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尚武精神/尚武文化/「漢化說」與「新清史」/尚武有助於抗禦外敵或有效擊敗危及已方或友鄰時的保衛手段，達到克敵制勝之道-絕不可輕易動武。在授徒之前也必先讓習武者明白，不可仗著自己的功夫好勇鬥狠，這不僅不是尚武，反褻瀆了尚武精神/尚武文化痕跡的民俗活動 蒙古那達慕 阿拉伯獵鷹比賽 西班牙鬥牛節、奔牛節 英國喬維克北歐海盜節（Jorvik Viking Festival） 全日本弓道大會、日本流鏑馬 印度錫克教徒灑紅節比武（Holla Mohalla） 內門鄉宋江陣 美國、瑞士與芬蘭的槍械文化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http://bit.ly/2JNhT3G

梁啟超: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
一部中國近代史，既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屈辱史，也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奮鬥史。其目標大約有二：一曰救亡圖存;一曰民族復興。其實現途徑亦大約有二：一曰繼承傳統，一曰學習西方。近代中國發生的每一點變化，其實都與內在的文明傳統息息相關，也並非開放與保守這麼簡單。但是，這一切都源於西方國家及其背後文明的入侵，中國人經歷了從“天朝上國”到“野蠻民族”的心路歷程，滿懷幽怨悲憤、無可奈何地接受了“我不如人”的殘酷現實，並且發現要實現救亡圖強，就必須邁出讓無數活在想像世界裡的士人感覺丟盡臉面的那一步：向西方學習。於是乎，中、西、新、舊，在這個曾經創造無數輝煌的東方帝國里碰撞出異樣的火花。
向西方學什麼?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下，最要緊的自然是軍事。從林則徐、魏源到李鴻章、張之洞，有識之士無不以此為中心大做文章，而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艦隊竟能到日本國土上耀武耀威(長崎事件)，似乎預示著一切都在往美好的方向發展。可惜，幻影終究是幻影，甲午一役驚醒了無數國人。以製度改革為目標的維新，遂成一時風潮。怎奈嚴重缺乏政治經驗的年輕人根本不是老婦人的對手，掙扎百余天之後面對的就是幽禁、流血和逃亡。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不論這首詩是否經過篡改，慷概赴死和流亡海外者無疑都懷有一顆救世之心。流亡者中，有一人東渡日本，從此思想大變，跳出老師今文經學的窠臼，以恢弘的氣魄開始建構新的學科體系，成為近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他，就是——梁啟超。
在梁啟超龐大的學術體系中，有一項常常被人所遺忘，即：尚武精神!
梁啟超
流亡日本後，他撰寫了多篇文章，成功將尚武從軍事實踐上升到理論解釋層面。最值得深思的是，在梁啟超看來，尚武乃西方文化精華：“中國最需要採補的西方精華乃是尚武。”換句話說，提倡尚武竟然也是向西方學習的一部分!
梁啟超舉出了古斯巴達例子。古斯巴達有一項傳統，今人或許以為殘忍：
“嬰兒之生，必由官驗其體格，不及格者，撲滅之。生及七歲，即使入幼年軍隊，教以體育，跣足裸體，惡衣菲食，以養成其任受勞苦凌犯寒暑忍耐飢渴之習慣，飲食教誨，皆國家專司其事。成年結婚而後，亦不許私處家中，日則會食於公堂，夜則共寢於營幕。”
在梁啟超看來，古斯巴達作為一個彈丸小國，全國人口加在一起不到一萬，竟然對內統治數十萬異族，對外挫敗十餘萬波斯軍隊，雄霸希臘，與雅典狎主齊盟，原因就在於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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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俄羅斯之所以強大，也是因為尚武。而最具說服力的例子，是日本的崛起。梁啟超說：
“我東鄰日本，其人數僅當我十分之一耳，然其人剽疾輕死，日取其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發揮而光大之。故當其徵兵之始，尚有哭泣逃亡，曲求避免者。今則入隊之旗，祈其戰死，從軍之什，祝勿生還，好武雄風，舉國一致。且庚子之役，其軍隊之勇銳，戰鬥之強力，且冠絕聯軍……彼日本區區三島，興立僅三十年耳，顧乃能一戰勝我，取威定霸，屹然雄立於東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
日本，曾經是被中國人瞧不起的蕞爾小邦，如今因尚武變得異常強大，自然值得效仿。那麼，與外國相較，中國尚武情形如何呢?
梁啟超寫下一句話：“我們中國卻以文弱在世界上考第一名，逆來順受，窩囊透頂，東亞病夫，病入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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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是“時務體”創造者，“筆鋒常帶情感”(張蔭麟語)，被時人讚為“有排山倒海之勢”(鄭孝胥語)，所寫又大多為批判文字，態度偏激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所謂學者的獨立人格，不就體現為批判精神嗎?試問：不偏不倚、不溫不火、不痛不癢的文字，豈能達到震耳欲聾的效果?
其實，梁啟超又何嘗不知中國尚武歷史之久遠，中華民族尚武之天性?他所批判的，乃兩漢之後尚武精神的衰落，認為這是導致中國積貧積弱的重要原因。1904年，他編寫《中國之武士道》一書，就輯錄了自春秋到漢代間70位“好氣任俠”人士的事蹟，以此證明中華民族流淌著尚武的血液。
然而，尚武精神緣何漸次衰微?
梁啟超總結了三點：
一是國勢之大一統。正所謂：“戰國尊武，一統右文。”
二是儒教之流失。儒教本是文武兼尚，但“後世賤儒……不法其剛而法其柔，不法其陽而法其陰。”
三是霸者之摧盪。開國皇帝得天下後，害怕“他人亦將可以武力奪之我也”，往往偃武修文，銷兵甲、興禮樂。消蝕民族尚武精神主要有“鋤”和“柔”兩大方法，前者如秦始皇收繳天下兵器鑄成銅人，漢高祖劉邦及明太祖朱元璋誅殺功臣等;後者則更是：拿律令制策、詩賦詞章、帖括楷法、簿書期會柔化人才，柔化他們的才力、筋骨、言論、思想乃至精神。不用動刀動槍，天下英雄就被圈養起來。
“重文輕武”確是兩漢以後的大趨勢，讀書人普遍認為“野蠻人尚力，文明人尚智”，宋代後更有“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民間諺語。對此，梁啟超批評說：“嗚呼!此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言，迂偏而不切於事勢者也。”他在吸收西學基礎上，重新定義了尚武的內涵：
“吾所謂武，精神也。無精神而徒有形式，是蒙羊質以虎皮，驅而與猛獸相搏擊，適足供其絀啖而已。”
“尚武精神為立國第一基礎。”
“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立國者苟無尚武之國民，鐵血之主義，則雖有文明，雖有智識，雖有眾民，雖有廣士，必無以自立於競爭劇烈之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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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霸氣的界定，直接把尚武精神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位，反映出對國家貧弱的痛心和對民族強大的嚮往。若想在槍砲橫行的時代存活下去並崛起、自立於世界之林，沒有尚武精神是萬萬行不通的。梁啟超曾在《中國魂安在乎》一文中指出，日本的國魂在於武士道，“之所以能立國維新，果以是也”，我們也應打造中國魂：
“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魂之兵，斯為有魂之國。”
所以，尚武的第一要義，是尚兵，而且必須是有魂之兵!
當然，單靠軍人、精英乃至政府，都不可能真正實現國家強盛、民族復興，必須提高國民整體素養，也就是要塑造“新民”：
“然則為中國今日計，必非恃一時之賢君相可以彌亂，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圖成，必其使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與彼相礎，則外自不能為患，吾何為而患之。”
梁啟超的尚武思想，是受到嚴復“尚力”思想的啟發，背後的理論依據則是“優勝劣汰”的進化論。(嚴復的文字影響了在當時影響了很多讀書人，但真正將進化論等新式思想推向大眾的，首推梁啟超的“時務體”，通俗易懂又具有感染力!)
在亡國危機的刺激下，尚武精神復甦乃是一種必然趨勢，其影響亦至深至遠，近代中國的很多變化都與它相關，如軍閥崛起、文人從軍、暗殺風潮、身體解放、體育鍛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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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精神”曾是中華民族理性的一個重要側面。軍魂、軍心不是一切，但喪失軍魂、軍心的軍隊，以及擁有這麼一支軍隊的國家，在國際較量中必然喪失一切。這是清政府、民國政府的百年鏡鑑。擦拭一番這枚鏡鑑，中華欲大國崛起，必然要有與大國匹配的強兵強將。
　　一部中國近代史，屈辱百年，讓中國人飽嚐“大國無兵”之痛。痛定思痛，每一個有國家憂慮感或責任感的朋友都應該醒悟：中華欲大國崛起，必然要有與大國相匹配的強兵強將。當“尚武”不再被新武俠派們虛說神異，當“尚武”不再被武林莽夫們醉後自詡，一種深深紮根於理性潛層的無私無畏、大智大勇，才會萌芽綻蕾，這才是我們渴望恢復的“尚武”精神。這是清政府、民國政府的百年鏡鑑。擦拭一番這枚鏡鑑，不知能否照見一個國家、一支軍隊曾經失魂落魄的歷史。
　第一章中國被一女子征服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中國南京，下關長江江面，英國戰艦林立，簇擁著那艘艦身高大的旗艦“皋華麗號”。水兵持槍列隊，歡迎花翎錦袍的清國談判代表登艦。
　　彎腰曲背、魚貫而入者為清朝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四品卿銜乍浦副都統尹里布、兩江總督牛鑑、原吉林副都統四等侍衛咸齡、署江寧布政使江蘇按察使黃恩彤，還有暫戴五品頂戴的尹里布家僕張喜等人。
　　英方出席者有全權代表璞鼎查、海軍司令巴加、陸軍司令郭富、談判代表麻恭少校、馬儒翰翻譯等人。
　　討價還價的談判從七月初開始，先在艦上談，後因天熱改在岸上（南京儀鳳門外靜海寺）談，直到七月二十一日（8月26日）璞鼎查等人應邀進入南京城，在上江縣考棚雙方交換和約文本，“和談”才告一段落。而今天的登艦相會，則是為了雙方正式加蓋關防印鑑，簽字畫押。紅印一蓋，大名一簽，中英《江寧條約》即被後人習慣稱呼的《南京條約》遂告生效。
　　簽字儀式結束，送走了中國官員，那幾個不苟言笑的英國貴族軍人心裡早已樂不可支。一個參與談判的英國軍官在其回憶錄中用大寫的英文字母寫道：CHINA HAS BEEN CONQUERD BY A WOMAN（中國被一女子征服了）。
　　這“女子”，當然是指英國女王亞歷山德娜·維多利亞女士。此時，她二十三歲。中國人想不到，一個窈窕淑女領導下的政府，這個政府派出的一支規模不太大的遠征軍，竟然戰勝了四十倍於自己的中國軍隊，迫使大清皇朝那位萬民仰視的帝王低下他一貫高昂的冠冕。
　　一、“皇帝”選擇了戰爭
　　“鴉片戰爭”是英國人發動的侵華戰爭。
　　本節標題卻用了“皇帝選擇”，可能有冒大不韙之嫌。
　　在下無意顛倒“侵略”與“被侵略”的歷史關係。
　　誰如果對近代的中外關係（自然包括中英關係）做一些粗線條的梳理，誰如果跳出單項的歷史譴責或歷史表彰、而具備了一點汲取歷史教訓的理性，他都會對中國人（自然包括“皇帝”）在“鴉片戰爭”中的“戰爭責任”予以正視。承認了昨天的中國人的“戰爭責任”，會讓今天的中國人更有理性、更有智慧；而這，並不妨礙對“鴉片戰爭”進行諸如侵略、被侵略或正義、非正義的界定。
　　道光皇帝撞上了“鴉片戰爭”。因為“鴉片戰爭”的失敗，這賬，當然要記在道光皇帝名下，於是在後人的成見中，他成了個“光腚惹馬蜂，能惹不能撐”的角兒。
　　這多少有些誤解或強加。
　　“序篇”中寫到的那位“綿寧”，即位後改“旻寧”，就是道光皇帝。林清之變，考驗了他的臨事不懼。嘉慶帝誇他“有膽有識，忠孝兼備”，倒是實話。
　　嘉慶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慶帝秋狝熱河，駐蹕避暑山莊，因偶感暑氣，高燒不止，竟爾大漸。臨終前，迴光返照，召諸大臣禦榻前託以後事。帝言：嘉慶四年已遵祖宗家法，密立皇次子綿寧為“皇太子”。朕今不起，國不可一日無君，著皇次子智親王綿寧即於行宮即皇帝位。
　　綿寧這次亦隨駕秋狝，大悲大哀中受命大任，依然孝思婉約，忠情愴惻，堅持要奉梓宮還京後再即帝位。八月庚戌，綿寧於太和殿即皇帝位，尊嘉慶帝為“仁宗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簡稱“仁宗睿皇帝”。這一年，道光皇帝三十九歲。是清朝入關後十個皇帝中即位年齡第二大者（雍正帝即位時年四十五）。年近不惑，道光帝登基後即以成熟、穩健稱著。
　　他是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例證之一便是即位後一個月，就果斷罷免了嘉慶皇帝十分寵信的首席軍機大臣托津以及班列第二的軍機大臣戴均元；另兩位軍機大臣盧蔭溥、文孚，雖留任，但降四級使用。同時，起用漢族官員如大學士曹振鏞、戶部尚書黃鋮入直軍機。曹振鏞，即是林則徐會試時“座師”。後來林則徐屢獲大用，多是曹振鏞舉薦。“優禮詞臣，迴翔禁近”，是嘉、道年間較為開明的用人氣象；而道光皇帝一掌權，就表現了變更朝政的意向——道光朝出人才，與皇帝有關。
　　道光帝的節儉與愛民，在清朝諸帝中亦無出其右者。
　　道光即位後，內務府循舊例為其備禦硯四十方，硯背皆鐫“道光御用”四字。道光帝認為所備太多，閒置可惜，便命分賜諸王大臣。
　　御用之筆，皆選紫毫之最硬者奏進，筆管上特鐫“天章云漢”字樣。道光帝認為這種筆又費金，又不合用，廢而勿進；另選外間文人習用的純羊毫、兼毫二種，令加仿製。管上鐫字，亦嫌虛飾，命僅鐫“羊毫”、“兼毫”字樣，以示區別而已。
　　道光帝有一件黑狐皮端罩（禮服），皮下襯緞稍闊，他命內侍拿出，讓在四周添皮。內務府一算帳，需銀千兩。道光帝知道了，諭令勿改。皇帝的裘服不改，京官效之，襯緞再長、再闊，也不添皮，因而終道光之世的十幾年間，京官們裘皮禮服都皮短袖長，隱不露鋒（毛），無法顯示皮毛之珍、身份之尊。
　　最有戲劇性的是，道光帝的套褲在膝蓋處破了一個洞，便命所司補綴一圓綢，俗所謂“雲打掌”。見皇帝如此，大臣亦爭效之，亦於膝蓋處綴一圓綢。某日召見軍機大臣曹振鏞，見其膝上也有“雲打掌”，便問：“汝套褲亦打掌？”曹答：“換新的太貴，故補綴。”道光復問：“汝打掌須銀幾何？”曹曰：“須銀三錢。”道光驚嘆道：“汝外間物太便宜了，我在內府打掌須銀五兩。”其實，外間打個補丁，亦無須三錢，曹振鏞隨口說說而已。但道光帝的節儉之德，畢竟在中國帝王中絕無僅有。後人不可因官吏們迎合偽儉而否定道光帝的惜恤民瘼。
　　南巡靡費，道光帝罷省，故其一生未作南巡計。
　　木蘭秋狝靡費，道光四年（1824）正月亦罷省之，此後他一直在京郊南苑行圍，每年僅五六日而已。
　　皇子、公主婚嫁，本皇家喜慶，道光帝也詔命從簡。如其第五女壽臧和碩公主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出嫁時，道光帝給她規定的一切費用（包括嫁妝）累計不超過白銀二千兩！尚不如一富家女。
　　道光的御膳，最多只准四個菜。有時，僅是一碗豆腐燒豬肝。
　　道光時代，整個宮廷都尚節儉。如皇后生日千秋節，雖為國家盛典，但赴御宴者每人只是一碗打滷麵。宮中妃嬪待女，非節日慶典，皆不得食肉。
　　而對於民間的疾苦，道光帝則念念於心。水旱為大災，每有州縣遇災，免稅之外，常例是開倉濟民，發“一月口糧”、“兩月口糧”、或給予“籽種糧石”，類似的恤民之舉，書載不盡。
　　從個人品質上講，道光皇帝是一個很正直善良的人。如果日子依然如昔，他會是一個守成賢君。可惜的是，他繼承了一個“關門”的祖制，又恰恰遭逢了“破門”的強盜。
　　清朝的閉關政策，是從明朝繼承下來的，基於鄭氏父子據守台灣，時挑海釁。不過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清軍攻入台灣，鄭克塽率眾投降，海禁即已失去軍事意義。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大開。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又宣佈在東南沿海建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蘇）海關，分掌海外貿易。於是廣州、廈門、寧波、松江自然成為正式的通商口岸。
　　如果這一態勢長期維持下去，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當不至於推遲到鴉片戰爭之後、且以被動挨打的方式起步。遺憾的是，“開門”並不是國策。稍有風波，朝廷便想到“關門”。
　　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六月，因擔心“海盜”與“洋人”糾結為亂，康熙帝不但嚴禁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而且嚴申海禁，既嚴禁中國人留住國外，嚴禁中國商船赴南洋貿易，嚴禁向外國賣船、賣米，又對抵岸的外國商船嚴加防範，視若寇仇。
　　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解除南洋海禁，中外貿易、中外交往復蘇。
　　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提高關稅後，乾隆帝又下令關閉閩、浙、江（蘇）三海關，獨留廣州之“粵海關”與外國通商。
　　一關一口通商的局面，歷嘉慶、道光兩朝而不變。著眼於短期安全考慮的閉關，引發了中國的長期不安全。閉關的結果，是窒息了中國，戕害了中國。
　　有一句話，流行了幾十年，叫“落後就要挨打”。其實，這口號似是而非。“落後”不挨打的實例極多。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表述，大抵是：“錯誤就要挨打”、“違規就要受罰”。“錯誤”有相對性，“違規”甚至有強加性，但世界潮流已定，則國家意志、帝王意志再也不是至高無上的終極裁決。
　　“鴉片戰爭”的發生，有許多導火線因素。如果從近代工業革命、政治文明以及資本擴張的世界大勢分析，清皇朝的閉關鎖國恰恰是逆流而動的。不再是商業糾紛，不再是軍事碰撞，不再是歷史上慣有的邊界、領土訴求，不再是一國與另一國的雙邊矛盾，始發於珠江口外的那場中英之戰，其實是“世界”與“一國”的較量，極而言之，甚至可以說是“世界”對“一國”的懲誡性打擊。
　　這“世界”，是“資本主義世界”，或“向帝國主義過渡的資本主義世界”。“一國”，則是自認為可以獨立於“世界”之外的中國。
　　陣線已明，勝負已判，不再有任何懸念。
　　或曰：英國不能代表世界。
　　我們承認，英國祇是英國。但它的目標，它的方向，它的響應，早已是世界性的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又有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英法合夥，再後則有“八國聯軍”的群狼搏龍，這都顯示了“世界潮”的湧動與奔勁。
　　道光皇帝至死也不明白：“人在家中坐”，何以“禍從天上來？” 
　　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課題：關門有罪。因為強盜已在門外，門外公行的原則是：誰家也不准裝門。
　　以上是就世界潮流的大勢而言。
　　體認大勢，順乎潮流，不論從政治哲學或歷史哲學的角度衡量，最後這都歸屬於治國者、當權者的文化智能。文化智能低，是國家悲劇。中國歷史上，每每弄到眾叛親離，怨聲載道，四分五裂、國破身亡，多數情況都有“昏君”背景。“昏”不“昏”，不看小聰明，要看大勢。
　　從為國家、為子孫、為百姓深長謀劃來看，清朝的皇帝從乾隆帝起，即開始發“昏”。
　　在西方耶穌會教士的啟蒙下，康熙皇帝自康熙七年（1668）重任南懷仁起，即接受了西方的天文曆算及地圓之說，這就等於承認了世界地理觀念及世界觀念。但到了乾隆時代，一切官修的典籍（如《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四庫全書》等）仍然宣揚“中國即天下”的天朝上國意識，以排斥西方的地理觀和世界觀。最缺乏常識、最沒有預見的是乾隆皇帝竟然麻木而愚蠢地拒絕建立送上門來的中英外交關係。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英王喬治三世任命愛爾蘭人馬嘎爾尼伯爵為特使，率英國使團從英國的朴茨茅斯港起航，直駛中國天津。而此前，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長佛蘭西斯·培林爵士已給兩廣總督郭世勳寫信，通知英使訪華事。郭世勳得信，即火速上奏朝廷，乾隆帝應允，且命於天津上岸。
