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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老頭子做事總不會錯》：婚姻中的相處之道
大陸資訊 08月08日
原標題：安徒生《老頭子做事總不會錯》：婚姻中的相處之道 安徒生的這個故事，發表於1861年在哥本哈根出版的《新的童話和故事集》第二卷第一部。它不只是寫給孩子的童…
安徒生《老頭子做事總不會錯》：婚姻中的相處之道
安徒生的這個故事，發表於1861年在哥本哈根出版的《新的童話和故事集》第二卷第一部。它不只是寫給孩子的童話，還是寫給成人的婚姻讀本。
「如果一個太太相信自己丈夫是世上最聰明的人，並承認他所做的事總是對的，她一定會得到好處。」
同理，如果一個丈夫知道怎麼讓太太高興，那他也一定會得到回報。
伴侶之間最重要的基礎是寬容、尊重、理解和信任。即使對方偶有過錯，只要有一顆真誠的心，就應該重動機而輕結果，不苛求不責怨。如此，必然給對方以愛的鼓勵，生活一定會如童話般妙趣橫生。
老頭子做事總不會錯
安徒生
現在我要告訴你一個故事。那是我小時候聽來的。從那時起，我每次一想到它，就似乎覺得它更可愛。故事也跟許多人一樣，年紀越大，就越顯得可愛。這真是有趣極了！
我想你一定到鄉下去過吧？你一定看到過一個老農舍。屋頂是草扎的，上面零亂地長了許多青苔和小植物。屋脊上有一個鸛鳥窩，因為我們沒有鸛鳥是不成的。牆兒都有些傾斜，窗子也都很低，而且只有一扇窗子是可以開的。麵包爐從牆上凸出來，像一個胖胖的小肚皮。有一株接骨木樹斜斜地靠著圍籬。這兒有一株結結疤疤的柳樹，樹下有一個小水池，池裡有一隻母鴨和一群小鴨。是的，還有一隻看家犬。它對什麼來客都要叫幾聲。
鄉下就只有這麼一個農舍。這裡面住著一對年老的夫婦——一個庄稼人和他的妻子。不管他們的財產少得多麼可憐，他們總覺得放棄件把東西沒有什麼關係。
比如他們的一匹馬就可以放棄。它依靠路旁溝里的一些青草活著。老農人到城裡去騎著它，他的鄰居借它去用，偶爾幫這對老夫婦做點活，作為報酬。不過他們覺得最好還是把這匹馬賣掉，或者用它交換些對他們更有用的東西。但是應該換些什麼東西呢？
「老頭子，你知道得最清楚呀，」老太婆說，「今天鎮上是集日，你騎著它到城裡去，把這匹馬賣點錢出來，或者交換一點什麼好東西，你做的事總不會錯的。快到集上去吧。」
於是她替他裹好圍巾，因為她做這件事比他能幹；她把它打成一個雙蝴蝶結，看起來非常漂亮。然後她用她的手掌心把他的帽子擦了幾下，同時在他溫暖的嘴上接了一個吻。這樣，他就騎著這匹馬兒走了。他要拿它去賣，或者把它換一件什麼東西。是的，老頭兒知道他應該怎樣來辦事情的。
太陽照得像火一樣，天上見不到一塊烏雲。路上布滿了灰塵，因為有許多去趕集的人不是趕著車子，便是騎著馬，或者步行。太陽是火熱的，路上沒有一塊地方可以找到蔭處。
這時有一個人拖著步子，趕著一頭母牛走來。這頭母牛很漂亮，不比任何母牛差。
「它一定能產出最好的奶！」農人想，「把馬兒換一頭牛吧——這一定很合算。」
「喂，你牽著一頭牛！」他說，「我們可不可以在一起聊幾句？聽我講吧——我想一匹馬比一頭牛的價值大，不過這點我倒不在乎。一頭牛對於我更有用。你願意跟我交換嗎？」
「我當然願意的！」牽著牛的人說。於是他們就交換了。
這樁生意就做成了，農人很可以回家去的，因為他所要做的事情已經做了。不過他既然計劃去趕集，所以他就決定去趕集，就是去看一下也好。因此他就牽著他的牛去了。
他很快地向前走，牛也很快地向前走。不一會兒他們趕上了一個趕羊的人。這是一隻很漂亮的肥羊，非常健壯，毛也好。
「我倒很想有這匹牲口，」農人心裡想，「它可以在我們的溝旁邊找到許多草吃。冬天它可以跟我們一起待在屋子裡。有一頭羊可能比有一頭牛更實際些吧。我們交換好嗎？」
