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受難家屬陳政子 父兄全受難死亡--陳政子的故事也發人深省。長期以來台灣的人權論述，都聚焦在「國家暴力」與「人民」的互動上（前者壓迫後者，或後者反抗前者），較少觸及「人民」與「人民」的互動（相害與相救）台灣不斷被外來政權壓迫，也不斷有人為了保護家園、反抗壓迫而奮鬥——他們戰前反抗日本，戰後反抗國民黨，未來萬一中共侵台，也必然反抗中共——當然在反抗的同時，千萬記取教訓：不要出賣別人，也不要被別人出賣

《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記錄》係首度以女性觀點為主題採集的第一手珍貴口訪史料，歷時二年多，共紀錄55個受難家庭 YouTube - https://goo.gl/VFY3hT
在白色恐怖至少有四個人堪稱典範：蕭塗基、王新發、李石城、陳政子- https://goo.gl/n2KviY

呂赫若+從《KANO》看台灣文學+邱懋景+龍瑛宗+呂赫若+學校任教。頭一年就被分發到新竹州的峨眉公學校(現峨眉國小)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2ev9dM
228二二八綏靖清鄉「鹿窟事件」暨白色恐怖受難者王文山，當時年僅16歲就因「鹿窟武裝基地案」被捕，繫獄10年/堪稱50年代最大政治冤案 監委將調查「鹿窟事件」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YRQr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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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窟故事並未結束，它是台灣前途的預言
今年是鹿窟事件六十六周年。在白色恐怖研究上，鹿窟事件是一個極具指標性的案子，不只因為它是本省案系列的第一大案（僅次於外省系列的海軍案），更因為它是整個白色恐怖的縮影，白色恐怖許多基本要素如驚悚、殘酷、出賣、背叛、刑求、槍決、囚禁、逃亡、革命倫理的蕩然、謊言詐騙的泛濫、泯滅人性的加害、慘絕人寰的受難等等，在鹿窟案應有盡有。很難想見，這個在地圖上不起眼的貧窮山村，竟上演白色恐怖最驚心動魄的情節。換在國外，鹿窟案早就拍成史詩型的電影，橫掃國際各大影展；而在台灣，很多人（包括近在咫尺的天龍國國民）對鹿窟案仍聞所未聞，遑論了解。
緣起：從一群大咖上山活動開始
要了解鹿窟案也不難，至少案情脈絡並不複雜：二二八事件之後，一群「省工委」台北市工委會的大咖們（其中有許多是工作委員、支部委員、支部書記級的幹部，村民不詳其來歷，一律稱為走山仔）在1948年前往鹿窟活動。他們透過陳春慶（鹿窟的出外人）的引介，認識村長陳啟旺；再透過陳啟旺父子的關係人脈，建立在地的影響力；然後施展各種話術和手段，軟硬兼施，半鼓勵半恐嚇，吸收許多根本不知共產黨為何物的村民，加入他們的紅色團隊（號稱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或作工役，或充跑腿，或當眼線，鹿窟基地於焉建立。
及至1952年冬，當時「匪諜」已被捕殺殆盡，專辦匪諜案的保密局生意日漸清淡。不巧，兩個「走山仔」曝光，一是溫萬金記載在鹿窟受訓的日記被當局查獲，二是汪枝被捕自新，「對匪鹿窟基地情形，供述甚詳」。這些線索不啻為保密局打了強心針，乃於當年12月以剿滅武裝基地為由，由偵防組長谷正文指揮上萬名軍隊大舉封山，前後逮捕及偵訊896人，鹿窟家家戶戶，幾乎無一倖免。
從官方檔案可知，在眾多白色恐怖案件中，鹿窟案的「叛亂」程度只是一般般；唯一被允許加入共黨的在地人只有陳田其（其他人只准加入外圍組織，即上述「保衛隊」），和基隆案、台北案、學委案整個陣勢排開幾乎都是黨員相比，根本是小兒科；至於「武裝」兩字更談不上，雖有幾枝槍，純供幹部防身自衛，毫無戰鬥能力。若放在1950或1951年，鹿窟案頂多像台中一些不是武裝基地的武裝基地案，殺幾個人關幾個人結案。
不幸的是，由於蔡孝乾（省工委領導人）和「走山仔」對鹿窟基地亂畫大餅（包括建立「山地解放區」和進行「小型兩萬五千里長征」，全屬紙上談兵，且鹿窟人並不知情），加上基地存續四年，牽連者眾；以及「匪諜」奇貨可居，供不應求，特務乃將本案大作特作，極盡羅織能事，導致本案有93人被判刑（其中28人死刑），1人被當場擊斃，19人被谷正文長期非法驅役，充當奴才與下女，這還不包括被刑求和被搜刮財物的人數。甚至當地的信仰中心：鹿窟菜廟，住持也遭軟禁，佛堂淪為刑求場，清淨莊嚴的暮鼓晨鐘，變成鬼哭神號的阿鼻地獄。經此「滅村」悲劇，鹿窟人長期無法翻身；坐牢回來的男人，為求溫飽只得入礦坑，由此展開另一段「矽肺人生」。
教訓：革命是一場兒戲一場夢
對後人而言，這麼悲慘的大案一定有一個慘重的歷史教訓，而這教訓絕不是罵罵國民黨、唏噓鹿窟村而已。鹿窟案（和它所衍生的其他案子，如大同鐵工廠案、綠幫革命團案等，以及部分人士供出逃亡期間藏匿哪些人家，由此又牽連一些人入獄的案子）最值得後人省思的，是革命倫理的問題。鹿窟的走山仔（陳本江、陳通和、汪枝、李上甲、盧哲德等）以及穿針引線的陳春慶，因為向當局「交人」（供出同案或其他案的人），最後全身而退；反而是被他們吸收、欺騙、利用的群眾紛罹其殃。這些「交人者」有的是高學歷，講革命、談理想頭頭是道，然而時窮節乃見，等到大難臨頭，也顧不得共產黨的招牌了，紛紛拋棄群眾，保命自首。
宏觀來看，不只鹿窟案，1950年代的政治案件，此例不勝枚舉。從蔡孝乾以下，許多共產黨員也是滿懷社會主義理想，要學歷有學歷，要口才有口才，也會用各種話術拉人，等到猝然應變，也把革命倫理丟了。為了換取活命機會，很多人寧願「死道友不死貧道」，出賣他們的同志、群眾甚至恩人。固然形勢凶險無比，而且誰不惜命，一味怪他們「貪生怕死」有失厚道；但歷史是拉長時間來看的，革命倫理的承擔不是死了就算了。一直到現在，除了很少數的例外，我們看不到這些「革命者」對被他們犧牲的人及其家屬的懺悔、救濟與贖罪，這無異宣告革命信用的徹底破產。
隱喻：鹿窟預言台灣的現狀與未來
凝視這段歷史，革命的真相竟是如此不堪。革命是這樣搞的嗎？背棄同志和群眾，不負責、不善後，豈非鬧劇一場？歷史的諷刺不只如此。同樣的情形，把「革命」換成「改革」，放在今天的台灣，完全無縫接軌。許多號稱「改革者」也是要學歷有學歷，要口才有口才，也是選前滿口承諾，選後擺爛敷衍，改革不做，弊案不查，背信心態與革命者無異。不幸的是，台灣因為特殊的歷史命運，對「困局解決者」和「前途引導者」的需求甚殷，這就給了騙徒可趁之機，戰後至今七十多年，我們被共產黨騙了，被國民黨騙了，被革命者騙了，也被改革者騙了——台灣福薄，像李登輝這樣的大改革者絕無僅有。從這個角度來看，「鹿窟案」不僅是一個事件，更是一個隱喻，一則預言，和一個封印台灣前途的魔咒。
話說回來，把過錯全往騙徒身上推，也不盡然正確。以當下而言，政客儘管習於詐騙，卻沒有一手遮天，他們露餡露得如此嚴重，已經昭告其不可信任，但愚痴的粉絲、死忠的支持者仍為他們硬拗硬辯，讓他們騙得更加安心。這使得民主最重要的監督機制失靈：獨裁者可以長享政權，詐騙者也是。台灣的詐騙文化舉世聞名，不是沒有道理。直探核心，那是台灣人的品質問題。這個民族若沒有徹底自省，任憑再多的歷史殷鑑，還是走不出困局與騙局。
典範：革命黨做不到的，他們做到了
然而，1950年代的革命運動果真是一文不值嗎？不然。革命黨人雖然背叛革命成風，但也有寧死不屈、守口如瓶者。他們與特務精心鬥智，把一切責任攬在身上，盡量避免牽連別人。說真的，這難度極高，但他們盡了最大努力，捨己救人，堪為典範。只是這樣的人格者在革命黨究竟有多少，是一個謎；而且，他們不一定是白色恐怖研究聚焦最多的「明星」。「明星」不一定能在最後關頭全其志節，有時這跟機運有關。例如人稱「台灣第一才子」的呂赫若，原是鹿窟基地領導人之一，與陳本江知交。但呂赫若在基地被破獲前死於蛇吻，得以避免成為另一個陳本江。
