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朝鳳宗族

你不知道的貧窮日本：靠打零工年收百萬日圓，晚上找不到地方過夜的「麥當勞難民」-風傳媒

網咖難民」、「麥當勞難民」（指在24小時營業的網咖或麥當勞過夜的人）等名詞，源自2000年代後半，許多生活較困窘的民眾，會在24小時營業、低消僅需一杯咖啡的商店過夜的現象。「白天打零工，晚上夜宿麥當勞---你不知道的貧窮日本：靠打零工年收百萬日圓，晚上找不到地方過夜的「麥當勞難民」-風傳媒 http://bit.ly/2MGmg1A

拒絕赤貧「沒有人是局外人」　陳建仁：大家是一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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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貧窮者學習行動聯盟」發起的「貧窮人的台北」系列活動，昨天在台北街頭有超過百人露宿街頭感受「一夜無家」後，今天再從愛國東路、杭州南路口遊行到曾是台北最大貧困眷村所在地大安森林公園舉行植樹儀式，副總統陳建仁到場主持儀式，與會者在其致詞時高舉「沒有人是局外人」的毛巾；陳建仁也當場回應，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是局外人，大家都是一體的。陳建仁說，過去貧窮被認為是個人問題，現在都知道這觀點是錯誤的，所謂的貧窮是結構性壓迫、制度性不公平、剝削所造成的。今天的活動很有意義，是要對貧窮看見、聆聽、體驗、團結，每個貧窮的人都要得到足夠的人權保障，如果無法拒絕貧窮，台灣人權保障就是有所缺陷。陳建仁說，中央和地方政府要一起努力拒絕貧窮，面對貧窮不只要關切，還要人格提升跟社會合而為一，理解及解決貧窮問題是政府的責任，6月政府推動的兒童及少年發展帳戶，就是要提供經費要讓貧困家庭孩童可以得到健全身心發展。主辦單位說，1987年10月17日是第一次世界拒絕貧窮日，10萬名人權護衛者在巴黎自由人權廣場所做宣告，台灣也在1996年10月17日在大安森林公園種下「希望之樹」響應這活動，今天再由陳建仁、監察院副院長孫大川、台北市副市長林欽榮共同在大安森林公園種植三棵樹，象徵政府承諾未來要積極建立城市共榮的願景。主辦單位說，大安森林公園是電影《搭錯車》中孫越飾演的啞叔，被拆遷房子的原址，那裏曾是數千人的家園，希望未來能在大安森林公園立碑，期盼社會共生共榮。（洪敏隆／台北報導）

【日本now】年薪也會遺傳的，是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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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近幾年大搞泡沫型安倍經濟學，貧富差距加大，階級固定化。窮人家小孩上不起好大學，找不到好工作，跟父母一樣淪為低收入群，貧窮DNA會代代遺傳下去；而高收入者子女受好教育，領高薪，也比別人在就業創業上有絕對優勢。因此有說法是「年薪會遺傳」，這是真的嗎？
日本三化：社會貧窮化，階級凝固化，財富集中化
這或許只說對了部分，因為許多專家認為中低收入者連要領到父兄輩的薪水都很困難，年薪DNA越來越弱化；連想拿跟老爸一樣的底薪都很不容易呢！
以前日本人都覺得日本是很公平的社會，只要有努力必然有回報，無法進好大學、到一流企業做事是自己不夠努力。但最近發現這些居然有相當成分是遺傳的，因為從容貌開始到各種機會的擁有，顯然出身富裕家庭的人有利多了。
像日本以前總說「東大無美女」，因為能進東京大學的女生都是十年寒窗，不在乎自己的容貌打扮。但現在日本東大生大多出身富裕家庭，過半是年薪1000萬日圓以上的家庭；年薪在450萬日圓以下的只有一成多一點而已。
父母也都相貌堂堂，往往是高薪優男娶美女的結合。生出來的女兒容貌工整，而且注重保養打扮，從小就有家教等伴讀，或從小就上著名升學私校。因此這則「成語」多年前就過時了，變成了「東大多美女」。東大出身的女藝人不少，還有東大美女寫真集問世等。
日本社會也越來越「普通」，跟美國一樣，就業升遷都逐漸跟容貌有關。有調查研究指出，日本22-69歲男性，如果20歲時容貌自我評價是30分（百分滿分）以下的話，將來當主管的人只有6%；但如果自我評價是80分以上的男人，則當上主管的比例高達6成；年薪也差很多，前者是533萬日圓，後者高達823萬日圓。女性狀況也呈現差不多的比例。對容貌的自我評價如果跟他人的評價一致，更是如魚得水，很容易獲得上司的提拔或顧客的信任。
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貧富差距，貧窮會造成教育機會的不均衡。從各種調查統計來看，在社會上成功的優秀的父母，會比較容易教養出優秀的孩子。日本有些關於雙胞胎的調查，顯示在一般情形下，智能8成、推理能力7成會遺傳；但反過來說，努力並非沒有意義，日本也不斷推出「考上東大的方法」的書；也有許多實例顯示即使低收入，但對教育熱心的父母也有可能讓子女考上東大等名校。
問題是：即使考上東大或拿到碩士、博士又怎樣，也未必能找到理想的工作。除了受限於出身家庭的人際關係等，主要還是「孩子是看父母的樣長大的」，尤其行動遺傳學上，人許多遺傳是年紀越大越會突顯出來的。人有迴避風險的本能，尤其男人都至少不想拿比老爸低的薪資，因此年收300萬日圓家庭的孩子，會以400萬日圓年薪為目標，拿到就很滿足了；而年收1000萬日圓的家庭出身的孩子，只拿900萬日圓會很不滿，野心與可能性也會遺傳。
日本東京街頭，一如往昔人潮流動，但日本社會的階級結構已經慢慢不流動了。圖／劉黎兒攝影
日本年輕人買得起房子，台灣年輕人與買房無緣
另一方面，雖說年薪也會遺傳，但事實上，整個日本因為人口減少，社會保障負擔越來越大，每個人的可處分所得（實質能花用的收入）連續16年都在減少中。到2050年，日本勞動人口將比現在少2千萬人，只剩4千多萬人，每2人現役勞動者要養1個老人，因此賺到的錢，大部分要繳稅；社會保障的國民負擔率將達70%-80%，只剩下3成才是可以花用的收入。即使繼承父母的能力與優勢，絕大多數的人，要擁有跟父母一樣的收入已經不太可能了。
從這種角度來看，年薪不會遺傳，因為人類壽命變長，對老人的負擔太大，整個社會全盤貧窮化；另一方面貧富差距擴大，中低受薪階級差距反而縮小，但經營層可能財富越來越集中。
類似的貧窮遺傳、年薪遺傳的現象，全球都在發生中，台灣更不例外。台灣的階級固化，因為年輕人超級低薪化，更為嚴重。而且跟日本相比，台灣年輕人最可憐的是即使領到中級收入，要買房幾乎不可能。但是日本即使年收300萬日圓的低收入者，只要稍微省吃儉用，也還能在東京買到中古公寓或年數較長點的獨棟洋房，因為現在房價都不到2千萬日圓，也就是5、6年的所得。至於年收500、600萬日圓的人則選項更多了。雖然人生未必需要買房，但是絕大多數台灣年輕人從一開始就被註定不能買房的「遺傳」，這也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政府不能再繼續加強這項遺傳的程度了。
日本最大的展覽場地，稱為Tokyo Big Sight，建於1996年。當時無法預料，日本連發展機會也向有錢人集中，窮人要Big Sight，難了。圖／劉黎兒攝影

