰：‘臣聞姓氏之初，《世本》著其義，昭穆之序，《周譜》列其風。 漢晉之年，應、摯明宗系之說，齊梁之際，王、賈述衣冠之源，使夫士庶區分，懲勸攸寄，昭之後世，實為盛典。 臣今願敘唐朝之崇，修氏族之譜，使九圍仰止，有化承風，豈不大哉！ ’上從之。 至先天二年三月，柳沖奏，所備《姓族錄》成，上之，凡二百卷。 又於今刊定，至開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畢，上之。 」 這是唐朝建國以來第三次大規模官修譜牒，其宗旨也非常明確，「敘唐朝之崇，修氏族之譜，使九圍仰止，有化承風。 」而入譜之標準，則「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 」 這個標準就充分說明，這部大型譜牒著作，是地主階級內部鬥爭又一次大協調，也是士、庶矛盾逐漸趨於淡化在譜牒著作上的反映。 也正因為士、庶矛盾已日益緩和，其界限也日趨縮小，因而全國性的大規模的編修譜牒工作此後也就不曾再出現，因為此時作為政治鬥爭工具的譜牒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 此後，官修之譜牒著作，雖然先後還有唐肅宗乾元元年（758）賈至撰《百家類例》十卷，憲宗元和七年（812）林寶撰《元和姓纂》十卷，文宗開成二年（837），林寶與李衢撰《皇唐玉牒》一百十卷，代宗永泰二年（776）柳芳撰《 皇室永泰譜》二十卷，文宗開成四年（839）柳璟撰《續皇室永泰譜》，同年李衢還撰有《皇后譜牒》等。 從以上所列明顯可以看出，自開元二年《姓族系錄》修成後，唐朝官修之譜牒，無論在規模上與內容的重要性上，都遠不如以前了，特別在性質上更加如此。 開國以來所修之譜牒，內容都為刊正全國姓氏之等級，辨門弟之高下，協調士、庶鬥爭之矛盾，拉平士、庶之間的界線，而後來所修，大多僅為皇室之譜。 這種現象的出現，正如瞿林東先生所說：「這種現象，曲折地反映出唐代建國以來的近百年中，士庶鬥爭日益緩和（不是矛盾消失了，而是被新的矛盾所代替），士、庶界限日漸縮小，唐代譜學（主要是官修譜牒）作為士、庶鬥爭的一個工具， 已逐步失去它的作用而不斷走向衰落。 」 事實上經過《氏族志》、《姓氏錄》等大型譜牒的編修，用政治手段重新評定了全國姓氏的等第，突出皇室和功臣的社會地位，壓制舊的士族門閥勢力，削弱門閥觀念，通過譜牒著作這個形式，加以固定下來，並使之合法化。 六朝以來的豪門士族，經過多次衝擊，確實已經衰落凋零。 唐朝後期參加過政治革新的政治家、詩人劉禹錫的兩句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可以視為這種衰落凋零的真實寫照。 
唐中葉以後，由於士、庶矛盾已經基本緩和，唐朝統治者不再重視全國性的譜牒編修，因而在譜牒著作上出現了許多混亂不實的情況。 《新唐書•高儉傳》雲：「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為衰。 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訖無考按，冠冕皂隸，混為一區，可太息哉！ 」又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十二月，「宗正寺奏，得當司修圖譜官李宏簡，伏以明德皇帝之後，興聖皇帝以來，宗祊有序，昭穆無差。 近日修撰，率多紊亂，遂使冠履僭儀，元黃失位，數從之內，昭序便乖。 今請宗學自常參官並諸州府及縣官等，各具始封建諸王，及五代祖、及見在子孫，錄一家狀，送圖譜院，仍每房納，于官取高，處昭穆取尊，即轉送至本寺所司屬籍，稍獲精詳。 」 從上引兩條材料充分說明唐朝中期以後，以致許多官員都紛紛提出呼籲，而最高統治者則僅僅應付百已。 這就忠心說明唐代後期譜學發展已經走入了低潮，特別是官修之譜牒。 
唐代譜學發展與社會風氣
唐代的譜學發展與魏晉南北朝時期一樣，既有政治上的因素，它成為當時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得力工具，又有社會上的需要，直接反映了唐朝前期的社會風氣。 特別是魏晉以來那種門第觀念，吹噓、炫耀自己門第的高貴，在唐初社會上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 上自開國君主李淵，下至達官顯貴，無不以出身右族而自豪。 李淵在大臣面前一再炫耀自己出身高貴而非常得意。 武德元年（618），他對內史令竇威說：「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 今我已為天子，公為內史令，本同末異，無乃不可乎？ 」威曰：「臣家昔在漢朝，再為外戚，至於後魏，三處外家，今陛下龍興，複出皇后，臣又階緣戚裡，位忝鳳池，自唯叨濫，曉夕兢懼！ 」高祖笑曰：「比見關東人崔、盧為婚，猶自衿伐，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 君臣二人，相互吹捧，一唱一和，實已達到得意忘形的地步。 武德三年，他又對尚書右僕射裴寂說：「我李氏在隴西，富有龜玉，降及祖彌，姻婭帝王，及舉義兵，四海雲集，才涉數月，升為天子。 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賤，劬勞行陣，下不聊生。 公複世胄名家，曆耿清要，豈若蕭何、曹參，起自刀筆吏也！ 唯我與公，千載之後，無愧前修矣！ 」 這裡不僅自我吹噓，而且認為自己出身高貴，比歷史上其他帝王要來得非凡，他竟把蕭、曹起自刀筆吏覺得不足掛齒，門第觀念在他的頭腦裡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上行下效，君主尚且如此，大臣們自然也都紛紛「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 」 至於出身庶族寒門的官吏，也都想方設法與「山東舊族」攀親，以此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有的還冒充士族，篡改郡望。 如李義府本瀛州饒陽的庶族，因擁戴武則天而當上宰相。 為了說明自己出身高貴，競聲稱自己是趙郡人（趙郡李氏是山東士族），厚著臉皮和趙郡李氏敘家譜，排輩分。 《舊唐書•李義府傳》載：「義府既貴之後，又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眾。 給事中李崇德初亦與同譜敘昭穆，及義府出為普州刺史，遂即除前。 義府聞而銜之，及重為宰相，乃令人誣構其罪，竟下獄自殺。 」這些事實都在說明，門第觀念在當時社會上的影響是何等之深！ 而譜學在其中更顯示出它的特有的重要作用。 
魏晉南北朝時期，婚姻的門當戶對要以譜牒依據，成為當時譜學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這一重要的社會因素，在有唐代社會中不僅繼續地在發生作用，而在唐朝前期的社會中，那些舊的士族，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 更以婚姻嫁娶作為手段對當權的皇室功臣進行鬥爭。 他們利用婚姻上的門當戶對這一社會風氣來維護其舊有的高貴的傳統地位。 至於那些掌了權的新貴們，也都很想與名門士族聯婚，以達到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與聲望。 就連開國功臣魏征、李勣等人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 《新唐書•高儉傳》載：「房玄齡、魏征、李勣複與婚，故望不減。 」上文已經講到的李義府，曾為其子向舊的士族多次求婚而不得，一怒之下，「乃奏隴西李等七家，不得相與為婚。 」高宗時的宰相李敬玄三娶皆山東舊族，史載：「敬宗久居選部，人多附之。 前後三娶，皆山東士族。 又與趙郡李氏合譜，故台省要職，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 」而自己則是「亳州譙人也。 」 即使自己出身寒門的武則天，在嫁女兒時，同樣因門不當、戶不對而發火。 據《通鑒》記載，唐高宗開耀元年（681），薛尚尚武則天之女太平公主。 武則天聽說薛尚之嫂蕭氏，弟媳成氏出身均「非貴族」，居然說：「我女豈可使與田舍女為妯娌，」甚至還要迫使蕭、成二家與薛家離婚。 更有甚者，又據史書記載曾位至宰相的薛元超，由於未能與山東五大姓王、崔、盧、李、鄭聯姻，竟成為他人生三大憾事之一。 《隋唐嘉話》載：「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進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參修國史」。 （對於不得參修國史一事，與正史紀載有出入，《舊唐書》本傳載：「預修《晉書》，兼修國史。 」整個唐代社會風氣就是如此，無怪乎唐文宗時則有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之感慨。 既然婚姻要講門當戶對，那麼就必須講究、熟悉譜學。 這就是譜學在唐代得以迅速發展的社會因素。 這股社會風氣影響很大，就連許多著名的史學家、學者、詩人，亦無不從風而靡。 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就非常熱衷於劉氏家譜的編修，先後撰成《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 並以自己出身于彭城劉氏這個名門望族、又是帝王之後、累世通顯而感到自豪。 他還提，以後「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 」 這一建議，本身就反映了譜學在社會生活中所發生的影響與作用。 史書的編寫，必須反映社會的現實，這是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一個優良傳統。 魏晉以來直到唐代，譜學既然在社會生活中起著如此重要的作用，史書中理所當然的應當有所反映。 後來鄭樵在《通志》中撰有《氏族略》實受到劉氏之啟發。 著名大詩人杜甫則一直以杜姓乃陶唐氏堯皇帝后人而自豪，又以東晉學者杜預為自己遠祖而驕傲，據有關學者研究，他的詩作中曾反復有吟詠自己作為陶唐氏後裔而感到榮耀。 