台灣的白色恐怖研究，長期以來都在「明星」中找「典範」，但隨著檔案越來越開放，有些「明星」會越來越禁不起「典範」的檢驗。而白恐研究又不能沒有典範，否則這段歷史會淪為徹底的荒蕪與絕望，沒有教育意義可言。其實典範並不難找，只要去除「明星」的迷思即可發現。從革命角度來看，鹿窟案最大的污點是出賣與背叛，那麼它的典範就是不出賣與不背叛。
就現有的口述史與回憶錄來看，至少有四個人堪稱典範：蕭塗基、王新發、李石城、陳政子。礦工蕭塗基（1912-1955）叮囑李石城：「我們都要覺悟，我們這些人是穩死的。但無論如何被打，也不要供出別人。你一定要記得：人總要死一次，抱著必死的決心，還有什麼可怕的呢？」農民王新發（1929-1955）面對特務，則始終一問三不知。他們兩人都受同樣的刑求：綁在長條凳上，全身赤裸面朝地，被特務用粗繩狠命抽打。蕭塗基血流不停，仍咬緊牙關，不哼不叫不求饒；王新發一打就是一小時，打完後，特務還在他的傷口淋酒。他全身發抖不停，臉色蒼白，卻絕不哀號。這兩人涉案較深，最後都被判死刑，但走得一身清白。比起省工委的許多幹部，他們更像真正的革命黨人。
李石城（1935～）當時是牧牛童，雖僅17歲，但已是小組長，這足以送他到馬場町。幸好蕭塗基的一番話，使他有了心理準備，對特務的一切指控一概否認到底。他在回憶錄《鹿窟風雲》詳述親歷的「無止盡苦刑」，包括石磨壓身、綁拇指吊刑、盪鞦韆吊刑、頭下腳上吊刑、老虎凳（李說其痛如「萬蛇啃咬」）、摜頭浸水（使其體驗溺死滋味，李說他臨死前拚命掙扎，特務卻快樂無比）、「竹橋渡仙」（沿自清朝酷刑，李石城說「受此酷虐，人已半死」）、鋼針刺指（沿自漢代針刑，李說痛得椎心刺骨，屎尿失禁）、水沖鼻孔（李說腦內像萬蛇滾動，呼吸極度困難）等。這種種「求生不得」的刑求，使他一度撞柱自殺，然而「求死不能」，仍被急救回來，繼續受刑。不過再怎麼痛苦，他始終守口如瓶，最後沒牽連別人，也保住自己，判刑10年，如今成為鹿窟案最重要的見證人之一。
傳奇：12歲小女孩的絕境反抗
和上述三人相比，陳政子（1940～）的典範意義更加凸顯：一者，前三人都是成年或將成年的男性，陳政子卻是一個12歲小女孩；二者，前三人都有參加組織，她沒有，只是一個知情者和跑腿者；三者，由於她是村長的女兒，得地緣和人緣之便，特務要她供出比前三人所知道的更多的線索，也就是說，要她出賣更多人：四者，由於她沒參加組織，比較事不干己，理論上似乎更容易供出別人。雖然如此，這個小學生卻能忍受種種酷刑，絕不鬆口；而且與特務鬥智，展現超齡的沉著應變，最後完成「零供出」、「零指認」的自我要求，並贏得鹿窟人的尊敬。特別是，她不懂什麼革命理論，一心只想保護村民，和那些夸談革命理論，最後犧牲別人以求自保者，恰成強烈的對比。
這種近乎傳奇的「鹿窟女兒」故事，晚近（2015）在中研院台史所學者許雪姬主編的《獄外之囚》下冊〈陳政子訪問紀錄〉中，第一次有完整的披露。台大教授陳翠蓮的訪問功力一流，使該文具有極高的可讀性；又因為它是筆者所見白色恐怖口述史中，最深入細膩的作品之一，因此基本上具備將故事轉化為教材、繪本、小說、戲劇所需要的各種元素，特別是心理層次的豐富細節。她的故事，是歐美人權電影、政治驚悚片求之不得的題材，而在台灣，我們才剛發掘出土，並且把它晾在一邊。
主導對陳政子刑求的人，是保密局大特務莊西（莊稼農），他命令這個小女孩兩手伸直，任由國軍毒打，打到竹棍裂開，而她的兩手也失去知覺後，又命她趴在木箱上，繼續朝屁股狠打。陳政子全身痛楚，「比死還要慘」，仍嚴密口風。莊西見她不招，又拿藤條朝她大腿抽打，並威嚇「我每五分鐘就會打她一次，看她何時會老實招供！」她回憶當時的心境是：「死就死吧，死了就更不用怕他們了。」經此刑求，她已傷痛不堪，且無法進食，吃飯變成苦差事。但特務仍不罷休，繼續讓她飽嚐各種心理威脅。
陳政子不僅有驚人的忍耐力，還有同齡孩子少有的機智。她幾乎能讀透特務所有話術背後的陷阱，而迂迴繞過，或以計拆計。例如特務抓了許多人要她指認，身為村長的女兒，不能說都沒看過，就回答「看過，但不認識」，看過是符合常情，不認識是保護雙方。又特務逼問她哪裡有草寮（走山仔匿居之地），她不能說都不知道，於是就帶他們到各處專門燒木炭的炭窯工寮，讓特務去搜索，跑來跑去白費力氣。
特務又施一計，要她在齋堂對佛像發誓，保證絕無知情不報，否則晚上會被魔鬼抓走。村民畏神，兒童怕鬼，此計雙管齊下，堪稱絕招。陳政子的因應之道，就是嘴巴跟著特務唸誓詞，心裡卻默求：「釋迦牟尼佛、觀音佛祖，這不是我願意發的誓，是他們逼迫的。他們這些壞人對我如此殘暴，讓魔鬼去抓他們這些國軍好了！」神明不會為不義背書，宗教不是罪犯的遮羞布，這個小女孩比時下許多高級知識分子還要懂。那些玩文字遊戲的政客（教唆犯罪，把責任推給屬下，再發誓「自己」絕對沒有舞弊收賄云云）、褻瀆宗教的法官（宣稱惡行重大的殺人犯，因為抄抄佛經，「有教化可能」，判決免死，再把責任推給「兩公約」去背黑鍋），其良心愧對神明，其判斷不如小學生。
人權：保衛家園反抗侵略，相救不要相害
陳政子的故事極具戲劇張力，本文限於篇幅，只能幾筆帶過。她的無畏承擔，最後救了很多鹿窟人，避免更多犧牲。事實上，革命的初衷是救人（而非殺人），從這個角度看，這個小女孩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但她又不是革命者，她只是一個堅持道德良心底線，單純想要保護村民的小女孩。她的典範價值就是「道德良心」四個字，這是我們研究白色恐怖歷史，千迴百折尋尋覓覓之後，所獲得最珍貴也最簡單的啟示。
台灣人可以自傲的是，白色恐怖史最少有六、七百人甘冒生命危險，因拒絕出賣（官方稱為知匪不報）或救援危難（官方稱為藏匿叛徒）而被定罪，也就是最少有六、七百個典範存留青史。從國民黨觀點來看，他們都是叛徒的「幫凶」；然而從台灣人觀點來看，真正的凶手是國民黨，因而拒絕配合國民黨行凶的人，不可能是幫凶，只可能是英雄和典範。
從人權觀點來看，陳政子的故事也發人深省。長期以來台灣的人權論述，都聚焦在「國家暴力」與「人民」的互動上（前者壓迫後者，或後者反抗前者），較少觸及「人民」與「人民」的互動（相害與相救），這點台灣落後歐洲國家一大截。更宏觀來看，正如鹿窟案的出賣村民是台灣歷史的隱喻，陳政子和前述三名男性的保護村民也是。台灣不斷被外來政權壓迫，也不斷有人為了保護家園、反抗壓迫而奮鬥——他們戰前反抗日本，戰後反抗國民黨，未來萬一中共侵台，也必然反抗中共——當然在反抗的同時，千萬記取教訓：不要出賣別人，也不要被別人出賣。

228二二八綏靖清鄉「鹿窟事件」暨白色恐怖受難者王文山，當時年僅16歲就因「鹿窟武裝基地案」被捕，繫獄10年/堪稱50年代最大政治冤案 監委將調查「鹿窟事件」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YRQr7U

「父親聽完我的話，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流淚」鹿窟事件受難家屬 血淚的沉痛告白
風傳媒
郭佩凌
2016年4月15日 上午9:16
1952年發生的「鹿窟事件」已過了一甲子又4年，監委決定全面展開調查。《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在「鹿窟事件」中失去父親陳啟旺、哥哥陳田其的受難家屬陳政子，述說著肅殺年代下發生的一切，雖然記憶隨著歲月的不斷流逝，但這些受難者亡魂帶給後世人的精神，依舊歷久彌新。
受難家屬陳政子 父兄全受難死亡
根據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出版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記載，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陳政子的堂叔陳春慶陸續帶著陳江本、陳通等外來者進入台北縣石碇鄉（今新北市石碇區）鹿窟村，宣揚共產主義、發展組織，陳女士及其父陳啟旺、哥哥陳田其、姊姊陳銀皆認同共產黨理念；其他村民則有認同而加入者、誤加入者，或是不知情卻被認為加入者。到了1952年底發生「鹿窟事件」，大批軍隊包圍鹿窟村，許多村民遭受審問、刑求，陳女士亦被嚴重刑求、軟禁，祖母被迫寄住鄰居家，母親怕受牽連也不敢返家。父、兄、姊雖暫躲過，未幾即落網，父、兄遭到槍決，姊姊羈押於國防部保密局到1955年才獲釋。
