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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最高峰：孟子稷下學宮辯論，百家爭鳴最精彩的再現_騰訊視頻

中華文化最高峰：孟子稷下學宮辯論，百家爭鳴最精彩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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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學宮：文明史上的奇觀
2015年09月18日 09:14:13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王志民
　　戰國時代，齊國統治者在都城臨淄創設的稷下學宮，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集教育、政治、學術功能于一體的“高等教育”大學堂，是戰國時代的思想文化中心；是諸子百家爭鳴，促進各派融合、發展，培育、創生新學派的文化沃土；是博士制度的先聲，學術大師的搖籃；它相容並包、獨立自由的學術精神是中國也是世界的珍貴精神文化遺産。
　　前空往劫 雙璧呈輝
　　稷下學宮是中國歷史上創辦最早、規模最大的國辦大學堂。它與差不多同時出現在雅典的希臘學園（又稱阿卡德米學院、柏拉圖學院）堪稱雙璧。它們是世界上最早的集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為一體的思想學術文化中心，分別在世界的東、西方以相似的方式展現出人類早期文明的智慧之光。還在20世紀之初，國學學者鄧實在《古學復興論》中説：“周秦諸子之出世，適當希臘學派興盛之時，繩繩星球，一東一西，後先相映，如銅山崩而洛鐘應，斯亦奇矣！”希臘學派中，最負盛名的“希臘三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都與希臘學園緊密聯繫在一起，而稷下學宮則是戰國百家爭鳴的中心所在，“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這兒形成了一個最高峰”（郭沫若語）。
　　從比較的角度看，稷下學宮與希臘學園各具特色，共同創造了世界文明史上的輝煌。前者是齊國統治者為廣攬人才而創辦的，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後者為柏拉圖傳播思想、科學而設，具有鮮明的科學理念。前者匯聚諸子，多派並存，思想交鋒，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後者傳承師説，探求真理，追求科學，培育獨立思考精神。前者為中國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形成作了理論上的充分準備，對後代政治、思想文化發展影響甚大；後者為西方大學教育奠基，對後代西方哲學、自然科學發展影響深遠。稷下學宮與希臘學園極大地影響了東、西方不同學術思想與文化傳統的形成，共同為構築豐富多元的世界文明作出了貢獻。
　　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曾滿懷激情地描述戰國百家爭鳴的情狀説：“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並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于廣野，如火山炸裂，熱石競飛于天外。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跡也。”並認為這是“前空往劫，後絕來塵”的歷史絕唱。梁先生的話，也實際評價了作為百家爭鳴主陣地稷下學宮的學術地位與歷史貢獻。
　　前人論稷下，多忽略它的教育地位。其實，將稷下學宮的設置放在中國教育史上看，也是空前的壯舉。此前，中國教育史上有“官學”之設，《孟子·滕文公上》載：“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至遲到商代，就有了“大學”的設置，“殷人設右學為大學，左學為小學”（《禮記·明堂位》）。但“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禮記·王制》）。可見，三代所謂官辦大學，實是養老、習射、習禮以及道德、教育之所，與後來所説的大學在內涵、規模、層次等方面都有很大差異。春秋以降，禮崩樂壞，打破“學在官府”，知識下移，私學興起，官學不昌。戰國之世，七大國爭雄，雖然人才爭奪，空前高漲，但風雲變幻，戰爭頻仍，並沒有哪一國像齊國這樣興學招攬人才的。誠如《文心雕龍·時序》所載：“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戰國之楚，産生了屈原、宋玉等文學大家，蘭陵之地興起優良的文氣風俗，但並沒有興辦國學的記載。從現有的資料看，在春秋戰國五百年間，還沒有哪一個諸侯國曾經如此大力興辦官學，稷下之設，確是一個前空往劫的奇跡。
　　戰國時代，人才爭奪激烈，禮賢下士之風盛行，“養士”是各國統治者和權貴之門較為普遍的現象。當時最著名的：楚有春申君、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因而，有人認為：稷下學宮實為國家養士機構，與當時著名的“四君子門館”相類似。但細加分析，稷下之學與養士之家有顯著不同。“四君子”門下儘管也有門客數千人，卻沒有形成諸子百家學派爭鳴的學術中心。究其原因：一是人數眾多，但層次低下。他們往往“不分貴賤，客無所擇”，人們多以食客、賓客、門客稱之，寄食者眾，有才者少。二是服務私門，學者稀少。私門養士，主要在務實和功利層面，而不在學術涵養和思想的爭鳴，難以形成真正的學術中心。三是因人而養，聚散無常。人在則聚，人去則散，進出無定，流動性大，也難以形成穩定的學術文化中心。戰國末期，秦國呂不韋養食客三千人，編成著名的《呂氏春秋》是一個特例。但他也並未讓其門館成為百家學術爭鳴中心，而是“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史記·呂不韋傳》）。實為集多人散篇之作而成，內容較雜，號為雜家之著。因而，稷下之設，雖然承繼著禮賢下士的傳統，但其構築的是超越時代風氣的大學堂。
　　從中國教育發展史看，與早于稷下一百餘年孔子興辦私學的偉大創舉相比，稷下之設的空前意義在於：它變一人之教為大師雲集的眾人之教；變一家之學的傳承為百家思想的爭鳴，並在儒傢俬學教育衰微、散落之時，由齊國統治者的創新，實現了私學教育的轉型發展：稷下學宮實際成為私學聯盟性質的高等教育實體。一是諸子百家與私學結合在了一起，每個學派往往是一個龐大的私學教育集團。各家學派匯聚稷下學宮，客觀上使稷下成為若干私學教育集團的聯合體。二是稷下各派學者，大多帶弟子來稷下。從各派之間看，學術爭鳴，相互交流是活動主體，就某一學派師生活動看，講學授徒、傳播思想與知識則是活動的主要內容。稷下學宮以其特有的方式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空前的輝煌。
　　立於亂世 存世最長
　　如前所述，戰國之世，大國兼併戰爭激烈，合縱連橫，分合無常，政治風雲，瞬息萬變。各國君主，無力興辦教育，而私學的發展也常因一人而興，人亡而息。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人生之樂，遊學列國，曾“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聲勢顯赫，影響甚大。但“孟子歿後，大道遂絀”（趙岐《孟子題辭》）。戰國時代的教育大致如此。唯獨稷下學宮，創始於西元前374年，歷五代國君，至秦統一，終齊而亡，存續達一百五十餘年，這在春秋戰國的動亂時代不能不説是個奇跡。
　　徐幹《中論》雲：“昔齊桓公（午）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崇之，自孟軻之徒皆遊于齊。”可知稷下創始於田齊首代封公齊桓公（午）之時，並制定了基本政策、方針，為其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齊威王、宣王及湣王前期的七十年間，是田齊盛世，也是稷下學宮的興盛期：學派雲集，名人薈萃，人數多至“數百千人”。宣王時，一次將稷下學者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即給予高官厚祿，而不必理政務，專司教學研討。閔王繼位前期，“奮二世余烈”，稷下仍很興旺。但閔王是一個狂妄驕暴的國君，對外擴張，連年用兵，“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鹽鐵論·論儒》），這是稷下中衰的開始。此後，燕將樂毅率五國大軍攻入齊都臨淄，下七十余城，閔王也逃往至莒，為楚將所殺，稷下遭到嚴重損毀乃至停辦。五年後，齊襄王破燕軍複國，還都臨淄。興國之要，首先重振稷下學宮。《史記·孟荀列傳》稱為：“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制度重修，學者復聚，大儒荀卿，長期主持，稷下呈復興之勢。此後，雖國勢日衰，但學宮依然存續，與齊終亡。在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稷下始終作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中心影響遍及列國，在中國乃至東方文化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總體説來，在春秋戰國那樣一個諸侯割據，長期分裂動蕩的時代，稷下設于一國之中而歷一百數十年之久，應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奇跡之一。
　　三位一體 功能多樣
　　首先，稷下是“學宮”，是一個大師雲集的高等學府。從一所大學所必備的要素來看，稷下至少有三點頗為突出：一是有固定、宏大的校舍和優越充裕的設施條件。所謂“築巨室，臨康衢……高門橫閌，夏屋長檐，樽罍明潔，幾杖清嚴”（司馬光《稷下賦》）。二是有眾多的師生在此展開教學活動。文獻記載孟子“從者數百人”，田駢有“徒百人”，淳于髡去世時竟有“弟子三千人”為其服喪，稷下人數最多時相傳有“談説之士七千余人”（《太平寰宇記》），可見師生人數之眾。三是有一定的規章制度和管理措施。據考定，《管子·弟子職》即是稷下學宮的學生守則。從內容上看，飲食起居、衣著服飾、課堂紀律、課後溫習、尊敬師長、品德修養等都有具體的規定，説明稷下的管理制度是週密、嚴格的。
　　其次，稷下具有研究院的性質。在中國文化史上，稷下是以百家爭鳴的思想學術文化中心彪炳史冊的。因而，郭沫若先生早就指出：“它（稷下）似乎是一種研究院性質，和一般的庠序學校不同。發展到能夠以學術思想為自由研究的對象。”稷下的主要活動方式：期會、講説、議論、研討、詰難、爭辯，有利於學術的探究和深化。稷下先生大多為諸子百家學派的學者，他們知識豐富，見聞廣博，有鮮明主張，有理論建樹；談説言事，著書立説，往往旁徵博引，曲盡事理，具有很強的理論性和學術性。
　　同時，稷下為後世遺留下大量的學術著作，也是其研究院性質又一最重要的詮釋。除《孟子》《荀子》為兩位著名稷下先生的著述之外，《漢書·藝文志》著錄了漢人所見稷下先生的個人專著即有：《孫卿子》《蜎（環）子》《田子》《捷子》《鄒子》《鄒子始終》《慎子》《尹文子》《宋子》等共十余種，二百五十余篇之多。20世紀以來，《管子》研究學者經長期研究、考證，大多認為：《管子》一書錄著了大量的稷下學者的論文，甚至有人提出：《管子》是稷下學者的論文集。
　　再次，政治參議院。稷下是田齊統治者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廣攬人才而興辦的，因而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是不言而喻的。還在稷下創始之時，齊桓公（午）即“設大夫之號”，而“宣王喜文學遊説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説明到威王、宣王時，則進一步將這一基本政策落到實處，這就將稷下先生與齊國政治緊密結合在一起。而“稷下先生喜議論政事”（《新序·雜事》），他們“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史記·孟荀列傳》），正説明稷下先生們也是一些熱衷政治，憑藉其專業知識、學術聲望出沒于政治風浪之間善於弄潮的人物，兩相結合，就使稷下成為中外政治制度史上也許是最早的頗具特色的政治議事機構。從文獻中我們發現稷下先生主要承擔三種政治身份：第一，謀士：宣傳主張，議政建言。與後代的謀臣不同的是，稷下先生常常將自己或本學派政治主張的推行與議政建言相結合，因而其議政往往具有宏觀性、指向性、理論性和政策性。孟子向齊宣王建議實行“仁政”，既是治國方略，又是統一天下之術，有明確主張，有系統論述，有清晰藍圖，有具體措施，充分體現了稷下先生的議政特色。第二，諫臣：匡正時弊，直言進諫。稷下先生往往在重大問題、在關鍵時刻提出忠直意見。據《説苑·尊賢》載：淳于髡以古代先王與宣王相比，批評齊宣王好馬、好味、好色，而“獨不好士”，迫使宣王“嘿然無以應”，從而達到勸其尊賢治國的目的。《鹽鐵論·論儒》所載齊閔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則反映出稷下先生特有的進諫風格：既直言忠諫，又堅持主張不妥協，充分顯示其鬥爭性、獨立性。第三，外交家：排難解紛，出使外國。在戰國風雲變幻的“國際”舞台上，稷下先生是一支活躍的力量，他們往往在重要關頭，奉齊王之命，出使別國，排憂解難，完成外交使命。如：鄒衍曾出使趙國；淳于髡也曾“為齊使于荊”，並在“楚大發兵加齊”之時，受齊王之請“之趙請救”。又據《藝文類聚》引《魯連子》載：“齊田單破燕軍，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守數月，魯仲連乃為書，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遣燕，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由上可見，稷下學者在齊國政治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需要説明的是，稷下的多重功能是有機和諧地統于一體的，它的政治功能是以各派教育活動和學術活動為主體實現的；而其學術活動，既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又與教育實踐緊密結合，使稷下成為兼具研究院、政治參議院功能的大學堂。
　　學術自由 堪稱典範
　　稷下學宮之所以能成為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的主陣地，主要在於它實現了真正的學術平等與自由。
　　稷下學宮是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國辦大學，“喜議政事”是其基本功能，“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事主”是稷下先生的強烈願望。因而，他們可以對齊統治者獨立自由地發表政治見解甚至提出批判反對意見，而齊統治者則對各種意見，一概採取從善如流，平等相待的態度，這就是一種更為珍貴堪稱典範的平等精神。因而，稷下的學術自由大致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尊重學士，平等禮遇。為了吸引大量學者來稷下講學、爭鳴、議政，齊國統治者採取特殊的政策為學者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和優越的生活條件。來者，熱情接待，精心安置；走者，以禮相送，重金饋贈；離後再來，仍然歡迎。政治上，齊國君主不以政治干涉學術，不以好惡而行褒貶，“禮賢下士”是戰國時代的風尚，但齊國統治者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不僅為當時各國所少見，在數千年中國文化史上，也堪稱典範。正在稷下學宮鼎盛之時，齊國發生了一次著名的稷下先生和齊宣王關於“貴士”的辯論。《戰國策》記載：“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接下去，宣王的左右和顏斶就士貴還是王貴展開了激烈辯論。出人意料，顏斶的“士貴”説竟佔了上風，更叫人驚奇的則是辯論之後宣王的表態：“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可謂歷史上尊重學者的典範。
　　其次，各派平等，多家並存。這與齊統治者以寬厚的態度採取百家爭鳴、相容並包的方針是分不開的。從文獻記載看，儒、法、道、陰陽及農家、名家、兵家，舉凡當時重要的學術流派都曾在稷下先後存在發展。由於思想解放，地位平等，學術活躍，各派學者儘管有不同甚至相反的主張，卻都能在稷下立足、講學、爭鳴，吐納吸收，提升發展。多家思想並爭，各派觀點齊鳴，在爭鳴中融合，在融合中發展，最終實現各派的共榮、創新、發展。
　　再次，開放辦學、來去自由。稷下尊重學者的獨立自主精神，在管理上採取機構開放、來去自由的政策，遊學是其主要形式。一是學生可以自由來稷下尋師求學，荀子初來稷下即是一例；二是先生可以自由在稷下招生講學，這給予了師、生兩個方面的充分自由。遊學方式，可以是個人遊學，也可以如孟子一樣，數百從者一起來，稱為集體遊學或集團遊學。這些遊學方式的施行，讓各國學者紛至遝來，使他們增加了交流，開闊了視野，擴大了見聞，打破了私學界限，學無常師，思想活躍，相容並包，促進了人才的培養和成長。
　　今天，全球化、科技革命和資訊革命將世界變成了地球村，世界各種文明的碰撞交流是如此的接近，世界仿佛回到了中國的戰國時代。各種文明如何相容相處成為世界性的難題。我們認為：未來世界文明的構建還應回首二千三百年前，到稷下學宮中去尋找智慧。其中兩點尤其值得吸取：一是各家並存，相容並包。世界各種文明歷經千年發展，各有建樹，獨樹一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就是要不分優劣，不分主次，平等相待，共同發展。不以異己排斥、打擊，不以好惡取捨。二是世界需要更多的稷下學宮。在尊重各種文明的思想基礎上，加強交流，相互吸收，讓各種文明由相容到相融，在自我創新發展、變革中，尋求新突破。共同構建世界新文化，這既是稷下提供的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經驗，也是放眼未來，人類文明發展不可不取之途徑。
稷下學宮的四大辯論和三大辯手（八卦史記102） - 每日頭條 - https://goo.gl/WdQ3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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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學宮，又稱稷下之學，戰國時期田齊的官辦高等學府，始建於齊桓公。“稷”是齊都臨淄一處城門名，“稷下”即齊都臨淄城稷門附近，齊國君主在此設立學宮。學宮因處稷下而稱“稷下學宮”（這和東漢“鴻都門學”得名相同）。古代齊國在齊都臨淄設立的“稷下學宮”，在當時具有多重功能，在歷史上具有多重意義。它既是我國最早的官辦大學，也是戰國時期的政治咨詢和學術文化交流中心，同時還是諸子百家爭鳴的最重要場所之一，堪稱戰國時期的社會科學院。
編輯本段稷下學宮的建立與發展
　　戰國時期，齊國是東方大國，魯國不但弱小， 而且很快就滅亡了。戰國時期齊國的文化聖地，是稷下學宮。它基本與田齊政權相始終，隨着秦滅齊而消亡，曆時大約一百五十年左右
　　稷下學宮始建於齊桓公田午時。“齊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尊寵之”（徐幹《中論·亡國》）。齊桓公田午是田齊的第二代國君，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57年在位。稷下學宮即創建於田齊桓公執政時期。當時，由於田氏代齊的時間還不久，新生的封建政權有待鞏固，而人才又十分匱乏。於是桓公田午繼承齊國尊賢納士的優良傳統，在齊都臨淄的稷門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學宮，設大夫之號，招攬天下賢士。這時的稷下學宮尚屬初創階段。隻是到了齊威王、宣王之際，隨着齊國國勢的強盛，才得以充分發展達到鼎盛階段。
　　齊威王當政，在鄒忌等人的輔佐下，采取革新政治、整頓吏治、發展生產、繁榮經濟、選賢任能、廣開言路，擴建稷下學宮等一系列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措施，終於使齊最強於諸侯，稷下學宮也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階段。《風俗通義·窮通》說：“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於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鹹作書刺世。”由此可見，稷下學宮在齊威王時有了很大發展。
　　公元前319年，齊宣王即位。當時齊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壯大。齊宣王在位期間，借助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一心想稱霸中原，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爲此，他像其父輩那樣廣招天下賢士而尊寵之，大辦稷下學宮。爲稷下學者提供優厚的物質與政治待遇，“開第康莊之衢”，修起“高門大屋”，政治上，授之“上大夫”之號，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勉其著書立說，展開學術爭鳴，鼓勵他們參政、議政的熱情和積極性，吸納他們有關治國的建議和看法。因此，吸引了眾多的天下賢士匯集於稷下。這一時期的稷下學宮，在其輝煌的曆程中，發展到最高峰。《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說：“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於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 皆次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學士複盛，且數百千人。”這即是說，繼齊威王時稷下學興盛之後，齊宣王時再度興盛起來，而達到鼎盛時期。這種盛況，既是齊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產物，也是當權者重賢用士，思想開放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編輯本段稷下學宮創設的歷史條件
　　齊本是周開國大臣薑子牙的封地，薑齊奉行尊賢上功的國策，很快開發成爲強國，春秋時期，一度成爲霸主。到公元前386年，失去社會支持的薑氏失去政權，經過幾代努力而穫得齊國上下廣泛支持的田氏，取代薑氏，田和成爲齊國國君，衰微的周王朝代表周朝各國對此表示承認，這一事件被稱爲田氏代齊。國君換了，國家依然興盛，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和平也最成功的“改國換世”。對於這次“篡位”，一直以來很少聽到批評的聲音，甚至很少有人以“篡位”稱呼此事。
　　田齊的第三代國君齊桓公田午，爲聚集人才，在齊國都臨淄西門外創建稷下學宮，將學者封爲“大夫”。學宮延續至末代齊王田建時期方才衰弱。這個學宮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才消失，和田齊政權存在時間基本一致。　
　
編輯本段稷下學宮的性質和特點
　　稷下學宮實行“不任職而論國事”、“不治而議論”、“無官守，無言責”的方針，學術氛圍濃厚，思想自由，各個學派並存。人們稱稷下學宮的學者爲稷下先生，隨其門徒，被譽爲稷下學士。
　　齊威王即位，爲革新政治，選賢任能，廣開言路，進一步擴建了稷下學宮。齊宣王時期，采取了更加開明的政策，“趨士”、“貴士”、“好士”，稷下學宮的規模和成就達到頂峰。齊宣王對稷下學宮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當時，四方游士、各國學者紛至遝來，“鄒衍、淳於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儒、道、名、法、墨、陰陽、小說、縱横、兵家、農家等各家學派林立，學者們聚集一堂，圍繞着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禮法、王霸、義利等話題，展開辯論，相互吸收，共同發展，稷下學宮達到鼎盛。世稱“百家爭鳴”。對此，司馬光在《稷下賦》中說：“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
　　然而，齊閔王後期，不聽諫言，鄒衍很快離開齊國去了燕國，隨後，齊幾乎爲燕將樂毅攻滅。齊襄王時期，齊國重建，雖然努力發展稷下學宮，但是稷下學宮仍然沒有能夠恢複到鼎盛時期的面貌。
　　稷下學宮最有名的兩個人是孟子和荀子。兩人都曾在稷下學宮任職，荀子在齊襄王時期曾三爲“祭酒”。
　　至齊襄王的兒子齊王建即位，稷下學宮未能得到進一步發展，並隨着齊的滅亡而消失。　
　
編輯本段稷下學宮的功能　
稷下學宮的詢議功能
　　稷下學宮是齊國君主咨詢問政及稷下學者議論國事的場所。齊國執政者不惜財力物力創辦稷下學宮，實行各種優惠政策，招攬天下有識之士，其根本目的就是爲了利用天下賢士的謀略智慧，爲其完成富國強兵、爭雄天下的政治目標服務。因爲他們懂得：“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於賢”（《說苑·尊賢》）的道理。而被稷下吸引來的稷下學者都有着積極參與現實的功業思想，他們高議闊論、競相獻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張被齊國執政者所接受、采納。《新序·雜事》說：“稷下學者喜議政事。”《史記·孟荀列傳》說：“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學者……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
　　齊王向稷下學者咨詢國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學者發揮了智囊團的作用，稷下學宮也因此成爲一個政治咨詢中心。例如，淳於髡曾用隱語諫威王，使之戒“長夜之飲”，從消極悲觀中振作起來，親理國政，奮發圖強；他又以“微言”說齊相鄒忌，敦促其變法革新。齊宣王與孟子曾多次討論政事，探求統一天下的途徑。王鬥曾直面批評宣王“好馬”、“好狗”、“好酒”，獨不“好士”，直到宣王認錯、改錯爲止，“擧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戰國策·齊策四》）。這些都顯示了稷下學宮的政治功能。稷下學者進言，齊王納言，是稷下學宮作爲政治咨詢中心的一大特色。　
　
稷下學宮的教育功能
　　稷下學宮又具有培養人才，傳播文化知識的性質，被後人稱爲“田氏封建政權興辦的大學堂”，“齊國的最高學府”，其在教育史上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作爲教育功能，與後代學校相比，它既有一般學校的特點，又有歷史的獨特性。稷下學宮具有一般學校的性質和活動特點。首先學宮具有規模宏大的校舍條件，“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崇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正說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並且相當宏偉壯觀。其次，有眾多的師生在開展較正規的教學活動。《戰國策》載田駢有“徒百人”，《孟子》記載孟子出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稷下最爲前輩的學者淳於髡也有“諸弟子三千人”之稱（《太平環宇記》引《史記》）。宣王時，稷下的師生數量多達“數百千人”。由此可見師生人數之眾。如此師生濟濟一堂，定期擧行教學活動，再次，稷下學宮有較嚴格的規章制度。根據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職》篇當是稷下學宮的學生守則，里面從飲食起居到衣着服飾，從課堂紀律到課後複習，從尊敬老師到品德修養，都規定得詳細嚴格。從此，可見當年稷下學宮的規章制度也是健全、嚴格的。
　　學宮具有獨特的教育特點。游學是其教學方式之一。學生可以自由來稷下尋師求學；老師可以在稷下招生講學，即容許有學與教兩個方面的充分自由。這些游學方式的施行，就使學士們開闊了眼界，打破了私學界限，思想兼容並包，促進了各種學說的發展和新學說的創立，大大促進了人才的培養和成長。稷下學宮便成爲教育人才的中心。　　
稷下學宮的學術功能
　　稷下學者總是針對當時的熱點問題闡述政見。他們學識淵博，長於分析問題，在表述上旁征博引，窮盡事理，具有一定的理論性和學術性。同時，由於稷下學者學派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案有異，而會競長論短，爭論不已。最終促進了稷下學宮在學術上百家爭鳴的局面的形成，使稷下成爲當時發展學術、繁榮學術的中心。
　　在學術上，稷下學宮具有兼容百家之學，多元思想並立，各家平等共存，學術自由，相互爭鳴，彼此吸收融合等多方面的特點。
　　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諸子百家薈萃的中心，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五行家、縱横家、兵家等各種學術流派，都曾活躍在稷下舞台上。稷下學者因政治傾向、地域文化、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的差異，各有自己的思想體系，從而使稷下學宮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在這種形勢下，稷下各家爲求得自身的存在與發展，相互間展開論爭，使稷下學宮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面。在論爭中，不僅充分展示了各自的理論優勢，而且使學者們也認識到各自的理論弱點，促使他們不斷吸收新思想，修正、完善、發展自己的學說。論爭促進了不同學術見解的思想滲透和融合。因此，郭沫若高度評價說：“這稷下之學的設置，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在有劃時代的意義……發展到能夠以學術思想爲自由研究的對象，這是社會的進步，不用說也就促進了學術思想的進步。”“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這兒形成的一個最高峰的。”（郭沫若《十批評書·稷下黄老學學派的批判》）總之，稷下學宮的創建與發展，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開創了百家爭鳴的一代新風，促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學術文化大繁榮的黄金時代的到來；同時，稷下學開啟秦漢文化發展之源，對秦漢以後文化的發展與繁榮產生了深遠影響。
　　稷下學者取得了豐碩的學術研究成果。僅就稷下學者的著作來看，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哲學、歷史、教育、道德倫理、文學藝術以及天文、地理、曆、數、醫、農等多學科的知識。這些著作的問世，不僅極大地豐富了先秦思想理論寶庫，促進了戰國時代思想文化的繁榮，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發展。　　
編輯本段稷下學宮的歷史意義
　　秦朝設有七十員博士官的制度，據說是沿用了齊國稷下學宮的傳統；而且，秦的著名博士叔孫通（爲漢朝制訂朝禮，朝禮制定後，劉邦曾經說：“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就號稱“稷下生”。
　　稷下學宮本身有很多功能：其成員即可以充當政府的智囊團，又著書立說進行學術研究，由於廣收門徒，還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可以說是一所非常成功的大學。戰國時期，三晉紛亂，楚則保守落後，秦雖是新興，文化未盛，齊幾乎始終領導文化潮流。而中國自秦以後的各種文化思潮，差不多都能從稷下找到源頭。如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儒學，基本上是孟、荀兩派理論的交替使用；再如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一直在中國盛行，並且是中醫學的理論基礎；此外還有在漢朝早年流行的黄老思想。
