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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台灣的感謝信」 中國女留學生血淚感恩自由寶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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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留學生趙思樂10日在專欄部落格中，寫下一封「給台灣的感謝信」，她說「新的人生階段」過程中若缺少台灣，自己就無法在美展開留學生涯。（圖擷取自趙思樂臉書）
2018-08-11 00:35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有個中國女留學生10日在專欄部落格中，寫下一封「給台灣的感謝信」，她於6日起開始在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攻讀碩士，但她說，此一「新的人生階段」過程中若缺少台灣，自己就無法在美展開留學生涯。
中國留學生趙思樂指出，6年前曾在台灣當交換學生，去年7月送丈夫到遼寧省瀋陽醫院，試圖冒險探望當時還在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過程中幾經警方找上門，當時恰巧有在台灣認識的教授到中國旅遊，得知此事後，替2人申請到簽證到台灣避風頭，「是台灣給我們的第一份影響命運的禮物」。
趙思樂表示，後來自己的新書在台灣出版，立刻被中國列為禁書，但台灣具有「自由的紙」能暢所欲言；在2018年初得到台灣許多優秀學者的幫助，成功申請上喬治城大學的研究所，但礙在簽證於4月到期，若返回中國恐遭限制出境，此時又得到台灣教授的幫忙，重複申請到交流簽證，讓自己得以在台停留至順利飛往美國求學。
趙思樂提到，雖然在美留學完回到中國，很可能還是會遭到不測，「我也只能承受」，但有多少中國青年沒有自己這麼幸運，「在我的萬幸中，台灣的存在，不可或缺」，對台灣的感謝「千言萬語也不足道」，盼望能有更多人獲得來自自由世界的幫助。寫給台灣的感謝信 | 思樂書 | SOSreader - https://goo.gl/N7uzMH

「被台灣文化養大」 中國作家：上大學才知國家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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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6 22:49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年僅27歲的中國媒體人趙思樂因報導中國公民運動屢獲大獎肯定，她也將自己的報導集結，來台出版《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一書，並針對中國政治與社會運動發表演講；她說，台灣保持自由開放和民主的普世價值默默影響很多普通中國人，她自己「就是被你們的文化給養大的」。
 趙思樂（左）來台出版新書並且針對中國政治與社會運動發表演講。（圖擷取自趙思樂臉書）
趙思樂（左）來台出版新書並且針對中國政治與社會運動發表演講。（圖擷取自趙思樂臉書）
根據《民報》報導，談到中國年輕一代，1990年出生的趙思樂表示，其實現在常看到所謂的「中國網軍」，大多是大學畢業以下15到23歲的族群，這些人受國內新聞和學校教育的深刻影響，也沒機會接觸更多外界訊息。趙思樂指出，這群人也是被「洗腦」得最厲害的。
趙思樂坦言，自己小時候分不清香港、台灣和中國的差別，也對中國的現實情況缺乏認知。她表示，因為從小就看台灣和香港的政論、新聞節目長大，當時以為遊行可以隨時發生，因為「電視裡不是每天都遊行嗎」？她一直到大學才知道，原來在中國不能上街遊行，原來自己的國家並不是「正常」的國家。
曾在台灣國立清華大學當交換學生的趙思樂表示，相對來說，她是一個受到比較自由化教育的人，也有很多同學到台灣當交換生，而自己根本就不會到蔡英文的臉書上為了統獨問題和台灣網友針鋒相對。
趙思樂指出，台灣人在網路上看到的並不是中國的真實模樣，那反而是中國共產黨希望台灣網友看見的，或是唯一允許被看見的樣貌。
「我就是被你們的文化給養大的。」趙思樂指出，面對中共極權不斷擴張，台灣應該保持開放性和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保住自己正常開放的社會，因為「你們會默默影響很多普通的中國人，只是你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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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思樂（1990年9月23日－），中國大陸作家、自由撰稿人、女權活動家。
簡歷
1990年出生於廣州，畢業於廣州市第二中學。2009年入讀南京大學。[1]2011年9月至2012年2月，作為交換學生赴台灣，開始從事獨立新聞寫作，作品發表於香港雜誌《陽光時務》、台灣雜誌《新新聞》，博客文章獲法國《世界報》報導。[2]
2012年9月至2013年5月，學士在讀期間任香港《陽光時務》記者，與記者張潔平合作的烏坎村選舉系列報導獲2012年香港人權新聞獎。[3]
2013年7月，加入中國女權獨立媒體「女權之聲」。[4]2014年10月，趙思樂為聲援性工作者人權，就收容教育信息公開問題起訴廣東省公安廳，被稱為「問責收容教育第一案」[5]。
2014年11月，趙思樂的丈夫、NGO工作者柳建樹被中國警方拘留，她停職為柳建樹的釋放進行呼籲。[6]2015年3月，中國政府拘留五名女權人士，被稱為「女權五姊妹」案，趙思樂撰文為她們的釋放呼籲，作品發表於外交政策[7]、德國明鏡雜誌[8]。案件結束後，中國女權運動受到打擊，趙思樂從「女權之聲」離職，專注於中國政治打壓和社會運動報導，獲多項香港人權新聞獎與一項亞洲出版協會卓越新聞獎。[4]趙思樂在香港東網開設中國評論專欄[9]，2016年8月東網專訪709案被捕律師王宇，被質疑有違新聞倫理，趙思樂因而停止更新在該媒體的專欄[10]。
2015年7月，趙思樂與柳建樹離婚。2016年8月，趙思樂與中國異議作家莫之許結婚。2017年出版圖書《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1]
主要作品與獎項
《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2017年由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1]。
《覆巢：中國權利NGO生死劫》[11]，2015年9月發表於香港端傳媒，獲2015年香港人權新聞獎中文特寫大獎。[12]
《十字架之戰：為什麼溫州盛產教堂「釘子戶」？》[13]，2015年9月發表於香港端傳媒，英文版由外交政策譯介並發表[14]。
《寇延丁：128天的地獄，100公里的救贖》[15]，2015年11月發表於香港端傳媒，獲2015年香港人權新聞獎中文特寫優異獎[12]。
《「7.09」家屬：從受難者到行動者的一年跋涉》[16]，2016年7月發表於香港端傳媒，獲2016年香港人權新聞獎[17]，2016年亞洲出版協會卓越新聞獎[18]。
《抗爭報導系列評論》[19][20][21]，2016年發表於香港端傳媒，獲2016年香港人權新聞獎中文評論獎[17]。
《王荔蕻：推特時代的留守者》[22]，2016年10月發表於香港端傳媒。
《艾曉明：困獸猶鬥》[23]，2017年2月發表於香港端傳媒。
《後89一代與TA們的運動》[24]，2015年8月發表於民主中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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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媒體人趙思樂：上大學才曉得自己國家不正常
李秉芳／台北報導 2017-11-26 18:28
中國媒體工作者趙思樂來台出版新書，和台灣讀者面對面交流分享。圖／李秉芳
中國媒體工作者趙思樂來台出版新書，和台灣讀者面對面交流分享。圖／李秉芳
1990年出生的趙思樂，不到三十歲就屢屢以中國的公民運動報導獲得香港人權新聞獎和亞洲出版協會卓越新聞獎，他到台灣將報導集結出成書《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 》，有讀者問及趙思樂對當代中國年輕人對民主和台灣問題的想法，趙思樂坦言，從小是看著台灣和香港的節目長大的，他一直到上大學才曉得，原來在中國不能遊行，原來自己的國家並不是個「正常」的國家，他想告訴台灣人，保持自由開放和民主的普世價值會默默會影響很多普通中國人，比如他就是。
