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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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台灣原住民還在為自己的土地
拋頭顱灑熱血
拒絕交出祖先留下的台灣
因為當年正面對的是
日本總督府的五年理蕃計畫（1910-1915）
即是全面主動武力征討原住民
將番地分為北番和南番
前兩年計畫討取北蕃（泰雅、賽德克、賽夏）
第三年討取太魯閣蕃（太魯閣族）
第四年討取南蕃（布農、排灣、魯凱）
以及東部未歸順各族部落（阿美、卑南族）
第五年將討蕃設置的隘勇線
修築為永久道路以利開發管理
1911年是日本整備一年後
開始進行武力討伐的第一年
至1915年大致完成討伐蕃社
但在治蕃時期的大規模抗日事件
一直到1933年
布農族成為全島最後歸順蕃
才劃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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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思考： 日本帝國對台灣原住民的知識支配|讀書共和國網路書店 https://bit.ly/3g3VPBZ
這個時代，原住民居然是不被當「人」看待的
在這種偏見背後，是由怎樣的「思考」所支持著?
殖民的暴力，除了肉眼可見的直接暴力，還有隱微難見的間接暴力。
所謂支配，不只是制度的支配，更包含文化與知識的支配。
本書從日治時期的原住民治理，窺探帝國主義「力量
」與「學知」如何交織。
「當今臺灣同時蒐集數千年來活歷史於一島地內，其統治之複雜，超乎想像。」
——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　後藤新平，一九○一
　　自從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簽訂，臺灣正式成為日本「帝國」第一塊海外殖民地。然而，一如後藤新平所言，治理這塊殖民地既複雜也並不容易，究其原因，正是因為「數千年來活歷史於一島地內」。對於當時的統治者日本人來說，臺灣既有著漢民族系的住民，還有著另外一群在文化上截然不同的臺灣原住民。對於前者，在治理初期尚可以藉由「同文同種」之類的論述作為切入點，然而對於後者，來自帝國的殖民者勢必得要採取一套全然不同的統治策略。
　　總督府對原住民的統治方針，歷經最初消極的「撫綏」主義，轉為以「取締」為中心的積極介入政策，再到投入大量兵力的「討伐」作戰「五年理蕃計畫」，以武力強迫原住民服從；而在一九三○年的霧社事件之後，原住民政策再度轉變，當時的日本在台知識份子也對原住民的文化有了不同的看法及論述。本書徹底檢討了領臺的一八九五年，乃至總力戰體制成形的一九三七年，這總共四十餘年間的原住民治理，並分別從政策面、法律面、學術面、文化面等，細緻考察不同領域間論述的互動，從中挖掘出深層的「帝國的思考」。
　　所謂治理，從來都不是只有政策與制度，而且就連看似平穩的表面，底下依舊潛藏著帝國的暴力。過往對於臺灣殖民統治的研究，絕大多數都把焦點放在漢人族群身上，然而，往往必須要在最邊緣的族群身上，才能看見統治者最深刻的矛盾。也正因為本書把焦點放在原住民這個絕對少數的弱勢族群身上，故能在武力之外，從殖民帝國主義的再現策略中，在法律、學術、藝術文化這些層面的深處，看見共通的「帝國的思考」是如何彼此交織、合謀，最終完成殖民地支配
作者簡介 |
松田京子
現任南山大學人文學部教授，長期研究近代日本與東亞地區的文化交流史，此外，也關注臺灣日治時期的原住民相關政策制度、再現等，並由文化史的角度進行考察。著有《帝国の視線―博覧会と異文化表象―》（2003）。
譯者簡介 |
周俊宇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候選人，現任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PD（早稻田大學），博士論文主題為近代日本有關臺灣漢人的民族性論述。著有《黨國與象徵：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及學術論文十餘篇。另譯有《日本政治史》（合譯）、《「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近代日本思想史》、《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合譯）、《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徵》等書。
