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白聖(1904年-1989年),俗姓張,名必康,法號東富,字白聖,號潔人,生於中國湖北省應城,佛教比丘,曾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世界佛教僧伽會會長。
白聖法師題字的中國佛教會總會大門匾額
白聖法師16歲時母親過世,因為聽到安徽九華山智妙和尚說法,有了出家的念頭。18歲時(1921年),因長江水患,逃難離家,在九華山祗園寺龍巖法師門下出家,不久就受具足戒。他曾在武昌洪山閉關三年,研讀大藏經。後畢業於上海法藏佛學院,曾經跟隨在來果長老身邊。
1948年,因國共內戰,逃難來到台灣。1957年,釋白聖成立中國佛教三藏學院,並擔任院長;同年,釋悟因就讀三藏佛學院[1],並結識於興隆寺主持的釋天乙座下出家並領執的釋心志。1960年-1986年間,釋白聖多次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
在釋心志晉山嘉義香光寺的五年後(1980年),釋悟因晉山香光寺,同時於香光寺創設香光尼眾佛學院;是年,釋明迦也在香光寺落髮受戒。釋白聖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7h3K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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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聖法師俗家姓胡,名必康,出家後法名東富,字白聖,號潔人,湖北省應城縣人,清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甲辰歲八月三十日出生。白聖法師遺著有《學禪方便談》、《維摩經講錄》、《梵網經菩薩戒本講記》、《寺院住持手冊》,及《楞嚴經表解》、《金剛經表解》、《起信論表解》、《雲水夢憶》等書行世。
中文名稱
白聖法師
出生地
湖北省應城縣
國    籍
中國
代表作品
《學禪方便談》
出生日期
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
別    名
胡必康
簡介
十八歲出家,圓瑛法師為白聖傳法授記,他繼承了圓老七塔、崇聖兩寺的法脈,為臨濟正宗四十一世及曹洞宗四十七世法嗣。一九三七年七月赴台傳法,一九六六年,世界佛教僧伽會在錫蘭召開,白聖法師與悟一法師、顧世凎居士代表台灣參加。白聖法師在大會中為各國代表推舉,膺選為副會長。一九八一年,世界佛教僧伽會第三屆大會在台北舉行,白聖法師出席會議,各國代表一致擁戴,出任世界佛教僧伽會會長。白聖法師一生弘化利生,席不暇暖。在台灣,他擔任中國佛教會會長三十餘年,傳戒二十多次,成就戒子萬餘人。一九八九年四月凌晨,他在圓山臨濟寺遷化。世壽八十六歲,戒臘六十九年。
受戒學法
白聖法師俗家姓胡,名必康,出家後法名東富,字白聖,號潔人,湖北省應城縣人,清光緒三十年(一九四年)甲辰歲八月三十日出生。胡氏世居應城南鄉,歷代務農,家庭小康。父名盛榜,為人樸訥敦厚;母親陳氏,溫柔賢淑,信仰佛教,持齋禮佛。清季同治、光緒年間,湖北災禍頻仍,農村凋蔽,耕作不足以溫飽,他的父親乃棄農經商。白聖幼年多病,而盛行好動,六歲入村塾讀書,十歲時因淘氣而跌傷右臂,影響到右手功能,他不得不成為"左撇子",以後做事、寫字,全靠左手。白聖母親自生他後即常年臥病,所以他是由大姐照顧長大的。十四歲時,輟學到他哥哥的商店中助理店務,十五歲時他大姐病逝,十六歲他母親棄養,這使他嘗到"愛別離"的痛苦,而感到人生無常。這時他讀過了一些"五部七冊"和《韓湘子寶卷》之類的善事;後來復以偶然的機緣,聽到九華山智妙老和尚講佛法,使他有了出家的念頭。十七歲時準備離家到九華山落髮,以計畫疏略,為家人發覺而未果。一九二一年,白聖十八歲,長江暴漲,武漢周圍數百里警訊頻傳,四民休業。白聖利用這個機會,二度離開家鄉。本想到九華山投依心安寺的智妙老和尚,但因為在輪船上遇到了一位行腳參訪的龍巖和尚,相談投機,就跟著龍巖和尚到了九華山,在一個小廟中落了發,出家做了沙彌。繼而在山上地藏庵掛單,未幾,龍巖和尚送他到只園寺受具足戒。圓戒後在只園寺住了三個月,學習五堂功課及念唱。三個月後,到心安寺親近智妙老和尚。而為他剃度的龍巖和尚,則也又往別處行腳去了。以後幾年,白聖曾到過少林寺學武功;到過寧波廣善寺,依蓮生長老學唱念;到過當塗廣福寺,聽度厄長老講《楞嚴經》。一九二五年冬,到揚州高旻寺參學,結禪七四十九日。一九二六年正月禪堂解制,白聖偕同參於揚州長生寺,聽靈隱寺的慧明法師講《楞嚴經》;夏季朝禮五台山,下山後至北京廣濟寺,聽道階法師講《法華經》。繼而泛海至寧波,入太白山天童寺,聽金山的雲山長老講《楞嚴經》。一九二七年赴杭州,於虎跑山定慧禪寺結禪七四會,復至功德林聽興慈法師講《二課合解》,一九二八年隨侍興慈老人赴蘇州、松江、寧波等地講經。歲杪,辭興老轉赴上海,於浦東海會寺,聽陝西大興善寺妙闊長老講《唯識論》。一九二九年春,白聖法師到廣東曲江南華寺,禮六祖真身及大顛禪師道場。夏季於寧波觀宗寺,聽寶靜法師講《楞嚴經》。冬天參加武昌洪山寶通寺禪七,奉住持問賢長老命,在禪堂講說《禪堂規矩》。一九三〇年春,為武昌寶通寺迎請度厄長老到寺講經,並擔任復講。如此南北參訪,到一九三一年六月,發心在寶通寺閉關修靜,遣潛修定。他在關中禮拜《華嚴經》,閱經、靜坐,作息有定,三年如一日。一九三四年出關,曾返回九華山,於六畝田心安寺,協助機通老講《楞嚴經》。秋天於武昌九峰寺律學院,講《梵網經》及《比丘戒本》,並結冬參禪。翌年,應同在寶通寺閉關的道源法師之約,同到漢陽歸元寺,聽圓瑛長老講經。以此聽經因緣,得有機會親近圓瑛長老,改變了他此後的命運。未幾圓老返上海,白聖就隨著圓老同到上海。這時圓老是中國佛教會的會長,就派白聖到中國佛教會擔任幹事,白聖隨侍圓老到太白山天童寺,結禪七二十八日。翌年春,復隨侍圓老到漢口圓照寺、香山寺,圓老講《地藏經》、《大乘起信論》,多由白師代講。此後他隨侍在圓老身邊,各處弘化。圓老事繁,常由白聖法師代講,如是數年,到了一九三七年夏天,圓瑛長老為白聖傳法授記,他繼承了圓老七塔、崇聖兩寺的法脈,為臨濟正宗四十一世及曹洞宗四十七世法嗣。
弘法濟民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侵華軍興,繼之上海"八一三"戰事爆發,圓瑛長老以中國佛教會會長的身份,投入抗戰救亡行列,號召僧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成立難民收容所多處。由於難民太多,後來圓明講堂內也成立了難民收容所,由白聖法師擔任收容所主任。一九三七年年底上海淪陷,圓瑛長老率領著僧侶救護隊撤退到漢口。白聖法師留在上海,與胡松年居士維持難民收容所事務,晝則慰撫難胞,夜則運水煮漿,賡續數月,備極辛勞。
一九三八年,佛教會僧侶救護隊隊長宏明法師,在武漢被誣陷獄。這時圓瑛長老奉國府主席林子超先生之命,帶著林主席三封親筆函,到南洋華僑界募集戰地救護的醫藥經費。白師奉佛教會之命馳往武漢,救援宏明法師。既至,宏明法師已由屈映光屈居士保釋,宏明請白師與西境法師組織"中國佛教會第二戰地掩埋隊",未幾以戰局變化,武漢撤退,僧侶救護隊、掩埋隊奉命解散。撤退之際,白聖法師偕續祥法師搭上一列國際列車,把二人載到香港。在香港於鹿野苑掛撘暫住,一九三九年返回上海。
一九四〇年,白聖法師應上海聖仙寺住持惠宗法師之邀,出任聖仙寺監院。這時,早年赴日本修學東密的持松法師,也息影於聖仙寺中。白師日就長老叩問華嚴、唯識法要,並協助長老校印《師奘全集》。在八年抗戰的開始之後,白聖法師在上海創辦了一座"佛教光明廣播電台"首開"空中弘法"之先河。到了一九四一年,上海地區的日軍,控制電台播送事業日益嚴苛,時常強制傳播一些詆毀中國政府、污衊國軍聲譽的言論,並不容拒絕。白聖法師不願播放攻擊自己政府的言論,而又不能拒絕,他乃乘夜將電台設備全部焚毀,以橫遭火災報請停業。
