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2017年11月20日 04:10 中國時報 施振榮
社會主義是人類追求的理想，就像在〈禮運大同篇〉所談的世界大同，是人類追求的目標。但在這百年來，社會上有2個實際運作機制：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都有其運作的盲點，未能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世界。
從王道思維來看，由於共產主義沒有共創價值的誘因，因此這個機制下經濟無法發展，走不出新路，社會沒有活力，也沒有未來性。而資本主義雖然有誘因能夠創造價值，但是也由於利益分配並不是很平衡，所以產生現在貧富懸殊的這個社會問題，如果沒有一套機制做調整，也無法永續。
中國大陸在共產黨執政下，實施共產主義，早年推動人民公社、大躍進等政策，但在機制上碰到瓶頸，直到改革開放後，甚至採取比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在人類的發展史上，也創造出新的典範出來。
雖然共產黨一黨專政，不符民主機制，但共產黨以黨內民主的思維，有自己一套選賢與能的機制來選出領導人。
過去中國歷史文明的發展，到清朝的每個朝代都是以家天下的理念來傳承政權，直到政權腐敗造成民不聊生後，引發革命進而改朝換代。西方早期發展也是採取君主制度，君主政權世襲，直到後來才發展出1人1票的民主機制，但由於後來民粹盛行，選出的領導人不一定是賢能之人，無法達成民主制度原本立意良善要選賢與能的目的，只能透過政權任期的制度來防止政權腐敗。
目前西方國家觀察中國大陸在共產黨一黨專政下，發展十分迅速，在大陸領導人正確的方向帶領下，政策執行的效率高，但外界也擔心，由於貪腐問題也相當普遍，習近平也感到如果不盡快處理將會危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因此近5年來徹底執行反貪腐政策，深得民心。
相對在民主制度下，施政的效率相對較差，但同樣也會面臨政權腐敗的問題。民主制度下則可透過選舉機制及任期制度來和平移轉政權，只不過政策往往因政權移轉難延續，且在此機制下要誕生強而有力的領導人，可遇而不可求。
個人認為，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應改名為「新共產黨」，因為過去共產黨給人的刻板印象，是過去推動原共產主義下的共產黨，如今的共產黨已用社會主義的思維，建構新的機制，而非過去的共產觀念，思維與機制下都與以往不同，不再追求財產共有的假公平，而要追求社會主義下利益平衡的真公平。
社會本來就是大家共同擁有的，大家都是利益相關人，原來的共產主義會造成沒有創造價值的誘因，如今中國大陸已朝向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長遠來看，「新共產黨」如何尋求一個較符合王道思維的機制，建立一個可以不斷創造價值，然後利益平衡的機制，並確保：一、傳承給能勝任領導人的傳承機制；二、內部體系防貪腐的機制，如此方能永續。（作者為宏碁集團創辦人、智榮基金會董事長）
(中國時報)

中國共產黨已是新共產黨 - 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120000418-260109

2017/10/07, 政治
「主義」如何從一個平凡無奇的觀念，變成信仰甚至是宗教？
孫中山為黃埔軍校所寫訓詞開宗明義確立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Photo Credit:Lukacs@Wikimedia Commons CC BY 2.5
「主義」的影響無遠弗屆，它像一襲輕紗、像一層薄霧，不但改變中國近代政治的氣候，同時也把文學、藝術、歷史等幾乎所有知識領域及生活世界中的形形色色，輕輕罩上一層紗，或染上一縷顏色。
文：王汎森
本文一開始即已強調，本文主要是討論近代中國思想轉型期間「主義」作為一種政治論述的轉變，探討它由一個平凡無奇的觀念，變成信仰，變成「宗教」，並與黨、軍隊結合成一種「新型力量」，而這個過程在短短三十幾年間就完成了。
「主義」的影響無遠弗屆，它像一襲輕紗、像一層薄霧，不但改變中國近代政治的氣候，同時也把文學、藝術、歷史等幾乎所有知識領域及生活世界中的形形色色，輕輕罩上一層紗，或染上一縷顏色。主義之前的新文學與主義之後的新文學、主義之前的新學問與主義之後的新學問，往往可以看到微妙的或重大的不同。而「主義化」之後的學問與生活氣質也不聲不響地傳遞下來，它們構成一個很穩定的架構，但是它們也形成無所不在的束縛，是我們探討近百年歷史最不可繞過的部分，同時也是最為豐富的習題。
綜而言之，如果從「主義」出現的頻率來為三十多年之間「主義」的發展分期，人們可以利用金觀濤、劉青峰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所得到的統計資料看到幾次明顯的變化：從1899年開始出現大量的「主義」，於1903年達到第一個波峰，共有324種之多，1906年之後，主義的種類開始減少。在1911年至1912年間降到波谷，之後再度出現大量的「主義」，於1919年達到第二個波峰，之後雖然逐年減少，但仍維持一定的數量。
但1919年至1927年之間，則呈現複雜的狀態，如社會主義的波峰在1921年，而帝國主義的波峰在1926年，且各主義之間有爬升與下降之不同趨勢，更有曲線交錯的現象。[1] 如果以各種「主義」出現的詞頻進行統計，也可以看出近代中國最常見的十一個主義分別是：「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帝國主義」、「國家主義」、「孟祿」或「門羅主義」、「國民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民生主義」、「個人主義」和「共和主義」。[2]
如果是從思想歷程的角度去觀察，則可以看到「主義」論述的形成，至少經過了四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主義作為一種「重寶」在日本誕生的過程，並討論「主義」一詞在東亞傳播。其次、是討論由「道」→「主義」的過程。在不用「主義」一詞翻譯西方的「-ism」等字眼之前，人們常使用「道」之類的字眼來翻譯，譬如社會主義譯為「公用之道」。「道」是一個比較傳統，且也比較帶有包容性的概念，「主義」從字面上看來便帶有比較濃厚的一貫性、排他性及意志論的色彩，帶有堅持特定主張與方向的意涵。
第二階段是1900年以後一直到新文化運動之前，此時主義逐步取得了思想上的優勢地位。在這個階段，人們使用「主義」或談論「主義」時，基本上是以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為模型，區分現代政治與傳統政治，認為近代政黨政治是主義之爭，現代型的政治人物是有一貫主義的政治人物。
這一時期的「主義」也帶有一些道德的色彩。人們認為「主義」與「人」可以分開，「人」可能是自私自利的，「主義」是公的，為主義而爭並不是為個人利益而爭，「主義」幾乎成了化私為公的保證，為主義服役，為主義效力是好事，而且有主義的人往往堅持某種理念、前後一貫，所以有人稱「主義」是一種「人格的保險公司」。但是在這一個時期還沒有「只要有主義，就比沒主義好」（傅斯年語），或「現在吾輩之信仰主義，自謂不敢後於他人。」[3]
主義論述的第三階段是新文化運動及五四前後這一段時期，人們宣稱「有主義總比沒主義好」。此外，還有幾種值得注意的發展：理想世界的變化、改造社會、社會革命之說壓倒新文化運動以文學、倫理革命的主軸的思維，新的社會理想是在社會之外去創造一個新的社會，使得現實與理想之間距離拉得非常大。青年人受到辛亥革命成功的暗示，認為理想是可以透過組織的力量加以完成的，「以為天下無難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會得實現。」[4]
可以說這個時期出現一種心理叢聚：一方面是理想與現實的距離拉大了，另一方面是對政治深切不信任，不認為政治能改變民國政治，同時又發現社會才是一切問題之根源，認為社會是一整個的，不可能採用單子式的解決，必須先改變整個社會，才可能解放個人。同時，因為厭恨政治，所以不認為進入現實政治中去改變政治是一件正當的事，故他們尋求的是一種非政治的社會革命。以上思維的軸心是「主義」加上「組織」。
