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曾勒石立誓,將石碑鎖置太廟中,後世嗣君即位,必須入而跪讀:「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官員不入酒肆”。“不得取食味於四方”。“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irHFDU


宋太祖趙匡胤立國後說「不得殺士」,宋朝成為士大夫的黃金時代-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徹底。據史載,太祖立國之後,曾在太廟裡刻下祖訓,「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太祖趙匡胤立國後說「不得殺士」,宋朝成為士大夫的黃金時代-宋太祖「不殺士」的國策是中國古代史上最為開明的政策,且得到了切實的執行,達三百年之久。什麼叫士大夫?坐而論道,躬身行之。從此無論寒門士子,還是農桑人家,學而優者,均可以出入廟堂。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文人有這等身份和地位,在歷史上都是最高的。宋代有政治鬥爭,但政治鬥爭往往只是政見的不同,雖然有黨同伐異,但沒有肉體消滅,最多是貶謫。 https://goo.gl/R1U2jp


譚嗣同的絕命詩悲壯激昂,可它不是原作,而是梁啟超篡改的? - 雪花新聞 - https://goo.gl/r4tF89

譚嗣同寫就一首千古詩句,題為《獄中題壁》,原詩為「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意思是說,想起了東漢時看見門就投宿的張儉,等待時機就要像即將死亡的杜根,我即使要走向刑場也要仰天大笑,不管是出走的,還是留下的,都像崑崙山一樣巍峨,屹立於天地之間。這首詩,表現了譚嗣同大義凜然的氣概。


