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馬騎射,尚武精神,不欺他凌,不畏敵寒。帶長劍兮挾彎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有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朗聲高歌,弓馬騎射的尚武精神。 

2021-03-21_10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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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射尚武 馬上開天下(披肩領+馬蹄袖)/一代昭度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帝后服飾/十二章紋/龍袍蟒袍/ 【一代昭度】取自乾隆皇帝在《皇朝禮器圖式》序文中的題詞「衣冠乃一代昭度」,寓意一個朝代的冠服需有一個朝代的樣式,服飾是一個民族最外在的文化特徵。中土歷朝歷代製定了詳盡的禮儀制度與冠服制度,以此明辨等級、昭示權力,作為維護封建王朝統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清時代是由少數民族滿族建立的政權,以『騎射為業,弓矢立國』,依靠強大的武力入主中原,因此清代服飾保留了遊獵民族服飾便於騎射的特點,其中以行服最具滿族特色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武聖姜太公-尚武精神-鴉片戰爭/從北宋開始幾千年的尚武精神就越來越蕭條/“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開國皇帝得天下後,害怕“他人亦將可以武力奪之我也”,往往偃武修文,銷兵甲、興禮樂。消蝕民族尚武精神/尚武精神不是逞兇鬥狠、熱愛戰爭,而是指一種精神,一種絕不忍受壓迫的精神,一種敢於反抗不公的精神。姜太公後人-尚武精神-武術之鄉-姜維出生之地-甘谷縣--姜維(202-264):天水冀人,三國時代初期出身魏國,後歸降諸葛亮北伐軍,成為蜀漢名將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http://bit.ly/2JV2rlU


棒倒し(倒杆「倒杆比賽」Bo-taoshi) /日治時期,1911年11月26日台灣嘉義小學校的運動會,就有棒倒し (倒竿) 項目的紀載/全日本最狂野的比賽-日本軍校生的必經路!超狂野「倒杆」比賽+戰後的自衛隊的日本防衛大學校開校祭中,成為學校的傳統活動/日本現代式的運動會起始於1874年3月21日,由英國教員引入築地海軍學院,名為「競闘遊戯会」,繼而各地學院亦舉辦自己的「運動會」。到1883年,東京大學舉辦了第一場名為「運動會」的運動會/日本國會成立初期慢慢開始,發揚尚武精神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袁枚《隨園詩話》《祭妹文》《隨園食單》隨提倡女性文學「清代駢文八大家」乾隆三大家「江右三大家」清代三大尺牘-年廿四中進士-卅八歲即辭官還鄉-文藝取財萬貫。說「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天亦不能做主,而況於人乎?」/在縣內布有大量耳目,暗中將土豪惡霸、劣紳奸人名冊紀錄,每當有案件發生,他就一一核對名冊,並與當地的地方人士合作破案,他處罰壞人,用刑謹慎,但卻會將他們的敗行劣跡寫成文章,公告在縣衙,改過三年之後,方才撕毀布告,故惡人互相警戒,不敢犯法。兩江總督尹繼善稱讚他:「可謂宰相必用讀書人矣!」 https://tinyurl.com/yyh6xsnu


尚武精神-馬鬥牛- YouTube http://youtu.be/Y96mkLnm-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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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文化, 以武力技術、知識等作為保衛、進攻、殺傷、掠奪等諸攻防行動作戰方式的文化。
正面觀點:有助於抗禦外敵或有效擊敗危及已方或友鄰時的保衛手段,達到克敵制勝之道。
反面觀點:極端崇尚武力的黷武文化,認為武力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能鑰匙。尚武文化是通過武力尋霸權思想基礎,往往是戰爭的原動力。 
由於過度極端追武力最終會傷害己身或傷害友鄰招致身敗名裂,於是發展武德精神思想文化制御過度追武力的濫觴。
尚武文化典型現象
崇尚軍力
認為武力萬能 
積極用戰爭解決糾紛
認為殺人是勇敢精神的表現 
尋用武力獲得霸權 
帶有尚武文化痕跡的民俗活動
蒙古那達慕
阿拉伯獵鷹比賽
西班牙鬥牛節、奔牛節
英國喬維克北歐海盜節(Jorvik Viking Festival)
全日本弓道大會、日本流鏑馬
印度錫克教徒灑紅節比武(Holla Mohalla)
內門鄉宋江陣
美國、瑞士與芬蘭的槍械文化
MMA
其他解讀
從漢字的造字方式看,「武」是會意字。從止,從戈。據甲骨文,人持戈行進,表示要動武。
然而,漢文化的武術家往往重視德,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絕不可輕易動武。在授徒之前也必先讓習武者明白,不可仗著自己的功夫好勇鬥狠,這不僅不是尚武,反褻瀆了尚武精神。
三國時期的政治家軍事家曹操在註解《孫子兵法》一書的《孫子略解》序中寫道:「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就是很好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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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種族,是英屬印度時期的印度種族概念。英國人把印度族群分為兩類:「尚武」和「非尚武」。前者勇敢好戰,後者因定居農業生活不適合戰鬥。這種觀念在印度文化中早有先例,四個瓦爾那之一的「剎帝利」在字面上解作「戰士」。
標準
英國在印度一些地區面臨激烈的抵抗,同時輕鬆地征服一些人。英國官員試圖把印度民族分類,因此出現此理論。
一般來説印度西部、印度北部與印度西北部的賈特人、錫克人、拉其普特人、多格拉人、旁遮普人、信德族、俾路支人、普什圖族、馬拉地人、廓爾喀也符合這標準,因此多被徵入不列顛印度軍隊,英國人在世界大戰時也有印度軍團,印度獨立後放棄了這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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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文化,極端崇尚武力的文化,認為武力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能鑰匙。尚武文化是通過武力尋求霸權思想基礎,往往是戰爭的原動力。
評論:曲解了尚武的含義。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內修文德,外治武功。崇文尚武是也。
尚武文化典型現象
崇尚軍力
認為武力萬能
積極用戰爭解決糾紛
認為殺人是勇敢精神的表現
尋求用武力獲得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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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尚武文化再檢視:以方略為例