此時的另一個思想傾向是喜歡將「學理」加以主義化，加上主義的綴詞，青年人爭相成為「主義者」，認為能有主義才是一個真正的「人」。從五四的種種社團的發展也看得出主義化的傾向，許多社團紛紛爭論是否應該有一個共守的主義。不過在前文中我也指出，這時候的「主義」並不全然是布爾什維克主義。但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由不主張馬上為少年中國學會立定一個主義的王光祈無意間說的一句話─少年中國學會將來所採主義，「各人信仰起碼亦係社會主義」，可以看出當時以改造社會為宗旨的社會主義在主義的市場中，已經取得了最大的優勢。
朱家驊（1893-1963）曾經說過：近代中國的共產主義是從日本來的，行動是從俄國來的。[5]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社會理想及各種雜糅附會的主義，大多從日本轉手而來，但是俄國大革命的成功，卻使當時人覺得找到了一個可用的模型，俄國大革命成功之後，讓人們在模模糊糊之中找到一個方向，這使得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在各種主義競逐的市場中成為熱門的選項。
主義論述的第四階段是1920年代以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孫中山以俄國為師，俄國式的「主義、黨、黨軍」三位一體，成為國民黨的新方向。全國只能有一個主義，只能有一個黨，以黨治國、以黨治軍的「新型力量」成了主義的新面目。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的第一段話「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具體而微地表現了信仰化、宗教化了的「主義」，成了張灝先生所說的「政治宗教」。[6]「主義」成為無所不包的真理系統，「主義」相同者是「同志」，「主義」不同者是「仇敵」。前者「擁護」，後者「打倒」，「擁護」與「打倒」往往在很短的時間內變來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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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民報＠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最早出現於1905年《民報》的三大主義（三民主義的前身）
「主義」加上黨，加上軍隊，確實發揮極大的威力，成為擴張個人地盤或救國的利器。「有主義的軍隊」與「沒有主義的軍隊」的力量往往高下立判，「新型力量」成為一種風行的形式，為各地軍閥政客所仿行，甚至還曾經得到胡適的讚美。[7] 胡適說：「全黨也多少在軍事紀律約束之下」，使國民黨的黨和軍隊「實際上已成為一體，至少也是聯鎖式地結合起來。」他認為這是「極為卓著而且重要的」，「這樣組織起來的軍隊當然要打敗沒有組織的舊軍隊」。[8]
經過四個階段的演變，「主義」成了支配1920年代以後中國命運的無上律令，也成了我們在海峽兩岸所看到的「主義」國家的樣態。
不過，在結束本文之前，我還要強調兩點。
第一，在左、右兩種最強而有力的新主義中，三民主義的力量並不及布爾什維克主義。在國民政府時期，雖然處處冠上「主義」，但往往要求模糊、徒具虛文，以學術方面的主義化為例，往往帽子大、實質小。有些抓住三民主義的科學性或其中任何一點，來合理化本來就在進行的工作。但在布爾什維克主義方面的情形就大不相同。它的籠罩力自四面八方而來，判斷是否合乎主義時，論證嚴謹，層次井然，宛如進行守護真理的辯諍，其威力廣大無比。[9]
第二，本文所談的是三十年間「主義」發展的傾向，至於對個別青年而言，在追求生命及國家的救贖過程中，他們的生命軌道往往遊移變化。此處僅引用唐君毅回憶他的一位朋友的一生為例─「他之短短的一生，由向內而向外，由唯心而唯物，再由向外而向內，由唯物而唯心，……他在前後十多年中，思想上生活上經歷了無數的跌宕，忽而道，忽而儒，忽而佛；忽而青年黨，忽而共產黨，忽而國民黨，彷佛於十數年中，即過了數世紀。內心的嚮往，外在的刺激，使一個人之生命，由激盪太多而分裂，這是不能免於一悲劇的命運的。」[10]
這是近代中國相當典型的一個生命，許多青年都經歷過狂讀社會主義書籍，嚮往社會革命、入黨、離開黨等迷離的生命過程。這也就是說他們的生命軌跡都是向著主義前進。譬如唐君毅雖然讀過許多社會主義的書籍，因為不同意唯物論，所以掉頭不顧，最後轉向儒家，建立一套人生哲學。也有人在尋尋覓覓之後，成為三民主義的信徒。[11]
有些主義瞬間煙消雲散，但有些卻變得強大無比。布爾什維克主義與三民主義雖然有強弱之別，但在它們最有吸引力的時候，不但給人目標，也指引方向，指示了救國的道路、動員了分散的力量、完成了許多事業，而且新主義的信從者似乎對什麼問題都有現成可用的答案。在那個時代，「主義」是一個如羅馬的古神「雅努斯（Janus）」般的兩面神祇，一方面能解救國家，為人生提供了意義的框架，另一方面卻也帶來了無限的壓制與束縛。不管是兩面神祇的哪一面，「主義」都是近百年來最強大有力的一種政治論述。
相關書摘 ▶線性進化史觀使人們的價值藍圖有所安頓，人生與工作的意義不言自明
註釋
[1] 詹筌亦、王乃昕，〈「主義」的數位人文研究〉，頁229、232-236。
[2] 參見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頁217。
[3] 王光祈，〈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少年中國》，第3卷第8期，1922，頁403。
[4] 顧頡剛，〈古史辨自序〉，《古史辨》（香港：太平書局，1962），第1冊，頁17。
[5] 薩孟武，〈河上肇及米田莊太郎〉，《學生時代》（台北：三民書局，1967），頁177。
[6] 張灝，〈三民主義的蛻變：由政治宗教走向改良主義〉，《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頁201-208。
[7] 參見並轉引羅志田，〈地方意識與全國統一：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頁206-207。
[8] Hu Shih,“The Renaissance in China,”，原刊：Journal of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1926），收於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6卷，頁179-180。
[9] 能反映這個情形的文獻非常之多，譬如在茅盾的《我走過的道路》（香港：三聯書店，1981-1988）及《舒蕪口述自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中都可以看到這類的情節。
[10] 唐君毅的朋友為游鴻如，見唐君毅，〈記重慶聯中幾個少年朋友〉，收於胡菊人編，《生命的奮進四大學問家的青少年時代》，頁43-44。
[11] 傅啟學編著，《中山思想體系》（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1。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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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汎森
王汎森新作《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包括兩部分文章，一部分是與近代中國思想中「主義時代的來臨」這個主題相關的文字，另外一部分則是闡明「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這個研究的方向與態度。後者主張思想史亦應探討「思想的生活性」及「生活的思想性」，而因為本書中與「主義時代的來臨」有關的幾篇論文也刻意從廣義的「思想與生活」這個主軸出發，略有別於從政治角度去處理「主義」的問題。
作者王汎森教授並不主張將思想化約為生活，也不是在宣揚一種唯與生活發生關係的思想才有價值的想法，更不是認為重要的、具有原創性的思想不値得用心研究。但誠如克羅齊所說的：「思想作為行動才是積極的」、「思想既不是對實在的模仿也不是裝實在的容器」，同時他也強調「思想不在生活之外，甚至就是生活職能」。那麼如果想了解思想在歷史發展中實際的樣態，則不能忽略「思想的生活性」與「生活的思想性」的問題。

