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柴姓-姜太公後裔
從姜尚起到如今，歷史上共有102個氏都是從姜姓繁衍而來，有的姓氏還有別的起源，但是姜姓卻是他們最初或最重要的起源。其中包括呂姓、許姓、章姓、謝姓、齊姓、高姓、國姓、雷姓、易姓、方姓、文姓、申姓、盧姓、柴姓、慶姓、賀姓、紀姓、丘姓、薄姓、賴姓、蓋姓、丁姓、査姓、封姓、邱姓、崔姓、駱姓、左姓、充姓、酈姓、逄姓、連姓、向姓、谷姓、聶姓、尚姓、焦姓、柯姓、饒姓、景姓、浦姓、厲姓、強姓、斜姓、晏姓、檀姓等64個單字姓氏和淳于、東郭、高堂、子雅、雍門、申屠、公牛姓等38個複姓。
如果自炎帝算起的話，姜姓的分支姓氏則達到247個。
共有六十六個姓氏都是姜太公的後裔。
還有謝、許、郭、賴、連、賀、柯、丁、丘、齊、強、申、尚、封、向、文、左、薄、逢、闞、易、崔、駱、充、饒、蓋、國、章、井、富、欒、厲、桓、景、柴、聶、查、慶、戎、酈、暢、麻、孝、懿、充、平、壇、棠、竹、年、甫、芮、楂、汲、閭、即、浦、移、谷等五十九個姓氏。
姜太公後裔-源於姜姓齊國公室的四大望姓-高、國、盧、崔/炎帝神農氏姜榆罔+姜太公的祖先/萬家姓: 姜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SPLQ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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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姓-姜太公後裔/趙匡胤「勒石三戒」:第一，不殺柴氏子孫（後周後裔），如果他們謀反，就在監獄裡讓他們自盡，不能公開殺掉；第二，不殺士大夫，尤其是那些諫臣；第三，子孫如果違背了前兩條，天誅地滅。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9142Mm

譚嗣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1895年5月2日，康有為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譚嗣同結交康有為、梁啟超，正式成為了維新變法的一員。結果維新派遭到慈禧太后等頑固派的忌恨，百日維新後，慈禧發動政變囚禁了光緒帝，大肆搜捕維新志士。面對即將砍下的屠刀，康有為和梁啟超遠遁海外慈禧將怒氣全部撒向了戊戌六君子/「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nhHNFW

宋朝「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宋高宗趙構為皇位就曾大殺讀書人
種花家孤寡老人 2018-07-10 18:25:35 歷史 閱讀 55,780 評論 0
北宋靖康之變後，宋徽宗的第九個兒子康王趙構成了唯一的沒有被金朝擄走的皇族（宋太宗一脈），趙構本人在知道這一點後馬上就在應天府（河南商丘）登基稱帝。
宋朝「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宋高宗趙構為皇位就曾大殺讀書人-雪花新聞
宋高宗趙構匆忙稱帝後曾委任抗金派大臣李綱為右相，趙構本人怕金兵追殺，在朝廷框架大致搭起來後就準備繼續向南跑，而李綱和宗澤等抗金派主張就在北方堅守以方便組織抗金力量收復失地，並且李綱還拿出趙構親自說過的「獨守中原」的話擠兌他，但趙構早就被金兵嚇怕了，李綱的進諫反而遭到趙構的反感，趙構也害怕李綱堅決抵抗的主張威脅到自己的妥協逃跑政策，於是不但讓親信黃潛善和汪伯彥分別擔任宰相以鉗制李綱，並且沒多久就暗示黃潛善鼓動親信臣子彈劾李綱，順勢就將李綱罷免。
宋朝「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宋高宗趙構為皇位就曾大殺讀書人-雪花新聞
李綱被罷免激起了一些主戰派讀書人的憤慨，其中包括太學生陳東，陳東這人最喜歡上書搞事，在開封的時候就鼓動過太學生們搞學潮鬧事，還曾上書請誅蔡京等六賊，是北宋有名的憤青，這次看見主戰派領袖李綱下台，陳東看不下去了，於是又上書，這次還抬著棺材來上書進諫，他主要進諫兩條：一是讓高宗趙構罷黜黃潛善和汪伯彥並重新啟用李綱，認為要恢復中原並收復失地只有李綱可以，二是指責趙構不應該稱帝，認為應該把皇位留給被金人抓去的宋欽宗。在陳東上書的同時，還有一個讀書人歐陽澈也上書罵趙構不顧國讎卻沉迷女色，
宋朝「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宋高宗趙構為皇位就曾大殺讀書人-雪花新聞
陳東和歐陽澈的上書這下可捅了趙構的馬蜂窩，罵他沉迷女色也好，說他當逃兵也好，這些都是小事，就算是否啟用李綱也只是戰與和的政見不同，但陳東指責他繼位的合法性就讓趙構惱羞成怒了，為了壓制關於他繼位合法性的質疑聲，趙構毫不顧忌的堅決把陳東和歐陽澈斬首。打破了自宋太祖以來宋朝「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規則。之後為逃避社會輿論的指責，趙構還暗示史官在修史的時候把殺陳東和歐陽澈的錯誤寫成是誤信讒言。
宋朝「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宋高宗趙構為皇位就曾大殺讀書人-雪花新聞
殺了陳東等人之後，沒人再敢說閑話，趙構不顧中原故地浴血抵抗的軍民，大大方方的開啟南逃之路，最狼狽的時候被金兵逼的逃亡海上數月，但最終趙構保住了他的半壁江山。

宋太祖誓碑，不殺士大夫及上言事人，歷史上最好的時代
2016-01-25 由 老開封 發表于歷史
趙國棟
宋太祖誓碑，雖然因為原碑不存，有些人對此存有疑問，但因為史料確鑿，其曾在宋代存在過，是無可置疑的。宋代人曹勛及葉夢得對此都有詳實的記載。葉夢得《避暑漫抄》云：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錀封閉甚嚴。因勑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勑。上詣室前，再拜升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余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啟錀，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荊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
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余，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這個記載說，宋太祖即位後，曾命人在太廟中立了一碑，碑文內容保密，只允許繼位的皇帝觀看，即使是位高權重的大臣，也不能觀看。那麼，這通誓碑上刻的是什麼內容呢？人們一直不知道。直到金兵攻破開封，太廟無人看守，人們才知道了誓碑的內容。原來，是宋太祖告誡子孫，要善待柴氏子孫，要善待士大夫。
這個誓碑的重要性怎麼評價也不過分。尤其是善待士大夫，不殺士大夫及上言事人一條，對宋代的文化繁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一條，不但使宋代的士大夫有了安全保障，而且使他們的政治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宋代的政治由此也帶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宋代皇帝的善於納諫，宋代皇帝的善良，是宋代文化、經濟能夠得到高度繁榮的重要原因。