趙思樂表示，他從小在廣東出生，長大，每天打開電視，看的都是港台的政論節目，新聞上都是政治官員講了什麼，在國會裡怎麼跟對方吵架打架，這就是他理解的新聞和社會運動，他一直到了上大學，才知道中國不能遊行，他才一下子驚呆了，因為「電視裡不是每天都遊行嗎？」他以為遊行可以隨時都發生，而且每年都在選舉，他小時候分不清楚香港、台灣和中國的區別，對中國的現實情況缺乏認知，而廣東的同學們為了想出國讀書，也都拒絕入黨。
趙思樂說，其實中國的一代年輕人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樣子，現在在台灣的網路上常看到所謂的「中國網軍」、「小粉紅」，其實大多都是大學畢業以下，可能15到23歲的族群，他們看了最多的國內新聞、受的都是學校教育，沒經歷過太多的社會壓迫，但也沒有機會接觸更多外面的訊息，所以也是被「洗腦」得最厲害的，而因為南方北方差很多，而廣東、上海、北京都和整個中國差太遠了，大家成長過程都不同。
談起自己多次到台灣交換的經歷，趙思樂也坦言，像他就是一個受到相對比較自由化的教育的人，周圍很多人出國，也有很多同學到台灣交換，他根本就不會到蔡英文的臉書上和台灣網友針對統獨問題吵架，可是平常台灣人在社群網路上看到的，都是那些「強國網軍小粉紅」，並不是真實的中國樣貌，那反而是中國共產黨希望台灣網友看見，或是唯一允許被看見的，也許有一半的人都覺得中共很可怕，大家隨便去北京找個計程車司機聊聊就知道。
趙思樂說，現在中共政權對網路上的媒體和各種社群的聲音進入嚴密監控的階段，媒體發出去的東西有時候可能幾分鐘或一發出去就沒了，所有的東西都被國家控制，「連淘寶店都會一下子就被關掉，你在淘寶上買洗衣粉、機油，就會被帶走，因為懷疑你要做炸彈」，趙思樂強調，而且這個過程是非常嚴密而制度化的，過去很多政府不能做的事情，現在都已經透過《國家安全法》、《非營利組織管理法》等，讓所有對人民的監控和壓制合法化。
趙思樂說，再這樣中共極權不斷擴張的時候，台灣和香港可以做什麼，是他很常遇到的問題，他想講的就是，台灣應該保持的開放性和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認知，保住自己正常開放的社會，因為「你們會默默影響很多普通的中國人，只是你不知道」，趙思樂說，像他現在寫了這本書，「我就是被你們的文化給養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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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民主化尚未啓動，但中國人從未放棄民主夢和自由夢，那是習近平的中國夢裡嚴重缺席的內容。1949年以來，儘管一直面對亙古未有的中共之獨裁暴政，爲了民主自由而奮鬥的仁人志士依然前仆後繼、絡繹不絕。正在發生的事件，必定成為歷史中不能掩蓋的一部分，若秉持此種信念，書寫者就能秉筆直書，留下驚天地、泣鬼神的文字。
讀趙思樂的《她們的征途》，宛如讀一部另類「後六四時代」30年的中國人權運動史。所謂「另類」，因為過去的人權運動史幾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英雄列傳」，只是在縫隙間點綴著林昭及報導文學，作家胡平在《中國眸子》中講述的那些反抗毛澤東獨裁統治的女性的故事。這一次，趙思樂將原本處於「邊緣的邊緣」的女性人權活動者作為主人公，男性反倒成了她們的陪襯。此前，法國思想家索爾孟前去採訪劉曉波，卻在書中將劉霞作為主人公，劉曉波成了劉霞的「附屬品」。趙思樂跟索爾孟「英雄所見略同」，他們都相信「巾幗不讓鬚眉」。
由女性來寫女性自己的故事，讓我聯想到台灣作家唐香燕的回憶錄《長歌行過美麗島》——唐香燕的丈夫是政論家陳忠信，美麗島事件爆發之際，陳忠信正好是《美麗島》雜誌的執行編輯。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那個冬日寒冷的清晨，一陣猛然的撼門聲打破了他們夫妻的睡夢，安全人員不由分說地將陳忠信抓走，也帶走了唐香燕歲月靜好的新婚生活。丈夫大難不死，繫獄4年。但唐香燕從此不再是那個不識愁滋味的單純女孩：「眼前的是一個以前一直存在，但我不曾真正面對過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被迫害，尊嚴被踐踏，與你最親近的人也可能在你面前背過臉去，而感受到另外一種放棄你、背叛你的椎心的痛苦。」這何嘗不是趙思樂筆下那些中國政治犯的妻子們的心情？
90後出生的、似乎過於年輕的趙思樂，執筆寫幾代抗爭女性的故事，剛開始讓人擔心她能否把握這個敏感而複雜的主題。但漸漸被此書吸引一口氣讀下去才發現，她本人並不是冷靜而理性的「旁觀者」，她就是「她們」中的一員：在廣州一個開明知識分子家庭長大的趙思樂，從小喜歡看香港電視。香港電視看久了，她以為自己是一名想上街就上街的香港人，直到去南京唸大學，才發現自己原來是在人權上「一無所有」的中國人。趙思樂學會翻牆上網，在網上直抒胸臆，然後爲海外媒體撰寫中國公民運動的深度報導，榮獲香港人權新聞獎。再後來，她嫁給著名NGO「傳知行」的骨幹小樹。不久，「傳知行」遭到中共當局的毀滅性打擊，小樹被抓捕，趙思樂成為最年輕的良心犯家屬。然後，兩人婚姻破裂，在經歷了一場抑鬱症之後，趙思樂在人權主題的寫作上越挫越勇。
當趙思樂正在爲香港「端傳媒」採寫一篇維權運動的報導時，突然發生了一場波及全國、堪比台灣美麗島事件的「709」大抓捕。她與採訪對象之一的異議人士，莫之許困居四川成都郊外的一家民宿，在那段關閉手機及所有通訊工具、與世隔絕、員警隨時追蹤而至的日子裡，採訪者與採訪對象之間擦出了火化、產生了美好的愛情。當年，張愛玲以淪陷時期的香港爲背景寫成《傾城之戀》，那座傾頹的危城，成就了一場驚天動地的愛情。傅雷在一篇評論文章中說，「奇蹟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收場。但願這兩句話永遠扯不到張愛玲女士身上」！我也重複傅雷的感慨：但願這兩句話永遠扯不到趙思樂女士身上！
從天安門母親到709難屬
趙思樂書中的「她們」，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政治犯的妻子」，如：劉曉波的妻子劉霞、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嶺、以及「709」難屬群體；另一類是自身爲人權活動者的女性，如：文學教授艾曉明、NGO活動人士寇延丁、出身「紅二代」的維權人士王荔蕻、曾爲性工作者的兒童權益維護者葉海燕等人。這兩類女性，如同壓傷的蘆葦卻不折斷，也宛如長江和黃河，各有其人生軌跡，卻又共同匯入蔚藍色的海洋。
我曾以台灣的「美麗島事件」比喻中國的「709」大抓捕，此比喻只是從統治者對異議人士的全國性大抓捕這個意義上而言。「六四」屠殺之後，中國的政治案件從未中斷，但即便是1998年的民主黨組黨、2008年的「零八憲章」，雖然當局抓捕不少參與者，但尚未形成全國性的大案。在此前的政治案件中，也湧現出不少勇敢的政治犯的家屬，如世紀之初「新青年讀書會案」的家屬。劉曉波在《心牢中的女人》一文中，特意表彰該案當事人之一徐偉的妻子王英，說她具有跟丈夫一樣「堅強的決心，向邪惡的制度和法律挑戰的勇氣」。王英說：「在走投無路之時，唯有抗爭才是唯一的出路。」不過，這些案件規模有限，當事人有限，難屬也有限，未能形成更大的群體。
「709」大抓捕之後，積極參與救援的被捕者親屬被稱為「709家屬」，其中大部分是被捕者的妻子。趙思樂指出：「709家屬團的橫空出世讓人眼前一亮。自天安門母親之後，中國海不曾出現如此有影響力的政治受害者家屬抗爭團體。」這個難屬群體的形成，與天安門母親一樣，是先有一個人站出來，再有第二個人與之並肩而立，然後其他人紛紛加入。「709」難屬中第一個挺身而出的是王峭嶺，或許此前丈夫已有過「被失蹤」的經歷，再加上她本人也是學法律的，她沒有其他難屬的驚慌失措。接著是王全璋律師的妻子李文足與王峭嶺相遇、相知、相濡以沫，李文足說：「一個人孤孤單單的，覺得自己什麽都不懂，有人一起，你的精神狀態都不一樣，鬥志就起來了。」王峭嶺則特別讚揚李文足的勇氣並謙虛地表示：「李文足的出現是709家屬團能形成的關鍵。」
「709」和「美麗島事件」同樣是抓捕異議人士，但抓捕之後，政治犯家人的處境截然不同，足以說明威權體制和極權體制之差異：在威權體制下的台灣，在美麗島和其他政治案件中，政治犯的家人除了聘請律師爲親人辯護、召開新聞發佈會譴責司法不公之外，可以打悲情牌、參加各級民意代表和地方行政首長的選舉並且勝出，如：蘇東啟的妻子蘇洪月嬌、餘登發的媳婦余陳月瑛、林義雄的妻子方素敏、陳水扁的妻子吳淑珍、鄭南榕的妻子葉菊蘭、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等人，都是如此陰差陽錯地登上政壇。國民黨不得不接受她們當選的結果。
在極權體制下的中國，政治犯的家人可做的事更少。一開始，家屬連逮捕通知書都拿不到，也不知親人關押在何處。王峭嶺多次感概，如果警方帶走李和平後，48小時內給她一紙通知書，允許律師會見，哪怕丈夫的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她都不會走上抗爭道路。「我大學讀法律讀得不好，但有一點記住了，你要按程式辦事。因為程式是普通人相對強大權力的基本保障。」共產黨之邪惡，就是從不尊重程式和法律，即便程式和法律是它自己制定的。
