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良-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博士/石堆中發芽的人類學家/從新幾內亞到台北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MjXTJP
人類學傳統上區分為四大分支：體質人類學、社會人類學或文化人類學、考古學以及語言人類學
需要將冷冰冰的數字轉譯成為具體的社會現象，並以客戶能夠理解的方式，解釋數據所呈現出來的意義。人文科學訓練出的非線性思考邏輯，此時便有極大的助益。 https://bit.ly/2IELuvv
文化人類學聚焦於象徵和價值；社會人類學聚焦於社會群體與制度
文化人類學的興起，發生在19世紀後期的脈絡中，當時關於哪些文化是「原始」或哪些文化是「文明」的這類問題，不僅讓卡爾·馬克思與西格蒙德·佛洛伊德深思，也讓許多其他學者思索。殖民主義及其過程，逐漸讓歐洲思想家直接或間接地接觸「原始」他者[3]。不同人類彼此的相對地位，其中有些具備現代先進文化，包括引擎與電訊；然而其他的人群缺乏這類東西，而只有面對面溝通，並依然生活在舊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這是第一代文化人類學家感興趣的議題。
與美國文化人類學同一時間，在英國興起的一門學科社會人類學，將「社會性」（sociality）視為核心概念，將研究焦點放在關於社會地位與角色、群體、制度，以及它們彼此的關係。現在「社會文化人類學」（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這個統稱，同時包括了文化人類學與社會人類學的傳統[4]。
在二十世紀，大多數文化人類學家（與社會人類學家）轉向精心製作民族誌。民族誌是一個寫作文本，關聯到個人在某個特定地點與時間。通常，人類學家確實長期住在另一個社會，同時參與觀察這個群體的社會文化生活
社會文化人類學在歐洲與美國往不同型態發展。歐洲社會人類學家聚焦於觀察社會行為與「社會結構」，亦即，在社會角色（例如夫妻或父子）和社會制度之中的人際關係（例如：宗教人類學、經濟人類學與政治人類學）。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聚焦於人們對於自己及其世界的觀點，所具有的表達方式，特別是象徵形式，例如藝術與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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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IgY6BY
科技撲面而來，企業現在需要「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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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正在征服世界。臉書是世界上最大的社群，擁有20億用戶；蘋果雖然是手機王國，但採用谷歌開發的安卓（Android）作業系統才是全球霸主，也有超過20億的使用者。
在科技雖然聰明但還不夠聰明的時候，科技像是一位帝國主義殖民者，強勢地將新的文化元素引進各個不同的本地文化，例如滑手機的手勢舉世皆一、自拍相片的潮流席捲老中青三代。等到科技更加聰明，特別是有了人工智慧的加持，面對不同的文化、風俗和禁忌，不但不能用推土機鏟平差異，還必須給予最大的尊重，回到科技為人服務的本懷。
因此，科技越進步，必然越觸及文化；想要認識文化之不同，便需要人類學的素養。
用人類學，幫助人工智慧了解人類
人類學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門的交集，有人將其形容為：「最具科學性的人文學，以及最具人文性的科學」。它從人類的體質、演化、種族，討論到語言、聚落、遷徙，再擴大到社會結構、心理及興亡。如此古今上下7億年的學門，因為科技開始橫越人類文化中細膩的差異，在21世紀中，獲得前所未見的重視。
據說微軟是人類學者第二大的雇主（第一大可能是美國聯邦政府）。英代爾有一個100人的研究團隊，專門研究使用者經驗，帶頭的Genevieve Bell博士在加入英代爾之前是史丹佛大學的人類學教授，雖然沒有科技背景，卻擁有13項專利；她率領的團隊曾經為中國的父母設計出一種個人電腦，防止子女邊做功課邊打遊戲。谷歌也曾經聘雇人類學者探討「移動」行為的本質，目前負責「策略規劃」部門（部門名稱是「動物園」）的主管Abigail Posner，也是畢業於哈佛大學社會人類學系的高材生。
