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1945年12月15日-),浙江湖州人,中國著名歷史地理學者、歷史學家,歷史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

images (33)e9922710f1252dee  
生平
曾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復旦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兼人文分委員會副主任、復旦大學學術規範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社科委員會委員、學風建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地理學會 (北京)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國際地圈生物圈中國委員會委員,HISTORICAL GEOGRAPHY(《歷史地理學報》)編委,並任國際歷史人口委員會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上海市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委員,上海中山文化交流會副會長。是中國歷史地理學、中國歷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的著名專家。
葛劍雄師從中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1983年與周振鶴一起獲得博士學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首批文科博士。曾參加中國「人文學者南極行」活動,多次在哈佛大學、劍橋大學等國際著名高等學府進行學術交流。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評為「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發表史學專著20餘部、論文百餘篇。2001年起主持與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合作的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的研究工作,參與《中華大典》的部分內容的編纂。
------------------------------
統一未必幸福,分裂未必痛苦--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
葛劍雄寫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這本書對中國大一統傳統的衝擊,堪稱一枚“思想炸彈”。國保的薑姓處長說,他愛讀歷史書,求我將此書借給他一閱。我應允了。隔週,他將書如期歸還,卻沒有跟我聊他的閱讀感受。我很懷疑他是否看得懂這本書,而接受這本書的觀點對他來說更是難於上青天。
葛劍雄是極少數讓我尊敬的身處體制內的學者,十多年前我應邀去複旦跟學生作講座的時候承蒙他接待過。他長期從事歷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是該領域開山鼻祖譚其驤先生的弟子。他不僅著述豐富、誨人不倦,而且常常對公共事務發言,在全國政協會議上點名批評教育部長和多名大學校長,雖然比不上當年傅斯年放炮轟掉行政院長的勇銳,在一片歌舞昇平中也算是大音希聲。更為可貴的是,葛劍雄在被“統一壓倒一切”的意識形態所扭曲的歷史地理領域,不受權力之誘惑,不被時論所左右,無論面對國家機器還是大眾輿論,始終堅持“獨立”和“求真”兩種品質。在《統一與分裂》一書中,他說出了“在中國的歷史上分裂的時間長於統一的時間”、“分裂不一定是壞事,統一不一定是好事”以及“所謂'某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說法根本就站不住腳”的三個讓人如雷貫耳的歷史真相。為此,他不惜與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思潮為敵。誰是大丈夫呢?文弱瘦小的葛劍雄,就是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分裂的常態,統一是異常
長期以來,中國的歷史敘述,尤其是大中小學歷史教科書的敘述,統一是主流,分裂是逆流或支流。其他的各大文明古國都分裂了甚至消亡了,唯有中國上下五千年一以貫之,何其偉大,何其光榮。
然而,葛劍雄仔細查驗中國的歷史進程,卻有驚人的發現:分裂是常態,統一反倒是異常。他指出:“如果以歷史上中國最大的疆域為範圍,統一的時間是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復前代的疆域、維持中原地區的和平安定作為標準,統一的時間是九百五十年。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嚴格說是不能算統一的,如東漢的中期、明崇禎後期等。”這個結論,是在對統一採取較低的標準,而對分裂採取比較緊的尺度之下作出的,即便如此,分裂的時間仍然比統一的時間長得多。葛劍雄深知,他所揭示的事實和結論是很多人在感情上不願接受的,或者出於現實需要的考慮不予承認。但是,他堅信,歷史事實是不能改變的,歷史規律更無法抗拒,只有首先承認事實,才能研究和認識規律,作出科學的解釋。
由於“統一是主流、分裂是逆流”這個錯誤前提的謬種流傳,緊接著,統一更被賦予絕對的正面價值,分裂被賦予絕對的負面價值。誰達成了統一,不管他是否“一將功成萬骨枯”,是否發動造成“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慘劇的戰爭,他仍然是風流人物和民族英雄;誰趨向於分裂,無論他是否保境安民、造福百姓,他也只配得到千夫所指、遺臭萬年的結局。但是,在葛劍雄看來,這是一種錯誤的歷史觀。暴君的統一,跟老百姓的福祉無關,“從秦始皇開始的統一,都是統一於一人,統一於一家一姓,至多統一於一個由少數人組成的統治集團,卻從來沒有統一於人民”。
以暴君為主導的統一,必然給民眾造成無盡的苦難。葛劍雄指出:“如果說修長城造成的一些損失還可以用國防需要來解釋的話,秦始皇為自己造宮殿,建陵墓給人民造成的災難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他為自己的宮殿和陵墓動用的人力物力比用在長城上的還多。不能因為他給後世留下了一些被稱之為'世界八大奇蹟',就寬恕了他對人民的罪行。在將《四庫全書》讚揚為'偉大的文化工程'時,我們不應該無視成千上萬種不符合乾隆皇帝思想的書籍被毀於一旦的事實,更不應該忘記無數慘死在文字獄中的冤魂和被禁錮在思想牢籠中的可憐的知識分子。”統一本是一種中性的價值,以什麽樣的方式實現統一才決定其價值的正負。若是順應民意、獲得民眾授權的統一,當然是好事;但若是“一個人”或“一家人”用暴力和謊言的手段實現的統一,就是壞事。後者造成了個人自由的喪失,和基本人權的被剝奪。
中國歷史上演出的從來都是以帝王將相為主角的劇本,如葛劍雄所論:“從秦始皇到乾隆皇帝這些君主所憑藉的,正是被高度統一於他們意志下的整個帝國、國家所擁有的全部人力和物力。在這種高度統一之下,不僅全體人民是君主的奴隸,就是地方的各級官員,也不過是君主派往各地的奴僕,他們的職責只是為主人看守或管理私產,有這樣的官員所主持的各級地方政府當然不可能代表當地人民的利益,更談不上有任何自主權。”由此,他發出一句驚心動魄的“天問”——“這樣的統一難道不需要'分裂',難道還能容許它長期延續嗎?中國要是一直保持這樣的統一,哪裡還會有民主和自由?”