進步主義源於共產主義 摧毀人類善惡標準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十月 8日, 2017
「進步主義」與「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同一棵樹上的果子，它們的目的是要摧毀美國的傳統價值觀，毀滅人類衡量是非善惡的標準。（大紀元製圖）
【大紀元2017年10月07日訊】（大紀元記者陳漢、林芸採訪報導）在當今美國社會，「進步主義」（progressionism）已經成為一個非常時髦的名詞，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界「精英」都自詡為「進步派」。然而事實是，「進步主義」與「自由主義」（liberaionism）、「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同一棵樹上的果子，它們的目的是要摧毀美國的傳統價值觀，毀滅人類衡量是非善惡的標準。
進步主義的根源是共產主義
按照維基百科的解釋，進步主義是一種在19世紀末至今從北美開始的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進步主義者們支持勞動人權和社會正義的持續進步，也是福利國家和反托拉斯法最早的擁護者之一。進步主義在20世紀的頭十年由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首次引入美國，多被前總統西羅多‧羅斯福採用。此後，進步主義運動成功主導了美國民主黨的政治方向。直到今天，民主黨的進步派國會議員在1991年組成進步民主黨黨團，仍然是民主黨眾議員中最大的黨團。
在進步主義者看來，公民權利、平等、隱私權和環境保護論等價值是理所當然及不容辯論的。在經濟議題上，進步主義者反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擁護財富的重新分配，主張向高收入人士增加稅收，反對企業的規模擴大，支持勞工組織和工會，工人有集體談判權，提高最低工資，建立全民健保等社會保障制度。
很多人分不清進步主義和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意識形態的區別，這是因為它們原本就是相似的，而且它們的根源都是共產主義。只不過，進步主義採用了一種漸進的方式，所以更隱蔽也更複雜。
在《蠶食美國》這部紀錄片中，新西蘭的研究員、作家、政治活動家Trevor Loudon說：「所謂的進步派的範圍，包括強硬的自由派、共產黨，也包括社會主義者，他們全都叫自己是『進步派』，他們的價值觀也大體相同並相互配合。」
曾在羅納德‧里根主政時擔任美國第75任總檢察長的美國律師、法律教授Edwin Meese III說：「現在全世界的共產黨在做的一件事是不使用『共產黨』這個名稱，所以我們看到在美國有一些秉持與共產主義相同意識形態的人，用各種其它名稱來偽裝自己，他們甚至不想被稱作『自由派人士』，他們希望稱自己為『進步派』。」
美國新聞巨頭World Net Daily（WND）網的副總裁和網絡新聞編輯、獲獎記者David Kupelian也在其2016年3月發表的文章中表示：「奧巴馬時代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進步主義和民主黨，其實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名稱。」
共產主義有計劃摧毀傳統道德
為什麼共產黨人要「改頭換面」呢？David Kupelian解釋說，這是因為「在美國民眾心中，共產黨人與流氓、強盜、小偷一樣，是非常低賤的人，因為美國的立國之本是民主、自由、人權，以基督教、天主教為主要信仰，他們認為人是神的子民，人要按神的教誨做事。而共產黨人不信神，什麼傷天害理的壞事都敢做，耍起流氓來沒有底線，因此受人鄙視」 。
正如紀錄片《蠶食美國》所揭示的，一百年來，共產主義者打著「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的旗號，有預謀、有步驟地從政治、經濟、宗教、教育、文化等多個領域對美國進行滲透和破壞，讓美國轉向他們所要的方向。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制定了非常細緻的計劃，以摧毀美國人堅守的宗教信仰和傳統價值觀，包括掌控學校和媒體，推廣色情和性亂，滲透教會以詆毀《聖經》，以及利用環保運動破壞自由市場，介入女權運動以破壞家庭等等。
龍嘯在新唐人發表的評論文章《淺析共產黨之三：共產主義無法「舊瓶裝新酒」》中說：共產黨最初的政治綱領是：摧毀所有的宗教和文化，消滅所有的民族和國家，最終建立一個物質極大豐富、按需分配而又「自由平等」的「人間天堂」──所謂「共產主義社會」。
那麼，共產黨為什麼要摧毀所有的宗教信仰呢？因為幾千年來，全世界的文化和信仰雖然千姿百態，但是其道德取向是相通的，其善惡標準是相同的。而共產主義等左派思想沒有絕對的善惡觀念，所以共產黨要推行「共產主義」就必然會和原有的道德體系產生激烈的衝突，就必須摧毀所有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
失去是非的「絕對公平」
網絡上署名胥瑞琦的文章《退步的「進步」主義》介紹說，當難民由於文化因素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甚至犯罪時，信奉絕對平等、文化相對主義的 「進步」人士會挺身而出，毫無原則地袒護他們。甚至有些受到難民性侵的「進步」女子不願報警，她們擔心曝光這種事會給他們帶來更多歧視。曾有一名德國左翼運動領袖格倫（Selin Goren）在被一群阿拉伯裔男子性侵後，向警方謊稱侵犯者是德國本地人，當真相浮出水面時，她還公開道歉表示自己被性侵的遭遇「給種族主義火上澆油了」。
原首都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李元華在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當進步主義者把人按照種族、性取向等去劃分，並將這個群體稱為「弱勢群體」時，這個群體就會被無條件地保護，不再受到是非善惡的制衡。
他說：「這個時候就已經開始背離了判斷事物的是非善惡。他們判斷事情的時候，已經不是說這個群體的人做事情是對還是錯，是好還是壞，是善還是惡，他已經不用這個來判斷了。你被劃分成了一個群體，這個群體，他認為應該受保護，不管做什麼事情，都需要保護，實際上它用這個所謂的進步去扼殺真正的是非曲直。」
追求「進步」成為「時尚」
李元華教授認為，如今的進步主義很具有迷惑性，其真正的「教義」被掩蓋著。他表示，當今社會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包括知識界的一些「精英」，他們願意接受所謂的「進步主義」的觀點，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時尚，認為自己文明，這個是最可怕的。
他介紹說，澳洲現在就有同性戀公投，很多華人，有孩子的都反對，但是也有不負責的人說同意這個。「他並不是說他自己的性取向就是同性戀，而是他是被這個所謂的社會潮流給攪迷惑了，他就不願意表示出這件事情是正確還是錯誤。他們追求那個性自由，他覺得這樣才顯得『文明』、『高尚』、『時尚』。這裡就忽視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對與錯，是非善惡。它把這個標準給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流行話『我們要互相尊重啊』。」
現在所謂的「自由」也這樣，追求那個自由，實際上什麼是自由呢？在美華人劉露西認為，奧巴馬用政策強制給同性戀自由，但是這個政策事實上限制了其他人的自由，「我女兒或侄女在廁所見到男人，她是報警還是不報警？」她說，「美國尊重人權，首先要尊重誰的人權？這是我們要考慮的。」
美國民主黨的進步主義者要照顧窮人，不惜讓國家赤字增高給窮人更多福利；要照顧非裔免受歧視，不惜限制警察對非裔罪犯執法。劉露西認為，美國日漸成為「懶人、壞人、遊手好閒、不勞而獲的人、極端恐怖分子、犯罪分子的庇護所」，這樣做反過來對辛勤工作的納稅人，對守法公民，包括遵紀守法的非裔都變成反向歧視。
其實，進步主義從來就沒有「進步」過。《川普上台與美國進步主義的窮途末路》這篇博文說，早在1912年，美國的政治學者查爾斯‧M.霍林斯沃斯就曾指，進步主義運動既不進步，也不民主，事實上它是「政治權力極端集中的第一步」。也有人指，進步派是美國第一批的法西斯主義者。「進步主義運動與法西斯運動是姊妹關係，而今日的自由主義是進步主義之女。#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4字基本內容公佈