目錄 |
出版緣起
序章
第一章　戰爭報導中的臺灣──領臺戰爭與臺灣原住民
第二章　作為臺灣原住民教化政策的「內地」觀光──以第一次「內地」觀光（一八九七年）為中心
第三章　殖民主義和歷史再現─—關於伊能嘉矩的調查實踐與「臺灣史」敘述
第四章　「帝國臣民」的外緣與「帝國」學知──領臺前期臺灣原住民法學相關言論的各個階段
第五章　由臺灣原住民的法律地位看原住民政策的展開
第六章　「五年計畫理蕃事業」的暴力──作為「界線」的隘勇線
第七章　人類的「展示」與殖民地再現──以一九一二年拓殖博覽會為中心
第八章　一九三○年代圍繞臺灣原住民的統紿實踐與再現策略──「原始藝術」言論的展開
第九章　臺灣國立公園與臺灣原住民──殖民地觀光的展開與原住民再現
第十章　「原始藝術」言論與臺灣原住民──「起始」的敘述與殖民主義
終章
　　近年，關於日本「帝國」的結構或者是日本殖民統治樣態的研究多有進展。這些研究從各式各樣的角度出發，跳脫狹義的歷史學範疇，在整體上累積了豐碩的研究成果。特別是近年有關殖民地研究的一個特徵是：在過去常見的政治性、軍事性、經濟性支配等觀點之外，又出現了一個將殖民統治理解為文化性或知識性支配問題的潮流。
　　眾所周知，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一書將帝國主義描繪成「知識」和「權力」相輔相成的結果，這部著作不僅給帝國主義研究帶來了新的觀點，也給從事「異文化」研究的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帶來了極大影響，敦促研究者對自身的研究基礎進行反思式地考察。前述的研究潮流，可以說就是將《東方主義》所提出的問題，具體理解為日本殖民統治或近代日本與亞洲間關係的問題，而展開的動向。
　　本書基本上也是立足於這樣的研究動向上，欲從認識論的角度，或「帝國」定義殖民地學知的觀點，來考察日本「帝國」的各種問題，並藉由其與歷史性、地理性條件的關聯，來理解十九世紀末出現在東亞東方的日本「帝國」特徵。與其他各帝國主義國相較，日本「帝國」的特徵之一，就是日本的殖民統治領域是以日本「內地」為中心，其擴張在地理上比較限定於其周邊範圍。具體而言，這一點就如同「同文同種」這個經常用來表述臺灣、朝鮮與日本間關係的詞彙一樣，它清楚顯示出是這些同受「中華文明」影響較強烈的地區，被改置於宗主國與殖民地關係的局面裡。特別是日本「帝國」首次正式領有的海外殖民地，臺灣，更代表如下的新局勢：「中華帝國」在當時雖已步上凋零之途，但長期以來位居東亞區域體系中心，在知識上亦為東亞訊息發源地；而受到「中華帝國」種種影響的日本，成為了新的統治者，君臨曾屬「中華帝國」領土之地區。在思考這樣一個臺灣統治的問題時，除了支配形式的實態分析外，知識支配的分析也同樣重要。
　　因此，本書將聚焦於殖民地臺灣內部無論在人口數量或社會地位皆屬絕對少數的臺灣原住民，針對相關的各種動態，討論「學問」或「文化」等重要因素如何與臺灣的殖民統治產生關聯。
第一節　本書課題與臺灣原住民
　　後藤新平以第三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之姿，位居臺灣統治實質負責人地位。他在一九○一年有一段話，與前述「同文同種」論述的關聯極具深意，茲引用如下。
　　　
……當今臺灣同時蒐集數千年來活歷史於一島地內，其統治之複雜，超乎想像。
　由後藤的這段話可以瞭解到，殖民政府的決策階層認為臺灣統治的難處，便在於同時統治「數千年來活歷史」，意即同時統治兩個歷史階段。那麼，後藤所謂兩個歷史階段所指為何？其話中所指，一方應為「相當發達地方之人民」即漢族住民，另一方則是「野蠻未開國土之人民」即臺灣原住民；我將在第三章中詳述。
　　如此，臺灣原住民被認為是無法以「同文同種」論述所概括的存在，是一群可被殖民者否定與「自身」同一時代性的存在（也就是於物理上雖共享同一時間、空間，但也可視為屬於過去時間的存在），意即是被判定能與殖民者「自身」切離的一群人。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原住民無論是作為「帝國」學知的對象，或是在具體統治實踐的場面中，皆是人種主義和殖民主義經常交錯、發動的一個存在。