分裂時代的自由與繁榮
反之,中國歷史上文化相對繁榮、經濟相對發達、政治相對昌明、個人自由相對較多的時代,幾乎都是分裂時代。比如,北宋王朝雖然連中原地帶的統一都未能完成,與之同時並存的有幾個強悍的異族政權,在戰場上北宋也不斷吃敗仗,但北宋時期民間經濟生機勃勃、市民生活多姿多彩,從《清明上河圖》可以看出當時京城開封的盛況。北宋朝廷對士大夫還算禮遇,“不殺一個士大夫”是開國之君的遺訓。雖然北宋也興過文字獄,但在黨爭中失敗的一方尚可有肉吃、有酒喝,比如經歷了“烏台詩案”折磨的蘇東坡仍然優哉游哉、快意人生,寬鬆的外部環境,才使得他在詩歌、散文、書法、繪畫等方面都作出卓越成就。倘若換在大一統的、君主專制臻於頂峰的明清兩代,不合時宜、敢於腹誹的士大夫,或是下詔獄,或是滅九族,下場可想而知。所以,歷史學家陳寅恪對宋朝的評價很高,他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這是客觀持平之論。
而兩個最讓人嚮往的分裂時代,是先秦和民國初年。葛劍雄指出:“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兩次思想空前活躍、學術上百家爭鳴的局面,一次是春秋戰國時期,一次是在二十世紀'五四'運動前後。”從先秦諸子到“五四”時代的大師們,個個元氣淋漓、大氣磅礴,不是他們比生活在其他時代的人們更加睿智,而是他們有幸生活在權力羅網“吞舟是漏”的分裂時代。葛劍雄指出,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的權威已經名存實亡,戰國還沒有形成統一國家,大小政權並存競雄。而“五四”運動前後中國名義上存在著一個統一的中華民國,實際上北京的政府政令所及不過數省,其馀則由各種勢力控製或佔據,或數省,或一省,甚至一省之內也不相統屬;還有國中之國的列強租借和勢力範圍。所以,知識分子在權力的縫隙之中游刃有馀,自由思考、自由寫作、彼此砥礪、火光四射。相反,中國歷史上天下一統的太平盛世卻沒有形成與之相稱的思想自由與學術繁榮,更沒有產生一批超越時代的巨匠。
歷史與現實中的分裂、分治與獨立
在中國,長期以來,分裂被賦予強烈的負面意義,分裂是大逆不道的罪過,是造成民不聊生的罪魁禍首。為分裂辯誣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因此,倒不如換一種中性的說法,那就是“分治”。葛劍雄認為:“每一個政權有它自身存在的條件,有自己發展和消亡的過程。當它還沒有可能與其他地區、其他政權結合或被消滅之前,它的存在和發展無疑是合理的。它本來就沒有從屬於某一政權,當然也就無分裂可言。”其實,“分治”就是某種獨立狀態,只是在當下中國的語境下,若直接使用獨立的概念,這本書根本不可能正式出版。
在《分裂與統一》一書中,葛劍雄冒著被戴上“賣國賊”帽子的危險,從歷史事實出發闡明了吐蕃與台灣跟中央政權之真實關係。就吐蕃而言,青藏高原是吐蕃和他們的先民開發和發展起來的。“在唐代,不管是和親或戰爭,吐蕃和唐朝的關係都是兩個獨立政權之間的關係。那種認為吐蕃與唐朝存在主從關係,或認為吐蕃是唐朝的屬國的看法,完全站不住腳。吐蕃與唐朝的友好是兩個政權間的結盟,吐蕃與唐朝兵戎相見也是兩個政權之間的戰爭,無所謂統一或分裂。”雖然後來元朝將吐蕃正式納入其版圖,明清兩代亦繼承之,但吐蕃與中原政權之間在更長的時間段內處於互不隸屬、互相獨立的狀態。
就台灣而言,據《隋書•東夷傳》記載,當時台灣的土著就已建立了政權,有了初期的國家形式。台灣與大陸中原王朝之間一直沒有歸屬關係,明代以前還找不到什麼史料記載。南宋曾在福建同安縣下設置澎湖巡檢司,有人據此推斷這個巡檢司也管轄了台灣,葛劍雄認為這是毫無根據的說法。“宋朝的巡檢一般官位不高,這個設在同安縣的巡檢司轄區不可能很大,而澎湖與台灣島距離不小,澎湖的面積與台灣也相差懸殊,即使這個巡檢司的確管到了澎湖,也不可能再跨越海峽管理台灣島的治安或邊防。元朝也設立了巡檢司,但同樣沒有證據表明它的轄境包括台灣島在內。”他進而論述說:“至於將孫權派衛溫、諸葛直去'夷洲',隋煬帝派軍隊擊'流球'也作為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證據,已經不是可笑或無知的問題,而是適得其反。這兩次軍事行動都是去台灣擄掠人口的,要是台灣是孫吳政權或隋朝自己的領土,需要這樣做嗎?”在這樣的歷史事實面前,《反分裂法》就是強詞奪理之惡法。
而在中國內陸的其他地區,在具備了分治或獨立的相應條件後,也出現過長期分治或獨立的事實。葛劍雄指出,比如四川盆地,糧食、紡織品、鹽、鐵等基本物資足以自給,人口有一定數量,地形易守難攻,對長江中下游據有上游的優勢。成都和重慶早就成為該地區的兩個中心。所以,四川盆地的獨立政權數量較多,存在時間也較長。另外像嶺南地區也多次形成獨立政權。對於當地民眾而言,在分治或獨立政權的統治之下的生存境遇,未必就比在大一統的中央王朝的統治之下要惡劣,很多時候反而更好
研究歷史的目的是讓歷史成為今日的借鑒。葛劍雄在揭示了中央集權體制的種種弊端之後,建議在權力結構模式上作出相應的改革,即削弱中央對地方的絕對控制,拓展地方自治許可權,權力應集中在基層;在行政區劃上將省市縣三級制改為省和縣兩級制,將全國重新劃分為五十個左右的省。其實,最重要的一點,他欲說還休:如《零八憲章》所倡導的那樣,變單一制為聯邦或邦聯制,以達致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張弛有度、皆大歡喜的理想結局。
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中國中華書局,2009年。
-------------------------------------------
葛劍雄(教授,歷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祖籍浙江紹興,1945年12月15日出生於浙江湖州,民革中央委員[1] 。曾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現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會常務委員。2016年8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2015年3月9日全國政協委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葛劍雄建議國家恢復和發展中等專科和職業學校,如普通師範、幼兒師範、護士學校等各類職業學校,實行免費或全額獎學金,與義務制教育對接,使畢業生合理分流,為社會提供高素質的普通勞動者中級人才。[2]
葛劍雄,1945年出生於嘉業堂藏書樓所在的浙江省吳興縣南潯鎮(今屬湖州市南潯區),1964年高中畢業後接受師資培訓,1965年8月—1978年9月上海市古田中學教
葛劍雄
葛劍雄
師(先後任教英語、政治等學科)、團委書記,1978年10月—1981年11月復旦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獲碩士學位,1983年在職獲博士學位,1981年12月留校工作,1985年任副教授,1991年任教授,1993年任博士生導師,1996年—2007年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1999年—2007年兼任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3月至今任圖書館館長。現任復旦大學特聘教授(歷史地理專業)、校務委員、學術規範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圖工委副主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學風建設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圖書館學會副理事長,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府參事,全國政協常委。
2000年1月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3]
2007年3月,葛劍雄教授離開擔任了3任11年的史地所所長職位,出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仍兼在史地所任教指導博士生。
2013年3月當選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會常務委員。[4]
2015年3月兩會上聲稱,像令計劃這樣的人,我投反對票的。果然,後來我就投了反對票。[5]
學歷背景編輯
1957年9月-1960年7月上海市長安中學,初中畢業。
1960年9月-1964年7月上海市市北中學(其間病休1年半),高中畢業。
1964年9月-1965年7月上海市教育學院師資培訓(市北中學實習),非學歷進修教育。
1978年10月-1981年11月復旦大學歷史系,研究生(以高中學歷考入),獲歷史學碩士學位。
1982年3月-1983年9月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在職博士研究生,獲歷史學博士學位。
個人職務編輯
葛劍雄是歷史地理、中國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的著名專家。
現任:學風建設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
中國史學會理事
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
國際地圈生物圈中國委員會委員
國際歷史人口委員會委員,HISTORICAL GEOGRAPHY編委
上海市政府參事,全國政協常委
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6]
上海市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委員,上海中山文化交流會副會長。[1]
授業恩師編輯
譚其驤(我國歷史地理學家,是我國歷史地理學科的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
學術研究編輯
講座
《歷史地理前沿:對歷史地理學科發展的幾點思考》
《地理環境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影響》
《兩岸關係的歷史和未來》
《中國統一的歷史和未來》
《從天下到世界--上海世博會的啟示》
《戶籍制度的前世今生》
著作
發表史學專著20餘部、論文百餘篇。作品獲“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理論研討會”論文獎、“五個一工程入選作品獎”、“郭沫若史學獎”等。
曾參加中國“人文學者南極行”活動,多次在哈佛大學、劍橋大學等國際著名高等學府進行學術交流。本人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評為“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
著有《西漢人口地理》、《中國人口發展史》、《普天之下:統一分裂與中國政治》、《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簡明中國移民史》合著)、《中國移民史》、《往事與近事》、《泱泱漢風》、《未來生存空間·自然空間》、《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悠悠長水:譚其驤後傳》、《葛劍雄自選集》、《行路集》、《碎石集》、《千秋興亡》(主編)、《長城的價值》等及論文百餘篇。