由此筆者想到，若將誓碑重新刻制，立於龍亭公園某處，再覆以黃幔，然後再按歷史記載，編排出一出節目，不但能宣傳宋文化，還能增加旅遊的趣味性。所以說，要想搞好旅遊，深入挖掘史料，是十分必要的。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gmo8b9.html

宋太祖勒石立誓與明太祖鑄鐵示禁
據宋人筆記《避暑漫抄》記錄，宋太祖趙匡胤曾勒石立誓，將石碑鎖置太廟中，後世嗣君即位，必須入而跪讀：「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無獨有偶，《明史》記載，明太祖朱元璋也曾鑄一鐵牌，置於宮門中，上書禁令：「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
人們常常用「白紙黑字」來表示成文法效力之不可抵賴，不過宋太祖與明太祖還擔心，戒律寫在紙上尚不足以警示萬世，所以勒於石上、鑄於鐵上，以彰其不容更改、不得遺忘之地位。值得玩味的是，儘管同為開國君主鄭重其事所立的「祖宗之法」，但它們被後世嗣君遵守執行的情況，卻是有雲泥之別。
公允地說，宋太祖的繼任者都難能可貴地做到恪守祖宗遺訓，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雖說兩宋也有不爭氣之君，但始終未興文字獄，文臣能獲得比較優厚的政治待遇，以及相對寬鬆的議政空間。
宋代大詩人蘇軾，因為不滿王安石變法，寫了幾首諷刺新政的詩，結果受新黨小人構陷，惹出一個「烏台詩案」來，但也只是被貶謫黃州，沒有殺頭。當時的宰相王珪曾向神宗皇帝告黑狀：「軾有不臣意。」因為蘇軾《詠檜》詩中有「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之句，分明是在忿恨皇上不知己，欲將心跡托與「地下蟄龍」嘛，這還不是「不臣之心」么？幸虧宋神宗並不糊塗，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王珪才無言以對。要是換在明朝或清朝，就算蘇夫子項上長著十顆人頭，也是不夠砍的。
明太祖說得鏗鏘有力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則很快成了明代最大的政治笑話。這一戒文是洪武十七年鑄成鐵牌立於宮門的，但朱元璋的兒子朱棣篡位登基後，很快就給予「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時距鐵牌鑄成之日，也不過二三十年光景。
事實上，明代的內臣（宦官）不僅干預政事，而且是大面積、持續性的干預政事，正統朝有王振亂政，挾皇帝親征瓦剌；成化朝有汪直專權，時人竟「只知有太監，不知有天子」；正德朝的劉瑾權焰尤熾，大臣的奏章都要抄寫兩份，先送劉瑾，然後才送通政司轉給皇帝，人稱劉瑾為「立皇帝」；天啟朝的魏忠賢更是權傾朝野，自號「九千歲」，「自內閣六部，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明朝太監之臭名昭著，比之東漢與晚唐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為什麼宋太祖勒刻在石碑上的政治遺囑能獲得嗣君的遵守、明太祖鑄注於鐵牌上的政治遺囑則被子孫當成耳邊風呢？是石碑比鐵牌更能昭示「祖宗之法」的「憲法」地位嗎？當然不是；是因為朱明皇帝比趙宋皇帝不成器嗎？也不盡然。我認為，最為深刻的原因隱藏在宋明大異其趣的權力結構中。
宋代的權力結構，體現了比較典型的「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色，君主是天下的主權者，但具體政事則歸由士大夫組成的文官集團執掌，用宋人的話來說，君王「攬權不必親細務」，「權歸人主，政出中書」。換成現代的說法來形容，這是一個可以相互制衡的二元分權結構。儘管這一分權模式在實際執行上可能會打折扣，但宋代文臣對於皇帝繞過宰相直接發號施令的行為，確是不以為然的，「不由鳳閣鸞台，蓋不謂之詔令」；也是敢於公開抵制的，「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這不是因為宋代的官僚膽子特別大，而是宋代文官集團在權力結構中的法律地位使然。
顯然，在「權歸人主、政出中書」的分權結構下，宋代的皇帝相對而言，受到更多的約束，很難做到專權獨斷、為所欲為，即使一時性起，意欲拿文臣祭刀，往往也通不過官僚集團這一關。
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還是那個不殺蘇軾的宋神宗，有一次批示要將某大臣斬了，次日臨朝，神宗問宰相蔡確：昨日批出斬某人，已執行否？蔡確說：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認為陛下不可破例。神宗沉吟了半晌才說：那就刺配遠邊吧。這時副宰相章惇站出來說：士可殺不可辱。神宗很不高興地說：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說：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天子貴為九五之尊，竟也做不得「快意事」，這豈是後世的流氓皇帝如朱元璋之流所敢想像的？史書上說宋代皇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每事付之外庭，采於公論，左右便嬖，絕不預政」，這固然反映了皇帝本人的大度與自律，更是彼時君王權力能大體上受到官僚系統制約的體現。
反觀明太祖朱元璋所締造的權力結構，已經與宋代相去甚遠。簡單地說，朱元璋將「權歸人主、政出中書」的二元分權結構徹底改造成君主「盡收威柄、一總事權」的一元化集權結構了。洪武十三年，即在鑄鐵牌禁止宦官預政的四年之前，朱元璋廢除了宰相，並詔令子孫：「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
廢相之後，皇帝只選拔部分內閣學士入值充左右顧問，為皇帝起草詔令、批覆奏章，時稱「票擬」。嚴格來說，「票擬」並無正式法律效力，只是供皇帝參考的意見，皇帝同意了，再用硃筆抄正，時稱「硃批」，方為朝廷的正式政令。
朱元璋設想以這樣的制度安排來實現獨攬朝政、乾綱獨斷，可惜他一定沒想到，朱氏子孫竟越來越不成器，不是玩物喪志，就是溺於酒色、道術，總之懶得打理國政了（其實這也是可以想像的，那些在宮禁中長大的鳳子龍孫，又有幾人能像乃祖那樣精力過人）。假如在二元分權結構中，或許問題不大，聖上「垂拱而治」就是了；但在明代的一元化集權結構中，荒怠的皇帝只能將「批紅」的活計交給身邊的內臣代勞，於是竊柄自重的太監就隱然成了「二皇帝」。
盛產強權太監的明代，也是士大夫活得最沒有尊嚴的朝代，文官集團不是被砍腦袋瓜子，就是經常被喜怒無常的皇帝笞打屁股。內臣的得勢專權與士大夫的喪失尊嚴，並不是彼此孤立的現象。從方孝孺到東林黨人，明代士大夫絕不比宋代文臣缺少道德勇氣，但是，他們的命運則遠比宋代文臣慘烈，這是官僚集團作為皇權制衡者的結構性力量被推毀的必然結果。而權力結構既已失衡，作為專制皇權非正式代理人的宦官集團要狐假虎威、興風作浪，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朱元璋廢了宰相，將權力結構改造得畸重畸輕在前，又煞有介事地禁止宦官預政在後，殊不知，這是一對悖論。那塊置於宮門中的鐵牌，不過是婊子門前的貞節牌坊，皇帝早已為太監干政親自挖好了暗道。
