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旅行法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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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參眾兩院陸續通過「台灣法案」後,美國總統川普今天正式簽署生效,成為繼「台灣旅行法」後,再一個以「台灣」為名的國內法,表達美國對強化台灣與世界各國關係的支持。
川普正式簽署「台灣法案」 支持台灣鞏固邦交
2020-03-27 09:34:57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美國參眾兩院陸續通過「台灣法案」後,美國總統川普今天正式簽署生效,成為繼「台灣旅行法」後,再一個以「台灣」為名的國內法,表達美國對強化台灣與世界各國關係的支持。
綜合媒體報導,「台灣法案」全稱為「台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2018年在我國連續與多明尼加、布吉納法索和薩爾瓦多斷交後,由共和黨參議員賈德納(Cory Gardner)與盧比歐(Marco Rubio)、民主黨參議員馬基(Edward Markey)與梅南德茲(Bob Menendez)4人共同提出。
2019年5月,賈德納與盧比歐、柯寧和昆斯等參議員再次提出「2019年台灣法案」,參院外委會於9月通過。眾議院也於2019年10月提出對案,內容與參院版本大致相同。法案在參議院去年10月獲得一致通過,又在本月4日於眾議院415票贊成、0票反對的壓倒性通過,11日參議院也以一致同意(unanimous consent)方式通過,並在18日送交白宮,川普在今天簽署生效。
法案內容包括台灣對外關係、美台經貿關係和台灣參與國際組織。針對中國挖角台灣友邦,國會意見指出美國行政部門應支持台灣強化其正式外交關係,以及與印太區域和世界其他地區國家的夥伴關係。
另外,法案還敦促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應與美國國會協商,尋求機會進一步增強美台雙邊經貿關係。在國際參與部分,並要求美方應在適當情況下,支持台灣成為所有不以主權國家為參與資格的國際組織會員,並在其他適當組織中取得觀察員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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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報】川普簽署《台旅法》辜寬敏:美國現在知道沒台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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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正式簽署《台灣旅行法》,外界解讀台美關係加強,雙方官員互訪乃至「川蔡會」成為各方預期。總統府資政辜寬敏今(17)日對此表示,川普知道中國不是那麼簡單可以處理,「這是我們的機會」,美國現在知道沒台灣不行。
辜寬敏今天下午參加新台灣和平基金會主辦的第三屆台灣歷史小說獎,會後接受媒體訪問相關議題時做出以上表示。
媒體詢問,《台旅法》通過後,是否希望蔡總統和川普見面,官員可以多點交流?辜寬敏對此表示,見面若可以是很好,但問題不只是見面。
他說,台灣要變成一個正常的國家,以前美國並不贊成,「因為台海的關係。現在美國知道中國不是那麼簡單可以處理的國家,現在才知道台灣的重要性,若台灣變成中國的一部分,日本要怎麼辦?韓國要怎麼辦?亞洲要怎麼辦?南海也好、東海也好,整個變成中國的內海」。
辜寬敏說,《旅行法》是第一步,以後台灣的重要性,要好好向國際宣傳,若台灣變成中國的一部分,日本就變成「二等國家」。
至於部會首長和美國交流,從何開始較好?辜寬敏認為,「外交(部長)還不是那個時機」,要一步一步,「外交是最後再跟它(美國)談的」,至於要談哪方面?美國對台灣的政策以前就是要台灣乖乖的,叫做status quo,維持現狀。維持現狀的話,台灣戰後至今已70年了,亞洲沒有一個國家還是殖民地,只有台灣還身分不明。
「一個是美國對台灣的政策,一個是中國對台灣的政策,我們就沒辦法動。現在換一個川普,他才知道亞洲的情形,他比較了解中國不是那麼簡單的國家,這是咱的機會」,辜寬敏說。
「開始先不要從總統。從文化、經濟,然後到外交,一步一步來。現在美國知道沒台灣不行。以前是叫台灣乖一點,現在知道沒台灣不行」,辜寬敏說。
媒體詢問,中國推出對台31項措施,政院昨天推出8大策略來因應,對此有何看法?辜寬敏則認為,「基本上中國是要台灣的土地,不是要2千3百萬人,這一點我們要清楚,並不是說台灣人是我們的國民。因此和中國的關係要信任到什麼程度?我覺得不能信任。因為它就是要把你吞下去,要信任什麼?」
至於政院推出的因應策略是否夠強、夠適當?辜寬敏則認為,我們是一個小小的國家,很重要但是很小的國家,「所以行政院的反應這樣差不多啦」,我們一個小小的國家,在那大小聲有什麼用呢?