著《中國人口史:第一卷:導論、先秦至南北朝時期》[7] 。
主編《中國人口史》,六卷本,四千多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全部出齊,總體上代表當前該領域的學術前沿[4] 。
著《近憂遠慮》,2015年4月華夏出版社出版,294頁。[8]
百家講壇編輯
主講內容
葛劍雄
葛劍雄
《葛劍雄談地域文化》
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所以人們常說“ 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 ”。比如南方人習慣吃細糧,北方人喜歡吃粗糧,傣族人習慣住吊腳樓,福建沿海信奉媽祖等等。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的地域造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那麼什麼樣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地域文化呢?了解地域文化對我們現代人有什麼啟示呢?葛劍雄教授認為地域文化,就是最能夠體現一個區域或者說叫一個空間範圍它的特點的文化類型。它的特點,要求它跟周圍、跟其它地方有不同的。不能說現在我們穿西服,那所有人也都穿西服。比如北京以前住四合院,那麼其它地方,你到了上海沒有四合院,他住石庫門,這就是不同。
所以它應該是能夠體現一個地方它的特點。其實這種現象,我們老祖宗早就注意到了。在司馬遷他寫的《史記》裡面有這麼一句話,他說一般諺語說,叫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這句話什麼意思呢?在一百里的範圍之內,可能風是一樣的,出了一百里,這個風就不同了,如果你出了一千里,俗也不同了。什麼叫風呢?用當今話講風就是流行,你有什麼流行的東西,它不會傳得非常遠的,也不會過一百里地,在過去這個流行就流行不出去了。但是俗就不同,俗是什麼呢?我們當今講風俗風俗,其實這個風和俗是兩個含義,那個俗的我的理解就是習慣。就是風流行,它流行一段時間以後,有的就慢慢慢慢形成習慣了,那就保存下來了,有的流行流行一陣子就變了,新的流行又來了,新的風又來了。所以一個地方流行什麼並不一定就能形成它的地方的文化或者地域文化。等它慢慢慢慢成為俗了,成為人,一批人的習慣,它就逐漸逐漸保存下來了。地域文化構成的範圍很廣,但是往往有幾種因素是最重要的。比如方言、飲食、民間信仰、民居等。
正說中國
古代“ 中國”究竟有多大
談到中國的和平崛起,談到世界上大國的歷史,自然會想到古代的中國。古代中國究竟算不算大國,如果算,究竟有多大?這是我們了解歷史和進行比較的前提。但到目前為止,人們還存在不少誤解。
首先,“中國”被正式當作我們國家的名稱是從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才開始的。在這以前,“中國”的概念是不確定的。一般來說是不斷擴大,從僅指中原地區擴大到泛指整個國家。即使在清朝後期,“中國”有時是大清國的代名詞,包括清朝的全部疆域,有時卻只指“ 內地十八省 ”,而不包括東北、內外蒙古、西藏、新疆。因此,要確切地描述中國古代的疆域範圍,只能說當時這個朝代實際統治的範圍有多大,例如秦朝有多大,唐朝有多大,清朝有多大。如果要說當時的“中國”有多大,就得說明這個“中國”是什麼概念,它包括當時哪些政權。例如,8世紀的中國有多大?如果只指唐朝的疆域,那就不能包括青藏高原,因為那是由吐蕃統治的,而吐蕃是獨立於唐朝的政權,至少不屬唐朝管轄,要不唐太宗就不必將宗室女兒嫁給它的君主,唐朝也不必與吐蕃立碑結盟了。如果因為青藏高原以後歸入中原王朝的版圖,就將它提前到唐朝,那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當然,如果要從今天中國的領土往前追溯,在今天的中國范圍內8世紀時的政治形勢,有哪些政權存在,當然應該提到吐蕃,還有南詔、渤海等實際獨立於唐朝的政權。
其次,不用說歷代之間,就是一個存在時間稍長的朝代,它的疆域也是在變化的,特別是那些曾經較大規模開疆拓土的王朝,往往前後會有大幅度的變化。如西漢,初期的西界還沒有到達河西走廊,但後期已擴大到巴爾喀什湖,末年又退至玉門關。初年的南界只抵南嶺,連今兩廣都在南越控制下,但中期後擴展到今越南南部。又如唐太宗時滅東突厥後,唐朝的疆域向北擴展到貝加爾湖一帶。但到後突厥復國,唐朝的北界又退回到陰山一線。再如清朝,雍正時的疆域還不包括今新疆,到18世紀中葉的乾隆年間才平定天山南北麓,擴展到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但到1860年後,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和今新疆西北的一百多萬平方公里領土先後被俄國侵占,上世紀20年代後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實際已經喪失。
再者,還必須區分,哪些地方是一個朝代的正式行政區,哪些地方是藩屬國,哪些地方只是“聲威所及”。例如,西漢後期匈奴的單于(首領)曾向漢朝投降,但漢宣帝並沒有將匈奴併入漢朝,而是資助單于返回匈奴,並規定雙方以長城為界,互不侵犯。所以漢朝的北界始終沒有越過陰山,匈奴也不屬於漢朝的疆域。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多次西征,蒙古騎兵橫掃亞歐。但到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建立元朝時,他的其他子孫已分別建國,以後被稱為四大汗國。
葛劍雄
葛劍雄
這些汗國與元朝是各自獨立的政權,只是它們的君主出於同一個祖先。元朝的疆域始終沒有包括全部新疆,南疆一直屬於另一個汗國,更不用說中亞、西亞和歐洲部分。又如越南的大部分曾經是從西漢至唐朝的正式行政區,從10世紀開始已經獨立建國,以後只是宋、元、明、清的藩屬。當然它沒有完全獨立,所以法國要將越南變為殖民地前,還得迫使清朝放棄宗主國的地位,承認越南獨立。但不能將10世紀後的越南看成“中國”的一部分。朝鮮、琉球、緬甸等也有類似情況。至於日本、東南亞其他各國,從來沒有正式成為中原王朝的藩屬國,中國史書中所記的“稱臣納貢”實際是打著“朝貢”旗號的國際貿易,或者是臨時的訪問。史書上的“稱臣納貢”大多如此,還有些只是天朝大國因循守舊或自娛自樂的片面記錄,直到清朝前期,還將俄羅斯、法蘭西、葡萄牙、紅毛(明時稱荷蘭人為“紅毛番”,清中葉以來也稱英國人“紅毛番”)等國稱為朝貢,難道我們相信這些國家是清朝的藩屬嗎?到目前為止,還有些人認為,將歷史時期的“中國”,或中國歷代王朝的疆域說得越大就越能顯示愛國主義。事實恰恰相反,如果中國真想和平崛起,就得了解歷史事實,只有這樣才能總結歷史的經驗,吸取教訓,立足現實,面向未來。
人物語錄編輯
“有學生跟我說,我們窮孩子不容易,好不容易有機會經過努力通過公平的考試競爭,可是這也破滅了。”針對日前研究生考試洩題事件,在2012年3月5日的教育界別政協小組討論中,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歷史地理研究所博導葛劍雄,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江西師範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王東林,紛紛建議教育部應對研究生考試洩題事件作出表態,並給予相應補償措施。
葛劍雄:要表態要補償
葛劍雄委員表示,當務之急是怎麼消除此事件造成的後果,“要追查到底,追查結果要公開,不能不了了之。”葛劍雄委員說,不如此,難以為考生樹立對國家考試的信心,難以給全國公眾一個交代。“我覺得教育部要表態,如果是真的,先考慮道歉,還要採取補償措施。”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明日將參加教育界別委員的聯組討論,葛劍雄委員說:“袁部長來了,我要當面問,沒機會我就書面問。” [9]
參加節目編輯
2003年在央視與鳳凰衛視合作的大型紀錄片《走進非洲》擔任北非線攝製組主持人之一。
2011年1月24日湖南衛視<< 非常靠譜 >>節目嘉賓。
2012年9月5日中央一套《開講啦》演講題為“讀書永無畢業”演講嘉賓。
爭議提案編輯
湖北隨州特大殺人
葛劍雄
葛劍雄(19張)
案兇犯熊振林遞交訴狀,表示希望通過“國慶大赦”保命,30多年沒有再實行過的赦免制度引起了公眾的關注。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葛劍雄撰寫了一份提案,建議在建國六十週年大慶之際實行特赦,並認為特赦範圍可以包括刑事犯罪中的輕微犯罪與過失犯罪,而國慶實施特赦是否可行也在委員之中引起了爭議。
“決定特赦”是人大職權
“實行特赦是有充分法律依據的。”葛劍雄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十七款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之一就是“決定特赦”。據悉,新中國成立後,從1959年至1975年共實行過七次特赦,首次特赦主要對象為戰爭犯罪分子、反革命分子及普通的刑事罪犯,包括偽滿洲國皇帝溥儀。此後六次都是針對戰犯。
葛劍雄在提案中建議,200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大慶,是全中國人民的喜慶節日,也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篇章,為世界所矚目。根據《憲法》規定,體現政府的法治原則和人權意識,顯示國家的成就和穩定,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可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決議,在全國范圍實行特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葛劍雄
葛劍雄
發布特赦令。
“特赦的範圍是有特定類型的,不是監獄裡的犯人都可以出來了。”葛劍雄認為,社會對實施特赦免沒有必要產生恐慌心理。在他的建議中,他提出特赦的範圍應以不影響國家安定、社會穩定為原則,有利於對罪犯的教育改造,有利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有利於改善我國的國際形象。在接受早報記者採訪時,葛劍雄具體分析,可能獲得特赦的刑事犯罪主要是輕微犯罪和過失犯罪兩類。“有關部門要綜合考核服刑犯人的改造表現,確實改過的罪犯才可以獲得特赦。”他認為,一些犯罪行為相對嚴重,但服刑表現較好、改過自新的罪犯,特赦的形式也可以多樣化,並不一定是釋放,可以採用減刑等形式。
“對罪犯的改造應體現人性化。”在葛劍雄看來,服刑的改造作用應大於懲罰作用。”對於實行特赦是否會滋生出腐敗現象的擔憂,葛劍雄認為,任何事都不能絕對化,可以通過外部監督機制來實現公平。[10]
關於卸職編輯
2013年6月8日23:44,葛劍雄在新浪微博上發文稱“我自07年擔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本擬在2015年滿70歲前辭職,此前已告校領導。近承教育部領導關懷,明確表明我的年齡已不宜繼續任職。為避免給本館該校造成更大損失,我已於日前向校方遞交辭呈。在辦理移交後將不再在此@復旦大學圖書館官方微博,將以普通讀者身份保持交流。” [11]
圖書館館長是大學重要學術崗位,復旦一向選請學問深湛、德高望重的知名學者擔此重任。先生自被學校任命為圖書館館長以來,工作卓有成效,深得師生讚譽。學校已請葛先生留任圖書館館長,相信他一定能繼續領導好復旦大學圖書館的發展。
-------------------------------------
氣短集:彭定康、葛劍雄:統一分裂歷史怎麼說?
