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授修職郎/大安區之所在稱為大灣庄/明代有歲貢、選貢、恩貢和細貢；清代有恩貢、拔貢、副貢、歲貢、優貢。清代貢生列為五貢，別稱「明經」。拔貢生作為五貢之一，不能算正式的功名，只能算身份的一種，相當於一種保送生或推薦生的身份。 @ 姜朝鳳宗族

姜太公後裔-高姓+高拱乾-編《臺灣府志》-台廈道，掌管台灣全境/祭祖的桌子，是張八仙桌。八仙桌的上方掛了族譜-族譜的兩側，有一副對聯是「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 @ 姜朝鳳宗族 :: 痞客邦 :: - https://goo.gl/TCA3Rn

鄉賢書誄文-黑龍江藝術網——黑龍江省藝術門戶網站 - https://goo.gl/etDZja
匾額中的科舉制度
2014/12/19 來源：新浪
品優德厚
美繼秦台
清標彤史
馬飛
在我國歷史上，文人入仕有正途、異途之分。所謂正途主要包括科舉和舉貢。科舉制度人所共知，無需贅言。舉貢制度起源於元代而形成於明。總體來說，貢舉有歲貢、恩貢、納貢、副貢、選貢諸名目，是科舉制度的重要產物和補充。到了清代，有恩貢、拔貢、副貢、歲貢、優貢五貢之分。並在清代選舉制度中占有不可忽視的一席之地。在我國歷史上，有拔貢等貢生入士的，因其官微位底，其史跡在歷史和地方史志少有記載。因而，洛陽民俗博物館徵集的由清代拔貢題書的匾額，就愈發顯得彌足珍貴。其不但反映了歷史信息，並且有益信史或地方史料。筆者就拔貢所題匾額略述如次，以期對研究清代中小官吏史料有所裨益。
館藏拔貢所書、立匾一覽
辛酉科拔貢，就教諭職壬戌恩科中式舉人候銓縣正堂張熙所立「品優德厚」匾。該匾上款為：「例授文林郎辛酉科拔貢，就教諭職壬戌恩科中式舉人候銓縣正堂張熙。為吏員候銓右堂乘乙王老先生立」；下款為：「大清同治四年歲次乙丑孟陳月穀旦，戶科經承張凌雲，吏科吏員張好義，六品職銜焦義新，王澤遠，從九職銜王際庚，吏科吏員賈庚歌，戶科經永金振都，候選典吏孟聖徒，監生賀鳴岐，張鳳儀，趙際玉，候選縣丞郭位西，六品職銜楊錦川，李逢庚，候選典吏復生榮，刑科吏員田發第，禮科吏員焦萬昌，庫科攢典趙名世，工科吏員郭天奇」。匾長199厘米，寬99厘米。2002年元月30日徵集於洛寧縣。
乙酉拔貢張西金等所立「美繼秦台」匾。該匾上款為：「特署羅山縣儒學教諭兼攝訓導韋對楊為大壺范郭母張孺人節孝立」；下款為：「咸豐三年正月吉旦，庠生朱(官)，張奉三，程奉箴，朱應，翰林院待詔朱循南，乙酉拔貢張西金，監生雷太和」。匾長202厘米，寬93厘米。2002年元月23日徵集於洛寧縣。
永寧縣儒學正堂前武英殿校錄癸酉科拔貢賈光壇所立「清標彤史」匾。該匾上款為：「特授修職郎永寧縣儒學正堂前武英殿校錄癸酉科拔貢賈光壇為儒童宋廷口之母韋氏節孝立」；下款為：「大清道光二十六年九月穀旦」。匾長201厘米，寬99厘米。2002年元月30日徵集於洛寧縣。該匾匾文為行楷陽刻，上下款為楷體陰刻。上框正中雕一壽桃，下框正中雕刻三環相套圖案，寓意「三元及第」，匾四角各雕一夔龍，寓吉祥之意。
前丁酉拔貢署山西代州直隸州分州兼理學正候補知縣韓夢筆所題「仁慈永昭」匾。該匾上款為：「前丁酉拔貢署山西代州直隸州分州兼理學正候補知縣韓夢筆為大德望廉甫黃老先生三周年紀念題」；下款：「中華民國十九年歲次庚午桂月中旬穀旦孟廣信等36人仝鞠躬」。匾長212厘米，寬113厘米。2004年冬徵集於洛寧縣王范鄉。
辛酉科拔貢丙子科舉人候選知縣現任汝州郟縣儒學訓導王文會所題「媲美鮑桓」匾。該匾上款為：「應授文林郎辛酉科拔貢丙子科舉人候選知縣現任汝州郟縣儒學訓導兼署教諭族弟王文會暨族人為鄉耆兄文霖並金氏」；下款為：「大清道光二十三年大呂月上浣穀旦，天保等25人，合族仝立」。匾長190厘米，寬98厘米。2004年8月19日徵集於洛寧縣掘山鄉。
敕授征仕己酉科拔貢朝考二等法部八品京官黃某所題「公益襄勤」匾。該匾上款：「敕授征仕己酉科拔貢朝考二等法部八品京官黃為太學生李公勸戒菸賭，社會感德題」；下款：「李光畢等33人仝拜，龍飛宣統三年喜月穀旦」。匾長213厘米，寬110厘米。2004年5月10日徵集於洛寧縣上(戈)鄉。
