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期的社會主義嘗試，最早的社會主義實驗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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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社會主義，大多人都認為這些屬於從外國傳入的舶來品，然而很少人知道，早在中國明代時期，就有人提出這麼一個大膽創新的實驗，這比19世紀英國空想社會主義羅伯特·歐文做的社會主義實驗要早整整兩百多年。雖然這這只是曇花一現，但在社會主義制度史的發展上留下了里程碑式的一筆。
這個試驗者，就是明代著名的哲學家，梁汝元，或者大家對他的另一個名字比較熟悉，何心隱。
在現代社會，何心隱的史料記載也算很少了，但在當時的明朝思想界，他可是鼎鼎大名的存在，這是一個主張打破社會等級的擁有前衛思想的哲學家。妄圖以一人之力構建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在他的理想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妻都應該像朋友那樣平等。
他不但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
梁汝元開始用實際圓他的理想，他開始用祖產購置了一系列的義田，公共倉庫，在家鄉率領同族人辦起了一個「聚合堂」的社會群體。
在《聚和率養諭族俚語》一文中，梁汝元寫道：癸丑（1553年）正月，合族始聚以和，和聚於心，始知養本於君之所賜也。梁這裏所謂的「君」，並不是一般意義的封建統治者，而是他的社會設計圖裏的管理者。在他認為，田產、形軀，雖由於親之所遺，而實本於君之所賜，因此，各個家庭對國家的田丁之徵，應該「盡分以輪納，盡分以承應」。大家族負有總管糧的責任。一個大家族裏，每個小家庭之間應該相恤、相翕、相睦，做到「老安」與「少懷」，建立一個烏托邦一般的社會。
聚和堂的組織機構分為兩大系統：「教」和「養」。在教育方面，聚和堂首先創建了免費入學制度。吸收本族人和外族子弟入校學習。在聚和堂內設有率教、率養、輔教、輔養等一系列植物、各司其職，禮聘賢良授課。率教負責管理堂內的教育事務，而率養則負責管理經濟事務。學生入學，吃住都在學校，過着一種集體宿舍般的生活。在學校里，大家待遇，地位互相平等，共同學習禮教。共享學習之惠。另外，學堂還有祠首，大概類似於今天的行政主管。每月朔望，自率教以下十二人「，同祠首相聚一坐，樂觀子弟禮以相讓，文以相勖，歡如翕如，」即聚和堂的學堂，每半個月舉行一次茶話會。
在經濟管理方面，聚和堂也有其獨到之處。它實行一種類似於人民公社的自助共濟經濟團體。在聚和堂內，不僅學生免費受教育，對待鰥寡孤獨這類沒有生存能力的人，聚和堂實行統一贍養。對於收入，聚和堂「計畝收租，會計度支，以輸國賦」。派遣十二人總管四季的糧食，鄉里人共同勞作，共同收穫，共同納稅。
很顯然，梁汝元的社會理想本自《禮記·禮運》描繪的大同世界。只可惜，他生活在一個封建王朝，超前的思想必將使得他遭來殺生之禍。事實上，代價也的確相當慘重：聚和堂覆滅了，他並非毀於社會制度的崩壞，而是遭到了明朝官方的清算，梁汝元也只得浪跡天涯，改姓更名。
被迫改姓更名的梁汝元南下避禍。十數年來，遊歷了大半個中國，從學者甚眾。萬曆年間，張居正禁毀私學，梁汝元撰《原學原講》與張居正的學派針鋒相對，並指斥張居正的專政，多次受到緝拿，終被逮捕，押解至武昌。萬曆七年（1579年）九月二日，梁汝元被湖廣巡撫稟承張居正的意旨殺害，時年六十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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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心隱（1517年－1579年）原名梁汝元，字夫山，化名何心隱。明代學者，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今屬江西永豐縣）人。泰州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因為與大學士張居正有過節，被逮捕下獄，湖北巡撫王之垣為了討好居正，將他拷打而死。
簡介
