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終生為真理──年度歐洲記者敦達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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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ikimedia
2017年10月20日，歐洲廣電節目節（PRIX EUROPA）在柏林舉行的頒獎典禮上，「年度歐洲記者獎」頒給了一位不來自歐洲的記者：土耳其的詹．敦達爾（Can Dündar）。
敦達爾曾在土耳其及英國讀新聞及政治學，取得政治學博士，原為土耳其重要報紙《共和報》（Cumhuriyet）的總編輯。2015年他被土耳其政府逮捕，因為這份報紙揭露了土耳其政府出售軍火給敘利亞的醜聞，在網站上刊出土耳其卡車載滿武器、開往敘利亞的影像，也揭露土耳其總統的海外帳戶，批判總統的軍事主義及獨裁化政策，被總統艾爾多安親自提告。被監禁3個月後，敦達爾在2016年2月假釋出獄，艾爾多安再次提告，要求以叛國罪對他求處無期徒刑。
敦達爾目前流亡德國，著書批判土耳其的民主如何逐漸土消瓦解。他被判刑入獄時，在監獄以手寫方式記錄了關滿抗議者的監牢，去年以《終生為真理：獄中筆記》（Lebenslang für die Wahrheit. Aufzeichnungen aus dem Gefängnis）為題發行德文版。該書的德文標題「終生為真理」，除了表示記者一生無懼追求真理的決心外，也有另外一個意思：為了真理，必須被求處無期徒刑。
為了真理，他甘願賭上生命
《終生為真理》中，他說起《共和報》接到那段關鍵的運送軍火影像時，報社內激辯許久，不知該不該刊出。律師警告敦達爾，倘若刊出這段影像，報社很可能被判洩漏國家機密罪。而這位強悍的總編認為，說出真相是報社職責，土耳其公眾也有權利知道他們的政府做了些什麼。
果然，律師清楚看到了敦達爾身處危險中。只是竟然如此危險，當時無人可預見。
在土耳其，暗殺者對他發動攻擊，稱他為「叛國者」，在光天化日下對他開槍，幸虧他的妻子及同行議員即時發現制止，並未命中，但流彈卻造成同行人受傷。行兇者後來被法庭以「無殺人意圖」釋放。審判中檢察官對他求處無期徒刑，不是因為他做了虛假報導，而是因為他揭露了政府陰暗的秘密。而審理他「洩漏國家機密罪」的法庭，其中兩位認為他無罪的法官，皆被解職。
後來他逃離了土耳其，妻子卻被土耳其扣留護照，從此夫妻分離。他來到德國後，大量書寫評論，向西方國家說明土耳其發生了什麼，強調土耳其的問題，也將是西方民主國家的問題，盼望能從西方產生挽救土耳其新聞自由的力量。
土耳其的新聞自由岌岌可危
雖然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斬釘截鐵地說：「我對全世界坦誠，沒有哪個地方的媒體像土耳其那樣自由。」但是許多歐洲人並不買帳。現在土耳其的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讓許多人權團體憂心。聯合國人權專使Zeid bin Ra’ad Hussein就表示，全世界被囚禁的記者，有半數都在土耳其。他呼籲土耳其政府勿將新聞人士當成罪犯看待。
自從那場失敗的政變後，土耳其媒體受到整肅，許多人沒有敦達爾那麼幸運，至今仍然困坐獄中。關於媒體，直到今年的數字是：有156家媒體關閉，大約2,500位新聞從業人士失業，大約150位記者身陷囹圄。
目前無國界記者組織已將土耳其的新聞自由降為180個國家中第155名，其評比這麼寫著：「自2016年那場不成功的政變後，艾爾多安總統之政府對批判媒體獵巫，當局濫用對抗恐怖份子，藉此展開清洗。」（英文版）「在全球囚禁最多記者的國家中，土耳其是其中一個。自2016年的政變後，已有逾百位記者遭逮捕，約150家媒體遭到關閉，超過700張記者證被取消。有批判性的記者都被監視。少數還存活的獨立媒體，都在持續恐懼中工作。不斷有外國記者被取消資格或拒絕入境。此外，許多重要媒體擁有者涉入的政商關係，也正在扼殺批判性報導。」（德文版）
土耳其曾經是世俗化相當成功的伊斯蘭文化國家，與歐洲文明的距離也相當近。可是，在對新聞自由的理解與重視上，土耳其似乎與歐洲差異日漸增大。
保障說出真相的權利