苦膽:戊戌變法雙甲子雜感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十一月 27日, 2018
【大紀元2018年11月27日訊】流光易逝,日月如梭。轉瞬間,今年(2018)已經是戊戌變法雙甲子了。回顧發生於1898年(舊曆戊戌年)的這個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卑之無甚高論,唯有幾則雜感而已。
譚嗣同的生死選擇
譚嗣同是晚清「軍機四卿」之一,也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變法失敗,梁啟超曾一度勸說譚嗣同隨自己一起去日本使館暫避風頭,譚並未接受。被捕的前一天,又有幾位日本志士苦勸譚嗣同去日本避難,譚不聽,再三勸說,他答道:「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他終於沒有出逃。殉難之前,他在刑場上對圍觀的眾人朗聲說道:「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尤其是這「死得其所」四個字,從1898年9月以來,一次次地響起歷史的回聲。
平心而論,譚嗣同是有不少逃生機會的,可他決意留下。其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已逃往國外,他不跑,選擇了殺身成仁。反觀自壯士身後直至現今這一個多世紀,國人之中一些有頭有臉者(不論好人還是壞人),一旦出了事情、大難臨頭或是覺察到了危險,總有人躲進外國使館或者逃往國外。自然,這樣做可以理解,誰又願意束手待斃呢?此乃人之本性使然。對於好人,我總是祝願其安全逃離,中國的未來需要他們;對於壞人,我想欠債總是要還的,他們最終是逃不脫報應或懲罰的。好壞、忠奸、善惡終有報。中國近代史中有個亮點在昭告世人:捨生取義般配「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詩句,前者是後者最為形象的血的注釋,譚嗣同乃義薄雲天之偉丈夫、真英雄。
譚嗣同是湖南瀏陽人。瀏陽這個地方,出產具有悠久傳統的花炮、豆豉、茴餅、夏布、菊花石等土特產。特別是工藝獨特的花炮,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生產歷史,並以「瀏陽花炮震天下」的美名享譽世界。我由花炮,聯想到譚嗣同:為了那石破天驚的聲響與豔麗耀眼的一霎,不惜粉身碎骨!
也談「公車上書」
戊戌變法,又名戊戌維新、百日維新、維新變法。若談戊戌變法,不能不提「公車上書」。因為「變法維新的要求開始於1895年北京發生的「公車上書」,故其亦稱「戊戌變法的序幕」。關於「公車上書」,《辭海》上的解釋是:「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派李鴻章赴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引起全國人民的反對。5月2日,康有為聯合各省在北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餘人簽名上書,提出拒簽和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三項主張。史稱『公車上書』。」
《中國歷史辭典》上的詮釋與《辭海》大同小異,只是稍微詳細一些:「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派李鴻章赴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激起全國人民反對。康有為聯合十八省在京參加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餘人,聯名上書光緒帝,痛列割地棄民的嚴重後果,堅決反對簽訂《馬關條約》,並提出四項解決辦法:『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上書於四月初八日(5月2日)遞到都察院,遭到拒絕。但卻在全國輾轉流傳,成為資產階級維新思潮發展為政治運動的起點,史稱『公車上書』。」(漢代以公家車輛送各地被徵召和推舉的士子赴都,後相沿以「公車」作為赴京會試舉人的代稱。)
一言以蔽之,1895年5月2日是個重要日子,康有為組織、領導了有一千三百多名舉人參與的「公車上書」。大凡談及「公車上書」,各種歷史教科書和通史類讀物,幾乎都載有與上述兩種辭書相似的內容。而這種說法和定論,要是追根究底的話,正是源自康有為本人的《公車上書記》、《自編年譜》等著述。從他的《康南海自編年譜》中可以看出:他草疏萬言書,「遍傳都下,士氣憤湧」,「至四月八日(5月2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用寶是指皇帝已在條約上蓋了玉璽。事實上,光緒皇帝是在四月初九即5月3日才在《馬關條約》上鈐印的)。這些年來,海峽兩岸的多位歷史學家和作家經過考證,得知史實並非如此。單是查閱清史檔案的光緒二十一年《隨手登記檔》,就能發現:康有為所說的拒收其上書的四月初八(5月2日)這一天,都察院收到並轉呈的反對求和的「上書」多達十五件,官員的有七件,舉人的有八件,恰恰「以初八(5月2日)此日轉遞上奏之公呈件數為最多」,完全是來一件收轉一件,不曾拒收過一件。那個時候,如若真有十八省一千多舉人的聯名上書,那還得了,都察院敢「不收」?又有什麼理由「不收」?即使是拒絕轉呈,起碼也應該在登記簿上中提一筆吧,可是沒有。再舉一個旁證,那位事無巨細都要記日記的晚清重臣、兩朝帝師翁同龢,在他5月2日的日記中,也並無都察院拒收上奏之公呈的記載。
康有為誣賴都察院「不收」的說辭,主觀上是篡改史實,客觀上已是陷無辜者於不義。事實真相是,5月2日所謂康有為帶頭「公車上書」這件事根本就不存在,這天康有為等人壓根兒就沒有去投遞(上書)。他們只是動議,並未踐行。那些日子,既有官員上書,也有舉人的多次公車上書,並且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卻偏偏沒有一次公車上書是康有為領銜進行的。