　　在中國幾千年曆時中，稷下學宮學術氛圍之濃厚，思想之自由，成果之豐碩，都是獨一無二的。　　
編輯本段稷下學宮的歷史地位
　　從稷下學宮的施行方針及其成果意義來看，稷下學宮完全可以說是世界歷史上真正的第一所大學，第一所學術思想自由學科林立的高等學府。
　　戰國時代，齊都臨淄的稷下學宮，是當時學術文化的交流中心和諸子百家爭鳴的重要場所。稷下學宮的創建，稷下百家爭鳴的展開，不僅形成了先秦百家爭鳴的高峰，促進了學術思想的繁榮，而且對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編輯本段稷下學宮主要流派　　
法家學派
稷下學宮主要流派
             稷下學宮主要流派
　　稷下法家學派把管仲的禮法並擧的法治思想加以繼承、闡發，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法治思想。稷下法家重視刑罰的作用，但並不把刑罰作爲目的，而是作爲達到“以有刑至無刑”的一種手段。稷下法家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執法公正，主張德刑相輔，法教統一，反對嚴刑峻法。
　　
黄老學派
　　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稷下黄老學派的基本體系是由稷下先生慎到、田駢、環淵等創造的，主要著作是《黄老帛書》和《管子》一書中的《白心》、《内業》、《心術》上下四篇以及《慎子》、《田子》、《蜎子》等。學術特征爲道法結合、兼采百家。　
　
陰陽五行學派
　　又稱陰陽學派或陰陽家。古代的思想家看到一切現象都有正反兩面，就用陰陽這個概念來解釋自然界兩種對立和相互消長的物質勢力。“五行”則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古代思想家試圖用這五種物質來說明世界萬物的起源。戰國時期，齊人鄒衍將陰陽與五行結合起來謂之陰陽五行學說，並在稷下學宮形成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學派，即稷下陰陽五行學派。　
　
儒家學派
　　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孟子，名軻，魯國人，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著有《孟子》。孟子曾兩度游齊，一次在威王時，留齊至少3年之久；齊宣王時再度游齊，爲客卿，受上大夫之祿，留齊約十餘年。孟子學說的核心是“仁政”。荀子，名況，字卿，又稱孫卿，戰國時趙國人。荀子到齊游學，長期在齊國居住，至齊襄王時三爲祭酒，一直是學界領袖。荀子吸收了孔子、晏嬰的禮治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並突出地發展了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完成了齊文化對儒學的融合，成爲先秦文化集大成者和百家爭鳴的總結性人物。　　
墨家學派
　　代表人物宋鈃，戰國宋人，齊宣王時的著名稷下先生。宋鈃以救世爲己任，提出了一系列治理社會主張，“情欲固寡”說，是其政治思想的理論根據。所謂“情欲固寡”，是認爲人生而少欲，是一種本性，而貪欲、多欲是不符合人的本性的。
　　
縱横家學派
　　產生於戰國時期，代表人物是淳於髡。淳於髡，複姓淳於，單名髡，齊人，以博學善辯著稱，被齊威王立爲“上卿”，賜“上大夫”之職，爲齊國振興和稷下學宮興盛，做出了傑出貢獻。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主張禮、法兼用而傾向法治。　
　
名家學派
　　主要代表人物有尹文、兒說等。尹文，齊人，主張“以實務名”說：他要求人們按事物的本來面目認識事物，“名”一定要符“實”，反對名實不符。兒說，善於辯說，以“ 白馬非馬”之論摺服稷下學宮中眾多的著名辯士。　
　
管仲學派
　　管仲學派在稷下學宮中具有擧足輕重的地位。《管子》一書博大精深，涉及經濟、政治、軍事、論理、哲學、自然科學諸多方面。　
　
兵家學派
　　稷下學宮有的學者，對軍事理論有深刻的研究，於是產生了稷下兵家學派。《司馬法》、《子晚子》就是在齊威王的組織領導下，由稷下兵家學派的學者編著而成的。
　　此外，稷下學宮還有道家、農家、小說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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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爭鳴（齊國）之稷下學宮
稷下是齊國國都城門，位於齊國國都臨淄（山東淄博）稷門附近。
稷下學宮百家爭鳴議題：
王霸之辯
義利之辯
天人之辯
人性善惡之辯
 
稷下學宮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學府。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這場不可多見，蔚為壯觀的“百家爭鳴”，是以齊國稷下學宮為中心的。它作為當時百家學術爭鳴的中心園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學術爭鳴局面的形成。
稷下學宮在其興盛時期，曾容納了當時“諸子百家”中的幾乎各個學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農，陰陽，輕重諸家稷下。學宮在其興盛時期，匯集了天下賢士多達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學者如孟子，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申不害，接輿，季真，環淵，彭蒙，尹文，田巴，兒說，魯仲連，鄒爽，荀子等。尤其是荀子，曾經三次擔任過學宮的“祭酒”（學宮之長）。
稷下學宮的學術博大精深，包含了當時各家各派的思想。就儒學而言，曾在稷下學宮中有影響的儒家學者，前有孟子，後有荀子。“鹽鐵論·論儒”中記：“。齊宣王褒儒尊學，孟坷;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論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幹有餘人”現代學者錢穆認為這段史料不可靠，孟子不是“稷下先生”，但有不少學者不同意錢穆的觀點。不管孟子是否稷下先生，可以確定的是，孟子長期居齊，他的思想頗受稷下學者的影響，如孟子關於“養浩然之氣”的思想，就有學者認為是受稷下先生宋鈃，尹文“氣論”的影響。至於荀子，則是稷下學宮的最後一個大師，他立足儒家，對稷下學術進行了全面的批判總結，從人性論，認識論，政治理論，天人關係等諸方面對稷下學術進行了吸取和修正，從而將諸子學術推向高潮，成為戰國諸子學的真正結者，其中對後世最有影響的就是荀子的“禮法結合”的政治思想。
 
前386年，失去社會支持的姜氏失去政權，經過幾代努力而獲得齊國上下廣泛支持的田氏，取代姜氏，田和成為齊國國君。
田齊第三代國君齊桓公田午（前374年 - 前357年在位），為聚集人才，在齊國國都臨淄西門外創建稷下學宮，將學者封為“大夫”學宮延續至末代齊王田建時期方才衰弱。這個學宮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才消失，和田齊政權存在時間基本一致。
稷下學宮創建於齊威王初年，是齊威王變法改革的產物。齊威王是田齊桓公的兒子，於前356-前321年在位，共36年。齊威王初即位時，喜好聲色，飲酒作樂，常常通宵達旦而不理朝政。但很快在鄒忌，淳于髠的勸諫下振作起來，決心改變齊國的現狀，進行變法改革。
稷下學宮的創建當是齊威王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齊威王之所以創建稷下學宮，除了受魏文侯尊禮子夏建立西河之學的影響和廣開言路之外，更有他為鞏固田氏政權的統治的苦衷。
稷下學宮實行“不任職而論國事”，“不治而議論”，“無官守，無言責”的方針，學術氛圍濃厚，思想自由，各個學派並存。人們稱稷下學宮的學者為稷下先生，隨其門徒，被譽為稷下學士。
齊宣王（前319年 - 前301年在位）時期，採取了更加開明的政策，“趨士”，“貴士”，“好士”，稷下學宮的規模和成就達到頂峰齊宣王。對稷下學宮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當時，四方遊士，各國學者紛至沓來，“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儒，道，名，法，墨，陰陽，小說，縱橫，兵家，農家等各家學派林立，學者們聚集一堂，圍繞著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禮法，王霸，義利等話題，展開辯論，相互吸收，共同發展，稷下學宮達到鼎盛。世稱“百家爭鳴”。對此，司馬光在“稷下賦”中說：“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
齊閔王（即齊湣王，前301年 - 前284年在位）後期，不聽諫言，鄒衍很快離開齊國去了燕國，隨後，齊幾乎為燕將樂毅攻滅。
齊襄王（前283年 - 265年在位）時期，齊國重建，雖然努力發展稷下學宮，但是稷下學宮仍然沒有能夠恢復到鼎盛時期的面貌。
稷下學宮是齊國君主諮詢問政及稷下學者議論國事的場所。齊國執政者不惜財力物力創辦稷下學宮，實行各種優惠政策，招攬天下有識之士，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利用天下賢士的謀略智慧，為其完成富國強兵，爭雄天下的政治目標服務。
齊王向稷下學者諮詢國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學者發揮了智囊團的作用，稷下學宮也因此成為一個政治諮詢中心。稷下學者進言，齊王納言，是稷下學宮作為政治諮詢中心的一大特色。
稷下學宮具有培養人才，傳播文化知識的性質，被後人稱為“田氏封建政權興辦的大學堂”，“齊國的最高學府”。
稷下學者總是針對當時的熱點問題闡述政見。他們學識淵博，長於分析問題，在表述上旁徵博引，窮盡事理，具有一定的理論性和學術性。同時，由於稷下學者學派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案有異，而會競長論短，爭論不已。最終促進了稷下學宮在學術上百家爭鳴的局面的形成，使稷下成為當時發展學術，繁榮學術的中心。在學術上，稷下學宮具有兼容百家之學，多元思想並立，各家平等共存，學術自由，相互爭鳴，彼此吸收融合等多方面的特點。
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諸子百家薈萃的中心，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五行家，縱橫家，兵家等各種學術流派，都曾活躍在稷下舞台上稷。下學者因政治傾向，地域文化，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的差異，各有自己的思想體系，從而使稷下學宮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在這種形勢下，稷下各家為求得自身的存在與發展，相互間展開論爭，使稷下學宮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面。在論爭中，不僅充分展示了各自的理論優勢，而且使學者們也認識到各自的理論弱點，促使他們不斷吸收新思想，修正，完善，發展自己的學說。論爭促進了不同學術見解的思想滲透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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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之學產生於戰國時期的齊國。黃是指黃帝，老是指老子。它的基本體系是由稷下學者首先建立的，因此，在我們提及黃老之學時，首先考慮到的是稷下黃老學派。
　　據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慎到、田駢、接予、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
　　《管子》一書中的《白心》、《內業》、《心術》上下這四篇文章，揭示了黃老之學的基本內容和特徵，即道與氣、道與法、道與術及修身與治國相結合。有人認為，黃老之學就是"道德形名之學"，它的核心是"形名之術"，即君主用以審核臣下言行、整飭吏治的權謀策略。（知水：《黃老之學源於秦楚說質疑》，載《管子學刊》1989年第4期）
　　稷下黃老之學是齊國適合田齊政權統治的需要土生土長的學說，是管仲學派學術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產生於齊，興盛于齊，影響至漢初。它在戰國中期一產生，就成為稷下學宮中的一個議論話題，並廣泛傳播開來。到了戰國後期至西漢初期，黃老之學的研究中心由稷下學宮轉移到了齊國的高密、膠西地區。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及師承關係，司馬遷在《史記》中作了記述。司馬遷說：“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東臣公教蓋公。蓋公教于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樂毅列傳》）可見漢初黃老之學很興盛，以至於漢惠帝時齊丞相曹參特意用厚禮將精通、傳播黃老之學的蓋公請到相府。司馬遷對這件事情是這樣記述的：曹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史記·曹相國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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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之學產生於戰國時期的齊國。黃是指黃帝，老是指老子。它的基本體系是由稷下學者首先建立的，因此，在我們提及黃老之學時，首先考慮到的是稷下黃老學派。
　　據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慎到、田駢、接予、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
　　《管子》一書中的《白心》、《內業》、《心術》上下這四篇文章，揭示了黃老之學的基本內容和特徵，即道與氣、道與法、道與術及修身與治國相結合。有人認為，黃老之學就是"道德形名之學"，它的核心是"形名之術"，即君主用以審核臣下言行、整飭吏治的權謀策略。（知水：《黃老之學源於秦楚說質疑》，載《管子學刊》1989年第4期）
　　稷下黃老之學是齊國適合田齊政權統治的需要土生土長的學說，是管仲學派學術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產生於齊，興盛于齊，影響至漢初。它在戰國中期一產生，就成為稷下學宮中的一個議論話題，並廣泛傳播開來。到了戰國後期至西漢初期，黃老之學的研究中心由稷下學宮轉移到了齊國的高密、膠西地區。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及師承關係，司馬遷在《史記》中作了記述。司馬遷說：“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東臣公教蓋公。蓋公教于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樂毅列傳》）可見漢初黃老之學很興盛，以至於漢惠帝時齊丞相曹參特意用厚禮將精通、傳播黃老之學的蓋公請到相府。司馬遷對這件事情是這樣記述的：曹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史記·曹相國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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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煙塵中的“稷下學宮”
           魯先聖
    在魯中地區的臨淄，有一座被稱為世界歷史上第一所大學的“稷下學宮”深藏在歷史的煙雲之中。儘管經過了兩千年的歲月滄桑，但是它在歷史長河中曾經的輝煌和燦爛，依然光彩奪目。
戰國時期，齊國的國君為聚集人才，在齊國都臨淄西門外創建稷下學宮，將學者封為“大夫”。學宮延續至末代齊王田建時期方才衰弱，直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才消失。“稷”是齊都臨淄一處城門名，“稷下”即齊都臨淄城稷門附近，齊國君主在此設立學宮，學宮因處稷下而稱“稷下學宮”。
    這座存在時間長達百年的學宮，在中國古代學術爭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甚至成為了“百家爭鳴”的代名詞，自由論辯的學術風氣使其成為那個時代的學術聖地。各個流派的學術精英往來穿梭，學多流傳後世的著作在這裡寫成，而且，造就了一代代以政論學為主業，以思辨為風尚，個性鮮明的“稷下先生”。正是他們，直接參與、促成了這一時期最熱烈、最持久、最有影響的“百家爭鳴”。而“稷下先生”，也由此成為中國古代文化史上一個特殊的名詞，它代表著一個學術思辨的群體，一段特殊的文化貢獻，一種特殊的文化人格。
    稷下學宮實行“不任職而論國事”、“不治而議論”、“無官守，無言責”的方針，學術氛圍濃厚，思想自由，各個學派並存。人們稱稷下學宮的學者為稷下先生，隨其門徒，被譽為稷下學士。
　　這樣一個學術沸騰的中心出現在齊國並不意外。從齊國的經濟狀況來看，齊國自步入春秋之後，就成為當時的大國強國，齊桓公時任用管仲為相，九合諸侯，居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到了公元前481年，田成子殺死齊簡公取代姜齊之後，齊國的國勢更為強大；其疆域遼闊，成為國土面積為方圓二千里的“四塞之國”，曾與西方的秦國並稱為東西二強。據歷史記載，當時齊國的農業之富，“粟如丘山”；魚鹽之利“通輸海內”，實業之厚，“冠帶衣履天下”。齊國都城臨淄農工商並重，經濟繁榮，人丁興旺，已是擁有“七萬戶”的大都市了，雄厚的經濟實力為稷下學宮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齊國統治者雄心勃勃，素有“以一服八”的壯志，為了實現以齊國王天下的雄心壯志，他們急需通過各種方式，尤其是需要通過辦學的方式為統一大業奠定思想基礎和人才准備。          
齊威王即位，為革新政治，選賢任能，廣開言路，進一步擴建了稷下學宮。齊宣王時期，採取了更加開明的政策，“趨士”、“貴士”、“好士”，稷下學宮的規模和成就達到頂峰（濫竽充數這個典故就和齊宣王有關）。齊宣王對稷下學宮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當時，四方遊士、各國學者紛至沓來，“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儒、道、名、法、墨、陰陽、小說、縱橫、兵家、農家等各家學派林立，學者們聚集一堂，圍繞著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禮法、王霸、義利等話題，展開辯論，相互吸收，共同發展，稷下學宮達到鼎盛。世稱“百家爭鳴”。對此，司馬光在《稷下賦》中說：“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
　　然而，齊閔王后期，不聽諫言，鄒衍很快離開齊國去了燕國，隨後，齊幾乎為燕將樂毅攻滅。齊襄王時期，齊國重建，雖然努力發展稷下學宮，但是稷下學宮仍然沒有能夠恢復到鼎盛時期的面貌。
　　稷下學宮最有名的兩個人是孟子和荀子。兩人都曾在稷下學宮任職，荀子在齊襄王時期曾三為“祭酒”。當時稷下學士上千人。稷下學者待遇極高，齊宣王曾賜76 “上大夫”頭銜。給他們修建高大的住所。還將淳于髡、孟軻、荀況還被尊為卿。那個時候孟子出趟門都差不多有十幾輛車跟著，學生上百人，十分風光。
稷下學宮本身有很多功能：其成員即可以充當政府的智囊團，又著書立說進行學術研究，由於廣收門徒，還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可以說是一所非常成功的大學。戰國時期，三晉紛亂，楚則保守落後，秦雖是新興，文化未盛，齊幾乎始終領導文化潮流。而中國自秦以後的各種文化思潮，差不多都能從稷下找到源頭。如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儒學，基本上是孟、荀兩派理論的交替使用；再如鄒衍的陰陽五行學說，一直在中國盛行，並且是中醫學的理論基礎；此外還有在漢朝早年流行的黃老思想。
　　在中國幾千年曆時中，稷下學宮學術氛圍之濃厚，思想之自由，成果之豐碩，都是獨一無二的。從稷下學宮的施行方針及其成果意義來說，稷下學宮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世界歷史上真正的第一所大學，第一所學術思想自由、學科林立的高等學府。
    稷下學宮創始於齊桓公田午執政之時，先後經過齊成王、齊宣王、齊餉王、齊襄王、齊王建六代，歷時一百四五十年，其創辦之早，持續時間之長，對後世影響之大，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無與倫比的。
    正是在稷下，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達到了高潮頂峰。直到今天，歷史的煙雲和時間的塵埃，依然遮掩不住它的包容、寬鬆和思辨，儘管“稷下先生”的真知良言已經濃縮成了歷史的只言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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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中國最好的大學，可勝哈佛劍橋
2017-06-16 由 哲學小故事 發表于文化
先來看看知名校友：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五行家、縱橫家、兵家等各種學術流派，都曾活躍在這裡。孟子、荀子、淳于髡、鄒衍、慎到、申不害等2000餘位賢人。什麼《黃帝四經》、《管子》都在這裡誕生的。《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說：「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再來看看評價：國學學者鄧實在《古學復興論》中說：「周秦諸子之出世，適當希臘學派興盛之時，繩繩星球，一東一西，後先相映，如銅山崩而洛鍾應，斯亦奇矣！」。希臘學派中，最負盛名的「希臘三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與希臘學園緊密聯繫在一起，而稷下學宮則是戰國百家爭鳴的中心所在，「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這兒形成了一個最高峰」。
學風：稷下學宮實行「不任職而論國事」、「不治而議論」、「無官守，無言責」的方針，學術氛圍濃厚，思想自由，各個學派並存。人們稱稷下學宮的學者為稷下先生，隨其門徒，被譽為稷下學士。
稷下學者總是針對當時的熱點問題闡述政見。他們學識淵博，長於分析問題，在表述上旁徵博引，窮盡事理，具有一定的理論性和學術性。同時，由於稷下學者學派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案有異，而會競長論短，爭論不已。最終促進了稷下學宮在學術上百家爭鳴的局面的形成，使稷下成為當時發展學術、繁榮學術的中心。
在學術上，稷下學宮具有兼容百家之學，多元思想並立，各家平等共存，學術自由，相互爭鳴，彼此吸收融合等多方面的特點。
稷下學者因政治傾向、地域文化、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的差異，各有自己的思想體系，從而使稷下學宮形成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
稷下學者取得了豐碩的學術研究成果。僅就稷下學者的著作來看，其思想內容博大精深，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哲學、歷史、教育、道德倫理、文學藝術以及天文、地理、歷、數、醫、農等多學科的知識。這些著作的問世，不僅極大地豐富了先秦思想理論寶庫，促進了戰國時代思想文化的繁榮，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發展。
主要成果：
1、王霸之辯
春秋戰國時期，群雄並起，稱霸爭雄，社會處於激烈動盪與變革之中，中國走向統一的大趨勢已露端倪。怎樣實現由亂到治、由分裂到統一？是實行王道還是霸道？稷下學者展開了大爭論。儒家大師孟於明確主張重王道輕霸道。他認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孫丑上》）。所謂的「霸道」，是仗恃國家實力的強大，假借仁義的各義，來稱霸諸侯，征服天下。他反對霸道，認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所謂「王道」，是依靠道德禮教而實行仁義，經仁義教化征服天下。他主張實行王道，因為這是「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也」。所以，當他的學生公孫立問他「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難道還不值得學習」時，他表現出不屑一顧，認為「以齊國來統一天下，易如反掌」。而公孫丑將他與管仲相比時，他更是憤憤然了。荀子則有所不同，他雖然崇尚王道，但面對當時盛行霸道的現實和對齊文化的吸收，也談霸道。實際上他是主張在王霸井容的前提下，以王道為本（參見《荀子•王霸》）。管仲學派與孟、荀的王霸論又有所異。管仲學派主張王霸並舉，是實行王道還是實行霸道，要針對具體情況而定，即「霸王者有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他們認為，「強國眾，合強以攻弱，以圖霸；強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強國眾，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強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還說：「戰國眾，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管子•霸言》）可見，管仲學派的王霸學說更適合當時的時勢，更具有現實性。
2、義利之辯
孔子首先提出義與利的分別，並把追求義還是追求利作為劃分君子和小人的標準，認為一個真誠的君子應以義為原則，依照禮的要求去實行它，用謙虛的語言去表述它，以誠實的態度去完成它，這才是仁義的君子，而那種：「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則不足以稱為君子。但孔子並不完全否定利，他曾說過：「因民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孔子反對的是只追求個人的私利，要求君子「見得思義」。如果利不符合道義的要求，就應不顧個人利害、得失、甚至不惜犧牲個人之生命，舍利而取義。儒家思想中，義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對利的追求與獲取，不僅要受義的制約，必要的時候，因義而要放棄利，這就是儒家重義輕利的價值取向。
荀子主張先義後利，「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荀子·榮辱》）孟子答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也把義和利看作是矛盾的，強調要貴義賤利。墨子的說法與儒家不同。他認為「義，利也」（《墨子·經說上》），主張義和利是一致的。西漢董仲舒概括孔孟的義利觀，提出「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的論點，強調道義和功利不能並存。他的這個觀點對後來影響很大。宋代又就義利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辯。程顥、程頤、朱熹等堅持董仲舒的觀點，認為道義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程顥說：「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二程語錄》）陳亮、葉適則認為道義和功利並不矛盾，功利體現在道義之中，離開功利無所謂道義。葉適說：「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習學記言》）後來清顏元也認為義利不能偏廢，應該並重。他反對董仲舒的觀點，把董的話改為「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四書正誤》）
3、天人之辯
天與人，或說天道與人道，是中國哲學史上一對古老而又極其重要的範疇。中國古代哲學的產生與發展同天人之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天人之辯，首先要回答天是什麼，然後再回答天與人的關係如何。
稷下各學派圍繞天與人進行了交流與爭鳴。孟子認為，天是人事的最高主宰，天命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在孟子看來，人民的降生。事業的成敗、帝王的權位、天下的治亂，都是天的指令。實際上，孟子將天看成是一個至高無上的無所不能的精神性的實體。由此，他沿著「盡心、知性、知天」的思維模式和認識路線，建構了「天人合一」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
荀子關於天人關係的認識與孟子大相逕庭。荀子認為，天就是自然界，其運行變化具有規律性，這種運行變作的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即：「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荀子•天論》）荀子還認為，人是天下最珍貴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並且不是一般的部分，而是特殊的一部分。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王制》）荀子基於對天人關係的唯物主義認識，提出了「明於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輝思想，代表著稷下學宮中關於天人關係認識路線的一翼。
管仲學派對天人之辯的回答也是唯物主義的，而且更具有現實性，比如《管子，度地》將能根除水、旱、蟲等五種災害說成是人能主宰自然界。從具體的改造自然的實踐中認識天人關係。"
4、人性善惡之辯
稷下學宮中，關於人性的善惡之辯，主要有三種代表性看法。這就是孟子的性善論、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論、荀子的性惡論。
孟子的性善論：孟子說：「人之性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顆；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告子上》）可見，孟子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和生來就具有仁、義、禮、智四種善端。至於人做了不善的事，不是因為其本性不善，是由於他自己不把握自己，被形勢左右所致。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論。告子說：「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告子上》）
告子的無善無惡論：《孟子·告子上》：「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告子認為，人性無所謂善惡，就象水流不分東西，水本身沒有流向，依靠地形來決定流向。告子是「人性無善惡」，道家是「人性超善惡」 。
