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奪權，逼迫後周恭帝禪位，正式登基稱帝，開創北宋、南宋長達319年的國祚。一次趙匡胤到佛寺參拜時，身為九五之尊，他問僧人，朕應不應該像民眾一樣跪拜，僧人回答了8個字，讓他樂到不行，從此參香拜佛都不下跪。
皇帝拜佛不想跪！和尚看穿心思巧答8字 趙匡胤爽到笑出來 https://bit.ly/2Y9RX8g
歐陽修《歸田録》記載，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録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
北宋的都城開封城，有座著名的寺院「大相國寺」，於北齊天保六年（西元555年）改建為佛寺，至北宋時期，大相國寺簡稱「相國寺」，地位和規模達到鼎盛，成為當時全國的佛教中心。
開封城內有這樣的好去處，趙匡胤當然不會錯過，專程跑到相國寺禮佛參敗。皇帝親自大駕光臨，寺裡的僧人列隊拜迎。走完君臣之禮後，趙匡胤進殿禮佛時，突然拋出一個棘手的問題。
趙匡胤問僧人，禮佛時他要不要行跪拜大禮？帝王拜與不拜，可不是鬧著玩的，如果回答不慎，可能觸怒龍顏，給全寺僧眾惹上殺身之禍。接待趙匡胤的僧人是贊寧和尚，他看穿宋太祖心思，告訴他不用拜。
趙匡胤疑惑問他為什麼不用？贊寧回答「見在佛不拜過去佛」，意指趙匡胤是現世佛陀，當然不用向過去的佛跪拜，這個回答讓趙匡胤非常滿意。
《歸田録》後面也有提到，贊寧這名和尚讀過不少書，口才也不錯，雖然這番話像是虛假的拍馬屁，但他懂得察言觀色，看出趙匡胤的心態，當機立斷講出這段話，讓趙匡胤龍心大悅，微笑而頷之。而這樁趣事，後來也被改編成許多版本，包括乾隆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拜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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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惡揚善
抑制壞人惡事，表揚好人好事，或只褒揚人之優點，而不揭露其缺點。《後漢書．卷四六．陳寵傳》「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句下唐．章懷太子．注：「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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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惡揚善是一個漢語詞彙，意思是壓制壞人壞事，表揚好人好事。
【名稱】抑惡揚善
【拼音】yì è yáng shàn
【解釋】壓制壞人壞事，表揚好人好事。
【出處】漢 · 劉向《新序》：“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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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文抑武：喝喝酒也能解決大問題
2016-09-30 由 蕭家老大 發表于歷史
揚文抑武：喝喝酒也能解決大問題
人們常說喝酒容易誤事，那是指不知死活的酒鬼，真正的政治家是不會貪杯的，不僅不會，他們往往會借酒說事，把平時不好說出口的事，借著酒說出來，巧妙地化解了大矛盾。「杯酒釋兵權」就是宋太祖趙匡胤喝酒解決大問題的經典範例。
說起大宋王朝的開國，人們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四個大字：「陳橋兵變」。顯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二，在河南開封東北方向的陳橋驛站發生了一場兵變。許多將士把一件黃袍披在後周大將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的身上，擁立他為皇帝，然後回師京城，要求後周柴氏母子移交政權，趙匡胤就這樣輕而易舉地創建了一個長達三百二十年的大宋王朝。一個出生於五代十國之亂世，而能手創一個長治久安之治世的人，其必有一套非凡的本領。竊以為，趙匡胤最大的本領就是善於化解矛盾於無形之中。他雖是軍人出身，卻並不喜歡以打仗來解決問題，而是常常折衝樽俎，在談判桌上尋求解決矛盾的辦法。也就是如今所說的：「要對話，不要對抗」。其實，在政治社會中善於化解各種矛盾的人就是政治家，趙匡胤就是這樣一個善於化解各種矛盾的大政治家，而「杯酒釋兵權」正是這位大政治家化解矛盾的經典之作。