「幼時穎異拔群，潛心經史，輒以遠大自期。」嘉靖二十五年舉郡試第一。後放棄科舉，仰慕王艮的良知之說，從王艮弟子顏鈞，學「王心齋立本之旨」。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由耿定力介紹和張居正初識[1]。嘉靖四十年（1561年），因與道士藍道行參與彈劾嚴嵩[2]，事洩後改名換姓，逃到南方。後在湖北講學，因反對張居正奪情，在張居正父親的喪禮上送怪獸𧈢𧏡。
萬曆七年（1579年），張居正以帝詔，欲毀天下書院。何心隱極力反對，特撰《原學原講》，聲言要「持正義，逐江陵去位，一新時局」。再遭通緝。萬曆七年（1579年）在祁門學生胡時和家中被逮捕，押解到武昌，泰州學派許多重要人物奔波營救。湖北巡撫王之垣為討好張居正[3]，將之下獄，於同年九月二日用沙袋將其埋壓致死[4]。
鄒元標《梁夫山傳》謂：何心隱「居燕畿聚徒講學，因與司業江陵張公屢講不合，遂構釁端。比江陵柄國，即首斥講學，毀天下名賢書院，大索公、凡講學受禍者不啻千計，即唐之清流、宋之朋黨是也。公歸，葬兩尊人，遂廬墓焉。未逾期年，而南安把總朱心學輯之，獲解楚。巡撫王夷陵惟知殺士媚權，立斃杖下」[5]。李贄認為何心隱之死與張居正無關，他在《答鄧明府》一文中寫道：「何公死，不關江陵事。江陵為司業時，何公只與朋輩同往一會言耳。言雖不中，而殺之之心無有也。」。
李贄極推崇何心隱，稱之聖人[6]。李贄評何心隱：「人倫有五，公舍其四，而獨置身於師友賢聖。」[7]此外，又寫了一篇悼何心隱的文章。著有《何心隱集》。何心隱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bit.ly/3cl2PGs
張居正和何心隱是什麼關係？最後誰殺了何心隱？
2018-09-13 由 三國莎 發表于歷史
何心隱，明思想家。原名梁汝元，字柱乾，號夫山。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早年放棄科舉，接受泰州學派思想，致力社會改革，進行理想社會實驗，曾被捕入獄。因參與彈劾嚴嵩，事泄後改名換姓，逃到南方。後在湖北孝感講學，因反對張居正再遭通緝。萬曆七年被捕，寧死不屈，被杖斃獄中，肆屍都市。他認為人為天地之心，心是太極，性即是欲。反對「無欲」，主張「寡慾」，與百姓同欲，提出「無父無君非弒父弒君」，五倫中最重師友。被統治者稱為「妖人」、「逆犯」、「盜犯」、「奸犯」。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人，明政治家。萬曆年間任相時毀天下書院，禁聚徒講學，推行一條鞭法等，這些措施遭到何心隱的公開反對。
閒翻明人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其卷二齒豁條云：予嘗有言，豪傑無平交，真人無知己。近世以來，如張江陵必殺何心隱，而心隱自謂必有江陵之縛。夫心隱何如人耶?當其面面相覷，不閃一談，一恢彌天之網，沼之釜中;一投必死之淵，馴其機彀。目精相喻，肝膽盡出，心隱再活不得一著，江陵再寬不得一籌，所謂真人之知己，非耶?
說張居正與何心隱是「知己」，這聽起來似乎有點怪，可仔細想來，這話卻大有意味。「知己」這詞照字面來講，無非是彼此相知意思，倒不一定要志同道合。還在張居正任國子監司業時，何、張二人見面，觀點情緒尖銳對立，事後何心隱便預言：張「異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中國古人有「士為知己者死」的話，看來這倒可以分作兩種：一種是知己有德，士願為之死;另一種則是知己有力，他可以致你於死，張居正與何心隱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何心隱到底是否死於張居正之手似乎是一筆糊塗帳，因為杖殺他的是湖廣巡撫王之垣，然而心隱臨死前對王之垣說：「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按容肇祖先生的說法，「殺何心隱的實情，不必出於張居正的意旨，而為媚張居正的人所發縱指示的」。其實，便是認定張居正為禍首也不算冤枉他，他在《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中說：」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他方游食無行之徒，空譚廢業。」而何心隱是為了講學辦學耗盡家財也不惜的，他辦的宗族學校也許是古代中國最成功的「鄉村教育」，張居正自是容不得他，至於動手，那當然不必親自出馬。清人金植《不下帶編》卷一有云：「況他人耶?一分權勢，一分造孽，非必自造，代之者眾矣!」這的確堪稱警語，好像是王陽明說過的吧，「心念一動，即是行了」，這在平民百姓恐怕還不至於出什麼危險，可是在操縱權柄的人就不同了，若是有什麼邪念或者惡念，那也許就真是「行了」，此無他，「代之者眾矣」，張居正能不負一點責任嗎?