人類學對於科技之所以重要，最初是為了加強人機介面和使用者經驗，無論文字、字型、顏色、使用方式，都跟文化息息相關，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口味，因此必須深入研究。但在人工智慧當道之後，其重要性又跨上另一個台階。
例如語音辨識、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或是自動翻譯，除了各種不同的語言之外，即使是同樣的中文，大陸、香港、新加坡和台灣，在用詞遣字上常有顯著差異，用錯了鬧笑話還是小事，最怕是觸犯禁忌。
未來進入手勢的領域，各種文化對於手勢如數字、手語、情緒表達各有千秋。人工智慧除了需要學會辨識，甚至可能創造出新的手勢。如果再加上面部情緒表達、肢體語言辨識，人工智慧幾乎成為人類了解人類最重要的工具。
從另一個觀點，人工智慧也等於形成另一種新人類，我們這些舊人類該如何跟新人類相處？新人類是我們的朋友還是競爭者？我們該對他多坦誠？他可能背叛嗎？他能拉近我跟其他血肉之軀的同胞的心理距離，還是更加疏離？
用人類學，幫助不同文化的和諧相處
人類學之所以重要，還有另一個相面。一個企業成長到一定規模之後，必然成為國際組織，跨越不同的時區、國家、文明、政經體系，同時因為追求多元取向，各種性別、種族、宗教、價值觀都必須兼容並蓄。在這樣多元面貌的企業中，如何還能塑造具有特色、全體員工認同的公司文化，卻不至於壓抑弱勢的價值觀？多元化的結果將成為一碗蔬菜沙拉，還是一鍋羅宋湯？是萬國旗，還是一條補丁被（quilt）？
今天無論在谷歌、臉書或亞馬遜的技術團隊中，甚至於新創公司的核心團隊裡，經常可見聯合國般的成員組合，他們即使口說英語，卻帶著各自的腔調；雖然同屬一個計劃專案，但成員可能遠在印度、中國、以色列或亞美尼亞；他們的薪酬、激勵動機和心理需求的差異，不亞於膚色、面孔的差異。如何能將這種種差異轉換為創造力的活水，而不是相互牽制的耗損，自然是21世紀經營者的挑戰。
每一個人都無可避免帶來自己生長環境中孕育的偏見和傾向，職位越高，偏見為害越大，越阻礙多元化的有效發展。而人類學從種族和文化的橫斷面來了解人性，鬆動了單一文化牢不可破的偏見。與其說人類學是一種職業，或是公司裡的一個職稱，不如視之為現代經理人應該具備的一種心態，一種看待文化差異的視角。尤其在21世紀裡，科技快速的變革加快並且擴大了文化板塊之間的摩擦，人類學的素養更能增加經理人的敏感度。
讓台灣的開放與多元發揚光大
台灣四百年來，歷經多次大規模移民遷入，原住民與各代新住民屢屢衝撞磨合，有挫折，也有火花，本來是人類學最佳的田野工作場域。同時在20世紀經濟起飛時代，台灣在產業供應鏈中佔據了樞紐地位，在西方思潮、管理制度和東方價值、社會倫理的衝盪間掌握了適當的平衡，也在美日韓中的潮流文化中扮演了積極的轉譯者角色。這種開放性的海島性格，其實在科技穿越文化藩籬的時代，是台灣獨特的先天優勢。
關鍵問題是：如何讓這樣的優勢繼續發揚光大？
90年代，台灣一路向西，20年後，台灣挺身南進。但是無論面向何方，台灣朝野的基本思維不外重商主義，眼光聚焦在成本與市場，手段上不脫行銷與競爭。這些都無可厚非，卻不免缺乏人文的溫潤，結果讓偏見有機可乘，削弱了各種前進策略的有效性和正當性。
因此無論西向、南進甚至探向東北亞，我們除了以資本、技術、產品、管理、經營策略為攻堅武器之外，還應該具備對當地文化深刻的了解和尊重，給予當地人才優先的培育和參與機會。這樣的前進，才能生根，才不會被未來當地崛起的經濟力量取而代之。
其實，要培養這種溫柔敦厚的人類學素養，應該從台灣本島做起。台灣七波移民潮，有進有出，直到今日仍然是現在進行式。每一波移民，都帶來他們各自的歷史情結，文化傳承，和對未來的想像。我們欠缺的是對這些不同族群心理深刻的挖掘，誠懇的反思，和諒解的對話，而不是簡單化約，設計幾個激情的名詞，雖然響亮，卻不能忠實地反應複雜的現實。
人類社會是一個複雜系統，企業組織也是一個複雜系統。人類學不能解決複雜問題，卻可以幫助人們認識複雜的本質，避免科技至上主義者童騃似的樂觀，以為用科技的簡單工具可以解決一切複雜問題，結果鑄成難以逆轉的錯誤。
自學人類學法的竅門
2015.10.19 教學 回應 0
作者：李威宜
人類學的芭樂碩果累累，那這麼一顆顆是如何種出來的？除了這些作者對於社會關懷的個人經驗與才華外，很多讀者會很想知道，有沒有什麼學門的基本功夫，可以讓自己也來學一學。或許你沒什麼時間去「抬青椒」上科班，但人類學種芭樂就是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是人類學工作者，所以今天這篇芭樂文，就是要來談一談人類學法的竅門。希望每個人都可以自學人類學的方法，大家都來一起種芭樂。