適於此時,九華山只園寺退居住持寬明長老,到上海找到白師,告訴他說,九華山的寺院庵堂,因受戰爭影響,道糧不繼,淪落到吃樹皮草根渡命的慘境。白師得知此事,乃在上海發起募化,邀約同道,化裝為行腳僧,藉機到青陽縣九華山賑災,同時也躲過電台事件的困擾。九華山寺院得到白聖法師的接濟,道侶的饑饉得以解除。
白聖法師自九華山回到上海後,應杭州鳳林寺兩序大眾之請,出任該寺住持。此時圓瑛長老已回到上海,主持圓明講堂,白師乃到了杭州晉山接事。唯此時他尚擔任著上海慈善團體救災放粥的事務,所以經常奔走於滬、杭兩地,忙碌異常。一九四四年底,圓瑛法師創辦"圓明楞嚴專宗學院",一九四五年初開課,白師擔任學院的教務主任。八月,日寇侵華戰敗,無條件投降,翌年政府復員,上海市政府派白聖法師整理上海市佛教支會,經數月的奔走協調,乃得召開會員大會,白師當選為上海佛教支會常務理事,並代理理事長,主持佛教整理事務。
治安機關大捕日寇侵略戰爭時的附日漢奸,靜安寺住持德悟、監院密伽,為人告密有附日嫌疑而遭拒捕。佛教諸山長老及護法居士,共議靜安寺恢復十方叢林選賢制,並公推持松長老出任住持,以白聖法師為監院。他於一九三七年三月晉山,在寺中實行"分層負責制",一應行政事務,概由監院白聖法師負責。
赴台傳法
一九三八年,抗戰日炙,法師來到台灣,接任台北十普寺住持。所以一九四九年上海撤退之際,倉皇來台的佛門大德如智光、南亭、道源、戒德、默如、妙然等,都是以十普寺為落腳棲止之所。一九四九年六月,台灣發生"教難事件",慈航法師、律航、道源、星雲法師多位法師,為治安機關所拘留。白師與東初、大同諸法師,董正之、丁俊生、李子寬諸居士,奔走營救,不遺餘力。被拘留諸師鹹得安全脫難。眾人有鑒於此次法難事件,以為亟須恢復中國佛教會,藉眾力維持法運於不墜。這時具有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身份的,只有東初法師和李子寬居士,白聖法師是上海市佛教會常務理事代理事長,由他三人具名申請,成立了"中國佛教會駐台北辦事處",設會址於台北市善導寺內。辦事處由東初法師任主任、南亭任法師任秘書、白聖法師任幹事。這個臨時組成的"三人小組",就是"中國佛教會"的前身。在社會稍為安定後,白聖法師即展開弘法活動,他禮請法師在十普寺講經、打佛七。那時是大陸撤退期間,人心甫定,寺院有法師講經,信眾仰賴佛力加被,所以聽眾踴躍,對安定社會人心有很大的幫助。隨著台灣社會日趨安定,白聖法師開始了環島弘法的活動,同時也訪問了各地的寺院,繼而舉辦傳戒,恢復結夏制度,藉著這些活動,來消除日寇竊據台灣時對佛教遺留下來的陋習,重建中國大乘佛教的規範。與傳戒同為傳統佛制的"結夏安居",也是白師首為恢復的。他於一九五五年夏天,領導僧眾在苗栗獅頭山海會寺行第一次的結夏,以後連續舉辦了六屆,後來因工作太忙,就沒有再親自領導了。白聖法師一向重視僧伽教育,一九五七年初,他在十普寺闢建別院,創辦"尼眾佛學院",招收出家尼眾,施以教理、教戒。同年他又在十普寺內創辦"中國佛教三藏學院",自任院長,培育僧材。到了一九六〇年,白聖法師接任了台北臨濟寺住持,又在臨濟寺創辦了"中國佛教研究院",並將十普寺三藏學院的第一屆學僧,轉入研究院上課。中國佛教會在台灣復會以來,初由章嘉大師擔任理事長。一九五六年章嘉大師示疾,赴日本療養,佛教會群龍無首,分崩離析。一九五七年三月,章嘉大師示寂,佛教會乃廢理事長制,改行理事輪值制,行之三年,其效不彰,乃共推白聖法師出任理事長。以後多年,他內則領導四眾,調和政教;外則參加各種國際間佛教活動,增進各方友誼。他聯絡泰國、緬甸佛教界,推動組織世界佛教徒聯誼組織;繼而率領"中國佛教訪問團",訪問泰國、緬甸、印度、錫蘭、尼泊爾、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日本、韓國。訪問教界耆宿,慰問僑胞學生,所至之處,廣受禮遇。他在接任中佛教會理事長之後,創辦了中佛會會刊的《中國佛教》月刊,傳播法音教訊,以推行社會佛化教育。
弘化利生
一九六一年,美國比丘釋西諦來華求戒,由白聖法師在圓山臨濟寺,為之傳授具足戒,這是一件轟動社會的新聞。一九六三年,白聖法師六十壽誕,四眾弟子為他祝壽,十普寺擠滿了祝壽的人潮,盛況一時。他在臨濟寺傳授三壇大戒,報名求戒的四眾戒子千餘人。一九六六年,世界佛教僧伽會在錫蘭召開,白聖法師與悟一法師、顧世凎居士代表台灣參加。白聖法師在大會中為各國代表推舉,膺選為副會長。以後多年,白聖法師經常率團參加各種國際性佛教會議,席不暇暖。一九八一年,世界佛教僧伽會第三屆大會在台北舉行,白聖法師出席會議,各國代表一致擁戴,出任世界佛教僧伽會會長。白聖法師晚年,患有高血壓及糖尿病,但並未因此而影響工作。一九八八年,猶赴美國主持"世界佛教僧伽會"的執行委員會議,會中計畫一九八九年的大會在台北召開。回台之後,一如恆常,並無異征。一九八九年三月,他在圓山臨濟寺示疾,為時未久,於四月三日凌晨遷化。世壽八十六歲,戒臘六十九年。辭世之日,弟子淨心、明田、明乘、法智均隨侍在側。白聖法師一生弘化利生,席不暇暖。在台灣,他擔任中國佛教會會長三十餘年,傳戒二十多次,成就戒子萬餘人。每於戒期圓滿之日,親率新戒托缽行化,賑濟貧困。他經常將信徒供養的淨資,舉辦公益事業,如捐助籌備玄奘大學基金一千萬元,捐助曉雲法師創辦華梵工學院(後發展為大學)一百萬元,對醫院、學校、救濟機構,也經常捐助。白聖法師遺著有《學禪方便談》、《維摩經講錄》、《梵網經菩薩戒本講記》、《寺院住持手冊》,及《楞嚴經表解》、《金剛經表解》、《起信論表解》、《雲水夢憶》等書行世。
回奉常熟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時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上海佛教協會會長、上海佛學院院長、上海玉佛寺方丈真禪大和尚,以及時任上海佛學院常務副院長、靜安寺方丈淦泉大和尚等建議,擬將白聖長老的舍利安葬在興福寺後山雲棲塔院。1991年,常熟興福寺方丈妙生老和尚有感於白聖長老的碩德高行,在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先生等的支持下,在興福寺後山建塔樹碑,以供奉白聖長老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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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因應江蘇省常熟市佛教協會會長、興福禪寺方丈迎請本會前理事長白聖長老舍利回奉興福禪寺後山塔林入塔供奉一事,經籌備月餘,終於今(99)年5月3日上午清晨,由理事長淨良長老率領團員於本會大廳舉行舍利子起駕儀式。
       是日上午五時,起駕儀式由淨良長老、明光法師、悟禪法師、悟潔法師、明偉法師、照定法師、,及宜蘭白蓮寺白聖長老法徒代表、陳斌居士等雲集於舍利塔前三問訊,即舉香讚,依次虔誠拈香後,並接心經,舉摩訶般若波羅密多三稱後,即由理事長淨良長老恭讀「白聖長老舍利子起駕文」曰: 
     中國佛教會率團護送前理事長白聖長老舍利回奉江蘇常熟市興福禪寺進塔安奉起駕文
            為祈正法久住世    惟願垂慈默然忍
            今晨起駕護舍利    飛往神州振宗風
仰白
常寂光中白聖長老垂慈鑒知,今晨吉時,本會率團投於座前恭請公之舍利起駕,容眾護送公之舍利前往桃園機場乘華航班機直飛上海進駐靜安古寺稍供,以慰回歸之願,午後啟程,直往江蘇常熟市興福禪寺後山公之寶塔安奉,以期德澤兩岸,宗風遍佈神州,以滿公之愛國愛教宏願,作兩岸教徒之導師,永垂德業於人世,正法久住,國基鞏固,世界和平,人民安樂,惟願含首,大慈愍故。時維
佛曆2554年5月3日 清晨吉時,淨良率團仰叩讚曰:
              覺性靈明大自在    拈花微笑德彌天
              山河大地有情眾    今朝安和法燈傳
起駕!護送!