趕羊人當然是很願意的，所以這筆生意馬上就成交了。於是農人就牽著他的一頭羊在大路上繼續往前走。
他在路上一個橫柵欄旁邊看到另一個人，這人臂下夾著一隻大鵝。
「你夾著一個多麼重的傢伙！」農人說，「它的毛長得多，而且它又很肥！如果把它繫上一根線，放在我們的小池子里，那倒是蠻好的呢。我的老女人可以收集些菜頭果皮給它吃。她說過不知多少次：『我真希望有一隻鵝！』現在她可以有一隻了。——它應該屬於她才是。你願不願交換？我把我的羊換你的鵝，而且我還要感謝你。」
對方一點也不表示反對，所以他們就交換了；這個農人得到了一隻鵝。
安徒生《老頭子做事總不會錯》：婚姻中的相處之道
這時他已經走進了城。公路上的人越來越多，人和牲口擠作一團。他們在路上走，緊貼著溝沿走，一直走到柵欄那兒收稅人的馬鈴薯田裡去了。這人有一隻母雞，她被系在田裡，為的是怕人多把她嚇慌了，弄得她跑掉。這是一隻短尾巴的雞，她不停地眨著一隻眼睛；看起來倒是蠻漂亮的。「咕！咕！」這雞說。她說這話的時候，究竟心中在想什麼東西，我不能告訴你。不過，這個種田人一看見，心中就想：「這是我一生所看到的最好的雞！咳，她甚至比我們牧師的那隻抱雞母雞還要好。我的天，我倒很想有這隻雞哩！一隻雞總會找到一些麥粒，自己養活自己的。我想拿這隻鵝來換這隻雞，一定不會吃虧。」
「我們交換好嗎？」他說。
「交換！」對方說，「唔，那也不壞！」
這樣，他們就交換了。柵欄旁的那個收稅人得到了鵝；這個庄稼人帶走了雞。
他在到集上去的路上已經做了不少的生意了。天氣很熱，他也感到累，他想吃點東西，喝一杯燒酒。他現在來到了一個酒店門口，他正想要走進去，但店裡一個夥計走出來了；他們恰恰在門口碰頭。這夥計背著一滿袋子的東西。
「你袋子里裝的是什麼東西？」農人問。
「爛蘋果，」夥計說，「一滿袋子餵豬的爛蘋果。」
「這堆東西可不少！我倒希望我那待在家裡的老婆能見見這個世面呢。去年我們炭棚子旁的那棵老蘋果樹只結了一個蘋果。我們把它保藏起來。它在碗櫃一直待到裂開為止。『那總算是一筆財產呀，』我的老婆說。現在她可以看到一大堆財產了！是的，我希望她能看看。」
「你打算出什麼價錢呢？」夥計問。
「價錢嗎？我想拿我的雞來交換。」
所以他就拿出那隻雞來，換得了一袋子爛蘋果。他走進酒店，一直到酒吧間里來。他把這袋子蘋果放在爐子旁邊靠著，一點也沒有想到爐子燒得正旺。房間里有許多客人——販馬的，販牛的，還有兩個英國人：他們非常有錢，他們的腰包都是鼓得滿滿的。他們還打起賭來呢。關於這事的下文，你且聽吧。
噝—噝—噝！噝—噝—噝！爐子旁邊發出的是什麼聲音呢？這是蘋果開始在烤爛的聲音。
「那是什麼呢？」
唔，他們不久就知道了。他怎樣把一匹馬換得了一頭牛，以及隨後一連串的交換，一直到換得爛蘋果為止的這整個故事，都由他親自講出來了。
「乖乖！你回到家裡去時，保管你的老婆結結實實地打你一頓！」那兩個英國人說，「她一定會跟你吵一陣。」
「我將會得到一個吻，而不是一頓痛打，」這農人說，「我的女人將會說：老頭子做的事兒總是對的。」
「我們打一個賭好嗎？」英國人說，「我們可以用滿桶的金幣來打賭——一百鎊對一百一十二鎊！」
「一斗金幣就夠了，」農人回答說，「我只能拿出一斗蘋果來打賭，但是我可以把我自己和我的老女人加進去——我想這加起來可以抵得上總數吧。」
「好極了！好極了！」英國人說。於是賭注就這麼確定了。店老闆的車子開出來了。那兩個英國人坐上去，農人也上去，爛蘋果也坐上去了。不一會兒他們來到了農人的屋子面前。
「晚安，老太太。」
「晚安，老頭子。」
「我已經把東西換來了！」
「是的，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知道。」老太婆說。
於是她擁抱著他，把那袋東西和客人都忘記掉了。
「我把那匹馬換了一頭母牛。」他說。