作為一個政治家，張居正的才幹在明代可稱罕有其匹，乃至有人稱「明只一帝， 高皇帝是也;明之一相，張居正是也」，其萬曆新政之有功於國也是史有定評。然而他在小節上是不無可議的，《明實錄》稱他「褊衷多忌，小器易盈，箝制言官，倚信佞幸」也是實情，有時他的手段還相當辣。屈殺一個何心隱，在他當然只是一個小節問題，所謂小眚不掩大德。可是何心隱這一面看，這樣說就未免太不公平，因為你的小節要了他的大命。
所以說，我們求知己，若是遇上一個表里澄澈、推誠相見、服我以德的知己，那自是值得慶幸的事，便是生命，雖說只有一次，也不必寶貝得捨不得拿出去;若是遇上一個有力的知己，今天與你詩酒唱和，明天保不定「小節」出了問題，弄得你膽顫心寒，那倒不如先就採取作揖主義，敬而遠之，彼此不知的好。張居正和何心隱都是封建時代的人，這封建時代還真有些夠嗆的事，當年范蠡五湖泛舟去，算是夠知趣(趣者，趨也，不妨如此一解)，然而若是慢了一著，怕也要「士為知己死」的。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4xq8oj3.html
何心隱之死
有關何心隱的生平，《明儒學案》有比較詳盡的記載。
何心隱原名梁汝元，字夫山，江西吉安人。
梁汝元字夫山，其後改姓名為何心隱，吉州永豐人。
心隱從王艮弟子顏鈞 (字山農) 學習，得聞王艮 (號心齋) 對良知的理解。
從學於山農，與聞心齋立本之旨。
顏鈞為學，「以人心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睹聞？著何戒懼？平時只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及時有放逸，然後戒慎恐懼以修之。凡儒先見聞，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何心隱因此敢「恃其知見」狎侮「吉州三四大老」。
他後來輾轉認識羅近溪和耿天臺。在耿天臺三弟耿定力介紹下，何心隱和張居正首次見面。
一日遇江陵於僧舍，江陵時為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太學，知太學道乎？」江陵為勿聞也者，目攝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卻飛不起也。」江陵去，心隱嗒然若喪，曰：「夫夫也，異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
何心隱似乎覺得張居正日後會對他不利。
然而，那時的何心隱只知嚴嵩為其敵人，打算聯合道士藍道行去掉嚴嵩。
是時政由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乩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
可惜事洩，道行被殺，心隱出逃。
御史鄒應龍因論嵩敗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行於獄。心隱踉蹌，南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為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為嚴氏仇心隱，心隱逸去，從此蹤跡不常，所遊半天下。
從心隱有志去除權臣嚴嵩，可見他有道德氣節，對國家有承擔，不失儒家宗旨 (雖然他「在京師，闢各門會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
張居正任內閣首輔，對趙參魯、余懋學予以打擊，激起御史傅應禎、劉臺不滿。傅應禎、劉臺是吉安人，何心隱亦是吉安人，加上他有「試圖去掉前任首輔」的不良紀錄，張居正對何心隱並不放心。
江陵當國，御史傅應禎、劉臺連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隱故嘗以術去宰相，江陵不能無心動。
「奪情」一事，何心隱不同意張居正的做法。張居正禁毀天下書院，影響到泰州派弘揚陽明學說，何心隱反對尤力，聲言要：「持正義，逐江陵去位，一新時局」。
張居正內不自安，遂趁何心隱聚徒講學，派陳瑞前往逮捕，可惜未能成功。
心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遂令楚撫陳瑞捕之，未獲而瑞去。