荀子的性惡論：荀子說：「好惡、喜怒、哀樂，夫是之謂天情。」又說：「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荀子和孟子一樣，認為食色喜怒等是人的先天性情，是人情之所不能免，是人所共有的。但是，在性情與仁義的關係上，荀子則與孟子不同。孟子把食色和仁義都看作是出於先天的人性，其中仁義是大體，食色是小體；仁義好比是熊掌，食色是魚。荀子則認為人性只限於食色、喜怒、好惡、利慾等情緒慾望，不論「君子」「小人」都一樣。所以荀子說：「人之生也固小人。」「人之生也固小人」就叫作「性惡」。至於仁義，則是由後天所學、所行、所為而獲得的。
馮友蘭先生說：
「荀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惡學說。這與孟子的性善學說直接相反。表面上看，似乎荀子低估了人，可是實際上恰好相反。荀子的哲學可以說是教養的哲學。他的總論點是，凡是善的、有價值的東西都是人努力的產物。價值來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創造。正是在這一點上，人在宇宙中與天、地有同等的重要性。」「照荀子所說，凡是沒有經過教養的東西不會是善的。荀子的論點是：『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偽，就是人為。」「禽獸有父子，有牝牡，這是自然。至於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則不是自然，而是社會關係，是人為和文化的產物。它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精神的創造。人應當有社會關係和禮，因為只有它們才使人異於禽獸。從這個方面的論證看來，人要有道德，並不是因為人無法避開它，而是因為人應當具備它。」
此外，稷下學宮百家爭鳴的內容還很多，如攻伐寢兵之辯、名實之辯、世界本原之辯等等。
簡介：稷下學宮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學府。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這場不可多見、蔚為壯觀的「百家爭鳴」，是以齊國稷下學宮為中心的，官學為黃老之學。它作為當時百家學術爭鳴的中心園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學術爭鳴局面的形成。
稷下學宮是齊國君主諮詢問政及稷下學者議論國事的場所。齊國執政者不惜財力物力創辦稷下學宮，實行各種優惠政策，招攬天下有識之士，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利用天下賢士的謀略智慧，為其完成富國強兵、爭雄天下的政治目標服務。因為他們懂得：「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於賢」（《說苑·尊賢》）的道理。而被稷下吸引來的稷下學者都有著積極參與現實的功業思想，他們高議闊論、競相獻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張被齊國執政者所接受、採納。《新序·雜事》說：「稷下學者喜議政事。」《史記·孟荀列傳》說：「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學者……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 齊王向稷下學者諮詢國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學者發揮了智囊團的作用，稷下學宮也因此成為一個政治諮詢中心。例如，淳于髡曾用隱語諫威王，使之戒「長夜之飲」，從消極悲觀中振作起來，親理國政，奮發圖強；他又以「微言」說齊相鄒忌，敦促其變法革新。齊宣王與孟子曾多次討論政事，探求統一天下的途徑。王斗曾直面批評宣王「好馬」、「好狗」、「好酒」，獨不「好士」，直到宣王認錯、改錯為止，「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戰國策·齊策四》）。
稷下學宮又具有培養人才，傳播文化知識的性質，被後人稱為「田氏封建政權興辦的大學堂」，「齊國的最高學府」，其在教育史上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作為教育功能，與後代學校相比，它既有一般學校的特點，又有歷史的獨特性。稷下學宮具有一般學校的性質和活動特點。首先學宮具有規模宏大的校舍條件，「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崇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正說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並且相當宏偉壯觀。其次，有眾多的師生在開展較正規的教學活動。《戰國策》載田駢有「徒百人」，《孟子》記載孟子出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稷下最為前輩的學者淳于髡也有「諸弟子三千人」之稱（《太平環宇記》引《史記》）。宣王時，稷下的師生數量多達「數百千人」。由此可見師生人數之眾。如此師生濟濟一堂，定期舉行教學活動，再次，稷下學宮有較嚴格的規章制度。根據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職》篇當是稷下學宮的學生守則，裡面從飲食起居到衣著服飾，從課堂紀律到課後複習，從尊敬老師到品德修養，都規定得詳細嚴格。從此，可見當年稷下學宮的規章制度也是健全、嚴格的。
稷下學宮創建於齊威王初年，是齊威王變法改革的產物。齊威王是田齊桓公的兒子，據《竹書紀年》推算，他於公元前356-前321年在位，共36年。齊威王初即位時，喜好聲色，飲酒作樂，常常通宵達旦而不理朝政。但很快在鄒忌、淳于髡的勸諫下振作起來，決心改變齊國的現狀，進行變法改革。
齊威王是個有雄心壯志的國君，他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精神，任用鄒忌為相，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進行變法改革。他從考核官吏，賞罰分明，樹立清廉的風氣入手，烹了阿大夫，封賞了即墨大夫，並「謹修法律」，實行法治。他還廣開言路，獎勵批評，從而揭露弊政，以便於改革；重視人才，選賢任能；加強邊防，積極奮戰。齊威王不以珠玉為寶，而以人才為寶。戍守邊防的田忌、檀子、黔夫等都能獨當一面。而且用人不受宗室血緣關係的限制，往往破格提拔。鄒忌出身為布衣之士，孫臏是從魏國逃來的「刑餘之人」，淳于髡本是髡鉗家奴，為贅婿，都被委以重任，位在上大夫之列。
稷下學宮的創建當是齊威王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徐幹《中論·亡國篇》說：「齊桓公（威王）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
齊威王之所以創建稷下學宮，除了受魏文侯尊禮子夏建立西河之學的影響和廣開言路之外，更有他為鞏固田氏政權的統治的苦衷。據《史記》記載，田氏欲代姜氏有齊國，非一世也。其中田常（田成子）殺齊簡公是最重要的一步。當田常已經殺了簡公，害怕諸侯們群起而攻之，於是「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三晉、韓、趙、魏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可見，田氏取代姜氏的過程中，在外交、內政上作了大量的工作。到太公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又在濁澤與魏文侯會盟，請魏文侯出面求立為諸侯，得到周天子與諸侯們的同意，才於「康公三十九年（公元前386年）田和立為齊侯」。田齊政權的建立，也是來之不易，而且害怕落個篡弒的惡名，他們總不忘為「田氏代齊」的合理性製造輿論。因此，齊威王創建稷下學宮是下了很大本錢的。稷下學宮規模宏大，「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稷下先生們也受到尊寵，到齊宣王時，「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徙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以致稷下先生多達千有餘人，而稷下學士有「數百千人」。由於稷下學宮集中了一大批知名學者，因此便出現了《黃帝四經》、《管子》等一大批著名黃老道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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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劇 大秦帝國：「稷下學宮」之 王霸之辯 和 義利之辯
2017-02-25 由 小一時空 發表于文化
據史料載，「稷下學宮」在歷史上曾有過多場可載入史冊的學術大辯論。
其中最為著名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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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霸之辯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處於激烈動盪與變革之中，中國走向統一的大趨勢已露端倪。怎樣實現由亂到治、由分裂到統一？
儒家大師孟子明確主張：重王道輕霸道。
他認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所謂的「霸道」，是仗恃國家實力的強大，假借仁義的各義，來稱霸諸侯，征服天下。
所謂「王道」，是依靠道德禮教而實行仁義，經仁義教化征服天下。他主張實行王道，因為這是「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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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則有所不同，他雖然崇尚王道，但面對當時盛行霸道的現實和對齊文化的吸收，也談霸道。
實際上他是主張在王霸井容的前提下，以王道為本（參見《荀子•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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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學派與孟、荀的王霸論又有所異。
管仲學派主張王霸並舉，是實行王道還是實行霸道，要針對具體情況而定，即「霸王者有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
他們認為，「強國眾，合強以攻弱，以圖霸；強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強國眾，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強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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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有學者分析：管仲學派的王霸學說更適合當時的時勢，更具有現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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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利之辯
孟子繼承了孔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的思想，把義和利絕對對立起來。
認為追求利必然損害義，為了保拿義，要「捨生而取義」，「二者不可得兼」（ <告子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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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則衝破儒家義利觀的藩籬，在義利關係問題上的認識與社會現實聯繫在一起。
他認為；「義與利，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人之欲利，……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也。」（《荀子•大略》）
人們對利的追求具有合理性，是人的本性，並舉例說：
"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舜之所同也。「（《非相》）
"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性情者也。」（《性惡》）
荀子在認為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具有合理性的同時，又認為這種追求要保持一定的度，不能放縱。放縱逐利，就會導致社會的混亂。
他在《禮論》中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窮。」
那麼，怎樣才能使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保持一定的度呢？
荀子認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制禮義以分之"（《王制》）。
用禮義把人們劃分為不同的等第，用禮義制約人們的物質慾望，教育人們"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導"（《榮辱》），反對"'唯利之求"（《王霸》）。
這樣做了，國家就會平治，反之，則會出現亂世。
即所謂："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
由此可見，荀子的義利觀較之孟子的義利觀少有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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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學派對義利關係的看法是義利並重。
他們認為："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權修》）。
講禮義教化，不忘記物質利益的激勵功能；講物質利益，也不忘記禮義教化的引導作用。
二者相得益彰，相輔相成。
故《版法》在講了"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之後，緊接著說："旦暮利之，眾乃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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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之文明史，中國先哲們思想之深邃，總是讓人嘆為觀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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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爭鳴中的學術中心:稷下學宮
2016-05-21 由 光明網 發表于文化
□小唐整理
1949年,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在其著作《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了「軸心時代」的理論。雅斯貝斯認為,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在軸心時代里,各個文明都發生了非常的文化事件,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最終形成了希臘、印度、中國三大古典文化中心。這些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影響著人類的生活。
雅斯貝斯所指的中國的軸心時代,就是春秋戰國時期。被稱為諸子百家的各個學派、各種思想交錯碰撞,相互批評排斥,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為後世所稱道的「百家爭鳴」盛況,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寫下了最為絢爛的一筆。
公元前387年,古希臘著名哲學家柏拉圖,在雅典郊外創立了阿卡德米學園,俗稱雅典學院,講授哲學、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心理學、音樂理論等。雅典學院是古希臘的學術中心,會集了當時最著名的思想家、科學家以及追隨他們的眾多弟子。
大約同時,在東方,在中國,也有一座這樣的學術中心――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遺址
和希臘的阿卡德米學園不同,稷下學宮是由官方創辦的。大約在田齊太公時,齊國就設置了學宮,招攬學者到學宮講學,兼做政治諮詢。因為學宮靠齊都臨淄的稷門而設,得名「稷下學宮」,到稷下講學的學者被稱為「稷下學士」。田齊政權給稷下學士以優厚的待遇,並營造了相對寬鬆的學術環境,讓他們「不治而議論」。稷下學宮在齊宣王時期達到鼎盛,而它的學術活動,一直持續到齊王建時期,至田齊滅亡才宣告結束,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幾乎和戰國田齊的歷史相始終。
會聚在稷下學宮的學者,被後世統稱為稷下學派。事實上,稷下學宮並不存在一個單一的學派,而是包含了儒、道、法、名、兵、農、陰陽等諸家學派。稷下學士們在學宮授徒講學、著書立說,他們相互辯論,又相互汲取,成為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標誌。遺憾的是,稷下學士們的著作大多失傳了,傳世的託名為管仲所作的《管子》,一般被認為是部分稷下學者的論文集。《管子》書中體現的學術融合、兼容並包的傾向,正是典型的齊稷下學術的特色。
對於稷下學宮,郭沫若曾高度評價說:「這稷下之學的設置,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在有劃時代的意義……發展到能夠以學術思想為自由研究的對象,這是社會的進步,不用說也就促進了學術思想的進步」,「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這兒,形成了一個最高峰」。
儒家亞聖孟子、陰陽家創始人鄒衍、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都穿梭其中,傳為千古美談。
宣揚仁政主張的孟子
孟子名軻。在山東,距離曲阜五十多公里的鄒城是孟子的家鄉。孟子發展了孔子關於「仁」的學說。他認為人性本來都是善的,推廣自己的善心,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這就是仁。他有一個著名的命題,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希望統治者能行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雖然也主張統一,但他反對爭於利的兼并戰爭,主張實行「王道」。
和孔子一樣,孟子也帶著他的弟子們周遊列國,宣傳他的仁政主張。但和孔子困厄陳、蔡,惶惶如喪家之犬不同,孟子在各國都受到了統治者的厚待。當年,在魏國國都大梁,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對話流傳至今。
梁惠王說:「老先生,您不遠千里而來,將會給我國帶來什麼利益呢?」孟子卻毫不客氣地回答:「王,為什麼一定要說利益呢?只要有仁義就足夠了。」對話中的魏國國君梁惠王,早已淹沒於歷史的塵埃當中,孟子的名字卻深深地印在了中國歷史當中。
被後世尊崇為亞聖的孟子,第一次向一國之君闡述行仁義、施王道,後人為此專門修建游梁祠來紀念孟子。相傳,游梁祠的大門前曾經書寫著這樣一副對聯:千里而來,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對梁惠王絕望了,最終離開了魏國。
離開魏國後,孟子轉赴齊國,他對齊國抱有很大的希望,尤其想儘快到達稷下學宮。到達齊國後,孟子受到很高的禮遇,他繼續宣傳和發揚他的「仁政」學說,提出了他的著名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鄒衍與陰陽五行
戰國的稷下學士中,還有一位宣揚陰陽五行、五德終始學說的學者鄒衍。
鄒衍在稷下學宮學習的時候,曾先學儒術,後「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鄒衍的學說看似迷信,但他觀察世界的視野以及廣博的知識,卻令世人震驚。鄒衍喜歡談天事,被稱為「談天衍」。他創立了影響中國兩千多年的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剋的理論,後來被作為王朝更迭的理論依據。尤其令人驚奇的是,鄒衍在總結前人對地理知識認知的基礎上,加以推理想像,提出了驚世駭俗的假說――大九州說。
鄒衍認為,中國叫赤縣神州,在中國之外,還有八個像赤縣神州一樣大的州,合成一個大州,而這樣的大州又有九個,周圍有大瀛海環繞。中國只是整個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鄒衍的大九州說體現了戰國時期的學者對世界的思考。
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
荀子曾經三次擔任稷下學宮的學宮長,是戰國時期最著名的學者,也是儒家的集大成者。然而,荀子沒有出現在孔廟配享的塑像群中,並不是人們的疏忽,而是他的主張在強調仁、義、禮、智、信的儒家中,顯得非常另類,長久沒有得到認可。
自漢代開始,在祭祀孔子的時候,開始有其他的儒家人物陪祀。這些陪祀的儒者,都是後人認可的歷朝歷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他們中間有孔子知名的七十二弟子,有戰國的孟子、漢代的董仲舒、南宋的朱熹等人。這些陪祀者數量最為龐大的時候有一百五十多人。他們或者和孔子同處大成殿,或者列於大成殿東西廂房之中,一起享受後人的朝拜。
然而,當人們把最繁盛的香火供奉給萬世師表的孔子以及諸多儒家大賢的時候,更多的人卻沒有注意到,可以比肩亞聖孟子的大儒荀子,卻不在其中。
和孟子提出性善論、講究仁愛不同,荀子提出了性惡說。他認為趨利避害、追求享樂是人的天性,只有通過後天的努力,才能夠使人向善。正因為如此,所以需要禮義來教導民眾,需要法令來制約民眾。
荀子認為,人類不如禽獸有氣力,卻能勝過禽獸,是因為人能夠通過禮法來分清職責,相互合作。所以禮法是統治的要義,統治者要隆禮重法,以外在的法規來規範人民。荀子一改儒家是古非今、緬懷上古的做法,針對儒家「法先王」的主張,提出「法後王」。這使他的思想帶有了因時變革、與時俱進的特點。雖然荀子不能入孔廟配享,但他的思想卻融入到中國古代的統治術中。梁啓超說:「自秦漢以後,政治學術皆出於荀子。」
事實上,荀子的性惡論只是他不能配享孔廟的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是,荀子教出的學生,數千年來一直被儒家所詬病。荀子有兩個非常有名的弟子韓非和李斯,他們聲名顯赫,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面貌,他們為此後的王朝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雜之的統馭之術。
這些異彩紛呈的學說,這些智慧的碰撞,使得戰國時期的學術思想和後代相比,更具創造性和想像力。不過,正如漢代的司馬談指出的,戰國時期的思想家都是從現實需要出發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的。他們治學的出發點是為統治者出謀劃策,他們遊歷列國,也是希望得到統治者的賞識和重用。漢以後,學術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傾向更為明顯,對學問的純學理性的探索則逐漸減少。
《中國通史》(華夏版五卷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撰稿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j6l9k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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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風雲之稷下學宮——百家爭鳴時代的最高學府
2017-03-22 由 猩哥說歷史 發表于文化
稷下學宮創立於公元前4世紀，齊桓公當政時期。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主辦、私家主持的高等學府。據歷史記載，稷下學宮所在地是在齊國首都臨淄的稷門，最早建立之初的目的就是集中一些智慧人物，當成齊國的「智庫」。齊威王繼位時，他發憤圖強，想要讓齊國強盛，決定進行改革，稷下學宮也進入了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
稷下學宮用極其高的待遇召集前來尋聘和自來的各路學者，根據他們的學問、資歷和成就分別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稷下先生」、「稷下學士」等等不同稱號。讓他們自由的發展學派，平等的參與爭鳴。它已經遠遠不是齊國的「智庫」了，而是成了當時最大規模的中華精神匯聚地，最高等級的文化哲學交流地。稷下學宮成為了當時中國歷史學術文化的百家爭鳴的中心。
稷下學宮雖然比較開放，但也不是所有人想進就能進的。那些完全不分等級和品位的爭辯，不能算得上「百家爭鳴」，充其量也只是一群聒噪之人，進來必定會擾亂正常的秩序。這樣下去，稷下學宮也就會成為一個鬧市，而失去建立起來的原有意義。
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大人物基本都來過這裡，容納了「諸子百家」的各個學派，道、儒、法、名、兵、農、陰陽等各大學派都匯聚於此，著名的人物有孟子、慎子、申不害、荀子等等。他們大多像孔子以前一樣帶著許多學生，構成一個龐大的學術團隊。在此期間，學術著作相繼問世，有《田子》、《宋子》、《蝸子》、《捷子》等等。稷下學宮鼎盛時期，匯集的智慧學者達千餘人，有力促成了「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
稷下學宮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作為一個學術機構，他怎麼能夠擺脫齊國的控制，發展成為一個自由的文化學宮呢？稷下學宮的學者不擔任任何官職，所以對於他們所議論的國家大事不負任何的責任。以前的觀點就是只有參與了政事，議論國家政策方針才有效，但這種形式在稷下學宮被完全打破了，不參政，卻可以問政。稷下學宮的學者可以隨時找君主，向國家進諫或者被君主詢問治國方略。孟子就經常和齊宣王討論政策，提出不少自己獨特的觀點，但是齊宣王認為不切合實際，都沒有被採納。
齊國為了自己取代姜齊的合法性，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一直推崇黃老學說也就是道家。但是道家學派的學者所擁有的待遇也並不比其他學派的學者高。後來成為「祭酒」執掌學政的荀子，並不是黃老學派的，卻是儒家集大成者。這就為學宮裡的「百家爭鳴」提供了平等的基礎，各學派的學者言論自由，爭辯的水火不容，但到最後都達到了共生互補。實現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思想交流意義。
通過稷下學宮的「百家爭鳴」，中華文化成為一種「和而不同」的合力，進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極少數最優秀文化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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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學宮中一共有幾位祭酒 稷下學宮成立的背景
2017-08-10 由 趣歷史 發表于歷史
任何一樣事物的誕生都不是憑空出現的，也不是一朝一夕便能促成的。作為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學府，稷下學宮成立的背景又是什麼呢?在什麼樣的背景下，才促成稷下學宮的成立的?
稷下學宮遺址照片
對於稷下學宮成立的背景，說法不一。由於稷下學宮推行的官學是黃老之學，學術界對於稷下學宮的成立就有了這樣的說法：齊國的田氏政權乃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是一個新的政權。這就需要對這個新的政權的合理性進行辯護，才能夠鞏固統治地位。而老子本是陳國人，田氏的祖先公子完，又剛好是在春秋中期齊桓公時，從陳國避亂逃到齊國的，於是，田氏政權便選擇了同樣源自陳國的老子學說。為了壓倒儒家、墨家等家，老子學說的分量不夠重，於是，齊國就抬出了比堯、舜、禹、神農更早的黃帝來，還將黃帝作為田氏的始祖。由於姜氏的始祖是炎帝，又有黃帝戰勝炎帝的傳說，於是，"田氏代齊"就有了合理的歷史依據。田氏政權也就在齊國站住了腳跟。
所以說，黃老之學在受到齊國封建統治者的支持的同時，還有利用的因素。為了更好地鞏固田氏政權，齊國君主齊威王在齊國進行了變法，其中之一就是設立了以黃老之學為官學的稷下學宮，廣開言路，招賢納士。也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上，稷下學宮的成立，是田氏為鞏固政權所做的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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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學宮中一共有幾位祭酒
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生成地，荀子曾三次擔任過稷下學宮的「祭酒」，那「祭酒」是什麼呢?稷下學宮一共有幾位祭酒呢?
稷下學宮畫像
「祭酒」原為一種用酒祭祀或祭奠的祭祀風俗，後來也指饗宴的時候長者在主位面向南方酹酒祭神的禮儀。同時，「祭酒」還常常被引入官名或者稱謂之中，意思是首席、主管。稷下學宮的「祭酒」取得便是首席主管之意。
那麼稷下學宮「祭酒」一共有幾位祭酒呢?答案當然是一位。稷下學宮的「祭酒」乃是首席、主管的意思，也就是通常說的老大，稷下學宮「祭酒」就是稷下學宮之長，是稷下學宮的老大。
荀子在齊宣王時期進入稷下學宮，歷時數十年之久，期間三出三進稷下學宮，三次擔任過稷下學宮「祭酒」，由此可見荀子在稷下學宮是受到重用的。而稷下學宮又是齊國君主所建，荀子在稷下學宮能夠擔任「祭酒」一職肯定跟齊國君主脫不開關係，也就是說，荀子是受到了齊王的重用的。但是，儒者們卻對荀子非常冷淡。在他們看來，荀子的主張建立在黃老的帝王之術上，雖然裡面也融入了禮法，但是黃老之術的痕跡太重，已經偏離了儒家。
不管怎麼說，都不能磨滅荀子曾受齊王重用的事實，荀子擔任的稷下學宮「祭酒」乃是稷下學宮之長，是稷下學宮的老大，是唯一的稷下學宮「祭酒」。
稷下學宮與雅典學院的比較
在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有一幅反映古典時期學派林立、相互切磋的景象的畫。此畫名為《雅典學院》，由義大利「藝術三傑」之一的拉斐爾所作。而在中國，也有著稷下學宮這樣的學術交流的場所。稷下學宮與雅典學院之間會不會有所關聯呢?