雖然康有為對維新變法是有貢獻的,但是謊言必須揭穿。這個「1895年5月2日康有為領導『公車上書』」,純屬子虛烏有;那幅被無數彩筆描繪的聲勢浩大、轟轟烈烈的康有為主導「公車上書」的圖景,實乃近代史的幻影。由此及彼,繼「戊戌政變」之後而至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一系列歷史事件,有沒有失真呢?
兩個戊戌年的一點比照有識之士曾經指出:中國民間大量辦報是在戊戌變法時期,那時的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辦報高潮,一共辦了一百多種報紙,其中有七十餘家是改良派和改革派的報紙。無論哪一派,都不會按朝廷旨意和指示辦報。這個時期的報紙普遍開始議論時政,在國恥的刺激下,士人群起暢言,有的甚至公開抨擊封建君主專制,報紙成為探討國事的公共平台。
上面提及的這個「戊戌變法時期」,應當是廣義的——是指從被稱作「戊戌變法的序幕」的1895年「公車上書」到1898年9月「戊戌政變」這個時期,而非狹義的1898年6月11日至1898年9月21日這103天。當時民間確實辦起了許多報紙。較為知名的有《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時務報》、《國聞報》、《字林滬報》、《湘報》等。
要知道,那是戊戌變法時期,中國的實際統治者是慈禧太后,這個冥頑剛愎、獨斷專權的老太婆,居然容許私人辦報,不簡單啊!
今年是2018年,又是一個戊戌年,還是「戊戌變法」雙甲子。在120年之後的今年這個戊戌年,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地,能允許民間辦報嗎?直至今天,中國有過一份像模像樣的私人辦的報紙嗎?開「兩會」期間,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敢發表「民間辦報」的提案嗎?
今年這個戊戌年,中共當局對媒體的管控變本加厲。嗐,早就全都是官辦報紙了,還不放心,還左審右查,一個也不放過。記者「觸線」被噤聲,編輯「增字」遭重罰,這些都是新近的事。至於那家先前說過幾句真話的《雜文報》,宣導「做明白人」的《雜文報》,還挨不到戊戌年,就已於2015年不明不白地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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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的死有多悲壯?慈禧專門關照劊子手,砍了20多刀譚才斷氣
全球華人百科聯盟
2017-08-31
要說晚清歷史中最悲壯的人物,估計非譚嗣同莫屬了。這位主張變法的君子為了心中的理想義無反顧,而背著他逃走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卻在其後妻妾成群、子孫滿堂。現在想想當初譚嗣同執意不逃走時說的話——「各國變法,無有不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
」——怎能不痛心疾首?
和康有為、梁啟超出生於廣東不同,譚嗣同生於北京的武城南孏眠衚衕,他的父親譚繼洵時任湖北巡撫。在譚嗣同五歲的時候他得了一場重病,昏死三日後又奇蹟般地複活,所以譚嗣同又字「復生」。
光緒元年,十歲的譚嗣同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此時的譚嗣同滿腔報國熱情,他結交了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
譚嗣同人生的轉折來自1894年的甲午中日戰爭,當時愚昧的清廷和國人都認為打敗日本不是輕而易舉嗎?結果日本將當時老態龍鍾、腐朽不堪的清廷最後一塊遮羞布也撕得粉碎。1895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著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萬萬七千萬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為憤慨。
後來譚嗣同結交康有為、梁啟超,正式成為了維新變法的一員。結果維新派遭到慈禧太后等頑固派的忌恨,百日維新後,慈禧發動政變囚禁了光緒帝,大肆搜捕維新志士。面對即將砍下的屠刀,康有為和梁啟超慌了,他們竟然選擇通過日本使館遠遁海外。抓不到康梁二人,慈禧將怒氣全部撒向了戊戌六君子,其中譚嗣同更是首當其衝。
譚嗣同於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年僅33歲。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不過值得一說的是,當時菜市口砍頭一般會用兩種刀,一種是快刀,劊子手手起刀落,被行刑人沒有痛苦。而另一種則是「大將軍刀」,這種刀是鈍刀,要砍很多下人才會死亡,非常殘忍
當時慈禧為了報復譚嗣同等人,特別關照劊子手用大將軍刀行刑,結果譚嗣同被砍了二十多刀才斷氣現場圍觀的北京市民都驚呆了。但即便是這樣,譚嗣同在現場還是喊出了「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悲壯宣言。對於譚嗣同口中的「賊」,有人說指的是背叛維新志士的袁世凱,也有人說是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更有人猜測是只顧自己小命的康有為和梁啟超
斯人已逝,那段悲慘的歷史也早已成了歷史。不過我們後人通過讀史依舊能得出自己的領悟比起譚嗣同,康有為和梁啟超也只能算是小人了。


