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黨爭  https://bit.ly/2H0yv6f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明代東林黨首領顧憲成撰寫的一副對聯-東林書院 -在書院中讀書的人都要關心政治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http://bit.ly/2Wj33FC


歷代黨爭單詞卡 | Quizlet http://bit.ly/2WlJi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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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黨爭,指在中國發生的黨爭事件。
唐朝黨爭
主條目:牛李黨爭
唐朝後期,朝庭中派系鬥爭影響最大的牛李黨爭,就是以牛僧孺和李德裕為代表的兩個官僚集團之間的衝突。
宋朝黨爭
主條目:新舊黨爭
因王安石主張變法(富國強兵)受到宋神宗的支持,但又因王安石改革時不肯接受他人意見(司馬光、歐陽脩、蘇軾等人)加上用人不當,許多官員藉機貪污,導致民怨四起。
明朝黨爭
主條目:東林黨爭
明末位於無錫的「東林書院」是一個秘密批評時政的場所,而東林黨的成員與魏忠賢的「閹黨」產生了利益衝突,東林黨人遭受魏忠賢與其勾結的東廠和錦衣衛迫害,又稱「魏忠賢大殺東林黨」。而魏忠賢的氣焰最後被崇禎平定下來。
清朝黨爭
主條目:南北黨爭
南北黨爭是清朝初年的南方與北方士大夫的黨派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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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與明末黨爭
明代第四次禁毀書院行動,牽涉到了明朝末年的著名黨爭─「東林黨爭」,這次書院的毀禁浩劫和東林書院有關。明末士大夫顧憲成、高攀龍等人退居在野之後,回到家鄉無錫,重修了東林書院,並講學其中。東林書院創建於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為理學家楊時長期講學的場所。楊時是程顥與程頤的嫡傳弟子,所以東林書院逐漸聲名大噪。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期間,曾為書院講會制定了會約,且講稿內容也被大量印刷,廣為流傳,因此吸引了許多讀書人前來東林書院講學,東林書院名氣大盛。顧憲成主張「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所以他們在講學期間,除了鑽研學問,往往議及時政,左右朝野視聽。於是越來越多的士大夫受到東林書院的吸引,成為書院的一份子。這些士人後來捲入了政治鬥爭,被對手稱作「東林黨人」。除了顧憲成、高攀龍之外,楊漣、左光斗也是著名的東林黨人。萬曆末期和熹宗天啟年間(1621-1627年),東林黨人在朝廷中頗占優勢。後來宦官魏忠賢受熹宗寵信,逐漸掌控了明廷政柄。魏忠賢仗著皇帝的喜愛,多為不法,時人稱為「九千歲」,地位僅次於皇帝,所以沒有人敢冒著生命的危險與之對抗。相反的,許多東林黨人的政敵,紛紛投靠魏忠賢,形成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明朝後期的黨爭,即是東林黨人與閹黨之間的政治鬥爭。天啟四年(1624年),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上疏彈劾魏忠賢諸多不法情事,遭到魏忠賢的怨恨。魏忠賢於是假借皇帝命令,將楊漣、左光斗下獄,施以酷刑,害死獄中。這一事件成為導火線,魏忠賢懷疑全天下所有的書院都是東林黨人的同伙,於是他下令毀廢東林書院,同時罷廢全國各地書院。東林書院首當其衝,受到嚴重的毀壞。到了天啟六年(1626年),經過兩年的毀壞,東林書院成為一堆瓦礫。同時被毀壞的書院甚多,例如常熟縣虞山書院、西安府關中書院、吉水縣仁文書院、浮梁縣雙溪書院、樂平縣洎陽書院、休寧縣還古書院等。在魏忠賢主導下,明代書院遭到空前大浩劫,成為明代最大規模的毀廢書院行動。直到崇禎皇帝即位後,罷黜魏忠賢,全國各地書院才陸續得到修復與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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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士大夫群體研究之一種。由于宋代的官僚制度的原因,宋代文人的地位較高,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政治生活的黃金時期,他們積極參與政治生活;而北宋的政治特點以積弱積貧、黨爭頻繁為主要特點,自從范仲淹以后,北宋的著名文人幾乎無一例外地被卷入黨爭漩渦,政治風波影響、決定了他們的命運,也深深地影響了他們的文學創作。  本書全面系統地分析與研究了北宋的黨爭,以及對文人士大夫的深刻影響,是從另一角度研究北宋文人的成功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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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黨爭為何結出的都是惡果
2017-04-05 由 程萬軍 發表于歷史
本人電視系列講座《東林沉浮》全本選讀8
中國歷代黨爭為何結出的都是惡果
黨爭是中國歷史的一大常見現象,尤其在歷朝末世,頻頻出現,所以史學有「國之將亡,必興朋黨」之說。 然而,我們知道,現代世界各國也黨爭,歐美國家通用的議會制度就是黨爭政治,但是並沒有導致天下大亂、國家滅亡。 為什麼現代世界各國通行的黨爭政治總體上是文明的,而中國歷代黨爭卻大多是野蠻生長的毒瘤呢?