　　英國使團除特使、副手、翻譯、秘書、醫生之外，還有一批天文學、力學、化學等多種學科的科學家，於外交使命外，尚有全方位了解中國的意圖。特使乘坐配有六十四門大砲的“獅子號”軍艦，這是當時英國第一流的戰艦。使團成員約百人，加上“印度斯坦”號運輸艦及另外八艘海船的水手、後勤人員，共八百多人。從使團規模之大，可以推知英國國王的重視。⑾ 
　　如果這次來訪僅僅是一次特例，乾隆帝不予回應，或許情有可原。實情恰非如此。
　　在中國的皇帝一再關門自閉的二百多年間，英國國王卻在矢志不移地尋找中國，並期望與這個神秘的東方大國建立正常的、平等的外交關係。忽略了這一歷史事實，總是以“侵略”與“被侵略”來簡化英中關係，是當代史學家不忍割捨的愛國主義情結。
　　在此，不妨插敘英國國王的中國夢：
　　——1497年和1498年，受都鐸王朝之命，約翰·卡伯特（John Cabot）兩次西航，以尋找黃金並探索去中國與印度的海路，未果而返。
　　——亨利八世時代（1509-1547），又組織多次西航，均無結果。
　　——1553年威洛比（Willoughby）和錢塞勒（Chancellor）從英國向東北方航行，尋找中國與印度。威洛比死於途，錢塞勒則抵達俄國莫斯科。
　　——在從北美出發、沿海路尋找中國失敗後，1583年，即明萬曆十一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派商人約翰·紐伯萊（John Newberry）攜帶她致中國皇帝的信，從陸路遠赴中國。中途被葡萄牙人發現並逮捕，英王信未至中國。
　　——1583年，與陸路去中國的同時，英國女王又從南面組織了一次通向中國的航行，船隊在巴西海岸遭西班牙艦隊攔截，被迫折回。
　　——1586年，即明萬曆十四年，伊麗莎白女王派湯姆森·甘文蒂斯（Thomas Cavendish）率艦隊再一次進行尋找中國的環球航行。船隊繞南美洲麥哲倫海峽進入太平洋，曾經至菲律賓。兩年後船隊回到英國，帶去了詳細的中國地圖，及沿途了解到的中國情況。
　　——1596年，即明萬曆二十四年，伊麗莎白女王派本傑明·伍德（Benjamin Wood）為自己的使臣，與另外兩位準備去中國的北美商人一道，前往中國。使臣攜英王致中國皇帝信。信中申明，通商利於兩國臣民，請允許英國人自由出入中國貿易，並給予與他國同等的權利。可惜由於海戰與海難，人亡船沉，英王致中國皇帝信未達中國。
　　——1610年至1613年，即明萬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斯圖亞特王朝國王詹姆士一世兩次托英國商人尼古拉·道通（Nicolas Downton）東航時帶去致中國皇帝信，表示發展兩國關係的意願。因為中國發生了天主教案，無人敢翻譯和傳遞這些信件，至使英國聯繫中國的願望再次落空。
　　由於國內資產階級革命及其他原因，英國國王暫停了聯繫中國的努力，但中英兩國間的貿易基本做到了“互市不絕”。
　　——到了1787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任命卡思卡為全權大使，率團訪華。因卡思卡中途病故，使團返回。
　　這一次次遙遠的探訪，都表明了英國國家統治者開放、開明的世界意識。待馬嘎爾尼率領的龐大使團經過整整一年海上顛簸抵達中國時，乾隆皇帝僅僅將他們視為祝壽的“貢使”。對英國使者提出的八項要求，乾隆帝逐一以“斷不可行”、“皆不可行”、“更斷不可行”、“尤不便準行”、“尤屬不可”等駁回。
　　英國人無功而返，他們高攀不上中國這個“天朝大國”。
　　中國人失去一次走向世界的機會。由於今天不願意建立平等的國家關係，明天，中國等到了外國強加給她的不平等。
　　馬嘎爾尼帶了六百箱禮品，送給中國皇帝和官吏，回程時，兩手空空。一路上，他和他手下的科學家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觀察著中國，並寫下了有針對性的感受：
　　——其中的地質學家考察了黃河的水土流失，預言道：“在八百七十五萬天內，也就是說在二萬四千年內，黃河的泥土就要填滿了黃海。” 
　　——其中的思想家說：“中國老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操在官吏們的手中，對於這種命運，他們是不甘心的。” 
　　——馬嘎爾尼則預言：“清帝國好比是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一旦一個沒有才幹的人在甲板上指揮，那就不會再有紀律和安全了。” 
　　那個“沒有才幹的人”終於走上甲板，擔當了“船長”的重任。他便是儉樸而厚道的道光皇帝旻寧。
　　不是得之於血緣遺傳的智商問題，其實是得之於後天實踐的認識缺失。
　　不是個人的、偶發的局限，其實是民族的、國家的時代落伍太為遙遠。
　　可以這麼為道光皇帝的“無能”開脫：在那個時代，中國境內，上自帝王，下至臣民，億萬眾生中，還沒有一個人因為具備著地理大發現背景下的世界意識，而鍛煉出在國與國的抗衡中製勝大英帝國的才幹！
　　二、“愛國主義”何以不能“救國” 
　　回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秋七月的清空下，從耆英輩手中取過《江寧條約》瀏覽一下，十三條“和約”內容，八款“善後”事宜，無一條一款不鏤刻著中國國家的“失敗”。
　　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民族，經歷過“失敗”，而且能夠承受住“失敗”。失敗留下教訓，接受教訓而爭取勝利，有何不可？
　　但時至今日，中國的主流史書對於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仍然缺乏最中肯的表述。語言要繞行在思想的立交橋上，右行而達左，上行而趨下，一段“失敗史”，常常會被人左講右講、變成了一出“英雄戲”。讓聽眾、觀眾悲涼的是：英雄的將領與英雄的人民總是不能製勝，因而英雄們的“愛國主義”總是不能有效地“救國”。
　　這是中國歷史學的悖論？還是中國歷史的悖論？
　　“愛莫能助”的無奈，讓人反思“愛國”這種“精神”對於“物質”即“國家”的反作用畢竟有限，因而無限度地頌揚“精神”如果不是阿Q式的自欺，大抵是心不由己的誤導。誤導者希望繞過“人民存在”而呵護“權力存在”——不能美滿的是，人民維護了權力，權力卻只維護自己。
　　在鴉片戰爭的歷史斷面上，中國並不缺乏愛國者：
　　大聲疾呼禁煙的鴻臚寺卿黃爵滋；
　　大刀闊斧禁煙的欽差大臣、湖廣總督林則徐；
　　竭誠輔助禁煙的兩廣總督鄧廷楨；
　　血戰定海、第一個為國捐軀的高級將領正二品銜總兵張朝發；
　　血戰沙角砲台而英勇獻身的從二品銜副將陳連升及其子陳長鵬（土家族）；
　　血戰虎門砲台而壯烈犧牲的從一品銜提督關天培、正二品銜總兵福祥（滿族）及從三品銜游擊麥廷章；
　　血戰定海而中創陣亡的正二品銜三總兵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
　　血戰鎮海而落水捐軀的正二品銜總兵謝朝恩；
　　血戰鎮海而投水殉節的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蒙古族）；
　　血戰吳淞而孤守陣歿的從一品銜江南提督陳化成；
　　血戰鎮江而慷慨殉國的正二品銜副都統海齡（滿族）；
　　等等。
　　不乏愛國英雄，不乏奮鬥犧牲，但拋頭顱灑熱血之後，愛國的英雄們卻沒有任何利國利民的建樹。百年之後，我們仍不免要為那個時代的愛國英雄們的無效犧牲而長歌當哭。
　　愛國主義遭逢無奈。
　　愛國英雄殺身成仁。
　　國家卻陷入災難。
　　對此，歷史無所解釋。後來，當“愛國主義”被宣說成公民道德的最高準則時，屢經磨難的百姓卻徬徨於報國無門，衛國無術。
　　是“愛國主義”或“愛國主義的人”出了毛病？還是“國”出了毛病呢？“國”板著面孔，“國”不言，“民”何敢言？
　　就以關天培為例來說吧。六十二歲，那該是一個退休的年齡了，可他還拼搏在兩軍廝殺的火線上。身為“廣東水師提督”，職位不謂不高，俸祿不謂不厚，而在生死存亡關頭，當機立斷，捨棄一切，倘無愛國精誠，萬難做到。
　　考清朝綠營兵制，廣東自順治八年（1651）設“提督”，十八年（1661）移駐惠州。而設“水師提督”則始於康熙三年（1664），駐順德，存五年，於康熙七年（1668）裁撤。到了嘉慶十四年（1809），將原設“廣東提督”改為“廣東陸路提督”，复添設“廣東水師提督”一人，駐節廣州珠江口要塞虎門鎮。
　　“提督”，為清代綠營兵武官中的最高將領，全國僅十四名，故其品級也高。清初無定品，“提督”有正一品者，也有從一品者、正二品者。到乾隆十八年（1753），一律定為“從一品”。以今方古，關天培的軍階在“元帥”與“大將”之間。
　　考定關天培的官階品級，意在提醒世人，一個高級將領能在砲火紛飛中堅守第一線，已屬難得；而他，還要捨生取義，殺身衛國，百年翹楚，千秋一人，空言易許，孰能如此？
　　關天培犧牲時，家中尚有九十歲老母！
　　關天培，字滋圃，江南山陽（今江蘇淮安）人。初以武秀才補清綠營兵把總（正七品），積功二十餘年，升太湖營水師參將（正三品）。道光六年（1826）初行海運，關天培以吳淞營參將身份，督護糧船一千二百五十四艘由長江口循海道北上。風大浪高，方向難控，其中有三百多艘糧船隨潮漂至朝鮮海岸，不久又覓道而歸，安抵天津。當浩浩蕩蕩的千艘海船運載百萬擔漕糧，無缺一船，無傷一人順利抵岸時，道光皇帝聞訊大喜，即升關天培為副將（從二品）。道光七年（1827），關天培升任蘇松鎮總兵宮（正二品）。道光十三年（1833），署江南提督（從一品）。道光十四年（1834），授廣東水師提督。
　　一步步走向軍職的至高點時，在潛意識裡，關天培或許早有了馬革裹屍的準備。
　　關天培的前任李增階，因疏於海防被黜。故關天培蒞任之初，即著力於籌措經費，鑄炮築壘，將廣州門戶要塞建成了當時中國萬里海疆最堅牢的守禦體系。
　　虎門，當珠江口東側，與廣州城徑距百里。虎門，因大虎山、小虎山而得名，山扼珠江口，形如門，故稱。虎門有虎門寨，但我們歷史上所說的虎門砲台、虎門銷菸不指虎門寨，而指大虎山至大角、沙角間十五六里長的那段珠江水面與岸防。珠江出虎門，即為伶仃洋。洋面東西闊六七十里，南北長百二十里，端口東為香港、西為澳門；再出此，即茫茫南海。從軍事上看，扼住虎門，即在水路上守住了廣州。
　　清朝在虎門設防始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其時僅建橫檔、南山兩座砲台，各置大小鐵炮十二門，共二十四門。
　　八十四年後的嘉慶五年（1800），添建沙角砲台，安大小鐵炮十二門。
　　又十年，即嘉慶十五年（1810），於亭涉山麓新建新湧砲台，置炮十二門。
　　又二年，即嘉慶十七年（1812），於黃角山麓建蕉門砲台，置炮二十門。
　　又三年，即嘉慶二十年（1815），將橫檔砲台從山頂移至山腳，並在砲台前加築月台，添置鐵炮二十八門，使該砲台有炮四十門。同年，又在南山砲台西北建鎮遠砲台，置炮四十門。
　　又三年，即嘉慶二十三年（1818），於大虎島南端建大虎砲台，置炮三十門。
　　又十二年，即道光十年（1830），建大角砲台，置炮十七門。
　　至此。總計建砲台八座，置炮一百八十五門。
　　敘述時，我們強調“又”幾年，意在提醒讀者：清朝政府對虎門的防禦體系確實是日益重視，惟恐閃失；因而不能說他們開門揖盜。
　　關天培到任後，其戰略思想更加明確，對各砲台之間體系性的建設更加重視。歸納起來，他的防守設想可以簡述為“三重門戶”體系。
　　第一重門戶：東邊的沙角砲台、西邊的大角砲台，隔著四里多寬的珠江口，對峙而立。因為清兵火砲射程近，二砲台難以形成交叉火力，所以關天培除保留其原有火砲作近岸防守外，又在兩處分設信號台，發現有敵艦內駛，即發信號給二、三線砲台。
　　第二重門戶：以珠江中流上橫檔島一線為防禦重點，隔東水道與武山諸砲台形成交叉火力，隔西水道與蘆灣岸上火砲形成交叉火力。為加強這一線的防禦，關天培於1835年底完成了武山西麓原南山諸砲台的擴建，即將南山砲台改名威遠砲台，增加砲位至四十門，在威遠砲台以北加築鎮遠砲台，置炮四十門。1839年夏，又在威遠、鎮遠二砲台之間加築了靖遠砲台，置炮六十門。上橫檔島西端的永安砲台是1835年底與威遠砲台同期完成的，此台置炮四十門。與永安砲台隔著西水道遙遙相對的，是同時竣工的蘆灣鞏固砲台，置炮二十門。為了保護武山側後，關天培在珠江支流三門水道上築了三門口砲台，又在三門水道邊的太平墟、虎門寨駐兵置炮，其數不詳。
　　第三重門戶：即珠江中大虎山南端的大虎山砲台，舊置炮三十二門，未變。
　　上橫檔島在珠江中，珠江主航道在上橫檔島與武山之間。關天培又在武山山根至上橫檔、飯蘿排（上橫島南）之間扯起兩道排鏈，作為水上障礙，以阻滯敵艦。一排鍊長三百九十丈，系大木排三十六排；一長三百七十二丈，系大木排四十四排。每個大排，都由四個小排組成。而每個小排，都是由四根四丈五尺長的圓木以橫木穿插而成。木排馱著鐵鍊，鐵鍊牽著木排，宛如水上長城。
　　為了攔擊敵人，關天培還在水面上配備了十艘“師船”，每船裝炮十門，合計亦有一百二十門砲的火力。
　　關天培思慮周全，用心良苦。
　　他的基本思路是：先阻敵於水道之外；阻之不住，敵入，則以岸炮、船炮交叉射擊之。從大角、沙角一線到上橫檔一線，約七里；從上橫檔一線到大虎山、小虎山一線，約五里；敵若進入這十二里水域，正好中了他預設的埋伏。
　　但這是一廂情願的戰爭預測。
　　英國人通過多次偵察，早已清楚了關天培十二台、十船、約五百門火砲的防守能力。所以他們採用了穩紮穩打，各個擊破，先予摧毀，再予佔領，最後通過的戰術。換言之，關天培設置的是“口袋陣”，想用關門打狗的戰術取勝。未料英國人不鑽“口袋”，先撕“口袋”，而且從頭撕起，如此，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最牢固的海防長城便被英國人以吹灰之力瓦解。
　　道光二十年（1841）十一月二十五日（1月7日），英艦三艘（加略普號、海阿新號、拉恩號）正面炮轟沙角砲台，又派登陸部隊迂迴攻砲台側後。兩面夾擊，清軍不支，砲台失守。
　　同一天，英艦四艘（薩馬蘭號、德魯伊德號、哥倫拜恩號、摩底士底號）正面轟擊大角砲台，清軍不支，砲台失守。
　　僅僅半天功夫，三重門戶的第一重門兩砲台即告失守。副將（從二品）陳連升與兒子陳長鵬雙雙戰死。
　　居高臨下，易守難攻，何以不堪一擊？英軍攻擊沙角、大角時，關天培就坐鎮在靖遠砲台，相隔僅七八里，何以無力相救？
　　問題先懸在這兒，且讓我等追尋當年事態的變化。
　　沙角、大角的失守，讓虎門水道大門洞開。關天培十分震驚。第一重門戶已破，如今只有堅守上橫檔一線的第二重門戶了。關天培利用重開談判的機會“另作武備”。
　　在這第二重門戶上，一字排開六個砲台，總砲位二百四十門。為了增強火力，關天培在靖遠等三砲台又增加重砲七門，且在威遠砲台南增建兩座沙袋砲台，置炮三十門。砲台後山，增建兵營，駐紮兵勇，以防英軍用攻占沙角砲台的戰術包抄後路，因而武山地區砲位已增加到一百七十七門。在上橫檔島上，除原建二砲台外，又修復了上橫檔山頂砲台，增建了島南、島北兩個沙袋砲台，這便使上橫檔島的火砲由八十門增加到一百六十門。在江西岸的蘆灣，鞏固砲台外，又建一兵營，增設火砲二十門，這便使蘆灣一帶的火砲達到四十門。虎門大戰之前，上橫檔一線的清軍火砲總計為三百七十七門。這是當時中國最強的、絕無僅有海防火力系統。
　　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初四（2月25日），英軍十八艘軍艦突入虎門江面。大出關天培意料的是英軍並未先闖珠江主航道，或是攻靖遠等三砲台，而是以優勢兵力、火力包圍了上橫檔與下橫檔島。英軍佔領下橫檔後，即於該島山上設立砲兵陣地。次日（2月26日）拂曉，英軍先以火砲轟擊上橫檔各砲台。上午十時，英艦二艘（伯蘭漢號、麥爾威麗號）沿江右側進至威遠砲台附近，對武山威遠、靖遠、鎮遠三砲台實施砲擊。同時，英艦二艘（威厘士厘號、德魯伊德號）進至上橫檔以西珠江水道分別轟擊永安、鞏固二砲台。在英軍的艦炮與清軍的岸炮的較量中，岸炮難支。守軍潰逃，英軍開始實施登陸，下午一時，英軍在上橫檔登陸；下午二時，英軍佔領靖遠等三砲台，關天培戰死；下午四時，英軍在蘆灣鞏固砲台登陸。下午五時，虎門一線要塞全部陷落，戰鬥結束。
　　第二重門戶又被英國人敲開了。
　　戰鬥的硝煙散盡，沒有人能還原1841年2月26日的戰況。確切無疑的是：英軍勝了，清軍敗了，清朝政府經營了一百三十年的邊防長城竟在一天之內被英國人不大的一支遠征軍一炮打碎了！
　　不是誘發國人仰視別人的強大，這失敗的事實、或一觸即潰的真相提醒國人：大中華的防衛實力，總比向老百姓許諾的要虛弱得多。
　　敗了，就是敗了，這是壞事。但太史公們還要從失敗中挖掘出比失敗的絕對值還要大的“經驗教訓”。好像，前人拋頭顱、灑熱血就是為了給後人留一點“經驗教訓”作為歷史財富。
　　但關天培、陳連升們畢竟幸運。犧牲了，留下了名字，且能用這犧牲喚起後人永恆的尊敬，這便叫“名垂青史”！讓人悲涼的是，這“名垂青史”的英雄們並沒有用自己的血肉築成長城，將敵人擋在長城腳下；更讓人傷感的是與關天培、陳連升一起犧牲的數百名男兒，連名字也沒有留下。
　　讓數字說話！讓數字表示我們遲到的懷念與尊敬！
　　沙角、大角之戰，清軍戰死282人，傷462人，死傷合計共744人。而作為攻堅戰的一方，英國兵無人一死亡，僅傷38人。
　　上橫檔一線戰鬥，清軍死傷人數無綜合統計，我們僅知上橫檔島因無路可退，清軍傷亡較重，計死亡250人，傷100多人，降於英軍者達千人以上。武山靖遠等三砲台與蘆灣鞏固砲台，是英軍攻堅戰重點，史書說守軍“傷亡過半”，顯然誇大了。但六砲台合計，死傷之數當不低於千人。關天培作為最高將領，負有守土之責，他惟一的體面選擇是戰死，所以他的貼身衛隊20多人亦與他一起戰鬥到最後一滴血。與清軍重大犧牲形成反差的是，英國人攻占虎門第二重門戶的重點防區僅僅傷6人。又是無一人死亡。
　　至此，我們可以算算虎門大戰的傷亡總帳了。清軍死傷約1700多人，死者過其半數。英軍傷44人，無一死者。
　　這組對比數字，揭示了軍隊的強弱比勢。英強而清弱，英強，強在武器；清弱，亦弱在武器。一言以蔽之曰：武器相差太大！
　　我們終於回到了“武器”的、“物質”的現實！
　　鴉片戰爭，中國失敗，百因千因，主因乃“器不如人”！
　　有一頂“唯武器論”的大帽子，被一批十分革命的批評家握著。因為怕被扣帽子，鴉片戰爭中敵我雙方“武器”的差距，一直被近代史研究者有意、無意地迴避著。
　　我們不明白，中國古人“道不離器”的正確論斷、常識表述為什麼被當代一些學者曲意掩飾呢？
　　戰爭，是人的較量，是握著武器的人的較量。離開了“武器”談戰爭，那不是戰爭，那很可能是小孩兒過家家，或老娘們儿廝打。
　　備戰，不能不備“器”。俗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兵器，是與糧草一樣重要，甚至要先於糧草而籌措的備戰重點。吳起論戰，強調“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看來他是因人而配兵器的。
　　有兵，必配兵器。同樣的兵，器利者勝。所以，“兵法”重承襲，“兵器”重革新。不重兵器，驅兵為戰，無異於驅人赴死。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修“兵”（器）就是修道；上升到“人道”的高度，修“兵”（器）就是愛人。
　　從相反的角度考求，一個不重視武備的政府必是一個對國家、對民族、對百姓都不負責的政府。宣言再美，它都是壞政府。
　　鴉片戰爭的失敗，僅僅從“兵器”的落後就足以判定清朝朝廷既缺乏國家責任，又缺乏人民責任。
　　冷兵器時代，兵器有懸殊，還不是不可逆轉的。熱兵器時代，兵器威力大小，往往對弱勢一方是致命的。
　　鴉片戰爭中，英國與中國的軍力對比，不是數量之比，而是質量之比。高質量對低質量，可以說一天一地，這就無怪乎那個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的英國神父，在1832年隨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阿美士德號偵察了中國的沿海防務後敢於自誇： “英國的一隻護衛艦可以輕而易舉地擊潰整個中國海軍的1000只兵船”；“如果我們是以敵人的身份來到這裡，整個軍隊的抵抗不會超過半小時。” 
　　回顧虎門海戰，透過中國當代史書浪漫的愛國主義渲染，那實際上是清國水師既無招架之功、又無還手之力的任人敲打。
　　對進攻者而言，那是一場放手屠殺。
　　虎門，防衛能力最強，尚且如此，閔海防、浙海防、江（蘇）海防、津海防先後被英國艦隊一觸即潰，定是十分正常的了。
　　下面，我們仍要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中、英雙方傷亡數字的對比，來揭示兵備落後的嚴峻性和殘酷性。
　　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傷亡統計：
　　1841年1月7日，沙角、大角之戰，清軍傷亡744人（死282人），英軍僅傷38人；
　　1841年2月25日-2月26日，虎門上橫檔之戰，清軍傷亡約1000人（死約700人），英軍僅傷6人；
　　1841年2月27日，烏湧之戰，清軍死亡466人（傷未計），英軍僅傷8人；
　　1841年8月26日-8月27日，廈門之戰，清軍傷亡110人（死73人），英軍僅傷亡17人（死1人）；
　　1841年9月26日-10月1日，定海之戰，清軍傷亡約300人（大部分死亡），英軍僅傷亡29人（死2人）；
　　1841年10月10日，鎮海之戰，清軍傷亡約300人（大部分死亡），英軍僅傷亡19人（死3人）；
　　1841年10月13日，寧波失守，守軍潰逃，雙方均無傷亡；
　　1842年3月10日-3月15日，浙東反擊戰，清軍傷亡740人（死540人），英軍僅傷亡25人（死3人）；
　　1842年5月18日，乍浦之戰，清軍死亡286人（傷未計），英軍傷亡64人（死9人）；
　　1842年6月16日，吳淞之戰，清軍死亡88人（傷未計），英軍傷亡27人（死2人）；