永寧縣儒學正堂加一級前武英殿校(錄)國子監癸酉科拔貢賈光壇所題「德益深沉」匾。該匾上款為：「敕授修職郎永寧縣儒學正堂加一級前武英殿校(錄)國子監癸酉科拔貢賈光壇為耆民王作楫立」；下款為：「道光二十一年歲次辛丑三月上旬穀旦，孔昭南等52人」。匾高97厘米，寬190厘米。2004年2月16日徵集於洛寧縣。
拔貢及作用
拔貢，顧名思義，選拔出來的貢生之謂也。它是科舉制度中由地方貢入國子監生員的一種。科舉時代，挑選府、州、縣生員(秀才)中成績或資格優異者，升入京師的國子監讀書，稱為貢生。意謂以人才貢獻給皇帝。明代有歲貢、選貢、恩貢和細貢；清代有恩貢、拔貢、副貢、歲貢、優貢。清代貢生列為五貢，別稱「明經」。
拔貢生作為五貢之一，不能算正式的功名，只能算身份的一種，相當於一種保送生或推薦生的身份。
拔貢生的選取，清初每六年一次選拔，乾隆中改為逢酉一選，也就是為十二年才一次，每府學二名，州、縣學各一名，由各省學政從生員中考選後保送入京，經朝考合格，即可授予小京官、知縣或教職。此雖入仕之南山之徑，然拔貢每縣只取一人，可以說是千里挑一。科舉時代，貢生入仕的途徑只有三種：一是參加鄉試，進而取得更高的功名；二是入監讀書，期滿後考選授官；三為直接經考試而授官。這第三種途徑即原則上是針對貢生中的歲貢、拔貢和優貢生三種。
拔貢生在雍正以前必須一律入監讀書，肄業經考核合格後方可入仕。乾隆初年時又規定拔貢生可以參加朝考，列於一、二等者，在保和殿複試，複試列於一、二等者，可由禮部開單引見，分別授職；授予七品小京官者，分部行走(見習)，三年期滿才實授；授予知縣或教諭、訓導者，分各省試用。就算是得到官職，也都只是先見習，合格後才實授。參加朝考的拔貢生多數主要是擔任地方學校的教官。以上這些入仕途徑在洛陽民俗博物館所藏扁額款識中，都有所反映。
碩本求源，學校是培植人才之所，科舉是選拔人才之法。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代，選舉與學校相輔而行，各有其獨立的作用。到了唐代，雖然科舉與學校並舉，兩者並不處於並列、同等地位。因為由學校出身的生徒仍須經過考試，學校不能直接給生徒以出路；而鄉貢出身的人，不必經由學校培植，一經考試及第，便被認可為人才。這樣，科舉成為凌駕於學校之上的一種制度。唐初，社會上重視科舉及第的生徒，因為他們出身官學，受過正式教育，要較鄉貢高出一籌。於是人們視學校為登科的通路，多爭取入學。因此，在一段時間內，科舉對學校的發展曾起過一定的促進作用。以後，封建王朝利用科舉考試吸引各種社會力量辦學，調動了社會辦學及民間讀書的積極性。不經國家學校而科舉及第的比例逐漸增長，官學的地位逐漸低落。唐開國 100年後，科舉考試日益發達，學校教育漸漸不關重要。
宋初，朝廷大力利用科舉選拔人才，而忽視培養人才的學校。宋仁宗時的范仲淹、宋神宗時的王安石，先後嚴厲批評這種只取才不養人的錯誤作法，如同農夫只坐等收穫而不事耕耘一樣愚蠢，終於導致人才的枯竭。范仲淹認為，擇賢固然重要，但擇而不教，久則乏人，賢將不繼，所以教是第一，擇尚其次。主張必嚴科舉方能得才，必敦教育方有才可得。王安石認為，科舉僅以強記博誦取人，學校費了許多光陰，專門去做科舉考試的預備工夫，而不教以天下國家實用之事，及第之後，所學完全無用。為了扭轉社會重科舉輕學校的風氣，他強調要發揮學校在培養人才中的積極作用。他建議逐步使取才與養才統一於學校，即凡在中央官學學習的學生，通過了學校的考試，不必再經由科舉而直接授官。把取士納入養士之中，即把選拔人才的職能部分地賦予學校與學校教育工作緊密結合，既充分發揮了學校培養人才的積極作用，又提高了學校的社會地位。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改革，都被因循守舊勢力所挫敗。
及至明清，學校更形同虛設，雖然凡應科舉者必須先在學校取得生員資格，但生員並不在學校讀書，學校教官也無力發揮其教育作用，使學校空有師生之名，而無訓誨之實。其原因，也與科舉制度有關。