這就需要從中國最早的黨錮之禍談起了。 在中國歷史上,黨人往往是和一個特殊的士大夫群相連,那就是清流。 什麼是清流?顧名思義,就是清正的流派。對於清流,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日知錄》里給出正面解釋——讀書通大義,立志冠清流。也就是說,清流是一群讀書君子,他們重氣節、輕名利,有原則,講正氣,愛憎分明,是非清晰,品德高尚。 提及中國清流,歷史上最有名的有兩支,一支是東漢黨人,另一支就是大明東林黨。他們都出現在王朝的末世,就像一個將死之人彌留之際的迴光返照。 在東漢的兩次黨錮之禍中,笑到最後的是宦官。而大明東林黨亦如是。 東漢「黨錮之禍」發生在王朝走向衰敗的桓、靈二帝時期,時間跨度約十年,前後共兩起三波。禍事的起因,是因為皇帝昏庸,朝政腐敗,大權一部分轉移到宦官、外戚之手。外戚能力有限,而宦官素質更差,他們在治國理政上無所作為,搞腐敗卻一個賽一個。他們異常貪婪,到處搶掠,兼并土地,胡作非為,把朝野弄得烏煙瘴氣。
外戚專橫,宦官兇狠,皇帝昏庸,不禁令朝野有識之士憂心忡忡。出於對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擔憂,一些士大夫挺身而出,堅決反對外戚、宦官專權,對他們進行抵制或反擊;這些士大夫的根據地是太學,從眾就是太學生。太學當時有學生三萬餘人,影響力不可小覷。太學生們評論朝政,臧否人物,激濁揚清,對賢能大臣給予褒揚,對弄權的外戚、宦官予以鞭撻,逐漸形成了所謂「清議」,太學因此成為當時的輿論中心;全國州郡學子亦與太學生聯絡,遙相呼應。
太學生領袖郭泰、賈彪與朝中大臣李膺、陳蕃等交往,相互敬重、讚賞。他們還和大將軍竇武惺惺惜惺惺,雖然竇武是外戚,但是品格高尚,傾向清流。於是聯手打壓宦官。於宦官來說,感覺到壓力很大。為此他們在皇帝面前進讒言,並試圖予以打擊。漢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一些大宦官的家人黨羽因為在地方為非作歹殘暴百姓,而被清流官員處以極刑、大赦不赦。於是,宦官向桓帝進言,認為清流官員違抗皇名,桓帝聽信一面之詞,下令布告天下,逮捕黨人。黨人首領李膺被捕入獄,受牽連黨人達200餘人。後竇武上疏請求釋放黨人,迫使桓帝放人,黨人李膺得以獲釋,放歸田裡。
第一次黨錮之禍,就此告一段落。
永康元年即公元167年底,桓帝去世,十二歲的靈帝繼位。竇太后臨朝聽政,大將軍竇武掌握實權,起用陳蕃,徵召曾被廢黜的李膺等人入朝,共理政事。建寧元年(168年)五月,出現日食天象,竇武藉此建議竇太后解決宦官問題,竇太后不予採納;竇武也多次勸竇太后,應及早清除宦官,竇太后仍猶豫不決。於是,竇武、陳蕃等人決意清除宦官曹節、王甫一黨,並採取相關措施,抓捕宦官。 但是,事有不密,走漏了消息,宦官為自保,殊死一搏,先下手了。他們挾持漢靈帝,關閉宮門,假傳詔令,掌控了御林軍,接著,劫持竇太后,搶奪璽綬;下令追捕陳蕃、竇武等人。年過八旬的陳蕃聞變,率太尉府僚及太學生數十人拔刀劍沖入承明門,到尚書門因寡不敵眾被擒,當場遇害。
竇武馳入步兵營起兵對抗。名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此前率軍出征,此刻剛回到京師,尚未了解局勢,宦官假傳詔令騙過了他。張奐誤以為竇氏叛亂,遂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與王甫所率領的虎賁軍、羽林軍一起進攻竇武;竇武被重重圍困,無奈自殺。他的宗親賓客姻屬都被誅滅,竇太后被軟禁在南宮。
