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市開元寺正殿
日治時期黑白照片,摘自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電子書《台灣寫真帖第五集》
前身為明延平王室位於府城外的北園別館.後於康熙年間改建稱海會寺,之後改為開元寺.鄭經長子鄭克(臧土)在這裡被大臣馮錫範絞死.史稱東寧之變.
高執德在林秋梧過世後，繼續在開元寺 推動佛教改革。可歎的是，國民黨來台後，厲行白色恐怖統治，進步和尚也難逃魔掌。高執德於一九五五年遭蔣介石下令處決。
台南開元寺僧證光(高執德)的「白色恐怖」公案再探
高執德（1896-1955）命喪「白色恐怖」的國共鬥爭政治氛圍下，在戒嚴時期一直隱諱不清。雖然隨著解嚴而有諸多來自教界內外的探討，但是，可能是由於長達四十餘年的落差，相關人物的凋零，加上資料散失，以及官方資料未能取得，使得許多探討，出現撲朔迷離，各說各話的情況。例如有認為高執德被保密局逮捕並槍決與中共建政後身居要職的僧人巨贊（1908-1984）的交往有關；也有認為是被梁加升（1898-1969，後出家，法號心覺）告密所致；或說是與左傾人士梁培鍈（1927-1955）交往有關。
但是，根據已解密的情治檔案發現，上述所被言及的人物，似乎並不是案件核心所在，真正的關鍵或許另有其人。本文綜合各方資料研判，高執德是「白色恐怖」冤案的犧牲者自無疑慮，但是背後所牽涉所謂的寺產爭奪、宗派的恩怨等世俗的因素並不明顯，反而是遭台灣戰後左翼運動的捲入比較有關。
高執德雖僅是包括佛教在內，台灣1950年代「白色恐怖」眾多無辜的犧牲者之一，但是，由於高執德的身份甚為特殊（曾於1947年代表台灣佛教，參加戰後在南京召開的全國佛教大會），在戒嚴時期總是諱莫如深。而解嚴後因為資料的散失，僅存的相關人物，或由於宗派之見，或由於所掌握的資料所限，有片面解讀之嫌，這讓原本就隱諱不明的情況更加渾沌。本文試著從已解密的檔案中，平衡各方的「猜測」，更進一步追溯其中的可能關鍵人、事、物，希望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釐清疑義，釐清真相。
目前可確定的是：高執德被控「連續藏匿叛徒」、「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以及「幫助藏匿犯人」，原判被處12年有期徒刑。然總統（府）卻以為高氏等「罪情甚重，均應發還嚴為復審」，之後復判即改判死刑，1955年8月31日被槍決
高執德（1896年－1955年8月31日），法號證光，是一位台灣彰化永靖出身的僧侶，也是臺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之一。他曾任台南開元寺住持，並於日治時期和戰後皆致力推動僧伽教育，主張「在家佛教」，本人亦娶妻生子。
2013年，他被列名於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該廣場被建立以紀念在台灣被處決的「隱避戰線烈士」。
概要
明治29年（1896年），在彰化永靖出生。早年任職於台中州海豐崙公學校（彰化縣田尾鄉陸豐國小），後因母逝，出家於台南開元寺，後赴東京駒澤大學深造。昭和5年（1930年），畢業後回台，任台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社寺係囑託，昭和6年（1931年），兼南瀛佛教會教師，昭和10年（1935年），受開元寺得圓和尚之邀，任開元寺教師，從事僧伽教育。後又接受臨濟宗僧人東海宜誠之託，以南部巡教講師的身份，從事臨濟宗聯絡寺廟南部教務所主辦的巡迴演講。昭和11年（1936年），在開元寺創辦「佛教婦人會」，昭和18年（1943年），繼得圓和尚之後任開元寺住持。戰後，民國36年（1947年），被推為台灣佛教代表，參加在南京舉行的全國佛教大會。民國37年（1948年），在開元寺創辦「延平佛學院」，推動僧伽教育。民國41年（1952年），赴日養病，病癒後在駒澤大學講學，民國43年（1954年），5月回台，也迎請《大正藏》回台，安奉在台南慎德堂。
