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同意撥款3.2億台幣給南韓慰安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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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今天在內閣會議上正式批准，向援助慰安婦的南韓財團提供10億日圓（約3.2億台幣）資金，將從2016年度政府預算的「預備費」中撥款，用途是醫療和護理支援。財團也將探討以「治癒金」等名義，向慰安婦及其遺屬支付現金。日本政府原本有意要求南韓先撤走日本駐首爾使館前的少女像才要出資，但考慮到加強北韓核武威脅，決定先出資，希望加強日韓合作。（國際中心／綜合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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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的歷史正義
 
美國總統川普日前訪問韓國，南韓總統府邀請一位前慰安婦出席國宴，川普還輕輕擁抱，日本政府隨後表達關切，要求韓國實踐雙方在2015年所達成的解決共識。近日讀到韓國教授朴裕河因為著作《帝國的慰安婦》被告，2審逆判有罪、被罰韓元1,000萬，不過，為文抱不平的譯者劉夏如，或許假設讀者應該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稍微言簡意賅，外人無法論斷是非。
所謂的慰安婦（comfort woman）是日語對於「軍妓」的委婉說法。西方的用字「sex slave」（性奴），指日本皇軍在二次大戰期間於國內、殖民地、或佔領地招募女性，以解決軍人的生理需求，出發點是降低強暴事件。美軍由登陸到接管沖繩，強暴或姦殺事件層出不窮，即使移交日本管轄，不幸悲劇時有所聞。國民黨政府過去在外島設置「特約茶室」（俗稱831），彷彿視為「白米加料」以外的必要之惡。
根據美國歷史學者Elazar Barkan：「轉型正義並不限於在民主化過程，如何面對威權體制下的人權侵害，還包含在經歷重大政治變動之後，如何著手政治正常化、及社會重建，甚至於必須面對慰安婦、黑奴、及原住民族所承受的歷史不義，從事和解」。可惜，台灣對於慰安婦的爭辯往往因為藍綠、統獨的立場淪於意氣之爭，也就是在中國與日本之間選邊站。
最大的爭議是這些慰安婦的動機或背景，究竟是自願的、或被迫的，也就是她們當初明明知道從事的是性服務工作？或被騙到外地工作、甚至於就是被強制擄走？一般而言，對於日本比較友善的人、特別是出生於日本時代的人，會根據自己小時候對「朝鮮樓」的印象和記憶，由她們的表情、態度論斷她們是「來賣的」；另外，也許日本社會有所謂「藝旦文化」，花魁賣笑不賣身，或有窮人家女兒翻身機會的想像。
只不過，對於社會底層的弱勢者而言，表面上是自我經過盤算後的理性選擇，其實大部分都是「進無步、退無路」的痛苦抉擇。特別是女性往往必須為了家庭的債務犧牲，甚至於就是被無良的父母狠心出賣，而仲介的人口販子通常就是「好心的」親友。反正，只要到外地、走得遠遠的，不要讓故鄉的人碰到就好。因此，不管到漢城、日本、台灣、或是南洋，強顏歡笑，外人無法體會內心的無奈與淒涼。
當年關東軍要求朝鮮總督府招軍妓到滿州，居中牽線的是韓國人，他們專門找窮苦人家、或是勞工家庭下手，半哄、半騙、半強迫，因此有人主張韓國除了譴責日本，也應該追究這些走狗的責任，換句話說，在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還有獲利的幫兇。誠然，不管是奉命行事、還是汲汲營營，通敵者難逃歷史批判。然而，就不公不義的結構而言，架構者的責任應該重於執行者，不應混為一談。
美國人類學家 C. Sarah Soh提醒大家，慰安婦的背後有階級剝削、及父權支配，韓國人本身應該自我反省，民族主義者或婦權運動者不應火上加油；問題是，當社會分歧與殖民壓迫相互強化之際，難免讓人有「大事化小」的嫌疑。又有人指出韓國與日本、台灣政府在戰後都有類似軍妓的作法，也是以「一般化」來來掩飾看不見的結構性暴力；至若所謂遏止性病傳染，那是以小善來合理化大惡。
戰後，盟軍沒有追究日本在韓國、及台灣的作為，理由是兩地為日本的殖民地，他人無法置喙。台灣人似乎只能含蓄地以《海角七號》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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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紅燈區禁拍照 制服爆乳妹全被Google街景曝光

橫濱瑪麗

日本一個83歲賣身女站街60年，卻震撼了全世界！ - http://goo.gl/9StT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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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遭人唾棄的一生 等一個永遠等不到的嫖客
熱門 　05-17 20:05
這個風雅猶存的老婦人叫做西岡雪子，是一個遊盪於橫濱街頭數十年的賣春女郎慰安婦。

她每天都如藝伎一般塗著厚厚的白粉，穿着洛可可式的白色紗裙，滿頭銀髮細細梳起，拖着自己唯一的行李。
白天遊離街市，夜晚睡倒大廈過道，直至1995年突然消失。
橫濱瑪麗，站街六十年
「每個人都將離開這個世界，請用自由之心度過此生。」
瑪麗的腳步很不穩當，她總是踩空，總是差點跌倒在泥地，讓純白的蕾絲裙沾上灰塵。她甚至神經質地覺得，這件衣服好像在保護着她，不讓她受傷，就像臉上塗抹的厚重如面具的白粉。
橫濱的街道一如既往地人來人往。她已記不清自己是八十二還是八十三歲。和往常一樣，今天依舊沒有一位客人。她年紀大了，背已駝了，但是她永遠挺直胸膛。她隨身帶着自己的全部家當，衣服寄存在別處。她想起六十年前的自己——有優雅的輪廓，帶着眼鏡，穿着高跟鞋和白紗裙，配長長的白手套，拿一把長手柄的白色陽傘。
就在那個冬天，她的身影，突然從橫濱街頭消失了……