由於唐代整個社會風氣如此，因此，與魏晉南北朝一樣，社會上對譜學看得很重，私人不得隨意篡改譜系，否則同樣要受到社會的輿論遣責，雖然沒有魏晉南北朝那樣，對篡改譜籍者處分甚嚴，乃至處以極法， 在唐代雖不至於如此，但仍不可私意為之高下，清代史家趙翼已經指出：「其時有私意為高下者，人輒非之。 」「可見譜學之嚴，雖為當朝勢力不得遽為升降。 」 他還列舉唐代譜學家孔至事蹟為例，《新唐書•儒學中•孔若思傳》載：「若思子至，字惟微，曆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 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近世新族，剟去之。 說子垍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紛紛邪？ ’垍弟素善至，以實告。 初，書成，示韋述，述謂可傳，及聞垍語，懼，欲更增損，述曰：‘止！ 丈夫曆筆成一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遂罷。 」可見當時在高門與新貴之間在編修譜牒問題上可以說是一直存在著鬥爭。 當然，在這過程中，譜學的編修，必然也就形成了兩個對立的派系。 
綜上所述，可見唐代的譜學是魏晉南北朝譜學的繼續和發展，但它的作用卻又有著非常明顯的很大區別。 我們已經講過，魏晉南北朝的譜學，是伴隨著門第制度發展起來的，是為維護門閥豪族利益服務的。 正如上文所引柳芳和鄭樵的論述所講：「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 」「官之選舉，必由於簿壯；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 」「譜籍」、「簿狀」，都是當時用來選官的重要根據；而劃分門第，又是根據歷代做官的情況而定，凡是能夠列入高上門閥者，必然都是累世冠冕之家，也就是後來人們稱之為「望族」，郡望高貴之家族。 故譜牒服務物件在當時是十分明確。 而唐代實行的是進士制度，九品中正制的選官法早已廢除。 因而唐朝的進士選官已無需考查「譜籍」與「簿狀」了。 唐代歷次大規模官修譜著作，都旨在突出皇室和功臣的地位，使那些出身于寒門庶族的新貴們獲得士族的合法社會地位和身份，削弱門閥觀念，對於舊的士族除用政治手段加以壓制外，再通過修譜使之合法化。 因此，每一次編修，都起到衝擊、摧毀舊士族的勢力與地位，以達到混士、庶為一的目的。 當然，它們仍然作為統治階級政治鬥爭的工具，只不過服務物件和方法都變了，政治鬥爭的性質更加明砍確了。 至於反映社會風尚，維繫婚姻舊的傳統，譜學還是在繼續發揮作用。 到了唐代後期，由於士、庶界限逐漸淡漠，兩者矛盾、鬥爭也逐漸緩和，我們上文講了，官修譜牒也就隨之衰落下去。 這就是歷來學者認為五代以後，譜學衰落的癥結之所在。 因為唐代後期舊的士族已經衰落，就是在婚姻問題上，也得到了明顯的反映，不再像唐朝前期那樣，新貴們總是想謀求與山東舊士族通婚以抬高社會的地位，此時則不再如此，這從李吉甫與唐憲宗的對話中就得到了充分證明，《新唐書•李西筠傳》附 《李吉甫傳》載：憲宗時，「十宅諸即不出閣，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由中人，厚為財謝乃得遣。 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慎擇其人。 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 ’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閥者配焉。 」這就從婚姻問題上反映出舊的士族確實已經衰落，再加上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給予殘存的門第制度以致命的打擊。 所以五代以後，譜學便隨著舊士族勢力的衰亡而衰落了，特別是官修譜牒，代之而起的便是宋代開始私家修譜逐漸發展起來。 
譜學家和譜學著作
唐代的譜學雖然也非常發達，但是，若與魏晉南北朝相比，自然還是相差很遠的，因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社會多方面因素要求，幾乎家家要藏譜學，人人要講譜學，因此 ，譜學在當時社會已經成為一門顯示，自然也就成為我國譜學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而唐代則無論如何是無法與之相比的。 也許由於唐代統治者一開始就壟斷了編修譜牒的大權，接連發動了幾次大規模的譜牒著作編修，限制和打擊了私人編修譜牒著作的積極性，影響了唐代譜牒學的很好發展，關於這點，似乎並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我覺得還是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探索的。 不過，儘管如此，在唐代還是產生了不少譜學家和譜學著作，下面就按產生的時代先後加以介紹。 
譜學家李守素
李守素，隋末唐初著名譜學家。 趙州（今河北趙縣），其先世代為山東士族。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征為文學館學士，任天策府倉曹參軍。 生平精通譜牒之學，《舊唐書•褚亮傳》附《李守素傳》載：「守素尤工譜學，自晉宋以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為‘行譜’。 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東、山東，世南猶相酬時，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援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歎曰：‘行譜定可畏。 ’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雖為美事，然非雅目，公既言成准的，宜當有以改之。 世南曰：‘昔任彥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笥》，今日倉曹為《人物志》可矣。 」由於他精通譜學，故被世人稱之為「行譜」。 而《唐會要》、《隋唐嘉話》和《新唐書》本傳都將其稱為「肉譜」。 《唐會要•氏族》篇曰：「武德中，李守素與虞世南論及氏族，初言江左，世南獨相酬對，及言北地諸姓，次第如流，陳其事業，皆有援證，世南但撫手而已，不復能答，歎曰：‘肉譜實可畏’！ 許敬宗曰：‘肉譜非雅名也’。 世南曰：‘昔任彥升善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笥》，今日號倉曹為《人物笥》矣。 」而《新唐書》本傳則曰：李守素‘通氏姓學’，世號‘肉譜’。 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定可畏。 ’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目邪？ 宜有以更之。 ’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為《人物志》可乎？ ’《隋唐嘉話》所載，文字較為簡略，其意與此一致，文中亦稱其為「肉譜」。 這麼一來，就有兩種稱呼，一曰「行譜」，二曰「肉譜」，並以後一稱呼居多。 至於為什麼會有兩種稱呼，史書並無記載。 稱「肉譜」者，似乎是取其形象化，而「行譜」者，其意亦複如此，我到覺得，還是此說似乎更加貼切，講其為一部可以活動的譜牒之書，就如我們今天常稱某人為「活的字典「，「活的辭書」，而李守素在當時則是一部活的譜學著作， 因為他在當時的族姓方面，幾乎是無所不知了。 按照《新唐書》本傳說法，他應當是唐代譜學方面第一人，當時能夠與其相抗衡者，只有太宗時一位任過渭州刺史的譜學家李淹了。 可惜的是，關於李淹的事蹟，文獻資料很少有記載。 即使是李守素，史書雖然作如此推崇，但他究竟有過那些譜學理和譜學著作，史書也從未提及，至於他在譜學上究竟有過那些貢獻，譜學上有過什麼主張也就不得而知了。 也許他在當時將譜牒學方面的知識都裝在自己的腦海裡，古人則稱為滿腦子都是譜學，就像形容有學問的人為「滿腹經綸」一樣，則未必有什麼著作。 
《氏族志》編修者
高士廉（？ —647），唐初譜學家。 渤海蓨（今河北景縣）人，名儉，以字行。 北齊皇族，唐太宗皇后長孫氏之舅，高敬德之子。 隋末曾為治禮郎。 坐事貶為朱鳶（今越南河內南）主簿，武德五年（622）歸唐回長安，累遷雍州治中。 與長孫無忌等人策劃「玄武門之變「， 拜右庶子。 貞觀元年(627)進位侍中，不久改任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大都督府長史。 在任期間，擴建李冰水利工程，百姓受益。 五年入為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 十二年拜尚書右僕射。 卒諡文獻，陪葬昭陵，圖形于淩煙閣。 在位期間，史稱「獎鑒人倫，雅諳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 」 也就在貞觀五年，唐太宗「詔（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編修《氏族志》，想借此手段，壓制一下山東舊的士族，同時也抬高皇族和新貴們的社會地位。 而高士廉等人，也都出身于士族，熟悉各地的士族門第情況，又都是著名的文學之士，要他們來編修《氏族志》應當說是非常確當的，稱得上是輕車熟路。 上文已經講了，由於他對唐太宗編修《氏族志》的精神意圖未能領會，加之各人又都出身于舊士族，即使在思想感情上很快也還扭轉不過來，因此初稿還是將山東士族崔民幹列為一等，明顯違背了唐太宗編修《氏族志》的意圖。 後經太宗的嚴厲批評，並提出了幾條編修標準，經過七年的編修，于貞觀十二年（638）完成，全書一百卷， 書名又稱《大唐氏族志》或《貞觀氏族志》，是書編篆，以皇族居首，外戚次之，山東士族崔民幹降為三等。 