709難屬群體不可能參與選舉，但她們在極為有限的空間內，用種種行為藝術的方式抗爭，用李文足的話來說就是「離開梳妝打流氓」。每次她們集體行動的時候，都穿上最漂亮的裙子，以最樂觀的形象展示在公眾面前。就連員警也奇怪地說：你們的表情也太高興了，這哪像想念老公？李文足回嘴說：「那應該怎樣？是不是應該每天以淚洗面，愁眉苦臉的？這我不太會，要不你給我表演一下？」這樣的難屬是不能被打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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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救李明哲 陸作家：高調抗爭有助益
中國知名作家趙思樂從自身經驗出發，對李明哲案表達聲援。(影片截圖)
更新: 2017-11-07 10:25 PM       標籤: 李明哲, 李凈瑜, 趙思樂
【大紀元2017年11月07日訊】（大紀元記者郭曜榮台灣台北報導）台灣民團7日發起黃絲帶綁樹的活動，盼表達台灣人民對李明哲案與民主人權的關注。中國知名作家趙思樂從自身經驗出發，對此案表達聲援。
趙思樂在台北接受廣播節目《蔻蔻早餐》專訪時談到，李明哲妻子李凈瑜救夫的行動讓她感同身受，自己的前夫因與中國異議人士寇延丁有合作，被當局抓捕，因前夫出身中國公務員家庭，在營救過程中家庭出現矛盾，2人被迫離婚。
李凈瑜在救夫過程中，被中共當局拍攝與男性友人同行的照片，試圖逼迫李凈瑜噤聲。趙思樂指出，這些手段令人非常熟悉，在中國相當常見，包括709事件律師家屬的故事，會發現中共政府反覆用各種方式，去要求噤聲。她認為有人覺得低調可以救人的想法，其實在中國是不成立的。
「李明哲事件一開始外界認為可能是廣東方面的自作主張，北京高層跟廣東有拉鋸，說實在這在中國是完全不成立」，趙思樂認為，中共是高度系統化和高度成熟的極權體制，像抓李明哲這樣涉及兩岸關係的重大事件，絕對需要最高層的拍板，不存在拉鋸的問題。
「國台辦一些與李明哲家屬接觸的人士，在中國大陸其實是典型的白臉黑臉的角色」，趙思樂提到，會有一個人出來扮黑臉，說要很嚴厲地懲處，另一方會扮白臉，表示若願低調與當局合作，就會沒事，「這其實是一種典型的消音手段」。若對中國的事情熟悉，會發現這種事情不斷發生；但若不熟悉，很多人就會中招，一旦消音會被非常嚴重的處理，因中共政府感受不到壓力，也未被監督。
「709家屬就是典型高調抗爭的例子」，趙思樂說，自己採訪6位家屬，在採訪公布後半年，其中5人的丈夫都以緩刑或取保候審的方式出獄了，目前王全璋律師還在獄中，他的妻子還繼續為他抗爭，最近台灣也有關注王全璋的聲援活動。由此觀察，確實高調抗爭對最後的結果是有幫助，雖然可能不是立刻顯現，但最後會發現結果比想像中要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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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書名，這本書以5位中國女性（群體）為主角：從學者到社會運動紀錄片拍攝者艾曉明、709案中被捕律師的家屬王峭嶺等「709家屬」、在體制外尋找出路的草根NGO寇延丁、從卡拉OK小姐野蠻生長為網紅女權發言人的葉海燕、50～60高齡時走上為弱者為不正義發聲的「大姐」王荔蕻──寫她們的公民覺醒之路。
相較「路」這樣廣泛的定義，或許大標題「她們的征途」更為妥當。這「路」絕非坦途。她們原本皆是芸芸眾生中平凡的一員，或許還要更傳統和保守一些，卻都因著難料的際遇──或者借用第五章〈野蠻生長〉中描述葉海燕經歷時所說的話：「絕大多數底層打拚者在摸爬滾打中默默無聞度過一生，但在急速變遷的時代裡，有些人的個人特質突然與時代發生共振，從而脫離既定的人生軌道」來概括：「她們分別在不同的時間點投身社會運動，有人屬於自我覺醒，有人是被迫成長，有人則是順著原本該生長的樣貌而走到命定的位置。」這不是一條普通的「路」，而是她們以自身生命去試驗、撞擊、不斷受挫，仍在繼續前進的一條征途。
無畏的書寫，與沉默觀察的女性
其實，與其說是5位女性，在書裡時隱時現的作者趙思樂本人也應包括在「她們」之內。1990年生於廣東的她，大學時就已參加烏坎村事件的報導，供稿於境外媒體，也有在國內NGO「女權之聲」工作一年的經歷，曾以個人名義向全國的公安機關要求公佈收容所相關資訊並起訴廣東公安部門。書中還寫了她的兩段婚姻：前夫柳建樹被捕，她因而退出NGO而為其釋放奔走；現任丈夫莫之許是89時的學生，在劉曉波獲諾貝爾獎當晚，行為受限的劉霞委託他代表向媒體發言……。
書寫意味著坦誠。在新書發佈會上，與之對談的獨立評論主編廖雲章言及此，說：「看前面你寫到自己的婚姻，我覺得你好勇敢，看到後來，我才明白你為什麼要寫自己。」現今27歲的趙思樂，她的個人經歷生長於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脈絡當中，她無法不書寫自己──她的確勇敢，但她不僅僅是勇敢，更可以說是無畏。她所要書寫的，不只是這5名女性的個人覺醒之路，更是中國公民社會近30年來的發展史。有書評稱她是以27歲的年紀寫盡中國近30年的社會運動發展史，這怎能說不是無畏？
即便是對同一事件，視角不同也會決定不同的書寫路徑。何況趙思樂試圖要書寫的，是時間跨度近30年、中國公民社會中發生的大大小小多個事件，所選擇的視角尤其重要。在這本書裡，她選擇進入這場「歷史」書寫的視角是女性。在發佈會現場，她這樣解釋：
在傳統男權社會中，女性是被隔絕在政治之外的，以與劉曉波同級卻20年後才走上公民社會道路的教授艾曉明為例，可見女性也是慢熱的──但恰恰是女性的『不被允許』、女性的慢熱，給予了她們連貫而平凡的視角。『英雄驟起驟落，但女性就在那裡慢熱地、沉默地觀察著。』
發佈會現場，趙思樂話音未落，觀眾席中已然有人高聲叫好。這句話裡，轉折短促，的確漂亮，但道出的卻不能說不是一個「苦中作樂」的真相。
揭露我們原本看不到的事情
書中的5名女性，涵蓋著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同背景，她們在不同的時間點中進入公民社會的運動當中，卻因著相同的阻力和相似的困境開始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書分上下部，從上部的「野蠻生長」到下部的「困獸猶鬥」，這條征途，她們愈走愈艱。
要麼是不瞭解，要麼是零星瞭解後自然升起的同情，在趙思樂的書寫之前，恐怕沒有人能夠真正以一個縱深的視角，去理解她們身上所發生的一切，以及與她們的經歷、與整個時代整個社會發生的勾連和共振。但趙思樂做到了，至少在我看來，這本書讓作為一名除去在刷微博時零星地看到過一些事蹟之外，對她們乃至中國公民社會運動一無所知的女大學生我，在書裡看到了每個人的掙扎，看到了每個人複雜而又真實的多面。
如趙思樂所說，所有看起來不平凡的事件背後，支撐著的永遠是那麼一點平凡的念想：因為愛，因為遺憾，因為對具體人事的放不下的關懷，繞到最後，能夠在所有人心裡敲出共鳴的人性。發佈會現場，趙思樂分享了幾個採訪者的故事，兩位與談者也聊到了台灣社運中所見所聞的女性。哪怕有許多「苦中作樂」的笑言，卻還是裹不住傷痛的，不知道現場多少人落淚。從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出發，透過趙思樂的文字，我看見的是活生生的她們，而不只是「不平凡」的她們。
從她們身上，趙思樂所勾勒出中國公民社會運動發展的脈絡更是令我幾度屏息，要停一會兒才敢繼續往下看。成長過程中那些大人們語焉不詳的往事，那些從網路中書籍中零星知道的消息，突然以極其清晰而具體的面貌出現在我面前。我以前以為是自己無知，但在那些歷史脈絡在書中自呈之後，我原諒了自己的無知──被遮蔽的太多太多，我無從得知。真正的思辨，要從「知」上才可能生長，我想。
所以我感激，感激這位比我年紀大不了多少的作者寫下這本書。
書已完成，落筆成「史」，但征途仍在繼續。趙思樂最後分享了她與新疆學者伊力哈木的故事──書寫也是責任，是將受訪者交給自己的東西再交出去。
除去責任之外，書寫本身亦是一種抗爭，不只是她們的征途，是你們的征途。作為一名普通的中國學生，想要謝謝作者趙思樂，謝謝她筆下的「她們」。謝謝你們。
（作者為在台讀書的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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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報道者趙思樂：在絕望中提煉尊嚴
2017/11/21 —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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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思樂與她的第一本著作《她們的征途》。攝／張國耀
趙思樂與她的第一本著作《她們的征途》。攝／張國耀
27歲的趙思樂，已是五項香港人權新聞獎、一項「亞洲出版協會（SOPA）卓越新聞獎」得主。