宦官集團先下手為強,徹底改變了局勢。於是一群小人得志,參與政變的宦官趾高氣揚,坐地分贓。與此同時,他們對被指為「黨人」的士大夫、太學生進行殘酷打擊,瘋狂迫害。李膺、杜密等人再次被罷官,李膺被捕入獄處死,第二次黨錮之禍,株連之廣,為害之深,遠遠超過了前一次。
十六年後,黃巾起義暴發,六年後漢靈帝去世,東漢朝廷奄奄一息,才正式為陳蕃、竇武等人平反,黨錮之禍總算就此結束了,而東漢王朝大勢已去。
中國的歷史總是驚人輪迴。東漢黨錮之禍結束1500年後,大明王朝發生了同樣一場黨爭之禍。以清流士大夫為主的東林黨,與權宦魏忠賢組建的閹黨,發生了你死我活的朝堂戰爭,結果與1500年前的東漢一樣,清流敗亡,權宦勝出。
宦官大都是小人,缺乏文韜武略。可是,為何總是成為「黨錮事件」的贏家,而士大夫與太學生卻是輸家?為什麼清流看不起宦官,但最終總被宦官所滅?
道理很簡單,因為皇帝站到了他們那一邊,宦官從身體上講,是無根的,但從勢力講,他們是有根的,這個根就是皇帝。宦官滅清流,就是皇帝打壓士大夫,是皇權與士權博弈的衍生品。在中國封建王朝,雖然所有人都為皇帝服務,但是遠近有別,親疏有距。士大夫是皇帝的搭檔,而宦官史皇帝的家人奴僕,一個老闆被合作夥伴取代的危險性大,還是被奴才取代的危險性大呢,不言而喻。所以,宦官殺清流,實際上就是皇帝滅權臣。自古權臣取代皇帝的事情多矣,而太監登大寶的,微乎其微矣。
客觀地說,宦官占據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那就是他們可以控制或代表皇帝。在那個年代,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是正義與合法的化身。所以,宦官可以借皇帝的名義打擊政敵。一方面能在皇帝跟前進讒言,對那些士大夫與太學生妖魔化,將他們劃為「誹訕朝廷」、「為大逆」的「黨人」,另一方面借皇帝的詔書發號施令,對「黨人」進行打擊迫害。
當然,上述有利條件並不足以使宦官註定成為贏家,真正使宦官獲勝的原因是他們的小人做派。由於工作需要,宦官都被人為閹割,這不僅使他們喪失性功能,而且扭曲他們的人格與人性;特定的生存環境,使他們大都成為心理陰暗的小人。宦官一旦得勢把持朝政,往往會釋放人性的驚人能量,形成一股無所顧忌的黑惡勢力。相對而言,清流士大夫都是正人君子,君子講規則守法度,即便是「打黑」,也要走程序,以事實為依據,依法辦事。比如,東漢竇武想解決宦官問題,先徵求太后意見,太后沒有同意,他便猶豫不決。當他決意行動之後,他下令抓捕宦官鄭颯,交給北寺獄審訊,查出宦官曹節、王甫等人罪行,上奏朝廷予以法辦。這麼做,自然是君子所為,卻因此貽誤時機,給對手反撲的機會。
反觀小人,他們無所顧忌,不守法規,不擇手段。君子試圖依法「打黑」處置小人,而小人卻利用「黑打」收拾君子;「打黑」終究不及「黑打」,君子完敗於小人。
自東漢「黨錮之禍」起,類似的禍事歷代都沒有絕跡,而且往後還頻繁出現。尤其是東漢宦官集團所製造的「黨錮」事端及創造的「黑打」手法,為後世統治者或權宦打擊政敵或排斥異己樹立了成功的範例。每當他們感到輿論壓力很大的時候,他們就會效法東漢權宦,使出「黑打」手法,給對方羅織各種罪名並扣上什麼黨人的帽子,從而置之於死地,並且誅殺其親屬與同黨,以至於趕盡殺絕,使對方永世不得翻身。晚明魏忠賢打擊東林黨就是實例之一。在這些黨爭的權宦眼裡,宮廷沒有規則與文明,只有血淋淋的坑害殺戮,只有赤裸裸的權力鬥爭。