內容所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專載唐代姓氏。 已佚。 （敦煌石窟發現有高士廉等《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殘卷，對研究當時氏族有參考價值）高士廉還曾與魏征等人編纂有《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目》十二卷，已佚。 韋挺：雍州萬年（今陝西西安）人，為關中士族，在任御史大夫時，對寒門出身官員，「殊不禮之」。 曾參與編修《氏族志》，多次受賞。 太宗征遼東，命主資糧，因轉運誤期，坐廢為民，但‘仍令白衣散從，「鎮守蓋牟城，複以怨望貶象州刺史，歲余卒于任上，年五十八。 岑文本：字景和，南陽棘陽（今河南南陽南）人，後遷居江陵（今湖北江陵）。 是南方沒落士族，故自稱「南方一布衣」。 史稱「文本性沈敏，有姿儀，博考經史，多所貫綜，美談論，善屬文」。 貞觀元年（627）拜授秘書郎、兼職中書省，十八年，與劉洎、馬周同任中書令。 他除了參與編修《氏族志》外，貞觀三年起便與令狐德棻共同撰寫《周書》，貞觀十年書成，「其史論多出於文本」。 有文集六十卷，行于時。 令狐德棻（567—650）：宜州華原（今陝西耀縣）人。 「先居敦煌，代為河西右族，」「博涉文史，早知名。 」武德初，為起居舍人，遷秘書丞。 後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 永徽時，為弘文館學士，後遷太常卿，崇賢館學士，爵為公。 他的一生參預了多部史書的編修，據《舊唐書•令狐德棻傳》載：貞觀十年，「以修周史（《周書》）賜絹四百匹。 十一年，修《新禮》或，進爵為子。 又以撰《氏族志》成，賜帛二百匹。 」「尋有詔改撰《晉書》，房玄齡奏令狐德棻預修撰，當時同修十八人，並推令狐德棻為首，其體制多取決焉。 書成，除秘書少監。 」「永徽元年（650），又受詔撰定律令，複為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學士。 」從這記載來看，他在唐朝初年，確實是一位很有影響的歷史學家，其貢獻自然也是相當大的。 
路敬淳和《著姓略記》
路敬淳（？ —697），唐代著名譜學家。 貝州臨清人（今山東臨清）。 貞觀末，官至中州司馬。 天授中（690——692），「曆司禮博士，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仍授崇賢館學士。 數受詔修緝吉凶雜儀，則天深重之。 」為人「勤學，不窺門庭，徧覽墳籍，」「尤明譜學，盡能究其根源技派，近代以來，無及之者。 」 著有《著姓略記》二十卷，《衣冠譜》六十卷，《衣冠系錄》（卷數不詳）和《衣冠本系》等，最後一種，「未成而死。 」對於《著姓略記》一書，《舊唐書•經籍志》及《本傳》均作十卷，而《新唐書•藝文志》則作二十卷。 《衣冠系錄》和《衣冠本系》兩書，則是其推究魏晉以來家族譜系、根源枝派而著此書，可惜全都散佚。 在有唐一代的譜學家中，能有如此之多譜學著作者實不多見，因此他是唐代前期最 有影響的一位譜學家，就連柳芳也說：「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為宗，柳沖、韋述次之。 」 故《新唐書•儒學中•本傳》說：「唐初，姓譜學唯敬淳名家。 其後柳沖、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 他在唐代譜學界影響之大，于此可見。 
《姓氏錄》編修者
《姓氏錄》的編纂者中，雖然沒有稱得上是譜學家者，但為了能讓讀者瞭解編纂者的情況，我們將能夠知道的一些人情況，還是在此作些簡單介紹，《舊唐書•經籍志》 著錄的《姓氏錄》下則列有許敬宗、李義府、孔志約、陽仁卿、史玄道、呂才撰，共有六人。 而《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顯慶四年條下原注則稱「委禮部侍郎孔志約、著作郎陽仁卿、太子洗馬史元道、太常丞呂才等十二人。 」但只列了四人姓名。 其他六人則均未記載。 許敬宗（592—672），字延族，杭州新城（今杭州富陽）人，隋禮部侍郎許善心之子，秀才出身，學識淵博，但為人狡詐。 唐高祖武德初召為秦王府學士，歷任著作郎兼修國史，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修國史、檢校黃門侍郎等職。 因預修實錄有功，封高陽縣男。 貞觀十九年（645）拜相，乙太子左庶子參掌機要，加銀青光祿大夫。 高宗即位，代于志甯為禮部尚書，因嫁女與蠻酋而「多納金寶」，遭彈劾而左授鄭州刺史。 永徽三年（652），又入為衛尉卿，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 六年複拜禮部尚書，又因擁武則天為皇后，受到高宗重用。 顯慶二年（657），再次入相，拜侍中，監修國史，次年進封高陽郡公，改任中書令，「任遇之重，當朝無比。 」龍朔二年（662）改為右相，加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師、同東西台三品。 政治上不僅無端誣構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而且利用監修國史之便篡改歷史。 曾先後預修《晉書》、《高祖實錄》、《永徽五禮》、《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東殿新書》、《姓氏錄》、《新禮》等。 著有《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許敬宗集》五十卷。 部分詩文尚留存在《全唐文》和《全唐詩》中。 李義府（614—666），瀛州饒陽（今河北饒陽東北）人，遷居梓州永泰（今四川鹽亭東）。 家貧，善屬文，貞觀八年（634），劍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表薦，對策擢第，補門下省典儀。 又經劉泊、馬周推薦，升任監察禦史、太子舍人，崇文館直學士。 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遂與許敬宗勾結，贊助武則天為後。 永徽六年（655）拜中書侍郎。 顯慶二年（657）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不久晉升中書令，進封河間郡公。 任職期間，依仗武則天權勢，賣官鬻爵，中傷善良。 待人表面溫柔和藹，暗中卻陷言中傷，時人稱為「人貓」。 有感于自己出身寒門，雖任高官，在社會上總是覺得很不體面，「恥其家代無名」。 在任宰相期間，奏請重修全國譜牒之書，名曰《姓氏錄》，並「奏收天下《氏族志》焚之，」以達到消除其影響的目的。 後掌選貪郁，權衡失度，驕奢日甚，為高宗所惡，以罪長流酅州而死。 生平有文集三十卷，又著《宦遊記》二十卷，已亡俟。 孔志約：高宗初年，曾與長孫無忌、杜正倫等重加輯定《貞觀禮》，此時任職為符璽郎，而修《姓氏錄》時，任職則為禮部郎中，其他生平則不詳。 史玄道：高宗初年，曾與長孫無忌、杜正倫等人受命重加輯定《貞觀禮》，當時署銜為太學博士。 而編纂《姓氏錄》時的職銜則為太子洗馬。 生平其他則不詳。 至於著作郎楊仁卿，除了《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作陽仁卿外，其他情況則很少知道。 參與《姓氏錄》編纂的人員中,稱得上博學多才者應當首推呂才。 呂才（？ ---665）：博州清平（今山東臨清東）人。 少好學，精通陰陽方伎之書，善長聲樂，以此聞名于時。 貞觀初，奉詔直弘文館，參論樂事，累遷太常博士，起居郎等職。 曾參與編寫《秦王破陣樂》等。 後奉太宗之命與學者十多人共同刊正前代陰陽方伎之書，完成後並下詔頒于全國。 其後又奉命編制《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深得太宗賞識，升任太常丞。 永徽初，預修《文思博要》及《姓氏錄》。 因陶弘景所授《本草》，頗多舛謬，又奉詔與李淳風等諸名醫共同刊正，並圖合成五十四卷，大行于時。 龍朔中，任太子司更大夫。 著有《隋記》二十卷，行于時。 
《姓族系錄》編修者
《姓族系錄》，亦稱《大唐姓族系錄》，這部大型的譜牒著作，從開始至定稿，先後經過三個階段，歷時十年而成書。 譜學家柳沖于唐中宗神龍元年（705），「請改修其書」，中宗乃命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吳兢和柳沖九人共同編寫。 中間因魏元忠等相繼去世，編修工作從而中止，這是第一階段。 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柳沖「始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侍郎陸象先及徐堅、劉子玄、吳兢等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奏上」 這是第二個階段。 在這個階段，參加編修的人員尚有蕭至忠、竇懷貞等人，《舊唐書•蕭至忠傳》載：先天二年，「至忠與竇懷忠、魏知古、崔湜、陸象先、柳沖、徐堅、劉子玄等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有制加爵賜物名有差。 」開元二年(714)，「又敕沖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錄》，奏上，賜絹百匹。 」 這是第三階段，也是最後定稿階段。 參加這次定稿工作的還有著名史學家劉知幾，《舊唐書•玄宗紀上》：開元二年（714）七月，「丙午，昭文館學士柳沖、太子左庶子劉子玄刊定《姓族系錄》二百卷，上之。 」可見這部大型的官修譜牒，不僅參加編修人數達十三人之多，而且其中尚有像徐堅、劉知幾、吳兢等著名學者和歷史學家，更有當時最有聲望的譜牒學家柳沖領銜，因此，它成為唐代官修譜牒最盛時期的代表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按官職封爵高下級別，等而次之。 對於外族國主、酋領、世官，亦分族屬、品級著錄。 