西學與中國研究群
摘要:
方略為清代康熙朝新創的官修史書,乾隆以降一直到光緒朝相繼都有修纂,經常是現代史家援引的史料來源。近來學界逐漸跳脫傳統視方略為史料的角度,一方面意識到方略作為官修史書的特殊性,以及其中對官方文書的選擇性編輯;另一方面也以清帝國的尚武文化,來說明清廷之所以新創此獨特的官修史書。然而,若將此二方面合而思之,清宮之所以新創此特別體例的官修史書,與提倡軍事文化的具體關係為何仍有待解釋,而須進一步考察其特殊體例的由來,釐清其之所以出現的脈絡,並分析其所造成的效應,才能綜論康熙創發方略、且為乾隆等之後清帝傳承的意義。雖已有學者指出清代方略很可能受到明代關於特定戰事依照時序編輯的奏議集之影響,但其中的關聯與意義還有待釐清。事實上明代到康熙朝戰事相關奏議集相當盛行,不僅只是對個人為官或特定戰爭的紀錄,更成為官員之間自我表述的重要媒介,並影響到此類文本定位的變化。本次報告先探討明代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的發展,接著討論康熙時期官員戰事相關奏議集的變化,最後論析前二者與康熙宮廷方略編纂的關係,餘論則說明乾隆朝方略的轉變與定位。希冀透過溯源與對照,重新理解康熙皇權新創方略的意義和發展,以及和明朝個人戰事相關奏議集與官員文化的關係,並由此再檢滿洲尚武文化和康熙宮廷轉化明清以來官員文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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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雅貞:《刻畫戰勛:清朝帝國武功的文化建構》
2016/10/31 來源:鳴沙
編者按作為極少數的滿族何以能夠統治中國近三百年,可以說是清史研究的核心課題。漢化說」認為滿洲人接受並與漢人文化同化是清朝成功的基礎,近年來方興未艾的「新清史」研究則認為滿族主體性才是維繫清帝國的關鍵前者多強調清朝對明代官制與儒家思想的承襲,後者雖不否認漢文化的影響,但更關注於非中國傳統官僚體制、清帝國作為多民族國家的治理方式等面向。儘管學界相關的迴響與討論很多, 也不乏替代模式的提出,但由於雙方對於「漢化」的定義未必一致,所關注的層面也不甚相同,因而被稱為是「沒有交集的對話」。的確「漢化說」與「新清史」的最大分歧之一,或在於前者所重視的中國傳統官僚制度與文化於清代之傳承,卻不是後者研究的重點;後者側重的滿洲獨特之八旗制度、尚武文化或是多民族帝國的統治策略,也非前者關懷的核心。如果「漢化說」主要以中國本土社會為範圍,聚焦於滿人對漢人政治傳統的受容,「新清史」則更看重滿洲統治集團如何維持對蒙古、西藏、漢人等多民族的支配,而著重研究清帝國和邊疆族群的關係,可以說兩方討論偏重的統治對象與區域有所不同。理論上二者的研究應該在中國本土的漢人社會有所交集,但一般來說,「新清史」在主張滿人作為外來征服集團,需以八旗制度等來強化滿漢定位之餘,或也認可清朝並行中國傳統的王權思想以獲取漢人的支持,或將之整合在清帝國超越所有文分而未就滿洲皇帝於中國本土的統治與「漢化說」有更深入的對話與討論。換言之,雖然「新清史」強調滿人主體性而引入了族群認同、多民族關係等面向而豐富了清史研究,但除了少數觸及清帝透過南巡與江南士大夫和商人的互動外,「新清史」基本上是透過包融「漢化說」,一方面認可中國傳統王權對清廷的影響,另一方面將之詮釋為或與滿洲人集團的統治正統性並行,或視中國本土為清多民族帝國的一環,而並沒有完全撼動「漢化說」對於滿族何以能夠統治中國本土社會此一問題的答案,也就是清廷採取的漢化政策(不論是「漢化說」隱含的被動還是「新清史」強調的主動)。如此的回答難免令人感到老調重彈,尤其是清史研究在這些年「新清史」高舉滿洲主體性的洗禮之後,漢化政策仍是滿族能夠統治中國本土社會的關鍵因素;然而,如果我們換個方式從被統治者的角度來提問,何以中國本土社會被極少數的滿族統治近三百年,就會發現既有的答案和「新清史」批評「漢化說」忽略滿洲主體性一樣,漢人作為歷史主體的能動性容或也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倘若「新清史」提醒我們,清廷對於滿洲以少數族群統治占大多數的漢人十分自覺維持滿人統治與滿人集團的凝聚性是清朝統治成功的重要條件以八旗為例,其制度的發展也隨著時間有所變化;那麼漢人在同樣滿漢比例懸殊的歷史情境下,又何嘗沒有意識到自身被支配的地位?換句話說,清廷採納了漢人傳統的王權思想,就足以讓漢人長期接受滿人的統治了嗎?滿洲皇帝以儒家思想作為漢化政策的核心,即能贏得儒家精英的長久支持嗎?滿人對漢人近三百年的支配關係,除了中國傳統王權與漢化政策,是否還需要其他的機制與過程才得以確立並維繫?本書借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文化霸權 (cultural hegemony) 的概念,來思考滿人對漢人的支配關係。文化霸權原本是用來指涉資本主義制度下文化與權力的關係,討論支配群體如何透過文化象徵等作用,促使被支配者默認接受其從屬地位,但對歷史學的討論而言也可以有所啟發。尤其統治者如何贏得被支配者對既有社會秩序的共識、如何持續地創造其合法性以維持其支配地位,被支配者又如何參與使其被支配合法化的共謀之中,以及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文化並非界線分明而是可穿透的等概念,更能幫助我們分析極少數的滿族如何長期成功支配絕大多數的漢人。相對於其他征服王朝,清朝宮廷除了採納漢人的王權傳統之外,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其對士大夫文化的積極收編以建構其皇權。以康熙朝為例,宮廷開始大量地實行當時盛行於文士間的藝文模式,並將之轉換為皇權和清宮文化的一部分。包括將盛行的晚明董其昌(1555~1636)繪畫風格收編成為清宮院體之一的正統畫派;模仿當時流行的董其昌等帖學書風,成立御書局大量頒賜御書;受到明清官員以戰事為中心的奏議合集的影響,首創將上諭與奏摺等加以編纂的官修史書方略;承襲明清文人出版詩文集而刊刻大量御製詩集轉換明清文士的園林詩作與圖繪為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其中的御製詩一改文人唱和的社交取向,而加入大臣的批註來見證皇帝博學聖德,圖畫則無文士園景圖聚焦於近景的小品模式、季節變化、人物等引領觀者遊覽的元素,而藉由數量龐大的景點與廣闊園景顯示皇家苑囿的宏闊氣度等。這些康熙轉換與收編明清文士文化的舉措為其他征服王朝所未見,不僅為乾隆帝發揚光大,後續的清帝也多少有所承襲。即便是漢人皇權,也沒有對時下盛行的各式文士文化有如此高度興趣者。歷代皇權或明宣宗(1399~1435)等以文藝事業著名的皇帝,但也不乏對文士有所忌憚的皇帝如朱元璋(1328~1398),而像盛清皇帝如此積極又全面地收編當時流行的士大夫視覺文化以形塑皇權者,可以說是絕無僅有,是故不能僅以「漢化」泛論之,而必須重視其形塑皇清文化霸權的作用。從統治的角度來看,清朝的宮廷文化除了繼承原來漢人皇帝透過皇室收藏、祥瑞圖像等宣示王朝天命的傳統王權做法外,清帝作為統治漢人社會的少數族群大規模收編原屬中國本土社會精英的文士文化,建立滿洲皇權凌駕於士大夫的位階,不能說不是建構清朝皇權相當有效的方式。這也是為什麼本書以「皇清文化霸權」,來指稱滿洲統治者在中國傳統王朝統治的正統性之外,另行發展出的支配中國本土社會的不同模式。此模式為「文化霸權」,是因為滿洲支配群體藉由收編中國既有社會價值體系中層級居高的文士文化贏得被支配的漢人對原來社會秩序的共識;經其轉換建構成各式「御製」、「欽定」宮廷文化加強以文士為首的被支配漢人之從屬地位,強化了皇權在中國本土社會秩序中至高無上的地位;這些清宮文化需要滿洲皇帝一再地接續展演以維持其支配地位而正是被支配的漢人精英之參與,才讓其被支配合法化的共謀得以維繫。如此的文化霸權之效應,即是「皇清」——清朝子民認可滿洲皇權——的展現。建構「皇清文化霸權」的媒介不是「新清史」所言滿洲外來征服集團的政治模式,或是「漢化說」強調中國傳統王朝統治的儒家正統,而是穿透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的文士文化。