「感謝老天爺，我們有牛奶吃了，」老太婆說，「現在我們桌上可以有奶做的食物、黃油和干乳酪了！這真是一樁最好的交易！」
「是的，不過我把那頭牛換了一隻羊。」
「啊，那更好！」老太婆說，「你真想得周到：我們給羊吃的草有的是。現在我們可以有羊奶、羊乳酪、羊毛夾克、羊毛襪子了！是的，還可以有羊毛睡衣！一頭母牛可產不了這麼多的東西！她的毛只會白白地落掉。你真是一個想得非常周到的丈夫！」
「不過我把羊又換了一隻鵝！」
「親愛的老頭子，那麼我們今年在馬丁節的時候真的可以有鵝肉吃了。你老是想種種辦法來使我快樂。這真是一個美麗的想法！我們可以把這鵝系住，在馬丁節以前它就可以長肥了。」
「不過我把這隻鵝換了一隻雞。」丈夫說。
「一隻雞？這樁交易做得好！」太太說，「雞會生蛋，蛋可以孵小雞，那麼我們將要有一大群小雞，將可以養一大院子的雞了！啊，這正是我所希望的一件事情。」
「是的，不過我已經把那隻雞換了一袋子爛蘋果。」
「什麼！現在我非得給你一個吻不可，」老太婆說，「謝謝你，我的好丈夫！現在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你知道，今天你離開以後，我就想今晚要做一點好東西給你吃。我想最好是雞蛋餅加點香菜。我有雞蛋，不過我沒有香菜。所以我到學校老師那兒去——我知道他們種有香菜。不過老師的太太、那個寶貝婆娘，是一個吝嗇的女人。我請求她借給我一點。『借』？她對我說，『我們的菜園裡什麼也不長，連一個爛蘋果都不結。我甚至連一個爛蘋果都沒法借給你呢。』不過現在我可以借給她十個，甚至一整袋子爛蘋果呢。老頭子，這真叫人好笑！」
她說完這話后就在他的嘴上接了一個響亮的吻。
「我喜歡看這幅情景！」那兩個英國人齊聲說，「老是走下坡路，卻老是快樂。這件事本身就值錢。」
所以他們就付給這個種田人一百一十二鎊金子，因為他沒有挨打，而是得到了吻。
是的，如果一個太太相信自己丈夫是世上最聰明的人，並承認他所做的事總是對的，她一定會得到好處。
請聽著，這是一個故事！這是我在小時候聽到的。現在你也聽到它了，並且知道那個老頭子做的事兒總是對的。

如何理解生命本身的政治？
「隨著醫學和生命科學的發展，21世紀的我們是誰？我們生存其中的社會有什麼樣的變化？」《生命本身的政治》一書拋出了這樣一個發問。作者尼古拉斯•羅斯（Nicholas Rose）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他從生物醫學的發展出發，探討人類生命與生物技術普遍政治化的狀況。
何謂生命政治？
在《性史》第一卷中，傅柯提出了一種雙重的圖解，來說明何為「生命權力」：一方面是致力於人體的身體解剖學，試圖充分利用個體的力量，使其融入高效的體系之中；另一方面是集中於人口的生命政治學，試圖充分發揮一個族群的力量，從出生、發病、死亡率、壽命等方面進行監管和控制。在傅柯的意義上，生命政治實質上是要以最少的經濟、政治成本，獲得最大的治理效果，遵循的是效率最大化的功利主義邏輯。具體地說，生命政治，就是調節和管理生命的積極權力，微觀層面上保障公民個體生命的安全、勞動力的充足，宏觀層面上則是促進和優化社會與人口再生產的機制。
生命權力不僅僅考慮細節層面上的個體，而且要通過宏觀的機制來調節作為總體的人口。傅柯在法蘭西學院的演講《安全、領土與人口》中指出，「人口」已成為一種治理術。新的治理藝術不再僅僅確保領土的治理，而是強調人口的治理，最終的治理目標就是人口的福利——提高健康質量、延長平均壽命等等。「人口不再僅僅是表明統治者力量的標誌，而且是國家和統治者力量的源泉」（注一），對人口治理的有效與否，將直接決定國家的統治是否鞏固、國家的綜合實力與地位是否提高。
新自由主義發展史的重寫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傅柯在這裡引入了分析權力-君主兩大傳統。前者試圖批判權力效應，解開權力的運作，質疑國家的合理性，而後者堅持盧梭的道路。（鏈接）