                                  恭讀畢,即舉「白公供讚」(法傳臨濟,教演楞嚴,弘宣淨戒潤南天,統理眾無邊,護國利民,宗風振三千。南無度人師菩薩摩訶薩)。而後團員和聲稱念「南無觀世音菩薩聖號,白聖長老舍利塔即在自葆法師、明安法師、宏廣法師、明學法師等四人恭抬起駕,乘坐專車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501航班,直航上海。
     供奉白聖長老之舍利子與寶塔一至桃園機場,百餘位護送團團員蜂擁前來接駕,並虔誠禮拜,先睹為快。經華航地勤人員協助,辦理登機手續後,白聖長老舍利子與寶塔即在眾人簇擁下,順利登機。本會為表尊重,特為白聖長老舍利塔買了商務艙座位,營造白聖長老順應兩岸直航風潮,以前中國佛教會理事長身份,帶領各縣市佛教會代表及法裔徒眾,風光回到朝思暮想之神州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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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公上人(上白下聖長老),是明乘長老的恩師。
      白公上人在光緒三十年(西元一九零四年)出生于湖北省應城縣,俗姓胡,名必康,字金祥。西元一九二一年,法師年十八歲,巧遇一位行腳僧“龍岩和尚”,隨行腳和尚到九華山上一間小廟掛單,後在此隨龍岩和尚,落了發出家為沙彌,爾後和尚推薦他到“祗園寺”受具足戒。他在祗園寺三個月期間學習五堂課程及念唱,以後三年他到過寧波唐善寺依“蓮生長老” 學唱念,又到塗廣福寺聽“度厄長老”講楞嚴經。之後八年間到處雲遊聽經、學禪,
      然後閉關修行,在關中除禮拜華嚴經,勤閱諸經論、禪靜三年如一日,民國二十三年出關返回九華山開始講經說法的生涯,以後親近“圓瑛長老”,時長老當任中國佛教會長職,委任白公上人為中國佛教會幹事。之後常代圓瑛長老到處講經,甚得長老器重,並繼承圓瑛長老在七塔寺、崇聖寺的法脈,為臨濟正宗四十一世及曹洞宗四十七世法嗣。     
      一九三七年七月間,日軍侵略中國,繼之上海“八一三”戰爭爆發,圓瑛長老以中國佛教會會長身份,投入抗戰救護工作,號召僧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成立難民收容所多處。由於難民過多,他毅然開放“圓明講堂”為難民收容所。白公上人因而擔任收容所主任。八年抗戰期間,白公上人日夜跟隨圓瑛長老投身抗日行列,到處奔波盡形勞苦,但期間也不忘宏法利生。
      一九四四年抗戰結束後,圓瑛長老創辦“圓明楞嚴專宗學院”,白公上人擔任學院教務主任。翌年,上海市政府委任白公上人籌備上海佛教會支會的工作。經數月努力,會員大會召開,白公上人被選為常務理事,並代理理事長職。同時法師亦被指定為上海靜安寺監院,住持寺內一切事務。
      一九四八年,白公上人被邀請到臺灣接任臺北市“十普寺”住持。一九四九年,佛門諸大德來台,計有:智光法師、南亭法師、道源法師、戒源法師、默如法師、妙然法師等,他們均以十普寺為落腳掛單之所。同年六月,臺灣“教難事件”,慈航法師、律航法師、道源法師、星雲法師等為治安機構所拘留。是時,白公上人、東初法師、連同諸法師,以及董正之居士、丁俊生居士、李子寬居士等奔走營救不遺餘力,終於使諸位能安全脫離牢獄之災。有鑒於此次之法難事件,認為恢復中國佛教會的重要性,可藉眾力維持佛教的形象。這時期具有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身份的,只有東初法師和李子寬居士,那時候白公上人只是上海市佛教會的常務理事代理事長,所以由他們三人具名申請,成立了“中國佛教會駐臺北辦事處”,社址於臺北市善導寺內。辦事處由東初法師擔任主任,南亭法師任秘書,白公上人任幹事,就是這樣組成的三人小組,成為中國佛教會遷台的開始。
      一九五零年以後,臺灣政局稍為平靜,人民生活步入了正常,白公上人在十普寺展開活動,除了打佛七外,也每月講經說法,在這非常時期大眾更希望安穩平定的生活,信眾更以虔誠心向佛菩薩祈求佛力加彼。對社會大眾來說,亂世時期,佛法對安定人心有積極作用。大師慈悲心念苦難大眾,所以日不停蹄走遍全島弘揚佛法,(一)為了穩定人心,使人民安穩生活,(二)為了提倡正信的佛法,使信眾能在佛法真意下受益。
      白公上人眼看臺灣當時的佛教受到民間習俗感染,尤其日本侵佔臺灣五十多年期間,臺灣佛教甚受日僧同化,不重戒律是日本佛教的特色,與中國傳統佛教格格不入。為了正法的推動,法師極力宏揚戒律,推動傳戒工作,以期恢復大乘佛教精神。佛制之“結夏安居”,是法師在臺灣第一次推行而且親自主持至第六屆,才由弟子們領導。
      白公上人在大陸時期,從學佛、出家、修行、講經弘法都是經過正統的佛法訓練,依止不少高僧大德,尤以圓瑛大師為依歸,奠定了以後法師為臺灣佛教貢獻力量的所依。之後法師之盛名在國內外已遠播,一九六一年遠自美國之比丘“釋西諦”來台求戒,大師在圓山臨濟寺為他傳授具足戒,一時傳為佳話。
      白公上人一生極重佛教教育。來台後,一九五七年在十普寺辟建別院創辦“尼眾佛學院”,同年又創“中國佛教三藏學院”自任院長。一九六零年,法師接任臺北臨濟寺住持,又在臨濟寺創辦“中國佛教研究院”。
      一九五二年,中國佛教會在臺灣復會,在臺灣的首屆會長公推章嘉大師,章嘉大師是當代密宗大修行者,由大陸來台為中國佛教的流傳而努力。一九五六年,章嘉大師示寂。一九五七年中國佛教會改為常務理事制,大會推甘珠爾瓦大師、道源法師、道安法師、姜紹謨居士、毛淩雲居士,五人為常務理事,此制度行之三年,其效不彰而廢之,乃共推白公上人出任理事長。
      白公上人把一生的時間貢獻中國佛教,領導臺灣佛教走向正軌、邁向世界,是白公上人一生的功德。白公上人環島宏法,遍訪亞洲各國,推動世界佛教聯誼會的成立,及一九六七年推動成立世界佛教僧伽會,促成首屆大會在錫蘭召開,白公上人膺選為副會長。一九八一年世界佛教僧伽會在臺北舉行,各國代表有二千多人,出家人超過一千人出席會議,第二屆世界僧伽大會在熱熱騰騰,親善祥和氣氛中進行。會議中公推白公上人為世界佛教僧伽會會長。
      參加這次殊盛世界性的盛會之當時場面,除了高官顯要、社會名派、佛教學者,亦有來自世界各國之高僧宿耆二千多人,盛況非常。
      白公上人的晚年雖患有高血壓及糖尿病,但不因身病而影響他對佛教的熱誠,除了國內的會議,也常出國執行工作。一九八九年三月白公上人因集勞示疾,圓寂於臺北圓山臨濟寺,該年四月三日淩晨遷化,世壽八十六歲,戒臘六十九年。一代佛教大師西歸樂土。白公上人遷化後,得金剛舍利,形如觀音座像,極為罕見。
      白公上人一生為佛教盡形壽、獻生命,他的功德可從當地政府頒獎他的“華夏一等獎章”,看出白公上人對國家民族的貢獻程度。白公上人晚年對佛教教育大力支持,為促成在臺灣成立“玄奘大學”,上人竟把弟子供奉他的淨資,奉呈一千萬新臺幣,作為“玄奘大學”之基金。同時捐助曉雲法師創辦“華梵大學”基金一百萬新臺幣,而且對醫院、學校、救濟機構也經常有捐助。白公上人一生克勤克儉,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上人的大慈大悲精神,是後代出家眾的良好模範。
      白公上人的著作有:《學禪方便談》、《維摩經講錄》、《梵綱經菩薩戒本講記》、《寺院住持手冊》、《楞嚴經表解》、《金剛經表解》、《起信論表解》、《雲水夢憶》等佛書行世 。
      如果離開白公上人,臺灣的佛教將是不堪設想的,甚或可能依舊是不重視戒律的日本佛教的天下。我們永遠懷念白公上人,上人對漢傳佛教的繼承發展,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功德如恒河沙數。
      現在,在中國河南省汝南縣的南海禪寺的東北部,有白公上人舍利塔院,亭台碑碣錯落有致,佈局得當。以花崗岩質雕刻、為白公上人建造的舍利塔,融我國古代建築藝術與東南亞現代建塔藝術風格為一體,既高大雄偉,又典雅別致,永為眾生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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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白公「我對佛制改革的意見」一文,談台灣及大陸佛教之融通與其發展
【綱要】
白聖長老一生,根據其大弟子上淨下心長老的說法,從 民國五十四年八月五日 開始寫日記,每日不斷一直寫到圓寂( 農曆二月二十七日 )一個多月前── 民國七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 農曆正月二十三日 ),連續寫了二十四年。其中白公長老的「弘傳戒會、講經弘法、領導佛教會、寺院權益」等等的記載,這對研究當代台灣佛教,以及世佛會、華僧會等海外活動,都是第一手資料。再加上十普寺出版的《白公上人光壽錄》,這些完整的文獻資料,我們可以說白公長老的一生,是一部當代中國與台灣的佛教發展史的「見證人」以及「領航者」。