其內容自然更為豐富，可惜已經散佚。 柳沖（？ —717）：蒲州虞鄉（今山西臨晉南）人。 「博學，尤明世族，名亞路敬淳。 」天授（690—692）初，為司府主簿，受詔往淮南安撫。 景龍中（707—710），累遷為左散騎常侍，修國史。 先後與魏元忠、徐堅等編修《姓氏系錄》二百卷，從創意至定稿，出力最多。 後曆太子詹事、太子賓客、宋王傅、昭文館學士，以老疾致仕，生前還曾參加《則天皇后實錄》等編修工作。 魏元忠（？ —707）：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人。 原名真宰，以避武則天母號而改為今名。 初為太學生，曾從江融學古今用兵之道。 儀鳳（676—679）中，上書言命將用兵要領，受到高宗稱讚，授秘書正字，除監察禦史。 不久遷殿中侍御史。 光宅元年（684），李孝逸率軍平徐敬業，武則天召元忠監軍，以功擢司刑正，遷洛陽令。 後為周興等誣陷，三次被流放。 聖曆二年（699），拜鳳閣待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檢校並州長史。 不久，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左肅政台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 因奏請除張易之、張宗昌兄弟，被誣潛謀，遭貶端州高要衛。 中宗重定，以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封齊國公。 景龍元年（707），被宗楚客等誣與太子通謀，坐貶忠州務川尉，行至涪陵而卒。 生前除了參加編修《姓族系錄》外，還參與《則天皇后實錄》的編修。 張錫：貝州武城（今山東武城縣西）人。 宰相張文瓘之侄，李嶠之舅。 武則天久視元年（706），代李嶠為相，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 次年坐髒及洩露宮中機密流配循州。 中宗時，累遷工部尚書兼修國史，不久，令于東都留守。 韋後專權，被提拔為宰相，任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旬日，出為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以年老致仕而卒。 在位期間，參與《姓族系錄》編纂。 蕭至忠（？ —731）：沂州豕（今山東棗莊南）人，少仕為畿尉，以清謹稱。 神龍（705—706）初，武三思擅權，至忠附之，自吏部員外郎擢拜禦史中丞。 及節湣太子以兵誅武三思敗，中宗欲按之，賴至忠苦諫而保全，遂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又為侍中、中書令。 及韋後誅，至忠以後党應坐，太平公主為之言，出為晉州（今山西臨汾）刺史，治有名。 時太平公主用事，求入為京官，遂召拜刑部尚書、右御史大夫，再遷吏部尚書，複為中書令，封酂國公。 乃參太平公主逆謀，先天二年（713），陰謀敗露，乃逃入終南山，數日後，被捕誅之。 史書記載，就在先天二年，他還參與《姓族系錄》的編修。 岑羲：字伯華，江陵（今湖北江陵）人。 中進士後，累遷至太常博士。 因伯父岑長倩牽累，貶郴州司馬參軍。 後遷金壇縣令，與其弟仲翔仲林並為縣令，均有政績，名聞朝野。 不久改任汜水縣令，擢任天官員外郎。 神龍初，任中書舍人。 因忤武三思而轉任秘書少監，再遷吏部侍郎。 中宗死後，加任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貶陝州刺史。 景雲初，又入朝任宰相，進位侍中，封南陽郡公。 在位時曾監修《中宗實錄》，參與編修《姓族系錄》，並參與刪訂格令事宜。 其後因依附太平公主，被玄宗誅殺，籍沒其家。 崔湜（671—713）：字澄瀾，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州）人。 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及第。 則天朝累轉左補闕，遷殿中侍御史。 中宗時轉考功員外員郎，充當桓彥范等「五王」耳目，不久投靠武三思等，晉升中書舍人。 曾勸武三思盡殺「五王」，再遷兵部侍郎。 依附上官昭容，得到中宗寵愛。 景龍三年（709）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同年遭禦史彈劾，貶襄州刺史，韋氏專權，複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玄宗開元元年（713），問對失旨，流放岺外，不久被賜死。 在位期間，曾先後參與《三教珠英》、《道藏音義目錄》、《姓族系錄》等書編纂。 部分詩文尚見於《全唐文》、《全唐詩》中。 徐堅（659—729）：字元固，湖州長城（今浙江長興）人。 史稱「少好學，徧覽經史，性寬厚長者。 」高宗時，進士及第，授太子文學。 武則天時，與張說、劉知幾等編寫《三教珠英》。 又受命刪改《唐史》，因武則天病死中止。 睿宗時，乙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參與編修《則天皇后實錄》，進位黃門侍郎。 玄宗時，官至秘書監、左散騎常侍。 參與編修《唐六典》、《姓族系錄》、《太極格》。 又注《史記》和《晉書》，並著《大隱傳》三卷，均佚。 與韋述諸人，編纂類書《初學記》三十卷。 史稱「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等，凡七入書府，時論美之。 」 還有《徐堅集》三十卷。 劉憲（？ —711）：字文度，宋州甯陵（今河南寧陵）人。 弱冠即中進士，頗有才名。 武周天授年間（690—691）任侍御史，受命審訓來俊臣不成，反為所誣，被貶為鄰水令。 後又任給事中，鳳閣舍人。 中宗神龍年間（705—706）任渝州刺史，太僕少卿、修文館學士兼修國史。 景雲元年（710），任太子詹事，向太子（玄宗）進言讀經史的要旨，被採納。 次年去世，被追贈為兗州都督。 有文集三十卷。 吳兢（670—749）:字西齋，汴州浚儀人（今河南開封）人。 武則天時，由宰相魏元忠、朱敬則推薦，入史館，編修國史。 遷右拾遺內供奉。 中宗時改右補闕。 與韋承慶、劉知幾等撰《則天實錄》成，轉起居郎，又遷水部郎中。 玄宗時，曆官諫議大夫、兼修文館學士，依舊參修國史。 終官恒王傅。 居史官三十年，著述甚多，有《中宗實錄》、《睿宗實錄》、《唐春秋》、《唐書備闕記》、《太宗勳史》、《兵法正史》、《唐名臣奏》、《五藏論應象》等，重編齊、梁、陳、周、隋五代史，均佚。 所撰《唐書》六十五卷，內容多為今傳之《舊唐書》所吸收。 所著之《貞觀政要》十卷，則廣為流傳，為研究「貞觀之治」提供了極為豐富的原始資料。 《則天實錄》所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謀反事，直言不諱，後張說為相，屢請更改，均被其拒絕，世稱「良史」。 「家聚書頗多，嘗目錄其卷第，號《吳氏西齋書目》。 柳沖（？ —717）：蒲州虞鄉（今山西臨晉南）人。 「博學，尤明世族之學，名亞路敬淳。 」天授初（690—692），為司府主簿，受詔往淮南安撫。 景龍中（707—710），累遷為左散騎常侍，修國史。 神龍元年（705），上書請修全國譜諜之書，認為太宗時所修《氏族志》，「至是向百年，而諸姓至有興替，沖乃上表請改修氏族。 」 中宗乃命沖與魏元忠等人，依據《氏族志》，重加修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 後歷任太子詹事、太子賓客、宋王傅、昭文館學士，以老疾致仕。 魏知古（647—719）：深州陸澤（今河北深縣西南）人。 早有才名，弱冠舉進士，累授著作郎，兼修國史。 長安（701—704）中，曆遷鳳閣舍人、衛尉少卿。 睿宗即位，任黃門侍郎 ，兼修國史。 景雲二年（711），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兼任左庶子。 先天（712—713）初，進侍中，封梁國公。 二年（713），竇懷貞與太平公主謀廢玄宗，他密奏其事。 次年，改任紫微令，因與姚崇不協，罷為工部尚書。 開元三年（715）卒。 在位期間,參加了《姓族系錄》的第二階段編修。 有文集七卷，已佚。 陸象先（665—736）：本名景初，睿宗賜名象先。 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 舉制科高第，初為揚州參軍，累遷中書侍郎。 景雲二年（711）冬拜相，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在職清靜寡欲，言論高遠，封兗國公，加銀表光祿大夫。 延和元年（712）左遷益州長史、劍南道按察使。 後入京先後任太子詹事、工部尚書、刑部尚書、同州刺史、太子太保。 開元二十四年（736）卒，贈尚書左丞相，諡號文貞。 在任期間，曾參與《姓族系錄》第二階段的編修工作。 劉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 永隆進士。 任獲嘉主簿十九年，武則天時，官著作郎、左史，兼修國史，後拜鳳閣舍人。 中宗時，官太子中允、秘書少監等，仍兼修國史。 睿宗景元初（710）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依舊修史。 玄宗開元初，官散騎常侍。 開元九年（721），因替其子犯罪辯解，觸怒玄宗，貶安州別駕，死于貶所。 出入史館二十餘年，先後參與編修《三教珠英》、《文館詞林》、《姓族系錄》、《唐書》、《武后實錄》、《高宗實錄》、《中宗實錄》及自撰之《睿宗實錄》。 所著《史通》，為我國第一部史論專著。 還著有《劉氏家史》、《劉氏譜考》等書，並有《劉子玄集》三十卷傳世。 他既參與大型譜牒著作，又有個人譜學著作，還有譜學相關論述，因此又是一位譜牒學家。 在《姓族系錄》大型譜牒的編修三個階段中，他曾參與二、三兩個階段的編修工作。 薛南金：開元二年（714）任著作郎，參與修定《姓族系錄》工作，其他生平不詳。 
孔至與《百家類例》