拉斐爾的《雅典學院》
在西方雅典學院的誕生時期，處在戰國時期的齊國出現了一座稷下學宮。稷下學宮因齊國國君建立在齊國國都的臨淄稷門附近而得名，同樣的，雅典學院因位於雅典而得名。稷下學宮與雅典學院都以地名命名，同時，兩者的創建時間非常詳盡，運作方式也幾乎一樣。稷下學宮與雅典學院相隔萬里，卻有著這樣的契合，雖然齊國的稷下學宮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因為與雅典學院相似的運作方式以及功用，人們能夠在拉斐爾的《雅典學院》中，體會到曾經在我們的國土上，也出現過這樣的景象。
稷下學宮本是齊國君主為鞏固政權所設，為的是引進各家各派以方便齊國君主諮詢問政。同時，稷下學宮的設立，也為稷下學者議論國事提供了一個場所。除此之外，齊國的稷下學宮在齊宣王時期，採取了更加開明的政策，各國使者紛至沓來，稷下學宮也就成了一個各家學派之間進行辯論的最佳場所，這與拉斐爾所作的《雅典學院》的景象非常相似，也就是說，稷下學宮與雅典學院的面貌是幾乎一樣的。當年的盛景雖已不復存在，但是通過《雅典學院》，依然能夠體會到當時稷下學宮的狀態。
荀子與稷下學宮什麼關係
荀子是在稷下學宮的興盛時期，也就是齊宣王時期來到稷下學宮的。如果說孟子兩次游齊沒有收到齊國重用的話，那麼荀子也已說是孟子的對立面。為什麼這麼說呢?荀子與稷下學宮又有著什麼樣的故事呢?下面就來看看荀子與稷下學宮吧。
荀子
齊宣王時期，採取開明的政策，因此在稷下學宮幾乎容納了當時「諸子百家」的各個學派，各國學者也紛紛在稷下學宮聚集起來，孟子和荀子就在這些學者之列。
在稷下學宮，各個學派的學子均可自由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學派之間也能相互舉行辯論，以此來分享各自的觀點，互相取長補短。孟子是儒家學派的代表，但是由於齊國君主崇奉黃老之學而不受重用。但是荀子卻不同。荀子與稷下學宮又是怎樣的呢?
在稷下學宮期間，荀子曾三出三進於稷下，歷時數十載，在此期間，他還擔任過三次學宮的「祭酒」。「祭酒」是稷下學宮之長。在荀子擔任「祭酒」期間，形成了有別於鄒魯儒學的學說。
荀子繼承的是稷下道家。但是對於荀子繼承的稷下道家，人們對其評價卻不高。其一是因為荀子的學說遠離了孔孟之道，其二則是荀子的學說有著過重的黃老色彩。由此可見，孟子之類推行儒家道統的學者不受重用，而讓荀子在稷下學宮「混」的風生水起，就是因為荀子所創立的學派本就基於黃老的帝王之術，只是在黃老之術中融合了禮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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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學宮始建於戰國時期哪個國家境內
2017-08-10 由 趣歷史 發表于歷史
稷下學宮又稱稷下之學，是百家爭鳴的中心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百家爭鳴和稷下學宮有關係，更別說知道稷下學宮是個什麼地方了。所以就來看看稷下學宮是哪裡的吧。看看稷下學宮始建於哪個國家。
稷下學宮遺址照片
稷下學宮是世界上第一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學府。擁有這種特殊形式的稷下學宮始建於哪個國家呢?答案是齊國。在戰國時期，齊國是一個東方大國。在齊桓王去世之後，他的兒子齊威王繼承了王位，成為齊國的國君。
齊威王在剛剛繼位的時候，對政治並不感興趣，他天天飲酒作樂，把自己沉浸在聲色犬馬之中。幸虧齊威王本身並不是個驕奢淫惡之人，在鄒忌等人的勸諫之下，齊威王開始振作，秉著「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精神，決心要在齊國進行改革，以改變齊國的現狀。於是，就有了稷下學宮這個齊威王變法的產物。齊威王在齊國的國都臨淄稷門附近設立了一個學宮，為的是廣開言路，給齊國招賢納士，還有鞏固田氏政權。稷下學宮的設立，引來了許許多多的各方學者。正因為在稷下學宮集中了大批的著名學者，一大批的學術著作相繼問世，為百家爭鳴局面的產生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由上，可以得出稷下學宮始建於戰國時期的齊國的結論，而且稷下學宮的位置就在齊國的國都臨淄稷門附近。
荀子與稷下學宮什麼關係
荀子是在稷下學宮的興盛時期，也就是齊宣王時期來到稷下學宮的。如果說孟子兩次游齊沒有收到齊國重用的話，那麼荀子也已說是孟子的對立面。為什麼這麼說呢?荀子與稷下學宮又有著什麼樣的故事呢?下面就來看看荀子與稷下學宮吧。
荀子
齊宣王時期，採取開明的政策，因此在稷下學宮幾乎容納了當時「諸子百家」的各個學派，各國學者也紛紛在稷下學宮聚集起來，孟子和荀子就在這些學者之列。
在稷下學宮，各個學派的學子均可自由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學派之間也能相互舉行辯論，以此來分享各自的觀點，互相取長補短。孟子是儒家學派的代表，但是由於齊國君主崇奉黃老之學而不受重用。但是荀子卻不同。荀子與稷下學宮又是怎樣的呢?
在稷下學宮期間，荀子曾三出三進於稷下，歷時數十載，在此期間，他還擔任過三次學宮的「祭酒」。「祭酒」是稷下學宮之長。在荀子擔任「祭酒」期間，形成了有別於鄒魯儒學的學說。
荀子繼承的是稷下道家。但是對於荀子繼承的稷下道家，人們對其評價卻不高。其一是因為荀子的學說遠離了孔孟之道，其二則是荀子的學說有著過重的黃老色彩。由此可見，孟子之類推行儒家道統的學者不受重用，而讓荀子在稷下學宮「混」的風生水起，就是因為荀子所創立的學派本就基於黃老的帝王之術，只是在黃老之術中融合了禮法而已。
解密齊國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又被稱作稷下之學。齊國稷下學宮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高等學府。它位於齊國的國都臨淄稷門附近。齊國稷下學宮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呢?下面就來了解一下這齊國稷下學宮吧。
齊國稷下學宮畫像
先來看看稷下學宮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吧。稷下學宮的「稷」，是齊國國都臨淄城一處城門的名稱，而「稷下」指的就是齊國國都臨淄城的城門附近的意思，「學宮」就是學習的地方。齊國的君主在齊國的國都臨淄稷門附近設立了一座學宮，就有了稷下學宮這個名字。稷下學宮也被叫做稷下之學。
齊國的稷下學宮是一所官辦的高等學府。但是它並不是在齊國成立之初就存在的。它創建於齊威王初年，是齊威王變法的產物，是他為了鞏固田氏政權的統治的一向重大舉措。當然，這一舉措並不是齊威王自己憑空想出來的，那時候的齊威王受到了魏文侯尊禮子夏建立西河之學的影響，加上想要廣開言路，於是就設立了稷下學宮。在稷下學宮中，推行的官學乃是黃老之學，因為其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當時的稷下學宮幾乎容納了「諸子百家」的所有門派，為之後的「百家爭鳴」創造了條件。稷下學宮的開設，大大的增強了人們的學習熱情，大量學術著作相繼問世，大大地促進了先秦時期學術文化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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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書62：管仲學派探秘
2017-10-17 由 評論部老徐 發表于歷史
此組文章學術性很強，但論述考證人類第一部書，系統來讀，會增長很多文史知識
齊國不但有一個延續上百年的稷下學宮，而且還有一個延續數百年的管仲學派。在《管子十日談》一書中，王德敏就探索了管仲學派及與《管子》成書的關係。
齊桓公時已有《管子》之書。王德敏論述說：關於古代各學派的傳授方式，近代學者余嘉錨曾考證說：「父傳之子，師傳之弟，則謂之家法，六藝諸子皆同。」又說：「周秦兩漢之書，其先多口耳相傳，至後世始著書帛。……故有名為某家之學，而其書並非某人自著者。」(《四庫提要辨證》卷十一，幹部二)管仲學派也不例外。不同的是，管仲時代還沒出現私學，當時仍然「學在官府」。但官學也有一套世代相沿的傳授方式。《荀子.榮辱》篇說：「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侍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可見，當時學習和傳授官學的是「官人百吏」，目的是為了「侍王公」，「取祿秩」。不過傳授的只限官方現行法規、政策等統治之術。管仲身為執政的相國，不可能也不必要私自授徒講學。他的思想理論自有「官人百吏」來學習、傳授和貫徹。然而管仲又是一位改革家，對傳統的官學，並非「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為推行他的改革路線，他要求「官人百吏」傳授和貫徹的已是被他「損益」過的「官學」，其實也就是管仲自己的思想學說。《淮南子·要略》曾指出：「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祟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難怪就連斷言春秋時代無私人著作的清代學者章學誠也不得不承認：「春秋之時，管仲嘗有書矣，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仲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文史通義》)其實，正如余嘉鋁所指出的，「成為某家之學，未必親自所著述」。參照各種信史的記載，《管子》中的「經言」諸篇所記管仲之思想言行，乃「習管氏法者所綴輯」，當無問題。管仲創立了自己的學說，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在齊國推行「四民分業」的政策之後，作為「四民」之一的士，「群萃而州處」，「使就閒燕」，戰時能打仗，平時則以「學」為主，實際上已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再加上他施行的從「為義好學」的基層民眾中選拔優秀官吏的「三選」政策，這都為推行他的學說提供了組織上、制度上的保證，同時也就為管仲學振的形成奠定了社會基礎。
王德敏論證，管仲學說在齊國朝中很普及。據《國語·晉語四》記載，嫁給晉國公於重耳的齊姜，在管仲去世若干年後，用「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的口氣，嫻熟地背誦了管仲一大段「所以紀綱齊國」的話：「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足見管仲的言論，在當時已通過「父傳之子，師傳之弟」等途徑傳承下來。過了幾十年後，人們已經把「立言」作為「三不朽」之一了。(《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由於管仲功業顯赫，「立言」精闢，他的崇拜者和信徒們便把他的言行加以搜集、整理，此即章學誠所謂「記管仲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也。而這些人，應該就是管仲學派最早一批成員了。
王德敏認為，春秋中葉之後，齊國國勢日衰，霸權被他國取代，但管仲的學說和事跡卻繼續被管仲學派迭相傳授下來。春秋末期的齊景公便經常以恢復桓公霸業自詡。他要求晏嬰也能「繼管子之業」，「遂武功而立文德」；而晏嬰則一一列舉桓、管業績，力諫景公。從《晏子春秋》記載的君臣的多次對話中，可知他們對管仲的思想言行都了如指掌。管仲的學說不僅在齊國君臣上下傳頌著，而且在其他國家的各階層中也普遍流傳。楚國的老子在《道德經》中關於天道自然、人應效法天地之道，欲取先予以及禍福轉化等觀點，都可在《管子》「經言」各篇中找到其思想雛形，有些語句也基本相同。可見老子至少是受到《管子》書的影響的。魯國的孔子對管仲的言行事跡更是熟悉。在《論語》中他多次評論管仲，所涉及的一些資料，都可在《管子.三匡》各篇中找到根據。如果說齊景公和晏子看到的只是齊國宮廷中保存的檔案一類歷史材料的話，那麼老子和孔子接觸的則應多半是管仲學派所整理、綴輯而流傳在社會上的《管子》書了。
王德敏還從《管子》書中找到管仲學派的證據。 從春秋末至戰國初，管仲學派的存在和活動的最有力的證據是《管子》中的《水地》篇。關於《水地》篇的成書年代，學術界還有爭議。我們從《管子》全書思想尤其哲學思想發展的邏輯來看，認為它不會晚於戰國前期。這是一篇論述水是萬物本原的哲學論文。在從各方面對這一命題做了論證之後，作者強調指出，對於水「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就是說，一般人只知道服用水，唯獨管子知道水的性質而以水為法則；人人都離不開水，而只有管子才指出水是萬物的本原。這段話很重要。第一，它表明，關於水是萬物本原的思想是屬於管仲的，是管仲提出來的；第二，它說明，這篇文章不是管仲本人寫的，而是管仲後學整理、闡發的；第三，它不像其他有些篇章那樣桓公、管仲並提。在這裡，管仲不是作為一個輔佐桓公的政治家出現的，而是當作一種思想學說的創立者被推崇的。這就給我們透露了管仲學派在積極進行學術活動的信息。
王德敏也考察了管仲學派與稷下學宮的關係。戰國中期，特別在稷下學宮建立以後，為管仲學派的發展創造了更好的「氣候」．當時齊國人以有管仲、晏嬰而自豪，幾乎言必稱管晏。孟子游齊時，他的學生公孫丑問他：「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脫口而出，回答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孟子·公孫丑上》)其實，身居齊國那樣的氛圍中的孟子，他自己也是經常以管仲為話題的，甚至把管仲與舜、傅說等聖君賢相併稱，說他們都是屬於「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有作為者。(《孟子·告子下》)孟子的有些思想，特別是經濟思想和民本思想，同《管子》是一致的。甚至有些語句如「省刑罰、薄賦斂」等也大體相同。清代學者毛大可在《四書謄言補》中認為這是《孟子》抄襲《管子》。這至少可以說明，孟子對管仲的思想是很熟悉，並受其較大影響。管仲及其思想影響，到戰國末期仍不減當年。齊襄王時代，稷下學宮的後起之秀魯仲連在他那封著名的致聊城燕將書中，還滔滔不絕地引述和發揮管仲「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的價值觀，勸說燕將要以管仲的思想和功業為榜樣，而不要執迷不悟死守孤城。由此可見，從戰國中期到戰國後期，特別在稷下學宮中，管仲的思想學說影響是很大的。這從一個側面可以窺見管仲學派在繼續活動並不斷發展的蹤跡。
再從稷下學宮的情況來看。學宮歷經六代君主，長達一百五十餘年，人數最多時達數千人。像這樣一個悠久龐大的教育、學術機構，沒有一個穩定的核心是很難維持的。關於這個核心，日本學者金谷治認為就是管仲學派。他把稷下學者首先劃分為各國「遊說之士」和齊國的「土著之士」兩種，然後指出：「這種土著之士的立場並不是單一的，它包含著各種學派傾向。從整體來說，它分為數種立場，但其中的確存在著一個派別，即成為大同團結之中心的最強大的一派，這就是追隨管仲的學派。而且正是與《管子》的創作有關的最重要的存在。」(《稷下學與「管子》）這一觀點是很有見地的。從學宮人員組成來看，在目前已知的著名稷下學者中，「土著」的齊人最多，而且學宮中始終存在著一種敬仰管仲的傾向；從學宮中的學術思潮來看，黃老之學占了主導地位，而《管子》中的黃老思想又最豐富；從《管子》中「經」、「解」分篇的體例來看，有講解早期著作《牧民》、《形勢》等篇的《牧民解》、《形勢解》等，有講解較晚期著作《明法》篇的《明法解》，還有專門講解《立政》篇中一章的《立政九敗解》等。這些講解都是聯繫時政進行發揮的。《樞言》篇雖無《解》，但篇首引「管子曰」，篇尾說：「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活現出一位怕事的老先生在結結巴巴地給學生講課的情景。所有這些，都清楚地顯示了管仲學派在稷下講學授業的蹤跡。
由上述可見，管仲學派在戰國中、後期得到了充分發展，它是稷下學宮中的核心力量，《管子》中的多數篇章是在這個時期撰寫或增補、加工的。從以上簡略的歷史考察可知，儘管像其他諸於學派一樣，為數眾多的學派成員已經佚名，但管仲學派的存在卻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因為它有一個連綿不斷的師承傳授的歷史傳統。這些佚名學者相繼完成的集體成果就是《管子》書。此外，它的形成和發展還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
如此，王德敏將《管子》的成書與《論語》的成書考評出了同樣的類型，也是由後世弟子學習、研究、加工、整理而成書。但王德敏認為，《管子》時代已經有一個《管子》的藍本，雖然可能與後來的、現在的《管子》不一樣，但思想理論相同，大體內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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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讓他向前，他卻讓國王到自己跟前！重點是，他成功了！
2017-03-29 由 山東衛視 發表于文化
你以為這題目是唬人滴？！
非也！
《戰國策》真有記載這樣一件事：
一個國王叫他的學者：某某，上前來。學者不動，反而說：國王，你上前來。國王當然不悅，群臣當然眾怒。
可學者說出一番道理，居然能夠打動君臣，受到「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的厚待：
我到國王面前，是趨炎附勢；國王到我面前，則是傾慕知識；與其讓學者趨附權勢，不如讓國王傾慕知識！
這位吃了豹子膽的學者就是齊國士人顏斶（chù）
談到齊國，你萌有什麼印象？
是姜子牙那根長長的釣竿
還是齊桓公沐浴焚香拜相管仲時的隆重
或者是能言善辯的晏嬰矯健的身姿
要不就是神醫扁鵲用脈診讓人起死回生的奇蹟
然鵝，還有一項更更偉大的創舉你有關注嗎
那就是在齊國的都城臨淄
建成了世界歷史上第一所真正的大學
——稷下學宮
公元前374年，齊國國君齊桓公田午在齊國臨淄城門稷下建立了一座龐大的建築群，名為稷下學宮，廣招天下名士。儒、道、法、名、兵、陰陽家等百家之學，會集於此，自由講學、著書論辯。成為中國歷史上蔚為壯觀的「百家爭鳴」的中心。
稷下學宮與雅典學院，被稱為人類早期文明的雙壁。
齊國執政者給他們的待遇是很高的，高門大屋，給他們蓋了一些好房子，讓他們帶著他們的學生，一個派一個師門住在一起，給他們很高的俸祿。
孟子到這裡，荀子在這裡，陰陽家道家，黃老，大學教授76個，學士百千人。不同的學派，都匯集到臨淄這個地方，在稷下學宮裡來論辯來激發你。
公元前310年，一個有十幾輛馬車、隨從一百多人組成的龐大車隊來到齊國的國都臨淄，坐在車裡的，是當時已經名震天下的儒家領袖孟子。
齊宣王親自到城門迎接學術大師孟子，並且為了歡迎孟子的到來，在稷下學宮親自主持了一場論辯。
當時的齊國上大夫淳于髡（kūn）以博學多才、善於辯論著稱。他問了孟子一個問題：儒家說男女授受不親，如果你的嫂子掉到水裡了，你是否援手一救呢？孟子說當然要救。淳于髡接著問，那現在天下黎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你為什麼不伸手相救呢？
孟子就說，他說援天下，就是拉天下之人脫離苦難的時候，那不能用手，應該用學問，應該用思想，那就是用我的仁政思想來拯救天下。
在稷下學宮裡，孟子與法家、道家等各學派進行了多場辯論，但都難分上下。著名的就有王霸之辯、義利之辨、人性善惡之辯，涉及到政治、哲學等各個層面。據專家考證，在稷下學宮存在的150年里，儒家與各學派、各學派之間大規模的辯論有100多次。稷下學者通過論辯，各家學說相互影響、相互融合，最後達到了共生互補。
孟子在繼承孔子的仁學思想基礎上，吸收稷下其它學派的思想，提出了「性善論」的主張和善養「浩然之氣」的理論。到稷下學宮後期，各種「集大成」式思想家大量湧現，以至於一些著名的學者已經很難劃分他們純屬哪一個學派。
齊國的大夫晏嬰曾說過：比如烹調，必須使酸、甜、苦、辣、咸調合在一起，達到一種五味俱全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佳肴；比如音樂，必須將宮、商、角、徾、羽配合在一起，達到一種五音共鳴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美樂：如果只用水煮成羹湯，有誰願意喝呢？如果只用一種樂器演奏，有誰願意聽呢？
在晏嬰思想的基礎上，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觀點。幾千年來，這個觀點在文化、生活各個領域對中國人產生了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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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七十三章 百家爭鳴（一）
2012-02-08 由 逐浪小說網 發表于文化
墨家學派崇尚"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等思想。
"兼愛"者，博愛也，將父慈、子孝等對待親人的愛擴展到對陌生人身上。孔宣主張愛不應有親疏、上下、貴賤、等級的分別。他認為天下之所以大亂，是由於人不相愛。這也是截教門下的一貫傳統，不論是人是妖，在截教中都沒有太大的身份差別。
"非攻"者，反對一切侵略戰爭。
"尚賢"者，不分貴賤唯才是舉。
"尚同"者，上下一心為人民服務，為社會興利除弊。
同時墨翟反對奢侈的生活，主張節儉，提出「節用」、「節葬」、「非樂」的思想，提出命運不能主宰人地富貴貧賤，強調只要透過後天的努力就可以改變。為了求福避禍，他又主張「尊天」、「事鬼」。
如果說儒家代表一些有學識、有思想地上層或中層階級，而墨家反映的是處於社會下層民眾的觀點。那麼墨者們吃苦耐勞、嚴於律己，把維護公理與道義看作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識的勞動者。
正是因為墨家的觀點貼近勞苦大眾，所以也是深得廣大下層百姓的擁戴，眾人尊稱墨翟為"墨子"。墨家學說迅速發展起來，一度聲勢還在孔丘的儒家之上。
墨家與儒家並稱為戰國時期兩大顯學，顯學者，盛行於世而影響較大的學術派別，更是指文化內涵豐富、學術價值較高的學問也。
截教墨家出世，而他的老對頭闡教也有兩大學說問世。
那闡教雲中子一分身在元始天尊的相助之下轉世為鄒衍，竟大異尋常，傳下了與闡教毫不相關的陰陽家一脈學說。
陰陽家乃是綜合陰陽五行二者，根據五行相生相勝說，把五行觀改造為「五德終始」，又稱「五德轉移」。五德指五行的屬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鄒衍以之作為歷代王朝興廢的規律，為新興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論根據。
按照鄒衍的說法，宇宙萬物與五行對應，各具其德，而天道的運行，人世的變遷，王朝的更替等，則是五德轉移的結果。
在政治倫理上，鄒衍認為「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贊成儒家仁義學說。同時強調「因陰陽之大順」，包含若干天文、曆法、氣象和地理學的知識。
不僅如此，闡教的廣成子遊歷人間，在人間借用惠子之名創立了名家學術，名家之說也跟闡教思想也完全搭不上邊，
名家是以提倡循名責實為學說的流派，提倡「正名實」，正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實相符」。大亂期間，局勢動盪、混亂，很多禮法名存實亡。名家由此崛起，強調事物應該「名乎其實」，藉以令天下一切事情走上正確的軌道。
名家與各家不同之處，正是在於「正名實」的方法，他們主要辯的內容，又多半是與政治實務無關的問題。因此，名家的理論被其他各家一致冠上一個「詭辯」的惡名。
那雲中子以及廣成子二人在人間所傳的學說令人生疑，不管是陰陽家還是名家，一點都跟闡教元始天尊的思想學術沾不上關係，天地間那些大神通者心中暗暗納悶，不知道這元始到底在搞什麼鬼，難道要改換門庭？從此闡教教義天改頭換面？
除了以上這三家之外，還有一些學說相繼面世。
張儀蘇秦下山之後，使得縱橫家一脈正是出現在世人面前。
所謂的縱橫家，「縱」指合縱，橫指連橫。合縱便是聯合弱小，集中力量對付強敵，所謂連橫，指弱國分別與強國結盟的策略。縱橫的來歷，據說是因南北向稱為縱，東西向稱為橫。縱橫家的意思就是說只要能精通了這一家的學說，雖天下之大，也處處可去。鬼谷子，首創這一學說的大家，再一次名揚天下。
巫族中靠著後天努力躋身為祖巫的刑天化身孫武創下兵家，而他本人也當之無愧的被稱之為「戰神」。
兵家者，專門研究戰爭。如何從大局上把握戰爭，是兵法的關鍵。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關係到一國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將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統治國家，制定國家戰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領兵打仗，制定戰爭戰略與策略的書本。
