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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治 得一錄 得一录-清-余治史部古典文学网
余治編纂的《得一錄》是一部總匯慈善章程的善書，在晚清民初具有非常廣泛的影響。該書於同治八年首刊於蘇州得見齋，以後一再翻刻，形成多種版本，其中主要有目前研究者較多引用的十六卷本和當時實際流傳更廣的八卷本兩種。十六卷本為原刻本，而八卷本則是光緒十一年長沙寶善堂重刊過程中所做的修訂本。這兩種版本內容基本相同，差異主要表現在目次編排上，表現了編纂者不盡相同的編纂理念。十六卷本相對更側重按慈善組織和行為的類別來分卷編排，比較突出其善舉章程總彙的特色；八卷本則比較注意從善舉的性質出發來歸類編排，勸善教化的功能明顯加強，而善舉章程總集的特色則有所減弱。八卷本雖非最早版本，但乃是在原來版本的基礎上經過精心修訂和編排而成的好版本，在編校質量上，已超越十六卷本。
潘公免災寳卷
蘇州潘公死後成神 托夢世人勸人改過立願 免災救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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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大劫——蘇州潘公死後成神 托夢世人 將有大劫 勸人改過立願 免災救劫】（《勸戒錄類編》）
【金陵大劫】
（摘選自《勸戒錄類編》）
蘇州潘世恩太傅的長子，潘曾沂先生（1792-1852），字功甫，嘉慶丙子年（1816）舉人。 不熱衷於仕途，而是一心向善，想必是因為他德行深厚、修持得力吧。
我的父親（梁章鉅）在蘇州任官的時候，曾經和潘公見過面。 我和他的幾個弟弟，同時參加春試，經常打交道。 所以瞭解得最清楚。 潘公雖生長於富貴之家，卻不尚奢華。 道光年間，經常勸說他的父親辭去官職。 自己尤其注重積德惜福，戒殺放生的善舉沒有不做的。 鹹豐二年歲次壬子（1852），他預知蘇州將發生旱災，早已預先在各地開掘古井數十口。 到了秋季，果不出所料，河水乾涸，人們因此而蒙受潘公的恩澤，眾人對他奉若神明。 而且來去自如，自知死期，預知時至，於鹹豐壬子年十二月二十日，沐浴坐化。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託夢給他的親戚淡然生，說世人將有大災難，必須立即改過立願。 淡然生也是善人，樂善好施。 夢中見有一位青衣人，帶領他到一個地方，殿宇巍峨，極為高聳，兩旁堆放著簿冊案卷，有很多辦事人員。 上面坐著的，即是潘公，皺著眉說："現在世間的風俗，崇尚奢華，眾生罪孽很重，導致大災難將要來臨，該如何是好？ "淡然生問，是否可以解救。 潘公拱手說到：「應當發願改過為善。 "淡然生仔細思索"應當發願"四字，乃是潘公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所編著的《查災記略》，封面的題詞，是引用《彌陀經》中的經文。 淡然生便問潘公應當發什麼願，潘公說：「有力的出錢，無力的出言，如此而已。 "又說："這次的災難，天地震動，非比尋常。 當今皇上尚且每天焦慮煩勞，每一個食毛踐土（原意是吃的食物和居住的土地都是國君所有，用以表示感戴君主的恩德）的國民，誰不應當為國分憂呢？ 要儘快立願改過，或許可以免脫災難。 如果仍舊是縱情放蕩，肆意尋歡作樂，絲毫不知道摸摸心頭，發個善願。 對別人品頭論足、說長道短，而不反省自己身上的罪惡。 就這樣一天又一天，虛度光陰，毫無警醒悔悟。 這樣的話，遇到災難，就在劫難逃。 真是可悲又可憐啊。 ”
正說著話，只見一位官員捧著簿冊放在桌上就離開了。 潘公說：「已經發生的事，知曉一下也無妨。 這是湖北省遇難者的名冊，人數以十多萬計。 每個人的名字后，都註明條款。 除了忠臣孝子、義夫烈婦，浩然正氣彌塞天地，單獨用特殊的標籤進行標註，死後升天成神之外，其他的大都是因罪孽而導致遭劫。 那些忤逆父母的，是最重的惡孽。 每個人都按照各自的因果，註定死去的年月日時，以及各種各樣的死法。 "淡然生進一步詢問江蘇省的名冊，潘公說："看不得，此地不可久留。 你千萬要回去勸世救人。 "於是仍舊跟隨青衣人而走。 回頭看見大門兩旁有一副對聯："地可弭災，到此始知為善好;門開立願，幾人肯自把頭回。 "正中間懸掛著一塊匾額，上面寫著"生死權衡"四個大字。 青衣人拍著他的肩膀說："快走吧！ "於是一驚而醒。 知道原來是做了一個夢，感到非常神奇。
淡然生於是將夢中的經過，仔細回憶，記錄下來，寫成文章，傳告四方。 到了鹹豐三年（1853）二月，太平軍攻克南京城。 大江南北因此而罹難的，合計不下有幾十萬人之多。 試想，一樣的江蘇百姓，一樣有父母兄弟，一樣有妻子兒孫。 這幾十萬人，偏偏遭受這樣的苦難。 並不是因為地方的風水不好，全都是因為平日里，不知不覺，自己造下了許多罪孽。 良心不好，忘恩負義，不孝不忠，姦盜邪淫，奢華太過，不信因果報應，所以遭此災殃。 禍到臨頭，後悔也晚了。 而在大劫之中，最終竟然能夠逃脫災劫、幸免於難的，也有不少。
其中，孙先生的一桩事例最为突出。孙先生，名叫云际，家住南京聚宝门内，年龄五十三岁，一生为人忠厚正直。咸丰三年二月初三日，到亲戚家饮酒，回家的路上，累了就在城隍庙前休息。只见城隍庙内，灯烛辉煌，有很多人走来走去。遇到一位老者，对孙先生说：“你来得正好。”就挽着他的手进去在神明前跪下，神明说：“这几天造名册非常紧急，烦请前来相助。”孙先生暗想：“这里莫非是阴曹地府吗？怎么能来这里呢？”神明似乎已经知道他在想什么。就命令下属查阅簿册，发现孙先生的母亲，本来应在本月寿终，因为她的儿子为母亲祈求寿命，至诚孝心感动上天，准许延寿六年。又查阅孙先生的寿命，因为上帝嘉奖其孝心，已经敕命南斗六司，为他增寿二纪（二十四年），所以死期尚远。神明说：“既然如此，暂时给我们帮忙七天。等到南京城尚未被攻破之前的三天，送他们一家到秣陵关避难即可。这七天之中，自会有值日功曹之神护卫，绝对不会对你的肉身造成什么妨碍。”忽然就醒过来了，发现自己的身体坐在盘陀石边上，所持的灯烛还在手中。感觉非常奇怪。急忙回到家，向老母亲讲了事情的经过。并吩咐家人，不必惊慌，七天后还阳，神明一定不会欺骗于人的。
当天晚上，睡去之后，果然没有醒来。孙先生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已经进入到城隍庙了。只见簿册堆积如山，这时已经听见判官在高声点名，命令孙先生核对名册。于是将名册内的记载仔细观看，都是详细注明，某地某人，因为作了何种恶孽，应该遭劫，在某年某月某日某地，身死于某物。只有死于水火，以及饿死的为最多。其中如有已经查明上报注销免于灾劫的，均用红色笔圈出，写明现在做了何种善事、发了何种善心而免灾，等等。正在校对的时候，忽然有人报告各地的土地神前来奏事，只见各自将簿册呈报，放在桌案上，城隍神亲自一一审阅批示，又再三仔细询问情况，才退下。土地神一一离开。
城隍神对孙先生说：“这次的大劫，和国运无关，实在是因为下界人民作孽太重，所以魔王兴起刀兵以应劫。遭劫的名册早已经造定。因为东岳府总册房监察主者潘公接管办理此事，特地恳求上帝网开一面，给世人留一线生机。将目前的劫运，程度减轻十分之三。并下发文书通知各地城隍进行查核办理。如果有发愿改过向善之人，一律准予将他们的名字在劫册中注销。条款非常琐细繁杂，请尽快进行校核登记。”孙先生说：“潘公是不是苏州人？”神明说：“不用多问。”于是昼夜不停，按照名册进行考核校对。其中有很多认识的人的姓名，一时难以全部记住。
只记得曾经看到城北土地神呈上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该地有个叫陈三庆的人，以开烟店为生，不爱惜饭粒，不敬惜字纸，已经注定全家在十二日一同死于水劫。所幸他心中时常挂念着父母，想到现在形势不好，不知道该如何带他们逃难，时常为此而忧心忡忡。因此被神明察觉。又听说众人纷纷在传扬潘公托梦免灾救劫的事情，于是全家斋戒，从今往后，如果遇到饭粒、字纸，不敢轻弃秽亵。又因为烟包上如果有字迹，最易被作践。于是，邀请并召集同行，在文昌宫相互劝勉并约定，只在大包用店名两个字，小包均用花样来代替。像这样发心向善，同时又有孝心，应当请求免于遭受灾劫。城隍神已经批准了免灾的申请。即命令土地神在二月初十这天，托梦给他的家人，吩咐他们到沧波门外避难。
还有水西门土地神的报告中，说该地有个叫张安斋的人，一直在官府中充当办理文书的吏员。为人心地险恶，溺爱妻子孩子。近日也是听说了潘公托梦的事情，而有所触动，曾经带着他的儿子天福在关帝庙叩头立愿，印送《公门修行录》一千卷，并多行善事，永远戒除杀生。还劝说他的两个亲戚家，一同立愿。只有他的妻子林氏，一向贪图口腹之欲，爱吃大鱼大肉，不肯戒杀，还经常强迫她的儿子一同吃螃蟹、鳝鱼之类。应如何进行处理呢？城隍神已经批定，张安斋父子二人，安排巡察神变化成一位老翁，在十三日那天，引导他们出城，到栖霞逃难。听从劝说的两家，等到当地的土地神报告到了之后，再行处理。他的妻子怙恶不悛，不肯悔改，安排巡察神使其行走困难，不愿意走路，在城中徘徊不前，被杀死。
孙先生发现上面这两家，姓陈的这家是亲戚，姓张的这家是朋友，心中替他们暗自高兴。难得他们两家能够及时醒悟，免此大难，实在是幸运。除此之外，免劫的人还有很多。到了第四天，根据各处土地神的禀报，全城已经有数十百家。城隍神批准注销以后，均命令当地的土地神予以保护，或者提前託梦，或者引路带他们逃难，使他们都能够死里逃生。
后来又看到一份禀报，乃是清凉山下的一位蒙师（对学童进行启蒙教育的老师），名叫高敬，字慎斋，在文昌宫召集了二十七人，都是做蒙师的。孙先生本人也是以教小孩读书为生，因为是同行，多半都认识，所以格外留意他们的情况。高敬给他们看《训学良规》，发言倡议说：“现在的蒙师，往往只知道教两句呆板书，做人的道理一概不教。至于孝悌忠信等事，则是自己懒得讲，只说是学生不懂。等到年纪稍长，又说他们已经知道了。日复一日，不加讲究。致使学生逐渐入于下流，甚至为非作恶，误了他们的一生。这是谁的责任呢？而动不动就外出旷课的，更是误人子弟。《功过格》说，旷馆课一天，为五过。这五过，仅仅是针对不来学馆的说的。如果天天在馆，而尸位素餐，罪过又不知有多少？如果说违背良心干坏事，我们还不至于。如果说旷课，恐怕都在所难免。就算以二十天来计算，全年也有一百过。诸君可以各自扪心自问。人家以毫无知识的子弟托付给我们，我们却不认真对待。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也想发达吗？我们没有很多钱，用来做好事，也没有大的能力，可襄助善举。何不趁着这个机会，修一些不费钱、不费力的功德呢？”话还没说完，大家都已经有所觉悟。于是都跪在神前立愿，如果还是因循怠惰，依旧误人子弟的，甘愿遭受劫难。土地神禀报，现在文昌宫已经记录下他们的名字，很快就会有札谕传来关照此事。城隍神批示，待文昌宫示谕到来一体遵行，等等。孙先生看到这里，心想自己以后也要更加勤勉谨慎教书，既喜悦，又感叹。
又看到城外土地神和巡察诸神的禀报，乃是专门讲瘟疫之灾劫。一家是孙先生的外家（母亲或妻子的娘家），一家是以前的东家，所以记得清楚。外家住在下关某个村子，为人向来穷凶极恶，毫无人性，率众合伙抗粮不交、拖欠国税，如果谁家先交的，就拆谁家的房子。已经安排阴司神，在七月大降瘟疫之灾。又罚各家破财。为首的，全无天理良心，罚其全家遭受瘟疫而死。其中有三个人，不愿意参与进来。一人姓钱，一人姓朱，一人姓王，虽然是种地的农民，却特别讲道理。这次三人都说：“人生在世，总要讲些道理。我们不怕拆房子，断然不肯合伙抵抗国税。”城隍神批示三人存心，颇为难得，命令土地神在三家的门首，分别插上一面旗帜，上面写“瘟司免进”四个字。
另外一家在燕子矶地方，当地的土地神禀报说，该地方的小民百姓，多数以杀牛、打鸟、捕鳝、捉龟为业，习为残忍，因逢世道混乱，很多人都想着趁火打劫，已经命令瘟疫司在当地降下瘟疫。其中有个叫蒋大法的人，自己老老实实种地，不认同以杀生为业，喜欢向人说好话，时常劝说作乱的灾民，迟迟未发生大的变故，也是因为受到感动的缘故。