　　1842年7月21日，鎮江之戰，清軍傷亡503人（死239人），英軍傷亡169人（死39人）。
　　以上戰鬥，清軍傷亡人數共計約4600人（約死3300人），英軍傷亡人數共計401人（死59人）。
　　上文所述英軍傷亡人數，較確。清軍傷亡人數，較難統計，但當在實際傷亡人數之內。如虎門上橫檔一線，戰鬥規模比沙角、大角為大，史書曰“守軍傷亡過半”，實際守軍8000人，傷亡估計1000人，肯定低於實數。又定海、鎮海之戰，規模與激烈程度與廈門之戰相若，史書說“傷亡數百”，今依廈門數估為300人，亦屬保守。即此，清軍傷亡數仍是英軍12倍，而死亡數則是英軍的55倍！
　　另一個讓人痛心的損失是，清軍高級將領犧牲巨大，而英軍高級將佐無損。
　　以下是清軍部分犧牲將、官品級羅列：
　　戰鬥犧牲者品級
　　沙角之戰陳連升副將、從二品
　　虎門之戰關天培提督、從一品
　　麥廷章游擊、從三品
　　烏湧之戰祥福總兵、正二品
　　廈門之戰·搖（佚名）總兵、正二品
　　定海之戰葛雲飛總兵、正二品
　　王錫朋總兵、正二品
　　鄭國鴻總兵、正二品
　　鎮海之戰裕謙總督、從一品
　　吳淞之戰陳化成提督、從一品
　　鎮江之戰海齡副都統、正二品
　　以上十一名犧牲者中，從一品三人，正二品六人，從二品一人，從三品一人，皆為高級將領。犧牲者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證明：清軍的將領多數有愛國心、有獻身精神。將領臨陣脫逃者有，但不多。如餘步雲，守寧波不戰而逃，最後是判了死罪的。繞了一個圈兒，我們還是想證明：“人”，基本上沒問題，問題出在“武器”上。
　　鴉片戰爭打響時，清軍武器系統與清初無“質”的改變。這二百年，西方大進，中國不進；不進則退，在戰具上的差距便拉開了。
　　先說步兵武器。
　　不論“八旗兵”，還是“綠營兵”，仍然不能全部配備火器。二者相比，“綠營兵”裝備更差。就全軍而言，冷兵器約佔一半。步兵火器，主要是前膛火繩鳥槍。這種槍，大都是明末清初制式，長約2米，不能上槍刺，從槍口裝填火藥與彈丸，彈丸鉛質，重約一錢，射程約百米，射速每分鐘1至2次。
　　同期英國步兵，一人一槍。槍分兩種，都是當時世界最先進的。一種為1800年研製成功的伯克式（Barker）前裝滑膛燧發槍。槍長1．16米，口徑15．3毫米，彈丸重35克，射程200米，射速每分鐘2至3發。另一種為1838年研製的布倫士威克式（Brunswick）前裝滑膛擊發槍。槍長1．42米，口徑17．5毫米，彈丸重53克，射程300米，射速每分鐘3至4發。有人將這兩種槍與清軍鳥槍對比，說一支伯克式相當兩支鳥槍，而一支布倫士威克式相當五支鳥槍。如果考慮到射程、射速、精確度諸效能，應是1∶5及1∶10的比率。若近戰肉搏，上槍刺與不上槍刺，威力相去更遠。
　　再說砲兵武器。
　　清軍砲台火砲及船艦火砲，其發炮原理、樣式與英軍無大差別，落後在質量差，製作工藝粗糙，砲架、瞄準器等配置殘缺。這就造成了清軍火砲射程近，打不准。清軍砲彈只有實心彈一種，英軍除實心彈，還有霰彈與爆炸彈等，於是英炮體小威力大，清炮體大威力小。雙方火砲對射，英軍基本上在清軍火砲射程之外停艦發炮，彈無虛發，清砲彈落中途。這與步兵對射一樣，人能傷我，我不能傷人。
　　三說艦船。
　　清軍水師艦船雖有數百艘之多，但噸位小，載炮少，僅能海岸巡邏，對付走私商船或海盜，不能作遠海作戰。英國海軍在戰勝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之後，於十七世紀中期已經成為世界最強大的海上力量。經過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英國海軍又戰勝法國拿破崙海軍，用“天下無敵”形容之不為過分。鴉片戰爭時，英國海軍有各種艦船400多艘。作戰艦隻的排水量從百餘噸至千餘噸不等，艦載火砲數量隨排水量增大而增加，由10門至120門不等。英國裝炮最少的軍艦，恰等於清軍裝炮最多的軍艦。雖然英國海軍多數艦船仍然靠風力推進，由於製作堅牢，雙層抗沉，多桅多帆，銅片包裹，所以都具有遠海航行和作戰的能力。此外，英國海軍中已經裝備了蒸汽動力的鐵殼輪船，它的航速快，吃水淺，機動性能強，特別便於進犯中國的沿海與內河。
　　由於戰鬥性能懸殊太大，清朝水師根本不敢與英國海軍在外洋進行海戰較量。中國有海，但放棄了製海權，只好容忍強者打上門、打進家。
　　英國人將軍艦依戰鬥力分為七等：一等艦，裝炮100至120門；二等艦，裝炮80至86門；三等艦，裝炮74至78門；四等艦，裝炮50至60門；五等艦，裝炮42至48門；六等艦，裝炮22至34門；七等艦，裝炮10至22門。在1840年6月英國海軍16艘戰艦集結珠江口時，最大的旗艦麥爾威厘號（Melville）載炮74門；到1842年8月，英國海軍在華艦隊擁有戰艦25艘，最大的旗艦皋華麗號載炮72門。這表明，英國侵華艦隊是以三等艦為首，以五等、六等艦為作戰主力。
　　對比到這兒，強弱已判。
　　需要特別指明的是，英國人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除仗其優勢戰具外，還選擇了他們最易取勝、最少犧牲、最讓中國防軍失望的打法。清將、清兵，包括林則徐、鄧廷楨、顏伯燾、裕謙這些封疆大吏在內，都希望英軍闖到眼前，己方再長短兵器一齊上，讓敵方淹死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裡。英國人放棄近戰肉搏，專意於远战炮轟。“炮”與“砲戰”，是英國人的製勝法寶。“炮灰”一詞，是頗有宣傳意味的。用於鴉片戰爭中被動挨打的清軍將士，是再恰當不過的。看不到敵人，更打不到敵人，敵人卻將死亡傾瀉在你的頭上，這是何等的無奈與無望呢！
　　火砲引發的巨大聲響，巨大爆炸，巨大破壞，都是最易於瓦解被轟擊者鬥志的。
　　英國人打到哪兒，勝到哪兒；中國將領，誰首當其衝，誰失敗，誰死亡。生與死，勝與敗，已無懸念。這總該讓後生於鴉片戰爭、沒聽過槍砲聲、沒流過血、更不知道別人的死亡為何物的革命學者們反思一下（哪怕就“一下”）“武器的批判”與他們一家獨鳴的“批判的武器”並不是一回事！
　　站著說話不腰疼。不要說飛機大炮了，放個炮仗，多數人不還是要捂上耳朵嗎？

伯克式前装滑膛燧发枪 - Google 搜尋 http://bit.ly/2DD1bjI
布倫輕機槍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bit.ly/2Dy0dVO
布倫輕機槍 - Google 搜尋 http://bit.ly/2DD1cUO

鳥銃 - 維基百科 http://bit.ly/2Dz11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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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宋開始，中華民族綿延了幾千年的尚武精神就越來越蕭條
2017-09-16 由 燕雀 發表于歷史
從北宋開始，中華民族綿延了幾千年的尚武精神就越來越蕭條。
中國的對外戰爭在近代以來屢戰屢敗，除了制度腐敗、裝備落後，最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缺乏尚武精神。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秀才去背弓拉箭，什麼玩意兒啊！為什麼日本幾十萬人能縱橫中國？人家那讀書人腰裡是插著兩把刀的，咱們讀書人是插著扇子的。
西班牙皇家馬德里武器博物館在北京故宮辦過一個展覽，看完之後我真的覺得震驚。你看人家皇帝玩什麼玩意兒——盔、劍、盾牌，整天玩這個。你看咱們皇帝整天玩什麼——蟈蟈、蛐蛐，高雅一點的是筆墨紙硯。一個民族尚武精神的集體缺失，就從宋朝開始了，原因就是宋朝怕被造反，把武將的地位壓得太低了。
八十萬禁軍教頭豹子頭林沖，讓高俅給欺負成那樣。你說八十萬禁軍教頭不是很牛嘛，練武術的怎麼能被一練足球的欺負？不是的，八十萬禁軍教頭不是八十萬禁軍的武術總教練，在當時禁軍教頭有5700多個，林沖只不過是1/5700。教頭上面是都教頭、虞侯、都虞侯、指揮使、都指揮使，都指揮使是正五品，教頭從八品下。古代官品每品分正從兩級，四品以下的官，每級又分上下兩階，他是從八品下。縣令正七品上，這一比較，擱今天的話講是連排級幹部。
宋朝的士兵經常逃亡，防止士兵逃亡的辦法是在臉上刺字，但是臉上刺字是犯人，這就等於毀容嘛。在臉上刺上「第八營第一連第二排」，跟肩章似的。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飛是武將熬上樞密副使的，挺不容易。狄青當樞密副使的時候臉上還有字。皇上給他藥水要他洗下去，他說我留著，要激勵將士，跟他們說我這樣臉上帶字的也能當上樞密副使。但是就你這一個，沒別人了，激勵不著將士。
可就是這麼一位受人愛戴的將軍，做了樞密副使，依然受到大臣們的誹謗。宰相文彥博請求罷免狄青時，宋仁宗維護狄青說他是忠臣，可文彥博立即反駁道：「宋太祖難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嗎？」這個就算假設成立吧，但最可笑的理由編造者應該就是歐陽修，他向宋仁宗上書希望罷免狄青，一本奏章洋洋洒洒幾千字，舉不出一條有力的罪證，寫的全是狄青的好話。估計歐陽修寫著寫著也覺得自己這不犯病嘛，怎麼替狄青寫起好話了，可實在找不出狄青的過錯，最後一咬牙，把發大水的罪責安在了狄青身上，說：「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將亦陰也」，今年發大水就是老天爺因為狄青任樞密副使而給的警告，這個理由可謂是莫名其妙，而從歐陽修的嘴裡說出來，更是讓人覺得荒唐至極。
不管理由是假設還是荒唐，都表示出朝廷對狄青越來越深的懷疑，早在狄青被拜為樞密副使時，宋仁宗生了一場大病，後來慢慢康復了，知制誥劉敞趁機上書說：「天下有大憂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體平復，大憂者去矣，而大可疑者尚存。」這裡面說的大憂者就是廣源叛賊儂智高，而大可疑者就是狄青，儂智高已平，狄青就成為了朝廷最大的威脅，大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就在這種猜忌之下，對狄青的懷疑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有關狄青的各種緋聞層出不窮，而朝廷狗仔隊更是無時無刻不盯著狄青的一舉一動，只要狄青一家有任何風吹草動，他們就能編出各種版本的神怪八卦。
比如說狄青家養了一隻狗，可能這隻狗不小心碰了頭，腦袋只是腫了個包而已，可到了諫官的嘴裡就變成這條狗頭上長出了角；有一次，狄青家晚上焚燒紙錢祭奠祖先，事先忘了通知負責消防的廂吏，結果廂吏看見火光連夜報告開封府。雖然當府吏迅速趕到時，「火」已滅了許久，但第二天，城中就開始盛傳狄青家晚上有怪光沖天；甚至連京師發大水，狄青家宅被淹，被逼無奈只好先暫時住到地勢比較高的相國寺，他在大殿上拜拜佛，也被說成是他要奪取皇位的行動，引起人們的懷疑。任何人也不能阻止關於狄青造反稱帝的謠言，宋仁宗被逼無奈，為了保全狄青，只好罷免了狄青樞密副使一職，加宰相頭銜，出知陳州，離開了京城這片是非之地。
在狄青前往陳州之前，他就對人說：「早聽說陳州有一種梨，叫青沙爛，我這次去陳州，必定爛死在那裡。」後來，果然一語中讖。狄青已經遠離朝廷，但朝廷並沒有遠離他，每半個月就派人上門看看狄青幹嗎呢，還美其名曰撫問。這時的狄青已經被謠言整得惶惶不安，一看朝廷使者上門狄青就要「驚疑終日」，生怕朝廷再想出什麼招數折騰他。巨大的心理壓力壓垮了這位昔日猛將，被貶到陳州的第二年，年僅50歲的狄青因為「疽發髭」，嘴上長了毒瘡，暴病而亡。現在人一般上火了，嘴上就會長几個泡，狄青嘴上都長了毒瘡，可見他心中的火有多大，他內心多鬱悶。
他曾馳騁沙場，浴血奮戰，為宋朝立下汗馬功勞，可他既沒有在兵刃飛矢之中倒下，也沒有血染疆場，馬革裹屍，身為一名武將，卻在同僚們猜忌、排斥的打擊迫害之中死去，心中是何等冤屈。
就因為宋朝把武將的地位壓得這麼低，所以對外戰爭老打敗仗，沒人尚武，打仗都讓文官去。文官又不會打仗，皇帝手裡握著兵權，可總不能有點啥事就御駕親征吧，那你朝里的事還管不管？有人說，那邊打仗邊處理政務唄，先不說這樣做，當皇帝的身體累不累，能不能吃得消。要是這仗打個三年五載的，而且地方還挺多，皇帝一天沒事幹，就帶著軍隊到處跑了，既耽誤國事又浪費錢糧。於是趙匡胤又想到辦法了，需要帶兵打仗的時候，就直接指定一個將軍或者元帥帶兵出征，反正你打完仗回來，這兵權還得交回我手裡。解決完帶兵將軍的問題了，趙匡胤還要事先制定好作戰計劃，要不怎麼說皇帝這差事不是誰都能做得呢，太辛苦了，畫好行軍布陣圖，然後交給出征的將軍，讓他照著自己制定的計劃去打仗，還不能隨便更改作戰計劃。這樣還不夠保險，再派一個文臣做監軍，監軍監軍，顧名思義就是監督軍隊，其實也是監視領兵將軍的一舉一動，你要是不按照皇帝給的作戰計劃打仗，我就報告給皇帝，你就等著被皇帝治罪吧。
皇上給你一個陣圖，照著打。你拿著陣圖到了前線，打開就傻了眼了，按皇上的布置根本沒法打，再請示皇上吧，沒等你請示到，敵軍到眼前了，下輩子再請示吧。
趙匡胤應該沒有想到，他自己是能文能武，會行軍打仗，排兵布陣，可他的子孫後代會嗎？這不是光讀讀兵書就能補足的，加上趙匡胤覺得安內重於守外，所以縱觀有宋一代，文臣名相不計其數，可能征善戰的武將卻屈指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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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ze military affairs] 崇尚軍事和武術
以雅以南。--《詩.小雅.鐘鼓》。箋: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
尚武精神
詳細釋義：    
崇尚勇武或武事。
《詩·谷風·鼓鐘》“以雅以南” 漢 鄭玄 箋：“雅，萬舞也。 周 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世說新語·黜免》“ 桓宣武 既廢太宰父子” 南朝 梁 劉孝標 注：“﹝ 司馬晞 ﹞初封 武陵王 ，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兇恣。” 唐 杜甫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 艾蕪 《人生哲學的一課》：“來到黃包車行的門前，就把腰干伸直，拿出一點尚武精神來。”
百科解釋：    
尚武，一個沒有脊梁的民族勢必會被世界潮流所淹沒，一個沒有偉大精神貫穿的脊梁必將被外立所折斷。中華民族正直趕超世界先進文明的機遇期，可謂是時不我待，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更是被我們叫的響天掣地，但是我們卻為此忽略了一個生產力的倍增器——尚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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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精神
一個沒有脊梁的民族勢必會被世界潮流所淹沒，一個沒有偉大精神貫穿的脊梁必將被外力所折斷。中華民族正值趕超世界先進文明的機遇期，可謂是時不我待，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更是被我們叫的響天掣地，但是我們卻為此忽略了一個生產力的倍增器--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
代表民族
斯巴達人、日耳曼人、蒙古族人
核心
國家動力的源泉
代表人物
班超
重要性
尚武精神---天行健的最佳注解，尚武精神常為國家動力的源泉。文和武，正如一陰一陽之道。文武結合，方為完人。國家之強盛，也需要文武結合，正所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民族推力
翻開一部世界史，尚武精神無不為這個民族強盛提供了巨大的推力，據說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斯巴達人，他們既不務農、也不做工、更不經商，而是整個國家實行全民皆兵的軍事製度。病弱畸形的嬰兒被扔進山溝，健壯的則從七歲開始進行軍事訓練，直至六十歲才可以退伍。整個斯巴達就象是一個軍營，全民被要求具有勇敢、堅韌、嚴格遵守紀律的精神，目的是為了保證佔總人口少數的斯巴達人對絕大多數的希洛人與庇裏阿西人的統治，而一場歷時二十七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最終勝利，難道不是這種民族尚武精神的最終寫照嗎?而被羅馬人視為蠻族的日耳曼人也具備有一種民族的尚武精神，日耳曼人認為戰爭掠奪是高尚的事業，作戰勇敢、負傷最多的人應受到尊敬。在愷撒的《高盧戰記》中似乎還有對日耳曼人尚武精神的描寫。甚至西羅馬的帝國的滅亡也與日耳曼僱傭軍有著必然的連線。
可能是歷史局限性的緣故，無論是斯巴達人還是日耳曼人都無法以單純的武力來永久性的維護自己民族的利益，但這並不能否認中國歷史上秦國的異軍突起在中國歷史上發揮的重要作用。感謝法家，你為秦國送來了能使國家意志高度凝聚的商鞅;感謝霸道，你的遠交近攻，堪稱中華智慧的濫觴;感謝尚武精神，法家與霸道最終鑄造了你這麽一柄無堅不摧、削鐵如泥的國之利器。
智慧表現
缺乏智慧的意志力是虛弱的，缺乏意志力的智慧是危險的。古今中外的經驗告訴我們，意志與智慧的高度辨證統一是一個民族圖強的不二法門，而當今的中國正需要一種民族精神把整個民族牢牢凝聚在一點之上，意志與智慧可以表現出一種精神，這就是尚武精神!
說起尚武精神，自中國大一統以後，奠定整個國家尚武精神的第一位領袖就是漢武帝--劉徹。
在遙遠的2000年前，瘋狂的遊牧民族--匈奴，憑借著快馬彎刀幾乎將漢民族當成了任意宰割的牛羊和隨意索取的庫房，不斷的入侵邊塞，燒殺劫掠無惡不作，其殘忍野蠻的程度比倭寇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可惜的是，匈奴人遇到的是正處于尚武精神最濃烈時期的華夏民族!漢族在當時是一個高度尚武的民族，而且整個國家已經從秦末的戰亂中恢復了。而當漢人的領袖漢武帝的即為立即將整個國家的力量凝聚起來。發動了對匈奴人的全面反擊。最終匈奴沒能進入中原一步，就被兩漢絞殺在大漠中了。當匈奴人的歷史走到盡頭的時候，匈奴單于呼韓邪率領匈奴全族向漢朝投降。而殘餘的匈奴人為了躲避漢軍的追擊，遠遁歐洲，竟然滅掉了強大的羅馬帝國。而漢人對軍功的榮耀、對尚武精神的崇尚也可以體現在漢朝人留下的豪言壯語中--
焚匈奴之庭，坑康居之民，屠大宛之城，蹈烏孫之壘，探姑繒(西南夷之一種)之壁，籍蕩姐(西羌之一種)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
這就是強大的尚武精神!所造就出來的輝煌偉業!
在近現代，中國人的尚武精神的奠基人則是毛澤東。
君不見，毛主席時代的中國，整個國家是多麽熱誠的投入到工業強國的建設之中，一句知識青年下鄉去，接受農村改造，更是讓多少人為之沸騰，意志力的提升讓人甘願接受最艱苦的生活，而依舊笑臉相迎;君不見，毛主席時代的中國，整個國家在百廢待興、一窮二白，在前有美帝、後有蘇修的窘況之下，依然遊刃有餘、不慌不亂，兩彈一星的奇跡硬是把中華民族偉大智慧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智慧力的挖掘讓一個曾經的"病夫"煥發光彩。而毛主席時代的革命軍人更是這兩種力量的統一體，革命軍人"滾雷場、堵槍眼、炸碉堡"的光榮事跡屢見不凡;而在朝鮮、越南、緬甸的戰役中，革命軍人更是最大限度地將劣勢裝備下的戰鬥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促成這些事例的是什麽?難道不是整個國家內部的尚武精神嗎?年長一些的叔叔、阿姨，那個年代的一件橄欖綠是否可以讓你發狂?年長一些的阿公、阿麼那個時代擁有一名軍人的子女是多麽令人光榮!記得一位老者跟我說，五十年代有一次，他與同事去鄉裏幫學校向家長收書費，走到一個學生家裏，剛要開口收書費的事，不料人家父母拿出了一張"革命烈士證"，原來這家老大犧牲在抗美援朝的戰場，看罷，他與他的同事一聲不吭離開了，因為他們知道，國家明文規定"革命犧牲的軍人家庭是有特別待遇的"。這就是那個時代一個國家偉大的尚武精神啊，軍人被人看成是最偉大的職業。對越反擊戰那些犧牲的將士，不少還埋葬在無人管理、野草叢生的墓地裏;一些負傷的戰士向政府討撫恤金的事情我也屢有耳聞;軍人被人看成是傻大兵、窮癟三，軍隊經商更是把地方上的壞毛病全染上了，把自己的光榮傳統忘了幹凈，這哪是一個健康、蓬勃的世界新興強國人樣子啊!記得有位網友留言"以前我們打仗都是部隊領導偷偷往我們家裏寄錢，現在都是士兵悄悄往領導口袋裏塞錢"，看過之後，心在滴血啊。
國防重心
傳統的國防建設，主要由軟體、硬體與運用它們的人構成。但是，我認為，國防建設一定上也"代表一個國家最先進生產力發展程度"，正如本文一開始我所言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民族精神是這個生產力的倍增器一樣，國防建設的倍增器就是民族的尚武精神。如果讓所有人感受到軍人是整個國家最光榮的職業，每個人都無比向往這個職業，希望有生之年為這個職業而付出所有犧牲而無怨無悔，不象現在這樣存在的"看不起軍人、不理解軍人、當兵為崗位"，全民一心弘揚民族尚武精神，讓已經參軍的人感受到自己吃苦是被人民所理解的、是光榮的、是偉大的;讓還沒有參軍的人感受到做一名革命軍人是無比神聖的、令人驕傲的;讓全國人民為軍人歡呼、讓中國財政為軍人贈利、更讓帝國主義畏我們軍人而膽寒!