「杯酒釋兵權」是趙匡胤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同時避免類似澶州兵變和陳橋兵變的歷史重演，防止手握重兵的軍將也搞「黃袍加身」的把戲，從而篡奪自己的政權，因而通過在一次酒宴中發表意見，威脅利誘雙管齊下，暗示高階軍官們交出兵權。為了化解將軍們為建國立下的汗馬功勞與交出兵權之間的矛盾，趙匡胤就在這次酒宴上，借酒上演了一出堪稱化解矛盾的上乘經典之作。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與漢高祖、明太祖大殺功臣之舉相比較，歷來被史家視為寬和的典範。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趙匡胤有一天召趙普問道：「從唐朝末世以來數十年，皇帝已經換了八個家族了，戰爭頻繁，不休不止，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朕想停止天下兵戈，使國家長治久安，如何才能做到？」趙普回答：「陛下講的這事，是天地人神之福啊。造成天下的混亂，非別的原因，就是藩鎮的權力太大，君弱而臣強罷了。而今要想解決這樣的問題，唯有削弱藩鎮的權力，限制他們的財政，將他們的精銳的軍隊沒收，這樣天下就會太平了。」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宋太祖趙匡胤退朝後，留下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趙彥徽等五員大將晚宴。趁酒酣耳熱之際，趙匡胤屏退左右，對軍將們說：「我若沒有諸位，也當不了皇帝。現在先敬你們一杯，表示我的謝意。不過做皇帝也不容易，雖然我貴為天子，還不如做節度使的日子快樂。當了皇帝之後，我終日總是心裡不安，夜裡也沒有好好睡過覺。」諸將驚問為什麼？趙匡胤說道：「這不很簡單嗎，請問誰不想坐我這個位置！」此話令石守信等人大驚失色地說：「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誰還敢再有異心？」趙匡胤說道：「你們當然不會有這種想法，但是你們能保證自己的部下嗎？如果他們貪圖富貴，有朝一日以黃袍披在你的身上，擁戴你當皇帝。縱使你不想造反，還由得著你們嗎？」
石守信等將領更加惶恐了，跪下磕頭，哭著說：「臣等愚昧，不知道此事該怎麼處理，還請陛下可憐我們，指示一條生路。」 趙匡胤這才從容不迫，藉機表達了自己讓他們放棄兵權的想法，並說：「人生苦短，猶如白駒過隙，大家拚命追求富貴，無非是想讓自己晚年日子過得舒服一些，子孫長期有飯吃而已。我看你們不如辭去軍職，交出兵權，選個好地方去當不帶兵的大官，多積一些金銀錢財，多買一些良田美宅，傳給後代子孫。家中多置歌妓舞伶，飲酒相歡，以娛晚年。我再與你們結成兒女親家，君臣之間，兩不猜疑，上下相安，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嗎？」諸將們紛紛表示感謝說：「陛下能為我們想得如此周到，對我們有起死回生的恩惠啊！謝謝陛下！」第二天，各位將軍就寫報告稱病辭職，交卸兵權，趙匡胤一一敕准，並且給予他們優厚的退休金。就這樣，通過兩次宴會，一批舊軍人和一批舊藩鎮的軍政大權都交給了新選拔出來的文臣。
「杯酒釋兵權」的圓滿成功，不僅有利於國，有利於民，對趙匡胤與那些被釋兵權的將領來說，也是「雙贏」。那些將領大都是趙匡胤的鐵哥們，對於他們的經歷，他們的認知，他們的想法，趙匡胤無不瞭然於胸，所以設計出了化解矛盾的最佳「雙贏」方案。那些將領雖是大老粗，但都是老兵油子，算盤還是打得來的，利弊還是會權衡的。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能夠成功，不是因為他奸詐狡猾，而是由於他善於化解矛盾的明智。這種明智。正是後來的執政者應該好好學習的。