(練乙錚)
10,963
■彭定康(左圖)日前訪港表示反對港獨;葛劍雄(右圖)的論文推翻中國歷史以統一為主流。資料圖片
適中字型
較大字型
■彭定康(左圖)日前訪港表示反對港獨;葛劍雄(右圖)的論文推翻中國歷史以統一為主流。資料圖片
今天筆者的話題由彭定康批港獨開始,但主要是介紹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的一篇顛覆性史學論文,透視香港新生事物「統獨之爭」背後的古老背景。葛教授那篇三萬字論文,研究了國史上的統一和分裂,在大陸學術界屬「走鋼絲」之作;留意香港分離主義思潮發展的人,無論持甚麼立場,讀了都會有益。
彭定康訪港說了很多話,筆者最欣賞他那句「我不能改寫歷史,香港回歸中國別無選擇」。他還是那麼得體地回答了關於他當年是否可為香港民主做更多事的尷尬一問。不過,彭先生有意無意之間「改寫」了他極力讚揚的佔運歷史,將之描繪為一個單純、純潔的爭取民主政改事件,忽略了運動提出的最響亮訴求:「命運自主。」佔運因這個訴求成為了分水嶺,演化出兩個政治意識流:民主自決、民族自決。如果要說香港「走錯了路」,那個「錯」,是2014年9月就出現了。
彭定康 篡改佔運核心精神
佔運之前的香港民主政改路線,無疑是與彭先生任港督期間的工作密不可分的。如果運動偏離了這條軌迹,他的功業、聯合王國交付予他而他出色地完成了的任務,就要褪色,最終甚或會給貼上「失敗」二字。所以,他這次特意來港大聲疾呼反自決反港獨,無論正確與否,都帶有濃厚的守業意味。離開香港近二十年,他依然是本地政治發展的重要持份者,所以儘管他以局外人身份為民主政改路線說話,卻不免於利益衝突。
歷史有趣之處,不只在於客觀史實本身,有時更在於論者如何書寫歷史:即對史實的主觀看法、包裝以至更改、取捨,以及背後使然的立場、利益、謀略或者更糟糕的東西。歷史與史學不同,史家與史學家也不一樣。一個小例子:佔運的事實是歷史,彭定康「改寫」這個歷史,而探討他那樣做的原因,就是一個「史學分析」。
葛劍雄論文觸碰的,是一個大得多的史學問題;他要揭示和推翻的,是自乾隆自封為「十全老人」以降,中國史家就統一與分裂的史實形成的那種歷史書寫方式和定見。這種根深蒂固的定見認為:(一)中國歷史主流是統一,統一的時間超過分裂的時間;(二)統一總是正義的,是人心所向,符合歷史潮流,統一的時間自然越長越好,統一的範圍自然越大越好。
上述定見(一)是怎樣得出來的呢?原來,傳統辦法是根據朝代來劃分統一或分裂的。如果一個朝代大體上統一,就把這個朝代整個都算作統一;再把這些「統一的」朝代從頭到尾的長度加起來,就得出國史上「統一」的總時間。這當然是很誇張的算法。
精算國史 分裂與統一孰長?
以清朝為例,享祚267年,但事實上滿人1644年入關,南明政權依然存在;至1683年清軍攻克澎湖,才真正統一。但到了1842年,香港割讓予英;1895年,俄英兩國瓜分帕米爾高原的大部份,日本拿走台灣。如果把這些山河破碎的時段減除,則清朝統一的時間只有186年,佔國祚的69%。
傳統觀念裏,秦、漢、西晉、隋、唐、元、明、清,都是統一朝代,國祚總和是1,454年;但實際統一的時間只有952年。若從西周有較完整編年史的頭一年(公元前841)算到今年,「中國」的總長度為2,857年,故統一時段按傳統算法佔51%,按較嚴格的算法則只有33%。
根據上述數字,無論怎樣看,也無法得出「統一是主流」的結論;若有一個主流的話,分裂才是主流。對此,我們或應問一個為甚麼。葛文沒有朝這個方向走,但我們不妨做一些簡單的探索。
以史上「中國」最大疆域而言,並以漢文化為此疆域內促進統一的凝聚力,其餘少數民族文化為導致分裂的發散力,則二力相加,若前者大於後者,則「中國」統一,反之則「中國」分裂。這樣看的話,結論應該是,漢文化的凝聚力實不足以長期穩定地統一「中國」。如果各族之間不動武、不以暴力或暴力威嚇為統一工具,則「中國」的統一時段所佔比例,連33%都沒有。
漢文化 凝聚不足、暴力搭夠
其實,漢文化在自己漢民族之中,也常常未足以導致團結。春秋時代,「漢」和「華」這兩個字,都還未有今天的政治意義,孔子講的是「諸夏」,指眾數的「諸」字,其實就代表分裂。近現代,國共都是漢人黨,但自民國十年(1921年)起,這兩個黨卻鬥得死去活來,一場「解放戰爭」就傷亡一千萬軍人,足與春秋時代的「諸夏」比爛有餘。
這說明一個問題:在文明、自願、非暴力的條件底下,史上「中國」最大疆域之內存在的各民族散發力,並非漢文化的凝聚力可以駕馭。「中國」太大了,統一不是主流,分裂才是常態;要統一,惟有用暴力。
從這個觀點看,毛澤東當年提出要把「一個中國」分成二十七國,李登輝要把「支那」裂解為七塊,連同目下中國周邊五個地方的分離主義訴求,皆非無理取鬧,反而是有很強的文化理性,堪稱和理非非。
秦殖民南侵 港入中版圖
統一既需暴力或以暴力作後盾,定見(二)說「統一總是正義的」就有問題。傳統中華帝國論述裏,漢文化的傳播,靠的是「坐鎮雅俗、以德威服人」;這個講法來自孔子說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當今中國旗上四顆小星拱一顆大星,用的其實就是這個意象。但是,從秦滅六國統一天下到共產黨踢走國民黨解放全大陸,都是用暴力。香港「回歸」,黃華說可以不駐軍此地,鄧小平就罵他胡說八道,證明暴力起碼是後盾。至於史上的開拓邊疆搞擴張,更是無暴力不行。
今年4月1日,新華社發表文章批港獨,指香港自秦朝以來便是中國領土,但沒說明是如何把香港地方納入版圖的,明顯為始皇諱。筆者於是引《史記》等文獻指出:「秦朝把香港併入中國版圖,是一起中華帝國侵略邊疆民族的嚴重罪行;當時秦始皇派了60萬大軍南征百越,之後更大舉南向移民(包括流放罪犯),其手段和後來歐洲殖民主義時期的做法完全一個樣。」
對此,葛文講得更深入:「征百越,不能看成是滅楚戰爭的延伸;嶺南的越人絕不會主動進犯秦朝,所以秦始皇找不到任何借口。當時秦朝境內的土地還未充份開發,不存在人口壓力,也不存在過剩人口需要尋找新的生存空間。這場戰爭完全是侵略性的,非正義的,越人固然堅決抵抗,秦人也不支持,所以秦始皇才要用強制手段徵集士兵和移民。」
其後,西漢征西南夷和大宛、宋吞南唐、北朝滅南朝、明清奪台灣等的大大小小無數次對外用兵,皆純粹是暴力擴張和侵略,根本談不上正義。「以德威服人」,將來不敢說,但從秦朝到一九九七,都是虛構。這樣子拼湊而成的帝國版圖,當然滿是裂痕,而帝國的態度一天沒變,這些裂痕就一天存在;就算不裂解,統一的政府也要花費巨額資源,甚至不惜動用暴力犧牲生命,才得以維持局面,例如在西藏;維持不了的,如在高句麗和越南,那些地方就成功分裂出去了。
帝國沒落 疆土過大、統一過長
由此,葛文引出「版圖不是越大越好」、「統一的時間不是越長越佳」的命題,繼而指出重要證據:西漢文景之治出現在武帝大舉擴張疆土之前;唐代天寶盛世形成於東西疆域收縮以後;明朝自放棄佔領越南、自北方邊界撤退之後,社會經濟卻開始穩定發展;清朝由康、雍締造盛世,乾隆則着力開疆拓土,但後者一旦完成了他的「十全武功」、造就了國史上「極盛疆域」之後,國運就馬上走下坡,終至萬劫不復。