21世紀的醫學變化
傅柯在《臨床醫學的誕生》（1973）中分析了疾病和醫學如何在個體身體上佔據一席之地，讓我們瞭解到19世紀初對醫學知識的認識論與技術重構，是通過眾多與醫學相距甚遠的方面相互交織而產生的，例如援助法律與援助實踐的變化、針對發病率與死亡率的新型數據統計、屍體解剖等等。不過，援引傅柯的重點在於，一直到20世紀前半期，臨床醫學凝視的對象依舊是「身體本身」。到了21世紀，不斷提高的生物醫學技術——遺傳篩查、基因工程、器官移植、精神藥物等——都將引發關於「生命」的嶄新可能性，而潛在的新興生命形式也必定產生不同於以往的一系列變化。
罗斯在《生命本身的政治》一书中指出，当代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已经历了一種階躍變化，我們操縱自己的生命力、發育、新陳代謝、器官和大腦的能力出現了質的增強。傳統認識中，我們認知自己身體的方式，往往聯繫到肢體、器官、組織、血液這些「克分子」的層面——正如臨床醫學在19世紀作為焦點的、可被凝視的、被解剖的軀體。然而，在醫學的可視化技術發展之後（如X射線、腦電圖、核磁共振成像掃描、DNA序列基因被視覺化等等），我們的身體已經可以在「分子」層面上被凝視，人類生命也被認為是一系列可理解的分子實體之間的生命機制。基於「分子」的醫學研究，已經在以下幾個領域超越了傳統醫學的「治療」：第一，優生——如產前診斷、胚胎選擇、藥物矯正；第二，運動能力；第三，抗衰老；第四，改善情緒——改善記憶、藥物抗抑鬱等。最重要的兩個嶄新的醫學觀念是「易感性」和「增強」，前者旨在預防，介入尚未有明顯症狀的現有狀態以預防疾病風險；後者旨在增強我們的身心機能，尤其是情緒增強和認知增強。「易感性」和「增強」聽上去似乎與傳統養生學類似，但已不再是經驗的，而是經過生物醫學技術實證的，不再是克分子的而是分子式的醫學治療目標。
同時，醫學管轄的範圍持續擴張——逐漸延伸到了傳統的病害之外，控制慢性病、管理生殖、評控風險、改善健康，從營養品銷售到高端精密醫療器械，日常生活的許多方面都訴諸醫學權威的建議。尼古拉斯•羅斯認為，醫生和藥物治療的不再僅僅是疾病，而是幾乎可以被無限擴大和塑造的風險帝國。儘管公共健康醫學一直以來都致力於預防疾病和促進健康，但是這些以「治療風險」為名針對個體的醫藥實踐，以及對身體變化進行預防性的長期介入，已經成為21世紀生命政治的最為重要的方面之一。
而一種建立在跨國資本基礎上的，侵略性的生物醫藥資本主義，也在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甚至影響著與醫藥無關的道德和政治領域。在20世紀末，醫學研究中有一種「10/90差距」的現象：全世界只有10%的經費（約3億美元）被用於90%的世界健康問題。而到了21世紀初，根據《無國界醫生》的統計，這一資源分配的佔比已經下降到了不到4%（約35億美元），而剩餘96%的經費（約1000億美元）被用於10%的世界健康問題，如抑鬱症或中樞神經系統紊亂等。這是因為，治療這10%健康問題的藥物進入市場的機會比其餘藥物要高出13倍。
「潛能」算是阿甘本其中一個核心概念，這概念關乎他對整個西方政治存有論中的核心討論，此概念可以追溯至亞里士多德的「潛能」和「實現」，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註解，「潛能」有兩種模態︰一種是「成為之潛能」，另一種是「不成為之潛能」。阿甘本尤其關心第二種對於潛能之理解，這種所謂具備「不成為之潛能」，並非某種失敗、無能或欠缺這種帶有負面意義之物，它所指的是保存在純潛能的狀態，並沒有被帶到存在實現的層面。阿甘本所考慮的問題非常深刻︰究竟人能否天生無效？或簡單地說，人是否有特定目標要完成？（鏈接）