即使是資深新聞工作者，這也是不得了的成就。在其他範疇，這大概可以用「天才」來解釋；但講求真實可靠的新聞寫作，沒有天才可言。
這個在廣州出生成長的女生，於外媒與港媒記者也已被限制得寸步難行的今日中國，在重重監控與威嚇之下，寫出了一篇又一篇翔實的中國抗爭報道。今秋她出版自己第一本著作，被台媒形容是「27歲寫盡中國30年民運史」。
她究竟是怎麼做到的？
憑「709家屬」報道獲頒人權新聞獎時，趙思樂在得獎感言中說，希望自身經歷能令更多中國青年人相信，「哪怕不為體制工作、不順從體制的價值觀，仍能有一番令自己驕傲的事業」。
這番事業的確值得她驕傲，但亦為她帶來危險與顛沛的生活，也永遠無法給她與其才華相配的回報。
收到SOPA獲獎通知當晚，趙思樂問自己：「2013年畢業，90後，五個人權新聞獎，一項SOPA大獎 … 但那又怎樣？再雄心壯志的計劃，暴政一隻手指就能碾成廢墟。幾乎在有生之年，我都不太可能實現自己的理想。」
不論在香港與台灣獲得幾多肯定與殊榮，都無法解答她生命中最大的疑問。
她的第一本書名喚《她們的征途》，是一部大陸女性抗爭者群像，當中最年輕的，是一個以寫作為行動的 90 後女生 — 趙思樂把自己也寫進去，寫自己的命運如何與大陸反對運動和當權者的打壓交纏，一步步被推到這個位置上。
以下，是趙思樂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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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思樂沒受過正式新聞教育，也從未在主流媒體工作過，她的寫作老師是張潔平。
2012年初，廣東烏坎村出現一場舉世矚目的中國基層民主實驗，仍是學生的趙思樂前往觀選，遇到早已進入烏坎採訪的《陽光時務》主筆張潔平。趙不懂得掌握烏坎抗爭內部的複雜局面，而《陽光》則極缺人手，張遂邀請趙合作採訪。
在瞬息萬變的運動現場，張問趙觀察到甚麼，鼓勵她從自己最感興趣的角度寫起。「她很鮮明的說，想寫抗爭中的女性。」張潔平對此印象深刻。
在張的點撥下，趙思樂首次接觸到特寫報道的專業方法；技術以外，還有理念。「我從潔平那學到甚麼是『可以留下來的新聞』：剛出來時是新聞，但最後會成為歷史的一部份。」
「寫新聞就該寫成這樣。」趙思樂的新聞觀自此形成。
兩人合作的系列報道，獲頒香港人權新聞獎。張潔平對趙的第一印象，覺得她觀察和表達能力犀利，同時也很自信，說話不太客氣，表達自我的慾望很強。
「她有強大的Ego。」
往後幾年，張潔平漸漸發現，這正是趙思樂身處壓抑的中國，仍能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關鍵。
攝／張國耀
攝／張國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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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思樂生於一個重男輕女的家族，母親生下兩個都是女兒，為此承受不少冷言冷語。
然而趙思樂的母親是位剛強的女性。她成長於文革、受教權被剝奪，但在產後仍憑著堅毅與努力上爬，當上發電廠的首席工程師。
少時趙思樂跟媽媽上班，看到廠裏全是男人，問媽媽，這裏女人好少啊？趙媽媽淡然點頭道：電氣廠的女人本來就少，做到我這個位置的更是沒有，以前沒有，以後可能也不會有。
趙思樂深受震撼：「她是那麼自信 … 社會對她不公，但她做到社會認為女性做不到的事。」
父母都是工程師，家中推崇專業的風氣，令兩姊妹免疫於大陸社會對女性的刻板期望。「我媽會說，雖然我們家兩個都是女兒，但妳們要像男孩一樣，對社會有價值。」
雖然長大後她學懂，不是只有男孩才有社會價值，這很父權 … 但這樣的家庭環境，給了她追尋自我價值的志氣。
而她對社會的觀念，則源自廣州的開放環境。趙思樂從小看TVB長大，除了劇集動畫，連時事節目與新聞也照吞；十歲前，她以為自己就活在TVB裏的世界，不知自己的生活與電視機裏的香港有甚麼不同。
「上大學前，我從未看過央視的《新聞聯播》。」
她從小就懂，一堆人舉橫幅在街上邊喊邊走叫做「遊行」，平常不過，而「政治」就是立法會會況節目《議事論事》那樣，議員們針鋒相對，官員被毫不留情面地質疑、批判。
「成長過程中，我知道嘅政治就係民主、我知嘅新聞就係言論自由。於我，那就是正常世界。」
這並不是她獨有、而是一代廣州青年的共同成長經驗，也是廣州公民社會發展蓬勃的原因：「中山大學裏，這樣的年輕人一抓一大把 … 前幾年風氣鬆點，中大每年都有學生組織行動。」
「後來我才知，自己身處的世界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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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時期，趙思樂才見識到廣州以外的中國。
廣州校園黨化教育不強，高中時，老師邀優異生入黨，同學大多為免妨礙出國而婉拒。但進入南京大學，她發現室友們為了進政府、國企工作，全都在準備入黨試。她不解，點會有人想做公務員架？
大二時為了新聞課作業，趙思樂採訪了一個網絡熱議的南京「梧桐樹事件」。民眾靜坐抗議地鐵工程強行剷樹，結果警察將其強行拖離；一個拍紀錄片的學生，被警察追入校園，將片段沒收。
在中國社會，政治壓制原來無處不在。
她將作業發上微博，直陳事實的風格引來在 Twitter（大陸稱推特）活躍的異見網民注意。網友約她見面，甫坐下來就開門見山：你知道翻牆嗎？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六四嗎？也不知道 … 網友一臉震驚的看著她，開始著手教她翻牆。在「推特黨」的熱心介紹下，趙認識了在香港《陽光時務》工作的媒體人賈葭，繼而受邀為雜誌撰稿。
還在學的她，尚未碰過大陸媒體的門邊，已開通了一條境外媒體的路。
2011年下半年，趙思樂赴台灣交換，正值馬英九對蔡英文的總統大選，她不放過這機會，自發採訪，與全世界的記者一同追蹤大選，體驗在自由世界跑新聞的滋味。
台灣的體驗，衝擊著趙思樂的一切認知。她為此著力研讀台灣民主化歷程，「禁書」看了好幾十本，更詳訪了八九學運領袖王丹。
至此，趙思樂才真切了解到，中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家。
台灣歸來的趙思樂，開始關心中國的抗爭運動。翌年初就在烏坎遇到張潔平，正式成為《陽光時務》記者。但在2013年，《陽光》受壓停刊，她的記者事業開展了一年，就遭政治現實無情打擊。她沒有再做記者：趙思樂在記者生涯的起點，就嚐過毋須審查的自由，不想回頭走入審查嚴重的大陸媒體。
此外，她採訪大陸知識份子、運動領袖時，有種似曾相識的感受：運動圈子的要角大都是男性，身居要位或願意高調受訪的女性十分罕見。
媒體發揮空間有限，但有些領域則在蓬勃生長。當時，一群年輕女權份子憑超群行動力崛起，發起多場觸目行動，如身披染血婚紗走在街上宣揚反家暴、「佔領男厠」抗議男女厠比例不均等，以極具創意的街頭藝術，闢出一片抗爭空間。
被女權運動的行動色彩吸引，趙思樂加入NGO「女權之聲」，撰寫評論，也參與行動。
2014年，組織發起抗議，要求撤銷不經審判就可將性工作者關押的「收容教育制度」，趙思樂擔任幕前發言者，要求政府公開數據不果繼而興訟，成為「90後女生狀告廣東省公安廳」的新聞主角。
大陸媒體跟拍趙思樂抗議「收容教育制度」的行動過程
大陸媒體跟拍趙思樂抗議「收容教育制度」的行動過程
那是2014年九月。趙思樂當時認定，女權是自己的畢生事業，有朝一日或可成為女權組織的領袖。
香港一場佔領，令她的人生規劃就此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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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下半年，香港佔領運動期間，大陸運動圈人被大舉抓捕，高峰時僅北京就有約50人被帶走。台灣太陽花、香港雨傘帶給北京的衝擊，觸發了中國公民社會的覆巢之劫。
金鐘施放催淚彈的數日後，北京大學學生凌麗莎在一間打印店，複印單張聲援雨傘運動。開發票時，她報上男友供職的著名民間智庫「傳知行」的名字。
當晚，凌麗莎就被帶走。
幾張聲援傘運的單張，給了當局上佳借口。「傳知行」創辦人郭玉閃等多名公民社會推手被捕，包括趙思樂當時的丈夫柳建樹。曾在郭玉閃手下工作的柳建樹，正在籌建一家法律援助機構，2014年10月，柳赴香港培訓，期間到過金鐘現場，回京不久後即被帶走。
24歲的趙思樂成為了「被捕者家屬」。她不得不放下女權工作，奔走爭取釋放柳建樹；在北京酷寒的冬天，她到看守所送錢送物，也在網上發出呼籲、在看守所外舉牌，接受外媒採訪，因而遭國保嚴密監控。
當權者要她噤聲，柳建樹的家人亦不滿她的高調行動，認為低調配合才能讓當局放過兒子。
最終除了數個關鍵人物，柳建樹等人於12月底陸續獲釋。事後運動圈分析，這是當局應對「佔中」的準備：一旦香港局面失控，官方需要抓來一些與台港社運關係密切、接受境外基金會資助的大陸NGO人，擔當「顛覆」的罪魁禍首。金鐘順利清場，香港局勢仍在掌握，當局便不再需要這個「顛覆」故事。