這一條國史脈絡,與西方主流經濟學講的「最優國家規模」理論相符。耶魯大學史家Paul Kennedy研究了五百年來世界上包括大英等帝國的盛衰,1987年提出「版圖擴張過度招致帝國沒落」說,亦完全與之吻合。
葛文觀點如此「不羈」,採用的史實如此令強國尷尬,有其時代背景。他這方面的主要理據和結論,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出現在他的著作裏;那時大陸學術界的政治氣候還是比較寬鬆的,所以沒有問題。八九六四之後,他的著作一度受到禁制;後來發表的有關文章比較收斂,有時還加插光明尾巴:「我相信,只要中國堅持並擴大改革開放,不僅不會分裂,而且還能實現統一,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輪迴。」
話說回頭。彭定康反港獨,與他在祖家反對Brexit、反對英國本身存在的三個分離主義運動的主張一致。有趣的是,英國夠民主、夠開放了,但境內的獨立運動並不因而稍斂,反而在2014公投小敗之後穩步增長。可見中國要走出分合輪迴,並不一定如葛教授說的那麼簡單。反過來說,民主和獨立訴求,亦不必然如彭先生說的互相排斥。
此間統獨之爭沸沸揚揚,卻因為彭先生高調參與而更形熱鬧。畢竟,僅僅是他的高貴身份和風度,以及他所選擇講話的場地──外國記者俱樂部和香港大學,便足以提升自決與港獨意識的品位,讓世人好奇、關注。至於他本人所持的強烈反對態度,有說認為「無傷大雅」,也許是對的;世界上所有政治運動,無一不是給罵着登台者。看點是,給彭定康這位絕大多數港人十分尊敬的人物罵過,港產分離主義會怎樣輪迴,更盛還是轉衰?
(註:葛劍雄文章《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檧一分裂與中國歷史餘論》見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fen_he.txt)
----------------------------
在中國的官方民族主義下,任何強調統一的都是好,反之就是壞,甚至統一與分裂的討論是帶有道德意義,例如討論港獨便是漢奸走狗等。但假如放開了民族角度,由歷史與地理出發,中國是如何形成統一,統一與分裂兩者又為中國帶來了甚麼影響,葛劍雄老師的《統一與分裂》也許會帶來一點啟示。
自古以來? 中國長久大一統的迷思
教科書一定會告訴你,中國自公元221年後就經過了長久的統一,中間雖然經過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等紛亂時期,但統一仍然是常態。但作者的歷史統計卻推翻了這個結論。因為如果統一是指中央集權政權有效地控制地方來計算,中國大約只有4成的時期是統一的。事實上有不少時期中國都陷入分裂之中。例如漢代的群國並行、東漢時的州牧、三國時期蜀魏吳、以至唐代自天寶十四年後的安史之亂和割據等。因此統一是常態的說法根本靠不住腳,反而中國長期是在分裂之中。
而中國自古以來的說法更是奇怪。因為按照清代的版圖來看,這種自古以來的版圖說只有八十一年,根本是稱不上甚麼古。更重要的是,若果我們看看中國歷代版圖的變動,便會發現有很多吊詭的地方。例如中國版圖本來是不斷的變動,有時候更會出現數個漢族儒家政權、但為何我們總是會只上溯一個道統來?作者曾提出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其實遼朝雖然是外族的統治(指非漢族),但不論在統治地區、人口、以至是官制架構、行政系統等均是與歷來的中原皇朝極為相似,廿四史也有遼史的存在,為何卻只是宋朝是正統,遼朝卻好像鮮有人論述?只種種問題顯示了中國的「大一統」概念並不是如此牢不可破、不可否定的。
分裂必亂? 對中國分裂時期的重新評價
對於分裂時期,我們被灌輸著一種歷史觀,就是分裂只有戰亂和破壞,反而統一卻是強大和富足的基礎。但其實中國在分裂時期也有一定的貢獻。例如地方的建設會因為地方分裂而更強大。例如晚清由湘軍、淮軍興起的地方主義
就有利興辦國計民生的設施例如是鐵路、煤礦、工廠等,這是因為地方自主權擴大所致。五代時候即使十國吳越王生活奢華,同時修建海塘、錢塘江提,在海濱到常熟、太倉、江陰、武進建堰閘,但仍能自足。除了錢鏐本身搜括百姓以外,還有更重要的是對免除了對中央政府的上繳。結果長江三角洲成為了天下糧倉。由此可見分裂未必完全是黑暗與破敗,更多的可能是地方的再創造。
相反統一的結果未必可能帶完美的經濟環境和民生條件。例如唐代為了統一,就把人口集中在關中地區,使關中地區的糧食需求極大,為了運輸線和糧食補給,唐代開闢了多條運河,結果反而使黃河泛濫情況更為嚴重。當然我們不可忽略統一時帶來的和平穩定,分裂時期如果缺乏和平共存和外交例如是北宋向金朝納貢等,其實也會帶來無數戰亂和破壞,但這已經足夠反思中國自古以來是否統一必然比分裂好。
至於思想和人才更是在亂世和分裂中得到了更多發展和機會。中國思想最興盛的兩個時期是春秋戰國時期和五四時期,同是分裂的時期。因為戰亂和憂患的時代更能激發新思想,同樣只有亂世方可成為人才的表演舞台。統一帶來穩定的背後,思想發展可能失色,書中指出了唐代的藝術文化成就的宏偉,也簡述了清代修四庫全書時使任何「稽古右文」的帝王望塵莫及(永樂大典不過3.7億字,而四庫全書卻多達10億字)。但兩代意識形態的統一,尤其清代的強行鉗制,卻令思想停滯不前。
開彊拓土? 談中國「自古以來」論與領土之擴大
談到統一與分裂,必然不能逃避「自古以來」的問題。書中的「自古以來」的理解很透徹,也破除了中國官方的謬說。首先,作者表明了國家由小到大固然有其發展過程,但不應追朔到越古越好,中國領土這個概念只能出現在中國形成之後。作者更引用地理史權威譚其驤的說法,「作為現代的中國人,我們不能拿古人手目中的中國作為中國的範圍」。作者更大膽地指出西藏在古時本來就有獨立的政權,並引唐代與吐蕃的外交作證據。另外作者更指出一些地區須然是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例如越南),但這只能用作說明歷史,而不是現況。引用作者最精警的一句話「不要再用模糊的大一統來滿足某些人的虛榮心,而應該面對21世紀的現實」。
除自古以來論外,大一統者經常還會抱持領土擴大等於生存空間擴大作標準支持擴張,而書中指出了歷史發展中版圖遼闊的帝國未必中國的最好境況,反而統一君主會現實地思考領土擴張的利益。雖然華夏天下觀是沒有疆界的世界觀,但中原皇朝本身有其核心地帶。擴張並不是一定最好。首先實現統一本身就需要戰爭,耗用大量人力物力,因此統一君主未必一定把版圖修復至前朝模樣,如宋太祖等。另外維持統一也需要極大的代價,歷代的中原皇朝不止一次征服蒙古高原,但大多不會久駐,或設置正式的政府等,這反映了歷代君王實際的利益計算。由此可見擴張、版圖遼闊未必是通往國富民足的道路,更可能是得不償失
結語﹕唯有開放才是正道
固然過往的歷史進程不能完全套用於今日的境況,但中國今日地方和中央之間的關係又是否與過往有點相似。中國地方政治因為中央的目標而沒有針對地方的方針,結果變成了「由一國到供天下」的翻版,地方政治和力量也不能好好釋放,這又對中國而言是否一件好事?