因此,本書跳脫「漢化說」與「新清史」的框架從皇清文化霸權的角度,重新反思滿族得以統治中國近三百年的不同機制。值得注意的是,藉由「皇清文化霸權」的媒介——文士文化——所建構之清宮文化,並不限於各類「御製」詩文、書畫等宮廷藝文,還包括被視為清廷軍事文化展現的方略,如前述也很可能與明清官員的戰事奏議合集有關。方略與戰事奏議合集的關係,一方面提醒我們士大夫「武」文化面向的存在,另一方面也需要反思所謂滿洲特色的論述,未必為滿洲所獨有而與漢文化無涉。尤其「滿洲以騎射為本」的尚武精神,向來是清史學界對滿洲皇帝強調武勇、武備、武勛等軍事文化的一貫認識;也的確從立國之初,清帝王就一再下旨必須維繫滿洲尚武根本,清代特有的大量戰碑、方略、戰爭儀式和戰勛圖像,更被視為其提倡軍事文化的具體展現。然而,一概以滿洲特色來概括清帝國的尚武文化,不免有本質論的危險。雖然清史學者大致將清代的軍事文化分為清初、康熙後期到乾隆前期、乾隆中後期三階段,但主要還是以發展完成的乾隆朝來總括清帝國的崇武文化。事實上,相較於其他康熙朝就開始建立的戰碑、方略、戰爭儀式等,戰勛圖並未出現於康熙時期,而是到了乾隆朝才大舉製作,顯然與其他的武勛模式十分不同,不可一概而論。尤其如果康熙皇帝率先實行了其他紀念武勛的模式來提倡滿洲尚武精神,那麼為什麼未沿用當時宮廷已經開啟的大型圖繪計劃如《南巡圖》的方式來製作戰勛圖像?戰勛圖像在康熙與乾隆朝製作與否的差別,提示了清帝國的尚武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滿洲本質,戰勛圖像或可作為考察其武勛文化建構、發展與機制的指標。在清帝國採取的種種武勛文化模式中,由滿洲皇帝直接下旨、內務府監管製作的戰勛圖像對皇權所欲強化的武功文化尤其關鍵。前述如正統畫派、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等清宮圖繪,不只是反映皇帝品味的藝術作品,或是象徵皇權概念和帝國透過追尋戰勛圖像的歷史,本書將論證此類原本在傳統中國政史與畫史中非常邊緣的題材,在明代卻是官員間盛行的視覺文化之一環,清帝王透過轉化漢人精英的視覺表述遂行其文化霸權,到了乾隆朝逐步形成以戰爭圖像為核心的武勛展示最終確立了展現滿洲武功霸權的體系。也就是說,清帝國的尚武文化不是透過帝王的諭旨就足以維繫的滿洲價值,而是必須一再尋求支配漢人精英文化的動態過程,亦是建構「皇清文化霸權」不可或缺的一環。這也是本書標題「刻畫戰勛與清朝帝國武功」所要討論的課題。此處的「帝國武功」主要不在考證清代征戰的歷史,而是析論清宮如何將相關的事件表述為展現帝國武力征服的功績,尤其是作為視覺表述關鍵之戰勛圖像在其中的作用與意義。相對於歐洲視覺藝術中,戰爭題材作為最高階繪畫類型的歷史畫之分支,有著豐富多元的表現,關於戰爭的圖像在歷代中國畫的題材中則顯得稀少、特殊而邊緣。與一般中國繪畫記錄的通則相反,關於戰爭的繪畫條目少見於傳統畫史著錄,卻多見於正史文獻。傳統書畫著錄中有關戰爭的少數繪畫條目,多非刻畫交戰場面,而是以相關的儀式為題材。且其描繪的主題有限,基本上以唐代的故實為主,例如描寫唐太宗(599~649)於長安近郊的便橋與突厥頡利可汗(579~634)結盟的《便橋會盟圖》與《便橋見虜圖》,以及唐代宗(726~779)時郭子儀(697~781)退回紇的《免胄圖》。 兩者經常託名繪畫大家如李公麟(1049~1106)和劉松年,主要出現在元代之後的著錄,但都非畫史常見的題材,也難以在傳統畫史中歸類。例如《宣和畫譜》就毫無記載,也很難歸入其十門「道釋、人物、宮室、番族、龍魚、山水、畜獸、花鳥、墨竹、蔬果」之內。 即便現代學者重新發掘出如「子女畫」、「別號圖」等盛行於特定時空的繪畫類別, 或是當今因受到西方藝術史學影響而加以關注的「敘事畫」、「城市圖」等新界定的類型,戰爭圖像也不易歸屬其中。然而相對於戰爭主題在畫史分類的困難,鮮少記載繪畫藝術的正史文獻中,卻不乏皇權紀念當代或當朝事跡的相關戰爭圖像。其中最為聞名的應屬皇帝詔命繪於宮殿的功臣圖,包括西漢麒麟閣、東漢雲台、唐代凌煙閣、北宋崇謨閣、南宋景靈宮與昭勛崇德閣等,都見於正史記錄。畫史著錄的漢代和唐代功臣圖條目則多傳抄自正史,北宋之後的功臣圖甚至失之未載。除了功臣圖之外,正史尚有個別戰爭圖像的記載。例如《遼史》中更有遼聖宗開泰七年(1018)「詔翰林待詔陳昇寫南徵得勝圖於上京五鸞殿」、遼興宗重熙十六年(1047)「謁太祖廟觀太宗收晉圖」、遼道宗九年(1063)詔畫「灤河戰圖」以褒耶律仁先(1013~1072)擊退叛軍皇太弟重元(1021~1063),均是少有畫史著錄和當今學者關注的戰圖材料,但因未傳世而難以確認其樣貌。不過,從這些條目可見相對於其他題材的圖繪,歷代戰爭圖像逆轉了畫史與正史記錄數量的對比,顯示其位處傳統畫史的邊界,卻也因此得以跨入政史的範疇,其特殊性可見一斑。歷代畫史罕見的戰爭題材,卻大量出現在乾隆朝製作的《噶爾回部得勝圖》銅版畫最為聞名,其以看似極為寫實的風格描繪乾隆「十全武功」中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準噶爾和新疆的戰役, 長久以來都是清史通論和清代藝術展覽不可或缺的宮廷圖作。對歷史學者而言,《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為清帝國大肆推動的武勛文化之一環,與戰碑、方略、戰爭儀式等同屬滿洲尚武精神的表征。對藝術史學者來說,《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既是清代畫院一大特色的紀實畫代表,更是清宮藝術受到西方影響的中西融合風格之見證。雖然兩者都認可《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是理解清帝國政治與藝術的重要媒介,但是學界藉由其所展現的清代歷史與美術史樣貌,卻又不脫既有的刻板印象。若將清宮戰勛圖像放在歷史發展中,不論是前述第二節所言這些銅版畫是乾隆朝新出現的武勛文化類型,或第三節所論其亦屬歷代畫史少見的題材,都會發現這些銅版畫戰圖是乾隆朝中期的嶄新表現,那麼首要之務或許在於釐清如此特別的圖像製作為何在此時出現,才能進一步探索其意義。過去藝術史研究對清宮戰圖的討論主要分為兩個方向:一是將其放在清宮大量出現紀實圖像的脈絡中;二是將其視為西方影響的產物。前者指出清宮圖繪中存在大量歷代少見的描繪當時人物與事件且看似真實之紀實圖繪,《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就是其中一例。學界雖然不乏將個別案例與特定政治脈絡聯結的研究,特別是對於記錄帝國特定人、事、物的討論,如對皇帝肖像、南巡圖、職貢圖等的研究逐漸增多,但對清宮紀實畫作的整體考慮和其意義的探索仍有限。少數有所討論的學者如聶崇正一方面將清宮紀實繪畫的數量與質量歸結為「歐洲傳教士畫家供職宮廷」,另一方面則是清代皇帝的個人因素如「注重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弘曆本人雅好文翰,在位時間長等」,以及滿洲「注重反映自己民族」的特色。然而,這些原因與學界在個案中所見的政治脈絡不甚相干;以《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來說,也未能解決為什麼乾隆朝才出現的問題。後者「西方影響」說強調清宮圖繪中看似視覺真實的效果,挪用了來自歐洲的透視與形塑體積等繪畫技法,明顯地受到西方影響而產生了中西融合的風格。近年來學界對「西方影響」的預設頗多反省,除了挑戰「影響」說的被動性,而改以能動性(agency)來思考中西文化相遇過程中的複雜現象外, 也具體探究所謂的「西方」為何,以釐清清宮在全球化脈絡下的定位,都讓清宮畫史有了新的視角。具體就西洋傳教士於北京起稿、送至法國製版印刷的《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而言,最近畢梅雪(Michele Pirazzoli-t』Serstevens) 指出流通廣泛的佛蘭德斯畫家Adam Frans van der Meulen(1632~1690)所制關於法國路易十四(Louis XIV,r. 1643~1715)之銅版戰圖, 比過去學界猜測的Georg Philipp Rugendas I(1666~1742)的作品,更可能是啟發乾隆製作《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的歐洲來源。 