2014年02月12日10:08 人民網-人民日報
自動播放社會主義價值觀公佈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內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內容。
人民日報今日頭版版面圖人民日報今日頭版版面圖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內容公佈：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
　　24字核心價值觀分三個層面：
　　據2013年12月23日新華社電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將24字核心價值觀分成3個層面：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https://goo.gl/4YvJRm

出家人不再單純念經誦佛，還被要求學習國家的法律法規和各種文件。另名僧人說，「他們是逐步消滅你，先限制講道內容，現在又讓寺廟宣傳黨的思想政策，就是要求宗教絕對服從黨的領導，事實上就是把宗教給同化了，變成共產主義信仰。」
中國千年古剎遭「整容」 寺廟存在價值僅為宣傳黨思想 https://is.gd/Bk19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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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政府持續打壓宗教自由，有信徒指出，對中共來說，這些寺廟的作用就是宣傳黨思想，若做不到，「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圖擷取自《寒冬》）
中國政府持續打壓宗教自由，有信徒指出，對中共來說，這些寺廟的作用就是宣傳黨思想，若做不到，「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圖擷取自《寒冬》）
2019-07-14 19:33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中國政府持續打壓宗教自由，江西省一座有逾千年歷史的皇家寺院，如今被改造成中共的政策宣傳領地，有信徒指出，對中共來說，這些寺廟的作用就是宣傳黨思想，若做不到，「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長期關注中國宗教自由和人權問題的《寒冬》雜誌今（14）日刊文指出，中國傳統宗教佛教、道教也難逃中共迫害，江西省金溪縣滸灣鎮一座建於唐中和元年（公元881年）的皇家寺院疏山寺遭「整容」，傳統屋頂被改造成平頂，籤筒被沒收，因求籤被指是封建迷信，若違規佛寺就會被關閉；牆上則掛上「和諧寺觀標準」，要求「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等。
中國五星旗、國歌、毛習畫像紛紛進入寺廟，佛法則被中共黨思想政策取代。陝西省漢中市一佛寺住持日前公開對著60多名信眾表示，「各位信眾要愛國愛教，我們要為十九大，為習近平總書記的中國夢，貢獻我們自己的力量...我們要認真學習，多看新聞，政治上要靠得住，要跟著黨走，宣傳黨的政策...」。
該佛寺的信徒透露，現在每月初一、十五，住持不再向香客講述佛學，而是講國家政策，宣傳黨的十九大精神，因為「寺廟能否存留，主要看寺廟住持和僧人能不能起到宣傳國家政策的作用，如果做不到，對政府而言這樣的寺廟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福建省泉州市一名僧人也指出，現在許多佛寺組織的活動，與宗教根本沒有關係，如今出家人不再單純念經誦佛，還被要求學習國家的法律法規和各種文件。另名僧人說，「他們是逐步消滅你，先限制講道內容，現在又讓寺廟宣傳黨的思想政策，就是要求宗教絕對服從黨的領導，事實上就是把宗教給同化了，變成共產主義信仰。」https://is.gd/Bk19wT

中共強迫小朋友背社會主義價值觀 遭抨擊

中共強迫小朋友背社會主義價值觀 遭抨擊 | 創城 |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 大紀元 - https://goo.gl/6opiv5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九月 23日, 2017
全國多省為了創城，要求背誦所謂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甚至幼兒園也不放過。（大紀元合成）
【大紀元2017年09月22日訊】（大紀元記者蕭律生採訪報導）大陸搞所謂文明城市評比，不少城市不是講提升道德風氣，而是宣傳所謂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甚至連一年級和幼兒園的孩子都不放過。旅德中國問題專家仲維光表示，中共是想從根本上毀滅中國人的人性和價值觀。
9月19日，大陸「嘉興19樓」網站一網民發貼表示，嘉興市一年級的小朋友被要求背誦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下簡稱24字價值觀）；9月16日，「麥兜叮噹響」在「糗事百科」網站上披露，浙江台州所謂的創建文明城市（以下簡稱創城）必備用語中就有24字價值觀；同一天，百度貼吧網民寫道：如果這幾天在內蒙古烏海有人問你，你要毫不猶豫地回答出來。
8月19日，陸媒搜狐報導廣東肇慶也在教如何回答24字價值觀；6月22日，陸媒澎湃新聞聲稱濟南長清區教體局副局長親自檢查小學生背誦這24字的情況；5月2日，上海楊浦也出現類似的現象，甚至要求幼兒園的小朋友背誦；另外還有網友反饋山西太原、湖北武漢、江蘇江陰、陝西西安、雲南昆明等地都在檢查背誦的情況。
學校學生都要求背24字
就此，大紀元記者採訪山東濟南的市民。一位四年級小朋友以為大紀元記者是調查員，忙背出這24字價值觀。他告訴說，他們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背了，最近是因為創城需要，老師們在班上就都一個個檢查過了，他們全班都會背了。
「學校都說了，為了創城，某些調查員叔叔會直接給我們打電話，檢查我們的背誦。不過我們一年級時就背得滾瓜爛熟了，現在我們班都背得很好。」小朋友說。他還表示，除了背誦這24個字，他們每天都得穿著校服，只有星期三不用穿，話語中顯得有些無奈。當問及，是否理解這24個字的意思時，這位小朋友又背了一遍，表示自己完全不理解其中的意思。
濟南市周邊一個偏遠縣城的王先生表示，學校現在要求每一個孩子都要背，他一天到晚聽著孩子背，自己都記得一些了。他認為這種做法很不好。
「我覺得，這個和傳銷一樣，是一種洗腦。再一個，孩子這麼小，學一些跟生活無關的，完全為了他們的統治、維穩做宣傳。我很反感這事兒。就像電視老演抗日劇一樣，很反感，這是他們轉移國內矛盾的方法。給孩子宣傳這些東西，轉移注意力罷了。」王先生說。
他還表示，現在為了創城，在他們那裡不讓燃燒煤炭，不許燒柴，把老百姓用於做飯、取暖的柴火都搜走了，放在野外。「最嚴重的是，腐敗分子把我們家弄的沒水喝、沒電用。連被強迫改造廁所，都得硬性叫維修費。」
全國多省為了創城，要求背誦所謂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甚至幼兒園也不放過。（大紀元合成）
專家：摧毀人性
另一位高先生反饋說，現在濟南市到處都貼著24字價值觀的紅標語。「貼得到處都是，滿大街都是。所謂說得挺好，做得跟說的相差千里。就像裡面的『平等』，中國社會平等嗎？從小就讓小朋友把黨、國家、人民混為一談，注入了這方面的教育，養成了這種思維習慣。這種可笑的事情在中國還很多，只有人想不到的，沒有他們做不到的。依法治國，早成為笑話了。」
旅德中國問題專家仲維光表示，中共的這種做法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歷史上傳頌的價值觀是忠孝仁義，家庭觀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只有中共，在其一黨專制集權下，才會用一個黨為核心的宣傳，貫穿到老百姓的靈魂中，改變人性。