加上,民族之間的矛盾在中國幾乎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的消解,這不是盛世才或是其他個人統治者的問題,更多的是本質上的分歧。與其不斷的內耗和鬥爭維持統一,分裂與和平共處又是否一條出路?
當然,中國要維持現今的版圖和勢力是為了避免土崩瓦解、四分五裂。但強行的一統又是否維一的可能,如何合理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並能保持中國的安全,相信是每個關心中國的人也應思考的問題。
最後,即使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不少不能破除大一統的思想。當中有不少先入為主認為大一統是中國的常態的最好的出路。但這本書以中國的歷史進程破除了這些論調。固然今日的中國處境與過往絕不相同,但作為思考中國未來的一分子,又如何可能固步自封,把這些想法先入為主的去掉。如果執迷於大一統思想,並以為這是中國強大的唯一出路,最後導致不可挽救的覆滅,到頭來受苦的還是中國人民
世上本來沒有唯一真理,得到救贖的人從來都是會思考的人而不是盲目迷信的羔羊。歷史上的侵略者就是迷信統一與擴張,結果走向了毀滅。因此只有思考、懷疑,方可重生。
-----------------------------------


誰是中國人:透視臺灣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www.peoplenews.tw查看原始檔
在臺灣,20~29歲的年輕世代只有2%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在香港,34歲以下的青年只有4.3%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余英時 揮毫題辭
◎沈旭暉、張鐵志 專文推薦
當年漢唐盛世,萬邦來朝,如今中國崛起,真是盛世再臨?
但為何卻有愈來愈多臺灣人和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在英國統治的一百五十年期間,香港從未發生獨立運動,為什麼在回歸二十年後爆發香港史上規模最大的反政府運動,甚至喊出「Hong Kong is not China」
對於臺港兩地的年輕世代來說,崛起後的中國究竟意謂著什麼?
中國一方面繼續拒絕發展民主政治,一方面透過強大的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干預臺灣和香港的政治運作、企圖改變兩地社會的核心價值。這使香港出現明顯的大陸化趨勢,也加深了臺灣社會的重重危機感,更讓兩地年輕人在各自的社會運動中逐漸形成共鳴。
「誰是中國人?」--臺灣人和香港人的自我認同與所思所想,「中國人」真的了解嗎?
祖國?天然獨?2047香港自決?跳脫單一角度,全方位兩岸三地最新觀察。
內文摘錄
為何蔡英文時代的兩岸關係不會「地動山搖」
「五二○」是臺灣總統就職的日子,也是近年來北京關注蔡英文政策前後變化的關鍵詞。而北京對蔡英文時代的來臨,賦予高度關注的第一個焦點,正是二○一六年蔡英文的「五二○總統就職演說」。其實這篇洋洋灑灑近六千字的演說全文四平八穩,沒有讓任何人跌破眼鏡之處。最受矚目的自然是其中關於兩岸關係的部分,觀察重點則在於蔡英文是否會在北京一波接一波的高壓下屈服,在「九二共識」與「一個中國原則」議題上有所讓步。
親自操刀此篇演說稿的是曾任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本人。僅管演說內容字字斟酌,極力避免激怒北京,卻始終既不觸及「一個中國原則」,亦未從「尊重九二會談」的基本立場,向北京期待的「承認九二共識」方向傾斜。事實上,北京雖然之前態度強硬,只要對臺灣實情有所了解,應該已能大致預料到小英不可能直截了當的「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也不會「承認九二共識」。究其原因,最主要是這兩個北京「決不讓步」的原則,並非當今臺灣主流社會的共識,而由人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總統,自然不能悖逆主流民意。
◎北京不會再把「地動山搖」掛嘴邊
誠然,無論如何解讀,做為上任後首次公開向中國傳達訊息的「信函」,蔡英文的演說確實沒有「承認九二共識」,因此北京當局自然也不會就此驗收。僅管國臺辦難掩不滿神情,卻也收斂了批蔡的力度,將措辭限定在「這是一份沒有完成的答卷」上。
就北京與蔡英文新政府第一回合的角力結果而言,雖然勝負難解,至少北京在此之前揚言倘若小英「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就會地動山搖」的威嚇,並不會付諸行動,最終只停留在「嘴皮硬」的層面。筆者在蔡英文甫上臺的「五二○」期間曾撰文斷言,經歷了「五二○演說」一役之後,展望四年乃至八年的蔡英文執政期間,北京不會再把不可能付諸行動的「地動山搖」像選前一樣掛在嘴邊,選後迄今的觀察,確實如此。
固然,北京等不及蔡英文上臺,已經推出了一系列對小英的「制裁措施」,從肯亞事件到國際鋼鐵會議事件,再到世界衛生大會(WHA)強加「一中」條件,都足以彰顯北京一開始就不打算對小英客氣。到了「五二○」之後,從拒絕臺灣出席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到巴拿馬斷交事件,北京更是展示出一副十足的懲罰式霸氣。然而,這些舉措雖然對蔡英文的施政產生一定壓力,卻稱不上「地動山搖」。
◎維持政權穩定,中南海重中之重
所謂「地動山搖」,自然是指發生嚴重動盪,隨時都有可能招致毀滅性結果。就北京的可能手段而言,不外乎:一、動用武力攻打臺灣,至少將兩岸關係逼近全面戰爭邊緣;二、實施對臺經濟封鎖,迫使蔡英文政府就範。
然而,只要能掌握中南海的權力思維,清楚理解兩岸當下各自的內外環境,就不難判斷咄咄逼人的「地動山搖」之說,不會發生。
首先,「統一臺灣」向來並非中共的優先課題,對中南海而言,唯一的「重中之重」是維持政權的穩定。除非「統一臺灣」毋需費一兵一卒,輕而易舉地便能拿下,就像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一樣,否則中共不會貿然以武力攻臺,因為代價太高,徒增中共維持政權穩定的風險,包括GDP國內生產總值恐怕也會大幅度下調,一不小心甚至可能引發內亂,使「共朝」提早崩解。
再說,中共解放軍軍力雖然已遠勝國軍,不過臺灣的國軍軍力世界排名第十三位,實力仍不容小覷;而經過一番生靈塗炭的廝殺後,臺灣人民內心的創傷恐怕無法癒合,兩岸人民的心理距離將更加無法拉近。況且,就算以武力拿下臺灣,面對經過數十年民主洗禮的臺灣社會,中共是否有能力治理呢?倘若統一後每個公家機構、每個單位,都從大陸派來「書記」或「領導」,又有多少臺灣公務員願意服從其指揮調度呢?若打算以類似嚴格操控特首選舉和限制立法會全面普選的香港「一國兩制」方式,治理早已落實總統直選和立法院全面改選的臺灣,像二○一三年香港「反國教運動」或二○一四年香港「雨傘運動」等大規模反政府示威行動勢必將此起彼伏,社會將永無寧日。
至於包圍臺灣、實施經濟封鎖,顯然亦非易事。撇開需要動用多少海軍力量作為後盾的技術性問題,就其經濟影響層面而言,目前兩岸都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有遵循國際經濟體制規範的義務。況且,兩岸經濟關係的相互依存度已經很高,在蔡英文執政初期,臺灣對外貿易有三成與中國大陸有關,封鎖臺灣經濟,必然傷害到中國自己。
◎北京制裁措施必須考慮臺灣民意
此外,如前所述,蔡英文是民選總統,擁有臺灣主流民意的背書,再加上她又是過去二十年來四位民選總統中最穩重、最謹言慎行的一位,因此無論是武力攻臺,還是經濟封鎖,結果都將與臺灣人民為敵,與北京「把希望寄託在臺灣人民身上」的主張自相矛盾。正因為師出無名,北京自然將招致國際社會的譴責與制裁,恐怕比「六四」鎮壓民主運動後所遭受的國際孤立之窘境更為嚴重
基於以上內外因素,北京的「地動山搖」說,充其量只會促使蔡英文政府在處理兩岸關係上更為深思熟慮,更不會輕易修改仍以「中國」為座標的中華民國憲法,而走向「法理臺獨」。話說回來,「地動山搖」雖然沒有爆發,卻不意味著「輕舟已過萬重山」,北京仍然牢牢掌握了臺灣在國際空間的主導權。除了臺灣僅存的二十個邦交國岌岌可危,北京所握有能用於制衡臺灣的牌,恐怕也將陸續亮出。
只是,北京對臺灣的所有制裁措施並非沒有任何顧忌,都必須考慮到臺灣民意的反應。換言之,既要對「不承認九二共識」的蔡英文政府施壓、懲罰,又要避免引發臺灣民意的反感反彈,中南海的決策者必須在每一項制裁上都拿捏得當,否則不僅容易效果不彰,甚至產生反效果,使蔡英文政府獲得更多民意的同情與支持度,讓民意變成蔡英文政府的最大應援者。