孔至：字惟微，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曆著作郎，明氏族之學，並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著《百家類例》一書，《新唐書•藝文志》載三卷，不著撰者。 《新唐書•••儒學中•孔若思傳》載若思子至撰是書。 該書的顯著特點，則是將有些新生氏族如張說等都排除在記述之外，關於這點上文已經講了，這自然就反映出，直到此時，在譜牒編修中還是存在兩種不同的對立的觀點。 此書是成于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已經進入唐代中後期了。 《新唐書•藝文志》尚著孔至的《姓氏雜錄》一卷。 
韋述與《開元譜》
韋述（？ —757）：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 幼時博覽群書，受到大儒元行沖稱讚。 成年後記憶過人，通曉經史，中進士後，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終篇」。 開元五年（717），任櫟陽尉。 不久受召入閣，與吳兢等編次國家圖書。 《舊唐書•韋述傳》載：「述好譜學，袐閣中見常侍柳沖先撰《姓族系錄》二百卷，述于分課之外，手目抄錄，暮則懷歸。 如是周歲，寫錄皆畢，百氏源流，轉益詳悉。 乃于《柳錄》之中，別撰成《開元譜》二十卷。 」經中書令張說推薦，任集賢院直學士，遷起居舍人。 隨玄宗封泰山，撰《東封記》，得到褒獎。 曾為《唐六典》編纂制定體例，使該書得以順利完成。 後又歷任國子司業、集賢學士、工部侍郎等，封方域縣侯。 「議者雲自唐以來，氏族之盛，無踰于韋氏，......... 史才博識，以述為最。 」 所著《唐職儀》三十卷、《高宗實錄》三十卷、《禦史台記》十卷，又手編唐九朝實錄，今均佚。 還仿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體例，著《兩京新記》五卷，今存第三卷殘卷，全書多為宋敏求編修之《長安志》所吸收。 又據令狐德棻、吳兢所修之紀傳體唐史，補遺續缺，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文約而事詳，向為史家稱道。 安史之亂中，他攜書逃入終南山。 亂後，國家典籍焚毀，惟此書完整流傳，今傳之《舊唐書》前面部分多錄其原文。 因曾為叛軍所俘，並逼其任偽職，因此，肅宗至德二年（575），被流放渝州，不食而死。 此人一生淡於名利，「為人純厚長者，當時宗之。 」唯獨嗜學愛書，家中「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袐書不逮也。 古草隸帖，袐書、古器圖譜無不備。 」 這在當時來說是不多見的，故在此多記幾筆。 後因其于蒼黃之際，能存國史，以功補過，乃贈右散騎常侍。 他在譜學上雖然只有《開元譜》一種，實際上他在當世譜學上是非常精通的，聲譽也很高，故《封氏聞見錄》卷十曾記載：說他「諳練士族，舉朝共推，每商榷姻親，咸就諮訪。 」稱得上是譜學方面的活字典。 
蕭穎士和《梁蕭史譜》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 「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 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 」 開元二十三年(649)舉進士，對策第一。 開寶初，常與頗負盛名的賈曾、席豫、張垍、韋述等交遊，「由是名播天下。 」新羅使者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 曾以《春秋》為例，起漢初，終隋末，作史百篇。 因通百家譜系，故作《梁蕭史譜》二十卷。 還著有《梁不禪陳論》。 此人為官，僅為秘書正宗、集賢校理、廣陵參軍事等職，而為人則「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已任。 」由其獎進者，「皆為名士」，在當時曾與李華齊名，「世號蕭李」。 而韋述在史館時，曾鼎立推薦此人來接替自己的職務。 
柳芳和《永泰新譜》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今山西永濟）人。 開元末進士，自永甯尉、直史館，轉拾遺、補闕、員外郎，皆居史任，位終右司郎史、集賢學士。 肅宗朝受詔與韋述修吳兢所撰國史，「殺青未竟而述亡，芳緒述凡例，勒成《國史》一百三十卷。 上自高祖，下止乾元。 」又仿編年法，作《唐曆》四址篇，「頗有異聞」。 而柳芳一生，「勤于記注，含毫罔倦，」尤「精于譜學」，永泰中（765-766），「按宗正譜牒，自武德以來，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譜二十卷，號曰《永泰新譜》。 」 對此，《唐會要》卷三十六《氏族》篇則記載曰：「永泰二年（766）十月七日，宗正卿吳王祗，奏修史館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譜》二十卷，上之。 」其實，據我們研究來看，他在譜牒上的貢獻，尤其是在譜學理論方面，非常之大《新唐書•儒學中•柳沖傳》中亦已指出；「柳芳著論甚詳。 」在當時來說，稱得上是前無古人。 自魏晉南北朝以來，直至唐代，儘管先後產生了許多著名的譜牒學家和譜牒著作，但是還未見到過有像柳芳這樣如此系統而豐富的譜學理論。 尤其值得慶倖的是《新唐書》作者能將其主要論點經刪節而保留在《柳沖傳》之後，現將其相關論點作些摘引，讓讀者們也能領會到他的譜學理論的一些精神。 
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 昔周小史定系世，辯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 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諡為族。 」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呂。 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後世或氏于國，則齊、魯、秦、吳；氏于諡，則文、武、成、宣；氏于官，則司馬、司徒；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郭；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乙、匠、陶。 於是受姓命氏，粲然眾矣。 
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 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皆同祖也。 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 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其福，猶為強家。 
漢高帝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 」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 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 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 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 晉、宋因之，始尚姓已。 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 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 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王氏譜學出焉。 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 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 ...... 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為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為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為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門為右姓；柳沖《 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 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 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為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 
夫文之弊，至於尚官；官之弊，至於尚姓；姓之弊，至於尚詐。 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 於是乎土無鄉里，裡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 故善言譜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 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 及其弊，則尚婚婭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 四者俱弊，則失其所尚矣。 
...... 