「杯酒釋兵權」以後，藩鎮割據的現象是消除了，國家政權是鞏固了，人民生活是安定了。但是，軍隊中的「將不識兵，兵不識將」的危險現象卻逐步顯露了出來，這給後來國家軍隊的建設帶來了極大的隱患。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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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家法
趙匡胤制定的祖宗家法，只有四個字，卻成了宋王朝積弱的根本原因
2017-04-13 由 唐風宋月 發表于歷史
翻檢史籍，發生在兩宋年間的兵變之事有數百起之多。究其原因，北宋年間的兵變與其軍制有關。
此起彼伏的兵變說明，兩宋王朝經濟繁榮的背後步履維艱。北宋王朝所實施的募兵制度，是從晚唐、五代繼承而來的。趙匡胤立國之初賦予了新鮮內容，宋的募兵之制與五代軍制又有不同。多了一個「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指導方針，這八個字的貫徹落實夯實了宋王朝三百年基業。
史載：太祖既得天下，使趙普等二三大臣陳當今之大事可以為百代之利者。普等屢為言，太祖俾更思其上者。普等畢思慮，無以言。乃請於太祖。
太祖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凶年飢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
趙匡胤利百代的安天妙策說穿了也並沒有什麼稀奇之處，就是把失職獷悍之徒收編在軍隊之中，不但讓這些社會閒散人員成了政府制度下的工具，而且消弭了大量的潛在不安定因素，相應的政權也增加了保險係數。
趙匡胤之後歷代統治者，對祖宗制度精義所在深有體悟。有宋一代，都把荒年募兵作為祖宗之法繼承的。
有一組數字很能說明問題的——宋太祖一朝開寶年間，禁軍計有十九萬三千，廂軍十八萬五千；宋太宗至道年間時期，禁軍計有三十五萬八千，廂軍計有三十萬八千。
本來，中央禁軍人數與地方廂軍人數相差無幾，是為相互制約的。趙光義在位時期的禁軍人數多過地方廂軍六萬，說明趙光義更加強了中央集權，與趙匡胤相較，他內心更欠缺自信與從容。
在兄長逝後的二十多年後，宋軍的總兵力就達到了六十餘萬之多。出現這種情形，不能簡單的視作是社會安定，人口得到恢復的結果。軍隊數量雖然出現了巨大的增長，然而戰鬥力與趙匡胤一朝時期相比卻下降了許多。有許多時候，人多就會勢眾，力量因此而變大與否未必。在與契丹、党項民族的沙場爭鋒時，宋軍總是敗的狼狽之極，其中原由值得深思。
到了北宋中期仁宗一朝時候，北宋的軍隊數量更是多到了令人咋舌的一百四十萬之眾。之後這個數字逐漸回落，《水滸》故事發生在北宋末年徽宗一朝，說林沖是八十萬禁軍教頭，根本經不起推敲。不但林沖查無此人，而且徽宗一朝禁軍根本沒有八十萬。人們習慣把文學當歷史，實在是令人無語。
趙匡胤始料未及的是，他獨創的荒年募兵制度，卻令宋王朝軍隊墮入了兵越多、越敗的慘，敗的越慘、越募的兵多的惡性循環。他引以為豪的利百代之策其實是造成兩宋積弱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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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之法”，也叫“祖宗家法”、“祖宗法”、“祖宗之製”、“祖宗法度”、“祖宗典制”、“祖宗故事”等等。後世帝王對其開國祖宗，一般都持有祗畏敬奉的心態，也力圖總結並繼承他們的治道家法
在家國同構的封建政體下，家法族規作為“準法律規範”得到統治者的承認，形成家法補充國法、國法混同家法的獨有的歷史現象。“祖宗家法”之類說辭儘管宋代最盛行，卻非宋代所獨有。宋朝統治者充分吸收唐、五代弊政的歷史教訓，為了嚴密防範文臣、武將、女後、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種人專權獨裁，制定出一整套集中政權、兵權、財權、立法與司法權等的“祖宗家法”。“祖宗家法”並不是一種固定具象、條目清晰的實體；而是諸多規定背後起制約作用的一種軌範，一種反映宋代製度文化的精神性內核，反映著一些探求治道的政治群體心目中的一種理念。