◎勿見獵心喜,應哀矜勿喜
換言之,僅管「地動山搖」或解放軍全面攻臺不會發生,蔡英文政府切勿因此見獵心喜,應哀矜勿喜,因為沒有「九二共識」時期的兩岸關係,客觀上仍將長期存在著不確定的因素,包括國臺辦與陸委會,甚至海協會與海基會等交流機制的中斷將持續一段較長的時期。如何成功減輕來自北京的壓力,同時穩步推動內政改革、深化民主、維護臺灣的主體性、尊嚴與價值,在在考驗蔡英文政府的智慧。
作者簡介
林泉忠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兼任副教授。歷任日本國立琉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准教授、日本國立東京大學兼任准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富爾布賴特學者、北京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為東亞國際關係,側重中日關係、琉球研究、釣魚臺問題研究、兩岸三地關係等。已出版專著《「邊陲東亞」之認同政治:沖繩、臺灣、香港》、《二十一世紀視野下的琉球研究》及學術論文三十餘篇,包括〈中國崛起症候群〉;〈哈日、親日、戀日:「邊陲東亞」的「日本情結」〉;〈「中國崛起」對臺灣社會國家認同之影響〉;〈試論蔣經國之「本土化政策」(1972-1991)〉;〈戰後臺灣文化之建構:從「新中國文化」轉向「新臺灣文化」之政治脈絡〉;〈何謂「香港人」?從戰後「香港共同體」之成立看新生身份認同之特徵〉;〈香港國籍與護照的多重性:兼論港人身份認同的流動性〉等。


2017-11-27_214147  

以「台灣本體論」的歷史教育,航向獨立國家
www.peoplenews.tw查看原始檔
以「台灣本體論」的歷史教育,航向獨立國家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一年後東西德統一,接續東歐各國紛紛推翻原有的「共產體制」,制定新憲法。1987年台灣解嚴,2017年解嚴已30年,中華民國荒誕《憲法》猶然存在,而228元凶蔣介石像,仍存於我們每日使用的錢幣上。
藝術家連德誠在其裝置藝術《無題》中顛倒錯置了「中華民國」4字,成為沒有特定意義的符號。符號學裡文字與圖像是意符,意符的錯置,產生了新的意旨,意旨是流動的,瞬間,將壓著台灣70多年喘不過氣的神主牌「中華民國」,變成了「華民國中」,輕鬆嘲諷地解構了「大神話」。
另一件是石晉華的《付費玩家》,投幣10元,名畫就降下來,時間到名畫就升上去,雖是諷刺當藝術品進入到商業機制中,其價值與欣賞功能則被制約。但請注意牆上這4組詞「嚴肅」、「一次」、「威武」、「10元」,這4詞你盡可隨意組合來念念,這嚴肅、威武的主體,瞬間解體,輪為被動的角色。若將〈蒙娜麗莎〉這「經典」巨作,置換成「中華民國憲法」、「偉大領袖銅像」、「國旗、國歌、國號」……幽默中,這「神聖」的威權符碼,可一笑棄之。
然而可瞬間顛覆、解體的符號,荒誕的是,在白色恐怖時期多少台灣人為此「無意義」的符號喪命?至今它仍是禁錮台灣島國2,300萬人靈魂的枷鎖。
面對民主與專制的決戰,台灣,真正自由了嗎?
俄國流亡作家布羅茨基說:「被釋放的人並非自由的人,解放僅僅是獲得自由的手段,而不是自由的同義詞。」想想:台灣國家和國民,看似自由的島國,看似自由的人群,但在長達40年軍國政體的遺毒下,在軍中、在司法界、在教育界、在公務系統、在文化系統……把持資源的流氓、既得利益的守舊勢力、緬懷威權的反改革者……正殊死地反撲。台灣離真正的自由與正義,還有一段距離!
當波蘭等東歐國家經由立法徹底剷除威權符碼,讓列寧、史達林像一個都不剩,當烏克蘭的「地名正義」,徹底清除了專制時代的文化毒素,讓共產時代以獨裁者命名的城市、街道、廣場、學校一個都不存時,他們真正擁有了自由。而台灣呢?還被這無意義的威權符碼宰制著我們的心靈?撕裂著我們的國家。
啟航的第一步
解嚴30年,何以台灣國家建構的步伐猶然沉滯不前?
欣見教育部高中歷史課綱調整,這是啟航的第一步,最終目標是航向台灣新憲。東歐經驗的「轉型正義」之所以成功,其伴隨著「憲法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完備了國家的體制。
法國作家卡繆:「堅持到底,這不僅是抵抗,也是一種任性」。航向台灣新憲,落實「轉型正義」,必能完備國家獨立,這是我們的信仰。
「轉型正義」列入課程至少一學期
行船擱淺,困境在於「認同問題」始終無解,這又須先解決「正義」的問題,但更核心的力量,應來自社會對普世價值及公義的重視,最根本應由教育打造公民信念才能永續開展。今天台灣「轉型正義」的呼聲,只是政黨的聲音,知識份子不見了!教師消失了!反觀德國教育,針對轉型正義的主題,至少安排一整個學期的授課時間。台灣應效法德國,將世界各國相關例子拿出來討論,拓寬民主視野:德國統一後,對東德國家安全部史塔西(Stasi)或納粹時代的「人權迫害」持續展開追訴,讓加害者攤在陽光下公審,警惕子民「勿重蹈覆轍」;韓國將光州事件的罪魁禍首,前總統全斗煥送上法庭判刑,經過審判後再由總統予以特赦,完成「正義」轉型;最近的如:2015年起,烏克蘭通過法律,將共產黨等同法西斯,禁止共產黨及其標誌出現在公共場所……
決戰時刻!民主出航,「知識菁英」是舵手,以風骨與良知為風帆,讓論述形成風向,導引社會共識,而教師們經由歷史、文學等人文教育打造基礎,建構國家信念,才是身軀、骨幹。「轉型正義」的課程,並非灌輸民族主義,而是讓青年們理解世界重大殘酷屠殺的歷史及脈絡等,是啟發年輕人認識普世價值,懂得尊重人權,從公民素質養成起,提升思想價值的文化批判,進而建構主體意識。
台灣國家處境列入課程討論
400年祖先打拼史,代代相傳有其責,下一代台灣孩子該承擔何責任當思索!父母、師長應提早與青年們討論,鼓舞下一代作個尊嚴的台灣人,為價值與信念戰鬥 !《聯合國憲章》第23條2758號決議案,中華民國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代表權,這是常識,但試問台灣有多少公民知道?身為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清楚了解國家目前的處境?將來可能面臨的衝擊與挑戰?國家的困境、擔子,未來如何抉擇?都應和青少年們深入討論,先為自己、為國家做好武裝。科技與實用的功利時代,台灣更需人文教育,培養有愛、有信念的公民。
生根台灣的同心軸史觀
記憶是凝聚族群情感的膠著劑,是重建主體,不可缺少的要素,更是以認同最根本的思維為基礎。在過去由於地理上、經濟上和戰略上的價值,使得台灣自有史以來,就不斷成為強權競奪的獵物。每個政權都基於政治因素,刻意掩蓋,竄改歷史,以至台灣的歷史氛圍全然稀薄,台灣人對自己的何由何來,也普遍無知。我承受白色恐怖時期的教育,生命被抽離地宛如太空中的游離子,沒有座標,沒有定位,因此沒有認同,自然也不會對周遭環境有一份關懷與責任。直到解嚴後我的生命才開始。
台灣的孩子在自己的土地上應該有縱橫延伸的時空感,縱座標上,對自我的脈絡了然,那是台灣史的教育,橫座標上該認識自己生長的土地,對養育自己的母土,能有份敬慕,那是台灣的公民與地理教育。「植物的根在土壤中,你的根在你腳下」,是養育我們的台灣,了解、疼惜、生根、定位……當台灣人不再是漂浮的游離子,我們會知道自己的家有多可愛、多可貴,自然願將愛的漣漪擴散出去,關懷周遭的人、事與物。我想將同心圓的史觀,並再進一層擴大為立體同心軸的史觀 。
400年祖先打拼史,代代相傳有其責,下一代台灣孩子該承擔何責任當思索!父母、師長應提早與青年們討論,鼓舞下一代作個尊嚴的台灣人,為價值與信念戰鬥 !(圖/創用CC授權+合成)
跨越卑微的「認識台灣」
1997年李登輝先生,力主國中小課程要加上一學期的「認識台灣」,很卑微,只是「認識台灣」,而且只有一學期課程,當時也被新黨等大中國思維者阻擋批判。
2007年台灣史才正式列入高一課程。解嚴20年後,高一課本才正式有了一年較深入的台灣史。然馬政府時期,深知台灣與中國的決戰在教育,開始微調課綱,統治集團的御用打手意圖在歷史課綱上復辟,讓台灣子孫,成為緬懷威權統治的中國奴,永遠站不起來。
2017年本土政權終於全面執政,微調高中台灣史課綱,將中國史以主題呈現融入亞東史,並由1.5冊簡為1冊。結合生活經驗,培養公民素養,而非知識的堆疊。台灣人身歷40年戒嚴下的軍國政體遺毒,歷史解釋權才逐漸還給台灣人,但這路走得太漫長也太卑微了。
將中國視為敵國,列入知敵禦敵的課程
蔡政府執政下,中國步步進逼,強權將命運逼問置於自由台灣前:是政治奴隸還是獨立主體?是行政特區還是獨立的國家?是自由民主還是極權枷鎖?然而面對存亡關鍵,我們究竟做了什麼準備?