妖族四分五裂，但也屢有動作。
巫妖大戰之後殘存的妖聖在女媧的囑託下在人族中傳下了農家、醫家二脈，雖名聲不顯，但對天下百姓大有裨益，因此也得到了不小的功德。
至此，百家爭鳴的所有主要流派已經現世，但其中卻有一家學說還未出世。
它是哪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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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學宮，位於齊都臨淄城稷門附近，乃是齊國君主設立，此地不僅是齊國文化聖地，更是天下學術中心。
當時，四方游士、各國學者紛至沓來。儒、道、名、法、墨、陰陽、小說、縱橫、兵家、農家等各家學派林立，學者們聚集一堂，圍繞著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禮法、王霸、義利等話題，展開辯論，相互吸收，共同發展，稷下學宮達到鼎盛，「百家爭鳴」由此而來。
對此，司馬光在《稷下賦》中說：「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
此時，學正荀子已經在位主持學宮五十餘年，是時候功成身退、將學正之位留與其它大賢之人了。其它各學派之長紛紛前來稷下學宮，摩拳擦掌，必欲將學正之位收歸囊中。
學正房中，荀子正襟端坐，外面走進來一位年輕人，此人不過二十多歲模樣，天庭飽滿，雙眼有神，身著白袍，手上拿著一支長筆，透著一種少年人難得的儒雅沉穩。
年輕人朝荀子一拱手道：「不知老師喚韓非前來，有何吩咐？」此人乃是荀子門下得意弟子韓非是也！
韓非乃是韓王室諸公子之一，天生口吃而不擅言語，但文章出眾，荀子門下無出其右。荀子愛其才，將其收之為關門弟子，發揚儒家文化。
不過，隨著相處時間的增長，對於韓非，身為老師的荀子也是一臉複雜。
韓非天資聰穎，過目不忘，更能舉一反三，偏生對荀子的儒家學說一點興趣也無，反而對歷代君王變法故事表現出極大地領悟能力。荀子屢次教導，試圖讓韓非矯正過來，不過卻再三失敗，終於無可奈何，只能聽之任之，要求韓非必須將儒、道、墨等每一家學說都要精通，也好為儒家的發展做些貢獻。
韓非五年間學完諸子百家，花三年遊歷東周諸侯各國。
遊歷回來後，又花一年時間於稷下學宮旁聽，對百家優劣瞭然於心。
無奈的是，韓非這一荀子門下得意弟子至始至終都對儒學毫無興趣，荀子雖知這個弟子本事不凡，卻再也不敢抱有太多希望，只盼他能夠代替他儒門一脈拿下稷下學宮學正一職，也算能夠對儒門有個交代！
荀子說道：「如今我要從稷下學宮退將下來，你可有把握替我儒門拿下學正一職？」
韓非神色之間有些古怪，低著頭，似是深思熟慮，接著昂然而道：「回稟老師！學正之位，已是韓非囊中之物也！」
一日後，稷下學宮學正荀子正式宣布消息，自己將在一月後不再擔任稷下學宮學正一職，也不指定誰人接任，凡天下英才，皆可來稷下學宮各展所長，只要能力辯群雄，讓眾人信服，便能接任自己學正之位。
消息一經傳出，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之代表為了學說發展，為了心中理想，紛紛前來稷下學宮，要爭這學正之位。
時百家爭流，比較有名的學說有：老子道家、孔子儒家、墨子墨家、惠子名家、鄒子陰陽家、呂不韋雜家、許行農家、扁雀醫家、加上孫子兵家與鬼谷子縱橫家，如此等等，此十家學說再加上韓非的法家以及後來東進的佛教，一共有十二大學說。
又因為後世下一量劫前佛道儒三家名頭最盛。漸漸蓋過了其餘九家，而成為量劫主角。人們遂將佛道儒稱之為「三教」，其餘九家稱之為「九流」。
「三教九流」泛指歷史上地所有學派也！
一月後，學宮人聲鼎沸，車馬如龍，水泄不通，各家學派學子擠滿了整個學宮。待得吉時已到，當任齊國國君齊襄王宣布辯論大賽正式開始。齊襄王乃是齊宣王之孫。也是一位有著雄才大略地國君。齊襄王也是想通過此次大會為齊國找到一種治國之策也，好使得齊國能夠開創前所未有之局面，一統人界！
眾位大賢都是磨刀霍霍，準備大展口才，推銷自己的治國之道，此刻聽得齊襄王已經宣布開始辯論，自然迫不及待，當下里整個稷下學宮唾沫橫飛、口水爭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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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手雲集，稷下學宮裡的大師們
2017-03-14 由 有說友道 發表于文化
一、稷下學宮：中國最早最強的百家講壇
當年陳姓田和流放了他的老闆姜氏齊簡公後，搖身一變成了齊國的新國君，他就是歷史上非常著名的「田代齊姜」事件的主人翁齊太公。
田和篡黨奪權報廢了姓齊的王朝，坐上齊國君王寶座後的田家人，心裡多少有點名不正言不順的感覺，總覺得這個位子坐得不踏實。為了洗白弒君篡位的惡名，並堵住天下人的口誅筆伐，他們幾代人都是花了很大的心思的。
齊太公田和除了內政外交，還成功遊說了魏文侯，幫助他在周天子那兒拿到承認他身份的「委任狀」。到了齊威王年代，田齊基本上算是坐穩了江山，所以這個「君二代」開始沉溺於酒色，不理政事，結果導致韓、魏、魯、趙等國相繼入侵，一時間齊國被「諸侯並伐，國人不治」。齊威王痛定思痛，當時有個普通百姓鄒忌在宮外擊鼓，向齊威王自薦治國之策，齊威王慧眼識人，僅僅三個月就把鄒忌提升為相國。齊威王接受鄒忌的建議，用賢臣、除奸佞，以鄒忌為相國，用田忌為司馬，用孫臏為軍師，最終擊敗魏國，雄霸一方。
齊威王在位30多年，總結一生共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治貪反腐打老虎，引領並開啟了戰國時期諸候列國第二次變法的新浪潮；
第二件，從嚴治軍，充分發揮部隊招之能戰、戰之能勝的作風，打贏了圍魏救趙、圍魏救韓的兩場硬仗，天下格局從此由魏國獨霸變成齊秦魏三強鼎立的局面。
第三件，建立稷下學宮，廣招天下名士，一時間天下士子由原來的「留魏」變成了後來的「留齊」，天下文明之勢也由魏國轉向了齊國，這就是稷下學宮的來歷。
隨著齊威王創辦稷下學宮，從此影響中華文明數千年之久的百花齊放的時代拉開了序幕，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一場蔚為壯觀的百家爭鳴的歷史也就此展開。
齊威王死後，他的兒子齊宣王繼位。齊宣王在齊威王的基礎上對稷下學宮再次擴建，並廣招天下名士，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農家、陰陽家等百家之學會集一宮，自由講學、著書論辯。用郭沫若的話來說，叫做「周秦諸子的盛況在這兒形成了一個最高峰」。
最為可貴的是，無論是學術、派別、政治傾向，還是思想觀點、國別資歷，所有來到稷下學宮的人都可以自由發表個人觀點。雖然在學術上大家互相爭辯甚至詰難，但實際上卻形成了中華文化門派之間的相互吸收和彼此交融，這使得稷下學宮成為各路學說流派薈萃的中心。
吸引天下名士爭相留齊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齊國對待名士的態度和待遇都十分優厚，他們不僅能獲得學術上的認可，還可以被齊國國君封為上大夫，「受上大夫之祿」，擁有相應的爵位和俸養。
因此，中華域內各門各派，各路高人齊聚一室，各抒己見，慷慨激昂，著書立言，辯偽論真，沉澱精華，蕩滌糟粕。
今天央視的百家講壇和它比起來，實在是弱爆了！
二、高手雲集：稷下學宮裡都有哪些人
稷下學宮在最鼎盛時期，有數千名天下賢士匯集其中，當時名聞天下的高人幾乎無一不是稷下學宮的「名嘴」。比如：孟子、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申不害、接子、季真、環淵、彭蒙、尹文、田巴、兒說、魯仲連、鄒爽、荀子等等。
1、儒家：孟子、荀子
稷下學宮設立了「祭酒」一職，也就是學宮之長，這個「祭酒」如同今天的聯合國輪值主席，以輪流做莊的形式主持學宮大會。著名的大儒荀子就曾經三次擔任過學宮的「祭酒」之職。
孟子、荀子這類名揚天下的大儒我們不用介紹大家都是了解的。其實像孟子、荀子這樣的人當時在稷下學宮裡也只能算是個「普通人」。
儒家在漢武帝之前只是諸子百家中一個普通的學術門派而已，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獨樹一幟高高在上，也不是諸子百家中的百家之首學中楚翹。儒家成為中華文化的百家之首的原因是因為統治者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儒家的學術思想價值造就了它今天的學術地位，這一點我們後面會詳細說明。
2、元老：淳于髡
比如那個出身卑賤其貌不揚的淳于髡就是稷下學宮的元老極人物，他的名聲遠高於孟子荀子。《史記·滑稽列傳》記載淳于髡不僅長相難看，而且是個做過牢的罪犯，他還是個娶不起老婆不得不贅的「贅婿」，由此可見他的社會地位是何等低下。
儘管淳于髡出身卑微，卻得到了齊國幾代君主的尊寵和器重。淳于髡在稷下學宮初創時已經是稷下學宮的宮長，是稷下先生中的代表人物。
他曾向齊威王進諫，使齊威王幡然悔悟。齊威王鄒忌拜相時，他曾率領稷下先生七十多人向鄒忌問難，為鄒忌在齊國改革提供了寶貴意見。他還多次與孟子論辯，使孟子改變立場。荀子到達稷下學宮時，面對淳于髡這位元老級人物，也多次向他請教。
淳于髡去世時，送葬的弟子有三千多人，可見他當時的影響度是何等之高，可謂門徒眾多、德高望重。
3、陰陽家：鄒衍
另一個更歷害的人物，名叫鄒衍。鄒衍是戰國時期陰陽家鼻祖，也是五行學說創始人。因他「盡言天事」，當時人們稱他「談天衍」，又稱鄒子。這個人在當時實在是牛得不行，他可以呂律吹陽，用一支竹笛就可以改變天地寒暑！
孔子當年周遊列國四處碰壁，可是鄒衍出行各國卻無處不受到最高規格的接待和禮遇，他隨行弟子多達5000人之眾，一路浩浩蕩蕩，車響馬鳴如同大國之軍。鄒衍來到梁國時，梁惠王親自出城迎接，對他行賓主之禮；來到燕國，燕昭王親自為他打掃馬路，退著身子走在前面為他引路，還專門為他造了一座宮殿，並對他執弟子之禮。鄒衍來到趙國，趙國的平原君趙勝恭敬地站在路旁，入座前用衣袖為他擦拭座位上的灰塵。
這種待遇，孔子如果知道了會是什麼心情呢？
4、法家：慎到、申不害
慎到也是稷下學宮的領袖級人物之一，他把法家所主張的「法」和道家所主張的「道」或「理」融為一體，既有法家主張又具道家精髓，所以後人把他定位為「道法家」。
申不害是法家重要的代表人物，申不害在韓國擔任相國十五年之久，「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富國強兵，最終使弱小的韓國成為與齊、楚、燕、趙、魏、秦戰國七雄之一，「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他還特別重視兵器製造，使韓國成為軍工強國，有「天下寶劍韓為眾」、「天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之美譽。
當然，其他如兵家、名家等聖賢名士同樣在稷下學宮留下了他們的思想和足跡，在此不一一詳述。那時候，佛教還沒有進入中國，也還沒有出現道教，但道家思想已經形成，在稷下學宮裡，道教的思想已經在影響著各個門派。
總之，中華文化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在數千年文化傳承和發揚光大的進程中，稷下學宮的價值和影響力，對儒道法兵等諸子百家理論的完善和發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沒有稷下學宮百花齊放的學術氛圍和百家爭鳴的交流形式，中華文化可能很難形成今天的格局和境界。一方面稷下學宮對良萎不齊的學術門派大浪淘沙優勝劣汰，另一方面各門各派之間也在稷下學宮裡取長補短，相互汲取精華彼此自我完善，最終才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國學智慧和思想理論體系。
從這一點看來，稷下學宮實際上是中華文化的聖地「延安」，是華夏智慧的一次高規格的系統「整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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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所高等學府：稷下學宮
2017-06-10 由 一起讀史 發表于歷史
我們常說「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句話到底出自於什麼歷史故事呢？熟悉春秋戰國史的人都知道，在齊國有一所著名的高等學府——稷下學宮，它不僅是世界第一所高等學府，這所學府在戰國時期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可以說是不亞於現在的清華北大，「百家爭鳴」典故就來自於它。
稷下學宮在以文化見長的齊國，位於齊國都城臨淄（今山東淄博市）的一個城門稷門附近，屬於官方舉辦，民間私家主持，它作為當時百家學術爭鳴的中心園地，在這裡匯聚了天下各門派思想，在這裡言論自由，舞台上可以隨意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一些優秀的人還被各諸侯國重用，如申不害為韓國變法，荀子徒弟韓非子、李斯在歷史上均有很大的作為。
稷下學宮始建於田午，這個田午就是蔡桓公，有個名篇《扁鵲見蔡桓公》，裡面講的是蔡桓公病入膏肓的故事，扁鵲勸他提前醫治他不聽，最後扁鵲逃跑，後蔡桓公果然很快病死的故事。這個蔡桓公雖然諱疾忌醫，屬於一個比較愚蠢的人，但是他建立的稷下學宮，卻為後人所稱道。
蔡桓公死了後，就進入一代明主齊威王時代，在他的帶領下，稷下學宮發展壯大。
在這兩位齊國國君支持下，稷下學宮匯聚了天下名士達千人之多，其中著名的代表有孟子、淳于髡、鄒衍、慎子、申不害、魯仲連、荀子等，有儒家、法家、道家等各門各派，如法家代表慎到、申不害，儒家代表孟子，著名史學家魯仲連，以及著名政治家荀子、鄒衍等人，其中荀子還是秦國宰相李斯、韓國韓非子的老師，曾三次出任稷下學宮祭酒。
在天下大亂的戰國時代，稷下學宮促進了先秦學術思想的融合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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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學宮最出名的10位名人，其中1位連任3屆校長
2016/09/06 來源：海叔說春秋
稷下學宮，又稱稷下之學，戰國時期田齊的官辦高等學府，始建於齊桓公田午。「稷下」即齊都臨淄城的稷門附近，齊國君主在此設立學宮。故因學宮地處稷門附近而得名為「稷下學宮」。由於不少人是善於把學術和政治結合趁來遊說當權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時受上大夫稱號之稷下士多達七十六人。稷下學宮的存在，曾為當時百家爭鳴開創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促進了先秦時期學術文化的繁榮。
1、提出"情慾寡"的宋子
宋鈃，又稱宋子，宋國人。關於這個人最出名的，可能是莊子的《逍遙遊》，莊子把他比作大鵬鳥一般的人物，但是認為他還沒有達到逍遙遊的境界。但是孟子對宋鈃還是很尊敬的，稱呼他為先生，並常與他在稷下學宮交流。宋子也是宋尹學派創始人及代表人物，他所繼承的更多是老子思想，提出"情慾寡"﹑"見侮不辱"，反對諸侯間的兼并戰爭。不過當時正處戰國，所以即便是他所處的齊國，也常受到各國的侵襲，甚至因燕國進攻齊國，還導致宋子逃離別國。
2、好高議的田駢
田駢是稷下道家學派的中堅人物，繼承了老子思想的精髓，據說這個人很喜歡評論時事，尤其是經常發表高論，這個人也是稷下學宮中最有網紅范兒的人物，齊王邀請田駢到齊國講學，由於他善於表現自己，也就成為稷下學宮中最為著名的學者。不過，估計也是因此，田駢遭到其他人的嫉妒，有人在齊威王面前說田駢的壞話，齊威王想殺掉田駢，田駢便逃離了齊國。結果當時的孟嘗君很欣賞田駢，派了車馬迎接田駢到薛地，還好吃好喝的伺候著。這也算是真正有才華的人，走到哪裡都不會忍飢挨餓。
3、提出齊物論的彭蒙
這個彭蒙，也是齊國人，還是田駢的老師。他最有名的觀點就是齊物論，強調事物均齊的重要性，這個思想用現在的話來表達，就是注意到了環境的平衡，只有做到齊物，才能保證持續性。在莊子的眼中，他的境界也沒有達到逍遙遊。
4、慎子
慎到是趙國人，也是從道學入門，不過這個人後來走偏了，把道家的學說衍伸開，漸漸的更像是法家人物。在稷下學宮講學多年，有不少學生，甚至因為學識淵博受到齊王尊敬，授命為大夫，還特意為他們建起了高樓大廈，修築了四通八達的道路。慎子敲強調「勢」的作用，主要是指權勢，他認為君主如果要實行法治，就必須重視權勢，這樣才能令行禁止。這也算是法家思想的最基本原則，即法治應從上而下。
5、鄒子
鄒子，也叫鄒衍。也就是《尋秦記》中的那位老夫子。剛開始他應該算是稷下學宮的學生，從儒家學問開始。不過這個人似乎也跑偏了，應證了千古以來的怪循環，就是走正規途徑的，往往難以成才。反而是走偏門的更容易走出門路來。鄒子後來在陰陽五行學說上頗有研究，受到諸侯們賞識，名聲大震於七國。司馬遷在《史記》中說「齊有三鄒子」，分別指：鄒忌、鄒衍、騶奭。在學問上最有成就的就是鄒衍。
6、申子
申不害，出身於鄭國，韓國滅掉鄭國後，韓昭侯重用他為丞相，在韓國主持改革，十五年間便使韓國強盛起來。《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說他原來信奉道家思想，後來分化出來，成為法家。有人根據申不害思想中有道家思想的痕跡，認為他是由道入法。申不害「本於黃老而主刑名」，擅長於黃老刑名之術，主張將法家的法治與道家的「君人南面之術」結合起來，是法家中主張「術治」的一派的代表人物。不過，似乎沒有明確證據證明，申不害是否在稷下學宮遊學過，但從其思想中的管子、慎子的觀點比較多，基本上也可以說明他的師承門弟。
7、尹文
尹文，尊稱「尹文子」。與宋鈃齊名，屬稷下道家學派。他的思想特徵以道家為主，兼儒墨合於自家道法，廣收並納各派學說。他是戰國時代的宋尹學派的前驅。尹文於齊宣王時居住在稷下，為稷下學派的代表人物。他與宋鈃、彭蒙、田駢同時，都是當時有名的學者，並且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是當時有名的名家，能言善辯，「白馬非馬」為代表性的論點，以詭辯著稱。尹文的學說，當時很受公孫龍的稱讚。
8、淳于髡
淳于髡，齊之贅婿，齊威王拜其為政卿大夫。淳于髡身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度出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八年，楚發兵伐齊。齊王使淳于髡至趙國請救兵，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國聞之退兵。淳于髡以博學多才、善於辯論著稱，是稷下學宮中最具有影響的學者之一。他長期活躍在齊國的政治和學術領域，上說下教，不治而議論，曾對齊國新興封建制度的鞏固和發展，對齊國的振興與強盛，對威、宣之際稷下之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9、孟子
孟子，儒家宗師級的人物，也多年在稷下學宮遊學和授課。他是孔子之孫孔伋的再傳弟子。相傳他是魯國姬姓貴族公子慶父的後裔。政治上，孟子主張法先王、行仁政；學說上，他推崇孔子，反對楊朱、墨翟。 他主張仁政，提出「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遊歷於齊、宋、滕、魏、魯等諸國，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前後歷時二十多年。孟子曾經多次留駐稷下學宮，從當時的百家爭鳴思想中汲取了各派營養，也為其他學派帶去了新鮮血液。
10、荀子
荀子，曾經三次出任稷下學宮祭酒，用現在的話就是校長。那麼其作為稷下學宮的引領者，似乎就不容置疑，而且他與其他稷下學宮的命運相比，相對要好得多。而且其座下兩個徒弟，一個韓非子，一個李斯，都可算是影響後世數千年的人物，基本上開起了中國古代第一個發展巔峰，秦漢時期的鼎盛，與荀子的思想都有關係。在荀子的思想中，既包括了儒家，又包括了道家，當然更多的則是法家，所以在當時的儒家派系中，對於荀子的判別是不屬於儒家的，基本上都把他作為獨立門派進行分析，因為他似乎本身就是儒家的叛逆者，儒家講求傳統，荀子則反抗傳統，孟子說性善，荀子就說性本惡。荀子在當時，可說是個特立獨行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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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學宮_互動百科 - https://goo.gl/ambd3B
荀子與稷下學宮什麼關係 揭秘國稷下學宮滅亡的原因
2016-11-19 由 趣歷史 發表于歷史
荀子是在稷下學宮的興盛時期，也就是齊宣王時期來到稷下學宮的。如果說孟子兩次游齊沒有收到齊國重用的話，那麼荀子也已說是孟子的對立面。為什麼這麼說呢?荀子與稷下學宮又有著什麼樣的故事呢?下面就來看看荀子與稷下學宮吧。
齊宣王時期，採取開明的政策，因此在稷下學宮幾乎容納了當時「諸子百家」的各個學派，各國學者也紛紛在稷下學宮聚集起來，孟子和荀子就在這些學者之列。
在稷下學宮，各個學派的學子均可自由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學派之間也能相互舉行辯論，以此來分享各自的觀點，互相取長補短。孟子是儒家學派的代表，但是由於齊國君主崇奉黃老之學而不受重用。但是荀子卻不同。荀子與稷下學宮又是怎樣的呢?
在稷下學宮期間，荀子曾三出三進於稷下，歷時數十載，在此期間，他還擔任過三次學宮的「祭酒」。「祭酒」是稷下學宮之長。在荀子擔任「祭酒」期間，形成了有別於鄒魯儒學的學說。
荀子繼承的是稷下道家。但是對於荀子繼承的稷下道家，人們對其評價卻不高。其一是因為荀子的學說遠離了孔孟之道，其二則是荀子的學說有著過重的黃老色彩。由此可見，孟子之類推行儒家道統的學者不受重用，而讓荀子在稷下學宮「混」的風生水起，就是因為荀子所創立的學派本就基於黃老的帝王之術，只是在黃老之術中融合了禮法而已。
揭秘國稷下學宮滅亡的根本原因
齊國稷下學宮的設立可以說是齊國的一項重要舉措。但是稷下學宮在齊國滅亡之後隨著齊國的滅亡也消失了。有人對稷下學宮滅亡的根本原因產生了疑問：雖然從表面上看是秦滅了齊才導致的稷下學宮滅亡，但是並不能說這就是齊國稷下學宮滅亡的根本原因。
齊國稷下學宮的滅亡，不僅僅只有秦滅齊這個外在的原因。齊威王繼位後，對齊國進行了變法，要改變齊國的現狀，於是便設立了稷下學宮，為的是鞏固自己的田氏政權並廣開言路。
之後的齊宣王採取了比齊威王更加開明的政策，「趨士」、「貴士」、「好士」，除了官學黃老道家外，儒、名、法、墨、陰陽等各家學派林立，學者們聚集一堂，圍繞著禮法等話題，展開辯論，各家之間相互吸收，共同發展，使得稷下學宮的規模和成就達到了頂峰。但是，也因為他開明的政策，有了個別濫竽充數之人，使得稷下學宮學者的質量下降。
稷下學宮是自齊威王以來齊國君主諮詢問政場所。但是在齊閔王不聽諫言，使得鄒衍離開了齊國，齊國也幾乎被燕國攻滅。
齊襄王重建齊國，努力發展稷下學宮，但是稷下學宮仍恢復不到當年的鼎盛面貌。之後，齊王建即位，稷下學宮得不到進一步的發展，在齊國被滅之後，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之中。
齊國稷下學宮滅亡的原因不能說只有秦滅齊這一方面，同時也有齊國內部的問題。如果要說齊國稷下學宮滅亡的根本原因的話，那麼便是齊國本身的原因。
稷下學宮論戰論了什麼
稷下學宮是齊國君主設立的一處學宮，因建立在齊國國都臨淄的稷門附近而得名。戰國時期，稷下學宮的設立最終引發了「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稷下學宮論戰。
稷下學宮論戰是稷下學宮迎接學者入齊的大典，其中尤以法家、儒家論戰最為精彩。兩家論戰發生在稷下學宮迎接孟子入齊的時候，眾學者向孟子發起論戰。
首先，孟子以「民貴君輕」贏得眾人的喝彩。之後，申不害向孟子詢問天下大爭局面的形成的原因。孟子本就奉行的是儒家之道，推崇的是周禮，所以孟子認為天下大爭就是因為沒有推行周禮和仁政，沒有實行井田制。但是申不害則認為，天下的治理是人在統治，要想和平，只有推行法家的術治。
孟子對於權術治國沒有一丁點的好感，一聽說是術治便大為惱火：「如此法家，亂世之學也!」也正是孟子的這句話，激怒了衛鞅。衛鞅乃是法家的法治派，推崇法治。他對孟子將法家三派一概而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於是展開了與孟子的論戰。衛鞅認為，法家同天下數派一樣，並非一家一派。孟子以術治一派來定法家全派乃一錯;法家根本為法治，推行中各派側重點不同，孟子不顧法治根本而攻法家一派乃錯二;法家術治派，著重的是整治官吏，並非權術治國，乃錯三。最終衛鞅贏得眾人的喝彩。之後兩人又展開了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的論戰。
稷下學宮中一共有幾位祭酒
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生成地，荀子曾三次擔任過稷下學宮的「祭酒」，那「祭酒」是什麼呢?稷下學宮一共有幾位祭酒呢?