台灣旅行法 徐世榮解讀:似重回二戰後託管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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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2 07:37聯合報 記者楊德宜╱即時報導
大陸228宣布惠台措施的翌日,美國聯邦參議院通過「台灣旅行法」,未來如川普總統簽署生效,對台美關係言將是更進一步突破,對此,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表示,他自己的解讀是,台灣的國際地位,似乎是重回二次大戰後「託管地」的概念。
徐世榮指出,這是個非常重要的轉變,值得國人關注,而且通過的時間又剛好在二二八關鍵時刻。如何來理解這樣的轉變?國際法的法理基礎為何?這個法案難道會沒有說明嗎?很可惜媒體的報導至今都還未碰觸到這一塊。


姓吳嗎?逾8500人搶當日本吳市觀光大使 抽選26日截止 | 世界萬象 | 全球 | 聯合新聞網 - https://goo.gl/j3dj1D

2017-11-21_154250  


台灣旅行法若成真 環時:兩岸將遭災難性顛覆
2017-10-16_095749  
2017-10-14 12:37聯合報 記者李仲維╱即時報導
美國聯邦眾議院外委會12日通過「台灣旅行法」,鼓勵美國與台灣之間所有層級官員互訪...
美國聯邦眾議院外委會12日通過「台灣旅行法」,鼓勵美國與台灣之間所有層級官員互訪。 聯合報系資料照
針對美國國會眾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通過「台灣旅行法」草案一事,大陸《環球時報》今天發表社評指出,一旦它最終成為法律,除了中美關係將大倒退,兩岸關係也將受到災難性的顛覆。
文章指出,儘管尚不具法律效力,但該法案是台灣方面和美國國會裡的幾個議員所聯合發起的對中國主權、領土完整及安全利益的挑釁。它代表美國外交紅臉白臉複雜體系中對外膨脹的壓力,有可能是虛晃一槍,有可能成為真實的進犯。
文章表示,一旦它最終成為法律,意味美台交往公開官方化,中美關係的基礎和兩岸和平的基礎都將被嚴重衝擊。如果美台高級別官員互訪,勢必釀成高烈度的危機。屆時整個中美關係將面臨空前挑戰。這將不僅是中國的難題,美國的利益也將受到牽連和打擊。
文章稱,除了中美關係將大倒退,海峽兩岸關係也將受到災難性的顛覆。發起此項法案的那幾個美國議員以及台灣方面以為他們手裡掌握著任意提升美台關係級別的主動權,大大低估了他們那樣做將會導致的體系性風險。他們或許不知道自己在摁動一個多麼危險的按鈕。
文章指出,蔡英文當局以為美台關係越密切,它得分越多,台灣越安全。這是蔡英文和民進黨致命的誤判。台灣是美國的一個棋子,美國時不時對台灣做出庇護性姿態,賣它點武器,這是華盛頓與北京博弈的一種方式。但美國不會對台灣真正負責任,它也負不起這個責任。
更重要的是,《反分裂國家法》對採用非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設定了一系列條件。一旦美台關係形成對台海現狀的打破,台獨形成新的重大鼓舞,那麼台海和平就將被地動山搖取代。
文章強調,大陸懲罰台獨的選項很多,而且大陸動用那些選項的意志要遠遠大於美國阻止大陸使用它們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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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許麗玉:中華民國館「死亡」的歷史詮釋(上)──矛盾認同中的「現代」建築
By 作者: 許麗玉, opinion.cw.com.tw查看原始檔
雙十日的國旗形式、建築式樣與黨國遺緒之爭,彌漫著「中華民國」死不死、亡不亡的氣味。這惱人的氣味,在歷史上的1970年前後也曾出現過,一部分被封存在今日的日本大阪萬博紀念公園之中華民國館石碑下:「中華民国館 敷地 4150㎡」,寂靜的表述「中華民國」曾來過。