隨著時代推移，尤其是從北宋後期開始，百來年的前規後矩相繼納入了“祖宗家法”的大框架，使其內容十分駁雜龐大，外延邊際也越發模糊。這一提法受到形勢變化帶來的各種壓力，處於不斷修正、不斷解釋、不斷更新再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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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丧心病狂刘老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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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就可以了。鄧先生認為：宋人心目中的“祖宗之法”（“祖宗家法”），是一核心精神明確穩定而涉及面寬泛的綜合體。它既包括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統治者應該循守的治事態度；既包括貫徹維繫制約精神的規矩設施，也包括不同層次的具體章程。從根本上講，它是時代的產物，是當時的社會文化傳統與政治、制度交匯作用的結晶；其出發點著眼於“防弊”，主要目標在於保證政治格局與社會秩序的穩定。應該說，“祖宗之法”是趙宋多年以來動態累積匯合而成的。宋朝的“祖宗之法”，事實上既非預先完整制訂，甚至也並非完成於太祖太宗兩朝；它不是一二位祖宗主觀構想的結果，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經過不斷的融匯、確認而豐富起來的。這段話已經足夠回答你提出的問題了，但假如你看完之後覺得有點難以理解——那麼那麼我嘗試著做一點微小的工作，盡可能的在五六分鐘的時間裡讓你快速的了解一下“祖宗之法”是個什麼東西、又是怎麼形成的。拿一個今天的概念來類比的話，所謂“祖宗之法”基本上可以被理解為“大宋特色的太祖思想與太宗理論”，是北宋政治舞台上最高的指導思想。然而比較麻煩的地方在於，大宋並沒有出版過什麼“趙匡胤語錄”跟“趙光義文選”一類的東西，所以這時候士大夫們就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們緩慢地、逐步地掌握了“祖宗之法”的解釋權，變相的成為了"祖宗之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祖宗之法”興於真宗朝，盛於仁宗朝。這事本身很好理解，趙匡胤跟趙光義都不是老實的主，他倆更喜歡定規矩，可到了真宗這，他從能力和野心上來講都遠不如他的前兩任，而大宋當時已經進入了一個比較平穩的發展階段，眼瞅著國家富強自己想玩點什麼就能玩什麼，那乾嘛還非要折騰呢？所以到了真宗這塊，他開始求穩了。這種求穩的思想在澶淵之盟後逐漸到達了極致——連北宋最大的邊患都已經被暫時解決了的話，那麼顯然和平與發展就是當時北宋的唯一要務，因此真宗以及朝中一票官員都開始趨向保守，而大臣的奏章中也開始越來越多的出現"國朝故事"及"祖宗舊典"這類的說法。然而真宗死了。仁宗繼位了，可仁宗年紀太小，所以劉娥作為太后垂簾聽政，掌握了大宋的最高權力。士大夫們忽然發現了這樣兩個問題：第一，仁宗年紀很小，他需要不斷的接受大臣的教導，此時正是塑造他三觀的大好時機。第二，劉娥雖然又聰明又強勢，然而卻是后妃出身，這意味著她必然對朝中政治上的許多“故事”與潛規則一無所知。事情到這裡就開始變得有意思了，劉娥作為一個太后，能公開反駁老趙家的“祖宗家法”麼？不能。那麼下一個問題是，老趙家的“祖宗家法”，是一套成文法麼？不是。大家開竅了：雖然“祖宗家法”說的是太祖太宗他們那會的事，可問題是，太祖太宗他們做過的事兒跟說過的話實在是太多了啊！這就意味著只要有心尋章摘句，你幾乎能給任何事情都找到理論依據。在這方面，皇帝肯定是遠遠不如這些士大夫的。因此到了仁宗朝，大家忽然一下開始愛上了祖宗家法今言事者必曰'此皆先朝舊規,不可輕議改革'——續資治通鑑長編“祖宗之法”發展到了巔峰的表現就是，大臣們不管上疏說點什麼都得把祖宗之法掛嘴邊上——就好比今天咱們在機關寫點東西，多半要拿一句在“中特社思想的指導下，我們BLABLABLA”作為開頭。