5月17日，正式在慎德堂舉行安藏典禮，當晚在慎德堂遭保密局人員逮捕。翌年以「連續藏匿叛徒」、「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和「幫助藏匿犯人」的「罪名」遭處決。高執德被捲入白色恐怖，史稱「高執德事件」。[1][2]根據國防部軍法局檔案顯示，高執德之遠房親戚高平儒表示因為反對三七五減租遭政府追緝正在逃亡，並拉攏高執德加入未果，之後高平儒引介李媽兜、楊仁壽等人入住開元寺，翁文禮與梁培鍈受台南市工委陳文山加入共產黨，後翁與梁欲採武裝反抗與陳文山意見不合而各行其事，翁文禮等人也曾留宿開元寺，高執德因而被以知匪不報的罪名與翁文禮、梁培鍈同案，原係遭判無期徒刑，經總統蔣介石批示保安司令部復審後改判死刑，1955年8月31日與翁文禮、梁培鍈遭槍決於馬場町刑場。[3]
日本殖民時期的高執德
ˉˉ高執德，光緒22（明治29，1896）年生，彰化永靖人氏，早年任職於公學校，後因母逝感悟人生無常，乃出家於臺南開元寺， 不久辭公職赴日本駒澤大學求學，畢業後於昭和5（1930）年回臺，受臺灣總督府囑託，為社會課社寺科職員； 昭和6（1931）年8月兼南瀛佛教會教師；昭和7（1932）年4月起任《南瀛佛教》雜誌編輯主任，同年7月30日辭職， 改任永靖信用合作組專務理事。昭和10（1935）年辭職，同年2月14日啟程赴閩南考察佛教半年。回臺後，受開元寺得圓和尚之邀， 任開元寺教師，從事僧伽教育工作。後又接受日僧東海宜誠之委託，以南部巡教講師的身份，從事於臨濟宗聯絡寺廟南部教務所主辦的 巡迴演講。昭和11（1936）年3月，於開元寺中創辦「佛教婦人會」，昭和18（1943）年繼得圓和尚之後住持開元寺， 民國36年5月被推為臺灣佛教代表，參加在南京舉行的全國佛教大會。 註391
ˉˉ高執德是昭和5年（1930）畢業於東京駒澤大學的佛教科，由於其聯絡處寫開元寺， 註392 故其赴日求學，很可能與林秋梧一樣受到開元寺的資助。高執德學成回臺之後，先是擔任《南瀛佛教》雜誌的記者， 歡迎忽滑穀快天及保阪玉泉二師於昭和7年（1932）2月來臺巡教，2月26日，忽滑穀快天專程到臺南開元寺演講〈真心直說〉， 由高執德任通譯。 註393 除了記者的身份，高執德同時以南瀛佛教會的教師身份，在同年的4月8日佛誕日，於臺北大稻埕臨濟宗布教所致開幕辭， 註394 還兼任《南瀛佛教》的編輯主任。只不過他僅任職四個月就應彰化永靖信用組聘為專務理事而辭職。 註395 可見高執德學成回臺後，似乎頗受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暨南瀛佛教會的器重。
ˉˉ受學於駒澤大學與高執德畢業於同一年（1930年）的林秋梧（1903-1934），得到開元寺住持得圓賞識並資助赴日本留學。 註396 因此，林秋梧與高執德同是得圓法師所欲培育的「接班人」。只是林秋梧早先一步回到開元寺，開始了他的佛教改革運動， 而高執德在任職於南瀛佛教會相關工作二年餘後，終於在昭和7年7月底離開佛教界轉任於永靖合作組，等到復出佛教界投身開元寺， 正是林秋梧過世之後。 註397
ˉˉ昭和9（1934）年10月10日，林秋梧病故， 註398 昭和10年2月10，高執德辭卸永靖合作組的職務，赴廈門視察，報導說：