白公長老一生以他的德行,安定了上海的「靜安寺」的僧人生活,堅持了上海「靜安寺」的「叢林」制度,落實寺廟選賢的民主精神;來到台灣,看到台灣佛教的景況—一僧侶不剃髮、不著僧衣、攜家帶眷,與俗人無異,因而積極的傳戒,並廣為興辦佛學教育。例如四十二年大仙寺 ,白老第一次傳授三壇大戒以及第三次的傳戒之後,立即邀集第一第二兩屆的戒子,到獅頭山 「結夏」,這傳戒以及結夏活動,深深地影響了台灣的佛教,從此台灣僧人的生活型態,被徹底改造,不婚嫁、茹素、斷葷酒、剃髮、著僧衣、受具足戒、結夏等規定,成為台灣僧人的必要條件。而各地的佛學院,也因為他的策劃、鼓勵,如雨後春筍般的一一設置;以及各種佛教刊物,一如《中國佛教》月刊、人生、佛教青年、今日佛教、菩提樹、覺世、獅子吼等也都陸續出現,這對台灣僧教育以及吸引大專青少年參與、加入佛教,都有了很大的貢獻。
尤其他一生,最重要的佛教改革主張一一「我對佛制改革的意見」一文,闡揚他對佛教教制、僧侶生活、教會與教團、以及僧團教育的主張,都有極為精闢的見解,對我們這個時代以及未來佛教發展的影響,有必要進一步的探討。誠如人生雜誌的主編東初老和尚說的:「本文對宗教制度,生活方式,寺廟財政,僧尼教育都有所主張,可說為精心創作。」這也是本人採用這篇文章為主題,來談一談白公長老對台灣佛教的貢獻及其產生的影響之主要動機。
本文為紀念白公長老圓寂廿週年而作,對於他老人家一生對台灣與大陸佛教的融匯與貢獻,究其原因,源之於他老人家無盡的「愛與榜樣」;他對台灣佛教的影嚮不只是在於教會行政,以及佛教教育文化而已,真實的說,更是延續了中國傳統佛教之命脈,並在台建立起「漢傳佛教」的中心地位。此外白公長老結合海內外華藉僧侶創立「世界華僧會」、「世界僧伽會」會,也幫台灣打開了國際的另一個空間,因此我們可以說,白公長老的影嚮與貢獻,是飄搖中台灣的一股穩定力量,更是台灣佛教國際化的領航者。
一、前言:
很快的,白公長老圓寂已經二十週年了。主辦單位要我與明靄法師,針對「白公對台灣佛教與中國佛教因緣際遇融匯的貢獻」這個領域,發表專題演講。剛剛大家已經聆聽了許多長老大德的報告,我們都知道白公長老俗家姓胡名必康,係湖北應城人。父諱盛榜,歷代務農;為清代同光之際,災禍頻仍,遂棄農經商。母陳氏,小翁一歲,能誦經典寶卷,持齋清淨。在此環境之薰陶,白公長老年十八,即於安徽九華山 祇園寺披剃,依龍巖出家,旋於九華山 寺圓受具戒。師之傳法師一一圓瑛長老,敢任艱鉅,以興隆佛事為志事。後,白公長老畢業於上海法藏佛學院。嘗參禪於揚州高旻寺,復從慈舟修律,隨度厄學教,旁及懺摩念唱之法。1931年,白公掩關於武昌洪山寶通寺三載。關中,聞圓瑛長老蒞漢陽歸元寺講經,乃破關而出,親詣座下,陳其所悟。1937年夏,於寧波接待寺,承接圓衣之傳,繼七塔、鼓山兩寺之法脈,嗣為臨濟四十一世。
抗戰期間,白公長老嘗開辦「難民收容所」、「佛教施粥廠」,以賑濟難民。民國三十四年春,白公長老膺任上海圓明講堂楞嚴專宗學院教務主任,並被上海市政府指派負責整理上海佛教支會會務,並代理上海佛教支會理事長。 八月十五日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各地日人寺廟紛行匿藏珍貴物品,當地豪勢趁機侵佔其不動產,所組織支各種事業團體亦復無形瓦解。
  民國三十七年, 林子青 居士函邀白公長老前來台灣,擔任台北善導寺住持,力負艱鉅。時,台北市佛教會理事長一一曾普信師聞知,請師接任台北十普寺;蓋因該寺產權問題,常住無能應付。師辦妥手續,旋即回上海處理靜安寺事務,而這也奠定了未來大陸佛門高僧,陸續來台弘法的因緣。民國三十八年,白公長老年來台後,積極推動中國佛教會在台復會事宜,先後掌理中國佛教會會務,達三十餘年之久。又從1953年元月,首次在台南白河大仙寺 設壇傳戒以來,每年均主持三壇大戒,其戒弟子數以萬計。
白公長老在大陸撤退之際,眼見時局動蕩,就喊出要在台灣辦一百所佛學院的口號,期待光復大陸之後,能以這些僧才重建大陸的佛教。因此每到一寺,就安上一個佛學院的名,雖然他老人家的理想,未能如期達成,但確廣開了辦學的風氣。例如他在中壢圓光寺,在汐止彌勒內院與靜修院,均以最大的熱忱,培植了一批又一批的比丘及比丘尼。所以繼慈航法師之後的佛學院中,有大醒法師在新竹靈隱寺,辦了一個短期講習會。為了培育僧才,於1957年假十普寺開創「中國佛教三藏學院」,親自講授《楞嚴》、《法華》、《梵網》、《起信》等經論,復於臨濟寺開辦「中國佛教研究院」,每日親率諸生,坐禪參修,開示法要。可見,白公長老在台傳戒、重振叢林的宗風,不遺餘力;而為了提昇僧寶的學問、道德與理想,這弘化的精神與貢獻,是值得我們效法。(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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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公上人光壽錄 
在一九五一年,也就是白公長老四十八歲的時候,他老人家應基隆寶明寺之請,主持觀音七的時候,他老人家逐日宣講「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四月於十普寺開講佛遺教經以及四十二章經;夏天講「大佛頂首楞嚴經」以及九月於十普寺講「六祖大師法寶壇經」之後。撰寫了「我對佛制改革的意見」這一篇文章,發表於 九月二十日 之「人生」雜誌(全文附後),這是他老人家對今後宗教制度、生活方式、寺廟財政以及僧尼教育,有了構思,也是革除台灣佛教的積弊,展望未來新世代『新』的佛教之主張的精心創作。
二、簡要回顧台灣的佛教發展:
台灣佛教的發展,從其形成背景與衍生的問題,一般分為荷蘭,西班牙時期,明清時期,日治時期以及光復以來的發展時期。
1、荷,西時期:
台灣的原住民,除了世居本地的「原住民」之外,早期幾乎都是從福建的漳州以及泉州移民過來,尤其「閩南大飢」時,經荷蘭東印度公司與福建總督之協議,大量移民來台;後來經過日本的五十年統治,又隨著國共內戰,從大陸移居了大量的政府官員以及轉戰來台的六十萬大軍,所以這四百年來,台灣的佛教充滿著「移民性格」、「改朝換代」以及「活力」、「多元化」的特性!相對的於從廣東移居東南亞,舉如泰國的「華宗」佛教,雖然也是濃濃的「移民性格」,但卻是「穩定」中「求進步」。泉州以及汕頭,在六百年前都是世界性的大港,泰國的第三王朝鄭信大帝,就是來之於汕頭的僑領;同樣的台灣、菲律賓、汶萊也都深受漳、泉文化的影響。
來自於廣東的泰裔僧人,默默的在泰國耕耘,服務旅居異域的中國人,由於表現優異,深得旅泰僑胞的愛戴,約於一百六十多年前,終於獲得泰國現今王朝之「五世皇」朱拉隆功的「御封」,成立了有別於泰國南傳佛教,屬於「漢傳佛教」的「泰國華宗」僧團。
可見,移民社會更需要「祖國佛教」的心靈慰藉,但要有組織健全,具有高度的「佛學素養」之水平,那是一定要假以時日,不可能一蹴可笈的。因此,台灣早期的佛教,充斥、也混合著移民社會的「泛靈信仰」,素質也相當低落。就有此一說:「僧尼者,民而異端者也;然歷代所不廢。蓋將以待鰥寡孤獨之民,使不致於死亡莫恤。而臺地僧家,每多美色少年,口嚼檳榔,檯下觀劇。至老尼,亦有養少年女子為徒弟者。大干天地之和,為風俗之玷。」(註1)
2、明清時期:
根據釋惠敏法師以及 楊惠南 居士所主持的台灣佛教史料庫之研究(註2)說,這一時期的臺灣佛教,其特色是「名士」佛教。這可以由兩個方面來說明,首先,就這一時期的佛教寺廟來看,主要是明末遺臣或是鄭氏遺臣所興建。其次,此一時期的名士佛教,遺留下許許多多的詩詞歌賦,透露出當時佛教發展的概況,成為臺灣文化史上的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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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灣縣志  陳文達(著)p60  (2)http://ccbs.ntu.edu.tw/taiwan/index.htm
而明鄭的短暫階段,即進入「清代時期」,滿清經營台灣較久,這時期的台灣佛教,由於閩人僧侶入台較多,而台灣僧人為了「受戒」、或「參訪」,亦多少到中國遊學,所以在這時期,台灣佛教即受到大陸佛教之影響,混合著「白衣齋教」的閩南民俗性格。
 臺灣的白衣佛教,又稱齋教,是由中國的「居士佛教」發展出來的,屬於佛教優婆塞、優婆夷之在家二眾。設教所在,稱為齋堂不稱寺院,計有龍華、金幢、先天三派之別。齋教之信徒依其持齋修行,而有四種:(1)受戒者:畢生素食,俗稱長齋。(2)信戒者:每逢農曆初一、十五,或是逢三、六、九日,素食者,稱為花齋。(3)祈安者:一有祈願,必發願於四十九日或某一段時間要素食者。(4)信心者:每天早餐素食者,稱半齋,俗稱早齋。我小的時候,長輩告訴我們半齋者,如果兼不食牛肉,就一如「全齋」。