幾個疑問：主體性、身份與權力
女性主義者宣告「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自我」時，將身體作為了政治行動中的重要一環，必須將自然有機體式的身體從異化狀態中贖救，由自己來維護自己的身體。唐娜•哈拉維的賽博格式女性主義表明（注二），21世紀生物醫學技術的新語境產生了新興的生命形式，我們的個體與集體身份、責任與義務、以及我們與世界的關係等問題，也許可以從下述幾個方面來重新思考和回答。
第一，生物資本的「健康」營銷。生物學或醫學想要在分子層面上進行科學研究，必然需要巨額投資。如今，巨額投資不再由政府公共支出，而是來自私企的風險投資。生物醫學技術在某種意義上符合資本化的需要和商業利益：生物經濟的交換循環，以獲得生物過程中的潛在價值為其組織原則，這種潛在價值同時還是人類健康和經濟增長的價值。「生物資本」這一術語，變得日益常規化，與生物技術產業革命相聯繫，與跨國資本主義環路相融合，以便調動和聯合多樣的資源。
以前，推行生命政治策略往往是通過改變生活方式、運用醫學介入治癒病變；而現在，人們往往是以消費者的身份，通過各種市場和消費文化產生的慾望來介入治療和改變自己的身體。這一轉變可以簡稱為「從標準化醫療到定制健康」。前者的時代可以被稱作優生學時代，那時生命的異常狀態是對國家經濟的一種消耗，因為公共財政必須資助非健康的生命；但在人人都願意「定制健康」的今天，生命病變卻是創造私人利潤、讓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潛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生物醫學技術「發明」了一系列疾病。在全民追求的「健康」之中，控制心靈的精神治療技術和制藥技術促使個體不斷地評估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狀態，促使個體以醫學保健的方式理解自己，通過求助於市場上的藥物，來恢復和塑造那個「想象的」自我。
第二，生物醫學在身份實踐中越來越重要，新技術從各個層面介入人體（從外表層面的整容到分子層面的基因療法），但並非所有人都擁有平等的生物公民身份。
在19和20世紀，公民身份除了文化與語言的構成因素，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從生物學角度理解「民族性」概念的：在德國，1913年的公民身份法就是依據血統對民族性和公民身份進行法律界定。同期的墨西哥也如此定義種族特徵。21世紀，民族遺傳的獨特性已經成為了生物醫學和醫藥商業開發的主要資源，針對芬蘭的遺傳學研究聲稱發現了許多與精神疾病有關的基因，這些疾病成為了潛在的寶貴資源，而不再是國家醫療的負擔。許多生物社會團體會圍繞著某種共同的身體或遺傳狀態組織起來，採取一系列行動：反對醫學知識的權力、爭取更好的治療待遇、要求賠償與尊重等等，如艾滋病行動主義者的「社群」——這些生物公民團體主動且負責地與身份政治連接起來，而利用資金利潤和股東價值來衡量生物醫學的公司，也積極地參與生物公民身份的構建，將生物教育與品牌營銷緊密結合。
然而，對不同種族的基因與遺傳的醫學研究，很有可能向種族化醫學實踐過渡，預示著曾經的「種族科學」再度覺醒。在21世紀，「種族」這一概念處於基因組、細胞的「分子」醫學和依據文化多樣性、自我認識的「克分子」要素之間，正如哈拉維所認為的，充滿矛盾的關於種族、健康和生命的分子生命政治正在形成。（注三）基因組醫學倘若以種族對生命進行區分，顯然有助於支持和掩蓋結構性不平等以及種族主義，譬如通過對不同族裔的生物醫學考察，發現特定族裔出現頻率更高的疾病種類，然後將群體間的這種健康差異進行過分強調，以便抹除背後的社會經濟與環境差異。在新的生物經濟學循環和生物科學的大規模資本化等方面，族群差異可能是重要的，在人們將「健康」作為自我倫理首要關注目標的今天，如何重新理解和塑造個體與集體的身份關係？
