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韋政通（1927年12月16日－2018年8月5日），江蘇鎮江人，學者、思想家、知識分子，曾任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前身）教授、國立清華大學人文學科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聯合報系《中國論壇半月刊》編輯委員會召集人、國際中國哲學會學術顧問、《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編輯委員，為澄社發起人之一。與梁漱溟、錢穆、徐復觀等人同為自學有成的思想家。
2018年8月5日凌晨，韋政通逝世。
經歷
韋政通出生於江蘇丹陽縣新豐鎮後小辛村，家裡是當地首富。1949年，韋政通因為喜歡的一位已撤退到臺灣的護士；於是拿了十塊銀元加入中華民國國軍青年軍207師從上海渡海到了台灣。1954年起，韋政通因受勞思光的影響，辭去新聞工作，開始他賣稿維生的山居生活。韋政通得到《人生雜誌》負責人王貫之的精神支持及發表機會，並在此時期積極聽講，從當代名家方東美、陳康、牟宗三等人修習哲學。當時因生活艱難，曾手抄羅近溪的《盱壇直詮》、王龍溪的《語錄》，及牟宗三、唐君毅的早期文章；因購買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而典當唯一的冬季西服。1957年，韋政通從臺北市大屯山南下至南投縣碧山岩的寺院安身，教授寺院比丘尼的文史課程，生活才稍為安定。1958年，經徐復觀相助，韋政通以著作檢定取得教師資格，至台中一中擔任高中教師。
1963年，韋政通與牟宗三等新儒家學者分道揚鑣，在《文星雜誌》中批判儒學的缺陷，開始其自身獨立的思想探險。殷海光透過學生王曉波與韋政通會面，並對韋政通非常賞識；韋政通也由此加入了自由主義者的行列。晚年結識陳復，師生常相論學，並共同受邀到越南河內人文社會科學大學講學[1]，從事臺灣研究講座[2]，後獲聘為國立宜蘭大學生命教育研究室榮譽顧問[3]，並頒發「政通學者」的榮譽給其學生陳復、尹文漢、王立新、王馨、向葉平、何卓恩、吳炳釗、張宏敏與張京華共計九人[4]。
韋政通出版過三十多種哲學、思想、文化類學術專著。1980年，韋政通獨立完成近百萬字的《中國思想史》，與勞思光的《新編中國哲學史》同為台灣學界常用的中國哲學史教材。晚年韋政通往返海峽兩岸講學，促進學術交流，與王元化、李澤厚、湯一介、袁偉時等學者有所來往。[來源請求]
著作
《傳統的透視》（台北：自由太平洋文化，1965）
《荀子與古代哲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中國哲學思想批判》（台北：大林出版社，1968）
《傳統與現代化》（台北：水牛出版社，1968）；1970年遭查禁，1989年再版更名《儒家與現代化》
《中國文化概論》（台北：水牛出版社，1968）；2003年嶽麓書社再版；2008年吉林出版集團再版
《知識份子的責任》（台北：弘毅，1970）
《開創性的先秦思想家》（台北：現代學苑，1972）；1974年更名《先秦七大哲學家》（台北：牧童出版社）；2006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再版
《現代化與中國的適應》（台北：廬山出版社，1974）
《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台北：水牛出版社，1974）；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
《中國的智慧》（台北：牧童出版社，1975）；2003年嶽麓書社再版；2009年吉林出版集團再版
《中國哲學辭典》（台北：大林出版社，1977）；2009年吉林出版集團再版
《巨變與傳統》（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1990年更名《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反思》（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中國現代思想家梁漱溟》（台北：巨人，1978）