對比宋太祖勒石立誓與明太祖鑄鐵示禁的故事，我想說，任何一項制度，必須獲得匹配的權力結構的支撐才可能得以執行。制度規定向右，但如果權力結構的作用力偏偏向左，那麼，即使你將制度條文刻在石碑上、鑄在鐵牌上，哪怕用鈦合金來澆注字塊，也是廢話一篇。

宋朝官員規矩：不入酒肆 不取食四方 不殺士大夫
2014年05月07日16:08    
宋朝王公貴族“不得取食味於四方”，意思是當權者不得向各地索要地方特產和美味佳肴，旨在防止橫征暴斂。
歷朝歷代，都會有一些明文規定或約定俗成的老規矩，史書上稱之為舊制、故事或典故等。有些老規矩，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規范了官員的行為，約束了權力的泛濫，宋朝就有這樣的老規矩。
老規矩之一：“官員不入酒肆”。
在宋朝，盡管京城開封餐飲業很發達，大酒店遍布大街小巷，官員卻不敢進酒店吃喝，因為官員一旦在酒店杯觥交錯，不管公款還是私款，馬上就會遭到御史的彈劾，不是罷官免職，就是紀律處分。據《歸田錄》記載，宋真宗時代太子的老師魯宗道，有一次老家來了客人，因為家裡酒具不齊備，隻好換了便裝，領著客人到仁和樓酒店招待，混跡於士紳豪客之間，躲躲閃閃。恰好這天宋真宗有急事召見他，當他遲遲趕到宮裡時，宋真宗劈頭就責問：“何故私入酒家？”還說：“卿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彈。”倘不是魯宗道實話實說，請罪態度又好，差點兒就丟官。
老規矩之二：“不得取食味於四方”。
宋朝王公貴族“不得取食味於四方”，意思是當權者不得向各地索要地方特產和美味佳肴，旨在防止橫征暴斂。據《邵氏聞見錄》記載，宋仁宗有一次病了，皇后想找江淮一帶的特產糟白魚給皇帝補身子，但尋遍京城，一無所獲。愁眉不展之際，恰巧宰相呂夷簡的夫人到宮中給皇后請安，皇后想起呂夷簡是壽州（今安徽壽縣）人，家裡也許有，便對呂夫人說：“上好食糟淮白魚，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呂夷簡家果真有，呂夫人回去后，趕緊把糟白魚送至宮中，了卻了皇后的這樁心願。可見，一個不顯眼的老規矩，隻要執行得好，就能管住哪怕是至高無上如皇帝的嘴。
老規矩之三：“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宋朝執行時間最長、執行效果最好的老規矩，便是那個人人熟知的宋太祖的誓詞：“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盡管這條誓詞不過是一則祖宗家規而已，但卻比任何政策法律都執行得好。宋王朝前后三百余年，的確鮮見對文人士大夫和批評朝政的人開刀，甚至多次因為這條老規矩而朝令夕改，刀下留人。當蘇東坡因反對宋神宗改革而幾乎按罪當誅時，就在屠刀即將舉起之際，宋神宗猛然想到“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祖訓，最后隻好強壓內心的怒火，主動說服御史，把蘇東坡貶官降級了事。蘇東坡也因這條老規矩，從黃泉路上撿回了一條性命。

宋太祖為何立約不殺大臣和言官
2015-08-03 由 話歷史 發表于歷史
中國歷代能真正做到虛心納諫，從善如流的封建帝王是少之又少的，宋太祖就是其中的典範之一。
據陸遊的《避暑漫抄》記載，宋太祖在建隆三年，即公元962年，曾立下秘密誓約。誓約里的內容共三條：一是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二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是子孫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誓約中明確指出宋朝皇帝不得殺大臣和言官，否則必遭天譴。此誓約自由宋太祖設立開始，便通過秘密的方式由一代代帝王不斷向下傳承和延續，直到北宋末年才被公布於世。
宋太祖立下的秘密誓約在整個北宋歷代都得到了相當嚴格的執行，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應。正如誓約所說的那樣，宋朝正直的官員受到了優待，極少被殺，所受的最重的處罰，也不過是流放海南島。就算是士大夫受禍最慘烈的宋高宗三十六年，他也僅開過三次殺戒。宋太祖這一不殺大臣和言官的秘密誓約，可以說為整個封建君主專制主義時代帶來了一陣清風、一縷陽光。我們不得不高歌宋太祖的寬容和開明。
欣喜和稱頌之餘，我們是否應該仔細思考一下，當年是怎樣的原因促使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約，不殺大臣和言官？
秘密誓約主要歸因於宋太祖的個人素質和政治遠見。身為一朝君主，通過對之前各朝各代的情況做認真的分析和研究，他深知虛心納諫、疏通社會輿論渠道的重要性，並將其及時地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之中。於是，立下秘密誓約，通過這種非正式性制度的方式，增大約束力，以保障征言納諫不流於紙上，而真正得到實施。以上說法只是一般性的原因分析，除此之外，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約，還有沒有其他特殊的原因，時至今日，仍尚無定論，已是歷史的一樁疑案。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l88b422.html

2016年09月06日 17:26  李珮雲／綜合整理
宋太祖趙匡胤是大宋的開國之君，登上皇位的第三年，秘密鐫刻一碑（名之為誓碑），藏於太廟的一個密室之內。這塊碑藏好以後，上面覆蓋著銷金黃幔，任何人不得進入。太祖敕令專司皇家禮儀的大臣，以後凡有新天子即位，先拜太廟，再引進來恭讀誓碑，只允許一個不識字的小黃門（太監）隨從。
這個誓碑上面究竟刻的什麼字，宋太祖為何要弄得如此神秘？直到曹勳自燕山逃歸，才揭開誓碑的秘密。曹勳是北宋末年閣門宣贊舍人，靖康元年與徽、欽二宗一起被金兵擄到北國。徽宗父子身陷囹圄，囑託曹勳：不知中原之民是否擁戴康王，命他迅速前來營救父母。又密授曹勳一事：太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一定要秉告康王。
宋太祖趙匡胤為加強中央集權，同時避免禁軍軍將也黃袍加身發動兵變篡奪自己的政權，所以他威脅利誘雙管齊下，暗示高階軍官們交出兵權，就是著名的「杯酒釋兵權」（圖／《大宋傳奇之趙匡胤》劇照）
宋太祖趙匡胤為加強中央集權，同時避免禁軍軍將也黃袍加身發動兵變篡奪自己的政權，所以他威脅利誘雙管齊下，暗示高階軍官們交出兵權，就是著名的「杯酒釋兵權」（圖／《大宋傳奇之趙匡胤》劇照）
身負徽宗重托，曹勳揣著徽宗的御書，冒死逃離了金營，備嘗艱辛之苦，終於回到中原。此時，已是南宋建炎元年，新君就是宋徽宗趙佶的第九個兒子康王趙構，在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建立了南宋政權。曹勳拜見了宋高宗趙構，出示了徽宗的御書，且將誓碑一事秉明，「太祖​​誓約深藏在太廟，太上皇（宋徽宗）恐新君不知，特遣微臣當面奉告。」
後來，陸游在《避暑漫抄》對太祖誓碑有所記載：碑高七、八尺，闊四尺餘，上刻誓詞三行：一為「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太祖誓碑為後嗣之君立約：柴家子孫、士大夫、言事官皆不得誅殺。
除了文人士大夫...