大戲落幕，被捕者重獲有限度自由，但他們的機構已經無法再運作，十多年經營毀於一旦。他們的人生，也從此不再一樣。
柳的父母無法理解兒子落難背後的政治因素，只能將恐懼全都投射在「太高調」的趙思樂身上，視她為不幸的惡源。他們聲淚俱下地指責、驅逐，雖然柳建樹把她護在身後，但趙思樂知道自己不得不離開了。
乘雨傘運動而起的抓捕潮，令趙思樂失去另一半，更失去了原欲貢獻一生的NGO平台。
過往中國的公民社會、NGO力量，一直靠去政治化才得以發展；但在營救柳建樹時，趙思樂頻頻舉牌、接受外媒訪問，已將自己「敏感化」，再留在組織內，難保不會為伙伴們帶來麻煩。
而且在針對性的打擊之下，NGO空間越收越窄，為規避當局飄移不定的底線，仍在運作的組織極為謹慎，必然要放棄一切權利倡導意識。最具行動力的女權運動，受到的打擊也最兇狠：2015年三月，有五名女權行動者被秋後算賬式逮捕。
趙思樂知道，再留在NGO圈，不學「自我審查」不行了。
做記者時是在毋須自我審查的境外媒體，畢業後做NGO，也選了行動最激進、最具抗爭性的女權運動 — 她無法說服自己從此「妥協」，去學習自我設限。
「房間裏的大象」— 趙思樂如此形容NGO運動的困境。繼續做非政治工作、迴避壓迫根源，已無法再真正建立甚麼：即使避開所有紅線，努力建立的一切，還是可以瞬間清零，再靈巧的身段也無法保住。
「中共其實不理解女權運動究竟在做甚麼。它的粗暴邏輯是，凡是有社會能動性的，幹掉就好。明知這些『不敏感』的工作，不論做得多好，還是可能在下一秒就被不可抗力摧毀 … 我還怎麼投入去做？」
「大象就在那兒，如何能不看他？」
失去伴侶、戰友，想要投放畢生精力的運動亦四散飄零 … 趙思樂陷入抑鬱，但也無法放棄清醒，想繼續前行，但又不願妥協。
在當下中國，要怎樣抗爭才能直面政治壓迫的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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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覺前路迷茫之時，張潔平找到了她。
2015年中，《端傳媒》籌備成立，擔任總編的張潔平邀請趙思樂，準備幾篇中國人權問題的重磅報道，趙思樂答應了。當時，要報道中國，不可能迴避剛剛發生的NGO風暴。
「於是我重新成為記者，回頭採訪改變了我命運的故事。」
《覆巢 — 中國權利NGO生死劫》梳理了過去十年中國大陸不同NGO的路線，與官方拉踞、妥協與取捨的嘗試，並詳析當局的管治思維如何由「維穩」轉向「國家安全」，令NGO全告覆亡。
在事件中失去一切的親歷者，卻寫出一篇筆法客觀、學究得近乎冷漠的報道。「逐漸了解自己為何遭遇不幸，這任務看似殘酷，卻成為我狀態好轉的開始。」
這篇報道再為趙思樂贏得香港人權新聞獎。
2015人權新聞獎得獎者曾金燕及趙思樂（右）
2015人權新聞獎得獎者曾金燕及趙思樂（右）
自《覆巢》始，到溫州教徒如何組織抵抗當局強拆十字架，到709被捕者的妻子如何由受害者進化成行動者，到紀錄片導演艾曉明跨越五十年的知識份子異議之路 … 趙的報道技法越見成熟，選題也越來越宏觀。
大陸當局對媒體（包括港媒外媒）的箝制越見嚴厲，一手採得、可信的大陸維權消息已十分罕見，遑論呈現中國抗爭運動的全景 — 但深入運動圈子的趙思樂能夠做到。如此優勢，其他媒體難以企及，後來趙再摘下數項新聞大獎，已不令人驚訝。
她的報道獲台灣出版社青睞，結集成一本講述中國30年社會運動脈絡，同時專注描繪女性抗爭者的書，題為《她們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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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思樂很希望港人能夠讀到這本書。
香港已不是她少時TVB新聞裏看到的自由模樣。出版社無奈通知她，香港大型書店無一來訂，相信是因為題材敏感，只有數間獨立書店入了貨。
趙思樂說，港人有必要了解過去十多年，大陸民間面對過的極權手段，因為兩地面對著同一個對手。看著傘後香港的急劇變化，她認為中共正在將過去打壓大陸公民社會的經驗，應用在香港：如果港人以往關注大陸異見人士，只是出於人道的同情，現在應該改變思路了。「唔係叫港人支持大陸抗爭，而係要知道香港之後會發生咩事。」
但不論是否出於人道同情，香港近年對大陸抗爭運動的關注，明顯大不如前：六四記憶漸次淡泊，本土意識興起、身份認同轉變，令關心大陸的人越來越少。
另一邊廂，傳媒環境生變，中國抗爭報道減少，黑白亦漸顛倒。幾年前，劉曉波、譚作人、趙連海等抗爭者在香港人盡皆知，但到2016年，港人說不出709被捕律師的名字，甚至有港媒提供平台，發佈被捕律師「認罪」的報道。
但這並不是港人漠不關心最根本的原因。
「港媒、外媒報道維權圈的手法，是將所有人victimize。」有參與大陸政治犯支援的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對此感受尤深。「即使有心支持的港人，理解也是簡化的，唔係英雄就係受害者，畀人拉晒、好慘，我哋要去幫佢，咁樣。」
《端》的張潔平亦有此觀察。當權者固然會抹黑大陸抗爭者，但即使是外媒與港媒，也傾向將抗爭者，描繪為臉譜化的抗共鬥士。「不管是罵他們的人，還是誇他們的人，都將他們去人性化。」
也有一些報道嘗試從私人角度切入，還原抗爭者與家屬的人性，期望喚起讀者同情 — 但回歸最私人的角度，又顯得「去政治化」，渲染悲情，無法讓外界真正理解他們的抗爭。
港人已感自身難保，還要去支持一群處境更嚴峻的弱者「建設民主」，當然提不起勁。但如果是那一群值得借鑑與學習的人呢？這正趙思樂作為記錄者的獨特之處。
「她的文字能讓大家看到，他們不是等待幫助的弱者，而是一群自主的抗爭者。」鄒幸彤說。「在思樂筆下，他們每一個都是有能動性、有主體性的人，環境如此嚴峻，仍能透過行動去改變自己的命運。」
個人以外，還有運動本身。「這群人作出這麼大的犧牲、付出這麼大的代價，不能只要人同情，卻不去呈現其政治意義。」張潔平形容，趙思樂的報道，能夠呈現出抗爭運動在中國政治變遷中，真正的影響與價值。
這樣的視野與能力，27歲的趙思樂是怎樣練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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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是靠模仿。
趙思樂曾仔細研讀一些優秀的特寫報道，學習它們的舖排與結構，包括張潔平刊於紐約時報中文網，描寫佔中背景的《攤牌》系列，與查建英刊在紐約客的兩篇經典《國家的敵人》與《國家的僕人》— 都是刊在外媒的報道。因為中國大陸的特寫，不論挖得多深，往往無法觸碰最深層的問題。
落筆之前，趙思樂會用便利貼整理思路與文章舖排，一篇萬字報道的元素可以貼滿一牆
落筆之前，趙思樂會用便利貼整理思路與文章舖排，一篇萬字報道的元素可以貼滿一牆
而解構問題的思路，則取自女權概念。女權分析往往是從個案開始：也許是在醫院被拒剖腹的孕婦，也許是農村不堪貧困手刃親兒的少婦 — 從個人展開，爬梳家庭、社會、國家的文化與結構，如何影響個人的命運。
「女權思想對性別壓迫的分析，對我分析政治壓迫幫助很大。」
結構與分析框架，都屬於技術層面。再深入，就是如何進入受壓迫者的思維模式，去感受他們的想法與行動。
對於中國人受壓迫的狀態，趙思樂有自己的一套理解。
「長時間、系統性被剝奪自立的能力，說沒有黨你就甚麼都不行，還不斷說祖國愛你 — 與受家暴婦女非常相像。他們會不惜一切合理化自己的處境，合理化施暴者的行為，在別人面前裝得很成功 — 祖國強大了，我非常愛祖國，我要維護它。」
「但在私底下，人們的自我價值是被摧毀的。」
性別之間的壓迫，與極權對人的摧殘，方式非常近似；對此，趙思樂有切膚之痛。
「我曾經遇到過親密關係裏的暴力 … 其中一段是在很小的時候。」
「他會令你覺得自己無法反抗 — 你哭、你喊疼，他還不是照樣虐你，還虐得更重 … 而社會的氛圍，只會讓你覺得自己很髒，不會有人再接受。於是你討好他，說服自己不是討好而是真愛他，害怕一旦離開他就不會再有人愛你，就無法自己生活下去 … 你會覺得自己沒有未來、沒有價值，甚麼也不是。」
她反覆提到一個詞：習得性無助。一個人失去動能與希望，並非發自自身，而是被灌輸、被動地「習得」的。
最可怕的壓迫，不是暴力、恐懼與威嚇，而是否定人的自主、將人的自我價值摧毀，令一個人完全失去反抗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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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到女權思想，她才明白自己的困局並非無解，慢慢重建起被摧毀的自我價值，終於鼓氣勇氣脫離。然而在前夫柳建樹捲入傘後NGO抓捕潮時，她才真切體會到，即使個人如何努力持守自我，國家權力也可以肆意將其剝奪。
一直不願意以誰的「妻子」身份自居的趙思樂，不得不一再將自己標榜為柳的妻子 — 因為能夠替被捕者委托律師、有權獲得相關通知與文書的只有家屬，兩人本就是為了被捕時有人照應才結婚的。