还有一个叫周梅氏的妇女，劝说他的丈夫不要老想着发财，跟着别人一起打枪，财富的多少、有无，自是命中注定。他的丈夫周阿玉，被妻子所感化，从此以后遇到有年轻人拉他一起去闹事，总是摇手说：“犯法的事情不能做。”反过来说很多好话来劝人。这夫妻二人，本应遭受劫数，现在如此存心，应当准予免劫。城隍批示说，蒋大法不从事杀生之业，又能说好话，劝散作乱之人，准予延寿四年，周梅氏，虽是女人之身，却能以好言劝化丈夫，更是难能可贵，值得褒奖。安排土地神予以保佑，在她家门插上青色旗帜一面，并恩赐生下一个能做到五品官位的贵子。周阿玉肯听从妻子的劝说，已经恩赐有儿子。统统免于遭劫就是了。除此之外，免受灾劫的还有很多，不能一一记住。
到了第七天，孫先生掛念老母親，當晚就向城隍神告辭，神說："目前不可洩露一句，事情過去之後，才可以傳揚。 "又叮囑說："這裡的事情本來不應洩露，但是劫難太重，不能不稍微使人知道一些。 你回去后，就將所經歷的事情記錄下來，並儘快做好出城避難的打算。 已經安排金甲神到時候進行護送了。 "這時只覺得身體很重，輕輕地聽到家人的聲音。 不知不覺醒了過來。 就高聲呼喚母親，家人們早就每天圍繞在身邊，都在疑慮，心情悲切，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時都很高興。 隨即拿出紙筆將所經歷的事情，根據記憶一一記錄下來，並珍藏起來。 沒過一天，就開始準備出城，最後到秣陵關的親戚家避難。 直到南京城被攻陷以後，才拿出來給人看。 這是鹹豐三年（1853）二月的事情。 近來坊間有刻印的《潘公免災寶卷》流傳，內容與此大同小異。
王有宗評論說：讀了這篇案例，可以知道如果將要遭逢災難劫數，只要自己默念生平造了什麼罪業，及早醒悟回頭，改正過惡，修德行善，未必不可挽回天意，改變命運。 （整理自梁敬叔《勸戒錄類編》）
【注釋】潘曾沂（1792-1852）吳縣（今江蘇蘇州）人。 初名遵沂，改名曾沂，字念祖、功甫，號春泉、小浮、小浮山人（因夢前身為浮渡山僧）、船庵、蔓庵、護生庵、瑟庵。 室名豐豫莊、東津館、東洋館、鳳池園、三十六夢龕。 出身於世宦之家。 工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潘世恩長子。 年二十一中秀才。 嘉慶二十一年（1816）中舉人。 五應禮部試不第。 道光元年（1821）援例得內閣中書。 五年，患肺病辭官歸里，遂不複出。 長齋禮佛，究心佛典，亦以濟世利民為務。 佐其父經營豐豫義莊，豐年買進糧食，荒年施捨賑濟貧苦農民。 十餘年間，賑濟大米四、五萬石。 又創放生會。 后以賑災敘功得光祿寺卿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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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為一百二十斤。 漢代一斤大約有258.24克，一石大概為31公斤。 各朝代對石的定義不同，宋代沈括記：「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為一石。
日本室町到江戶時代一石是52.5公斤稻穀與明清兩代不同，脫穀折算糙米約廿多公斤或不到廿公斤白米，日本歷史上，則以稻穀石高數，分判諸侯的經濟實力，石高制是生產毛額並非租稅淨值，為一領地生產毛額，抽稅後由眾多人領取，非領主一人所得，不容易與中國官員作比較。日本的1石米大約相當於現在150公斤米，一個成年人一年消耗的米量最少需120公斤白米。石高（生產量）有時是以錢換算（豐收時1石約0.4貫錢，飢荒時1石有時會高達5～10貫），有時又以其他的出產（如礦物、特產、漁獲、商業收益等）來估計，但不論如何，它都是衡量當時經濟生產的單位。日本明治19年改一石為180.39公升。
石 (容量單位)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0kziZb
石（這裏訓讀，本字是「擔」，漢語拼音：dàn；粵音-教院式：daam3）在秦朝和漢朝時作為質量單位使用。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一石為一百二十斤。漢代一斤大約有258.24克，一石大概為31公斤[1]。
各朝代對石的定義不同，宋代沈括記：「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為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2]俗民或直以百斤為石，或作擔。[3] 1930年開始施行的《中華民國度量衡法》規定：石為容積的市用單位，1石為100升；擔為重量的市用單位，1擔為100市斤即50千克
石 (質量單位)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2ONHU7v
晚清江南士紳的慈善事業及其教化理念─以余治（1809-1874）為中心
以慈善事業作為切入點，研究社會變遷與社會控制的關係，即是明清史研究近二十年來頗受學者青睞的研究領域之一。夫馬進與梁其姿在二十世紀八O年代，便不約而同地對明清慈善組織展開研究，除已取得可觀的成就外，同時更帶動慈善事業研究的熱潮。再進一步檢視明清慈善事業的相關研究，筆者發現清代善人余治（1809-1874）是頗受重視的人物。
在明清慈善事業的相關研究中，學者還是多半集中於討論慈善機構的設立以及善書流布的情形，對於行善的主體，即善人的論述稍顯不足，甚至目前尚未有專門就善人本身進行詳實而全面性的專著出現。余治雖是晚清江南慈善事業中關鍵人物之一，許多相關研究都不免提到他的善行。然而若以人物為中心，全面探討個人如何面對社會問題時，便缺乏通盤整體的思考。因此筆者選定清代極具代表性的善人余治作為研究對象，來探討「個人」在整個慈善事業中所發揮的實際影響與作用，嘗試以余治自己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及其對當時社會問題所提出的解決之道為主要線索，嘗試釐清善人與慈善事業之間的關係。譬如善人「行善」態度如何？動機為何？是否有整體的構想？又是如何落實他的行善理念？針對這些問題，筆者將試圖從余治的行善理念及其實踐過程著手，進一步予以釐清。接著，再由余治的善書作品，來剖析他是否延續明末以來的行善傳統？針對此點筆者將對於余治與明清善人做一比較，討論其做法之異同。另外，余治生存的年代適逢西力東侵之際，不少有識之士便對當時的變局提出主張，而余治同樣也提出對新時代社會問題的見地。當然同一時期裡，西力入侵、太平天國戰爭，是否對晚清慈善事業的發展產生影響，也是本文企圖探討的層面之一。晚清江南士紳的慈善事業及其教化理念─以余治（1809-1874）為中心__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bit.ly/2ONn9J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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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6
第三節 章節安排 10
第二章 余治投身慈善事業的緣由 13
第一節 余治的生平及其時代 13
第二節 晚清士人眼中的余治 18
第三章 余治之社會救濟理念及其實踐 29
第一節 余治的社會救濟理念 29
第二節 賑災的實況 36
第三節 保嬰會 49
第四章 余治之教化理念及其實踐 59
第一節 余治的教化理念 59
第二節 鄉約宣講與善會宣講 64
第三節 義學 74
第五章 余治慈善事業之特色 83
第一節 善用人際網絡 83
第二節 開創新形式善書 97
第三節 推廣勸善劇 105
第四節 結合民間說唱文學 124
第六章 結論 139
附錄：《庶幾堂今樂》內容簡介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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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電子學位論文服務 https://bit.ly/3rMF6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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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來-梨園教人興慈善--慈善作家說余治 https://bit.ly/3qMUL76
本書系“鄉賢文化叢書”靠前輯之一種，重點敘述了近代無錫人士、有名劇作家、慈善家餘治一生的慈善事業。主要內容：少年受學，苦讀典籍；孜孜科舉，屢試不爽；飽學之士，訓導地方學校；厭惡舊式蒙書，編輯新式蒙書；設立義塾，供貧寒子弟讀書；抨擊社會陋習，設立恤產保嬰會；成立童伶戲班，赴各地演出；編撰皮黃劇，勸人行善等。余治是典型的劇作家兼慈善家，他的善舉贏得了人們的敬重，在當地留下很好好的口碑，是典型的的鄉賢代表。
序
“鄉賢”，這一古老的稱呼已經淡出人們的視野很久了。
黨的十八大以來，鄉賢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中共中央、國務院2015年頒佈的《關於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指出，要“創新鄉賢文化，弘揚善行義舉，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建設，傳承鄉村文明”。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檔裡提到鄉賢和鄉賢文化，這應該是首次，它表明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鄉賢文化，既是傳承鄉村文明的重要內容，也是新時期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但是，由於鄉賢和鄉賢文化淡出人們視線已久，在這一概念重新被提出來的時候，許多人並不明白什麼是鄉賢，什麼是鄉賢文化，更不知道如何傳承和弘揚鄉賢文化。鑒於此，有必要對鄉賢稱謂、鄉賢之說的起源、鄉賢對中國鄉村的作用與意義、鄉賢文化包含哪些內容等，作簡要回答。
何謂鄉賢？按照通常的解釋，鄉賢是指那些道德品行高尚同時又對鄉村建設有過貢獻的人。這裡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道德品行高尚，二是對家鄉建設作出過貢獻。但如果僅僅是道德品行高尚，滿足于個人修身齊家、獨善己身、潔身自好，很少關心鄉里鄉親，很少對鄉梓作出過貢獻，那麼，這樣的人只能稱為鄉隱，而不能稱為鄉賢。鄉賢既應是道德為人敬仰、行為堪稱模範的人，更應是為家鄉作出過一定貢獻的人。不論是教書育人、傳承文化、制定鄉約、調解鄰里矛盾，還是樂善好施、修橋鋪路、接濟鄉人，舉凡一切有益於鄉里鄉親的事情，他們總是滿腔熱情，樂做善為。對鄉村建設的貢獻，是鄉賢的必備條件。如果對家鄉父老沒有什麼貢獻可言，何以成為鄉賢？看一看漢魏六朝出現的一些記述各地鄉賢的著作，如《汝南先賢傳》《陳留耆舊傳》《襄陽耆舊記》《魯國先賢傳》《楚國先賢傳》等，其中記載的各地鄉賢，不僅在道德、學問、修養、名望等方面為人稱頌，成為時人敬仰的楷模，而且都是對家鄉作出過貢獻的人。他們能入各種鄉賢傳，絕非浪得虛名。