趙匡胤為何不殺柴氏子孫？（圖/今日頭條）
不殺柴氏子孫，是周世宗柴榮對趙匡胤有恩，史稱柴榮為「五代第一明君」，逝世前任命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掌管殿前禁軍。然後才有陳橋驛兵變，柴榮之子周恭帝柴宗訓禪位，趙匡胤登基，建立「北宋」王朝，改元建隆。說白了，是趙匡胤竊襲了人家柴氏的江山，所幸對柴氏父子尚存知恩圖報之心。至於不殺讀書人和上書言事之人，這也是北宋重文輕武、開言納諫的治國之道。
對於太祖誓碑之約，後人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太祖行武出身，但酷愛讀書，重視文化，北宋皇帝確實遵循這一誓約，對臣下比較寬容。范仲淹曾讚歎道:「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王夫之說：「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當代學者余英時先生對太祖誓碑深信不疑。
柴榮逝世前任命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掌管殿前禁軍。
不殺柴氏子孫，是周世宗柴榮對趙匡胤有恩，史稱柴榮為「五代第一明君」。（圖/今日頭條）
另一種認為，「誓碑」之事純屬子虛烏有，根本不存在。這是當代學者杜文玉在1986年發表的《太祖誓碑質疑》一文中提出的質疑，理由有二，一是太祖在位總計殺了88人，其中謀反罪22人，坐贓罪25人，失職罪33人，其他8人，有殿前都虞侯、州刺史、監察御史、縣令等；二是誓約內容完全可以公開，以顯示統治者的仁德寬厚，達到收買人心的效果，讓士大夫們感恩戴德，忠心維護趙氏的江山，何必隱藏得如此神秘？

趙匡胤當皇帝後為何不殺後周皇帝柴氏子孫
2017年04月28日 帝王將相 暫無評論 閱讀 165 次
　　趙匡胤嗜酒，沒有當皇帝以前，他是後周世宗手下的大將，有一次想喝酒，周世宗的一位親吏曹彬掌管御酒，曹彬跟趙匡胤關係也不錯。但是，他說什麼也不給趙匡胤酒喝。趙匡胤有點不高興，說你這人怎麼那麼矯情?咱倆這關係，你給我點好酒應該不是問題吧?曹彬說：這是官酒，我不能隨便送人。趙匡胤說：你怎麼這麼死心眼兒?曹彬說什麼也不答應，最後自己花錢買了瓶好酒給趙匡胤。
　　這樣被人當面不給面子的事情，趙匡胤遇到過好多次——趙匡胤還沒有發跡的時候，到處找工作，流落到長武、鳳翔一帶，見了節度使王彥超，希望能被收留，給個工作。但王彥超給了趙匡胤一點錢，把他打發走了。後來趙匡胤建大宋，當了皇帝，將前朝的藩鎮節度使召集入朝開會，在御花園大擺宴席，隆重招待。宴會上，人人都藉著酒興顯擺自己跟當今皇上當年有過什麼交情，只有王彥超低頭喝酒，言語不多。
　　趙匡胤發現了，問王彥超想什麼呢，王回答說，自己沒有什麼功勞，不配當這個節度使，願意卸職，能給皇帝當一個衛士就好了。趙匡胤說以前的事兒，誰能說得準!王彥超顏色稍緩。趙匡胤玩興大起，低聲問他：那你說說，當初為什麼不收留我?王彥超說：我那兒的水淺得跟牛蹄窩裡的積水一樣，怎麼能容得下一條神龍?再說，我當時若收留了您，您就不一定有今天了。趙匡胤大笑，還讓王彥超繼續當節度使。
　　聖明之君，必然胸襟廣大。趙匡胤是從後周得來的天下，立國之初，也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即人心還沒有完全統一和認可他的正統地位。一般的神經質皇帝，當此時必採取緊張戒嚴的治理模式，而趙匡胤不，他反而很放鬆。一次宴會上，有個前朝後周的舊官員、翰林學士王著喝多了，大聲喧嘩，亂說話，有些話很難聽，甚至直接諷刺趙匡胤。左右很緊張，看皇帝怎麼處理。趙匡胤讓人把他扶出去休息，這個王著犯了擰脾氣，手死死地抱著柱子不肯出去，還往皇帝跟前移，大哭起來，場面很不雅觀。第二天有人給趙匡胤奏道：王著他是借酒裝瘋，分明是思念前朝世宗，給陛下難堪，應當治罪。趙匡胤沒等他說完就打斷：什麼思念世宗!他就是喝多了嘛，不許聯想。再說了，即便他是思念世宗，也沒什麼，一個書生，思念思念而已，還能幹什麼?
　　趙匡胤去世前，給他的子孫立下三條規定：一、不殺後周皇帝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提意見的人;三、以上兩條必須嚴格遵守。
　　他的後代如宋仁宗，也是有大胸襟大氣度的君主。有一回某官員奏，自己手下一個小兵士的胳膊上長了一條龍狀的東西。這在過去是嚴重犯忌的，要是在秦始皇手裡，這人不但會被處死，連他家的祖墳都要刨了，還得滅族株連不知道多少人。官員將這個小兵士抓起來，等候皇帝的處理。宋仁宗聞奏，說：這算什麼罪啊!人家身上長了個東西也犯法?將他放了吧。
　　歷來科舉，解決了出身寒微的讀書人的上進之路，也使朝廷有納新的機制，讓天下的人才有了念想和希望——這很重要，希望與念想不一定非要兌換成現實;但沒希望沒念想，人才不在體制內，就永遠沒有參與國家治理的機會和希望，這很危險，那些人才和自認為人才的人常常就會成為國家的對抗力量，成為政府力量的對抗者和消耗者。所以，科舉對於古代中國的穩定和發展貢獻非常大。可畢竟能成功考取功名的永遠是少數人，沒考取的人，難免憤憤不平，這也是人之常情。有一次，成都府接到一個讀書人獻的一首詩，其中有兩句：「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這明明是一首煽動造反、煽動鬧獨立的詩!這還了得?知府將這個人抓了，匯報給朝廷。宋仁宗遠在千里之外的深宮，看了奏折，輕淡地批復道：這是不得志的老秀才的牢騷，你們不要那麼緊張，也別治他的罪。看看有沒有司戶參軍的位子，給他安頓一下，讓他有飯吃，都不容易。
　　王道本乎人情，不通人情者，必然自私偏狹，必然沒有仁者心懷，其胸襟氣度必然不寬廣，雖為帝王，強權在握，刀劍橫列，手段狠戾，也不會長久。《中庸》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作者：許石林)

這個說法始見於《避暑漫抄》，正史中並無記載，按理說這樣一個大新聞，皇帝們沒什麼可忌諱的，應該大張旗鼓的讓史官們寫下來才是。而且徽欽二宗被金人俘虜之後宋軍還在汴梁城裡，這麼大的事情守將沒理由不匯報給高宗皇帝。同時中書舍人劉觀在靖康之變時留在汴京，曾把太廟神主及九朝寶冊隱藏起來，埋在太廟。事後還專門向高宗皇帝匯報過隱藏神主這事，但是也沒提過誓碑的事情，所以這個誓碑有還是沒有，實在很難說。即使誓碑是真的，也不能說明什麼問題。趙匡胤本人就是殺人能手，他在位期間幹掉了多少人呢？根據長編和本紀，這哥們大概弄死了八十多人（趙匡胤）共誅殺臣子八十八人,其中謀反罪二十二人,坐贓、賂罪二十五人,失職罪三十三人,其他八人,上至樞密直學士、殿前都琳侯、州刺史,下至指揮使、監察御史、縣令等,皆有被殺者。而且誓碑裡說不殺上書言事之人，然而雷德驤控告趙普司法不端，證據確鑿，太祖卻拍桌子要弄死雷德驤，這特麼哪有不殺上書言事之人的意思？只能說，宋朝早期殺文官殺的比較多。真宗之後基本就不殺文官了，而這顯然是一種政治上的潛規則。結果到了南宋，高宗上來就開始殺人，殺了文官殺武將，就更談不上不殺士大夫了。所以要說宋朝不殺士大夫，那是絕對的扯淡。
殺，當然有殺。宋史本紀太祖二癸丑，職方員外郎李岳坐贓棄市。戊午，殿直成德鈞坐贓棄市。己未，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贓殺人，棄市。九月壬辰，倉部員外郎陳郾坐贓棄市。甲戌，光祿少卿郭玘坐贓棄市。供奉武仁海坐枉殺人棄市。癸未，監察御史楊士達坐鞠獄濫殺棄市。癸丑，右領軍衛將軍石延祚坐監倉與吏為奸贓，棄市丁未，右千牛衛大將軍桑進興坐贓棄市。壬辰，監察御史閭丘舜卿坐前任盜用官錢，棄市庚午，太子洗馬王元吉坐贓棄市。河決澶州，通判姚恕坐不即上聞，棄市。殺了十三個大臣，大部分是坐贓。一個是濫殺，一個是不立即報告決口。本紀太祖三里還有六個棄市的。何來的不殺士大夫？在太宗本紀裡，殺了十個左右吧，趙光義殺的比趙匡胤少點。開國的趙家兄弟殺了二十多個有名的，到了真宗這里大大減少，只有一例：知榮州褚德臻坐盜取官銀，棄市。仁宗---零棄市。但曹利用死的不明不白，本紀說他自殺，列傳說他被宦官逼死。另有入內內侍省押班雷允恭坐擅移皇堂伏誅。知貝州張得一坐降賊伏誅。
岳飛軍隊流傳這麼一句話：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是我軍中人。