ˉˉ本會教師高執德氏，者（這）番為研究及視察中華宗教，既而辭退產業組合常務理事之職，於2月10日由基隆搭船向廈門去了， 氏因鑑及本島宗教與對岸大有相關，專欲究其歷史兼其現狀，此去約半年間巡遊各地，得其研究結果，歸臺後專為本島宗教界活動雲。 註399
ˉˉ這很像是高執德復出佛教界的聲明，林秋梧的過世，使得開元寺及得圓法師失去了得力的助手，借重高執德這位留日僧，其實是得圓平衡、 溝通本土佛教與日本佛教的一項工程。幾乎於廈門回臺的同一個月，高執德開始在《南瀛佛教》的第13卷第8期（1935年8月） 正式連載他在駒澤大學的論著〈朱子之排佛論〉。至少在昭和10年（1935）的10月，高執德就接受得圓和尚的召請，在開元寺任教師職， 專事領導與改革的工作，報導說：
ˉˉ臺南開元寺是全島中名勝古剎，殊如住職得圓和尚，亦島內佛教長老中之最理解者，而對佛教之振興亦最為關心。 ……是以此番招請高執德氏為教授師欲重整開元寺之陣容，自氏入寺以後非常熱心指導整理，殊如每月初一、十五日， 兩夜集全寺中之住眾於客堂謂之布薩日…氏以為復古，實行於今日之叢林，誠多有義，又創設教育每夜教授國語一時間， 佛理禪理之講義一二時間，住眾亦頗熱心研究。 註400
ˉˉ高執德在林秋梧去世約一年不到的時間，接替了其在開元寺的教授及改革工作，不僅在開元寺舉行各式演講，同年稍早， 高執德還同寺中的同仁鄭羅漢、吳專圓、高印明等人到新營、白河等地巡迴演講。 註401 以打破迷信陋習、促進佛教與社會互動為目的的臺南市六寺堂聯合會第二次懇談會，繼前一年在開元寺舉行後，昭和10（1935）年12月13日， 在同市報恩堂舉行，高執德以開元寺布教師的身份報告大會經過。 註402
ˉˉ昭和11（1936）年是高執德忙碌的一年，1月2日，臺南德化堂舉行第四次南部寺堂懇談會，開元寺住持得圓及高執德連袂出席。 註403 2月15日，受日本臨濟宗開教師東海宜誠之委託，與洪池一同擔任「臨濟宗聯絡寺廟南部教務所」所主辦的南部巡教講師，前後共9天。 註404 兩個月後，高執德任第16屆（回）南瀛佛教講習會講師，在10位講師中與曾景來是其中僅有的兩位臺籍人士。 註405 5月3日，應是在高執德主導下於開元寺成立「臺南佛教婦人會」，是欲將佛教導向家庭化、社會化，有2百餘位加入為會員。 註406
ˉˉ幾乎潛浸了一年，昭和12（1937）年4月8日，高執德在臺南「內臺聯合會」主辦的佛誕日上主講； 註407 自同年4月12日起，高執德擔任臨濟宗教師養成所的教師，主講「國民精神要義」，為期2個月。 註408 「七七事變」後，臺灣進入戰爭動員時期，高執德的活動減少，但是開元寺還是必須配合時局舉辦一些活動， 例如昭和16年（1941）9月起就舉行針對開元寺眾信徒的講習，高執德擔任〈聖德太子十七條憲法〉及〈大乘起信論〉兩門課的講師。 註409
ˉˉ在進入戰爭後期，已顯疲態的日本，仍不忘宣揚他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連佛教也成為動員宣傳的一環。 昭和18年7月4、5日在日本東京所舉行的「大東亞共榮圈內青年佛教徒大會」，高執德是臺灣佛教的六位代表之一， 這時的高執德身份已由開元寺教師變成了副住持。 註410 看來，高執德不僅受開元寺器重，同時也受日本佛教當局的重視。高執德無疑在大東亞佛教青年會上備受矚目， 他與臺灣的日本人代表渡部了應分別提出〈大東亞青年佛教徒現地奉仕隊組織の件〉與〈南方佛教圈內宗教教育機關を臺灣に設置の件〉。 註411 會場上高執德報告的內容都是與臺灣佛教有關，他講述了南瀛佛教會的歷史，說明臺灣在家佛教與出家佛教，但特別強調在家佛教， 以為佛教的潛力是在家佛教，並於會中大聲闡釋皇民化運動及日臺一體的臺灣佛教會的設立旨趣，呼籲臺灣佛教革新興隆， 以大東亞建設為使命，挺身實踐。 註412