「中共的宣傳部、教育部、文化部，就是把人們的眼睛變成新的眼睛，大腦換成新的大腦，人性徹底改變；讓孩子背這個東西，等於從根本上毀滅中國人的人性和傳統價值觀。文革為什麼會出現學生打老師，孩子打死父母這些瘋狂的事情？都是這個原因，罪惡的根源就是背中共這些個宣傳的東西。」
「中共從1949年開始，這種宣傳與洗腦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只是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點，有不同的執行者。毛文學性多一點，鄧來實用性的，現在到了無知無能的地步，直接用赤裸裸的、強制的政治宣傳。」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應該愛崗敬業）
據2013年12月23日新華社電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將24字核心價值觀分成3個層面：
國家層面：富強民主文明和諧
社會層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公民層面：愛國敬業誠信友善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建設目標，也是從價值目標層面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理念的凝練，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居於最高層次，對其他層次的價值理念具有統領作用。富強即國富民強，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經濟建設的應然狀態，是中華民族夢寐以求的美好夙願，也是國家繁榮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質基礎。民主是人類社會的美好訴求。我們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實質和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它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也是創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特徵。它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文化建設的應有狀態，是對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的概括，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撐。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體現了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生動局面。它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社會建設領域的價值訴求，是經濟社會和諧穩定、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這24個字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對美好社會的生動表述，也是從社會層面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理念的凝練。它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屬性，是我們黨矢志不渝、長期實踐的核心價值理念。自由是指人的意志自由、存在和發展的自由，是人類社會的美好嚮往，也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社會價值目標。平等指的是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其價值取向是不斷實現實質平等。它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權，人人依法享有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公正即社會公平和正義，它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平等權利的獲得為前提，是國家、社會應然的根本價值理念。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它通過法制建設來維護和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是實現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製度保證。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規範，是從個人行為層面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理念的凝練。它覆蓋社會道德生活的各個領域，是公民必須恪守的基本道德準則，也是評價公民道德行為選擇的基本價值標準。愛國是基於個人對自己祖國依賴關係的深厚情感，也是調節個人與祖國關係的行為準則。它同社會主義緊密結合在一起，要求人們以振興中華為己任，促進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自覺報效祖國。敬業是對公民職業行為準則的價值評價，要求公民忠於職守，克己奉公，服務人民，服務社會，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職業精神。誠信即誠實守信，是人類社會千百年傳承下來的道德傳統，也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重點內容，它強調誠實勞動、信守承諾、誠懇待人。友善強調公民之間應互相尊重、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和睦友好，努力形成社會主義的新型人際關係。
價值意義編輯
面對世界範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形勢下價值觀較量的新態勢，面對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思想意識多元多樣多變的新特點，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於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對於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引領社會全面進步，對於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從適應國內國際大局深刻變化看，我國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在前所未有的改革、發展和開放進程中，各種價值觀念和社會思潮紛繁複雜。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迫切需要我們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擴大主流價值觀念的影響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看，培育和弘揚核心價值觀，有效整合社會意識，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解決好價值體系問題，加快構建充分反映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徵的價值體系，在全社會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高整合社會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的能力，掌握價值觀念領域的主動權、主導權、話語權，引導人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道路。