這句話反過來理解，就是你要是拆老百姓的房子，搶老百姓的東西請務必去死吧。
岳飛本人說過一句話：文官不貪財，武將不怕死，天下治矣。
這句話一樣可以反過來理解，各位先自己感受感受，晚點上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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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蘇東坡因這條老規矩撿回一條命
2016/06/30 來源：帝國的臉譜
宋朝「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蘇東坡因這條老規矩撿回一條命
文/晏建懷
歷朝歷代，都會有一些明文規定或約定俗成的老規矩，史書上稱之為舊制、故事或典故等。雖說有些老規矩實則是「潛規則」的代名詞，影響了社會的公平正義，但也有些老規矩，在一定範圍和程度上規範了官員的行為，約束了權力的泛濫，有的甚至管住了貴族的嘴、皇帝的手，宋朝就有這樣的老規矩。
今天在豪華酒店吃吃喝喝的，非官員即商賈，升斗小民是無錢這樣奢華消費的。但在宋朝，儘管京城開封餐飲業很發達，大酒店遍布大街小巷，官員卻不敢進酒店吃喝，因為宋朝有一個老規矩，「官員不入酒肆」，官員一旦在酒店杯觥交錯，不管公款私款，馬上就會遭到御史的彈劾，不是罷官免職，就是紀律處分。據《歸田錄》記載，宋真宗時代的太子諭德（太子的老師）魯宗道，有一次老家來了客人，因為家裡酒具不齊備，只好換了便裝，領著客人到仁和樓酒店招待，混跡於士紳豪客之間，躲躲閃閃。恰好這天宋真宗有急事召見他，當他遲遲趕到宮裡時，宋真宗劈頭就責問：「何故私入酒家？」還說：「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倘不是魯宗道實話實說，請罪態度又好，差點兒丟官。
宋朝還有一條老規矩，就是王公貴族「不得取食味於四方」，意思是當權者不得向各地索要地方特產和美味佳肴，旨在防止橫徵暴斂。《邵氏聞見錄》記載，宋仁宗有一次病了，皇后想找江淮一帶的特產糟白魚給皇帝補身子，但尋遍京城，一無所獲。愁眉不展之際，恰巧宰相呂夷簡的夫人到宮中給皇后請安，皇后想起呂夷簡是壽州（今安徽壽縣）人，家裡也許有，便對呂夫人說：「上好食糟淮白魚，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呂夷簡家果真有，呂夫人回去後，趕緊把糟白魚送至宮中，了卻了皇后的這樁心愿。可見，一個不顯眼的老規矩，只要執行得好，就能管住哪怕是至高無上如皇帝的嘴。
宋朝執行時間最長、執行效果最好的老規矩，便是那個人人熟知的宋太祖的誓詞：「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據陸遊《避暑漫抄》說，建隆三年，宋太祖秘密安排人刻了一塊碑，立於太廟寢殿的夾室里，用銷金黃幔遮蓋，取名「誓碑」。凡有新皇登基，均得去太廟，焚香跪拜，默讀誓詞。誓碑上刻字三行：「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誓碑的核心內容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儘管這條誓詞不過是制度與法律之外的一則祖宗家規而已，但他卻比任何政策法律都執行得好，宋王朝前後三百餘年，的確鮮見對文人士大夫和批評朝政的人開刀，甚至多次因為這條老規矩而朝令夕改，刀下留人。
宋神宗是個勵精圖治的皇帝，希望通過改革，來實現宋王朝的崛起和振興。但當他的「熙寧變法」措施在全國鋪開之後，卻遭到了一些士大夫的反對，特別是蘇東坡這種「意見領袖」的反對。當時，蘇東坡在基層工作，耳聞目睹新法的執行情況，告別是「青苗法」在執行中嚴重走樣，損害了百姓利益，導致民怨沸騰，因此，他多次上書提意見。然而，宋神宗求勝心切，聽不得半點不利於新法推行的指責，蘇東坡的意見，讓宋神宗內心非常不快。於是，嗅覺靈敏的御史李定、舒亶紛紛彈劾蘇東坡，說他的詩文中有譏謗皇帝、攻擊新法之語，蘇東坡被捕入獄，史稱「烏台詩案」。在被捕入獄的百天時間裡，李定、舒亶們還不斷向宋神宗提交蘇東坡詩文中的「罪證」，最後幾乎按罪當誅。就在屠刀即將舉起之際，宋神宗猛然想到「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祖訓，最後只好強壓內心的怒火，主動說服御史，把蘇東坡貶官降級了事。蘇東坡也因這條老規矩，從黃泉路上撿回了一條性命。
帝制時代，皇帝也是最高法院院長，殺人和赦罪之令，都得他簽字才能生效。據宋人高文虎《蓼花洲閒錄》記載，元豐年間（1078年-1085年），在一次宋朝與西夏交戰失敗之後，宋神宗追究責任，要斬首一漕運官，而且已經簽好字，安排立斬。第二天上朝後，宋神宗就問宰相蔡確，昨天批出的斬首令，是否執行。蔡確說沒有。宋神宗奇怪地問：「有何疑問？」蔡確說：「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宋神宗沉吟良久，終於收回斬殺令，免了漕運官的死罪。
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說明人要有敬畏之心。宋朝這些老規矩之所以一以貫之，倒也不是這些祖宗的規矩就果真比政策法律還威嚴，宋朝皇帝在自己需要時，改變祖宗規矩常常是毫不猶豫的，像宋仁宗的「慶曆新政」和宋神祖的「熙寧變法」，都是對老規矩的改弦更張。之所以不殺士，不過是這些錦衣玉食的皇帝，還心存一絲敬畏罷了。而一個手操生殺大權而又沒有監督的皇帝，一旦缺乏敬畏，私慾就容易戰勝公德，邪惡就容易戰勝正義，衝動就容易戰勝理智，頭腦發熱之際，勢必人頭滾滾，血流成河，歷代暴君如夏桀、商紂、秦始皇、朱元璋者，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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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不殺士大夫」背後的真實邏輯
2016-11-30 由 冷兵器吧研究會 發表于歷史
作者：冷兵器吧函人
「不殺士大夫」，是宋王朝給後人留下的最美好記憶。雖然早在先秦時代，古人就有所謂「刑不上大夫」的理念。但隨著歷代王朝中央集權制度的強化，皇帝蹂躪大臣早已沒了妨礙。即使是宋朝之後的元明清三代，也沒有哪個能做到對士大夫留情。那麼，宋代究竟為何能貫徹該制度？應當歸功於宋朝皇帝的德行，還是另有原因？
「不殺士大夫」源出何典
宋朝不殺士大夫，或者說不輕殺士大夫（因為實際在小範圍內殺過），除了民國時期的疑古學派外，在史學界已成為公論。這一說法其實源於南宋，大概意思是：宋太祖趙匡胤在太廟刻碑立誓，命後世皇帝不得以言殺士大夫。被後人稱之為「太祖誓碑」。
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有違者不祥。相襲未嘗輒易。（《三朝北盟會編》）
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宋史》曹勛傳）
恭聞太祖有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揮麈後錄》）
雲太祖於太廟立有誓碑,其中一條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避暑漫抄》）
(宋太祖趙匡胤被後來的士大夫推上了仁君的神壇，但實際上他屠戮大臣並不手軟)
但此說法其實存疑，因為宋太祖反倒是宋朝殺戮士大夫較為頻繁的皇帝（《宋史》本紀太祖二多有記載）。如果太祖真立過此碑，則相當於一種自我否定。而且太祖碑刻的實物已不可考，更不見於北宋史料，反而集中出現於南宋史料。宋朝真正不殺士大夫的時間段，在北宋中後期和南宋時期。那時只要不是犯下謀反一類的大罪，基本見不到誅殺士大夫的記載。甚至連免官這類懲戒都極為罕見，導致宋朝官場出現了「只有增官,極少除官（《淺談北宋的冗官》）」的現象。可見，太祖碑刻雖然真偽有待考證，但宋朝「不輕殺士大夫」的確是不爭的事實。
官員間的裙帶關係
宋朝時期的冗官現象在上文中已有提及，而冗官衍生出的一系列裙帶關係，又進一步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冗官現象。在此不得不提及宋朝的另一個弊政——恩蔭制度。