這樣的中華民國館,曾牽動了國際間的政治經濟局勢、海內外青年的國家認同、社會民主運動萌芽的歷史視域。如果透過建築的歷史詮釋對現在這個時代還有點用處,希望能是促進對今昔、對彼此更宏觀的理解,就像已故導演楊德昌當年編導《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初衷:「當時,許多不一樣的中國人聚集到一起,然後發覺到自己什麼都沒有,除了在苛酷的人性考驗中僅存的一點尊嚴與夢。…太多人不願去想那段時間,可是那個時代有很多線索可以讓我們看清楚現在這個時代。」
日本大阪萬博會紀念公園中華民國館石碑與解說牌。圖片來源:作者攝。
▍動盪不安的1970
少有現代建築像中華民國館這樣歹命,先是受困戰爭,接著遭火焚身,最後成了亞細亞的孤魂。
美東時間1968年11月8日的《紐約時報》頭版新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史無前例的宣布,將長期聘任設計甘迺迪紀念圖書館的美籍華人建築師貝聿銘,重新規劃校園擴建計畫,以終止Morningside Park體育館設計所引發的學生罷課抗議歧視行動。校長認為這是象徵哥大經過215年歷史後的「新時代」(a new era)。
哥倫比亞大學聘任貝聿銘擔任校園規劃總建築師。圖片來源:The New York Times
離開曼哈頓西43街哥大俱樂部記者會現場,貝聿銘從曼哈頓的辦公室啟程,經日本飛往台北,準備出席台北時間11月16日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的記者會,親自說明1970年日本大阪萬博會中國館的設計理念,並介紹4個月前他從波士頓、紐約、台北,親自面談挑選的5人設計小組(李祖原、彭蔭宣、翁萬戈、榮智江、榮智寧)。
而在台北,此刻的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正斟酌著這次國家花費150萬美元在日本蓋一座中國館的作用,更多的憂慮落在同樣將於1970年舉行的聯合國25周年紀念大會,他必須鞏固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權,特別在1967年5月6日他訪美20天後,加拿大蒙城世博會中國館竟然無端失火,國際關係顯然越來越不利這個國家的政治處境。
1968年7月5日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於行政院會見貝聿銘建築師。圖片來源:國發會國家檔案局。
▍在加拿大失火的中國館
加拿大蒙城時間1967年5月30日早晨4時左右,世博會中國館失火。中華民國館與伊朗館、加拿大貝爾電話公司陳列館相距不遠,為一座兩層樓「中國宮殿式」建築物,底層展出的是工業品和農產品,二樓設有觀光導覽詢問處和中國美術品陳列室。《經濟日報》報導,因館內沒有人留守,至7時許才被人發現火焰及黑煙從中華民國館的窗口冒出。
台北時間5月31日上午9時許,給外貿會主委徐柏園的電報中說,大火後,館的外殼仍存在,但館中除國寶石器外,其餘大部分燒毀,館中4名工作人員及12名女服務人員均不在場,故無人傷亡。《徵信新聞報》則報導,這次火警據大會官員估計損失約在三十五萬元左右,但博覽會的一位發言人說,他們並不會懷疑此次火災有任何陰謀。
《經濟日報》社論標題「國際怪事多走火入魔,參展60國偏偏燒我」,提到這次博覽會投資達110萬美元,並批評這次的中國館,雖然辦在世界上第二大的法語城市,卻根本沒有法語宣傳文件,內部陳列方式死板無朝氣,只能使遊客發「思古之幽情」。一位曾經參觀過博覽會的中華民國政府官員匿名說:「博覽會中國館內最吸引遊客的是12位服務小姐。」
同一版面,經建版記者侯政引述建築師楊卓成談失火的中國館。他說中國館的建築面積佔地18,000平方英呎,折合500餘坪,造價折合美金為34萬元。中國館是完全防火的,不但有12位異於他國的溫柔大方金釵引人注目,且有匠心獨運的用綾羅綢緞來將一個大廳隔成曲折迴廊,才真正地令人流連不去,他推想屬於縱火的成分較大,因為中國館太惹人注目了。最後,他斷然說:「我的設計,絕對安全!」