在清朝治理臺灣的時期(1683─1895),佛教在臺灣的發展特色,一方面是來自僧侶住持的「正信佛教」,另外一股「齋教」信仰或稱「白衣佛教」,都深深影響著台灣的佛教發展。以連橫編著的「台灣通史」中,就可以看出當時台灣佛教的寺廟,齋教的「堂廟」即佔有百分之七十五。
 根據光復初期佛教學者 王進瑞 居士,在南瀛佛教月刊發表的「在家佛教思想展開的考察」一文說(註1),「……在家佛教的思想可以承接到佛陀時代,並且在目前進入開花結果的階段。……基本上,所謂『三教調和』最根本的意義,在於展現佛教的寬容性,事實上,早在釋尊的時代,就經常以包容的方式接納、調和外道與異教徒。比如,釋尊為了接化以梵天為最高神的婆羅門教徒,特別給予梵天護法的地位。並且為了誘引信仰辨財天與大黑天等神明的信徒,也同樣給予辨財天、大黑天等神明與護法諸天同等的地位。可見,佛陀並不排斥異教的思想與神明,反而以更寬容、包容的態度,接納異教徒,並且用各種善巧方便,讓異教徒接受佛教,也所以,佛教傳入中國之後,為了吸引儒道二教信徒,自然也就有必要與儒道二教信徒的思想進行適度的調和。今天,我們如果真要了解佛教思想,  就不能忽略佛教在歷史上一直和步同思想與理論互動的事實。」而這種「接納、調和外道與異教徒」的台灣佛教一一「齋教」,也可能是受到「移民」渡海來臺、拓荒開墾等等交通之安全的時代背景之考量,以及人民期待消災解厄、接引西方的宗教「根本」需求,使得佛教混合著「外道」思想之擬似佛教,會成為臺灣社會一種「生活性」的佛教之另一種形式的宗教信仰。而這種信仰,一旦有了「正信佛教」之大師給予教導,很快的會走入佛門。例如,法光佛學院的創辦人一一如學法師,遇到了曹洞宗的『覺力長老』;我的師父一一上淨下心長老,遇到了斌宗老和尚,自然回到佛教的源頭「一味」一一「正信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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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ccbs.ntu.edu.tw/taiwan/ny/index.htm?ny20-12
 3、日據時期:
 這方面,由於有日本官方寺廟的普查、南瀛佛教會的組織以及「南瀛佛教會」的期刊,資料詳細,研究也多,我就不再介紹。但是,我們從「訪法光佛學研究所創辦人如學法師」一文,以如學法師這樣傑出的台灣佛教泰斗,再接受親自訪談所發表的看法,是可以相當呈現出「日據時期」的台灣佛教之概況。原文這樣記載:(註1)
「我又問到日據時代台灣佛教的情形?」如學法師說:
「基本上,日據時代台灣佛教的修行方式完全靠大陸傳來,如普陀山 、廈門等地,像覺力禪師、善慧和尚就是。他們的感化力極大,對台灣佛教的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相反的,日本派來的和尚稱為『佈教師』,完全是對在台的日本人佈教,台灣人無法聽他們講經,他們也不會教我們修行的方法。」法師說:
「日本的佈教師來台灣,對台灣沒有影響。他們高高在上,像是一個警察,只有管束而沒有感化。」可見,日本的佈教師對於台灣的寺廟,基本上只是一種行政的關係。法師接著說:
「有事就叫我們去開會,出錢出力,如此而已。」法師又說:
「我們去日本留學,並不是因為羨慕他們來此地的和尚有什麼了不起才去的,主要還是為了求學問,因為除日本之外就無處可去了,所以才會去日本讀書」。法師說,但是在日本國內的情況又不同,留學生到那裡,能和一般日本國民一樣,受到很真切的指導。」法師的結論是:「日本佛教對台灣如果有影響,是透過留學生帶回來的影響。」這種影響,尤其是在佛學研究方面,高直德、詹天來、王進瑞、德容和尚等人都是。
4、光復以後的發展:
這個時期,大致上有兩個階段:一是中國傳統佛教主流地位的重建,另外是解除戒嚴(1987年7月)之後的多元化發展時期。
首先,要從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光復以後大陸法師大量來台這過渡期。事實上,台灣從1921年到1934年間的南瀛佛教會發展達於黃金期。在此期間,佛教會自主舉辦了例行性佛教講習會既有14回,特別講習會2次,婦人講習會3回,使得台灣的佛教發展鋪陳出「正信佛教」的面貌。其他地方性的如台北、新竹及台南等州的南瀛佛教會支會,也分別舉辦過數次講習會與巡迴講演。也因為研討場地之所需,部分佛寺開始闢建圖書館,開啟了台灣佛、齋寺廟,普設講習所以及圖書館的開始。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代以前,南瀛佛教會的佛教講習人士是以善慧法師、本圓法師、覺力法師以及 許林 居士(齋教)為主力的「佈道師」。而講習會的講題,仍為「日」人心中的正統佛教之宣導。而1930年起,佛教會的台灣人講師,逐漸改由林秋梧、李添春、高執德、曾景來、沈德融、林德 林等 居士擔任。其議題則有轉成佛教改革、及佛齋教發展的問題激辯。其中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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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光雜誌  第4期  1990 01 
台灣佛教較深的講題,計有「台灣佛教振興策」、「台灣佛教改革論」、「台灣佛教統一論」、「正信佛教新運動」、「僧伽帶妻問題」、「佛教徒葷食問題」、「佛教徒教育問題」、「寺院管理制度問題」、「住持僧資格問題」等等,各位可以參閱南瀛佛教會會刊。在1934年之南瀛佛教講習會第14回結束以後,隨著中日戰爭的規模日漸擴大,講習會資料準備,與會務宣導也跟著逐漸以宣揚日本軍國主義精神或皇國精神為主,其主講者也從宗教人士改為總督府文教局長及其特地安排的日籍講師。而1941年更將南瀛佛教會正式改組為「台灣佛教」,在那個時候,台灣齋佛教人士,幾乎全部退出於該佛教會,就在改組的同時,台灣宗教界也相繼成立了「台灣佛教龍華會研究會」、「尊皇敬佛台灣齋教教善會」以及「台灣佛教龍華會」之相關分支機構,不過這些佛教團體的目的,都僅僅是推動日本皇民化運動的跑腿角色。直至1945年,台灣日治時期正式結束,1946年10月隨著政府的接收,南瀛佛教會,正式改名為“中國台灣省佛教會”,正式進入光復時期。
1947年5月,中國佛教會在南京復會,台灣省佛教會成為其分會。自那時起,大陸的僧人又陸續來台,首先是上成下一長老,他是以一位「中醫師」的身份來台。來台之初,台灣的「法寶」非常欠缺,因此他與原安徽光孝寺的老師,發心從上海佛教書局,購置「經」書,他老人家回憶說:「我到臺灣後,發現那時臺灣和尚都住在家裡,廟裡不住人!日本和尚都是有家眷的,臺灣和尚也跟他們學。他們都是早上披件袈裟,到廟裡上班,下午就回家,因廟裡不住人,我們沒有地方可以掛單。
我剛到臺灣時,因沒地方住,所以先住在旅館,沒事就到附近幾間寺院去拜佛、參觀。結果幾間廟宇看下來,發現都沒有經書!只有一本課誦本,其他真的什麼都沒有。回到下榻處後,我就跟 張少齊 老師報告說:『距離回去(大陸)的時機恐怕還遠,總得找點事情來做。我看廟中沒有經書,可以考慮成立佛經流通處,一方面添增這裡的法寶,另方面也可以搶救大陸的法寶,因為共產黨一到,佛教經書都會被燒光。』聽我這麼一說, 張 老師回我說:『不行啊!臺灣民眾習慣看日文書,他們看不懂中文哦!』我說:『此一顧慮,確屬有理,但可設法補救,假如能兼賣一些文具及文史哲學類書籍,籌設一家圖書文具公司,不失為高尚事業!』 張 老師聞得此說,未再反對,……」。(註1)
在1949年以後,大陸一些著名佛教人士陸續到台灣弘法,恢復傳戒,整飭僧團,擴建道場,使得大陸僧人和原屬於中國大陸的"中國佛教會"在台灣,得以開始重建,也使得中國傳統佛教的主流地位,以及教團之組織與管理,得以重光。這時期的高僧領導者諸如白公長老、智光老和尚、南亭長老、慈航長老以及印順導師,在中國佛教會的領導下,以安頓大陸來台的僧眾、傳戒、辦佛學院以及恢復傳統叢林之講經、弘法,並聯合全世界華僧、開拓台灣佛教的國際化為主要工作。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至1960年,全臺共有佛教寺廟1392座,教徒52.3萬人。到了1974年,寺廟達到2520座,僧人7450人,教徒發展為575.9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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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一法師傳   范觀瀾    中國文史出版社(大陸)2006.09