苦膽:戊戌變法雙甲子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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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11月27日訊】流光易逝,日月如梭。轉瞬間,今年(2018)已經是戊戌變法雙甲子了。回顧發生於1898年(舊曆戊戌年)的這個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卑之無甚高論,唯有幾則雜感而已。
譚嗣同的生死選擇
譚嗣同是晚清「軍機四卿」之一,也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變法失敗,梁啟超曾一度勸說譚嗣同隨自己一起去日本使館暫避風頭,譚並未接受。被捕的前一天,又有幾位日本志士苦勸譚嗣同去日本避難,譚不聽,再三勸說,他答道:「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他終於沒有出逃。殉難之前,他在刑場上對圍觀的眾人朗聲說道:「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尤其是這「死得其所」四個字,從1898年9月以來,一次次地響起歷史的回聲。
平心而論,譚嗣同是有不少逃生機會的,可他決意留下。其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已逃往國外,他不跑,選擇了殺身成仁。反觀自壯士身後直至現今這一個多世紀,國人之中一些有頭有臉者(不論好人還是壞人),一旦出了事情、大難臨頭或是覺察到了危險,總有人躲進外國使館或者逃往國外。自然,這樣做可以理解,誰又願意束手待斃呢?此乃人之本性使然。對於好人,我總是祝願其安全逃離,中國的未來需要他們;對於壞人,我想欠債總是要還的,他們最終是逃不脫報應或懲罰的。好壞、忠奸、善惡終有報。中國近代史中有個亮點在昭告世人:捨生取義般配「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詩句,前者是後者最為形象的血的注釋,譚嗣同乃義薄雲天之偉丈夫、真英雄。
譚嗣同是湖南瀏陽人。瀏陽這個地方,出產具有悠久傳統的花炮、豆豉、茴餅、夏布、菊花石等土特產。特別是工藝獨特的花炮,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生產歷史,並以「瀏陽花炮震天下」的美名享譽世界。我由花炮,聯想到譚嗣同:為了那石破天驚的聲響與豔麗耀眼的一霎,不惜粉身碎骨!
也談「公車上書」
戊戌變法,又名戊戌維新、百日維新、維新變法。若談戊戌變法,不能不提「公車上書」。因為「變法維新的要求開始於1895年北京發生的「公車上書」,故其亦稱「戊戌變法的序幕」。關於「公車上書」,《辭海》上的解釋是:「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派李鴻章赴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引起全國人民的反對。5月2日,康有為聯合各省在北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餘人簽名上書,提出拒簽和約、遷都抗戰、變法圖強三項主張。史稱『公車上書』。」
《中國歷史辭典》上的詮釋與《辭海》大同小異,只是稍微詳細一些:「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派李鴻章赴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激起全國人民反對。康有為聯合十八省在京參加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餘人,聯名上書光緒帝,痛列割地棄民的嚴重後果,堅決反對簽訂《馬關條約》,並提出四項解決辦法:『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上書於四月初八日(5月2日)遞到都察院,遭到拒絕。但卻在全國輾轉流傳,成為資產階級維新思潮發展為政治運動的起點,史稱『公車上書』。」(漢代以公家車輛送各地被徵召和推舉的士子赴都,後相沿以「公車」作為赴京會試舉人的代稱。)
一言以蔽之,1895年5月2日是個重要日子,康有為組織、領導了有一千三百多名舉人參與的「公車上書」。大凡談及「公車上書」,各種歷史教科書和通史類讀物,幾乎都載有與上述兩種辭書相似的內容。而這種說法和定論,要是追根究底的話,正是源自康有為本人的《公車上書記》、《自編年譜》等著述。從他的《康南海自編年譜》中可以看出:他草疏萬言書,「遍傳都下,士氣憤湧」,「至四月八日(5月2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用寶是指皇帝已在條約上蓋了玉璽。事實上,光緒皇帝是在四月初九即5月3日才在《馬關條約》上鈐印的)。這些年來,海峽兩岸的多位歷史學家和作家經過考證,得知史實並非如此。單是查閱清史檔案的光緒二十一年《隨手登記檔》,就能發現:康有為所說的拒收其上書的四月初八(5月2日)這一天,都察院收到並轉呈的反對求和的「上書」多達十五件,官員的有七件,舉人的有八件,恰恰「以初八(5月2日)此日轉遞上奏之公呈件數為最多」,完全是來一件收轉一件,不曾拒收過一件。那個時候,如若真有十八省一千多舉人的聯名上書,那還得了,都察院敢「不收」?又有什麼理由「不收」?即使是拒絕轉呈,起碼也應該在登記簿上中提一筆吧,可是沒有。再舉一個旁證,那位事無巨細都要記日記的晚清重臣、兩朝帝師翁同龢,在他5月2日的日記中,也並無都察院拒收上奏之公呈的記載。
康有為誣賴都察院「不收」的說辭,主觀上是篡改史實,客觀上已是陷無辜者於不義。事實真相是,5月2日所謂康有為帶頭「公車上書」這件事根本就不存在,這天康有為等人壓根兒就沒有去投遞(上書)。他們只是動議,並未踐行。那些日子,既有官員上書,也有舉人的多次公車上書,並且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卻偏偏沒有一次公車上書是康有為領銜進行的。
雖然康有為對維新變法是有貢獻的,但是謊言必須揭穿。這個「1895年5月2日康有為領導『公車上書』」,純屬子虛烏有;那幅被無數彩筆描繪的聲勢浩大、轟轟烈烈的康有為主導「公車上書」的圖景,實乃近代史的幻影。由此及彼,繼「戊戌政變」之後而至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一系列歷史事件,有沒有失真呢?
兩個戊戌年的一點比照有識之士曾經指出:中國民間大量辦報是在戊戌變法時期,那時的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辦報高潮,一共辦了一百多種報紙,其中有七十餘家是改良派和改革派的報紙。無論哪一派,都不會按朝廷旨意和指示辦報。這個時期的報紙普遍開始議論時政,在國恥的刺激下,士人群起暢言,有的甚至公開抨擊封建君主專制,報紙成為探討國事的公共平台。
上面提及的這個「戊戌變法時期」,應當是廣義的——是指從被稱作「戊戌變法的序幕」的1895年「公車上書」到1898年9月「戊戌政變」這個時期,而非狹義的1898年6月11日至1898年9月21日這103天。當時民間確實辦起了許多報紙。較為知名的有《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時務報》、《國聞報》、《字林滬報》、《湘報》等。
要知道,那是戊戌變法時期,中國的實際統治者是慈禧太后,這個冥頑剛愎、獨斷專權的老太婆,居然容許私人辦報,不簡單啊!
今年是2018年,又是一個戊戌年,還是「戊戌變法」雙甲子。在120年之後的今年這個戊戌年,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地,能允許民間辦報嗎?直至今天,中國有過一份像模像樣的私人辦的報紙嗎?開「兩會」期間,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敢發表「民間辦報」的提案嗎?
今年這個戊戌年,中共當局對媒體的管控變本加厲。嗐,早就全都是官辦報紙了,還不放心,還左審右查,一個也不放過。記者「觸線」被噤聲,編輯「增字」遭重罰,這些都是新近的事。至於那家先前說過幾句真話的《雜文報》,宣導「做明白人」的《雜文報》,還挨不到戊戌年,就已於2015年不明不白地停刊了。#