1964年紐約市博會中華民國館。圖片來源:1966年8月份《建築》雙月刊。
▍被移植的「中國宮殿式」
加拿大蒙城世博會之前,中華民國館出席1964年美國紐約世界博覽會,同樣是楊卓成設計的宮殿建築。《徵信新聞報》形容「這棟耗資近百萬美金的中國館,是純粹的中國宮殿式,建築所用的材料除鋼筋外,全部由台灣海運到紐約,金色屋脊,朱紅廊柱,無論在色彩、格局和線條上都臻於完美之境,此一幢巍峨屹立於西半球的中國宮殿建築,氣象萬千。中國館最大特色是向西方介紹一個歷史文化最悠久國家的建築。」
這一年台灣的東西橫貫公路剛開闢,總統蔣中正即將巡視梨山行館。9月1日《徵信新聞報》預告雙十節前將完成梨山觀光大旅社,並且報導政府為實施梨山都市計劃,特別規定梨山各種公有建築物,一律需採「宮殿式」,要讓旅客一到梨山,即知到了中國,因此梨山大小宮殿林立,連梨山入口處的加油站也蓋成300坪的宮殿,這種加油站在平地是看不到的。
但,究竟什麼是中國宮殿式(The Chinese palace style)?
從官方文件追溯,「中國宮殿式」一詞曾出現在1927年8月27日中國北京首都圖書館(Metropolitan Library for Peking, China)競圖評審團報告,報告中提到首獎的設計成功地將現代圖書館的需求與中國宮殿式風格結合。爾後,1928年6月份的《亞洲》(ASIA)雜誌刊載一篇美籍建築師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寫的〈中國的建築文藝復興〉(An Architectural Renaissance in China),提到將中國宮殿式風格與現代公共建築(modern public building)結合,置入各種中國現代教育機構的設計。他說:
每個國家都有她特有的建築發展,建築師無論是本地人或外來者,都應該在營造的過程中維護這樣的風格。然而,今日的中國建築師對自己原有獨特的建築傳統元素陌生,形同外人一般,無法融會貫通地運用在因應今日生活所需的平面與構造上,也無法繼續維持她的美感和品質。
1920至1930年代,墨菲設計了燕京大學、南京金陵大學,並應孫科委託替國民政府規劃南京首都。當戰爭開始時,他將中國宮殿式帶回美國家鄉蓋成塔樓。
墨菲想像的「中國宮殿式風格-中國現代建築-中國現代教育」連結上國家大規模的建設,意外開展於戰後台灣。1966年在台北陽明山中山樓落成,總統蔣中正宣布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副總統嚴家淦表述「中華民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不可分。同一時間,身在北京清華大學的建築學教授梁思成,則為了中國傳統現代化的公共建築採用中國宮殿式大屋頂,被扣上「建築學反動權威」的帽子,吃盡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批鬥「美帝國主義」的苦頭。
1966年11月12日 中山樓落成日並宣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展開。來源:國發會國家檔案局。
▍這不是中國館
1968年11月17日,《中國時報》其中一則專欄報導了貝聿銘的中國館記者會。他所建造的中國館位在大阪萬國博覽會場的日本主題展覽館之西,佔地4,150平方公尺,展覽館總面積1,600平方公尺,展覽館高32公尺,是展場內少數高聳的建築物。
中華民國館建築剖面圖。圖片來源:平野曉臣《大阪萬博-20世紀夢見21世紀》。
1970年日本大阪萬博會中華民國館。圖片來源:社團法人嚴前總統家淦紀念協會。
貝聿銘特別強調:「在建築藝術上來說,是採取中國『庭園式』的建築,而不是『宮殿式』。」他說:「在6個月的展期中,我們要表現的是活潑而多變化,輕鬆而有戲劇性,是像劇院形式的組合。中國文化不是一個小小中國館所能代表的,我們只能盡量表現它的精神,而不是拘泥於形式。」