大陸被嚴厲壓制的輿論空間中，對運動者的關注度很低；要為營救行動爭取支持，只能訴諸「受害者」的身份，透過情感來動員。
趙思樂無法以抗爭者的姿態，為戰友闡明理念、理直氣壯地伸冤，只能強調家屬的身份，期望能引發一點同情。被捕者曾經有過甚麼貢獻，他究竟為了甚麼而陷獄，彷彿已經無關宏旨。
以妻子身份營救丈夫的經歷，與她賴以重建自我的女權信仰，處處相違。趙思樂不得不主動背棄自我要求，重新走入一直抵抗的性別定型。「這份矛盾，不斷折磨著我。」
而在男性主導的異議者圈子中，為被捕丈夫奔走的女性，不會被視為抗爭者，而是被連累的、無助的、堪憐的受害者。趙思樂為爭取支持作出的高調行動，被不少人譏諷為「自我炒作」與演戲，她的私生活遭到質疑，背上不少侮辱的罵名。
在這段極為痛苦的經歷告一段落後，她寫下這樣的反思。
「這是何等沒有公共性？受難，如果只能獲得『同情』，不是太冤了嗎？」
「（呼籲）為情義而圍觀，只會耗竭情感資源，讓人們對悲慘麻木。情感動員能引起關注的策略優勢，比起對於公共性的損害、對麻木的培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放下悲情，是生長和綻放的基礎。」
之後她一直在思考，該如何呈現異議者妻子的行動，擺脫哭閙上吊的苦情戲碼與「男性異議者附庸」的敘事。
「我不願意寫單純的慘劇。」趙思樂定下目標。「我想記錄的，是慘劇中人的掙扎與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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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要觀察、記錄抗爭，就要以身犯險。
709一週年前夕，趙思樂跟訪了「709家屬」近一個月，跟到天津看她們舉牌，也與被捕律師李和平之妻王峭嶺同赴內蒙，看望遭軟禁的被捕律師王宇兒子包卓軒。
趙思樂隨著王峭嶺與李文足舉牌，兩人的孩子、6歲的李佳美與3歲的王廣微在一旁自娛自樂
趙思樂隨著王峭嶺與李文足舉牌，兩人的孩子、6歲的李佳美與3歲的王廣微在一旁自娛自樂
人沒見著，警察先到了。
趙思樂裝出一口河南腔扮作超市送貨的，堅稱不認識王峭嶺，但警察沒有放過她；她抓空逃跑，被男警拽在地上拖行，一把扔上警車。兩人堅拒鬆口，數小時後才獲放行。事後趙思樂反省了一下，才想起逃跑不是好決定，警察可是陀槍的 …
她的「709家屬」報道長達萬字，但這段驚險的經歷，只寫成一句平實陳述：「5月20日，王峭嶺驅車1000多公里到內蒙古看望被軟禁的包卓軒，被當地警方攔截並羈押。」
書寫抗爭要經歷重重危險，也要近距離旁觀苦難，這與趙思樂克制、抽離的文風，反差極大。
「709家屬」是趙思樂做過最「危險」的報道。當時針對維權律師的打壓仍未結束，被捕者剛被正式控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家屬均被監控。與709事件有關的一切仍然敏感。
在敏感的選題上，張潔平一向謹慎，太危險的選題絕不提出來「誘惑」她：「萬一出事，我們是沒有能力保護她的。我不覺得這些事，要以犧牲一個大陸年輕作者的代價去完成。」
趙思樂清楚當中的風險，但「被捕者家屬」這個選題令她無法抗拒。更令她在意的是，這一波中國抗爭運動有深遠影響的維權律師大清算，事發一年後仍未見華文媒體對其深度報道。
作為自由撰稿人，只要她下定決心要做，即使不交給《端》也可另覓渠道；既然如此，張潔平想，那我們就一起把它做好吧。「我能做的就是盡我的專業判斷幫她把關，用警察的眼睛看她的文章，找出可能的把柄，可能是洩密，可能是『煽動』… 」如果足夠自我克制、嚴守「記錄」的界線，不跨到「評論」的一邊，是相對較安全的。
對於報道成果，張潔平也沒有甚麼期望，只希望她快點採完離開危險的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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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思樂住進了王峭嶺家，每天聽她閒話家常，講李和平和孩子、講與家屬行動時的趣事。餐桌上的對話，不少作為人物細節寫被入報道。
這樣的信任相當難得：隨著政治環境收緊、風險與代價大幅提高，抗爭者往往不願多說，除非信任到肯定對方抵受得住國保的威脅。行動出身、被捕者家屬的經歷，成為趙思樂一大優勢。
但高度的信任與「同路人」的親切感，也令記者與受訪者的界線變得模糊。為了恪守記錄者的身份，在對方敝開最內一層心扉之時，趙思樂無法不狠心劃出記者與朋友的分野。
一次王峭嶺突然開口，向趙思樂抱怨其他家屬對她的誤解 — 讓她傾訴下去，是窺探運動內部矛盾的好機會。但趙思樂還是提醒王峭嶺：大姐，你這些話是 on the record 的嗎？
更難以劃定的，是記錄者與參與者的界線。受訪者冒風險受訪，自然期待記者協助宣揚抗爭訊息，而趙思樂不得不明言拒絕。
「當事人會想我只報道運動美好的一面，但我的責任是展現運動的深度。」
她無法與受訪者成為純粹的戰友。一旦陷入同情或義憤，記者就會不自覺美化運動，或因為想要獲得更大傳播，而放大當中的情感。
「被情緒蒙蔽的文字，過不了時間這一關。」
拒絕參與或同情、恪守記錄的位置，才能更立體地理解運動，探尋到最本質的東西；不將受訪對象硬套入諸如受難者、犧牲者等可以引發同情的既定標籤，反而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為甚麼眾多妻子之中，是王峭嶺首先站出來、堅定反抗？她會說，自己會想起李和平提過那些獄中酷刑，擔心自己再也見不到他。
如果要呈現「709家屬」的苦難，有這一句大概很夠了。但趙思樂再挖下去，王峭嶺漸漸說出更多：她最怕的，不僅是以後再也見不到李和平。
過去丈夫心繫維權工作，王峭嶺只擔心他為家家帶來危險，爭吵不斷，也從未了解過丈夫究竟為了甚麼以身犯險。直到丈夫被捕，她在與官方交手的過程中，才看到丈夫過往一直試圖挑戰的不公，究竟有多強大。
她最怕的，是自己再也沒有機會跟他講一句：我現在懂你了。我終於理解你不惜代價為之奮鬥的價值，理解你的信念。這才是支撐王峭嶺最深也最痛的動力。
抗爭、或曰公共行動最根本的動機，不會是純粹個人的的情感，而必然建基於對公共價值的認可與信仰。最深層的人性，與普世的精神是相通的。
超越苦難，趙思樂呈現出709家屬作為抗爭者的力量。
「思樂離她們這麼近，但仍可清晰地將這群女性從受害者到行動者的轉變過程，完整呈現出來。」張潔平記得自己看到稿件時，相當吃驚。「她不僅寫出了鮮活的人的故事，更完全總結出這群女性身上的政治意義。」
這是一個在巨大的苦難與不公面前，始終保持清醒的記錄者才能做到的事。
但這也是非常痛苦的。
「我憋著一口氣，不讓情緒透在文章裏 … 」憋到稿子寫完，趙思樂與家屬們共處以來積累的關懷、心疼，感受到的美好，旁觀過的苦難，才得以釋放 — 刊發之後，她哭了兩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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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是趙思樂做過最危險的題目，但不是最難的。
中山大學學者、記錄片導演艾曉明，素來低調，卻是張潔平認為最值得書寫的中國異議者之一，等到她的反右運動紀錄片《夾邊溝祭事》開拍，終於逮到時機。
「從文革一代代走來，她的行動脈絡，與中國反對運動的脈絡環環相扣，可以串起整個中國當代史。走在邊緣，守著寂寞做該做的事 … 她是我最敬愛的知識分子。我不想50年後大家回看這個時代，看不到艾曉明這個人。」
要駕馭時間跨度這麼長、歷史背景這麼複雜的故事，對年輕的趙思樂是極大挑戰。雖然不無擔心，但張潔平仍把這個選題交托給她。
回應這份託付，趙思樂寫出了記者生涯中最好的一篇作品。
趙思樂攝，踐雪拍攝的艾曉明
趙思樂攝，踐雪拍攝的艾曉明
從維權、公民、抗爭運動，到性別問題觸發的社會爭議，艾曉明過往熱衷以拍攝介入當下，為甚麼現在卻要回溯50多年前的反右運動？選這個題材，是否源自個人經歷？
採訪期間，趙思樂發現艾在迴避這個問題，但她也發現艾對反右倖存者經受種種折磨過後，仍堅持自己不反黨、甚至堅稱愛黨的狀態，非常熟悉。
「那份熟悉是從自己的經歷來的。她的學者身份，掩蓋了她的深層共鳴。」
艾曉明對此避而不談，但在一個趙思樂寄居艾家採訪的早晨，兩人恰巧在網上看到文革「忠字舞」的影片。艾曉明一邊嘲笑這舞太醜，一邊熟練地演示，每個動作都記得分毫不差。
看著這個畫面，趙思樂懂了：極權能把人控制到甚麼程度？艾曉明有著擺脫不掉、忘不掉的身體記憶。艾曉明拍攝那些被極權控制的人，而她自己也曾是其中之一。
從這個片段切入，趙思樂緩緩舖開一段橫跨50年時空的個人史：曾經批判過自己父親與朋友的艾曉明，如何透過對昆德拉與女權主義的研讀，透過記錄作為行動，解開極權烙在自己身上的咒詛。
「讓我去寫，我覺得我寫不到那樣。」看過趙思樂交來的稿子，張潔平感動不已。
「這不只是一段複雜歷史的報道，而是達到了文學的高度 … 裏面有一種非常深沉的情感，甚至是歷史的悲劇感。」
張潔平想起自己還在《亞洲週刊》當記者時，也很努力的想要書寫中國異議者、抗爭者，但定居香港的她，與他們始終隔了一重。「最多就是採訪時飛過去幾天，從沒跟他們承受過一樣的壓力。」
「但思樂與他們處於同樣的風險、壓力、恐懼之下。這一點補足了她的年輕，讓她能夠快速進入、理解他們的處境，成為相對平等的對話者。」