瑪麗的前半生
為國慰安
盟軍的輪番轟炸讓這個島國變得破敗不堪。極目望去，儘是混凝土的殘骸，還有扭曲的、犹如怪物般的鋼筋骨架。如果你走運，也許還能發現一些血肉模糊的東西——那已經不能被稱作屍體了。迎面而來的風中，只有嗆鼻的粉塵，以及日本人絕望的心情。
瑪麗並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
戰亂中死去的父親，霸佔所有家產的弟弟，都讓她感到寒心。
戰爭結束，男人們敗得稀里嘩啦，女人們還在戰鬥。
「做新女性——涉外俱樂部招聘女性事務員，包吃住服裝，高收入，限十八至二十五歲女性。」——1945年9月20日，一則廣告攫住了她的目光。
戰後的家園滿目瘡痍，當時的日本，連男人都找不到工作，更何況是女人。一看見有招工的廣告，失業者們立刻一擁而上。當天，就有幾千人來報名。三個月內，各地應聘的女性達到六萬人之多。
瑪麗就是其中一個。
瑪麗並不知道這則廣告要她做的真正工作是什麼。政府背景，在全國報刊上的公開廣告，使她信任不疑。
她此後的命運，是日本歷史上至今不願提起的一頁。

咋一看這跟普通招工廣告並沒什麼區別。但是，發放這則廣告的，是日本政府東京警視廳參加設立的RAA協會(特殊慰安設施協會)。
沒日沒夜，美國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隊等候，女人們在屋子里形同牲畜，根本沒有拒絕的自由。「最高的一天接客55人，這些屬於人的感覺，再也沒有了。」
由於美國大兵日益泛濫的花柳病，1946年，佔領軍司令部以「公然賣淫是對民主理想的背叛」為由，要求日本政府關閉各處慰安所。

於是，慰安婦們帶着滿身的瘡痍，在沒有任何補償的情況下被趕到了街上。或許，從踏入這一行開始，她們信仰的天照大神就已背棄了她們，讓她們自己在地獄里慢慢地沉淪、靜靜地自生自滅。
這些喪失生活成本、沒有謀生能力的女人，只能繼續從事色情行業。她們被稱作「潘潘」(panpan)，她們站在美軍經過的街道兩側，嘴上抹着廉價濃重的口紅，穿着暴露的裙子，擺出各種妖嬈的表情，出賣色相，只為了一點微薄的收入。
她們用肉體和眼淚，替自己的國家還債。

站街六十年
橫濱街頭，瑪麗是位讓人過目不忘的老婦人。她臉上總塗著厚厚的無油的白粉，像從不摘下的面具。每天，她抬着頭在街頭上走過，許多人以為她是個精神病患者，或者幽靈。
人們只知道她是一個「潘潘」女郎，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他們叫她艷艷，瑪麗小姐，皇后陛下。後來人們一直叫她橫濱瑪麗。
瑪麗英文好，會畫畫，會彈琴。她從來都是選擇她的客人——多數時候，她只做軍官的生意，特別是那種富態的軍官，那意味着生活安逸。瑪麗不與人說話，走路總是抬着頭，穿着復古的裙裝。
瑪麗一直行走在橫濱街頭，永遠打扮得像貴族小姐，風花雪月的文人不會把這樣的女人編進苦情奇情艷情的故事，她最多只能算時代的毛邊兒。

站街拉客六十年，進警局二十二次，歲月如刀，年老色衰的瑪麗已經沒有了生意，但她仍然站在橫濱街頭，白色的長裙和她招牌似的白臉從未改變。
瑪麗，83歲的現役妓女，一個象徵，一個曾經存在但是已經消失的女人，一個都市傳說。
她一直都很清高。在人生各個階段，從不討好當權的人，不討好跋扈的人。一個有錢的太太，看她孤獨，想請她喝茶，她冷漠地說：「你是誰?我不認識你。去!去!去!」後來這位太太才知道，這是一份體諒：瑪麗害怕她們在一起喝茶，連累太太被當成妓女。

當她日益衰老，清高、孤傲的「皇后陛下」，臉上依然搽滿厚厚的白粉，化着奇異濃妝，挺直着胸膛，彷彿只要戴上面具，便能阻隔世人輕蔑的目光，能夠不卑不亢地活下去。
據說，她的粉，是資生堂的。
做一份工，拿一分錢，她覺得，自己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這個城市裡。妓女的本分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那年頭誰管你啊，誰養活你啊?人總得活下去，管別人怎麼說，只要心是乾淨的就好。」 一位老去的「潘潘」女郎感嘆道。
然而，瑪麗那麼扎眼，很多人見了她會害怕，會嫌棄。
在那些「高貴」的人眼中，瑪麗就像死神或邪祟一樣，避之唯恐不及。她被視為恥辱，沒有人願意碰瑪麗用過的東西。橫濱的很多地方都把她拒之門外——和往常一樣，瑪麗來到街角的那家狹小美容院。還沒進門，她就聽到頂着滿頭捲髮器的桑田家姐姐大聲嚷嚷：「我說田義桑啊，如果那個賤女人還來這裏做頭髮，我們就不來了。」
美容院主人剛好回頭，瞥見了門口的瑪麗，懷着歉意對她說：「哎，真不好意思啊，今後，您不能來了啊。」
瑪麗很平靜地鞠了個躬，有些失望地說：「真的不可以了嗎?」

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后，沒有埋怨也沒有抗議，她只是遺憾地說：「是這樣啊，那好吧」，然後默默離開了。
世界並不像你想象般絕望，有侮辱她的人，自然，也有善待她的人。
她每天會在一個固定的街角遊盪。累了在一家大廈的大堂里休息，那裡有一把屬於她的破椅子，上面用中文寫着：我愛你。
晚上，她就睡在這間大廈的過道里，睡在這把椅子上，腳放在她的包上。
沒有人驅逐她。