《中國現代思想家胡適》（台北：巨人，1978）
《中國思想史》上冊（台北：大林出版社，1979）、下冊（台北：大林出版社，1980）；2001年水牛出版社13版；2003年上海書店出版社再版；2009年吉林出版集團再版
《傳統的更新》（台北：大林出版社，1981）
《倫理思想的突破》（台北：大林出版社，1982）；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
《儒家與現代中國》（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
《思想的貧困》（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5）
《董仲舒》（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5）
《歷史轉捩點上的反思》（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
《立足臺灣，關懷大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上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下冊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
《思想的探險》（自傳）（台北：正中書局，1993）
《傳統的更新》（台北：水牛出版社，1989）
《孔子》（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台北：立緒文化，1999）
《中國思想傳統的創造轉化》（台北：洪葉文化，2000）
《中國思想與人文關懷》（台北：洪葉文化，2000）
《人是可以這樣活的》（台北：洪葉文化，2000）
《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台北：立緒文化，2001）
《韋政通自選集》（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
《智慧不老：韋政通教授八十演講錄》（台北：法鼓文化，2009）
《中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何卓恩、王立新編：《時代人物各風流》（北京：中華書局，2011）
何卓恩、王立新編：《知識人生三大調》（北京：中華書局，2011）
何卓恩、王立新編：《傳統與現代之間》（北京：中華書局，2011）
何卓恩、王立新編：《人文主義的力量》（北京：中華書局，2011）
《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台北：水牛出版社，2018）

韋政通教授百年紀念專頁 - 首頁 - https://goo.gl/pFV9aR
天地間獨立思考的自由人：敬悼韋政通教授
2018-08-08 00:50聯合報 陳復／宜蘭大學博雅學部副教授（宜縣冬山）
國學大師韋政通教授。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國學大師韋政通教授。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今年有很多一九四九年跟著國民政府來台的大師急遽凋零，象徵著一個充滿憂患時代結束。當本土心理學之父楊國樞過世，我還未得空當面詢問他的知交與我的恩師，國學大師韋政通教授有何感想，沒想到韋師就跟著過世了。
韋教授早年為追求愛情，從大陸飄洋來台，沒有顯赫的學歷，卻因對學問的嚮往，跟隨哲學家牟宗三自學鑽研儒家思想，卻同樣因堅持愛情，不惜「背叛師門」，躲到台南鄉下教書維生，期間撰寫近百萬字的《中國思想史》，終獲學術承認。
他曾擔任聯合報系《中國論壇半月刊》編輯委員會召集人，共同成立澄社，晚年卻對台灣民主發展深感痛心，他看盡百年來中國學術發展歷程，該如何評價他的思想呢？