從提升民族和人民的精神境界看，核心價值觀是精神支柱，是行動嚮導，對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建設民族精神家園，具有基礎性、決定性作用。一個人、一個民族能不能把握好自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核心價值觀的引領。發展起來的當代中國，更加嚮往美好的精神生活，更加需要強大的價值支撐。要振奮起人們的精氣神、增強全民族的精神紐帶，必須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鑄就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精神。
從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宏偉目標看，核心價值觀是一個國家的重要穩定器，構建具有強大凝聚力感召力的核心價值觀，關係社會和諧穩定，關係國家長治久安。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有廣泛的價值共識和共同的價值追求。這就要求我們持續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建設，鞏固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凝聚起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復興。
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_百度百科 - https://goo.gl/rvvAyZ

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富強、民主、文明、和諧
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愛國、敬業、誠信、友善
為了「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行政部門下達通知文件，要求各個學校、醫院、企業、網吧、商鋪、購物中心、公交車公司等單位通過宣傳展板、橫幅或電子顯示屏等媒介展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4字的全文[6]。目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已經遍布中國大陸各個城市的大街小巷。
根據中央文明辦下屬的「中國文明網」的報導，2017年廣東肇慶市在城區的牌坊廣場、東門廣場上的兩組時鐘，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容為時間刻度，並評論稱此舉「是肇慶創建文明城市進程中的又一壯舉」。[7]另據媒體報導，此前這裡時鐘的錶盤內容為「社會主義榮辱觀」（「八榮八恥」）。[8]
此外，一些由中國共產黨所主導的考核、評測活動，也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情況列為考核的一部分。以第四屆全國文明城市評選測評為例，這一輪全國文明城市創建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9]，「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評價體系中權重最高的指標。測評時要求：
一是要求提供今年以來宣傳報導統計數字，要抽查兩個月報紙樣報和電視截屏（不包含核心價值觀的公益廣告），也將在問卷調查中了解宣傳普及的效果；
二是實地暗訪查社會場景營造，隨機察看大街小巷、建築圍擋、車站、公園、廣場等地；
三是抽查學校，既要提供大中小學校宣傳展示核心價值觀的圖片，也要實地抽查學校傳播核心價值觀的氛圍。[10]
為了評選全國文明城市，武漢市全力宣傳、全城背誦、全城考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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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輝：上了中共當的「一二九」學生運動
www.epochtimes.com查看原始檔十二月 10日, 2017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學生數千人舉行抗日示威遊行。（共有領域）
【大紀元2017年12月10日訊】又到12月9日。每年的這一天，中國大陸的各個高校乃至部分中學都會舉行一系列紀念活動，比如合唱比賽。中共黨史稱，「一二九」運動是中共領導下的一次大規模的學生愛國運動。具體的描述是：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學生數千人在中共的領導下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遊行，反對華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從而掀起了全國抗日救國新高潮，史稱「一二九」運動。
問題是：此前從未喊過抗日，此後也甚少與日軍作戰的中共挑起學生的愛國熱情，真的是為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嗎？其實，看看當時蘇聯和中共所處的國際國內處境，就不難理解中共此舉的目的所在。
1931年9月18日，日軍入侵東北後，中華民國政府軍與日軍已然處於敵對狀態。民國政府深感對日抗戰實已無可避免，於是全國建設以充實國力，進行軍事備戰為主。而此時中共卻不斷擴大，進行武裝叛變，處處牽制政府抗戰方針。為了集中精力抗日，蔣介石遂擬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並發動了對中共的五次圍剿。在第五次圍剿中，中共遭到了致命的打擊，被迫逃亡，並最終逃到陝西一隅立足。
當時國民政府為了剿滅中共，特別任命蔣介石任西北剿匪總司令，東北軍的張學良、第十七路(西北軍)總指揮楊虎城為副總司令，共同擔任剿共任務。
而此時的蘇聯正面臨著德國入侵的危險。為了避免在東線同日本作戰，蘇聯要求中共與蔣介石政府建立反對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線」，以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繼續「保衛蘇聯」和「武裝保衛蘇聯」。不過，蘇聯希冀的是通過建立統一戰線，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面臨著國民黨數倍於己軍力的包圍，中共為了求得生存空間並根據蘇聯的指示，中共授命由中共中央駐莫斯科代表團負責人王明撰寫了「八一宣言」，並於1935年8月1日發表，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稱願意與國民政府合作，另一方面又要「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積極抗日和正在積極準備全面抗日的中華民國政府。
這是「九·一八」之後四年中共第一個抗日宣言。三個月後，即1935年11月中旬，毛澤東等率領的中央紅軍北上逃跑到了瓦窯堡，並在此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會議主要是學習和貫徹蘇共中央、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新指示，那就是「聯蔣抗日」。據海外專家辛灝年先生的研究，毛在瓦窯堡會議上把斯大林的這個指示竄改成了「利用抗日進行反蔣」。
為此，中共制定了如下策略：一是在政治上打起「聯蔣抗日」旗號，但實質上卻是暗地裡反蔣不抗日；二是向駐守在陝西，負責剿共的東北軍和西北軍進行宣傳；三是在國統區利用民眾抗日情緒，策劃抗日救亡運動。