雖然只能在大廈樓道里寄宿，但是她仍然是愛體面的，她從不接受施捨。想幫助她的歌手元次郎，只能每次把錢裝在紅包里，遞過去的時候要說：「瑪麗小姐，請拿去買些花吧。」
咖啡店裡，客人說，她用過的杯子，我們也會喝到啊。店主不忍心趕瑪麗走，就專門給瑪麗買了一個漂亮杯子，說，您是皇后陛下，應該用這隻最好看的杯子啊。
瑪麗常高興地說：「用我的茶杯給我一杯咖啡!」
香水店的老闆，曾經是一個舞者，他一直記得瑪麗久久盯着一瓶香水的樣子——像是戀愛一樣，久久的，不舍地愛着一瓶香水。
一直堅持為她拍照的攝影師，對瑪麗充滿同情和敬意：「真怕拍着拍着她就會消失，所以想努力拍好每一張。」

瑪麗寫信，傳說還寫自傳，她的字非常清秀工整。在給家人的信中，她說自己來大城市卻一事無成，讓家人失望，總有一天，她出人頭地了，會好好地回去。
她還給善待自己的人寫明信片，用自己的本名。她給大廈的老闆寄小禮物，雖然只是毛巾。她用這樣的方式，表達感謝。
「如果說我是一個妓女，那麼我永遠是一個妓女。作為一個妓女的本分，我會一直做下去。」瑪麗如此說道。
這是一個娼婦的自尊。

時代棄兒
同瑪麗關係最近的人，就是元次郎。
元次郎是同性戀者，是異裝皇后，也是歌手，是男妓，是「黑貓」酒吧的擁有者。每天，元次郎都仔仔細細化好妝，上台唱一些爵士味道的歌。他是少數能同瑪麗說上話的人。
在戰後男性勞力大量短缺的日子里，日本婦女靠從事最卑微的職業來支撐起家庭的重擔，其中也包括了元次郎的母親。
他的母親是妓女。
「我七歲，妹妹四歲，父親不知去向，母親拚命工作養活我們，但是想過得更好還得接客。後來母親有了一個相好的，我嫉妒母親看那男人的眼神，就大叫她妓女。母親也急了，她罵完我后滿臉淚水。現在想起來真是太不應該了，如果母親還在就好了，我看到瑪麗小姐的時候，就覺得她像我母親，真想為她盡點綿力，無法把她視作陌路。」元次郎惆悵地說著，眼裡微微有了淚水。
他將這份內疚寄托在瑪麗身上。
瑪麗給元次郎的信中寫道：「如果再給我三十年，我會努力成為一個好老太太。我還有很多很多夢想……」在人世間飽受歧視和冷遇的她，把傷害輕輕推開，只牢牢記得生命中那些美好的瞬間。
後來，元次郎患了癌症，但他開朗得讓人們失望，他唯一擔心的是他的貓怎麼辦。
他仍舊登台唱歌，一絲不苟地化妝登台，歌曲是舊的，技藝也並不高超，但是他把一生的浪蕩漂泊，永不後悔，一生得到和死去的愛情，都放在歌曲中。
那些那個時代的棄兒們：小混混、妓女、落魄男、撿垃圾的老人、淪為小偷的孤兒，從未向命運屈服，他們聚集在一起，熱鬧喧天。

用自己的方式活着
曾經有人問瑪麗：「你也有愛人嗎?」
「有啊，是一個軍官。這是我三十年留在橫濱的原因。」——這是她唯一重遇他的可能。
她愛過的那個外國軍官，曾送給她一枚翡翠戒指。有人說，送別的時候，兩人在碼頭擁吻。
1995年冬天，瑪麗小姐在橫濱街頭的身影突然消失了。

這時，人們才意識到她已經成為城市歷史的一部分。她們不是垃圾，不是恥辱，應該受到天使的庇護，迴避她們，就像嫌棄靠賣身養活自己的母親一樣可恥。
人們越來越多地談起瑪麗。報紙用一大版介紹瑪麗，標題是「83歲的娼妓」。關於瑪麗的話劇在劇場里上演——扮演瑪麗的女演員，塗著滿臉白粉，模仿瑪麗佝僂但努力挺直身子的樣子，緩緩從場上走下，在追光里揚起自己的手臂。
所有觀眾都在鼓掌。
「當我走下舞台，弓着腰從人們跟前走過，掌聲從四面八方湧來，有人朝我喊‘瑪麗小姐，你活得真漂亮!’人們不是為我五大路子喝彩，而是被瑪麗小姐感動了。」 扮演瑪麗的女演員回憶自己謝幕時的盛況。
有人得到消息，輾轉找到瑪莉——她終於還是住到了鄉下的養老院里。
洗去了滿臉白粉，用回了本名，穿上了棉布便裝，她卸妝后的樣子是那麼簡單。孤獨的一生將要落幕，但愛和尊嚴從來也沒在她的心裏消失過。
有一天，身患癌症的元次郎，畫著完整的妝，來到養老院，用最質樸動人的方式，唱了日文版的《My way》。
這是他最後一次為瑪麗演唱——
「我愛過笑過哭過，滿足過失落過，我毫不羞愧，因為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活着。我有過後悔，但很少。我做了我該做的事情，並沒有免除什麼。是的，有過那麼幾次，我遇上了難題。可我吞下它們，昂首而立。明天我將離開世界，與你們一一告別。這些年我過得很完整，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活着。」
元次郎每唱一句，瑪麗就點一下頭。
沒有讓她講述什麼，沒有讓她回憶什麼，元次郎拉着她走開，挪動着小步子，留下一對快樂的背影。
他們拉鈎說，要活到一百歲。
橫濱瑪麗，1921年生，就在元次郎去世的后一年，她也走了。她活了84歲。她真名叫西岡雪子。

專門拍人物肖像的自由攝影師森日出夫，把瑪麗的頭像放在了他攝影集子的第一張，黑白的，很有味道。他說：「這張很好啊，瑪麗小姐以後都可以拿來作遺像，是很好看的照片呢。」
是啊，她曾那麼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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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行小姐（日語：からゆきさん，唐行きさん）是19世紀後半葉日本對前往中國、東南亞賣身的婦女的稱呼，亦有稱為「南洋姐」。唐指中國，雖然這些日本女性並不只前往中國，但是他們去的地方都是華僑比較多的地區。