我會用艾瑞克森寫《青年路德》的心理史學觀點來認識韋老師，因為他一輩子活在矛盾與衝突裡，心理充滿著認同危機，這同時反映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共有的認同危機。童年時期跟經商的父親失和，種下他強烈的反抗心理，他不希望繼承家業，遠離家鄉並不是基於政治意識形態，來到台灣，卻對國民黨的政治意識形態充滿著不滿，產生有如弒父般的憤怒。
因為牟宗三如父兄般的熱情引領，他開始對學問有著濃郁嚮往，卻再度因反抗父權陰影，不惜離開儒家思想陣營。儘管後來變成自由主義者，卻一輩子喜歡研究儒家思想。然而，只要儒家思想對他追求的自由帶來任何負面影響，他會毫不假辭色的嚴厲抨擊。但，當你想用自由主義來替他定調，這些年來卻常見他對主張台獨的自由主義者如何傷害台灣深表不滿，高度讚許大陸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帶來的成果，毫不掩飾自己濃郁的中華民族認同。韋師想做的，只是在天地間獨立思考的自由人。
他因為國民黨的政治迫害，沒機會在大學擔任教職，然而，我從來沒有發現他有被迫害情結，他不覺得國民黨虧欠自己什麼，因為做學問是自己的事情，他不需在意人家肯定不肯定，這使得他寧願過著清苦日子，絕不麻煩任何人。他尤其覺得人如果留戀於被迫害情結裡，這是想對他人予取予求的病態心理，因此韋師對二二八事件的幽靈，至今無法停止撕裂台灣社會深感不安。
台灣社會因為去中國化浪潮，對這位深耕學術六十年的大師早已淡忘，他長年關懷傳統卻倡導自由思想，沒有機會在台灣社會被認真傾聽，卻在大陸社會點燃著理想火焰，使得他過世消息傳來，大陸學者如雪片般深致哀悼，這種兩極化態度到底是誰的損失呢？我不禁想起王陽明在〈詠良知〉詩裡說：「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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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政通認為，真正的學者，必須勤於治學，做學問不僅辛苦，更要耐得住寂寞。（湯森路透）
韋政通一生追求自由，他如此自述：「當我說，自由是我的天道時，自由已提升到信仰的層次。」
對他而言這不是口號，是一生的追求與每日生活的具體實踐。
我第一次見到這位九十幾歲老人時，他紅光滿面、精神奕奕，談生命、論思想。
「你一個人住，都不需要人照顧嗎？」尤其他帶我爬樓梯走上二樓房間時，我充滿疑惑，一個獨居老人每天這樣上下樓梯適合嗎？
「我堅持一個人住，因為這樣才能完全自由，不受打擾。兒子或孫女每週末來看我、一起吃個飯，我不需要他們照顧，他們有他們的人生，我有我的生活。」
這樣的老人，不多見。
「爺爺生活規律，絕不麻煩人，跟他約好吃飯時間，任何人不能遲到，六點一定準時開飯。」他的孫女說。
每天早餐都一樣：一顆水煮蛋、一個蘋果、一片吐司、一杯牛奶或麥片，幾十年來從沒變過。
每天除基本休息外，所有時間就是讀書做筆記，偶爾以聽古典音樂作休息。
韋政通讀過的每本書，一定在書內頁做大綱紀錄，並另以A4大小紙做全書重點摘錄及標示原書頁碼。
在去世前一週，他才剛讀完的一本書與筆記，就靜靜躺在慣用的書桌上，他沒料到那是此生最後讀的一本書與做的筆記。
韋政通憑藉一己之力，完成至今仍無人能及的「中國思想史上下冊」。
在哲學史上，韋政通憑藉一己之力，完成至今仍無人能及的「中國思想史上下冊」（水牛永遠的暢銷書），同時在沒有電腦的年代，一個人（沒有任何助理與同伴）完成中國哲學辭典的編纂（這根本是神話）。
他說：「我就很容易做到不怕寂寞，也不怕孤立，一個人可以發光，一個人可以工作，不求人。沒有老師指導，也可以自學。」
他沒有受過正規學院式教育，學問完全來自自學（自己學習），現在越來越多家長讓孩子走自學之路，其實這種自家學習與自發學習仍有很大落差。
當時的韋政通，決定離開自覺沒有長進的新聞工作，一個人跑到北投大屯山腳，租了間小茅屋，一住就是三年半，這段時間他閉關苦讀，一個人，沒有收入、沒有朋友，一個饅頭分三次吃，沒有饅頭則摘木瓜配開水吃。這是他決定以學問為志業的開始，也是他決定做一個「革新人」的起步。
他的努力與成果，確實讓當時許多學術大師為之驚豔。殷海光曾經這樣稱讚年輕的韋政通：「你啊，就好像一個孤炭，你一個人可以發光的。」