鄉賢之說起源於何時？鄉賢很早就存在於中國的鄉村，但鄉賢之說卻是在東漢中後期才逐漸流行起來的。東漢中後期，隨著一些世家大族的崛起，各個郡國都熱衷於撰寫鄉賢傳記，表彰那些曾經為當地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作出過貢獻的賢人雅士。東漢以後，世家大族成為維持中國鄉村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湧現出許多被後人稱為鄉賢的人物，他們對當時的社會，乃至對中國歷史文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作為鄉村精英的鄉賢，在鄉村治理、鄉村教育等方面可補政府治理之不足，發揮了政府無法起到的重要作用。一些人看到了鄉賢對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把所屬郡國那些有影響的人物事蹟記錄下來，於是出現了所謂的“郡書”。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談到這類著作時說：“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于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曬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劉知幾：《史通》卷十《內篇·雜述》）劉知幾是較早關注到鄉賢類著作的史學家，他認為，鄉賢類著作都是“矜其鄉賢，美其邦族”，因而在當地比較流行，而到了其他地方，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在談到東漢史書繁盛的原因時，劉知幾再次提到了鄉賢：“降及東京，作者彌眾。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代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采，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劉知幾：《史通》卷九《內篇·煩省》）劉知幾雖然沒有對鄉賢作出解釋，但他把“邑老鄉賢”與“高門甲族”相提並論，表明他已經把“邑老鄉賢”與“高門甲族”放在同一個層級上，充分肯定了“邑老鄉賢”的歷史地位與作用。
鄉賢對中國鄉村有怎樣的作用與意義呢？鄉賢在鄉村建設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他們不僅熱衷於鄉村治理和鄉村教育，而且樂善好施、造福鄉里。鄉賢一般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是鄉里有知識、有影響的人物，經濟實力往往要比一般村民好一些。他們有能力也有意願造福桑梓，所以常常在鄉村建設上主動作為，只要是力所能及，他們一般不會推辭。在鄉村治理方面，鄉賢往往身兼管理者、參與者、協調者等多重角色，必要的時候，他們也可以發揮上情下達或下情上傳的作用，成為聯繫鄉親和政府的橋樑與紐帶。在調解鄰里衝突和鄉人矛盾上，他們不會以勢壓人，而是以理服人，注重多方協調和溝通，注重平衡各方利益。所以，在鄉村治理方面，鄉賢是農耕文明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在鄉村教育方面，鄉賢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覷。鄉賢大多是飽讀詩書之人，他們深知文化知識對於人們的生存、生活、成長和發展至關重要，所以他們非常重視教育，尤其重視啟蒙教育和家庭教育。他們中的許多人自覺地擔負起教育自家子弟和鄉里子弟的重任，有不少人開私塾，並兼任私塾先生。雖然有的人也接受一些“束脩”，但總體來說，義務教書的情況較為常見。他們是鄉村的“先生”，是傳授文化知識的人，是教人向善的人。在善行義舉方面，鄉賢更是樂善好施的代名詞。他們願意幫助別人，勇於助困濟人，樂於接濟生活困難的鄉親。如東漢末年潁川郡著名鄉賢陳寔，道德高尚，知書達理，處事公正，待人公平，為鄉里所推重。鄉里發生了糾紛，人們不去求官府，而是去找陳塞，請求他明斷是非。只要是陳寔評的理、判的是非曲直，人們都欣然接受，沒有什麼怨言，以至於鄉人都說：“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陳寔還樂善好施，遇上災年的時候，鄉親們缺吃少穿，他就接濟他們。大災之年，陳寔的善舉不僅挽救了那些一時糊塗的人，而且教化了鄉黨，純潔了世風。當然，更多的鄉賢是靠他們的智慧和財富造福鄉里，為鄉親做好事，譬如常見的修橋鋪路、接濟窮困等助人為樂之事。在鄉村治理結構尚不完備的中國傳統社會，鄉賢在文化教育、鄉村治理、鄉村建設等方面，都起到了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們是中國傳統鄉村超穩定結構的基石，也是推動鄉村發展的動力。
對於鄉賢，我們應該歷史地來看，既要看到他們在鄉村文化教育、鄉村治理、鄉村建設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也要看到他們對中國傳統鄉村超穩定結構的固化作用。鄉村是農業社會的基礎，也是各級政權的基礎。但是，在中國傳統社會，權力不下郡縣，縣級政權成為封建社會的基層政權，縣令或縣長通常都是七品官甚至是從七品官，縣丞、縣尉的級別就更低了。國家行政機構設置到縣級，縣以下是鄉和裡。鄉和裡的治理則借重民間力量，鄉長和裡長大多是由當地德高望重的長者或望族的族長擔任，他們沒有官位，不吃皇糧，不領俸祿，只是負責維持當地的秩序，幫助地方政府做一些諸如徵收稅賦、攤派徭役、管理戶籍、教化民眾之類的事情。但在鄉村治理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鄉長、裡長則常常要借重鄉賢的力量，因為鄉賢有文化、有見識、有影響力，甚至還有財力。當鄉賢與鄉里管理者相向而行、勠力同心的時候，鄉里就會穩定，鄉村治理就比較順暢。這個時候，鄉賢的作用就得到了充分發揮。
鄉賢在某種意義上成了鄉村治理的標杆，成為鄉人敬仰和追慕的對象。但是，由於鄉賢所受的教育不同，他們的理想、信念、追求也各有差異，因此，他們中的許多人不願意與當權者同流合污，更看不慣權豪勢要欺辱壓榨百姓，往往是特立獨行者和孤獨求道者，但他們依然堅持用自己的方式服務鄉里，造福百姓。如許劭主持汝南“月旦評”，大力獎掖和提攜汝南才俊，評點天下名士，成為漢末繼郭泰之後的清議領袖。他不應朝廷征辟，謝絕高官厚祿，以“局外人”的身份品評人物，客觀公正，令人信服。又如吃盡文盲苦頭的武訓，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行乞辦學，創辦崇賢義塾，讓那些讀不起書的孩子進學堂讀書，更讓人肅然起敬。再如晚清職業慈善家餘治，一生清貧，卻四處呐喊，奔走于大江南北，勸人行善，宣傳忠孝節義，成立各種慈善機構，移風易俗，救濟孤貧，而且創立戲班，編寫劇本，以戲曲勸善，被人譽為“江南大善人”。他們以各自的方式感染著世人，固化著中國鄉村的超穩定結構，使中國鄉村這個自秦漢以來政府行政權力鞭長莫及之地，成為鄉紳鄉賢的表演舞臺。在當代作家陳忠實的長篇小說《白鹿原》中，從白嘉軒、鹿子霖和冷先生等人物身上，讀者依稀看到了久違的鄉賢形象，所以有評論者指出，《白鹿原》就是在尋找失去的鄉賢。這樣的評論雖然不無偏頗，卻也道出了小說的文化追求。
鄉賢是鄉賢文化的創造者和實踐者，從他們身上，人們可以看到傳統鄉賢文化在鄉村建設、鄉村治理、文化教育、鄉土認同等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所以，從中國古代一直到近現代，許多鄉村都建有鄉賢祠，用以供奉和祭奠那些為鄉村建設作出貢獻的鄉賢們，展示各地不同的鄉賢文化。
鄉賢文化是由鄉賢及其鄉人共同創造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對中國古代的鄉村治理，對家國文化的認同，對鄉村社會的維繫，對農業文明的傳承，對宗族文化的延續，對鄉村文明的弘揚，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在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下，創新鄉賢文化，就應在進一步明確鄉賢文化的歷史文化價值與當代意義的前提下，深入發掘鄉賢文化的內在價值和積極作用。具體來講，就是要注重發掘鄉賢文化對家國認同、鄉村治理、鄉村教育、鄉村建設、鄉村文明傳承等方面的深層文化內涵，通過一個個鄉賢人物，闡釋鄉賢文化的重要價值，梳理鄉賢文化的積極意義，探索鄉賢文化的傳承創新路徑。譬如家國認同，首先是基於對家族和家鄉的認同。鄉賢作為當地的賢者，不僅具有很強的凝聚力，而且還常常讓鄉黨引以為豪，人們不論處於多麼遙遠的地方，只要說起共有的鄉賢，就會立即引起強烈的共鳴，自然而然地拉近了人們之間的情感距離，從而形成對家族和家鄉的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鄉賢是家鄉認同的標誌性人物，也是促進家國認同的情感紐帶。
鄉賢文化對傳承發展鄉村文明，對當代鄉村文化建設，對提升文化自覺、樹立文化自信，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都具有積極意義。在大力弘揚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下，挖掘鄉賢文化的豐富內涵，梳理鄉賢文化的歷史脈絡，發掘鄉賢文化的價值意義，進而創新鄉賢文化，建設新鄉賢文化，是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要求，是提升文化自覺、樹立文化自信的內在要求，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內在要求。
為此，我們組織編纂了這套“鄉賢文化叢書”，把自東漢以來的歷代鄉賢進行梳理，系統展示鄉賢、鄉賢文化的歷史風貌和文化價值，以期讓廣大讀者對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鄉賢和鄉賢文化有更多的瞭解，對鄉賢文化的歷史作用和當代價值有更多的認知，共同為創新鄉賢文化、建設新鄉賢文化作出應有的貢獻。
“鄉賢文化叢書”□□輯，我們精選了10位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定影響的各地鄉賢，他們不論在教書育人、修身齊家，還是在鄉村治理、鄉村建設、慈善賑濟等方面均作出了一定貢獻，成為人們傳頌的典範楷模。在本輯編寫過程中，每位作者均對自己承擔的人物有一定研究，但因作者較多，行文風格各異，難免會出現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不妥之處，尚祈讀者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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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治（1809~1874），字翼廷，號蓮村、晦齋、寄雲山人，晚署木鋒先生，門人私谥"孝惠"，江蘇無錫人，近代著名慈善家、戲曲作家。 好戲曲創作，作品甚多。 內容多為勸人行善，宣揚忠孝節義。 同治十三年於蘇州病卒
余治曾組織童伶戲班。 主要作品有《後勸農》、《活佛閣》、《同胞案》、《義民記》、《海烈婦記》、《岳侯訓子》、《英雄譜》等。 另著有《草小學齋集》、《得一錄》。 生平事蹟見吳師澄《余孝惠先生年譜》及俞礎所撰墓誌銘、彭慰高所撰墓表。
個人履歷編輯
余治幼時家貧，九歲讀書於塾，十五歲訓蒙裡中，以館谷養親。 道光十五年（1835）補金匱學附生。 十九年（1839）肄業於江陰縣暨陽書院。 二十二年（1842）應江陰少尹姚某之聘，就署教讀。 以鄉塾舊有讀本《神童詩》、《千家詩》諸書詞意卑陋，仿其體例別撰五七言詩以課童蒙，名曰《發蒙必讀》，不署姓氏，刻印分送，各塾爭相傳寫。 後又撰《續神童詩》、《續千家詩》。 二十五年（1845）集資設義塾數處，供貧家子弟讀書。 二十八年（1848）以其地多溺女，倡立"恤產保嬰會"。 先後曾五應鄉試不中，至鹹豐二年（1852）"乃絕意進取，專以挽回風俗，救正人心為汲汲"。 八年（1858）由附生保舉訓導，加光祿寺署正銜。 早肄業於江陰縣暨陽書院。 五應鄉試不中。 鹹豐八年（185）由附生保舉訓導，同治五年（1866）充廣方言館監督。 六年（1867）赴上海，在上海縣城西設普育堂。
個人著作