唐行小姐主要出身於長崎縣島原半島和熊本縣天草群島，但事實上新聞記者在報導海外娼婦的場合，多半對於出身地不多加調查，而直接記為天草、北九州北部地方。首先稱為女衒的人在貧苦山村中物色女孩，將她們從親人手中賣下後再轉賣給稱為嬪夫的人帶往海外。日本當時也把唐行小姐稱為娘子軍。
最初唐行小姐主要被輸出到中國，香港，菲律賓，婆羅洲，泰國，印度尼西亞的西方殖民者控制地區，目的是解決西方殖民軍隊和相關勞動者的性需求。隨著西方殖民區地盤擴大，西伯利亞，滿洲（東三省），夏威夷，加利福尼亞，辛巴威也出現了唐行小姐。
這種社會現象在明治末期達到最盛。日本的崛起之後，唐行小姐被視為日本的恥辱，1920年隨著廢娼令的頒布，唐行小姐這種職業也跟著一起消失。海外的唐行小姐有的被接回日本從良，也有的留在本地。
1972年作家山崎朋子以唐行小姐為題材進行研究以後出版了小說『山打根八番娼館』。
唐行小姐的生活
以日本電影《望鄉》角色唐行小姐阿崎婆為例，大正中期到昭和前期婆羅洲的唐行小姐每次接客可以分成50％，其中一半是每月的服裝費和生活費。為了生活每月至少要接20個客人。如果想贖身的話則每月至少要接120個客人。（菲律賓政府規定每星期檢查一次淋病，每月一次梅毒，並向唐行小姐收取雙倍的雜費。）
船隻進港的日子，每家妓院都賓客滿堂，最厲害的時候一晚上要接10個客人。過夜10元，不過夜2元。1個客平均只有3分鐘到5分鐘。超過時間要加費。相對而言更樂於接本地客人，然而拒客現象也十分普遍（對照日文原文這裡的翻譯恐怕有誤，應為:一般不喜歡接待本地客人,拒客現象據說比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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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胡志明市）的唐行小姐
照片左上法屬印度支那的郵票蓋有西貢的郵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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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學校,日治時期以中央或地方經費開設的兒童義務教育前往南方等外地幹活掙錢
的日本女性。賣春的日本女性,或是江戶時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敉期間, 6 唐行小姐,十九
世紀後半開始,到東亞〔中國)和東南亞福、慶賀之意。廣告襴將公司或個人名字以名片
...
第 72 頁
大家都快遺忘英屬殖民地曾禁止唐行小姐賣舂一了。很久沒聽到日本的海外賣舂婦 I
唐行小姐的事不知不覺變得像營區的「酒保」 6 河北上,經過觀音山上空,飛越大海往
戰地前進。陸支援 8 炸行動的任務。飛行隊從松山機場沿著淡水戰爭開打以來,飛行隊
...
第 443 頁
因此日本軍隊在招募事務員及用務員等職位時,將相信軍人是自己同胞而前往應徵的女性
軟禁在慰安所中;還有一些女性是在國內借了錢、爲了償債而做軍隊娼婦;另外還有
本來是女侍、後來轉業的女性等。她們又以「昭和的唐行小姐」之姿,再度大批前往海外賣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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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望郷》當祖國不再愛你熊井啟探究反戰 - http://goo.gl/GNLCne

《唐行小姐》名字背後是數不盡的哀傷 - http://goo.gl/thoQxj

《唐行小姐》名字背後是數不盡的哀傷
《唐行小姐》名字背後是數不盡的哀傷 
圖片來自：http://www.zaeega.com/archives/54691903.html
拋開我們所知道的現代日本，其實在古代日本和中國一樣，有許多美到不行的傳統服飾，就像之前分享過《超驚豔美國人筆下的日本》，這些漸漸被人遺忘的過去，除了畫作以外只能用一張張照片紀錄下來，今天我們要來看19世紀後半葉的《唐行小姐》到底是指？

原汁原味的內容在這裡>> http://news.gamme.com.tw/646270#ixzz434gKsM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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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故事館: 法屬印度支那時期的日本娼婦--- Karayuki-san (唐行小姐) Les prostituées japonaises en Indochine française - http://goo.gl/exCMSJ

法屬印度支那時期的日本娼婦--- Karayuki-san (唐行小姐) Les prostituées japonaises en Indochine française

 

１９０３ 年的法屬印度支那西貢Karayuki-san的名信片

 

 

        

        前一陣子，再次看到法屬時期在西貢穿著和服的日本女子的明信片，突然興起想來寫一下這些女子的由來。為什麼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貢會有穿著和服的女子呢？她們離開故鄉到西貢做什麼呢？

 

 

        我曾在讀過山崎朋子女士1972年初版的『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一書，當時因為對Karayuki-san很感興趣，認真的寫了一篇『山打根的八番娼館之讀後心得』，一看到法屬時期西貢年輕日本女子的照片，直覺就是西貢的Karayuki-san。

 

 

Prostitution Une Horizontale à Saigon 一位在西貢的日本娼妓

這張照片是一位在西貢的日本妓女斜靠在椅上的照片，

這張照片的女子抽著煙，相較於其他相片更顯出他的工作就是妓女。

 

 

 

在西貢的日本女子

    

      「Karayuki-san」日文漢字為唐行者（からゆきさん），這是十九世紀末，九州西部及北部所使用的方言，意指到中國工作的貧窮男女。最初「 唐」是指中國，之後海外打工地包括東南亞，最後只要是跨海到外國打工的男女皆稱之為Karayuki-san。

        十九世紀末期，日本貧窮的山村，興起了人口仲介的行業，他們到貧苦的村落中，找人到外地工作，除了日本國內之外，亦會送到外國做工。其中，有人專門以極少的金額誘騙年輕的女孩到外國工作，事實上就是轉賣到海外去做娼婦，由於娼婦人數眾多，久而久之「Karayuki-san」就成為這些到國外做娼婦的代稱。大部份人都以為「Karayuki-san」是出身於貧困的九州長崎県島原半島及熊本県天草諸島出身，所以「Karayuki-san」又稱為「草原女」，但事實上唐行小姐來自日本全國各地，森克已(1952)的「天草の海外出稼女の研究」一文中已有論述，有興趣的人可以自行參考。 