清代地方學校各有正副教官 2人。正者府學稱教授州學稱學正，縣學稱教諭；副者統稱訓導。他們的職責是「掌訓迪學校生徒，課藝業勤惰，評品行優劣」。正副教官的來源大體是知縣改教、舉人「大挑」、「五貢」詮選。
清代規定，知縣可改任府學教授。這種改教並不是因人而宜的調整，而是因知縣年齡過大，或者懶惰愚鈍工作不稱職，以及老弱病殘不能工作的才改任教職。據記載，有眾多的府學教授精神衰邁，兩耳重聽，步履維艱。因此，學校被認為是惜老憐貧之地，教授成為投閒置散之官。
清代的舉人「大挑」，開始規定必須連考 3次不中才能參加挑選，以後規定必須連考6次，後來又改為4次。這樣，落第舉人至少要經過10餘年才有被挑選的資格，但具備資格並不等於被選中，往往要候選若干次。選中後也不能立即赴任，還要在吏部挂號排隊，等待分配，屆時到部抽籤決定去向。這種分配方法叫做「詮選」。從清代中期開始，官員壅滯積壓現象日益嚴重，詮選需待時日甚長，舉人候選常常多達二三十年，累計起來，一個考不上進士的舉人，要經過三四十年才能當上州學學正或者縣學教諭。
「五貢」詮選也是教職的一項重要來源。生員當了貢生，就有了做官的資格。但官職不高，大多數當訓導。生員出貢本身就需長久時間，據估算，生員食餼(當了廩生後，國家每年給一定的糧食或銀兩，稱為食餼)30年，方得依次出貢(清代文學家蒲松齡屢應鄉試皆落第，72歲始成歲貢生)，再加上長期「詮選」，當訓導已是花甲乃至古稀之年。
由此可見，教官一職，無論是舉人大挑擔任，還是五貢詮選授，一個共同的問題是年齡太大。這些人在年富力強時無事可干，把時間浪費在論資排輩的升轉和無日無月的候選上，及至得官已年老體衰。當時有人對這個問題加以概括說，教職一官由舉、貢候選居多，廩生候貢，舉人候選，大抵30餘年，少亦20餘年，精力多半就衰，實能奮勵任職，興起士習者甚少。事實是，乾隆初年教職多系衰老庸劣之輩，不但不能以道德禮義化導齊民，並其課士之職亦不克舉。乾隆以後，更是每況愈下，教官大都不能振作。至咸豐時，教官中果能授業解惑，以師道自任者，已不多見。
科舉的興盛與消亡
科舉是中國古代讀書人所參加的人才選拔考試。魏晉以來，官員大多從各地高門權貴的子弟中選拔。權貴子弟無論優劣，都可以做官。許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實學的人，卻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擔任高官。為改變這種弊端，隋文帝開始用分科考試來選舉人才。隋煬帝時期正式設置進士科，考核參選者對時事的看法，按考試成績選拔人才。這是我國科舉制度正式誕生。科舉是封建王朝通過考試選拔官吏極為有效的一種制度。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科舉制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開始實行，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
科舉原來目的是為政府從民間提拔人才。相對於世襲、舉薦等選才制度，科舉考試無疑是一種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從宋代開始，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這樣不但大為擴寬了政府選拔人才的基礎，還讓處於社會中下階層的知識分子，有機會通過科考向社會上層流動。這種政策對維持整體社會的穩定起到了相當的作用。明清兩朝的進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書或讀書但未作官的「寒門」出身。但只要他們能「一登龍門」，自然便能「身價十倍」。歷年來千萬莘莘學子，俯首甘為孺子牛，目的亦不過希望能一舉成名，光宗耀祖。