的確,耶穌會士於1697 年準備帶到中國的雕版集成(Cabinet du Roi),很可能就囊括Van der Meulen 的戰圖銅版畫,本書第五章也討論兩者的確有相近的圖式,而讓我們再次確認清宮與全球視覺網絡的關係。然而,辨認出「西方」的來源,尚不足以回答為什麼康熙年間就流入清宮的路易十四時期銅版畫,要到乾隆朝中期才產生影響;或是從能動性的角度來看,何以乾隆宮廷此時開始選擇歐洲銅版戰圖的媒材等問題。銅版戰圖和其他「中西融合」的清宮圖繪,的確製造出傳統中國畫法難以達成的視覺真實效果, 但這不表示清宮紀實圖像為對當時事物的真實寫照,紀實畫並非寫生意義下的寫實作品,卻經常是依據稿本並針對不同需要加以調整,而製造出來的虛擬真實。 學界對於明清看待歐洲寫實表現的態度,已經有相當多的討論。從晚明畫壇的曲折回應,明末清初民間的高度興趣,到盛清院畫的直接援引,已然勾勒出在全球化荼地率行「西洋風」。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對寫實表現的追求,會自動隨著時間的移轉而加強;更不表示歐洲繪法的視覺真實效果,可以自動地加諸所有的繪畫題材,衍發出一致的擬真程度。前者如詞臣畫家鄒一桂(1686~1772)的《小山畫譜》, 批評西法「筆法全無,雖工亦匠,故不入畫品」,便是著名的例子; 後者如《康熙皇帝讀書像》明顯的陰影處理, 就與《康熙南巡圖》的正統派做法迥異,顯示西方繪法並非全面地應用在不同主題的圖像,不同題材對於視覺擬真的追求有所差別。也就是說,製造西法的視覺真實效果並非清宮圖繪的共同目標,應該進一步追問的是,歐洲繪法的視覺真實效果,在清宮不同圖繪中有何作用?就清宮圖繪的祥瑞圖像、職貢圖等沿襲自漢人皇權的視覺傳統,特別是歐洲繪法於其中的作用而言,或可參照同樣以寫實風格著稱的北宋宮廷繪畫。畢嘉珍(Maggie Bickford)對宋徽宗朝祥瑞圖的討論,尤其對思考清宮的類似題材圖繪很有幫助。她一方面比較過去祥瑞題材的表現方式,另一方面對照當時眾多的祥瑞論述,認為宋徽宗朝祥瑞圖「並不只是報導,亦非插圖,更不是徽宗文字記錄的圖像對照,而是……[祥瑞]本身。……徽宗的圖繪以最近、最新的方式精緻地演繹古代展示祥瑞徵候的傳統。……如果畫家的作用在於製作能夠發揮功能的祥瑞圖像,那么正確地描繪……對於達到預期的結果是很關鍵的」。也就是說,徽宗朝祥瑞圖像的寫實風格並非為了以圖繪證明祥瑞的真實存在,而是以當時所能掌握的最新圖繪技術來正確地製作祥瑞本身。對畢嘉珍而言,清宮製作祥瑞圖像時援引的是此歷史悠久的祥瑞傳統,因此清宮挪用歐洲繪法的目的,容或也未必是以看似寫實的風格來證明祥瑞的真實存在,而是以其所能掌控的最新繪法來正確地製作祥瑞本身。 又或者,如果宋代以後的祥瑞文化有了新的變化,那麼我們也必須分析清宮祥瑞圖像的寫實風格,在不同祥瑞文化下有什麼意義。同樣的,《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等清宮戰圖中,歐洲繪法所造成的視覺真實效果之作用與意義,亦必須與過去的戰爭圖像相參照,才能得到更深入的認識。如此或許也才能跳脫清宮紀實圖像或「西方影響」的框架,這也是為什麼本書追溯明清戰爭圖像的發展,以期為清宮戰圖之所以在乾隆朝中期才出現提出解釋,並進而理解戰勛圖像與滿洲尚武文化的關係。
出版時間:2016年10月
定價:65.00元I 戰勛與宦跡:明代戰勛圖與個人勛跡圖第一章明代戰爭相關圖像與官員視覺文化一明代官員的戰爭圖二宦跡圖與官員圈的視覺文化三刻版成書的戰勛圖像餘論Ⅱ 戰勛與大清:清代前期戰勛表述的文武取徑第二章戰勛與滿洲:「太祖實錄圖」與皇太極對滿洲意識的建構一還原「太祖實錄圖」二《太祖武皇帝實錄》、「太祖實錄圖」與皇太極對滿洲意識的建構三「太祖實錄圖」對明代官員宦跡圖與戰勛圖的轉換小結第三章戰勛與「聖」祖:康熙朝武勛文化的確立一康熙朝個人戰勛圖的傳承與發展二康熙朝宮廷戰勛圖繪的闕如與「聖」祖大型視覺計劃三康熙朝官方武勛文化的建構四乾隆平定回疆前武勛表述的傳承與嘗試小結第四章戰圖的出現與紫光閣作為帝國武勛的展示空間一儀典戰勛圖繪的延續與發展二「得勝圖」貼落的出現與配對戰圖展示的發展三紫光閣功臣圖四紫光閣的武功展示與成組戰勛圖小結第五章《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與帝國武功一從紫光閣戰勛圖到《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二「摹寫畢肖」的「西洋」技法再檢視三「事以圖詳,軍容森列」的戰爭形象四「太祖實錄圖」、《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與帝國武功小結參考書目圖版目錄索引後記「沙沉百里,錚錚其鳴。」歡迎關注鳴沙(社科文獻出版社近代史主題微信號)!這裡有近代史研究與出版的相關資訊,力圖呈現圈內外相關研究成果。願鳴沙可以伴您一起讀書、思索。如何關注我們:長按上方二--------------------------
本書結合藝術史與文化史,以長期以來位處中國畫史與正史邊緣地帶之戰勛圖繪為中心,討論清朝的尚武文化。書中勾勒了明清戰勛圖像從個人事跡到帝國武功的發展軌跡——從明代流行的個人勛跡圖、皇太極時制作的「太祖實錄圖」、康熙朝的武勛文化,到乾隆朝建構帝國戰圖的歷程;論證了明代官員盛行的視覺文化,在清朝皇權的統治下被轉化收編,到乾隆朝最終建立起「文武雙全」的文化霸權之過程。

《刻畫戰勳:清朝帝國武功的文化建構》馬雅貞
內容簡介
《刻畫戰勳:清朝帝國武功的文化建構》結合藝術史與文化史,以長期以來位處中國畫史與正史邊緣地帶之​​戰勳圖繪為中心,討論清朝的尚武文化。作者藉用葛蘭西“文化霸權”的概念,跳脫“漢化說”與“新清史”的框架,重新思考滿族何以統治中國的課題。
《刻畫戰勳:清朝帝國武功的文化建構》勾勒了明清戰勳圖像從個人事蹟到帝國武功的發展軌跡——從明代流行的個人勳跡圖、皇太極時製作的“太祖實錄圖” 、康熙朝的武勳文化,到乾隆朝建構帝國戰圖的歷程;論證了明代官員盛行的視覺文化,在清朝皇權的統治下被轉化收編,到乾隆朝最終建立起“文武雙全”的文化霸權之過程。


馬雅貞 - http://bit.ly/2WRMzUW
滿州尚武文化再檢視:以方略為例
主講人:    馬雅貞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主辦單位:    中研院近史所西學與中國研究群
時間:    2018 年 09 月 11 日(二)下午 3:00 至 下午 5:00中央研究院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 http://bit.ly/2WR1n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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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 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 消息列表 http://bit.ly/2WLap4R


尚武精神

與牛狂奔! 西班牙奔牛節「開跑」首日5人受傷 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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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北部潘普洛納(Pamplona)聞名於世的「聖費爾明節」(San Fermin)奔牛活動今(7)日開跑,首日已至少有5人受傷。(歐新社)
2019-07-07 19:13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西班牙北部潘普洛納(Pamplona)聞名於世的「聖費爾明節」(San Fermin)奔牛活動今(7)日開跑,首日已至少有5人受傷,其中有2名跑者被牛角戳傷。