 

      「Karayuki-san」受到世人的注目始於1972年山崎朋子出版的『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一書，山崎女士親自到天草與原Karayuki san 的阿崎婆同住了三週，以訪問記錄的內容書寫此書。1974年日本東寶公司以此書為腳本拍成了電影《望鄉》，講述天草女悲苦的一生。

 

        有關於西貢Karayuki-san的記錄，筆者找到的資料有限，只能做簡單的介紹。除了文章及專書述及之外，日本「濱名志松五足の靴文学資料館」、島原半島南端口之津港附近的理性院大師堂的天如塔及「口之津歴史民俗資料館」中，保存許多天草及島原Karayuki san的資料。

 

上圖為島原女孩的悲歌,下圖左為捐贈者的名字, 下圖中為到外地工作的女孩,下圖右為天如塔

圖片來源：理性院大師堂天如塔修復委員会

天如塔修復委員会事務局

〒855-0831　日本長崎県島原市湊道1-7474-3

電話（0957）63-2411

 

 

法屬印度支那的Karayuki-san

 

        日本官方可尋之記錄中，最早住在法屬印度支那的日本人是1897年住在海防的高梨氏和住在河內的和田巳義。這二人都是經營娼館，可以算是法屬印度支那娼館經營者的始祖。 

1885年2月13日法軍攻占諒山

由於法國遠征軍的需求,Karayuki-san隨之而至

      

        然而，Karayuki-san比這二位娼館經營者更早進入法屬印度支那，據法屬時期日本駐海防的第一位領事中村修的報告，1884年到1885年，已經有日本女性到海防。1885年到海防旅行者，已經發現當地有日本女性之墓。

 

        此一時期，劉永福在越皇的要求之下，率領黑旗軍與法軍在北越展開激烈的戰爭，大批到法國遠征軍到北越加入戰爭，為了這些遠征軍的需要，法軍以衛生的理由，與日本交渉送日本女性到北越，駐守殖民地的法軍則為karayuki-san的主要客人。按記錄1908年日本娼妓佔在法屬印度支那的日本人總數中，占極高的比例。金邊20人左右，順化附近有30餘人，其他及東京地方的法軍之處皆有，雲南省的中法邊境亦有之。最初，Karayuki-san是為了法國遠征軍的需求來到法屬印度支那。

法屬時期東京的日本婦女們

        在岸田国士於 1919年到海防在三井公司擔任翻譯，他將其在法屬印度支那見聞寫成Karayuki-san戲曲「牛山ホテル」，文中提到在法屬印度支那，海防和西貢的Karayuki-san最多，其中又以海防的Karayuki-san最多。法國殖民地政府為為了駐守尚地的法軍蓋了很多有建立娼館，Karayuki-san主要的客人為法國駐軍。

法屬印度支那時期河內的日本婦女

法屬印度支那時期海防的日本婦女   

      日本稱仲介女孩到海外為娼的人口販子為『女衒』，其中最有名的是在天草、島原惡名昭彰的村岡伊平治。根據他的手記，自1885年起到1919年日本施行廢娼制度止，以朝頼丸船將日本女子送到中國各地、新加坡、加爾各達、香港、河內、台灣、東印度諸島等地。1889年到1894年的五年間，就由日本各地買了3,222名女子送到東南亞各國，更何況他經營這個行業將近三十五年，他手中仲介的女子不計其數，又稱為日本『女衒』的代表人物。天草女送到法屬印度支那時的路徑，先由鬼池港搭船到島原半島的口之津港，再換搭乘載有石炭的外國船到長崎，最後由長崎港出發至海防、西貢等地。法屬印度支那的娼館工作的形態，與日本國公娼制度相似，以店的方式經營，工作時穿著和日本的服。因此，法屬印度支那的日本娼婦照片都著和服。

印度支那日本娼館的一景

        照片說明了娼館的環境並不好，而且太過嚴熱的情況下，妓女們都捲起了和服的袖子。

       在以下1898年西貢及堤岸的人口統計兩表可知，西貢的日本人共98人，其中男性32人，女性51人，兒童15人。堤岸的日本人共6人，其中男性1人，滿14歲以上的女性5人。1898年在西貢及堤岸的日本女性明顯多於男性，多數應為到當地娼館工作者。西貢人口統計表(1898)

資料來源：CH. Lemire(1899), p126

       1898年西貢的日本人共98人，其中男性32人，女性51人，兒童15人。

堤岸人口統計表(1898)

資料來源：CH. Lemire(1899), p128   

        1898年堤岸的日本人共6人，其中男性1人，滿14歲以上的女性5人。

Quartier Brosse: Saigon 

         1864年及1865年，西貢民政局將此區畫分為 今日的陳興道(Tran Hung Dao, ex-rue Galliéni)，甘蜜博士街duong Calmette,ex- Rue Bourdais) 、耶爾森街duong yersin, ex-Rue Boresse ) 及中國河(Rach Ben Nghe，ex-Arroyo Chinois)。 1891年7月，市政府在rues Mac Mahon, cap St. Jacques 及Lefebvre設立妓院。1916年以後，妓院改到Marais Boresse區。Boresse街在1920-30年的十年間，是這區紅燈戶的全盛時期，男人享樂的天堂，日本的妓女亦集中到此區工作。      

       在近代日本進出東南亞的歴史中， 主要的並非移民者及旅行者，而是以「海外醜業婦」或「娘子軍」著稱的娼婦（「Karayuki-san」）為主。接著，因應而生的移住者則是依附這些娼婦而生的行業從業者，最多的是專做娼婦們生意的雜貨商，銷售Karayuki-san所需的細軟，和服、飾品及脂粉等。日人經營的飯店也出現，除了客人留宿外，亦多兼營娼館生意。而後，逐歩的擴展出其他形態的職業。La Japonaise Oki Kou et ses compagnes, collection Poujade Ladevèze