2021/07/10, 社會
【家扶國際服務影展】作為一名社工，面對真實且脆弱的貧窮，是無力和無奈
疫情、突發疾病、意外，都是讓人們落入貧窮的「轉捩點」，貧窮的脆弱以及變動性，不只可能讓脫離貧窮狀態的人們重回貧困，我們每個人也都可能因各種變動而落入這種真實。
文：劉心穎（家扶基金會專員）
什麼是貧窮？對於許多人來說，月底的時候總能「感受」到一股生存的壓迫感就在我們身旁；然而安居樂業、生活穩定的時候，又會覺得這只是種若有似無、亦遠亦近的「概念」。
那麼貧窮究竟是事實、概念，或只是種主觀的感受？實際上，就連最嚴謹的學術界也尚未達成共識，因而難以找到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論述來加以定義。最常被使用的定義可以分為相對貧窮（relative poverty）和絕對貧窮（abusolute poverty）兩種。
絕對貧窮，是以貧窮線為劃分，即「足夠維持基本生存所需（飲食、居住、衣著）的最低生活水準」，美國、世界銀行都以此為判定標準。相對貧窮則認為貧窮不只是缺乏生活必需品，而是基於社會比較，一種相對剝奪的概念，目前台灣「準貧窮線」的認定方式即是根植於此。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衍生的貧窮詞彙，例如和主觀貧窮（subjective poverty）、工作貧窮（working poor）、青年貧窮等。
然而，比起艱深的名詞釋義，或者學理探討，這篇文章更想著墨的是工作所見的「真實」。正如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Banerjee和Duflo在《窮人的經濟學》一書中所提醒的：思考如何改善貧窮之前，應該理解到貧窮及衍生問題發生在錯綜複雜的現實面，絕非宏觀數據能夠輕易概括。
所以，貧窮的現實是什麼呢？作為一名社工，或許是所有行業中，最靠近貧窮者的工作了，基於這樣的「區位優勢」，我想試著分享助人工作者所見的貧窮，以及社工專業和國際援助發展（尤其專注於在地兒童和家庭）長久以來如何回應和處理貧窮問題。
對社工而言，貧窮是一種真實，然而在我投入社會工作之前，貧窮是件距離我生活十萬八千里遠的事情。猶記初出茅廬第一次家訪的我，所見的真實，是難以言喻的沉重。
我的個案是一位國小三年級的小女生，案母是新住民媽媽，獨自照顧女兒和因為工安事件而半身癱瘓的先生。三個人住在10坪大的空間，案母靠著政府補助和案父的勞保理賠金維持生活。初次訪視的時候，我拿著一些生活必需品（一袋米、醬油、沙拉油，好像還有衛生紙和尿布），有點不知所措地進門。那天一邊與個案和案媽閒（尬）聊，一邊跟著做家庭代工。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曾學習過的專業工作方法完全派不上用場，只感受到自己是名外來者，踏入了另一個世界。
家訪結束後，我在田間小路上騎著摩托車，四周都是水田，他們家幽微的燈光飄搖在一片漆黑當中。剎那間我意識到，他們在社會中或許也是這樣隱晦且微弱的存在。那是我第一次離貧窮如此近，從此以後貧窮於我，不再只是開案資料上的一串文字敘述。不過很遺憾地，現實中往往不會出現童話故事裡的happy ending，許多家庭仍然在貧困中掙扎。可是那盞燈，仍指引我在這塊領域持續耕耘。
作為一名社工， 看見真實只是這份工作的第一個挑戰，隨著真實而來的是難以想像的脆弱。
一個我們所服務的蒙古家庭，一家五口居住在直徑約5公尺大的蒙古包中，睡覺、煮飯、生活起居都在裡頭（廁所除外，有時在蒙古包外，有時需要走五分鐘到社區的公用衛浴），取水則需要提著水桶跑到幾公里外的供水站，再提著沉重的水桶走幾公里回來。案母染疫後，由於必須住院接受治療，案父只好邊工作邊照顧三個小孩。原以為已經不算好的狀態，在二個孩子相繼染疫後，更是雪上加霜。即便蒙古的醫療費用不高，案父仍需要奔波照料家人，不得不暫停工作。幸運的是家人已逐漸康復，只是工作與生計還得重新籌謀。