在場其他建築師質疑這兩棟三角形的房子不是中國的。新聞局長魏景蒙對這些建築師說:「他們這個中國館的建築精神所在,是以蒼宥的基礎走向新的境界。」該報專欄記者黃珊如此結論:「我們也了解到,要恢復中國文化,並不能一味抄襲過去的外貌,而是要闡揚它的精神,透過現代技巧來表現文化精神。我們也有了一個新的觀念,建築藝術不再是個人作品,而是『一組工作』(Team work)的整體性,也顧及到社區群體的調和,更要表現中國文化的精神。」[1]
至於1969年元月份改版的《建築》雙月刊,發行人虞曰鎮找來東海大學建築系主任漢寶德,擔任新版《建築與計畫》雙月刊的主編,開版便是報導中國館的競圖結果。他評論日本大阪萬博會中華民國館所引發「什麼才是中國式?」的形式爭議,最後以「中國人做的即是中國的」結語。對這時的台灣建築師而言,建築似乎是與人的空間體驗沒有關係的專業行當。
▍「中國人做的即是中國的」
該雜誌報導,經濟部主導大阪萬國博覽會中國館設計競賽,認為這次是以現代建築設計修正1964年、1967年世博會中國館的古典樣式,同時暗喻這項公開競賽的評審貝聿銘介入得獎團隊的設計,落選的台灣建築師等著評論這次由「青年人」執行設計的結果。在〈大阪博覽會之最後消息〉中,主編定位1970年大阪博覽會中華民國館真正的建築師是貝聿銘,據此評論貝聿銘以現代建築的流動空間表現庭園式的「中國趣味」,展示「中國的傳統和現代」,「此種空間形式上的宇宙性,使得設計小組提出單線性的展覽室,為中國式的空間連續的解釋,有種羅織理由的嫌疑,而此設計的外型,有西方人的厚重與紀念性。」[2]
該雜誌在1970年5月份刊登青年建築師李祖原的〈中華民國館設計之回顧〉一文,回應外界質疑中華民國館的幾何形式不像正統的中國式建築,他引述貝聿銘的話:「我們並沒有特意去表現中國的傳統風格,但因為我們都深受多年中國文化薰陶,無形中,便在作品中注入了中國的精神和特性。」李祖原進一步表述「節潔、平衡、高雅」是中國館代表「東方建築」的特色,這是中國人的「灑脫恬淡、靜觀內省人生觀的態度」,「中國」表現在內部空間的「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境,外在形式「莊嚴、宏富而較拘謹」,唯獨在建築高度的表現上,必須克服鄰近中國館的日本、加拿大、韓國國家館的壓迫。對1960年代中國館那種「節慶式」的中國風,李祖原斥之為「庸俗的」、「非中國人本質」的表現。[3]
對於接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建築教育的青年建築師李祖原而言,現代建築是特定的形式連結特定的意義,據此,中華民國館的象徵意義理當可用幾何形式普同化,並未覺察到這樣的「中國傳統現代化」之矛盾,正是賦予幾何形式一種普同的意義。
另一方面,看在這時的台灣建築師眼中,1970年的中華民國館造形反叛了1964、1967年的中國館,拒絕承襲1912年之後象徵中國的太和殿與翠玉大寶塔形象,所謂「現代」的形式,彷彿是與「傳統」的意義一刀二斷的。眾人驚呼「這不是中國館」,這是形變了的現代中國建築。
結果,「中國人做的即是中國的」這個政治結論,與如何蓋好這棟建築的關係有限,無論是詮釋或批評中華民國館設計形式,像中國或像美國,此時,改變「現代中國」形象的既是沾染美國味的中國,也是台灣味不足的中國。這棟中華民國館浮現層層的國家意識,也擴散了1970年前後敏感的「中|華民|國」國家與人民分裂的社會政治氛圍。
現代建築不是靜靜的展示建築物的形式,而「現代建築反映時代精神」更不是「蒸餾、蒸餾、再蒸餾出來的純粹形式」,反而是批判現實社會中的空間權力與規訓的反話。中華民國館在1970年前後的國家與社會動盪中,終於成為「現代建築」。這樣的建築讓人們覺察到:分裂的形象迴響著特定的意義,又無能力明瞭其中紛紛擾擾的社會脈絡與政治意向,驚恐其大規模擴散為各向斷裂,造成難以自我辨識:我是誰?我愛誰?誰愛我?誰是我?這樣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分裂以及自我認同的矛盾,正是重建歷史視域的關鍵時刻。