西貢的妓女Oki Kou 和她的同伴

       可以依1913 年視察法屬印度支那的海軍中佐木村甚三郎的「仏領印度支那視察報告』 中，看出法屬印度支那日本人的行業別。

       「法屬印度支那和東南亞其他各地相同，最初是醜婦業及其依附者一同前往，因應而生的是提供日用品供給的吳服雜貨商人及洗衣業者、理髮業者、攝影師接著渡海前往，在稍有穩固的基礎後，也大概了解當地的情況，日本的有力商人便進入，接著知識份子，及自我選擇到此發展的人也接著至此」。

        在網路上仍可以看到二十世紀初，法屬印度支那穿著日本和服的Karayuki-san的照片，除了法國攝影師拍攝的照片外，亦有不少是日本攝影師所拍攝，日本寫真館隨著日本娼館的需求，至法屬印度支那開設寫真館。

        1920年日本發起廢娼令， 娼館逐漸減少。1923年4月起，法屬關閉所有日本娼館。娼婦們而後除了少數五人嫁給法國人為妻妾外，從事料理店及飲食店，按摩院，年紀大一點的就到日本人家幫傭。

        日本人普遍視在東南亞的娼婦為國恥，而返回日本後，大多得不到家人的支持，生活流離失所的大有人在。但諷刺的是當Karayuki-san為了匯款給日本的家人，在海外吃盡苦頭賺取皮肉錢，他們的家人們很自然的享用這些錢。

        Karayuki-san們似乎可以想見未來的命運，1906年廣田言證師經東南亞到印度巡錫，途中接受住在東南亞各地的karayuki-san及娼館經營者所託之金錢，返日後在長崎島原市建立「大師堂」，做為死於異國的karayuki-san們的墓地。1909年建立「天如塔」，安慰在異國渡過短暫人生及晚年在故鄉去世的karayuki-san們的靈魂。建造的經費90%由karayuki-san出資，並且將各地捐款者的名字、居住地及金額刻在天如塔周圍的286根石柱上，其中島原本地的karayuki-san，捐款人數最多的是馬來西亞34人，其次是法屬印度支那26人，新加坡25人，印尼和緬甸各14人，中國8人， 韓國3人，印度及俄國各2人。來自法屬印度支那的資金包括東京，海防，西貢等地工作的Karayuki-san。

        如前述，到法屬印度支那打工的Karayuki-san，除了女子之外，亦有男性。最成功的例子為松下光広，在越南創立了大南公司，活躍於越南政商之間，有機會再書其故事。

參考資料：

陳碧純，「山打根的八番娼館」之讀後心得，亞太研究論壇卷期:28 2005.06，頁309-315。http://www.rchss.sinica.edu.tw/capas/publication/newsletter/N28/2806.pdf

 

佐藤トゥイウェン，「第 4 章「孝」に殉じた天草の「からゆきさん」」，『周縁の文化交渉学シリーズ 8天草諸島の歴史と現在』，関西大学文化交渉学教育研究拠点，2012年。

 

柏木卓司，『戦前期フランス領インドシナにおける邦人進出の形態-「職業別人口表 」を中心として-』 ， (アジア経済 ) 31(3) 1990 3: p. 78-98。

 

神坂次郎，『おれは伊平次』，講談社文庫，2002/8。

 

平田豊弘，「松下光廣と大南公司」，『周縁の文化交渉学シリーズ 4 陶磁器流通と西海地域』，関西大学，荒武賢一朗編，2011年。

 

Ch. Lemire,　Les cinq Pays de l'Indo-Chine française, l'établissement de Kouang-Tchéou, le Siam，Juillet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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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行小姐（日語：からゆきさん，唐行きさん）是19世紀後半葉日本對前往中國、東南亞賣身的婦女的稱呼，亦有稱為「南洋姐」。唐指中國，雖然這些日本女性並不只前往中國，但是他們去的地方都是華僑比較多的地區。

概要

唐行小姐主要出身於長崎縣島原半島和熊本縣天草群島，但事實上新聞記者在報導海外娼婦的場合，多半對於出身地不多加調查，而直接記為天草、北九州北部地方。首先稱為女衒的人在貧苦山村中物色女孩，將她們從親人手中賣下後再轉賣給稱為嬪夫的人帶往海外。日本當時也把唐行小姐稱為娘子軍。

最初唐行小姐主要被輸出到中國，香港，菲律賓，婆羅洲，泰國，印度尼西亞的西方殖民者控制地區，目的是解決西方殖民軍隊和相關勞動者的性需求。隨着西方殖民區地盤擴大，西伯利亞，滿洲（東三省），夏威夷，加利福尼亞，津巴布韋也出現了唐行小姐。

這種社會現象在明治末期達到最盛。日本的崛起之後，唐行小姐被視為日本的恥辱，1920年隨着廢娼令的頒佈，唐行小姐這種職業也跟着一起消失。海外的唐行小姐有的被接回日本從良，也有的留在本地。

1972年作家山崎朋子以唐行小姐為題材進行研究以後出版了小說『山打根八番娼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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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行小姐的生活

以日本電影《望鄉》角色唐行小姐阿崎婆為例，大正中期到昭和前期婆羅洲的唐行小姐每次接客可以分成50％，其中一半是每月的服裝費和生活費。為了生活每月至少要接20個客人。如果想贖身的話則每月至少要接120個客人。（菲律賓政府規定每星期檢查一次淋病，每月一次梅毒，並向唐行小姐收取雙倍的雜費。）

船隻進港的日子，每家妓院都賓客滿堂，最厲害的時候一晚上要接10個客人。過夜10元，不過夜2元。1個客平均只有3分鐘到5分鐘。超過時間要加費。相對而言更樂於接本地客人，然而拒客現象也十分普遍（對照日文原文這裏的翻譯恐怕有誤，應為:一般不喜歡接待本地客人,拒客現象據說比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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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娼制VS救世軍：日本大正時代的廢娼運動
澎湃新聞竹村民郎2015-03-23 ​​10:05我要分享 53
[ 摘要 ]當時英國和美國並不認可公娼制度。而堅持由國家公開批准色情交易並進行管理的公娼制度的，只有日本這麼一個“先進國”。在公娼制度下，娼妓不僅不能居住在府縣會指定地域以外地方。