在與殷海光的互動中，韋政通後來說，他最大的收獲是找到自信，並且知道自已是可以忍受孤獨的。
所以他不只一次強調：真正的學者，必須勤於治學，做學問不僅辛苦，更要耐得住寂寞。
對於學生或學術圈的朋友，他有一個原則，如果入朝當官，就不必往來了，他喜歡與朋友討論思想、爭辯事理，但官場的生態運作，與做學問和學者角色是必然衝突。
在一次演講中他曾經這樣評論胡適：「胡先生自大使生涯後，做學問的能力早已開始弱化，晚年在臺灣已不是學者的角色，而是一位「名流」，這是我既做不到也不羨慕的。」
我們的社會，一直不缺少名流，影視名流、社交名流、學術名流、文化名流、政治名流，當然現在又多了名嘴、網紅、X神。
做名流比較爽，吃飯喝酒相互吹捧，做學問太辛苦，埋首案牘無人問，難怪韋政通必須不斷自我鼓勵，自我提醒：
「我一生最重要的追求是：追求經濟獨立、追求思想獨立、追求精神獨立。」
或是他喜歡這樣描述：「自由的信念，正是與不幸遭遇搏鬥的動力。」
因為，他深知只有完全獨立，才有真正自由。只有不靠他人，才能實現自我。
孤獨的老人，在內湖碧湖邊，一個人享受他一輩子堅持的孤獨。
直到那個天光剛暗的夏夜，一台摩托車擦撞過他，老人躺在急診室，看到孫女第一句話：「對不起，麻煩你們跑這一趟。」
幾個小時後，他再也不需要任何人為他麻煩，他得到真正的自由。（異端的誘惑---韋政通的一生，即將出版。）
※作者為水牛出版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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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中國思想史學者韋政通（右）於5日凌晨3點半逝世，享壽91歲，學生陳復（左）在個人臉書上發布訃告緬懷恩師。（取自陳復個人臉書）
著名中國思想史學者韋政通於5日凌晨3時半逝世，享壽91歲。其學生陳復在個人臉書上發布訃告，哀慟之餘也表示如今台灣學術環境、文化面臨危機，希望大家能繼承先輩學人的積累，繼往開來。
著有《中國思想史》等哲學著作、台灣自由主義社團「澄社」發起人之一的國學大師韋政通，1927年出生於江蘇鎮江，1949年來台，為台灣知名哲學教授、思想家。其1954年起受華人重要哲學家勞思光影響，辭去新聞工作，開始以寫作維生，早年鑽研新儒家思想，自學有成，後走向自由主義，與楊國樞、胡佛、何懷碩等人時常共議時事，為《中國論壇半月刊》編輯委員會召集人，亦是「澄社」發起人之一。
韋政通著作等身，其最知名的著作為於1980年獨立完成的《中國思想史》，該書與勞思光的《新編中國哲學史》同為台灣學界常用的中國哲學史教材。
其學生陳復於就讀國立清華大學博士班時結識韋政通，他昨日在個人臉書發布訃告緬懷恩師，表示韋政通實屬繼錢穆先生後自學出身的學術巨人，韋政通畢生關注海峽兩岸和平發展，出版30餘種思想與文化的學術專著，「如巨大的探照燈引領著學者持續前行」。
據《蘋果》報導，陳復受訪時表示，他在中國通訊軟體微信上發布韋政通的訃告，隨即便有萬人點閱，致上哀悼，相較之下台灣社會對此消息卻一片沉寂，讓他無限唏噓道：「我只能說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
《中國思想史》作者、國學大師韋政通逝世　享壽91歲-風傳媒 - https://goo.gl/QVpkCB

一塊可以發光的孤炭－讀韋政通《異端的勇氣》
余杰 2019年01月11日 07:00:00
韋政通始終認為，只有自律才能在思想與形體上獲得全然真正的自由。（圖片摘自韋政通教授百年紀念專頁臉書）
生於一九二七年、逝於二零一八年、人生橫跨二十世紀韋政通，引以爲自豪的身份定位是「一個自由獨立的思想工作者」，這個稱呼看似不起眼，卻有千斤重。韋政通認為，當代華人文化圈中沒有一個「國學大師」，他自己算不上，季羨林、南懷瑾、饒宗頤等人更算不上。按照清代漢學的標凖，國學大師必須超越現代大學中的學科界限，兼通義理、考据、辭章。所以，連胡適和陳獨秀都算不上「國學大師」，二十世紀唯有章太炎、王國維和陳寅恪三人是「國學大師」。而在「思想工作者」當中，韋政通堪稱一位不可多得的「異數」：他與梁漱溟、錢穆一樣，是極少數未曾受過完整、系統的現代大學教育，自學成才並自成一家之言的知識人；他又面臨著比梁漱溟和錢穆更艱難的處境：因為傳播自由主義而受國民黨政權迫害，他不曾在大學中獲得穩定的教席，僅僅在中國文化大學和政治大學短暫任教，很快就被迫掛冠而去。然而，韋政通在書齋中享有完全的思想和心靈的自由：從二十多歲開始著述，直到九十一歲高齡因車禍去世，他從未停止韋編三絕、奮筆疾書，即便稱不上桃李滿天下，卻毫無疑問是著作等身。