20150512-SMG0045-011-《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文化部提供).jpg檢視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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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出版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記載許多白色恐怖家屬的血淚。（資料照，文化部提供）
陳啟旺案情概要
陳啟旺（1904-1955），臺北石碇人。據官方判決資料記載，陳氏於1949年7、8月間，已知陳春慶、陳本江、陳通和潛入鹿堀活動，未予舉發。1951年10月間，陳春慶等利用陳啟旺村長地位，囑其勸誘自首份子廖喚參加武裝組織，1952年7月間，由李上甲正式介紹陳啟旺加入人民武裝保衛隊，並介紹自首份子楊兩全、謝德風、廖黃笑、王軟等加入武裝保衛隊，以村長身份供給情報，且代售木材得4000餘元以充經費。於1955年8月19日執行槍決。
陳田其案情概要
陳田其（1927-1955），臺北石碇人。據官方判決資料記載，陳田其化名為陳連貴，於1949年10月間，經陳春慶介紹加入共產黨，受幹部劉學坤、陳本江等人領導。1950年7月先後與余金成、陳成清、謝天賜同一小組，曾先後介紹余金成、陳成清、陳新發、謝文生、顏炳坤、高碧玉、王添福、胡根旺等，參加共產黨武裝保衛隊組織。1951年7、8月間，在鹿窟基地受訓後任戰鬥員，1952年5月起，擔任聯絡員。於1952年底的鹿堀圍捕行動中被捕，1955年2月21日判決，8月19日執行槍決。
埋藏歷史的高牆瓦解了，從碎片中逐一拾起拼湊著記憶的回聲，痛苦且低瀰。宛如隔世般，陳政子在書中憶起父兄罹難的當年，由於自己及父親、哥哥、姊姊皆認同共產黨理念，故國民黨政府在掃蕩共產黨時，他們家便成為主要目標之一。
《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新書發表座談會，第三排左三為陳政子。（取自台灣口述歷史學會）檢視相片
《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新書發表座談會，第三排左三為陳政子。（取自台灣口述歷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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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新書發表座談會，第三排左三為陳政子。（取自台灣口述歷史學會）
「因為拿過槍，我才知道原來手槍這麼沉重」
「也因為拿過槍，我才知道原來手槍這麼沉重。」回憶被國民黨政府拘留及訊問期間，陳政子在書中回憶自己被送往當時作為國軍指揮中心的「鹿窟菜廟」（今光明禪寺）問話，不少村民在那接受審訊，當中有人以務農為生、也有人以礦工為業，也有像她一樣的孩子在等候拷問；然而其他孩子問話完畢後便被釋放回家，只剩她一人被拘留在菜廟；過程中，國軍還把槍交給陳政子保管，表面上是監視這些村民，實際上是藉此試探她的心態，看她會不會把槍交給別人，還是會拿槍反抗。
「父親聽完我的話，留下淚水，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流淚。」記憶凝聚成沙，當時年僅12歲的陳政子，歷經痛苦逼供，曾想自己一肩扛起責任全部認罪，把這想法告訴了當時已被銬上手銬、腳鐐的父親，但陳啟旺並未正面回應，只回答要她長大好好孝順祖母。當時，年僅12歲的陳政子不明白話語中的涵義。
「回過頭來看，父親那句話的意思講得很明白了，就是他不會採用我的提議，一但他犧牲了，我自然得扛起孝順祖母的責任。」陳政子在書中沉痛地表示。
身為鹿窟村村長的父親陳啟旺被捕後，緊接著死亡的黑影，籠罩到陳政子哥哥陳田其身上，陳政子被釋放沒多久，陳田其就落網被槍決。
「陳田其被殺抓啦！在水源路上槍殺啦！」聽到這個消息，陳政子手中的花生落滿地。陳政子表示，在父親被送走後不久的某日深夜時分，她被釋放了，於頂路窟遇上了正在逃難的哥哥，「原本要送粥給他吃，卻沒想到陳田其由於太過飢餓，轉而向鄰居討食物吃，在鄰居的通風報信之下，哥哥被逮捕了。」
「妳哪會無帶甜粿乎我吃呢？」哥哥最後的遺言
一句「妳哪會無帶甜粿乎我吃呢？」成為陳田其確認家中是否平安最後的遺言，也是陳政子對哥哥最後的回憶。
「據說，由於這些槍殺的遺骸會一直從傷口流出血來，需要沖洗大體，而為了沖洗方便，負責的人就只讓這些遺體穿著內褲，沒有穿著上衣。」陳政子回憶。從一份台北車站登載槍斃鹿窟村民的公告上，陳政子發現了父兄的姓名，當時在台北市新生南路火葬場（前國防醫學院）認屍過程中，陳政子映入眼簾的，是一個用水泥打造成的四方形水池，高度約兩呎半，只是內部沒有裝水，沒有福馬林，只有橫豎躺著許多遭到槍斃等待認領的遺體。
「父親與哥哥冷冰冰的兩具遺體從那堆屍林中拖過來…」
「等到管理員確實將我父親與哥哥冷冰冰的兩具遺體從那堆『屍林』中拖過來，讓我們靠近一看，我才真正感受到他們兩人已經不在人間的悲愴與心碎，祖母和我們姊妹倆哭的不能自己，我祖母更是昏了過去，被我們又喊又搖地過了許久才醒過來。」陳姓宗族在鹿窟事件中死傷許多，被槍斃的人除了村長陳啟旺及其子陳田其，還有陳政子的堂叔陳萬居，其他親人不是被關，就是於囚禁中過世。陳政子表示，例如姑丈李謝文生就是在服刑中去世，聽說從獄中送去軍醫院搶救，死在軍醫院。
亡者不能復甦，被遺留下來的人，只能勇敢面對現實！鹿窟事件發生時，陳政子一家只能忍受不少毀謗跟流言，甚至在她回校後，同學們也時常欺負、取笑她。「不曉得是誰還替我父親編了一首歌，不僅我讀書的校園中人人都要唱，就連為了教導山區民眾識字而開設的『民眾補習班』（國軍留在山上的少數軍官所開的），也都在傳唱這首歌。」陳政子表示，歌詞當中有段提到「提起陳啟旺，兩眼淚汪汪」，就是嘲笑她父親被抓走後害怕而哭泣，「他怎麼可能會怕哭？歌詞又說甚麼我父親『強迫人民參加共產黨』，他根本沒強迫人。」
鹿窟事件碑文（取自文化部）檢視相片
鹿窟事件碑文（取自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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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敘鹿窟事件的碑文。（取自文化部）
記憶中散不去的恐懼 不敢讓人看身分證
《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陳政子回憶，由於受父親與兄長的案件影響，她一直低調而敏感，不敢主動交朋友，也不喜歡人家問她家裡的事，特別是如果有人要看她的身分證，除非必要，否則她都說遺失了或者沒帶身分證，不希望讓自己的隱私攤在陽光下被檢視。
在婚姻上，陳政子出嫁時才20歲，和她先生的婚姻生活一開始似乎不是很平等，除了年齡方面的差距、習慣聽姊姊建議，所以婚後對先生也言聽計從，少有意見和建議外，埋藏在心底的某部分，便是她先生是外省籍人士。陳政子表示，由於受到鹿窟事件的影響，她擔心當時若不嫁外省籍丈夫，家中會不會有什麼麻煩？所以只好同意這件終身大事。
對於往後了日子，陳政子於《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書中侃侃而談，表示過去的痛苦經歷，並不會打擊她對政治的認知與瞭解，反而促使她想更進一步的了解過去歷史與真相，「因為不想再度被蒙在鼓裡頭」；之後她也參與許多公共事務及互助會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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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口述紀錄》的記者會時，受難者家屬前來參加。（資料照，余志偉攝）