話說到這,需要拉回主題。為什麼中國歷代王朝黨爭結出的都是惡果?歸根到底,禍事的根由就在君主專制制度本身。這個制度,不僅滋生了變態的宦官群體,更致命的是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的皇帝「一裁終局」。
從現代政治學上講,一個國家的權力機構,應該由國家元首、官員、民間三部構成,現在國家最高權力在民,其代表機關是國會眾議院,而實際元首無論是總統還是首相,都通過民選產生,可謂君權民授,而過去中國封建王朝,卻只有君權和相權,也就是只有元首權力和官員權力,百姓是無權的,到了朱明王朝,君主廢相,大臣的權力也式微了,變成君權獨大,而所謂的黨爭,也與現代意義上的競選完全不同,諸黨爭來爭去,爭的不是國家最高權力,而無非是君主的職業經理人,改變動搖不了君主才是主子的政治格局,所以,通過黨爭上台的黨,要麼看皇帝臉色行事,要麼直言犯諫,被皇帝及其奴才打壓淘汰了事。
黨爭的一切一切關鍵點,在黨爭的裁判、選擇權在誰。現代政治黨派競爭,選擇權在民眾,而封建王朝,選擇權在君主,民眾對君主沒有選擇權,對士大夫也沒有選擇權,指望「無賴兒郎」那些昏君們,做出正確的選擇和裁定,無異於緣木求魚。
氓流參戰,禍首裁判,如此黨爭,只能是惡性競爭,結果如何會好?!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history/92gg3p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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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黨爭―歷代黨禍重演
古代中國多把為政治私利而結成的排斥異己之宗派集團稱為「朋黨」,故《論語》云君子「群而不黨」,《荀子》曰「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歷代朝廷大臣凡欲攻擊政見不同者,往往指之為朋黨,並因此而引起黨爭、釀成黨禍,其最烈者如東漢的黨錮之禍,唐代的牛、李之爭,北宋的新舊兩黨,以及明代的東林黨爭。
明代因宦官長期專政,許多官僚均附於閹豎而充其黨羽,故被稱為「閹黨」。至晚明時,一些士大夫因議論朝政、抨擊宦官,而被指為「東林黨」並遭迫害,故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爭,實即東林黨與閹黨之爭。明代黨爭之背景大略如下:
     (1)政見引起衝突:明時鼓勵士民上書言政,御史諫官尤得直陳無避,國家大事往往集朝臣廷議裁奪,因此廷臣常為不同政見而爭執不休。如嘉靖間就有宮廷中爭議世宗本生父尊號的「議禮案」。武宗死時無子,朝臣迎其堂弟世宗即位,世宗使禮臣議其本生父興獻王祐杬的尊號,張璁等迎合帝意,議尊為皇考,楊廷和等則認為不合禮法,主張稱孝宗(武宗父)為皇考,以興獻王為皇叔父。此事在朝廷中爭論了三年,最後終於追尊興獻王為皇考恭穆獻皇帝,然廷臣二百餘人竟跪伏宮門,哭闕力爭,聲震闕廷,世宗乃將一百九十人下獄,有十七人廷杖致死。此事歷史上又稱「大禮議」。到了後來神宗時,又因立太子的「國本」等問題引起爭執,並演成激烈的黨爭。