當然，人類學的教學機構往往會有一套學院的訓練方式。例如清華大學自1990年代成立以來，人類學方法論便是研究所的必修課程。二十幾年來林淑蓉教授長期投入人類學方法論的教學任務，已經發展出一套系統而完整的課綱，包括人類學知識的生產(主客體的位置、田野觀念的反省、研究倫理的社群規範)，田野調查的程序(參與觀察、深度訪談、民族誌提問、田野筆記、文化轉譯、深度描述、場景描寫)，到民族誌書寫與當代方法論的挑戰(生命史、敘事、時空定位)等等。並設計出一套循序漸進的培訓方式，從碩一下方法論的訓練，到暑假六到八週的田野實習，然後是碩二上實習報告的書寫、公開發表與接受評論等，整整一年的通過儀式。然後在論文計畫書提案後，再要求進行四到六個月的碩論田調，或一年到一年八個月的博論田調，成為清華人類所養成人類學者的基本要求。
如果你沒有機會接受這個科班訓練，同樣可以透過自我學習，養成相當水準的研究能力。畢竟你已經在各種專業學科或機構的訓練中，掌握到了一般性的研究方法。不過，相對於很多理工的研究者或學生向來以實驗室當作獲取資料的地點及方法，自然史的研究者，例如生態學家或博物學家，則是到田野去進行資料的捕捉。人類學的研究工作也是一樣，以田野調查為圭臬。當然不可否認，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最初是作為帝國到殖民地進行資源控制和族群治理的工具。然而經過百年來的反省，特別是在後現代的洗禮之後，當代人類學方法論對於田野觀念的反省，例如Gupta 和Ferguson認為，已經從田野作為一個地點和方法，轉到定位的反思，並與研究者的政治實踐相結合。
古老的人類學田野樣貌，今天已大大不同
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如今已經為很多非人類學的工作者所採用。例如社會學、文化研究、歷史學，甚至是傳播、科管與企管等專業，已逐漸把田野工作當作研究方法的一部分。然而有一個問題，必須提醒有心學習人類學方法的工作者，千萬不要把田野對象當工具，不能只把田野工作視為一種標準的研究工具及客觀的調查方法。以下是兩點提醒：
ㄧ、人類學的田野工作，不只是客觀地調查研究對象，還是ㄧ個與研究對象相遇的主觀過程，不僅會豐富研究者的自我、滿足對他者差異的體驗，還會出現主客互動充滿各種情緒的狀態，所以你會遇上像Behar傷心人類學、Hume和Mulcock的尷尬空間及療癒的各種田野經驗。二、人類學的田野工作，不僅是以上的客觀的科學再現、主觀的跟他者相遇、主客互動的彼此豐富，更重要的，還是我們與他者相遇之所以可以相互理解所立基的一種成為一個「普遍的人」的體驗。正是這種對人的普遍性的覺悟的發生時刻，我們才能夠超越自我的好奇侷限，在田野工作中，培養出對誤會的文化轉譯和對摩擦的公共溝通的人類學能力。
對人類學田野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這本書
這或許呼應了人類學者Ingold的觀點。他不同意很多人以為「田野工作是民族誌調查，學院工作是人類學理論視野」的說法，他倒過來主張，所謂的人類學實踐是在田野跟他人相逢、相碰、有衝突又相互理解的過程，民族誌實踐則是回到學院進行比較與書寫的工作。因此人類學工作者的身分，只有在田野過程中才會出現。
最後，還有一點新的建議。過去人類學的田野工作，仍然過於人類中心主義，僅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忽視了人與非人之間的關係。如今縱使已經強力批判殖民帝國與被殖民者之不對等的調查關係，但還是有必要在人權平等的基礎上再往前一步，正視環境權的問題。當代田野工作的目標，需要把人與非人關係那種看不見的想像世界，以報導人自身的言說和敘事模式加以描述出來，我們才能夠理解其作為人、或類客體、或物類主體的社會存在狀態。特別是當代社會每個人都只處在一些局部位置，我們有必要將法國人類學者Descola對於自然主義、圖騰主義、泛靈主義的自然人類學的辯證思考，帶進田野場域，不僅關注研究對象的本體論如何界定自身與非人的關係，還需要反省我們自身究竟是如何站在自然主義(文化與自然二分)、圖騰主義(人化為物)、泛靈主義(物化為人)的立場，才能承認彼此的侷限，進而體認田野現場文化生態的多樣性。
人類學方法的學習，不只是適用於人類學者，而是只要你是人，就可以自己學習其中的關鍵竅門，以作為日常生活和工作所需的生存方法與表達工具。這篇芭樂文打開人類學法的大門，修行實作就看你個人了!