余治是第一個創作大量皮黃劇本的文人劇作家，一生編撰皮黃劇本數十種，並組織一班孤苦無告的窮孩子，成立童伶戲班，請梨園老藝人教戲，自己親自指導排練，赴各地演出。 雖"資用屢困，謗譏屢作"，仍"力經營之不少衰"。 鄭振鐸評曰：「他並不用傳統的昆曲來組成他的劇本。 他的劇本唱白，乃採用的是當時流行的'皮黃調'的式樣。 這是他的足以自立於中國戲史上的一端」。 所撰皮黃劇本共三十余種，現存《後勸農》、《活佛圖》、《同胞案》、《義民記》、《海烈婦記》、《岳侯訓子》、《英雄譜》、《朱砂痣》等二十八種，輯為《庶幾堂今樂》初集、二集，有光緒間刊本。 尚有《苦節記》、《狀元福》、《巧還報》、《人獸記》、《五雷報》、《孝友圖》等數種，已佚。 其他作品有《尊小學齋詩文集》六卷、《得一錄》十六卷，皆刊行於世。余治_百度百科 https://bit.ly/30HbRJ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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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賑公所紳士謝家福等募資刊印余治《庶幾堂今樂》二十八種，稟請蘇松太道劉瑞芬飭發各戲園演出
時間：1880年5月
協賑公所紳士謝家福等募資刊印余治《庶幾堂今樂》二十八種，稟請蘇松太道劉瑞芬飭發各戲園演出，"每日搭演一出，以瑞風化"，同時會審公懈奉劉瑞芬之命頒布嚴禁"淫戲"告示。
潘公免灾寶卷 - J202 - Chinese Religious Text Authority
潘公免灾寶卷 - J202 - Chinese Religious Text Authority
蘇州潘世恩太傅的長子，潘曾沂先生(1792-1852)，字功甫，嘉慶丙子年(1816)舉人。不熱衷於仕途，而是一心向善，想必是因為他德行深厚、修持得力吧。勸戒錄類編：金陵大劫－－台灣學佛網 https://bit.ly/3cwxzVO
我的父親(梁章钜)在蘇州任官的時候，曾經和潘公見過面。我和他的幾個弟弟，同時參加春試，經常打交道。所以了解得最清楚。潘公雖生長於富貴之家，卻不尚奢華。道光年間，經常勸說他的父親辭去官職。自己尤其注重積德惜福，戒殺放生的善舉沒有不做的。鹹豐二年歲次壬子(1852)，他預知蘇州將發生旱災，早已預先在各地開掘古井數十口。到了秋季，果不出所料，河水干涸，人們因此而蒙受潘公的恩澤，眾人對他奉若神明。而且來去自如，自知死期，預知時至，於鹹豐壬子年十二月二十日，沐浴坐化。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託夢給他的親戚淡然生，說世人將有大災難，必須立即改過立願。淡然生也是善人，樂善好施。夢中見有一位青衣人，帶領他到一個地方，殿宇巍峨，極為高聳，兩旁堆放著簿冊案卷，有很多辦事人員。上面坐著的，即是潘公，皺著眉說：“現在世間的風俗，崇尚奢華，眾生罪孽很重，導致大災難將要來臨，該如何是好?”淡然生問，是否可以解救。潘公拱手說到：“應當發願改過為善。”淡然生仔細思索“應當發願”四字，乃是潘公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所編著的《查災記略》，封面的題詞，是引用《彌陀經》中的經文。淡然生便問潘公應當發什麼願，潘公說：“有力的出錢，無力的出言，如此而已。”又說：“這次的災難，天地震動，非比尋常。當今皇上尚且每天焦慮煩勞，每一個食毛踐土(原意是吃的食物和居住的土地都是國君所有，用以表示感戴君主的恩德)的國民，誰不應當為國分憂呢?要盡快立願改過，或許可以免脫災難。如果仍舊是縱情放蕩，肆意尋歡作樂，絲毫不知道摸摸心頭，發個善願。對別人品頭論足、說長道短，而不反省自己身上的罪惡。就這樣一天又一天，虛度光陰，毫無警醒悔悟。這樣的話，遇到災難，就在劫難逃。真是可悲又可憐啊。”
正說著話，只見一位官員捧著簿冊放在桌上就離開了。潘公說：“已經發生的事，知曉一下也無妨。這是湖北省遇難者的名冊，人數以十多萬計。每個人的名字後，都注明條款。除了忠臣孝子、義夫烈婦，浩然正氣彌塞天地，單獨用特殊的標簽進行標注，死後升天成神之外，其他的大都是因罪孽而導致遭劫。那些忤逆父母的，是最重的惡孽。每個人都按照各自的因果，注定死去的年月日時，以及各種各樣的死法。”淡然生進一步詢問江蘇省的名冊，潘公說：“看不得，此地不可久留。你千萬要回去勸世救人。”於是仍舊跟隨青衣人而走。回頭看見大門兩旁有一副對聯：“地可弭災，到此始知為善好;門開立願，幾人肯自把頭回。”正中間懸掛著一塊匾額，上面寫著“生死權衡”四個大字。青衣人拍著他的肩膀說：“快走吧!”於是一驚而醒。知道原來是做了一個夢，感到非常神奇。
淡然生於是將夢中的經過，仔細回憶，記錄下來，寫成文章，傳告四方。到了鹹豐三年(1853)二月，太平軍攻克南京城。大江南北因此而罹難的，合計不下有幾十萬人之多。試想，一樣的江蘇百姓，一樣有父母兄弟，一樣有妻子兒孫。這幾十萬人，偏偏遭受這樣的苦難。並不是因為地方的風水不好，全都是因為平日裡，不知不覺，自己造下了許多罪孽。良心不好，忘恩負義，不孝不忠，奸盜邪*YIN，奢華太過，不信因果報應，所以遭此災殃。禍到臨頭，後悔也晚了。而在大劫之中，最終竟然能夠逃脫災劫、幸免於難的，也有不少。
其中，孫先生的一樁事例最為突出。孫先生，名叫雲際，家住南京聚寶門內，年齡五十三歲，一生為人忠厚正直。鹹豐三年二月初三日，到親戚家飲酒，回家的路上，累了就在城隍廟前休息。只見城隍廟內，燈燭輝煌，有很多人走來走去。遇到一位老者，對孫先生說：“你來得正好。”就挽著他的手進去在神明前跪下，神明說：“這幾天造名冊非常緊急，煩請前來相助。”孫先生暗想：“這裡莫非是陰曹地府嗎?怎麼能來這裡呢?”神明似乎已經知道他在想什麼。就命令下屬查閱簿冊，發現孫先生的母親，本來應在本月壽終，因為她的兒子為母親祈求壽命，至誠孝心感動上天，准許延壽六年。又查閱孫先生的壽命，因為上帝嘉獎其孝心，已經敕命南斗六司，為他增壽二紀(二十四年)，所以死期尚遠。神明說：“既然如此，暫時給我們幫忙七天。等到南京城尚未被攻破之前的三天，送他們一家到秣陵關避難即可。這七天之中，自會有值日功曹之神護衛，絕對不會對你的肉身造成什麼妨礙。”忽然就醒過來了，發現自己的身體坐在盤陀石邊上，所持的燈燭還在手中。感覺非常奇怪。急忙回到家，向老母親講了事情的經過。並吩咐家人，不必驚慌，七天後還陽，神明一定不會欺騙於人的。
當天晚上，睡去之後，果然沒有醒來。孫先生自己也不清楚，什麼時候已經進入到城隍廟了。只見簿冊堆積如山，這時已經聽見判官在高聲點名，命令孫先生核對名冊。於是將名冊內的記載仔細觀看，都是詳細注明，某地某人，因為作了何種惡孽，應該遭劫，在某年某月某日某地，身死於某物。只有死於水火，以及餓死的為最多。其中如有已經查明上報注銷免於災劫的，均用紅色筆圈出，寫明現在做了何種善事、發了何種善心而免災，等等。正在校對的時候，忽然有人報告各地的土地神前來奏事，只見各自將簿冊呈報，放在桌案上，城隍神親自一一審閱批示，又再三仔細詢問情況，才退下。土地神一一離開。
城隍神對孫先生說：“這次的大劫，和國運無關，實在是因為下界人民作孽太重，所以魔王興起刀兵以應劫。遭劫的名冊早已經造定。因為東岳府總冊房監察主者潘公接管辦理此事，特地懇求上帝網開一面，給世人留一線生機。將目前的劫運，程度減輕十分之三。並下發文書通知各地城隍進行查核辦理。如果有發願改過向善之人，一律准予將他們的名字在劫冊中注銷。條款非常瑣細繁雜，請盡快進行校核登記。”孫先生說：“潘公是不是蘇州人?”神明說：“不用多問。”於是晝夜不停，按照名冊進行考核校對。其中有很多認識的人的姓名，一時難以全部記住。
只記得曾經看到城北土地神呈上來的一份報告中寫道，該地有個叫陳三慶的人，以開煙店為生，不愛惜飯粒，不敬惜字紙，已經注定全家在十二日一同死於水劫。所幸他心中時常掛念著父母，想到現在形勢不好，不知道該如何帶他們逃難，時常為此而憂心忡忡。因此被神明察覺。又聽說眾人紛紛在傳揚潘公托夢免災救劫的事情，於是全家齋戒，從今往後，如果遇到飯粒、字紙，不敢輕棄穢亵。又因為煙包上如果有字跡，最易被作踐。於是，邀請並召集同行，在文昌宮相互勸勉並約定，只在大包用店名兩個字，小包均用花樣來代替。像這樣發心向善，同時又有孝心，應當請求免於遭受災劫。城隍神已經批准了免災的申請。即命令土地神在二月初十這天，托夢給他的家人，吩咐他們到滄波門外避難。
還有水西門土地神的報告中，說該地有個叫張安齋的人，一直在官府中充當辦理文書的吏員。為人心地險惡，溺愛妻子孩子。近日也是聽說了潘公托夢的事情，而有所觸動，曾經帶著他的兒子天福在關帝廟叩頭立願，印送《公門修行錄》一千卷，並多行善事，永遠戒除殺生。還勸說他的兩個親戚家，一同立願。只有他的妻子林氏，一向貪圖口腹之欲，愛吃大魚大肉，不肯戒殺，還經常強迫她的兒子一同吃螃蟹、鳝魚之類。應如何進行處理呢?城隍神已經批定，張安齋父子二人，安排巡察神變化成一位老翁，在十三日那天，引導他們出城，到棲霞逃難。聽從勸說的兩家，等到當地的土地神報告到了之後，再行處理。他的妻子怙惡不悛，不肯悔改，安排巡察神使其行走困難，不願意走路，在城中徘徊不前，被殺死。
孫先生發現上面這兩家，姓陳的這家是親戚，姓張的這家是朋友，心中替他們暗自高興。難得他們兩家能夠及時醒悟，免此大難，實在是幸運。除此之外，免劫的人還有很多。到了第四天，根據各處土地神的禀報，全城已經有數十百家。城隍神批准注銷以後，均命令當地的土地神予以保護，或者提前託夢，或者引路帶他們逃難，使他們都能夠死裡逃生。
後來又看到一份禀報，乃是清涼山下的一位蒙師(對學童進行啟蒙教育的老師)，名叫高敬，字慎齋，在文昌宮召集了二十七人，都是做蒙師的。孫先生本人也是以教小孩讀書為生，因為是同行，多半都認識，所以格外留意他們的情況。高敬給他們看《訓學良規》，發言倡議說：“現在的蒙師，往往只知道教兩句呆板書，做人的道理一概不教。至於孝悌忠信等事，則是自己懶得講，只說是學生不懂。等到年紀稍長，又說他們已經知道了。日復一日，不加講究。致使學生逐漸入於下流，甚至為非作惡，誤了他們的一生。這是誰的責任呢?而動不動就外出曠課的，更是誤人子弟。《功過格》說，曠館課一天，為五過。這五過，僅僅是針對不來學館的說的。如果天天在館，而屍位素餐，罪過又不知有多少?如果說違背良心干壞事，我們還不至於。如果說曠課，恐怕都在所難免。就算以二十天來計算，全年也有一百過。諸君可以各自扪心自問。人家以毫無知識的子弟托付給我們，我們卻不認真對待。我們自己的子孫後代，也想發達嗎?我們沒有很多錢，用來做好事，也沒有大的能力，可襄助善舉。何不趁著這個機會，修一些不費錢、不費力的功德呢?”話還沒說完，大家都已經有所覺悟。於是都跪在神前立願，如果還是因循怠惰，依舊誤人子弟的，甘願遭受劫難。土地神禀報，現在文昌宮已經記錄下他們的名字，很快就會有札谕傳來關照此事。城隍神批示，待文昌宮示谕到來一體遵行，等等。孫先生看到這裡，心想自己以後也要更加勤勉謹慎教書，既喜悅，又感歎。
又看到城外土地神和巡察諸神的禀報，乃是專門講瘟疫之災劫。一家是孫先生的外家(母親或妻子的娘家)，一家是以前的東家，所以記得清楚。外家住在下關某個村子，為人向來窮凶極惡，毫無人性，率眾合伙抗糧不交、拖欠國稅，如果誰家先交的，就拆誰家的房子。已經安排陰司神，在七月大降瘟疫之災。又罰各家破財。為首的，全無天理良心，罰其全家遭受瘟疫而死。其中有三個人，不願意參與進來。一人姓錢，一人姓朱，一人姓王，雖然是種地的農民，卻特別講道理。這次三人都說：“人生在世，總要講些道理。我們不怕拆房子，斷然不肯合伙抵抗國稅。”城隍神批示三人存心，頗為難得，命令土地神在三家的門首，分別插上一面旗幟，上面寫“瘟司免進”四個字。
另外一家在燕子矶地方，當地的土地神禀報說，該地方的小民百姓，多數以殺牛、打鳥、捕鳝、捉龜為業，習為殘忍，因逢世道混亂，很多人都想著趁火打劫，已經命令瘟疫司在當地降下瘟疫。其中有個叫蔣大法的人，自己老老實實種地，不認同以殺生為業，喜歡向人說好話，時常勸說作亂的災民，遲遲未發生大的變故，也是因為受到感動的緣故。
還有一個叫周梅氏的婦女，勸說他的丈夫不要老想著發財，跟著別人一起打槍，財富的多少、有無，自是命中注定。他的丈夫周阿玉，被妻子所感化，從此以後遇到有年輕人拉他一起去鬧事，總是搖手說：“犯法的事情不能做。”反過來說很多好話來勸人。這夫妻二人，本應遭受劫數，現在如此存心，應當准予免劫。城隍批示說，蔣大法不從事殺生之業，又能說好話，勸散作亂之人，准予延壽四年，周梅氏，雖是女人之身，卻能以好言勸化丈夫，更是難能可貴，值得褒獎。安排土地神予以保佑，在她家門插上青色旗幟一面，並恩賜生下一個能做到五品官位的貴子。周阿玉肯聽從妻子的勸說，已經恩賜有兒子。統統免於遭劫就是了。除此之外，免受災劫的還有很多，不能一一記住。