「祭酒」原為一種用酒祭祀或祭奠的祭祀風俗，後來也指饗宴的時候長者在主位面向南方酹酒祭神的禮儀。同時，「祭酒」還常常被引入官名或者稱謂之中，意思是首席、主管。稷下學宮的「祭酒」取得便是首席主管之意。
那麼稷下學宮「祭酒」一共有幾位祭酒呢?答案當然是一位。稷下學宮的「祭酒」乃是首席、主管的意思，也就是通常說的老大，稷下學宮「祭酒」就是稷下學宮之長，是稷下學宮的老大。
荀子在齊宣王時期進入稷下學宮，歷時數十年之久，期間三出三進稷下學宮，三次擔任過稷下學宮「祭酒」，由此可見荀子在稷下學宮是受到重用的。而稷下學宮又是齊國君主所建，荀子在稷下學宮能夠擔任「祭酒」一職肯定跟齊國君主脫不開關係，也就是說，荀子是受到了齊王的重用的。但是，儒者們卻對荀子非常冷淡。在他們看來，荀子的主張建立在黃老的帝王之術上，雖然裡面也融入了禮法，但是黃老之術的痕跡太重，已經偏離了儒家。
不管怎麼說，都不能磨滅荀子曾受齊王重用的事實，荀子擔任的稷下學宮「祭酒」乃是稷下學宮之長，是稷下學宮的老大，是唯一的稷下學宮「祭酒」。
稷下學宮成立的背景介紹
任何一樣事物的誕生都不是憑空出現的，也不是一朝一夕便能促成的。作為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學府，稷下學宮成立的背景又是什麼呢?在什麼樣的背景下，才促成稷下學宮的成立的?
對於稷下學宮成立的背景，說法不一。由於稷下學宮推行的官學是黃老之學，學術界對於稷下學宮的成立就有了這樣的說法：齊國的田氏政權乃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是一個新的政權。這就需要對這個新的政權的合理性進行辯護，才能夠鞏固統治地位。而老子本是陳國人，田氏的祖先公子完，又剛好是在春秋中期齊桓公時，從陳國避亂逃到齊國的，於是，田氏政權便選擇了同樣源自陳國的老子學說。為了壓倒儒家、墨家等家，老子學說的分量不夠重，於是，齊國就抬出了比堯、舜、禹、神農更早的黃帝來，還將黃帝作為田氏的始祖。由於姜氏的始祖是炎帝，又有黃帝戰勝炎帝的傳說，於是，"田氏代齊"就有了合理的歷史依據。田氏政權也就在齊國站住了腳跟。
所以說，黃老之學在受到齊國封建統治者的支持的同時，還有利用的因素。為了更好地鞏固田氏政權，齊國君主齊威王在齊國進行了變法，其中之一就是設立了以黃老之學為官學的稷下學宮，廣開言路，招賢納士。也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上，稷下學宮的成立，是田氏為鞏固政權所做的措施之一。
在西方雅典學院的誕生時期，處在戰國時期的齊國出現了一座稷下學宮。稷下學宮因齊國國君建立在齊國國都的臨淄稷門附近而得名，同樣的，雅典學院因位於雅典而得名。稷下學宮與雅典學院都以地名命名，同時，兩者的創建時間非常詳盡，運作方式也幾乎一樣。稷下學宮與雅典學院相隔萬里，卻有著這樣的契合，雖然齊國的稷下學宮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因為與雅典學院相似的運作方式以及功用，人們能夠在拉斐爾的《雅典學院》中，體會到曾經在我們的國土上，也出現過這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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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第一所大學在齊國，雲集天下學者的稷下學宮
2018-01-21 由 當代國學社 發表于歷史
當齊威王決心擴大稷下學宮的時候，他一定想不到這個學宮會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壯觀的文化奇蹟之一。稷下學宮匯集了最多的人才。擁有最豪華的學者陣容，幾千年後，再也沒有那個地方能與之相比。
稷下學宮學科門類齊全，覆蓋了陰陽、儒、墨、名、法、道、縱橫、雜、農、小說、兵、醫共12個學派，擁有學士、名士、博士、大師等學位授予權。對於學習成績優異者，擁有下大夫、中大夫、上大夫等國家爵位及俸祿授予權。
稷下學宮辯學盛況
齊威王初年，他在鄒忌等人的幫助下決心變革，稷下學宮就作為網羅人才的變法聖地。在最興盛的時期，稷下學宮是春秋豬狗中最為知名的學府，當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學府，是諸子百家治學聖地。這座學宮位於國都臨淄郡稷門區，學宮領地六里，東臨大海，南連齊楚大道，西接三晉直道，北處齊燕官道。學宮環境幽雅、花木繁茂、碧草如茵、景色宜人，是讀書治學的理想園地。學宮非常大，史書記載：「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
最興盛時期，知名學者多大千餘人。其中法家大師慎到、儒法家大師荀子、儒家大師孟子、
學宮誕生了諸如《管子》、《黃帝四經》、《田子》、《蜎子》、《宋子》、《慎子》、《尹文子》、《晏子春秋》、《司馬法》、《周官》等黃老著作。
稷下學宮復建遺址
在齊威王的時代，廣開言路和網羅人才是當時的變革主流方法。但是還有更為重要的作用，就是為田氏政權爭取輿論主導權。在春秋時期下克上的混亂中，齊國田氏殺害國君姜氏獲得了權力，為了使自己的權力不再被人質疑，讓學者在文化領域為其正名就顯得迫切和必要。
稷下學宮在辦學的150餘年裡，匯集了許多影響天下大局的風雲人物或學派巨匠。
孟子，生於公元前372年，先秦時期，儒家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儒家亞聖。他先後兩次到達稷下學院。
孟子
淳于髡，生於公元前元前386年，他是戰國時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齊國政卿大夫，史書記載其滑稽多辯，數度出使諸侯，未嘗屈辱。
鄒衍，生於公元前324年，陰陽家代表人物、五行學說創始人。作為陰陽家，鄒衍在春秋戰國時期受到諸侯非常熱烈的歡迎。他還是「五德終始說」和「大九州說」的創始人。
鄒衍
田駢，生於公元前291，他是黃老學說的代表人，與慎到齊名。
慎子，生於公元前390年。他是著名的法家人物，稷下學宮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與申不害、商鞅齊名。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稷下學宮講學。法家法術勢三學中，他最重「勢」。
申子，生於公元前前385年。法家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法家法術勢三學中，他最重「術」。
荀子，生於公元前313，儒法家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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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文化博物館即將驚艷亮相！
2016-08-31 由 淄博市旅遊局 發表于文化
齊文化博物館建築面積3.5萬平方米，由原齊國歷史博物館遷建，擁有文物3萬餘件，是一座集文物收藏、展陳、保護、研究、教育、休閒功能為一體的綜合博物館。目前從齊文化博物館的展陳進展情況來看，主體的框架已經初具雛形，整個展陳工作正在緊張進行。
齊地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以齊文化的歷史長卷為本，以齊國史的發展脈絡為根，以齊國故都八百年的興衰變遷為基點，以臨淄為依託建成的齊文化博物館，由雄渾厚重的歷史陳列與特色鮮明的專題陳列組成，是一部展示齊文化起源、興盛、傳承的全景圖。
新建成的齊文化博物館，通過實景沙盤與投影結合，多元化閱讀等新穎的展示方式，動態演繹臨淄城的繁華景象。從平面至立體，由上至下，全方位，多角度地向觀眾展示齊文化的興衰演變過程。如國寶級文物犧尊等也將由全新的展覽形式展示在遊客面前。
金銀錯鑲嵌戰國銅犧尊
臨淄齊國故城遺址博物館鎮館之寶——金銀錯鑲嵌戰國銅犧尊：金銀錯鑲嵌戰國銅犧尊長46厘米，高28.3厘米，重6.5公斤，仿牛形，昂首豎耳，偶蹄，由頭顱、體、蓋分鑄而成。
金銀錯鑲嵌戰國銅犧尊首體接合處，合縫痕被項圈巧妙遮掩，項圈寬1厘米，嵌16枚橢圓形銀珠(失10枚)，突起如鈴。口角左右錯銀絲兩道，各嵌8枚銀質星點，以示鬍鬚，頭頂及雙目間至鼻樑上端鑲嵌綠松石，眼球里是墨精石，眼上眉毛是各嵌7枚長方形綠松石塊。牛背上有一蓋，蓋為一個扁嘴長頸禽，禽頸反折，嘴緊貼背上，巧成半環形蓋鈕。兩翅平展，羽翎均以綠松石鋪填。通體以粗細相間的金、銀絲嵌飾的幾何雲紋。
犧尊的工藝是金銀錯鑲嵌銅，金銀錯是我國青銅時代一項精細工藝，到春秋中晚期興盛起來，戰國兩漢時期，金銀錯青銅器大量出現。
1982年7月17，臨淄區西齊村村民齊中華帶著5名村民和自己兒子在臨淄區磚窯廠挖土時發現，並捐獻到當時的臨淄文物管理所。齊中華和齊翠斌代表無償捐獻文物的村民，受到了政府的表彰。
搬遷進展最快的為齊文化博物館的石刻展廳，石刻廳以近代石刻、佛教造型和漢畫像石為主，以現代化的展陳手段，全景式展示了包括臨淄縣城的四塊門匾在內的眾多精美石刻藝術品。臨淄縣城建於元代，明代時修起四座城門，這四塊門匾當時就鑲嵌在四座城門的上方。可以說，它們見證了臨淄的發展與變遷。
來到室內展廳，我們看到的是佛教造像以及漢畫像石展廳。在佛教造像展廳，我們可以看到目前華東地區最大的單體石佛造像——西天寺北魏石佛。所謂的「畫像石」，指的是漢代地下墓葬和地上祠堂中雕有人物圖案或花紋圖案的石頭，在漢畫像石展廳，我們不僅可以各色各樣的漢畫像石，還能看到價值極高的崔猷墓誌、曹植詞碑。
另外，除了基本陳列，齊文化博物館還增設了臨時展廳。博物館作為收藏過去、教育現實、傳承未來的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在展示人類文明、促進文化交流、提高人民群眾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等方面發揮著重要而獨特的作用。在9月12日，齊文化博物館開館之際，《齊魯瑰寶巡展》臨淄站也將在齊文化博物館臨時展廳啟動，從全省183萬件館藏文物中精選出的百件「齊魯瑰寶」，將進行集中展示。這絕對可以說是一次不可錯過的視覺盛宴。
齊文化博物館基本展陳包括八個部分，現在我們將以揭秘系列的形式通報展陳方案和進度，讓大家先睹為快。
序廳：
進入館中，首先我們看到的是厚重大氣的序廳，序廳以「泱泱齊風」為主題，代表「姜齊」與「田齊」的明君賢臣、飽學之士以群雕形式，分列展廳兩側，挺立在海岱之間的環境氛圍中，大國氣度，赫然於眼前。
齊地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沂源猿人的發現，揭開了山東人類社會歷史的第一頁。新建成的齊文化博物館打破了傳統的歷史情景復原展示手法，將後李、北辛、大汶口、龍山文化這四個凝固的歷史時期整合在展廳中心一個巨大的舞台上，通過影像以文化發展的脈絡順序逐一呈現演變的歷程。不僅可以看，還可以互動，在這個過程中述說著各個時期的文化特徵。
到了岳石文化時期，典型代表是我們臨淄地區桓台史家遺址，它反映了夏代山東的考古文化。
這一時期，各國林立，文化交融，繁衍共生，在這裡展示了不同氏族的文化傳承脈絡，採用圖景展示，更好的提升了展覽的文化藝術氛圍。
姜太公輔佐周王滅商興周，以首功被封到齊地，史稱「西周」，這一部分，以竹簡為載體，書寫著太公闖蕩中原、渭水釣魚、輔助周王……的傳奇人生。採用藝術場景結合影像，再現了「夜行救國」、「與萊爭雄」等歷史事件，充分體現了太公的英勇睿智。
在這裡，你還將看到兩件特別的文物：「天王簋」記載了姜太公輔佐周武王滅商興周的事跡；「六韜」竹簡，奠定了姜太公兵家鼻祖的地位，它們都是太公偉岸一生的真實寫照。這一時期，太公為了發展、鞏固齊國地位，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這裡都進行了詳盡的展示。
另外，通過遺址復原與創作畫再現了齊國建國之初的興盛景象。「尊賢尚功」為齊國成為東方大國打下堅實的基礎，也成為後世治國的標杆。
春秋伊始，列國紛爭。這裡採用的是動態多媒體結合素模沙盤，生動表現出春秋時期不斷變化交錯的時代格局。這裡有齊桓公與管仲的雕塑，突顯桓公的霸業雄心，採用了創作畫與文物相結合的方式，具體表現管仲的改革舉措。春秋五霸，桓公為盛，齊文化初現輝煌高潮。晏嬰相齊，是齊國春秋霸業史的又一高峰。藝術裝置講述著晏嬰相齊，諷諫匡君。處變不驚，出使楚國、輔佐景公稱霸的歷史故事。
這裡還為您介紹了兵學繁盛，軍事家田穰苴，振國禦敵，震懾諸侯。兵法「十三篇」竹簡文物，闡述著兵聖孫武的兵學思想。
戰國時期，齊國雄踞東方。變革、開放、包容、務實的齊文化精神，再一次使齊國步入鼎盛巔峰。田氏始於皇帝，順應潮流，館藏量器記載著「小斗進、大斗出」的惠民聖舉。這裡還結合了威王的雕塑，突出其禮賢下士，勵精圖治的人物形象。威王任用賢臣良將，大敗魏國，圍魏救趙的典故，這裡以直觀生動的立體沙盤結合動漫形象，採用全景式呈現了事件始末。精美的文物以功能分類，集中展示，彰顯齊國輝煌的藝術高度和時代特徵。這個部分，一件特別的文物「青銅犧尊」工藝精湛。
另外，「海上絲綢之路」，將泱泱大國之風尚遠播海外。襄王時期，田單臨危受命，出奇計，守即墨，利用火牛陣藝術場景，還原歷史，營造沉浸式戰場氛圍。
秦漢建立，文化一統，齊文化也逐漸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轉化，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及思想層面產生深刻的影響並延至今日。始皇東巡，齊地封禪、天齊淵祭天、泰山刻石的歷史事件，深受齊文化影響。徐福東渡，客觀上促進了秦漢時期對海洋的探索與開發及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同時也促進了中日韓文化的交流與發展。
展廳里，琳琅滿目的文物，描繪出一幅神州奧府的歷史畫卷。齊文化與魯文化一起，消融於漢代的官方文化，共同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千載不息。
這裡採用了多媒體裝置，勾勒出齊國故城在西周、春秋戰國時期的城市輪廓。依據考古研究，復原齊國故城，分層展示，上層為沙盤模型，下層為考古遺址，通過投影，動態演繹臨淄城的繁榮景象，從平面至立體，由上至下，全方位、多角度地向觀眾展示富庶繁盛之海內都會的全貌。
稷下學宮，門庭若市，匯聚天下賢士。竹書著作與書籍刻本，紀錄著淳于髡、孟子、鄒衍、慎到、荀子等，諸子百家的思想言論與稷下學宮的興盛過程。
這裡我們採用了模擬案幾對座而置，觀眾可在觸摸屏自由查閱相關信息，感受稷下學者各抒己見的氛圍。還採用了大幅影像重現稷下學者各抒胸臆，百家爭鳴的場景。又喻指稷下學宮如浩瀚星空，凝聚百家思想，璀璨奪目。
考古廳以現有考古發現為基點，還原歷史原貌，以河崖頭東周墓殉馬坑、大武漢齊王墓、山王莊漢車馬俑為代表的臨淄重大考古發現和出土文物，既展現出齊文化昔日的輝煌，也記載著齊人的文化風貌。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當前，中華民族正迎來偉大的復興，齊文化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地域典型代表，其精神內涵依然引領我們，不畏艱險，勇攀高峰，為實現偉大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
齊文化博物館內部展陳基礎裝修工作已全面展開。展櫃安裝已完成大部分，部分展廳已進入保潔狀態，展具製作等即將完成，部分版面、藝術品如漆畫、雕塑已進場，正布置安裝。
今年，臨淄區將繼續加大齊文化的開發力度，計劃投入資金3億元以上，把齊文化作為最大、最恆久的資源優勢，精心搭建文化載體，加快推進文化名城建設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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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的稷下學
齊國首都臨淄的南門為「稷門」，當時四方學者群集。《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說:
「(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這批學者受到尊重，但是「不治而議論」，表示他們不任官職，不在官僚體系之內為臣，而是君主的師友。
根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孟子也曾游事齊宣王而不被任用，其他如荀卿、鄒衍則在稷下被尊重。至於稷下學者的出身並不相同，例如:
「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予、田駢、鄒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這些著書議論的學者，淳于髡沒有派別，慎到、環淵、田駢、接予都是學黃老道德之術，鄒衍與鄒奭都著重陰陽五行之說。P.72
宣王之後，齊襄王仍重視稷下學。襄王之後，學者們就散至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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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稷下博士官考
〔提要〕
經學與博士學官制，是兩漢經學史的重點問題。所以談到漢代的經學史，博士官的形成及其演變，是值得重視的。
漢代的博士官制，並非憑空產生，是有所傳承而發展的。依據種種的資料顯示，它的名稱是起源於春秋時期的宋元公，而其制度，成形於齊國的稷下學宮，即所謂的稷下學派。戰國以下，發展到了兩漢之時，其規模逐步完備。先秦時期的博士，是通學人材，並不限定於一科一藝；而發展到了漢代，才形成了經學博士的體制，這中間的演變過程，齊稷下學士的存在，無疑地起了最大的影響。當然，漢代博士官制對於稷下學士的繼承，有著相同的一面，但也發展出了自己的風格。討論這中間的演變過程，及稷下學士對漢代博士官之影響，將是本文的主要課題。
〔關鍵字〕：齊學　稷下　博士官　秦漢　
一、          前言
漢代的經學，在中國思想史的發展上，佔著相當重要的地位。它向上承繼了先秦時期儒家的思想精華；往下更開展出寬廣的學術領域。尤以武帝時期，正式確立了五經博士學官制，為漢代經學史上最大的轉折點。在此之前，博士官是通才人物；而武帝之後，思想定於一尊，儒學成為大宗，教授經學，成為博士官職的主要內容。這是經學史上的一大盛事，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了後世的經學發展。
當我們檢視了漢代經學發展過程之後，會發現了幾個相當重要的問題：第一，博士的名稱是起於何時？第二，博士官制的完全形成時期及它的體制是如何？第三，漢代時期的博士官制，是否受到先秦博士官的直接影響？這些問題的提出和解決，正是本文寫作的動機。
在考察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中，我們發現，他們不是著重在於先秦博士官制的研究方面，即是著重於兩漢時期的博士官制方面。如果有討論到兩者之間關係的，大都著墨不多，所以其中有關兩者傳承關係的資料，一直是不很明顯。本文的研究方法，正是要本著孔子的「正名」思想，將重點放在博士官的定義方面，以多樣的先秦的直接和間接資料，來證明博士官的形成和發展，希望能夠讓先秦至漢代的博士官制之傳承，因為各項資料的整理和發現，彼此關係脈絡分明。
自春秋以降，周王室官學衰微，各國的學術思想逐漸獨立。齊桓公[1]時，以稷下設為講學中心，形成一股學術風潮。當時一些著名學者，如孔子[2]、墨子[3]等，曾先後地遊歷於齊國。到了戰國時期，思想學術領域擴大，諸子百家爭鳴，用此來求合於諸侯，發揮自己的長才，齊國更是此時的學術重鎮[4]，人才大量集中於此。齊國地處東海之濱，竟能在先秦諸子思想發展上造成深遠的影響，這除了要歸因於國家富裕，少有戰事之外，養士之風盛行，學風之自由，當是重要的原因。
其時，稷下學術，實集先秦諸子思想之大成。稷下先生們「議而不仕」的特色，乃促使了秦漢時期博士官制的形成。因此，要瞭解秦漢博士官制的形成與演進，明白他們對當時政治、社會以及學術發展上的影響，以及他們的思想的根據，就非得由「稷下學」入手不可。所以，本文將先探討稷下學派之形成與發展，以及其學風的盛衰，進而探討稷下學對後世－尤其是對秦漢博士官制所產生的影響。
二、          戰國時期齊國學術發達的原因
大凡一種學術之所以能在某時某地形成及發展，總是由於許多外緣的因素。先秦學術之所以能在齊國得到一個統合，其中的原因也很多，但我們大致上可歸納為地理經濟、社會風俗，以及政治因素等三方面來探討：
（一）   地理經濟方面
在地理方面，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國間相互爭戰，彼此領土變化很大，尤其是田齊時期，大肆向外擴張勢力，終使齊國成了東方大國。總體而論，齊國是位於山東半島一帶，其領土範圍，東憑黃海、西臨黃河、北有渤海、南倚泰山，四面均有天然屏障；而境內以平原為主，交通上十分便利[5]。因此，齊國在戰事頻仍的時期，能提供了穩定富裕的環境。在這一點上，是相當有利於文化的繁衍與發展的。
在經濟上，太公初封於齊地，即順應當地的風俗習貫，發展了漁鹽之利及手工業。《史記．齊太公世家》載：「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6]另外，《漢書．地理志》也載：
　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7]
由於齊國的土質鹵化，不利於農耕的特殊地理環境，於是它在經濟上就往漁鹽、冶鐵、紡織等，各種較具商業利益的方向發展。而且齊國將漁鹽業、冶鐵業都劃歸國營，無形之中，力量大為集中，為國庫增加了不少的稅收。此外，太公初到齊國時，即「勸女工」「極技巧」，藉由政府的力量，全力推動紡織業與手工業。《史記．貨殖列傳》載：
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8]
就在國家有計畫地發展商業經濟之條件下，齊國臨淄的富足，儼然如天下的首都一般。《史記．蘇秦列傳》載：「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9]以農耕為本的國家，由於生活穩定，較易發展出穩重保守的學術風氣；而像齊國這種從商致富的國家，聚財容易，人與物的流通量都很大，於是較易於發展出活潑的學術思想。
無論是雄厚的經濟實力，或者是學術思想傳播的自由性，都為稷下學官的成立，提供了充分的條件。
（二）   社會風俗方面
齊國面對浩瀚無涯、變化多端的大海，人民不但容易激發出奇思幻想，更容易具有廣闊的胸襟和爽朗的性格。齊國正是在這種地理環境下，孕育出它獨特的風俗與文化。齊人的特殊風土民情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１、          好利
《管子．水地篇》載：「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葆詐，巧佞而好利。」[10]這是因水脈關係而影響民風的。
２、多智
《史記．貨殖列傳》載：「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閒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11]這是因地理形勢關係而使人民多智巧的。
３、迂怪。《史記．孟荀列傳》載：「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12]這是齊地所發展出的學風。
４、講權變。《漢書．地理志》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13]這種政策突破了身份貴賤的限制，也跳脫了傳統禮儀制度的框架。在太公提倡之後，與齊國原本的風俗一拍即合，而成為齊國的風尚。
由於齊國風土民情上具有這四項特色，因此，不但本身就容易發展出獨特的思想風格，對於其他學術文化的接受度也相對地提高，這就是齊國稷下之所以能吸引這麼多各地學者來此的重要因素。
（三）   政治背景
早在太公封齊之前，齊國即以漁鹽、紡織及原始農耕為生活基礎。太公封齊之後，為所謂的「姜齊」時期。「姜齊」歷二十九世，共五百餘年，其中最重要的國君是太公、桓公、景公。《史記．魯周公世家》載：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14]
太公初至齊國，即採取「因其俗、簡其禮」的方式來治理齊國。而所謂「因其俗」，即「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15]（《史記．齊太公世家》），這種順應當地風俗的安邦定民的作法，使得齊國在短時間之內，成為東方的霸主。桓公時，齊國在黃河流域五大國（鄭、齊、魯、宋、衛）中的勢力，並不算最強，但憑著龐大的版圖及遠離西邊各國征戰的有利條件，振作綱紀，行「尊王攘夷」的政策。《史記．齊太公世家》說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16]不但將齊國政治推向顛峰，也成為後來各國霸業的楷模。景公繼位，雖然荒淫無道，但在賢相晏子的輔佐下，尚能有守成的局面。
姜齊由景公往下，傳至康公，為田氏取代，正式進入「田齊」時期。田齊由田和至王建，共傳八世，歷一百六十餘年。田齊時期在戰國時代雄據東方，與秦國號稱東西帝[17]。而其國勢在威王、宣王之間尤其強盛。從桓公時立稷下學宮，到威王用鄒忌為相，都在在說明了齊國君王的愛好文士，再加上齊國地處遠東，不必擔心秦國的攻伐，因此，富強的情況，天下莫能與之比擬。
在列國中，齊國養士的傳統最為悠久[18]。齊桓公爭霸，採管仲的建議，「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19]（《國語．齊語》）桓公之子懿公為爭奪君位，「陰交賢士」[20]（《史記．齊太公世家》），最後終於得立。而田氏為取代姜齊，更是不遺餘力地結交賢才，例如《左傳》昭公三年記載，田桓子用「家量貸，公量收」[21]的優惠辦法，於是國人「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22]而田常更是採取「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年，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23]的方法。透過這些禮遇，田齊攏絡了大批的士人，終於在西元前三八六年，取代了姜齊。一方面，為了穩固既得政權；另一方面又為了防止士人外流，於是田齊創立了稷下學宮，使其制度化。這種作法，吸引了大批天下賢士來到稷下，而其終極目標則在於富國強兵，一統天下。
三、          稷下學的形成與發展
（一）   稷下學的形成期
１、  桓公小白時期
「稷下」在齊國首都臨淄城內，大致在今天山東省臨淄城的西部和北部，是戰國時期各家言論思想的集合地。稷下學宮的創立，實源於春秋時之齊桓公小白。《說苑．尊賢篇》載：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慾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矣。[24]