(作者為美國耶魯大學建築設計碩士及台灣大學建築理論與歷史研究博士,同時在台北執業與大學建築系所兼任助理教授,並為台灣女建築家學會(WAT)共同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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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麗玉:中華民國館「死亡」的歷史詮釋(下)──保釣運動與「中國日」
By 作者: 許麗玉, opinion.cw.com.tw查看原始檔
上篇請見:中華民國館「死亡」的歷史詮釋(上)──矛盾認同中的「現代」建築
日本傾國家之力,從1963年開始籌備大阪萬博會,當代日本建築界代謝派門徒深信,這是戰後日本現代建築的誕生日。大會中一幅主題海報彩繪象徵日本的「太陽之塔」含著吸管,轉頭癡癡望著象徵美國的「可口可樂」(Coca Cola)。這瓶已開罐的可樂被四隻手握著,最外圍碰不到瓶身的黑皮膚右手壓著黃皮膚右手,同樣觸碰不到瓶身、唯一塗紅色指甲油的黃皮膚左手,則依附唯一緊握著可樂瓶身、看不見手指的白皮膚右手。諷刺的是,這張海報的標語是「人類的進步與調和」=「Coca Cola」。從1970年前後美國宰制與中國、日本之間的關係看來,大阪萬博會的建築「太陽之塔」確實傳遞了美國與日本的親密關係。
那麼,反觀美籍華人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中華民國館,傳遞了何種訊息?
1970年大阪博覽會場廣告海報。圖片來源:EXPO'70 Surprising!OSAKA JAPAN。
▍各方角力下的「中國日」
1970年,「中日備忘錄貿易協定」在北京簽字,中共總理周恩來宣布「中國日本貿易四原則」,要求和中共做生意的日本工商業必須切斷和台灣的經濟往來。為此,中華民國政府決定由副總統嚴家淦於7月率團訪日,以主持大阪萬博會中華民國館「中國日」,帶著經濟部長孫運璿和財政部長李國鼎,與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協商中日經貿合作關係,以及向日本貸款3億美金,興建南北高速公路與造船計畫。
1970年副總統嚴家淦及其夫人到大阪萬博會為中華民國館主持中國日。圖片來源:社團法人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1970年3月12日大阪萬國博覽會中華民國館提前開幕,首日據稱有3萬人次參觀,建築師貝聿銘專程飛回台北,向經濟部追加中國館的維護費用,此時總花費已提高到200萬美元。但「博覽會不是商展,在這裡看不到商品和廣告,幾乎所有的國家展覽館所展示的,都是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1]
《中央日報》副刊的〈萬博二月記〉一文中,形容這次的中華民國館以映像代替展品,是前所未有的創舉。象徵漢代宮闕的大門,由兩個108英尺高的三角柱,以及中間三個透明的紅橋所結構成的白色中國館,無論從那個角度上看,遠非附近的印尼、紐西蘭、非洲館群,甚至緊鄰的大韓民國館所可比擬的。博覽會實際上是世界各國間一場國力強弱和進步成就的無形競爭,這個館是否為已發展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一眼便可看出。作者形容眼見「所有的這一切,才是日本舉辦這次『萬國博』的目的和意義。」[2]
1970年大阪萬博會中華民國館。圖片來源:社團法人嚴前總統家淦先生紀念協會。
1970年大阪萬博會全景(紅線為作者所加)。圖片來源:EXPO' 70 Surprising!OSAKA JAPAN。
7月7日,「中日經濟合作策進會」經濟組開會,也在這天,日本昭和天皇決定與嚴家淦見面。但這個會面消息傳出後,卻引發在北美的中國留學生群起抗議,認為此刻正是日本與美國串謀奪取釣魚台主權之際,日本政府故意挑在盧溝橋事變日,讓中華民國政府失格。事後,日皇僅交代一句:「這是臨時起意,完全出自友善。」[3] 7月10日,嚴家淦在太陽之塔前主持「中國日」,儀式由北一女中110位學生組成的樂儀隊表演拉開序幕。
▍抗爭、反叛與分裂的「現代中國」