到了第七天，孫先生掛念老母親，當晚就向城隍神告辭，神說：“目前不可洩露一句，事情過去之後，才可以傳揚。”又叮囑說：“這裡的事情本來不應洩露，但是劫難太重，不能不稍微使人知道一些。你回去後，就將所經歷的事情記錄下來，並盡快做好出城避難的打算。已經安排金甲神到時候進行護送了。”這時只覺得身體很重，輕輕地聽到家人的聲音。不知不覺醒了過來。就高聲呼喚母親，家人們早就每天圍繞在身邊，都在疑慮，心情悲切，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時都很高興。隨即拿出紙筆將所經歷的事情，根據記憶一一記錄下來，並珍藏起來。沒過一天，就開始准備出城，最後到秣陵關的親戚家避難。直到南京城被攻陷以後，才拿出來給人看。這是鹹豐三年(1853)二月的事情。近來坊間有刻印的《潘公免災寶卷》流傳，內容與此大同小異。
王有宗評論說：讀了這篇案例，可以知道如果將要遭逢災難劫數，只要自己默念生平造了什麼罪業，及早醒悟回頭，改正過惡，修德行善，未必不可挽回天意，改變命運。 (整理自梁敬叔《勸戒錄類編》)
【注釋】潘曾沂(1792-1852)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初名遵沂，改名曾沂，字念祖、功甫，號春泉、小浮、小浮山人(因夢前身為浮渡山僧)、船庵、蔓庵、護生庵、瑟庵。室名豐豫莊、東津館、東洋館、鳳池園、三十六夢龛。出身於世宦之家。工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潘世恩長子。年二十一中秀才。嘉慶二十一年(1816)中舉人。五應禮部試不第。道光元年(1821)援例得內閣中書。五年，患肺病辭官歸裡，遂不復出。長齋禮佛，究心佛典，亦以濟世利民為務。佐其父經營豐豫義莊，豐年買進糧食，荒年施捨赈濟貧苦農民。十余年間，赈濟大米四、五萬石。又創放生會。後以赈災敘功得光祿寺卿銜。
勸戒錄類編：金陵大劫－－台灣學佛網 https://bit.ly/3cwxzVO
江南鐵淚圖
What are we supposed to do with our plenty? – Far From Form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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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劝善书汇编（共201册）》(周心慧)【摘要 书评 试读】- 京东图书
Serica: pre-modern Chinese boo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稀见。木刻本）江南铁泪图. 四十二帧木刻精美插图 全一册（更多书影见隔壁补图）寄云山人孔夫子旧书网
《鐵淚圖-19世紀中國對於饑饉的文化反應》，本書包括：場景設置、讚揚和責難；饑荒成因的解釋性框架、饑餓的圖像：影像，神話和幻覺等內容。
博客來-鐵淚圖：19世紀中國對於飢饉的文化反應
導論
第一部分 場景設置
第一章 山西，大中國，饑荒
第二章 經歷饑荒：解州一首饑荒歌謠中的受難等級制度
第二部分 讚揚和責難：饑荒成因的解釋性框架
第三章 上天的憤怒與人類的貪婪
第四章 清代官場與饑荒政治
第五章 外部的觀點：科學、鐵路和資本主義經濟
第六章 多樣的聲音：饑荒和江南行動主義
第三部分 饑餓的圖像：影像、神話和幻覺
第七章 饑荒中的家庭和性別
第八章 “饑荒的女性化”和民族主義的女性化
第九章 吃的文化：食人主義和饑餓符號學，1870—2001
結語 新時代的新眼淚：再讀饑荒
參考書目
餓殍滿道、屍橫遍野、生靈塗炭──當吃人成為日常，太平天國的百姓只剩絕望
2020-08-24
餓殍滿道、屍橫遍野、生靈塗炭──當吃人成為日常，太平天國的百姓只剩絕望 | 故事 StoryStudio https://bit.ly/30JEUM4
與 1820 年代及 1830 年代的瘟疫和洪災相比，太平天國期間，不論是疾病、饑饉、自殺還是暴力造成的傷亡，都以其規模之大、牽涉地域之廣，迫使人們直接面對國家政體、社會和宇宙諸方面的難題。
近來湧現的對南北戰爭後的美國、戰後的越南、十七世紀的韓國、種族滅絕事件後的盧安達，以及前南斯拉夫等不同地方的研究都指出，死者的屍體在政治危機發生之後，是如何成為充滿政治意涵與情感意義的象徵。在戰時的江南，死者屍體的處理，有著物質上與政治深層面上的意涵。
具體來說，屍體要安置在哪裡？又是誰來把屍體放在那裡的？這些屍體引發了怎樣的意義闡述？這些屍體應該怎樣被形容？同時，這些為數眾多的死者又留下了怎樣的無聲空白──什麼東西被壓抑、被抹去了？什麼東西被認為是不可言說的？在某些情況下（包括戰時），死者需要得到國家旌卹，也需要在家族祭祀與紀念儀式中佔有一席之地；在這樣的世界裡，這些死者究竟歸屬於誰？
和其他地方一樣，中國的喪葬習俗有區域差異，並隨時代而變遷。明清時期的普遍共識是，死者需要得到妥善的處置。其中牽涉到的葬禮、葬儀被認為是建立人際關係的重要場域，而這些人際關係對於社會的良好運行至關重要。
William Alexander 1793年隨馬加爾尼使團訪清時，繪下了沿途看到的出殯畫面。（Source: Wikimedia）
因此，這些葬禮、葬儀也是重要的道德教育課題。人們期望至少能給死者提供一個適合的棺材，棺材需要下葬，而死者的家屬應該給死者獻上食物、衣服和其他供品，並把它們燒給九泉之下的死者。受過教育的精英或許還會將凡間發生的事寫成祝文，燒給他們死去的父母，好讓他們知曉。
清明節時應該掃墓，寒食節、盂蘭盆節時也該這樣做。儘管受到官方的批評，但在某些地區，人們會停棺不葬，直到找到適當的墓地；有些地區則盛行著等到屍體腐爛後將骨頭撿出、二次埋葬的做法。佛教徒和一些無法負擔土葬費用的人，則會將屍體火化，而這種做法同樣受到官方與士人的譴責。
人們普遍認為，妥善處置屍體對於家族、皇朝和地方社群都有著利害關係。實際上，無名屍的處理一直是國家、家族與地方的利益交疊之處，至少理論上如此。得不到安葬的死者會變成餓鬼，成為人類社群的潛在威脅。於是，埋葬屍體成為道德秩序的重要象徵，並代表著理想世界和理想人際關係，而當時的作家為了表達他們關於世界應該或不應該是什麼樣子的看法，常常利用戰時人們的逾越行徑與敵軍暴行的諸多實例，來與戰時及戰後安葬死者的做法做對比。
但撇開這種有力的象徵不談，戰爭期間以及戰爭剛剛結束之時就有很多人死去，他們之中很多人沒有得到安葬。這些由骨骸、屍體和死亡構成的真實存在，宛如夢魘般飄浮於戰爭倖存者與目擊者的作品中，即便生者是為了死者具有的隱喻力量，才將他們召喚出來的。在一首描述揚州慘狀的詩中，日記作者金長福在對句中用到許多常見的意象，來呈現饑饉與死亡如何籠罩了揚州昔日的名勝：
戰骨沉薶下馬陵，招提湧現白雲層。無情鐵佛應垂淚，春雨宵寒鬼拜鐙。
迴野交馳薄笨車，蜀岡草長日西斜，清明寒食都過了，麥飯墳郎有幾家。
在另一個語境中，金長福回憶道：
「兵火後積屍數萬。有言鬼能為厲者，詩以解之。」
就像本書前幾章展現的那樣，江南地區蔓延的戰事折磨著生者。戰爭、佔領，以及長時間的僵持破壞了日常生活，切斷了維繫人類社群的紐帶。這些情況使人們無法妥善處理屍體。人們因為暴力、疾病、饑饉和戰爭而像野獸般死去，並成為野獸的腹中餐；野狗、野豬以充斥道路和溝渠的屍體為食，此情此景觸犯了不能出現屍橫遍野景象的禁忌。吃人的行為顯然困擾著某些社群，在泉州、安溪、杭州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市場上爆出了販賣人肉的消息。這類交易既是活生生的事實，同時也隱喻著社會的崩解。
這些秤斤論兩販賣的屍體，成了市場交易的貨品，失去了生前的身分，也失去了人的影子。人們流傳著種種故事，講述屍體如何還保有生前特徵，或是遺失的棺木和屍體如何被親人重新找到；這些故事成了強而有力的道德對策，也代表著人際關係超越死亡的勝利。形成反差的是，那些在戰後撒滿鄉野的骨骸沒有任何標記，身分無法辨認，因此只能以朝廷的名義收集起來，並經由祭祀儀式重新整合進地方社群中去。這些骨骸成了另一種交易中的物品。它們被重新包裝成忠義殉死者，而埋葬這些骨骸也成了恢復、重整崩解社群的先決條件。
在受過教育的中國精英眼中，這場戰爭深深挑戰了原有的道德秩序。不只是因為太平天國反孔的宗教傾向，同時也因為對許多人而言，這場災難的影響範圍與暴力程度深深地損壞了社會政治秩序和宇宙觀。這些死屍提供了確實的證據，證明了政府的無能，證明政府對自己仁政承諾的食言。在對災難的標準敘述中，死者象徵著災難，同時也給生者帶來有形的威脅與難題。人們相信死屍與傳染病之間有著某種關聯，也認為死屍是一種麻煩的東西，在正常情況下應該從大眾的視野中清除。
屍體與棺木暴露眼前被視為是違背常理的，而且會引起根本上的動盪。屍首如果暴露在外，就宛如威脅到內外整體性──這種內外整體性可以在不同的語境下以各種形式出現，被認為對家庭與國家的穩定至關重要。那些在傳言中被饑民吃掉，或是被已死或受傷的親人拋棄的屍體，都清楚揭示出道德在受戰爭摧殘的社群中已然崩壞。
據說，雙方軍隊都曾褻瀆棺木，而這種行為恰恰標示出他們對道德常規的絕對偏離；而那些自詡為慈善家的人，則會為了防止棺木被拿去建造防禦工事而將棺木妥善掩埋，這凸顯了他們作為地方道德規範主要維護者的重要角色。失蹤屍體被重新找到並得到掩埋，說明了被尋獲的死者及其家人義舉動天。建造墓塚來埋葬、紀念無人認領的屍體，是對道德及政治價值的認可，同時也是情感撫慰──當時，許多人認為這些暴行無法言說，是宛如末日的行為。本章透過以下幾種彼此相關聯的類別，來探究圍繞戰爭死難者出現的意義：吃人行為，被妥善保存、遺失與重新尋獲的屍首，以及讓死者入土為安、讓生者對重建道德與政治秩序懷抱希望的義塚。
以屍為食
當時人們都知道，戰爭中出現了人吃人的行為，是戰爭對江南地區所造成傷害的一部分。當饑饉發生，而屍體又隨處可見時，總會出現吃人肉的傳聞，甚至是吞食親人屍體這種極度犯忌的行為，或是刻意將人肉當成一般的肉品在市場販賣。許多作者都告訴我們，屍首對絕望之人來說意味著食物，而作為食物的屍體則成了一種駭人的流通商品；其中一位作家還提供了人肉和新鮮人肉兩種商品的價格資訊。這些作家的論述很少是不帶立場的。
不論是十九世紀中國還是今時今地，因飢餓而吃人的行為都讓人們產生強烈的反感。在我所看到的大多數史料中，以人肉為食物（而非藥物）吃掉，都被視為社會崩解的標誌，而不像某些武俠小說或某些地方文化那樣，把吃人肉當作強身健體或完勝敵人的一種方法。回憶錄中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紀錄，描述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發生的象徵性吃人行為（例如吃掉敵人的肝、心或生殖器），但我在此主要討論的是因飢餓而發生的吃人行為。下面舉的一些例子反映了蘇堂棣（Donald Sutton）描述過的一種現象：明清時期對吃人行為的深惡痛絕，是以社會或道德考量為基本出發點，而這種憎恨深深紮根於主宰人際關係的禮制及尊卑階級。
顯然，明清時期對吃人行為的討論，受到了通俗文學和勸善書籍中文學慣用手法和修辭的影響。不論是燉一鍋浮滿手指的湯（手的形狀讓鍋中的人肉露出馬腳），或是滿溢怪異香味的餃子或糕點，或在市場上以銅錢報價：在這些描述中，把人肉作為食物販賣被視為是和割股相反的行為──後者指的是孝子孝女割下自己的肉給長輩作藥。
在市場上把無名屍當做肉品販賣，抹煞了家庭倫理關係，而割股則重新確立了這種關係。描寫人肉交易的作者通常會以道德角度來評斷參與這種駭人交易的人，以及迫使飢餓的人參與此交易的環境。他們不僅告訴我們，死屍在江南實際上會受到怎樣的處置，還利用吃人行為說明當時的時代有多邪惡，百姓有多絕望。將人肉當做食物，象徵著社會的徹底崩壞。在一個人吃人的世界裡，人──吃人的和被吃的──在根本上已不再是人。
為了支援江南災民，余治製作了《江南鐵淚圖》圖冊，以此激發募捐行動。此圖冊中有一幅圖名為〈羅雀掘鼠人肉爭售〉，其標題凸顯了飢餓如何強迫人們吃一些平時不常吃的東西，並暗示了通往人吃人的絕望之路的第一步是什麼：從抓鼠、蟲來吃，到掘草、剝樹皮果腹，到最後吃人肉。這幅圖中有一家店面，店裡有一口大燉鍋，鍋旁有一名男子揭開鍋蓋、伸出筷子，其姿勢表明他即將要吃鍋中可怕的東西。在店外，有一個男人手拿刀子充當屠夫正在肢解屍體，另一人則秤著路上被分解的屍塊。他們準備將這些屍塊當成肉，賣給旁邊一位看起來很有錢、帶著小孩的顧客。這張圖片的設計顯然是要讓人們在視覺上得到最大的震撼，它和白話短篇小說中人肉販子的繡像有其共同點。