「庭燎」是古代邦國在朝覲、祭祀和商議軍國大事時，在大庭中燃起的大燭[25]。桓公以公爵之位，僭用天子之禮待士，這種慎重其事的作法，難怪「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矣。」除此之外，桓公又採納管仲的建議「處世也，使就閒燕，……令夫士，群萃而州處……，故士之子恆為士。」[26]（《國語．齊語》）以士為世襲制，進一步地聚集人才士，建立起由國家獨立培養士人的路徑。
在當時，這些士人主要的作用有二：一是議政。即非上之所過、觀人誹。二是備諮詢。即備國君之詢、廣詢於下民。這實開了稷下學宮，議政、諮詢之先河。
２、  桓公午時期
到了桓公午時，即設立了稷下學宮。徐幹《中論．亡國》：「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崇之。自孟軻之徒皆游於齊。」[27]錢穆對此也作了說明云：「桓公之時，田氏得齊未久，又身行篡奪。正魏文禮賢之風方衰，繼而為之，攬學士，收名聲以自固，恐有之耳。」[28]「設大夫之號」一詞，一方面說明了稷下先生被尊為「大夫」，受到相當的禮遇；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稷下先生們的性質，是不具有實際的政治權力的。
（二）   稷下學的興盛期
１、  威王時期
威王即位之初，國家不治，經過淳于髡以隱語勸諫[29]，才振作起來。接著他在內政上任用鄒忌為相，進行改革，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30]（《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威王相當重視人才，因此由鄒忌所推薦的田居子、田解子等人，都被委以重任[31]。在一次與魏惠王的外打獵中，魏惠王自誇有「徑寸之珠」十枚，可以「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而齊威王則以一批能安邦定國的人才作為他的「寶」[32]。由此可見威王的重現人才，而他的大力發展稷下學宮，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２、  宣王時期
宣王繼威王而立，齊國更加強盛。為了實踐「蒞中國而撫四夷」（《孟子．梁惠王上》）的「大欲」，達成稱霸諸侯，一統天下的願望，因此，特別重視文士。他招攬各派學者聚集於稷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33]同書，〈孟子荀卿列傳〉亦載：「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34]另外，《鹽鐵論．論儒》載：「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35]這說明了宣王時，不但稷下成為各國學者百家爭鳴之地，而其對士人的優惠和禮遇，更促進了稷下學術的發展，於是「稷下學士復盛。」　　
（三）   稷下學的衰落時期
１、  湣王時期
湣王時，雖然繼承了良好的基業，但他專斷狂暴、急功近利，使稷下學術的發展一度中斷。《鹽鐵論．論儒》中說他：「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36]這個時期，稷下學士們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尊重，甚至連生活上也得不到保障。湣王十七年，五國聯合伐齊，齊國幾乎滅亡，因此，學宮人員離散，大量投往燕國或趙國平原君、楚國春申君門下，於是稷下的學術活動也因此而中斷了。
２、  襄王時期
襄王五年，田單復國，襄王力圖振作，於是恢復了稷下學宮。《史記．孟荀列傳》：「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37]這時老一輩的稷下先生多已不在人世，荀子是此時稷下先生中學識最淵博的，因此三為祭酒。此時的稷下學宮出現了短暫的中興氣象。
３、   王建
燕昭王為復國雪恥，於是「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士爭去燕。」[38]（《史記．燕世家》）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39]接著到了養士四公子時期，四人之賓客皆數千人以上。四公子死後，賓客則多集於呂不韋。秦國迅速取代齊，而成為戰國末期的學術文化中心。齊王建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即位。王建執政期間，採取保守孤立的政風，對於學術不獎勵，讓學宮人員深感不安。《史記．孟荀列傳》：「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40]荀子走後，學宮失去學術領袖，人才更是外流，稷下學宮則名存而實亡。在秦滅五國之後，齊國跟著滅亡，稷下學宮也就結束了。
　
四、          稷下學宮及其學術
（一）   稷下學宮性質　
關於稷下學宮裡的先生們，《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中說：「不治而議論。」[41]而《鹽鐵論．論儒》中更具體地說是：「不任職而論國事。」[42]總而言之，稷下先生們是不擔任具體的行政官職，而專以議政為務。稷下先生們「皆命曰列大夫」[43]（《史記．孟荀列傳》），這裡所謂的「列大夫」是承襲著桓公為稷下學宮「設大夫之號」而來的。「列大夫」就是位次在大夫之列，這是他們的政治地位以及所受到的待遇。稷下大夫們不但住高門大屋，而且「受上大夫之祿」[44]（《鹽鐵論．論儒》），因此，才會有田駢的「資養千鐘，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45]稷下先生們雖有大夫之號、大夫之祿，卻沒有實際的政治權力，他們的職責主要是從事「議論」。他們在學宮中享有比較充分的言論自由，可以自由議政，甚至批評國君，這些都受到國君的鼓勵和保障。有了優厚的待遇以及言論自由這雙重的保障，使得稷下學術更加蓬勃地發展。
（二）稷下學宮的功能
稷下學宮同時具有政治和學術雙重功能。
１、  政治功能　
稷下學宮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現在以下各方面：（１）議政和諮詢。如鄒忌以琴音諫威王。[46]王鬥批評宣王喜好聲色犬馬[47]等，都是學者們通過議政或勸諫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主張。（２）培養人才，推薦官吏。如「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於宣王。」[48]宣王在王斗的敦促下「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49]稷下先生們學識淵博、德高望重，從事講學，弟子動輒百人，在當時培養了為數不少的人才。（３）出使他國。稷下先生們見多識廣，又大都具有遊歷列國的經歷，因此宣王常委派他們出使外國。而學者們也常都不辱君命，順利完成任務。如《史記．滑稽列傳》載：「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50]即是圓滿地達成一次任務。
２、  學術活動
田齊的統治者，為了鼓勵學宮的學術活動，讓它的學術功能發揮到最大，於是提供了學術言論自由的保證，使稷下學術活動能蓬勃地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１）著書立說。由於齊國統治者對學術採取的態度是兼容並蓄，一視同仁，因此學宮中學派林立的局面，優渥的生活和充分的自由，讓稷學者們樂於專心從事著述。《史記．孟荀列傳》說，稷下先生們「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51]正說明了當時學宮中著書立說之盛。（２）講學授業。在稷下，老師與學生之間有相當大的自由。先生可自由講學授業，學生也可以向多位老師學習，如此一來，學生們有機會接觸不同學派，有助於打破僵化的門戶之見。而在這種學派之間的交流之下，更是培養了大量的人才。（３）期會爭鳴。《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集解》、《索隱》並引劉向《別錄》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52]「期會」就是按照約定的時間定期舉行集會，而期會的內容則包括演講和論辯。透過演講，有助於各家各派相互瞭解，彼此交流。在辯論中則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繁榮景況。如稷下先生兒說「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53]（《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而鄒衍、鄒奭等人也因雄辯而得到「談天衍」、「雕龍奭」[54]的雅號。由於稷下學宮裡的學者，來自四面八方，使得學宮的學術文化呈現多元化發展，而這正是齊國稷下學之所以能總結先秦諸學的一大主因。
　　（三）稷下學者
齊國大力興辦稷下學宮，招攬各國人才前來，使學宮成為戰國時期學術文化中心，以及各家各派學者的聚集地。關於稷下學者的人數，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說，最盛時有「數百千人」[55]，光是被尊為「上大夫」的就有六、七十人之多。而同書的〈太史公自序〉中概括的六家學術，在稷下都有著名的代表人物[56]。如儒家學者有孟子、荀子、孔穿、顏斶、魯仲連、能意、徐劫、公孫固、王斗等；道家學者則有接子、田駢、環淵、彭蒙等；名家學者有尹文、兒說、田巴等；法家學者有鄒忌、慎到等；陰陽家學者有鄒衍、鄒奭等。其他還有許多學者，因為受到各種學術交流的影響，所以在派別劃分上，並不是那麼地明確。稷下學士既然是博學多聞，通達事理之士，因此，又常被稱為「博士」，如《說苑．尊賢篇》有「博士淳于髡」[57]一言可證。
　　（四）稷下學者之著作及思想特色
１、  著作
稷下學者講學著作豐富，風格呈現多樣化。我們據《漢書．藝文志》所載，大致可以得到各家的代表作：如儒家學者孟軻有《孟子》七篇、荀況有《孫卿子》三十二篇、孔穿有《讕言》一卷、徐劫有《徐子》四十二篇、公孫固有《公孫固》一篇；道家學者尹文有《尹文子》一篇；法家學者慎到有《慎子》四十二篇；陰陽家學者鄒衍有《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鄒奭有《鄒奭子》十二篇等等。稷下學宮歷史久遠，規模廣大、人物眾多，著述更是豐富，雖然許多人物的著作現今已不存在，但我們仍然能從《史記》、《漢書》、《戰國策》、《國語》等書中，看到當時學術發達的景況，以及學者的風貌。
２、  思想特色
諸子百家的思想，進入戰國末期，逐漸由多元走向了融合，由融合再走向創新，而稷下先生們正是在這個重要的階段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無論是《史記》「論六家要旨」所列六家，或是《漢書．藝文志》所說的九流十家，都曾經活躍於稷下。本來，由於歷史地理等各方面的差異，容易形成不同的思想型態，例如南方的楚國是道家思想的發源地；三晉之地盛行刑名法術之學；鄒魯之地是儒墨的故鄉；而燕齊海上之士，則以五行數術見長。但是稷下學宮的成立與推展，提供了各學派之間交流融合的一個絕佳場所。因此，稷下學術思想的最大特色，就在於「博」與「雜」。「博」指的是學術領域的廣博，無論任何派別都不會因為君主的好惡而有不同的待遇，在學宮裡，學術的自由是受到很大保障的。所謂的「雜」，也就是不純粹，各學派經過長期講學以及論辯，逐漸瞭解對方，並且吸收了對方的部分理論，以為己用，因此，此時期的各學派，常常都帶著其他學派的色彩。例如慎到、尹文二人同出於黃老學派，慎到的學說常常是援法入道，或援道入法，因而後世常把他歸於法家；而尹文的學說則明顯地接受了名家思想，而突出名法，主張道、法、名三者結合，因此後人多將他劃入名家。
在當時的各家各派中，也常有針對相同議題而提出看法的，例如關於「定分」這個問題，《尹文子》和《慎子》二書中都有記載。《尹文子．大道上》引彭蒙之言說：「雉兔在野，眾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58]《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引《慎子》說：「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為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59]可見在當時，各家除了透過演講來充分表達出自己的主張，更在一定的程度上和其他派別融合。而身為法家的慎到，與名家的尹文，則是面對著同樣的課題，提出相同的主張，作為當時執政者的一項方針，這正是稷下學者們「不治」之「治」。
　
五、          齊稷下學對秦漢博士官的影響
　（一）「博士」之名的起源
「博」，指的是廣博精深；「士」意思是有德行，能明理的讀書人。因此，「博士」一詞意謂著學識廣博、見解深入，且能明理通達的人。「博士」一詞首先出現，是春秋中葉的宋博士衛平。《史記．龜策列傳》：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鬥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60]
我們由這段文字可以看出，所謂的「博士」，在當時指的是知識廣博之士，既通天文，又知地理，還需輔以占夢，能就君王的夢中情境，求得意旨，來作為君王安邦定國的行事指導。春秋末葉有魯博士公儀休一人。《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61]關於公儀休擅長什麼而為博士，我們不得而知，但能知道的是，他對「理」與「法」是能夠清楚辨知的。到了戰國初期有魏博士賈袪。《漢書．賈鄒枚路傳》：「賈山，潁川人也。祖父（袪），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62]賈袪所學，也是相當博雜，並不是專精於一藝。另外，齊國也有博士淳于髡。根據《史記．滑稽列傳》所載，我們並不能看出淳于髡究竟以何能耐而為名，但從他能屢次用寓言的方式，成功地諫齊威王，又能奉命出使趙國，順利搬回救兵一事看來，淳于髡並不是一個泛泛之輩。
由春秋中葉一直到戰國末期，「博士」一名，所指的都是博學之士，它既不是一個固定的官制，也不是專精於某一門學問的人。而博士的作用，則是提供意見，讓執政者參考。
（二）博士官制的確立
博士官，是開始於秦代。《漢書．百官公卿表序》裡提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63]另外，《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64]秦時博士雖然有七十人，但是「備員弗用」[65]，僅是掌故備問，因此，雖然秦博士員多到七十人，但姓名可考的，只有七人：淳于越、伏生、叔孫通、羊子、黃疵、正先、鮑白令之。秦所立的博士官不單只是在經術方面，據《史記．始皇本紀》中所記載，其中不但有占夢博士、諸子博士、詩賦博士、術數方伎博士，甚至秦始皇也曾教博士作《僊真人詩》[66]。始皇二十六年時，為了討論帝號，這些博士們也都一同參與商討。秦朝博士參與議論古今之事有：一、議帝號。二、對湘君何神。三、以郡縣為便。四、為僊真人詩。五、占夢。六、議封禪。七、議討陳勝。八、議禪繼。[67]
秦博士雖然是固定的官職，有定額的俸給，但實際上卻並沒有真正的職權。它的作用在於備諮詢，就這一點來說，其實是與稷下學宮中學士的「不治而議」是一脈相承的。稷下學者的學派眾多，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等等。而秦朝對博士員的審定標準，也是相同，只要是見識廣博之士，無論是詩賦、諸子、占夢……等等，都可能被立為博士官。因此，齊稷下先生，實際上就是秦代博士制度之所本。
　　（三）「博士」一名的轉化
《續漢書志》載：「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68]漢代設「博士官」，其官俸大致比照秦博士，為六百石。而職掌則有兩個部分，一是「教弟子」；二是「承問對」。就這兩個部分來說，漢初博士官的職掌，仍然是承自稷下學宮。稷下先生們平日講課授業，國君有疑，提供建議，君政有失，提出勸諫的部份。不過，在這裡必須說明的一點是，漢初因襲秦制，博士員多至數十人，文帝時博士高達七十餘人。不僅人數俸給沿襲秦朝，甚至連錄取博士的標準，也是以通博之士為準，而不是專用精於一經一藝之人。如高帝二年，以叔孫通為博士，叔孫通在秦代做過待詔博士。漢以後，高祖也拜他為博士。他不但為高祖制定了朝儀，也在孝惠帝時，設定了宗廟儀法，叔孫通並非專經之士。又如文帝時，齊人公孫臣上書，陳述終始五德。於是文帝詔他為博士，而公孫臣也不是專經之士。
由此可知，漢初揀擇博士的標準，是承自秦代為諸子百官各立博士的制度。而這個制度，可上溯至先秦時期，齊國各代君王設置稷下學宮，禮遇各方才士的作法。
文帝時，開始立一經博士，如申培公為《魯詩》博士，韓嬰為《韓詩》博士，為了廣遊學之路，於是《論語》、《孟子》、《爾雅》《孝經》都設博士[69]。到了景帝，則又增加了《齊詩》博士轅固生；《尚書》博士張生、晁錯；《春秋》博士胡母生、董仲舒。因此，到了文帝、景帝時，「博士」這一個名詞，已逐漸由通博之士的通才，轉入專精一經一藝的專才。
武帝時，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專士，博士之員大為減少。除了在文帝、景帝時期，已經設立的《書》博士、《詩》博士、《春秋》博士之外，武帝新立了《易》博士（田王孫）、《禮》博士（後蒼）。自此，「博士」一詞，正式與「專經」一義劃上等號。
不過，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武帝雖然立五經，使得經學能夠獲得優渥的發展空間，從而在中國整個學術發展上，扮演著一個承先啟後的重要角色；但對於五經之外的其他學術，也並未給予打壓，只不過是沒能提供政治上的優惠罷了。
漢代的學制分為小學、中學、大學。小學裡，教授《倉頡》、《凡將》、《急就》、《元尚》等篇，使學童識字習字。中學則教授《論語》、《孝經》等科目[70]。《後漢書．皇后紀》裡提到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略舉。」可見漢人對於五經之外的學科，並不是一概的否定。只不過是把小學、中學、大學，三個等級的授業學科劃分清楚。而大學之中專教五經，中學之中教以《論語》、《孝經》等。因此，漢代五經博士，其實並不單只擅長於五經，例如，江翁兼傳《魯詩》與《穀梁春秋》；許商治《尚書》又兼長於算術，《漢書．藝文志》中有《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江公長於《穀梁春秋》又兼治《孝經》。《漢書．藝文志》中有《孝經江氏說》一篇。因此，武帝專立五經博士，並沒有藉此來打斷其他學科的發展路徑；只不過是格外地提昇這五門學問，使這五經能在朝廷的提倡與鼓勵下，更加蓬勃發展而已。
六、          結語
本文的主旨在於釐清從春秋時代起，中經戰國，下至秦漢博士官的一貫脈絡。這中間有承接，有發展，但大致上的本質不變，博士官一直是國家朝廷的清議官。從另一方面講，中國古代的學術知識，可以說是一直由博士官來作最主要的傳承。雖然目前的資料顯示，博士官名是起於春秋時代，但是名不空起，必定是有所接承的。因此，我們可以推言，博士官名及官制，一定還可以上溯的，只是在資料上還有待考證而已。
在本文的前大半部，都是在討論博士官的源起，因為這部份是最為模糊的，所以必需經由大量的先秦典籍來作佐證，才能真正的瞭解博士官的起源、作用和體制，也才能看出博士官們對中國古代學術到底作出了多大的貢獻。從這當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觀念，那就是，凡是重視學術而培養博士官的君主，他的國家必定是強盛的；反之，只要不重視學術，而致使人才流失的統治者，他必定會使國家走向衰亡。這從歷代博士官制的演變，是可以得到確證的。
在本文的後一段，是在討論秦漢二代的博士官制。一般的觀念都是以為先秦的博士們，尤其是稷下學士，對於秦漢博士官制的影響是很直接和長遠的。但是根據本文的探討結果，漢朝的博士官制，真正受到稷下學士影響的，只到武帝立五經博士為止。從此以後，經學博士定於一尊，不完全和先秦博士有直接的關係了。這是本文在於此段所作的歸納。
雖然，經過本文的一番論證之後，歷代的博士官制，有了稍稍的眉目，但是，其中的人物活動、著作情形，和實際的官制演變，實無法在這短期間，及有限的篇幅中，作一明確而詳盡的論述。所以，假以時日，希望在充分的時間和資料的幫助下，能對博士官製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明先賢對學術推動之貢獻。齊稷下博士官考 @ 指天說地 :: 隨意窩 Xuite日誌 - https://goo.gl/1SyS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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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學派
　　戰國時期，齊國都城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稷門（西邊南首門）附近，設有中國古代最早的學術活動和政治諮詢中心——稷下學宮。有學者認為它創建於齊桓公 （前374年—前357年在位）時，也有學者認為創建於齊威王（前356年—前320年在位）時；復盛於齊宣王（前319年—前301年在位）時。
　　齊宣王擴置學宮，招致天下賢士近千人，任其「不治而議論」，其中七十六人被尊為「上大夫」。著名的有彭蒙、田駢(ㄆㄧㄢˊ)、慎到、宋鈃(ㄐㄧㄢ)、尹文、兒說、鄒衍等。楚國的屈原在齊宣王九年（前311年）曾出使齊國，當時，楚國學者環淵正在稷下，齊賜之為「上大夫」。屈原是否與環淵有過接觸尚不得而知，而屈原作品深受稷下思孟學派思想影響，則是顯而易見的。鄒國的孟軻和趙國的荀況，先後均曾到稷下學宮遊學。孟子在齊威王和齊宣王時兩度游齊；荀子在齊襄王時遊學稷下，並多次出任學宮主持人——祭酒。
　　稷下學宮彙集了道、法、儒、名、兵、農、陰陽等百家之學，成為當時各學派薈萃的中心，歷時約一百四、五十年。並逐漸形成一個具有一定傾向的學派，後人稱為 「稷下學」。各家在稷下自由講學、辯論，各自著書，言治亂之事，向君主提建議，促進了百家爭鳴的開展和學術文化的繁榮。
　　稷下眾多著名的學者、學派和博大精深的著作，構成了中國思想史上承前啟後的重要環節。
　　慎到（約前395—前315）是趙國人。早年學黃老道德之術，把道家學說向法家理論方面發展。曾在齊國的稷下講學，受上大夫之祿，負有盛名。他受《老子》 影響，認為「道」的本質是萬物相等，對後來莊周的「齊物」思想有所啟迪。他是法家中主「勢」的一派。「勢」指政權、權位，他提出了集權的主張，在政治上把 權勢放到了第一位。有了權位，還要有「法」。「法」是治國的標準，他從道家「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的觀點出發，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的思想。君主是「法」的制定者，依法「無為而治」，「民一於君，事斷於法」，「官不私親，法不遺愛」，這樣就「上下無事」了。他把君主的權勢看作行法的力量， 認為有了權、有了法，一個平凡的君主就可以「抱法處勢」，「無為而治天下」；賢能和智慧並不足以服眾，權勢地位則能夠使賢者屈服。「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守法而不變則衰」。慎到尊君，但並不主張獨裁，這和申不害不一樣。他反對治理國家的關鍵全在於君主一人，認為「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 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所以，國家興亡的責任亦非屬個人，「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他強調遵循「天道」，指出「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之者，因人之情也」，這帶有較濃的道家色彩。《慎子》一書，《漢書‧藝文志》「法家」著錄四十二篇，現僅存殘本五篇。清錢熙祚輯本以《群書治要》所節錄的七篇，參校殘本五篇，較為完善。
　　彭蒙、田駢都是齊國人。他們的學說都有道家傾向，可以說對於莊周思想的形成有明顯影響。彭蒙是田駢的老師，後二人均在稷下講學。田駢號「天口駢」，大概擅長演說。《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都把慎到和他們列為一派，可能因為慎到雖屬法家，也帶有明顯道家傾向的緣故。他們主張「齊萬物以為首」、「貴齊」，強調事物的齊一、均齊。認為對萬物應取「莫之是，莫之非」的態度，「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主張因循自然，不置可否，齊一萬物，這顯然是莊周 「齊物」思想的先聲。他們還提出行不教之教，認為「選則不遍，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這也是和莊周思想相合的。《呂氏春秋‧執一》中載有田駢的話，云 「變化應來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同樣具有順應自然、因性任物的道家思想特點。
　　 宋鈃(ㄐㄧㄢ)（約前382—前300）是宋國人；尹文（約前360—前280）是齊國人。齊宣王、湣(ㄇㄧㄣˇ)王時，他們和彭蒙、田駢、慎到等同在稷下學宮遊學。宋鈃、尹文 的思想受到道家和墨家的影響，後人稱其為「宋尹學派」。《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著錄《宋子》十八篇，「名家」著錄《尹文子》一篇，二書皆已亡佚。今存 《尹文子》，一般認為系後人偽托。宋尹學派的思想資料，散見於《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中。
　　宋尹學派主張以「寬」、「恕」為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總原則，「設不鬥爭，取不隨仇」，「見侮不辱，救民之斗」。他們主張在國與國之間「禁攻寢兵，救世之 戰」，禁止攻伐，息止兵事，反對諸侯間的兼併戰爭。據《孟子》記載，秦楚構兵，宋牼（即宋鈃）曾要往秦楚二國「說而罷之」。他們「救民之斗」、「救世之 戰」的目的，是「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為了達到利天下的目的，在內心修養方面，他們提倡「以情慾寡淺為內」，認為人類的本性就是欲寡而不欲多，「人 我之養，畢足而止」，「五升之飯足矣」。因此，荀子批評他們是「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又說「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即只知人欲寡，不知滿足人的合理欲 求。