趙思樂呈現出來的，不僅是艾曉明數十年來的行動軌跡，而是一個人即使深陷極權織就的籠牢，仍能通過思考，抗衡極權對意識的箝制，透過行動，實現被極權否定與歪曲的價值，保存人性中最珍貴的堅持 — 那就是極權欲百折而不撓的，人的自主。
「最深沉的情感交換，能讓人表現出應有的尊嚴 — 不僅是事實層面，而是精神層面的理解、迴響與共鳴。」張潔平總結。「這與說『你好慘我好同情你』，完全是兩個層次。」
「沒有思樂，這些中國行動者的故事，無人能夠寫出這份尊嚴。」
趙思樂在夾邊溝拍攝、持攝像機跋涉的艾曉明
趙思樂在夾邊溝拍攝、持攝像機跋涉的艾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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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不受左右地寫下真實的新聞、記錄與歷史，是不被允許的，也鮮有前例可循。怎樣才能忠於自己地記錄？每一個記錄者都要摸黑探索出自己的方法。
從行動者走向記錄者，趙思樂摸索出的路很清晰：書寫抗爭報道，本身就是抗爭。
「很多人說，抗爭和報道怎能放在一起？報道要客觀中立 …」她清楚當中爭議。「但當你面對的政權，不認可任何真實，對事實、新聞、言論進行審查 … 如果你認為報道應該真實，就已經站在它的對立面。不承認，反而虛偽。」
「報道如果能夠堅持真實、獨立與自由，就已經構成對利維坦的抗爭。」
趙思樂結合抗爭者與報道者的身份，張潔平很能理解。「在香港或台灣，根本不需要這樣，想改變世界，直接行動就好。但在中國，行動代價太大，一個人的才能，一下子就全浪費掉。」
「然而在記錄這一塊，還有大量空白，需要有人搶救歷史。」
張潔平知道，趙思樂要離開不難，但她為了自己認為應做的事，願意長期處於監控與風險之下，才能在抗爭報道範疇，開闢出這片新天地。「思樂最無法複製的，大概就是她的勇敢。」
「她的勇氣，為她的生命撐出了一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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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勇氣，趙思樂一直記得一段故事。
在《陽光時務》時，她寫的薄熙來報道登上了封面，她特意把雜誌寄回家。親戚看見幾乎嚇壞了，勸她父母叫她別再做這種東西。回家的一天下午，趙母向女兒覆述了親戚的話，然後說：「我們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見過很多不公平的事 … 」
趙思樂知道文革時母親已經懂事，有很多不堪的記憶。她沒有答話，等著母親勸說，所以不要搞對抗了，黨很強大你鬥不過 …
但趙母說的是：「所以我明白你為甚麼要這樣做。」
然後這個話題就結束了。「我媽好酷，真是屌！炸！天！」趙思樂憶述時，忍不住流露出對母親的敬仰。
作為暸解政治殘酷的上一代人，她的父母大可像其他父母一樣漠視，並教育孩子也逃避漠視；但他們選擇了理解她。「不要把甚麼都推給無奈，每個人都可以選擇多做一點。哪怕只是跟孩子說一句我理解你，就這麼一句話，已經可以改變很多東西。」
趙思樂也作出了的選擇 — 不是選擇成為抗爭者，而是選擇活在真實當中，不作惡，也不對惡無動於衷，並為此付出了代價。不少人盛讚她無私、勇敢，但趙思樂很清楚，自己記錄、行動、抗爭，歸根究底，出發點都是自己。
她的每一篇報道，她採訪、書寫過的每一種抗爭路線，都圍繞著同一個疑問。
「我想知道，我該怎麼辦？我有甚麼前途？」
「在香港，黃之鋒17歲就可以上《TIME》 — 大陸不可能有這樣的青年，只要他一出現，他就在牢裏了。我現在就有一個朋友在牢裏。」
「我認識一些年輕人，他們『練習』坐牢，開著燈睡覺，把自己關在沒日沒夜的小房子里，看自己能忍受多久。甄江華就是其一。」—— 趙思樂寫於甄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拘捕後
「我認識一些年輕人，他們『練習』坐牢，開著燈睡覺，把自己關在沒日沒夜的小房子里，看自己能忍受多久。甄江華就是其一。」—— 趙思樂寫於甄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拘捕後
「生活在這樣的環境，我們還如何能夠實現自我價值？問題問到這個地步，你會覺得自己非常無望，也非常可悲。」
趙思樂寫作的母題，就是如何改變一代中國年輕人的命運，如何改變她自己的命運。
「書中的異議知識份子、法制維權運動、公民社會與NGO、網絡運動、女權運動，其實都是我找過的路。這麼多人、這麼多故事 … 我曾經在中國的運動場上，找過自己的答案。」
因此，這本書對她的重要性，大於一切。
「對一個作者而言，能夠把作品完整地呈現出來，被關個兩三年，我覺得可以接受。」趙思樂說：「雖然我評估這不會發生。」
「絕對的安全是不可能的，但我會問自己：如果出事，值不值得？」
「這本書再怎麼樣，也不會把我抓起來判五年以上（笑），那我覺得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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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陷獄，只要是異議者，在中國就要面對無盡的箝制與恐懼。
但正是在最壓抑的恐懼之中，趙思樂找到足以克服它的慰藉。
2015年七月，709大抓捕發生時，趙思樂正在採訪著名異議者莫之許，各有前科的兩人為防也「被消失」，怱怱逃離城市暫避。在高壓與恐懼籠罩、朝不保夕的氛圍之下，趙思樂與莫之許成為了戀人。「如果不是709造成的特殊情境和空氣，我們大概都沒有勇氣和動力，走進這段關係。」
莫之許是八九一代的抗爭者，當年廣場上的大學生，那時趙思樂都還沒出世。
這段感情的每一個轉折，都與時代的殘酷打擊環環相扣。相戀數月後，一名曾趙合作的朋友被帶走；兩人一度緊張，萬一官方想順著被捕者抓個「集團」出來做成大案，她被捲入也不出奇。看著，莫之許突然就說，我們結婚吧。
沒有鮮花戒指，只有手機裏一條朋友被捕的消息。趙思樂忘了自己回了甚麼話，只記得自己狂笑不止。
兩個月後，趙思樂決心去採訪709妻子們。她簽好一張空白的律師委托書，放在寓所的餐桌上；當時莫還不是她的「家屬」，但一旦自己被捕，拿著委托書的他就可以行家屬之實，幫她找律師了。
「在如此時代，這是比說『我願意』更鄭重的儀式。」
這就是趙思樂選擇的人生。
莫之許與趙思樂
莫之許與趙思樂
看到過被捕者孩子顛沛流離的命運，兩人協定，只要還在中國就不生孩子。「我不是無知地陷入這種處境的，這是我知道並選擇承擔的代價。」趙思樂把這個問題想得很清楚。「但我沒法替孩子做這樣的決定。」
於是他們手牽手坐在公園裏，看別人家的孩子笨拙地走路，跌倒，再自己爬起來。
但她不時會想像自己的孩子。每當絕望感無處發洩，她就會忍不住朝莫之許狂吼：都是你們這代人沒有做好，我們這一代才要過這種生活！89後的20年，你們都在幹甚麼？
吼著吼著，她腦中卻浮現20年後的自己，是不是也會被孩子吼問，自己往後20年來都做過些甚麼？那時候，他們生活的世界會否仍然黑暗無望，一如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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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89一代』包括我自己，正在陷入失望、甚至絕望後的徬徨，不知道該做什麼，除了或早或晚地把自己送進監獄。移民？在異鄉，我們永遠不可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趙思樂正在申請出國讀書，但她說，自己還是要回來。她還年輕，還有很多可能，然而生命中有些堅持，已經不可能改變：趙思樂過去與現在是一個抗爭者，將來也是。跨越苦難與悲情，以書寫呈現出同行者的尊嚴，就是她的抗爭，也是她實現自我價值的方式。
只要堅持留在中國，她的成就，並不會帶來更幸福的生活；她走出了一條新的路向，但這條路究竟會通往哪裏、會否直通暗無天日的牢獄，現在還不知道。這就是她所說的，值得同齡人參考、相信並追求的事業嗎？
趙思樂側著頭想了一會，以平淡但肯定的語氣回答。
「我的事業，就是有意義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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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得獷悍但帶著絕望呼吸，她渴求自由卻在中國窒息：趙思樂
Posted on 2017/11/16 上報 UP Media 上報 UP Media
【為什麼我們要帶你認識這個人——趙思樂】
對中國如何監禁思想自由的人，中國作家、自由撰稿人、女權活動家趙思樂是這樣說的：「如果你違反了這個國家的規定，你做不了工作，去不了任何地方⋯⋯中國用科技搞社會控制，買車票、買電話卡都要用二代身份證，二代身份證上有你所有的資料。比如我現在要坐車，我上車要驗身份證驗車票，然後要人臉辨識」