弘揚民族尚武精神並不是把"軍事建設列為中心"，而是讓人民從意志之中頓發出對軍民魚水情的自然感悟、對軍人捍衛國家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經濟安全等事關國家戰爭與和平年代核心利益而驕傲，讓那些滿腹鋼鐵意志與聰明智慧的普通百姓進入軍隊接受革命大熔爐新一次洗禮。我們的"尚武精神"不同于朝鮮的"先軍政治"，那是朝鮮人民因為懼怕美帝、日寇侵略而做出的沒辦法的辦法。朝鮮財政收入差不多1/3的全部被迫因此投入軍事建設，而不是人民溫飽與經濟建設。我們中央財政確實需要在軍人待遇上面多做出一些"犧牲"，增加薪金、獎金與補貼固然不可或缺，但是應該全國、全社會、全民從細微入手，讓軍人感受到，他們不是因為國家財政撥發的資金多了才提升，而是讓他們在整個日常經濟生活中，自然的感受到這一切，比如我們一直做的很好的，在一些車站、劇院購票時給軍人優惠、地方各部門幹部對軍人家庭的特別關懷等等，這種才是對軍人最大的關懷啊。最自然的東西，往往就是最暖人心的東西，這不象暴發戶，因為一夜的致富而受到別人的"禮待"一樣，這種"禮待"其實不是對人的"禮待"而不是對金錢的頂禮膜拜，這個是需要社會發展過程中慢慢隔除的。發自肺腑的一聲關懷，遠遠高于出于對金錢一夜暴富的"禮待"之情。
當民族尚武精神與當軍人地位被提升到國家的一個程度之後，國家必將迎來一次更強勁的凝聚，那我們的意志與智慧必將凝聚成最強大、最穩定的生產力!
歷史發展
漢唐時期
遙想在漢代，整個社會的精英人才願意從軍報國建功立業，劉徹發動對匈奴的全面反擊，衛青、霍去病給了匈奴毀滅性的重創。從此中華帝國以世界最強悍國家屹立于世界之巔!接下來才有班超的"投筆從戎"。因此有漢一代，滅匈奴、破樓蘭、平羌人，威懾四方!戰功顯赫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唐朝也是擁有強烈的尚武之風，滅東、西突厥，平定薛延陀，征高麗而建功于域外，耀中華國威以懾四夷。漢唐雄風至今依然感召著熱血青年就在于此。不過，漢唐兩代由于過于炫耀武力，尚武之風濃烈，這也直接造成了國恆以弱滅，漢以強亡的結果。由于地方豪強、藩鎮的割據勢力過于強大直接導致了中央王朝的空心化，最終被滅亡。宋代正是有鑒于此，才矯枉過正，這雖然避免了宋朝被統兵大將所滅亡，卻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以前從未有過的民族危機，外患成了整個華夏當時最大的創傷。最終，偏安的南宋小朝廷依然不免亡于蒙古。成為了中華帝國永久的恥辱!
蒙古佔領中國後拼命剿殺一切敢于反抗的人民，並用武力威懾漢人，扼殺漢人的尚武民風。比如，實行保甲製度，由蒙古人出任各家的保長來監控各個漢族家庭，並要求各個漢族家庭合用一把菜刀，菜刀通常還要被鐵鏈勞勞地拴住以防被盜走。在蒙古人的高壓下，漢族無法忍受，不得不起來造反推翻了短命而又不走運的野蠻人的統治。
宋朝時期
實際上中國人是從宋朝開始就逐步泯滅了尚武之風的。由于開國皇帝趙匡胤倚靠陳橋兵變從孤兒寡母手裏竊取了江山，因此他對掌握兵權的將軍極其敏感，坐穩江山後還要通過"杯酒釋兵權"來解除大將的兵權。自此，在有宋一代形成了重文輕武的風氣，同樣品級的官職，文官要比武官大一些，待遇優握一些。這還不算，皇帝還千方百計地控製將軍的指揮權，將軍臨敵作戰要按照皇帝事先製定好的陣形去作戰，而且宋代派文人做知州掌管地方行政，設立轉運使管理地方財權，進一步削弱軍人的權力。甚至，在宋代還多次出現文人直接掌管軍隊作戰的事情。
總之，宋朝皇帝對將軍們防範之心過甚，一方面是鑒于唐朝末年的"藩鎮割據"及"五代十國"時期的軍閥混戰;一方面是怕別人效仿自己(即宋太祖)也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中央王朝。宋朝與唐朝不一樣還在于其中央由皇帝控製的禁軍明顯強于邊關守軍;而唐朝卻相反，邊防守將權力很大，軍隊戰鬥力很強，到唐代中後期甚至超過了中央。宋朝皇帝認為:防內甚于防外，楊家將和岳飛都是一代名將，卻因此而受到統治者的猜忌和迫害。有鑒于此，再加上宋朝政府有意地在社會上大興文風，歷經兩宋三百多年的磨礪，整個華夏子孫已經沒有了從軍報國的熱情了。社會的精英都去習文但卻殆于練武，這個時期最大的社會貢獻恐怕就是"宋詞"吧。這直接導致了宋與契丹、黨項、女真和蒙古的戰爭是一敗再敗。被異族隨意欺辱，以至于國威淪喪、士氣低迷。
明朝時期
其實，通觀整個明朝的歷史，你可以發現它在許多方面繼承甚至是發展了兩宋的文化製度。程朱理學在明代得到了充足地發展，皇帝不關心邊防的戰事而更註重臣下的效忠和皇權的鞏固。將軍們作戰時毫無主動性可言，居然要受到皇帝委派的太監來監軍製約。整個明代外戰已不復當年漢唐時期的輝煌，盡管有對沿海倭寇和支援朝鮮的勝利，但也僅比趙宋王朝強一點。為什麽會如此呢?蓋因明朝皇帝不願百姓有尚武之風，他們會拿漢唐兩代來引以為戒:尚武之風濃烈的漢唐不也造就了漢末的"黃巾匪亂"、豪強割據和唐末的黃巢起義、"藩鎮割據"嗎?在皇帝們看來，攘外必先安內，防民尤甚于防夷，內患永遠是大于外患的。
再看看熊庭弼、袁崇煥這些屈死的統兵大員們，正直的軍人怎能不寒心呢?盧象聲這樣不計較個人得失，一心報效國家的忠臣與其說是戰死沙場到莫如說是死于皇帝的猜忌和小人的讒言之手。整個大明帝國有這樣陰暗的政治氛圍，怎能讓軍人安心報國呢?民風也已不似當年彪悍，想當年，戰國時期李牧兵破匈奴數十萬;秦朝，蒙恬軍奪河套于匈奴;漢代，漢將霍去病、衛青讓匈奴心驚膽裂!李陵區區步軍五千卻迫使單于窮舉國之力來抗;唐代，李靖孤軍三千深入敵後大破突厥、一戰滅突厥。到了明代這些已成為了遙遠的回憶，每遇滿洲騎兵，雖數倍于敵依然難免一敗再敗。明朝的將軍們見了文官們與宋朝時頗為相似，似乎總是矮了半截。在社會高壓的政策下，百姓們也已被改造成了順民，國民大都被程朱理學改造得沒有什麽棱角了，哪裏還談什麽尚武之風呢?
清朝時期
趁著中原內亂，滿清撿了個大便宜，順勢入關得了大明的江山。出于防漢恐漢心理，清朝大興"文字獄"迫害漢族的反抗精神，一步步地有系統有計畫地磨去漢族的最後一點尚武精神。同時，滿清強令漢人留辮子，在風俗習慣上改變漢族，模糊漢族的自我意識，這種精神上的侮辱深深地挫傷了漢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從此以後，漢人被滿洲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大加改造了一番。滿洲人比蒙古人更"文明"一些，他們知道單靠肉體上的殺戮無法持久地入主中原，隻有在文化上培養奴才才能維持自己的統治。因此，註重文化侵略麻痹漢族精神的清王朝其統治也就比蒙元更長久，正因為時間更長，其精神上的毒害也就更深。滿清也精通"以漢製漢"之道，註重發揚儒家理學這一脈來培養忠于朝廷的走狗。他們惟恐漢人因愛習武而強大，極其註意扼殺漢族的尚武精神，他們隻要漢族人像理學中所標榜的楷模那樣做滿清的奴才，而滿洲人自己卻時時不忘狩獵、射箭、勤習武藝。看看康熙、乾隆等滿清皇帝都以身作則，表率部下，希望滿洲人時刻不忘祖宗根本，準備隨時鎮壓漢族人的反抗。
小結
總之，自宋代以來，由于漢族皇權集團忌憚尚武國風的強大有可能危及自身統治，因此刻意加以限製。這時期理學的誕生和發展並不是偶然的，它完全是以維護君權，加強思想禁錮為主。它儲存了所謂"天理"，卻真正地滅絕了"人性"。使得"中庸之道"大盛于世，中國人已沒有了棱角和血性，因此也就更談不上什麽"尚武精神"了，因為它不是統治者樂見的。倘若百姓稍微受到壓迫便像陳勝、吳廣一樣起來反抗，那是極為不利于統治的!隨著蒙元和滿清的相繼入主中原，出于不難理解的原因，防漢思想必然是異族統治者的主流意識。因此他們或是強調從肉體上施刑來恐嚇漢族的反抗或是從文化思想上大興"文字獄"迫害欺騙讀書人，讓漢人在他們劃定的圈子內做順民，以此達到他們江山的穩固。
所以，自宋太祖以來的這一千多年來，我中華民風已被自己或被異族改造得亂七八糟，已經不再是先秦、漢唐時代的國人了。我們開始在外來異族的侵略面前不自信了，西晉後雖有"五胡亂華"，但那時我們還是自信的，還是有尚武底蘊的。我們還有謝安、冉閔、祖逖這樣的精神旗手。可是宋以後，漢奸與"漢奸文化"書寫進了我們的歷史，小小的異族竟然讓億萬的中華民族多次受辱，中華的尚武國風之衰由此可見一斑!三國內亂時期，曹操尚可以中華一隅之力北伐遼東、徹底肢解掉匈奴，可見我中華民風之鋒銳犀利是何等厲害!如今的中國人似乎隻有沉浸在對往昔的美好回憶中才能慰藉自己的心靈。
據說漢族之稱就是來源于匈奴對我們的贊嘆，匈奴騎兵曾經橫行西域，也曾騷擾過中原，餘部也曾掃蕩歐洲。但是匈奴人卻始終無法企及中原的富饒，被兩漢逐殺于大漠之間，每當憶起漢人，其必贊曰:"壯哉，漢家男兒!"漢人之稱自此隨著匈奴坐騎踏遍西域大漠甚至歐洲，許多西域國家也如此稱呼我們，自此"漢族"與華夏有緣。當然，這是建立在軍刀下的威嚴、這是建立在敵人首級上的自信，是敵人對我們由衷的敬畏。那句鏗鏘有力的話依然回梁繚繞:"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今天是我們中國重新復興，重新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一個契機，是無所作為還是重現漢唐雄風完全在于我們選擇什麽樣的道路。如果要真正復興，我們必須重振國民的尚武雄風擺脫過去自己和異族給我們套上的枷鎖。
相關研究
原因
中國歷史文化缺乏尚武精神，表現在對人和自然界的關系的看法。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依思特曼曾經指出，傳統中國人崇尚人和自然界的和諧，而西方人則主張征服自然。兩者的區別反映在各自的繪畫藝術中。他把吳歷的"萬谷松風圖"和威廉哈內特(1884)的"狩獵之後"加以比較。在吳歷的山水畫中，人物在宏偉的自然界中顯得十分渺小，而在哈內特的畫中是掛在牆上的獵槍、匕首和幾隻被打死的山雞野兔。哈內特的畫要表現的是人對自然界的支配。依思特曼相信這兩幅畫正體現了中國人和西方人對大自然的不同態度。
中國人和西方人在尚武精神方面的差異也可能來自他們各自對人性的基本看法。基督教的西方文化認為人性是惡的，都是受利益驅使的。他們不大相信可以通過道德說教使敵人改變態度，放棄他們自己的利益主張。因此最後的決定因素還是法律強製。中國人則是孟子的信徒，相信人心向善，主張以德服人，講究說教。就是在不得不動武時，還是認為最終對敵人的瓦解要靠攻心。所以王守仁在剿滅了反叛分子後還要說"滅山中賊不如滅心中賊"。
中國人缺乏尚武精神也可能有製度的原因。傳統中國的社會階級結構是士，農，工，商。士這個階級是讀書人。幾乎完全是靠科舉製製造出來的。讀書人是社會上等階級，又是國家官吏的主要來源。所以政府和民間都重文輕武。這些手無縛雞之力，隻會舞文弄墨的書生掌握著大量社會資源，成了社會精英階層的主流。中國不是有一句老話"好男不當兵"?中世紀的歐洲和日本都是以武士階級為基礎的封建製。中世紀歐洲騎士是封建領主。日本封建時代社會階級結構表面上和中國一樣，也是士，農，工，商。但日本的"士"是跟中國漢代一樣的武士而非文士。幾年前美國Dicovery頻道要製做一部介紹中世紀各國武士的片子，由于中國傳統社會沒有這個階級，製片人隻好用介紹少林寺武僧充數。
武人做事往往比文人幹脆，重大決策時可能更容易成功。拿1898年中國的百日維新和1868年的日本明治維新做比較，前者失敗而後者成功，原因固然很多。但日本的明治維新主要是一幫武士在主導，而百日維新的領導是一幫文人恐怕也有關系。
當中庸文明和尚武文明相遇時，吃虧的總是前者。也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很少有人會認為蒙古人和滿人文化比漢人文化優秀，但卻是蒙古人和滿人征服了漢人。清代康熙，乾隆都對漢文化極推崇，但在一件事上卻甚為堅持，那就是不讓滿人士兵漢化，因為他們相信滿人士兵的漢化會使他們喪失尚武精神。中國版圖大擴張的兩個朝代，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漢人的朝代。
有人認為，從巨觀歷史看，有容乃大的中庸思想當然比崇尚武力更成熟和更文明。中華文明能夠歷數千年而不滅就要歸功于和平主義的中庸思想。當尚武的西方文明遇到麻煩時，他們便會註意到中國文明的價值。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些西方學者意識到西方文明中有可能引起人類毀滅的危險因素。于是號召西方學習中國人的和平主義。羅素就是鼓吹最力的一位。當時一些中國學者，如梁啓超之流，還為此十分自豪。中國歷史也似乎證明有容乃大的中庸思想最終勝過武力征服。蒙古人和滿人不是最終都被漢文化所同化了嗎?
其實上述看法在現代十分危險。雖然西方一些學者知識分子可能欣賞中庸思想，但是西方政客卻對此毫無興趣。而西方國家政策的決策者當然是政客而非知識分子。事實上，二十世紀的歷史證明，西方人並沒有從一戰中接受任何教訓。歷史上征服漢人的北方民族最終被漢人所同化也不可用于為現代和平主義辯護的理由。現代中國遇到的對手是在文明發展程度上並不低于中國人的民族，在許多方面甚至高于中國人。中國近代逐漸喪失的"尚武精神"已經使中國人文明沒法同西方近代文明對抗。
"百年恥辱"
近代史上的中華民族，嚴重缺乏一種每一個健康的民族都應有的、正常的"尚武精神"。但中國卻老愛擺花架子，自我安慰"不參加軍備競賽"--其實官場上已從骨子裏徹底腐敗弱智，民族精神上處于墮落無能狀態。
什麽是尚武精神?尚武精神意味著對武力的喜好，在武裝對抗中獲得快感，把軍事征服和武力強大看成是一種光榮。有尚武精神的民族並非總是要通過戰爭解決爭端，但總是把戰爭看成解決問題的積極方式。沒有尚武精神的民族並不是不發動戰爭，而是他們不能從戰爭和武力對抗中獲得快感，也不把戰爭看成是解決問題的積極方式，隻把它當成迫不得已的最後選擇.。
從近代史上看，中國人已經成為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我們講究以德服人，以柔克剛，有容乃大。我們祖先有一句話"上善若水"，大意是人的性格修煉到水的境界，就可以克製剛猛的敵人，而再也不會被敵人傷害。誰可以用刀槍傷害水?現代歐美及日本都是有尚武精神的民族，他們和其民族發生沖突時，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不耐煩跟任何人講什麽"委曲求全"，也不相信"上善若水"那一套。他們相信實力是最能服人的道理。
數年前讀研究生時，和我的導師(澳大利亞人)討論到現代西方文明的來源。當時剛讀了英國哲學家羅素的有關論述，我引用羅素的意見，以為現代西方文明的來源有三，一是希伯來人那裏學來的一神論的基督教;一是從古希臘人那裏繼承來的人文藝術;一是文藝復興開創的科學精神。導師點頭贊同，但隨後說了一句讓我印象深刻的話。他說羅素忘記了另一個重要來源，那就是日爾曼人的尚武精神。
二十世紀初一位訪問過中國的日本人寫到，他在中國人臉上看不到西方人和日本人臉上所常有的野獸的特征。他寫這話大約有恭維中國人很文明的意思。但魯迅先生讀了後卻並無被恭維的感覺。他說的確中國人臉上沒有野獸的特征，但有"家畜"的特征。魯迅先生的話可能有些過于尖刻，但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我們文化的弱點。
中國人不尚武，也很少像漢唐先祖那樣真正用心武備，有時候就想靠擺花架子嚇唬人。到了真正打仗的時候就割地賠款、損兵折將。18世紀時英國人瑪噶尼率使團訪華，企圖說服清庭擴大同英國的貿易，也有探測中國軍事實力的意思。清庭也知道瑪噶尼使團的用意，于是安排手持長矛大刀的士兵列隊迎送英國人，以為威猛的士兵和雄壯的佇列定可給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瑪噶尼從這些士兵的裝備卻看出他們根本不是英國軍隊的對手。
中國還在擺花架子，而軍事專家對這種花架子卻根本不屑一顧。從現代史上看，中國已經喪失了它五千年輝煌歷史上，"損我王威、雖遠必伐"的那種自信、成熟和健全的民族精神。
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有所作為的朝代和帝王，遠從秦、漢、唐、宋、元、明、清之始祖，近到康熙乾隆都具備正常的尚武精神。到了中國現代，最具尚武精神的人物無疑是毛澤東。毛主張"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在朝鮮戰爭中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徹徹底底領教了這位中國領導人的厲害，毛多次提到他的哲學是鬥爭哲學。他在會見尼克松和基辛格時，曾告訴他們不要用中國文化講究和諧的觀念和他打交道，因為他和西方人一樣，也是講鬥爭的。他對鬥爭的喜愛使他對儒家的中庸那一套很反感。這就是為什麽他在文革中還要專門講儒法鬥爭(雖然被極端、幼稚化了)。他發動文革的動機很復雜，喚起中國人鬥爭意識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有人把毛澤東的鬥爭性格和共產黨意識形態聯系在一起，其實是一體兩面，其一面講尚武，另一面則講求中庸和策略，毛的身邊有個周恩來就是例子。
當你的對手崇尚武力，而你仍然死抱有容乃大的中庸思想，那並不是智慧，而是迂腐、弱智和怯懦無能。拿槍指著敵人的額頭時，效果無疑超過一百部論語。你固然可以和敵人講王道，講上善若水，但問題是當敵人不服王化，也不把你當水看待，而非要向你動刀動槍，你卻沒有基本的自衛能力，怎麽辦?即便人的性格真能修煉到水的境界(對這點我存疑)，人的血肉之軀可無論如何不是水，除了義和團外，沒幾個人會真相信他的身體可以刀槍不入--這也許就是中國那種退化到原始狀態的一點點"尚武精神"，可惜太晚、太落後了。
美國自己都說"按中國不僅現在、就是按現在軍備的發展趨勢，將來也不足與美為敵"(所以才鼓勵台灣繼續獨立下去)。而中國自己軍備之弱毫不自知，還整天高喊"不參加軍備競賽，以免耽擱了經濟發展"...如果這僅僅是對外的宣稱策略到還罷了，但尚若那竟然是真實政策，中國的未來可真危險。話又說回來，其實中國的對外"示弱策略"純粹是一種"古老的無知"，對西方來說效果可能相反，你越不敢競爭，他們越更加自信，這反映在軍事、政治、外交上，將更不把你當會事。
當然我們不應鼓吹戰爭，但決不能繼續放松軍備，才能從根本上預防、避免戰爭。在目前讓你崇尚武力的對手不敢向你輕啓戰端的最好辦法，不僅僅是讓他知道道理是在你這一邊，還得展示出你自己武裝力量的強大得使它別無選擇(這是防止台獨的唯一辦法)。
花錢在國防就像是對國家財產和人民生命安全付保險費。表面上沒有直接的創造價值，但防止了可能的損失，確保國家根基的穩定。
有幾個問題得問問中國人。問題1，由于松懈武備，晚清中國人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和義和團與洋人的對抗中一再失敗，向西方和日本賠了上億兩銀子，作為現代中國人的你，如果可以倒轉歷史，是否願意拿這上億兩銀子在戰前加強武備，從而避免戰爭?問題2，抗日戰爭時，日本的侵略使中國損失了上千萬條生命，和數千億美元的財產。
作為現代中國人的你，如果可以倒轉歷史，會不會選擇戰前拿出數千億美元建立強大的軍隊，從而阻止戰爭的爆發?如果對這兩題，你的答案都是"會"，那你是不是會贊成中國應該花更多的錢在國防上，而不僅僅是天真地"全心全意"搞經濟建設?否則，那種沒有現代"安全意識"的土老冒式的巨大風險和戰爭慘敗的後果，中國人民還能承擔得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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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何以自宋消失？
縱觀中國的歷代王朝，都是十分重視武備的。國家的戰備工作做得好，對於保證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繁盛以及應對內憂外患都是十分必要的。而宋朝在中國歷史上卻是一個分水嶺。
讀史可知，中華民族原本也是一個尚武的民族，漢唐的血液沸騰著激昂的睥睨一切的因素，至宋才戛然消失。而唯有擁有漢唐魂魄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
秦王贏政就不用多敍述了，他似乎就是為戰爭而生的，揮手所向，天下靡定。在極短的時間內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幾百年諸侯混戰的局面，在廣袤的疆域裡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從此揭開了中國封建王朝的垂天帷幕。
項羽平定河北，破釜沉舟，消滅號稱「虎狼之師」的秦軍主力，諸侯不敢仰而視之，皆膝行來見，何其雄也！
劉邦以一丘草民之身，提三尺劍，縱橫中原，屢敗屢戰，終開漢朝400年基業。
文帝富有遠略，雖對周邊的少數民族以懷柔為主，不輕啟戰釁。但他針對匈奴的戰爭步伐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為了對付匈奴騎兵，文帝不但鼓勵民間養馬，國家也在西北邊境設立了36個牧馬場，為的就是實現有朝一日不戰則已、一戰必亡匈奴的宏圖大志。
景帝平定吳楚七國之亂，使「文景之治」的繁榮局面不致中斷。為後來武帝大規模北擊匈奴做了充分的物質準備。
武帝是歷史上最具雄才大略的偉大帝王，他繼位後，改變文化政策，利用儒學敦化民風，同時採用法術、刑名鞏固政府的權威，即所謂的「表儒裡法」。又一改對匈奴妥協的政策，主動進攻。武帝是一個勇猛剛毅、具有持久開拓雄心和征服野心的人，絕不能容忍匈奴再踏入漢關半步，他要一削父祖幾代人所受的鳥氣。他毅然拋棄了行之近70年的和親祖制，開動了整個國家的戰爭機器，全力出擊匈奴！這一聲巨吼，響徹了44年之久，匈奴從此全面衰落。
漢武帝王道霸道，交錯為用。在對匈奴用兵的同時，還派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了著名的絲綢之路，進一步加強了對西域的統治，把新疆正式納入了中國版圖。接著又平定了夜郎、 南越，征服了閩越和東甌政權，在西南先後建立了七個郡，分別置於漢帝國的直接管轄之下。漢武帝還派兵從海陸兩道攻入朝鮮，設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 郡。如此蓋世武功，在中國歷代帝王中，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因此被後人讚為「冠於百王」。武帝是第一個奠定中國遼闊疆域的皇帝，現代中國版圖的基本框架在武帝手中基本已勾勒成形。他第一次實現了漢民族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崛起。