　　宋尹學派提出「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認為只有破除了見侮為辱、以情為欲多等偏見，才能認識事物的真相。他們力圖從主觀上清除榮辱、譽非、美惡的界限，要求 做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榮辱等等是屬於外在的東西，不應以之妨害內心的平靜，即使身陷牢獄之中，也不以為羞恥。莊子認為宋榮子（即宋鈃） 「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普天下人讚譽，他並不因此更受鼓勵；普天下人非議，他也不因此更加沮喪。他們認為，如能做到人人「見侮不辱」， 雖然被侮，但不以為恥辱，這樣就不會互相爭鬥，能夠「救民之斗」，便可以使天下安寧了。
　　宋尹學派「以情慾寡為內」，當受到儒家安貧樂道和墨家刻苦精神的影響；而其「以禁攻寢兵為外」，則明顯是對墨家「非攻」的繼承。宋尹學派思想確實帶有不少墨家特點，以致於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將墨翟和宋鈃並列。
　　《管子》中的《心術》上下、《白心》、《內業》四篇，劉節、郭沫若等認為是宋尹學派的遺著，今暫保留此說。這幾篇反映了道、法、儒合一趨勢，同時兼有各學派的思想特點，為戰國中期稷下學士的著作，大致不會有誤。
　　《曾子‧天圓》和《易傳》中提出的「精氣」說，在《內業》中得到了發展。《內業》指出，「精氣」是生命、智慧之源，能使萬物產生。把「天」看成「自然」，「精」與「形」有二元論傾向。精也是氣，是氣的精粹部分。形也是氣，即形氣。「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最精細的氣，不但構成人，也是構成任何東西的不可缺少的材料。地上的五穀，天上的列星，都是精氣產生的。精氣流行在天地之間，就有了鬼神；精氣深藏在人的胸中，就成為聖人。這裡用鬼 神形容精氣的流行變化，鬼神已不是靈魂不死的宗教迷信含義了。事物時常在變，但總離不開「氣」，氣本身就能變化出各種各樣的東西。精氣無所不在，充滿一切。人只能得到它而「成德」，產生智慧，而不能使它消滅。有了精氣才有生命，有生命然後才有人類的思想和智慧。人類的精神活動是由精氣派生出來的。《內業》中的精氣說，在中國思想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當同樣出自稷下學士之手的《管子》中的《水地》篇，認為「水」、「地」是「萬物之本原」，提出了與精氣說相對立的觀點。《水地》認為：「地者，萬物之本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又說：「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雖然此文中以「水」、「地」為本原的理論尚未成熟，卻可謂是提出了百家爭鳴中的又一說。此說在郭店竹書《大一生水》中作了進一步發展。
　　《心術》、《內業》中將老子的「少私寡慾」、「致虛極，守靜篤」等觀點加以發展，進一步論證了「心」在認識中的作用，避免了老子帶有神秘色彩的直觀認識方法的缺點。「心術」指關於認識方法的學說，認為認識事物首先要去掉妨礙認識的主觀好惡，做到「心」能夠「虛」、「靜」、「一」。心中有慾望雜念，就不能感覺外在事物，因此必須去「欲」；反對主觀成見，主張客觀，這就是「虛」。不要在沒有認識事物規律的時候輕舉妄動，反對急躁盲動，主張冷靜觀察，這就是 「靜」。以冷靜態度對待事物，就能集中注意力，聚精會神，心志專一，這就是「一」。這是要在認識事物時拋棄主觀上的障礙，以達到客觀地認識事物的目的。這種認識方法被荀況充分吸收和發展。強調在認識客觀事物時去除主觀偏見，保持心志專一，這是合理的；但過分誇大心的虛靜在認識中的作用，使心處於一種消極無為的被動地位，便易導致忽略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的毛病了。
　　《心術》、《白心》、《內業》中繼承發展了管仲和法家的思想，提出了法、禮並重，先德後刑，因道生法的法治理論。不僅講「法」，而且也講「禮」，從「道」出發，引申出一套「法」和「禮」關係的理論，把「法」與「禮」結合起來。把「禮」、「義」歸結為「法」，「法」也是「道」的表現，而且從根本上體現著「道」的作用。所以，主張除了君主以外，人們在「法」面前應是一樣看待，這就叫「公」。又吸收老子的「無為」，並加以改造，提出了「君靜臣動」的主張。要求君只操賞罰大權，臣下積極管理事務。認為君道應該和天道一樣虛靜無為，「動」應該是臣下的事。君主「動則失位」，「靜乃自得」。「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這就是「聖人之治」。「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的思想後來被莊子後學、《呂氏春秋》和韓非加以發展。
　　兒說是宋國人，約與惠施同時而稍前於公孫龍。他曾持「白馬非馬」說折服齊國稷下的辯者。「白馬非馬」說後來被公孫龍所繼承。他又用「以弗解解之」的辯術為宋王解閉結，有名於當時。其事蹟見於《韓非子》、《淮南子》。
　　鄒衍（約前305—前240）是齊國人，曾到稷下學宮講學，號「談天衍」。他歷游魏、趙、燕等國，皆受到尊重和禮遇，並曾為燕昭王師。他的「五德終始」說和「大九洲」說，適應當時的大一統趨勢。其著作百餘篇，十餘萬言。《漢書·藝文志》「陰陽家」著錄《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皆失傳。清代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中輯有他的部分遺說。
　　鄒衍 「五德終始」、循環相勝的學說認為，「天地剖判以來」的歷史，按照「五德轉移」的順序，經過了黃帝（土德）、夏（木德）、商（金德）、周（火德）的更替過程，並預見以後的發展是「代火者必將水」。他認為歷史是一個勝負轉化的發展過程，按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勝而具有階段性，又按照始於土、終於水、徙於土的循環往復而具有週期性。「陰陽消息」的矛盾運動推動著「五德轉移」，又決定著當世盛衰。「遞興廢，勝者用事」，各個朝代按照既定的週期輪換，當運的 興盛者才能行使統治權。「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王朝的興起必有天意符瑞作為象徵預示。這種帶有天人感應色彩的歷史循環論五行學說，為建立封建秩序提供了理論依據。「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他這套神秘主義的學說在當時還頗受歡迎。其學說對西漢董仲舒的「五行相生」觀點影響很大，並成為兩漢讖(ㄔㄣˋ)緯學說的主要來源之一。
　　鄒衍還提出所謂「大九洲」說，試圖將宇宙各部分聯貫為一個整體。他認為「赤縣神州」中國內有九洲；而九個中國這樣的洲組成「大九洲」，外有小海環繞；九個 「大九洲」外有大海環繞，再往外便是天地的邊際。中國為世界八十一洲之一。他得出這種結論，用的是「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的方法。以直接經驗為基礎，由近及遠，由已知推及未知，似乎有根有據；其實只是以馳聘幻想來代替真實，描繪了一幅想像中的畫圖而已。在自然科學尚不十分發達的當時，竟也使不 少人傾倒了！
　　戰國中期的齊國稷下思孟學派，是對戰國早期魯國子思學派的繼承和發展；子思後學到齊國稷下與孟子及其後學會合，遂發展成為稷下思孟學派。齊湣王時，樂毅破齊，稷下學者離散。齊襄王恢復稷下學宮，荀況「三為祭酒」，思孟學派業已消沉，故思孟學派的文獻多亡佚散失。
　　湖北荊門郭店一號楚墓中的陪葬竹書，是一套循序漸進、由淺入深的稷下思孟學派教材。其內容大致包括儒家經典基本知識、子思學派和稷下思孟學派基本觀點、性情論、社會倫理道德、政治哲學和形上學宇宙論等。
　　竹書《大一生水》，在子思學派《禮運》、《易傳》等著作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吸收了《老子》、《曾子‧天圓》、《管子·水地》等著作中的思想材料，發展出了稷下思孟學派自己的宇宙生成理論。這篇在中國思想史上獨具特色的以水為本原的宇宙生成論傑作，是具有稷下思孟學派思想特徵的作品，既繼承了曾參、子思吸收道家老子形上學的傳統，又吸收了稷下學者以水為萬物之本原的觀點，堪稱是「古代中國的泰勒斯學說」。
　　竹書《五行》，則是思孟後學對《禮運》五行說、竹書六德說和孟子學說的發展。孟子說齊宣王行「仁政」之後八年，屈原出使齊國。郭店竹書，很可能就是前 311年屈原出使齊國時從稷下帶回楚國的。而郭店一號楚墓，究竟是不是屈原之墓，現仍在期待著考古學能作出可靠結論。郭店竹書的被發現，可以基本修復稷下思孟學派這個在中國思想史上久已殘缺了的重要環節。
　　荀子（約前325—前236）名況，字卿，趙國（今山西一帶）人。他從小勤奮學習儒家經典，尤其善於綜合諸子各家的長處。前276年左右，50歲的荀子離開趙國，赴齊國稷下學宮講學。他在稷下先生中「最為老師」，並「三為祭灑」，多次出任稷下學宮的學長。稷下學宮的生活經歷，為他以後總結諸子百家之學，創立自己的思想體系，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荀子將各家所探討的天人關係問題，深入到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的關係方面，提出了「明於天人之分」的觀點。一方面把道家「自然」、「無為」的思想改造為「不與天爭職」，主張不以主觀意志代替客觀職能，強調「天行有常」的規律性，反對背道妄行；另一方面又把思孟學派「與天地參」的思想改造為「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強調「制天命而用之」的能動性，反對棄人而思天的自然命定論。使「天職」與「人治」，即自然無為與人道有為在較高的理論思維水平上得到統 一。荀子對當時流行的各種宗教迷信思想，從理論上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批判，認為天雨天晴、日食月食，都是由於客觀規律的作用而發生的自然現象，並沒有什麼天 地神靈在支配。但他有「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的循環論思想。
　　荀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關於「學而知之」的思想，強調人的知識不是先天固有的，是後天獲得的。他還特別重視「積」，強調只要有切實持久的積累，就能夠學有所 得，並且指出學習要終身不止。他明確肯定人的本性具有認識客觀事物的能力，客觀事物的道理也是可以被認識的。這是他的「明於天人之分」的自然觀在認識論上 的運用和表現。他這種觀點明顯受到稷下學派的影響。
　　荀子針對「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的各家認識上的通病，提出「解蔽」的主張。荀子反對孟子的性善論，首創性惡論。主張以「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去「化性起 偽」；重視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強調對人性的改造。這種主張「性惡」的人性改造論，與道家的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完全對立，客觀上為確立封建的倫理道德提供了理論依據。荀子政治上吸收了稷下學派的思想，主張禮法兼治，王霸並用。他強調通過「尚賢使能」建立起新的等級秩序，提出以「分」求「一」，即以等級差別求得整體和諧的思想。這客觀上反映了當時建立新的封建等級秩序，並據此建立統一新政權的願望和要求。荀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以來的正名思想，創造了以正名為中心和目的的邏輯和認識論體系。荀子從儒家立場出發，將邏輯和政治倫理緊密結合在一起，反對名辯之士脫離現實的名辯作風。但這也使得他對先秦名辯之士的邏 輯和認識論成果未能充分吸收，致使其邏輯和認識論體系尚顯得不夠完善。
　　荀子自稱屬於儒家，而且也吸收了不少郭店竹書——稷下思孟學派教材中的思想。但他對思孟學派批評得特別尖銳，還將孔門弟子子張、子夏、子游斥為「賤儒」。 他雖然譽孔子為「大儒」，但對孔子的思想並不是全盤接受，而是加以改造。他在融合其他各學派，尤其是融合法家思想的基礎上，改造儒家思想，試圖使之能符合 封建大一統政治的要求。
　　荀子集儒家之大成，並且可以稱得上是集諸子百家之大成。他對各家學說批判吸收，融會貫通；在他的學術思想裡．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所受各家的影響。同時，他又對各家都採取了超越的態度，比較全面地總結了先秦百家爭鳴中提出的重要問題。
　　 孟子和荀子，均受到稷下學術思想的熏陶。包括孟子、荀子在內的稷下學者們在其著述中，專門詳細地剖析研究了作為思維器官的「心」，並從不同角度深入探討了「心」的生理特點，以及在道德方面和認識方面的作用，而且各自提出一套關於「心」的修養方法。
　　在《管子·心術（上）》中，稷下學者首次考察了「心」與感官之間以及「心」與「道」之間的關係。在《管子》中的《心術》上下、《白心》、《內業》四篇裡， 稷下學者還提出了「得虛道」、「靜因之道」、「執一」等修養方法，目的就是使「心」能合於「道」和把握「道」。
　　孟子明確指出「心」是思維器官，並且將「心」道德化。他的修心方法，主要就是保持和擴充人心中固有的「善」端。其所謂「浩然之氣」，便是指一種由道德修養而產生的精神力量。
　　荀子把「心」視為形和神的主宰，認為「心」只發號施令而不接受命令。「心」有求取知識的本能，能憑藉耳朵而感知聲音，憑藉眼睛而感知形狀。荀子還對《管子》四篇中的修養方法加以總結發展，提出了「虛壹而靜」的修養方法。他深入探討了「心」在認識方面的特點。在荀子的早期著作中，也有少數幾處的「心」，具有道德意義。他集稷下心學之大成。稷下學派的學者們深入探討了作為思維器官的「心」的生理特點以及在道德方面和認識方面的作用，提出各自的一套修養齊法，其學說對後世有很大影響。
　　思孟學派流行於荀況到稷下之前，而黃老之學則流行於荀況離稷下之後。黃老學派的真正代表作是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黃老帛書」，實際上是稷下之學的最後成果，應為田齊的黃老學派所作。荀況大概在齊襄王末年或齊王建初年離開齊國，而帛書的寫作時間，則應在荀子離齊以後。因為荀子在其著作中，從未提到過「黃帝」。黃老之學是中國古代的法哲學，是先秦道家的殿軍。它的產生標誌著由老子開創的道家，已走向了為現實政治服務的道路。黃老學派將老莊難以 捉模的「道」，轉變成了可以把握的「道」；講道法結合，提出「道生法」的觀點。黃老學派強調「執道者生法」(《經法·道法》)，以道法為主體，兼采儒、 墨、名、陰陽家思想，強調以法治國，賞罰必信，循名責實，指出「法度者，正之至也」(《經法·君正》)。突出刑德觀念，發揚了西周「明德慎罰」的傳統，主 張恩威並施，以鞏固政權。
　　《管子》、《晏子春秋》、《司馬法》等書的編成，都有稷下學士參與。郭店竹書，給我們留下了戰國中前期稷下思孟學派的寶貴思想資料；黃老帛書，則給我們留 下了戰國中後期稷下黃老學派的寶貴思想資料。稷下學派吸收糅合各家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構成了一個富有包容特點的、被公認為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孟軻、莊周、屈原、荀況、韓非等中國古代第一流的思想家和世界文化名人，都各自從稷下學派那裡吸取了豐富的營養。稷下學派的智慧成果，在中國文化史和世界文明史 上，起著輝煌的承前啟後的關鍵作用，永遠值得人們敬仰！
參考文獻
1．高正：《諸子百家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2．高正：《郭店竹書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定位——兼論屈原與郭店楚墓竹書的關係》，《中國哲學史》2000年第2期；
3．高正：《郭店竹書的發現與稷下思孟學派教材》，加拿大《文化中國》2001年9月號（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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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之學
張鍠焜
2000年12月
教育大辭書
名詞解釋:　　「稷下之學」是戰國時期受齊國國君尊養的學人團體，包括許多不同學派的學者，以及他們各自帶領的學生。緣於春秋末年，養士之風興起，諸侯卿相均爭相養士；首先是魯哀公的禮遇孔子；稍後，孔門弟子子夏受到魏文侯以師禮尊奉，孔子的孫子子思也受到魯繆公的尊養。齊國自威王起亦廣招賢人，並在都城的稷門外興建宅第，供學者居住。有不少學者應邀而來，在此研究、講學、論辯，形成當時重要的學術文化中心，世人稱之為「稷下之學」。稷下之學從威王起，歷經宣王、泯王和襄王時期，持續百餘年，其間除了泯王在位期間因國亂而一度衰歇外，一直相當興盛；最多時有七十餘位重要學者在此講學，學生更達千人。當時著名的稷下學者，有淳于髡、田駢、慎到、接子、鄒衍、環淵、荀子等。 　　稷下學者所受的待遇是依他們的學術名望而定；其任務是擔任國家政事的顧問、特別出使和講學，而其中最重要的則是講學。學者來稷下，通常會帶領學生同來，在此共同議論與講學，所以稷下之學是許多學派並存的組合。稷下名師雲集，又具有多元性，乃成為當時重要的教育中心，吸引各地的學生來此學習。據〔史記‧孟荀列傳〕載：荀子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後並三為祭酒。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王宮失守，宮學喪廢，稷下之學遂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官方學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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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學宮，又稱稷下之學，是中國最早的國立高等學府，始建於戰國時期(西元前四世紀)的田齊桓公。稷下位於齊國國都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稷門附近。齊宣王之時，在稷下擴置學宮，招致天下名士：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農家、陰陽家等百家之學，會集於此，自由講學、著書論辯。
歷史
前4世紀中葉，齊國創立稷下學宮，供養資助許多思想家和學者，維持至前3世紀前期，是當時最重要的學術中心[1]:146。戰國中後期各主要學派的重要人物，如：荀子、宋鈃、尹文、魯仲連、田巴、貌說、鄒奭，幾乎都來到過稷下，《史記》描述當時的盛況：「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鄒衍、淳于髡、田駢、接輿、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稷下學宮是一種由官方主辦、私人主持的辦學模式。不問學術派別、思想觀點、政治傾向，以及國別、年齡、資歷的學術自由氣氛，與同時代雅典的亞里斯多德於公元前335/334年所創呂克昂學院東西並尊。
講學名家
陰陽家學派
鄒衍：戰國末期齊國人，陰陽家學派創始者與代表人物。主要學說是「五德終始說」和「大九州說」，當時人們稱他「談天衍」，又稱鄒子。
騶奭：戰國齊國稷下學宮學者，採用鄒衍學說入自己之文，人稱雕龍奭。受到齊王的賞識，在稷下學宮與慎到、田駢齊名。齊王為他們修建豪宅。騶奭著《騶奭》12篇。
偏向道家學派
尹文：齊國稷下名家學者，著有《尹文子》。
倪說：齊國稷下名家學者，曾為薛公靖郭君說服齊宣王，使得薛公恩眷不衰。
田駢：又稱陳駢，戰國齊國人，早年學黃老之術。有辯才，尤好爭論，人稱「天口駢」。
彭蒙：齊國人，黃老道家學者，是田駢的老師。
慎到：趙國人。戰國時道家、法家思想家。
環淵：楚國人，戰國時道家學者。環淵學黃老道德之術，因闡發說明敘述黃老道德學說的旨意。環淵著上下篇，與騶衍、淳于髡、慎到、接子、田駢、騶奭一起遊學於稷下學宮。
宋鈃：是遊學於齊國稷下學宮的學者。有授徒講學。《莊子·天下》將宋鈃和尹文歸類為一派。但《荀子·非十二子》將墨子和宋鈃劃為一流，荀子是根據宋鈃思想在提倡克制慾望講究節儉不重視等級等方面與墨子的類似之處，而將他們劃為一流。
接子：戰國齊國稷下學宮學者，曹姓，接氏。受到齊宣王的賞識，在稷下學宮與鄒衍、騶奭、田駢齊名。齊王為他們修建豪宅。著《接子》二篇。
遊說家
淳于髡，戰國時期齊國人，身高不足七尺，是齊國的入贅女婿。齊國大臣，外交官。善於辯論，經常代表齊國出使各國。
魯仲連：戰國時代齊國茌平人（今山東省茌平縣王老鄉望魯店村），為遊說名士。有時簡稱魯連，曾就學於稷下學宮，不願出任官職。由於他的遊說技巧卓越，有著名的「義不帝秦」辯論。成為現代「和事佬」的代名詞。《漢書·藝文志》有《魯仲連子》14篇。
儒家
荀子：戰國末期趙國猗氏（今山西安澤）人，名況，時人尊而號為卿。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對儒家思想有所發展，提倡性惡論，常被與所謂的孟子「性善論」比較。荀況對重整儒家典籍也有相當的貢獻。

商鞅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pDvCtb

商鞅（前390年－前338年），中國戰國時代政治家、統帥，法家法派[註 1]代表人物。衞國國君的後裔，姬姓，故稱為衛鞅，又稱公孫鞅。[3]後因在河西之戰中立功獲封於商[註 2]十五邑，號為商君，故稱之為商鞅。
商鞅早年學習法家、兵家、雜家思想，後侍奉魏國國相公叔痤任中庶子，秦孝公在秦國國內頒布求賢令後由魏入秦，通過變法改革將秦國改造成富裕強大之國，史稱商鞅變法。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國的戶籍、法律、軍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區劃、稅收、度量衡以及民風民俗；經濟上商鞅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織；軍事上商鞅作為統帥率軍收復了河西地區（今山西、陝西兩省間黃河南段以西地區）部分失地。但商鞅在變法改革過程中制定了嚴酷的刑法打擊舊貴族，招致極大的怨恨，商鞅本人也遭到舊貴族勢力的報復，最終身亡。
商鞅及其變法對法家學派有著深遠的影響，法家學派後人將商鞅的言行與思想及其後學著作彙編成《商君書》[註 3]。司馬遷著《史記》時，為商鞅單獨立《商君列傳》。此外，現代學者馬非百著《秦集史》、王蘧常著《秦史》時，都將商鞅和其門客尸佼合立於《公孫鞅傳》。[6][7]
生平
早年
商鞅是衛國君主的妾所生的兒子，年輕時喜歡刑名法術之學，[8]受李悝、吳起的影響很大。[9]他向尸佼學習雜家學說，[10]後侍奉魏國國相公叔痤任中庶子[註 4]。公叔痤病重時向魏惠王推薦商鞅，說：「商鞅年輕有才，可以擔任國相治理國家」，又對魏惠王說：「主公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殺掉他，不要讓他投奔別國。」魏惠王認為公叔痤已經病入膏肓，語無倫次，於是皆不採納。公叔痤轉而讓商鞅趕緊離開魏國，商鞅明白魏惠王不採納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會採納殺他之言，所以並沒有立即離開魏國。[8]
投奔秦國
前362年，秦孝公繼位。當時黃河和殽山以東的戰國六雄已經形成，淮河、泗水之間有十多個小國。周王室勢力衰微，諸侯間用武力相互征伐吞併。秦國地處偏僻的雍州，不參加中原各國諸侯的盟會，被諸侯們疏遠，像夷狄一樣對待。秦孝公繼位後以恢復秦穆公時期的霸業為己任，在國內頒布了著名的求賢令，命國人、大臣獻富國強兵之策。秦孝公在求賢令中指出：「秦國自秦厲共公之後接連幾代不得安寧，國家內憂外患，魏國趁機奪取了祖先的河西之地。諸侯們疏遠秦國，恥辱沒有比這更大的了。賓客和群臣中誰能為秦國獻出富國強兵之策，我便給予他高官、土地的賞賜。」[11]
公叔痤死後，商鞅聽說秦孝公在國內發布求賢令，便攜帶李悝的《法經》投奔秦國，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見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遊說秦孝公，孝公聽後直打瞌睡並通過景監指責商鞅是個狂妄之徒，不可任用。五日後，商鞅再次會見秦孝公，用王道之術遊說，孝公不能接受並再次通過景監責備商鞅。商鞅第三次會見秦孝公時用霸道之術遊說，獲得孝公的肯定但沒有被採用，但商鞅此時已領會孝公心中的意圖。最後商鞅見孝公時暢談富國強兵之策，孝公聽時十分入迷，膝蓋不知不覺向商鞅挪動，二人暢談數日毫無倦意。景監不得其解，向商鞅詢問緣由。商鞅說秦孝公意圖在當今爭霸天下，所以對耗時太長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學說不感興趣。[12][13]
變法之爭
秦孝公打算在秦國國內進行變法，又害怕國人議論紛紛，所以猶豫不決。秦孝公召開朝會命臣工商議此事，商鞅勸秦孝公說：「行動猶豫不決，就不會搞出名堂，辦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成功。況且超出常人的行為，本來就會被世俗非議；有獨道見解的人，一定會被一般人嘲笑。愚蠢的人事成之後都弄不明白，聰明的人事先就能預見將要發生的事情。不能和百姓謀劃新事物的創始但可以和他們共享成功的歡樂。探討最高道德的人不與世俗合流，成就大業的人不與一般人共謀。因此，聖人只要能夠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沿用舊的成法；只要能夠利於百姓，就不必遵循舊的禮制。」甘龍反駁說：「聖人不改變民俗來教育民眾，智者不改變已形成的法令來治理國家。順應民風民俗教育民眾，不費力就能成功；沿襲舊有制度來治理國家，官吏習慣而百姓安定。」商鞅說：「甘龍所說的，是世俗的說法。一般人安於舊有的習俗，而讀書人拘泥於書本上的見聞。這兩種人奉公守法還可以，但不能和他們談論成法以外的改革。夏商周三朝禮制不同能統一天下，春秋五霸法制不一能各自稱霸一方。聰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約；賢能的人變更禮制，尋常的人被禮制約束。」杜摯說：「沒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變法；沒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換舊制。仿效過去的法度沒有過失，遵循已有的禮儀不會出現偏差。」商鞅說：「治理國家沒有一成不變的辦法，有利於國家發展就能不仿效過去的法度。商湯、周武王不沿襲過去的法度能夠得天下，夏朝、商朝因遵循舊制而滅亡。反對舊法的人不能非議，而沿襲舊禮的人不值得讚揚。」秦孝公十分贊同商鞅的觀點。[註 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