而在劉娥死後，在大臣們細心教導下成長起來的仁宗皇帝也順利的接受了這個設定。"祖宗法不可壞也。"——宋仁宗經過仁宗與大臣們的共同努力，“祖宗家法”在大宋的地位被徹底的確立了下來。而考慮到“祖宗家法”並不是一套成文法，所以擁有了對祖宗家法解釋權的士大夫們的地位也自然水漲船高了。那麼既然如此，士大夫們在對“祖宗家法”進行解釋的時候，有沒有可能故意歪曲、甚至是偽造所謂的“祖宗故事”呢？咱們拿“祖宗家法”的一個核心思想：“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為例，我在下面這個回答裡詳細的辨別了“宋朝不殺士大夫”這事的真偽。宋朝不殺士大夫嗎？www.zhihu.com然而有意思的是，“祖宗家法”裡，“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卻是極為核心的一條指導思想，那麼問題來了：趙匡胤自己就乾掉了八十多位大臣，難道這些士大夫們不知道這事麼？（趙匡胤）共誅殺臣子八十八人,其中謀反罪二十二人,坐贓、賂罪二十五人,失職罪三十三人,其他八人,上至樞密直學士、殿前都琳侯、州刺史,下至指揮使、監察御史、縣令等,皆有被殺者。當然知道。可考慮到大家工作難免都有出現差池的時候，難道要跟皇帝說，太祖那會玩忽職守、貪污受賄就懟死，皇帝您千萬遵循祖宗故事，以後我們出了問題也別手軟麼？顯然，腦子稍稍正常一點的人類都不會這麼幹，大家更喜歡說皇上，雖然XX貪贓枉法、玩忽職守，然而考慮到咱們大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您還是給他貶了算了。於是“祖宗之法”就這樣演變成了維繫皇帝與士大夫利益的一套指導思想、政治理念乃至案例法，而在大宋國力強盛的時候，這套東西是相當有用的，它很好的協調了士大夫與皇帝之間的利益，限制了皇權，促進了北宋“士大夫政治”的形成，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有勇氣說出“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這種話的根本原因。但從另一個角度上看，士大夫們在掌握了“祖宗之法”的解釋權以後形成了尾大不掉的文官集團，它也促成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更為日後北宋改革的失敗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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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就可以了。鄧先生認為：宋人心目中的“祖宗之法”（“祖宗家法”），是一核心精神明確穩定而涉及面寬泛的綜合體。它既包括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統治者應該循守的治事態度；既包括貫徹維繫制約精神的規矩設施，也包括不同層次的具體章程。從根本上講，它是時代的產物，是當時的社會文化傳統與政治、制度交匯作用的結晶；其出發點著眼於“防弊”，主要目標在於保證政治格局與社會秩序的穩定。應該說，“祖宗之法”是趙宋多年以來動態累積匯合而成的。宋朝的“祖宗之法”，事實上既非預先完整制訂，甚至也並非完成於太祖太宗兩朝；它不是一二位祖宗主觀構想的結果，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經過不斷的融匯、確認而豐富起來的。這段話已經足夠回答你提出的問題了，但假如你看完之後覺得有點難以理解——那麼那麼我嘗試著做一點微小的工作，盡可能的在五六分鐘的時間裡讓你快速的了解一下“祖宗之法”是個什麼東西、又是怎麼形成的。拿一個今天的概念來類比的話，所謂“祖宗之法”基本上可以被理解為“大宋特色的太祖思想與太宗理論”，是北宋政治舞台上最高的指導思想。然而比較麻煩的地方在於，大宋並沒有出版過什麼“趙匡胤語錄”跟“趙光義文選”一類的東西，所以這時候士大夫們就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們緩慢地、逐步地掌握了“祖宗之法”的解釋權，變相的成為了"祖宗之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祖宗之法”興於真宗朝，盛於仁宗朝。