至1987年底"內政部"的統計,全臺計有佛教寺廟3265座,佛教職業人員5860人,信徒356萬人,佛學院21間,佛教界興辦的中學8間、幼稚園82間、養老院9間、育嬰堂5座,醫院6間、診所3所、出版社9家、佛教之期刊有39種。
1987年7月戒嚴令被解除,台灣的佛教正式進入多元化發展時期。1989年1月《人民團體法》頒布,政治氣候的變化,促使台灣佛教走上多元化的發展道路。除了中國佛教會及其分會外,各類新興的佛教組織、團體紛紛成立。原有的格局被打破,除了"中佛會"的系統之外,星雲大師的佛光山 ,證嚴法師創辦的慈濟功德會,聖嚴長老的法鼓山 以及惟覺老和尚的中臺山,等所謂「四大山頭」之迅速崛起。使得台灣目前的僧尼就有3萬多人,其中的75%,均為尼師。在現有的兩千三百萬人口中,佛教徒已經高達485萬人,如果要加上「信佛」的宗教徒,佛教徒應該達到一千萬人以上。這方面大家著墨已多,就不再贅述。
三、白公長老對於「會通」中國與台灣佛教之背景:
回顧台灣佛教的過去發展,有原住民的「泛靈信仰」,有渡海來台、移民性格強悍,卻是冀求平安的「齋教信仰」,當然更有不願當「亡國奴」的「名士」之信仰,更有一心弘法的「高僧」……林林總總的,真是因緣繁雜。而檢視台灣佛教的「現在」,山頭林立,「十方」叢林,成了壁壘分明的「堡壘」;傳戒、修行,各吹各的調,各走各的國際化。這時來「反芻」白公長老的這一篇「我對佛制改革的意見」的文章,內心的感受,更為強烈。
 近代的德國教育家——福祿貝爾,(生於西元一七八二年,死於一八五二年,是幼稚教育的創始人)說的好:「教育無他,唯愛與榜樣而已」。任何時代的一位了不起的成功家,通常都要具有無盡的「愛」,以及「以身作則」這兩個特質,方能鼓動風潮,進行改革,造福千秋萬世的。我們看「高僧傳」中的任一大德者,無不如此。
 我之所以一開頭,就引用教育家「福祿貝爾」的名言,就因為我深深覺得白公長老在他的一生中,就是「愛與榜樣」的化身。因為『愛』,他老人家德披蒼生;也只有他老人家「以身作則」的『榜樣』,方能在「傳戒」以及堅持「十方叢林」的寺廟經營;全島以及全世界之「弘揚佛法」、推動「文化教育」以及「慈善公益」的工作,潛移默化,形成風潮。
(一)、首先我們看白老的舉手投足,所流露出『愛』之『大悲心』:
 我們翻開十普寺所編—《白公上人光壽錄》第292頁,師在「東台灣半月弘法記」,也就是民四十二年三月十五日有一段參觀大理石的記載,文中說:「又與臉上刺有花紋之山胞,攝影數禎;並乘機和彼等攀談,勸其信佛。奈以語言隔閡,格格難入。僅於事後,分別贈送他們一點錢,使他們在直覺上對這穿圓領袍,項下掛有佛珠者,留一好印象,此亦對其初步結緣之方便法。」這份『愛』,愛這些臉上刺有花紋之山胞,為了勸其「信佛」,以「金錢」之方便,來幫助他們種下「佛種」,並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我的印象很深,有一次我陪泰國華宗大尊長上仁下得上師,前往緬甸禮拜佛塔。當我們繞佛塔三匝之後,有一大堆的小孩圍上我們,仁下得上師手上拿著好多「十元泰幣」,讓這群小孩的每一位,念一句「阿彌陀佛」,然後給他十元。這時,師父看到另外一邊的一位默不吭聲的小孩,立刻走了過去,也要他念「阿彌陀佛」,但這位小孩還是靜默在那裡,有的小孩說「他是啞巴」;但師父仍不放棄,還是拿一張「十元泰幣」要他念,當這小孩很費力的蹦出「阿……」的時候,師父就立刻將錢賽在他的口袋。接著,師父又唸出「阿彌陀佛」,要他跟,好不容易他又蹦出「阿……」師父又立刻給了錢;一次又一次的,終於,這位人稱「啞巴」的小孩,唸出完整的「阿彌陀佛」時,全部的人都笑了,一齊鼓掌,我們也走了。晚上師父說,才花了兩百多元,就能將「佛種」存入這位有情的生命中,實在值得。沒有高度的愛,沒有大慈大悲的胸懷,怎能德披蒼生?
我個人有幸,有四次的機會能親近「白公長老」,這都是「沾」我的恩師——覺光上人的光。第一次是在1973年我還在苗栗縣政府服務的時候,弘法院的當家——禪慈法師來電,說師父要幫我介紹一位貴客。一見面,師父要我向客人頂禮,說:「快見過師公!」見了面,師公很高興的問起我學佛的因緣,要我好好的護持佛教。我心想,師父是在圓瑛大師座下受戒,也是寶靜老和尚的徒弟,圓瑛大師留在中國大陸,已經入滅;那眼前這位「師公」,應該就是上寶下靜長老了。但是看師父對他老人家那麼恭敬,我也不敢造次請教,因此找個空,我問禪慈法師。禪慈法師訝異的問我:「您不認識這位鼎鼎大名的白聖長老阿!?」說也奇怪,我雖然讀了很多的佛經,但當年我除了認識我的師父——覺光大師外,其餘的我一位也不認識。以後的幾次覲見師公,就被他老人家那份慈祥、以及高瞻遠矚的談吐,深深吸引。
(二)、無私、無我,只有利人,愛護眾生:
這方面我舉兩個例子:
1、根據釋傳道法師寫的「紀一位狂狷行者─聖德老法師」一文,說「……聖德老法師,民國三年(一九一四)誕生於廣東潮安縣。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來台後,轉任省公共工程局。法師為人正直不阿,做事認真,從不茍且,更不屑官僚逢迎態勢;以致曲高和寡,不得意於有司,遂萌辭退公職之念。三十九年(一九五O)冬,師至新竹青草湖 靈隱寺,投禮無上法師披剃出家。本欲自此摒絕世緣,研教修禪;然生性耿直,靜極思動,四十五年(一九五六)間,亟思前往泰國禮佛遊學;惟因時尚戒嚴,禁止人民出入境,故雖依法申請出國,卻遭退件。法師不服,於致函當局辯駁時觸犯有司,遂被冠上莫須有的「思想犯」罪名,送往綠島。綠島為期十年(一九五六~一九六六)的無妄之災,非但沒有造成法師憤世嫉仇、自暴自棄的性格;他反而還利用這段逆增上緣,形同閉關似地專精禪觀,並於四加行有著深刻的體驗,真可說是因禍得慧。後來,雖然冤獄之期已屆,亦查無確鑿之犯罪證據,但在無人敢為「思想犯」作保的情況下,法師仍不得獲釋,還其自由。幸而當時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的白聖長老獨排眾議,鼎力保釋,師纔重獲自由。……」(註1)
 (註1)傳道法師  台南妙心寺   2001.12
2、「白聖法師簡歷」四十六歲條記云:(251頁),其中的記載是:
 師發心供養出家人者,是因為民國二十五年,(當是十五年之誤〉夏天。師偕同參數人,朝拜五台山。在河北省境內有一小廟,師等進去掛單。該廟當家是位五十歲上下的出家人,一股俗氣不堪入目。他見師等到廟裡,似理不理的樣子問:「你們那裡來的,來此做甚。」師等把來意說明之後,他哼都沒一聲,待了半天,纔到灶前煮了一鍋稀飯,多是清水,少見米。師等每人喝了兩碗,就在大殿中央佛前休息。
 第二天清早,師先醒來,見到該當家把昨晚未吃完的小米粥,再度煮起來,還外加一把青菜在內。煮了一會,先盛了一些,連菜在內,拿去餵狗;又加些水,尚未煮開,就到大殿喊師等:「你們起來吃飯,吃飽了好趕路。」師看到這種「人不知狗」的情形,不便當面說破,只好對大家說:「今天早飯不要吃,大家到外面去吃點心。」大家到了點心店,師即將所見的情形說出,大家都很難過,一齊發願:「我們將來住了地方,無論有什麼人來掛單,都應該好好招待供養。」所以師無論住在什麼地方,只要有人來,均一律招待,從不拒絕。
(三)、以身作則,「德披蒼生」:
這也舉兩例子:
1、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一一上覺下光長老的見證:
覺下光長老在「白聖長老圓寂紀念集」中,以「卓錫寶島,惠澤人間」為題,回憶白公老法師時說:「白聖老法師聽了我這段往事,興奮地說道:『原來你是圓公老法師的戒弟子!你可知道?他老人家也是我的戒法師喲!』我們爽朗地大笑,世間上的事,竟有那樣地巧合。從此奠定了我們道誼上的深厚基礎,在佛教事業上,連結一起,息息相關。回顧過去四十年前,台灣社會還處在動盪不安的氣氛中,時局甚為緊張,人心惶惶。台灣佛教未有進展,當時,白聖長老駐錫台北市十普寺任住持。據說,在那個時候,大陸流亡台灣的僧人,極大多數住在十普寺內。雖然那時的經濟來源十分艱難,但白老為如來家業,無視於一切艱苦,克服種種困難。短短地時間內,白老以無畏的精神,先後創辦了「中國佛教三藏學院」、「中國佛教研究院」......等。
白老在台灣展開講經弘法、倡導戒律、興教等不遺餘力。自擔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以來,維護教團、維持僧制、培育僧材、興建道場......奠定了台灣佛教的新基礎。三十多年來,每年主持三壇大戒,出任得戒和尚。他的戒弟子遍及台灣、香港、東南亞、及美加等國。今日台灣佛教,有如此巨大成就,與白老卓越的領導是分不開的,其豐功偉績可與日月爭輝。」
2、泰州光孝寺鎮寺之寶的護持之功:
泰州光孝寺向以文物眾多,而蜚聲江淮。其鎮山之寶的失而復得,要歸功於白公長老,使古剎道場得以重輝。