湖廣巡撫王之垣代陳瑞逮捕何心隱，心隱「略無一毫乞憐之態」(李贄《續焚書》)、「見撫臣王之垣，坐，不肯跪。曰:『君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某也。』擇健卒痛笞之百餘，乾笑而已。抵獄，門人涕泣而進酒食，亦一笑而已……遂死。」(王世貞＜嘉隆江湖大俠＞)
東林黨領袖之一鄒元標＜梁夫山傳＞指何心隱死於「巡撫王夷陵惟知殺士媚權」。同屬泰州派的李贄也認為何心隱之死與張居正無關，曰：「何公死，不關江陵事。江陵為司業時，何公只與朋輩同往一會言耳。言雖不中，而殺之之心無有也。」(《續焚書》)
不過，縱然如此，沒有張居正的唯我獨尊，哪會出現王之垣的逢迎拍托、揣摩上意？
黃梨洲「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與王世貞＜嘉隆江湖大俠＞「蓋自東越 (王陽明) 之變為泰州，猶未至大壞。而泰州之變為顏山農，則魚餒肉爛，不可復支」相契。可是，從何心隱對付嚴嵩到臨死前的不屈，二人所言未免與事實不合。
理論上，顏鈞仍講究戒慎恐懼的工夫，何心隱「有是理則實有是事」即陽明之「知行合一」，二人尚未完全脫離良知學。
何心隱說：「孔、孟之言無欲，非濂溪之言無欲也。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張居正卻以「無欲」為工夫，這是何、張思想上一大分歧。
何心隱三十歲以前，他和當時一般讀書人一樣，走的是科舉道路，以後才跟顏山農學「心齋(王艮)立本之旨」，成為泰州學派的再傳弟子。 黃宗羲說，泰州學派傳到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複非名教之所能羈絡」，「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 」(《明儒學案》卷三二)他們在當時表現了驚人的叛逆精神。 但何心隱一生大部分時間是當幕僚，先後在北京、福建、浙江、四川、江西等地講學，學生很多，傳人卻極少。 萬曆七年(一五七九)，湖廣巡撫王之垣將他殺害。 臨刑那一天，「其時武昌上下，人幾數萬，無一人識公者，無不知公之為冤也。 」(李贄《何心隱論》，《焚書》卷三)他的被害和李贄一樣，是明代思想史上轟動一時的冤案！
思想
何心隱為理學正宗所不容，犯的是思想罪，思想史上可以稱之為「異端」。 何心隱曾在家鄉江西永豐試行過一套烏托邦，「構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 」(《明儒學案》卷三二)與他同時代的西方思想家康帕內拉的太陽城還只寫在紙上，何心隱的萃和堂卻已建在地上，行動上早已領先了，可惜思想上卻還停留在中世紀封建的框架中。 萃和堂是依據《大學》「修齊治平」的理論建構的，它和那些數世同堂、合族而居的大家族並沒有什麼兩樣。 如果說在它的內部多少有點平等的意味，那也不過是把封建宗法關係給田園化了。 它對明代腐朽黑暗的社會現實雖然有對照、批判作用，但並沒有扯斷封建的臍帶，「齊家」的目的還是想「治國」。 列寧在《兩種烏托邦》中，曾指出民粹派烏托邦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在歷史上卻是正確的，它可以是農民群眾特殊的有歷史局限的民主主義鬥爭的表現(參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352頁)。 何心隱的萃和堂與這種烏托邦都沾不上邊，和康帕內拉的太陽城相去就更遠了。
「異端」思想家對現實都是不滿的。 他們思想的花朵，植根的土壤是肥沃的。 但這花朵不是社會昌盛繁榮的標記，土壤的肥沃倒是說明，封建制度到了晚明，已經是它的垂暮之期了。 「今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異于病革臨絕之時！ 」(《王文成公全書》卷二一《答儲柴墟》〔二〕)王陽明說他那個時代已是「病革臨絕」，是不是危言聳聽？ 當然不是。 時隔不久，它就成了社會的普遍呼聲：「嘉隆以來，紀綱頹墜，法度淩夷，駸駸宋元之弊」(《張文忠公全集》《書牘》〔十〕)；「明自世宗而後，綱紀日益淩夷；神宗末年，廢壞極矣。 雖有剛明英武之君，已難複振」(《明史》卷二二《熹宗本紀》)；「自萬曆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猶為小康；萬曆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亡。 」(顧炎武《日知錄》卷九《人材》)所謂「紀綱頹墜」、「綱紀淩夷」、「教化亡」，和王陽明說的「波頹風靡」，實際都是指的一件事：當時社會普遍的道德實踐、道德風尚，越出了封建綱常的規範，封建道德觀念已經動搖和貶值。 