公娼制VS救世軍：日本大正時代的廢娼運動

本文摘自[日]竹村民郎《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歐陽曉譯，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1月。

大正時期的性意識

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左右，日本全國流行著一首叫唆咚咚小調的歌（添田知道作詞、編曲）。

今兒是發薪日，領了一兜儿錢

找藝妓還是找娼婦？

回家問老婆，挨了一頓老罵唆咚咚唆咚咚

“找藝妓還是找娼婦？”，典型地表現出大正時代城市生活中性享樂的情形。也就是說，付錢找女人在當時完全不被視為罪惡。大正時代，在遊廓〔注：集中了官方認可的遊女屋（妓院）的一個特別區劃，類似於今天的紅燈區。〕跟“娼婦”玩樂是非常普通的風俗習慣。本來，依據明治五年（一八七三年）頒布的娼妓解放令、明治三十三年（一九年）頒布的娼妓取締規定，應該消滅了身體買賣、確保娼妓自由。但是，這些法律規定都完全是一紙空文，到了大正時代，遊廓這種自古就有的身體買賣制度依然存在著。

大正時代的遊廓打著貸座敷〔注：本為與人會面而租用的房間，江戶後期開始成為男女密會的租屋。明治五年（1872年）娼妓解放令發布之後，成為政府公娼遊廓制度下的遊女屋（即妓院）的正式名稱。〕業的名號，出來賣身的娼妓“自由”地租借座敷。表面上貸座敷業者、娼妓是各不相關的獨立業者，得到國家的許可進行營業。然而，這種公娼制度的內情是，那些以一千、一千五百日元錢“賣身”了的女性，像奴隸般隸屬於貸座敷業者。而且，後文將會提到，那些進了遊廓的女人，身處警察和貸座敷業樓主們的嚴格監視下，實際上被奪去了外出的自由和歇業的自由。

公娼制VS救世軍：日本大正時代的廢娼運動

1910年代的神戶福原遊廓

遊廓的實態

大正時代，“還債”、“為貧困的家庭作犧牲”等原因造成很多年輕女性“賣身”到遊廓。另外，為了當女傭、女工來到大城市的農村姑娘，遭到守在車站的人力車夫等黑心人以花言巧語欺騙，被拐賣到遊廓的例子也很多。

她們身處這樣的狀況：

客人少也被罵，不會接客也受欺，生了病也得不到稍微像樣的治療，不管怎麼難受都被迫接客。父母臨死也看不到一眼，欠的債一定只會越滾越多，年期（當娼婦的契約期——作者註）到期能還完債的人都不到一成。患上神經衰弱、歇斯底里、酒精中毒、梅毒、淋病甚至肺結核的話，通常會因為無法康復而陷入自暴自棄。認真考慮自己身體末路的人，最終會湊合找個人一起殉情自殺。[伊藤秀吉『売淫公認制度廃止意見』廓清會婦人矯風會廃娼連盟大正十四（一九二五）年]

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五月發行的《警察協會雜誌》第180號上，刊登著高知縣警視、法學士今井俊彥的《關於藝妓娼妓的取締》一文。這位大學出身的高級警察認為，娼妓得上花柳病，是她們自己“怠於預防、厭於接受健康診斷，或者作弊造成診斷困難”的結果。

日本姑娘的出生地

歐美遊客來到大正的日本，首先要參觀的是“日本姑娘”的本家吉原。吉原當時有三千多個娼妓生活著。表面上被譽為依然保留著江戶情趣的花街柳巷的吉原風情，其背面隱藏著多少悲慘。

比如，吉原二、三流的妓樓有輪用房、共用房等性遊戲場所。輪用房是每間三張半榻榻米寬的、紙拉窗破破爛爛的小房間。這些小房間一溜排開，兩間共用一盞電燈，陰森森的。共用房是僅用一張屏風把榻榻米四張半大小的房間分成兩部分，這樣在一間房裡就可以同時接待兩個客人。嫖客們付上每小時三日元的錢，就在這樣的房間嫖妓。

公娼制VS救世軍：日本大正時代的廢娼運動

明治時期的吉原遊廓

各妓樓的廁所，高級的地方備有昇汞水（注：即氯化汞）。等消毒設備，二、三流的地方沒有消毒設備，只有一股帶著酒氣的惡臭撲鼻而來，污穢至極。

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年末，從全國5152個娼妓的出生地看，東京府最多，佔總數的15%達784人。山形縣第二為574人，佔總數的11%。100人以上出生府縣的順序是，秋田為第一有427人，茨城、福島、北海道為300多人，千葉、群馬、琦玉、櫪木、宮城為200多人，新潟、青森、神奈川為100多人。也就是說，多為鄰近東京府的各縣和東北幾個縣。東北地區人數多，與該地區農村的貧困不無關係。

最恥辱的公娼制度

當時英國和美國並不認可公娼制度，國家對所有色情交易不作任何干涉，採取了依靠社會良心的進步來促成色情交易滅絕的政策。而堅持由國家公開批准色情交易並進行管理的公娼制度的，只有日本這麼一個“先進國”。

日本的公娼制度，以最恥辱的集娼制度“廓制”為特徵。在國家管理的公娼制度下，娼妓不僅不能居住在府縣會指定地域以外的地方，而且除非有監督官廳的命令或被警察署傳喚，絕對沒有外出自由。

即使娼妓出於本人意願想去向警察提出自由歇業申請，貸座敷業者——樓主也絕對不允許。即使幸運地逃出遊廓獨自向警察要求自由歇業，也會被警察以跟樓主調解的名義遣送給樓主，或者以讓她們好好考慮為理由，把她們關到拘留所直到她們放棄歇業念頭，這都成了慣例。`