綜合外媒報導,一年一度的「聖費爾明節」在6日登場、為期9天,每年吸引大約100萬名遊客湧入山城潘普洛納狂歡,這項傳統節慶的重頭戲就是奔牛活動,因海明威的《太陽照常升起》一書而聲名大噪。
今年度的奔牛活動在今日「開跑」,身穿全白、頸纏紅巾的參加者在長達850公尺的街道上,等待牛隻放出並在街道上追逐,最後跑到道路下方的鬥牛場。
但在短短2分41秒的追逐比賽中,已至少造成5人受傷,其中2人被牛角戳傷。當地紅十字會發言人阿爾達巴(José Aldaba)表示,受傷嚴重者已在賽後被送到主要地區醫院治療。
奔牛活動將持續到下週日,成千上萬名跑者會在當地時間上午8時參加追逐比賽。
 在短短2分41秒的追逐比賽中,已至少造成5人受傷,其中2人被牛角戳傷。(路透)
在短短2分41秒的追逐比賽中,已至少造成5人受傷,其中2人被牛角戳傷。(路透)


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何以自宋消失? 祭拜武聖漸漸不存
縱觀中國的歷代王朝,都是十分重視武備的。國家的戰備工作做得好,對於保證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繁盛以及應對內憂外患都是十分必要的。而宋朝在中國歷史上卻是一個分水嶺。
讀史可知,中華民族原本也是一個尚武的民族,漢唐的血液沸騰著激昂的睥睨一切的因素,至宋才戛然消失。而唯有擁有漢唐魂魄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
秦王贏政就不用多敍述了,他似乎就是為戰爭而生的,揮手所向,天下靡定。在極短的時間內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幾百年諸侯混戰的局面,在廣袤的疆域裡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從此揭開了中國封建王朝的垂天帷幕。
項羽平定河北,破釜沉舟,消滅號稱「虎狼之師」的秦軍主力,諸侯不敢仰而視之,皆膝行來見,何其雄也!
劉邦以一丘草民之身,提三尺劍,縱橫中原,屢敗屢戰,終開漢朝400年基業。
文帝富有遠略,雖對周邊的少數民族以懷柔為主,不輕啟戰釁。但他針對匈奴的戰爭步伐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為了對付匈奴騎兵,文帝不但鼓勵民間養馬,國家也在西北邊境設立了36個牧馬場,為的就是實現有朝一日不戰則已、一戰必亡匈奴的宏圖大志。
景帝平定吳楚七國之亂,使「文景之治」的繁榮局面不致中斷。為後來武帝大規模北擊匈奴做了充分的物質準備。
武帝是歷史上最具雄才大略的偉大帝王,他繼位後,改變文化政策,利用儒學敦化民風,同時採用法術、刑名鞏固政府的權威,即所謂的「表儒裡法」。又一改對匈奴妥協的政策,主動進攻。武帝是一個勇猛剛毅、具有持久開拓雄心和征服野心的人,絕不能容忍匈奴再踏入漢關半步,他要一削父祖幾代人所受的鳥氣。他毅然拋棄了行之近70年的和親祖制,開動了整個國家的戰爭機器,全力出擊匈奴!這一聲巨吼,響徹了44年之久,匈奴從此全面衰落。
漢武帝王道霸道,交錯為用。在對匈奴用兵的同時,還派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了著名的絲綢之路,進一步加強了對西域的統治,把新疆正式納入了中國版圖。接著又平定了夜郎、 南越,征服了閩越和東甌政權,在西南先後建立了七個郡,分別置於漢帝國的直接管轄之下。漢武帝還派兵從海陸兩道攻入朝鮮,設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 郡。如此蓋世武功,在中國歷代帝王中,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因此被後人讚為「冠於百王」。武帝是第一個奠定中國遼闊疆域的皇帝,現代中國版圖的基本框架在武帝手中基本已勾勒成形。他第一次實現了漢民族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崛起。
武帝用事四夷,以武力拓邊,致使民間尚武之風大盛,整個社會充滿著一種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
西元前28年,北匈奴殺中國使節反叛,在危機情況下,副校尉陳湯不待皇帝指令,發兵征討,認為「胡兵五個才能當漢兵一個。」以少勝多,大敗匈奴軍隊,由此可以想見,當年的漢人是多麼威猛!勝利之後,陳湯又給漢元帝發去了那封流傳千古、揚眉吐氣的疏奏,其中「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雄辭壯語,成為激勵漢民族血性的沸點。
突厥是唐朝最大的邊患,貞觀四年(630年)3月,太宗在做好戰爭準備後,派李靖、李勣率大軍出擊定襄,深入突厥,活捉頡利可汗,突厥部落遂四分五裂。拓邊戰爭取得了輝煌勝利,唐朝的版圖由此擴大到了今天的貝加爾湖以北。平定突厥之後,唐太宗再次遠征,將吐穀渾納入唐朝版圖。而西域的高昌、焉耆、龜茲、西突厥也相繼降服,遂在西域設立了安西四鎮,這是唐朝繼漢朝之後,再次對西域實行有效統治。後又大敗吐蕃軍。贊普松贊幹布遂向唐太宗謝罪求和,請求和親,唐太宗遂將宗女文成公主嫁給他。唐與漢初的和親不同,漢初與匈奴的和親,有著太多的無奈與屈辱,而唐與吐蕃的和親,則是一種強勢之下的懷柔。從此,吐蕃和唐朝結為甥舅關係。
貞觀年間是唐朝拓邊最猛烈的時期,邊疆戰爭之頻繁和戰勝次數之多,在中國古代史上非常罕見。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意氣風發的時代,一個高度自信的時代,貞觀之治的一大內容,就包括這種相容並蓄的大唐雄風和氣吞萬里如虎的尚武精神。
武則天延續了貞觀時期金戈鐵馬的尚武精神。面對吐蕃貴族的入侵和騷擾,武則天給予鐵腕還擊。她派大將王孝傑擊敗吐蕃,打通了河西走廊,收復安西四鎮,復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之後,又設置北庭都護府等,不但鞏固了西北的邊防,也打通了一度中斷的「絲綢之路」,使唐朝和中亞的貿易再度活躍起來。
漢唐是中國歷史上兩個最為強盛、輝煌的王朝,漢與唐相比,漢質勝於文,唐文勝於質。漢雄渾凝重,唐璀璨瑰麗。漢有壯男之質樸剛健,唐有貴婦之雍容華麗。漢氣勢恢弘;唐氣象雄闊。大漢雄風、盛唐氣象遂成為中華民族最引以為驕傲的民族性格和魂魄。
魯迅在《墳》一文中,曾對漢唐精神讚揚有加,他說:「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漢唐雖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絕不介懷。」至今讀來,漢唐雄風,猶撲面而來。
岳飛為規復失地,高歌:「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其氣吞山河之勢,尤其令人振奮!這些無不顯示出中華民族固有的尚武精神
此後猶有明成祖六掃虜庭的雄風、鄭和下南洋的開拓以及平定安南之亂的果斷等,康熙為一代雄主,在他執政期間,平定了三藩之亂;統一了臺灣;並與俄國簽訂了 《中俄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東段邊界,遏制了沙俄東擴的野心;平定了回疆、準噶爾等貴族的叛亂,強有力地鞏固了全國的統一,使中央集權得到了加強,也 使當時的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清朝版圖最大時達1200多萬平方公里。
對尚武精神的鼓勵和對武備的重視和整飭,不但能有效地維護 國家的統一、邊疆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也會使得國家興盛的局面得以長久保持。因此,在歷史的循環往復中,中華民族雖然歷經劫難,但復興漢唐魂魄總是那麼令 人津津樂道。尤其是近代百年中華民族受辱挨打的歷史證明,喪失了民族的尚武精神,連自立都談不上,何來復興和輝煌?