誠信，人與人相處才有真的快樂
陳政子表示，由於過往的遭遇，更讓她確信誠信的重要，如此人與人相處才有真的快樂。同在一個國家生活，政府與人民本來就要共同合作，一起思考國家未來的走向，有改進就是進步，歷史才不會重蹈覆轍。隨著歲月的不斷流逝，這些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精神歷久彌新。

2011年4月14日 星期四
[犇報‧第25期] 「50年代白色恐怖回顧之旅」有感
■ 陳政子
        2011年3月12日，寒冷陰霾的天氣雖然已略為轉晴，但整個台灣還浸淫在日本強烈震災的餘悸之中。在這樣的日子裡，我帶著女兒一起參加中華基金會舉辦的「50年代白色恐怖回顧之旅」。從1952年底的「鹿窟事件」到今天，已經將要一甲子了，在山嵐繚繞中，抬頭看著當年設立保安司令部臨時審訊處的光明寺，帶給我年少歲月之傷痛經歷的「白色恐怖」，不也正像是帶給這個世代的一場人間地震與海嘯？
        現場來了好幾位第一代政治受難人，在他們飽經滄桑的臉龐顯現出和藹的笑容，雖然頭髮泛白了、稀疏了，但是瞿瞿目光仍透露出看透世事的智慧。從當年的意氣風發到現在的佝僂身軀，他們見證了歷史；歷史也在他們身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活著的人雖然辛苦，但是現在還能聚首。在「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的影片中，一幀幀英年早逝的身影讓我們這些還活著的人更加感慨。
        藍博洲先生娓娓道來他追求歷史真相的堅持，並期許更多二代、三代能投入這項工作，記錄自家長輩的苦難記錄，讓那追求公平、正義、平等、均富的熱情與理想，在往後的歲月不絕如縷地延續下去。這應該是此次活動最主要的目的，也是最大的成就－－讓記憶傳承為希望；讓歷史成為轉動未來的力量。
        吃過溫暖人心的蚵仔麵線、香甜可口的水果後，回顧之旅由室內的影片印證到戶外的現場，五輛車開到一片開闊的天；開闊的地；開闊的河岸，幾十位活動參與者圍繞在馬場町的紀念丘旁，聽李坤龍先生向大家訴說當年在此地執行的槍決，一些年輕的心靈像是在聽一個傳說或是聽一個故事，偶爾還會問到稚嫩的問題：「怎麼會在台北市區這個地方槍斃人？」或許環顧四周的景色，很難讓年輕的一輩想像出50年代這裏的偏僻與肅殺。當年與死神擦身而過的前輩們，心裏五味雜陳地想著昔日關在隔壁牢房、而現在躺在這綠茵之下已化為塵土的老同學們：安息吧，死難的同志，我帶著小朋友們來看你們了！他們就像你們的兒女，請保佑他們的未來，是我們過去用生命與青春爭取不到的幸福。
        「看到這些六張犁墓區能如此維護，每一個墓碑上的字跡都保持著鮮紅，真正讓人從心底感動這份革命感情。」一位參與者感概地說：「很多事情做了可以讓其他人看到，但是像親人一樣地維護這些墓區，只有地下有靈的往生者知道，這才是完全無私無求，至情至性的行為！」涂貴美說：「每次颱風來，互助會就擔心有土石流，破壞了墓區，所以不管風雨我們都會趕來巡視」。
        車子蜿蜒到了我的出生地－－石碇鹿窟（「鹿窟」聽起來像是「路哭」）。我臨時被要求解說「鹿窟根據地」的建立始末。怎麼解說？那是我的父親、我的大哥、我的親人、我的家族、我們一整村的人，以及從大陸、日本、台灣各地來的理想主義者，那是他們的情懷、青春、吶喊、歌唱、悲泣、憤怒、追求、掙扎、戰鬥、反抗……他們的生與死！還有我11歲之後整個人生的巨變－－就像是地震與海嘯，從此留下生命中的血淚印痕！
        天色將暗，燈已點亮。經過這次活動，人與人之間更親近了，而且那是一種有著特殊感受的親近；是一種跨越時空、觸動心靈的親近。很感謝中華基金會的貼心安排與親切接待，相信未來能够繼續點亮更多盞心中的燈。

鹿窟事件65年 受害者凋零 盼記取教訓悲劇莫重演
民報
林冠妙／台北報導
2017年12月28日 下午6:59
【圖輯】鹿窟事件65年 受害者凋零 盼記取教訓悲劇莫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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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鹿窟事件」是白色恐怖時期最重大的政治案件，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延伸，監察院於10月公布鹿窟事件官方報告，並在65週年的今（28）日舉辦村民見面會，目前仍健在的村民中，最年輕者為鹿窟村長陳啟旺之女陳政子，當年只有12歲，現在已高齡77歲，最高齡的村民陳皆得更已逾93歲，今天受難者和家屬相聚，憶及沈痛的往事，盼能平反歷史，落實轉型正義，不要再重蹈覆轍。
65年前的今天，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及保密局派兵在鹿窟、玉桂嶺及瑞芳曉基地展開一連串包圍、搜索及逮捕行動，意欲破獲共黨在北部地區勢力，稱為「鹿窟事件」，其中135位被告受軍事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鹿窟93人，曉25人、玉桂嶺17人），其中41人被判處死刑（鹿窟28人，曉9人、玉桂嶺4人），被逮捕者高達千餘人，也因不當審判，造成後續國家補償及冤獄賠償超過新台幣7億元，是白色恐怖期間最大的政治事件。
監察委員高鳳仙、楊美鈴陸續在今年底提出2份調查報告，並通過糾正國防部，報告指出，保密局在調查過程中實施對許多村民刑求，以木棍、竹棍、藤條、扁擔或槍托毆打、用鋼筆夾手、用針刺指甲、用夾子拔指甲、灌水、倒吊，有人被打到吐血或昏倒，有人因骨頭錯位而終生殘廢，有人被打到骨頭破碎而發瘋，其中廖河更在釋放後自殺，不少村民因被刑求而為不符事實之陳述。
李石城，鹿窟案原被判5年，後被復審改判10年，著有「鹿窟風雲」一書完整敘述基地當時的活動情況。圖／張家銘
監委日前赴行政院年度巡察，針對鹿窟事件，請行政院基於轉型正義，研議修正國安法第9條第2款規定，賦予被告依法上訴的權利，並研訂補償法規，成立鹿窟紀念館，達成轉型正義保障基本人權的目的。
監察院選在65年前行動的今天，在監察院（鄰前保安司令部，現喜來登大飯店）邀請村民及家屬進行見面會，回顧當年的點點滴滴，監委高鳳仙、楊美鈴說明，鹿窟事件目前仍健在的村民中，最年輕的是鹿窟村長陳啟旺之女陳政子，當年僅有12歲，現在也已高齡77歲，而其中最高齡的村民陳皆得更已逾93歲。
陳皆得，除本身被判刑12年外，他的弟弟被判處死刑，他的父親並在軍警偵訊後返家自盡，現年78歲的陳久雄，在被捕後未經審判即送往保密局谷正文家，為奴僕長達2315日，另現年82歲、判刑10年、著有「鹿窟風雲」的李石城等村民及家屬共30餘人均受邀出席，監委期待調查報告的完成，能夠適當還原真相及保障人權。
鹿窟事件受難者陳賜義，現高齡已90歲，在玉桂嶺案中被判刑4年。圖為他展示當時的出獄證明。圖／張家銘
鹿窟事件受難者李成家，父親李三奇在鹿窟案菜廟受刑求後獲釋。圖／張家銘。圖／張家銘
王文山，鹿窟案被判10年，當時被捕時年僅16歲。圖／張家銘
廖燦，鹿窟案菜廟受刑求後獲釋。圖／張家銘
高興，鹿窟案感訓1981天。圖／張家銘
陳燕，鹿窟案未經審判感訓1524天。圖／張家銘
陳久雄，鹿窟案中感訓2315天，是未經審判感訓最久的受難者。圖／張家銘
陳金土，鹿窟案中未經審判感訓1981天。圖／張家銘
蕭一郎，父親蕭塗基在鹿窟案中被判死刑。圖／張家銘
陳柏銘，鹿窟基地領導人陳本江之子，事件發生時他尚未出生。圖／張家銘