這在以忠孝等綱常倫理為思想統治的封建時代，絕不是個簡單的社會風氣問題，而是說明了深刻的社會危機：傳統的是非標準、價值觀念、思想規範全都動搖了。 從李贄提出「是非無定質」「無定論」，到顧憲成說的「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為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為是」，說明當時理學的思想專制已經崩解，封建上層建築中出現了深刻的裂痕。 晚明一批「異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崛起的。 他們批判理學的專制僵化，揭露朝政的昏庸腐敗，思想界出現了生機蓬勃的活躍局面。
評價編輯
何心隱被殺害以後，思想界一時議論紛紜，肯定和否定的都有。 李贄在《何心隱論》中說，當時肯定何心隱的有三種說法，(一)「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獨不肯治生。 公家世饒財者也，而直欲與一世賢聖共生於天地之間。 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與世異也」；(二)「公誦法孔子者也。 世之法孔子者，法孔子之易法者耳...... 公既獨為其難者，則其首出於人者以是，其首見怒于人者亦以是矣」；(三)「公獨來獨往，自我無前者也...... 公以為世人聞吾之為，則反以為大怪，無不欲起而殺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為之矣。 」(《焚書》卷三)這三種說法集中到一點，就是何心隱以孔子為儀范，在思想和行動上和那些道學家們形成鮮明的對立。 他的濟世厚生的精神，體現了以天下為胸懷的人道主義理想。 但他卻不容于社會，被目為「異端」，最終殘遭統治者的殺害，這是歷史的悲劇！ 人格的悲劇！
茶話會是一種備有茶及茶點的社會性集會形式，既隨和，又莊重。它主要通過飲茶品點，達到暢敘友情，寄託希望，交流思想，討論問題，互慶佳節，展望未來的目的。在這裡，人們借茶引言，以茶助話，因此，古往今來，廣泛地被運用於各種社交場合。備有茶點招待兼有座談性質的集會。備有茶點招待的集會。也稱為「茶會」
茶話會，這一茶文化的奇葩，流傳至今已有千年以上歷史了。據《辭海》注釋: 茶會的釋義之一是: 「用茶點招待賓客的社會聚會，也叫茶話會」。茶話的釋義是: 「飲茶清談，方岳《入局》詩: 『茶話略無塵土雜。』今謂有茶點的集會，為茶話會」。所以，一般認為茶話會一詞是複合茶會和茶話兩詞演變而成的。現在，這種風尚又向外傳播，慢慢地擴大到世界各地，逐漸成了各國人民的一種重要社交方式。在中國的新春佳節，許多團體、單位總喜歡用茶話會形式，「清茶一杯，辭舊迎新」。
何心隱（1517～1579），中國明代思想家，王陽明「心學」之泰州學派弟子。 原 名梁汝元，字柱乾，號夫山。 江西吉安永豐人。 早年放棄科舉，致力社會改革，曾被捕入獄。 與徐階合作彈劾嚴嵩，因嘉靖信奉道教，讓道士（泰州學派同門弟子）假借「奸臣如嚴嵩」之名，使皇帝疏遠嚴嵩。 後在湖北孝感講學，因反對當權者張居正再遭通緝。 萬曆七年（1579）被捕，死于湖北武昌獄中。 他認為人為天地之心，心是太極，性即是欲。
何心隱 - 基本資料
姓名：何心隱
生卒：1517年生～1579年卒
描述：明代思想家
籍貫：江西吉安永豐人
何心隱 - 生平主張
反對「無欲」，主張「寡欲」，與百姓同欲。 他猛烈抨擊封建專制主義，提出「無父無君非弑父弑君」的觀點，五倫中，他最重朋友，其思想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某些特點。 著作多散佚，今有中華書局版《何心隱集》。
何心隱 - 個人概述
何心隱（1517-1579）本姓梁，名汝元，字柱乾，號夫山。 後以避嚴篙之害變姓名為何心隱。 明吉州永豐（今屬江西）人。 何三十歲應江西省試，得第一名。 聞王艮良知之學，遂棄舉子業，從王艮再傳弟子顏山農，學「心齋立本之旨」。 何四十多歲時，永豐縣令強迫人民交納額外賦稅「皇木銀兩」，何寫信譏笑之，被令下獄，經友營救獲釋。 此後，北游京師，辟谷門會館講學，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 因忤嚴嵩，被迫出京。 從此蹤跡不常，所游半天下。 南至八閩，東至杭州，西至重慶，又至道州，後流寓湖北孝感，聚徒講學。 時張居正禁止講學，詔毀天下書院。 