 泰州光孝寺的鎮寺寶物,有的從光孝律寺的一世祖,就一代一代往下傳。薪火相傳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的四十年代末。當時光孝律寺已傳到第十六代,住持為沛霖和尚,十五代住持南亭和尚雖已退居,但對光孝寺各方面又非常關注。由於時局的變化,南亭和尚當時是住上海沉香閣,而念念不忘祖庭的這一批寶物,生怕在戰亂中丟失,多次叮嚀光孝寺的常住要小心。後來,放心不下把這批寶物移到了上海。……1948年,國民黨政府正值風雨飄搖,南亭老和尚守著光孝寺這一批鎮山之寶,也總是覺得不安全。那段時間從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的年初,南亭老和尚又不停地在外出至無錫、杭州一帶講經,但心中,總是惦記著光孝寺的這批寶物。1949年4月22日 人民解放軍已突破江陰要塞,越過長江,4月23日 人民解放軍已佔領南京,眼看已將上海包圍。此時,先期到臺灣弘法的光孝寺學僧成一法師(係南亭和尚的徒孫)又寫信,請南亭老和尚去臺灣。南亭老和尚心想,這兵荒馬亂,即便逃難也不可能將祖庭的寶物丟失,但是去臺灣上飛機只許帶 十五公斤 的行李,怎麼辦?正在此時,聽說上海靜安寺 監院白聖長老,也要去臺灣要將靜安寺的寶物存放至上海外灘的中國銀行,聽到這個消息後南亭老和尚即找到白聖長老,把光孝寺的這一批寶物在1949年4月30日 挑選了有四十件,並以上海靜安寺 白聖長老的名義,存放在上海的中國銀行保險櫃內。然後帶著保險櫃的鑰匙和存放手續於1949年5月1日 乘飛機到了臺灣。南亭和尚圓寂後,作為光孝寺的法系傳人成一長老對師公的囑託,時時銘記在必,等待盼望著兩岸早日交通,好完成師公的遺命,能夠修復祖庭……而光孝寺存放在上海外灘的中國銀行保險櫃中的這批寶物。從1949年4月30日 存放後,儘管大陸開始的二、三十年運動不斷。如三反、五反、四清以及文化大革命,可這批寶物卻安然無恙。……上海的中國銀行正在整理幾十年來存放保險櫃,發現了有只大保險櫃已有三十多年無人問津。經請示有關方面,用電焊氣割槍打開了已三十多年未開的保險櫃。才發現了這批寶物。因這寶物,當時是以上海靜安寺 監院白聖法師的名義存放的,便找到上海靜安寺 ……大陸經過多次運動,有些東西又非常難以界定。他們一行與有關方面商定,在存放的物品中把田契一類的東西進行了銷毀,其餘仍舊以靜安寺的名義存放在中國銀行的保險櫃中,因為這些寶物的確是價值連城啊!可見,白老生前以及圓寂之後,不只澤被靜安寺,還因他的德行,光被華嚴宗的祖庭一一光孝寺。(註1)
四、白公長老對於「會通」中國與台灣佛教之構思、實踐與影響:
台灣的佛教,近年來的演變發展,可以說是人才輩出,活動也相當頻繁,並且成為世界性漢傳佛教的核心。不管是在都市、鄉村,或是在深山之中,到處都可以看到新、舊道場林立,舊的重修、或新的新蓋、大小佛寺與精舍,蓮社或居士林,更是如雨後春筍,不可勝數,這都要歸功於白公長老卓越的領導。這卓越的領導,我們可以從白公「我對佛制改革的意見」一文,看出端倪。我們就依據該文的標題,分段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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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ww.huayen.org.tw/allways/232/23218.htm
(一)、佛教制度必須改革:
這段的原文是這樣說的:
佛教是釋迦牟尼佛所創造的,佛說的真理,亙古至今,是永遠映流在人間不變的。佛說的那「四諦(苦、集、道、滅〉法義」,就把世間法與出世法的因因果果,都全部說盡。所以,「佛遺教經」上說:「月可令熱,日可令泠,佛說四諦,不可令異」。
佛說的真理是不變的。佛教制度,因時代環境的變遷,而是會隨之改變的。佛涅槃後不久,聖弟子對於制度問題,就發生很大的爭執,於是整個僧團,分化為上座部(保守派〉與大眾部(改進派),這兩個集團。對佛化的發展及一切生活體制,都各不同。後來愈分愈多,竟分成二十個派別。六百年後大乘佛教興起,於是在制度上又有大乘、小乘制度的不同了。
佛教傳入中國,因為中印的風俗習慣的不同,「乞食法」與「居住法」,顯明不適合中國的社會,故有寺廟的生活制度的產生。同時,因氣候的不同,「三衣外不得更蓄餘衣,及一物不得蓄」的制度,又顯明的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印度佛制全被改革了。
佛教般若空觀的思想,頗適合兩晉時期三玄(老、莊、易)思想。因此,不但影響朝野的人心,同時影響了佛教的研究,故大小般若於兩晉時期,盛行於一時。老莊與佛思想之溝通,進一步使佛教接近於社會政治。而實際參加社會政治僧侶,為數亦復不少。如北齊「法獻」參政,當時稱為「黑衣宰相」;唐少林僧「曇宗」參軍,先為軍師,後為大將軍。明「道衍」曾為太子少師。在佛教,在國家極受尊重,這種現象不算稀奇。可是到了今日社會,既然與往昔之情態不同,佛教也必須隨時代、文化、政治、社會各方面而改進,以期適合時代環境的需要。以此,佛教的制度有改革的必要。
這一段,可以看出佛教的道理是不變的,但佛教制度,及生活體制,都各不同。佛教的修行者,參與政治或是各種社會活動,則必須隨時代、文化、政治、社會各方面的變遷,而有「改進」,不能一成不變,以期適合時代環境的需要。這種佛教的「包容性」,是白公長老的第一種主張。
台灣的佛教,充滿著「移民性格」、加上「改朝換代」,有了「日本皇民化」的統治、經營,而有「娶妻」、「上班」式的「日本式的僧侶」,這是可以包容,更要改變的;而「移民性格」的「齋教」問題,既然「老莊與佛思想之溝通,進一步使佛教接近於社會政治」,那麼「儒釋道」融合的「齋教」,當然只要導之於「正信」,也許更能使佛教接近於「人間」社會的「正信佛教」。
這段文章相當重要,他老人家的見解,使台灣佛教與漢傳佛教正式『會通』。
(二)、佛教現狀必需改革:
這段文章之原文如下:
佛教一般僧尼多依止於寺廟,大的寺廟常住數百人或數千人,中等寺廟也需要住數十人甚至數百人,小寺廟則住數人至數十人不等。本來僧尼出家,原為厭棄塵寰,住入寺廟,修行道念,研求佛理。小則須超出輪迴,了卻生死,以求個人的解脫;大則要弘揚佛法,教化眾生,而發利他的悲願,並非單為依寺棲身,苟圖衣食。而今僧尼出家,則不相同。多半為的寺廟富有,藉此苟安生活,或因環境不良,出家可能免去麻煩。佛教寺廟,以這種僧尼來住持,怎不弄得寺規不振,僧格腐敗,人人為私,個個偷安。將古德先賢,千辛萬苦經營得來的寺廟,變為那般腐敗份子,自私自利的大木營,寧不悲嘆。但也有少數僧尼出家,及住持寺廟,純為佛法而發心,自當例外。現在一般住持寺廟的僧尼,既不能興辦文化、教育、慈善、公益事業,幫助國家社會,福利群眾;又不肯自己認真修學,養成健全完美僧格,反把僧尼本位宏法利生的天職,置之度外。這種惡習蔓延到現在,更是變本加厲。如其不把這種習慣加以改革,佛教永無復興的一天。佛教既是到了非改革不可的階段,當然也得要改革的。怎樣的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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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漢傳佛教傳奇高僧:圓瑛大師與四大高徒
2015-07-02 08:38:00|大公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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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瑛大師 (圖片來源: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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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瑛大師和明暘法師、趙樸初居士 (圖片來源:資料圖)
        文/本性法師
  近現代,中國漢傳佛教有五大高僧之説。他們是虛雲、圓瑛、太虛、印光、弘一諸師。
  虛雲禪師,以專宏禪宗著稱。印光法師,以專宏淨土宗著稱。弘一法師,以專宏律宗著稱。太虛大師,以從事佛教革新及僧教育著稱。
  而福建古田出生的圓瑛大師,國民黨執政時期,就任“中國佛教會”會長。日寇侵華,誘逼他組建並出任偽“中國佛教會”會長,被他堅決拒絕。共產黨執政後,又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兼宏佛教各宗,猶對楞嚴學及《楞嚴經》研究見解獨到。以綜合影響力巨大著稱。