瓦窯堡會議結束後，劉少奇被派回到國民黨統治區，在京津地區，恢復中共地下黨組織，並在12月建立了華北中共的地下最高指揮部：中共北京臨時市委。不久，中共主導的第一個「北京學生聯合會」宣告成立，其第一項任務就是掀起一場抗日救亡運動，以推翻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反動統治。
而中共現代史教材也明確記載，在瓦窯堡會議後，「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先策劃成立了北平學生聯合會，後又與北平學聯多次舉行祕密會議，經過反覆研究，決定以請願的方式發動和組織一次抗日救亡運動。」這就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政治背景，策劃者正是中共。
同時，中共又策動它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致書全國工人，號召工人組織起來，聲援北平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企圖利用人民的愛國反日情緒，將救中共之存亡的運動推向全國。
於是，在當年的12月9日，成千上萬知道或不知道真相的學生，都跟著「北京學生聯合會」這個共產黨組織走上街頭，高喊抗日，高喊打倒國民黨，打倒蔣介石，打倒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
用楊沫的《青春之歌》中的話說：「一二九的青年學生們，他們迎著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刀、棍棒和水龍頭，勇敢地行走在北京的大道上，把他們抗日救國的呼聲喊徹了全中國。他們獲得了徹底的勝利，戰勝了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支主幹力量，走上了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後來成了我們新中國許許多多最重要的幹部的一部分。」
1935年8月前從沒有提過抗日、也沒有發動過任何抗日救國或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共，就這樣打著「抗日」的旗號，打著「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煽動民眾的熱情，以此為己謀「圖存」，並達到了預想的目的。
而根據辛灝年先生的考證，在《青春之歌》中所描寫的運動中國民黨政府對學生使用什麼「大刀、水龍頭和棍棒」，實際上就只有水龍頭，而且抓的人不過幾天都放了，根本沒有像中共那樣殺人，更沒有用坦克車。
「一二九」運動對中共的歷史作用是重大的。它挑起了民眾對國民政府的不滿，並成為西安軍事叛變的間接推手；它使得無數年輕人被利用，並相信了中共的謊言，從而走上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不歸之路；它亦破壞了國民政府的備戰計劃，使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提前；而中共亦由此获得了喘息的空间。
毫无疑问，这场运动是中共利用学生为达到一己私利而策划的，根本与抗战无关。学生不过是又上了中共的一个大当。

共產暴政錄：文革抄家搶了多少財寶
【大紀元2018年05月22日訊】
目錄
抄家緣起 
抄家「戰果」 
民間反抗 
珠寶與珍貴文物都成為抄家對象和「戰果」 
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遺落金條 
中共怎麼處理文革抄家物品 
三十年後搶劫方式方法變了
抄家緣起
中共土改時共了地主的財產，中共懷疑家境富裕者可能還私藏銀元金條之類的，心裡都掂記著呢。
1953年到 1956年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迫使私人企業實行「公私合營」，十年過去了，1966年9月30日，定息停止發放，中共將這些企業全部據為「國有」。但這還遠遠不夠！公私合營雖共了資本家的工廠企業商店，但資本家的家底比地主殷實得多，還藏有美金金條文物古玩之類的。
「工商改造」中毛澤東說：「出這麼一點錢，就買了這樣一個階級……我們把這個階級買過來，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使他們無話可講。剝的辦法，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安排，給他們事做，這樣，政治資本就不在他們手裡，而在我們手裡。我們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沒有剝奪乾淨的還要剝。」
按照中共和毛澤東的計畫，「沒有剝奪乾淨的還要剝」，況且還有贖買的錢，搶掠財產也要分步走，文革的抄家的高潮為1966年8月底，9月，10月，目的是把這些付息贖買的錢及資本家的老家底都抄走，56年到66年，十年了該搶些東西了，抄家實則是按中共既定的搶掠計畫進行而已。
文革抄家時，紅衛兵無不例外地會厲聲喝問：「說！你們家的金條都藏哪兒了！？」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之後，第二天北京的紅衛兵開始「破四舊」和抄家，這股風迅速刮遍大江南北，只要你家是黑五類；或有歷史問題；或有海外關係(有親屬在歐美、港台)，紅衛兵都有權力帶一群人到你家，名曰查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東西和不義餘財，實質上是掠奪私人財產，毀壞文物和文化。
抄家「戰果」
在破「四舊」過程中，全國總共約有1,000多萬戶被抄家。據統計，僅1966年8月18日後的一個月內，北京市被抄家的達11.4萬多戶，被趕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從8月23日至9月8日十幾天，紅衛兵抄家就達84,222戶。到9月下旬，天津市紅衛兵抄家1.2萬戶。
全國各地城鄉眾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縣五十多萬人，七千八百多戶被抄。浙江嵊縣，八千餘戶被抄。遠在天邊的人煙稀少的的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也有五百六十五戶被抄。山東威海市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戶被抄家。江蘇江寧縣僅一個祿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戶被抄，抄走金銀器皿、飾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毀壞書籍無數。上海奉賢縣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戶被抄，毀字畫二百二十七幅，書刊六千餘冊。
「文化大革命」中的抄家「戰果」確實十分驚人，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6月至10月初，全國紅衛兵收繳的現金、存款和公債券就達428億元人民幣，黃金118.8萬餘兩、古董1,000多萬件，被抄走的資產據說價值達到2,500億到3,000億人民幣。
當時中共領導人康生說：「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漢呀，抄了資本家的家，光抄出黃金就是一百二十萬兩，就是六十噸；白銀十二萬噸，這還不包括銀元。……據說有些紅衛兵拿過來一看，不知道這個是美元，就燒掉了一些……成績是偉大的。」
抄家中還挖出所謂「階級敵人」1.66萬餘人，破獲「反革命」案犯1,700餘宗，從城區趕走「牛鬼蛇神」3,900多萬人。
紅衛兵抄家時，還私自批鬥、抓人，甚至私設公堂，濫施酷刑，打人致死。
民間反抗
破四舊的實質是打砸搶，文革中，破「四舊」變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搶掠的同義詞。
「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裡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著「打人」，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