228二二八綏靖清鄉「鹿窟事件」暨白色恐怖受難者王文山，當時年僅16歲就因「鹿窟武裝基地案」被捕，繫獄10年/堪稱50年代最大政治冤案 監委將調查「鹿窟事件」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YRQr7U

最大白色恐怖！平反「鹿窟事件」　監委籲促轉會撤罪
編輯中心／綜合報導 - 2018-09-21 13:20:08
▲針對「鹿窟事件」，監察委員高鳳仙、楊美鈴提案，將 131 位遭判決村民及 6 位遭刑求村民名冊函送促轉會處理，並呼籲促轉會回復受難者及家屬名譽。（圖／翻攝自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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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年前台灣發生「鹿窟事件」，當時國民黨政府認為石碇鄉鹿窟村民涉嫌加入反政府基地「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不當逮捕村民，且嚴刑逼供導致冤死及冤獄，被認為是白色恐怖時期最大的政治案件。監察院昨（ 20 ）日通過監委高鳳仙、楊美鈴提案，將 131 位遭判決村民及 6 位遭刑求村民名單函送促轉會處理，並呼籲促轉會回復受難者及家屬名譽。
民國 38 年，陳本江及陳通和兄弟聽命於共產黨在台最高領導人蔡孝乾，在鹿窟地區（今新北市石碇區）成立「北區武裝委員會」。   40 年底，鹿窟基地改組為「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許多教育程度不高的村民，因受到脅迫、利誘及矇騙加入。
 41 年底，國防部開始對鹿窟山區展開圍捕，共逮捕及訊問 896 人，許多村民控訴遭到嚴重刑求，軍隊任意搜刮村民財產，但因無官方記錄無法依法獲得賠償。兩位監委說，促轉會現既已掛牌，請促轉會針對提案村民名冊，回復並賠償被害人及其家屬之名譽跟權利損害，撤銷罪刑，以落實平復司法不公，彰顯轉型正義。
高鳳仙、楊美鈴表示，民國 41 年 12 月 28 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派軍隊進鹿窟山區展開圍捕，相關事證顯示，許多村民遭拘留於光明寺狹小空間內，被嚴重刑求，以木棍、竹棍、藤條、扁擔或槍托毆打，有人被打到吐血、昏倒，有人因骨頭錯位而終生殘廢，其中村民廖河更於釋放後自殺。
兩人說，因官方未留下逮捕、拘禁及釋放記錄，至少有 6 位遭刑求村民，不能依據「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或「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請求回復權利或補償。
 因此，她們呼籲，請促轉會依《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2 項規定，對這 6 位村民或其家屬辦理「回復並賠償被害者或其家屬之名譽及權利損害」等措施，以保障人權。

這，或許是「台北歌手」呂赫若想要告訴我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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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截取自台北歌手臉書專頁。
「台北歌手」，是白色恐怖時期因為鹿窟事件被國民黨通緝的呂赫若，在通緝單上所標示的職業。知道這個典故，是在最後一集，呂赫若的妻子領回丈夫的遺物，和兒子走在漆黑甬道上的喃喃自語。
這齣戲在客家電視台播出時，我並沒有即時趕上進度，金鐘獎之後，透過網路戲劇平台，用三天追完全劇，那個時代的氣味也就濃縮在體內，久久無法揮散。戲劇內容已經想盡辦法接近事實，在那個時代的政治受難者，遺族往往害怕往後再有什麼迫害，會將手稿等書面紙本盡量銷毀，或往後即使透過口述，也因為恐懼而無法暢言。《台北歌手》這齣戲透過呂赫若的小說作品和僅存的一本日記，進行了非常有誠意和敬意的延伸，書寫劇本的人一定是放了許多感情，花了很多時間，幾個細節與人物的細膩呼應，讓這齣戲呈現十足魔幻的時間感。
戰前戰後的台灣藝文圈，從新劇、廣播劇、文學創作、聲樂，到大稻埕山水亭，辜顏碧霞府上的文學沙龍，倘若對於台灣近代歷史和228至白色恐怖那段過往有過接觸的人，光是蘇新、張文環、宋斐如、鍾浩東、呂赫若這幾個名字出現，就夠熱血了。雖然導演樓一安說他不是拍時代劇，但時代劇的考究與重現，是這齣劇相當迷人的元素。選角的成功之處在那些角色的氣質、穿著、講話的樣子，自然的生活感，會讓觀眾誤以為，會不會是真實人物的重生再世。
劇中穿插的劇中劇，雖說是經費不足的權宜作法，可又是很有創意的安排。然而對觀眾的負擔不小，我常常在劇中劇的階段出現焦慮感，可是整齣戲看過之後，又覺得那部分是最好的安排。如果抽離那6個短篇小說的戲份，光是呂赫若的生平，要剪成一齣3到4小時的電影不知可不可行？以前曹瑞原導演改編自白先勇小說的《孤戀花》曾經做過類似的嘗試，我看《台北歌手》的時候，不斷想著這個可能。
比太宰治還要迷人
語言多樣是那個時代的真實情況。劇中一些角色有在日本「內地」讀書的背景，「內地」與「本島」的說法來自殖民關係裡的相對位置，而客語、台語、日文，在當時都算流通語，可是文學創作或報紙新聞的表現還是以日文為主，終戰之後開始學習中文，譬如呂赫若跟辜顏碧霞的文學創作，到了戰後都必須找人翻譯成中文，這是戰後台灣人的為難之處，欠缺一種抒發情感與書寫悲情的文字。
文學是戲劇的發動機，從《花甲》改編自楊富閔的作品，到《台北歌手》從呂赫若的小說和日記擷取養分，雖是不同型態的戲劇與文學，也各自承載了不一樣的時代重量，因為金鐘獎而有了競賽的過程，終究是美好的戰役，沒有誰輸誰贏。
黃姵嘉跟楊小黎以呂赫若的紅粉知己和原配妻子的角色獲獎，看過此劇之後，完全可以認同。演員遇到這樣的角色應該都會緊抓不放，因為戲份的輕重才有了女主角跟女配角的區分，黃姵嘉的收與放，楊小黎的收與忍，都證明了她們拿獎的實力。
呂赫若的女人緣不比日本的太宰治遜色，都是文壇的花美男，然而太宰治還是比較頹廢厭世，呂赫若即使身為時髦的左派，也要為了養家去典當東京名店訂製的西裝，去上廣播節目唱聲樂時，還要記得妻子交代要帶回家的煤球。妻子質問他「外面的女人」是誰？他說那是「心靈相通的女子」，而紅粉知己是他的「マルクス女の子」（馬克斯女孩），在這個程度上，呂赫若確實比太宰治還要迷人。
音樂元素給了這齣戲強大的魅力，舉凡聲樂歌劇、台灣民謠、高校男孩的合唱曲，或是鋼琴曲，甚或那些勾起觀眾情緒的配樂，都很到位。莫子儀那段《魔王》獨唱雖有幕後配唱，可是包括肢體和換氣與嘴型，甚至脖子肩膀的肌肉因為高低音起伏所該有的鬆緊都恰到好處，完全沒有配唱的破綻，那段又呼應了228的時代感，我覺得光是那個情節就值得給莫子儀五座金鐘獎。
如果呂赫若躲過追殺……
以戲劇作品的數量來說，228或白色恐怖時期為主角的人物，依然不算多，但總算有慢慢成為戲劇素材的趨勢了。但這類戲劇最怕表現得過於用力，用力過頭就顯得刻意。《台北歌手》在這部分有很好的平衡，我無法明確說出那是什麼樣的平衡，比起歌頌，那些生活的痕跡與時代著墨的蒼涼或荒唐，或許更深刻。
再來談飾演呂赫若的莫子儀。他的全身全靈所表現出來的就是呂赫若的模樣，可能是劇本參酌了呂赫若僅存的一本日記，劇中的呂赫若，有被生活感逼迫的家庭男人樣子，有想要去文學、音樂、戲劇的草原透氣的文青風情，有左派理想份子不顧一切往前衝的革命家熱血。據說他當年在公會堂表演，迷倒不少女性觀眾，這年紀的莫子儀來演呂赫若，有氣質風霜恰好的熟成，很難用金鐘獎的競賽來論輸贏，他投入角色的程度，已經看不到表演跟真實人物之間的分隔線了。即使身為觀眾，在中短集數的收視歷程之後都很難抽離，何況作為這麼厚重時代感的角色演繹，他確實豎立了一道「呂赫若」障礙。
結局拉了長長的尾韻，彷彿天空留下的翼尾雲。我湊在螢幕前，把最後交代每個角色的真實人生定格畫面，逐一按下選台器停止鍵仔細讀過，鏡頭的轉速太快，而情緒太重，那幾十秒的暫停，卻是那些人一輩子的意氣跟風霜。而我能做的，就只是透過戲劇收視，或透過閱讀，以人生後輩對這段歷史的理解和親近，作為時代的憑弔。