羅雀掘鼠人肉爭售。（Source: 寄雲山人（1974）《江南鐵淚圖》。臺北：廣文書局。）
在這幅圖旁邊有一段禱文，其詞曰：
底事雲愁月慘，民間又動兵戈，殺人養命痛如何，狼藉刀砧慘賭。漫說狐悲兔死，都成變相閻羅，餓夫血肉本無多，能夠幾人腹果。
余治接著描述了看似頗為具體的吃人肉、或將人肉作為食物售賣的例子及其發生的地點。他告訴我們，1862 年，他聽聞宜興、溧陽發生了人吃人的事情。因為聽起來太過駭人，太不像是「民風柔弱」的江南人會做出的事，所以他當時還不敢完全相信。1863 年，他又聽聞常州府的陽湖及無錫兩地，出現了專門出售人肉的市場。余治認為，這種應嚴厲斥責的狀況是如此極端，以致於應該能夠激勵善心人士慷慨救助難民。
顯然，吃人的行為在這裡成了行動的動力，而這個例子中的具體行動是《江南鐵淚圖》的作者余治倡導、組織的慈善活動。被肢解、被售賣、被吃的死屍，在這裡一方面提醒人們戰時社會可能陷入的可怕境地，一方面也直接揭示出，為了讓個人和集體都能在戰後得以恢復或獲得拯救，有必要採取道德行動並行善。當時人們普遍信仰因果報應，慈善因此成了一種抵消戰時集體劣行（包括吃人）的機制，此外，救濟者還能在面對未來不可避免的災難時得到某種保障
餓殍滿道、屍橫遍野、生靈塗炭──當吃人成為日常，太平天國的百姓只剩絕望 | 故事 StoryStudio https://bit.ly/30JEU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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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萬人喪生、人類史上最慘烈的內戰──重讀太平天國之役 | 故事 StoryStudio https://bit.ly/3bMcyHy
根據一般常引用的數字，1850 年到 1864 年間的太平天國戰爭，導致了兩至三千萬人喪生。據此，它被稱為人類史上最慘烈的內戰。近來幾篇研究對此時期流失多少人口莫衷一是，這顯示要回頭去做精確（甚或是粗略的）死亡人數統計是不可能的。
當時的記載顯示發生過規模驚人的屠殺和破壞，戰後所編纂的回憶錄及方志都以駭人聽聞的頻率，屢屢提及人口的巨大折損（長江下游市鎮喪失將近 50％ 的人口，甚或更多），以及人們遭受了難以言說的痛苦。但無論這些數字精確與否，死亡人數顯然遠大於同時期的美國內戰（或稱「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約有六十二萬名士兵及五萬名平民死於該內戰。
可是，姑且不論這場戰爭的毀滅性有多強，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太平天國戰爭與那些照理說涉及範圍與影響都較小的事件相比，仍相對地罕為人知。即使是在中國研究領域內，關於太平天國的記述也驚人地缺乏血肉：我們只關注抽象的意識型態，而非戰爭所造成的傷害。關注十九世紀晚期上海如何崛起的學者們，常常會提及移民從繁榮、風雅的江南地區來到上海，卻從未敘述那場驅使他們背井離鄉的毀滅性戰亂。
在講授太平天國這段歷史時，海外中國研究學者的典型做法是，點出「它是史上最慘烈的內戰」這個事實，或是引用那個「兩到三千萬」的駭人數據；但接下來，我們（包括我自己）就會轉去講述耶穌的兄弟洪秀全和他的古怪願景──這常讓學生聽得津津有味。是時候重新思考太平天國諸方面孰輕孰重的問題了。
1850 年到 1864 年間的太平天國戰爭，導致了兩至三千萬人喪生。（Source:Wikimedia）
我在十年之前，曾寫過《清初揚州文化》（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這本書，講述揚州如何在 1645 年滿人征服後建構名勝。我在完稿前意識到，儘管自己已經看過清代幾乎所有版本的《揚州府志》，但獨漏 1874 年那份。所幸離我住所只有幾個街區的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就有這本府志。我走去圖書館，打算花上一兩個小時看完它，以確保自己不會錯過揚州府所有方志中任何有關清朝的記載。但那天，我在那份材料中的發現，卻改變了我對自己研究項目的理解。它讓我重寫了該書結尾，同時也開啟了一連串全新的問題意識，指引我走向現在這項研究。
我吃驚地發現，我在《清初揚州文化》 中提到（以及許多沒提到）的所有名勝幾乎都毀於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戰爭。更讓我震撼的是，我發現 1874 年版的《揚州府志》刻意用樣板化的方式，記載了太平軍佔領揚州時眾多百姓自殺或被殺的捨身成仁過程。我當時已有十多年的清史研究經驗，讀過一些關於太平天國的論著，也曾在課堂上講過太平天國史。可我從未真正思考過，這場戰爭對於地方上那些失去了生命、生計與所愛之人的幾百萬人而言，意謂著什麼。
Meyer-Fong, Tobie S. ,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接下來的幾天內，我讀了數以百計描述忠義死節的記載，儘管這些故事和我當時努力要完成的作品沒有什麼直接關係。所謂「方志」，是將一個地方各方面材料按主題組織、編纂的匯總，在官員指導的名義下，由地方精英纂輯而成，對材料取捨有自己一套固定的原則。儘管此前的清代方志通常都記載了道德模範人物的傳記，包括列女、忠義、篤行、節孝、名宦和文苑，但這本方志卻著重聚焦於忠義死節者。
我後來才瞭解到，太平天國之後，江南地區的方志常常強調忠義，而且它們採用的編纂形式也頗為典型。這些有關死節者的故事被高度樣板化，除了死者姓名、社會地位、死亡地點與原因，並不提供其他訊息。例如，1874 年版的《揚州府志》記載的眾多人物中有這麼兩例：
「武生朱萬春，城陷，巷戰多時，賊以火槍環擊而死。」
「（咸豐八年）趙嘉琳，揚城再陷被擄。至三汊河時，賊以火藥實寶塔中。琳祕藏火種，擲入塔。是夜塔崩，賊死數千人，琳亦死。」
這本方志描繪了因為回嘴而遭剮、刺、劈、燒、或砍的死節者，以及自沉、上吊、自焚、絕食或服毒的死節者。每個故事皆以死亡發生的那一刻為中心，捕捉與太平軍對抗的關鍵舉動。每個被這樣記載的人，都因此從活生生的人被「轉譯」成道德的楷模，或是忠於朝廷的化身。
在這個「轉譯」過程中，每個人都被簡化，簡化到只剩下單一政治與道德意涵。他們的個人特質或經驗只留下能將他們塑造為忠義之士的部分，其他部分則不復存在。他們的義舉讓他們喪了命，卻也定義、定位、決定了一切，彷彿那英勇的一瞬間就證明了他們的紀念價值。
但我想要知道的是，死者們的屍骸下落如何？戰時如何安排葬禮？戰爭剛結束的時候，倖存者有多麼看重朝廷賜予的殊榮？對倖存者而言，喪失之痛會帶來怎樣的情感衝擊？朝廷賜予的殊榮似乎很自然地主導了紀念方式，但我們是否能在這些方式中，發現情感回應的蛛絲馬跡？
在官方的紀念中，死者是在一個極為特定的政治語境與話語中獲得意義的。透過道德化的語言，平凡的男女被塑造成烈士，而他們轟轟烈烈的死亡則充滿政治意涵與道德重量。地方精英們創作有關死節的道德故事，並將其上呈府、省、禮部的官員，希望能獲得承認。這些精英建立了符合清代價值觀及制度的祠祀，以供奉戰爭死難者。然而，也不過幾十年光景，這些看似為王朝殉死之人的故事就被刻意遺忘，被國家的新需求淹沒了。
在十九世紀末中國的大眾記憶裡，地方劫難的終極象徵不是太平天國戰爭，反而是年代更古早的 1645 年清廷對江南的暴力征服。這是因為人們解釋事件的方式改變了。在 1879 與 1880 年代的方志記載裡，十七世紀那種為明朝集體效死盡忠的行為，成了太平天國戰爭時期為清朝效死盡忠的先聲。將盡忠視為最至高無上的價值，是這種驚人的類比所試圖鼓吹的價值。
再到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滿清征服中原的故事又有了全新的意涵：不再是盡忠的象徵，而成了（漢）民族的恥辱。清朝已名聲狼藉，所以儘管太平天國戰爭發生的時間點較近，時人為大清殉難的行為已無法引起任何共鳴。人們於是替這場十九世紀中葉的戰爭樹立了一批全新的英雄，並賦予它一套全新的意義。
當公眾只聚焦於死節者的忠義與英雄主義，便抹煞了戰時破壞與殘酷的記憶；而有系統地排除太平天國製造的文本，則讓其他說法相對缺乏──至少短時間內如此。1911 年辛亥革命後，新的一批革命烈士取代了被前朝旌表的那些人。原本被用來紀念太平天國戰爭死難者的祠祀，也都改弦更張，轉而紀念為建立中華民國而死的人。有關太平軍及其對手清朝的文本與故事，凡是不符合新說法與時俱進的，都被曲解或忽視。肯定太平軍英雄行徑的材料，則在海外的圖書館裡被重新發掘，或是憑空捏造出來。
十九世紀中葉那些貌似為了清王朝而捐軀之人，在二十世紀時顯得既不革命也不進步，因而在現代中國史的主流論述中變得無足輕重──這些主流論述對戰爭、王朝、太平軍，甚至對於死者的評判，都做了一百八十度逆轉。從民族大義出發的新願景想像，掩蓋了無意義的暴力，掩蓋了情感，掩蓋了失去。原先那些紀念死者的方式，如今已不再有意義。與當初方志編纂者的用意背道而馳，對戰爭死難者的記憶消失了。
叛亂、革命、戰爭
十九世紀中國的這場內戰，常常被寫成一部傳記，講述一位夢想家如何掀起第一場革命運動的故事。1837 年，來自中國南方腹地廣東省的失意考生洪秀全陷入幻覺，恍惚中見到了令他不安的幻景。六年後，他從幾年前由傳教士手中得到的一部基督教小冊子裡，為這些幻景尋得了解釋。他聲稱自己是天父的次子，也就是耶穌的弟弟。他在家鄉廣收信徒，並從 1844 年開始，在廣西山區發展出一個融合基督宗教和民間慣例的體系，替他日後挑戰強大的王朝秩序奠定了基礎。
洪秀全（1814-1864），洪秀全早年曾接觸基督教思想，創立拜上帝會，主張建立「天下為公」盛世，亦是太平天國運動的民變領袖。（Source:Wikimedia）
1851 年一月，在對官兵贏得了一場決定性的戰役後，洪秀全自封為「太平天國」的「天王」，這一舉動相當於宣告一個獨立政權成立。太平軍由廣西向北殺出一條血路，佔領沿途的戰略城池要地。謠言四起，沿長江而下傳到了三角洲乃至更廣的地方，引起焦慮與不安。1853 年，太平軍佔領並定都於明初舊都南京，並將之更名為「天京」。他們推行新的貨幣和曆法，宣揚自己的宗教，並構想了從未徹底實施的全新政府制度與地權制度。他們還把民眾組織成生產與戰鬥單位，並依性別來隔離劃分。
太平天國操弄著一種初生的漢民族主義：他們在宣傳上將清朝直接妖魔化，用「妖」字開頭來稱呼清廷，藉以挑戰滿人、朝廷官員及機構的合法性；他們還刻意屠殺滿人駐防地的平民。在建都後的十一年間，儘管內鬥幾乎摧毀了太平軍，但他們還是同清軍、地方團練、地方駐防與外國傭兵對抗，爭奪領土與稅收。由於地方頻繁反覆易主，平民及其賴以為生的基礎設施受到嚴重的連帶傷害。在十四年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清帝國二十四個省份當中，有十六、七省深受其害，其中又以長江沿岸遭受蹂躪最甚。
1860 年南京左近清軍江南大營崩潰後[1]，太平天國在土地肥沃、商業化程度高的長江三角洲成功佔領了不少主要城市。從 1860 年到 1864 年湘軍攻陷天京的幾年間，連天烽火給此處的物、人都帶來災難性後果。清廷及其盟友也刻意將敵人非人化。湘軍的創立者曾國藩便在試圖剷除太平天國時，將他們形容為儒家文明之敵。
太平天國玉璽，可以看出洪秀全受基督教影響很大。（Source:Wikimedia）
長江三角洲的城市難民們逃往鄉村，抑或奔向上海租界避難──上海此時得益於外國勢力的保護，而這些新來的難民日後將會改變這座城市。軍隊因起用俘虜和徵募新兵而逐漸壯大，也加劇了日益嚴重的暴力行為。交戰雙方為了餵飽膨脹的軍隊及團練，不得不四處打劫；同時，由於百姓也能被徵募為兵或是供給敵方物資，雙方都對平民百姓施以暴力。
隨著戰事延續，戰鬥也變得愈來愈弱肉強食、難以預料、混亂無比。隨著雙方都開始以徹底殲滅敵人為目的，這場戰爭也變得更加險惡。盟約薄弱且不可靠，財產也毫無保障。在一些案例中，兄弟和鄰居分屬不同勢力而互相作戰，很多社群也對該支持哪一方以自保而意見分歧。
1881 年，《無錫金匱縣志》的編纂者提到，戰爭摧毀了清朝幾百年來在人民心中建立起的和平願景，也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雖卒憑藉黃靈湔除腥慝，而數百年之保聚蹂躪無遺。其虔劉焚掠之慘，亦前此所未有也。