ˉˉ高執德是一位日式僧侶，結婚後育有六位子女， 註413 正如他在出席「大東亞佛教青年會」上所表示的，特別強調在家佛教，這是否與他近於日式佛教有關，甚至在整個日據時代， 他一直使用俗名，而幾乎不用法號「證光」，或可看出端倪。
「高執德事件」及其影響
ˉ二、戰後的高執德與開元寺
（一）代表臺灣參加全國佛教大會
ˉˉ如果高執德是在昭和18（1943）年從得圓和尚的手中接任開元寺的住持之位， 註414 那必然是在他參加「大東亞佛教青年大會」回臺，也就是同年7月份之後，因為當時他赴日的身份是開元寺「副住持」。
ˉˉ戰後臺灣佛教第一次組織籌備會於民國34年12月31日在臺北龍山寺召開，所選出的10位籌備委員中沒有高執德； 35年2月25日，龍山寺再度舉行籌備會，高執德獲選為9名理事之一。36年1月11日至12日，在臺北善導寺舉行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 高執德出席且被推選參加同年3、4月間在南京召開的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同年12月21日，臺灣省佛教會代表改選， 高執德當選為6位常務理事之一，而當時高執德用的名字是「高證光」。 註415
ˉˉ民國37年12月8日，高執德在開元寺創辦「延平佛學院」，自任院長，有學生20人。 註416 當然高執德所辦的佛學院也是短命的僧伽教育機構，似乎沒有撐過半年。一位日式的僧侶， 在戰後的臺灣佛教界是很難受到中國傳統佛教的認同，特別是民國38年後大批的大陸緇素來臺， 高執德似乎漸漸退出國府遷臺後的臺灣佛教歷史舞臺。據盧嘉興所撰的〈北園別館與開元寺〉載：
ˉˉ台灣光復不久得圓法師於民國三十五年圓寂，證光師創辦延平佛學院，培育僧材，嗣感德行不足， 於民國四十二年離職赴東瀛深造。 註417
ˉˉ這裡說高執德42年辭（住持）職赴日本「深造」，其實是赴日養病，時間是41年底。 註418 高執德到日本主要目的是為了治療肺結（積）水，住在其二弟高崇德處。 註419 不久病癒，隨即被聘在駒澤大學講學，直到民國43年5月間回臺，稍後遭逮捕。高執德除了到日本養病外， 還因緣際會地迎請到《大正藏》回臺，後安奉在臺南市慎德堂中。43年5月17日，正式在慎德堂舉行安藏典禮， 高執德並親自說明請藏的緣起和經過，參與的諸山大德及居士共有2百餘人。 註420 這一公開活動，讓高執德行蹤曝光，也就在當晚，保密局人員就到慎德堂將其逮捕的原因。
（二）心覺法師（梁加升）在「高執德事件」的因素
ˉˉ當代研究者對「高執德事件」的看法，主要的看法有兩類，一是認為高執德的犧牲是與開元寺的寺產爭奪有關； 一是認為因高執德戰後曾與中共在大陸取得政權後位居高位的僧人巨贊交往有關。甚至認為舉發高執德與巨贊交往就是為 覬覦寺產，其中告密的核心人物就是梁加升，當中以高執德的弟子葉阿月的回憶為最多人引用。類似的說法， 有釋慧嚴的《臺灣歷史辭典》（2004年版）「高執德」條）、吳老擇《臺灣佛教一甲子》、黃文樹的〈大崗山派心覺法師行述〉 《護僧》27期（2002年6月15日）、葉阿月的回憶（〈中日佛教三寶的差異〉，收在《中日文化差異研討會論文集》）、 江燦騰的看法（〈高雄大崗山超峰寺派的源流與發展〉，收在釋開證（主編），《大崗山法脈傳承史》2000年）、高松榮 （〈我的三叔公──證光法師〉）等。但其中有些是時間推測錯誤，有些則是牽涉與高執德相關被捕槍決的人物的誤判， 如與巨贊交往、派系紛爭、梁加升檢舉等等。