武帝用事四夷，以武力拓邊，致使民間尚武之風大盛，整個社會充滿著一種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
西元前28年，北匈奴殺中國使節反叛，在危機情況下，副校尉陳湯不待皇帝指令，發兵征討，認為「胡兵五個才能當漢兵一個。」以少勝多，大敗匈奴軍隊，由此可以想見，當年的漢人是多麼威猛！勝利之後，陳湯又給漢元帝發去了那封流傳千古、揚眉吐氣的疏奏，其中「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雄辭壯語，成為激勵漢民族血性的沸點。
突厥是唐朝最大的邊患，貞觀四年（630年）3月，太宗在做好戰爭準備後，派李靖、李勣率大軍出擊定襄，深入突厥，活捉頡利可汗，突厥部落遂四分五裂。拓邊戰爭取得了輝煌勝利，唐朝的版圖由此擴大到了今天的貝加爾湖以北。平定突厥之後，唐太宗再次遠征，將吐穀渾納入唐朝版圖。而西域的高昌、焉耆、龜茲、西突厥也相繼降服，遂在西域設立了安西四鎮，這是唐朝繼漢朝之後，再次對西域實行有效統治。後又大敗吐蕃軍。贊普松贊幹布遂向唐太宗謝罪求和，請求和親，唐太宗遂將宗女文成公主嫁給他。唐與漢初的和親不同，漢初與匈奴的和親，有著太多的無奈與屈辱，而唐與吐蕃的和親，則是一種強勢之下的懷柔。從此，吐蕃和唐朝結為甥舅關係。
貞觀年間是唐朝拓邊最猛烈的時期，邊疆戰爭之頻繁和戰勝次數之多，在中國古代史上非常罕見。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意氣風發的時代，一個高度自信的時代，貞觀之治的一大內容，就包括這種相容並蓄的大唐雄風和氣吞萬里如虎的尚武精神。
武則天延續了貞觀時期金戈鐵馬的尚武精神。面對吐蕃貴族的入侵和騷擾，武則天給予鐵腕還擊。她派大將王孝傑擊敗吐蕃，打通了河西走廊，收復安西四鎮，復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之後，又設置北庭都護府等，不但鞏固了西北的邊防，也打通了一度中斷的「絲綢之路」，使唐朝和中亞的貿易再度活躍起來。
漢唐是中國歷史上兩個最為強盛、輝煌的王朝，漢與唐相比，漢質勝於文，唐文勝於質。漢雄渾凝重，唐璀璨瑰麗。漢有壯男之質樸剛健，唐有貴婦之雍容華麗。漢氣勢恢弘；唐氣象雄闊。大漢雄風、盛唐氣象遂成為中華民族最引以為驕傲的民族性格和魂魄。
魯迅在《墳》一文中，曾對漢唐精神讚揚有加，他說：「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漢唐雖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絕不介懷。」至今讀來，漢唐雄風，猶撲面而來。
岳飛為規復失地，高歌：「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其氣吞山河之勢，尤其令人振奮！這些無不顯示出中華民族固有的尚武精神。
此後猶有明成祖六掃虜庭的雄風、鄭和下南洋的開拓以及平定安南之亂的果斷等，康熙為一代雄主，在他執政期間，平定了三藩之亂；統一了臺灣；並與俄國簽訂了 《中俄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東段邊界，遏制了沙俄東擴的野心；平定了回疆、準噶爾等貴族的叛亂，強有力地鞏固了全國的統一，使中央集權得到了加強，也 使當時的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清朝版圖最大時達1200多萬平方公里。
對尚武精神的鼓勵和對武備的重視和整飭，不但能有效地維護 國家的統一、邊疆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也會使得國家興盛的局面得以長久保持。因此，在歷史的循環往復中，中華民族雖然歷經劫難，但復興漢唐魂魄總是那麼令 人津津樂道。尤其是近代百年中華民族受辱挨打的歷史證明，喪失了民族的尚武精神，連自立都談不上，何來復興和輝煌？
那麼，中華民族自漢唐以來固有的尚武精神，何以在宋代消失了？
探索這段歷史很有必要。
凡歷史上的開國之君，在建國之初，無不具有奔揚的氣勢和馳騖的精神。唯獨趙匡胤因為是從孤兒寡母手中奪得的政權，怕有人見樣學樣，就一味推行「重文輕武」政策，解除將帥兵權。趙匡胤曾問陳摶老祖，何處可守？一個「守」字，就把激昂的漢唐精神推得遠遠的了，也奠定了國家政策的基本調子，就是抱殘守缺、苟且偷安。而為了消弭文人們的獨立精神，宋代特別重視科舉，但又不像唐太宗那樣自信，看到許多新取的進士魚貫而出，便得意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而是 「以科舉銷天下英雄氣」，宋代的科舉成了統治者培養順民所實施的一種政治權術了。宋代的文人，也幾乎都把「學成文武藝，售與帝王家」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了。在宋代，科舉及第會無限榮光，會被皇帝在皇宮賜宴，也會帽插金花招搖過市，引得萬人空巷。所以時人曾感慨：「縱將帥於萬里之外破敵滅國，凱旋而歸，所受獎賞也不過如此。」由此看來，宋朝的科舉取士，已經不是為國家選拔人才了，而是對俯首貼耳讀書人的高級獎賞了。
民如水，體制如器，統治者鼓勵什麼樣的時代精神和提倡什麼樣的道德準則，民族就有什麼樣的性格，就會擁有什麼樣的靈魂。如統治者戰爭意志堅強，自然就會激起民族潛藏已久的血性。 宋代「重文輕武」，此時的儒士文人，也便沒有了戰國前期高蹈揚厲、獨立思考的個性，而逐步淪為求仕、做官的食祿之徒，整個社會便瀰漫著文弱之氣。
更糟糕的是，此時的儒家文化也發展到了極致，盛極而衰。朱熹繼承和發展了程朱理學，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存天理，滅人欲」，一切社會規則更加精細化和制度化。人們只能循規蹈矩，亦步亦趨，不敢有絲毫的創新。整個社會思潮趨向保守和僵化，社會成消極封閉狀態，與盛唐的開放自信姿態形成鮮明的對比。而朱熹的理學思想此後統治中國社會長達700多年，直到清末。
元時矯枉過正，把知識份子從天上踩到地下，八娼、九儒、十丐，此時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連娼妓也不如，僅比乞丐強點。斯文掃地，以此為甚。明清時期，雖為知識份子廣開仕進之門，但卻大興文字獄，以形式重於內容的八股文取士。儒家思想中閃光的東西被一步步閹割殆盡，完全成了統治的工具了。整個社會固步自封，積重難返，社會死氣沉沉，毫無活力，而統治者還沾沾自喜地以天朝心態自居，真是可悲、可嘆、可恨。
知識份子是一個時代的優秀代言人，宋元明清以不同的方式箝制、糟蹋儒家文化，對知識份子進行洗腦。使他們失去獨立的社會地位，也就沒有了獨立的人格，整個民族也就不可能有獨立的思考了。他們的骨子裡涵蓄了太多的柔媚，陶醉於詩酒風月之中，也便沒有了「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 夢來」，「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的奔赴疆場、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漢唐以來的尚武風氣，從此消失。變成了渾渾噩噩，不知進取的一群人，何來血性？ 也就沒有了漢唐時代的知識份子，常以到邊疆建功立業為榮耀的自覺意識和責任了。
漢唐之所以成為偉大的時代，漢唐精神之所以被後人仰慕和頌 揚，主要是多種文化的交匯、融合、發展的結果。春秋戰國時期知識份子爆發出的驚人的創造力和生命力，在漢代進入全面開拓時期，武帝 「表儒裡法」，相容並蓄，氣勢恢弘。而隋重新實現了的政治統一，則也是經過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幾度整合的結果。唐代則更是借助外來文化的強烈刺 激，創造了一種全新的以漢文化為主的胡漢文化，再一次彰顯出勃勃的生機和闊大的氣象，促成了中華民族新的統一體的鞏固和發展。而唐以前中國社會尚武的精 神，卻在宋以後，由於對儒家文化的單一性選擇和推崇，沒有了包容性，尤其元明清時代，甚至摒棄了儒學中閃光的東西，而把落後的一面發揮到極致，這就使得整 個社會逐步消弭了進取的精神和意志。近代中國的落後與挨打，與此不無關係。
由以上原因分析得知，中國從鴉片戰爭以後，聞戰必懼，鮮有勝仗，不僅對自身的命運產生了懷疑，民族的自信心也大為受挫。自宋以來堆積在中國人心中孱弱的意識，使得民族危機嚴重到了亡國滅種的境地。近代大半個世紀 裡，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後繼去尋找救國救民之路，經過近代各種文化思想啟蒙運動和五四新思潮的洗禮，才在中國形成了一種全新的五四新文化。它在喚醒民族意識 的同時，也激起了潛藏已久的民族血性。如果說，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取得了民族獨立的話，那麼，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則奠定了中國大國的地位。它所激發出的中 華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巨大動力，是中華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榮富強的里程碑。因為只有戰勝一個 大國，自己才能成為一個大國。
正如前面所言，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尚武精神的鼓勵和對武備的重視和整飭，不但能有效地維護國家的統一、邊疆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也會使得國家興盛的局面得以長久保持。
記住歷史的經驗教訓吧，唯如此，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和再次崛起也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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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文化， 以武力技術、知識等作為保衛、進攻、殺傷、掠奪等諸攻防行動作戰方式的文化。
正面觀點：有助於抗禦外敵或有效擊敗危及已方或友鄰時的保衛手段，達到克敵制勝之道。
反面觀點：極端崇尚武力的黷武文化，認為武力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能鑰匙。尚武文化是通過武力尋求霸權思想基礎，往往是戰爭的原動力。
由於過度極端追求武力最終會傷害己身或傷害友鄰招致身敗名裂，於是發展武德精神思想文化來制御過度追求武力的濫觴。
尚武文化典型現象
崇尚軍力
認為武力萬能
積極用戰爭解決糾紛
認為殺人是勇敢精神的表現 
尋求用武力獲得霸權 
帶有尚武文化痕跡的民俗活動
蒙古那達慕
阿拉伯獵鷹比賽
西班牙鬥牛節、奔牛節
英國喬維克北歐海盜節（Jorvik Viking Festival）
全日本弓道大會、日本流鏑馬
印度錫克教徒灑紅節比武（Holla Mohalla）
內門鄉宋江陣
美國、瑞士與芬蘭的槍械文化
MMA
其他解讀
從漢字的造字方式來看，「武」是會意字。從止，從戈。據甲骨文，人持戈行進，表示要動武。
然而，漢文化的武術家往往重視德，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絕不可輕易動武。在授徒之前也必先讓習武者明白，不可仗著自己的功夫好勇鬥狠，這不僅不是尚武，反褻瀆了尚武精神。
三國時期的政治家軍事家曹操在註解《孫子兵法》一書的《孫子略解》序中寫道：「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就是很好的解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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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精神不是逞兇鬥狠、熱愛戰爭，而是指一種精神，一種絕不忍受壓迫的精神，一種敢於反抗不公的精神。一個外無尚武精神的民族勢必會被外力所淹沒，一個內無尚武之風的民族必將落後於時代
漢唐時期
遙想在漢代，劉徹發動對匈奴的全面反擊，衛青、霍去病給了匈奴毀滅性的重創。從此中華帝國以世界最強悍國家屹立於世界之巔！接下來才有班超的“ 投筆從戎 ”。因此有漢一代，滅匈奴、破樓蘭、平羌人，威懾四方！戰功顯赫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唐朝也是擁有強烈的尚武之風，滅東、西突厥，平定薛延陀，徵高麗而建功於域外，耀中華國威以懾四夷。
宋朝時期
實際上中國人是從宋朝開始就逐步泯滅了尚武之風的。由於開國皇帝趙匡胤倚靠陳橋兵變從孤兒寡母手裡竊取了江山，因此他對掌握兵權的將軍極其敏感，坐穩江山後還要通過“ 杯酒釋兵權 ”來解除大將的兵權。自此，在有宋一代形成了重文輕武的風氣，同樣品級的官職，文官要比武官大一些，待遇優厚一些。這還不算，皇帝還千方百計地控制將軍的指揮權，將軍臨敵作戰要按照皇帝事先制定好的陣形去作戰，而且宋代派文人做知州掌管地方行政，設立轉運使管理地方財權，進一步削弱軍人的權力。甚至，在宋代還多次出現文人直接掌管軍隊作戰的事情。
總之，宋朝皇帝對將軍們防範之心過甚，一方面是鑑於唐朝末年的“ 藩鎮割據 ”及“五代十國”時期的軍閥混戰；一方面是怕別人效仿自己（即宋太祖）也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中央王朝。宋朝與唐朝不一樣還在於其中央由皇帝控制的禁軍明顯強於邊關守軍；而唐朝卻相反，邊防守將權力很大，軍隊戰鬥力很強，到唐代中後期甚至超過了中央。宋朝皇帝認為：防內甚於防外，楊家將和岳飛都是一代名將，卻因此而受到統治者的猜忌和迫害。有鑑於此，再加上宋朝政府有意地在社會上大興文風，歷經兩宋三百多年的磨礪，整個華夏子孫已經沒有了從軍報國的熱情了。
明朝時期
其實，通觀整個明朝的歷史，你可以發現它在許多方面繼承甚至是發展了兩宋的文化製度。程朱理學在明代得到了充足地發展，皇帝不關心邊防的戰事而更注重臣下的效忠和皇權的鞏固。將軍們作戰時毫無主動性可言，居然要受到皇帝委派的太監來監軍制約。整個明代外戰已不復當年漢唐時期的輝煌，儘管有對沿海倭寇和支援朝鮮的勝利，但也僅比趙宋王朝強一點。為什麼會如此呢？蓋因明朝皇帝不願百姓有尚武之風，他們會拿漢唐兩代來引以為戒：尚武之風濃烈的漢唐不也造就了漢末的“黃巾匪亂”、豪強割據和唐末的黃巢起義、“ 藩鎮割據 ”嗎？在皇帝們看來，攘外必先安內，防民尤甚於防夷，內患永遠是大於外患的。
再看看熊庭弼、袁崇煥這些屈死的統兵大員們，正直的軍人怎能不寒心呢？盧像升這樣不計較個人得失，一心報效國家的忠臣與其說是戰死沙場到莫如說是死於皇帝的猜忌和小人的讒言之手。整個大明帝國有這樣陰暗的政治氛圍，怎能讓軍人安心報國呢？民風也已不似當年彪悍，想當年，戰國時期李牧兵破匈奴數十萬；秦朝，蒙恬軍奪河套於匈奴；漢代，漢將霍去病、衛青讓匈奴心驚膽裂！李陵區區步軍五千卻迫使單于窮舉國之力來抗；唐代，李靖孤軍三千深入敵後大破突厥、一戰滅突厥。到了明代這些已成為了遙遠的回憶，每遇滿洲騎兵，雖數倍於敵依然難免一敗再敗。明朝的將軍們見了文官們與宋朝時頗為相似，似乎總是矮了半截。在社會高壓的政策下，百姓們也已被改造成了順民，國民大都被程朱理學改造得沒有什麼棱角了，哪裡還談什麼尚武之風呢？
主要體現編輯
尚武精神---天行健的最佳註釋，尚武精神常為國家動力的源泉。文和武，正如一陰一陽之道。文武結合，方為完人。國家之強盛，也需要文武結合，正所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智慧表現
缺乏智慧的意志力是虛弱的，缺乏意志力的智慧是危險的。古今中外的經驗告訴我們，意志與智慧的高度辨證統一是一個民族圖強的不二法門，而當今的中國正需要一種民族精神把整個民族牢牢凝聚在一點之上，意志與智慧可以表現出一種精神，這就是尚武精神！
說起尚武精神，自中國大一統以後，奠定整個國家尚武精神的第一位領袖就是漢武帝——劉徹。
在遙遠的2000年前，瘋狂的游牧民族——匈奴，憑藉著快馬彎刀，不斷的入侵邊塞，燒殺劫掠無惡不作！但是可惜的是，匈奴人遇到的是正處於尚武精神最濃烈時期的華夏民族！漢族在當時是一個高度尚武的民族，而且整個國家已經從秦末的戰亂中恢復了。而當漢人的領袖漢武帝的即位立即將整個國家的力量凝聚起來。發動了對匈奴人的全面反擊。最終匈奴沒能進入中原一步，就被兩漢絞殺在大漠中了。當匈奴人的歷史走到盡頭的時候，匈奴單于呼韓邪率領匈奴全族向漢朝投降。而殘餘的匈奴人為了躲避漢軍的追擊，遠遁歐洲，竟然滅掉了強大的羅馬帝國。
在近現代，中國人的尚武精神的奠基人則是毛澤東。
君不見，毛主席時代的中國，整個國家是多麼熱誠的投入到工業強國的建設之中，一句知識青年下鄉去，接受農村改造，更是讓多少人為之沸騰，意志力的提升讓人甘願接受最艱苦的生活，而依舊笑臉相迎；君不見，毛主席時代的中國，整個國家在百廢待興、一窮二白，在前有美帝、後有蘇修的窘況之下，依然游刃有餘、不慌不亂，兩彈一星的奇蹟硬是把中華民族偉大智慧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智慧力的挖掘讓一個曾經的“病夫”煥發光彩。而毛主席時代的革命軍人更是這兩種力量的統一體，革命軍人“滾雷場、堵槍眼、炸碉堡”的光榮事蹟屢見不凡；而在朝鮮、越南、緬甸的戰役中，革命軍人更是最大限度地將劣勢裝備下的戰鬥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促成這些事例的是什麼？難道不是整個國家內部的尚武精神嗎？年長一些的叔叔、阿姨，那個年代的一件橄欖綠是否可以讓你發狂？年長一些的爺爺、奶奶那個時代擁有一名軍人的子女是多麼令人光榮！記得一位老者跟我說，五十年代有一次，他與同事去鄉里幫學校向家長收書費，走到一個學生家裡，剛要開口收書費的事，不料人家父母拿出了一張“革命烈士證”，原來這家老大犧牲在抗美援朝的戰場，看罷，他與他的同事一聲不吭離開了，因為他們知道，國家明文規定“革命犧牲的軍人家庭是有特別待遇的”。這就是那個時代一個國家偉大的尚武精神啊，軍人被人看成是最偉大的職業。對越反擊戰那些犧牲的將士，不少還埋葬在無人管理、野草叢生的墓地裡；一些負傷的戰士向政府討撫卹金的事情我也屢有耳聞；軍人被人看成是傻大兵、窮癟三，軍隊經商更是把地方上的壞毛病全染上了，把自己的光榮傳統忘了乾淨，這哪是一個健康、蓬勃的世界新興強國人樣子啊！
國防重心
傳統的國防建設，主要由軟件、硬件與運用它們的人構成。但是，我認為，國防建設一定上也“代表一個國家最先進生產力發展程度”，正如本文一開始我所言的“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民族精神是這個生產力的倍增器一樣，國防建設的倍增器就是民族的尚武精神。如果讓所有人感受到軍人是整個國家最光榮的職業，每個人都無比嚮往這個職業，希望有生之年為這個職業而付出所有犧牲而無怨無悔，全民一心弘揚民族尚武精神，讓已經參軍的人感受到自己吃苦是被人民所理解的、是光榮的、是偉大的；讓還沒有參軍的人感受到做一名革命軍人是無比神聖的、令人驕傲的；讓全國人民為軍人歡呼、讓中國財政為軍人贈利、更讓帝國主義畏我們軍人而膽寒！
弘揚民族尚武精神並不是把“軍事建設列為中心”，而是讓人民從意誌之中頓發出對軍民魚水情的自然感悟、對軍人捍衛國家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經濟安全等事關國家戰爭與和平年代核心利益而驕傲，讓那些滿腹鋼鐵意志與聰明智慧的普通百姓進入軍隊接受革命大熔爐新一次洗禮。我們的“尚武精神”不同於朝鮮的“先軍政治”，那是朝鮮人民因為懼怕美帝、日寇侵略而做出的沒辦法的辦法。朝鮮財政收入差不多1/3的全部被迫因此投入軍事建設，而不是人民溫飽與經濟建設。我們中央財政確實需要在軍人待遇上面多做出一些“犧牲”，增加薪金、獎金與補貼固然不可或缺，但是應該全國、全社會、全民從細微入手，讓軍人感受到，他們不是因為國家財政撥發的資金多了才提升，而是讓他們在整個日常經濟生活中，自然的感受到這一切，比如我們一直做的很好的，在一些車站、劇院購票時給軍人優惠、地方各部門幹部對軍人家庭的特別關懷等等，這種才是對軍人最大的關懷啊。最自然的東西，往往就是最暖人心的東西，這不像暴發戶，因為一夜的致富而受到別人的“禮待”一樣，這種“禮待”其實不是對人的“禮待”而不是對金錢的頂禮膜拜，這個是需要社會發展過程中慢慢隔除的。發自肺腑的一聲關懷，遠遠高於出於對金錢一夜暴富的"禮待"之情。
當民族尚武精神與當軍人地位被提升到國家的一個程度之後，國家必將迎來一次更強勁的凝聚，那我們的意志與智慧必將凝聚成最強大、最穩定的生產力！
相關研究編輯
衰落原因
中國歷史文化缺乏尚武精神。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依思特曼曾經指出，傳統中國人崇尚人和自然界的和諧，而西方人則主張征服自然。兩者的區別反映在各自的繪畫藝術中。他把吳歷的“萬谷松風圖”和威廉哈內特（1884）的“狩獵之後”加以比較。在吳歷的山水畫中，人物在宏偉的自然界中顯得十分渺小，而在哈內特的畫中是掛在牆上的獵槍、匕首和幾隻被打死的山雞野兔。哈內特的畫要表現的是人對自然界的支配。依思特曼相信這兩幅畫正體現了中國人和西方人對大自然的不同態度。