1968年剛結束時,《時代雜誌》寫到:「1968年超級大國沒有走向一場無法調和的衝突,人類好歹也該為此慶幸。然而,世界各國卻面臨著一種新危機──『內部異見病毒』。抗議的幽靈在國家之間飄盪,如同思想上的香港流感。人們發動抗議遊行、靜坐、引發騷亂,抨擊各種機構、團體和政權。」第三世界解放運動在全美大學校園擴散,這波青年奪權的黑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聞周刊》評論此時的報紙「開始在首頁刊登建築物被佔領和普遍混亂的總覽,就像棒球的個人得分紀錄一樣。」
1970年,長期在釣魚台海域捕魚的台灣漁民遭到日本軍艦驅離,漁民回台向政府申訴,引起台灣媒體注意。《中國時報》特派記者出海到釣魚台實地採訪報導,引起日本政府抗議,也帶來海內外中國人的議論。
10月24日,副總統嚴家淦抵華盛頓白宮,與尼克森會談中美關係、中國大陸問題以及釣魚台爭議。12月16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台灣與香港留學生成立「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隔年1月,台灣和香港留學生在華府、紐約、芝加哥、西雅圖、洛杉磯、檀香山等地集結,進行保釣遊行,主要到日本駐美機構抗議;4月10日又在華盛頓、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等城市舉行第二次大示威。由於台灣留學生擔心台灣政府顧忌聯合國席位不保而放棄釣魚台,以及美國政府明顯偏袒日本,因此這次大遊行目標擴及到美國國務院及中華民國大使館雙橡園陳情。
4月13日台大人類系與哲學系師生在張肇康設計的農經館牆上,垂掛兩幅白布寫著「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2天後,台大、政大、師大僑生1,000餘人舉布條標語遊行到美國大使館,抗議美國擅自決定將台灣的釣魚台交給日本。
同年3月2日嚴家淦對美國總統尼克森的中國大陸問題措辭失當,提出嚴正聲明。4月14日尼克森宣布改善與中共關係的5項新步驟,包括解禁美國公民赴中國大陸。面對尼克森政府操作釣魚台行政權歸屬,扶植日本、分化中國的兩手作為,5月1日密西根大學留學生召開五四運動大會,開始討論「中國的聯合國席次問題」。5月23日保釣師生集資9,960美元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3,000位華人、學者聯名發表〈留美學界致尼森總統既國會議員公開信〉,要求美國政府「否認美國將釣魚台列嶼視為美國託管下琉球南西群島的一部分或任何主張,承認中國擁有釣魚台,譴責日本與琉球侵犯中國領土。」[4]
6月14日美國52所大學研究中國問題學者110人則在《紐約時報》發表聲明:「我們以研究中國問題學人的身分,認為必須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政府,給予它在聯合國一切組織中的合法席位。我們反對美國做任何努力,在事前未獲兩方請求者之協議,將雙重代表權的公式強加諸中國的席位。如無此種協議時,問題僅為何方代表中國?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是北京政府。至於將來台灣與華府跟北京的關係,乃是複雜的爭執問題,須有時間從事協商與調解。為此時,應給予北京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5]緊接著,6月17日美日簽訂「沖繩回歸協定」,宣告將於1972年5月將釣魚台行政權及琉球交還日本。
1971年7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國家安全助理季辛吉已到過北京訪問,並宣布他將赴北京訪問。這個舉動引起美東地區中國留學生約400人,於8月20至22日,聚集在美東布朗大學舉行「美東國是會議」,會中轉向認為中共可能保得住釣魚台,而對文化大革命做了一個結論:「如今已鬥走資路線的當權派,改革了教育與文藝,更希望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總之,文革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社會主義發展到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6]