韋政通不是一名循規蹈矩、因循守舊的「思想工作者」，而是一位「異端思想者」，他大膽地宣稱：「人類爭取自由的歷史，就知識分子的角色而言，就是爭取做為異端的權利的歷史。在專制獨裁統治下的漫長歲月中，傑出的知識分子很少不扮演異端的角色。」
韋政通去世後，水牛出版社社長羅文嘉為之出版文集《異端的勇氣》，收入其系列講稿《人生十問》和若干代表性文章，堪稱一部「不是自傳的自傳」。韋政通是持統派立場的外省人，羅文嘉則是持獨派立場的本省人，兩人卻能成為忘年交。羅文嘉擱置統獨之分岐，為韋政通這位寂寞的前輩學者出書，是因為韋政通身上有一種特別的魅力深深打動羅文嘉，這種魅力正如殷海光當年對韋政通一句話的評價：「你啊，就好像一個孤炭，你一個人可以發光的。」羅文嘉在此書所寫的序言中説：「在韋政通的一生中，就他離家出走、與有夫之婦交往來看，他是社會風俗眼中的異端；就他澈底拋棄原先對當代新儒家的信仰，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來看，他是傳統學術派閥眼中的異端；就他獨立思考、勇於批判傳統與現在來看，他是當權者眼中的異端。然而對他而言，他就是要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就是要相信自己的思考，就是要講自己想說的話，就是要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在一般人看來，這是一條「光榮荊棘路」，韋政通卻「雖千萬人，吾往矣」地走了一輩子。
韋政通一生追求自由，他如此自述：「當我說，自由是我的天道時，自由已提升到信仰的層次。」對他而言，「追求自由」不是口號，是一生的價值與每日生活的具體實踐。在一次演講中他曾經直言不諱地評論胡適：「胡先生自大使生涯後，做學問的能力早已開始弱化，晚年在臺灣已不是學者的角色，而是一位「名流」，這是我既做不到也不羨慕的。」他看到在政府擔任高官的胡適失去了學者的特質和獨立的意志，就毅然與之逆向而行：他以高質量和高產量的寫作，爭取到了經濟上的獨立地位，不仰賴與政府、學術機構和贊助人。他強調説：「我一生最重要的追求是：追求經濟獨立、追求思想獨立、追求精神獨立。」如此，當然需要付出沉重代價：他曾隱居山中的茅草屋，幾乎茹毛飲血，患上傷寒，險些喪命；他曾受國民黨特務的騷擾，失去教職，只能賣文為生，廢寢忘食，每日下筆萬言；他還曾因為滿城風雨的婚姻，不得不躲避可畏的人言，從台中遷居台南善化鄉下；他脫離了如同追名逐利的「小世界」一般的主流學術界，不用評級、不用升等、不用經營人脈、不用討好同僚，其學術成就卻讓名校教授和院士們望塵莫及。
白色恐怖時代的愛與怕
韋政通晚年回顧自己漫長的一生，認為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是：力排眾議，勇於追求自己所愛的。青年時代，他愛上一位護士，這名護士隨軍去了臺灣，他受到很大的刺激，「一個女孩子都有這麼大的勇氣，隻身跟著軍隊去闖天下，我是個男人，為什麼不可以？」於是，二十二嵗的韋政通偷了母親十塊銀元，在上海報名參加青年軍二零七師，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乘船，兩天後到了臺灣基隆港。他上岸時才知道，共產黨軍隊已於前一日渡過長江，如果遲一天，他想走也走不了。與大時代的風暴中顛沛流離的大多數人不同，韋政通遠赴臺灣，是為了追求浪漫的愛情，而不是在國共兩黨之間選邊站。韋政通大器晚成，一九四九年剛剛上大學，對社會和政治的變遷幾乎一無所知。與之相似，在王鼎鈞、余英時的回憶錄中也可看到，他們離開中國的選擇，並非深思熟慮，而是充滿了偶然與變數。但是，留下和離開，此後的命運便是天淵之別。
為了愛情，不顧一切地跑到一個前途未卜的孤島上，那時身穿軍長的韋政，通宛如金庸小說《天龍八部》中大理國王子段譽那樣的「多情種子」。不過，他沒有追到那位讓他意亂情迷的護士。多年以後，羅文嘉詢問那段情竇初開的初戀，老人淡淡地回答説：「她當然嫁人了。」