　　在思考「帝國」問題時，不可忽視權力不均衡以及伴隨而來的直接、間接暴力之行使等問題的重要性。回顧本書所聚焦的臺灣原住民受到殖民統治的歷史，將能發現鮮明的殖民主義暴力與矛盾。本書企圖在考察殖民統治下的「學問」或「文化」帶有何種政治性、含有何種暴力性時，特別關注圍繞著臺灣原住民的各種動向。
　　再次強調，臺灣原住民在殖民地臺灣無論由人口數量或是社會地位觀之，皆屬絕對少數。如下一章以後將詳細探討的，自領有臺灣以後，臺灣總督府便將有許多原住民居住的山區稱作「蕃地」，將之劃為「特別行政區域」，採取與其他「普通行政區域」分離統治的方針。眾所周知，臺灣在殖民統治下被視作與日本「內地」不同的法域，而我們可以說在臺灣內部又存在著另一個不同的法域。「特別行政區域」在日本領有臺灣經過四十年的一九三五年時，仍是佔臺灣全島四五％的遼闊區域。而人、物在「特別行政區域」和「普通行政區域」間的移動、交通受到嚴格管制，如第五章詳述，由於居住於「特別行政區域」的臺灣原住民在基本上不被視為法律意義上的權利主體，他們不被承認擁有土地所有權，又被排除在普通法規的適用範圍外，因此有關他們的懲罰，便賦予當地警察很大的裁量權。而這樣一個針對臺灣原住民的統治形態，在日本領臺後又有人類學或法學等各種「帝國」的學知來介入。
　　在日本殖民統治前的臺灣，絕大多數臺灣原住民是不具「文字」的一群人。其書面語言可以說是「日語」透過殖民統治下的教育而階段性普及的。因此，對於這些有關臺灣原住民的歷史敘述，特別是如何將他／她們作為歷史的「主體」來討論，可以說是一個極為困難的課題。例如，在籌備本書的過程中讀到小川正人論文〈熊靈祭的近代史〉，因具有同一問題關懷而使我受到極大啟發，其論文中，詳細討論了明治以來行政官及研究者對於日本北海道阿伊努族熊靈祭儀式的實踐性介入和再現情形，以及阿伊努族的回應方式。該文尤其積極描寫了一九二○年代到三○年代間，阿伊努族對「民族文化」感到自豪，進而自發地獲得將「傳統」對象化、客觀化之認識的過程。
　　這種論述方式讓我感到極大的魅力，可是一旦回到本書的課題，難免又會碰壁，因為該時期臺灣原住民所殘存史料在質性上有所不同。儘管是統治者的語言，縱使獲得「日文」這個書寫語言，但能夠加以活用來表達自身看法的媒體仍極其有限，甭論不受統治者檢閱壓力、不受統治者意圖影響而能在公開場合表明獨到看法的媒體幾乎不存在。這便是當時臺灣原住民所置身的狀況。這也正是一種殖民地式的情境。即便只限定在殖民地臺灣，一九二○年代，漢族住民發行了具有漢文欄的機關誌，以作為政治活動的「場域」，相較之下，臺灣原住民在該時期所身處情況的「嚴峻」，便能一目瞭然。就此而言，臺灣原住民「主體性」之難論，正反映出該時期臺灣原住民的社會地位，也顯示出殖民主義的暴力。
　　為了打破這種資料上的限制，近年有學者積極摸索以訪談調查為據的歷史敘述。這個嘗試首先是在文化人類學領域裡，作為對歷史敘述的關心而展開的，尤其近年以中村平的多篇論文為首，在理論式考察的支持下，累積了許多優異成果。而在歷史學領域中，例如松田吉郎在論文〈阿里山鄒族的戰前、戰後―以武義德（Tibusungu' Muknana）氏的生命史為中心〉中，透過訪談調查，對一個部落生活在殖民統治下的具體變化，作了栩栩如生的描寫，同時也做了一個重要的論證，具體指出殖民地痕跡對於戰後尤其是二二八事件的影響。
　　如此，立基於訪談調查的歷史敘述，為我們開創了較大的視野。然而，對於證言中「重疊的時間」該如何思考？對於使用語言的重層性，以及使用不同語言時所憶起的記憶領域差異又該如何看待？諸如此類，還留有幾個在方法上應該檢討的地方。因此，本書主要根據各個時期的文獻資料來進行討論，在這層意義上，必須指出本書的課題徹底限定於臺灣原住民統治政策史，而這同時也是本書的侷限。
　　此外，臺灣原住民的正式稱呼在一九九四年第三次修憲已正名為「原住民」（其後改為「原住民族」）。這個稱呼原本是在臺灣原住民族對於民族認同的回復運動中，被提倡用作原住民族的自稱。有鑑於此，本書不使用日本學界對原住民族慣用的臺灣「先住民族」這個稱法，而是直接使用臺灣的用法，也就是「原住民」。而本書特別是前半部的，則是以居住於臺灣北、中部原住民的各種動向為考察中心。就如同下一章之後行將討論的，在官方實施臺灣原住民政策的過程中，對於臺灣北中部的原住民採行了最嚴苛的政策，因此為了思考殖民主義的暴力和矛盾，更應該關注這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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