私心希望呂赫若如傳聞那樣，並沒有死，能夠在異國度過餘生。假設他躲過追殺，那些愛他或珍惜他才華的人，是無論如何都不會透露任何線索，若我是他的妻子或紅粉知己或文學上的朋友，一定死命守住秘密，畢竟在那個時代，任何聰慧的頭腦，都抵不過一顆子彈。當年逃出去的人，去了共產黨解放之後的中國，到底有沒有實現他們的馬克斯夢想？然最後也逃不過文化大革命。呂赫若的紅粉知己蘇玉蘭在戲裡對他說，國民黨垮台了，你就不怕後來的共產黨更壞嗎？時代的風霜啊，人命的渺小。
整齣戲停格在莫子儀仰望天空的那個表情，我內心想著，那正是呂赫若生死成謎的餘生最好的安排。歷史原就是一個個人生拼湊出來的悲歡歲月，像妻兒跟呂赫若的訣別，像紅粉知己跟呂赫若的訣別，或就像戲裡的宋斐如被抓走之後在河邊被槍斃倒下，我們這輩的責任，就是不要讓這些事情再發生了，這或許是呂赫若想要告訴我的事吧！

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1946-1952），簡稱中共台灣省委、台灣省工委、省工委，是中國共產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台灣成立的省級組織。由於台灣在日治時期曾有共產主義政黨（即台灣共產黨）存在，省工委成員中亦有一些前台灣共產黨的成員，但是省工委與日治時期的台灣共產黨並無繼承關係
成立    https://is.gd/gdwFp6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立的起因在於1945年9月時中國共產黨命其黨員蔡孝乾（原台共黨員，彰化縣人）返台成立組織，1946年8月，蔡孝乾返台，於台北市林樑材家中與原台灣共產黨黨員集會，在會中蔡孝乾說出中國共產黨指示要在台灣成立黨的組織，於是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就此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立後，即陸續在新竹、台南、嘉義、高雄等地成立工委會與支部[2][3]。
活動
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立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經歷戰亂的台灣，百廢待舉，問題眾多。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因軍政人員貪腐失政、紀律敗壞、壟斷民生物資買賣、扼殺民間貿易、掏空民生物資、濫印鈔票應付財政支出，導致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台灣各地反抗之聲頻傳。中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統戰宣傳和武裝推翻國民政府的行動，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遂在此背景下加強在台的工作。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中共台灣省工委尚屬於初期立足時期，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及各地支部所屬中共黨員七十餘人[4]。二二八事件當時，在嘉南起義，多人合組反抗陳儀政府的台灣自治聯軍，其中的張志忠與李媽兜即為中共臺灣省工委的成員[3]。另外，根據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報《學習時報》2010年8月5日的報導，稱1949年中，省工委曾向中共中央報稱其地下黨員有1300人，並提出「攻台建議書」建議解放軍於1950年4月進攻臺灣。臺灣省工委在台北市發行《光明報》。
從1946年蔡孝乾在台北地區透過老台共廖瑞發成立中共台北市委，吸收郭琇琮將組織擴大到台灣大學、台大醫學院及宜蘭地區，成立學生工作委員會主要由外省李徐懋德領導，在北中南各區學校成立工作委員會，負責學生之統戰及學運，如聲援五二〇運動、反飢餓反內戰，導致四六事件，後期由李水井，北部地區原由張志忠領導，基隆由鍾浩東負責發展組織，後張志忠回到嘉義地區，桃園、海山地區由陳福星領導，洪幼樵負責中部地區，成立中共台中市委，另有武裝工作委員會，進行綁架勒贖、暗殺、搶劫等活動，以李漢堂、施部生、呂煥章為主[5]，南部地區台南由李媽兜負責，高雄由劉特慎發展，香港會議後陳澤民擔任南部地區主要負責人，持續發展組織，主要以牛犁會鼓動在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時反抗地主，。[2][6]
覆滅
1949年10月，中國共產黨其在統治區內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軍隊隨即加緊進占全中國各大省市，並積極籌劃對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發起進攻。然而，隨著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海軍開進台灣海峽，人民解放軍被迫放棄跨海進攻台灣的計劃。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組織活動，在解放軍無力攻台的情勢下，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低潮。
1949年8月，中共台灣省工委發行的《光明報》遭國民黨政府破獲。10月，省工委在成功中學、臺灣大學法學院、基隆中學等處的分部亦相繼被破獲，多名負責人被捕；10月31日，省工委高雄市工委會亦被偵破，書記陳澤民（化名老錢）、委員朱子慧被捕，對其組織構成重大打擊。其後相繼爆發的基隆中學事件、鐵路組織案、竹南區委會案、楊梅支部案、松山第六機廠案、竹東水泥廠案、苗栗油廠案、佳東支部案、麻豆支部案打擊了中共在這一地區的組織活動。1950年3月，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後變節，加入國民黨，擔任中華民國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後官拜少將軍銜），並供出中共在台人員，導致千餘人遭到株連[7][8]。工委山區游擊武裝1950年代初期在三義、大湖、三灣一帶活動，其竹子坑據點於1950年春被破獲。1950年5月，副書記張志忠被捕；蔣經國多次到獄中探望張志忠，勸降遭拒；張志忠於1954年3月遭到槍決。1950年5月，陳福星等人又重新整合組織，至1951年春天時，組織的領導機構又重新建立，但到了1952年4月時，陳福星、曾永賢等組織領導人被捕。1952年底，省工委位於石碇鄉鹿窟村的基地遭軍警特務包圍並掠捕村民，株連無辜民眾數百人，史稱鹿窟事件。在國民黨政府持續加強對臺灣的控制，以及對共產勢力的強力整肅下，省工委在臺灣再無組織性武裝反抗的實力。
組織
1947年當時，中共台灣省工委黨員只有七十餘人，在台灣尚不構成氣候。1949年底，黨員人數尚不滿千人（根據蔡孝乾的供述）。1950年3月，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後向國民黨供出中共在台黨員，因而被捕入獄的人數有1800多人，加上其它逃走如金堯如等人，推測1950年當時中共在台黨員最少2000人以上。省工委主要的成員有蔡孝乾、張志忠(1946年加入)、陳福星(1946年加入)、金堯如(1947年加入)、廖瑞發(1947年加入)、張明顯(1947年加入)、簡吉(1949年加入)等人。蔡孝乾擔任省委書記為主要領導人，張志忠擔任省委副書記兼武工部長，金堯如擔任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