真正「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愛情在後面。在貧病交加、窮困潦倒之際，韋政通得到徐復觀的幫助，以著作獲得教師資格，到台中一中擔任國文老師。那時，徐復觀已經與國民黨分道揚鑣，因直言批判國民黨，成為特務關照的重點對象。台中一中的國民黨幹部知道韋政通是徐復觀推薦來的人，遂對其展開調查。黨部派遣同為國文老師的楊慧傑女士來調查韋政通的思想，結果發現韋政通有寫日記的習慣，就把他的幾本日記本拿去看。楊女士看了之後感動得流淚，感慨説「現在怎麽還有這樣生活的年輕人，有這樣的向上心」，反倒愛上了調查對象。三年之後，楊女士與前夫離婚，再與韋政通結合，此後兩人相親相愛度過了四十一年的美好婚姻。   
韋政通總結自己經歷的「愛情三部曲」，包括「情愛」、「志愛」、「恩愛」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情愛」，是從相戀到蜜月的激情階段。第二階段是「志愛」，即兩人志趣相投，朝著共同的理想而努力。夫人的理想是當大學教授，韋政通幫助夫人補習國學，兩年後順利考到大學教書的資格，之後夫人在中央大學任教十八年才退休。另一方面，夫人也是韋政通的支撐和幫手，「我不管受多大的迫害、多大的挫折、幾次失業，我的太太從來沒有對我失望過。我感謝她，在最困難的時候都是她在支持我」。第三個階段是「恩愛」，特別是進入晚年，彼此之間盡一切可能性互相幫助。夫人生命的最後六年都在病床上度過，一共住過十九次醫院。韋政通放棄外出講學的邀約，一心一意照顧夫人，早晨親自做早餐送到醫院，夫人睜開眼睛一定看到丈夫在床邊陪伴。辛苦固然辛苦，但韋政通由此悟出「愛就是犧牲」的真諦。
從牟宗三到殷海光：從儒學到西學
韋政通早年追隨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牟宗三很欣賞韋政通，但韋政通後來卻叛出師門。他如實描述了在牟宗三門下求學期間的感受：當牟宗三離開東海大學時，給他的感覺就像早年離開父親一樣，「渾身有一種舒適感，因為牟先生當時讓我感受到龐大的壓力」。此時，韋政通在新儒家圈子中已有不適應感，「言必稱儒家或者言必稱牟宗三」不符合他不羈的個性。更重要的是，隨著對儒家的深入理解和思考，加上對西方哲學的研讀，他漸漸發現儒家的許多重大缺陷，如消極性道德、家天下的政治、匱乏的經濟、載道的文學和道統偶像的建立等。所以，當徐復觀讓韋政通撰文回應《文星》雜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時，韋政通卻在《文星》雜誌上發表文章，猛烈批判儒家文化，此反戈一擊，可謂力透紙背。
韋政通背叛師門的導火索，是他陷入一場有違儒家道德倫理的戀愛——對方是正在處理離婚事務的有夫之婦。牟宗三寫來一封很嚴厲的信，命令式地對他説：「趕快，立刻斷掉，太不像樣了。」言下之意是，假如你不聽的話，我們的師生關係就拉倒。但韋政通的想法是：「這個女同事是我人生中所遇到的真正瞭解我的對象，也是我第一眼看上去就非常喜歡的對象。我想要的，我不惜代價。」於是，他離開新儒家的學術群體，「就在那個階段，我對精神依賴已有所覺醒，自我肯定的意識已抬頭，趁此機緣，反叛就成為必然不可避免的行為。那也是一種自救的方式。」
儒家的師生關係，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不可能有人格平等和彼此尊重。尤其是牟宗三這樣教主式的人物，不能容忍學生不聽勸告。余英時曾討論新儒家的心理構造，認為新儒家往往自以為已優入聖域、自負道統，故表現了唯我獨尊，像君臨天下般的心態。余英時批評說，這是由自以為已體悟道體而來的傲慢，名曰「良知的傲慢」。這種「良知的傲慢」，正是韋政通不能忍受的壓迫。
一九五八年牟宗三先生（前排右四）五十大壽時，於東海大學寓所前與弟子合影。作者位於前排右二。（圖片由水牛出版社提供）