     (2)爭奪內閣職權:嘉靖時,宦官的勢力一度受到排斥,故世宗、穆宗、神宗時「內閣始專」。內閣大學士開始有首輔、次輔和群輔之區別,首輔位極人臣,一切朝政均歸其調度。為了爭奪內閣首輔的權位,大學士遂聯朋結黨,攀引門生,互相傾軋排擠,採取各種權術以擊垮對手,形成長期的門戶之爭。張璁因迎合世宗,在「大禮議」後成了內閣首輔,「頤指百僚,無敢與抗者」。及至後來,夏言 (1482一1548)、嚴嵩(1480一1567)、徐階(1494一1574)等也都通過類似的手段先後彼此取代。特別是嚴嵩入閣二十年,執牛耳凡十有五年,一意媚上,竊權罔利,「握權久,遍引私人居要地」。他與其子嚴世蕃(?一1565)、義子趙文華(?一1557)一手操縱國事,造成倭寇之患久不能平,以及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韃靼攻打北京的「庚戌之變」。後來在神宗萬曆初出任首輔的張居正(1525一1582)於改革財政、推行一條鞭法等方面雖有功績,然大權在握,未免偏恣專橫,使朝臣諸多不平、人情洶洶。他死後,廷臣之間的互相傾軋日甚一日,黨爭乃起。
     (3)廷臣抨擊閹宦:明代中葉以後,由於宦官擅權為禍,政治日趨黑暗與腐朽。朝野剛正不阿之士遂起而抨擊弊政,反對閹黨專權,圖謀改革現狀,以挽救明朝之危亡。而宦官對反對自己的廷臣惱羞成怒,恨之入骨,乃援結部分官僚,結黨營私,排除異己。這就是釀成明代黨爭之主要原因。
明代的黨爭雖然發生較遲,然它與宦官專政、權臣擅權乃至特務統治關係密切,並一直持續到明朝之覆滅,是為有明一代政壇上之大事。茲略述其經過如下:
     (一)神宗萬曆年間
     1.立太子國本之爭:立太子的所謂「國本」之爭,是晚明黨爭的重要導火線。神宗皇后無子,王恭妃先生子常洛(即光宗),後鄭妃又生子常洵(即福王),並因而被進封貴妃,神宗因寵愛鄭妃乃欲廢長立愛,故對立太子問題遷延不決近二十年。其間許多大臣強烈反對冊立常洵,屢屢主張早立常洛,請立儲之疏累數千百,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謂不能立定國本,結果往往被廷杖或遭貶謫。但也有一部分大臣迎合帝意、討好鄭妃,主立常洵。是為「國本」之爭。萬曆二十年(1593年),帝手詔內閣首輔王錫爵,欲將常洛、常洵和另一子並封為王,錫爵奉詔擬旨,舉朝大譁,事乃寢。此即所謂「三王並封」之爭。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常洛年二十,神宗不得已立其為太子,而封常洵為福王,但常洵長期不之國,故又有「福王就國」之爭。直至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福王之國,太子地位稍定,但奪嫡之疑時起,所以後來又有「梃擊」等案發生,並導致黨爭不息。
     2.顧憲成講學東林:所謂「東林黨」的領袖人物是顧憲成(1550一1612),他是萬曆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萬曆二十三年(1594年)顧憲成因立太子問題忤犯神宗及內閣首輔,而被革職罷歸無錫故里。無錫東門外原有東林書院,係宋代楊時講學處,後廢,顧憲成與弟俊成修復之,並與同好高攀龍(1562一1626)、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講學於東林書院,「諷議朝政,裁量人物」,一時間「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嚮附」。另有趙南星(1550一1627)、鄒元標(1551一1624)等亦與顧憲成遙相應合,號為「三君」。顧憲成等朝野剛直之士因不斷抨擊權臣、宦官,後來遂被稱為「東林黨人」。