科舉為中國曆朝發掘、培養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間通過科舉產生的進士接近十萬，舉人、秀才數以百萬。當然其中並非全是有識之士，但能過五關斬六將，通過科考成進士者，多數都非等閒之輩。宋、明兩代以及清朝漢人的名臣能相、國家棟樑之中，進士出身的占了絕大多數。明朝英宗之後的慣例更是「非進士不進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科舉成為高級官員必經之路。這種由翰林而產生的內閣中樞制負責管治全國的士大夫階層，便可說是科舉制度的產物。
科舉對於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亦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雖然這種推動是出於一般人對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對知識或靈性的渴望，但客觀上由於科舉入仕成為風尚，中國的文風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兩朝時，中國的讀書人以秀才計，大部分時間都不下五十萬人，把童生算在內則以百萬計。當中除少數人能在仕途上更進一步外，多數人都成為在各地生活的基層知識分子，這樣對知識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於這些讀書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產物，學習的亦是同類「聖賢書」，故此亦間接維持了中國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統一和向心力。
由明代開始，科舉考試內容陷入僵化，變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實際學識。大部分讀書人為應科考，思想漸被狹隘的四書五經、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無論是眼界、創造能力、獨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過科考為讀書唯一目的，讀書變成只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舉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無論在文學創作、或各式技術方面有傑出成就的名家，卻多數都失意於科場。可以推想，科舉制度為政府發掘人材的同時，亦埋沒了民間在其他各方面的傑出人物；百年以來，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場，虛耗光陰。清政府為了奴化漢人，更是嚴格束縛科舉考試內容。清代科舉制日趨沒落，弊端也越來越多。清代統治者對科場舞弊的處分雖然特別嚴厲，但由於科舉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舉制終於消亡。
就算在科舉被廢除以後，它仍然在中國的社會中留下不少痕跡。1908年，溥儀即位，次年改元，是為宣統元年。清廷為了慶賀新帝登基，在科舉廢除的情況下，仍然舉辦了「己酉科拔貢」的科舉考試。又例如孫中山所創立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規定五權分立，當中設有的「考試院」便是源出於中國的科舉考試傳統。另外，時至今日科舉的一些習慣仍然可以在中國的高考中看見。例如分省取錄、將考卷寫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頭裝訂起來，從而杜絕判卷人員和考生串通作弊、稱高考最高分者為狀元等等，俱是科舉殘留的遺蹟。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anRN0M.html