第三，可以說，腦科學與神經化學的研究已經超越了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心靈只是人類大腦的所作所為，這是對人類本體認識的一種轉變。新的精神病學研究正面對著一個至關重要的倫理問題，我們如何確認抗精神病藥物不會使我們成為《飛越瘋人院》中的邁克•墨菲？（注四）
從20世紀後半期開始，精神病治療成為了制藥業中一個巨大的盈利市場。許多大制藥公司大量投資研發和試驗精神病藥物，而人們對抑鬱症、焦慮症等心理異常狀態的關注，更加促進了精神病藥理學的發展，制藥業再次成為了連接公共健康和股東價值的紐帶。德勒茲曾經提出當代社會不再是傅柯指出的規訓社會，而是控制社會，控制將會進入藥物產品、分子工程、基因操控等。面對這種反烏托邦的寓言，需要謹慎地對待新的精神病治療技術與制藥技術，因其迫使個體不斷地進行風險控制和情緒認知，從神經化學的角度理解「自我」。
第四，一種新的關於控制的分子生命政治正在形成。在美國的一些案例中，來自大腦掃描成像的證據已經被法庭採納，以便支持生理損傷辯護。雖然在課刑方面，生物學觀念並沒有取代道德責任，但是這極有可能產生一種不正常的權力——與傅柯的規訓權力如出一轍——要求「預防性地監禁、管制」。這是一種控制策略，是一種新的「關於控制的分子生命政治」。生物犯罪學若被納入犯罪管理的公共健康政策，就將從神經學、腦科學角度致力於發現潛在的反社會個體，並對他們進行預防性干預：在兒童醫院、學校體檢中發現、預測和控制生理因素，從而在分子層面上消除潛在的暴力性威脅。面對這種新的控制策略，我們如何理解和看待其中的權力、知識、倫理准則與主體性之間的關係？
我們的生命已經向著經濟開發、獲取生物價值以及生命本身的政治開放了，我們正在見證新技術的誕生，也將承擔相應的責任、產生相應的憂慮。類似於韋伯指出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我們的時代迎來的是一種「身體倫理與生物資本精神」。
註釋
注一：米歇爾•傅柯：《安全、領土與人口》，錢翰、陳曉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頁。
注二：1985年，哈拉維發表了一篇題為<賽博格宣言：20世紀晚期的科學、技術和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的文章，確立了「賽博格女性主義」的概念。
注三：唐娜•哈拉維劃分了三個時期：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上半期，種族以血統、身體、親屬關係、民族、語言文化等為依據；二戰結束後到千禧年之前，種族概念被淡化，通過遷移、婚姻與其他人口群互相影響和混合；從21世紀開始，種族重新回到了基因組的視野之中，以分子的、信息的、可操控的、可利用的形式存在於電子數據庫和實驗室中。
注四：《飛越瘋人院》中，為了治療「精神失常」的邁克•墨菲，醫生對他實施了額葉切除術，使他喪失了思維能力。發現額葉切除術在治療精神病中具有價值的埃加斯•莫尼斯，曾獲1949年諾貝爾醫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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