其實，歐洲並非一開始就高舉新聞自由大旗。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在17世紀時還強調國家審查言論、操控民意是治理的正常手段。可是歐洲自啟蒙以來，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基本上已成為共識。德意志大地上，1815年的德意志邦聯協議（Deutsche Bundesakte）明訂保障新聞自由，只是4年後在保守勢力反撲的卡爾斯巴德決議（Karlsbader Beschlüsse）中，媒體自由又被取消；1848年立憲革命，來自各地爭取人權的知識人與政治家們齊聚法蘭克福保羅教堂，在德意志第一部憲法中寫下「在任何情況下，不得以任何方式審查或限制媒體自由」的條款。那場革命最終失敗，這一先進的條款從未生效，新聞自由的進展功敗垂成。到1854年，邦聯才通過有條件保障新聞自由的法律。
由此可以得知，德國的新聞自由之路也是一路走來跌跌撞撞，直到《基本法》第5條明確規範「媒體自由以及報導自由須被保障，不得審查」，才終於在最高程度上確定了新聞從業人士的權益。
這個條款回應了德國的納粹歷史，從此國家不能再輕易像戈培爾的帝國宣傳部那樣，將手伸入媒體。可是這並不代表國家不能干預媒體事務，只是必須在非常嚴格的管控下、為了公共利益才被允許，而通常卡爾斯魯爾的憲法法院在新聞自由上都緊盯著國家的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62年國防部槓上《明鏡周刊》的事件，1966年憲法法院做出了釋憲判決，寫下一段在每個時代都值得重述的話：
一個自由的、不受公權力影響的、不屈服於審查制度下的媒體，是自由國家的基石。特別是一個自由的、定期出版的政治媒體，對於當代民主不可或缺。公民要作出政治決定，必須獲得詳盡的資訊，也必須知道他人的意見，並加以衡量。媒體必須維繫這樣永不停止的討論，必須創造資訊，自身也必須採取立場，在公共爭執中作為確立方向的力量。
而現在的土耳其，正無這樣民主自由的基石。這也是「年度歐洲記者獎」頒給敦達爾的原因，既鼓舞那些為了新聞自由努力的記者們，卻也是哀嘆一個國家新聞自由的危殆。
黑暗時代：監獄居然成為教育程度最高的地方？
土耳其政府對於整肅媒體有其說詞。該國司法部長說，沒有人是因為記者身份而被囚禁，這些人都是披著記者外衣從事不法行為，例如洩漏國家機密、參與政變，土耳其政府不能不執法。可是這樣的說詞很難讓敦達爾信服，因為遭受囚禁的記者實在太多了。而且為什麼對敦達爾行兇者竟被無罪釋放？判決敦達爾無罪的法官被解職？這些疑問，沒有合理的答案。
另外，即使要執法，也應該必須透過正當程序。另一位德國記者Deniz Yücel，今年也被以「涉及恐怖主義」為名，在土耳其受到囚禁。德國政界、媒體想方設法營救不成，甚至歐洲人權法院也致函土耳其政府，要求解釋Yücel的罪行，不能不清不楚的就這樣一直關下去。然而，現在他已經在獄中10個月，沒有任何審判。這當然不是任何一個正常法治國家的正常程序。
在《終生為真理》中，敦達爾寫了這樣一個心酸卻又充滿真實性的笑話：目前土耳其教育程度最高的地方，叫做Silivri。那是土耳其、甚至歐洲大陸上最大的監獄，可以囚禁超過15,000名囚犯，大部份的政治犯就關在這裡。在敦達爾入獄後，他發現自己四周的牢房關的都是在整肅中入獄的法官、記者、政府官員等。某天，一個囚犯想借一本書來讀，守衛告訴他：「我們這裡沒有這本書，但是有寫這本書的人。」
讓查水表的人，真的就是查水表的人
除了寫書外，敦達爾目前在德國媒體《時代》上開設雙語專欄「我的土耳其」（Meine Türkei），定期書寫、評論土耳其如何失去其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而每一個批判的知識人如何面臨牢獄之災甚至生命危險。去年刊出的文章〈他們帶走我們〉（Sie holen uns）中，敦達爾說起土耳其政府如何在凌晨來查禁他的報紙。文章寫道：
您一定知道邱吉爾對民主的描述：『當清晨有人按我家門鈴，而我非常確定，那一定是送牛奶的人，那麼我就知道，我是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裡』。……按照這個定義，土耳其毫無疑問的不算是民主國家。因為土耳其的人們現在都知道，在清晨時按他們家門鈴的，不會是送牛奶的人。
讀來令人感嘆。放眼世界各國民主化過程中，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確實是脆弱的，民主成立後，有各種暗流，隨時可能瓦解一個好不容易建立的憲政共和（曾經在1933年前經歷短命共和的德國人應當有感）。我們今日所享有的一切，都不是理所當然的。若不細心守護民主化成果，也隨時有倒退甚至崩壞的可能。