匾額中的科舉制度 - 壹讀 - https://goo.gl/fw7iKM
捐納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rH42aE

就職於台灣省文獻會的林文龍先生，對於清朝官職、人物頗有研究。他指出修職郎是無實權、閒散職之類。鄉飲大賓、頂戴榮身，乃當時有名望、富有人家，蒙縣儒學正堂︵相當於教育局長︶，在重陽節等日子，設宴招待，再送一頂帽子戴在頭上表揚，視為極大榮耀。可列為當時士紳。

---------------------------
例授修職郎嵗進士餘公瑞生大人墓誌銘： - 知音的日誌- 網易博客 - https://goo.gl/jUeaus
--------------------------------
修職郎
文階官名。宋政和六年(1116)，改登仕郎置，為文官第三十六階。金、元無此官名。明正八品初授迪功郎，升授修職郎;從八品初授邊功佐郎，從八品授修職佐郎。修職郎、修職佐郎是正八品和從八品文官的散階，散階是授予官職時同時授予的虛銜，像今天軍銜。
補充說明
修職郎、修職佐郎是正八品和從八品文官的散階，散階是授予官職時同時授予的虛銜，像今天軍銜。
-----------------------------
“歲進士”不是殿試進士，是對於“歲貢（生）”的一種雅化的別稱。當然不是真正的進士。明清時代的“歲貢（生）”是“貢生”的一類。貢生就是每年地方政府推薦本地最優秀的生員（也就是秀才）進入最高學府國子監讀書的一種秀才。貢生應該是秀才等級裡最高的一種，每月能領糧食，一定時期（一般是兩三年）國子監考試優秀後還能委以官職，這是其他秀才沒有的待遇，甚至比舉人的待遇更好。修職郎是清朝正八品文官的散官官階，是虛銜不是實職，也就是現在所謂的行政級別，正八品相當於現在的副處級。所以皇清歲進士例授修職郎的整體意思就是牌匾主人是大清的貢生，最後朝廷授予了正八品修職郎的職位。
-------------------------
皇清歲進士例授修職郎是什麼官職？
“歲進士”不是殿試進士，是對於“歲貢（生）”的一種雅化的別稱。當然不是真正的進士。明清時代的“歲貢（生）”是“貢生”的一類。貢生就是每年地方政府推薦本地最優秀的生員（也就是秀才）進入最高學府國子監讀書的一種秀才。貢生應該是秀才等級裡最高的一種，每月能領糧食，一定時期（一般是兩三年）國子監考試優秀後還能委以官職，這是其他秀才沒有的待遇，甚至比舉人的待遇更好。修職郎是清朝正八品文官的散官官階，是虛銜不是實職，也就是現在所謂的行政級別，正八品相當於現在的副處級。所以皇清歲進士例授修職郎的整體意思就是牌匾主人是大清的貢生，最後朝廷授予了正八品修職郎的職位。

大安區命名的由來
tw.answers.yahoo.com查看原始檔
最佳解答: 大安名之由來，本於舊地名大安庄。
乾隆年間：大安區之所在稱為大灣庄。
道光年間：大灣庄因來自中國閩南之漳州漢移民興建大安圳，而改名為大安庄。
光緒元年（1875年）：臺北設府，轄二十二街庄，其中之大安庄（包括十二甲、龍安、坡心）、下內埔庄與六張犁庄均在今大安區內。
1920年：台北改市制時，除上述三庄外，包括古亭、東門之一部分，即以後之錦町、福住町、昭和町亦在今大安區轄內。
1945年：國府接收台灣後，上述區域合併為區，因大安庄佔地廣且位於中心，故命名為大安區。轄區10.5694平方公里，轄41里408鄰，人口約16萬。[3]
1946年：區公所設於新生南路一段148號。
1948年03月：區公所遷至信義路三段157巷11號。
1950年：台灣實施縣市地方自治，區長改為民選。
1959年：區長改為官派。
1990年：台北市行政區重劃，併入了原古亭區羅斯福路以東區域（古亭町的一半及頂內埔庄），松山區光復南路以西區域（興雅庄的一小部分），並分割和平東路三段以北區域（六張犁庄的一半）於新成立之信義區，新生南路一段以西區域於中正區。
1997年：區公所遷至新生南路二段86號（大安區行政中心大樓）。