所謂恩蔭，簡單講就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在朝為官，則其親屬「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續資治通鑑長編》）」都可被舉薦入仕。如政和六年，一年的恩蔭人數就達到「一千四百六十有畸（《宋史》選舉四）」。
恩蔭制度造成的後果之一，就是官員中有一人犯罪，則動用全家上下打點關係。有些即使罪大惡極，都能靠裙帶關係免於嚴懲，甚至不予追究。如掌管香藥榷易院的王淮，犯下「坐贓論當棄市」的貪污罪行，因為其兄長王沔（為參知政事）的打點，居然僅僅罰了個「詔杖一百,降定遠主簿（《宋史》王沔傳）」。又如率領光化軍的尚書永部員外郎韓綱，因為虐待士卒引發兵變，棄城而逃。這種彌天大罪下，居然也因「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歐陽文忠公文集》）」。
當然，朝堂上還有些沒有沾親帶故，權勢也相對微弱的官員，為何也能避過懲罰呢？對於這類小官，乃至一些政敵，士大夫們其實都自發保護。這不僅僅是基於憐憫，也有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
如宰相蔡確被貶後心有不甘，寫了些謗譏之詞，被知漢陽軍吳處厚查獲後上繳朝廷，導致舉朝大嘩。當時蔡確的死對頭文彥博卻並未痛打落水狗，僅僅要求將其貶官到嶺南。即使如此，其他士大夫仍覺太過，「萬口同聲,以為太過,即號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廿二史札記校證》）」。
（文彥博，蔡確，分別為宋代元祐黨爭的兩大黨首，兩人可謂勢如水火）
北宋名臣范仲淹曾對這類現象吐露過自己的心聲：「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續資治通鑑長編》）。」
（北宋名臣范仲淹）
流血的政治只不過是幼稚的鬥爭方式，政治的最終目的是平衡各方勢力，所以必須有一套規則限制其烈度。「不殺士大夫」正是歷代士大夫們用以限制鬥爭烈度的政治規則。新黨也好，舊黨也罷，無論贏家是誰，都必須在這個規則內博弈。否則一旦皇權開了殺人的先例，誰也不知道下一個遭難的會是哪個。所以，宋朝的黨爭中通常不會對敵人下死手，因為這樣做會破壞官場的內部規則。
而由於士大夫階層的持續做大，朝中沒有與之抗衡的勢力存在，使得皇權在士人面前也不得不妥協退讓。皇帝每次想誅殺大臣時,往往都在大臣的齊聲反對中不了了之。神宗時因為陝西兵敗，下令斬一漕官。當時的宰相蔡確不肯執行,並以「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宋人軼事彙編》）」為由向神宗施壓。神宗不得不把懲罰改為「刺面配遠惡處」。即便如此法外開恩，還是遭到士大夫階層的一致抗議。到北宋後期，士大夫階層甚至都懶得再找藉口。只要大臣犯錯，就會頂一句「祖宗以來，未嘗輕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宋人軼事彙編》）」（註：北宋時期並未提及所謂的「祖宗家法」、「太祖碑刻」，都是在宣揚「祖宗未嘗殺士人」）為由竭力相保。這也演變成了宋代朝堂上的「潛規則」。宋朝「不殺士大夫」的現象,並非皇帝主動給予士大夫的優待,而是士大夫階層通過與皇權的不斷鬥爭,從而為自己爭得的一項特權。
（宋朝中後期，「不殺士大夫」成了政治體內的潛規則，連皇帝都開始自發維護起來）
正如英國詩人約翰·堂恩的詩寫道：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可以自全。
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整體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衝掉一塊，歐洲就減小一部分。
如同一個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領地失掉一塊。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損失，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
因此，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
它就為你而鳴。
總而言之，所謂的太祖碑刻，更像是一代代的士大夫為了自身性命反覆鞏固捶打的一塊基石。畢竟，一旦政治規則的底線被打破，誰都猜不到下一個被奪走身家性命的會是誰人。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history/48lg9kx.html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有宋一代，為何他倆卻是例外？
2017-07-23 由 小棧春秋 發表于歷史
宋代是中國歷代中最受知識分子歡迎的時代之一，文明昌盛，言路開明是吸引他們的重要原因。據說，宋太祖趙匡胤曾留下一塊石碑，上書「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訓誡後世子孫不要殺士。
宋太祖趙匡胤
這塊「免死金牌」的效果也是相當明顯，即便是在王安石與司馬光黨爭最為激烈的時期，他們的競爭對手也僅僅只是被流放，沒有被消滅，其程度與明朝黨爭相比，無疑要平靜文明的多。
然而，凡事總有例外，宋高宗時期，就有兩位身居高位的士大夫被賜死：張邦昌和王時雍。王時雍是張邦昌附庸和擁護者，因此本文以張邦昌為主角來講述。張邦昌在元代脫脫所主編的《宋史》中，被列在了叛臣列傳之首，但平心而論，他對北宋滅亡所做的貢獻實在比不上蔡京、王黼、童貫之流，在筆者看來，他也只不過是被時代洪流所裹挾的小人物罷了。
北宋六賊—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朱勔、李邦彥
張邦昌是徽宗時進士，入仕後為王黼、童貫黨羽，王黼一黨主張與金國議和，是徽宗時期的主和派。後值靖康之變，王黼、童貫等民怨較大的主和派都被處理掉了，張邦昌由於其主和派的背景，且平時比較低調，被宋欽宗任命為少宰（副宰相），負責與金兵議和。
由於宋欽宗還是太子時與王黼黨素有嫌隙，因此身為王黨的張邦昌在議和中並沒有得到皇帝支持，更何況主戰派的李綱已經獲得了朝堂和民意上的優勢。張邦昌所面對的基本情況是：他與康王趙構在金營為質議和，宋欽宗卻派兵襲營；宋欽宗自己許以割地議和，臨時變卦不願交出河北璽書。金人不耐宋朝議和態度的反覆及狡詐，出兵攻宋，朝中即有上書者攻擊張邦昌私通敵國，是社稷之賊，於是被貶。
張邦昌金營求和
《宋史·叛臣上》
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於金以求成。會姚平仲夜斫金人營，斡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俄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為河北路割地使。
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河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
汴京城破後，為了保證歲幣及北方漢人民心的穩定，金國決定扶植一個傀儡政權代替宋收聚人心，一來二去，他們相中了張邦昌。其實張邦昌的內心是拒絕的，數稱病以辭，甚至欲以自裁相抗，然而金人並不會輕易放棄這枚優質棋子，「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他們以屠城威脅張邦昌就範，張邦昌最終屈服，即偽位，僭號大楚。
張邦昌僭位稱帝
即「帝位」之後的張邦昌一直生活在誠惶誠恐中：不敢在正殿辦公；不敢稱「朕」；不敢用皇帝之禮；徽欽二帝被金人帶走時，他身著縞素向北遙拜送行，無論是發自內心或是出於惶恐，他的言行依然表明他以宋之臣子自居。
《宋史·叛臣上》