中共台灣省工委在台設立全省性組織和地區性組織。全省性組織包括台灣省郵電黨支部、台灣省鐵路黨支部和學生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共台灣省學委）。地區性組織則有中共基隆市委、中共台北市委、中共台中市委、中共台南市委、中共高雄市委等各區組織。  https://is.gd/gdwF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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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孝乾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tinyurl.com/y48znwgw

共黨幹部安全下莊，村民卻遭冤刑求槍殺！新檔案揭蔣經國涉「鹿窟事件」：不知情的台灣人，成了犧牲品 https://bit.ly/3hnbSJQ
「台灣人是國共鬥爭下的犧牲品……這種互相遊說對方『投誠反正』很多內部規定共產黨、國民黨都知道，但台灣人不知道，就成為白色恐怖犧牲品……」
27日國史館舉行《鹿窟事件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1950年代最大白色恐怖案件「鹿窟事件」相關檔案整整5大冊出版。儘管鹿窟事件起於潛伏深山的共產黨員欲建立武裝基地、隨後遭力求「反共」的國民黨政府掃蕩肅清，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指出，檔案特點之一在於明確顯示「多數共黨幹部沒有被判刑」，重要幹部陳本江、陳通和兄弟可以自首、自新，不知要通報的一般村民如石碇鄉公所幹事黃伯達、因「結拜會」遭捲入事件的農民許金旺卻都遭槍決。
國史館指出，本次檔案特色在於具有當時主管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國防部總政治部之蔣經國親筆批示的文件，檔案亦顯示當局如何以一個咬一個的「牽案」、「圈案」方式造成冤錯假案。出席發表會之礦工蕭塗基之子蕭敏次便大嘆，當年爸爸只是為了給親戚陳春慶一個方便、收留他，沒想到變成鹿窟事件這麼大的案，「主使者都沒事，村民被冤枉……為什麼這國家不愛自己的國民、不給機會給他好好教育？為什麼要給他打死？」
受難者遭手指插鋼釘打斷牙、真相卻成迷霧　彙編檔案挖出蔣經國罕見親筆批示
堪稱白色恐怖最大案之「鹿窟事件」始於1952年12月28日深夜，數以千計士兵包圍鹿窟村、團團包圍汐止與石碇交界山區，持續至隔年3月3日，本意在於掃蕩潛伏山區之共產黨員，孰料上千村民亦遭捲入其中、陷入冤案，在地信仰中心「菜廟」（今光明寺）一夕成為刑求煉獄。
受難者之一李石城於2018年促轉會首波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儀式上回憶，當時他被刑求手指插鋼針、打到斷牙、脊椎受損終生未癒、撞柱自殺卻被急救回來再拖回去繼續打，隨後被以「參加匪偽組織、意圖顛覆政府」罪名判刑10年，出獄後因政治犯身份求職處處碰壁、只能到礦坑找工作，而當年許多受難者因為在礦坑瀰漫粉塵的環境工作，壯年便因矽肺病過世。
20201227-國史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統中會案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圖為鹿窟事件礦工蕭塗基遭起訴檔案（翻攝自國史館提供檔案）© 由 風傳媒 提供 20201227-國史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統中會案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圖為鹿窟事件礦工蕭塗基遭起訴檔案（翻攝自國史館提供檔案）
過去關於鹿窟事件研究著量稀少，可能是因為相關史料、尤其情治單位之檔案不易取得，近年才隨數波政治檔案徵集大量面世（翻攝自國史館提供檔案）
國史館指出，過去關於鹿窟事件研究著量稀少，可能是因為相關史料、尤其情治單位之檔案不易取得，近年才隨數波政治檔案徵集大量面世，而本次出版5冊鹿窟事件史料彙編，便欲梳理紛亂檔案、降低閱讀門檻、參照當事者口述歷史與回憶錄更能釐清事件謎團。國史館修纂處協修薛月順報告，本次檔案內容包括政府對鹿窟之破獲、圍捕過程之報告，及後續擴大偵辦、持續追捕、處決與判決、事後各種處置與檢討等，也包括延伸之瑞芳基地、玉桂嶺基地、海山基地等案之內容。
薛月順指出，本批檔案特色之一在於詳細而生動的描述，例如擊斃涉案人員劉學坤一段，上呈國防部的報告便相當清晰記載過程：「我部隊據報後，即派第3營隊搜索遁匪足跡、前往緝捕，於下午4時與匪遭遇，該匪竟拔槍抗拒，因槍故障未能射發，該營戰士還槍回擊。按本局原曾下令『非遇射擊不准開槍』，且以擊傷四肢為限、不准命中要害，該戰士乃對該匪腿步瞄準，惟該匪發槍未響、心荒圖逃、身軀蹲伏，遂致頭步中彈、當場格斃……身上搜獲化名『林正義』身份證一枚、槍一枝、子彈6發、手銬一付，匪屍經抬至光明寺交前，匪犯已指認，確係匪黨『蕭指導員』，真名劉學坤。」
此外，檔案也清楚顯示，當時關於所有鹿窟事件的報告都要經過國防部總政治部審查、即當時蔣經國主責單位。檔案可見副主任張彝頂、胡偉克之批示，雖然蔣經國親自批示較少、大多只寫個「可」、「如擬」或是簽個名，然而一份該年1月23日的檔案，留下了較罕見的蔣經國詳細批示、指示鹿窟事件後續偵辦方向：「有許多實際問題，現在就應開始檢討：一、追查有無其他基地；二、如何防止同樣事情之發生（警察等方面格外重要）。」
至於出動兵力，據檔案研判，94團2300多人、96團第3營500多人，加上95團第一營第一連與師搜索連共兩連，估計鹿窟出動軍警特可能有3000多人。
日治「左翼青年」末路　檔案收錄第一手記載「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人生最後一段時光
本次史料彙編另一特色，係收錄「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生前最後一段時間。呂赫若係日治時期著名客家籍作家，具寫作、聲樂、戲劇等才華，1947年二二八事件見證國民黨血腥鎮壓台灣之後轉向社會主義、加入共產黨並主編地下黨刊物《光明報》，在1952年鹿窟事件後失蹤，許多口述歷史指出呂赫若是被毒蛇咬死，但在涉案共產黨員劉學坤記錄下的報告才得到更進一步證實。
台大歷史學系教授陳翠蓮點評，劉學坤記下的這份檔案非常難得、很珍貴，記下呂赫若遭毒蛇咬後撐了8天半的過程。陳翠蓮表示，呂赫若是在台灣文學史與音樂史上都有一席之地、有才華的人，最後為社會主義理想上山，被蛇咬死；雖然一些民間傳說認為呂赫若沒死、可能早已隱身到國外生活、這些傳言可能是基於對他的不捨與美好想像，但這份手稿已很清楚記錄他人生最後狀況──他等不到有效醫療、在極端痛苦中死亡。
20201227-國史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統中會案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呂赫若身影與其人生最後紀錄（左取自wikimedia commons，右檔案為國史館提供）© 由 風傳媒 提供 20201227-國史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統中會案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呂赫若身影與其人生最後紀錄（左取自wikimedia commons，右檔案為國史館提供）