這事本身很好理解，趙匡胤跟趙光義都不是老實的主，他倆更喜歡定規矩，可到了真宗這，他從能力和野心上來講都遠不如他的前兩任，而大宋當時已經進入了一個比較平穩的發展階段，眼瞅著國家富強自己想玩點什麼就能玩什麼，那乾嘛還非要折騰呢？所以到了真宗這塊，他開始求穩了。這種求穩的思想在澶淵之盟後逐漸到達了極致——連北宋最大的邊患都已經被暫時解決了的話，那麼顯然和平與發展就是當時北宋的唯一要務，因此真宗以及朝中一票官員都開始趨向保守，而大臣的奏章中也開始越來越多的出現"國朝故事"及"祖宗舊典"這類的說法。然而真宗死了。仁宗繼位了，可仁宗年紀太小，所以劉娥作為太后垂簾聽政，掌握了大宋的最高權力。士大夫們忽然發現了這樣兩個問題：第一，仁宗年紀很小，他需要不斷的接受大臣的教導，此時正是塑造他三觀的大好時機。第二，劉娥雖然又聰明又強勢，然而卻是后妃出身，這意味著她必然對朝中政治上的許多“故事”與潛規則一無所知。事情到這裡就開始變得有意思了，劉娥作為一個太后，能公開反駁老趙家的“祖宗家法”麼？不能。那麼下一個問題是，老趙家的“祖宗家法”，是一套成文法麼？不是。大家開竅了：雖然“祖宗家法”說的是太祖太宗他們那會的事，可問題是，太祖太宗他們做過的事兒跟說過的話實在是太多了啊！這就意味著只要有心尋章摘句，你幾乎能給任何事情都找到理論依據。在這方面，皇帝肯定是遠遠不如這些士大夫的。因此到了仁宗朝，大家忽然一下開始愛上了祖宗家法今言事者必曰'此皆先朝舊規,不可輕議改革'——續資治通鑑長編“祖宗之法”發展到了巔峰的表現就是，大臣們不管上疏說點什麼都得把祖宗之法掛嘴邊上——就好比今天咱們在機關寫點東西，多半要拿一句在“中特社思想的指導下，我們BLABLABLA”作為開頭。而在劉娥死後，在大臣們細心教導下成長起來的仁宗皇帝也順利的接受了這個設定。"祖宗法不可壞也。"——宋仁宗經過仁宗與大臣們的共同努力，“祖宗家法”在大宋的地位被徹底的確立了下來。而考慮到“祖宗家法”並不是一套成文法，所以擁有了對祖宗家法解釋權的士大夫們的地位也自然水漲船高了。那麼既然如此，士大夫們在對“祖宗家法”進行解釋的時候，有沒有可能故意歪曲、甚至是偽造所謂的“祖宗故事”呢？咱們拿“祖宗家法”的一個核心思想：“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為例，我在下面這個回答裡詳細的辨別了“宋朝不殺士大夫”這事的真偽。宋朝不殺士大夫嗎？www.zhihu.com然而有意思的是，“祖宗家法”裡，“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卻是極為核心的一條指導思想，那麼問題來了：趙匡胤自己就乾掉了八十多位大臣，難道這些士大夫們不知道這事麼？（趙匡胤）共誅殺臣子八十八人,其中謀反罪二十二人,坐贓、賂罪二十五人,失職罪三十三人,其他八人,上至樞密直學士、殿前都琳侯、州刺史,下至指揮使、監察御史、縣令等,皆有被殺者。當然知道。可考慮到大家工作難免都有出現差池的時候，難道要跟皇帝說，太祖那會玩忽職守、貪污受賄就懟死，皇帝您千萬遵循祖宗故事，以後我們出了問題也別手軟麼？顯然，腦子稍稍正常一點的人類都不會這麼幹，大家更喜歡說皇上，雖然XX貪贓枉法、玩忽職守，然而考慮到咱們大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您還是給他貶了算了。於是“祖宗之法”就這樣演變成了維繫皇帝與士大夫利益的一套指導思想、政治理念乃至案例法，而在大宋國力強盛的時候，這套東西是相當有用的，它很好的協調了士大夫與皇帝之間的利益，限制了皇權，促進了北宋“士大夫政治”的形成，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有勇氣說出“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這種話的根本原因。但從另一個角度上看，士大夫們在掌握了“祖宗之法”的解釋權以後形成了尾大不掉的文官集團，它也促成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更為日後北宋改革的失敗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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