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撰《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 宋王弘、劉湛好其書。 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 湛為選曹，撰《百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孺演益為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為一篇，不入百家數。 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撰《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 希鏡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 執傳其孫冠，冠撰《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 王氏之學，本于賈氏。 
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為宗，柳沖、韋述次之。 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 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為世所稱。 
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 譜學大抵具此。 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為舉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於今稱之。 
從摘引的這些論述來看，涉及的內容是相當廣泛、相當全面的，既講了譜學發展的歷史，又發表了許多精彩的論述，而這些議論又是通過講述譜學發展過程表現出來的。 講述發展歷史又是從命氏賜生講起，因為，古人亦將譜學稱之為「姓氏之學」。 所以他在講漢代時候，將應劭《風俗演義》中的《姓氏》篇（他稱《氏族》篇）和王符《潛夫論》中《姓氏》都作為譜牒學著作而加以論列，可見當代有些研究者認為這兩種皆非譜學之正的說法是沒有道理的。 尤其是他的許多論述都已成了精典名句而常被徵引。 諸如：「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夫文之弊，至於尚官；官之弊，至於尚姓；姓之弊，至於尚詐」；「故善言譜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 等等，都常為講究譜學者所徵引。 尤其是他肯定了司馬遷父子在譜學發展史上所作出的貢獻，「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其福，猶為強家」。 這樣一個重要論述，在當代似乎還從未一起任何人的注意，因而也從未有人將司馬遷與譜牒學聯繫在一起，更不要說論述他在譜牒學發展上還作出過如此重大的作用。 這裡我們自然要感謝柳芳的論述。 作為譜學家的柳芳，在譜學發展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相當大的，特別是對後世的影響，為後人研究譜學發展的歷史，勾畫出一個清晰的輪廓。 儘管他在唐代譜學上的地位稱不上是一流的，但他在譜學上的貢獻，卻超過了任何一位唐代譜學家，我們這樣講看來一點也不為過份，因為其他人的論著我們已經無從看到了，尤其是如此系統地譜牒學理論。 
柳璟和《續永泰新譜》
柳璟：字德輝，蒲州河東（今山西永濟）人。 寶曆初（825）進士，三遷監察禦史，又升吏部員外郎。 文宗開成初（836—840），轉庫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曾奉文宗之命在其祖父柳芳的《永泰新譜》（又名《皇室新譜》）的基礎上，依舊例編成《續永泰新譜》（亦稱《續皇室新譜》）十篇，附于前書之後。 《舊唐書•柳登傳附柳璟傳》雲：「璟祖芳精于譜學，永泰中按宗正譜牒，自武德已來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譜二十卷，號曰《永泰新譜》，自後無人修續。 璟因召對，言及圖譜事，文宗曰：‘卿祖嘗為皇家圖譜，朕昨觀之，甚為詳悉。 卿檢永泰後試修續之。 ’璟依芳舊式，續德宗後事，成十卷，以附前譜。 」開成五年（840），拜中書舍人。 武宗時，轉禮部侍郎。 後因坐其子招賄，貶信州司馬，遷郴州刺史，卒于任上。 柳璟本人並非譜學家，他編修《續永泰新譜》，完全出於受命而作，況且所記皆為皇室之事，內容並不複雜，又有舊例可因循。 
林寶和《元和姓纂》
林寶：濟南人，後遷居三原（今陝西三原）。 元和二年（807）任史館修撰，與史官蔣×等撰《德宗實錄》五十卷。 五年，調任太常博士，仍兼史職。 次年升任國子博士。 為人博聞強識，精通譜牒之學。 七年奉宰相李吉甫之命，修成《元和姓纂》十卷。 十三年與鄭余慶等人同修《格後敕》成，授沔五府長史，分司東都。 開成二年（837），與李衢等修成《皇唐玉牒》（一名《皇唐玉籙》、《七聖玉牒》）。 昭宗時，又與李衢修《唐皇室維城錄》（一名《李氏皇室維城錄》）。 還著有《姓苑》、《姓史》、《五姓征氏》（一名《五姓征事》）等書。 對於《元和姓纂》，由於前有王涯為之作序，故《唐會要•氏族》篇竟誤為王涯所撰：「元和七年七月，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涯，撰《姓纂》十卷，上之。 」但《新唐書••藝文志•譜牒類》仍著錄為林寶所撰。 而對於林寶的編撰該書的過程，宋代學者陳振孫在所著《直齋書錄解題》卷八《譜牒類》還作了較為詳細的記載：
《元和姓纂》十卷 唐太常博士三原林寶撰。 元和中,朔方別帥天水閆某者，封邑太原以為言。 上謂宰相李吉甫曰：「有司之誤，不可再也。 宜使儒生條其源系，考其郡望，子孫職任，並總緝之。 每加爵邑，則令閱視。 」吉甫以命寶，二十旬而成。 此書絕無善本，頃在莆田以數本參校，僅得七八，後又得蜀本校之，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 
短短數語，將林寶編纂《元和姓纂》的原委交代得一清二楚。 最後還指出，此書在南宋時已無完整版本流傳。 因此，是書原本久佚，今存之《四庫全書》本乃是從《永樂大典》中錄出，然尚缺卷首《國姓》一門。 其書編纂，是以唐韻二百六部排比諸姓，名載受氏之源，與諸家譜系相比，要為詳賅。 此外，清人王仁俊《玉函山方輯佚書補編》輯有《姓纂》一卷，羅振玉《雪堂叢刻》載有《元和姓纂校勘記》二卷、《佚文》一卷。 儘管已經殘缺不全，但是由於它能夠流傳下來，畢竟使後人能夠從中瞭解到唐代所修的統譜之概況，尤其是筆者在撰寫《歐陽修在譜牒學上的貢獻》一文時，在講述歐陽氏受封得姓之事，還徵引了該書加以論證：「唐代著名譜牒學家林寶《元和姓纂》 卷五就指出：‘越王勾踐之後支孫封烏程歐陽亭，因氏焉。 ’」可見它在研究姓氏受封賜姓方面，還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 
李衢與《大唐皇室新譜》
與林寶同時的另一位譜牒學家李衢，曾與林寶合撰《皇唐玉牒》和《唐皇室維城錄》兩書。 又于開成四年（839）奉命「修撰《皇后譜牒》，時任職為大理寺少卿。 此外，《新唐書•藝文志•譜牒類》還著錄有李衢《大唐皇室新譜》一卷。 他雖然是唐朝後期與林寶齊名的譜學家代表人物，但是他的生平其他事蹟，我們就很少知道了。 
以上所述，大多為參與大型譜牒著作編修者和在當時均有社會影響譜學家。 根據《新唐書•藝文志•譜牒類》所列，還有許多人員然不是譜學家，也還編修或參與編修了不少譜牒著作，下面亦略作介紹，以反映譜學在唐代發展的概況：
李林甫和《唐新定諸家譜錄》
《 唐新定諸家譜錄》一卷，《藝文志》著錄為李林甫等。 李林甫（？ —752），長平王李叔良曾孫，李思海之子。 小字哥奴，性狡黠，多權術，工書、善畫。 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任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旋封晉國公。 任職十九年，權勢極盛，對人表面友好，而暗加陷害，人稱「口蜜腹劍」。 曾勾結宦官、嬪妃，探聽玄宗動靜，以獻媚得寵而固權，政事日壞，死後不久，即發生安史之亂。 詔悉奪官職，開棺剔到含珠金紫，更以小槥，以庶人之禮改葬。 此書何人所作已不得而知，新、舊《唐書•李林甫傳》均未提及，從其為人來看，肯定不是他所作，《新唐書•奸臣•李林甫傳》則雲「林甫無學術，發方陋鄙」，自然不可能撰作是書。 