呂赫若是在台灣文學史與音樂史上都有一席之地、有才華的人，最後為社會主義理想上山，被蛇咬死，這份手稿，已很清楚記錄他人生最後狀況──他等不到有效醫療、在極端痛苦中死亡。（左取自wikimedia commons，右檔案為國史館提供）
陳翠蓮表示，呂赫若人生中的最後幾天仍時常以日文溝通，甚至被蛇咬的極端痛苦下還會不斷自省、認為自己曝露出「有產階級」的姿態，到快死了還覺得自己這樣不夠優雅；甚至，呂赫若到最後仍在等解放軍抵台，問身邊同志：「解放軍應該本月會來吧？」這顯示呂赫若對外在大環境情況變化理解有限，那時解放軍不可能來台灣，但手稿也可見，他還抱有這樣的希望。
像呂赫若一樣身為知識份子而投奔共產黨者，係當年時空環境使然。陳翠蓮說，陳本江、陳通和兄弟是鹿窟事件最核心人物，鹿窟基地在他們手上建起來，他們的自白書很重要，也顯示陳氏兄弟跟之前遭捕的中共台灣省委書記蔡孝乾不同──蔡孝乾走中共路線、了解中共到台灣如何發展，但陳氏兄弟不一樣，他們串聯台灣日治以來左翼青年、祖國派、謝雪紅等人。
陳翠蓮說，陳本江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科，係典型日治時期的「左翼青年」，二戰末期到北京大學法學院擔任助教講師，因而認識「祖國派」青年藍明谷、聯繫上不同管道人脈。在藍明谷介紹下，陳本江與蔡孝乾認識，一開始陳氏兄弟還不是共產黨員、蔡孝乾邀請入黨時兄弟態度也不積極，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兩人才在6月份決定加入共產黨。陳氏兄弟自白書也清晰呈現日治到戰後台灣左翼人士的人脈清楚呈現，包括生病去看哪個醫生、缺錢時要向哪些台灣仕紳募款等。
「組織被破獲，對黨員來說可能還是一種解脫」基層黨員亦成犧牲品 意圖「叛逃」即遭絞殺
陳本江與陳通和雖然堪稱鹿窟事件「主謀」，但陳翠蓮也說，本次事件特色之一就在於多數共產黨幹部沒有被判刑，多半可以選擇自新或自首。陳氏兄弟被捕後，自共產黨員投誠國民黨之偵防組長谷正文給予各種優待、以自身經驗說服陳氏兄弟，甚至被收編的蔡孝乾也親自前往勸說「不要做戰爭傻瓜」、即不要為戰爭犧牲，兄弟因此積極「建功」，把所有知道的、不知道的、甚至恐怕不是真的都說出來，致使案件牽連極廣。
雖然中國共產黨有些人會認為在台地下黨遭破獲、崩解跟蔡孝乾招供有關，甚至指責蔡孝乾讓台灣共產黨發展一夕崩潰，陳翠蓮說：「我認為不是正確指責。」真正問題在於共產黨員大多投誠自新，國民黨政府對真正核心幹部有優待、可以投誠，加上外在環境影響，韓戰之後共黨要在台灣發展的可能性已不存在。
諷刺的是，真正共產幹部幾乎安全下莊，陳本江僅服刑3年就可「自新」，無辜平民卻沒有如此待遇。陳翠蓮舉例，時任石碇鄉公所總幹事黃伯達只因知道有共黨在山上活動、沒去檢舉，就被指控為「叛黨」，最終處死刑，可見國共鬥爭非常特殊清楚現象：只要投誠就沒事，沒有就是叛黨。另一例是農民許金旺，只因鄉間有「結拜會」讓大家變成兄弟的傳統就被捲入案件，判刑10年，還有一名施姓木工，自白書提到自己良心上不能檢舉師傅與師兄、看的不是國共鬥爭思維而是人情道義，也被判刑了。
20201227-國史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統中會案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圖為鹿窟事件石碇鄉公所所長黃伯達遭執行死刑檔案（翻攝自國史館提供檔案）© 由 風傳媒 提供 20201227-國史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統中會案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圖為鹿窟事件石碇鄉公所所長黃伯達遭執行死刑檔案（翻攝自國史館提供檔案）
時任石碇鄉公所總幹事黃伯達只因知道有共黨在山上活動、沒去檢舉，就被指控為「叛黨」，最終處死刑。圖為鹿窟事件石碇鄉公所所長黃伯達遭執行死刑檔案（翻攝自國史館提供檔案）
「台灣人是國共鬥爭下的犧牲品……這種互相遊說對方『投誠反正』很多內部規定共產黨、國民黨都知道，但台灣人不知道，就成為白色恐怖犧牲品。」陳翠蓮說。
另群犧牲者，可能還有最無力的基層共產黨員。陳翠蓮說，檔案也可見共產黨內部扭曲的人的關係，總是採取非常嚴厲手段，例如陳本江自白就提到，因為基地被圍困、有人想逃，整個氛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要求大家集體宣示不能背叛，否則要連坐受到「最嚴厲制裁」──儘管共產黨標榜「無產階級專政」，組織仍非常階級鮮明、上級權力大，這般扭曲人際關係也呈現在指導員林三和的遭遇，被命令把陳本江跟鹿窟村民生的孩子帶回家佯裝親生，林妻則被陳通和拐走。
「為何不走、不逃？他們也無法逃。」陳翠蓮又舉例，一名共黨成員張棟柱自白提到，如果有人要逃、要叛變，他5月份就在幹部指使下與其他人聯手絞殺同志、屍體在茅屋旁草草掩埋，8月有人要反叛又殺一次，這種集體共黨關係要離開是不可能的──而在物質極度匱乏、驚惶不安的狀態下，組織被破獲，對黨員來說可能還是一種解脫。
冤死礦工之子痛訴：我爸爸不是壞人，他為什麼要死？
成為白色恐怖犧牲品的台灣人，還有遭捲入事件的礦工蕭塗基與其子蕭敏次。出席發表會時，如今已白髮蒼蒼的蕭敏次感嘆，當年父親只是為了給親戚陳春慶一個方便、讓他來家裡躲一下，父親也不知陳春慶會做什麼壞事，都是自己的親戚，給他住一下有什麼關係？怎知道後來就變成鹿窟事件這麼大的案子，父親也遭逮捕、判刑、槍決。
「一些重要的人、主使者都沒事，村民被冤枉，這是我們國家的人啊，是國民啊！我想，為什麼這國家不愛自己的國民、不給機會給他好好教育？為什麼要給他打死？我爸爸不是壞人啊，他是幫助人的人，他為什麼要死？」如今談起這段，蕭敏次依然哽咽。
20201227-國史館與國家人權博物館27日主辦《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統中會案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暨座談會，鹿窟案受難者蕭塗基家屬蕭敏次發言。（盧逸峰攝）© 由 風傳媒 提供 20201227-國史館與國家人權博物館27日主辦《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統中會案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暨座談會，鹿窟案受難者蕭塗基家屬蕭敏次發言。（盧逸峰攝）
父親之死也讓蕭家陷入經濟困頓、蕭敏次沒有機會唸書，如今他仍嘆：「我也沒受過教育，我爸爸就不在了，我變成沒用的人，我很怨嘆、怨嘆我沒好好讀書……」（盧逸峰攝）
最讓蕭敏次憤慨的是，父親不明不白死了以後沒人道歉過，政府也不願賠償、總是又高高在上說要「補償」：「被冤枉的人，怎麼可能死得瞑目？」父親之死也讓蕭家陷入經濟困頓、蕭敏次沒有機會唸書，如今他仍嘆：「我很憨慢、可能說不對話，請大家原諒、給我指教……我也沒受過教育，我爸爸就不在了，我變成沒用的人，我很怨嘆、怨嘆我沒好好讀書……受難者家屬不只這樣，精神上也受到很大委屈，希望給我公道，謝謝大家。」
蕭塗基不幸沒能參與到的，是一位承辦鹿窟事件組長的求情──陳翠蓮於檔案看見，該組長上文表示，若用「知匪不報」辦村民可處1–7年有期徒刑，但村民大多「蒙昧無知」、在共黨控制之下，這樣追究太過嚴厲，應可酌情處理、否則有失政府「寬大處理」本案宗旨──「統治機關內部並非鐵板一塊，還能保持一些良心、堅持力爭的人，該在我們歷史書寫被看到。」陳翠蓮說。
一起被以「白色恐怖最大案」記憶的鹿窟事件，是不同命運與人性之交錯，而當相關檔案持續被研究，製造冤錯案者遭追究、無辜者真正得到平反、體制內掙扎求生者被記憶，台灣史上最沉痛的迷霧之一，或許才有撥雲見日的一天。共黨幹部安全下莊，村民卻遭冤刑求槍殺！新檔案揭蔣經國涉「鹿窟事件」：不知情的台灣人，成了犧牲品 https://bit.ly/3hnbSJ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