何心隱著《原學原講》，駁斥張居正禁止講學的政策，並準備「上書闕下」，與張居正辯論。 明政府緝捕何心隱，何避地泰州，又避地祁門。 萬曆七年（1579），為政府捕獲，押解至武昌，被湖北巡撫杖斃。 政府列何「罪狀」，揭榜通衢。 何死後，弟子據其遺言，收其骸骨與其好友程學顏合葬一墓。 在社會思想方面。 何心隱抱有從「齊家」開始，以至「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並付諸實踐。 何三十七歲時，著《聚和率教渝族理語》、《聚和率養渝族裡語》、《聚和老老文》，謂《大學》先齊家，乃建「萃和堂」以合族人，並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切通其有無、又集資建學，延師授徒。 行之數年，大有成效。 在社會組織方面，他還進而要求破除-般的身家，建立一種超乎身家之上的師友關係的「會」，把士農工商的身家包括在「會」之中。 這種「會」，統于君師。 極于朋友。 何認為，朋友是社會關係中最重要的環節。 其他各種社會關係，如昆弟、夫婦、父子、君臣，或交而比，或交而昵，或交而陵而援，都是不正常的。 都只是「八口之天地」，未能跳出狹小的樊籬，只有朋友的關係才是「交之盡」，故為社會關係的極致。 而師是「道之至」、「學之至」。 朋友關係和師弟關係是超越一切之上的關係。 這樣，就在「五倫」中擯棄了父子、夫婦、兄弟、君臣四倫。 「會」有主會者，輪流擔任。 「家」，隸屬于「會」，「會」，也是-種講學組織和社會運動集團。 「會」的成員，在「見龍在田」時是師友，在「飛龍在天」時是君臣；傳道者或為「在田」的仲尼（師），或為「在天」的堯、舜。 何認為，以「會」來統天下，須有兩太原則：一是「均」，即「會」眾之間財富均平；二是「群」，即「會」眾團結。 與傳統的「無欲」、「滅人欲」說教相反，何心隱主張「育欲」，認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聲，性而安逸，性也」，「欲貨色，欲也；欲聚和，欲也」。 人心不能無欲，欲魚、欲熊掌、欲生、欲義、欲仁、從心所欲等都是欲。 主張滿足人們對聲、色、滋味、安逸等的要求，認為這些要求出於天性，人人所同。 欲只有寡才是，「欲唯寡則心存」，舍魚而取熊掌，舍生而取義等，都是寡欲。 何著作有《四書究正注解》、《聚和堂日新記》、《何心隱集》等。 其《□桐集》長期只有抄本，解放後，中華書局根據抄本出版了排印本。 何心隱為泰州學派後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他曾被封建統治者誣為「妖人」、「逆犯」、「盜犯」、「奸犯」而遭到迫害，終至被殺。 但實乃一位頗有膽識的思想家。 其「異端」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
何心隱 - 人物影響
何心隱被殺害以後，思想界一時議論紛紜，肯定和否定的都有。 李贄在《何心隱論》中說，當時肯定何心隱的有三種說法，(一)「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獨不肯治生。 公家世饒財者也，而直欲與一世賢聖共生於天地之間。 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與世異也」；(二)「公誦法孔子者也。 世之法孔子者，法孔子之易法者耳...... 公既獨為其難者，則其首出於人者以是，其首見怒于人者亦以是矣」；(三)「公獨來獨往，自我無前者也...... 公以為世人聞吾之為，則反以為大怪，無不欲起而殺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為之矣。 」(《焚書》卷三)這三種說法集中到一點，就是何心隱以孔子為儀范，在思想和行動上和那些道學家們形成鮮明的對立。 他的濟世厚生的精神，體現了以天下為胸懷的人道主義理想。 但他卻不容于社會，被目為「異端」，最終殘遭統治者的殺害，這是歷史的悲劇！ 人格的悲劇！
何心隱是明代學者。論學以「心」為萬物本源，肯定人的物質慾望，認為對某些慾望應適當加以滿足，反對道學家把人慾看成罪惡的說法。