《終生為真理》中，敦達爾說，他這本獄中筆記如同從孤島上丟出的信，試圖為一個時代做見證，但願後人撿到這封信時，能夠說：啊，原來確實存在著那一段黑暗的時代哪，但已經過去了。
他為了新聞與言論自由，不惜成為國家公敵，確實值得這座年度歐洲記者獎。可是，黑暗時代不知何時才會過去，這個世界上，還有太多他的同業為了說出真相處於危險中。但願他的盼望成真，而今日在全球甘冒莫大危險、為自由與人權奮鬥的人們，所持的不也只是這樣的小小心願嗎？他們只希望，後人有朝一日終能說，一切都過去了。而那時，送牛奶的只是送牛奶的，查水表的也真的只是來查水表。

張讚國觀點：台灣新聞界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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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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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卓越新聞奬於11月29日，在誠品書店信義店舉行，跟11月25日落幕的第54屆金馬奬一様，應該是新聞界重視的年度大事。畢竟，這項新聞奬直接牽涉個别媒體與記者的品質好壊，它山之石，多少可以為錯。
不幸的是，從電視到報紙，許多媒體争先恐後，耗費相當大的時間與篇幅，報導衆多女星如何袒胸露背，極盡挑逗，對卓越新聞奬卻隻字不提。少數例外的，不過是自己得奬，乘機大吹大擂。重娛樂，輕新聞，說明台灣徒有媒體與記者，卻没有一個像様的新聞界。
其實，台灣的新聞界早已死了，現有的媒體與記者不過是商業機構的成員，頂多是財團營利的工具。理性運作，往往是現代媒體組織的基本邏輯，當生存遭受威脋時，一旦推到極至，便唯利是圖。在這方面，由電視到報紙，台灣媒體的商業化傾向已是不争的事實，追逐的盡是收視率與發行量，以及數字帶來的可能廣告收入。
就定義來說，新聞界指的不光是一個採訪和報導新聞的場域，更是一個包括團體、組織和個人的社群，社群裏的份子因為知識、方法與科技的差異，形成獨特的専業群落，在意見的自由市場或民主社會裏，彼此相互競争，又為整體成敗，肩負榮辱與共的社會責任。
由2017第十六屆卓越新聞奬頒奬典禮看，台灣的新聞媒體與個人在乎的只是一點光環，更計較自己是否成為他人注目的焦點。剛開始時，誠品信義店的場地幾乎座無虛席，隨著每一個奬項的頒發，人越來越少，特别是入圍席，不但得奬者拿著奬金興冲冲的全身而退，落選者更是悄然頓去，剩下一排一排座椅，與半空的場地和無限的空蕩。
燕去留聲，人去留名，包括惡名。不管理由再如何冠冕堂皇，不論得奬與否，一場新聞界的盛會竟落到「唯我獨尊」的荒繆演出，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個人對整體新聞界尊嚴的輕蔑，一種「干我屁事」的傲慢：只要我没得奬，别人算什麽。
同儕鳥獸散後，最後的一位得奬者看著留下來的基金會工作人員、董事和評審等，難免百感交集，只能自我解嘲。台灣新聞界的尊嚴全在媒體代表與記者集體離席下被埋葬，連送終都免了。整個新聞界再强，也强不過個别媒體的市儈和功利，與記者的墮落和隨波逐流，甚至趨炎附勢。
第三屆兩岸媒體人峰會。 （新華網）
© 由 風傳媒 提供 第三屆兩岸媒體人峰會。 （新華網）
第三屆兩岸媒體人峰會。 （新華網）
以缺席表達不満，如果是一種變相的黨同伐異，刻意出席具有特定作用的會議，就無疑是沆瀣一氣了。11月24日，100多位台灣的媒體與個人打著新聞界的旗幟，參加在北京舉辦的「第三屆兩岸媒體人北京峰會」，「共商未來兩岸新聞交流大計」。峰會與大計，暗示某種地平線和願景，企圖打造一個一廂情願的虛假國度。
在一個没有新聞自由的獨裁國家，在中共黨國高於一切的框架下，這些台灣媒體和個人代表所謂的「新聞界」與「學術界」，高談新聞理念與操作，道德之沉淪，無以附加。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嗅出台灣新聞界之死的一點腐化味。
＊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客座教授。本文部分改寫自2017第十六屆卓越新聞奬平面及網路文字類評審召集人感言，題目是「個别卓越、整體平庸」，不代表卓越新聞奬基金會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