     3.朝中五黨反東林:與東林黨同時,朝廷中的官吏原來也有宣、崑、齊、浙等各種黨派。宣黨首領為湯賓尹(宣城人),崑黨領袖為顧天峻(崑山人),齊黨有兀詩教、周永春、韓浚、張延登等人,楚黨有官應震、吳亮嗣、田生金等,浙黨有姚宗文、劉廷元、沈一貫、方從哲等人。其中以浙黨聲勢較大,沈、方二人均任過內閣首輔。這些黨派彼此之間也有矛盾,但在對付東林黨方面卻是一致的,它們均「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屬於非東林黨。因此,東林黨、非東林黨在一系列朝政大事上均展開激烈之鬥爭。
     4.李三才入閣事件:李三才(?一1623)係順天通州 (今北京通縣)人,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見當時朝廷遣宦官任礦監、稅監,四處搜刮擾民,因此曾多次上疏極言礦稅之害,請罷稅監,否則一味「溺志貨財」,免難「眾畔土崩」。顧憲成與李三才交好,故向大學士葉向高 (1559-1627)舉薦之。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東林黨之官員欲推李三才入閣,但非東林黨群起反對,黨爭激烈。次年御史徐兆魁劾東林講學諸人,首訊顧憲成。同年,李三才也被貶而辭職。
     5.萬曆末之梃擊案: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有男子張差持梃(棍棒)闖入太子常洛所居之慈慶宮,擊傷守門內侍李鑒,至殿前檐下被執,供稱是鄭貴妃手下太監龐保、劉成引進,一時輿論大譁。東林黨主張嚴究,追查幕後主使者,神宗與非東林黨則謀草草了事。後鄭妃乞哀於太子要其不探究﹐神宗遂以「張差以瘋癲奸徒闖入東宮,持梃傷人,罪在不赦」,諭法司速決之,並斃龐、劉於內廷了案。此即所謂「挺擊案」,它與後來的「紅丸案」、「移宮案」被合稱為明末之「三案」,均與東林黨爭有關。
     (二)光宗熹宗時期
     1.光宗時之紅丸案: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神宗死,太子常洛即位,是為光宗。光宗登基不過一月即病重,司禮監秉筆兼掌御藥房太監崔文昇下瀉藥,使病益劇,一晝夜三四十起。鴻臚寺丞李可灼旋又進紅丸二,稱之為仙丹。光宗服丸後即斃,於是中外藉藉,東林黨人疑係神宗貴妃鄭氏指使下毒,主張嚴辦,非東林黨反對之。結果崔文昇發遣南京,李可灼遣戍。史稱「紅丸案J。
     2.熹宗初之移宮案:光宗剛死,皇長子由校當立,時光宗所寵之選侍李氏自恃撫養皇長子有功,與心腹閹宦魏進忠(魏忠賢原名)謀據乾清宮挾帝自重。東林黨大臣楊漣、左光斗等堅決主張把李選侍移至宮妃養老之穢鸞宮,左光斗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惟皇上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名分倒置」,恐「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於今」。方從哲等非東林黨則認為不要薄待先皇妃嬪,移宮「遲亦無害」。結果在楊、左等之堅持下,李選侍移居穢鸞宮,然後皇長子方即位為熹宗。史稱「移宮案」。