ˉˉ根據解密後的高執德檔案中，得到比較清楚的結論是：高執德被處死（槍決）的時間確定是民國44年8月31日。 註421 罪名共有三條，其中被處極刑最關鍵的是「連續藏匿叛徒」（詳後）。也就是說，高執德並不是直接以「匪諜」或「叛亂」 的罪名被判刑。高執德是在民國41年9、10月間（或稍晚）赴日本養病，43年5月間回台，前後共約1年又7、8個月的時間。 除「案首」郭振純外，與高執德同案的共有8人，分別是吳卓異、翁文禮、梁培鍈、施朝璧、陳炯清、謝望天， 註422 後來分案，高執德、翁文禮、梁培鍈三人最後被同判死刑。高執德從羈押到被處決應該是1年3個多月的時間， 即民國43年5月至44年8月。
ˉˉ葉阿月的回憶及吳老擇的說法，都談到梁加升「檢舉」高執德一事，其可能性雖不能完全排除，但都不是直接的證據。
ˉˉ梁加升是臺南市人，在日本殖民時代為開元寺的檀越， 註423 甚至他跟得圓的弟子林秋梧也熟識。例如當昭和9年（1934）年10月林秋梧病故後，梁加升名列為60餘位「親戚友侶」之一， 前來開元寺拈香。 註424 加上戰後梁加升還曾任中佛會臺灣省分會的常務理事，都可看出其與佛教界甚有因緣。根據情治解密檔案所見， 梁加升的兒子梁培鍈的「武裝叛亂」雖與高執德無關，但梁培鍈出入開元寺，與高執德有互動， 似也可間接證明梁加升與開元寺有一定的關係。高執德的「罪名」是「連續藏匿叛徒」， 註425 這些被藏匿的所謂「叛徒」都不是簡單的人物，其中影響到高執德的關鍵人物有李媽兜（1900-1953）、楊仁壽， 都是由其堂弟高平儒所介紹。
ˉˉ高平儒是高執德的堂弟，在高平儒被通緝逃亡時，曾躲藏於開元寺外，還曾躲在楊仁壽處，高平儒於民國39年夏被捕， 隨後楊仁壽夫婦於40年的10月25日自首。 註426 高平儒的被捕使得員林高家受到政府的調查與注意，因為高執德與高平儒都是住在彰化永靖五福村。
ˉˉ李媽兜是臺南大內鄉人氏，民國35年從廈門返台後加入共產黨，同年11月成立「臺南市工委會」，並任書記， 受省委書記蔡孝乾領導。民國37年5月赴香港參加「臺省工作研究會」，回臺後成立26個支部，直屬三個小組。 民國39年5月和蔡孝乾關係中斷後展開逃亡，民國41年2月16日在臺南安平港擬偷渡香港時被捕，42年7月18日被槍決。 註427
ˉˉ前述高執德是在民國43年5月17日晚被保密局人員帶走，從高平儒到李媽兜的被捕，高執德當時還在臺灣， 當李媽兜遭槍決時高執德人已在日本了。或許高執德等的被捕，與另案自首的關係人林速英， 甚至是李媽兜的自白供詞有關也說不定。 註428
ˉˉ根據解密檔案顯示，高執德的被捕與共產黨在臺重要幹部李媽兜、高平儒關係密切，並沒有證據顯示與梁加升之間的所謂 「派系紛爭」。其中梁加升常被認定是「檢舉」高執德的人，但是從檔案相關人士的回收時間點來看， 高執德收容其堂弟高平儒、楊仁壽等人是在民國39年2月之前， 註429 加上李媽兜在39年5月就開始逃亡，直到40年2月16日被捕。 註430 李媽兜未開始逃亡前還在高平儒的引介下到開元寺欲「吸收」高執德「工作」遭拒， 註431 如果梁加升知道此事，應該在39年2月之後就下手，何以拖到4年後（民國43年）再來「檢舉」高執德？
ˉˉ綜合上述學者、研究者、相關人士的回憶及看法，並與情治檔案比對研判，梁加升之所以被認為與「高執德事件」有關， 原因是他在民國43年陪同保密局人員「訪問」高執德，這讓他難以洗脫嫌疑。
ˉˉ當然，關於開元寺寺產的爭奪風波，從日本殖民時代高執德的師父得圓法師住持時就一直延續到高執德被捕前後，因此， 「高執德事件」就一直與所謂寺產的爭奪被聯想在一起。高執德於民國41年底因病赴日療養，至43年5月回臺時， 開元寺早在一年多前已由印明和尚住持了。高執德被捕後，當時的省佛教會理事長林錦東、臺南市蔡先和、 駒澤大學的同學王進瑞及弟子葉阿月等多人，都曾試圖營救，上書中國佛教會覆示其被捕之理由，卻無下文。 註432