中國人和西方人在尚武精神方面的差異也可能來自他們各自對人性的基本看法。基督教的西方文化認為人性是惡的，都是受利益驅使的。他們不大相信可以通過道德說教使敵人改變態度，放棄他們自己的利益主張。因此最後的決定因素還是法律強制。中國人則是孟子的信徒，相信人心向善，主張以德服人，講究說教。就是在不得不動武時，還是認為最終對敵人的瓦解要靠攻心。所以王守仁在剿滅了反叛分子後還要說“滅山中賊不如滅心中賊”。
中國人缺乏尚武精神也可能有製度的原因。傳統中國的社會階級結構是士，農，工，商。士這個階級是讀書人。幾乎完全是靠科舉制製造出來的。讀書人是社會上等階級，又是國家官吏的主要來源。所以政府和民間都重文輕武。這些手無縛雞之力，只會舞文弄墨的書生掌握著大量社會資源，成了社會精英階層的主流。
武人做事往往比文人乾脆，重大決策時可能更容易成功。拿1898年中國的百日維新和1868年的日本明治維新做比較，前者失敗而後者成功，原因固然很多。但日本的明治維新主要是一幫武士在主導，而百日維新的領導是一幫文人恐怕也有關係。
百年恥辱
近代史上的中華民族，嚴重缺乏一種每一個健康的民族都應有的、正常的“尚武精神”。但中國卻老愛擺花架子，自我安慰“不參加軍備競賽”--其實官場上已從骨子裡徹底腐敗弱智，民族精神上處於墮落無能狀態。
什么是尚武精神？尚武精神意味著对武力的喜好，在武装对抗中获得快感，把军事征服和武力强大看成是一种光荣。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并非总是要通过战争解决争端，但总是把战争看成解决问题的积极方式。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并不是不发动战争，而是他们不能从战争和武力对抗中获得快感，也不把战争看成是解决问题的积极方式，只把它当成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從近代史上看，中國人已經成為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我們講究以德服人，以柔克剛，有容乃大。我們祖先有一句話“上善若水”，大意是人的性格修煉到水的境界，就可以克制剛猛的敵人，而再也不會被敵人傷害。誰可以用刀槍傷害水？現代歐美及日本都是有尚武精神的民族，他們和其民族發生衝突時，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不耐煩跟任何人講什麼“委曲求全”，也不相信“上善若水”那一套。他們相信實力是最能服人的道理。
數年前讀研究生時，和我的導師（澳大利亞人）討論到現代西方文明的來源。當時剛讀了英國哲學家羅素的有關論述，我引用羅素的意見，以為現代西方文明的來源有三，一是希伯來人那裡學來的一神論的基督教；一是從古希臘人那裡繼承來的人文藝術；一是文藝復興開創的科學精神。導師點頭贊同，但隨後說了一句讓我印象深刻的話。他說羅素忘記了另一個重要來源，那就是日爾曼人的尚武精神。
中國人不尚武，也很少像漢唐先祖那樣真正用心武備，有時候就想靠擺花架子嚇唬人。到了真正打仗的時候就割地賠款、損兵折將。18世紀時英國人瑪噶尼率使團訪華，企圖說服清庭擴大同英國的貿易，也有探測中國軍事實力的意思。清庭也知道瑪噶尼使團的用意，於是安排手持長矛大刀的士兵列隊迎送英國人，以為威猛的士兵和雄壯的隊列定可給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瑪噶尼從這些士兵的裝備卻看出他們根本不是英國軍隊的對手。
中國還在擺花架子，而軍事專家對這種花架子卻根本不屑一顧。從現代史上看，中國已經喪失了它五千年輝煌歷史上，“損我王威、雖遠必伐”的那種自信、成熟和健全的民族精神。
到了中國現代，最具尚武精神的人物無疑是毛澤東。毛主張“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在朝鮮戰爭中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徹徹底底領教了這位中國領導人的厲害，毛多次提到他的哲學是鬥爭哲學。他在會見尼克松和基辛格時，曾告訴他們不要用中國文化講究和諧的觀念和他打交道，因為他和西方人一樣，也是講鬥爭的。他對鬥爭的喜愛使他對儒家的中庸那一套很反感。這就是為什麼他在文革中還要專門講儒法鬥爭（雖然被極端、幼稚化了）。他發動文革的動機很複雜，喚起中國人鬥爭意識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有人把毛澤東的鬥爭性格和共產黨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其實是一體兩面，其一面講尚武，另一面則講求中庸和策略，毛的身邊有個周恩來就是例子。
当你的对手崇尚武力，而你仍然死抱有容乃大的中庸思想，那并不是智慧，而是迂腐、弱智和怯懦无能。拿枪指著敌人的额头时，效果无疑超过一百部论语。你固然可以和敌人讲王道，讲上善若水，但问题是当敌人不服王化，也不把你当水看待，而非要向你动刀动枪，你却没有基本的自卫能力，怎么办？即便人的性格真能修炼到水的境界（对这点我存疑），人的血肉之躯可无论如何不是水，除了义和团外，没几个人会真相信他的身体可以刀枪不入--这也许就是中国那种退化到原始状态的一点点“尚武精神”，可惜太晚、太落后了。
當然我們不應鼓吹戰爭，但決不能繼續放鬆軍備，才能從根本上預防、避免戰爭。讓你崇尚武力的對手不敢向你輕啟戰端的最好辦法，不僅僅是讓他知道道理是在你這一邊，還得展示出你自己武裝力量的強大得使它別無選擇。
花錢在國防就像是對國家財產和人民生命安全付保險費。表面上沒有直接的創造價值，但防止了可能的損失，確保國家根基的穩定。
有幾個問題得問問中國人。問題1，由於鬆懈武備，晚清中國人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和義和團與洋人的對抗中一再失敗，向西方和日本賠了上億兩銀子，作為現代中國人的你，如果可以倒轉歷史，是否願意拿這上億兩銀子在戰前加強武備，從而避免戰爭？問題2，抗日戰爭時，日本的侵略使中國損失了上千萬條生命，和數千億美元的財產。
作為現代中國人的你，如果可以倒轉歷史，會不會選擇戰前拿出數千億美元建立強大的軍隊，從而阻止戰爭的爆發？如果對這兩題，你的答案都是“會”，那你是不是會贊成中國應該花更多的錢在國防上，而不僅僅是天真地“全心全意”搞經濟建設？否則，那種沒有現代“安全意識”的土老冒式的巨大風險和戰爭慘敗的後果，中國人民還能承擔得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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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沒有脊樑的民族勢必會被世界潮流所淹沒，一個沒有偉大精神貫穿的脊樑必將被外力所折斷。中華民族正值趕超世界先進文明的機遇期，可謂是時不我待，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更是被我們喊得響天掣地，但是我們卻為此忽略了一個生產力的倍增器——民族精神。
民族的精神，好比一個人的脊樑，如果一個民族的脊樑缺少這種精神，那肯定這個民族正在步入自己的衰落期，表面上的浮華也只是轉瞬而過的東西。而中國當今最缺乏的是一種尚武的民族精神。
雖然弱肉強食的「叢林準則」已被世界人民普遍唾棄，但是，國際政治始終離完全告別野蠻還要很長的路要走，經濟發展固然可以給綜合國力提高做出貢獻，但是經濟安全更需要軍事力量給它提供可靠的支撐。難以想像日不落的海上貿易如果缺少了軍事力量的支撐會是怎麼樣的；難以想像經濟、科技實力雄厚的大宋王朝如果擁有了一種堅定的尚武精神那歷史又將如何。
漢朝時中國以區區五萬軍隊抗衡阿拉伯人三十萬大軍，最後只是惜敗，這讓我更加敬畏這個強大的王朝了。遙想漢朝，整個社會的精英都願意從軍報國，建功立業，也因此才有班超的棄筆從戎。也正是這種強烈的尚武精神，才使得漢朝建立了滅匈奴、破樓蘭、平羌人的歷史偉業，造就了中華民族的第一個盛世王朝。
唐朝也有強烈的尚武之風，滅東、西突厥，平定薛延陀，征高麗而建功於域外，耀中華國威以懾四夷，成就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大唐盛世。有唐一代，雖然在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就逐漸走向了衰敗，但外族仍然不敢不俯首稱臣，這都是因為唐朝有著強烈的尚武精神。也因此，每當我們說到中華的盛世王朝的時候總是以漢唐來代表。
那麼國人又是何時失去了尚武精神的呢？我們在宣揚漢唐的尚武精神的時候，也應該注意到，這兩個朝代最後都是由於內亂而走向滅亡，而這也正是由於這兩個王朝過於崇尚武力，地方豪強、藩鎮的割據勢力過於強大直接導致了中央王朝的空心化。應該說中國是從宋代開始逐步喪失了尚武精神的。由於宋朝本身通過兵變奪取的江山，因此也就對將軍掌握軍權極其敏感，坐穩江山以後還要杯酒釋兵權。這也就導致宋人更多地習文而不練武，對女真、契丹的戰爭一敗再敗，並最終被蒙古人滅掉。
而明朝對人民的壓迫更要甚於宋朝。大興文字獄，發明了各種酷刑，甚至達到了讓人民有話不敢言的地步，更不要說什麼尚武精神了。明朝統治者甚至讓太監監督作戰，嚴格控制將領們的行動，防內甚於防外。那麼明朝最終被滿洲人滅亡也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
到了清朝，皇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嚴格控制人們的思想，大興文字獄迫害漢族的反抗精神，一步步地將漢族的最後一點尚武精神消磨殆盡。也正是因為如此，近代的中國人已經完全喪失了尚武精神，也因此在對抗列強的戰爭中一敗塗地。區區兩萬人的八國聯軍就可以把皇帝從二十萬禁軍的北京城中嚇得抱頭鼠竄。中國的近代史簡直就是一部屈辱史，而這就是由於我們沒有尚武精神。
據說漢族之稱就是來源於匈奴對我們的讚嘆，匈奴騎兵曾經橫行西域，也曾騷擾過中原，餘部也曾掃蕩歐洲。但是匈奴人卻始終無法企及中原的富饒，被兩漢逐殺於大漠之間，每當憶起漢人，其必贊曰：「壯哉，漢家男兒！」漢人之稱自此隨著匈奴坐騎踏遍西域大漠甚至歐洲，許多西域國家也如此稱呼我們，自此「漢族」與華夏有緣。當然，這是建立在軍刀下的威嚴，是敵人對我們由衷的敬畏。那句鏗鏘有力的話依然回梁繚繞：「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今天是我們中國重新崛起的一個契機，是無所作為還是重現漢唐雄風完全在於我們選擇什麼樣的道路。如果要真正復興，我們必須重振國民的尚武雄風擺脫過去自己和異族給我們套上的枷鎖。 中國必須要有民族精神！
中國人必須要有尚武精神！！

姜太公後人-尚武精神-武術之鄉-姜維出生之地-甘谷縣--姜維（202-264）：天水冀人，三國時代初期出身魏國，後歸降諸葛亮北伐軍，成為蜀漢名將

甘谷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甘肅省天水市下轄的一個縣，位於甘肅東部，天水西北部，渭河流域。面積1572平方公里，2004年人口60萬。郵政編碼741200，縣政府駐大像山鎮。
歷史
秦宣公八年（前668年），春秋時期秦國始置冀縣，素有「華夏第一縣」之稱，是華夏中土最早的縣級建制。
漢朝時，隸屬於涼州，為該州漢陽郡的郡治。
唐朝時，改為伏羌縣。
金朝時，為甘谷城的所在地，改置甘谷縣。
元朝時，廢除縣治。
民國17年（1928年），重新設置甘谷縣至今。
行政區劃
甘谷縣下轄13個鎮、2個鄉：
大像山鎮、磐安鎮、新興鎮、安遠鎮、六峰鎮、金山鎮、大石鎮、禮辛鎮、武家河鎮、大莊鎮、古坡鎮、八里灣鎮、西坪鎮、謝家灣鄉和白家灣鄉。
對外交通
隴海鐵路與316國道一起沿渭河貫穿全縣。2011年新修建的天定高速公路也橫穿甘谷。
氣候與物產
甘谷縣屬溫帶大陸性半濕潤季風氣候區，渭河流過全境。
經濟
甘谷縣農業以種植小麥、洋芋、玉米等糧食作物為主，還有糜谷、水稻、大麥、莜麥等。經濟作物包括蔬菜、油料、藥材、瓜類、水果、花椒、辣椒等，蔬菜主要有韭菜、黃瓜、茄子、西紅柿等30多個品種，遠銷10多個省（區）。其中甘谷辣椒、白條黨參、紅富士蘋果比較知名，月季花品種繁多，已經成為花卉生產基地。畜牧業以牛、驢、馬、豬、羊、雞的飼養為主。
工業產品以發電、建築、建材、毛紡織品、草編織品等農副產品加工為主。礦產資源主要有石灰石、花崗岩、磷礦、赤鐵礦等二十多種。
旅遊資源
甘谷縣境內旅遊資源豐富，城西是聞名的大像山石窟，山上寺廟眾多，最著名的是已被列為國家級重點保護文物、始建於北魏時期的高23.3米的石胎泥塑大佛。此外還有華蓋寺石窟、天門山、蔡家寺、姜維墓、鞏建豐紀念館、尖山寺森林公園等眾多旅遊景點。此外還有烈女何寺廟位於狄家村，還有二龍王廟。
名人
姜維（202-264）：天水冀人，三國時代初期出身魏國，後歸降諸葛亮北伐軍，成為蜀漢名將。
尹思貞（639-716）：長安人，唐代工部尚書，後封「天水公」（唐代天水郡領五縣：上邽、成紀、伏羌、隴城、清水）。
尹守貞（662-702）：甘谷縣冀人，唐代明經入仕，國子監四門學助教。[1]
尹愔（700-741）：尹守貞之子，唐代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修國史。[2]
武紹文：伏羌縣（今甘谷縣）人，唐代刑部左侍郎。
武德裕：武紹文之子，兵部武選郎中。
釋演覺：中國佛教協會代理會長，北京廣濟寺方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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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精神——存在中華民族骨子裡的精神
2018-09-19 由 蒼穹小耳 發表于文化
前一段時間整個網絡都在討論「娘炮」文化，讓更多的國人發起了對這種文化的聲討，那我們應該尊崇什麼文化？面對外部的種種挑戰中華民族更需要什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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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精神到了需要傳承的時候了，很多人說尚武就是看你不爽我就干你，武力解決一切問題，錯，打錯特錯。
尚武精神不是逞兇鬥狠、熱愛戰爭，而是指一種精神，一種絕不忍受壓迫的精神，一種敢於反抗不公的精神。一個外無尚武精神的民族勢必會被外力所淹沒，一個內無尚武之風的民族必將落後於時代。
可能很多的國人覺得中華上下五千年歷史，我們一直尊崇的是儒家文化，從未聽說過要推崇尚武精神，那是你孤陋寡聞，在尚武精神領域我們的先輩有非常多的名人，比如大家所熟悉的秦始皇、漢武帝劉徹，新中國第一代領導毛澤東，他們都是把尚武精神發揮到淋漓盡致的時代偉人。
而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從遠古時代就已經形成並且在國家發展中得以發揮，歷史可能很多朋友並沒有認真看過但影視劇很多朋友絕對看過，很多年輕人所熟悉的黃曉明最經典的《大漢天子》就講述的是漢武帝劉徹，劉徹發動對匈奴的全面反擊，衛青、霍去病給了匈奴毀滅性的重創，鞏固了大漢的根基，大家所熟悉的一句經典台詞，電影《戰狼》裡面的：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就是出自陳湯：「宜縣頭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出處《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從此大漢以世界最強悍國家屹立於世界之巔!接下來才有班超的"投筆從戎"（東漢班固《漢書》「宜縣頭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因此有漢一代，滅匈奴、破樓蘭、平羌人，威懾四方!戰功顯赫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唐朝也是擁有強烈的尚武之風，滅東、西突厥，平定薛延陀，征高麗而建功於域外，耀中華國威以懾四夷。不過，漢唐兩代由於過於炫耀武力，尚武之風濃烈，這也直接造成了國恆以弱滅，漢以強亡的結果。由於地方豪強、藩鎮的割據勢力過於強大直接導致了中央王朝的空心化，最終被滅亡。宋代正是有鑒於此，才矯枉過正，這雖然避免了宋朝被統兵大將所滅亡，卻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以前從未有過的民族危機，外患成了整個華夏當時最大的創傷。最終，偏安的南宋小朝廷依然不免亡於蒙古。成為了中華帝國永久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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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精神
一個沒有脊樑的民族勢必會被世界潮流所淹沒，一個沒有偉大精神貫穿的脊樑必將被外力所折斷。中華民族正值趕超世界先進文明的機遇期，可謂是時不我待，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更是被我們叫的響天掣地，但是我們卻為此忽略了一個生產力的倍增器——民族精神。尚武精神意味著對武力的喜好，在武裝對抗中獲得快感，把軍事征服和武力強大看成是一種光榮。君不見，毛主席時代的中國，整個國家是多么熱誠的投入到工業強國的建設之中，一句知識青年下鄉去，接受農村改造，更是讓多少人為之沸騰，意志力的提升讓人甘願接受最艱苦的生活，而依舊笑臉相迎；君不見，毛主席時代的中國，整個國家在百廢待興、一窮二白，在前有美帝、後有蘇修的窘況之下，依然遊刃有餘、不慌不亂，兩彈一星的奇蹟硬是把中華民族偉大智慧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智慧力的挖掘讓一個曾經的“病夫”煥發光彩。
重要性
尚武精神---天行健的最佳注釋，尚武精神常為國家動力的源泉。文和武，正如一陰一陽之道。文武結合，方為完人。國家之強盛，也需要文武結合，正所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智慧表現
缺乏智慧的意志力是虛弱的，缺乏意志力的智慧是危險的。古今中外的經驗告訴我們，意志與智慧的高度辨證統一是一個民族圖強的不二法門，而當今的中國正需要一種民族精神把整個民族牢牢凝聚在一點之上，意志與智慧可以表現出一種精神，這就是尚武精神！
說起尚武精神，自中國大一統以後，奠定整個國家尚武精神的第一位領袖就是漢武帝——劉徹。
在遙遠的2000年前，瘋狂的遊牧民族——匈奴，憑藉著快馬彎刀不斷的入侵邊塞，燒殺劫掠無惡不作！但是可惜的是，匈奴人遇到的是正處於尚武精神最濃烈時期的華夏民族！漢族在當時是一個高度尚武的民族，而且整個國家已經從秦末的戰亂中恢復了。而當漢人的領袖漢武帝的即為立即將整個國家的力量凝聚起來。發動了對匈奴人的全面反擊。最終匈奴沒能進入中原一步，就被兩漢絞殺在大漠中了。當匈奴人的歷史走到盡頭的時候，匈奴單于呼韓邪率領匈奴全族向漢朝投降。而殘餘的匈奴人為了躲避漢軍的追擊，遠遁歐洲，竟然滅掉了強大的羅馬帝國。而漢人對軍功的榮耀、對尚武精神的崇尚也可以體現在漢朝人留下的豪言壯語中——
焚匈奴之庭，坑康居之民，屠大宛之城，蹈烏孫之壘，探姑繒（西南夷之一種）之壁，籍盪姐（西羌之一種）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捲，後無餘災。這就是強大的尚武精神！所造就出來的輝煌偉業！
在近現代，中國人的尚武精神的奠基人則是毛澤東。君不見，毛主席時代的中國，整個國家是多么熱誠的投入到工業強國的建設之中，一句知識青年下鄉去，接受農村改造，更是讓多少人為之沸騰，意志力的提升讓人甘願接受最艱苦的生活，而依舊笑臉相迎；君不見，毛主席時代的中國，整個國家在百廢待興、一窮二白，在前有美帝、後有蘇修的窘況之下，依然遊刃有餘、不慌不亂，兩彈一星的奇蹟硬是把中華民族偉大智慧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智慧力的挖掘讓一個曾經的“病夫”煥發光彩。而毛主席時代的革命軍人更是這兩種力量的統一體，革命軍人“滾雷場、堵槍眼、炸碉堡”的光榮事跡屢見不凡；而在朝鮮、越南、緬甸的戰役中，革命軍人更是最大限度地將劣勢裝備下的戰鬥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促成這些事例的是什麼？難道不是整個國家內部的尚武精神嗎？年長一些的叔叔、阿姨，那個年代的一件橄欖綠是否可以讓你發狂？年長一些的爺爺、奶奶那個時代擁有一名軍人的子女是多么令人光榮！記得一位老者跟我說，五十年代有一次，他與同事去鄉里幫學校向家長收書費，走到一個學生家裡，剛要開口收書費的事，不料人家父母拿出了一張“革命烈士證”，原來這家老大犧牲在抗美援朝的戰場，看罷，他與他的同事一聲不吭離開了，因為他們知道，國家明文規定“革命犧牲的軍人家庭是有特別待遇的”。這就是那個時代一個國家偉大的尚武精神啊，軍人被人看成是最偉大的職業。對越反擊戰那些犧牲的將士，不少還埋葬在無人管理、野草叢生的墓地里；一些負傷的戰士向政府討撫恤金的事情我也屢有耳聞；軍人被人看成是傻大兵、窮癟三，軍隊經商更是把地方上的壞毛病全染上了，把自己的光榮傳統忘了乾淨，這哪是一個健康、蓬勃的世界新興強國人樣子啊！記得有位網友留言“以前我們打仗都是部隊領導偷偷往我們家裡寄錢，現在都是士兵悄悄往領導口袋裡塞錢”，看過之後，心在滴血啊。
國防重心
傳統的國防建設，主要由軟體、硬體與運用它們的人構成。但是，我認為，國防建設一定上也“代表一個國家最先進生產力發展程度”，正如本文一開始我所言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民族精神是這個生產力的倍增器一樣，國防建設的倍增器就是民族的尚武精神。如果讓所有人感受到軍人是整個國家最光榮的職業，每個人都無比嚮往這個職業，希望有生之年為這個職業而付出所有犧牲而無怨無悔，不象現在這樣存在的“看不起軍人、不理解軍人、當兵為崗位”，全民一心弘揚民族尚武精神，讓已經參軍的人感受到自己吃苦是被人民所理解的、是光榮的、是偉大的；讓還沒有參軍的人感受到做一名革命軍人是無比神聖的、令人驕傲的；讓全國人民為軍人歡呼、讓中國財政為軍人贈利、更讓帝國主義畏我們軍人而膽寒！