那麼,中華民族自漢唐以來固有的尚武精神,何以在宋代消失了?
探索這段歷史很有必要。
凡歷史上的開國之君,在建國之初,無不具有奔揚的氣勢和馳騖的精神。唯獨趙匡胤因為是從孤兒寡母手中奪得的政權,怕有人見樣學樣,就一味推行「重文輕武」政策,解除將帥兵權。趙匡胤曾問陳摶老祖,何處可守?一個「守」字,就把激昂的漢唐精神推得遠遠的了,也奠定了國家政策的基本調子,就是抱殘守缺、苟且偷安。而為了消弭文人們的獨立精神,宋代特別重視科舉,但又不像唐太宗那樣自信,看到許多新取的進士魚貫而出,便得意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而是 「以科舉銷天下英雄氣」,宋代的科舉成了統治者培養順民所實施的一種政治權術了。宋代的文人,也幾乎都把「學成文武藝,售與帝王家」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了。在宋代,科舉及第會無限榮光,會被皇帝在皇宮賜宴,也會帽插金花招搖過市,引得萬人空巷。所以時人曾感慨:「縱將帥於萬里之外破敵滅國,凱旋而歸,所受獎賞也不過如此。」由此看來,宋朝的科舉取士,已經不是為國家選拔人才了,而是對俯首貼耳讀書人的高級獎賞了。
民如水,體制如器,統治者鼓勵什麼樣的時代精神和提倡什麼樣的道德準則,民族就有什麼樣的性格,就會擁有什麼樣的靈魂。如統治者戰爭意志堅強,自然就會激起民族潛藏已久的血性。 宋代「重文輕武」,此時的儒士文人,也便沒有了戰國前期高蹈揚厲、獨立思考的個性,而逐步淪為求仕、做官的食祿之徒,整個社會便瀰漫著文弱之氣。
更糟糕的是,此時的儒家文化也發展到了極致,盛極而衰。朱熹繼承和發展了程朱理學,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存天理,滅人欲」,一切社會規則更加精細化和制度化。人們只能循規蹈矩,亦步亦趨,不敢有絲毫的創新。整個社會思潮趨向保守和僵化,社會成消極封閉狀態,與盛唐的開放自信姿態形成鮮明的對比。而朱熹的理學思想此後統治中國社會長達700多年,直到清末。
元時矯枉過正,把知識份子從天上踩到地下,八娼、九儒、十丐,此時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連娼妓也不如,僅比乞丐強點。斯文掃地,以此為甚。明清時期,雖為知識份子廣開仕進之門,但卻大興文字獄,以形式重於內容的八股文取士。儒家思想中閃光的東西被一步步閹割殆盡,完全成了統治的工具了。整個社會固步自封,積重難返,社會死氣沉沉,毫無活力,而統治者還沾沾自喜地以天朝心態自居,真是可悲、可嘆、可恨。
知識份子是一個時代的優秀代言人,宋元明清以不同的方式箝制、糟蹋儒家文化,對知識份子進行洗腦。使他們失去獨立的社會地位,也就沒有了獨立的人格,整個民族也就不可能有獨立的思考了。他們的骨子裡涵蓄了太多的柔媚,陶醉於詩酒風月之中,也便沒有了「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 夢來」,「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的奔赴疆場、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漢唐以來的尚武風氣,從此消失。變成了渾渾噩噩,不知進取的一群人,何來血性? 也就沒有了漢唐時代的知識份子,常以到邊疆建功立業為榮耀的自覺意識和責任了。
漢唐之所以成為偉大的時代,漢唐精神之所以被後人仰慕和頌 揚,主要是多種文化的交匯、融合、發展的結果。春秋戰國時期知識份子爆發出的驚人的創造力和生命力,在漢代進入全面開拓時期,武帝 「表儒裡法」,相容並蓄,氣勢恢弘。而隋重新實現了的政治統一,則也是經過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幾度整合的結果。唐代則更是借助外來文化的強烈刺 激,創造了一種全新的以漢文化為主的胡漢文化,再一次彰顯出勃勃的生機和闊大的氣象,促成了中華民族新的統一體的鞏固和發展。而唐以前中國社會尚武的精 神,卻在宋以後,由於對儒家文化的單一性選擇和推崇,沒有了包容性,尤其元明清時代,甚至摒棄了儒學中閃光的東西,而把落後的一面發揮到極致,這就使得整 個社會逐步消弭了進取的精神和意志。近代中國的落後與挨打,與此不無關係。
由以上原因分析得知,中國從鴉片戰爭以後,聞戰必懼,鮮有勝仗,不僅對自身的命運產生了懷疑,民族的自信心也大為受挫。自宋以來堆積在中國人心中孱弱的意識,使得民族危機嚴重到了亡國滅種的境地。近代大半個世紀 裡,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後繼去尋找救國救民之路,經過近代各種文化思想啟蒙運動和五四新思潮的洗禮,才在中國形成了一種全新的五四新文化。它在喚醒民族意識 的同時,也激起了潛藏已久的民族血性。如果說,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取得了民族獨立的話,那麼,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則奠定了中國大國的地位。它所激發出的中 華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巨大動力,是中華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榮富強的里程碑。因為只有戰勝一個 大國,自己才能成為一個大國。
正如前面所言,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尚武精神的鼓勵和對武備的重視和整飭,不但能有效地維護國家的尊嚴、邊疆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也會使得國家興盛的局面得以長久保持。
記住歷史的經驗教訓吧,唯如此,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和再次崛起也就指日可待了!