可能有凱達格蘭族但是已經漢化
大安區名之由來，本於舊地名「大安庄」。爰光緒元年，臺北設府，轄二十二街庄，其中之大安庄（大安、龍安、坡心）、下內埔庄與六張犁庄均在大安區內。民國九年改市制時，除上述三庄外，包括古亭、東門之一部，分即以後之錦町、古亭町、昭和町、福住町亦在大安區轄內。光復後，將上述區域合併為區，因大安庄佔地廣且位於中心，故命名為「大安區」。
大安區初闢於康熙末年，最初至大安移墾的，多來自福建泉州府「安」溪人，當時較顯赫的家族有陳姓、林姓、周姓、廖姓、凌姓等數家。各家族曾擁有幅員寬闊的田產，建了不少棟相當考究的華麗古厝。今日在原地仍保有昔時風貌的已不多見，陳姓古宅、義芳居、芳蘭大厝及黃家古厝，則是少數僅存之古厝。至雍正、乾隆時範圍漸大。時為農業區，農作之成長首重灌溉，先民初乃利用天然池沼築坡造埤，下雨時儲水，利用雨水灌溉田園，類此儲水池沼，昔時稱埤或陂（坡），故有上陂、下陂、土地公陂（今金山南路郵政包裏大樓北側）、柴頭陂等。後因陂水不敷使用，於雍正、乾隆間築第七股圳、繼築塯公圳，圳道陂池遍佈全區，農事大興，居民以種植水稻為主，蔬菜次之

台北市何地在清朝時名為「大灣庄」？是什麼意思？
tw.answers.yahoo.com查看原始檔
最佳解答: 大安區大安區在清代時稱大灣庄，先民在今坡心的灌溉設施，在東北角今大安、松山兩區交界處成彎曲狀而得名。還被諧稱為「大冤」，是「打架」的意思，傳說曾有兩位孩童大打出手，大人都阻不了。日據時期，改稱大安庄，希望地方安寧，亦有最初到大安庄移墾者大多來自福建泉州府安溪人，大安庄代表「偉大安溪人的住宅」之說。最初至大安移墾的，多來自福建泉州府「安」溪人，當時較顯赫的家族有陳姓，林姓、周姓、廖姓、淩姓等十數家。各家族曾擁有幅員寬闊的田產，建了不少棟相當考究的華麗古厝。今日在原地仍保有昔時風貌的已不多見，陳姓古宅、義芳居、芳蘭大厝及黃家古厝，則是少數僅存之古厝。(資料來源：大安區公所)
圖片參考：http://163.29.36.53/images/top.gif
---------------------------------

地名解說集錦 - https://goo.gl/vvhnF1

大安庄陂心
By Jason (daanjianlunpapago), blog.xuite.net查看原始檔
昔日的台北曾流傳著一句俗諺「一鳥、二關刀、三蛇、四蓮花」，
係指前清時期臺北的四大人家，因獲得吉穴而成就致富。
「一鳥」是說城中周百萬得到的穴是烏鴉孵蛋；
「二關刀」指中崙舉人李文元家族三棟房屋恰好位於關刀穴；
「三蛇」為大安區的林榮泰所得的穴是南蛇拜斗，蛇頭向七星；
「四蓮花」則指大安區坡心（陂心）的林家得到浮水蓮花穴。
最早來大安區一帶開墾的是福建籍的先民，包括陳姓、凌姓、林姓、周姓及廖姓等大家族；
陳厝，在基隆路三段155巷一帶；凌厝，在信義路四段44巷34弄14號一帶；
陂心林厝，位於敦化南路一段、仁愛路四段一帶；林榮泰厝，位於四維路141號一帶；
文昌街和通化公園一帶有周厝；和平東路二段與建國南路二段交會處附近有廖厝。
在大安區公所的網站裡，所提到的『坡心』就是現在建倫里一帶，
『坡心厝』就是由林式霽於乾隆末年所建閩南式三合院建築。
而陂心林厝的子孫有部分至今仍居住在古厝原址附近。
其實『坡心』古稱『陂心』，位於大安庄裡面，台灣光復以後才改稱為埤心或坡心。
在乾隆年間，現今大安區稱為「大灣庄」。
到了道光年間，因為來自中國閩南之漳州漢移民興建大安圳，而將大灣庄改名為「大安庄」。
光緒元年（1875年），清朝政府於臺北設府，轄二十二街庄。
1895年中日戰爭清朝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人。
明治31年（1898年）9月起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實施台灣土地調查，
其主要目的是在調查土地權力、區分土地地目和等則以及詳細查明地形。
台灣總督府前後共歷時6年多（1898年~1904年），