事情何以走到這樣糟糕的境地？無錫這份縣志的編者們將地方事件的災難性發展歸咎於官員無能與部分地方精英的收賄行為。他們指出，應付太平軍襲擊所做的準備既薄弱，又不徹底，主事者有部分責任。他們還指出，更糟的是，那些在春天收取租、稅的人們不但沒能守住縣城，還把他們徵收的錢物主動獻給了太平軍。被徵召來對抗太平軍的地方團練常常對農民和商人施以恐怖暴行。糧食短缺的軍隊是很難控制、很難維持的
三千萬人喪生、人類史上最慘烈的內戰──重讀太平天國之役 | 故事 StoryStudio https://bit.ly/3bMcyHy
103-2410-H-004-178.pdf (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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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東明（1548年－1624年），字啟昧，一字子旭、啟修，號晉庵，別號惜陰居士，河南歸德府虞城縣人，明朝政治人物、理學家。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
楊東明 (萬曆進士)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2OXd1xi
生平
萬曆四年（1584年）丙子科舉人[1]。萬曆八年（1580年）庚辰科進士[2]。官給事中，多有建言。因彈劾沈思孝，反被貶為陝西布政司照磨，家居二十六年。
光宗即位，起太常寺少卿。天啟年間，累遷刑部右侍郎。歸家卒。崇禎初年，贈刑部尚書[3]。
事跡
萬曆十八年（1590年），東明貶官，返回虞城成立了中國最早的民間慈善組織「同善會」。
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黃河在虞城張堤口決口，中原受災，人相食。楊東明。時任刑科右給事中的楊東明上《饑民圖說疏》，並隨疏上《饑民圖說》十四幅，有《水淹禾稼》、《河沖房屋》、《饑民逃荒》、《夫奔妻追》、《賣兒活命》、《棄子逃生》、《人食草木》、《全家縊死》、《刮食人肉》、《餓殍滿路》、《殺二歲女》、《盜賊夜火》、《子丐母溺》等。
家族
曾祖楊景鐸；祖父楊文政；父楊棟，壽官。母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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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饥民图说疏》的作者明朝儒臣理学家刑部尚书谏臣杨东明墓 - 西瓜视频
一卷。 明楊東明（1548-1624）撰。 東明生平事蹟見《青瑣跡言》條。 該書是一部為圖畫作解說性質的著作，乃東明官刑科右給事中時所作，本為進上君王所作，后其子春育、春融及東明六世孫榴等為表彰先人，方才刊布流傳。 萬曆年間，神宗朱翊鈞宴安深宮，罕知朝政外事，而天下洶洶，經濟凋敝，故東明作《饑民圖》十四圖上神宗皇帝，前十三圖備繪流民之情況，並系以解說，其辭多以俚語為之，並記實事，簡易明瞭。 最後一圖是東明拜疏之像。 該書雖極簡單，然與所繪圖像一樣，對研究明代經濟、歷史有一定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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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明朝中期的虞城縣（今利民鎮）人楊東明，是一位凜凜豐骨的人物，他以敢說實話，敢於在皇帝面前犯顏直谏、救災民於水火之中深得朝野、鄉里和後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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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東明（1548—1624年），字啟修，號晉庵，別號惜陰居士。 他少時聰資，6歲讀書。 18歲考中秀才，30歲中舉人，33歲中進士，授中書舍人（掌管書寫诰敕的官，秩從七品），又經考選，任禮科給事中（掌管侍從、規谏、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隸屬都察院，正七品），後來升刑部右給事中，刑部右侍郎。
他在任諫官的20多年內，能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畏權貴，敢於在皇帝面前為平民百姓、也為皇帝的江山社稷據理力辯，這在當時的條件下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僅他就明代重大朝政的上疏就有數十起，比較著名的有《清朝疏》、《慎終疏》、《保全善良疏》、《彈劾依仗權勢貪贓枉法的大臣疏》等，記憶體涉及政治腐敗、平民生活、社會治安等各個方面，大都切中時弊。 滿朝文武百官稱他為"凜凜豐骨如日月行天，有折槛碎階之風"。 其中對朝野影響最大、對豫東人民生死攸關的是他的《饑民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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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黃河在豫東一帶數道並流，水災連年。 直到嘉靖年間，黃河才經過幾十年的治理，歸為一道，也就是現在的黃河故道。 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豫、魯、徐、淮又一次遭受特大水患，當時"河決堤潰，沖舍漂廬，沃野變為江湖，陸地通行舟揖"。 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不計其數，饑殍遍野，啼號待救的十之八九，而萬曆皇帝仍在宮中攜宮女數千，終日歌舞升平，不管百姓死活。 皇帝也不願聽到大臣不利於天下太平的反映，只有楊東明冒死上疏，反映這一代的災情。
疏，本來是臣下向君主分條陳述事情原尾的文字性東西，而楊東明為了使皇帝看到事實的真相，卻以文圖並茂的辦法，將情況畫在疏中，又加上文字說明，這就是他的《饑民圖說》圖解 14幅，內容有"《水淹禾稼》、《河沖房屋》、《饑民逃荒》、《夫奔妻追》、《子丐母溺》、《賣兒活命》、《棄子逃生》、《人食草木》、《全家縊死》、《刮食人肉》、《餓殍滿路》、 《殺二歲女》、《盜賊夜火》、《伏闕上疏》等，每幅圖畫都有文字解釋，以詳細說明該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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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刮食人肉》圖解中說："蘆根樹皮又吃盡了，眼睜睜又熬不將去，只得將那餓死饑民憔瘦身子割將皮肉，來放在糞火內沙解答中燒煮，不拘生熟，且救眼下饑餓。 人肉不是養生之物，吃了幾日眼紅心熱，依舊喪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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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幅《全家縊死》圖解說：「這幾株樹木，乃先臣馬文升之林。 有一起逃荒饑民，一家大小男女七口，走到林中歇息，肚饑為倦，不能前進，商量著將十十五歲女兒賣了。 女兒手挽娘衣，哭不忍舍;舉家痛心，抱頭大哭一場，齊在樹上縊死，丟下兩歲孩兒，扒天撲地，聲聲叫娘，無人答應。 "即使再昏庸腐敗、鐵石心腸的人看到這樣的情景也都會落淚難過，更何況皇帝乃萬民之尊？ 他還進一步揭露朝政的腐敗黑暗，要皇帝為民救災，他說："君為民之父母，民為君之赤子，今赤子既以無聊矣，而君父何忍坐視哉!...... 故得民所以保社稷，棄民所以棄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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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進而向皇帝提建議：「臣昧死請於戶、工二部，各發十萬余金，救濟災區。 "為了防止救災銀款被各級官吏貪污侵吞，救不了災民，他又向皇帝推薦秉公辦事、清正廉潔的光祿寺丞鐘化民災前往河南災區施賑。 萬曆皇帝看了他的《饑民圖說》，聽了他的陳述后驚恐異常，立即答應了他的請求，免去這一帶賦稅，撥黃金十萬兩，令鍾化民迅速趕往災區，救民於水火之中。
後來，楊東明因抗疏被貶為陝西布政司照磨（掌管文書的官員），不久就返回故里，捐出自己的土地，建立"折柳亭"學館。 以後，楊東明再次被啟用為太常少卿、光祿寺、通政使刑部侍郎等職，他77歲卒於家。 崇禎初年，被贈刑部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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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東明《饑民圖說》（原版藏於河南省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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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淹禾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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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沖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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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民逃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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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奔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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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丐母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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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兒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