下令曰：「比緣朝廷多故，百官有司皆失其職。自今各遵法度，御史台覺察以聞。」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獨時雍每言事邦昌前，輒稱「臣啟陛下」，邦昌斥之；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
金兵既還，擺在張邦昌面前的路有兩條：堅持偽楚政權或是還政趙氏。王時雍是擁立張邦昌的首功之臣，勸他不要還政，以免日後反噬身家性命不保，不過張邦昌沒有猶豫，向康王趙構獻上大宋國璽，並請哲宗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伏地慟哭請死，表明自己「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
康王趙構，即宋高宗
康王登基稱帝後，起用主戰派李綱等人。李綱復出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彈劾張邦昌，不過張邦昌擁立宋高宗有功，而且在靖康元年他們二人曾一同赴金營為質，頗有故舊之情，所以宋高宗並沒有傷他性命，而只是將其貶為昭化軍節度副使，安置潭州（湖南長沙）。
然而宋高宗並不想就此了結。偽楚政權期間，金人將徽宗的妃嬪靖恭夫人李氏賜給張邦昌，立為偽後，還政之後，張邦昌復為人臣，李氏也成了先帝的妃嬪。一次兩人敘舊，張邦昌喝了點酒，將李氏擁入懷中，有些親昵之舉，而且張邦昌還歸東府時，李氏還偷偷送他上車，要知道輕狎先帝妃子是大不敬之罪。宋高宗獲悉此事後，將李氏下獄，並下詔賜死張邦昌，同時誅殺了王時雍。
《宋史·叛臣上》
高宗乃降御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初，邦昌僭居內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杖脊配車營務。時雍、秉哲、儔等先已遠竄，至是，並誅時雍。
《大金國志·卷三十·楚國張邦昌錄》
方邦昌抵貶所，寓居潭州天寧寺。寺有平楚樓，取唐沈傳師「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得宋帝賜死詔，徘徊退避，執事者迫之登樓，邦昌仰首，忽睹「平楚」二字，長嘆就縊。
縱觀張邦昌的生平，如果拋出歷史已經給他定下的基調，可以發現實際上他並不是一個可以影響歷史的顯著人物。論北宋末年朝政亂象，他影響力不及蔡京、王黼；論宋與金戰和博弈，他無力左右大局，全憑欽宗一己好惡；說及偽楚政權，他只是金人手中一枚棋子；說及自立還是還政，他似乎也沒有自立的勇氣，伏地慟哭請死，或許只是為了苟全性命於亂世。他謹小慎微，舉步維艱，所體現的完全是一個被時代洪流所裹挾的小人物的無力感，他的死在他決定接受偽楚政權傀儡角色的時候就已經註定了，沒有人會關注他是否真心，沒有人會關注他是否被脅迫，沒有人會關注他是否保全了百姓的生計，當然更沒有人會關注他是否只是因為膽小和懦弱才做了這些選擇，那些朝堂上的偉岸身影只會在乎你是否維護了你所處階層的名聲，聽說你變節了？那麼就殺了罷！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history/gqry6n8.html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2018/05/27 來源：蕭家老大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南宋大詞人陸遊在《避暑漫抄》的筆記中載錄，宋太祖趙匡胤曾刻石銘誓，就是將刻有：「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言的石碑鎖置皇宮的太廟中。凡後世嗣君即位，必須入而跪讀。無獨有偶，有意思的是，《明史》同樣記載，明太祖朱元璋也曾鑄一鐵牌，置於宮門中，上書禁令：「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兩位開國皇帝鑒於前朝的教訓，都給子孫們留下了誓言般的遺囑，這也可算是古今奇聞了。
宋太祖與明太祖之所以把禁令刻於石上，鑄於鐵上，就是為了告戒後世嗣君，其囑不容更改，不得遺忘，必須時刻銘記於心。可是值得深思的是，儘管同為開國之君，又同樣鄭重其事訂立的「祖宗之法」，但它們被各自的後世嗣君遵守的情況卻判若雲泥。
公允地說，宋太祖的繼任者基本恪守了祖宗遺訓：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雖然兩宋都有不爭氣的皇帝，但始終未興文字獄，文臣能獲得比較優厚的政治待遇及相對寬鬆的議政空間。蘇軾因不滿王安石變法，寫了幾首不滿新政的詩，受到新黨構陷，結果惹出一場「烏石詩案」來。宰相王圭向宋神宗告發：「軾有不臣意」，因為蘇軾的《詠檜》詩中有「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之句，這是在怨忿皇上不了解自己，只能將心跡托與「蟄龍」嘛，這還不是「不臣之心」麼？幸虧神宗皇帝還不糊塗，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此事若放在文字獄興盛的朝代，蘇東坡的項上人頭早已搬家了。可此事在宋朝弄來弄去，蘇軾最後也只是被貶謫到了黃州當團練副使。
而明太祖鏗鏘有力的禁令：「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於洪武十七年（公元1385年）鑄成鐵牌立於宮門。但是，很快這一訓戒就成為明代最大的政治空話。
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篡位登基後不久，便給予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時距鐵牌鑄成之日，不過短短二、三十年光景。由此，明代的內臣（宦官）不僅干預政事，而且是持續大面積地干預政事。正統朝有王振亂政，唆使皇帝親征瓦刺；成化朝有汪直專權，時人「只知有太監，不知有天子」；正德朝的劉瑾權焰熏天，大臣的奏章要抄寫兩份，先送劉瑾，然後才送通政司轉呈皇帝；天啟朝的魏忠賢更是權傾朝野，竟然自號「九千歲」，「自內閣六部，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如此等等。明朝太監之臭名昭著，遠遠超過東漢與晚唐。
為什麼宋太祖刻於石碑上的政治遺囑能被嗣君遵守，而明太祖鑄於鐵牌上先祖訓戒卻被子孫當成耳邊風呢？是石碑比鐵牌更具權威性嗎？是趙宋皇帝比朱明皇帝更爭氣一些嗎？都不是！竊以為，最基本的原因含隱在宋、明王朝完全不同的權力結構中。
宋代的權力結構是比較典型的「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是天下的主權者，但具體政事則歸士大夫組成的文官集團執掌。用宋人的話說是：「權歸人主，政出中書」；用現代的話說：是一個可以相互制衡的二元分權結構。儘管這一二元分權結構模式在實際操作上可能會打折扣，但宋代的文官們對於皇帝繞過宰相，直接發號施令的行為，還是敢於公開抵制的。「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這不是因為宋代官員的膽子大，而是宋代的文官集團在權力結構中的法律地位使然。在「權歸人主，政出中書」的分權結構模式中，相對而言，宋代的皇帝受到了較多的約束，很難專權獨斷，為所欲為。史書稱讚宋代皇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庭議」，「每事付之外庭，采於公論，左右便嬖（太監），絕不預政」。這不僅反映了皇帝本人的自律，更是彼時君王權力能受到文官系統制約的體現。
反觀明太祖朱元璋所締造的權力結構與宋朝的「權歸人主，政出中書」相比，則大相逕庭。簡單地說，就是朱元璋把宋代的二元分權結構模式，徹底改造成了君主「盡收威柄，一總事權」的一元化集權結構。
洪武十三年（1381年），即鑄鐵牌之前四年，朱元璋在查處了左丞相胡惟庸謀反案後，廢除了宰相制。並詔令子孫：「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廢相之後，皇帝只選拔部分內閣學士入值，充左右顧問，為皇帝起草詔令，批覆奏章（時稱「票擬」），供皇帝參考。皇帝同意後，再用朱筆抄正（時稱「朱批」），方為朝廷的正式政令。這就是朱元璋設計的朝綱獨斷的政治制度。