ˉˉ另外，由於梁加升從日本殖民時代以來的一些作為，始終被認為對開元寺「不友善」，加上他最後於大崗山派下出家， 於是就被認為是「派系對立」、「派系恩怨」，而這些似成「定論」的說法，一直干擾著「高執德事件」的核心問題， 讓整個事實充滿著猜測與諱莫如深。
ˉˉ而高執德是一位日式僧侶（娶妻生子），在日本殖民時期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更為「右傾」，他與總督府合作， 接受皇民化運動，在「大東亞佛教會」上以臺灣代表的身份呼籲日臺一體，甚至在殖民末期， 將所領導的開元寺變成全臺兩座佛教皇民鍊成所之一。而在戰後，他卻背上「左傾」的罪名，而這一切似乎是歷史的反諷。 無論如何，戒嚴時期的臺灣，巨贊（法師）、寺產、派系就一直與高執德「莫名」的被捕與犧牲聯想在一起， 或許下面最新出土的情治解密檔案，會有助於釐清高執德撲倒刑場的可能因素。
（三）高執德審判的「罪名」
ˉˉ這批官方檔案當中最早的一份，乃是高執德等人原判的判決書。民國43年9月30日，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對郭振純等8人所涉及的「叛亂」案件做出判決，其中之一的高執德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 「罪名」是：「連續藏匿叛徒」、「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以及「幫助藏匿犯人」。 註433
ˉˉ民國43年11月24日，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兼司令嚴家淦將郭振純等「叛亂」案的判決上呈國防部兼代參謀總長彭孟緝。 註434 同年12月29日，國防部長俞大維、兼代參謀總長彭孟緝將「擬予照準」的審核意見上呈給蔣中正總統核示。 註435 民國44年2月26日，蔣下了指示：「高翁梁等三犯罪情甚重均應發還嚴為復審」。這是高執德從有期徒刑轉變為死刑的關鍵。 茲錄此一關鍵指示（總統府代電）如下：
ˉˉ國防部俞部長、彭兼代總長勛鑒：（四三）清澈字第4051號簽呈暨卷判均悉。一、高執德連續藏匿匪徒， 翁文禮梁培鍈私藏炸葯企圖武裝叛亂，已達著手實行顛覆政府之階段，該高、翁、梁等三犯，罪情甚重，均應發還嚴為復審。 又，本部份審判如此草率，應將負責判決人員查報。【中略】蔣中正丑寢台統（二）適判存卷發還（附卷四宗）。 註436
ˉˉ該年3月5日，國防部兼代參謀總長彭孟緝指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郭振純等叛亂一案罪刑經簽奉總統核定希遵照」。 註437 同年5月2日，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作出復審判決。與原判決最大的差異處，在於原本被判處有期徒刑的高執德、 翁文禮與梁培鍈等三人被改判死刑。 註438
民國44年7月2日，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將復審判決書上呈國防部參謀總長彭孟緝。 註439 該年7月21日，國防部部長俞大維、參謀總長彭孟緝將「擬予照準」的意見上呈給蔣中正總統核示。8月10日， 蔣總統裁示：「如擬」。 註440 隔日，總統正式核准高執德的死刑，公文如下：
ˉˉ國防部俞部長、彭總長勛鑒：（44）理琦字第1874號簽呈暨卷判均悉，叛亂犯翁文禮、梁培鍈、高執德等三名，准如所擬， 各處死刑。【中略】蔣中正未真臺統（二）適附卷五宗。 註441