劉曉波為自由陣亡,提醒著台灣人民及政府,認清那邪惡霸權的宰制手段及其殘酷本質。在國家安全的大目標下,政府當將中國視為敵國,認識敵人並積極備戰,因此,在教育、經濟、外交、內政……當調整國策,以「台灣本體意識」的建構武裝之。
今天面對中國如此積極地統戰,台灣人民猶然渾渾噩噩,敵我不分?每年暑假有千名的學生參加台商聯合會舉辦的千人青年夏令營。如果青年學子已認清國家的處境,理解現代國家的形塑,對台灣國際地位有認識,了然於自我的「根源」,對台灣有信心,那麼去了解中國,我們不反對,因為知敵才能破敵,但若沒有清晰的主體意識,實不應糊裡糊塗地去接受統戰。而基於了解敵人,中共統戰戰略手段、東亞左翼政治發展等,都應列入課程專題討論。
重建台灣史,必然牽連到如何重寫中國史
以台灣為主體建構下一代史觀的新課綱,重點放在台灣最近500年脈絡,以「文化台獨」建構台灣主體意識。此外,台灣人讀中國史,當如歐洲人讀希臘羅馬史,或是紐澳加拿大學生讀英國史,就是豐富對切身文化的理解。國教院公布《12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草案》,將中國史置於東亞史,課程內容跳脫細碎的朝代史,以主題討論東亞近代國家間的互動變化,這才是有意義的課程,建議專題研究應更深入,以台灣「國家本體建構」為核心目標,例如:日本如何透過明治維新脫胎換骨成為強國,有何值得效法之處?二戰期間及二戰後的東亞變局,台灣地位及「解殖論述」等,特別是東亞國際關係中「台灣國家定位與認同問題」都應與青年學子深度討論。
更大的跨國脈絡中看見形塑歷史的力量
面對後冷戰時期國際局勢的變化,各區域的整合,台灣學子絕不能只是在「中國的區域脈絡」之熟悉,更有必要強化如:東協、東北亞國際關係的視野。如此才能讓我們在「更大的跨國脈絡」中,有更多元的比較基礎,去看見形塑台灣與這個地域的歷史力量,如:歐洲殖民貿易體系、海外華人移民圈、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左翼政治發展、冷戰體制、東亞發展主義、後冷戰區域整合等。如此著眼的真實、現實的歷史教育,才能讓台灣青年在區域國防、經濟、外交、社會、文化的互動上,有更好的準備。
將中國史置於東亞史之脈絡
扁政府時代的歷史課綱,已將「台灣史」與「中國史」並立;蔡政府更去中國化的方式,改為台灣史、東亞史、世界史的分域架構。旨在凸出台灣的主體建構,強化台灣與世界的互動。
過去黨國歷史教育忽視的「在地視角」以及「台灣作為一種歷史主體」的敘述,而今民主台灣的「在地視角」,不僅是台灣史,甚至應從自己成長的原點出發,結合個體的生命經驗,這樣的教育才有意義。因此家族史、個人史、物件史、地方史,從人本史學立場,這些微觀歷史或許比起任何「中心視角」歷史,更親切動人。
建國史觀「文化台獨」的歷史教育
國族史學的歷史課程肩負召喚國家光榮感,辨識共同敵人 ,以動員國民力量的角色,承載著國族的興亡。這是用於形塑「認同政治」的歷史。戰後國民黨在台推行的歷史教育,教材主軸灌輸中國國族主義,強調中華帝國框架下的政治道統就是國族史學觀。導致今日台灣認同混淆不清,雖已解嚴多年,台灣社會實已淪為民主內戰,面對謀我日炙的中國政府,如何「綏靖」淪為中共第5縱隊的支那中華遺民,是當今政府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
課綱微調抗爭及太陽花學運後,中共轉以實際利益加強吸收三中一青:中小企業、中南部、中低收入、青年人,企圖扭轉他們的國家認同,以遏制天然獨繼續擴大,如今中共在台灣社會已擁有隱性但不可忽視的存在感,此時如何加緊「台灣本體意識」,免於沉淪?一步之差,向前一步未來台灣或許能如日本,但向後一步,也可能淪為香港。
值此關鍵時刻,存亡大計就在「教育」,「建國史觀的文化台獨」才能實踐台灣人「建國」的百年盼望。至於是否因為意識形態掛帥而讓歷史變成政治的工具?我們根本不必去在乎那些批評,因為我等信心滿滿地知道「台灣本體論」的歷史教育就是「生於斯,長於斯」,最真誠的「接地氣」之民主教育,而生根土地的教育才是有養分的教育。
就是文化台獨,又怎樣?
今天獨立建國既是台灣人的夢,是台灣人民脫離被殖民宿命的唯一生路,那麼建國就是台灣人的信仰,因此以「台灣本體論」凝聚建國意志,「文化台獨」又怎樣?通過教育形塑的歷史意識,凝聚國家認同,又如何?將歷史教育視為建構國家主體性的基礎,又如何?「天然獨」、「文化台獨」就是「建國手段」,沒有什麼好遮掩。
仍是人本史學的觀點
新課綱強調以學生為學習主體,凸顯以人民為主體的歷史,要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史觀。歷史教育的重心,從生根土地,在地脈絡連結、放眼世界的視野,重視學生本身素養的培育,如此自然逐漸凝聚國家民族情感。課程結構也打破過去以時間為軸的秩序,出現不同「專題」的安排。這種新方向,基本上仍是「貼近生活」方向發展的人本史學的觀點,以民主為後盾,台灣的歷史教育,即便是以建國之「認同教育」為目標,不乏政治工具性之手段,但絕不致步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灌輸洗腦式教育之後塵,因為我們早已是自由的公民社會。過去中國屎觀吃多了,現在只是「回神」、「排毒」而已。
勇敢航向獨立建國
有了獨立,才會有自由;有了獨立,才會有民主;有了獨立,才會有人權;有了獨立,才會有尊嚴。以教育找回自我的靈魂,當之無愧,而唯有文化、教育紮根,才能徹底解決「認同問題」,航向「台灣新憲」,完成「轉型正義」,建構壯麗的台灣新國家。

arrow
arrow
    全站熱搜

    nicecasio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