韋政通離開師門，接觸到作為「新人的典範」的殷海光，感受到另一番品格感染與精神砥礪。韋政通發現，殷海光是典型的西化派，「書房裡，三個大書架全是英文書，沒有一本是中文的」。殷海光的思維方式受西方邏輯實證論的影響，也具備西方知識人的人格形態。有一次學生舉手説：「老師，你這種意見，我完全反對！」殷海光笑著説：「我的意見，只供參考，你也可以把你的意見說出來，我尊重你的想法。」他不但沒有一點被冒犯的感覺，相反地，他非常欣賞肯自己思考的學生。這種「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氛圍，在新儒家學術圈子裡「多乎哉，不多也」。
韋政通發現，與殷海光的交往是一個再教育的過程。殷海光永遠有學習的熱情。他舉例說，殷海光的學生成中英從哈佛獲得博士學位回來，在台大授課。成中英在美國將邏輯訓練和分析哲學學得很好，殷海光跟韋政通一起去聽課，並讚賞説，「雖然我一輩子教邏輯，但是我的程度不及他」。做為老師，去聽學生的課，學學生的東西，殷海光一點「師道尊嚴」的想法都沒有，他遵循的是希臘哲學的精神——永遠保持對知識和真理好奇心。韋政通自己也將這種可貴的好奇心保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讀的最後一本書上，密密麻麻地寫滿讀書筆記和內容提要。
現代人格的鍛造
雖然一生並不順遂，但韋政通從不怨天尤人。他像柏楊一樣正視中國人的醜陋面：「現代的中國人，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不文明的一代，我們一定要承認這一點。」然後，他立志要做一個現代「新人」，在人格方面不斷更新，在思想方面勇於探險。他的一生，探索和處理過三個時代大議題：第一，儒學傳統的反思與儒學的現代化；第二，將梁啓超的「新民」理想予以深化，建立百年來惟一的新倫理體系；第三，檢討傳統與西化之間的衝突與超越。
在此一思想框架下，韋政通晚年轉向研究毛澤東，先後出版《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和《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兩部著作，本來他計劃寫成毛澤東研究三部曲，因為患病，第三部未能完成。他研究毛澤東，是用弗洛姆的心理學來分析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傳統人格，也就是剖析毛澤東與儒家文化之關係——毛號稱馬列主義者，表面上反對和批判儒家文化，其骨子裡並非現代人，而是儒家「聖王」人格模式。「韋氏研究」以「心理分析」的理論視角深入分析毛澤東的個體心理特徵，以人物「性格」為主題詞，將性格與權力、烏托邦等概念相結合，讓讀者對毛澤東這個複雜的歷史人物有了新的認識。
毛如此，蔣亦如此。韋政通同時對毛澤東的共產黨和蔣介石的國民黨予以猛烈批判，他是要通過對「反現代人格」的解構，為現代人格勾勒發展方向。他強調説：「作為一個現代人，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固執己見，要尊重別人。」他發現，中國人不是這樣的，《論語》裡缺乏師生之間精彩的對話，多半是老師的獨白，學生只能唯唯諾諾。中國人缺少像柏拉圖的《對話錄》的那種傳統，評論者多半是各抒己見，缺乏同情理解對方的能力。「柏拉圖的《對話錄》中不僅可看出早期西方哲人思考與教學的特色，其實從這種思考方式的運作中，早已奠定了民主的心理基礎。」
在觀念上知道什麽是現代人格，更要身體力行。韋政通認為，做一個現代新人，很重要的一點，「要消除傳統男人坏的習氣，就是在家庭裡面，要去克服，不能再有大男人主義，要尊重女性」。他在家中跟夫人搶著著家務，並不認為「君子遠庖廚」是對的。韋政通也平等對待子女與孫輩，從不居高臨下、頤指氣使。他被摩托車撞倒、送進醫院急診室後，看到趕來的孫女的第一句話是：「對不起，麻煩你們跑這一趟。」華語圈「養兒防老」的長輩通常說不出如此體貼的話。
與余英時相比，韋政通未能邁出的鍛造現代人格的最後一步：突破「大中華」、「大一統」的觀念。他直言批判中共「六四」屠殺之殘暴，卻又在「六四」之後常常赴中國講學，他不一定像李敖那樣有「走紅地毯」的虛榮心，去中國卻多少滿足了他對中國文化之「鄉愁」。然而，真正的個人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是沒有鄉愁的，生命個體本身就能建構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