     3.葉向高起用東林:熹宗天啟元年(1621年),葉向高為內閣首輔,遂起用鄒元標、趙南星、楊漣等東林黨人,一時內閣言路頗多正人,浙、崑、宣、齊、楚等黨一度受到排斥,它們中的一部分人乃漸附勢力日隆的閹宦魏忠賢。
     4.魏忠賢殘害忠良:熹宗即位後不久,朝廷大權落入宦官魏忠賢及熹宗之乳母客氏手中。天啟四年(1624年),楊漣上疏,劾瑰忠賢二十四大罪,接著諸臣相繼上疏彈劾者七十餘人,熹宗皆不聽。於是魏忠賢乃聯結非東林黨,非欲置東林黨人於死地不可。魏使人編《三朝要典》,為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翻案,藉此打擊東林黨人,復造作所謂《東林點將錄》,凡不附忠賢者皆為東林黨人而加迫害。楊漣、左光斗、趙南星、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熊廷弼(1569一1625)、高攀龍、周順昌(1584一1626)、黃尊素(1584一1626)等,均遭殘酷迫害而死,總計因東林黨禍而慘死及遭貶逐者﹐達數百人之多。
     (三)思宗崇禎年間
    天啟七年(1627年),熹宗死,弟由檢繼之,是為思宗。思宗即位後不久,即下令貶斥魏忠賢及閹黨,迫魏忠賢自殺。接著乃逐漸為東林黨人平反,崇禎元年(1628年)五月,毀《三朝要典》,焚其板,於是罹忠賢之禍者多贈官賜謚,東林始不負罪於世。次年三月,復將魏忠賢之黨羽定為「逆案」,分閹黨為六等,重者處死,輕的終身不加錄用。至此東林黨爭暫告一段落,但官僚之間的派系鬥爭猶未終息。如思宗中反奸計,對抗清名將袁崇煥(1584一1630)起疑而加以逮捕,閹黨餘孽乃乘機疏劾之,致袁崇煥死於非命。這時後,明朝的江山已經岌岌可危了。
明代的黨爭從「東林黨」來說,係反對弊政與宦禍的鬥爭,確實也發生了一定的作用,如使鄭貴妃家族的權勢受到一些壓抑,神宗欲賜福王大量田地﹐經過朝臣反對結果只給一半。但總的說來,非東林黨及閹宦則佔了上風。由於黨爭不息,奸佞當朝,使政風日壞,朝政日非。黨爭不僅使文官受害,而且還殃及邊疆大員,如遼東經略熊廷弼、督師袁崇煥,均被誣陷死,大大影響了對滿洲的防禦,加速明朝的滅亡。黨爭還波及南明,如崇禎年間張溥等繼東林黨之風而組織復社,與閹黨殘餘勢力繼續鬥爭。明亡之後,閹黨餘孽馬士英 (約1591一1646)、阮大鋮(約1587一約1646)等掌握南明之福王政權,在國難當頭之際,黨爭竟末稍息。
關於明代黨爭同唐、宋諸代之異同,前面已加說明,此處再將唐、明二朝之黨爭略加比較:(1)背景:唐代牛李黨爭起因於朝官有出身世族的官僚和循科舉進士的庶族官僚之別,世族官僚與庶族官僚相互排斥,政見分歧僅是兩黨相互攻訐之口實,故兩黨均不同程度地援結宦官以為後臺;明代黨爭之根源,則在於朝野剛直之士不滿政治之黑暗,起而抨擊弊政、反對宦官專權,而宦官勢力則勾結部分官僚進行反撲,結成閹黨以排除異己。(2)影響:唐代黨爭固導致人事浮沉、政局動盪,使朝政日非,然中途即止,其危害不若明代之嚴重;明代黨爭自萬曆起,一直延續到明祚覆亡,其間閹黨因掌握廠衛,遂利用以興大獄、殺忠良,甚至危及鎮疆名將,為禍至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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