尚武精神

慶祝AK-47突擊步槍設計人卡拉希尼科夫百歲冥誕,有超過100名俄國學童學習組裝AK-47。(圖/pixabay)
俄羅斯昨天慶祝AK-47突擊步槍設計人卡拉希尼科夫(MikhailKalashnikov)100歲冥誕,昨日有超過100名俄國學童在莫斯科一處公園學習組裝AK-47。
兵工專家卡拉希尼科夫明天百歲冥誕,相關慶祝活動包括展覽陳列、傳記電影和愛國主義的課程等。
在莫斯科南部一座公園,可看到上百名男女學童穿上迷彩裝,參加漆彈大戰並學習組裝模擬版AK-47步槍。
籌辦競賽活動的青年機構Gvardia負責人史塔克(Andrei Starykh)驕傲地告訴法新社說:「今天至少有100人參與拆解組裝AK-47。」他堅持認為兒童必須知道「現實生活」,因此有必要知道如何組裝這支遠近馳名的武器。
講師庫茲敏(Roman Kuzmin)附和說,大家都該知道如何運用這把槍,尤其「全國各地發生了這麼多事」。
卡拉希尼科夫2013年過世,享壽94歲,被視為俄羅斯民族英雄,是俄國引以為傲軍事文化的象徵。他發明的AK-47突擊步槍,是廣獲各國游擊隊和政府軍採用的武器。AK-47步槍也是俄羅斯軍事教育的主要內容。
AK-47問世以來已在全球銷售超過1億支,全球至少50個正規部隊選它當武器,包括伊拉克和索馬利亞。(相關報導:只有國中學歷的小士官,卻意外發明出全世界殺最多人的武器!揭「AK-47之父」如何魯蛇逆襲|更多文章)

https://youtu.be/jdZAn7aF0AU
https://youtu.be/_trIoYTPVjc
https://youtu.be/0qOENdNfcqY


卡拉什尼科夫。(Sputnik / Ilya Pitalev)歷史上的今天》AK-47之父、「世界槍王」卡拉什尼科夫誕生-風傳媒 http://bit.ly/32xqtsT
在外國人眼中,談及俄羅斯會想起甚麼呢?俄羅斯娃娃、航天技術和熊,這是首先映入大腦中的事物。當然,還有卡拉什尼科夫(簡稱AK)衝鋒槍。據金氏世界紀錄記載,這種武器,在數十個國家軍隊和特種部隊中最為普及。據統計,全世界各類型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有上億之多,比其它所有衝鋒槍總和還多。11月10日,著名槍械創造者、俄羅斯武器設計師米哈伊爾・卡拉什尼科夫誕辰100周年。 
米哈伊爾·卡拉什尼科夫
 卡拉什尼科夫在其漫長的人生中做了很多事情,而其中最為主要的是衝鋒槍。這款射擊武器不僅高效而且簡單可靠。那些不解軍事的人,也能拆裝任何一款AK衝鋒槍。蘇聯時期,高中生在初級軍訓課上有AK衝鋒槍科目。年輕人為獲得「優秀」成績,需在18秒鐘內拆槍、30秒鐘內裝槍。而軍隊條例要求的系數分別是15秒和25秒。因「卡拉什尼科夫」非常簡單,因此生產起來相當廉價。一些國家生產的此類槍支,甚至僅相當於母雞的價格。另一個優勢是萬能性:使用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即可射擊蘇聯的7.62毫米子彈,也可射擊北約的5.56毫米子彈。
上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成為第一批從蘇聯免費獲得AK生產許可證的國家,同時還獲得了必要的設備。在生產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的伊熱夫斯克市,中國專家進行過培訓。著名槍械設計師的大女兒涅麗・卡拉什尼科娃向衛星通訊社做了介紹。
涅麗·卡拉什尼科娃和孫女在莫斯科市參加父親雕像開幕式
涅麗・卡拉什尼科娃和孫女在莫斯科市參加父親雕像開幕式
「50年代時,在我們城市有很多中國人,他們來到武器廠學習製造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我記得,所有中國學員都穿著相同的衣服:雨衣面料製成的藍色外套和紅色五角星耳帽,帽子也是藍色的。」
涅麗・卡拉什尼科娃
1954年史達林去世後,中蘇領導人之間出現意識形態分歧,兩國關係開始惡化。中國宣佈,生產武器走自己的路。中國首批衝鋒槍定名為56式,於1956年列裝解放軍。據專家鑒定,56式是蘇制AK-47的翻版,和原版幾乎沒有兩樣。
米哈伊爾・卡拉什尼科夫參加過很多射擊武器的研制,但讓他譽滿天下的是AK-47衝鋒槍。這款槍於1947年誕生,當時卡拉什尼科夫僅是28歲的普通戰士。因此項發明,他獲得了一級史達林獎和紅星勳章。獎金是15萬盧布,在當時可是相當大的數額,用這筆錢可以買10輛「勝利」牌轎車。這種車對絕大多數蘇聯人來說,是聞所未聞的奢侈品和難以企及的夢想。從天而降的財富並未讓年輕發明家頭腦發熱:卡拉什尼科夫出生在多子農民家庭,他借此機會給很多親屬提供資金上的幫助。
發明獎可讓家庭生活富足,但父親對物質生活興趣不大。大女兒涅麗・卡拉什尼科娃介紹道。
「他從不追求如何發財,我們生活在普通的城市住宅中。像大多數工人一樣,在城郊有面積不大的別墅。父親喜歡耕種土地,很多家裡活都是親自動手。」
涅麗・卡拉什尼科娃
在傳奇槍械師的命運中,有很多非同尋常之處。卡拉什尼科夫中將是唯一同時獲得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和俄羅斯英雄稱號的俄羅斯人。在國內,也是唯一甚至沒有經過全程中等教育的博士和榮譽院士。
父親是天才自學者,文件顯示,他僅9年中學畢業,但他整個一生都在學習過程中。涅麗・卡拉什尼科娃指出。
「卡拉什尼科夫是自己鍛造了自己。從性格和潛質看,他是真正的學者。如果看到有甚麼不知道的事物,他會翻閱很多書籍,追究事情的本質。如果決定,要完善他提出的新技術建議,他會把已經成型的結構不斷修改,直到完美。從早到晚他一直呆在工廠,家裡幾乎沒有他的影子。」
     涅麗・卡拉什尼科娃普京總統和卡拉什尼科夫在伊熱夫斯克市見面
普京總統和卡拉什尼科夫在伊熱夫斯克市見面
米哈伊爾・卡拉什尼科夫於2013年12月23日去世,享年95歲。臨終前幾天,有個想法一直縈繞著他:「在人的行動和內心世界里,善惡總是彼此相伴」。這位舉世矚目的設計師是一位宗教信仰者,針對那些被衝鋒槍奪去生命的人,他感受到某種責任,畢竟衝鋒槍和他有著直接的關係。他離世前不久,給俄羅斯東正教會宗主教基里爾寫了信,陳述了自己內心的煎熬。他寫道:我一共設計過150多種射擊武器,唯一的目標是,為祖國免受敵人攻擊提供可靠的保障,我不想這些武器讓不公正戰爭中的無辜者失去生命。
米哈伊爾・卡拉什尼科夫對俄羅斯國防領域的貢獻難以估量。他是世界上第一位設計出系列標準自動射擊武器者。這些武器的自動化方案、結構和工作原理基本相同。現在,伊熱夫斯克市兵工廠被更名為「卡拉什尼科夫」集團。在這裡,他作為總設計師一直工作到老年。「卡拉什尼科夫」在世界射擊武器市場是新式的、但早已是聲名顯赫的品牌。歷史上的今天》AK-47之父、「世界槍王」卡拉什尼科夫誕生-風傳媒 http://bit.ly/32xqtsT


從日韓的「運動立國」看我們應有的體育運動政策
2019-12-27
【投書】從日韓的「運動立國」看我們應有的體育運動政策 | 黃煜 / 多元發聲.讀者投書 | 獨立評論 http://bit.ly/2SzPRNE
日韓將體育做為國家發展的的利器,並以國家的力量全力推動。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隨著總統大選日益逼近,筆者也一直觀望三組候選人針對體育運動的政見。