經由複雜的土地調查、地籍測量以及利用三角點、水準測量等精細方法繪製出『台灣堡圖』。
地圖上詳細標示出當時台灣街、庄、堡、廳之行政界線、土地利用狀況、聚落地名、河川水系等。
此套地圖的繪製完成，不僅使得當時台灣總督府可以完全掌控台灣的社會與土地使用狀況，
並可以依照此圖進行對台灣社會的改造與開發；
另一方面也提供現今從事日據時期台灣歷史與地理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是一套具有「承先啟後」意義的地圖。
由日本人所製作的台灣堡圖當中，可以約略看得出來現在大安區的地理位置。
由於當時居民多從中國福建移民而來，故地名的發音也多以閩南語為主，
日本人製作此地圖時，將地名的漢字上標注片假名，以利日本人理解。
陂心（ビーシン，ｂｉ－ｓｈｉｎ），現在大安區建倫里一帶。
車層（チャーツァン，ｃｈａ－ｔｓｕａｎ），現在大安區車層里、延吉街一帶。
龍安陂（リョンアンビー，ｒｙｏｎａｎｂｉ－），和平東路二段附近。
六張犁（ラウディンレー，ｒａｕｄｉｎｒｅ－），和平東路三段附近。
下內埔（エーライポー，ｅ－ｒａｉｐｏ－），辛亥路三段一帶。
大加蚋堡是「台北廳下十二堡之一」，原是從平埔族居地「Tagala」音譯來的，
其意義是「平坦浸水、潮濕的地方」，大約有八十平方公里的面積，包括今台北市的一大部分。
圖中大加蚋堡裡的大安庄（包括十二甲、龍安陂、陂心）、下內埔庄與六張犁庄均在今大安區內。
大安庄中的「陂心」為林式霽家族所居住，土地約有一百八十多甲，占了大安庄三分之一以上，
當時富甲一方的林姓家族，人稱「陂心林家」。
而「陂心」一詞的由來，由下圖中可以窺知一二。
陂：ㄆㄧ／，音同皮，ㄆㄛ，音同坡，原義為池塘、小湖、水岸，
是「蓄水於池沼，以利灌溉」的水利設施。
圖中藍色區域部分為池塘和灌溉溝渠，橘色區域則為林式霽所蓋的「陂心厝」。
陂心厝座落於隆起的小丘陵，被池塘和溝渠自然圍繞，有如護城河一般；
而古厝位於池塘之中心，故曰「陂心」。
此丘陵又彷彿小島一般，林氏家族也稱之為「大陂島」（大埤島）。
林式霽於乾隆末年所建之三合院，在當時聘請福建的建築師設計，而石材和建材也都由福建運送來台，
經咸豐三年（1853年）改建，成了雄偉的四合院大厝，
但民國57年（1958年）因闢建仁愛路而將其拆除。
根據林氏耆老的說法，當時可以從古厝直接看到日本總督府（現在的總統府）。
根據林氏家族沿革所記載，林式霽（1745年~1824年），字燕明，
為福建泉州府晉江縣南門外二十三都玉山鄉石壁村（今福建省石獅市蚶江鎮石壁村）人，
乾隆年間（1736年~1795年），於弱冠之年隻身渡海來台。
來台之初，寓居淡水，入船頭行（今報關行）為夥計十餘載，
之後逐漸累積資本，自營染料生意、醬油工廠及船頭行於艋舺。
由於林氏克勤克儉，通財致富，購置田產，造福鄉里，興利除弊，經清朝政府恩授文職正八品修職郎。
林式霽育有三子，長男林瑞香，次男林攀桂，三男林清富。
後因子孫繁衍，不敷居住，三房子孫林清富在陂心（現敦化南路一段233巷一帶）另蓋了一間三合院建築，
但規模格局比林式霽所蓋房子之略小，於民國76年時遭拆除。
根據林氏家族的說法，當時家族所持有的土地，除了整個建倫里以外，
東至延吉街，南至信義路四段與安和路一段，西至忠孝復興SOGO百貨附近，北至現在市民大道，
包括現在的頂好商場、統領商業大樓、仁愛路圓環、仁愛國中小、仁愛醫院、及國泰醫院等地，
剛好都是目前台北市最精華的東區地段。
除了位於東區的土地之外，還有萬華艋舺的店面，後山埤的部分土地等等。
下圖的古今對照圖中，約略可以看出當時在大安區所持有的土地農田的範圍。
參考資料
台灣堡圖（1898年~1904年）中央研究院
台北市古街之旅（1992年）趙莒玲
大安區公所網站
財團法人林三勝公廳
大安庄陂心 @ ☆･:*:･゜`･大安建倫趴趴走･゜`･:*:･☆ :: 隨意窩 Xuite日誌 - https://goo.gl/41kfH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