去（2020）年世界銀行指出， 因為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區域衝突和氣候變遷，過去20年來已穩定下降的極度貧窮人口首度攀升， 預估今（2021）年將增加1億5000萬名極度貧窮人口（請注意這僅僅是額外增加的部分，並沒有算進原本就屬於極度貧窮的人口數）。這會使全球極度貧窮人口的佔比，從2019的8.4%上升至最高9.4%，重挫全球在脫貧和扶貧方面的努力。
疫情、突發疾病、意外，都是讓人們落入貧窮的「轉捩點」，貧窮的脆弱以及變動性，不只可能讓脫離貧窮狀態的人們重回貧困，我們每個人也都可能因各種變動而落入這種真實。
作為一名社工，真實且脆弱的貧窮，是無力和無奈，也是社工們花費大半青春年華搏鬥的對象。
我常常說社工「住海邊」，因為我們真的管很寬！以上述二個例子來說，從家庭的生計、一家人的健康到孩子未來的教育，甚至住家附近的環境，都屬社工們「創造改變」的範圍。我們需要評估眼前的家庭所缺少和擁有的，以及自己手上所能調動的有限資源，試著從家庭的各個生活層面來盡可能地保障他們不再落入更危險的生活狀態。我們每月提供生活補助、日常營養品；和學校合作，提供免費的營養午餐；和區政府合作，蓋供水站和廁所；甚至孩子長大了，想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我們也提供獎助學金。社工嘗試從服務對象的各種生活層面，撼動貧窮，並引導他們適切發展。
從小孩到大人、從生活到夢想，作為一個最靠近真實的人，我們希望自己在這場與貧窮的拔河中，即使不能成為拉一把的關鍵角色，也盡力保護我們的服務對象不致落入無盡深淵。即使貧窮讓人無力又無奈，任何一個人也不應該因此失去做夢的機會。
一些機會加上一點點目標明確的協助，有時候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窮人的經濟學》
倘若詢問社工，是什麼樣的理由讓他們願意繼續從事這份工作？獲得的答案十之八九想必會跟改變有關。從事社會工作，有很大層面都在追求和創造改變的機會，而任何些許的改變，都可能會打開一扇門或窗，讓光線照進幽暗的長廊，指引前行的方向。
有句話是這麼說的：「助貧，不是一個人做了很多，而是每個人都做了一點點。」我深信，在付出那一點點以前，必須要先從看見背後的真實開始。今年暑假，我們舉辦了家扶國際影展，試著把這些真實透過電影和我們的對談呈現，邀請你一起來看見真實、發掘改變。
關於影展放映會＋與談活動：影展放映主題：貧窮日常
明天會更好｜Something Better to Come
Hanna Polak｜Denmark / Poland ｜2015｜Color｜98 min
電影《明天會更好》（Something Better to Come）是⼀段不平凡的求⽣故事，引領我們前往莫斯科紅場13英哩外的⼀座垃圾場。在這裡，⼈們掙扎與⽣活著…也渴望著⽣活可以變得更好！本場次邀請到家扶柬埔寨分事務所與⼈⽣百味， 交流於行動實踐時，觀察貧困社會現象的所⾒所聞，探索與相對邊緣或弱勢者之間更緊密連結的可能。
本次影展藉由影像的紀實與再現，環繞探討貧窮日常、教育、居住正義、強迫遷移、家的建設等主題，喚起人們對於國際服務與社會實踐的省思。並邀請大眾一同想像未來如何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共同生活，也思索個人或台灣在面對不同國際發展議題時，所能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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