張居正也是與何心隱同時代的一位名士，並且官居宰相。他出生在荊州江陵的一位秀才的家裡，出生前他的曾祖父做了一個白龜夢。夢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後一隻白龜從水中悠悠的浮了起來。曾祖父認定白龜就是這小曾孫，於是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又能夠光宗耀祖。白圭的確聰穎過人，很小就成就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1536），12歲的白圭報考生員，其機敏伶俐深得荊州知府李士翱的憐愛，他囑咐小白圭要從小立大志，長大後盡忠報國，並替他改名成居正。
這一年，張居正補府學生。4年後，才高氣傲的張居正又順利通過了鄉試，成為一名少年舉人。湖廣巡撫顧磷對他十分賞識，曾對別人說:「此子將相才也」，並解下犀帶贈與居正說:「希望你樹立遠大的抱負，做伊尹，做顏淵，不要只做一個少年成名的舉人。」
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23歲的張居正中二甲進士，授庶吉士，隨後入翰林院，當上宰相後，他策劃並實施了明朝隆慶年間的改革，為挽救明朝岌岌山可危的政權做出了不小的功績。
有一次，何心隱到京師遊學，住在了好朋友耿定向的家裡。此時耿定向是朝廷的御史，與張居正同朝為官。一天，耿定向和何心隱正在廳堂內喝茶聊天，有下人稟報說翰林院張居正來拜見耿大人，何心隱聽見張居正來了，趕緊放下手中的茶碗，一溜煙跑到後堂躲了起來。耿定向還沒有來得及問他原因，他就跑的無影無蹤了。耿定向沒有辦法，他知道何心隱這個人性格特別，也就沒有和他計較，便出門迎接張居正去了。
張居正早就聽說何心隱在耿家，於是進門就要求見一見何心隱。耿定向就派下人去請何心隱，何心隱卻躲在自己房中，趴在床上，蓋著被子，教叫嚷著僕人說:「哎呀，你告訴兩位大人，就說我得了風寒，不便出去見客，請大人們原諒。」僕人便將何心隱的話帶到。
耿定向心中納悶：剛剛他還好好的，怎麼一聽張居正來了就突然病了。心想這裡邊肯定有原因，就對張居正說:「哦，大人，昨天晚上我與何兄在花園賞月，估計著了風涼。」張居正也不強求，就和耿定向寒暄了幾句，隨後就走了。
張居正走了，何心隱才從床上爬起來，耿定向問他:「你為什麼不見張居正啊？」
何心隱說:「我怕他啊！」
耿定向問:「為什麼啊？」
何心隱說:「這個人將來一定能掌握國家大權。」耿定向卻不以為然。
何心隱就說:「當年，分宜（明代內閣首輔嚴嵩）要滅道學而沒有做到，華亭（徐階，嚴嵩之後的內閣首輔）要興道學也沒能做好，能讓道學興盛和禁除的人只有張居正。這個人看透了我，他遲早要殺我啊！」
後來，張居正果然當了宰相，他認為何心隱的學說是異端邪說，對社會不利，而且何心隱也反對他的一些政治主張，給他添了不少麻煩，他便以何心隱聚眾亂政的罪名逮捕了他，後來何心隱被湖廣巡撫王之垣在武昌殺害。臨刑那一天，「武昌上下，人幾數萬，無一人識公者，元不知公之為冤也。」他的被害是明代思想史上的一大損失。
張居正為何禁止心學的傳播
王派重要人物何心隱說過：「天下之能士盡在京城，而在我看來，能興我學者並非華亭，亡我學者也非分宜，興亡只在江陵。」什麼意思呢？興我心學者，不是徐階，亡我心學者，不是嚴嵩，興亡之所定，只在張居正。
何心隱
張居正與王學的關係：王陽明-聶豹-徐階-張居正。前期張居正剛剛步入仕途，而那是剛剛是王學流行的時代，徐階作為王學的主要熱情鼓吹者，以張居正的精明，為了得到徐階的信任他當然會對王學表示好感，但是他並不是真正的借心學搞政治投機，而是對其侵染甚深。他曾從學術的演變史的角度論述心學產生的必然性，可知他對心學的接觸是 」 在縱觀了學術發展的大勢之後所作出的認真 選擇 ,而並非心血來潮的趕時髦行為 。他在 所接觸的各種心學派別中 ,對聶 、 羅二人的歸 寂求虛最感興趣 , 故曾在其 《啟聶雙江司馬》 中頗有體會地說 「竊謂學欲信心冥解 , 若但 : 從人歌哭 , 直釋氏所謂閱盡他寶 , 終非己分 耳 。昨者伏承高明指未發之中 ,退而思之 ,此 心有躍如者 。往時薛君采先生亦有此段議 論 ,先生復推明之 , 乃知人心有妙萬物者 , 為 天下之大本 , 無事安排 , 此先天無極之旨也 。 夫虛者道之所居也 ,涵養於不睹不聞 ,所以致 此虛也 。虛則寂 ,感而遂通 ,故明鏡不憚於屢 照 ,其體寂也 。虛谷不疲於傳響 , 其中也 。 今不於其居無事者求之 , 而欲事事物物求其 當然之則 , 愈勞愈疲矣 。 在此 , 張居正除 」 卻強調心學的自信自悟外 ,更對歸寂以致虛 , 致虛以通感的心學思路有了自我的心得 。從 心學的致虛出發 ,張居正又浸染於佛學 ,雖然 對其學佛的情況今日已難以作出深入具體的 了解 ,但他對禪學相當有心得是可以肯定的。
張居正