ˉˉ民國44年8月20日，國防部（參謀總長彭孟緝）對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下達槍決令。 註442 同年8月31日上午8點30分，高執德與翁文禮、梁培鍈等三人被臺北憲兵隊綁赴刑場槍決。 註443 「高執德事件」之後，開元寺遂陷入長期的不振，三百年的歷史古剎籠罩在威權的陰霾之中。
釋心覺，俗姓梁，名加升，字拓荒，又字少滄，筆名霜梧，臺南市人。1900年1月5日（農曆1899年12月5 日）出生。小學畢業後，赴中國廈門同文書院就讀，旋赴日本就讀早稻田大學經濟科。畢業後回臺積極投入爭取臺籍人士權益的社會運動。曾先後參加臺灣文化協會2、臺灣民眾黨3等團體。1927年8月7日，臺灣民眾黨臺南支部正式宣告成立，並輔導成立臺灣工友總聯盟臺南區，其下設有機械、木材（木工）、土水（泥水匠）、印刷、店員、理髮、線香、臺南勞工會、安平勞工會等九個工友會，會員有二千多人4。此外，氏不但出任臺灣民眾黨臺南支部書記5，又任臺灣工友總聯盟臺南區主席6。1928年高雄淺野水泥公司發生勞資糾紛，臺籍工人群情激憤。為抗議公司的不平等待遇，氏被指派為罷工團副團長兼糾察隊長；4月初參與抗爭，5月31日日本總督府以「暴力行為取締法」下令拘捕7。 1955年8月31日，由於氏之小兒子梁培疏因涉白色恐怖被槍決，令氏內心百感交集，頓覺生命無常。此乃引發他出家為僧的主因。17故於同年的11月於高雄縣大崗山禮超峰寺住持開照為剃度師，正式出家為僧，法名「心覺」。1955年11月22日前往臺中寶覺寺受戒。1958年，於大崗山創設靜心覺苑，栽臘梅千株，以為清修之所。1959年將靜心覺苑奉獻給超峰寺接管。1960年得其親戚之助，在臺南縣永康鄉（今永康市）開創小東山妙心寺。1963年接受政府表揚為「抗日志士」
釋心覺生平事蹟析論 https://bit.ly/367tH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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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俗之交-獅山靈塔與南庄宗族研究
新竹州竹南郡南庄田尾石炭採掘願修正圖(黃開郎,黃文日)
[新竹州竹南郡南庄四灣石炭]鑛業許可(黃開郎)殖產局鑛務課（1918-03-15 ~ 1922-02-01）。[[新竹州竹南郡南庄四灣石炭]鑛業許可(黃開郎)]。《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0/a8/7e.html（2020/05/17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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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的重要鸞書有《現報新新》（1899）、《慈心醒世新篇》（1899）、《化民新 新》（1902）、《宣音普濟》（1912）、《警世玉律金篇》（1968）、《正字譜》（1974）、 《春秋遺恨》、《洗甲心波》（2005）。書中的詩歌訓文尤為珍貴，它們的形式有散 文，有韻文。韻文包括詩、偈、歌、賦、詞、辭、曲和古風
泉州開元寺-唐代的漢傳佛教寺院-傳說泉州巨富黃守恭夢見桑樹長出蓮花，遂舍桑園建寺，初名「蓮花寺」（1637年）總兵鄭芝龍等重建大雄寶殿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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