因此，東京市內游廓的娼妓中，不時有決意歇業的人趁夜逃到基督教推進廢娼運動的救世軍本部（神田）求助。在救世軍過了一夜的娼妓，第二天由救世軍的婦女援助人員陪同前往警察署提出歇業願望。即便如此，警察還要以管束擅自外出為理由，向她們徵收一日元的罰款。面對警察與貸座敷業者勾結的聯合攻擊，救世軍進行了勇敢鬥爭。

洲崎遊廓事件

讓我們以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東京洲崎遊廓發生的針對救世軍的暴力事件為例，考察一下救世軍娼妓解放運動的實際情況。以基督教教徒為主要力量推進廢娼運動的市民運動團體是廓清會，根據該會主辦的雜誌《廓清》大正三年九月號的內容，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

大正三年，為了使那些要求自由歇業的娼妓不必到離洲崎很遠的銀座本部也能得到救世軍的幫助，東京救世軍計劃在遊廓外就近設置辦事處。遊廓方憤怒地認為這是對遊廓的破壞行為，在九月一日的臨時總會上通過了“不惜採取暴力反抗救世軍”的危險協議。

兩天后，救世軍的伊藤富士雄大尉接到聯絡，在警視廳洲崎醫院住院的兩個娼妓打算自由歇業需要救世軍的幫助，他隻身前往充滿危險氣氛的洲崎。樓主們組織的三業公會在醫院外糾集了兩百多人，包圍了要求解放兩名娼妓的伊藤大尉，並示威施壓，而警視廳醫院卻“任由他們施暴毫不制止”。三業公會故意拖延時間，直至日落時分才把兩名娼妓交給伊藤大尉。

伊藤大尉帶著兩名娼妓準備去洲崎警察署提交歇業申請的時候，混在黑暗裡的三業公會對他們施以了極盡所能的暴行。“三人被分開來對付，他們揮著木屐，拼命地又踩又踢，打得三人氣力盡失倒在地上。多少次被拖過來拽過去，大尉的褲子都破了，表也被打破了，指針停留在七點二十七分。隨身帶的包​​也被搶走了……大尉最後被打得不省人事。”

借助勇敢的救世軍士官伊藤大尉的力量，兩名娼妓第二天成功申請了歇業。但是由於遭到三業公會的圍毆，伊藤大尉所負的重傷需要一個月才能治愈，兩名娼妓的碰撞傷也花了兩個星期才治好。

救世軍與三業公會的對立

洲崎事件引起了救世軍最高指揮者山室軍平的重視，他改變了以往的方針，決定起訴眾暴徒。救世軍成立以來，在十幾年全國廢娼運動的過程中多次遭到來自遊廓的暴力行為，但從未訴諸法律。

在遊廓多次發生針對救世軍的暴力事件決非偶然。遊廓是集中了“人身買賣”這種對人類的褻瀆的場所，不可能以正常方式維持其秩序。遊廓所貫徹的做法是，貸座敷業者勾結暴力集團、地痞惡棍，對娼妓施以暴力管理。

如今，眾所周知，暴力集團抓住金錢、色情、酒精等人類慾望的弱點來網羅資金的行為已經在社會紮下根來。大正時代也和今天一樣，暴力集團插手了國家准許的色情買賣、色情營業，大肆斂財。大正社會的體制容許用錢買女人的行為，這意味著容許暴力集團在社會底層存在。

在暴力成為社會構造要素的大正社會，不可能靠警察全面取締暴力集團。相反，因為賣春由國家管理，警察把遊廓的暴力當作社會必要的一種惡勢力，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容許它的存在。

就救世軍對三業公會的起訴，《廓清》明確提出了質疑“現洲崎署長千田警視真的有那樣的覺悟，即使引發廓內不滿也毫無顧慮地逮捕那些醜類嗎？”《廓清》對警察的批判絕不過分。

雜誌《廓清》的榮耀

《廓清》是催生了大正時代廢娼運動的雜誌。女性到了青春已逝之際，就已經成了一件廢品，這是大正日本的現實，這一現實清楚地表明了日本文化的頹廢。《廓清》是唯一堅持徹底揭發日本文化黑暗的雜誌，是代表了大正時代市民運動榮耀的雜誌。

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在《廓清》第九卷第十一號上，廓清會會長島田三郎如此報導了東南亞日本妓女以及沉溺於尋花問柳的日本僑民的實際情況。

新加坡的賣淫婦大部分來自長崎縣和熊本縣。我在船上認識的一個人據說就在海外賣淫行業做了二十六年，甚至遠至非洲一帶都曾去過。她最初是乘外國船偷渡出來的，一行四人，其中三人藏在船底，只有她被裝進煤炭倉。但是，過玄海灘的時候因為船顛簸得太厲害，也沒人知道船底藏著三個人，船底的栓被拔​​掉，海水放了進來。他說“我年紀比較大被隔開，卻因此幸運得救。但藏在船底的三人被發現時都已經成了白骨。

在馬來半島有兩百名受過高等教育的日僑，他們“逛遍遊廓，每天在那些地方花六十甚至兩百元”。

受過高等教育的那些日僑“到了晚上就光著身子喝酒，只穿一條褲衩走來走去。上街的時候也打赤腳穿雙膠底草鞋，裹件浴衣”，當地人、歐洲人都以侮蔑的眼光看著這些日本僑民的頹廢樣。

《廓清》正確記錄了海外日本人丟人的買春賣春的實態。世界大戰後日本躋身世界先進國家之列，在日本人中間蔓延著“日本在亞洲具有知識道德上的優越性”這種神話。《廓清》揭露了日本人所謂的優越性是多麼的虛偽，成為日本文化自我批判的起點。

今天，受到懷古趣味性大正文化論、男性至上主義的看法的影響，《廓清》被掩藏在女性解放歷史的影子裡，有時甚至成了被人遺忘的雜誌。但在對大正文化進行再評價的時候，《廓清》是絕不可忽略的市民運動的寶貴遺產。

（本文摘自〔日〕竹村民郎《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歐陽曉譯，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1月。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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