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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子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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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食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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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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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食人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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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殍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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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二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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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賊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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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闕上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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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民圖說》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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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內容 《饑民圖說》·一卷（江西巡撫采進本）
明楊東明撰。 東明有《青瑣作品》，已著錄。 是編乃萬曆中東明官刑科右給事中時所上。 《明史·王紀傳》稱，東明上《河南饑民圖》，即指此也。 凡十四圖。 前十三圖備繪流民之狀，各系以說，皆以俚語紀實事，蓋取其易明。 末一圖乃東明拜疏之像，疑為其後人所加。 然圖末亦有一《跋》，稱這望闕叩頭的，就是刑科右給事中小臣楊東明雲雲。 則亦原本所有。 殆以神宗宴安深宮，無由知外廷之迫切，故並繪此窘急入告之形欤。 首冠以奏疏批答及戶部議賑疏，並兩宮出內帑百官捐俸之諭。 蓋是時神宗猶未全不事事也。 此圖本以告君，原不必鋟版行世，涉於居功近名。 觀捲末有"男春育、春融刊"及"六世孫榴重刊"字。 知其子孫表章先人，非東明所自為矣。
饑民圖說
一卷。 明楊東明（1548-1624）撰。 東明生平事蹟見《青瑣跡言》條。 該書是一部為圖畫作解說性質的著作，乃東明官刑科右給事中時所作，本為進上君王所作，后其子春育、春融及東明六世孫榴等為表彰先人，方才刊布流傳。 萬曆年間，神宗朱翊鈞宴安深宮，罕知朝政外事，而天下洶洶，經濟凋敝，故東明作《饑民圖》十四圖上神宗皇帝，前十三圖備繪流民之情況，並系以解說，其辭多以俚語為之，並記實事，簡易明瞭。 最後一圖是東明拜疏之像。 該書雖極簡單，然與所繪圖像一樣，對研究明代經濟、歷史有一定參考價值
《饑民圖說疏》驚醒神宗"醉夢"
2017-05-15梁園處士 閱 609 轉3
現在的楊東明墓，已無石像生為伴，僅僅是玉米地裡的一堆黃土。 但當地人仍口氣莊重地稱之為"楊陵"，說起楊東明，他們無不帶著發自內心的敬重。 首席記者 姚偉 實習生 張丹
洋
文圖 引子 虞城歷代名人中，最受尊敬、最為人稱道的，無疑是楊東明。
楊東明墓位於老城西門外2里許，現在只是玉米地裡的一抔黃土，但虞城人仍稱之為"楊陵"，語氣中充滿敬重。
站在墓旁道路上，當地老人申金玉雙手比畫著說，楊東明墓原有四十畝，臨路建有高大石牌坊，前石獅一對，後石人、石馬、石羊對列，墓前有高大墓碑兩通、諭祭碑一通。 民國時期，墓園改建為晉庵（楊東明，字啟昧，號晉庵）公園，后改名中山公園。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將所有石刻全部砸碎，送到石灰廠做了原料。 十年浩劫后，人們發現還有殘碑數塊，就運往城隍廟保護起來。
楊東明曾任明朝刑部右侍郎，還是著名的理學大家，著有《性理辨異》、《論性臆言》等，是當時北方理學的代表人物，黃宗羲曾讚其"此真得陽明之肯綮也"。
虞城人敬重楊東明，不是因為他官大，也不是因為他學問大，而是因為此人真心為民，奮力救民於水火，他捐資開挖溝渠，疏導洪水，減輕洪澇災害;他親率家人上堤護壩，與眾人一起裸身苦幹，"晝夜無間，猛風暴雨驟至無所避"，堅持五天五夜，保住虞城縣城。
萬曆二十一年五月，黃河中下游「大雨數旬」，河決堤潰，房屋沖毀，陸地成為江湖，河南、安徽、江蘇數十縣被淹，災情之重，堪比1942年大災荒。 其時，萬曆皇帝（明神宗）怠於朝政，已處"醉夢之期"，對災情不聞不問。 第二年，楊東明上《饑民圖說疏》，不僅以文字寫盡饑民慘狀，而且將種種悲慘故事，繪之以圖，附之以說。 這個獨特的災情報告，以其無比的震撼力衝破種種阻礙，直達萬曆皇帝面前，令其潸然淚下，立即下令調集錢糧救災，無數饑民因此得以活命。
這份災荒報告，如今已成為記載往昔災難的珍貴史料。
大雨下數旬
沃野成
江湖 利民鎮老城向北三四公里，即是黃河故道。 故道大堤高出地表十余米，而走進故道，大堤僅高數米，當年懸河之危，至今令人觸目驚心。
這條故道形成於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即利民鎮老城建成后16年。 嘉靖之前，明朝的治河措施是加強北岸堤防，南岸分流入淮，但多股分流導致京杭大運河徐州以下幹道水源不足，嚴重影響漕運。 因此，朝廷自嘉靖二十六年起，先後將南岸諸口堵塞，令黃河形成單股，全河流往徐州，從那裡"奪泗入淮"。
此舉目的是為漕運，並非治河良策。 河道長期固定，泥沙大量堆積，河床很快抬高，形成懸河格局。 更可怕的是，此次治河造成黃河下游河道上寬下窄，鄭州一帶河道寬4里~10里，虞城至徐州卻僅0.5里~2里，平時還好，一旦洪峰來臨，由寬入窄，非常容易壅塞。 因此，自嘉靖二十六年之後，徐州以北頻頻決溢。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小麥將熟之際，虞城一帶"大雨數旬"，黃河決口漫溢，沖舍漂廬，平地水深三尺，"沃野變為江湖，陸地通行舟楫，水天無際，雨樹含愁"。 虞城百姓既無食品，又無住處，"老羸方行而輒僕，頃刻身亡;弱嬰在抱而忽遺，伶仃待斃"，其狀慘不可言。
災民在家沒法活，逃荒無處去，投河的、自縊的人難以計數。 勉強活著的，只能挖草根、刮樹皮賴以果腹，"枯容黧面，人人俱似鬼形;恨天怨地，個個求歸陰路"，甚至有人"食亡親之肉"，或者鋌而走險，結聚為盜，"晝則揭竿城市，橫搶財物;夜則舉火郊原，強掠子女"。
虞城縣中，一位在家丁憂的官員親眼目睹災情，憂心忡忡，卻無計可施。 丁憂期滿，他匆匆北上，希望能呼籲救災，解萬民於倒懸。 但他知道，要讓九重天上的皇帝瞭解災情，並非易事。
這位虞城人就是楊東明。 他生於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據《虞城縣誌》記載，他天資聰穎，做事沉毅，待人真誠，以敢於諫言聞名於京師。 但諫言歸諫言，能不能送達皇帝身邊，皇帝處理不處理，當時朝臣們都心中無數。
"全家縊死"圖說 震撼
皇帝 明神宗是位"奇葩"皇帝。 他親政之初勵精圖治，每天工作十餘個小時，廢黜"考成法"等張居正改革中弊政，安撫流民，減少%） 但萬曆十五年後，他開始耽於酒色，怠於朝政，"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有史家稱之為神宗"醉夢之期"。 一些朝臣上疏勸告，都被他嚴厲打壓，或革職為民，或殘酷迫害。 而每當出現重大社會問題，朝臣們的奏摺，常常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這個稱為"留中不發"，是萬曆皇帝常玩的。
明朝實行極端的專制制度，皇帝是唯一決策者，一旦他不願處置國家事務，大事小情就都停頓下來，整個朝政都無法正常運轉。 皇帝如此，對國家政權的損害可想而知，清朝張廷玉主持修撰的《明史·神宗本紀》，即毫不客氣地指出，"故論考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而且在災荒發生時，明朝經歷了"抗日援朝"戰爭，雖然取勝，但國庫損耗嚴重，大臣們都知道皇帝對救災之事毫不在意，無人自討沒趣。 水深火熱中的河南、安徽、江蘇災民苦苦等待一年多，國家也沒有任何救災行動。
這時候，楊東明出手了。 他苦苦思索多日，尋找能夠打動皇帝的辦法。 在奏摺中，他以懇切沉痛的言辭，如實描述災民的苦難，寫得淋漓盡致，催人淚下。
但楊東明的奏摺，沒有就此止步。 他進一步分析，如果置災荒不顧，一旦大批饑民揭竿而起，局面將不堪收拾。 救災不但關乎萬民死生之關，更關乎邦國安危！
如果僅僅如此，這次上疏仍可能"留中不發"，無疾而終。 所謂"有圖有真相"，圖畫最為直觀，也最為震撼，楊東明將他親眼目睹和親耳所聞的一切饑民苦難繪製成圖，與奏摺一同遞交。 饑民圖共十四幅，單看名字已讓人震撼不已："水淹禾稼"、"河沖房屋"、"饑民逃荒"、"夫奔妻追"、"賣兒活命"、"棄子逃生"、"人食草木"、"全家縊死"、"刮食人肉"、"餓殍滿路"、"殺二歲女"、"盜賊夜火"、"子丐母溺"等。
楊東明的每幅圖都主題鮮明，內容具體，所配說明文字，使圖像更為震撼。 如"全家縊死"圖解：「這幾株樹木，乃是先臣馬文升之林。 有一起逃荒饑民，一家大小男女七口，走到林中歇息，肚饑力倦，不能前進，商量著將十五歲女兒賣了，女兒挽娘衣哭不忍舍。 又要將一兒一婦賣了，兒婦跪在地上，扯住父母痛哭不去，舉家痛心抱頭大哭一場，齊在樹上縊死。 丟下兩歲孩兒，扒天撲地，聲聲叫娘，無人答應。 "
"餓殍滿路"则配以下面文字："這暴露的屍骸，都是凍餓死的饑民，緣系流寓，無人收埋，都拉在城郭外萬人坑中，鳥食狗吞，肢骸散亂，甚可痛心。 今春氣透發，臭穢熏人，恐蒸為厲疫，死亡更多。 這都是國家的赤子，賴他以為根本，耗傷若是，可無寒心。 「
這些圖畫和文字，打動了所有人，很快被送到萬曆皇帝的案頭。 深居皇宮的萬曆，也許真的沒想到民間災難如此深重，他看到楊東明的奏摺，"恻然淚下"，並"傳示兩宮聖母，中宮皇后省覽"，這些深宮的女人們紛紛潸然淚下。 基本不回復朝政奏摺的萬曆，拿起了朱筆，批複了楊東明的請求，撥銀30萬兩，調糧10萬石，並從楊東明所請，派遣當時的名臣光祿寺丞鐘化民親臨災區，主持各項救災事務，數以百萬計的災民，得以從水深火熱中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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