國民黨的韓國瑜在10月初提出了體育政策,內容包括成立體育部、增加預算等;而小英總統相較於4年前所提出的5大政策,包括選手職涯照顧及體育行政優化等,這次似乎只有在替立委候選人站台時蜻蜓點水似的提及相關政策如照顧優秀選手;而親民黨的宋楚瑜則是在自己的網站陳述了體育政見。
相較於諸多其他議題,如兩岸及核電,體育運動政策在歷次總統大選好像都不會是主角。按照過往邏輯,充實體育經費及照顧優秀選手,似乎是體育運動政策的核心,但有趣的是,相較於其他領域如教育、產業等,體育運動界似乎也沒有太多自己的主張或是對政策內涵的評析。
值得一提的是,鄰近的日韓兩國堪稱是先進國家,也算是運動大國之一,他們的體育運動發展,早已從追求「全民健身」及「競技卓越」提升到「運動立國」的境界。因此,運動成為國家、城市與社會發展的重要策略工具。本文先針對此點,說明這兩個國家如何利用運動作為宏觀策略發展的重要利器。
東奧讓日本浴火重生
東京不僅是亞洲第一個辦理奧運的城市,也是亞洲第一個兩度辦理奧運的城市,明年夏季奧運將再次在東京登場。不論是第一或第二次,其實都充份展現出東道主的國家力量。
以1964年東京奧運為例,當時辦理奧運的目的是要讓世人了解日本已經走出二戰陰霾,並利用此機會加強城市基礎建設及完善運動硬體設施。此外,當時的日本拿下16面金牌,排名第三,也利用競技成績獲取國家光榮。毫無疑問地,半世紀之後的日本,也試著再次藉由奧運平台彰顯曾經的「日本第一」。
爭辦奧運會對日本並非是即興之作,這與政府的整體思維演變有關。在1980年末期及1990年初期,日本政府就開始思考展望21世紀的運動推廣策略,當時以「運動」的概念取代「體育」,最重要的意涵就是從「提倡運動風氣」轉向為「透過運動帶動城市發展」,而政府組織架構也將運動事務從原本隸屬教育部調整為與教育、科技、文化並列為同一行政部門。進入21世紀之後,行政機構提出運動先進國家宣言,核心理念包括:透過運動能量的激發向國際彰顯先進國家,透過運動為全球和平、安全作出貢獻,帶動經濟貢獻等。在2011年通過《運動基本法》之後,日本再次確認了運動立國的概念。
事實上,日本政府從2006年起就開始啟動2016年的奧運申辦工作,但於2009年敗給里約,在2011年歷經福島核災後,為展現浴火重生,東京再次投入爭辦2020年奧運,並於2013年獲得主辦權,而奧運籌委會也整合國內資源,期望能夠為日本注入更多的活力。首先是幾個日本的大企業擠入了奧運的頂級贊助商行列,包括普利司通(Bridgestone)及豐田汽車(Toyota),另外有60家企業與籌委會簽約參與,金額超過30億美元,較預期多出一倍,是2012年倫敦奧運的3倍,亦創下歷史新高。助營收已經超越了整體奧運營收的一半,對支應250億美元的賽事籌辦經費有具體助益。
為深化國際連結及擴大觀光人口,籌委會結合外交部及200個城市推出的住宿接待專案,邀請各國運動代表隊至日本進行移地訓練。其中,2017年時有8個城市指定與台灣進行交流,到2019年10月止已經有24個城市要與台灣進行交流,國內舉重代表隊及田徑協會則分別到了北海道士別市、靜岡縣靜岡市等進行移地訓練,而這些城市在交流過程中,都明確要求雙方要有文化交流及體驗。
奧運前夕的各種正式或是暖身賽事也是熱鬧滾滾,2019下半年就已經讓日本成為國際運動媒體的重要焦點。如2019年第9屆橄欖球世界盃是第一次在亞洲辦理,45場賽事吸引創紀錄的近170萬人次入場,包括了約40萬的國際遊客,預估帶來40億美元的經濟效益,全球收看人次預估約4億,而世界橄欖球協會也肯定這次世界盃的成效,並希望日本能夠在未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此外,國人熟悉的12強棒球賽在日本東京及千葉辦理,中華隊的幾場比賽都吸引了數千位國內球迷前往觀賞。此外,包括2019世界盃排球賽、世界盃柔道賽、世界盃桌球團體賽等重量級賽事,也都在今年下半年登場,對於提升日本的整體能見度大有助益。
不論是接待住宿專案或是賽事辦理,都與日本觀光大國的打造有關。依據日本觀光廳的報告指出,2011年到日遊客人數約為622萬人次,在2013年已經突破1,000萬人次,當時是設定在2020年東京奧運時要突破2,000萬人次,而這個目標在2015年就已經達標,這個2020年奧運目標也隨後修訂為4,000萬人次,而在2018年時已達到3,000萬人次。
雖說距離上一次奧運在東京辦理已經是半世紀之久,但卻同樣地肩負著復興國力的使命,明顯地,辦理大型賽會已經成為展現國家建設的重要策略工具,更重要的是整體策略的規劃及跨部門的整合,才有機會展現綜效。雖說奧運是明年登場,但從觀光人數的增加以及各項賽事的辦理成果來看,日本未來在國際體壇的角色舉足輕重,同時也從10年前的觀光開發中國家逐步邁向觀光大國。這些具體作為與現階段成果,也為日本的「運動立國」下了最佳註解。
韓國30年有成的運動立國
鄰近的韓國也是借重運動力量,作為發展國家、強化國際連結、凸顯城市建設與輸出軟實力的重要工具之一。從1988年漢城夏季奧運到2018年平昌冬季奧運的30年間,韓國先後完成了冬夏季奧運、世界盃足球賽以及世界田徑標賽的辦理工作,是全球第6個完成「四大滿貫」賽事辦理的國家。剖析這30年的運動發展脈絡,與國家發展緊密關聯。
回到1980年代,當時的韓國政治體制逐漸轉型,幾波抗爭事件如光州事件、釜林事件等,都可看見政府體制從專制逐漸朝向民主形態,奧運會的辦理讓國際社會了解政治轉型的現況,對內則是藉由地主運動員的優秀表現凝聚韓國人民的向心力。同時,韓國在地文化也藉此介紹給國際社會,包括韓式料理以及影視娛樂,幾個國家級的企業一方面贊助賽事,另一方面也大量引用韓國演藝明星做代言人,事後也顯示這些作為奠定了韓流國際化的基礎。
再者,世界盃足球賽的辦理提升了國家品牌價值,畢竟,這是第一次世足賽在亞洲舉辦,韓國再次展現其國家能量。加上與日本共同辦理,對於曾經被日本統治過的韓國來說,能夠與殖民國平起平坐,有助於提升國際地位。同時期的金融風暴讓韓國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韓國足球隊充分利用地主優勢踢進前四強,也是史上最好成績,從學術研究及民間輿論看來,此次世足賽加速了韓國經濟復甦,頗有正面助益。
另外,平昌冬季奧運的籌辦則是城市品牌的國際化。進入21世紀之後,除前述賽事之外,韓國還陸續辦理了兩次的亞運會(仁川及釜山)及兩次的世大運(大邱及光州),在首都首爾先後完成亞運、奧運及世足賽之後,其他主要城市似乎也想利用賽事辦理進行城市再造及國際行銷,平昌亦不例外。值得一提的是,韓國青瓦臺領導人一方面打造奧運會成為促進和平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則是在國際政治角力戰中擴大自己的籌碼並掌握發言權,即使國際輿論不看好政治紅利的後續效應,但該段期間的政治作為,確實讓平昌冬奧沉浸在祥和的氛圍中。身為奧運會主辦單位的國際奧會更是樂見自己賽事成為和平的重要推手,以彰顯運動多元價值。
顯見地,日韓兩國的案例凸顯了運動潛在的策略價值,這正是透過運動進行發展(Development through sport)的重要思維,檢視我們總統候選人的體育運動政策,似乎多半圍繞在加碼體育運動預算,似與運動立國的視野與格局仍有一段差距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運動科學系教授。)【投書】從日韓的「運動立國」看我們應有的體育運動政策 | 黃煜 / 多元發聲.讀者投書 | 獨立評論 http://bit.ly/2SzP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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