因為多年兵荒馬亂，中國人凡家中有點積蓄的都存些金子，防備動亂年月衣食之需。但紅衛兵看來，金子是資本家、地主或反動派的象徵，許多人在抄家時因被抄出金銀首飾，因而被活活打死。
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沒有金子，可是她母親有一些金子，母親誤以為子女沒有問題，偷偷地將金子藏在了女兒女婿的箱子裡，沒有告訴他們。何敏不知道箱子裡有母親偷放的金子。紅衛兵抄家時發現了金子，當場將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個坑埋了。何敏則被送進監獄，判了十年徒刑。在關押了九年半之後，她在獄中懸樑自盡。
這些搶掠行為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自發的反抗，工人、農民、軍人與紅衛兵發生衝突。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轉發公安部給毛澤東和中央的報告《嚴禁出動員警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其中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重申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重申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份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可見中共鼓勵搶掠個人財物上交國家。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不准抹殺紅衛兵的功勳》，號召紅衛兵對「那些吸血鬼、寄生蟲」動手，「把他們的金銀財寶、殺人武器、變天帳拿出來展覽……」，於是，全國大抄家之餘，又有了個「大展覽」。
珠寶與珍貴文物都成為抄家對象和「戰果」
文革期間，北京展覽館曾舉辦「首都紅衛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抄家戰果展覽會」，共分為4個展館，第三館為「紅衛兵抄家戰果」，那裡展出了大量珍貴的抄家物品，如珠寶、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樣的鑽石、寶石飾品以及其他奇珍異寶。當時在這個館裡，可以說一般金銀珠寶已經不足為奇了，不少展品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有的金銀珠寶背後有著驚人的歷史和故事。
比如，宣武區「丞相胡同」原來住有6家「丞相」級的人物，他們在抄家中無一倖免。有一家是歷史上罕見的京城顯族，其祖上僅在明、清兩代都有人當過兵部尚書，還有人當過駐俄羅斯大使等高官。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其家門口因懸掛德國國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佔北平，因駐華司令官久聞其名，千方百計進行拉攏，而未受騷擾。儘管延續600年而未遭破壞，但也難逃文革抄家這一劫。
其中，抄出物品最多的一家「丞相府」中，「紅衛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傢俱等各類物品就裝滿17輛解放牌卡車，僅古籍就足足裝滿3卡車。在其家中抄出三眼頂戴花翎和本應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邊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圖（這張地圖上清楚地標明根本沒有英國殖民者強加的所謂「麥克馬洪線」）副本。據說當年中央檔案館只有記錄，但未找到原件。
一個能延續600年而不衰的官宦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跡，它的每件歷史遺物都有十分可珍貴的歷史價值，可惜這個家族史料，許多重要歷史資料和有價值的文物在文革中被毀壞了。
紅衛兵在文革期間隨意掠奪、破壞文物，令人心痛。被抄人家的字畫、古籍、古董、通通視為「四舊」，不識貨的抄家者，乾脆就將這些文化珍品扔到火裡燒了，金銀財寶，或私掖或上交，全憑抄家者的膽量和一念了。
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遺落好多金條
文革期間，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整個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都是紅衛兵，等到那個紅衛兵走了以後，在天安門廣場和和長安街都可揀回很多的金條。
哪來的金條啊？紅衛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兒都搶了來，有的膽大而私念大的私掖一些金子放在自己口袋裡，結果一擠，一歡呼的時候，金子很沉，就從兜裡掉出去了。
中共怎麼處理文革抄家物品
紅衛兵抄家，抄出了許多東西，那些東西後來怎麼處理呢？抄出的東西；少數落到膽大的紅衛兵的口袋了。還有當場燒毀和破壞了，這主要是書籍、字畫、古董。
中共要的是黃白物，有些紅衛兵是拿了東西出了清單的，東西也都交給了他們的組織（中共），工廠、學校、單位、街道都是可以搞幾個人成立所謂的抄家物質管理小組，有些小組也會隨意的侵吞一些東西。
到1978年，被抄家的人有些是有海外關係的，要統戰，要落實政策了，要發還還存在的有清單的抄家物質了，還有很多沒清單的，或中共認為你沒有利用價值，你就別奢望會還你什麼了，千千萬萬受迫害的人所遭受的經濟損失沒有得到補償或者賠償。
要發還的首先是金銀財寶。紅衛兵拿走的是真正的金銀財寶，金銀財寶早已經進入國庫，落實政策只能拿人民幣了。
給你多少人民幣呢，按國家政策的指導價計算，一條十兩的金條（49年前中國最普通的金條都是按16兩為一市斤的10兩，312.5克）是人民幣1,000元，也就是3.2元一克。你有100兩黃金也就一萬元人民幣（現在中國黃金（300－363元/克，按是320元左右一克計，是100萬，差價100倍，1萬元換取100萬元的東西，被落實政策的人還感恩涕零）。
白銀，國家有牌價，1克7分人民幣，（現在中國白銀是1克17元左右，即被抄走10 斤白銀，還給你350元，現值8.5萬，差價243倍）。
再看其它財寶，以鑽石為例，現在中國市場上，一隻3.5克拉的鑽石，要100萬人民幣以上，抄家拿去，還你多少錢呢，是人民幣1,200元。至於一般首飾，給三、五元也是落實。（後來在1981年，政府要更好地落實政策了，出了二條規定，凡是3克拉以上鑽石再補給你1,000元，還有一條是抄走的鋼琴，被賣了，能夠找到的要還。）。
有些傢俱被抄走了。這些傢俱大都是抄家單位自己做主，送的送了，賣的賣了。如一堂紅木傢俱,落實政策還你200元（現在一堂紅木傢俱是50萬以上）。
還有高檔皮貨，如皮大衣等，不管你是紫貂還是獺，都作為狗皮處理，最高100元（現在大陸，紫貂還是獺是有價無貨，都要40萬以上）。
對於字畫，政府也是成立了專門部門，看得上的都進入中共政府的倉庫了。當時專門到各單位去看字畫的也不都是真正懂行的人，如果幸運的話,還能夠留下一些好的還給主人。那單子上有的，不能還的，政府統一規定十元一幅。
三十年後搶劫方式方法變了
又過了十多年，到了1980年，又該共一次產了，該大規模搶些東西了, 可實在找不到搶掠的物件。鄧公出主意，不如讓部分人（我們的兒女）先富起來，當然理由是冠冕堂皇的，我們的兒女都受過馬列教育，先富起來，就可以幫窮人啊！於是改革開放了。也有同黨顧慮：如果將來人家也效法我們，也來搶我們的子女呢？人命關天那！陳公說話了：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女靠的住，不會來刨我們的祖墳。於是，每戶高幹家出一人，重點培養從政，可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這樣紅色高幹家庭，有人經商，有人從政的特色社會開始了。
其後，大部分財富集中在中共少數權貴手中，可還忘不了搶百姓的錢，不過搶錢手段和方式方法與過去完全不同，更加高妙，這時通過股市，房改，教改，醫改，印鈔，土地開發，城鎮化等手段來搶百姓的錢。可悲的是，有時被搶了還不知情，有的人被中共賣了還替中共數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