9月3至5日留學生聚集到密西根大學附近舉行安娜堡全美國是會議,張系國曾寫道:「密西根大學的保釣會裡,左右中各派都有。……5月間各地舉辦五四運動紀念會時,大家所談的都是如何塑造一個新五四運動。……籌辦國是大會本來是想繼續深入討論這些問題,但尼克森訪問大陸後,情勢急轉直下,許多人一下子向左轉,原先並沒有參加運動的人物突然紛紛冒了出來,這時就有人對國是大會的方向提出意見。……國是會議開完,我就知道保釣運動非分裂不可。」[7]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會員大會決議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中華民國代表團退席抗議。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率團赴北京訪問並簽訂「上海公報」。5月15日美國正式將琉球群島和釣魚台列嶼之「行政權」交給日本。9月19日,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
1974年5月,中華民國館出席美國史波肯世博會「慶祝明日的清新環境」,中國館的外牆雕塑由製作1970年大阪萬博會中華民國館門口「有鳳來儀」雕塑的楊英風設計,展覽開幕以影片「中華民國海島省份台灣的成功故事」展示「台灣」。隔年的日本沖繩世界海洋博覽會「海-充滿希望的未來」排除中華民國。1978年12月美國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自此,中國館的全名不再是「中華民國館」。
2011年,《科學月刊》創辦人林孝信回顧1970年代時說,「失望與徬徨也不是全然負面的。……至少,大家開始懷疑過去在台灣所接受的教育內容,特別是近代史的部分。……為什麼日本又開始來欺負我們?為什麼美國會偏袒日本?為什麼國民政府不願意認真的保釣?保釣運動因此從本土愛國開始深化到對歷史發展脈絡的認識。」[8]
▍中華民國館的訊息
「死」的實質意義是斷裂,「死」卻可以創造話語的空間,就像賀龍.巴特(Roland Barthes)說:「只有死亡才有創造性。」死亡成了持續迴響的信息,滲入人的思想,支配人的實踐行動。
中華民國館的訊息──「死亡」,成為歷史決裂的切入點,將具國家象徵意義的建築石塊放回到當時的動盪局勢中,顯見國家、社會、人、事、物的矛盾與流變。這是因為19世紀以後誕生的現代國家關涉經濟利益時,原本是政治的語言,卻用建築的形式表態。1960至1970年代的中華民國館之間的差異,重點不在建築形式的展示,而是建築上載了信息,正轉變為一種「現代媒體」(modern media),並形成「第三元空間」,既是形式上的話語權爭奪,也是發展中國家向美國老大輸誠的「親密話語」(darling tone)。中華民國館無論是宮殿式或者庭園式,都在當下生產「國家」的象徵意義,都是轉譯了舊有的形式,精神引導「認同」的集體意識,這種形式意象具社會作用,傳達了特定對象想看見的中國,藉此形塑特定的文化認同,卻因為未妥善處理格格不入的中華民國體制與台灣社會的關係,疊加上外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壓迫與內化未解的殖民遺緒,導致建構國家象徵的現代建築失敗了,而這場失敗讓國家與社會之間、內在的矛盾與外在的衝突,終於更清楚了。
(作者為美國耶魯大學建築設計碩士及台灣大學建築理論與歷史研究博士,同時在台北執業與大學建築系所兼任助理教授,並為台灣女建築家學會(WAT)共同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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