李利涉和《唐官姓氏紀》
據《新唐書•藝文志•譜牒類》著錄李利涉撰《唐官姓氏紀》五卷。 原書為十卷，後利涉貶南方而亡其半。 並稱其又編《古命氏》三卷。 至於生平，一概不詳。 又在《藝文志》成玄英《莊子疏》條，永徽中此書成，「嵩高山人李利涉為序」。 其他就一無所知。 
柳璨和《姓氏韻略》
柳璨：唐代史學家。 河東（今山西永濟）人，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光化進士。 尤精漢史，為直學士。 「璨以劉子玄所撰《史通》譏駁經史過當，璨紀子玄之失，別為十卷，號《柳氏釋史》，學者伏其優瞻」，以其博奧，目為「柳篋子」。 遷左拾遺，翰林學士。 《新唐書•藝文志•譜牒類》著錄「柳璨《姓氏韻略》六卷，」但《舊唐書》本傳並未談及此書。 而《新唐書•哀帝紀》天祐元年（904），也只記「翰林學士、右拾遺柳璨為右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雖然《姓氏韻略》早已散佚，但其書編於何時已不得而知。 
王元感與《姓氏實論》
王元感：濮州鄄城（今山東鄄城）北人。 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 天授中，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 後受詔與諸儒撰定儀注，眾皆推服。 長安三年（703），上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並注《孝經》、《史記》。 對其所撰諸書，雖為諸學士譏議，他卻從容應對。 又任太子司議郎。 中宗即位，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 《新唐書•藝文志•譜牒類》著錄王元感《姓氏實論》十卷，但新、舊《唐書》本傳對於此書均未記載。 已佚。 
崔日用與《姓苑略》
崔日用（約673—722）：滑州靈昌（今河南延津東北）人。 進士出身。 武周時曾任芮城縣尉、新豐縣尉、遷監察禦史。 中宗時，結交武三思等人，拜兵部尚書、兼修文館學士。 睿宗景雲元年（710），參與討伐韋氏有功，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 不久因與薛稷發生爭執而罷相，出任婺州長史，歷任揚、汴、兗三州刺史、荊州長史。 上書奏請誅太平公主勢力，因詔檢校雍州長史。 及太平公主被誅，以功進吏部尚書。 後又出任常州刺史、汝州刺史。 玄宗開元七年（719），徙並州大都督長史。 在職期間，頗有政績。 平生才辯過人，善於隨機應變。 著有《姓苑略》一卷，早散佚。 
陳湘與《姓林》
《新唐書•藝文志•譜牒類》著錄有陳湘《姓林》五卷，早已散佚。 陳湘生平則不詳。 
張九齡和《姓源韻譜》
除了《新唐書•藝文志•譜牒類》著錄諸書以外，宋人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和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在《譜牒類》還載有唐人張九齡的《姓源韻譜》一卷， 雖然在《新舊唐書》的《張九齡傳》中均未提及著有此書，終因陳、晁二書都作了較為肯定的介紹，這兩部目錄著作在學術界又有很大影響，因此，只得將《直齋書錄解題》對該書所作的《解題》轉錄如下：
《姓源韻譜》 一卷。 
唐張九齡撰。 依《春秋正典》、柳氏《萬姓錄》、《世本圖》，據摭諸書，篡為此譜，分四聲以便尋閱。 古者賜姓別之，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 後世賜姓合之，漢高帝命婁敬、項伯為劉氏是也。 惟其別之也，則離杆，故古者論姓氏，識其本異。 自五胡亂華，百宗蕩析，夷夏之裔與夫冠冕輿台之子孫，混為一區，不可遽知。 此周、齊以來譜牒之學，所以貴于世也歟？ 
以上所列譜牒著作， 都為統譜，而私家之譜在唐代雖然沒有魏晉南北朝那麼興旺，但是作為那些世家大族，對於編修一族一宗的家譜還是相當重視的，因此，《新唐書•藝文志•譜牒類》還著錄了私家之譜二十六家， 現清單如下：
《裴氏家牒》二十六卷裴守真 《王氏家牒》十五卷王方慶
《謝氏家譜》一卷 《東萊呂氏家譜》一卷
《薛氏家譜》一卷 《顏氏家譜》一卷
《虞氏家譜》一卷 《孫氏家譜》一卷
《吳郡陸氏宗系譜》一卷陸景獻。 《劉氏譜考》三卷
《紀王慎家譜》一卷 《蔣王惲家譜》一卷
《李用休家譜》二卷紀王慎之後。 《徐氏譜》一卷徐商
《徐義倫家譜》一卷 《劉晏家譜》一卷
《劉興家譜》一卷 《周長球家譜》一卷
《施氏家譜》二卷 《萬氏譜》一卷
《滎陽鄭氏家譜》一卷 《竇氏家譜》一卷懿宗時國子博士竇澄之
《鮮于氏家譜》一卷 《趙郡東祖李氏家譜》二卷
《李氏房從譜》一卷 《韋氏諸房略》一卷韋綯
除表中所列外，《藝文志•譜牒類》在王方慶《王氏家牒》之後，「又《家譜》二十卷，」因緊隨《王氏家牒》，故亦應為王方慶所著，因性質不類家譜，故不列入表中。 此外還有《皇孫郡王譜》、《元和縣主譜》。 和不知名的《家譜》。 各一卷。 以上就是唐代譜學家和譜學著作之大概情況。 很顯然，如果我們和魏晉南北朝譜學發展相比，無論是譜學家的陣容，還是譜學著作的數量、品種都無法與之相比擬，因為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譜學在當時已經成為一門「顯學」，而在唐代的社會裡， 我們很少看到這種社會現象。 所以我們說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譜學發展的黃金時代，是我國譜學發展的鼎盛時期。 正因如此，在南朝齊時譜學家、目錄學家，在所作目錄學著作《七志》中，就已經設立了《圖譜志》一目，以反映譜學發展的盛況。 到了唐代初年所修的《隋書•經籍志》中，第一次在正史《經籍志》的史部中立了《譜系篇》，及時反映了這一社會現實。 隨後五代時所修之《舊唐書•經籍志》、宋初所修之《新唐書•藝文志•》在史部裡都設立了《譜牒類》，於是唐代所修譜牒狀況亦大都得到了反映。 可見古代史學家早就將譜牒看作是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史學一個重要的分支。 這裡要指出的是兩年前，在安徽參加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一位教授挀振有辭的說，家譜學是一門獨立的學問，而絕對不是史學的分支。 從發言的氣勢來看，似乎很有道理，但從所講述的理由來看，則幾乎都無法成立。 儘管他講了不少理由，人們只要從其所講內容來看，就可以看出，這位先生不僅對傳統史學的內容不甚瞭解，似乎連正史也沒有翻閱過，否則就不會講出這種話來。 還要特別說明的是，這位先生對譜學的要領也不甚理解。 因為家譜學並不等於譜學，譜學的全稱應為譜牒學，而家譜學充其量也僅僅是譜牒學中的一個分支而已。 關於這一點，我在《關於譜學研究的幾點意見》 一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講「譜學不等於家譜學」。 文中還特地徵引了清代著名史學家邵晉涵論述譜學的起源和發展的文章中一段文字。 邵氏認為譜學發展是經歷了三個階段，即由專官之掌，演變為專門之學，進而形成私家之譜，目的在於告訴大家這樣一個事實，即譜學內容是非常豐富的，決不像如今有些人所說，譜學就是家譜學。 當然，我們也可以請教這些先生們，按照他們的說法，那麼唐代所修的《氏族志》、《姓族系錄》、《元和姓纂》等大型統譜，難道就不是譜學著作了？ 恐怕這個結論誰也不會承認吧！ 至於譜學是否是史學的組成部分，是否是史學的分支，我們除了從上引《隋書•經籍志》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都將譜牒著作列入史部來說明外，後來許多歷史學家在論著中也已作了明確的肯定。 清代著名歷史學家錢大昕在《钜野姚氏族譜序》中就曾非常肯定地說：「予唯譜系之學，史學也。 《周官》小史‘奠世系，辯昭穆’。 漢初有《世本》一書，班史入之《春秋》家，亦史之流別也。 裴松之注《三國》史，劉孝標注《世說》，李善之注《文選》，往往採取譜牒。 魏晉六朝之世，仕宦尚門風，百家之譜，悉上吏部，故譜學大重。 歐公修《唐書》，立《宰相世系表》，固史家之創例，亦由其時制譜者，皆通達古今，明習掌故之彥，直而不汙，信而有征，故一家之書與國史相表裡焉。 」 大家可以看到，錢大昕直接了當就講「譜系之家，史學也。 」接著又列舉了《世本》、《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同樣都屬於譜學大家族中的成員。 而由於家譜同樣具有史料價值，因而魏晉以來學者在注釋文史書籍時，「往往採取譜牒。 」而這裡所採取的譜牒，則大都為私家之譜，我們在有關論著中已經指出，劉孝標所注之《世說新語》，採用私家之譜就達39種之多，裴松之所注之《三國志》，採用的私家之譜亦有十三種。 主要是由於當時政府對修譜之事管理得比較嚴格，因而在家譜編修中胡編亂造的情況還比較少，相對來說史料價值也就比較高。 長期以來大量歷史事實都在說明，譜牒學（包括家譜在內）一直是史學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唐代的譜學發展過程，同樣足以說明這一點。 當然，我們已經講了，由於唐代社會的發展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它的譜學發展，既不可能與魏晉南北朝時期譜學發展相一致，更不可能與宋元以來譜學發展相等同，這是由於各個時期社會制度所決定。 