人類所林淑蓉教授追思會 http://140.114.119.12/~epaper/388/388.htm
2021-08-13
日本文部科學省：前 10% 具影響力自然科學論文 中國首度超越美國 | pourquoi 報呱 | 報呱世界, 週五東北亞 https://bit.ly/2W1IjXI
日本文部科學省科學技術暨學術政策研究所（NISTEP）10 日公佈了在 2017～2019 年全世界發表的自然科學領域學術論文的分析結果，當中最常被引用的前 10% 具有影響力的論文數量，日本跌落到最低紀錄第 10 名。而另一方面，中國是自開始分析以來，首次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日本文部科學省（圖／推特 @takumi_1978）
NISTEP 以全世界在 2017～2019 年發表的論文為對象，計算出各國論文數量的年平均值。由多國研究員共同撰寫的論文則依貢獻程度分別計算在各國家。在論文總數方面，中國以 35 萬 3174 篇連續兩年蟬聯第一。接著為美國 28 萬 5717 篇、德國 6 萬 8091 篇，日本則以 6 萬 5742 篇保持第四。日本雖然有維持住 10 年（2007～2009年）前的水準（6 萬 5612 篇），但因為各國的論文數都有增加的趨勢，日本在其中的佔比就下降了。
各領域最常被引用的前 10% 論文，中國以 4 萬 219 篇首次得到第一。美國為 3 萬 7124 篇、英國 8687 篇、德國 7248 篇。而占 3787 篇的日本從上一期（2016-18年）分析結果的第 9 名掉到了第 10 名，排在印度之後。
而最常被引用的前 1% 頂尖論文數，美國保住第一，中國第 2，日本維持第 9。
被引用的次數越多代表該篇論文受到的矚目越多，被認為是為科學發展帶來很大的影響。日本從 2000 年代中期開始衰落，而在同一時期中國的影響力則逐漸增長。
研究員的數量日本以 68 萬 2 千人（2020年）位居第 3，比前一年增加了 0.5%。而中國以 210 萬 9 千人（2019 年）為世界最多，相比前一年增加了 13%。2019 年的研究經費以美國 68.0 兆日圓（約新台幣 17.1 兆）為第一，接著中國 54.5 兆日圓（新台幣 13.7 兆）、日本 18 兆日圓（新台幣4.5兆），對比前一年美國增加了 8.2%、中國增加 12.8%，日本只增加 0.5% 在這裡也看得出日本停滯的現況。
NISTEP 的科技預測與政策基礎設施研究中心主任伊神正貫分析表示「研究員的數量和研究費用的增加對中國的突破有很大的影響」。對於日本的停滯不前他則表示「大學教授的研究時間減少，導致論文產出的數量停滯」。而造成這樣的結果被指稱為是日本政府公家研究經費補助「選擇與集中」的路線所產生的弊端，對此伊神說「（所造成的影響）還需要進一步分析」。
NISTEP 的科技預測與政策基礎設施研究中心主任伊神正貫（圖／大阪市立大学）
另外，NISTEP 也已論文數量為基礎，分析了武漢肺炎疫情對學術研究造成的影響。儘管 2020 年全世界發表的論文數量（暫定）比 2019 年多，在主要 8 個領域當中只有臨床醫學和基礎生命科學兩個領域有增加，其他 6 個領域則不增反減。可能是因為疫情擴大的關係而無法使用實驗室等原因導致，不過伊神指出「從開始進行研究到出版論文的期間會有時間差，影響可能會顯現在 2021 年之後的統計」日本文部科學省：前 10% 具影響力自然科學論文 中國首度超越美國 | pourquoi 報呱 | 報呱世界, 週五東北亞 https://bit.ly/2W1Ij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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