弘揚民族尚武精神並不是把“軍事建設列為中心”，而是讓人民從意志之中頓發出對軍民魚水情的自然感悟、對軍人捍衛國家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經濟安全等事關國家戰爭與和平年代核心利益而驕傲，讓那些滿腹鋼鐵意志與聰明智慧的普通百姓進入軍隊接受革命大熔爐新一次洗禮。我們的“尚武精神”不同於朝鮮的“先軍政治”，那是朝鮮人民因為懼怕美帝、日寇侵略而做出的沒辦法的辦法。朝鮮財政收入差不多1/3的全部被迫因此投入軍事建設，而不是人民溫飽與經濟建設。我們中央財政確實需要在軍人待遇上面多做出一些“犧牲”，增加薪金、獎金與補貼固然不可或缺，但是應該全國、全社會、全民從細微入手，讓軍人感受到，他們不是因為國家財政撥發的資金多了才提升，而是讓他們在整個日常經濟生活中，自然的感受到這一切，比如我們一直做的很好的，在一些車站、劇院購票時給軍人優惠、地方各部門幹部對軍人家庭的特別關懷等等，這種才是對軍人最大的關懷啊。最自然的東西，往往就是最暖人心的東西，這不象暴發戶，因為一夜的致富而受到別人的“禮待”一樣，這種“禮待”其實不是對人的“禮待”而不是對金錢的頂禮膜拜，這個是需要社會發展過程中慢慢隔除的。發自肺腑的一聲關懷，遠遠高於出於對金錢一夜暴富的"禮待"之情。
當民族尚武精神與當軍人地位被提升到國家的一個程度之後，國家必將迎來一次更強勁的凝聚，那我們的意志與智慧必將凝聚成最強大、最穩定的生產力！
歷史發展
漢唐時期
遙想在漢代，整個社會的精英人才願意從軍報國建功立業，劉徹發動對匈奴的全面反擊，衛青、霍去病給了匈奴毀滅性的重創。從此中華帝國以世界最強悍國家屹立於世界之巔！接下來才有班超的“投筆從戎”。因此有漢一代，滅匈奴、破樓蘭、平羌人，威懾四方！戰功顯赫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唐朝也是擁有強烈的尚武之風，滅東、西突厥，平定薛延陀，征高麗而建功於域外，耀中華國威以懾四夷。漢唐雄風至今依然感召著熱血青年就在於此。不過，漢唐兩代由於過於炫耀武力，尚武之風濃烈，這也直接造成了國恆以弱滅，漢以強亡的結果。由於地方豪強、藩鎮的割據勢力過於強大直接導致了中央王朝的空心化，最終被滅亡。宋代正是有鑒於此，才矯枉過正，這雖然避免了宋朝被統兵大將所滅亡，卻給中華民族帶來了以前從未有過的民族危機，外患成了整個華夏當時最大的創傷。最終，偏安的南宋小朝廷依然不免亡於蒙古。成為了中華帝國永久的恥辱！
宋朝時期
實際上中國人是從宋朝開始就逐步泯滅了尚武之風的。由於開國皇帝趙匡胤倚靠陳橋兵變從孤兒寡母手裡竊取了江山，因此他對掌握兵權的將軍極其敏感，坐穩江山後還要通過“杯酒釋兵權”來解除大將的兵權。自此，在有宋一代形成了重文輕武的風氣，同樣品級的官職，文官要比武官大一些，待遇優厚一些。這還不算，皇帝還千方百計地控制將軍的指揮權，將軍臨敵作戰要按照皇帝事先制定好的陣形去作戰，而且宋代派文人做知州掌管地方行政，設立轉運使管理地方財權，進一步削弱軍人的權力。甚至，在宋代還多次出現文人直接掌管軍隊作戰的事情。
總之，宋朝皇帝對將軍們防範之心過甚，一方面是鑒於唐朝末年的“藩鎮割據”及“五代十國”時期的軍閥混戰；一方面是怕別人效仿自己（即宋太祖）也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中央王朝。宋朝與唐朝不一樣還在於其中央由皇帝控制的禁軍明顯強於邊關守軍；而唐朝卻相反，邊防守將權力很大，軍隊戰鬥力很強，到唐代中後期甚至超過了中央。宋朝皇帝認為：防內甚於防外，楊家將和岳飛都是一代名將，卻因此而受到統治者的猜忌和迫害。有鑒於此，再加上宋朝政府有意地在社會上大興文風，歷經兩宋三百多年的磨礪，整個華夏子孫已經沒有了從軍報國的熱情了。社會的精英都去習文但卻殆於練武，這個時期最大的社會貢獻恐怕就是“宋詞”吧。這直接導致了宋與契丹、党項、女真和蒙古的戰爭是一敗再敗。被異族隨意欺辱，以至於國威淪喪、士氣低迷。
明朝時期
其實，通觀整個明朝的歷史，你可以發現它在許多方面繼承甚至是發展了兩宋的文化制度。程朱理學在明代得到了充足地發展，皇帝不關心邊防的戰事而更注重臣下的效忠和皇權的鞏固。將軍們作戰時毫無主動性可言，居然要受到皇帝委派的太監來監軍制約。整個明代外戰已不復當年漢唐時期的輝煌，儘管有對沿海倭寇和支援朝鮮的勝利，但也僅比趙宋王朝強一點。為什麼會如此呢？蓋因明朝皇帝不願百姓有尚武之風，他們會拿漢唐兩代來引以為戒：尚武之風濃烈的漢唐不也造就了漢末的“黃巾匪亂”、豪強割據和唐末的黃巢起義、“藩鎮割據”嗎？在皇帝們看來，攘外必先安內，防民尤甚於防夷，內患永遠是大於外患的。
再看看熊庭弼、袁崇煥這些屈死的統兵大員們，正直的軍人怎能不寒心呢？盧象升這樣不計較個人得失，一心報效國家的忠臣與其說是戰死沙場到莫如說是死於皇帝的猜忌和小人的讒言之手。整個大明帝國有這樣陰暗的政治氛圍，怎能讓軍人安心報國呢？民風也已不似當年彪悍，想當年，戰國時期李牧兵破匈奴數十萬；秦朝，蒙恬軍奪河套於匈奴；漢代，漢將霍去病、衛青讓匈奴心驚膽裂！李陵區區步軍五千卻迫使單于窮舉國之力來抗；唐代，李靖孤軍三千深入敵後大破突厥、一戰滅突厥。到了明代這些已成為了遙遠的回憶，每遇滿洲騎兵，雖數倍於敵依然難免一敗再敗。明朝的將軍們見了文官們與宋朝時頗為相似，似乎總是矮了半截。在社會高壓的政策下，百姓們也已被改造成了順民，國民大都被程朱理學改造得沒有什麼稜角了，哪裡還談什麼尚武之風呢？
小結
總之，自宋代以來，由於皇權集團忌憚尚武國風的強大有可能危及自身統治，因此刻意加以限制。這時期理學的誕生和發展並不是偶然的，它完全是以維護君權，加強思想禁錮為主。它保存了所謂“天理”，卻真正地滅絕了“人性”。使得“中庸之道”大盛於世，中國人已沒有了稜角和血性，因此也就更談不上什麼“尚武精神”了，因為它不是統治者樂見的。倘若百姓稍微受到壓迫便像陳勝、吳廣一樣起來反抗，那是極為不利於統治的！
今天是我們中國重新復興，重新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一個契機，是無所作為還是重現漢唐雄風完全在於我們選擇什麼樣的道路。如果要真正復興，我們必須重振國民的尚武雄風擺脫過去自己和枷鎖。
相關研究
原因
中國歷史文化缺乏尚武精神，表現在對人和自然界的關係的看法。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依思特曼曾經指出，傳統中國人崇尚人和自然界的和諧，而西方人則主張征服自然。兩者的區別反映在各自的繪畫藝術中。他把吳歷的“萬谷松風圖”和威廉哈內特（1884）的“狩獵之後”加以比較。在吳歷的山水畫中，人物在宏偉的自然界中顯得十分渺小，而在哈內特的畫中是掛在牆上的獵槍、匕首和幾隻被打死的山雞野兔。哈內特的畫要表現的是人對自然界的支配。依思特曼相信這兩幅畫正體現了中國人和西方人對大自然的不同態度。
中國人和西方人在尚武精神方面的差異也可能來自他們各自對人性的基本看法。基督教的西方文化認為人性是惡的，都是受利益驅使的。他們不大相信可以通過道德說教使敵人改變態度，放棄他們自己的利益主張。因此最後的決定因素還是法律強制。中國人則是孟子的信徒，相信人心向善，主張以德服人，講究說教。就是在不得不動武時，還是認為最終對敵人的瓦解要靠攻心。所以王守仁在剿滅了反叛分子後還要說“滅山中賊不如滅心中賊”。
中國人缺乏尚武精神也可能有制度的原因。傳統中國的社會階級結構是士，農，工，商。士這個階級是讀書人。幾乎完全是靠科舉制製造出來的。讀書人是社會上等階級，又是國家官吏的主要來源。所以政府和民間都重文輕武。這些手無縛雞之力，只會舞文弄墨的書生掌握著大量社會資源，成了社會精英階層的主流。中國不是有一句老話“好男不當兵”？中世紀的歐洲和日本都是以武士階級為基礎的封建制。中世紀歐洲騎士是封建領主。日本封建時代社會階級結構表面上和中國一樣，也是士，農，工，商。但日本的“士”是跟中國漢代一樣的武士而非文士。幾年前美國Dicovery頻道要製做一部介紹中世紀各國武士的片子，由於中國傳統社會沒有這個階級，製片人只好用介紹少林寺武僧充數。
武人做事往往比文人乾脆，重大決策時可能更容易成功。拿1898年中國的百日維新和1868年的日本明治維新做比較，前者失敗而後者成功，原因固然很多。但日本的明治維新主要是一幫武士在主導，而百日維新的領導是一幫文人恐怕也有關係。
有人認為，從巨觀歷史看，有容乃大的中庸思想當然比崇尚武力更成熟和更文明。中華文明能夠歷數千年而不滅就要歸功於和平主義的中庸思想。當尚武的西方文明遇到麻煩時，他們便會注意到中國文明的價值。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些西方學者意識到西方文明中有可能引起人類毀滅的危險因素。於是號召西方學習中國人的和平主義。羅素就是鼓吹最力的一位。
其實上述看法在現代十分危險。雖然西方一些學者知識分子可能欣賞中庸思想，但是西方政客卻對此毫無興趣。而西方國家政策的決策者當然是政客而非知識分子。事實上，二十世紀的歷史證明，西方人並沒有從一戰中接受任何教訓。現代中國遇到的對手是在文明發展程度上並不低於中國人的民族，在許多方面甚至高於中國人。中國近代逐漸喪失的“尚武精神”已經使中國人文明沒法同西方近代文明對抗。
“百年恥辱”
近代史上的中華民族，嚴重缺乏一種每一個健康的民族都應有的、正常的“尚武精神”。但中國卻老愛擺花架子，自我安慰“不參加軍備競賽”--其實官場上已從骨子裡徹底腐敗弱智，民族精神上處於墮落無能狀態。
什麼是尚武精神？尚武精神意味著對武力的喜好，在武裝對抗中獲得快感，把軍事征服和武力強大看成是一種光榮。有尚武精神的民族並非總是要通過戰爭解決爭端，但總是把戰爭看成解決問題的積極方式。沒有尚武精神的民族並不是不發動戰爭，而是他們不能從戰爭和武力對抗中獲得快感，也不把戰爭看成是解決問題的積極方式，只把它當成迫不得已的最後選擇.。
從近代史上看，中國人已經成為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我們講究以德服人，以柔克剛，有容乃大。我們祖先有一句話“上善若水”，大意是人的性格修煉到水的境界，就可以克制剛猛的敵人，而再也不會被敵人傷害。誰可以用刀槍傷害水？現代歐美及日本都是有尚武精神的民族，他們和其民族發生衝突時，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不耐煩跟任何人講什麼“委曲求全”，也不相信“上善若水”那一套。他們相信實力是最能服人的道理。
數年前讀研究生時，和我的導師（澳大利亞人）討論到現代西方文明的來源。當時剛讀了英國哲學家羅素的有關論述，我引用羅素的意見，以為現代西方文明的來源有三，一是希伯來人那裡學來的一神論的基督教；一是從古希臘人那裡繼承來的人文藝術；一是文藝復興開創的科學精神。導師點頭贊同，但隨後說了一句讓我印象深刻的話。他說羅素忘記了另一個重要來源，那就是日爾曼人的尚武精神。
中國人不尚武，也很少像漢唐先祖那樣真正用心武備，有時候就想靠擺花架子嚇唬人。到了真正打仗的時候就割地賠款、損兵折將。18世紀時英國人瑪噶尼率使團訪華，企圖說服清庭擴大同英國的貿易，也有探測中國軍事實力的意思。清庭也知道瑪噶尼使團的用意，於是安排手持長矛大刀的士兵列隊迎送英國人，以為威猛的士兵和雄壯的佇列定可給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瑪噶尼從這些士兵的裝備卻看出他們根本不是英國軍隊的對手。
中國還在擺花架子，而軍事專家對這種花架子卻根本不屑一顧。從現代史上看，中國已經喪失了它五千年輝煌歷史上，“損我王威、雖遠必伐”的那種自信、成熟和健全的民族精神。
到了中國現代，最具尚武精神的人物無疑是毛澤東。毛主張“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在韓戰中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徹徹底底領教了這位中國領導人的厲害，毛多次提到他的哲學是鬥爭哲學。他在會見尼克森和基辛格時，曾告訴他們不要用中國文化講究和諧的觀念和他打交道，因為他和西方人一樣，也是講鬥爭的。他對鬥爭的喜愛使他對儒家的中庸那一套很反感。這就是為什麼他在文革中還要專門講儒法鬥爭（雖然被極端、幼稚化了）。他發動文革的動機很複雜，喚起中國人鬥爭意識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有人把毛澤東的鬥爭性格和共產黨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其實是一體兩面，其一面講尚武，另一面則講求中庸和策略，毛的身邊有個周恩來就是例子。
當你的對手崇尚武力，而你仍然死抱有容乃大的中庸思想，那並不是智慧，而是迂腐、弱智和怯懦無能。拿槍指著敵人的額頭時，效果無疑超過一百部論語。你固然可以和敵人講王道，講上善若水，但問題是當敵人不服王化，也不把你當水看待，而非要向你動刀動槍，你卻沒有基本的自衛能力，怎么辦？即便人的性格真能修煉到水的境界（對這點我存疑），人的血肉之軀可無論如何不是水，除了義和團外，沒幾個人會真相信他的身體可以刀槍不入--這也許就是中國那種退化到原始狀態的一點點“尚武精神”，可惜太晚、太落後了。
美國自己都說“按中國不僅現在、就是按現在軍備的發展趨勢，將來也不足與美為敵”（所以才鼓勵台灣繼續獨立下去）。而中國自己軍備之弱毫不自知，還整天高喊“不參加軍備競賽，以免耽擱了經濟發展”...如果這僅僅是對外的宣稱策略到還罷了，但尚若那竟然是真實政策，中國的未來可真危險。話又說回來，其實中國的對外“示弱策略”純粹是一種“古老的無知”，對西方來說效果可能相反，你越不敢競爭，他們越更加自信，這反映在軍事、政治、外交上，將更不把你當會事。
當然我們不應鼓吹戰爭，但決不能繼續放鬆軍備，才能從根本上預防、避免戰爭。在目前讓你崇尚武力的對手不敢向你輕啟戰端的最好辦法，不僅僅是讓他知道道理是在你這一邊，還得展示出你自己武裝力量的強大得使它別無選擇（這是防止台獨的唯一辦法）。
花錢在國防就像是對國家財產和人民生命安全付保險費。表面上沒有直接的創造價值，但防止了可能的損失，確保國家根基的穩定。
有幾個問題得問問中國人。問題1，由於鬆懈武備，晚清中國人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和義和團與洋人的對抗中一再失敗，向西方和日本賠了上億兩銀子，作為現代中國人的你，如果可以倒轉歷史，是否願意拿這上億兩銀子在戰前加強武備，從而避免戰爭？問題2，抗日戰爭時，日本的侵略使中國損失了上千萬條生命，和數千億美元的財產。
作為現代中國人的你，如果可以倒轉歷史，會不會選擇戰前拿出數千億美元建立強大的軍隊，從而阻止戰爭的爆發？如果對這兩題，你的答案都是“會”，那你是不是會贊成中國應該花更多的錢在國防上，而不僅僅是天真地“全心全意”搞經濟建設？否則，那種沒有現代“安全意識”的土老冒式的巨大風險和戰爭慘敗的後果，中國人民還能承擔得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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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一系列條件成熟的時候，這個國家就具有一定的“大國力量”。 韓紅月、張偉樂合著的《大國力量》（人民日報出版社）以史為鑒從歷史傳統中找經驗，對照古今來探尋大國力量的源泉,從《詩經》到武士精神、從《山海經》到國家海權、從《孫子兵法》到軍力對決，對歷史中的大國力量進行解讀，對當下稀缺的尚武精神進行了深刻反思。
通過閱讀《大國力量》一書，讓讀者對大國力量的概念、主要表現形式、凝聚方式，對國家國情以及周邊環境有了一定認識了解，其二讓大家明白到明確血性尚武不是真強好斗，而是在國家危機時刻能夠挺身而出；其三啟發我們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思考“大國力量”這個時代標記。
什麼是大國力量，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作者區分了“大國力量”並不等于“大國”。大國力量不僅僅是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復體，大國力量的具體表現對內政策，在應對災難的時候，是不是能迅速做出反應。在國家面臨危害，面臨經濟下滑等各種情況。國家能否迅速做出調整，出台一系列相應措施，以應對危機。對外政策來說主要體現在國家在維護國家主權和國際話語權這兩個方面。在維護國家主權上能否敢于對任何侵犯國家主權的行為進行有力地回擊。在國際事務中是否能參與並有一定的話語權，還有在處理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上。
大國力量的意義何在？作者認為大國力量是一個民族的脊梁。不論是是三皇五帝，還是盤古開天其實這些故事以及來源于《左轉》《淮南子.主術訓》等古代書籍也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尚武傳統。古代霍去病、馬援等英雄更是將尚武精神表現淋灕。而《重文輕武的宋王朝》《江南園林的另一面》《被淡忘的藍色文明》《天朝大國夢的破滅》等章節文章則讓我們記住了一個個血淋淋的教訓︰一個民族，沒有尚武精神，是沒有希望的民族。一支軍隊，缺乏尚武豪邁，是絕無戰斗力的軍隊。血性背後需要理性，尚武面前需要擔當。沒有脊梁的民族勢必會被世界的潮流淹沒，一個沒有偉大精神貫穿的脊梁必將被外力折斷，而大國力量就是國家軟實力和硬實力的最終體現
如何打造大國力量？在書中，作者認為，血性和尚武是大國力量的刀尖和鋒刃。一個國家不但要注重力量的積累，更要重視刀尖和鋒刃的鍛造和磨礪。因為，大國力量，隨時就要具備維護自身力量的能力。在古代，“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是血性，“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是尚武;對于我們當代革命軍人來說，就是要在面對強敵時敢于亮劍，並能做到一劍封喉；在人民需要的時候，能夠挺身而出，靠得住。
這讓我想到了我們中國的護航編隊，在亞丁灣海域守護中國商船的利益和安全。包括最近洞朗事件，我們外交部發言人說︰“祖國的大好河山一寸都不能少。”這些故事的背後都是我們國家大國力量的體現，國家用切實的行動維護國家利益，保證國民安全，維護世界和平，這就是一個國家“大國力量”的集中體現。
韓紅月和知名演員杜旭東合影
明鏡所以照形，故事所以知今。作者在書中提到︰“因為我們都有一顆愛國之心，都有著一顆愛國情懷。位卑不敢忘國憂，不願意辜負這個時代對我們的期許，所以選擇創作《大國力量》。”
血性銷盡民族弱，尚武雄起國家強！作者也在呼吁︰這個社會需要血性、需要英雄、需要正義、需要和平、但這些都需要廣大人民的覺醒，如果人人都需要血性，心存正義，中國夢、強軍夢還會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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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格鬥創始人楊延軍：真拳實打尚武精神    
http://www.CRNTT.com   2018-10-31 05:57:54
　　中評社北京10月31日電／伴隨著第三屆北京格鬥A級賽事和第四屆“天和骨通貼膏杯”北京格鬥京津冀搏擊俱樂部邀請賽的落幕，北京格鬥的2018賽季就此硝煙落盡，但在賽事創始人楊延軍看來，他在倡導尚武精神的道路上剛剛起步。 
　　作為北京市拳擊協會副會長和北京格鬥創始人，楊延軍的正式頭銜是華潤三九（北京）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在工作之餘做搏擊賽事、宣傳尚武精神，是他一直以來的夢想和情懷。 
　　北京格鬥“真拳實打” 
　　楊延軍從小生長在部隊大院，跟解放軍學習軍體拳、擒敵拳等，1981年開始學習拳擊，上大學時還組建了校園拳擊隊，100多人天天練拳，場面熱鬧。曾經，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名拳手。 
　　在北京格鬥的賽事體系中，楊延軍創建了B級賽事和A級賽事。B級賽事是基礎賽事，每個月打一場，為愛好者提供展示平台，佼佼者可以晉級A級賽事。A級賽事為頂級賽事也就是國際賽事，同時也是“一帶一路國際對抗賽”，目前已有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選手參賽，包括俄羅斯、烏克蘭、烏茲別克斯坦、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等。
“我們請來了美國和俄羅斯的著名裁判，以裁判的標準而不是靠人情來判罰勝負。未來A級賽事打算一個季度打一場，每年4場比賽。A級和B級賽事全年一共16場比賽。北京格鬥的終極目標是培養自己的運動員和俱樂部，但做賽事要順其自然，要真拳實打，絕不能急功近利。”楊延軍說。 
　　在昌平體育館舉行的每一場比賽，總共8000個座位的體育館除去拳台設計和安保用途的2000個席位，其餘的6000張門票在賽前銷售一空。另外，北京格鬥得到了華潤集團等多家企業和昌平區政府的大力支持。 
　　尚武精神是什麼？ 
　　楊延軍介紹，北京格鬥不僅做賽事，更開辟了第二戰場——“尚武學堂”。日前進行的第一講，邀請了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院長、人文學院教授彭林來授課，日後還會請更多專家，講一講為什麼要推崇尚武精神。 
“因為尚武能夠強壯身體，更能改變精神氣質，具備積極進取、勇於擔當、頑強拼搏的精神意志。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楊延軍說。 
　　“文明國人精神，野蠻國人體魄，尚武不是逞凶鬥狠，而是培養國民血性、維護國家戰鬥力的重要保證。尚武精神反映了一個民族的精神面貌，一個國家的意志品質，以及社會的內在活力。北京格鬥也希望用鐵拳真打，展現‘狹路相逢勇者勝’的氣勢和‘永不言敗、勇於挑戰’的精神意志。” 