全面監控、全面撲殺。監控科技發生在最糟的情形是，這個國家、甚至這個地球已沒有他們的容身之處⋯
（責任編輯：余如婕）
趙思樂很瘦，身軀薄薄地像是個營養不良的小女孩，一身大學生打扮，棉質襯衫牛仔褲背著個大布包。素樸的少女身形，卻長著極不協調的一張臉：趙思樂的臉型圓中帶方，兩道劍眉下一雙寶光璀璨長方形的大眼睛，美得帶點獷悍之氣。
她最近在台灣出了一本書《她們的征途》，寫的是「中國女性投入社會運動的摸爬滾打」。雖然是報導文學，而且是以「女性社會運動者」的單一角度書寫，但是這本書視野寬闊、觀察細膩深刻、筆觸充滿感染力，重達 20 萬字；趙思樂寫成的，是一本中國 89 年後血淚斑斑的民主運動史！
這樣一本鉅作，竟然是出自一個 27 歲年輕女孩的筆下！
6 年看盡中國公民社會悲涼
中研院院士夏志清曾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發掘」了少女作家張愛玲，進入文學家之林。為什麼張愛玲以「區區 20 幾歲的少女可以寫下『傳奇』這樣偉大的文學作品」？夏志清說，因為，「作家需要的不一定是知識，而是她的人生的教育」。
那麼，趙思樂的史家手筆也來自她的親身經歷。雖然只有 27 歲，但是，從 21 歲參與公民運動開始，六年間，趙思樂看盡了中國公民社會由盛而衰的倉皇悲涼。
趙思樂的書寫來自她的親身經歷，自 21 歲參與公民運動開始，便看盡中國公民社會由盛而衰的倉皇悲涼。（圖片：上報/攝影：葉信菉）
我和趙思樂約在台北中山區的咖啡廳，這是台北年輕女孩的集中地。秋日午後，美麗的女孩們熙來攘往地趕著百貨公司週年慶，趙思樂乍看起來和她們並沒有什麼不同，年輕、美麗，也許更瘦弱一點。只有她那長方形的大眼睛洩露了她的遭遇：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偶而烏雲被風吹開一絲陽光照進這池深潭，一閃，可以清楚地看見乾淨清澈的水底下的熱情，然後更厚的雲層湧過來，又是不見底的黑暗……。
原以為自己會像太陽花年輕人，看到理想在中國實現
她告訴我她的「台灣經驗」。趙思樂曾經到台灣當過交換學生，同時替香港媒體「陽光時務」撰稿，「體驗過新聞自由的世界」。 在 2012 年總統大選投票日，她憑藉身材嬌小優勢擠進女特勤身邊，在距離蔡英文臉龐 50 公分內，舉著小相機拍到蔡英文正走進投票所的近身大頭照，「蔡英文抬起頭，很好奇地看了我的小相機好幾眼」。她當時認識的年紀相仿的台灣朋友，後來，許多都參與了太陽花學生運動。
曾經，趙思樂以為自己也會像太陽花的年輕人一樣，看到自己的理想逐漸實現，所以她和一群朋友們抱持著熱忱投入中國的 NGO 工作；曾經，21 世紀中國的公民社會初見雛形，像初春一點點萌出的綠芽。 這些 20 幾歲的年輕人以為中國的春天就要來了，他們以為自己身處的只是春天來臨前的寒峭。
殊不知，在習近平政府上台後，「中國民主的寒冬真正來了！」趙思樂說。
所有的網路都被管制，無論是社會服務還是議題倡議，獨立 NGO 通通連根剷除切斷金脈，維權民主人士或被監禁或被迫害。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習近平直接讓他「關到死」。
講到這個，趙思樂那潭深不見底的黑眼珠劇烈地開始抖起來，她告訴我，就在我們談話此時此刻，她的一個朋友甄江華剛剛被抓了，因為他做了一個維權網站，他們估計甄江華會被判 5 年。
請聽我們如何「練習活過」習近平的捕殺
「我真正沒辦法接受的是，」趙思樂看著我，這是她的「台灣經驗」，如今卻為她帶來無限的痛苦：「我在台灣的朋友們，現在有的已經在立法院工作、有的準備去選舉，甚至有人組黨了！可是我和我的伙伴們—」
她抖著聲音說：「他們躲在非常偏僻艱苦的深山裡工作——」聲音一頓，然後衝口而出：「還要整天被警察煩！」
趙思樂細細告訴我她和她的伙伴們，現在是如何面對習近平的全面捕殺：
「他們每天吃一樣的東西、穿一樣的衣服，完全不娛樂，消費降到最低。睡在地板墊上，練習不關燈睡覺，有時候把自己關在一個房間一個星期，看看自己會不會發瘋……。」
他們在練習坐牢的生活。
「他們都在糾結自己要不要繼續過這種生活。」講著講著，趙思樂的聲音低下來。
20 幾歲如花般的年紀，趙思樂的面容看起來卻已經像個絕望的老人；曾經，她也充滿熱情理想，想要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獻給國家。
趙思樂告訴我，她的一個朋友甄江華剛剛被抓了，只因為他做了一個維權網站，他們估計甄江華會被判 5 年。（圖片：上報/攝影：葉信菉）
趙思樂的父母是在廣州工作的工程師，所以她從小在廣州市長大，看的是香港電視台的節目，過的是中國最富裕的城市生活。在距離北京遙遠的南方富裕城市，她從來沒有感受到「政治控制」。甚至於，因為她香港電視節目看多了，非常仰慕在電視裡評論時事的台灣名嘴李敖與陳文茜，所以趙思樂從小的志向，就是「成為電視裡那個可以說話的人 」。
大學念金融工程的趙思樂，後來跑去修新聞寫作的課程想當記者，因為她覺得「記者是比較能成為名嘴」的工作。不過，人生是難以預料的，趙思樂為了替新聞寫作課程作業找素材，寫了一篇「南京市民抗議政府移除梧桐樹」的報導，並且仿照當年微博流行的圖文直播。
這篇報導被轉發了數十次，引來當時剛剛興起的中國公民運動「推特黨」的關注，他們私下找她「見面聊聊」。就這樣，在趙思樂「還沒有找到任何媒體工作」之時，就已經走上了境外媒體的道路。接著，在中國公民運動開始風起雲湧之際，剛剛從學校畢業的她又循著這路徑，成為一位社會運動的報導者及 NGO 工作者。
趙思樂和她的朋友們，這些 20 幾歲的年輕人以為自己身處的只是春天來臨前的寒峭。殊不知，真正的寒冬就要來了。
2013 年，趙思樂到達北京從事女權 NGO 的工作，她的男友柳建樹（小樹）則投入法律服務 NGO 的工作。這些工作都有危險性，所以他們倆到北京一個月後就辦了結婚，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安全——在中國一個人一旦被抓，只有家屬能為他委託律師、以及到看守所寄存錢物。
結婚之時，趙思樂只有 23 歲、小樹 27 歲，兩個人都年輕，又都在極大的安全壓力下，所以婚姻生活爭吵不已，很快就分居又回到了偶而見面約會的男女朋友關係。不過，不多久連這樣的關係也維持不下去了，小樹牽連香港佔中事件而被警察逮捕！
在警察成功清理香港佔中現場後，小樹被釋放，但是小樹的父母卻再也容不下這個媳婦！
「有人用很『台』的方式罵我，說我是『北港香爐』。」
趙思樂委屈地說：「小樹（柳建樹）被抓後，我向工作的女權之聲辦理停職，到處奔走請律師、找外媒、發表文章、見官員、聯繫其他被抓者家屬，總之很高調救夫。但是他的父母一直希望我低調，不願得罪政府，他們覺得政府是誤會了小樹……」，講到這裡，趙思樂的聲音突然高了起來：「協商，政府幹嘛跟我們協商，我們是誰啊！」
和小樹的父母多次衝突，結果是，等到小樹被釋放，他的父母動員全家族來勸說小樹離婚。
「我把自己關在一間房裡，他所有的親戚在房間外面跟他說……」，趙思樂小小聲地說：「我沒有別的辦法，我只能在那個房間裡……。」
她高調救夫，最後離婚收場。小樹沒事了，趙思樂卻面臨排山倒海的指責和懷疑，「大家說我是想要自我炒作，不是真的想救小樹。」
「還有人用很『台』的方式罵我，說我是『北港香爐』。」 她直直看到我的眼睛裡，那個眼神是痛苦，是一個 20 歲女孩的疑問：為什麼青春和理想是用這種不堪的方式擊打自己？
趙思樂高調救夫，最後離婚收場，「大家說我是想要自我炒作，不是真的想救小樹。」（圖片：上報/攝影：葉信菉）
2014 年到 15 年，也正是習近平政府針對維權律師全面逮捕行動開始，一片風聲鶴唳；就在這個時候，趙思樂遇見了也才離婚半年的異議人士莫之許，兩個都剛剛受傷的人，在最危險的時候結成夫妻。
莫之許比趙思樂大了 20 多歲，可能是因為這年齡的差距，趙思樂覺得莫之許更能照顧、包容她，成就她。
「比如說，我為了寫這本書，我們躲到海南島一個偏僻的村子寫了兩個月。他每天就煮飯洗衣照顧我寫作。」趙思樂說，她強調：「這對一個已經有自己的生活和朋友圈的男人來說，是很不容易的。」
和一個已經過了自己人生的大半輩子的男人共處，是解脫，也有意想不到的承擔；因為他的人生重量，會比 27 歲的自己多得太多。
趙思樂與莫之許。（圖片取自 趙思樂臉書）
「莫之許是 89 學運一代，他們那個時候都以為這個政權的垮台是五年十年的事，所以他等了……。他跟我說，他當時要是知道 30 年後中國是這個樣子，他不會等待，會去經商或者是移民。」趙思樂臉上那複雜苦痛的表情又出現了：「一代抗爭者的青春就消耗在一個威權國家的崛起之下，一想到我的青春也要這樣消耗……。」
現在中國有理想年輕人是窒息的，只可能崩潰
她絮絮地說著他們是如何被這個國家監禁了：「如果你違反了這個國家的規定，你做不了工作，去不了任何地方……中國用科技搞社會控制，買車票、買電話卡都要用二代身份證，二代身份證上有你所有的資料。比如我現在要坐車，我上車要驗身份證驗車票，然後要人臉辨識…」付錢要用支付寶，行動要用身份證，這樣還不夠力再加個人臉辨識，總之國家要知道你任何時間在任何地方做了任何事。
「現在中國有理想的年輕人 是窒息的 ，我們什麼也不能做只能等待，如果（習近平執政 20 年）未來的 20 年中國還是這樣，我真的覺得這種人生是不值得過的。」趙思樂悲哀地說。
「中國已經不可能和平轉變了，只會是崩潰性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