後期張居正掌權，大刀闊斧的改革變法，由於張居正個人性格比較霸道，可以說是個正經八百的獨裁者。誰阻擋到他變法的道路他就跟誰急。綜觀張居正的各項政治改革，其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要加強中央集權，重振紀綱。而當時心學泰州學派何心隱，這個泰州學派的影響力大到你無法想像，甚至有人說這個泰州學派的影響力大過王陽明本人了。在當時他們主要是活動是搞思想解放、批評朝政，有點反封建的意思。他們就在書院裡面，對張居正時政進行抨擊，讓張居正非常惱火，萬曆七年張居正下令關了全國書院，直接通緝何心隱，並且暗中授意湖廣巡撫王之垣的亂棒之下將何心隱打死，從此心學一蹶不振！
何心隱：張居正「一號令」的犧牲品
2019-06-30 由 沔水硝石 發表于歷史
張居正為了「一號令」、保證政令暢通，禁止批評時政，並憑藉維護朱子理學的正統地位，不斷打擊異己。心學門人何心隱之死可見一斑。
一生致力於講學、志在移風易俗的何心隱，稱得上史載中嘗試心學的基本原理與當時中國社會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去改造社會的偉大先行者，居然為「世所共嫉」，被執政當局置之死地。
何心隱（1517-1579），本姓梁，名汝元，字柱乾，號夫山，明吉州永豐（今屬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後以避嚴嵩之害變姓名為何心隱。何三十歲應江西省試，得第一名，被譽為「天下奇才」。聞王艮良知之學，決然放棄科舉，從王艮再傳弟子顏山農，學 「心齋立本之旨」。他主張「寡慾」，與百姓同欲，提出「無父無君非弒父弒君」。
嘉靖年間，何在自己的家鄉組織了一個叫做「聚和堂」的集約合作化共同體，推行他的社會改造計劃，持續達六年之久。他把分散從事經營生產的本族子弟組合起來，由「聚和堂」出面統一與方官府打交道、交納賦稅錢糧，統一協調對付各級官吏盤剝的種種不法行為；他把「聚和堂」組織里的學生集中起來，創辦了以學生住校為統一管理模式的「公學」，設立率教（相當於現在的老師兼輔導員）、總送撰（相當於現在的教務主任兼總務主任）、總宿詞（相當於現在的校長）。
何心隱效法孔子，「以天下為家，而不有其家，以群賢為命，而不以田宅為命」。為了培養「群賢」，他獻出了自己的全部家財，並且要求他的師友也能這樣做。為此，他組織了一種「聚人以聚財」的組織——「會」。當他把朋友、師弟用「會」這種形式組織起來時，就要求入「會」的人向「會」貢獻自己的財物。
就這樣，他通過組織「會」而「得人」，又通過「得人」而「聚財」，以此解決聚和堂的經費來源問題。「會」本身的活動經費、「會」眾的生活給養、開辦教育的學校開支、安老懷少的社會福利事業所需要的經費，都從「會」聚積起來的財富中支付。
何氏四十多歲時，永豐縣令強迫交納額外賦稅「皇木銀兩」，何寫信譏笑之，還領導「聚和堂」抗交稅賦，並集體「拒捕」，「殺傷吳善五等六條人命」，被令下獄，經友人營救獲釋。
嘉靖四十年（1561年），因與蘭道行參與彈劾嚴嵩，事泄後改名換姓，逃往他鄉。
此後二十年間，何心隱「蹤跡不常，所游半天下」。為了傳播自己的學說，宣傳自己的理想，他走遍大半個中國，隨處隨事講學。
1572年，張居正擔任內閣首輔之後，遂即下令：「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違者「許各撫按衙門訪拿解發」。萬曆四年（1576年），在孝感集友講學的何心隱被通緝，罪名是聚集門徒，擾亂時政。萬曆五年（1577）十月，湖廣巡撫陳瑞通緝何氏。同年十二月，繼任湖廣巡撫王之垣以妖逆罪繼續通緝，何逃到江蘇泰州避難。萬曆六年（1578）二月二十四日，避難到安徽祁門。
萬曆七年（1579年）正月，張居正以帝詔，欲毀天下書院。何極力反對，特撰《原學原講》，聲言要「持正義，逐江陵去位，一新時局」。同年三月初三日，何在祁門以「盜犯」、「逆犯」、「妖犯」、「奸犯」等罪名被捕，五月關押於江西南安，一個月後轉解湖廣，九月初二日，被杖殺於獄中。據載，何臨死前對杖殺他的王之垣說：「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
何心隱起初捐千金辦學、推行社會改造，繼而置身家兒女、世情俗態於度外堅持講學，最後為爭取講學權利而獻身。何死後，武昌上下數萬人，由祁門至湖廣，沿途三千餘里，千百萬素不相識的人表示深切同情。李贄在《何心隱論》中寫道：「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蓋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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