宋太祖趙匡胤曾勒石立誓,將石碑鎖置太廟中,後世嗣君即位,必須入而跪讀:「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官員不入酒肆”。“不得取食味於四方”。“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irHF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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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留肝膽兩崑崙!譚嗣同詩中的「兩崑崙」是指誰?
2015-05-06 由 慕楓歌歌讀文史 發表于歷史
1898年,戊戌變法在光緒帝的主持下,悄然開始,不過,這次變法僅僅進行了百日,就被迫終止。原因則是變法觸及到西太后的權利核心。變法失敗後,力主變法的康有為、梁啓超選擇了逃離,而唯有譚嗣同在能逃走的情況,選擇留下。最終,被清政府逮捕入獄,慷慨就義。
在獄中,譚嗣同寫就一首千古詩句,題為《獄中題壁》,原詩為「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意思是說,想起了東漢時看見門就投宿的張儉,等待時機就要像即將死亡的杜根,我即使要走向刑場也要仰天大笑,不管是出走的,還是留下的,都像崑崙山一樣巍峨,屹立於天地之間。這首詩,表現了譚嗣同大義凜然的氣概。
不過,對於譚嗣同留下的這首詩,很多人都在猜測兩崑崙是指誰?難道僅僅指崑崙山嗎?如若指代崑崙山,為什麼還寫兩崑崙呢?顯然,這裡的兩崑崙,不僅僅指代崑崙山那麼簡單。相反,一般認為,譚嗣同所謂的「兩崑崙」,是指兩個人。一個就是變法導師康有為;一個則是大刀王五。指代康有為,我們尚可以理解,為什麼還指代大刀王五呢?
原因則是,大刀王五俠肝義膽、德義高尚、支持維新、靖赴國難。與譚嗣同兄弟相稱,傳授譚武藝刀劍之法,二人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戊戌變法時,王五擔負起了譚嗣同的衣食住行和保安工作。可謂是大義凜然。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yzak3b.html


譚嗣同被處決時,劊子手專門用鈍刀行刑,砍了30多刀才成功 - https://goo.gl/nC1D5a


光緒皇帝和譚嗣同合影的辨偽– 舊影志 - https://goo.gl/oaeoQ5


元祐黨籍碑/元祐黨人碑/宋朝新舊黨爭中舊黨309人的名冊,這309人被新黨排斥,列名於碑,或囚或貶,子孫代代不許為官。(1105年),宋徽宗趙佶聽信宰相蔡京主張,將元祐年間反對王安石新法的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蘇轍、蘇軾等舊黨309人,列為元祐奸黨,立碑於端禮門,而後又下令在全國刻碑立石,以示後世,此碑叫作元祐黨籍碑。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rfi7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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