最後，我想就敦煌藏經洞流傳下來的兩個姓氏族譜殘卷作些介紹，一是《天下姓望氏族譜》殘卷，別一是《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並序。 前者卷首有些殘缺，接著就是按州郡排列，每郡之下則注明此郡住有幾姓，如渤海四姓（冀州）：吳、歐陽、高、刁；彭城郡五姓（徐州）：劉、曹、袁、引、受；會稽郡七姓（越州）：虞、孔、賀、榮、盛、鐘、離。 值得注意的是，此殘卷在卷末還有一段文字說明：
以前太守，因堯置九州，今為八十五郡，合三百九十八姓，今貞觀八年五月十日壬辰，自今以後，明加禁約，前件郡姓出處，許其通婚媾，結婚之始，非舊委悉， 必須精加研究，知其譜囊，譜囊相承不虛，然可為疋。 其三百九十八姓之外，又二千一百雜姓，非史籍所載，雖預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官混雜，或從賤入良，營門雜戶，慕容商賈之類，雖有譜，亦不通。 如有犯者，剔除籍。 光祿大夫兼吏部尚書許國公士廉等奉敇，令臣等定天下氏族，若不別條舉，恐無所憑，淮令詳事訖，件錄如前。 敕肯依奏。 
大蕃歲次丙辰後三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魯國唐氏苾悟真記。 
我們在上文已經講了，貞觀五年高士廉等人受唐太宗之命編修《氏族志》，由於高士廉等人舊的氏族觀念很嚴重，因此初稿修成後，太宗非常不滿，令其重新編修，如今看到的這個殘卷，很可能就是《氏族志》 初稿所列的郡姓，只不過未定等級而已，因而有可能流出。 因為後來修改定稿的《氏族志》只收二百九十三姓，比殘卷所列少一百零五姓。 這個說明，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凡入郡姓者，相互之間可以通婚。 二是還有二千一百雜姓，非史籍所載，雖屬三百九十八姓者，但「或媾官混雜，或從賤入良，營門雜戶，慕容商賈之類」，雖有譜，還是不能通婚。 可見即使在唐朝，其風俗制度，仍沿襲魏晉南北朝的做法。 這就是後人所講必須門當戶對。 還要指出的是，每郡之下所列幾姓，指的是這個郡的郡姓，並不是說當時這個郡只居住著這幾個姓。 郡姓者，是指一個郡之大姓望族。 在當時，能否列入郡姓，關係到這一家庭的社會地位和權利問題，決不是小事。 《資治通鑒》卷一百四十南齊建武三年：「眾議以薛氏為河東茂族。 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 ’直閣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複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 ...... 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為！ 」通過這個殘卷，我們可以瞭解到唐代郡姓的分佈情況，有的同樣是一個姓，在兩個郡都有，如孔姓，魯國有，會稽郡亦有，如王姓，琅琊郡有，太原郡亦有，再如李姓，隴西有，趙郡亦有。 這就說明，雖同為一姓，郡望並不同，其族系流傳也就有別。 
至於《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並序，首尾都比較完整，並用唐朝的行政區劃十道來統屬州郡。 而此件為何人所集，集於何時，都不得而知。 前面的幾句小序，實際上就是要人們記住自己的姓氏郡望之所出：「夫人立身在世，姓望為先；若不知之，豈為人子；雖即博學，姓望殊乖；晚長後生，切須披覽；但看注腳，姓望分明。 謹錄元出州郡，分為十道如右。 」每道之下，再按州郡列出姓氏。 此卷所列姓氏大大超過上件，計有七百五十五姓。 至於有的姓同樣出現在兩個郡，王姓既出現太原郡，又出現在琅琊郡；李姓既出現在隴西郡，又出現在趙郡；孔姓既出現在魯國郡，又出現在會稽郡。 而此卷每郡所列之姓大多有所增加，如上引冀州渤海郡，原為四姓，現在則有二十八姓；徐州彭城郡，原為五姓，現在則有十二姓；越州會稽郡，原為七姓，現在則有十四姓。 最多的則為雍州京兆郡，竟有四十姓。 儘管這麼多，所列仍舊還是郡姓，我們從研究中知道，並不是所有姓都是郡姓，同樣都是李姓，只有隴西、趙郡兩處為郡姓，上面已經講過，武則天時做過宰相的李義府，本為瀛州饒陽庶族，卻一定要和趙郡李氏敘家譜，排輩分。 又如高宗時的宰相李敬玄，本是「亳州譙人也」，同樣想方設方要與趙郡李氏合譜。 這就說明，上述兩處雖然也都有李姓，卻都不為郡姓，所以在這個《氏族譜》中均無記載。 這從《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即可得到驗證。 我們再看王姓亦是人數比較多的姓氏，也只有太原、琅琊兩處是為郡姓，其他地方的王姓則不然，如晉陵王，此譜上同樣是沒有，看來還是沿襲著魏晉南北朝以來的規定。 清代史家趙冀在其《陔余叢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王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儀同，徐孝嗣謂儉曰：‘今日可謂連璧’。 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敬則聞之曰：‘我南沙小吏，繳幸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夫複何恨？ ’」王儉屬琅琊王氏，敬則為晉陵王氏，氏名雖同，而門第相去甚遠，故王儉則憤憤不平，而王敬則當然是心滿意足。 可見即使位至三公，而自己本非郡姓望族，照樣還是被人看不起。 時至唐朝，我們再查《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常州晉陵郡，照樣還是沒有王姓。 這就說明，這個新集的《天下姓望氏族譜》，雖然列了七百五十五姓，但確實都是郡姓。 當然，也要指出的是，郡姓在這個郡稱望族，但是在全國未必都有地位。 何況在唐朝修《氏族志》和《姓氏錄》以後，都又用劃分等級來確定望族右姓。 所以敦煌藏經洞保存下來的兩件姓氏族譜，不僅對研究唐代譜學有參考價值，而且對於瞭解全國姓氏在唐朝分佈情況及後來的流向提供了直接依據。 如後來定居江西的歐陽修家族，在唐朝據其家譜的記載，則是在冀州渤海郡，我們在《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中就得到了驗證。 我們倉姓祖先在唐時亦居此
郡，可見如今許多姓氏若要尋根求源時，在此或許以得到滿足。

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禽獸王朝 」！6個皇帝一個比一個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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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婭ㄧㄣ ㄧㄚˋ
女婿的父親為姻，兩婿互稱為婭。今泛指姻親。唐．袁郊《紅線》：「三鎮互為姻婭，人使日浹往來。」《聊齋志異．卷四．狐諧》：「列筵豐盛，待萬以姻婭。」也作「姻亞」。
    閭黨姻婭
注　　音    ㄌㄩˊ ㄉㄤˇ ㄧㄣ ㄧㄚˋ
黨，鄉黨。古代以二十五家為閭，五百家為黨。婿父稱姻，兩婿互稱曰婭。閭黨姻婭為鄉里親戚的泛稱。清．蔣士銓〈鳴機夜課圖記〉：「母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七日。閭黨姻婭，一時咸以孝女稱，至今弗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