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那些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朱氏子孫們竟越來越不成器了。不是玩物喪志，就是或沉溺於酒色，或痴迷於道術，全然不把江山社稷放在心上。這樣的情況若在宋代的二元分權結構中，有文官集團打理朝政，聖上「垂拱而治」就是了，問題或許還不會太大（只要不是奸臣當道就行）。但在明代的一元化結構中，問題就突顯出來了。荒怠的皇帝只能將「朱批」的活計交給身邊寵信的內臣代勞，竊權自重的太監就儼然成了「二皇帝」。
在太監專權最嚴重的明朝，也是士大夫活得最沒有尊嚴的朝代。文官們動輒不是被喜怒無常的皇帝笞打屁股，就是被砍掉腦袋。從方孝孺到東林黨人，明代的士大夫絕不比宋代的文臣缺少道德勇氣，但是，他們的命運卻比宋代的文臣慘烈得多，這是文官集團作為皇權制衡者的結構性力量被摧毀的必然結果。在權力結構失衡的情況下，作為皇帝代言人的宦官集團，狐假虎威，興風作浪，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朱元璋在廢除了宰相制度後，卻又煞有介事地禁止內臣干政。若在類似他這樣的強勢皇帝手上這一禁令也許還行得通；但若是落在荒唐的子孫們手上，這一禁令豈不成了一句空話？難怪他的子孫們不會遵守他的鐵鑄遺訓。
從宋太祖刻石銘誓與明太祖鑄鐵示禁的不同際遇中，能否悟出一個道理？即：任何一項政治制度，都必須要有相匹配的權力結構支持；如果政治制度規定向左，而權力結構的作用力卻向右的話，即使你將制度的條文刻在石碑上，鑄在鐵牌上，甚至用鈦合金來澆鑄；到頭來，也是廢話一篇，空話一篇，笑話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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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開國有先兆 從雙龍潭到「日下有日」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十月 16日, 2018
趙弘殷的妻子杜氏先後生下兩個兒子，就是後來的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光義。杜家莊的前面原來有一座窪潭，名叫「雙龍潭」。後人猜想，皇帝出生在誰家，想必也是冥冥中自有安排吧。圖為宋 雙龍紋菱花鏡。（公有領域）
北宋是中國史上又一個繁華風雅的王朝，其開國之君是宋太祖趙匡胤。北宋開國諸事記中，除了陳橋兵變以外，還有不少引人入勝的故事。
雙龍潭的先兆
趙弘殷（899年─956年）是北宋皇帝趙匡胤（927年─976年）和趙光義（939年─997年）的父親。趙弘殷還沒有顯達時，有一年去杜家莊謀職，當時下大雪，他就站在莊門外避雪。有一莊丁看到趙弘殷的相貌英偉，就招待他一起吃飯。
北宋宣祖昭武皇帝趙弘殷。（公有領域）
趙弘殷在杜家工作了很長時間，主人見他做事勤謹，很喜歡他，就招他作上門女婿。結婚後，趙弘殷的妻子杜氏先後生下兩個兒子，就是後來的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光義。杜家莊的前面原來有一座窪潭，名叫「雙龍潭」。後人猜想，皇帝出生在誰家，想必也是冥冥中自有安排吧。
五代十國時期，各地豪雄割據稱王，彼此之間兵亂不息。趙匡胤、趙光義的母親杜氏為避兵禍，就將兩個年幼的孩子放在籃子裡，將擔子挑在肩上，挑著他們趕路避禍。
半路上，睡仙陳摶遇到趙家母子，當即說道：「誰說當今沒有天子，她將天子都挑在肩上。」
老僧點化 向北走遇貴人
後漢初年，趙匡胤到處遊歷，一直沒有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於是就在襄陽的一座寺廟裡暫時借宿。寺中有一個老和尚精通術數，善於觀相，他對趙匡胤說：「我送你一份厚禮資助你，你往北走就會遇到貴人。」趙匡胤按照老僧說的，一路往北走去，並於乾祐元年（948年）投身郭威帳下，參與征討河中節度使李守貞，屢立戰功。
廣順元年（951年），郭威稱帝，建立後周。趙匡胤順理成章地成為後周大臣，到顯德五年（958年），趙匡胤官至節度使，並取代張永德升任殿前都點檢，即禁軍統帥。
趙匡胤也真的和佛家有緣，在成就帝業的路上，數次和僧人結下不解之緣。
趙匡胤像。（王雙寬提供）
僧人夢金龍遇太祖皇帝
五代時期，有一名僧人在路邊種了一些蔬菜，用以補貼生計。一天，僧人在菜地旁休息的時候睡著了，夢到金色的龍吃掉了幾畦萵苣，他從夢中驚醒的時候，正巧看見一個身形偉岸的大丈夫正在他的菜地裡摘萵苣吃。僧人見他相貌威嚴，於是整理一下衣服，就去請他過來，殷勤地招待他。
這名大丈夫就是趙匡胤。趙匡胤離開之前，僧人將夢裡的景象告訴了他，並且對他說：「您將來得志，請為老僧修建一座寺院吧。」
趙匡胤稱帝後，派人尋找那名老僧，幸運的是老僧仍然健在。於是趙匡胤下詔修建寺院，御賜寺名「普安」，京都人稱其為「道者院」。
「龍」在中國人的社會裡，是一種尊貴、吉祥、莊嚴、神聖的象徵。
攝像者: fotolia
陳橋兵變 將士立誓不擾民
唐朝末年以來，各地兵征不斷，有些軍隊的士卒剽劫良民，屢禁不止。陳橋兵變還沒有發生之時，軍中有一人叫苗訓很懂星象，他引著門吏楚昭輔，看到太陽下面還有一輪太陽，持續了很長時間。趙匡胤和諸軍將士立下誓約，進入都城開封不得驚擾百姓，不能擾亂街市。
此外，趙匡胤叮囑將領和士卒，不能驚擾冒犯當朝太后和皇帝；不能凌辱大臣；不能入侵搶奪朝廷內府庫藏以及士族百姓的家產，違者當斬。待眾將士起誓下拜後，趙匡胤才帶隊入城。
趙匡胤登基後，繼續用兵攻滅了吳越、南漢、南唐等國，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面，開啟了史上又一個繁華富庶的盛世王朝。＠*＃

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奪權，逼迫後周恭帝禪位，正式登基稱帝，開創北宋、南宋長達319年的國祚。一次趙匡胤到佛寺參拜時，身為九五之尊，他問僧人，朕應不應該像民眾一樣跪拜，僧人回答了8個字，讓他樂到不行，從此參香拜佛都不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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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歸田録》記載，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録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
北宋的都城開封城，有座著名的寺院「大相國寺」，於北齊天保六年（西元555年）改建為佛寺，至北宋時期，大相國寺簡稱「相國寺」，地位和規模達到鼎盛，成為當時全國的佛教中心。
開封城內有這樣的好去處，趙匡胤當然不會錯過，專程跑到相國寺禮佛參敗。皇帝親自大駕光臨，寺裡的僧人列隊拜迎。走完君臣之禮後，趙匡胤進殿禮佛時，突然拋出一個棘手的問題。
趙匡胤問僧人，禮佛時他要不要行跪拜大禮？帝王拜與不拜，可不是鬧著玩的，如果回答不慎，可能觸怒龍顏，給全寺僧眾惹上殺身之禍。接待趙匡胤的僧人是贊寧和尚，他看穿宋太祖心思，告訴他不用拜。
趙匡胤疑惑問他為什麼不用？贊寧回答「見在佛不拜過去佛」，意指趙匡胤是現世佛陀，當然不用向過去的佛跪拜，這個回答讓趙匡胤非常滿意。
《歸田録》後面也有提到，贊寧這名和尚讀過不少書，口才也不錯，雖然這番話像是虛假的拍馬屁，但他懂得察言觀色，看出趙匡胤的心態，當機立斷講出這段話，讓趙匡胤龍心大悅，微笑而頷之。而這樁趣事，後來也被改編成許多版本，包括乾隆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拜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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