  五大高僧生後,對中國大陸與港澳台佛教,對世界漢傳佛教產生重大影響的,從某個角度來説,當屬太虛法師與圓瑛大師。太虛法師的影響,主要在辦教的理論層面上,即提出“人生佛教”。圓瑛大師的影響,主要在辦教的組織、制度層面上。繼承太虛法師遺志的主要是他學生。而傳承圓瑛大師遺願的主要是其高徒。
  圓瑛大師的高足,知名者眾多。這裏,謹介紹有代表性的四位。即主要弘法利生於中國大陸的明暘長老、趙樸初居士與主要弘法利生於台灣地區的慈航菩薩、白聖長老。
  一、明暘長老
  明暘長老,1916年生,福州人。10歲聽圓瑛大師講經,並由其剃度出家。從此,隨侍圓瑛大師身邊,直至圓瑛大師圓寂於寧波天童寺。一生稟承圓瑛大師愛國愛教、弘法利生精神,為國家、社會、佛教做了許多工作,辦了許多實事。尤其,為改革開放後宗教政策在佛教界的落實、佛教的復興、古剎的重建、僧才的培養、對外的交往、慈善公益事業的開展等上,殫精竭慮,用盡心力,建樹頗多。生前,曾任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宗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佛協弘法基金會主任、中國佛學院靈巖山分院院長、上海市佛協會長、上海佛學院副院長,以及北京廣濟寺、上海圓明講堂、上海龍華寺、寧波天童寺、福州西禪寺、莆田梅峯寺等方丈。2002年,示寂於上海。
  明暘法師生前,經常為圓瑛大師之輔講。協助圓瑛大師組建中國佛教會僧侶救護團,冒着日本侵略者的炮火,開赴上海吳淞戰場。隨圓瑛大師赴南洋宣傳抗日救國,募款抗戰。回國後,師徒隨即於上海遭日本憲兵逮捕,並被押解至南京日本憲兵總部,坐牢一月有餘,後經各界呼籲奔走救出。整理出版圓瑛大師文集。改革開放之初,即率中國佛教僧伽法務團70名僧人赴美國主持為期7天的世界水陸空大法會,轟動美國及世界漢傳佛教界。著有《佛法概要》等。
  二、趙樸初居士
  趙樸初居士,1907年出生,安徽太湖人。早年就學於蘇州東吳大學。1927年入住表舅關絅之上海的居所。1928年在關絅之任院長的上海佛教慈幼院服務。同年,上海成立江浙佛教聯合會,後改組成立中國佛教會,圓瑛大師任會長、太虛大師等任常務委員,趙樸初任祕書。1935年,皈依圓瑛大師,成為圓瑛大師門下的在家弟子。
  抗戰爆發後,趙樸初在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任常委。他動員掩護300多名青壯年志士奔赴抗戰前線。上海淪陷後,又把經過培訓的1000多名中青年難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軍總部。他在上海,積極宣傳抗日救國主張,團結愛國人士,開展祕密鬥爭。抗戰勝利後,他與馬敍倫等發起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追隨中國共產黨,爭取民主、反對內戰、解放民眾。
  趙樸初生前,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副主席、名譽主席、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學院院長、中國佛學院棲霞山分院院長。2000年去世於北京。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大陸佛教,百廢待興,趙樸初為大陸佛教的復興,居功甚偉。他繼承太虛大師提出的“人生佛教”與慈航菩薩提出的“人間佛教”理念,結合當代實際,給予大力弘揚,成為今天中國佛教界正在走的路。他著有《佛教常識問答》等。
  三、慈航菩薩
  慈航菩薩,1895年出生,福建建寧人,18歲時出家於泰寧慶雲寺。後弘法於緬甸4年,馬來西亞3年,新加坡4年。於馬來西亞檳城時,接法圓瑛大師,為其法脈傳人。其間,於緬甸,創辦《覺世童刊》社、《慈航月刊》社、世界觀音萬緣會、仰光中國佛學會。於馬來西亞,創或辦檳城菩提學院、檳城菩提學校、雪州佛學會、怡寶佛學會、檳城佛學會、馬六甲佛學會、吉隆坡佛學會。於新加坡,創星州菩提學院、星州菩提學校、星州佛學會、《人間佛教》月刊社。之後,又赴台灣地區,駐錫6年,直至1959年圓寂。在台灣期間,在妙果法師支持下,創辦台灣首家佛教院校——台灣佛學院等。
  關於慈航菩薩與圓瑛大師的法緣,他在《贈圓瑛老法師》詩中説,“當年太白曾陪座,後又相親七塔堂,三複滬濱期報本,德風早被憶甘棠。”在他紀念圓瑛大師往生的《風雨聲中悼我師》文中,他回憶説,“餘二十歲,即聽老人講楞嚴於天童七塔,其威嚴之影,猶長浮於目前。”1929年,圓瑛大師與太虛大師等發起成立中國佛教會時,慈航菩薩專程赴會,親聆二老教誨。1936年,他到上海拜會圓瑛大師,大師安排慈航菩薩於圓明講堂開示。圓瑛大師還邀他一同觀看上海僧侶救護隊戰地訓練。1939年,圓瑛大師率弟子明暘法師等將遠行東南亞,為弘法利生,也為抗日救國。慈航菩薩聞訊,即赴上海,為之送行。圓瑛大師瞭解到慈航菩薩也有往東南亞弘法的意願和計劃時,告知他説,在東南亞一帶也有不少同為閩籍的僧人。他曾寫詩説:“親師雖早離師速,直至如今悔已遲。”以此表達他與圓瑛大師交往的感受。慈航菩薩很珍視圓瑛大師付給他的法脈,臨終前,特別遺囑,請同為圓瑛法徒的白聖長老代他傳付圓瑛大師法脈予自立、印海、嚴持、妙峯、常證、會性、真性七位法師,傳承圓瑛大師法脈。
  慈航菩薩一生的貢獻,主要體現在:
  ①是創辦台灣佛學院,收留保護培養由大陸赴台的許多青年學僧,慈航菩薩還因此被當時台灣地區執政當局疑為“匪諜”,被投入牢中。台灣佛學院的學僧,後來,成為台灣佛教的中堅力量,如尚在世的星雲法師、淨良法師、真華法師等。有的後來從台灣到東南亞及美國,也成為所在國佛教界的骨幹。
  ②是堅決宏傳中國傳統的佛教模式,堅決抵制反對日本模式佛教在台灣的傳播,使日本佛教勢力漸而淡出台灣。
  ③在太虛大師“人生佛教”思想基礎上,正式提出“人間佛教” 理念,並創辦《人間佛教》月刊,設立《人間佛教》月刊社,配合倡導“人間佛教”精神。
  ④著作等身,有200多萬字。
  ⑤成就台灣地區的首尊肉身菩薩,全身舍利不壞,人稱慈航菩薩。
  慈航菩薩遺願迴歸祖庭,經各方努力,其肉身聖像分身已於2007年迴歸出家祖庭——泰寧慶雲寺。
  四、白聖長老
  白聖長老,1904年出生,湖北省應城縣人。1921年出家,曾隨圓瑛大師學習楞嚴學。三十年代中期,到上海後,於圓瑛大師任會長的中國佛教會任幹事一職。經常隨侍大師左右,併為輔講。1937年夏,接法圓瑛大師,為大師法徒。“八一三”戰事爆發,日寇侵華,白聖長老任中國佛教會難民收容所主任。1944年,圓瑛大師創圓明楞嚴專宗學院,白聖長老被任命為教務主任。1949年,赴台灣地區。
  當時,慈航菩薩因被執政當局疑為“匪諜”,遭逮捕坐牢,白聖長老與孫立人將軍夫婦等多方呼籲營救。1960年,白聖長老被推為台灣地區“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任職30餘年,傳戒20多場,度比丘比丘尼上萬人。法徒亦甚多,著名者如淨心、淨良等法師。1981年,被推為“世界佛教僧伽會”會長。在台期間,長老還住持台北十普寺、臨濟寺,創辦“中國佛教三藏學院”、“中國佛教研究院”等,著作有《學禪方便談》《維摩經講錄》等10餘部。1989年,圓寂於台灣。90年代初,在趙樸初居士支持下,建塔於江蘇常熟興福寺,前幾年,其舍利又迴歸常熟,入塔為安。
  白聖長老,對台灣佛教的主要貢獻,是通過傳戒與對台灣“中國佛教會”等相關團體的運作,培養了大量的遵循漢傳佛教傳統的僧人、僧才,為台灣佛教後來之復興,奠定了基礎。同時,弘傳中國佛教優良傳統,抵制消弭日本佛教的影響。並積极參與世界佛教組織的活動,客觀地使中國漢傳佛教又一次逐漸走向世界舞台。
  結語
  圓瑛大師,代表着一個時代的佛教,而明暘法師、趙樸初居士、慈航菩薩、白聖長老,又代表又一個時代的佛教。在圓瑛大師時代,由於“中國佛教會”的創生,一盤散沙的中國佛教界,得到了整合。在明暘法師、趙樸初居士的時代,在中國佛教協會領導下,中國大陸佛教,落實政策,由弱到強,終於有了今天的蓬勃氣象。而在慈航菩薩、白聖長老的時代,在台灣“中國佛教會”整合引導下,台灣地區佛教,追根溯源,扶正去邪,終於出現了比較興旺的景象,並且走向了世界,尤其東南亞與歐美。由於圓瑛大師及其四大高徒的推動,佛教各類團體在中國大陸與台港澳,在東南亞及歐美,如雨後春筍產生,其組織架構與制度模式多參照“中國佛教會”,或中國佛教協會。該“兩會”也一直分別引導影響着漢傳佛教在世界的發展走向,現還繼續在海峽兩岸運轉着,且不乏互動,併產生着應有的影響力。
  有人説,近現代,如果缺少了圓瑛大師及其四大高徒,世界漢傳佛教的面目,不知又會怎樣,誰也不敢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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