　　在位於北京昌平科技園區的華潤三九（北京）藥業有限公司裡，進門後看到的是一片足球場地，草皮、邊線、球門維護得當；旁邊有一個高高的拳台，迎風飄揚的五星紅旗，和“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訓諭。 
　　楊延軍把全民健身融入企業生活和企業文化中，每周員工的“固定活動”是踢一場球，有時候還和其他單位進行友誼賽，活動過腿腳之後，會拳擊的人到拳台上一展身手。 
　　“把尚武精神注入全民健身、注入工作和生活！對此，我樂在其中、樂此不疲，我在做自己喜歡又有意義的事情。”楊延軍說。（來源：新華網體育　图片：搜狐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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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怎麼說怎麼說，清末著名愛國武術家霍元甲確實沒招著李長春也沒惹著李長春。霍元甲生於1868年1月18日，1910年9月14日被日本人用砒霜毒死，享年42歲。2010年是他的百歲誕辰日。霍元甲去世30多年後，李長春才出生，黨網記錄李生於1944年2月。要說他們倆能打起來，那真成了侯寶林的相聲《關公戰秦瓊》。
結果，李長春仗勢欺人的故事還真發生了，2011年9月29日，在李長春把持的新華網首頁「新華副刊」上出現一篇文章，題目是《霍元甲死：練氣功致病還是被毒死》，並用黑體字標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出這篇文章的意思，是說霍元甲42歲早逝是練氣功練出病來了。
李長春確實是挺愚的，搞女人他行，拍江二奶馬屁的本事更大，但正事一件幹不了，一幹就出笑話。
霍元甲那個時代沒有氣功，講的是自己一門的單傳秘傳，而且「傳內不傳外」，「傳男不傳女」。
「氣功」是霍元甲去世70多年之後才出現的。八十年代，喜歡早起的人去公園鍛煉鍛煉身體，跑跑步舞舞劍，後來有人出來教授功法，說是可以強身健體，有人一試吧，還挺有效，就這麼著，各種五花八門的功法都出來了，統稱叫「氣功」。老頭老太太們，想多活兩年兒的，去學「氣功」的最多。
◎ 霍元甲英雄事為國人敬仰
霍元甲生在霍家拳「迷蹤拳」世家。父親霍恩第以保鏢為業，因把祖傳霍家拳練到無人能敵，所以很多大商人都求霍恩第當保鏢。
霍恩第有三個兒子：霍元棟、霍元甲、霍元卿，元甲排行第二。據說霍元甲幼年體弱，父親霍恩第不讓他習武，擔心元甲習武不夠水準，日後可能有損霍家名聲，拒不授藝於他。由此可見，祖傳秘修拳法和八十年代誰愛練誰就練的氣功是完全不一樣的。
父親不教但霍元甲就是想學，沒辦法只好在父親傳授兄弟之時偷藝，然後到離家不遠的棗林裏苦練。後來被父親知道後受到責罵。霍元甲說，為了不辱霍家門面，他習武但保證絕不與人比武。父親才首肯讓他一起習武。得到父親親授後，元甲的功夫長進特別快，在兄弟之中出類超群。
24歲那年，霍元甲5分鐘之內擊敗了一位僅僅用三式打敗了他哥哥與弟弟的人。父親霍恩第一見大喜，於是傾其所知傳授於他。在繼承家傳絕技之後，武藝出眾又執仗正義的元甲先後在天津和上海威震西洋大力士，成為一位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有一俄國人來天津在戲園賣藝，他在報紙上登出廣告，自稱世界第一大力士，打遍中國無敵手。平時不顯山不露水的霍元甲見了廣告，並聽說俄國人還侮辱中國人是「東亞病夫」，於是當即邀懷慶會館館主農勁蓀和徒弟劉振聲前往戲園。到場一看，果然有個俄國大力士在臺上吹噓自己是「世界第一大力士」，並稱「病夫之國如有能者，可登臺較量。」
霍元甲在臺下一聽其人辱我民族，哪裏還坐得住，不顧眾人勸阻，一個箭步，氣宇軒昂的跳上戲臺，開門見山的說：「我是『東亞病夫』霍元甲，願在這臺上與你較量」。此時翻譯將霍元甲生平來歷告知俄國人。此俄國人聞知霍元甲威名，不敢怠慢，連忙將霍元甲恭恭敬敬的請進後臺。
霍元甲當場質問該俄國人：為何辱我中華？並提出三個條件：
一是重登廣告，必須去掉俄國人是「世界第一」的說法；
二是要俄國人公開承認侮辱中國的錯誤，當眾賠罪謝過；
否則就是第三個條件：我霍某要與之決一雌雄，並命其當場答覆。
吹破牛皮的俄國大力士哪敢出場比武，只好答應了前兩個條件，甘願登報更正和公開向中國人道歉，然後灰溜溜的離開了天津。
宣統元年（1909年）冬，上海來了一個名叫奧皮音的英國大力士，在張園設擂，辱中華是「病夫之國」，民眾是「東亞病夫」。霍元甲應上海武林友人之約，與農勁蓀、劉振聲同赴上海，為雪病夫之恥與奧皮音約期比武。奧皮音先以萬元押金作為要挾，後又把比武時間拖至在當年六月進行。賽前霍元甲已在張園擺起擂臺，用英文刊登廣告，文曰：「世譏我國為病夫國，我即病夫國中一病夫，願與天下健者從事！」並聲明「專收外國大力士，雖有銅筋鐵骨，無所惴焉！」
比武那一天，找不到奧皮音了，原來他早已被霍元甲的民族氣概嚇的逃之夭夭。自此以後，霍元甲威震俄、英大力士，為中華民族雪洗了「東亞病夫」之恥，成為億萬同胞欽佩、仰慕的英雄。
◎ 霍元甲死於砒霜
據新華網轉載9月29日人民網的報導，1910年9月，日本柔道會對霍元甲嚇跑俄、英大力士之事，很不服氣，便挑選了十幾名高手，找霍元甲較量。霍先讓他的徒弟劉振聲上場，劉以靜制動，連勝對方五人。日領隊非常惱火，自恃技藝高超，點名與霍元甲較量。雙方剛一交手，日領隊便知霍元甲的厲害，於是企圖黑手傷人，但被霍識破。霍元甲虛晃一招，用肘急磕其臂，日領隊頓時骨斷筋折，只好認輸。
霍元甲的祖傳拳法功夫甚深，中國古代真正的功法都是保護自己用的，輕易不拿出來示人，除非萬不得已，被逼無奈，原因是不想使對手受傷。
在天津、上海等地，霍元甲憑借凜然正氣和高超武技連敗洋人，在清末令國人揚眉吐氣。1910年7月7日，霍元甲在農勁蓀和武術同仁協助下，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精武會」。胸懷寬廣的霍元甲並把霍家祖傳的「迷蹤拳」公開出來，轟動了整個武術界。
霍元甲檔案照
但，1910年9月14日，距霍元甲創辦「中國精武會」僅70天，42歲的霍元甲就去世了。原來日本人比武失敗後，想暗害霍元甲，於是以宴請為由接近他。席間得知霍元甲患有嗆咳症，便「熱情」介紹了日本醫生秋野為他治病。霍元甲心胸坦蕩，不疑有他，欣然接受，並入住上海虹口白渡橋的秋野醫院。霍元甲服藥後，病情非但沒有好轉，反而逐漸惡化。精武會欲接霍元甲出院，秋野百般阻撓，後經多方周旋才出院，由精武會同仁陳子正救治，終因中毒太深，無藥可救，在上海精武體育會逝世。霍元甲的徒弟和朋友們拿著霍元甲每日吃的藥去化驗，才知是一種慢性爛肺藥。此時秋野逃回了日本。
在精武會成立10周年之際，孫中山對霍元甲「以武保國強種」的精神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國父親臨大會，題寫了「尚武精神」四個大字，以示對霍元甲的紀念。
新華網天津頻道2000年8月6日報導說：「霍元甲的二孫、現居住在天津市西青區小南河村的霍文廷，日前與西青區文化局有關同志，經過深查細訪，進一步證實日本人是殺害霍元甲的元兇。對於有人為日本人開脫，他們從家族和民族感情上都難以接受。從1999年開始，霍文廷老人會同區文化局的同志，多次到上海、廣東、浙江等省市霍元甲曾經活動過的武林會館，走訪調研，並翻閱了大量資料，證實日本人以幫助霍元甲治病為名，買通關節，在藥中投放慢性爛肺藥，使本來可以治癒的霍元甲死於非命。」
6年後，霍元甲的曾孫霍自正於2006年2月接受《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專訪時，再次證實日本人下毒說。他說，在上世紀80年代給霍元甲遷墳時曾查驗過遺骨，發現遺骨上全部有黑色斑點，經化驗證實是砒霜。
◎ 去世101年的霍元甲無端挨打
新華網「霍元甲死：練氣功致病還是被毒死」
2006年醫院對霍元甲遺骨的化驗報告出來了，2011年9月29日，民族英雄霍元甲去世101年之際，中共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網站上卻出現誣蔑民族英雄霍元甲是練氣功練病的。新華網當天在首頁上趕快轉載，並使用加重黑體字來吸引人注意。
這事情就值得研究了。別人在家裏或到公園裏練練功，礙著江家幫哪根筋疼了？證明練氣功能把人練病、練死，對新四人幫就那麼重要嗎？重要在什麼地方呢？他們到底恐懼什麼？
新四人幫把百年前去世的民族英雄、霍家拳掌門人霍元甲拉出來當靶子打，意在讓國人相信練氣功能把人練病、練死。那黃菊沒練過氣功，已經癌症死了好幾年了。江澤民、李長春、劉京等人沒練過氣功，還鎮壓法輪功，卻都得了癌症，這是怎麼話兒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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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何以自宋消失？ 祭拜武聖漸漸不存
縱觀中國的歷代王朝，都是十分重視武備的。國家的戰備工作做得好，對於保證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繁盛以及應對內憂外患都是十分必要的。而宋朝在中國歷史上卻是一個分水嶺。
讀史可知，中華民族原本也是一個尚武的民族，漢唐的血液沸騰著激昂的睥睨一切的因素，至宋才戛然消失。而唯有擁有漢唐魂魄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
秦王贏政就不用多敍述了，他似乎就是為戰爭而生的，揮手所向，天下靡定。在極短的時間內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幾百年諸侯混戰的局面，在廣袤的疆域裡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從此揭開了中國封建王朝的垂天帷幕。
項羽平定河北，破釜沉舟，消滅號稱「虎狼之師」的秦軍主力，諸侯不敢仰而視之，皆膝行來見，何其雄也！
劉邦以一丘草民之身，提三尺劍，縱橫中原，屢敗屢戰，終開漢朝400年基業。
文帝富有遠略，雖對周邊的少數民族以懷柔為主，不輕啟戰釁。但他針對匈奴的戰爭步伐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為了對付匈奴騎兵，文帝不但鼓勵民間養馬，國家也在西北邊境設立了36個牧馬場，為的就是實現有朝一日不戰則已、一戰必亡匈奴的宏圖大志。
景帝平定吳楚七國之亂，使「文景之治」的繁榮局面不致中斷。為後來武帝大規模北擊匈奴做了充分的物質準備。
武帝是歷史上最具雄才大略的偉大帝王，他繼位後，改變文化政策，利用儒學敦化民風，同時採用法術、刑名鞏固政府的權威，即所謂的「表儒裡法」。又一改對匈奴妥協的政策，主動進攻。武帝是一個勇猛剛毅、具有持久開拓雄心和征服野心的人，絕不能容忍匈奴再踏入漢關半步，他要一削父祖幾代人所受的鳥氣。他毅然拋棄了行之近70年的和親祖制，開動了整個國家的戰爭機器，全力出擊匈奴！這一聲巨吼，響徹了44年之久，匈奴從此全面衰落。
漢武帝王道霸道，交錯為用。在對匈奴用兵的同時，還派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了著名的絲綢之路，進一步加強了對西域的統治，把新疆正式納入了中國版圖。接著又平定了夜郎、 南越，征服了閩越和東甌政權，在西南先後建立了七個郡，分別置於漢帝國的直接管轄之下。漢武帝還派兵從海陸兩道攻入朝鮮，設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 郡。如此蓋世武功，在中國歷代帝王中，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因此被後人讚為「冠於百王」。武帝是第一個奠定中國遼闊疆域的皇帝，現代中國版圖的基本框架在武帝手中基本已勾勒成形。他第一次實現了漢民族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崛起。
武帝用事四夷，以武力拓邊，致使民間尚武之風大盛，整個社會充滿著一種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
西元前28年，北匈奴殺中國使節反叛，在危機情況下，副校尉陳湯不待皇帝指令，發兵征討，認為「胡兵五個才能當漢兵一個。」以少勝多，大敗匈奴軍隊，由此可以想見，當年的漢人是多麼威猛！勝利之後，陳湯又給漢元帝發去了那封流傳千古、揚眉吐氣的疏奏，其中「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雄辭壯語，成為激勵漢民族血性的沸點。
突厥是唐朝最大的邊患，貞觀四年（630年）3月，太宗在做好戰爭準備後，派李靖、李勣率大軍出擊定襄，深入突厥，活捉頡利可汗，突厥部落遂四分五裂。拓邊戰爭取得了輝煌勝利，唐朝的版圖由此擴大到了今天的貝加爾湖以北。平定突厥之後，唐太宗再次遠征，將吐穀渾納入唐朝版圖。而西域的高昌、焉耆、龜茲、西突厥也相繼降服，遂在西域設立了安西四鎮，這是唐朝繼漢朝之後，再次對西域實行有效統治。後又大敗吐蕃軍。贊普松贊幹布遂向唐太宗謝罪求和，請求和親，唐太宗遂將宗女文成公主嫁給他。唐與漢初的和親不同，漢初與匈奴的和親，有著太多的無奈與屈辱，而唐與吐蕃的和親，則是一種強勢之下的懷柔。從此，吐蕃和唐朝結為甥舅關係。
貞觀年間是唐朝拓邊最猛烈的時期，邊疆戰爭之頻繁和戰勝次數之多，在中國古代史上非常罕見。唐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意氣風發的時代，一個高度自信的時代，貞觀之治的一大內容，就包括這種相容並蓄的大唐雄風和氣吞萬里如虎的尚武精神。
武則天延續了貞觀時期金戈鐵馬的尚武精神。面對吐蕃貴族的入侵和騷擾，武則天給予鐵腕還擊。她派大將王孝傑擊敗吐蕃，打通了河西走廊，收復安西四鎮，復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之後，又設置北庭都護府等，不但鞏固了西北的邊防，也打通了一度中斷的「絲綢之路」，使唐朝和中亞的貿易再度活躍起來。
漢唐是中國歷史上兩個最為強盛、輝煌的王朝，漢與唐相比，漢質勝於文，唐文勝於質。漢雄渾凝重，唐璀璨瑰麗。漢有壯男之質樸剛健，唐有貴婦之雍容華麗。漢氣勢恢弘；唐氣象雄闊。大漢雄風、盛唐氣象遂成為中華民族最引以為驕傲的民族性格和魂魄。
魯迅在《墳》一文中，曾對漢唐精神讚揚有加，他說：「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漢唐雖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絕不介懷。」至今讀來，漢唐雄風，猶撲面而來。
岳飛為規復失地，高歌：「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其氣吞山河之勢，尤其令人振奮！這些無不顯示出中華民族固有的尚武精神。
此後猶有明成祖六掃虜庭的雄風、鄭和下南洋的開拓以及平定安南之亂的果斷等，康熙為一代雄主，在他執政期間，平定了三藩之亂；統一了臺灣；並與俄國簽訂了 《中俄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東段邊界，遏制了沙俄東擴的野心；平定了回疆、準噶爾等貴族的叛亂，強有力地鞏固了全國的統一，使中央集權得到了加強，也 使當時的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清朝版圖最大時達1200多萬平方公里。
對尚武精神的鼓勵和對武備的重視和整飭，不但能有效地維護 國家的統一、邊疆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也會使得國家興盛的局面得以長久保持。因此，在歷史的循環往復中，中華民族雖然歷經劫難，但復興漢唐魂魄總是那麼令 人津津樂道。尤其是近代百年中華民族受辱挨打的歷史證明，喪失了民族的尚武精神，連自立都談不上，何來復興和輝煌？
那麼，中華民族自漢唐以來固有的尚武精神，何以在宋代消失了？
探索這段歷史很有必要。
凡歷史上的開國之君，在建國之初，無不具有奔揚的氣勢和馳騖的精神。唯獨趙匡胤因為是從孤兒寡母手中奪得的政權，怕有人見樣學樣，就一味推行「重文輕武」政策，解除將帥兵權。趙匡胤曾問陳摶老祖，何處可守？一個「守」字，就把激昂的漢唐精神推得遠遠的了，也奠定了國家政策的基本調子，就是抱殘守缺、苟且偷安。而為了消弭文人們的獨立精神，宋代特別重視科舉，但又不像唐太宗那樣自信，看到許多新取的進士魚貫而出，便得意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而是 「以科舉銷天下英雄氣」，宋代的科舉成了統治者培養順民所實施的一種政治權術了。宋代的文人，也幾乎都把「學成文武藝，售與帝王家」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了。在宋代，科舉及第會無限榮光，會被皇帝在皇宮賜宴，也會帽插金花招搖過市，引得萬人空巷。所以時人曾感慨：「縱將帥於萬里之外破敵滅國，凱旋而歸，所受獎賞也不過如此。」由此看來，宋朝的科舉取士，已經不是為國家選拔人才了，而是對俯首貼耳讀書人的高級獎賞了。
民如水，體制如器，統治者鼓勵什麼樣的時代精神和提倡什麼樣的道德準則，民族就有什麼樣的性格，就會擁有什麼樣的靈魂。如統治者戰爭意志堅強，自然就會激起民族潛藏已久的血性。 宋代「重文輕武」，此時的儒士文人，也便沒有了戰國前期高蹈揚厲、獨立思考的個性，而逐步淪為求仕、做官的食祿之徒，整個社會便瀰漫著文弱之氣。
更糟糕的是，此時的儒家文化也發展到了極致，盛極而衰。朱熹繼承和發展了程朱理學，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存天理，滅人欲」，一切社會規則更加精細化和制度化。人們只能循規蹈矩，亦步亦趨，不敢有絲毫的創新。整個社會思潮趨向保守和僵化，社會成消極封閉狀態，與盛唐的開放自信姿態形成鮮明的對比。而朱熹的理學思想此後統治中國社會長達700多年，直到清末。
元時矯枉過正，把知識份子從天上踩到地下，八娼、九儒、十丐，此時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連娼妓也不如，僅比乞丐強點。斯文掃地，以此為甚。明清時期，雖為知識份子廣開仕進之門，但卻大興文字獄，以形式重於內容的八股文取士。儒家思想中閃光的東西被一步步閹割殆盡，完全成了統治的工具了。整個社會固步自封，積重難返，社會死氣沉沉，毫無活力，而統治者還沾沾自喜地以天朝心態自居，真是可悲、可嘆、可恨。
知識份子是一個時代的優秀代言人，宋元明清以不同的方式箝制、糟蹋儒家文化，對知識份子進行洗腦。使他們失去獨立的社會地位，也就沒有了獨立的人格，整個民族也就不可能有獨立的思考了。他們的骨子裡涵蓄了太多的柔媚，陶醉於詩酒風月之中，也便沒有了「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 夢來」，「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的奔赴疆場、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漢唐以來的尚武風氣，從此消失。變成了渾渾噩噩，不知進取的一群人，何來血性？ 也就沒有了漢唐時代的知識份子，常以到邊疆建功立業為榮耀的自覺意識和責任了。
漢唐之所以成為偉大的時代，漢唐精神之所以被後人仰慕和頌 揚，主要是多種文化的交匯、融合、發展的結果。春秋戰國時期知識份子爆發出的驚人的創造力和生命力，在漢代進入全面開拓時期，武帝 「表儒裡法」，相容並蓄，氣勢恢弘。而隋重新實現了的政治統一，則也是經過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幾度整合的結果。唐代則更是借助外來文化的強烈刺 激，創造了一種全新的以漢文化為主的胡漢文化，再一次彰顯出勃勃的生機和闊大的氣象，促成了中華民族新的統一體的鞏固和發展。而唐以前中國社會尚武的精 神，卻在宋以後，由於對儒家文化的單一性選擇和推崇，沒有了包容性，尤其元明清時代，甚至摒棄了儒學中閃光的東西，而把落後的一面發揮到極致，這就使得整 個社會逐步消弭了進取的精神和意志。近代中國的落後與挨打，與此不無關係。
由以上原因分析得知，中國從鴉片戰爭以後，聞戰必懼，鮮有勝仗，不僅對自身的命運產生了懷疑，民族的自信心也大為受挫。自宋以來堆積在中國人心中孱弱的意識，使得民族危機嚴重到了亡國滅種的境地。近代大半個世紀 裡，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後繼去尋找救國救民之路，經過近代各種文化思想啟蒙運動和五四新思潮的洗禮，才在中國形成了一種全新的五四新文化。它在喚醒民族意識 的同時，也激起了潛藏已久的民族血性。如果說，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取得了民族獨立的話，那麼，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則奠定了中國大國的地位。它所激發出的中 華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巨大動力，是中華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榮富強的里程碑。因為只有戰勝一個 大國，自己才能成為一個大國。
正如前面所言，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對尚武精神的鼓勵和對武備的重視和整飭，不但能有效地維護國家的尊嚴、邊疆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也會使得國家興盛的局面得以長久保持。
記住歷史的經驗教訓吧，唯如此，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和再次崛起也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